对政治经济学的认识和理解范文

对政治经济学的认识和理解篇1

一、讲好导论是教学成功的起点

导论部分是学生接触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的开始。学生在高中阶段虽已了解到一些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但他们的许多认识是粗浅的、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因此，纠正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的错误认识，厘清政治经济学的准确内涵，就成为导论教学中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其次，多数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对经济学还没有一个基本的正确认识，因此，经济学的概念、研究内容以及经济学专业的作用等也应成为导论部分必须讲解的内容。我们的教学经验是，导论部分的讲授一般要花费4-6个学时，在讲授过程中，教师通过巧妙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讨论，解除学生对经济学专业的疑惑，纠正其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各种误解，提高学生学习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兴趣。最后，介绍一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最新动态，以及本课程的学习方法和考核方式。导论部分讲授的内容一般包括：

1、通过提问和讨论方式，了解学生学习经济学专业的动因，以及他们是如何认识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

2、从经济学发展史出发，介绍什么是经济学，什么是政治经济学；

3、介绍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厘清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政治理论课、邓小平理论课等相关课程之间的关系；

4、介绍政治经济学的学科特色和最新动态；

5、介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6、讲授经济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从实践经验来看，导论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导论部分的学习，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大增，这便为我们下一步的教学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引入案例教学是教学成功的关键

案例教学法，即运用案例来培养和训练学生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它通过向学生提供具体案例，组织学生围绕一个或几个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各自的见解，以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法早已被广泛应用于经济管理类、法学类及其他许多应用学科的教学中，并且收效明显。政治经济学课程具有理论性强的特点，抽象的理论推导，容易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采用案例教学法，可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案例教学中，教师经过精心准备，把抽象的理论转换成具体生动的事例即案例交给学生，并组织学生开展讨论。由于每一个案例的内容都是不同的，对青年学生有特殊的吸引力，可以激发他们主动思考，积极探讨。引入案例教学，把学生关心的现实问题拿到课堂上来，并让学生亲自参加讨论和分析，这不仅符合青年学生的思维特点，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同时也为政治经济学课理论联系实际找到了结合点，使学生学会自觉的运用所学理论去认识和解决社会实际问题。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和讨论，使学生感受到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从而增强了深入理解和接触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自觉性，使教学效果得到明显提高。案例教学法，是一种公认的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和提高学生全面素质的有效方法。由于这种教学法是通过一个真实的或模拟的具体情景，让学生置身于该情景之中，凭借案例材料所提供的信息和自身的认知能力，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相关理论，以当事人的身份去分析研究，寻找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学生之间的充分讨论去优选解决问题的方案。因此，在这种方式的学习中，即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老师按部就班的讲解，学生没有了任何依靠，只能靠自己动脑筋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并独立地做出判断和决策。可见案例分析为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能力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例如，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中揭示了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以及后来列宁提出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过去在学习这部分内容时，大部分学生只能机械的记公式、背概念，根本不理解其内在的必然性。我们将前苏联和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制定并执行了几十年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以及执行这一方针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加工整理成一个教学案例。把大量有关我国和前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统计数字交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做出分析和判断。通过充分的讨论，可以看出，学生不仅掌握了什么是“按比例发展”和“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以及这些规律存在的必然性，而且认识到了正确理解和运用这些规律的重要性，许多学生还从不同的角度剖析“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利弊，指出应该充分利用市场调节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合力来实现这些规律的要求并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这种教学效果，是采用传统教学法很难达到的。实践证明，将案例教学法引进政治经济学课教学不仅是必要、可行的，而且是有效的。所以，我们认为，引入案例教学是教学成功的关键。

三、坚持教研相长是教学成功的法宝

在历史上，经济学的发展体现为其研究内容中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分分合合，经济学的名称曾经是政治经济学，近十余年来西方经济学界又兴起了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热潮。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再到现代经济学中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实际上是人们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认识过程不断深入的体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价值不容置疑。高校教师积极投身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不仅可以提升其学术水平，而且可以增强其政治经济学素养。而教师要想教好政治经济学，必须拥有良好的政治经济学素养。故坚持教学与科研相长是教学成功的法宝。我们知道，《资本论》所阐述的共产社会是对未来的预期，需要高度的抽象能力和思考能力，而且在论述过程中，引用大量的实例进行分析，所阐述的是事物的本质。教师是《资本论》教学实践的主体，能否教好《资本论》，取决于教师的知识储备、教学经验以及教学方法。《资本论》是宏观且抽象的，缺乏直观性。试想，如果教师自己都不熟悉《资本论》的历史、背景，没有深刻领会《资本论》的思想，如何能教好学生？所以，教师在讲授中不仅要注重知识的广度，同时也要注重知识的深度与准确性。即，教师在想尽千万百计改进执教方法的同时，还要深入开展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科学研究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之路上长盛不衰。简言之，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工作，要求教师具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功底，在某些重要的问题上要以一定的理论研究做积淀。同时每位教师更要深刻地认识到，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与树立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科研为教学服务的理念是密不可分的。

四、结语

对政治经济学的认识和理解篇2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G64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750（2012）01009805

一、 引言

老一辈经济学家刘国光教授2005年曾撰文指出，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日益上升，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边缘化的状况令人担忧［1］。在这之后，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迅速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焦点。现实中，刘老担心的问题确实是存在的。在经济学类专业本科生的教学中，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均是教育部规定的核心课程，但是，在改革开放前政治经济学“一枝独秀”,20世纪90年代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平分秋色”，到本世纪初，政治经济学已“黯然失色”。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刘老所说的教育方针、教师和领导权问题外，两门课程教学内容的冲突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在课程设置上，财经类高校一般在大学一年级的第一学期就开设政治经济学，而在接下来的两个学期则先后开设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从以前被批判的对象变为正面讲授的必修课，这种“华丽转身”埋下了两门课程教学冲突的种子，让政治经济学“元气大伤”，也让学生感到困惑和无所适从［2］。

两门课程中会分析相同的经济现象，也会出现相同的概念，但是概念的内涵和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往往存在明显的差异或矛盾。第一学期政治经济学基础比较扎实的学生，往往在第二学期学习微观经济学后发现，自己原有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不断地被微观经济学“侵蚀”，知识体系被冲击得支离破碎。对于政治经济学基础不好的学生来说，他们未必能想到对两门课程内容进行比较，没有内心的疑惑，但是在他们的知识模块中，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一块，西方经济学理论是另外一块，两套自成体系的理论“互不干涉”，远远不能达到融会贯通的学习效果。这样的问题普遍存在于学生之中，甚至也存在于讲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教师之中。因而，系统的梳理和整合两门课程中“矛盾”的教学内容，妥善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改变学生“一团糨糊”或“两块铁板”的知识结构，同时提高两门课程教学效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 对两门课程中“冲突”教学内容的系统梳理

（一） 研究对象的“冲突”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3］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萨缪尔森指出：“经济学研究人和社会如何做出最终决定，在使用或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在现在或将来生产各种商品， 并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消费之用。”［4］比较而言，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源都是由一定社会集团或阶级所占有的，这种占有就形成了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经济利益关系。只有处理好这种关系（即生产关系），才能更好地配置社会资源，发展生产力。而西方经济学并不深入地研究生产关系，但这并不妨碍它同样拥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系统的经济理论。

（二） 价值价格理论的“冲突”

政治经济学的基石是劳动价值论，这一理论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西方经济学则认为，价值是能满足人们需要的效用，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消费者的主观心理感受，是由消费的最后一个商品给他带来的边际效用决定的，但是，同样的消费者消费不同的商品数量，边际效用会不一样。为了解决这一矛盾，马歇尔创立了供求价格理论，根据供给、需求及各自的弹性描述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认为供求双方相互作用达到均衡则形成均衡价格。瓦尔拉斯又在马歇尔局部均衡的基础上开创了一般均衡价格理论，通过阿罗和德布鲁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成了微观经济学的价格理论构造。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阐释所有要素和商品的价格是怎么达到一般均衡的，而政治经济学除了分析商品价格的变动以外，更重要的是指出了价格变化的基准。

（三） 分配理论和对核心概念理解的“冲突”

政治经济学的分配理论建筑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分配的价值是工人的活劳动创造出来的新价值，这部分新价值在劳动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之间分配，两者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有着极强的利益冲突。西方经济学中的分配理论就是其要素价格理论，土地、劳动、资本和企业家才能四个要素，按照它们提供给市场的数量和各自价格的乘积分别获得报酬，在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下，每种要素获得的报酬都刚好等于该种要素对于产出的贡献。

另外，两门课程中涉及的分配的核心概念，内涵也大相径庭。西方经济学认为利息是资本边际生产力的报酬，而政治经济学认为利息是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西方经济学认为工资是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报酬，政治经济学则认为工资只是工人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西方经济学认为利润是企业家才能的报酬，而政治经济学认为利润是由剩余价值转化而来的。总之，西方经济学的分配理论以边际生产力和均衡分析为主线，充满了利益的和谐；政治经济学的分配理论以价值和剩余价值分析为主线，充满了利益冲突。

（四） 失业和危机理论的“冲突”

政治经济学中的失业是与资本积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密切相关的，它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伴随的，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也是制度性的，它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必然是对抗的，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和千百万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危机的爆发就是这种对抗性生产关系的集中表现。西方经济学的失业和经济周期理论，极少从制度层面去发掘原因，而是寻找了很多非制度的原因。理论本身丰富多样。一般认为，失业有总需求不足型失业、经济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和自然失业，对于其中最为重要的需求不足型失业，西方经济学主要从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入手分析，但是未触及收入分配等更为本质性的经济利益关系。经济周期理论也是如此，仅仅从货币冲击、投资冲击、消费不足以及技术冲击的外生视角来观察，从未考虑经济危机的制度内生性原因。

三、 正确引导学生认识教学内容冲突的根本原因，深刻把握问题的本质

两门课程教学内容冲突的根源在于两大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冲突，而两大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冲突又植根于它们截然不同的历史观、产生背景和研究目的。厘清两门学科不同的历史观、产生背景和研究目的，有利于学生从根本上理解教学内容冲突的原因，对掌握教学内容也会更为有利。

（一）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两门学科的历史观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 将社会发展看作一个由客观规律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过程， 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不是永恒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终究会被另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所代替。因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将制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中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和走向灭亡的命运。而西方经济学建立在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看做永恒的，因而它不关注制度的研究，而是在既定的制度条件下研究资源配置及其运行规律。两种不同的哲学历史观是两门课程教学内容“冲突”的深层次根源。正是哲学历史观的分野决定了两门学科不同的研究对象、不同的价值与分配理论以及对于危机和经济周期的看法。

（二） 引导学生从两门学科产生的背景与研究目的来看待教学内容的“冲突”

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是在无产阶级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后由于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为革命的经济学是有道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和阶级矛盾，阐明它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政治经济学产生的背景和研究目的，决定了它的研究对象必然是生产关系或经济利益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关注阶级矛盾，而工资和利润的矛盾是阶级矛盾的经济根源。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分配理论在不遗余力地揭示利益冲突，劳动价值论说明了工资和利润都是雇用工人创造的新价值，工资和利润之间此消彼长。他还从剩余价值分割的具体形态来看待各种资本获得的利润以及利息、股息和地租，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剥削的本质。他的资本积累、失业和经济危机理论也都是通过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来印证其必然走向灭亡趋势的判断。总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价值理论、分配理论以及失业和危机理论无一例外地都是服务于它的研究目的――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并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

西方经济学则完全不一样。现代西方经济学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后，为了适应西方国家富国裕民的目标而产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让资产阶级获得了政权，这样的制度无疑对于他们是再合理不过的了，因而，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西方经济学提倡经济发展和经济和谐，反对揭示利益矛盾和阶级冲突，为现行制度的合理性辩护，为完善它出谋划策。这样的研究目标决定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可能是生产关系，也不可能再去揭示利益冲突和矛盾，而是要在制度合理的前提下研究资源配置，发展生产力，以进一步维持资本主义秩序，这就决定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着重关注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另外，为了说明现行制度的合理性，西方经济学更加关注各个阶级的和谐，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就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和产品分配净尽定理强调，各种要素按照自己的边际生产力参与分配，各得其所，没有剥削，没有冲突，资本主义制度是和谐的。至于说失业和危机，西方经济学也大都认为是由外生冲击造成的，与制度没关系，制度是合理的。

四、 正确引导学生理顺两门课程的内在联系，取长补短、兼收并蓄

对于同样的经济现象，两门课程提出不同的经济解释，给学生带了一些困扰。从学生的提问来看，他们希望得到一个个标准答案：研究对象到底是生产关系还是生产力，价值理论到底是劳动价值论还是均衡价格论，等等。学生提问的背后其实是把两门课程对立起来的，对同一个问题的回答非此即彼。虽然笔者在上文中系统梳理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课程相冲突的教学内容，但实际上两门课程只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经济问题，它们不是一种竞争替代和此消彼长的关系，这就要求教师对学生加以正确引导，理顺两门课程的内在联系，以期达到两门课程相得益彰的教学效果。

（一）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两门课程的学科性质，纠正偏见，端正学习态度

政治经济学教学效果不佳有多方面原因，除了与西方经济学在教学内容上的冲突外，还由于学生对政治经济学课程存在误解，认为它是政治课，因而提不起精神，缺乏热情。政治经济学的商品货币理论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学过，只是那时学习得不够深入和系统，因为当时它是以政治课的面目出现的，所以使很多学生以为大学里的政治经济学是思想政治课，加之研究生考试的政治理论课中就包括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样就更使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属性产生错误认识。教师要通过教学和宣传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学科性质，让他们端正学习态度，激发他们的学习欲望和学习兴趣。

政治经济学学科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而产生的。法国重商主义代表蒙克莱田在《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第一次提及政治经济学，目的在于表明他所论述的经济问题已超出家庭或庄园经济的范围，涉及整个国家或社会的经济问题，之后，政治经济学一词逐渐被广泛使用, 表示对整个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因而，政治经济学不是政治学, 也不是既研究政治又研究经济的学科，而是地地道道的经济学。教师要纠正学生只有西方经济学才是真正的经济学的观念，让学生明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起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古典政治经济学“这棵大树”分出的“两个枝干”；要纠正学生“政治经济学政治性强、没什么用”而西方经济学很实用的观念；引导学生认识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如货币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技术创新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等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经济学学科的阶级性，提高辨识能力

在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教学的过程中，有些大是大非的问题，教师需要向学生澄清，以增强学生的辨识能力，提高教学效果。阶级性和科学性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多数学生喜欢西方经济学甚于政治经济学。学生有学习兴趣是一件好事，但是在教学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教师一定要强调该学科的阶级性和辩护性，否则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不仅达不到既定的教学效果，反而适得其反，制造混乱。

经济学是有阶级性的，经济学家在研究、解释和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的阶级立场，代表和维护特定的阶级利益，接受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采取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鲜有例外［3］。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凯恩斯就公开表示：“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6］马克思曾经指出：“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7］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会因为其阶级性而大打折扣，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对于西方经济学不要全盘接受，而要批判性地学习。教师要让学生谨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捍卫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反映底层百姓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和渴望,充满着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文关怀，而西方经济学则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所有者的既得利益服务。

（三）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两门学科的优点和缺点，取长补短、兼收并蓄

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既应学好、学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要学懂并系统掌握西方经济学，对两门课程应取长补短、兼收并蓄。

凡是西方经济学家看到的人与物的关系，政治经济学都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社会经济活动一方面是物质生产活动，另一方面是社会交往活动。社会经济活动的二重性，让我们要兼收并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长处，不可偏废。

另外，西方经济学强调通过数理逻辑演绎、计量实证方法对各种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并对相关理论进行验证，偏重于定量分析，这样能让学生在定量分析方面得到较好的训练，学生很容易理解，因而在心理上会偏向西方经济学。但是教师同时也要有效地引导学生，使他们认识到政治经济学强调的定性分析方法同样重要。定性分析方法中的科学抽象法指出，在进行理论发现时，由具体到抽象、由现象一步步上升到本质；在进行理论叙述时，又强调从抽象到具体，从最抽象的理论逐步还原到现实中。这种训练对提高抽象思维能力和定性分析问题的能力大有裨益。我们在具体研究经济问题时，要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

五、 提高两门课程教学效果，对授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教学活动中要同时提高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效果，避免此消彼长，做到相得益彰，这便对授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 教师要同时熟悉两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加强两门课程间的学术交流

政治经济学教师要熟悉西方经济学的内容，同样西方经济学教师要对政治经济学内容有所研究，后者特别重要。高校中的某些海归教师，没有研究甚至都没有学习过政治经济学就走上了讲台，他们讲授西方经济学时，极少有批判性的评论，对两门课程的冲突内容，往往刻意回避或者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这对两门课程特别是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效果产生了极大的负面作用。因而，加强西方经济学一线教师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素养特别重要。

同时，两门课程的教师要破除观念鸿沟, 加强学术交流，通过互相听课、学术研讨会、学术报告等一切可能的方式加强联系， 以促进教师自身知识结构的完善, 从而增大课堂教学的信息量，提高教学内容的学术质量。在教学中，一些教师或者对对方课程不了解，或者是为了强调本学科的重要性，经常贬低对方课程。有的政治经济学教师批评西方经济学肤浅、庸俗，也有的西方经济学教师说政治经济学过时、说教，这些言论都不利于同时提高两门课程的教学效果。两个学科的学者和教师应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在课堂讲授的过程中, 若涉及对方学科的内容, 任课教师应能以客观、科学、谨慎的态度作出点评。

（二） 提倡比较教学法，在比较教学中让两门课程相得益彰

为了解决两门课程教学内容此消彼长的问题，笔者提倡教师运用比较教学法，就是在讲授其中一门课程时穿插另一门课程对同一问题的看法和见解，进行比较，说明所讲理论或方法的优势和缺陷，这样有助于化解矛盾、澄清问题、深化认识，达到在比较中巩固教学效果的目的。教师尤其要避免教学中“述而不评”的问题。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特别是原版教材总是把西方经济学原理当作科学真理来传授，初学的学生很容易被它所迷惑，这就要求教师在讲授过程中进行比较述评。述评需要一定的时间，动员学生讨论所需的课时更多，如果课时允许的话，财经类院校完全可以单独开设一门比较经济学课程，系统讲授两门课程的异同，帮助学生融会贯通，真正取得相得益彰的教学效果。

六、 结语

本文系统梳理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的冲突，分析了冲突产生的原因及其协调的方法，但是，教学层面的冲突其实源自于两大理论体系的深层次冲突，因而，要彻底解决教学的冲突必须重构现代经济学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成熟的分析方法，立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依靠经济学家长期不懈的努力，来逐步达到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的目标。

对政治经济学的认识和理解篇3

一、藏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感的影响因素

藏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感受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影响。主观因素包括家庭、宗教、生活环境对藏族大学生个人性格和信仰的塑造。客观因素包括社会环境以及政治、经济等因素。

1、主观因素

首先大学生处于身心尚未完全成熟的成长叛逆期，作为少数民族，在高校的学习生活中会遇到学习压力、生活习惯、情感困惑等各种问题。其次，由于成长环境和家庭影响，藏传佛教文化深植于藏族大学生的思想中，形成了藏族学生独特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这些主观因素，使藏族学生形成了自身特定的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考方式和接收模式。

2、客观因素

藏族大学生作为藏族同胞中的高素质群体，对社会环境、国家政策、经济发展等相对比较敏感和关注，国家的少数民族政策、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行政区域的领导配置等，都会影响到藏族学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和自身的归属感。同时，科技的发达使具有现代化知识的藏族大学生掌握了更多的认知世界的方式和对外沟通渠道，一些负面的声音也会对藏族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产生干扰和负面影响。

二、藏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感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通过对高校政治思想工作情况的调查和了解，藏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感存在一些普遍的问题：

1、政治思想和理论知识有待提高

藏族大学生由于语言和文化习惯的不同，部分藏族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国家政治的关注度不够。表现为对国家政治机构、社会事件、政治体制改革等不够了解，思想中对西方国家宣传的人权与民主存在模糊的认识。其原因是政治理论学习和政治参与度不够，认为政治远离自己的生活，对政治学习的积极性低于文化课的学习，加之网络流传的负面信息，对藏族大学生的政治思想造成困扰，影响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感。

2、对我区 政策的理解

我区的教育政策、 大学生分配情况等，是藏族学生非常关注的问题。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政策，反映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民族团结精神。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家在教育、经济等方面给予西部地区大力的扶持和政策倾斜。大学生初入社会，人生阅历较浅，对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问题有时会缺少客观、理智的思考，政策的不完善以及社会中存在的负面现象会使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质疑。

3、对经济发展寄予更高的期望

对于经济的认同可以影响意识形态的认同。藏族大学生具有很强的民族意识和权利意识，地区间的贫富差距会冲击他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很多藏族大学生认为少数名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内地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尽管改革开放以后西藏的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普遍希望能够有更好的民族经济政策来扶持少数名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尽快缩小贫富地区之间的差距。期望和现实的差距会导致人的挫败感和不如意，而这种消极的情绪会在少数民族团体中蔓延和相互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藏族大学生逐渐跳脱出先辈漠视物质的价值观，受到繁华物质世界的影响，关注自身利益和民族经济的发展。因此，对于经济发展的认同严重影响到其社会意识形态的认同。

三、增强高校藏族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感的有效途径

1、加强政治思想教育

我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密切关注藏族学生的思想动态，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创造轻松的学习氛围，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自信心。通过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引导作用，使学生充分了解我国平等的民族交往政策，向学生介绍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扶持政策，结合实际，用具体的事例使学生了解国家（兄弟省市）对（西藏）的关心和援助。培养藏族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树立爱国主义思想，明确西藏是祖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繁荣的目标。培养藏族大学生科学的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树立科学唯物论和无神论的思想，正确理解和处理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加强对藏族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2、尊重藏族大学生的文化特性，加强藏汉主流文化教育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文化的相互尊重是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基础。藏族文化历史悠久，灿烂辉煌，是藏族大学生的骄傲。尊重藏族文化，将藏族文化作为校园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可以增强藏族大学生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因此，高校中可以定期或不定期举办藏族文化、民族、艺术的展演活动，通过多民族学生的共同参与，加强文化的融合与互通。同时，加强藏汉主流文化的多元文化教育，鼓励藏族学生参与更广泛的文化交流活动。西藏高校文化氛围由藏汉文化共同构成，多元文化教育，可以通过不同民族的文化碰撞，将藏文化的民族精神与汉族文化的精髓更好地融合，大学生通过对不同民族的历史传统、思想观念、文化背景、生活习俗等方面的相互交流与了解，彼此尊重与认同，最终将各民族优良的文化得以更好的融合与传承。

3、帮助大学生解决实际困难

藏族大学生通过接受现代文明的高等教育，对民主、公平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生活条件、经济现状会有更高的要求。只有自身的状况和所处环境发生变化并有所提高和改善，他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会更加认同。因此，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必须结合实际，给予藏族大学生及时的经济帮助和相关政策的宣传，使他们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比如，宣传国家的贫困生资助政策）；设立各种奖学金制度对成绩优秀的藏族学生进行奖励；建立和完善高等学校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生活补贴机制等等。此外，为了使藏族学生毕业以后能够顺利进入社会，步入理想的工作岗位，学校应提供针对藏族学生就业指导。

对政治经济学的认识和理解篇4

一、影响大学生政治认知的因素

1.社会经济转型期的影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把工作重心从原来的政治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完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逐步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一方面感受着经济增长带来的物质享受，一方面也感受着由经济发展带来的政治方面潜移默化的改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必然随我国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由于我国大力发展生产力，使得经济评价标准成为社会基本评判标准，一切既得利益需与此进行比较，反映到政治上就表现为政治的功利性甚嚣尘上。由于政治本身并不能创造价值，在政治功利性的指导下，就出现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这与政治本身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相违背，从而使大学生对于政府的产生极大的不信任，对大学生政治认知有着重大的影响。2.网络全球化的影响。以往我们学习的途径主要是通过书本的阅读和老师的教授，互联网的兴起打破了常规。互联网的发展一方面开阔了大学生的视野，另一方面新意识形态的涌入也对大学生的思想造成了冲击。中西方文化的比对，能催生出一些新的观念和意识，从而改变大学生看待问题和事件的方法。此外，互联网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和事实，其中有很多事实是原有书本不能解释的，也有一些事实是与自身固有认知相左的，这都会激发大学生去探究原因，在探究的过程中不断的改造和完善自己的政治认知。3.学校家庭教育的影响。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位老师对个体政治认知的形成有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的家庭政治认知教育方面做得不够理想。我国的父母一般只是教育你要好好学习，教你一些数理化的基本知识，对于政治方面的理论教育一般不予涉及。这就造成一部分大学生从小没有形成坚定的政治信念，对政治方面淡薄，由于没有人给予正确的引导，在受到不良风气的影响下很容易误入歧途形成错误的政治认知。学校教育是政治认知形成的正式课堂和主要阵地，我国基本上所有的学校都有设置思想政治理论课，针对不同年龄段设置不同的课程内容。从九年义务教育的思想品德到高年级的思想政治，课程设计较为合理，也易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人接受。但由于我国政治教育有着比较明显的意识形态灌输的色彩，很多大学生在接受政治教育时还是有着非常明显的内心排斥感，使之达不到教育的目的，正确的客观的政治认知无法在课堂上得到完善。

二、提高大学生政治认知的对策

1.高校要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政治认知教育。教育是一个双向互动的活动，教育主体和受教育者之间达成良好的交流才可能达到传道授业解惑的目的。我国现在的政治教育方式较为单一，过于重视文本概念和知识填鸭式灌输，忽略学生的受教感受。大学教育与中小学教育不同，相比于中小学生而言，大学生有着较完整的识别力。对于传授的知识不会一味的接受，而会有一个自我辨识的过程。如果你教授的知识与大学生自身的认识不符，除非你有较强的说服力，否则大学生是不予接受的，你的教育就是失败的。所以，大学教育与其说是传授，不如说是一场辩论，教授者必须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和辩论技巧才能让大学生接受你的说法，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当然，如果配以新式的教育科技手段，能够吸引到大学生的注意，使之愿意听你教授，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2.重视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电视、广播、网络等社会传播媒介在教育上的重要性已经达到了共识。除出课堂教育之外，社会媒体耳濡目染的地毯式宣传，能每日循序渐进地增进大学生对国家、社会政党、法律法规的认知，潜移默化的影响大学生的政治认知，从而起到良好的教育效果。但由于网络等社会传播媒介的自由性和两面性，大学生从中获得的政治认知不一定是正确的更有可能是完全错误的，这样不仅没有起到教育的目的反而有阻碍的作用，所以，一定要从源头抓起，秉承正确的舆论导向。3.参加社会政治实践强化政治认知。大学生从书本等一些途径获取政治认知，但都只是停留在思想层面，通过积极参加社会政治实践活动，大学生能更加深入地了解社会，更深刻的理解我国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能培养大学生脚踏实地的作风，弱化其偏激的态度和走极端的思想，还能教会大学生服务社会的理念，树立起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于大学生政治认知的完善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王天一 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

对政治经济学的认识和理解篇5

论文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教学模式，探索

 

政治经济学课程在多数大学是作为公共基础课来开设，而财经类高等院校是作为专业基础课来开设，其教学质量的高低，不仅影响大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也会影响其它经济和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可见其重要性。在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了市场经济建设的大环境，各种西方经济学著作和理论涌入人们的视野，而西方经济学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有很多可借鉴之处，因此，对传统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政治经济学逐渐在大学经济课程中被边缘化，加上原有的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模式不符合学生的认知心理特点, 都是照本宣科的教学模式，提不起学生学习的兴趣，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这要求我们从事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学科研工作的教师必须要用务实的态度和发展的眼光去认识目前教学中出现的一些弊端和不足，通过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和模式来提高教学质量。以下是笔者对政治经济学教学模式所做的一点思考。

一、引入案例分析教学模式

案例分析教学模式最早在哈佛法学院创立，后来被引用到工商管理教育中，并且在其他学科中广泛运用，取得不错效果。案例教学就是运用案例来培养和训练学生的教学方法，通过向学生提供实际发生的情况或事件]政治经济学教育教学论文，即案例，组织学生围绕一个或几个问题展开讨论和剖析，提出各自的见解，以培养和提高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现在高校学生普遍反映《政治经济学》课程中纯理论的东西太多，抽象、枯燥的概念难以理解和记忆，理论和实际联系不起来。而案例分析的教学模式能将课程讲授与学生切实关心的问题联系起来，或者跟当前的国际国内热点、时事联系起来。案例分析的教学模式通常针对即将要讲授的或已经讲解过的教学内容介绍案例背景，提出激发学生从更深层面探求知识的兴趣和动力的问题。通过对案例的层层剖析，启发学生的思维、激发认知需求。

比如，我们在讲授价值规律问题时，由于学生在高中重点学习过价值规律的摘要作用进行分析。在学生分析的基础上，教师总结强调三点结论：价值规律的分配社会劳动、配置资源和激励创新的作用。接着教师又介绍2003年彩电业复苏的情况和2004年再次降价的情况，让学生结合所有介绍和分析，思考企业如何尊重和利用价值规律核心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网。通过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案例介绍和分析，使理论分析进一步提升，从而达到运用价值规律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目的。通过这样的案例分析，让学生知道《政治经济学》不是空洞的政治说教，而是对社会主义宏、微观经济建设都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再如，在讲解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基本原理时，首先向学生讲解资本积聚、资本集中的概念、联系和区别，然后引入美国波音飞机公司与美国麦道的合并案，德国宝马公司与英国罗弗汽车公司收购案及新惠普合并案等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现实案例，引起学生的兴趣，然后请学生结合世界科技、经济发展出现的特点，尝试探究企业兼并出现的新特点，很好地把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的基本原理和世界经济现实结合起来。

这样的案例分析教学在解惑的过程中也讲清楚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主要原理，在分析案例的过程中，学生置身于一种真正的事实环境或事件平台上，会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案例进行分析、归纳、判断和确认，锻炼了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二、合理使用多媒体教学课件

多媒体教学是综合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包括录音录像、投影幻灯、网络、电影等多媒体技术来辅助教学。教师围绕课程重点、难点以及社会热点问题来设计和制作多媒体课件，

利用PowerPoint制作的多媒体课件，具有功能强大、简单易用、修改极其方便等特点，教师使用起来灵活方便。

首先，教师要在透彻了解课程内容的基础上，从实现教学目的、完成教学任务的需要出发，突出重点和难点，编写和制作多媒体课件。课件制作的重点要放在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和提高思考能力方面。根据课程内容的特点，选择合适的文档]政治经济学教育教学论文，在制作过程中，力求幻灯片的内容简明扼要，使学生一目了然。可根据授课内容的需要，将每一张幻灯片制作成多个文本框，重点和难点处添加特殊颜色和符号，还可以根据需要，对文本框的内容设置出动画效果，如切入、飞入、菱形、棋盘、展开等，以满足教学的需要。

其次，运用多媒体教学可用的教学素材很丰富，从电视、电影VCD、DVD等视听材料以及新闻报刊、杂志图片、数据中可以找到大量集声、文、图、像于一体的适合上课用的素材，特别是关于经济方面的案例可具体化、形象化的展示出来，视听结合，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参与学习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开阔了学生的思路和眼界。

多媒体辅助教学能够增强政治经济学教学的生动性、直观性，对启发学生主动思维，提高注意力、分析力、理解力大有裨益。比如在讲授经济危机问题时，我们找到资本主义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影视素材，学生通过视听更能了解在资本主义危机爆发期间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状况，并由此引发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入思考。再如，讲述“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时，我们除了对学生讲清楚书上的知识要点以外，还搜集了许多政府文件和相关资料，以丰富课堂内容。同时还让学生看了剪辑的温家宝答记者问的视频，使学生更好的把握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和大方向。合理运用多媒体工具既扩大了教学信息量，拓展学生知识面，又引发了学生思考现实经济的兴趣，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三、探索研究性教学模式

研究性的教学模式是以实践的真实问题为基础，使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研究与解决问题，强调教学的目的重在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例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将课程所涉及的基本原理以具有开放性质的问题情境形式创设出来，让学生在特定的问题情境中去学习并验证，这就会增强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同时也会在研究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增强对这门学科的学习兴趣。

研究性教学模式通常是要求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提出研究课题，自主研究。大致分三个步骤：首先，教师指导学生有计划有重点研读课程内容及相关资料，牢固掌握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然后再联系中国的实际]政治经济学教育教学论文，从课程内容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以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用的东西，通过这样的训练不仅能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而且还能激发出学生的潜能，使其找到进入学术研究的切入点。其次，教师组织学生在了解中国实际状况和学习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社会调查，对于某些问题展开专题讨论。这不仅给学生提供了发表见解的机会，也推动了他们对理论问题和社会实际问题的关切和研究兴趣。随后，教师需要对调查和讨论问题进行多角度的归纳或小结，引导学生走进学科的前沿，引发学生自主探究的兴趣。最后，在学习理论内容、社会调查、专题讨论的基础上，教师要求学生结合实际撰写出科研论文。通常教师对学生具体的研究题目不做规定，是开方式的，鼓励学生在查阅资料、大量阅读并讨论的基础上确定自己的兴趣点和研究方向，不要简单地做别人已经做过的题目，通过这样的训练，才能提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的能力，使学生体会研究的乐趣，真正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

研究性教学是培养和增进学生研究能力、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但为其创造外部促进学生学术研究的环境需要学校对学科教学评价机制进行改革核心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网。以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为例，这门课程的教学模式主要是以教师“满堂灌”为主的理论讲授，对学生的成绩评价就是以学期结束的期末考试成绩占70%，平时成绩占30% (一般以学生平时作业、出勤情况为评定标准)。多年来的教学效果表明，这种教学模式与成绩评价机制无法促进学生的自主研究能力，与研究性教学的基本精神无法契合。因此，除了在授课方式上的改变，也要实施有利于学生自主研究的成绩评价机制，如鼓励学生参与教师主持的与本课程相关的课题研究；从课程中提炼出一些热点话题，组织学生成立研究小组，通过查阅资料、社会调查、讨论的形式完成理论知识的学习；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提出研究课题，在自主研究的基础上撰写研究报告等，并且每种方式都给予学生成绩的评价以形成最终的成绩评定。大学生成绩考核的价值标准不仅要重视基本理论知识的理解，更要考察学生的思维能力、研究能力以及综合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才是合格的大学教育。

四、加强学科社会实践环节

政治经济学教学模式的改革，要想使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仅仅靠课堂教学是不够的，而社会实践教育是培养学生认识社会、巩固和深化课堂知识、增长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有效途径。我们采取社会实践的教学方法指导学生搞社会调查，让学生更好的理论联系实际。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实践有多种形式：1.利用假期让学生深入企业、农村实地考察]政治经济学教育教学论文，完成社会问卷调查，开展以调查研究为主要形式的社会实践来进行课题研究，让学生在深入社会的过程中了解经济问题的现状、原因，思考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与方法，从而形成对这些社会经济热点、难点问题的正确认识，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经济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我们组织学生到花溪镇山村进行实地调查，让象牙塔里的学生真正感受到新农村的建设情况。2.利用课堂时间，邀请地方有经验的企业家或经济部门的工作者进入课堂，结合某一课题给学生进行现场讲解，介绍学术界的最新动态或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的情况，并且与学生互动，开阔学生的眼界，激发学生的创造力，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比如，我们邀请贵钢的管理工作者来到学校做讲座，让学生们真正了解国有企业改革的困境。3.将以上针对经济理论和实践中的热点问题进行的社会调查结果撰写科研论文并提交。

通过这种教学模式，锻炼了学生的社会活动能力，使学生更加了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更深化了学生对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理解和认识社会调查。所以，加强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实践环节，对于培养学生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立场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很有意义的，同时也是行之有效的。

参考文献

（1）刘洁刘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

（2）周又红政治经济学案例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

（3）王陈军谈案例教学法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中的应用〔J〕 中国高等教育，2004年

（4）贺勤志政治经济学教学探索和体会（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06年10月

（5）伯娜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探析（J） 经济研究导刊2010年第20期

（6）焦斌龙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几点体会（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6年6月

（7）李伯霞课堂教学、科研训练、社会实践“三位一体”教学模式的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探索（J）中国成人教育2010年第15期

 

对政治经济学的认识和理解篇6

关键词:经济政治;美感;兴趣

Abstract:Economic and political classes in the author's teaching， the basis for poor college students. economic theory of abstract classes， etc， from the topic selected. Logical thinking. language arts. ideological education. To create active learning classroom several aesthetic construct， so that students a kind of aesthetic values， improv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effects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courses.

Key words:economic and political;beauty;interest

美感是由美的事物或现象所引发的感觉或体会。追求美、创造美是人类共同的价值选择，美感能给人带来身心的愉悦、情感的升华和智慧的启迪，而中专经济政治课集人文素养培育的典型，创新思维锤炼的典范，作为对学生思维方法改造的一门精雕细刻的艺术，自有其难以言传的美。

职业中专的学生普遍存在基础知识差、厌学情绪重等现象，如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就显得非常重要，笔者认为构建经济政治课教学的美感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不仅可以使经济政治课教学摆脱当前不受学生欢迎的窘境，而且可以给学生带来一种学习的愉快，使他们感受到政治课不再是一种令人乏味的说教，而是一种蕴含哲理、丰富生动且具有审美情趣的享受，使政治课具备陶冶情操、启发思想、开阔视野、振奋精神和塑造灵魂的功能。那么如何构建中专经济政治课的美感呢?笔者认为应该具备以下方面:

1 课题选用

课题是对整课教学内容的高度概括。选定合适的课题不仅能够展示出课堂教学的基本内容，而且能够调动起学生探求知识的欲望。笔者认为教师完全没有必要机械套用教材现成的课题，而应该多一些创新，充分发挥教师的能动作用，从教学内容中提炼出富有审美情趣的、具有时代新意的、学生更愿意接受的课题。例如讲授“经济结构调整”时，学生了解现实生活较少。笔者在大量占有有关信息和资料的基础上，从党和政府关于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精神出发，拟就了新的课题“东莞市——经济结构调整打开幸福之门”，与老课题相比较，具体、生动、形象，让人耳目一新，学生一目了然地看到经济结构调整给东莞市带来的变化和经济实力的强大。在形式上使学生获得了一种审美体验，同时调动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2 逻辑思辩

经济政治课教学的支柱在于逻辑。严密的逻辑性符合人的思维规律和认识规律，而不应该是知识板块式的机械拼凑，并且这种逻辑美应该具有和谐工整的文字表达形式，让人读来朗朗上口，而不应当是某些经济术语的简单位移。

例如，“市场经济”这一专题可以用统一的逻辑方式贯穿:价值量的决定—价值规律的内容、表现形式—价值规律的作用(市场调节)—市场的消极性和弱点—加强宏观调控(手段)—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企业、国家如何应对等。

在这一逻辑底线内还可以举出相当多的实例来分析，以增强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是无懈可击的逻辑带来的“形散而神聚”的逻辑美。在教学中，教师有声有色、有血有肉地为论题阐述，并遵循由简到繁，由特殊到一般，归纳和演绎相结合，分析和综合相结合，从“是什么”到“为什么”、“怎么样”的思路，层层推进。举例说明时，从古到今、从中到西、从数据到事实，从宏观政策到微观措施，从名人名言到街头见闻，统一到核心的逻辑线之内。这种外延的艺术美，使政治课顿现生机。同时在教学中大胆培养、运用求异思维和发散思维，拓展学生思维空间，挖掘学生的创新潜力，提高教学效果。

3 语言艺术

语言是承载课堂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知识传授、情感沟通和思想教育的重要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讲，语言的魅力体现着教学的魅力。正如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的艺术，首先包括说话的艺术，同人心交流的艺术。教师的语言修养在极大程度上决定着学生在课堂上脑力劳动的效果”。

严谨规范是经济政治课语言最基本的特征。如果教师讲话啰啰嗦嗦、拖泥带水、模棱两可，不仅损害语言本身的美感，而且学生无法接受到有价值的信息，这样的教学无疑是令人生厌的。例如，笔者在讲“市场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有关内容时，将自己总结出的近百组规范的经济学术语运用于教学并要求学生理解，如培育市场体系、健全宏观调控、规范市场主体、明晰产权关系、构建多元投资主体、促进经济结构优化、盘活存量资产、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等。学生对这些术语能真正理解和灵活运用，经济学素养会明显提高。

教师语言的优美，还尽可能避免政治口号式的说教和板着面孔的训导，广泛选用学生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语言，使课堂教学充满幽默、富有谐趣。教学中，笔者经常精选诸如广告语言、流行语言、网络语言及歌曲语言用于经济课堂学，更容易为学生理解和接受，使教学内容化深奥为简明，学生在笑声中受启发和教育，师生间的心理距离也更加接近，营造出了一种生动活泼、民主平等、积极思考的课堂教学氛围，使教学效果明显增强。例如，在讲“城乡结构”时，如何描绘当前我国城乡差距的严峻现实呢?笔者引用了网络评语“城市建设像欧洲，农村发展像非洲”，仅仅一句话使学生产生了深刻的感性认识。例如，讲“市场经济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时，笔者唱起了《春天的故事》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同时介绍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姓资姓社”的论断，“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等精辟的语言，学生听来具有时代性，又具有趣味性，轻松地体会到党的十四大的英明决择。

事实证明，运用谐趣的语言进行经济课教学，其效果要比连篇累赘的理论说教更能让学生接受和理解，越来越多的同学喜欢上经济课，教学有效性显著提高。

4 思想教育

对学生进行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是经济政治课的任务之一。教师要善于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使学生在接受知识的同时，能够不断感受思想的深邃美，使他们的灵魂不断地受到洗礼，帮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货币的本质”为例，笔者例举了“电视购物”的诈骗，“公安局长邵建伟”的贪污受贿，公安战线“两抢一盗”专项治理取得的成绩，与“抗洪战士的账单”，“5.12”汶川地震的感动事迹形成对比，让同学正确认识货币，树立正确的金钱观。

例如，讲“树立积极合理的消费观”时，联系学生实际，如“网瘾”、“吃快餐”、“穿名牌”等，使学生认识到健康、合理、文明的消费，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成长，又关系到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通过学生自己分析讨论，使经济政治课具备思想的光芒美。

5 创造学习

马克思主义美学认为，美的事物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愉悦，就在于里面包含了人类的一种最珍贵的特性，即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的自由创造。经济政治课在警校是一门公共课，学生对知识深刻理解后，能够运用所学观点灵活地解决现实问题，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能够理智对待，创造社会财富，实现自我价值，这就是一个美的创造过程。

例如，讲“通货膨胀”时，国家可以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提高存贷款利率，吸引存款，减少纸币的流通量等手段。学生理解了这一知识，在现实生活中，认识这种现象，将来践行这一理论，这正是一种艰难探索的“求真、求美、创造美”的过程。

对政治经济学的认识和理解篇7

关键词：经济政治；教学改革；建议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2）04-0186-01

一、在《经济政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目前使用教材中存在的问题。首先，从教材的内容来看，本教材的内容共有21章，这本教材的编写具改良、嫁接、混合三种模式组合为一体。其内容的组合既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也有现代西方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这些理论的大综合。这本教材至今已有四版。出版的时间分别是2002年、2003年、2007年和2010年。这一教材的授课对象是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其内容就显得庞杂，缺少应有的精练。另外，教材中以表格形式所采用的数据过于陈旧，与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这样的命题不相适应。其次从教材体系结构来看，例如：第五章“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市场实现”向第六章“信用制度与虚拟资本”之间的过渡，难以看出两章理论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第六章“信用制度与虚拟资本”向第七章“竞争与垄断”的过渡，以及第二篇“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第九章“资本主义分配”向第十章“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企业”这两章内容上的关联程度不紧密。这种前后秩序安排显得生硬，以上是笔者认为教材体系安排上和内容编选上存在不够合理的方面。本教材在体系架构上的承上启下理论内在逻辑关系不紧密，在使用过程中感觉整个教材章与章的编排在理论上的衔接不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效果。

2.研究对象和方法的问题。《经济政治》研究事物和经济现象的本质，研究物与物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高度的抽象思维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学生在学习中会有畏难情绪。《经济政治》用上大课的教学形式影响师生学术思想的沟通和理论探讨的互动，使课堂难以有序的组织和管理，因而课堂教学主要采用灌输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效果。

3.授课教师的问题。教师是教学的主导。教学内容筛选，教学方法的选择都取决于教师。在教学方法上，《经济政治》教学一般从基本概念范畴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演绎出一套经济学原理，然后围绕这些概念和原理引用一些具体事例加以分析和证明。这种教学虽然能反映出教师的良好理论素养，但从另一方面证明，这种教学使教师把备课、教学精力用在了概念范畴的界定和逻辑推理上，追求理论体系的逻辑性、完整性，在课堂教学中就理论本身深入探讨和充分的理论联系实际显得有些欠缺。这种教学使教学效果打了折扣。

二、《经济政治》教学改革中的几点建议

1.确立正确的《经济政治》教学指导思想。在教学中使学生真正明确学习《经济政治》的意义，消除学生错误观念，帮助学生解决马克思主义《经济政治》“过时”的不正确认识，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政治》的基本理论针对现实问题予以说明和解释实际，以理服人。

2.编写体系合理内容精炼的《经济政治》教材。《经济政治》教材体系架构存在的问题不是调整所能解决的，对已成型的体系框架在其范围内进行调整，笔者做过这样的尝试，其结果不能令人满意。所以，在原有架构上的调整或变动难以取得好的教学效果。从长计议，教材需要重新编写。笔者认为，编写一本《经济政治》教材，体系架构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政治》原理，一部分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概论，一部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本教材的编写特点是把具有相对独立的不同理论分为不同的篇章，各个不同的理论相互之间基本不嫁接。“马克思主义经济政治原理”这部分主要按《资本论》体系编写，因此，理论不会有什么问题。“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概论”参考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编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一部分以我国为主，编写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这三部分后两部分比重要大一些。编写注意两点：一是，章与章之间的衔接有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关系和必然性，框架体系合理。二是，写作内容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全书字数控制在35万字以内。

3.认真钻研教材，找出知识点。在把握知识内在联系的基础上，教师将抽象的理论知识尽可能形象化，即将理性知识通过感性认识表现出来。教师应熟悉教材，依据教材内容导向而不是盲目地、随心所欲地“创造”。在教学中，充分利用图画、图表、多媒体教学创造气氛即为方法之一。也可以充分利用绘画中的线条、色彩，诗词中的韵律、章法；歌曲中的旋律、节奏，故事中的任务情节，以及报刊、影视、广播中的材料等教学，变静为动，动静糅合，形成特定氛围，使学生进入认知情境。例如：在讲到“我国对外开放的格局”时，教师对照中国地图加以讲解，学生学起来就兴致盎然；在讲到“经济物质”、“沿海开放城市及其他开放地区所取得的成就”时，可以借助电化教学，播放一些专题片，既能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又能加强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4.《经济政治》立足课堂教学。坚持灌输原则，讲究灌输艺术。这里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抓住重点、剖析难点、解答疑点。第二，加强案例教学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和实践能力，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吸引力与实效性。第三，采取对比法教学，更新对比角度。第四，理论联系实际是教学的核心与精髓。《经济政治》是理论性很强的一门课程，如果这样学生听着枯燥，打不起精神，甚至不愿意上这门课。理论联系实际则不然，用《经济政治》理论说明当前国内外经济问题的热点焦点，从而使《经济政治》面对经济发展的现实具有强有力的说服力和解释力，长此以往，一定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经济政治》的积极性和情趣。第五，加强教师对《经济政治》多媒体制作的研究，提高多媒体软件的制作水平。多媒体的课件制作，不是电子教案。多媒体的课件制作要有理论性和艺术性，适应教学内容的需要，还要有一定的背景资料。这是多媒体课件制作的必要因素。

参考文献

[1]安慧玉.浅谈提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质量的途径[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

对政治经济学的认识和理解篇8

众所周知，中国的发展是“以国家带动的发展”，发展最强有力的动力来自于国家，而非市场或社会。国家秉承的发展宗旨，使得国家可以动员举国力量矫正一切不利于发展的观念、政策和举措。因此，拿捏中国模式最有力的手就是矫正型的国家哲学。理解矫正型国家哲学，就可以理解形成中的中国模式的独特性。

中国发展的解释困惑

对中国模式的阐释受到鼓励，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发展超乎想象的持续性、克服发展难题的举国性，以及维持发展的共识性。中国发展在所有现成的经济―社会规范理论中似乎都难以有效理解。二是对中国发展奇迹既有的各种解释都显得苍白乏力。因为这类解释基本上沿循线性的解释进路，并且常常是以某种单一的社会要素一贯到底地解释复杂的中国发展。因此，对于中国发展进行有效的理论解释成为面对中国发展的亟须。

就前者来看，中国的发展持续了三十年。除开1980年代中后期的小幅波动、1990年代初期因为政治原因的挫折、1990年代后期的局部困难之外，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可以说没有遭遇全局的困难。这种发展状态，是自现代经济――会模式建立以来匪夷所思的事情：GDP以三十年平均9％左右的速度增长，这本身就足以让人们惊叹。而中国经济的总量，从三十年前的世界排位一百二十名左右上升为第四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也令人瞩目。经济发展模式由粗放性经济转变为科学发展模式，也在国家政策的自觉调整中启动，使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经济战略布局的重点，这种自觉转变，同样成为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国家维持发展的政策供给的典范。这并不是说中国经济没有自身的问题。诸如单纯追求GDP导致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已经导致中国难以承受的资源一环境压力；粗放型经济使得发展导致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阶层之间的分化催生了不可小觑的现代病；以国家带动发展造成了经济急速的增长但民众享受经济发展成果并不如预期；与经济发展脱节的、滞后的政治发展导致了结构性畸形，使得经济发展必须的产权问题难以获得解决，更使得经济社会发展最深层的社会力量难以释放，因此内在地限制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前景。但是这些问题，通常都被作为“发展过程中出现，因而在发展中可以解决的问题”，在三十年的经济社会转轨中，这些问题要么局部的得到解决，要么已经被人们，尤其是决策者所意识到需要解决，因此至今并没有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无法克服的障碍。中国的发展奇迹，就此成为近三十年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现象。

中国发展奇迹是一个事实，但人们需要对之加以有效解释的理论说明。解释除恰是滞后的。这类解释之所以说是滞后的，是因为解释总是在事实后面跟进性地进行着，这就注定了解释无法满足人们同步地理解中国发展奇迹的需要。同时，这类解释的滞后，还因为它们总是来自基于专业分工的现代社会科学，因此解释总是局部的，缺乏针对发展奇迹整体状态的总体感，因此也无法满足人们全面了解中国发展的心理需求。但这些解释是有效的。因为在这些解释中人们获得了理解中国发展奇迹的信息，如果将这些解释信息加以整合，给出一个带有哲学意味的总体解释框架，也许中国发展奇迹的解释理论就得以建立起来。

对中国发展进行解释的理论进路大致沿循从社会学到经济学、再到政治学的进路展开。人文学科当然也试图建立中国发展奇迹的解释理论，但总的说来不如社会科学诸学科的解释那么具有说服力。分别从这三者的解释着力点来看，社会学是最早试图描述和解释中国发展的学科。一方面，这与中国社会学重建几乎和中国当展同步有关。像费孝通等社会学家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就对中国发展模式问题加以关注。他保持了社会学对于当下社会变迁的敏感。早期他注意到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性特征，撰写了至今对解释中国乡土社会仍然有效的《乡土中国》，因此，在中国发展导致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之际，他就敏锐地指出了“小城镇，大问题”，对于城镇化转轨的中国发展一针见血地点到关键之处。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学之所以能够对中国发展进行及时有效的解释，还与社会学这一在西方语境中专门研究现代社会变迁的学科性格有关。观察、参与和建构是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手段。在中国发展导致社会变化的同一时刻，社会学家们就以学术共同体的形式动员起来，观察、描述、解释中国发展将会导致的结果。但社会学家终究没有能够完成解释中国发展的任务，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社会学受到费孝通那样的结构功能学派的影响太深，以至于对社会理论缺乏兴趣，因此拒绝建构解释现代社会的总体理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社会学家对于具体的社会问题太过关注，影响到他们对中国社会结构性变迁的说明。诸如社会分层、社会组织、家庭变化、城市化进程这类问题，已经将社会学的优势理论资源耗费掉了。

因应于中国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发展进程，来自经济学界的赞誉性解释与批判性说辞最引人瞩目。在关于中国发展的不同学科解释中，经济学界的解释至今也是最成功的，因为这类解释建立起了自己的解释模式和共同的解释话语。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在经济形态上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因此，在转轨经济学名义下讨论中国发展模式的文献，就成为经济学致力解释中国模式的基本进路。钱颖一是美籍华人经济学家中对中国发展进行解释的开创者之一。他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至今还是最成功的解释理论。对于中国发展来讲，经济学家建立起的分权―渐进解释模式，曾经吸引了不同学科的解释目光。钱颖一的解释着眼于，这一解释引入国内成为中国经济学界采取制度主义的基本解释进路解释中国发展的趋同性选择。但经济学家的解释大多仅仅停留在经济制度层次，要不他们拒绝关联性地处理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要不干脆认为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无关。于是，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发展的解释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比如中国的发展是因为中国具有全世界最好的制度，中国的发展仍然势不可挡。对于中国发展的经济学解释 中，杨小凯几乎是唯一关注制度的建构对于中国持续发展具有关键影响的经济学家。他强调经济发展与制度的制度关联，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果缺乏支持，将出现后继乏力的局面。杨小凯与林毅夫关于中国发展究竟是处于“后发劣势”还是“后发优势”的争执，可以说切中了中国发展的根本问题。可惜杨小凯英年早逝，没有能够将这一解释延伸开去。而这也就预示着经济学家对于中国发展奇迹解释的死胡同。

面对中国发展奇迹，政治学家后发先至地出现在解释舞台上。这种后发先至的解释地位，并不是政治学家主动取得的，而是中国发展的政治动力之作为最强劲的动力，使得政治变迁成为解释中国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中国的发展作为国家带动的发展，国家力量的构成状态成为人们从政治学视角解释中国发展的核心视角。这样的视角包含两个视点：一是国家主义的视点，一是国家重建的视点。从前者来看，人们习惯于将中国的发展解释成国家以及国家领袖决断的结果。为人们熟知的解释就是邓小平之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解释模式。在这样的解释进路中，如果不是执政党领袖的英明决策、不是国家主动的放权让利、不是国家一致采取的扩大基本建设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我们就很难设想中国的发展。近年中国兴盛的国家主义思潮，与这样的解释进路不无干系。就后者论，即就中国发展试图可持续的国家基础论，国家重建的主张在近年也异军突起。作为所谓经济自由主义发挥了所谓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流作用辅助断言，政治自由主义的兴起开始将国家重建的理论带到人们的面前。权利哲学、论述、法治安排与民主取向，构成这类论说阐释中国持续发展，并形成中国发展模式的基础性断论。但是，政治学家显然从来没有获得过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那样的言说空间，因此还无法在左左右右的现代政治理论中从容决断，并选取解释中国发展的共识性进路。政治学家对于中国发展解释自身的共识较低，获得的社会认可程度就更是低下。不过在政治哲学兴起的过程中，对中国模式解释之不同于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进路逐渐展现在人们面前。这就是一种从中国发展的深层政治哲学视角解释发展结果的进路。所谓中国模式，或弱势意义上讲的“北京共识”就此获得了出台的理由。

为发展而矫正

中国的发展，就是要推进中国进入现代国家的行列。而现代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必须从它秉行的国家哲学，或国家意识形态的角度才能加以认知。不同于传统国家形态，现代国家的国家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是否能够为国家提供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国家整合的基本制度和秩序供给的基本方式的决定性因素。传统国家不需要这么强有力的国家哲学，因为传统国家的帝国形态主要是基于道义的力量。而不是基于政治的力量，因此它没有必要建立与国家相适应的哲学体系；或者传统国家是基于军事征服的产物，如此它也没有必要并没有可能建立起长期维持国家的统治哲学。前者如古代中国，后者如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只是现代国家的民族一国家结构，既需要在其自然结构上论证人口(民族)、疆域和认同等方面的内在一致性与外在排斥性，又需要在国家层面论证长期维持国家认同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于是，像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这些早期兴起的民族一国家，在建国之前，或建国初期，就建立了体系化的国家哲学，将国家形态正当化与合法化，从而提供给国家处理内政外交的贯通性和一致性理论。后来兴起的一些国家如俄罗斯，也自觉地将国家建立在某种完备的意识形态体系之上，成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国家形态。区分这些现代国家哲学类型和由此建构的国家基本制度模式，从国家哲学的视角讲，现代国家大致可以划分为自由民主的国家、非自由民主的集权国家与专制极权国家；从国家基本制度的设计上讲，现代国家可以区分为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等等。在某种意义上，现代主要国家都是可以从某种意识形态视角加以辨认的国家。

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无疑是受制于西方国家的既成意识形态的产物。1978年以前，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可以区分三个历史阶段：一个阶段是晚清建构现代国家的萌动时期；一个是自觉建立现代国家的民国时期；再一个就是致力国家兴盛的人民共和国时期。晚清是中国从传统的帝国形态转变为现代的民族国家形态的开端。但晚清中国人对于现代国家的国家哲学显然是不明究竟的。除开亟欲振兴国家的愿望之外，国家究竟应当如何展开变法，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学者，没有在胸的成竹。因此没有办法以现代国家哲学或意识形态作为国家转型的总体动力。民国的创制者明确了国家建构的总体设计必要性与重要性。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将以党建国和以党治国的党化国家理念系统地陈述出来，这种来自于列宁主义的国家哲学或意识形态自此主导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了而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典型的列宁主义国家。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思想的政党一国家意识形态，以决不妥协的社会主义制度显示国家的刚性特征。无疑，需要高度肯定这一国家哲学在中国建立现代国家自然结构方面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当这一国家哲学推动一个政党建立其国家结构之后，却无法在同样刚性的计划经济基础上长期推进国家的经济发展。由斗争性十分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中国，一直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经济建设。政治动员成为国家动员的单一方式。因此，像“”那样的浩大政治斗争无可避免地对国家力量造成根本伤害。1970年代后期中国陷入国民经济崩溃的边沿，就很好地说明了刚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国家实在逃不掉内源耗竭式国家的厄运。

前述就是中国进行改革开放，推动国家发展的历史基础。当1978年中国共产党试图重新启动国家新一轮发展的历史巨碾的时候，它不得不面对这一国家建构的历史遗产。由于邓小平那一批政治家深深感觉到刚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已经不足以整合国家力量，而且如果任由国家在“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主导下运行的话，国家就会从国民经济崩溃的边沿进一步滑向实际崩溃的陷阱。因此，改弦更张是必需的。这个时候，历史浮现出来的1978年，就具有了远远比一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复杂得多的重要含义：对于中共自身而言，如果不校正时代拒绝现展一心从事阶级斗争的大政方针的话，它的统治地位就岌岌可危，这就是邓小平所谓的改革是关系到党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的含义。另一方面，对于国家而言，如果不寻求经济发展，它就既无法有效供给起码的物质生活资料给普通公民，也无法维持国家自身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国家也就处于生死存亡的考验之中。由于中国的党化国家形态，事实上这两者紧密地关联在一起。邓小平、陈云、等领导人清醒地意识到，改变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国家哲学、改变继任者提出的“两个凡是”刻不容缓。刚性的马克思主义意 识形态和硬化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此走上了自我修正的轨道。这一修正恰好处于国家发展的拐点――不发展意味着崩溃；发展意味着国家振兴。就此，发展具有了判断政党与国家采取的政治举措和政策措施是不是适当的唯一标准。只要是为发展，一切有碍发展的意识形态教条、基本制度安排和秩序供给方式就都必须校正。而这种校正就为官方不同的政治势力妥协性地接受，并为民间不同利益群体所策略性地拥护。1980年代中国上上下下完全认同改革开放的举国共识，由此而形成。

矫正型国家哲学就是在这种校正国家发展方向的努力过程中逐渐出现并正式成型的。所谓矫正型国家哲学，是以校正国家发展方向、推动国家发展为唯一取向的国家哲学形态。这种国家哲学或意识形态，并不是具有确定含义的意识形态，它对现代主流意识形态的任意体系并不采取坚持到底的态度，相反是只要有利于发展，它就是可以接受的国家哲学要素；同时，这种国家哲学对于任何现代基本制度安排并不采取绝对对峙的态度，只要是有利于推进所谓生产力的进步，它就干脆采用；再者，这一国家哲学对于现展经验高度关注，不论是来自什么国家意识形态或基本制度的发展经验教训，它都注意吸取。因此，矫正型国家哲学以三个超越作为自己的特质：

首先，矫正型国家哲学超越了现代社会完全模式化了的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运行在极“左”意识形态的国家哲学基础上，“无产阶级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成为国家采取一切政策举措的唯一判准。因此，中国徘徊在战争泥潭之中而不能自拔。国家统治就是战争思维的延伸。国家统治的政治话语总是充满“打一场什么什么人民战争”的语词。国家在刚性的意识形态、刚性的制度安排与刚性的秩序供给方式上高度统一起来。这种刚性的国家哲学给人一种政治，因此具有今天众人难以思议的国家认同效用。因为它干净、利落，毫不妥协，使民众能够简单明了国家究竟试图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不需要民众诉诸理性进行个我的政治判断―一政治价值和政治判断、政治进路和政治举措，都由国家最高领导人给定了。人们仅仅需要在明确无比的政治从众行动中表达“乱了敌人，团结了群众”的政治就行了。这是一种让人放心的、明快的政治风格。因为它不需要人们在复杂的日常生活中进行理性分析、做出自由决断。理性分析和自由决断是常人不愿意承受的负担。这是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生活的基本状况。

改革开放兴起之后，国家的政治风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经济发展成为国家首要的政治任务，因此此前由革命政治话语支配一切的现象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方面，“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同时终结。前者作为革命政治的理论形态，结束了它的理论使命；后者作为革命政治的社会运动，中止了它的现实影响。另一方面，国家致力寻求引导经济发展的新型政治话语，改革开放取代了群众运动，成为新的社会象征：改革开放既是政治话语，又是社会动员方式。经济发展与政治革命之间的距离由此愈拉愈大。邓小平号召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成为新的政治动员律令。解放思想，就是要从晚年致力阐释的“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禁锢中走出来；实事求是，就是要终结时代以牺牲经济发展而空喊政治口号的国家统治模式；团结一致向前看，就是要重新整合中共的党派力量维持政党对于国家的领导权。以这种新的政治动员为核心，中共将自己领导国家的核心事务从政治虚狂转变为经济建设。这就是邓小平强调指出的“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随之逐步增加人民的收入。我们在这一方面吃的亏大了，特别是这十年。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社会主义名字就光荣，就好。”邓的这番话，既显示出中国从政治中心转变到经济中心的重大变化，也表明了中共超越革命话语的矛盾性――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但社会主义必须改革。换言之，传统意识形态度底线立场不能改变，但这一意识形态的功能必须重新组合。这就是一方面试图超越“”思维，但另一方面却无法跳出政治教条寻求国家发展的悖论现象出现的原因。以发展为唯一目的，，便必须摆脱意识形态的约束，但脱离开意识形态的庇护，却又无法为自己统治国家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辩护。因此，注定了进行经济建设的时候，不能不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右的选择，与不得不分散精力对付左的传统思维之间寻求政治平衡。执政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一再强调，既要反左，又要反右，左、右都反的前提下才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左、右都反，意味着国家发展可以偏左，但不能极“左”，这就是邓小平所谓中国改革开放“只能靠社会主义”这样的断言能够断然做出的理由；同时，反右，则是关系到执政党及其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不能稍有疏忽。这就是邓小平强调的“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的依据。左、右都反的实用主义国家哲学，实际上提示人们中国发展现象上的“左”、“右”摇摆乃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不左右摇摆，反而不能理解中国在左、右之间走现展钢丝的精巧性和微妙性了。但从三十年左、右的发展历程来看，左、右对于中国发展并不产生实质性的持续影响。因为从左的角度看，社会主义被“中国特色”所限定，这注定了它左不到哪里去；反过来从右的方面看，由于它被社会主义所限定，所以也无法右到哪里去。左、右的相互性限定，给出了发展自身以最充分的空间。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追求发展的唯一正当性，宣告了传统的、自足的意识形态，诸如社会主义一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这类论说的非自足性。在中国发展的意识形态需要中，传统意识形态在相互限定中既丧失了它原初的基本规定性，也获得了相互限定中具有的崭新含义。有一点人们不会怀疑，只要能推动国家发展，不管是左的意识形态还是右的意识形态，都丧失了它的政治正当性。除非这类意识形态的论说有利于推进中国的发展。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不断变换发展意识形态的说辞，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普世价值”、“核心价值”的变化，人们似乎觉得其中意识形态在发生某种人们期待的转变，意识形态的矫正型说辞，由此获得了充分的政治灵活性。就此而言，即使是非常刚性的坚持某种意识形态的说辞，其实也就可以理解为阐述者为了维持发展局面而做出的策略性举措。所谓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从稳定不能牺牲发展的视角看，就恰好证明这一点。

其次，矫正型国家哲学在现代基本制度之间择善而从，因此不让发展拘泥于既有的基本制度框架。从政治话语上看，改革开放前的政治话语是非常僵化的。在自我期许的正宗马克思主义教条面前，一切其他东西都是必须批判和超越的，都属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范畴，都必须被中国式的农业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所克服。改革开放之后，在一般处置现代文明成就的说辞上，我们对于“人类文明成果”这类说法可以说烂熟于心。以所谓借鉴现代人类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的名义逐渐推进的“拿来主义”成为改革开放的一大景观。正是因为如此，不同文明形态间的相互指责与批判，演变为积极的借取和拿来心态。这正是开放一词显示中国发展特质的方面。恰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困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交流，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围绕发展，国际社会谋求发展的经验与教训，都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中国不再维持封闭的国家基本政策。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上，从经济体制上讲，甫一开启改革开放的大门，中国领导人就对现代似乎对峙的两种经济体制进行了政治综合，强调中国社会主义与前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区别，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只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的相似，但也有不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改革开放初期刚性地对待的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态度，也跟着有了缓和。国家领导人明确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既要从国情出发设计，又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先进成果。一方面认定民主的含义比较模糊，另一方面强调“一般讲政治体制改革都讲民主化”。这些说法在推动中国改革，矫正改革前中国僵化的政治体制弊端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至于后起的领导者进一步借鉴西方现代文明的生态文明理念，就更是在情理之中了。总之，只要能够维持发展，矫正既成制度就是必要和可能的。

再次，矫正型国家哲学的矫正标准是，是否有利于发展。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发展目标具有绝对至上性：从GDP总量的翻两番到人均GDP的翻两番，显现了这种发展与增长之间的明确关联。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人谱系中，所谓第二、三、四代集体领导的发展至上性思维，构成为中国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共领导人围绕发展确定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为人们熟知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的宗旨，明显地以发展二字凸显出来。以为代表的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同样对发展的中心性明确加以强调，除开继续申述发展的重要性之外，对于发展的丰富内涵开始重视起来，认为二十一世纪开头的二十年是中国发展的机遇期，必须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为此，“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目标，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创新因此成为号召发展的核心命题。以为代表的中共第四代领导人，对于发展的重视直接从人均GDP翻两番的目标上可以看出。围绕这样的发展目标，认为，“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就是快速发展”，“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需要建立起科学发展观以便实现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可见，为了发展，一切国家意识形态的戒条、一切现代制度的安排方式、一切政府可以采取的控制手段，通通都被纳入到矫正的范围。总而言之，“发展是个硬道理”，相应地，支持发展的其他道理都成为软道理，相应地，反省或重构发展的道理就成为必须拒斥的反道理。

国家哲学：文献与实际的疏离

矫正型国家哲学展现出国家未定状态的活力。一方面，矫正型国家哲学本身就是未定状态的。另一方面，认知中国模式，即认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运行特质，也只能从一种未定状态上着手。两者相加，中国谋求发展所逐渐凸显着的中国模式就不是一种轮廓鲜明的模式，即不是一种在现代既有的国家发展框架中得到清晰信息的发展模式。换言之，中国模式就是因为它的不确定性，而不是因为它的确定性。对此，我们可以从中国发展的国家哲学进行认知。人们通常将中国致力于发展的国家哲学概括为“猫论”和“摸论”，并将之与1949年后绝对支配中国近三十年的国家哲学的两论一《实践论》与《矛盾论》加以比较。显然，后两论是得到较为精致的理论提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尽管它的哲学精神并没有真正贯通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之中，但是国家哲学的意识形态色彩却鲜明地得到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谬误性是这一国家哲学体系的前置命题。从这一国家哲学的理论阐释上，人们可以获得认知当时中国的准确政治信息，并且将中国归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阐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国家的行列。但“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以及“摸着石头过河”的“摸论”，一方面在理论性格上并不陷于意识形态的既定教条，因此无法将之简单划定在某种意识形态范围。另一方面它在实践上可以忽略政治动机，而追求实际经济效益。这就从封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动机论演变为改革开放的实用主义的效果论。这一变化是显示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特点的一大变化。它体现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秉承的哲学原则就是发展至上的实用原则。因此，从“猫论”和“摸论”上人手理解改革开放后的矫正型国家哲学是最为直接明了的。

国家哲学是一种政治哲学。它供给一个国家基本的政治理念、基本的社会经济制度架构，以及基本的政治生活秩序。国家哲学既展现为一套严密的理论体系，因此这一理论体系的意识形态结构特征较为明显；同时，国家哲学也显示为一套制度设计思路，它提供整合社会秩序的资源；再次，国家哲学体现为潜移默化的日常秩序，它成为国家范围内公民们对国家与社会认同的保证。由于现代国家是建立在将国家正当化基础上的巨型政治组织，因此，现代国家建立初期，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早期的国家，在经济社会体制上被命名为资本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被认定为自由主义国家，在政治体制上被称为民主国家，就是这种意识形态认知定势下的必然结果。后来试图超越这类“旧国家”而建立起社会主义“新国家”的努力，也相应地在经济社会体制上被确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以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指导思想，在政治体制上被树立为人民政权。它们的意识形态色彩如此强烈，以至于可以用它们各自的意识形态声称来辨认国家的类型归属问题。在西方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两种现代社会政治体制的基本类型愈来愈趋同，以至于像社会民主主义这种类型的国家，已经很难归入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国家范畴。即使像美国这样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也由于推行“人民资本主义”，而无法从传统意识形态的角度将之简单 归入资本主义行列。这个时候，以意识形态直接作为国家哲学不再是现代国家的决定性问题。因此，“意识形态的终结”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由西方国家队学者们唱响。¨’但是，国家需要某种弱势的意识形态作为整合民族成员的精神世界、政治动员以及秩序建构的手段，则是没有疑问的事情。因此即使那些宣称意识形态终结的人们，其主要理由之一恰恰是意识形态愈来愈具有兼容性质的特点。如此看来，告别刚性、强势的意识形态的国家，势必走进一种弱势的、软性的意识形态境地，从而为国家的一致行动，首先是为国家认同提供观念基础。

自晚清以来的中国，在意识形态钢丝上行走已久。民国阶段和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几乎行走在刚性意识形态的钢缆上。但国家发展并不如意识形态的倡导者那样，按照这种预期的意识形态建设国家，国家就强盛、人民就富裕。相反，数十年的社会政治实践下来，因此断送了江山，共产党也似乎意识到统治国家的危机。因此，如何免于刚性意识形态对于国家的刚性约束，就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处理的首要难题。犹如前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直小心翼翼地处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微妙关系，这成为推动中国发展，并日益凸显中国特色的看点。三十年的改革实践表明，正是这样的策略性取舍，给中国发展腾出了宝贵的社会政治空间。

但分析起来，能够让改革开放的中国不受现代刚性意识形态的羁绊，可以使得国家哲学的文献表达与实践抉择之间具有可接受的政治距离，与两次关乎意识形态层面的中国现代国家哲学的双重文献化过程紧密相关，它并不仅仅是改革开放的发展至上性选择的结果：一次是1949年政局变迁及其对西方现代国家哲学的文献化处理；另一次是1978年执政党对于政党自身基本理念的文献化处理。正是这两次对现代刚性意识形态的文献化处理，才使得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共能够免于意识形态的严格政治约束。

中国共产党对于的文献化处理，与其对于自身意识形态的文献化处理，构成为两个相互联系的国家统治理念建构界面。前者将作为典范的现代西方国家哲学束之高阁，后者将自身曾经奉为圭臬的教条作为发展的对象，因此使得国家哲学适应疾速变化的形势需要的可能性大大强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为1500年以来的世界现代史所仅见。就此而言，将刚性的意识形态文献化的两次处理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就前一次将西方主流现代意识形态文献化处理来看，最主要的举措不是后来兴起的一次次对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大批判运动，而是1954年宪法的制定。这部宪法对中国此后发展的效用不大，但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文献化的功用，以及规约此后中国宪法的制定与修正的作用则非常明显。在某种意义上讲，它的近三十年政治功能，就是为改革开放的中国奠立了非意识形态化的基础。根据现代宪法的基本精神，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母法或根本法律，它是一切部门法制定和实施的根据。现代宪法一般具有五大基本原则，一是私有制的原则，二是在民的原则，三是三权分立的原则，四是法律主治的原则，五是权利平等与政治自由的原则。1954年宪法，在一定意义上显示了执掌国家权力不久的执政党按照宪法执政的意愿。今天的人们回头观察这种对宪法的文献化处理，也许会感觉到遗憾，认为是中国没有及时进入民主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以中国发展已经历的曲折来看，“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这种将西方原则文献化的处理，恰恰腾出了今天国家哲学的发挥空间。

就后一次对中共自身意识形态的文献化处理来看，其戏剧性的效果就更为明显。在成功地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文献化之后，马克思主义及其演化形态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与“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曾经绝对制约了中国的国家哲学。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如何对待这种意识形态遗产，成为横亘在中国能否启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起点上的首要问题。邓小平以过人的政治智慧将个人错误与思想之作为中共集体智慧切割开来，从而首先将晚年思想悬置起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邓小平不断以解放思想的名义对某些左倾教条主义理念进行批评，努力推动人们从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教条化心态中解放出来。与改革开放相伴始终的“解放思想”，只能在文献化马克思主义国家哲学的背景下才能得到很好的理解。虽然邓小平及其国家哲学和国家权力的继承者，不断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教条与实际的变通选择之间灵活跳跃，但他们更多的努力在提供给改革开放以免除意识形态约束的空间。实在没有办法绕开传统意识形态约束的时候，邓小平就提出了最有利于免除意识形态争执的法宝――“不争论”。不争论不是绝对不进行政治争执，而是避免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性质之争带进实际推动发展的过程之中，造成对发展的干扰。只要有利于国家发展，那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教条就属于矫正的对象，对这种矫正，人们应当不进行争论。至于在思想争论的范围内展开的意识形态争执，则以“学术自由”与“宣传纪律”将之区别开来。他强调的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他进一步申论的三个有利于，更加强势地将发展主题的绝对优先性提了出来，他认为，当人们关注姓社姓资的问题时，常常落到了意识形态的争执上去了，是不是社会主义，主要看它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实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可以认定它是社会主义的。后来为阐述的“三个代表”，也沿循了这样的精神脉络。强调的“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也体现了同样的哲学旨趣。就此而言，社会主义是什么的答案，不是―个在各种社会主义理论中寻找得到的，只能在“中国特色”中逐渐显现。由此去理解近期强调的“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就会更贴近其真义。

两次对国家哲学基本准则的文献化处理，一方面使中国的国家哲学显得有些紊乱，但另一方面也使国家哲学矫正空间急剧放大。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几乎就彻底解除了现代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受到不同意识形态体系严格约束的限制，成为一个意识形态氛围浓厚，但却又不受制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体系约束的国家形态。从后果上看，一方面，这使得改革开放的中国，无法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视角都可以加以明确辨认。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腾出了国家哲学的结构要素选择的充分余地。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共三代领导人对于基本国策的论述总是显现出一种鼓舞人心的纵横捭阖之感。不论是邓小平，或是、，几乎总是在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点上看待中国问题，也总是从中国发展将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贡献的视角论道中国改革开放，更是在人类进步的大视野中展望 中国发展的前景与未来的。这是矫正型国家哲学引导下的中国发展给人的活力所在，也是国家哲学的文献与实际疏离并不会引发即时的政治焦虑感的原因。

寻求确定性：中国模式的国家哲学建构

近三十年的中国可以说尽显活力。在一种免于意识形态刚性约束的、不确定性的氛围中，国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但这种不确定性所发挥的支持国家发展的动力，差不多已经内源耗竭。因为，其一，提供活力的意识形态矫正空间愈来愈狭窄。其二，制度选择走到了政体决断的十字路口。其三，生活世界的含混性不足以整合国家的日常秩序。从第一个方面来看，关乎中国改革开放政治正当性的争论，虽然在三代领导人巧妙的周旋中避免了这些争论带给改革开放以干扰，但争论本身从来没有停滞。而且，这样的争论愈来愈触及问题的核心或实质，因此完全无法回避。2004--2006年所谓清算改革的第三次风潮，几乎将改革开放完全加以否定，就是“不争论”的政治策略性选择或对中国发展活力的技巧性维护，无法躲开意识形态争论的直接陈示。而且，缺乏完整性与贯通性的矫正型国家哲学，已经很难继续整个国家范围内不同的观念主张，人们对深度改革的期待无可挽回地分化了。这就是人们痛心疾首而又无可奈何地感叹的改革共识丧失的事实。就第二方面分析，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在回避中国遭遇的现代政体选择问题。中国革命并没有落定在现代稳定的政体平台上，它始终处在革命和继续革命的动荡之中，这是矫正型国家哲学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以灵活的矫正处置动荡的革命，本身就文不对题。因为中国没有成功走出革命氛围，所以只好以继续革命来加以应对。与此同时，继续革命却又反过来强化战争氛围、运动模式。要想真正营造中国持续发展的社会政治氛围，必须终结崇拜社会政治革命的决断，走上稳定的民主政体道路。矫正型国家哲学无疑一直在以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遮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而这种以回避或者仅仅承诺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对政治体制改革久拖不决，已经到了非决断不可的十字路口：要么坚定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便为改革提供更为深层的动力；要么仍然踌躇不前，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作为击鼓传花的手绢扔来扔去。从而最终断送矫正型国家哲学已经取得的成就。就此而言，矫正型国家哲学必须在不确定性中显示确定性。民主体制必须成为中国政体选择的主要参照，同意或者反对，都到了政治决断的关键时刻。再就第三方面而言，中国社会在失范的状态下持续摸索了三十年，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失序状态曾经习以为常。但是，在改革走过了三十年历程的今天，失范的中国社会已经无法继续承担缺乏规范的负担，因此，在社会怨恨日益严重、暴力倾向日益普遍的今天，人们迫切需要足以整合国家日常生活秩序的国家哲学。在普通民众的心理期待中，对不确定性的畏惧与对确定性的期望，成为两种相应而在的社会心理。如果这样的社会心理得不到满足的话，长期失范淤积的社会不满，将会产生出瓦解社会秩序的可怕力量。归纳这三方面显示出来的矫正型国家哲学的缺陷，我们可以断言，如果不尽力并及时提供具有确定性特点的国家发展哲学，中国的持续性发展就难以预期。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今天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必须建构国家哲学，因此必须以确定性来矫正不确定性，以便带给逐渐耗竭发展动力的国家以持续发展动力的境地。这一结论首先是面对要不要建构确定性基础上的国家发展哲学而提出的6因此，这一提问的基点要求面对问题的国人不是满足于既定发展显示出来的中国模式或国家共识，而是必须探求现代国家哲学的基本要领并加以认领。其次，这一提法意味着建立在不确定性基础上的矫正型国家哲学，已经走到了改弦更张的地步。这一哲学不是中国继续发展的国家哲学根基，而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哲学清理地盘的理论奠基。再次，势必要求中国人对现代国家哲学的基本准则加以甄别和认取，国家特性自然是这种甄别与认取的基础，但超越国家特性的普世价值与制度是否存在并不可回避的问题，则是中国建立自己国家的发展模式必须决断的问题。

当下，“中国模式”问题的提出，就是适应国家必须寻求确定性的处境的产物。这样的问题，在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中国改革开放处境中，绝对不是问题。只有在中国无法回避确定性国家哲学的客观需求逐渐显露出来，并使人们无法熟视无睹之时，它才成为国家哲学层面的真问题。从改革开放的三十年进程来看，矫正型国家哲学必须转进到确定性国家哲学的转变，发生在1989年。其实，早在1987年，邓小平就未卜先知，明确指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因为此时已经显现了矫正型国家哲学单纯落定在经济体制上的严重局限，“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以贯彻”。但问题在于，“中国不能乱”与政治体制改革肯定会遭遇一时混乱的矛盾，使邓小平无法从容组织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使矫正型国家哲学无法像处理经济体制问题那样游刃有余。1989年的政治悲剧，显示中国的矫正型国家哲学遇到了瓶颈。尽管在1992年邓小平艰难重启改革，使得改革不至于夭折，从而使矫正型国家哲学再次获得了显示国家活力的机会，但关键的政治体制问题至今无法解决；所以到1995年，西方国家就有人提出“中国崩溃论”。这种断言尽管至今未成事实，但断言者的基本理由并没有完全落空。在这种断言有幸没有成为事实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发展又显现出恐惧心态，“中国”又随之抛出。这些似乎十分突兀地共同陈述出来的观点，是因为当人们完全无法从传统视角认知并预测中国前景的时候，要求中国必须以确定性的客观显现来满足人们的确定性需求的产物。

恰当此时，乔舒亚・库珀・雷默撰写的《北京共识》成为刺激人们思考相关问题的催化剂。其实，就雷默这篇文章本身来看；完全没有达到概括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高度。与其说他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及其成就进行宏观的理论建构，不如说他是想总结归纳中国发展的一些基本经验。因此，他所谓的“北京共识”，不过是二些中国发展特点的概述而已：’中国追求发展、强调创新、人民性取向、捍卫、注重调整等等。一些论者明确指出，这样概括与“华盛顿共识”的理论水准不在同―个水平线上。但雷默将中国改革开放的国家哲学建构问题摆上了中国国家哲学建构的台面，则是不争的事实。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在不确定性的基础上，朦胧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又会沿着什么样的方向向前运行等等情形。如果说沿循“中国特色”的政治话语往下分析，“中国模式”就是一个随时会引伸出来的理论问题。但“中国模式”究竟是一个像雷默这样试图为中国“打抱不平”的美国学者的个人意图呢?还是中国发展本身已经显示出客观需要的理论命题呢?由于这一质疑，因此可以设问，“中国模式”：本身是理论建构意欲的产物，还是实践凸显的理论要求?

如果“中国模式”仅仅是理论建构的产物，那就意味着这样的问题完全是学者发散性地加以论述的问题。如果“中国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客观的理论需要，那就意味着中国必须在政策上、效果上显示出它所具有的模式化特征。就前者言，学者的思维从来就是开放的，因此“中国模式”的论说不必要在理论上禁止；就后者论，假如中国的发展到今天为止确实需要建构确定性基础上的国家哲学，那么动员学者力量扣合国家哲学建构，就成为凸显中国发展确定性的必须。与此同时，当“中国模式”在从不确定性的状态中凸显确定性的过程中，需要一个凸显这种确定性的现代性参照系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曾经为中国领导人自觉拒斥的现代诸意识形态就势必卷土重来，成为中国无法拒绝的显示国家现代特性的坐标。于是，社会主义一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3(--激进主义、自由一民主―法治这类远远高于雷默论述“北京共识”的理念，就无法为中国人所回避。曾经被中国文献化了的诸现代性政治理念、制度安排与秩序供给方式，势必重回国人脑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