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范文

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篇1

谁都知道家长滥用权力是不对的，但是不能因此说家长职位的存在有问题，家长的职能是多余的，家庭结构也是不合理的。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家长滥用了权力，说明我们知道他不滥用的界限在哪里，说明我们已经承认他是有“事”可做和有“事”应该做的。我们通过一定的政治法律措施让他在其位谋其政就是了，他还是要做他应该做的事情的而不是变成一个不作为者。

过去的年代里，完全计划经济已经让大家受尽苦头，现在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国资私有化等等问题也让大家看到了另一个错误的苗头。此时此刻，我们有必要弄清楚某些问题的界限在哪里，比如政府职能和国家干预有何差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不是政府职能和国家干预手段？这种辩论是有益的。

以上是张建平先生的意思，

郎咸平教授说“我们需要这一代的党国领导人，是一个精英政府，而这个精英政府他努力的目标，是创建出一套法制化的游戏规则，创建出一个法制化的中国，而这个法制必须先规范政府的行为，然后再规范个体的行为。”他的话是经济理论还是政治理论。张先生说把政治开明、司法公正等等问题都纳入经济学的管辖领域是越权嫌疑严重,也表达要通过一定的政治法律措施让家长在其位谋其政，那张先生认为郎咸平教授是一个经济学家还是政治学家。解决中国问题是要政治解决还是经济解决。归根结底之后郎咸平肯定得解释，这个法是由谁来制定和由谁监督才会有效。

吴敬琏教授说的是“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是社会资源的基本配置者。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取代以前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些话是经济理论还是政治理论。为效率和寻找什么是市场机制，从纯经济理论理解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在这种滞后的政治体制中使经济学被社会指责，张先生又有何感想，我认为通过市场的充分竟争和促进经济增长是纯经济理论而已。

近来铺天盖地的对经济学家的指责，首当其冲的一个问题是国企的改革，这种改革原本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国企的资产是中国通过一种外来的理论指导，再通过政治革命从各种资本家手上得来，再通过全体国民在艰苦中积累得到的财产，而现在，对这些企业权属还没有确定之时，还没有到创业者手上之时，就开始由所谓企业精英拍卖和转让，把它作为经济学中的商品问题来解决，这是政治的问题，但在中国的政治理论中却又不能让这些企业象东欧那样，在先公正地分配与所有的劳动者后，再寻找重新组合来产生新的持有团体，因为这个社会不能容忍私有化的存在，私有制的存在会使权力到下层的手上，社会只能容忍权力的存在在国家手上。郎咸平似乎是在这种无可奈何中提出“创建出一套法制化的游戏规则，创建出一个法制化的中国，而这个法制必须先规范政府的行为，然后再规范个体的行为。”在不能从下去监督中只能寄希望于上面的自我监督。

中国的改革首先是财产分配问题，在财产的合理和公平分配上才会去产生经济学，如农村改革的土地承包。于是在政治问题还没有解决好之时，为什么要将责任推向经济学家上，为什么要将责任推向研究经济效率的人身上。难道所有的政治家就不去负这些责任吗？

所看到的中国新产生的问题更多是政治问题。在所谓的教育改革，医疗改革，所有的改革中并没有看到权力的改变，即便是口口声声喊行政放权的国企，都是政府垄断着权力，是一种握紧怕死，放开怕飞的改革状态。根本看不到国家中的教育行业和医疗行业的市场竟争，看到的是中国国民在这个既由政府垄断，又希望为摆脱其负担和无效率的管理体制。不得不向行业付与权力来对百姓的任意宰割。而其由此造成的后果全作为市场经济的结果。作为自由经济的结果，在中国，我实际不知道百姓已有了多少自由的选择，还不知道百姓是不是能有权力，自由地去选择那些勇于收费来改革的局长和官员。还不知道国家在稳定压倒一切中付与了多少权力来监督政府，中国的经济学还是象上世纪革命年代一样，糊糊涂涂钻进了为政治需要的套子里。

不必需要在提出资源配置后再提效率，国家相信计划经济在对资源的配置中，是存在着权力后去调拨会得到更好的配置，但计划经济在配置后是不是形成很好的效率又是另一回事，我所看到的是政府的改革只是在对资源的重新认识后的改革，即什么是资源，通过什么方法去调动和调节资源的重新认识之后，得到一种有别于以前行政权力调节和调动方式，这种方式是从对货币的意识形态改变开始，从资本家剥削下肮脏的货币，不知不觉的在政府中，改变成为利用货币为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有效力量，通过货币可以调动资源挖掘资源，吴敬琏教授的“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取代以前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在这时变成了以货币机制和计划增长率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源源不断流出的货币成了政府的资源，使政府的从以前的通过行政权力调动的资源，变成了货币调动，社会主义宏观调控让货币一下子不再见到其政治本质，而完全变成了经济的行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也就在货币的供给下形成，而不是在自由和私有的改革中产生，社会和人们一下子看到，市场经济就是市场上有东西出售，而这些东西有了钱就可以购买，于是国民就在这意识形态的改革中得到重新认识，从上到下向钱看。原本在马克思看来是最政治化的货币不再政治，社会在GDP增长中却认为已经理解和发展了马克思理论。诸不知这反而是对马克思理论的冲击，使马克思理论的信仰崩溃，更由于货币的流出中会在权力没有得到监督时，会因有权力存在改变其流出的方向。改变其流向的阶层和群体，经济学的问题变成了政治学问题，这种原本是政治的问题，在发现西方的凯恩斯原理之后照搬利用，在发行货币上不看自己的社会和西方社会的区别，就天真地只从经济来理解，中国改革也由此因政治因素变成混乱不清和畸形，也使经济学家分不出该从什么方位入手来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学家是不得不先转变成政治学家，并在政治学家的指导下去研究经济学。

不去批评郎咸平计划经济错误，也不去批评吴敬琏市场经济错误，只有承认了他们为中国改革在努力，在他们的努力中，让我们发现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贫乏和混乱。

马克思理论是从政治中出来。而凯恩斯理论是从社会经济发展中得到的，到后来成为政府权力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施的表现，使政府可能存在的对经济的直接的权力参与，变成政府间接的通过货币和财政来参与，使经济学在将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而中国，却是一个既有从经济上权力发行货币和通过财政控制来参与，又存在为意识形态的统治而去实施行政权力参与。还是一个纯正的政治经济学中，这就让市场经济和市场规律的解释和实践，变成了表面的解释和运用而已。

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篇2

一、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政治学说的挑战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毛泽东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现实政治的层面看，对于政治概念的阐明就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未能赶上时代赋予它的要求，现实政治总是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而理论研究常常落在时展的后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向，这就赋予政治以鲜活的内容和意义，同时也等待政治学作出回答和探讨。比如，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要强调讲政治？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腐败现象也增多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现象？为什么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常常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与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内涵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问题对于政治研究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如果政治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伟大的时代和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旧，那么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有的人想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政治与经济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两者水乳交融，虽然从学理上可以把政治与经济作出区分并分别加以论述，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难解难分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看到没看到政治与经济的交互作用，事实上是政治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政治；政治之中有经济，经济之中也有政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域就更加包含着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经济建设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例如，怎样发展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分配中要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依靠谁来发展经济？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近些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惊人，如何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反过来说，政治或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性的，如由政府所承担和进行的税收、能源保护、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经济的宠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如果硬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以为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些是纯粹的经济事务，那些是单纯的政治事务，就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而且可以说连一般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常识都没有，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3.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并不是抽象的、空洞的东西，而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具有特定的经济内容。经济问题聚集到一定程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就必然转化为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对于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通货膨胀、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本来只是经济问题，但如果发展到较为严重的程度，就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了，而会变成政治问题。这一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加以充分的注意。同样，经济成分的变化、私有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反映到政治领域中来。当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虽说明了政治的经济根源，但并不意味着随便什么经济问题都具有政治的含义。一般的经济问题通常并不构成政治问题，甚至围绕经济问题所展开的某些利益冲突也不一定属于政治的范畴。政治理论必须研究，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中，政治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应该如何发挥政治的统帅作用。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同样也可以用来观察国际政治现象。例如，当今世界南北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无论是北半球的人来到南半球，还是南半球的人跨入北半球，都会感到强烈的反差，而这一问题也根源于世界经济之中。一个冷酷的事实是：占人口24%的发达国家竟占整个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80%，而占人口76%的发展中国家只占20%；低收入的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6%，国民生产总值却只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4%。70年代初以来，跨国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了发展中国家的75～90%的矿产品和金属资源、30～40%的农业原料和40%的食品出口。当前，南北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更加扩大。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不断扩大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社会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两者之间的互动作用更加突出，这就要求我们的政治理论认真研究如何在变化着的国际大环境和大背景下实现和维护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篇3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目的；方法；路径

一、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的背景

1.1 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研究的含义。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研究，即将政治学应用到经济学的研究之中，它是经济学在实践中，长期发展的产物，相比单一的经济学，政治经济研究不再是孤立的考察社会经济现象，而是将社会经济看成是政治、经济共同作用的一个成果展现。当代西方经济思潮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凯恩斯主义、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新制度学派等几个阶段，各个阶段都是为解决国家经济政治生活面临的特定困难而发挥作用，但是也带有浓厚的阶段特征和阶级特征。20世纪90年代，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主张传入我国，为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2 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研究产生的背景。西方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研究的主张，是在不同时期，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大思潮互相博弈的结果。以20世纪30年代为转折点，20世纪30年代以前，经济领域中自由主义占主导，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使人们认识到“市场失灵”，国家干预的经济主张应运而生，但是20世纪60、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滞涨”现象，也证明了“政府失败”随后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先后出现了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新制度学派等主张。我国先后提出“必要市场、有限政府”，“小政府，大社会”的各项主张，以期解决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各类矛盾与问题。

二、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研究之目的、方法与路径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以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阐明了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但是，在新时期，全面认识并考察经济领域中的政治因素的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研究认为，任何政治活动的开展，都有深刻的经济动因，政治过程其实是经济活动在政治领域的自然延伸[1]，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研究是一门运用政治学视角来考察经济学的一门新兴学科。事实证明，纯粹的进行经济学研究是片面的，例如，2013年非典肆虐，非典过后，北京某经济学学者，根据调查情况，研究非典给北京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仅从调查的数据，这位学者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得出结论：非典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报告一出，变传来非议，民众认为，这位学者有宣扬非典的暗示，其实不然，学者知识单纯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经济现象，并没有考虑经济背景下的政治现象，融入政治因素后，非典是给我国带来巨大损失的一场灾难，因此，必须对经济学进行政治经济研究，全面的考察和认识社会经济现象。

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研究的方法主要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 ，唯物辩证法 两种方法，其中唯物辩证法具体包括矛盾分析法、科学抽象法，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等，在研究方法上，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有相同之处。

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研究的路径，主要有国际和国内两个路径，一方面，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研究应做到坚持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想统一，切实结合本土的经济现实和政治特色开展，政治经济的研究，另一方面，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我们必须有全局观念，用世界眼观去进行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相对发达，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研究更加全面和成熟，需要我们积极的借鉴和吸收其合理的内涵，为我所用，促进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研究不断发展，促进中国经济的腾飞。

三、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意义

任何研究，如果没有实践性就失去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同样，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研究也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3.1 经济学的市场自由主张启示中国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的主张在西方由来已久，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开端，十四大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开始形成，十四届三中全会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2]。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证明，自由竞争促进经济的发展、增加就业，促进人民安居乐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张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3.2 西方国家干预主义启示中国经济学进一步重视民生。西方经济学的“福利经济学”认为：不仅要坚持把蛋糕做大，还要把蛋糕做好，国家干预主义主张政府要提供公共福利，保证社会公众的利益，必须解决好就业等民生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政府必须解决好人民群众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解决好民生问题是经济学进行政治经济研究的具体体现，也是我党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3.3 公共选择理论启示我们政企分开，重新定位政府的职能。利益的原因决定了，私人企业没有提供公共物品的动机，所以提供公共物品的责任就落在了政府的身上，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是民意的代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手”并非水火不容，要将这两只手结合起来[3]，共同促进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研究更加注重经济背后的政治因素，全面促进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总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经济是根本，但是上层建筑反作用与经济基础，所以必须对经济学进行政治经济的研究，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研究是一门以促进经济全面发展，社会和谐进步为目的，以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为研究方法，综合国内和国际两个途径的新兴的交叉学科，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研究也是摆在广大学者面前的有待继续研究一个深远课题，广大学者要继续进行和推动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研究，尽量避免和减小“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全方位的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宝恒.雷艳红.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研究：目的、方法与路径[J].中国行政管理，2007（07）.

[2]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现实意义[J].-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2013（03）.

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篇4

1.政治的生成与传播

政治貌似熟知，其实无法定义，因为政治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固定在哪种含义上。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达尔曾说:“确切地说，任何人都能懂一些政治，但政治是格外复杂的事物，很可能还是人类所遇到的最复杂的事物之一。如果不具备处理政治复杂性的技能，人们就会草率或过分地简化政治，这就是危险。公正地说，我们认为，大多数人确实都把政治简单化了。”①所以，认知人类的政治，需要从历史和逻辑两个角度展开。从人类政治历史演变的“历时态”看，政治与国家、经济、社会关联。与国家关联的政治，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政治现象是人类从野蛮进入文明即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产物，因而，各种复杂纷繁的政治现象所体现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社会中各阶级围绕着“国家”的统治权力而展开的激烈斗争。因此，从与国家关联的角度来认识、把握、研究政治，是贯穿人类几千年政治思想史的主线，直至当代仍然如此。与经济关联的政治，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人们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生活还没有什么独立性，在很大的意义上政治生活就是他们相对于私人家庭生活的社会生活。当人们的维持生活与生产资料的经济生活逐步凸显出来越来越具有独立意义的时候，人们便从与“经济”相对应的意义上认识、把握和对待政治了。应该说，在当下社会里，人们对于政治的认识更多的是从与经济对应的意义上，或者说是从与经济关联的维度来把握和认识政治的。与社会关联的政治，从社会维度对政治的认知和把握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产物。在人类社会诸多领域混沌不分的早期，人们的政治生活就是“社会”生活，这种政治、社会生活可能仅仅只是相对于私人家庭生活而言。如果说，这可以视为从社会关联或意义上的“政治”，那么毫无疑义，这种界分是完全不自觉的。随着经济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突出及其对政治的制约，人们从与经济对应的意义上认知和把握政治，而当人们能够自觉地从高于经济和政治本身的境界来把握政治的时候，实际上又是从“社会”的境界和意义上对政治的把握。这正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的上升过程。从国家、经济、社会三个维度所规限的政治，即政治的“历时态”生成过程，可以归纳为政治的国家化、经济化、社会化过程。这种过程既是一种时间意义上的历时展开过程，又是空间意义上的横向扩展过程。这种过程正是政治从无到有、从己到人、从私到公、从内到外、从一到多的通过“传播”这一根基性路径的生成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在被理解为“人类社会的特质”的基础上与政治的本质取得同一性，可以通俗地表述为:没有不通过传播而形成的政治，正像不存在没有被统治者的统治者一样，即所谓的“政治即传播”。这种看法的深度与视角，可能不同于现在人们对政治传播的理解与解释，尤其是传播学学者对于政治传播本质的看法。我们没有具体展示所谓政治传播的历史形成过程。比如，在中国历史上从尧、舜、禹及上古时期《尚书》《左转》等所记载的“口传”政治，先秦诸子百家的“说服”政治，秦汉时期的“书刊”政治，唐宋时期的“进奏”政治，元明清时期的“特务”政治等;在西方历史上，古希腊罗马乃至中世纪的辩论修辞政治，近代资本主义时期英法德的报业新闻政治，美国的宣导性政治，以及传播学创建后在传播技术与新媒体引擎下的说服政治、修辞政治、沟通政治等。在我们看来，展示这样具体的对政治的传播过程，在理论上并不能揭示传播的政治本质和属性，而只能展示政治是怎样运用传播来实现自己的。毫无疑问，展示政治是如何运用传播或者在政治范畴中讨论政治，无法说明我们上述的政治在“国家化、经济化、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步生成自己的规定性这一理论见解。所以，这种理论，看来看去，还是一种传播学，而不是政治传播学。

2.政治统摄传播

传播是一种交流，交流是一种过程，是一种信息流动的过程。在这里，实际上“信息”是传播的核心，比“流动的过程”更为重要，至少说二者同等重要。但传播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预设了这种信息，即把这种信息当做一种既定的东西，认为传播的变化就是传播过程的发展，认为传播学就是研究这种过程之规律的学问。毫无疑问，传播的“过程”本身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确实越来越复杂，但是，研究者们把这种过程研究得更加复杂。打开现在任何一本传播学著作，浓墨描写的是过程。诸如线性的、非线性的、单向的、双向的、立体的、直接的、反馈的、系统的;还有所谓拉斯韦尔模式、神农———韦弗数学模式、奥斯古德模式、韦斯特利———麦克莱恩模式、德弗勒反馈模式、赖利夫妇模式、马莱茨克模式、鲍尔———罗克希依赖模式等等，纷繁复杂，眼花缭乱!说实在的，不仅仅是非传播学研究者们很难理解和消化，就是有些研究传播的学者自己也未必能完全理解和消化。为了使问题回归简单朴素，我们也就不古今中外地往前追溯了，就让我们回到“传播学之父”施拉姆当年对传播的认识和研究上来。施拉姆确认传播的“人类社会特质”的基本思想后，认为传播是一种信息流动的过程，虽然之后他对“传播关系”“传播行为”“传播契约”“传播过程”等展开不断深入的研究，但是，这种研究，与他对“信息”的认知是同一的。就是说，传播过程的展开与被传播之“信息”的生成扩展相互依托，是同一个过程。这一点，被后来的传播学研究者忽略了，注意力都放在了对传播过程的研究上。这就是我们现在看传播学只看到传播形式而看不到传播内容的原因。事实上，施拉姆当年创建“传播学”时，首先研究了传播的内容———“信息”。在他《传播学概论》里专门有一节是谈“信息的性质”。他指出“信息是传播的材料”，那么，“信息究竟指什么呢”?他借用了香农和韦纳的思想，认为“凡是在一种情况下能减少不确定性的任何事物都叫做信息。”问题的重要性在于，施拉姆接着所讲的大量的通过信息流动“减少不确定性”而形成“确定性”的过程，正是信息的“社会性内涵”的生成与展示过程。换句话说，我们是要通过人的社会性本质的生成与展示过程，才能知悉“传播”究竟在传什么!这也是“传播”必须由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来说明的原因。施拉姆当年这种研究思路清晰易懂:“社会是各种关系的总和，在这些关系中，某些信息是共享的。我们要明确了解的一点是:人类传播是人做的某种事。它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它本身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除非是传播关系中的人使之成为不可思议。讯息本身并无含义，除非是人使之有含义。因此，我们研究传播时，我们也研究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与他们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他们怎样相互影响、受影响，告知他人和被他人告知，教别人和受别人教，娱乐别人和受到娱乐。要了解人类传播，我们必须了解人是怎样相互建立起联系的。”②当我们认为，传播过程受制于所传播的内容，而传播的内容即“信息”的内涵是人类社会性本质的具体生成与展开的时候，传播本质中的政治要素便凸显出来。也就是说，传播的“使不确定性不断地走向确定性”的过程，正是一个传播的内容不断地社会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传播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不断地政治化的过程。传播的社会化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也是一种政治化过程，这是我们观察与探究“传播究竟在传播什么”的一种理论视角。其实，现实发生着的传播历史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点。2003年，法国学者埃里克•麦格雷出版了他的著作《传播理论史———一种社会学的视角》，这部优秀的著作从社会学的视角对西方传播理论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麦格雷提出了研究传播的“三个维度”:“要更准确地定义传播这个词，必须选取不同于空想家和诡辩论的角度，接受社会科学奠基人和继承者以不同方式发出的邀请，把传播看成一个我们永久居住的三维空间。……我个人赞同的表述是:传播现象是一个‘自然的’‘文化的’和‘创造性的’现象，三层意思的重要性逐层递增，分别对应的是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社会政治秩序。”③关于三个维度的关系，麦格雷突出了他的“政治统摄传播”的学术思想:“把握上述三个层面、三个世界的关系，是传播研究面临的一大挑战。……传播首先是文化事实和政治事实，其次是技术事实。”④“客体、社会关系和政治秩序，是传播的题中应有之义。任何一种传播学理论都是由几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组成的:人与人交流的功能化模型、对权力/文化关系的判断、统领全局的政治秩序观。……任何理论都是由科研预设以及意识形态、伦理观念和政治判断组成的。无视理论某个部分或多个部分事先已经纳入的观点，就可能冒倒退的风险。学术研究思潮的发展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⑤可以看出，麦格雷在这里已经突破了社会学的视角，讲的是研究传播所应坚持的哲学和政治学立场，是从传播的社会本性出发超越了社会学本身。他据此非常推崇马克思侧重于意识形态的关于社会关系本质的理论，推崇涂尔干关于社会共识与社会整合的理论，推崇韦伯关于社会行动的理论。麦格雷尖锐批评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由于互联网、新技术和新经济飞速发展所带来的传播学研究的“技术决定论”的死灰复燃。他认为这种对传播的研究，偏离社会与政治的轨道，是传播研究的“回归客体”式的“不可能的倒退”。

二、政治传播与传媒政治

在理解政治传播的内涵与廓清政治传播的边界时，还应该说清楚政治传播与“传媒政治”的关系。现在，很多的研究自命为“政治传播研究”，而其实质是一种传媒的政治研究。现在的研究状貌，与其说是政治传播研究如火如荼，不如说是“传媒政治”研究如火如荼。有学者认为:“传媒政治是从传媒的视角研究政治和从政治的视角研究传媒的一门政治学的分支学科。就它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来说，它指传媒与政治关系及其一般规律，是政治的一种手段和形式，是关于传媒的权力构成和权利分配。”⑥很明显，这种界说似是:传媒政治是从政治的视角研究传媒，而无法达到从传媒的视角研究政治，从传媒是无法深入到政治的。这种情况下，是根本无法探求“传媒与政治关系及其一般规律”的。在我们看来，所谓传媒政治，已经是下沉到政治传播很低层面———以媒介作为传播工具———的一种具体的媒介研究，正像我们同样可以从社会、文化、经济、技术等角度研究媒介一样。如果非要给传媒政治寻找一个“归宿”，勉强可以归为“传播政治学”(如果能构成一种“学”)。当年麦克奈尔在她的《政治传播学引论》中已经非常明确把“政治传播”与“传播政治”做了区别:政治传播讲的是“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⑦，而传播政治指的是以政党等为主体的通过政治广告、政治公关等形式为自己的竞选而做的具体行为。媒介，只是其中一个角色而已。若再深究一下，在我们看来，政治传播，着力的是人类社会中政治与传播的本质性融合，它立足于与社会“同一”的人类政治生活。这种理解中，政治与传播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均居“本体”地位;而所谓传媒政治，或传播政治学，是立足于被工具化的传播，以单纯的传播为“本位”，研究传播与政治的关系，研究传播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与功能。因此，这种研究的着力点是“政治的媒介化”与“媒介的政治化”。最近出版的美国学者米兰•本奈特和罗伯特•恩特曼主编的《媒介化政治:政治传播新论》，虽然以“政治传播新论”作为副标题(这种标题误导了很多读者)，其实，正是一本研究“传播政治学”的著作。在我看来，作者在书中把“传播政治学”说得很清楚:“本书旨在探求媒介是如何通过影响信息交换，从而影响人们在政治活动中的思想和行为的。”⑧这个“宗旨”准确地说明了传媒政治或传播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那么，为什么会把“媒介”在政治生活中看得如此重要，作者声明道:“媒介化的政治传播已经在当今民主政治和公共生活之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尽管传统政治的诸多形式，诸如挨家挨户式的游说、政党活动及其他社会活动的开展等仍然没有消失，人们也依然可以在没有媒体参与的情况下直接进行政治讨论。但是很多的政治组织已经认识到，如果没有多方面的运用，政治统治以及一系列相关的步骤(诸如形成舆论等)是不可能以其现有的方式顺利实现的。”⑨政治传播与传媒政治或传播政治学的差别在于，如何理解人类社会生活中政治与传播的地位及其关系。那么，这里的传媒政治或传播政治学是如何认识政治与传播的，作者在书中的观点是颇具代表性的:“在此，我们讲‘政治’宽泛地定义为社会中‘对价值的权威分配’。这里的‘权威’指的是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决策者借由其权威地位，依靠公民自愿分配或强制行使权力，以控制、管理社会内物质、服务、卫生福利、人身安全和其他价值的流动。毋庸置疑的是，在任何民主社会，从统治权的角度来看，个人的权力并不平等。因此在现代民主之中，传播顺畅与否是衡量权力大小与平等程度高低的重要指标。通过传播，人们不仅能够使自身的价值观念和利益(或‘偏好’)为人所知，而且还能够了解政府的活动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人们这些偏好。传播可能会掩盖政治决策者背后的动机和利益瓜葛，从而对社会中的权力和政治参与产生负面影响。但传播也能够通过促进公众参与政治决策，在这些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⑩将政治传播与传媒政治或传播政治学区别开来，有利于回归政治传播的本原，沿着正确的方向深入研究政治传播。

三、政治传播与传播政治经济学

在研究中，还有一个核心命题就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它也往往与政治传播纠结在一起。从外部形态看，传播政治经济学比前面所说的“传媒政治”的研究对象要规范、系统，因此，说到传播政治经济学，人们似乎容易接受，而把“传媒政治”当作传播政治学，人们可能还不以为然。传播政治经济学是传播学研究中一个独特的流派。“这个流派完全有别于美国的实证学派，它着重分析传播体制的经济结构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过程，从而揭示传播与文化工业的复杂性，以及通过资本实现的传播与文化活动对社会过程的影响。通过对传播的所有权、生产、流通和受众消费等层面的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试图展现传播的社会权力关系。”瑏瑡一般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范式在传播学中的具体应用，或者说，支持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和基础性理论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范式是从政治、经济即权力和资本关系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现象的世界观及其研究方法。它被定义为并聚焦于对社会关系尤其是权力关系的研究上。众所周知，这一理论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是马克思。19世纪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其核心的理论是唯物史观。具体到传播学领域，传播的政治经济学范式认定媒介及其信息传播是社会控制的一部分，把媒介的整个传播过程看做是一种包括传播资源生产、分配、流通、交换、消费各环节以及宏观决策的经济活动，把所有的媒介产品当商品，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大众传媒支配和控制的权力关系。归根结底，传播的政治经济学关注大众媒介的所有权结构、所有制关系及其控制。到21世纪，跨国传媒集团对发达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信息垄断或渗透，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点批评指向。传播政治经济学貌似是对传播的一种“经济机制”的分析，然而这种分析却是从“政治视角”出发，或者说，这种经济分析是建立在特定的政治立场上。正像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看到经济的政治意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所每每得出的结论总是政治的。据此，它被命名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传播政治学便难解难分。对于传播的研究，当从“政治经济”的宽泛视角“浓缩”到独有的政治视角时，它就成为一种传播政治学。无论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还是所谓研究传媒政治的传播政治学，其着力点都是对“传播”的分析，因而自然地被划归到纯传播学的“流派”。而政治传播，既不能说是着力于单纯的“政治”，也不能说是着力于单纯的“传播”，它着力的是“政治传播”。这就是三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四、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

在研究中，还有两个命题纠缠在一起，这就是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几年前我们曾撰文评论过“政治社会化”，不过主要是检讨“政治社会化”这个命题本身。瑏瑢研究中所暴露的问题是很多人对两者不加区别，或者区别不开。美国学者弗雷德•雷格斯蒂在《政治社会化》一文中，就把政治传播直接解释为政治社会化，把政治社会化直接理解为政治传播，并用拉斯韦尔的传播“五W”模式来解释政治传播过程和所谓政治社会化过程。但实际上，深究其理，二者还是不尽相同的。最早撰写了《政治传播学》的台湾学者祝基滢认为:“政治社会化是指社会份子如何纳入政治文化，以及社会份子改变政治文化之能力。政治社会化也是指一个社会份子接受政治任务，和遵守政治规模之过程。如果用一个惯用的名词，政治社会化也可说是政治学习的过程。”瑏瑣她借用美国学者道森和普勒威的观点，认为“政治社会化产生政治自我”。可惜，祝基滢以“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为题立论，理论上讲，这种立论本身就是以“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相区别为思想基础，并没有把二者的关系说明白。毫无疑问，政治社会化属于政治传播范畴，政治传播内在地包含着政治社会化。但是，政治传播却不限于政治社会化，因而也不等于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是一个纯政治学的传统理论范畴，这个范畴的本质是在政治范围内讨论政治的机理。它与政治传播最主要的区别有以下几点:第一，政治社会化范畴的视角是侧重于政治传播中的“客体”，这种视角，前提性地预设了一个可以让人学习或者接受的政治思想、政治任务、政治规范、政治理想、政治信仰等。而政治传播是以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互相依赖、互为前提为基础和出发点的;第二，政治社会化范畴的着力点是政治共同体中的个体。强调社会个体如何通过学习而形成特定的政治人格。而政治传播，无论是传播主体，还是传播受众，不仅仅限于个体;第三，政治社会化范畴比较强调经过社会化后的效果，即个体“政治自我”的形成。而政治传播虽然也强调传播效果，但是，同时也注重或者说更注重传播过程的研究;第四，政治社会化范畴强调的“社会”本质上是指特定的“政治环境”，它还属于政治本身范畴之内。而政治传播中的社会，如前所述，指政治通过国家化、社会化、经济化而超越狭义的政治本身的“社会化”过程，这里的两个“社会”，在内涵与外延上都有不同。

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篇5

 

关键词：宪法学 　经济制度 　上层建筑 

在宪法学上,经济制度是一个存在分歧的概念,说法不一,不同的宪法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众说纷纭。在教学实践中,我们认为经济制度是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所确认和规定的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与之有内在联系的基本经济政策的制度的总和。而前两种观点,把经济制度混同于了经济基础,这是不科学的,因为宪法学中的经济制度是一种法律化了的经济制度,应该属于上层建筑,而和经济基础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 

首先,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涵看,经济制度应该属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它的内容主要包括生产资料归谁占有,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劳动产品分配方式等三个方面。 

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宗教、道德、艺术、哲学等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和设施的复杂系统。上层建筑由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及意识形态两部分组成。前者主要包括国家、政权、法制、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通常被称为政治上层建筑。后者包括政治观点、法律观点、等等。在上层建筑这个庞大的体系当中,政治居于主导地位。政治,包括国家的制度、物质设施、政策、法令等等,是上层建筑中最有力的部分。 

宪法学中的经济制度,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确认生产关系的制度;一是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以及与该经济管理体制有内在联系的基本经济政策。 

其次,从宪法学这门学科看,经济制度应属于上层建筑。宪法学是一门以宪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法律科学。对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观点,但归根结底,宪法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主要是研究宪法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宪法的本质、特征、形成和作用,宪法的制定和实施,宪法的解释、修改和监督,以及各种宪法规范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宪法关系,这些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宪法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宪法的基本理论,宪法的历史发展,国家性质,国家形式,选举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政党制度,宪法的保障与监督等。这些都属于国家政权,属于政治法律制度的范畴,都是政治上层建筑。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国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赖以建立的依据,因而决定了以宪法为研究对象的宪法学在整个法学体系当中举足轻重,决定了宪法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和特点。一是宪法学属于基础理论学科。研究宪法确认的有关国家最根本、最重要问题的原则、精神等方面的基本理论。二是宪法学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宪法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规范国家权力从而保障公民的权利,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有的学者从宪法学主要以国家政权为研究对象的角度,将宪法学概之为国家政权之学,因此与统治阶级、统治集团的相关政策有密切联系。三是宪法学研究的都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宪法规定的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如国家性质,国家形式等。那么,宪法学所研究的必然也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这些也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因此,宪法学应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既然如此,作为宪法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制度自然也应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最后,从经济制度与宪法学中其他制度的关系上看,经济制度应该属于上层建筑。法由无数法律规范组成,是法律规范的总和,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原则,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宪法规范是调整有关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根本原则和国家政权的组织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关系的。我国现行宪法将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大致上分为四类,即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和法制关系,与之相适应,宪法规定了四种制度,即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和法律制度。其中,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无疑都是上层建筑研究的范畴。 

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篇6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教学困境；意识形态；方法论；理论知识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33-0100-02

一、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逐步加快，各类市场主体日趋成熟壮大，主体之间的“所有制边界”越来越模糊，体制内的矛盾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经济主体的行为乃至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多地受到微观利益冲突的影响，人们对经济制度的关注程度正在逐渐下降。基于此，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得不大量增加对体制与机制的解读，进而推演经济制度的量变与质变。尽管说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方法符合理论认知的一般逻辑，但是，过多的现象解读很可能误导或弱化学生对“经济制度”这一核心理论的掌握。比如，在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时，学生的兴奋点大多集中在公司制度、社会保障、公平效率、价格机制等紧密结合社会实践的命题上，而对于这些体制机制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热情。这种现象经常导致教学过程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一般的解决办法是先讲制度后讲体制，把体制看作是制度的实现形式，很少有教师能够在讲解体制问题的基础上，继续深入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困境在地方高等院校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受到课时量和教学效果的限制，大部分教师都安排了较多的课时解读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问题，相对而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量变与质变，以及对市场经济造成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变化等重要理论命题则“没有足够的时间”予以解读。在一些经济学科排名较高的“211学校”中，由于课时充足，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稍显缓和，但是也同样面临着“体制重于制度，现象多于本质”的教学难题。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固然很多，比如国内外的社会经济环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以及各高校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定位等，但是从教学角度看，最直接的问题还是教学的方式与方法。面对“有限的课时、复杂的背景和庞大的理论体系”，讲好这门课的关键在于：凝练教学目标，归纳内容体系。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三位一体”教学法，即确立“意识形态教育、方法论教育和理论知识教育”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并以此为导向确立内容体系和教学方法。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意识形态定位

政治经济学应该如何定位自己的教学目标？这不仅要取决于政治经济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还要取决于社会需求以及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从学科地位来看，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特殊的地位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必须承担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对此目标，部分教师认为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应归口于思想政治学科，而不应该放在经济学科。这种认识最主要的误区在于对意识形态教育的界定过于狭窄。意识形态教育不仅仅是思想政治学科的任务，而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共同任务，这一界定不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要求，而且对资本主义和其他社会制度同样适用。以西方经济学为例，这些年来，中国学生和西方经济学的学者都很推崇西方经济学的教育，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认为西方经济学注重分析工具的运用，而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说教。其实，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是效用价值论和功利主义哲学观的结合体，其解释力集中表现为：以稀缺性为基础，以资本要素配置为核心，进而说明按资分配的合理性。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确实没有意识形态教育的痕迹，但是整个理论体系无一不是为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合理的。由此可以推出一个结论：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本身并不排斥意识形态教育，正相反，社会科学是否具有科学性，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能否科学地解释意识形态的合理性。这一点正是我国政治经济学学者应该借鉴和学习的。由此，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育不仅不能忽视意识形态教育，而且应该把意识形态教育作为首要目标，科学地凝练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增强对劳动价值论、阶级性和经济制度的专业解读。

三、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方法论定位

政治经济学是国内大部分财经类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而且一般都安排在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开课。作为基础课，传授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教学目标的重中之重。对于应该讲什么样的方法，各院校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差异。从现有的教材版本来看，大部分教材倾向于对马克思科学抽想法的解读，而对其他研究方法采取一带而过的方式。科学抽想法固然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但却不应该是政治经济学唯一重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数学方法在内的其他研究方法在解释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认识社会实践活动方面都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课程的开篇增加对研究方法的介绍，使学生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其他学科的基础地位。此外，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传授分析工具应该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教育的重心。从根本上讲，这种理解没有错，但却忽视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整体性很强的理论体系，各部分之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性，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对分析工具）的解读必须联系整体认识局部，不能断章取义。这就要求在讲授过程中，首先要给学生建立前后关联的整体思维方法，让学生在整个逻辑体系中了解局部分析工具的运用和作用。为此目的，在方法论教育方面，既要注意专业术语和分析工具的讲解，还要注意思维方法的传授。

四、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标中的理论知识定位

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教学目标是理论知识教育。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教育是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的基础和载体。没有理论知识教育，意识形态和方法论就是空中楼阁。同时，所谓的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都要融于理论知识教育当中，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即便是课时安排最多的院校也不可能全面系统地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而只能通过精选凝练，形成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结合社会经济实践，理论联系实际地解读马克思的部分理论内容以及部分重要的理论发展，这种方式已为国内大部分院校采用。其主要的缺陷在于缺少经济思想的升华。马克思经济理论历经两个世纪而不衰，除了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之外，还有其立意深远的经济思想，如果不能在教学过程中结合理论知识升华经济思想，则很容易陷入“解释力困境”。可见，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教育不仅要包括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还必须包括经济思想。

五、化解教学困境的几点建议

1.内化意识形态教育。在现有的政治经济学课程体系中，对资本主义部分的解读基本贯彻了马克思的研究逻辑，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部分的解读则缺少对劳动价值论的贯彻。基于此，解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问题（特别是经济制度问题），有必要首先分析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劳动过程），在生产过程中分析公有制条件下的价值创造、价值增值，以及价值分配问题。进而突出劳动在公有制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凸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差别和创造性发展。

2.推动方法教育与理论体系的融合。对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政治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理论课程，还应该是一门方法论课程，学生希望通过学习，掌握一定的具有“通识”意义的认识方法。基于这样的要求，政治经济学应该强调“专业术语”、“分析工具”与“思维方法”三位一体的方法论教育。为此目标，一方面必须强调政治经济学专业术语的规范性，既要反映理论体系的严谨性，又要反映相关应用学科的时代性。另一方面必须要求学生增强对专业术语的理解和掌握。再一方面要充分运用矛盾运动分析方法，更加清晰地解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演变，让学生更加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

3.强化理论知识教育与经济实践的结合。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要求经济理论既来源于经济实践，又能够回到经济实践。这要求主讲教师：一方面把握历史资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认识经济理论，并运用经济理论分析历史事件。另一方面紧跟经济时事，运用经济理论解释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并在经济发展中推进理论创新。再一方面注意经济思想的解读，基于理论又不局限于理论，让学生掌握知识的同时，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思想，从而实现理论知识教育与意识形态教育相结合的目的。

综上几个方面，意识形态、方法论于理论知识教育“三位一体”教学法不仅对现有的教材体系提出新的要求，同时也对主讲教师提出新的任务。具体来说，一是主讲教师需要具有更高的理论素养和更加全面的知识储备。二是教材内容在理论逻辑上要更加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规范，但在内容体系上要更加能够体现时代需要。三是统一规范各类高校和专业的课时安排。四是凸显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氛围。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资本论[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0.

[3]笛卡尔.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

[4]刘永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纲要[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篇7

[关键词]财政政治学；新兴学科；专业设置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5.08.132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5）08-0171-02

财政政治学是介于财政学和政治学之间的新兴学科领域。作为新型学科交叉领域和研究方向，财政政治学立足于“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根本判断和财政同时具有政治、经济双重属性的实践特征，以新经济史论、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主义和预算政治分析为主要分析框架，以国家财政活动的制度框架和政治过程为着眼点和切入点，主要研究政府间财政关系、预算政治过程和财政民主法治等实践和理论问题。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三中全会提出“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等一系列关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点方向，为促进财政政治学学科交叉、有效提升财政理论研究服务社会实践需求的能力注入新的动力，也向现有学科分立等体制机制安排提出了创新改革要求。

1 财政政治学的缘起和发展

财政是国家的血液和基础。没有钱，国家必将无所作为，而国家的一切所为，都必将落实到财政方面。财政学研究最早蕴育和脱胎于研究国家财政的政治经济学的母体，既是“政治的经济学”，也是“经济的政治学”。无论德国“官房学派”对国家财政问题的系统研究，还是亚当・斯密对税收、公债等政府理财事务的关注探讨，都深刻地体现着财政研究这一传统特征。以1767年詹姆斯・斯图亚特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为标志，财政问题研究被纳入“政治经济学”的近代学科框架之内。德国官房学派的代表人物尤斯梯从国家立场上看待财政问题，认为财政问题的研究不是作为纯经济理论科学，而是作为专制君主的政治实践，即作为所谓政策的技术――行政技术理论的科学而存在的。

从斯密时代至19世纪末，对财政问题的理论研究按照两条思想路线展开和发展。欧洲大陆学者坚持将财政理论与政治结构、过程结合的路线。瑞典的威克塞尔在考察财政问题时强调，“考察集体决策形成的制度结构是必须的，而且尤其关注规则……只有通过规则的变化，结果的模式出现何种改变才能被预测”。意大利的维安尼・潘塔莱奥尼等人也在财政理论中结合政治因素进行了类似的研究。相反，盎格鲁-撒克逊的财政学者则尊崇和坚持亚当・斯密传统，强调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坚信“看不见的手”会引导私人利益最终趋向公共利益，在财政学领域具体表现为只重视作为均衡价格构成部分的税收问题，而不关心支出问题，更不关心财政过程中的政治问题。随着19世纪自由经济理论占据政治生活的主导地位，近代社会科学研究出现分科化建制的显著趋势，即政治学和经济学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脱离出来彼此独立和分科发展。与这一进程相适应，关于财政理论两条思想路线的分野更加清晰，财政理论的经济学化或者非政治学化趋势更加明显。

尽管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说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分离是必要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那种百科全书式的研究也很难适应近代社会科学发展的理性化、专门化趋势，“但……从财政的定义来看，它的研究领域就是政治经济学”。20世纪后半期以来，以道格拉斯・诺思等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学派，强调从财政活动历史变迁的角度，分析国家财政的制度安排与社会政治发展之间的深刻联系。以詹姆斯・布坎南等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强调财政研究与政治问题的内在联系，围绕财政制度中的个人政治行为以及立宪民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艾伦・维尔达夫斯基等预算政治学派，围绕预算政治过程、预算权力归属等预算政治问题，分析了财政与政治之间的本质联系。以詹姆斯・布坎南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和维尔达夫斯基开创预算政治学领域为标志，财政政治学在核心问题、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和学科平台等方面获得广泛认同和长足发展，从而成为财政学与政治学相互交叉的一个新的学科方向。

历史地看，财政活动是同政治权力的分配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历史上的重大政治斗争特别是民主化运动重大转折点上，重大问题往往不是政治上的参与，而是税收等更为现实的“钱”的问题。财政不仅是政治之“因”，更是政治之“果”，它一方面是推动社会政治发展和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也由制度变迁和政治过程所决定。从西方国家的现实来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福利国家的破产以及经济领域内的“滞胀”的局面的形成，西方学者在深刻反思国家干预社会、经济领域所造成的种种问题和弊端的基础上，认为政府干预过多是导致经济障碍的主要根源，强调对政府行为的消极后果，如公共消费的民主过程、不同税制和财政结构对宏观经济问题的影响等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财政政治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方向，在西方国家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并存的条件下，分析政府财政行为合理性的实践需求。

从中国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来看，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三中全会将国家治理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按照这一新的功能定位和逻辑延展，现代财政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国家财政不仅要突破传统上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工具价值，而且还承担促进社会公平、保障民生发展、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等社会功能，尤其要履行优化政府治理结构、推动民主政治发展、奠定国家长治久安制度基础的政治使命。2014年以来，以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为重点方向的财税体制改革正式启动，财政体制改革已经成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实践命题。当前，财政体制改革亟需围绕经济发展形势变化对财政体制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以及历次财政改革中逐步凸显出来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尤其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总目标财政功能的战略定位，对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问题和关键领域，以及财政体制改革与政治法治建设的相互促动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从而对财政政治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提出了现实要求。

2 财政政治学的研究方向和主要领域

财政政治学的根本目标是服务于国家或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对财政体制和财政政策的重大需求，以政治学、经济学交叉研究为本质特征，以国家财政活动的制度框架和政治过程为着眼点和切入点，主要研究预算政治过程、政府间财政关系和财政民主法治等实践和理论问题。

从研究方向来看，财政政治学至少包括财政制度的政治学与财政改革的政治学两个层面。财政制度的政治学主要研究在既定财政体制下财政收支与管理活动中的政治问题，如财政权力结构、财政支出责任、财政管理效率，以及财政过程中权力运行的程序、上下级政府财政分工的政治依据和财政法治等等。财政改革的政治学研究则是从政治结构和过程的角度来考察财政体制设置和运行机制的评价，财政改革过程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探讨财政改革的政治意义、财政改革的政治约束和制度框架，以及如何通过财政改革促进政治发展等议题，后者对于关注和研究中国当前财政改革过程及其政治后果尤具现实意义。由于中国国家转型的过程性特征，研究转型时期预算及其改革的政治过程更有价值。

从研究内容来看，财政政治学主要研究3个基本领域：一是政府间财政关系研究。政府间财政关系是国家制度安排和治理的重要内容。财政政治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主要是在财政学、经济学和法学等学科交叉研究的基础上，综合政治学的政府间共同财政利益和矛盾、财政利益调整及政府间财政关系政治治理视角，在理论上吸纳财政学、经济学、法学和政治学交叉学科范式的政府间财政关系研究，在实践中更好地服务于我国财政体制改革需要。二是财政政策研究。财政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政策手段，具有覆盖面广、效益显著等突出特点，与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公众利益密切相关。财政政治学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完善以及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的宏观背景，基于社会公众公共利益需求的财政政策决策程序、公共财政支出过程中的制衡和监督以及财政政策绩效评价，力求能够有效促使政府的财政政策更符合公众诉求，促进政府市场关系进一步规范化和法治化，提高财政政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建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三是预算的政治过程研究。深化预算制度改革是社会主义公共财政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实践命题。财政政治学结合当前经济转轨的阶段性要求、既有改革的经验路径以及改革过程的约束条件，以政治学、经济学交叉研究为分析框架，围绕预算改革的政治过程和财政民主法治等实践和理论问题，研究和寻求指导我国预算改革实践的实践路径和政策举措，有效服务我国深化预算体制改革对理论研究的现实需求。

3 财政政治学对现有学科体制提出的要求

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无论是研究人类世界还是研究非人类的自然界，人们都要受制于自身思想的局限。最主要的局限是，在我们理解现实时，我们的思想不可避免地会歪曲现实……任何现象都有数不胜数的侧面，我们能够把同一现象按照它所显示的各个侧面做出多种分析。因此，任何一种分类方法所能把握的只不过是它所拼凑的一种现象的一个片段。”汤因比这一极富智慧的历史洞见与近代社会科学发展逻辑惊人的相似：近代以来社会科学研究的分科化建制――“每一个学科都试图对它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差异进行界定，尤其是要说明它与那些在社会现实研究方面内容最相近的学科之间究竟有何差异”――是推动19世纪以来社会科学长足发展的动力，而日益严格的学科壁垒和精细化趋势也是导致现有社会科学研究困境的症结所在。在我国，由于财政直接表现为政府财政资金的流动、统计和管理，其研究传统归属于应用经济学领域，更多地关注财政规模的最优化以及政府对市场的替代及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等方面，对财政结构、功能及改革的政治约束条件以及财政所揭示的权力结构、功能及责任等政治意义关注不多。与此同时，政治学者们长期专注于阐释政党、国家、民主以及权利责任等宏观政治理论，较少或较晚关注财政政治问题，对财政理论的实践过程以及其对政治生活的影响研究都有所不足。正像林德布罗姆所言，“不管是政治学或者是经济学，从一定程度上讲，由于它们各自孤立地研究问题，都已陷入了贫乏枯竭的状态，结果是两头落空。”可见，无论是对社会现实诉求的理论回应还是出于对学科发展未来趋势的把握，都有必要把财政和政治联系起来，打破现有财政研究的学科壁垒，推动财政政治问题的交叉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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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篇8

关键词：一体化；政治学；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1-0-02

近年来，关于一体化的研究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传统的政治学、经济学研究方法已相对成熟，近年来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也已崭露头角。本文拟用传统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及方法对一体化问题进行对比分析研究。

一、一体化研究的传统方法

对一体化的研究最早始于政治学家，因而政治学研究方法是最初的传统方法。二战后欧洲一体化启动后，由于其经济一体化的先行实践，经济学方法迅速兴盛起来，成为一体化研究的主导。冷战后，随着整个世界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深，政治学方法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

1.政治学研究方法及其特点

政治学家是最早系统研究一体化问题的。政治学研究的传统方法有三个主要特点。首先，建立在政治现实主义基础上的“国家中心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对政治现象的研究总是基于国家这一基本行为主体。其次，将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体化的动因上面。第三，在国家间关系上，强调相对于其它关系而言的政治关系的主导地位，即国家间的安全与政治问题为“高级政治”，经济及其它问题为“低级政治”，国家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总是受高级政治支配的。

传统政治学方法对一体化研究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主要体现在政治学者在一体化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理论假定上。

第一，一体化主要是一种国家的政治行为，是政治共同体之间为谋求政治、安全与战略利益，在政治上进行讨价还价的过程，经济过程是完全服务于政治需要的。第二，一体化的基本前提并非经济发展水平的相近性，更重要的是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一致性，即政治利益高于经济利益。为了实现共同的政治价值，经济利益的暂时受损可以接受。第三，一体化的动因源于政治家的参与和决断。

2.经济学研究方法及其特点

在一体化研究领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后来者。但是却随着经济一体化在表象上成为主导趋势的条件下，研究热度迅速密集起来，并产生了一批研究方法和理论。

概括地讲，经济学在研究一体化问题时，重点关注“地区经济一体化”本身的经济福利含义，而很少关注这些问题背后的政治因素和它们的政治后果。因此，经济学关于一体化所构建的理论明显具有明显静态分析的特征。迄今，流行于西方的这类专门化的一体化理论主要有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理论、最佳货币区理论。

在对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研究的过程中，一体化经济学家既肯定贸易自由化对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又强调结成经济同盟对区域成员国经济福利的重要性。

在对最佳货币区理论的研究中，经济学家主张，货币区（即货币流通的区域）不应仅根据国家的政治疆域来划分，而应更多地考虑经济上的特征和需要。这种最佳货币区理论通过把不同国家的货币联系在一起的制度安排，能够形成高度一体的共同市场。

上述这些经济学关于一体化的理论，反映了经济学家这样一种观点，即经济一体化的最基本动因就是追求经济福利和繁荣，其方式就是最终达到共同市场。这种研究将一体化进程中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尽可能地分割开，特别是将一体化的终极政治目标忽略掉了。

一体化研究的传统理论与方法从各自侧重的某个方面，揭示和探讨了一体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对现实的区域一体化现象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其缺陷在于突出了一体化的某个或某些方面，而没有能够对一体化进行全面综合的分析，存在以偏概全的倾向。在当今世界一体化不断加深的发展趋势下，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和创新，一种新的对一体化研究的分析方法——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应运而生。

二、一体化研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

国际政治经济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逐渐成为国际问题研究中的主导范式之一，同时也成为研究一体化的重要方法和视角。

1.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

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考察的是国家与市场、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中，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其着眼点就在于强调一种对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看作是两个独立存在的研究领域之间的一个交叉学科，对政治与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欧盟（EU）作为比较成熟的区域一体化的范例，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它的研究作为一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提供了一套研究方法。首先，从欧洲一体化本身而言，它既是一种在欧洲联盟层面上的政治——经济一体化互动，即欧洲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共同体化，又是一种欧洲联盟各成员国之间、成员国与作为超国家机构的欧洲联盟之间的政治经济互动，体现的是一种欧洲区域范围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其次，从全球范围看，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对欧洲联盟在整个世界政治经济中地位、作用的影响，也是政治经济交织在一起的。

从欧洲国家走向一体化的过程中，可以确立一体化条件的模式。（1）把一体化视为价值一体化。实现这种一体化可以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平均制，即各个价值得以集成一体是因为各行为者具有相互吻合的利益；一种是等级制，即首先通过挑选等级最高的价值来解决诸价值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便对价值的一体化作出安排。（2）把一体化视为行为的一体化。实现这种一体化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诸行为者之间在等级﹑人口组成﹑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上越来越相似，贯穿一体化的过程；一种是相互依存方式，即诸行为者之间在文化、政治、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日益增加的过程。（3）把一体化视为诸组成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角色转换。实现这种一体化可以采取两种制式，一种是忠诚制式，即某一单位得到其组成部分的支持，形成一种输入，其中包括遵从行为或从各部分向整体调拨资源；一种是分配制式，即某一单位的各组成部分向其提供输入，包括国家为个人确立一种民族特性，确保个人安全，并带来市场交流和提高生活水平等经济福利。上述模式中体现的条件仍然反映了国家的不可逾越性。

在承认国家独立的前提下，把一体化视为使有关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活动体制化。据此，一体化的内涵应包括：（1）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间确立某种共同遵守的原则、规范、规则、章程和程序来指导各自的行动；（2）建立相应的国际机构和磋商制度、协调程序等一整套机制，以便权威地协调各国之间的行动。回顾欧盟历程，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是通过建立共同体的机制，制定和实施一系列集团内部的国际协调的政策机制而体现出来的。这种组织体制和政策机制的确立及其逐步充实和完善，是共同体一体化发展的具体内容。共同体这样一个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完备化，它的超国家性质的发展，它的组织活动的制度化，共同调节领域的扩大是衡量它的一体化发展水平的标志。欧洲国家走向一体化的实践展示了一体化进程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是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相互作用和影响的重要表现。

2.一体化研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假定

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了进行必要的理论分析，对一体化的研究作如下理论假定。

（1）一体化是一种发展过程和特定状态。一体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际行为主体聚合为新的国际行为主体的过程﹑趋势或结果和状态。因此，一体化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一体化是一个发展过程和趋势。即在某一区域、某一集团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在一定领域内重新分化、组合、聚合为新的行为主体的过程或发展趋势。第二，一体化是一种状态和结果，即在国际行为主体全球或地区范围内聚合成新的行为主体的状态和结果。

事实上，观察一体化有各种角度，从动态的角度出发，一体化本身也是一种不断发展的事物。一体化滥觞于二战之后，最初从经济一体化开始，逐渐向政治一体化、军事一体化渗透和发展。到目前为止，这一过程还远没有完成；从静态的角度出发，一体化作为一个发展事物在其各个发展阶段和各个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纯粹将一体化看作一个过程也不能真正揭示其本质和特点。因此将一体化既看成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又看成是某种特定的状态最为恰当。

（2）一体化的基本特征是的让渡、自愿性和平等性。一体化所涉及的实体之间的相互融合不同于其它类型的国家间的合作与合并，必须是出于自愿而参与一体化，同时在一体化的机构内享有平等的权力。第一是的让渡性。作为一体化组织，必须是一种超国家或跨国家的联合，而且有一个超越国家之上的权力管理机构，国家加入其中必须让渡一定的，各成员国让渡的是大致相当的，并以此作为一体化机构的权力资源。第二是自愿性。加入一体化是出自各成员国的自愿而非强制。各国根据对加入一体化后所获得的利益的评判取舍，自愿加入一体化组织。同时也保留随时收回让渡的权力和退出一体化组织的权力。第三是平等性。作为一体化的成员，从理论上和法理上说，彼此间都是平等的。各国所做出的让渡在程度上是大致相等的，各国共同享有共同体内部经各国让渡的基本权利并平等地承担相应的义务。以上三者缺一不可。

国家的让渡是一体化最重要的特征。虽然一体化的形式各异，结合程度有松有紧，共同目标有高有低，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一体化的组织机构集成了成员国的某一部分权力，在“超国家”的地位上对成员国进行某种程度的管辖或协调。此特征和其它两个特征一起保证了一体化和国际政治中的强权政治的区别。这都是从的角度去考虑一体化的特征的。

（3）一体化产生的基础和前提可以认为是利益的作用。如果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可以认为一体化展开的前提有两个方面：一是利益的基本统一，即各行为体的利益和目标基本一致；二是利益的总体保障，即加入一体化带来的利益必须大于诸行为体各自为政所能获得的利益。

可以认为，一体化形成的基础和前提是：第一，各国必须具有共同的利益和利益期待，这是一体化形成的主观基础；第二，具有进行一体化的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国际背景，即社会政治制度相容、经济水平发展相当、地缘及历史联系密切、民族文化和心理相近、对外政策目标大体一致等。这是一体化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除此之外，地缘政治经济的联系也是一体化形成和发展的自然基础。

（4）一体化是一个政治经济互动的过程。一体化过程既涉及国家间经济上的，也涉及政治上、文化上，或整个社会的融合，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一种全面互动过程。同时，由于它涉及的是一种实体间的相互融合，并将最终形成具有资格的单一实体，因而就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间合作，涉及的也不仅是一般的国家间政治或经济关系，而是作为一种融合和让渡的过程，还表现出一种政治的和法律的过程。作为一个政治的和法律的过程，一体化的基本目标就是国家间的融合或合并。这其间国家及其政治领导人的作用必不可少，同时国家间必要的法律安排和在此基础上的制度设置也是不可或缺的。虽然一体化中政治的和法律的过程表现明显，但并不等于说只存在政治一体化。从根本上说，一体化是一个政治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交织进行、相互作用的过程。政治一体化需要经济一体化作为基础，经济一体化需要政治和法律制度的保障。经济一体化包含着政治一体化，例如关税同盟和货币联盟都意味着国家政治的部分让渡。政治一体化推动着经济一体化，例如没有让渡国家政治的意愿和措施，经济一体化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在一体化进程中，政治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是相互作用、互为条件的；只有两者之间协调发展，一体化才有可能顺利进行。

总之，当今世界一体化正处于迅速发展演进之中，它究竟对国际关系产生何种深刻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观察。目前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存在的一体化现象主要还是局限在部分领域或特定的区域，这种区域一体化形式与国际一体化的关系如何，需要继续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为一体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和视角，需要继续拓宽视野，探赜索隐，综合运用多学科优势，创新研究工具和方法，对一体化问题进行深入持久的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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