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学科的看法范文

对政治学科的看法篇1

为了使政治学沿着科学的方向发展，确定这门学科研究的对象、范围，应该是当前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目前也开始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本文只想从政治学的历史沿革当中，中西对政治所涉及的范围的比较，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政治科学的基本看法等方面作一些探索，谈一下自己对政治学研究对象、范围的粗浅看法，以供研究的参考。

一

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部门首先发生于西方。西方系统的政治学一般地说形成于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而亚里斯多德所著的《政治学》（POLITICS）则是第一部系统论述政治科学的著作。

古希腊是由许多独立的城邦（POLIS）所组成的。任何公民都必须是一个城邦的成员，不能离开城邦独立生活。各城邦虽然都是建立在奴隶占有制社会基础上，其政权的性质都是奴隶主阶级专政，但由于各自的具体条件不同，因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组织体制、管理形式。到亚里斯多德生活的时代（公元前384-322年），希腊的城邦制度正面临着分崩离析的严重危机。亚里斯多德为了维护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他研究了100多种希腊的城邦组织，其目的则是要寻求一种解救希腊城邦制危机的途径。在这个基础上，亚里斯多德写出了他的名著《政治学》。从此，政治学便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体系在西方建立起来。

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一词，是从城邦（POLIS）一词衍生而来，意思就是关于城邦的知识，是研究城邦问题的理论和技术。（参阅吴寿彭译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1965年版，第110页译注①）后来西方语言中政治学一词，也都是由此发展而来。如英语中的 POLITICS就是CITY（POLIS）+SCIENCE所组成，意即关于国家的科学。

亚里斯多德是从维护摇摇欲坠的希腊城邦制出发的，所以他在《政治学》中首先提出了“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即人天生（自然）要过城邦生活的命题。为此，他研究了城邦（国家）的产生、性质、目的、任务等基本理论原则问题。其次，他研究了各种形式的城邦，对国家的各种体制的组成，优劣比较以及其变革等问题作了深入、具体的研究。最后，他还提出了什么是最好的城邦生活，对理想的城邦构成，管理原则也都做了考虑、分析。换句话说，亚里斯多德《政治学》一书是以国家（城邦）为中心，具体解决关于国家的基本理论（产生、本质、目的、任务），国家体制的划分原则和分类等一般问题，以及如何建立、管理国家，即管理国家的实际问题。这种观点奠定了以后西方对政治科学的基本认识，确定了西方政治科学的对象，它一直影响到近、现代（参阅吴恩裕《论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自从亚里斯多德以后，西方的政治学说一般地都是以国家问题作为中心。

西欧封建社会一切科学部门都是“神学的婢女”，政治学当然也要服从于神学，其中心内容主要是教权与王权谁应居于最高地位的争论。直到近代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资产阶级的成长才逐步改变了这种状况。

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是反封建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为了争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权，资产阶级思想家逐步摆脱了神学，提出了新的政治观点。这时，“代替教条和神权的是人权，代替教会的是国家。以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是由教会批准的，因此曾被认为是教会和教条所创造的，而现在这些关系则被认为是以权利为根据，并由国家所创造的。”（马恩全集，第21卷，第546页）这个转变，在17、18世纪西欧各国的政治思想中都明确地反映出来。尽管当时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但基本的政治观点却有一致之处。当时的政治理论是把国家法律看成决定一切的东西，认为只要从政治制度上进行变革一切问题也就都解决了。这样，当时的政治科学都是以人的自然权利和契约论为前提，以不同的方式论证为什么要设置政治权力——国家？人为什么要服从政治权力，以及为什么接受其对个人权力的限制、限制的程度和范围如何？什么样的政治权力最能保证人的基本权利——自由、平等？这些观点，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适合自己需要的政权提供了理论。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科学的内容，主要是建立一套与中世纪神学不同的新观点，重新解决关于对国家的认识，关于国家体制和建立原则等方面的问题。

进入19世纪以后，西方各主要国家资本主义基础已经奠定，资产阶级已由争夺政权的阶级变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这时“政治已成为资产阶级对整个社会的统治。”（《马恩选集》，第一卷，第110页）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确保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政治科学的主要任务，也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是在于如何维护资本主义“秩序”。这时，资产阶级开始抛弃革命时期的一些观点，从“理想主义”逐步进入“现实主义”。从着重于哲学的研究进而着重于实践的分析，政治科学也就着眼于对具体政治制度的改革。自从孔德以后，西方政治科学发展的总趋势就是把政治学与社会学紧密结合起来。奥地利的巩布洛维奇在《社会学与政治》一书中就说得比较明确。他说：“只有依据社会学，政治学才能成为实证的科学”。此后，资产阶级政治学的总的倾向是在于对政治现象进行“实证”的分析，即更注重于对国家的实际政治活动的分析研究。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就曾说：“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任务，决不在于去判断国家一般应当是这样或那样的，它们应当去帮助制定政治的研究方法。依靠这种方法，人们可以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和得到利益”。（《THE PUBLIC ENDITS PROBLEMS》》）在现代，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方更出现了所谓政治社会学、政治行为主义，现实主义政治学，等等。他们声称政治学的主要任务在于记述“人的政治行为”，（G·GATLON： SYSTEMOTIE POLITICS）或认为“政治学的任务主要不在于提示政治的真理，而是解决实际的任务”。（MARGENTHAM：POWER OF POLITICAL CONCEPT）这样，他们就把政治科学从研究政治制度扩展大到研究政治活动，从研究政权机构的活动扩大到研究各种政治团体的活动。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认为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科学”，同时也认为从更广泛意义讲，政治学是研究“团体、组织和制度”的政治活动的科学。

总之，从19世纪中期以后直到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把政治科学的研究对象逐步由传统的研究国家的一般原因更加趱于研究政治实际活动，从一般研究国家问题更加广泛地研究与政治活动有关方面的问题，特别是研究政治与社会相互关系问题。然而我们也可看到，无论如何，西方现代政治科学所强调的仍然是研究两方面的问题，即所谓“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而其中心自然是围绕着国家问题。（参阅米·波杜纳瓦茨《政治学与政治社会学》）这一点，仍然被认为是区分政治科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键。

以上，我们并不是要研究西方政治科学的发展史，也不是要提示各种政治科学的内容与实质以及他们的历史作用，更不在于要具体地分析各种主张。通过这一概述，主要地是要说明在西方，作为一个独立的科学部门的政治学，其研究的对象一贯地是以国家问题为中心。只是随着不同的历史情况，这门科学的具体范围也有所发展。这无疑地对我们确定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能有所启示。

二

中国古代社会对政治的理解有与西方不同的特点。总的说来，自从夏商进入阶级社会直到近代以前，由于中国学术分科的不明确，政治学在中国并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然而，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就不注重政治问题的研究，对政治就没有一定的认识、观点。恰恰相反，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来看，政治问题历来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从一定意义讲，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整个文化领域都非常关注政治问题，也即如何安邦治国问题。早在《书》、《诗》中，就有大量的论政的内容。《书》实即是一部政书。在《洪范》篇中就曾明确地提出了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等所谓“农用八政”，这实际就是维护统治权所必需的八件大事。及至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动荡与发展，出现了“百家争鸣”，政治问题就更成为各家各派的中心议题。司马谈在《六家要旨》中就说：“《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太史公自序》）这是说明了诸子百家虽然观点不同，但其目的都是在于提出一套治理国家的方案。春秋战国时期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在以后长期封建社会中，思想家们，也都无不在治理国家问题上提出各种不同的见解。

中国与西方不同，自从国家产生以后，国家制度基本上是君主制；自秦以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又成为基本国家制度。集权与分封，统一与割据虽然也有过斗争，但这不过是历史上的一种例外，而且君主制本身也始终未变。因此，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与西方不同，它主要不是解决如何组织国家问题，即建立何种形式的政体问题；而是要解决在君主的最高统治下，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治国之道”。荀况的一段说很有代表性。他说：“彼国措者，非封焉之谓也，何法之道，虽子之与也。”（荀子·王霸））这就是说国家问题主要是用什么方法和用什么人来治理国家。因此，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特别注重如何在维护君权之下，处理好君臣、君民关系，即统治阶级内部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便使封建统治长治久安。

基于以上情况，中国古代所谓的政治，首先就是指一种事务、管理而言。中国古代的政与治不是联用而结成一个词的。“政者事也”，是指事务而言，而“治者理也”，则是指的管理。但是，从二者的含意看，总是相通的。所以，也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就包含有政治行动的意思，是一种“动态的”。有谓：“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礼记·促尼燕居》）也正因如此，中国古代讲“政”总是说“为政”、“从政”，而且“为政”与“治国”相当。如《说苑·建本篇》中引称：“子贡问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此治国之本也”。至于把政治联用乃是近代的事。直到孙中山讲：“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便是政治，（《孙中山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61页）也还带有中国对政治了解的特色。

中国古代对政治既然作为一种事务理解，实际上则是指国家的方针、政策、措施而言。也即所谓“政者制也”。这就是说，把政治是看成一种行为准绳，使被统治者有所遵循。所以说“政”就是“使不正归于正”，就是所谓“下所取正也”。特别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君主掌有最高统治权，就更使得在中国古代政、治、正、制，以至法、令等在含义上都有相通之处。（参阅陈顾远：《中国法制史》第一章）与此相联系，在中国古代谈到“政治”时，也就总是强调统治者的作用。所谓“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孔子也多次讲“政者，正也”。如：“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哀公问曰：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礼记·哀公问》）唯其为此，也就使得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很重视如何处理好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即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关系问题。这表现在一方面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对立起来，而另一方面又提出了“重民”主张。

再者，中国古代实际把“政治”作为一种统治的手段。儒家思想长期在封建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儒家是强调“礼治”、“德政”的。他们总是把礼教放在首位，其次才谈得上用行政手段和施用刑罚。在这里，政治不过是一种行政管理，是维护统治的一种手段。如孔子曾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因此，中国古代以儒家为代表的政治学说总是把教化、管理、刑罚三者结合起来，而作为先后相辅的三种方法。有所谓：“德不盛则饬政”（《大戴礼记·盛德》）“教不善则政治”（《国语.齐语》）在《孔子家语》中有一段详细的记载更说明了这个问题。“仲弓问于孔子曰：雍问，至刑无所用政，桀纣之世也；至政无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孔子曰：圣人治化，必刑政相参焉。大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导民，而以刑禁之。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刑政篇》）这就是说，最好的统治方法是首先用思想教化，其次才用行政命令，如果教育不改，管理不从，危害了社会，最后才使用刑罚。可见，他们是把政治作为一种统治的手法的。

以上，我们是要说明中国古代所理解的政治主要是作为国家统治者处理各种关系的一种事务管理，一种政策、措施，一种统治手段，总之是一种“治国之道”。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西方政治学的一个重大差别。当然，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也不是不注意政治制度问题，但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使得这个问题总是从属于“治国之道”中。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详细地比较中国和西方政治学的区别，而是要从中国政治学的主要特点说明中国古代尽管没有形成像西方那样的独立的政治学，但对政治的了解仍以治理国家为其中心内容，这也是值得我们在研究政治学时所参考的。

三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标志了一切科学部门的一次根本变革。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上最根本的贡献就是“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所制约”。（《马恩选集》第一卷，第602页。）

从这里我们便可以看出，作为社会科学之一的政治学，马克思主义与以前政治学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第一，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一切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从前，一切“社会学家不善于往下探究像生产关系这样简单和原始的关系，而径直着手探讨和研究政治法律形式，一碰到这些形式是由当时人类某种思想产生的事实就停留下来；结果似乎社会关系是由人们自觉地建立起来的”。（《列宁选集》第一卷，第7页）正因如此，所以资产阶级和以前的政治思想家，总是把政治法律形式看成是决定一切的，他们脱离开一定的经济关系去研究政治法律形式，单纯地追求政治法律的改革，而且认为这就能决定经济关系，维持人类社会。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政治、法律是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任何政治改革和政治活动都要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当然，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也不否认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然而归根到底政治始终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

第二，马克思主义提示了政治是阶级间的关系，政治斗争的实质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以前，人们充其量把政治斗争看成是个人之间或各集团之间的关系和斗争，从来没有揭示出它的最本质的内容。只有马克思主义才做到了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自从人类社会产生阶级以来，直到将来共产主义实现，人们之间的关系最本质的便是阶级关系，因此，政治也就是如何处理各种阶级之间的关系，而“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马恩选集》，第四卷，第247页）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也就认为“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70页）对这点，毛泽东同志说得很明确，他说：“政治，不论革命的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行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政治是阶级斗争，这是就其实质而言，它指明了在阶级社会中政治的最本质的含义，而这种揭示正是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一切派别不同之处。因此，我们绝不能摈弃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如果说以前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偏差，问题并不在于把政治了解为阶级斗争，而是把它简单化，绝对化了。

阶级斗争不仅表现在政治斗争上，而且也表现在经济斗争、思想斗争上。因此，讲政治是阶级斗争只是就其实质而言。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讲到政治、政治斗争时，也主要是以国家政权问题为其中心的。对这点，恩格斯曾说：“马克思则证明，过去的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马恩选集》第三卷，第40页）列宁在区别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概念时，说明更明确。他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当阶级斗争不仅属于政治范围，而且抓住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机构时，才是充分发展的、'全民族的'阶级斗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54页）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理解也没有离开国家政权问题，政治不能离开经济关系独立存在，其实质是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最根本的问题则是国家政权问题。列宁说：“马克思一贯坚持阶级斗争学说，并把它贯彻到政权学说，国家学说之中”。（《列宁选集》，第三卷，第191页）因此，根据经济和阶级关系来研究国家的产生、发展和消灭的规律，指出国家的实质，研究国家政权的组织、管理及活动等，特别是作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来说，关于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和维护政权的问题，也就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主要内容，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列宁为什么把政治说成是：“参与国事，指导国家，确定国家活动的方式，任务和内容”了。（《列宁选集》，俄文版，第21卷，第14页）也就可以理解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同样把政治看成是“一种科学，一种艺术”的意义了。

四

根据以上概述，我们可以大体上认定，政治学的内容总是受一定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所制约的，它也总是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总是由一定阶级的利益的需要所决定的。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它的具体内容和范围也就有所不同。但是，我们同时也可看出，各个时代的政治学也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对象，那就是都围绕着国家政权问题，以国家政权问题为中心，它既包含对国家的认识，也包括研究国家的活动。

对政治学科的看法篇2

关键词：速率 效果 政治课堂笔记 创造性转化

中图分类号：G633.2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09-0127-03

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全国各地中学政治教学逐渐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但值得深思的是，思想政治作为文科，研究者大多集中在“政治自主探究合作学习的途径”、“分析和阐述政治问题的方法”等方面，对传统政治教和学的一些有效方法却关注不多，笔记就是其中之一。事实上，看书、听讲、笔记、温习是政治学习一般过程和经典方法，如果能从新课程的角度对这些传统的经典过程和经典方法进行继承、改造、创新，借用林毓生教授论述中国传统文化时提出的概念，实现经典学习过程和方法的“创造性转化”，笔者试以课堂笔记为例进行剖析和讨论。

1 从速率、效果角度审视政治课堂笔记的功能

无庸讳言，政治课堂笔记曾经长期是应试教育的奴婢，“上课记笔记，考前背笔记，考后全忘记”，这是对传统的接受式政治学习的辛辣讽刺。于是乎，在课程改革不断推进的今天，政治课堂笔记成了“应试教育”的殉葬品，在政治教学研究中倍遭冷遇，鲜有提及。其实，传统政治教学很重视课堂笔记，一般认为笔记有课堂再现、查漏补缺、释疑解惑等三大功能，这主要是基于政治知识掌握的认知角度看问题。如果从速率、效果的角度重新审视政治课堂笔记的功能，可以获得一些新的认识。

1.1笔记是最经典的政治学习方法之一

一般而言，政治学习方法既包括各学科通用的一些方法，如阅读、听课、笔记、思考、解题、讨论等，也包括政治学科的独特学习方法，如汲取、鉴别、整理、归纳政治信息的方法等。近些年来，对后一类学习方法研究逐渐深入，但结合学科特点对前一类方法的研究却很少。其实，与其他学科相比，看书、听讲、笔记、思考等传统的学习方法在政治学科中的运用显得更重要，换句话说，这些学习方法在政治学习中更具有“经典性”，笔记就是这样一种经典的政治学习方法，学会记笔记的方法不仅在学生时代有意义，更将为学生的终身学习提供重要的梯航。

1.2笔记是记录政治学习过程的主要载体

政治学习中，阅读教材、上课听讲、思考问题、同伴讨论等过程都不能“事无春风了无痕”。勾勾画画、写写记记可以记录阅读政治教科书的感受体会，可以记录教师授课过程中形成的政治知识框架，可以记录思考和讨论政治问题的过程和收获，可以记录政治作业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因此，政治课堂笔记是记录政治学习过程的主要载体。

由此观之，积极引导学生记好笔记、用好笔记，不仅能便利复习、巩固政治知识，更是养成良好的政治学习习惯、获得政治学习方法的重要途径，是实现政治学习方式转变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2 从速率、效果角度剖析政治课堂笔记的现状

事实上，大多数政治教师都比较注重学生课堂笔记习惯的培养，但着眼点却只关注教师讲授的知识结构和知识体系，对学生政治学习中思考、感悟、交流、讨论的笔记关注不够；只关注课堂的笔记，不关注整个政治学习过程中的笔记，重视了“政治课堂笔记”，不重视“政治学习笔记”。从学生的角度看，很多学生仍然没有养成良好的笔记习惯，把笔记当作任务、课堂笔记利用效率不高的现象普遍存在，即使有较好笔记习惯的学生，“上课记笔记、考前背笔记、考后全忘记”仍是不少学生的尴尬境地。以下试结合政治课堂笔记的几种类型作一简要分析。

2.1教材目录型笔记

试看如下的《生活与哲学》笔记片段：

例1：人民版政治必修四第二单元第五课框题一《意识的本质》

1、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2、意识是人脑的机能

3、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

这种形式的笔记主要是教材目录的整理记录，可能对学生宏观把握教材知识体系和结构有一定的作用。但总的来说比较随意，太过简略。从记笔记的角度看，只是教材目录的简单抄写，既没有对教师讲解的记录，也没有思维含量，对理解政治问题、形成知识体系帮助不大；从用笔记的角度看，这一类笔记在任何一个复习环节都不能代替政治教科书，起不到很好地课堂再现、知识整合的作用。从速率、效果的角度看，记这类笔记的学生既不能因为笔记而保证认真听讲，也不能通过笔记而掌握一种记录笔记、整理笔记的方法，他们只在于形式上笔记的有无和心理的自我安慰――我的学习态度是端正的，课堂笔记本记录认真清楚的，政治学不好我很无辜！

2.2知识结构型笔记

有些学生的笔记记录比较详细。如：

例2：人民版政治必修四第二单元第五课框题二《意识的作用》

1、人能够能动地认识世界：

（1）意识活动具有目的性

（2）意识活动具有自觉选择性和主动创造性

（3）世界上只有尚未认识之物，而没有不可认识之物

2、人能够能动地改造世界：

（1）意识对改造客观世界具有指导作用

（2）意识对于人体生理活动具有调节和控制作用

3、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1）含义

（2）基本要求：

①发挥主观能动性（略）

②“两个结合”

③“两个反对”

这类笔记比前一类更清晰和详备，基本上较好地囊括了需要掌握的主要知识点，也有助于学生把握哲学知识的框架结构。（有些教师喜欢用各种示意图、表格来呈现政治知识结构，相应的表格式、图示式的笔记在本质上仍是属于知识结构型的。）在课后政治学习和复习的某些环节中，可以用看笔记代替看教科书，达到“把书读薄”的要求，发挥政治笔记“课堂再现、查漏补缺、释疑解惑”的功能。从笔记的过程看，这类笔记所花的时间较多，如果是随堂记录的，听课时必须非常认真，因而，笔记与听课相辅相成，体现了呈现学习过程的作用。调查发现，做这类笔记的学生学习比较认真，形成习惯后，多数学生也不会因做笔记而影响听课；部分学生笔记速度较慢，需要课后结合教材和其他同学的笔记加以补充，通过认真的笔记，能把课堂内的听课、笔记等学习活动与课后的笔记整理、课堂回忆、同学讨论等学习活动结合起来，使政治学习的过程更充实。无论从政治知识掌握的角度，还是从速率、效果的角度，都对学生政治学习有不小的帮助。但这种笔记仍是基于接受式学习的，对政治问题的质疑、探究明显欠缺，有待进一步改进。

2.3标注教材型笔记

有些学生不是把笔记记在专门的笔记本上，而是在教科书上做各种标注。

例3：人教版必修1《经济生活》第九课框题一《市场配置资源》。

计划和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手段。（批注：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是市场经济。（批注：市场经济的含义）在市场经济中，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只要是通过价格的涨落以及供求的变化由市场来调节的。（批注：市场配置资源的信号：价格、供求、竞争）哪种商品在市场上好卖，人们就扩大上产；哪种生产要素的价格昂贵、供应紧张，人们就减少这种要素的使用。市场中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商品生产者、经营者，调节人、财、物在全社会的配置。（批注：“无形的手”――市场）

这类笔记做起来比较容易，上课相对轻松，主要功能是帮助理清教材的知识结构。很多学生选择这种形式的听课笔记，有划划写写在书页旁边的（如上例），有用不同颜色涂出相应文字的。从速率、效果的角度看，这种笔记方式一定程度上能保证认真听讲的时间，又可以通过对教科书的批注学会看书，找出书中的关键词句和信息，对后续的复习也有一些作用。但整本书划划写写的，有时会重点不够突出。这类笔记形式同样是基于接受式学习的，不能反映学生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的过程，在提出问题、讨论问题方面明显不足。

2.4问题重点型笔记

有些学生的政治课堂笔记除了记录主要知识结构外，还记录一些思考的问题。如：

例4：人教版必修2《政治生活》第七课框题三《我国的宗教政策》

1、我国宗教掠影――现状分析。

2、全面正确地理解我国的宗教政策。

（1）自由政策（思考：地位、内涵、为什么是一项基本权利而不是基本政治权利？――详见P-9）

（2）政府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正常――保护，不正常――制止、打击和抵御等）

（3）宗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联系宗教方针：自传自养）

（4）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思考：为什么不是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3、弘扬科学精神。

（1）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形成崇尚科学的社会风尚（思考：宗教与迷信的区别）

（2）中学生要接受无神论宣传教育，树立科学世界观（思考：为什么中学要接受的是无神论？）

比较而言，这类笔记既有一定的知识结构，也记录了值得思考、探究的问题。不仅能反映听讲的情况，还能反映思考、探究政治问题的过程，说明这类学生在政治课堂上听课很积极、思维很活跃，初步具备了探究学习的习惯。调查发现学生中这样的笔记比较少，多数学生认为这样的笔记知识点太少，参考答案记录不够，不利于阶段性复习。说明由于应试的大背景下，学生有浓厚的“标准答案情节”；另外，这类笔记的后续探究也没有跟上，由于整体上应试教育的模式没有改变，学生作业负担重，政治学科又不受重视，学生在课外没有精力和条件去开展进一步的探究学习，探究止步于课堂中的这些问题。

综合考察以上四种类型的笔记，总体上还是基于听课的，体现的仍然是接受式学习为主的政治学习方式。从速率、效果的角度看，作为经典政治学习方法的功能发挥不充分，基于看书的笔记、基于思考的笔记、基于讨论的笔记、基于探究的笔记等都付之阙如，这方面做得最好的问题重点型笔记，也是浅尝辄止，效果并不理想。作为政治学习过程的重要载体，多数学生的课堂笔记主要是课堂听讲和考前复习的载体，积极思考的过程、合作讨论的过程、课外探究学习的过程体现不够。

3 从速率、效果角度实现政治课堂笔记的“创造性转化”

政治课堂笔记之所以存在上述问题，既有传统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惯性力量的原因，也受应试教育大环境的影响。在应试教育大格局很难根本改变的形势下，在课程改革不断深入的今天，既要重视课堂笔记在政治知识掌握和巩固等认知领域的作用，更应不断开发政治课堂笔记在速率、效果方面的功能，实现课堂笔记的“创造性转化”。

3.1使笔记从听课备考的载体向学习过程的载体转化

实现政治课堂笔记的创造性转化就要重新审视政治课堂笔记的功能，使课堂笔记从听课备考的载体向政治学习过程的载体转变。从笔记的功能看，要让笔记不仅成为复习巩固工具，还要成为保证听讲、启发思考、记录过程的载体。从笔记的内容看，要改变只记知识点、知识结构的传统，增加笔记的内涵，特别是要记录阅读所得、听课所感、思考所悟，反映整个政治学习的过程。从笔记的形式上，可以设计符合自身特色的分栏目笔记形式，例如，可以通过知识结构、问题探讨、错题集锦等笔记栏目，记录政治学习过程的点点滴滴，使笔记成为自己复习巩固的好帮手，也成为政治思维发展的成长记录册。

3.2从作为学习任务的笔记向作为学习方法的笔记转化

很多政治老师规定上课必须记好笔记，有时还要加以检查，很多学生因此把笔记作为一项政治学习的“任务”来完成。有不少政治成绩好的同学笔记比较“随意”，有的根本没有笔记本，把很多重要的内容、问题标在课本上，但他们上课时从容听讲，踊跃回答老师的提问，有些还在教科书的天头地角记了很多自己思考的问题，学习非常主动。这一现实告诉我们：笔记不在于形式问题，不要把笔记变成一项学习任务，教师和学生都不必对笔记本的具体形式有硬性要求，不能被形式主义的那一套束缚了手脚。

政治学习的一项“看家本领”就是会记笔记，要从方法的角度引导学生学会笔记：包括如何记录阅读和听讲中的关键信息，如何记录阅读和听讲中发现的问题，如何记录思考和讨论中思维的火花……，笔记一旦成为习惯，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终身受用学习方法。

3.3从封闭的政治课堂笔记向开放的学习笔记转化从速率、高效的角度看，学习笔记不仅是课堂学习的记录，还包括课后整理、摘抄、阅读、思考的过程。因此，笔记就不能只记老师列的知识提纲，更不能只记板书，要养成把自己的学习过程记录下来的习惯，从课堂笔记向学习笔记转变。看书时勾勾画画地做笔记，听讲中梳理知识做笔记，做题时结合思考做笔记，讨论时深入交流做笔记，充分发挥学习笔记在记录学习过程中的作用。因此，要处理好课堂记录与课后整理、摘抄、阅读、思考的关系。

课堂记录的内容主要是老师所讲解的知识框架、线索和重难点问题，也应该包括听讲过程中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和疑难批注等许多内容。课后整理就是把课堂笔记进行整理，在原笔记基础上进行补充、修改、完善，这也是一个知识巩固和再回顾、再领悟的过程。还可以把读外阅读中获得的政治知识、思考的政治问题记录在笔记上，拓展自己的政治视野，尤其要把平时对政治问题的思考、探究、讨论记录下来，让自己对政治的“思想灵光”记录在笔记上，使笔记成为思维成长中的一笔财富。

总之， 养成记课堂笔记的习惯不仅是一种学习方法， 更是一种正确的学习态度。记笔记不是目的， 而是促进思考、 反思、归纳的手段， 而引导学生养成常思考、爱分析总结的好习惯， 不仅仅是为了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 更是为了让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人生道路上过得更精彩！

参考文献：

[1]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Z].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4.

[2]宋秋前.新课程教学中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教育研究，2005.6.

[3] 课堂笔记在政治课堂的应用[J].考试・高中文科――学科攻略，2013年第2期.

[4]提高课堂笔记在高考政治复习中的功能[J].考试周刊――考试研究，2009年第6期.

对政治学科的看法篇3

在人们的观念中，往往认为行政学就是研究政府管理的。但“政府”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所谓政府是指“政议之府”。一般说来，总是在探讨政府与社会以及其它国家机构的关系时，才会使用政府的概念，特别是当一个问题属于政治学的范畴时，肯定会涉及到政府这个概念，但如果在这个层面上来探讨行政学，就显得有所牵强，以致于在行政学的研究和叙述中，何时使用政府和行政这两个概念都表现出了很大的随意性。

政府与行政的关系可以这样来理解：行政行为产生于政府和由政府中的组织机构或人员来承担。行政学在政府中所看到的是一个行政体系，而不是政府本身。如果说行政学是以政府为研究对象的话，那是不准确的。因为，站在行政学的视角上，政府是以行政体系而存在的，行政体系是经过行政学的抽象而确立起来的研究对象。或者说，行政学并不研究政府的全部，它只研究政府的行政行为以及与行政行为相关的各个方面的内容。对于政府的政治归属问题，行政学可以不去涉猎，它的研究更多地倾向于技术性的方面，是属于技术抽象意义上的行政。所以，在行政学的研究中，受过专业训练或有着专业素养的人，一般来说不习惯于使用政府这样的概念，他们总是努力地使用行政的概念。比如，用行政主体、行政组织、行政机构、行政部门等一系列概念来取代作为政治学概念的政府。即使在使用政府这个概念时，他们的真实所指也是政府的行政体系以及行政行为。可见，我们虽然把行政学定义为专门研究现代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科学，但是，这里所讲的政府，只是指与行政活动相关联的方面，并不包含对政府的一切方面的研究。

在较长时期内，行政学是作为政治学的分支学科而存在的，所以，它需要接受政治学的政府概念。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行政学的研究内容必然很具体。因其自身不需要有什么理论，它作为一个学科而能够成立的理论是由政治学赋予的。虽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行政学被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提了出来[2]，但它只是更多地引进了管理学方面的内容，而在学科的理论归属上，还是没有走出政治学为它划定的界限。行政学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建树，政府的概念成了行政学分析自己的研究对象的障碍。使得对于“行政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的问题一直有人表示疑义。科学界有着不成文的默契：一个没有自己独立理论的学科决不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行政学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不能现成地接受政治学为他提供的政府理论，它需要把政府抽象为行政体系，并加以分析，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问题。我们相信，随着一批有着行政学专业素养的学人的出现，它的研究会从对行政体系的分析入手，来建构行政学的学科体系和确定研究的基本内容。

二、行政学是不是管理学

在我国的行政学研究中，行政学这个学科也被表述为行政管理学，这就造成了行政学与管理学之间划界不清，在教学和研究实际中，这已经成了行政学的学科尴尬。从行政管理学的概念可以看出，在一定程度上，人们是把行政学作为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来看待的，是一门特殊的具体的管理学科，即关于行政的管理学。根据这个思路，有的学者提出，既然行政的概念本身就包含着管理的含义，那就不应当同义反复地称行政管理学，而应当称作为政府管理学，即政府既是管理主体又是管理对象。这在表面上看来是合理的。但是，深入一步就会看到，政府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下进行行政学的学科建设和研究内容的延展，就会遇到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比如，根据政治学的思路所建构的管理学究竟应当是一门管理学还是一门政治学。事实上，行政学时常为了自己是管理学还是政治学而发生争论，因为这是关系到行政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的问题，如果说行政学是政治学或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存在的话，那么在行政学研究中就需要更多地引入政治的观念和原则，而且，如果把行政学定位在政府管理和管理政府的学科位置上，它也就势必会遇到必须回答的政治问题。但是，称之为政府管理学实际上又是把它作为一门管理学来看待的。管理学在20世纪的发展中，一个最为典型的特征就是根据科学的原则来进行管理学的学科建构，排斥价值因素的干扰。

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学与管理学是两门相距甚远的科学，各自有着自己独立的学科标准和方法论原则，而且这些标准和原则冲突极大。虽然在20世纪的后半期政治学出现过科学化的努力，有的学者试图建立所谓政治科学，但这种努力并没得到广泛认同，事实也证明这种努力不可能取得真正有实质意义的结果。管理学的发展中也有着管理文化学派的理论出现，可也至多只是提出了在管理中要重视文化因素，注重人的价值观念对管理过程的影响，提出了不同文化类型中的管理问题，但管理学家们从来也未准备建立不同文化类型的管理学，至今我们也无法设想所谓美国的管理学或日本的管理学，更不可能设想有所谓社会主义的管理学或资本主义的管理学。总之，政治学管理学化和管理学政治学化都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行政学在政治学和管理学这样两个学科之间做出妥协是不可能的，至多只能是以行政学家的个人取向来确定行政学的学科位置。行政学家在研究行政学时若是服务于统治目的的，为了强化统治行为的合法性而谋求技术支持，或者为了统治的行政模式进行辩护的话，会更多地运用政治的思想方法来解决行政学问题。当行政学家站在管理的视角上来研究行政学时，他会根据管理学的学科标准和方法论原则去建构行政学。但是，在人类历史上，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产生于政府之中的行政行为都是服务于统治的目的的，政府中的行政体制结构也从属于统治的需要，这种服务于统治的和主要执行着统治职能的行政是一切传统社会中的行政模式。在近代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政府的统治职能和管理职能形成了一个以服务于管理为目的和主要担负着管理职能的政府行政模式。我们把前者称作为统治行政，把后者称为管理行政。

统治行政和管理行政作为人类行政发展史上的两个阶段或两种行政模式都有着历史性，它们都不是人类行政的终极模式，未来还必将有一种新型的行政模式取代它们。所以，无论从政治学还是从管理学的角度去建构行政学，都是不可取的。行政学在历史上的不同阶段与政治学和管理学的渊源关系，只是证明了行政学曾在一个时期是作为政治学的分支学科而存在的，而在另一个时期是作为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存在的，但在其发展过程中，有着独立化的进程，今天已经表现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存在的可能性了。认识行政学发展的这个特征，对于行政学的研究来说，就找到了一个努力的方向。即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行政学研究工作的重心是把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建设。

三、行政学是不是一门交叉学科

有人认为行政学是一门“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这种观点其实是很不负责任的，是那种不愿对新兴学科作深入研究而又要对学科进行定位的托词。任何一门学科在其刚刚出现的时候，都具有边缘性和交叉性，但是它的边缘性和交叉性都是它初生时期的“胎毛”，一俟它走向成熟，就会蜕掉这些“胎毛”。或者说，我们无法把任何一门成熟的学科称作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只是当这门学科还不成熟的时候，才这样临时性地描述它。行政学的发展迄今为止还具有边缘性和交叉性的特点，但这个特点不应当加以强化，而应当在学科发展中逐渐通过学科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确定，通过自己独立的理论建构来加以消除。

行政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首先取决于它是否有着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我们不同意把行政学仅仅看作是研究政府管理的，这往往会把行政学的研究对象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相混同。同样，我们提出“统治行政”与“管理行政”概念时，也要强调人类的行政历史有过统治行政的历史时期和管理行政的历史时期，但在人类的未来，可能会是一种既不同于统治行政也不同于管理行政的服务行政。所以，不能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管理行政的时代，就把行政学简单地看作是管理学，或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这就决定了行政学既不应像政治学那样把政府作为一个完整的对象来加以考察，也不应像管理学那样主要通过对管理过程和管理行为的分析来进行自己的学科建构。行政学需要从政府这个实体中抽象出行政体系的概念，通过对它的分析来确定行政体系的合理性结构，把握行政体系运行起来的内部的和外部的机制。当然，处在管理主义泛滥于社会科学的一切领域的时代，在行政学的研究中更多地接受管理主义的洗礼也是难以避免的，我们的愿望是，依然把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加以建构。

鉴于行政学与政治学和管理学的渊源关系，在它形成和发展的早期阶段曾经从政治学和管理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这对于行政学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在行政学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还会不断地从政治学和管理学那里学习和借鉴理论和方法。同样，它也不断地从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门学科中汲取有益的因素。而且，我们发现，各国都有一大批原先学习和研究其它学科的学者们不断地加盟到行政学的研究中来，为行政学带来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这对于推动行政学的发展是极其有益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行政学成为一门当代的显学。但是，行政学从其它学科中学习和借鉴所有有价值因素的行为，并没有推动行政学朝着边缘化交叉化的方向前进，反而更加促进了行政学的成熟，使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特征更加突出了出来。

四、行政学的研究内容

认为行政学是专门研究政府管理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科学，这是对行政学的一般性定义，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描述性的。具体地考察，行政学其实是以行政体系及其运行为研究对象的，是在研究行政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过程中寻找优化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途径的科学。也就是说，行政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就是行政学的研究内容。

行政有着自己的历史，每个时期的行政体系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基础上的，反映着它们的要求并为它们提供整体支持。从行政体系的结构来看，它主要包括3个方面：(1)由行政体制、行政组织、行政机构、行政人事资源等要素构成的客观结构系统；(2)由行政权力、行政法律、行政政策、行政管理方法等要素构成的主观结构系统；(3)由行政意志、行政义务、行政责任、行政人格等要素构成的价值结构系统。这3个系统在总体上的动态平衡是行政体系健全的标志，而它们的协调运行则表现为行政体系的功能。

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是行政体制、行政组织、行政机构和行政人事资源等物质性客观要素之间关系的存在和运作方式，是行政体系的客观形式。广义地讲，客观物质环境因素也是其客观结构的要素。因为，客观物质环境影响或制约着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行政体制的选择、组织的建立、机构的设置、人事的状况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体系的客观物质环境的状况。行政学在研究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系统中，形成了关于行政人员、行政组织、行政机构设置以及公务员制度的理论，并且包含着相应的行政体系得以运行的物质的和财政的保障条件和方式。

行政体系的主观结构是指行政权力、行政法律、行政政策和行政管理方法等属于精神形态的主观要素构成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它是行政体系的主观形式。在广义上，也应包括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观念、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结构等因素。当然，行政权力是一种客观力量，但在本质上是行政客体的主观认同。所以，它是以组织权威的形式出现的。行政法律和政策，是客观的社会关系的反映，是统治意志及其观念的形式化。行政管理方法是对行政管理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前人经验的凝结。与客观结构系统相比，行政体系的主观结构系统具有系统整体的相对灵活性和变动性。由于与具体的行政关系、行政行为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因而，行政关系、行政行为的状况会不断地反映到行政主观结构系统上来。一般情况下，行政主观结构系统是在保持自身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对行政关系、行政行为加以调整。但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千变万化总是不断地向既定的行政关系、行政行为提出挑战，要求它们不断地通过变更而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这种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提出改变行政体系主观结构方式的要求。因而，行政主观结构系统拥有积极的、活跃的不稳定结构，行政体系的变化、发展总是首先表现为其主观结构系统的变动。当然，行政体系的变化往往直接地表现为国家统治阶层顺应社会生活经济结构的要求而采取的自觉行动。所以，通过对行政体系主观结构系统的研究，可以准确地把握行政体系的内部职能和外部职能的实现状况，可以较好地认识和处理行政与其政治和文化生态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行政改革和发展的动力所在，并为行政改革作出切合实际的方案设计。

行政体系的价值结构主要是指行政组织、行政人员或公务员的行政意志、行政义务、行政责任和行政人格等基本要素所构成的深藏于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系统和主观结构系统之中的调节系统。因为这些因素是隐藏在各种行政关系和行政行为之中的，并每时每刻地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发现行政体系的价值结构系统并加以深入的研究，可以为行政道德的建设和充分调动行政系统中人的积极性找到现实的出路。

既然行政学是研究政府管理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科学，那么，在这个前提下，行政学对行政体系的研究是从属于效率和公平的目标的。如果行政学仅仅停留在对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和主观结构的把握上，那么这种行政学必然是属于效率中心主义的范畴的。但是，一旦行政学努力在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和主观结构的背后去发现其价值结构，那么，行政学就会把它的效率目标与公平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所以，对行政体系的价值结构的研究，并把研究成果运用于行政体系的设计上，就会较好地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从而把人类行政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参考文献】

[1]威尔逊.行政之研究[A].彭和平.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对政治学科的看法篇4

【关键词】高中；政治；教学效果；策略研究

本文主要结合了作者对于教育学、心理学等相关知识的学习以及多年的高中政治教学经验，对高中政治教学效果提升策略问题从重视课堂导入环节以及教学方法改革两个维度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希望能够更好的促进我国高中政治教学实效性的提升。

作为新课程改革之中重要组成部分的高中政治学科教学，伴随着高考制度的发展以及社会整体思想政治水平亟待提高的现状，其实效性问题已经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如何才能够直接提高高中政治教学的实效性等诸多问题的探讨逐渐映入人们眼帘。作为新的历史时期的高中一线政治教师，一方面要加强对于自身思想政治修养的提升，另一方面现代高中政治教师应当能够从传统的传授型教师逐渐向着新形势下的研究型教师转变，加强对高中政治教学活动的研究。笔者参阅了大量关于高中政治学科教学实效性的文献，同时结合自己的高中政治教学经验，对如何提高我国政治教学效果的策略进行了探讨，认为想要真正地提升我国高中政治教学效果，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一、重视课堂导入环节

从高中政治学科教学来看，对课堂导入环节的重视直接影响到高中政治课堂教学的实效性。无论是对于高中政治学科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的牢固掌握，还是对于学生学习兴趣的提升均有着重要作用。从学生注意力的凝聚程度来看，一节课刚开始的十几分钟之内由于学生刚刚进入高中政治课堂，其注意力并不是十分集中。如果我们的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导入环节能够好好把握，则快速让学生进入学习状态是很有可能的。其次，从目前我国政治课堂导入的基本内容来看，大部分是对于上节课的重要内容进行缺乏新意的总结与归纳，这直接导致了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整体下降。笔者认为重视课堂导入环节，并不在于在课堂导入环节的十几分钟之中，给学生复习或者传授多少知识，而是应当积极的树立学生对于高中政治学习的乐趣。因为导入环节将直接影响到整节课的实际效果。

笔者认为在高中政治课堂导入环节之中，应当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课堂导入环节要能够促进学生注意力的集中。政治教师高喊“大家注意”并不是集中学生注意力的好办法，而是应当注意课堂导入环节的情趣性。著名的苏联教育家维特洛夫曾经说过“教育最主要的，也是第一位的助手是幽默睿智，它可使整个教学顿时生辉，并能创造出一种有利于学生学习的轻松愉快的气氛，让学生在这种气氛中去理解、接受和记忆新知识。”如果高中政治课堂教学的导入环节能够促成学生注意力的集中以及学生对于政治学习的兴趣，则将大大的促进我国高中政治课堂教学实效性的提升。其次，课堂导入环节应当注重直观性与简洁性的统一。从心理学上学生身心发展的关键期来看，虽然处于高中阶段的学生对于直观性的呈现，并非会达到儿童时期那样的效果。但是，从高中学生对于知识与技能习得方式来看，直观呈现仍不失一种较好的办法。注重高中政治课堂导入环节的直观性与简洁性的统一，可以使将单位时间内的导入的实效性达到最优化的效果。第三，课堂导入环节应当具有时代性。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无限变化和永恒发展的物质世界。思想政治课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就决定了它与时代最贴切，思想政治课教学应该具有时代性，而在课堂刚开始的几分钟，就应体现出鲜明的时代色彩。

二、注重教学法的改革

高中政治教学目的在于全面的对于学生的身心发展素质进行培养与指导，进而促进学生逐渐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这就要求高中政治学科教学在具体的教学实践过程之中，需要能够切实促进学生的发展，能够与学生之间达到沟通与交流。但是，与之相矛盾的是从高中政治学科教材内容来看，大部分内容比较枯燥，这直接导致了许多高中学生一上政治课就会觉得“昏昏欲睡”，进而丧失了对于高中政治学科学习的兴趣，这直接导致了高中政治教学效果的降低。与其他学科教学相比而言，注重教学法的改革对于提升高中思想政治课堂教学效果具有着重要意义。由于从学生身心的整体发展以及高中政治课堂教学内容自身特征来看，在我国目前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之中，由于对于教学方法的不恰当运用，直接造成了政治教师口干舌燥、苦口婆心的讲授，但学生却对教师所讲授的政治知识兴趣全无。即便在高考指导棒的指挥下，也不能够加强学生对于政治知识的习得动机。笔者结合教育学与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认为，目前改善我国高中政治课堂教学的重要方式之一即是加强对于教学法的改革。教学法的改革要能够立足于对学生学习自主能动性的激发。同时，需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有目的、有意识的改革。实践证明，教学方法选择的优劣将直接提升高中政治教学效果。作为新的历史时期高中思想政治教师，应当加强对于国内外优秀的教学方法的研究与分析，通过多引导和组织学生进行交流和沟通，在有意识有目的的构建出来的高中政治课堂环境之中，“师生并肩作战”，通过对于不同教学方法的运用进而达到课堂教学效果的提升。同时，笔者认为需要注意的是，高中政治教学方法的选择不局限于具体的形式，而是应当具有着适时性与创新性。

对政治学科的看法篇5

在高中政治教学中合理运用时事，能帮助学生有效提高学习效率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教学运用时事需做到：端正学生对学习政治学科的认识，改变政治课堂的教学模式，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关键词：

时事政治；高中；政治教学；运用

高中政治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思想政治与时事政治。时事政治与思想政治是相辅相成的，时事政治是思想政治的实际案例补充，思想政治是时事政治的理论说明。现阶段，我国的高中教育忽略了时事政治教学，只注重理论知识的教育。本文结合时事政治对高中政治教学的影响和现阶段高中政治教学的现状作出浅析，并对当下高中政治课堂教学方法该如何运用时事政治提出一些见解。

一、时事政治对高中政治教学的影响

政治学科是高中教学中的基础学科，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高中学生正处于个人成长时期，在政治思想方面需要教师予以正确的指导，促进学生树立正确的行为道德规范和正确的政治思想观念。但是，现阶段的高中教育过多地注重书本知识，大多教学目的都是以适应考试为主，学生并不能很好地吸收教师讲课的内容，也无法真正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德育发展。在高中政治教学课堂中，教师应该注重结合时事政治，从学生的思想角度和生活实际来讲解高中政治。生活中的时事政治与时俱进，信息与生活实际相关，教师合理地运用会提高学生对政治书本学习的兴趣，提高学生政治学习的效率。加强学生对时事政治的关注，注重结合实际，发挥政治学科在实际中的应用，提高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并解决实际政治问题的能力。

二、当前高中政治教学的状况

（一）学生对政治学科认识不够。对于高中政治学习，学生主要是以达到考试目的为主，并没有从政治学习中了解到政治理念的真正含义，更不会把课堂政治知识运用到实际当中。因为高中生直面高考，在政治学习方面都以高考作为前提，不会发挥主观能动性深挖渗透政治知识。加上其余的课业繁重及高考的巨大压力，对政治知识的学都停留于应付考试的阶段。

（二）教师讲课不注重结合生活实际。在高中政治的课堂教学中，教师讲课的模式单一，完全不注重生活实际，一味地照本宣科，生搬硬套。这不仅不能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还会让学生失去对政治学科的学习兴趣。出现这种现象普遍存在着两大原因：一是由于教师自身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不足，二是迫于高考的压力，教师对学生进行填鸭式教育，让学生应付高考。这两大原因造成教师课堂教学的被动性，学生也就被动地接受课堂内容。

（三）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差。由于学生对政治学科的认识不足，加上教师的授课方式单一，造成学生被动地接受政治思想教育，使学生产生应试的心态来学习政治学科，自主学习的能力较差，根本无法更深层次了解政治知识的含义，也无法在实际生活当中运用政治知识，导致高中生的思想教育发展不全面，有的甚至缺乏政治思想，对当下时事政治漠不关心，完全失去主动自学的能力。

（四）教学模式单一。政治学科是进行学生德育教育的基础学科。通过政治教育能促使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理念，促进思想健康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仅仅只是书本上的知识，更是解决实际政治问题的基本方针原则。在对国内外的时事政治时间中，学生可运用所学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政治大事和社会经济现象。但现阶段政治教学模式单一，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较差，根本无法达到政治教学的目的。

三、高中政治教学运用时事政治的措施

（一）端正学生对学习政治学科的认识。教师应帮助学生加强对政治学科的了解，认识到政治思想在实际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能专门以考试为前提对政治学习采取死记硬背的被动学习方式。例如，在课堂教学时，教师可以通过当下的政治大事件作为前提来引导学生进入本节课的讲课内容，然后结合书本理论知识来讨论时事政治事件的发展趋势，或者分析时事政治时间的意义目的，让学生结合书本理论来发表对当下时事政治事件的看法。

（二）改变政治课堂教学模式。教师在现阶段的政治教学中应摒弃传统的教学模式，不再采用填鸭式教育。要让学生自己主动参与到课堂学习当中，并且结合当下的政治话题，引导学生将书本理论知识融入到生活当中，提高学生对政治学科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自己主动积极思考政治知识。例如，教师可以采用开放式教学，让学生结合当下的政治话题来发表自己的看法，让学生自由发挥。给学生自主思考的机会，对时事政治有自我认识。教师要从学生的表现中看出学生的思想政治态度，从而“对症下药”，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

（三）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在实际的政治教学中，不仅要让学生学习到书本理论知识，更要提高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一味地只注重背诵课本，而不结合实际，不提高自己主动学习的能力，学生就只能成为应付考试的机器。例如，在课后的政治考试中，学校出题考试的试题也可多加入当下的政治话题，让学生结合当下的政治话题来对书本知识进行总结运用。这样，不仅能提高学生课后对国内外时事政治事件的关注度，更能激发学生课后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点，促进德智全面育发展。

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是高中学生树立人生观、价值观的基础教育，更会影响学生对当下政治事件的看法。高中学生正处于个人成长时期，在政治思想方面正需要教师予以正确的指导，促进学生树立正确的行为道德规范和正确的政治思想观念。高中思想政治教育与当下时事政治事件是息息相关，学生可通过对政治理论知识的学习来了解当下的时事政治事件。时事政治事件不仅是对政治书本知识的扩充，更是政治书本知识的实际案例。大多教学目的都是以适应考试为主，学生并不能很好地吸收教师讲课的内容，也无法真正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德育发展。学生也没有从政治学习中了解到政治理念的真正含义，更不会把课堂政治知识运用到实际当中，教师根本无法达到政治教学的目的。将时事政治运用到高中政治学科的课堂上，能有效地达到教学目的，开阔学生的思维，提高教学效率。

参考文献：

[1]孙寿玉:《浅谈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J].《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3(10)。

[2]秦利广:《如何作好时事政治教育》[J].《教育教学论坛》,2011(4)。

[3]徐小松:《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和效果》[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5(1)。

对政治学科的看法篇6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　科学技术　政治效应

【正文】

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问题是科学技术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国外，围绕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 研究 ，已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即科学技术政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着力研究当代科学技术的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提出了一个独特而有 影响 的观点，即当代的科学技术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变成一种新的统治或控制形式。下面我们将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这方面观点。

青年卢卡奇在《 历史 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已经涉及科学技术的 社会 政治效应问题。他认为，当科学认识的观念被 应用 于 自然 时，它只是推动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时，它反转过来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1] 现代 科学越 发展 、越复杂，它的 方法 对自然理解得越好，就离人本身越远，越成为片面的、封闭的、与人无关的东西。技术的情形也一样，“技术的专门化破坏了整体的形象”，“它把现实世界撕成碎片，使整个世界的梦幻烟消云散”。[2]卢卡奇实际上把科学技术当作物化的形式来加以批判，认为资产阶级一方面将科学技术当作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将它们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有效手段；科学技术成了资产阶级的帮凶，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越发展，工人受剥削受压迫就越厉害，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矛盾异化现象的一个祸根。在这里，卢卡奇显然注意到了资产阶级将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的事实， 分析 了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沿着卢卡奇的思想传统，对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成了其科学技术观的一个主题。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种控制最终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作为代价的，即科学技术既是人控制自然的工具，反过来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手段。在他们看来，在当代社会，统治的原则已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那种基于野蛮力量的统治让位给一种更巧妙的统治，即借助科学技术手段，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命令被内化为一种社会及个人心理，技术已经成为新的控制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提出的基本论断是“技术的基本原理就是统治的基本原理”，因为人运用理性工具不断征服自然，以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作为合理性活动的准则，这本身就体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欲。而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由于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的直接联结，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工具越来越复杂、精确，反过来导致对人的奴役和控制能力的增强，人日益变成机器操纵的对象，因而科学技术体现了人对人的统治欲。这种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充分说明技术合理性又与政治统治结下不解之缘，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

马尔库塞在他不同时期的著作特别是《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 工业 化和资本主义》、《单向度的人》、《反革命和造反》等都涉及了这个问题。他不仅明确提出“在当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命题，而且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证。马尔库塞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工艺装置”，定义为在技术概念和结构方面自身发挥作用的统治制度。他认为科学技术已经从特殊的阶级利益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成为统治的体制，抽象的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社会的具体结构，成为组织化的统治原则。非人的管理和操纵感染了整个社会系统，这不仅在技术应用的具体目标上，而且甚至在技术起源上（在基础研究水平上）都是如此。自动化的技术理性的出现则是一种独特的统治形式，对自然的理性控制和对工作过程的官僚控制，或者通过整合，或者通过对偏离的有效压制，构成了实际上不会遭到反对的社会“幸福意识”的基础，在 经济 、政治和文化三个层次上发生了需求的管制和进步思想的消除。

在《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1941）一文中，马尔库塞讨论了技术和技术理性是如何变成统治工具的，分析了现代工业组织是如何要求对效率和绩效的服从的。在《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一文中则通过对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合理性和统治之间关系思想的分析，发挥他的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统治手段，技术合理性就是统治合理性的观点。他说：“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技术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历史一社会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和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是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3]“机器不是中性的；技术理性是统治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的社会理性。”[4]

在《单向度的人》（1964）特别是导言和第一章（标题是“控制的新形式”）中，马尔库塞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进步扩展到控制与调节系统，并创造出一些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形式调和与这个系统对立的力量，击败或驳倒为摆脱奴役和控制而提出的所有抗议。[5]在工业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技术手段不是作为可以与社会和政治分开的纯粹的仪器的总和，而是作为先验地决定着这些手段的生产及使用和发挥这些手段的操作系统在运转；生产的技术手段不但决定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态度，而且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志向。技术的“中立”的传统已不再适应，技术本身与其应用已无法分开。因此，技术趋向于变成一个极权主义者，技术社会是一个政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作为技术世界，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世界，是一个独特的规划，它塑出论说与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个世界形态。在技术的中介中，文化、政治和经济溶合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系统，这一系统同化或者排斥所有的替代，它的生产力和潜在的增长稳定了这个社会，同时把技术进步适应于其统治的框架中，技术的理性变成统治的理性。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的双重基础上，发达工业社会用技术，而不是恐怖手段征服社会的离心力量。[6]

马尔库塞因此断言，在发达工业社会，“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7]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产生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的统治）”[8]。这种新的控制形式的显著特征是，使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人的心理进行系统的操纵或控制，形成对人的本能的一种“补充的心理压抑”。也就是说，它从生产、消费、政治、人际关系、文化 艺术 领域乃至人们的私生活、休闲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工业——心 理学 ”的操纵或控制，从而把人们整合到现有的制度中。这就造成了“不合理的合理性”、“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的悖谬状况。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成为控制的新形式也就意味着技术的异化。他说，机械化的技术过程本应使人超越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使人类生存的结构往合理的方面发展，使人从外界强加给他的各种古怪的需要或可能性中解放出来，使个人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本来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目标，技术理性的终点。然而，实际上却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技术手段把它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强加给自由和劳动时间，强加给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造就了单面社会、单面人及单面思维方式，技术成了极权主义者、控制的新形式和发达工业社会异化的主要根源。

在《反革命和造反》（1972）一书中，马尔库塞又涉及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等于这样一个等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9]他认为，从广度上看，技术合理性组织控制了社会的生产程序、国家机构和个人的劳动时间、闲暇时间，并且剥削对象已不局限于工厂、商店和蓝领工人，而是扩大到广大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从深度上看，人受到越来越专业化的有学问的经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控制，整个人——包括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机器或机器上的零件，仅仅在履行部分的技术操作职能，而情感和理智都变成了管理对象。因此，他断言：“在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10]

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的看法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同样将科学技术看作政治统治工具。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他分析了 科技 进步与政治统治合理化的问题，特别是用韦伯的“合理化”观点来说明他关于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统治合理化的观点。他说：“合理化的意义首先是使社会服从合理决策的范围；其次，它使社会劳动工业化，结果是工具性的活动渗入生活中的其它领域。”[11]韦伯已用这种合理化说明：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可以组织一些手段、进行新的选择，达到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因而，科学技术就渗入到社会组织中，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使资本主义合理化。但是，哈贝马斯并不满足韦伯的观点，尤其不同意韦伯对“合理化”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的分析，认为必须注意到科学技术对人和社会的控制作用。他说：“韦伯所说的这种合理化并不是合理性的实现，而宁可说是用合理性的名义来实现没有公开承认的政治制度的一种特别形式”。[12]根据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关于资本主义文明以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这两种相互联系着的统治作为基础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就是实现控制，既控制自然，又控制人。关键的问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对人的统治“合理化”。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倒不如说是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13]既然人的受控、不自由以服从技术机制的形式出现，那么，这种受控、不自由就变得“合理”了。因此，他得出结论：“技术的合理性并不取消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保护了这种合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就出现了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14]

一些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也论及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关系问题。例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w·莱易斯在《自然的统治》一书中就继承和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科学技术是一种新控制形式或统治形式的观点，该书的中心主题是“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代最经常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15]他认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换或削弱了对人的统治，相反，加剧了这种统治。他具体分析了这两种统治的联系机制，即科学作为控制自然的工具是如何变成控制人的手段的。他认为，关键的中介环节是技术，人们利用技术来控制自然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而日益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影响，这样，技术便使科学的合理性渗透到社会之中。莱易斯认为，技术理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特征：一是“技术与实践的生活活动的直接联系先验地决定着那种通过技术发展而实现的控制：由于陷入社会冲突之网，技术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起来的手段”；二是“技术合理性在20世纪极端的社会冲突形式——大规模的破坏性武器、控制人的行为技术，等等——中的应用预示着合理性本身的危机。”[16]根据马尔库塞等人关于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控制提供概念和工具的观点，莱易斯认为，“对人的劳动和剥削的强度直接依据于控制外部自然所达到的程度。这里的决定性一步是工业社会的到来：机器和工厂系统扩大了劳动生产力，从而扩大了对它的剥削的可能程度”。[17]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又由于分配成果与分配资源而造成愈来愈强的社会冲突；同时，由于对自然的技术控制而加强的冲突又陷入追求新的技术，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统治。因此，这两种统治（控制）是相互促进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论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统治或控制的新形式的观点呢？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当代科学技术的重大政治功能，并把焦点集中在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在社会控制的形态、方式上的变化，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来维护自己统治的事实，列举了科学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所造成的种种异化现象；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某些新特点，特别是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辩护这一点，指出现在的统治不仅是依靠政治暴力和经济手段，而是主要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对人们进行心理操纵，特别是“操纵、控制、支配个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18]他们实际上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社会功能与政治效应的局限性，并力图指出这种局限性的根源尤其科学技术成为控制新形式的理性、社会根源。

如果我们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 科学 技术的统治效应的观点放在近 现代 西方对这个 问题 研究 的脉络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其独特和高明之处。在西方，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一种对于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的看法。从启蒙运动到英国经验主义唯 理论 ，以及当代实证主义，再到科学主义思潮都持有这种看法。它把 自然 科学特别是物 理学 视为科学的最高形式， 科技 理性为理性之光，科学、理性和进步三位一体；科学是真理，技术是利器；认为科技不仅可以使人类从自然的束缚、贫穷无知之中解脱出来，而且可以创造人类的福祉、民主与自由。但是，自从十九世纪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的消极 社会 功能和 政治 效应日益暴露，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 工业 化、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却使人论为机器的奴隶，并导致冲突、战争和生态失衡，人类获得了一个物化的世界，结果却失去了自身。面对这些情况，一些 哲学 家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对科学技术及其理性基础持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精神是不相容的，科学技术进步不但侵犯了人文文化的领域，更损害了西方人在近现代所坚持的个人自主与尊严。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物质的高度文明，却同时造成了精神的空虚与失落。因此，他们对科学技术持批判与悲观的态度。例如，施本格勒认为，尽管科学的 发展 使人的智力完善化，知识精确化，促进了生产，但却使大众遭受机械劳动的痛苦，导致社会对抗加强和西方世界没落；现象学宗师胡塞尔则提出“欧洲科技危机”说，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注重物质追求，轻视精神需要，造成人的精神空虚，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丧失，从而导致“欧洲人性本身的危机”；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则批评技术活动使人本身变为技术系统中的“持有物”，技术的本质威胁人的本质，危及人类的前途命运。

“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观点。他们并不满足于对现代科学技术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现象的列举（如生态破坏、核威胁、伦理道德的伦丧及人性的堕落等，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现象），他们也没有局限于对科学技术本身的谴责，而是更进一步去挖掘这些问题根源，力求从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去做文章，既审视科学技术对人及环境的负面作用，又觉察到科学技术已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从而提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理论，从人类理性的深处去挖掘深层次原因，抨击理性的工具化，说明工具理性如何变成统治的合理性、政治的合理性，即把科技理性的异化同政治统治联系起来。

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超越多远，其新见也是有限的。他们最终未摆脱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批判的旧巢，并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解放力量的观点。尽管他们将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科学技术消极政治效应与特定制度有关，但是他们往往将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利用所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赋与科学技术以原罪的性质，将科学技术看作人的异化和受奴役的超时间、超 历史 罪恶根源，使之成为脱离社会制度和阶级对立的极权主义者。他们片面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些潜在的消极倾向，而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科学技术变成了反动的东西，变成奴役的工具。因此，他们日益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 制度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的。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看作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认为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力量的书”、“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既增强了人的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成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保证，同样也为新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因此，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而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和解放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与具体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他们认为，社会关系的性质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有决定性的 影响 。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统治的工具，从科学技术本身的潜在否定性或消极倾向推出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和异化现象不同，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认为科学技术异化现象与科学技术使用的资本主义方式分不开，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本身能够缩短工作时间，减少工人的劳动，增加社会财富，确定人　对自然力的控制等等。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19]因而科学技术的使用必然使劳动更加紧张，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无保障，使人更受自然力量的支配和受社会力量的奴役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各种矛盾、异化现象，马克思写道：“在我们这个 时代 ，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其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20]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把资本主义的种种异化现象和矛盾对抗归咎于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有力杠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执行双重职能：“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21]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性质和 内容 有所不同。在文艺复兴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较早阶段，科学技术成为资本主义手中的一件有力武器，资产阶级在理论和实践上依靠这一武器来反对宗教神学权威和封建世俗权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的冲突基本上处于隐蔽的状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传统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模式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与政治接近起来，并日益发生冲突。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科学技术发展及 应用 的干预，纷纷建立起国家的科研管理或协调机构，这些科研管理组织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国家机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科技成果日益被应用于军事目的，军事需要成了科技进步的一个首要的推动力，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扩张、掠夺和争夺世界霸权，纷纷把科学技术当作提高军事能力的主要基础，将科技成果用于制造和改进武器装备；三是科学技术不仅被当作掠夺自然的手段，用于增加生产力及剩余价值，而且也日益被用于控制社会，对人加以奴役，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这种使科学技术从属于政治的倾向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产生巨大的消极作用的一个基本原因。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密切的，科学技术同样具有重要的政治职能。但是，这种关系具有新的特质。社会主义制度使人类有可能消除科学技术的非人应用，使之真正地为人民服务，充分发挥其解放潜能，使人类彻底摆脱自然的束缚，摆脱社会的奴役，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彻底的解放和自由。在这种社会中，科学技术进步的基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有可能确立起一种新型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科学技术履行着重要的政治职能：它们构成国家或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或者说是国家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管理之中，成为政治管理的必要成分，贯穿于政治过程的始终；科学技术不仅被用于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被用于文化建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为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若没有科学技术以及掌握科技知识的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民主是不可想像的。此外，作为科技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科技知识分子也日益参与社会的政治决策与政治管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另一方面，政治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着重大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国家根据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制定并实施科技发展战略及一系列科技政策，确定科研主攻方向，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建立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指导国家的科技发展及应用。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新型关系以及科学技术正面政治效应的良好发挥并不是自发形成起来的，而是要通过人们长期积极的探索才能建立起来。在这种社会，科学技术仍然具有被应用于邪恶政治目的的可能性，这就需要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不断加以限制，以至于最后消除。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科学技术的积极政治效应将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

总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自科学一诞生就出现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其阶级实质和目的是不相同的。从近代开始，不同的阶级出于不同的需要和理由（实践上的、意识形态上的等）而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本世纪开始，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国家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与政治的联系日益加强，科学技术对达到各种政治目的，对于实现各种政治意图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二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展开，科学在社会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更加巨大，因而，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科学技术化”成为当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中，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科学技术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二是科学技术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在当代，一个国家的强弱，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科技发展水平及如何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文化战略，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军事战略。由此观之，研究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并研究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和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这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他们的理论在总体上并不是可取的，他们并没有看到不同的社会制度（甚至同一制度的不同阶段）中，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没有看到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解放力量，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一种统治控制工具，夸大了科学技术的潜在消极政治效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并最终陷入反对科学技术的悲观主义之中。

【 参考 文献 】

[1][2]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3][4]　马尔库塞：《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载《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6、108页。

[5][6]　参看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导言）第4、6——7页。

[7][8]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9][10]　h·marcusc,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boston,1972,pp.4,14.

[11][12][13][14]　j·habermas,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boston,1971,pp.81,82,84,84-85.

[15][16][17]　w·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序言），第130、138页。

[18]　马吉：《与马尔库塞的一次谈话》，《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11期，第13页。

[19]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33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页。

对政治学科的看法篇7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选题

DOI：10.15938/ki.iper.2017.01.005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1-0021-07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研究人类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及其规律的专门学科。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良好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但作为一门学科来加以建设，却是在改革开放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门新兴学科。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用鲜活的实践经验滋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是在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过程中，更加坚定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因此，持续研究总结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以及学科专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005年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增设和调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宣告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作为马克思理论一级学科属下的独立二级学科地位正式成立。十年恚2006-2015），各培养单位以此为契机，不断加强学科建设，学科理论和方法研究以及实践探索都得到很大发展。同时，博士研究生规模快速增长，学位论文研究成果更加丰富广泛。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门学科的建设水平，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是本学科基本理论和前沿问题的具体化，也是学科发展趋势的重要体现。因此，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特别是对论文研究选题进行全面探析，有助于全面深入认识该学科的发展水平以及研究态势，对我国今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论文选题以及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学科分布及学位论文产出情况

1983年，国家教委将当时的政工专业命名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并开始招生培养专业人才。经过30多年的努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渐成规模，在全国设置了75个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以下简称博士点）①、282个硕士学位点、275个本科办学点，培养和凝聚了一批较高水平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团队，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方法论等20多个研究领域，产生了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应用研究等一系列分支学科体系，基本形成了一个内容完备、结构合理、动态开放、成效显著的学科体系。[1]在这些研究领域，产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博士学位论文。下面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分布状况和博士论文产出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1.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分布情况

目前，我国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的院校共有70所（见表1）。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属下的博士点和思想政治教育独立二级学科博士点各占35个（见表2、表3）。[2]

从表1、表2、表3可以发现，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建设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1）博士点单位增列迅速 在上世纪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的单位仅6所：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而2005年前也只有28所，但2005年以后博士点快速增长，由28所增加到70所，增幅达150%，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

（2）博士点区域分布不平衡 虽然72所（在分布统计时，中国矿业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同时计入两地）博士点单位分布在24个省区，但是各省区数量差距大，北京12所，江苏8所，陕西6所， 湖北5所， 黑龙江、湖南、辽宁、上海各有4所，这7个省区就有47所，占总数的65.3%，而其余16个省区仅占总数的34.7%。同时，内蒙古、宁夏、贵州、青海、新疆、、海南7个省区还没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

（3）博士点院校类型和层次分布较均衡 从表中统计发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主要集中在综合类、师范类、理工类和部队院校，院校类型覆盖面较广。在院校层次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主要集中在“985”高校、“211”高校及其他院校（主要地部属院校及地方重点大学），其中22所是“985”高校，27所是“211”高校，其他院校占21所，因此，博士点在院校层次上分布较均衡。

2.学位论文产出情况

基于中国知网CNKI，统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2006年1月1日到2015年12月7日所公布的博士学位论文，共有599篇（见表4），涵盖50所院校。②对培养单位博士学位论文产出数量前十名的院校进行统计（见表5）。

从表4、表5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产出具有以特点：

（1）年度产出数量呈非线型增长 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独立的前5年（2006-2010），产出论文数量少，一共才77篇。从2011年开始，论文数量达到100篇，呈现出非线型增长态势。

（2）产出总量不足，院校间差异大 十年间，CNKI收录的50所培养单位共产出博士599篇，年均产出1.2篇/校，这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论文产出量相当低，博士研究生规模较小。从产出量前十名的院校看，东北师范大学、中央党校和武汉大学3所高校产出论文最多，每校年均达3篇左右；据统计，产出总量在5篇以下的有14所高校。这说明院校间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人才培养差异校大。

二、学位论文选题及研究类别分析

对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反映这门学科的发展水平和研究趋势。下面，着重对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关键词、研究的类别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

1.关键词频次分析

对599篇论文中所有关键词进行统计，不同关键词总量达1713个（统计时对同义词进行了合并，如：“中共”视为“中国共产党”统计，“高校”、“高等学校”、“高等院校”合并统计为“高校”）。统计发现，有一大批高频率关键词，频次达8次以上的高频率关键词有20个（见表6），而仅一次出现的关键词达917个，占关键词总量的53.5%。

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统计数据分析，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1）高频率关键词反映了研究内容的主流方向 从排前20的高频率关键词看，“思想政治教育”频次达140，说明23.4%的论文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研究范畴。其中，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第一关键词的有54篇论文，说明占论文总数9.2%的论文选择它为核心研究内容。从研究对象上看，“大学生”、“高校”、“中国共产党”成为研究焦点；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重大现实命题成为了研究的热点。显然，高频率关键词基本吻合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特点，也反映了这门学科研究的主流方向和发展态势。

（2）低频率关键词量大，既反映研究领域走向纵深与宽泛，也说明存在偏离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的研究 在低频率关键词中，如责任论理、政府诚信、终身德育、意志教育、自尊外化、幸福指数、医学人文教育等关键词，表明研究主题更加具体，更加现实，更加深入，理论与实践结合更加紧密。同时，少数论文的关键词如财政权力、创业发展、风险社会理论、知识产权文化、企业文化整合等等，s把思想政治教育过于泛化，偏离学科主旨。

2.选题研究类型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范畴具有多领域、复杂性、应用性和现实性等特点。一般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研究类型是以研究对象作为分类标准的，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方法论研究、应用研究、现实问题研究、历史发展研究、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以及其他有关领域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研究、理论基础研究、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研究以及意识形态发生发展研究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侧重教育方法研究，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形成、变化、发展、运用等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应用研究是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原理、方法与社会具体的人、群体及社会现象结合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实问题研究是指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发展研究是针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形成的经验与教训进行历史考察；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是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开展比较研究，一般是将中国与外国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比较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跨学科研究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学与其他学科结合研究；其他有关领域研究是指一些博士学位论文偏离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与方法。[3]

按照上述分类标准，599篇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分类统计分成了7类（见表7）。

从论文选题类型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在选题上具有以下特点：

（1）应用与实践研究是论文主要选题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应用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是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研究的主要类型，分别占论文总数的42.2%、22.1%，这表明，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着重于理论与方法的实际运用以及现实问题的分析解决，特别在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公民道德建设、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与路径、和谐社会构建等方面选题多，研究深入，成果丰富。

（2）历史发展研究反映了我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经验和基本理论与方法 论文选题类型处于第三位的是历史发展研究，占论文总数的13.1%，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研究，对三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较多，对抗战时期、建国初期、改革开放等各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较深。同时，也有少数论文对中国古代和国外思想政治教育史开展研究，如孔子道德教育、马恩列思想政治理论等。

（3）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研究成果欠缺 论文以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为研究选题的总量少，共37篇（其中基础理论研究24篇）占论文总数的6.2%。从附表8看，已有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有较高水平和价值，但产出数量过低，这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方法创新不足，对学科建设的理论支撑和方法创建乏力。

此外，选题跨学科研究偏少，只有24篇论文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等学科交叉研究。统计发现，有56篇论文选题几乎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没有研究关联，如“财政权力”、“风险社会理论”等选题研究，这些选题与研究成果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发展。

三、对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思考与建议

学科调整后的十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研究内容、方法、实践等方面等到快速发展，学科领域不断拓展，具有鲜明的学科特色。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也表明，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研究已逐步形成了本学科的问题领域、研究范式以及方法体系。与此同时，在分析论文选题情况，也发现诸多问题也不足，如选题创新性不够、专业性不强、实证性不多等问题均有不同程度存在。分析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研究和学科建设，从而更好地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方法以及教育对象的特点，把握思想品德形成与发展规律，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高水平研究，不断增强分析解决人们思想问题与实际问题的能力。

1.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对599篇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论文选题还存在以下问题：

对政治学科的看法篇8

一、近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分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化（古代）到专业化（近现代）再回到整体化（当代）的发展过程。近代各门实验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是以自然哲学这一整体化的形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的；而近现代各门经验社会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则以道德哲学或人文知识的方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可以说，在文艺复兴以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其研究与教学事业是整体化的。

自文艺复兴开始，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门实验自然科学纷纷从自然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从16世纪开始，人文社会研究也试图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从而发展出系统的世俗知识，即开始了社会研究的科学化的努力。但是，近代的经典科学观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笛卡儿的二元论，即物质与意识、人与自然、物理世界与社会及精神世界的分离。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这两种文化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分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663年托马斯·胡克为英国皇家学会草拟的章程宗旨中得到清楚的证明。胡克写道：皇家学会要“通过实验手段增进关于自然万物的知识，完善一切手工工艺、制造方法和机械技术，改进各种机器和发明”，学会“无涉于神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语法学、修辞学或逻辑学。”

到了上一个世纪之交（18世纪末—19世纪初），各门实验自然科学以及数学已经成熟，并且占据了人类知识领域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然科学家并不把人文社会知识当作科学，而社会科学家则以自然科学为榜样，为社会知识的科学化（科学的客观性、可证实性、定量化、形式化和精确化等）而努力。

进入19世纪，随着西方工业化、城市化、大学改革和经验研究的成长，社会科学知识的产生逐步变成一种相对自主的、由自己特殊的程序或方法所指导的活动，并逐步建立在系统的经验数据的基础上。在19世纪，社会科学作为了解和控制日益复杂的社会的手段成长起来，先是以统计学和人口统计学的形式，后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形式确立起来。这一时期社会科学新的且最重要的东西，是理解社会及其问题的程序或方法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即想象的、神秘的、天启的东西让位给科学。这反映了经验的、定量的以及形式化科学方法的成长。这种方法论上的变化，并不仅仅是经验科学发展对经验主义认识论原则的承诺，以及社会研究模仿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研究方式的结果，而且也是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必然结果。因为社会科学的最终目标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劳动分工的细化带来了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及管理问题，国家或政府需要更多、更精确可靠的知识和信息来制定与执行政策、管理社会。因此，新方法的应用不只是为了获得关于社会的客观知识或科学真理，更重要的是统治者要利用这种知识来控制和管理社会。此外，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美大学的复兴与改造也是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经过改造的大学成为知识创造的主要场所，神学院或被取消，或缩小为一个系；医学院和法学院仍有其重要地位，但局限于特定的专业或职业训练；哲学学院以及分离出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系科成了知识产生的主要场所。

19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20年代（有的学者界定为1850—1914年间），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先后形成了现代社会科学独立的研究框架，并加以制度化，尤其是在大学扎了根。这种进程主要发生在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美国，因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社会科学的大部分经典也就是在这些国家出现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16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上半期，人文社会研究没有涉及现代社会科学的主题。相反，有不少现代社会科的核心问题，如国家与法、政治制度、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国际关系、权力问题等已得到了相当充分的研究，人们不仅能在早些时候的马基雅维利、布丹、格老秀斯、配第、重农主义者和启蒙学者的著作中，而且能在19世纪上半期的托克维尔、赫尔德、基佐、费希特、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的著作中看到大量的社会科学主题的论述，只不过这些论述很少是在我们今天所说的特定的学科框架中来进行的。

还是让我们简要地叙述一下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是如何形成的吧。据说史学是一门在西方最早制度化的社会科学（在我国，人们更多地把史学当作人文科学看待，在西方也有不少学者反对把史学列入社会科学领域之中）。实际上，史学是人类知识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各文明发祥地，遗留下大量的历史典籍，它们所记载的多是民族或国家的过去、尤其是帝王将相的生平活动。19世纪后半期所形成的新史学之所以被看作社会科学，就在于它遵循经验科学的传统或要求，提出用历史的事实来说明理论，或者说从历史事件或现象中概括、归纳出说明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联系的理论，并用这些事件或事实来检验这种理论。新史学要求经验理论说明各种历史现象的相互关系以及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反对旧史学的那种讲述故事的研究方式。

经济学是另一个出现较早的社会科学学科。尽管“经济学”这一名称是19世纪才出现的，但是，经济研究及经济理论在近代成就卓著。在16—18世纪已经出现了政治经济学、统计学、财政学和国家学这样一些学科名称；重农主义、重商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是现代经济学诞生之前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应该说，这一时期出现的经济研究与政治研究是密不可分的，“政治经济学”、“国家学”、“财政学”这些名称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现代经济学的出现，使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逐步消失。因为经济学家强调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个体行为，而不是各种制度，进而又假定了自由放任或自由主义原则；经济学的普遍化假定使经济研究直接面向现实，因而经济史研究被挤到了角落的位置（后面我们将看到，在当代社会科学的整体化发展趋势中，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的研究复活了）。

社会学的兴起几乎与经济学同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拉尔夫·H ·特讷在《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载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一文中认为，社会学之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想法出现于动荡的19世纪中叶的欧洲。当时，传统的社会在一片革命、反革命和国际战争嘈杂纷乱中瓦解；作为对现实的反应，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提出社会学应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提出采用现有科学的实证方法；而另一些学者（包括赫伯特·斯宾塞、乔格·齐美尔、埃米尔·杜克海姆、卡尔·马克思和卡尔·曼海姆等）则奠定了现代社会学的基础。他们与孔德一样，力图将不带偏见的学术性理想，与解决时代主要社会问题的原则这一目的相结合。（注：参看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不过孔德所提倡的社会学与今天的社会学不同，它是一门实证的、综合的、统一的社会科学，是各学科的皇后（社会学在19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之后，如何看待它的研究对象及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关系，一直是有争论的问题；到了当代，主流观点主张它落脚于市民社会或狭义社会问题，即与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相对的社会问题的研究）

政治学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正式学科，比经济学和社会学要晚一些（据说迟缓出现的一个原因是法学院不愿放弃对国家及政治领域的垄断）。它的兴起也许可以将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政治学院（1880年）作为标志。在此之前，政治学的研究已具备了坚实的基础。近代民族国家的生成是政治研究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美国政治学家、行政学家D·沃尔多在《政治学的发展》一文中曾这样来描述近代政治研究的进展：近代政治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范畴，即建立国家体系；改变与改善国家体系；寻求毁灭或超越国家体系。第一个范畴以马基雅弗利、布丹、霍布斯为代表；第二个范畴以洛克、边沁、密尔为代表；第三个范畴以马克思、巴枯宁及克鲁泡特金为代表。此外，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人也有重要的影响。（注：参看Fred I.Greenstein，Nelson W.Polsby主编：《政治学：范围与理论》，台湾幼狮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5－20页。）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国家、主权、权力、法律及历史。在二战后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兴起以前，政治学的研究重心是政治哲学尤其是国家理论，它直接继承了古希腊至近、现代欧洲的政治研究遗产。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学的成长，另一方面却加速了政治经济学的衰落。因为在人们看来，国家（政治）和市场（经济）是按照不同的逻辑运转的，必须对两者加以分别的研究（“国家学”在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是一个兴旺发达的学科，它往往被人们当作现代政治学前身或近现代政治学的德国版本。实际上它并不是“纯”政治学研究，而是包含了当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理学和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相当于当时英法流行的“政治经济学”）。

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独立学科，其形成有独特性。按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的说法，现代世界体系的建立涉及欧洲人与世界其他民族的相遇以及对这些民族的征服。在欧洲人眼里，有两类截然不同的民族和社会结构。落后民族生活在相对较小的群体中，没有文字与大范围的文教，技术、军事、经济落后，用来描述这些民族的一般术语是“部落”（tribcs）、“种群”等等。对这些民族的研究构成一个新学科领域，即人类学。它主要从探险、旅游和殖民地机构官员的活动开始，随后在大学里作为一个学科而被制度化，不过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分支是隔绝的。尽管人类学家也研究人类的普遍自然史，但其更多地研究特定的民族，成为人种学家（西方各国人类学研究的重心与其所征服的国家或地区密切相关，英国人类学的重点是东非和南非；法国的重点是西非，美国的重点是美洲印第安人和关岛）。在西方尤其英美的大学中，人类学早已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与研究落后民族的人类学相对，在近现代西方，曾流行一门对其他高级文明国尤其是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研究学科，即东方学。在近代，这些地区衰落，相继成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东方研究原本发端于教会，最初是作为福音传道的辅助手段而获得存在，后来逐步世俗化，并在大学中制度化而成为一个社会研究领域。

此外，还有几个在现代没有被当作社会科学主要学科的领域：（1）法学。法律现象显然是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法学无疑应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分支。然而在现代，法学没有被人们当作社会科学学科看待，原因在于：一方面，在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与分化以前，大学早就设有法学院，且势力强大，其任务是培养职业法官或律师；另一方面，法律条文太规范化了，缺乏经验研究的根基，其规则也不是科学的规则，背景过于个别或特殊化，因而受到注重经验研究、探求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们的怀疑。（2）地理学。19世纪末期， 地理学首先在德国的大学中得到重建，获得新生。它实际上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领域：人文地理属于社会科学；自然地理属于自然科学。（3 ）心理学。它本来是哲学尤其是认识论的组成部分，较早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并在近现代以新学科的形式出现。它主要被人们当作自然科学及医学的一个分支（实验心理学尤其如此）；只有社会心理学才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在社会研究中幸存下来。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已形成独立研究框架或范式的社会科学各主要学科继续发展。社会科学家们继续对这些学科领域进行界定，为本学科“划界”，确定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及范围，说明它与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差别）。同时，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得到加强。所谓的学科制度化建设，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其中尤以大学的教学发展（专业、系、所、学院的设置）为要。19世纪后半期所开始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历程大概是：首先是各主要的社会科学学科在大学里站稳脚跟——先设立讲座或教席职位，进而成立系、所或学院，开设系列专业课程，授予专业学位，学生获得职业资格；伴随着教学制度化的是学科研究的制度化——成立地区性或全国性的学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专题研讨会，出版发行专业期刊与书籍，获得各种基金来源的资助，图书馆对本学科领域论著收藏的制度化等。

总之，从1850—1945年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社会科学的各个研究领域逐渐从道德哲学以及人文社会知识的总体中分离出来，有的学科成熟了，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有的边缘化了（如史学、地理学和心理学）；有的则衰落了（如国家学、东方学等）。这近百年的社会科学建立学科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减少学科数量、以便能划分成若干学科门类以及彼此严格“划界”的过程，最后只剩下今天我们所熟知、并在世界被广泛承认的若干学科门类——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也许还有史学和法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等。于是，人类的科学知识形成了这样一个三分格局；在一端是数学和各门实验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另一端则是人文科学尤其是哲学、文学、艺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社会科学之所以获得这种中介地位，是因为它们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的特征：第一，它们的目标是获得制约人类行为或某一社会生活领域的一般法则或规律性；第二，力图把握各种必须当作个案来加以研究的现象（而非个别事实）；第三，强调必须将人类社会的现实分割成若干不同的部分来分别加以研究；第四，主张采取科学方法及程序，为科学的客观性和严格性而努力；第五，偏爱通过系统的研究方法获得证据，以控制条件下的观察，而不以普通的文献资料为主。

二、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