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文化的理解范文
时间：2023-12-20 16:56:17
对政治文化的理解篇1
关键词 认同危机；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化；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化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434（2013）01-0205-06
自从1984年成为独立的学科建制后，思想政治教育在政策支持、同仁努力以及社会形势需求等多重动力的推动下逐步走上了科学化的发展道路。然而，不少社会成员甚至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研究以及实际工作的专业人员时常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疑惑或质疑，引发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及其活动的认同危机。思想政治教育是不是一门学问？能不能称得上是独立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有没有用？这些基本问题成为缠绕每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根源性问题，深刻地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进度与实践效果。
一、认同危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自觉的问题意识
自1984年成为独立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在此后30多年的发展道路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与此同时，也不断地遭遇人们对这门学科及其实践的认同危机。这一认同危机表现为人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以及实践活动缺少知识、价值以及情感上的认可、支持与接受。譬如，有人或是不认同学科的独立性、科学性，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各门知识的“大杂烩”，算不上独立的学科；或是不认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性，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性差，甚至不是理论；或是不认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作用效果，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形式主义”、“假大空”、“没有用”等。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所出现的“认同危机”以隐秘、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严重损害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推进。具体表现为：
第一，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引发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空场”。思想政治教育所出现的认同危机与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学科评价机制标准的“移位”是分不开的。在告别了“知识即美德”那种神圣的价值判断标准之后，现代社会所崇尚的工具理性、经济利益成为学科评价体系的基本尺度。一门学科的认同度与这门学科是否面向市场、获取经济价值紧密相关。在“工具理性蔓延”的现代社会，经济利益成为社会生活统一化的度量衡，货币也变成一种人人都必须学会和使用的“统一语言”。以人的精神生活为研究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难以获得社会甚至高校的认同。在现代社会里，工具理性的高扬将原本富含价值理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挤兑”，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精神蕴含被现代性的价值标尺所“漂逝”。如韦伯所说，工具理性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专家没有灵魂，者没有心肝。”思想政治教育内蕴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人文精神、文化趣味，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应有的学术使命、学术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应当具备的引领精神功能及崇高、神圣的气质在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的过程中被荡涤的“烟消云散”。由于缺少十足的学科与实践认同，思想政治教育在学校不支持、学生不配合、社会不理解的合力作用下变得弱化、低效。思想政治教育俨然成为纯粹而又机械的知识教条，似乎成了“不思想”、“无思想”的思想政治教育。
第二，理论研究脱离社会现实，思想政治教育遭遇“生态断裂”。从应然的生态来说，理论研究与实践运用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应当源于实践需求，现实的社会生活为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旨在解决的理论课题：反过来，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又需要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指导下更科学、有效地展开。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者有义务审慎地厘清这一学科的基本问题，这无论是对于学科的理论研究、工作实践，还是提升人们对于这一学科的认同感和喜爱度都不无裨益。对于思想政治学科来说，人们的接受程度和热情很大程度源自于理论研究者对这一学科基本问题的精湛阐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的最后说过：“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弄清问题”，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尤其如此。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两张皮”现象十分严重：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亟需具备相应的知识、理论加以指导；另一方面，经院化的理论研究难以生产出有效的、实用的理论产品。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要么世俗化，要么精深化，“社会上不受欢迎，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套没有用；学术也不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都是时政语言，缺乏知识，更不要说学术含量”。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所生产出的“科研成果”距离社会现实相距甚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缺乏理论指导的情形下所开展的工作常常混乱、无序、低效。
第三，外部投入与内在认同形成反差，思想政治教育陷入“自信危机”。思想政治教育做的是人的精神领域的思想工作，其基本精神为正义。“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正义的工作，它高举正义的旗帜，从正义出发，为着正义的目标而努力。思想政治工作活动的过程，就是为正义而奋斗的过程。”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建设，制定教学计划，编写教材，规范建制，增加师资投入，在人力、财力以及物力上大力地投入和保障。近年来，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思想政治理论课实现独立化建制，在部属“211”层次高校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进一步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力度。2005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学科建制中升格为一级学科，下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以及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等六个二级专业。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发展也步入快车道，拥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硕士点达到200多个，博士点60多个，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专业设置和培养方案。与巨大的外部投入形成反差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并未形成充足的学科自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身还缺乏学科和学术的自信，尽管有学科平台，但多数成员主要还在从事非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或重点放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以外的学科那里，以为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学科，缺乏学术，而其他学科才是学科，才是科学研究”。思想政治教育遭人非议，认为“不管用”，“知行分离”，“说一套、做一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好做，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不理想，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不明显”业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致的共识。
思想政治教育所遭遇的“认同危机”以深刻的、隐秘的形式渗透在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当中，弥散于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的系统结构。缺乏足够的认同是造成思想政治教育整体“萎靡”状态的根由。笔者认为，尽管我们可以从宏观的社会环境和具体的工作方法对此作出解释并提出化解之道，但更为主要的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研究者和从事业者缺乏审慎的态度和系统、认真的了解，并未形成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准确认知，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应有的自觉。
二、思想政治教育自觉的基本蕴含
自觉，本属于哲学概念，它指的是主体内在的自我发现、外在创新的自我解放意识。所谓“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理论或实践形态所体现出的学科特质、学术品位与实践特色的认识。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的“自知之明”，反映出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科研以及实践工作的人“认识自己”的能力。它是从认识论层面对思想政治教育作出的描述，是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各项活动的人对思想政治教育自身作出的认识。“自觉”具有“反思”的特质，是人的理性认知能力的重要体现，是事物以自身作为认知对象进行自我刻画的表现。“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应当具备的认知思维和认知能力，他能够自觉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性质、特色，理论研究应当具备的旨趣、品位和社会实践活动所应具备的特点、品质等。
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自知之明”。笔者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认知、主体性以及文化性三个维度揭示思想政治教育自觉的结构：
1 价值认知自觉。价值认知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能够自觉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研究以及实践的重要价值。思想政治教育并非人们简单地认定的“官方说教”，也不是他人肆意贴上“无用”标签的活动。它以人的精神领域尤其是人的思想作为对象，旨在揭示人们的思想如何转化为行为的规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这是其本质，但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还具有强烈的社会性、文化性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是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优秀人才的渠道，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阵地。学科建设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正规化、系统化以及科学化的人才培育通道。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研究是一项具有探索性和神圣性的事业，其价值在于科学地解释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转化规律，意识形态嵌入社会的内在机制，人们道德行为发生的心理缘起等，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可靠的理论阐释以及有益的理论指导。价值认知自觉不仅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清醒的认识，而且有助于培养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热情，内在的认同与热爱。
2 主体性自觉。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自觉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的人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自觉认知，它解决的是“谁之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中国特色的学科，它发端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立足于中国具体的国情与实际，继承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以自己独特的立场和方式言说着“中国故事”。主体性自觉在全球化时代越发具有现实意义，全球化时代的学术研究是多元思潮竞相争斗话语权、通过思想的力量获得主体性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自觉是获致中国研究的自主性、指认中国独立性的重要标志。“谁之思想政治教育”的提问是全球化时代追问主体自主性的表现。当下的中国，在大国崛起步伐加剧的浪潮中以崭新的姿态、强劲的国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势如破竹”式的社会发展进程向世界证明中国作为大国的能力与地位。与之相应，中国的崛起激发着中国学术寻求自主性的理论表达。在西方知识系统和概念体系笼罩中国的当下，中国迫切地需要贡献出自身的理论创建和知识表达，体现出应有的大国风范和主体自觉。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学科，“从中国国情、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问题的特殊性出发，运用中国特有的视角和方法，秉承中国特有的思维传统，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结论和实践路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自觉增进人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认知与它作为中国学科的自主性，使人们更加认清自身的使命，以中国的话语、中国风格诉说着“中国故事”，表达出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中国气派”。
3 文化传承自觉。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传承自觉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者、实践工作者对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文化活动并在文化的历史传承性上所发挥作用的自觉认知。思想政治教育是处于一定文化情境中的人们展开的社会实践活动，文化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属性之一。文化情境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社会背景，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者与教育对象，都是文化的存在物，借助一定的文化载体宣传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以一定阶级所需要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意识形态作为教育对象，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基本表现形式，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特征的基本面相。“价值与规范的传授与认同则是情感与理性的统一，这便是文化沟通与运作的过程”。作为文化现象和文化活动，思想政治教育在人类文明中发挥着重要的文化传承的作用。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一系列有益的理念、内容和方法都是值得思想政治教育借鉴的要素。传统文化的一些优秀的道德品质（如孝道、仁爱），教育观念（如因材施教），教育方式（如道德教化）完全可以进行创造性转化。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也就是中国文化传承的过程。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有效的传播方式和传承载体，将中华五千年优秀文化成果得以极力地发扬和推广。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传承自觉就是要自觉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特征，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所担负的文化传统传承的使命与重任。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过程中，尊重、吸取传统文化的优秀资源，对其加以转化、利用，是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传承自觉的实践要求。
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从业者对思想政治教育作出的“自我认知”。这一过程体现出强烈的自我觉醒意识与自我批判意识。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自我认知的理性认识阶段，已不再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各项活动进行简单的、直观化的描述，而是上升为内在的自觉。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所产生的主观认知，成为团结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组织程度与行动活力的内在“精神纽带”。可以说，如果缺乏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思想政治教育将很难进行准确的认知定位。无法准确地认识到其各项活动的价值与使命，也就不能真正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与活力。
三、“思想政治教育自觉”的培育之途
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从业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形成的“自知之明”。其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自觉也必然从这一群体入手，提升他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认知的自觉性。具体而言：
第一，树立“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业”的职业伦理观。思想政治教育是做人的思想、灵魂方面的工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职业伦理显得尤为重要。应当具备怎样的伦理品质直接关系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开展的实际效果。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神圣性、正义性的活动，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应当秉持韦伯式的“天职”观念，保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忠诚与热爱，真正地认识并努力地践行“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业”的职业伦理观。“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业”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认识到这项活动所承载的价值理想，投入热情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教育教学以及实际工作当中。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应当能够将本学科的基本概念、理论以及方法说清楚、讲明白，澄清他人对这门学科的误解，解决人们对于这门学科认知上的混乱局面。实际上，外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误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这门学科的不解或误解。思想政治教育的从业者应投身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与实践中，科学回答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疑问、质疑，提高这一学科的科学化水平，提升人们对这门学科的认同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职业伦理观念深刻地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发展、学术研究与实践开展。“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业”而不是“靠思想政治教育生存”应当成为每个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应当秉持的伦理操守。
第二，寻求有效的问题意识，以书写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国故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自觉的形成离不开对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资源的观照以及对现实社会的观察与解读。通过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提炼出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线索，上升至学理的范畴，再加以充分地研究，寻找到中国社会的“问题意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者应当培养解读与回应中国社会的能力，书写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国叙事”。马克思曾说过：“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思想政治教育在观察、解释社会现象中发现问题意识，进而提升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当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迫切需要提高其解释、解读中国社会的能力，从精神交往、价值传导、文化交流等视域对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作出全景式与多断面的剖析。尤其是要对当下中国的转型社会作出描述，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社会转型所特有的“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东方与西方的碰撞”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包含痛苦相伴”的基本特征。用自身独特话语或理论对中国社会进行观察，提炼出有价值的问题意识，叙述、解读以及分析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思想政治教育在解释、解读中国社会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并从自身的立场对其作出回应。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国故事”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自觉的表现，它建立在鲜明的问题意识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作出详尽的解释与回应。
第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化研究取向，以“彻底”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说服人”。目前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难形成认同，其根由之一在于理论研究流于空泛，难以有力地切中现实问题。之所以如此，与当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外部化倾向是分不开的。所谓的思想政治教育外部化研究，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的选题、主要观点及成果处在外圈层。尽管这些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有联系，利用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名义，也使用思想政治教育语言，但并没有进入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只停留在思想政治教育外部或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系统交叉地带。在外部化研究趋向的影响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未进入思想政治教育本体，触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问题，难以形成社会认同。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内部化，主张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对思想政治教育自身进行研究，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自身规律，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和机理，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化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科学化的体现，也是今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向。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化真正地触及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体，直面思想政治教育所遭遇的现实问题，有助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彻底化，达到“说服人”的效果。
第四，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化建设，夯实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性。作为一门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常常被“诟病”为不是一门专业化的知识体系，不是独立的学科。表面看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体系似乎很广泛、庞杂，涉及社会学、哲学、心理学等多种知识，貌似“大杂烩”，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具有独立性，确实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本学科的系统理论，具有独立性”。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化建设，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化水平有助于实现人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认知层次。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缺乏严密的专业定位和专业入口，迫切需要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槽”，设定严格的专业化的准入机制。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科研人员配置上，应当增强人员的专业化水平，对非经严格的学术训练与工作实践的人应当建立“排外机制”。此外，建立各种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组织，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化水平，使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研究以及实践各项活动都能够有相应的组织空间得以有效开展起来。建立专业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对思想政治教育各项活动进行有效规约，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整体的规范性与有序性。总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化建设旨在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化水平，帮助人们树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意识，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内在的专业认同感。
对政治文化的理解篇2
关键字：政治文化理性选择主义
政治文化研究是当代政治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支，它在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之后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各个派别之间的观点差异导致了研究的多角度发展。从一定程度上看，研究方向和方法的不统一影响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国际间学术观点的交流与合作，因此为了形成对政治文化清晰、准确的认识，加速我国政治文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有必要对这些存在的差异及成因进行分析以便更好的指导今后的政治文化研究。本文将从三个主要方面来理解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
一、借用"文化"一词而产生的理解差异
形成政治文化不同理解的首要原因在于对"文化"一词的借用。阿尔蒙德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采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并且一再强调此处的"文化"与社会文化是有区别的，仅仅能够用来表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这就直接导致政治文化在使用中会出现意义混乱的现象，形成对政治文化范围的不同理解和界定。
1、阿尔蒙德使用"文化"的时代背景和适用范围
20世纪，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导致了传统政治学的一系列危机。例如它无法回答科学主义的挑战、不能解释国家之外的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和作用。这一趋势的发展使行为主义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占据了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他们的创新在于，并不局限于对宏观的政治思想、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进行抽象的分析，而是着重于政治行为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必然要密切联系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心理和个人的多种因素进行考察。
阿尔蒙德是20世纪美国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他认为，既然研究的重点是人们在政治体系中的行动，即行为，那么必须挖掘出深藏于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因素，即引导与驱动人们政治行为的动因--导向；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植根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这种导向可以概括为"政治文化"。为了明确政治文化的特定范围，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中对"政治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把"文化"引入政治科学的概念性词汇里，就面临着在引进它的有利一面的同时也掺杂了它的意义不准确的缺点和危险。所以他着重指出："在这里，我们只能强调我们使用文化这一概念只是表示它的多种含义中的一种，即社会目标的心理取向。当我们提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①
2、理论界对"文化"的不同认识
长久以来，文化的范围、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讨论的对象，政治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层面一旦产生必然要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因此分析文化的不同层次有助于清晰的看待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古往今来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为文化做了定义，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观点认为文化包括有广阔的领域，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季羡林就曾提出最广义的文化可以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成果。第二类观点着重从文化与物质的区别的角度来加以界定，把它看作是精神现象的一种混合体。主要代表人物有泰勒，他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从结的全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除了以上两类以外，还有一些从具体的微观领域诸如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方面来认识文化的观点。
3、文化的不同理解导致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在借助了"文化"的帮助之后超越了传统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实现了宏观政治体系和微观行为现象之间的沟通。但是也正是由于"文化"的参与，政治文化的概念却又变得模糊不清。我国学者在接触到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之后，从不同的角度、领域开展研究产生了多种理论成果，按照对内容界定的宽广基本可以分成以下三类。第一，主张政治文化应该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甚至认为它就是人类政治领域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的一个概念。这种看法明显是"大文化"观念的影响的结果。所谓"大文化"是把文化概念泛化的现象。在这种观点影响下，一部分人认为一国政治文化的形成，既是精神的心理的作用过程，也是一个政治实践的作用过程。所以政治文化要把对公民政治意识水平的分析同对社会的政治体制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第二，排除政治的客观领域认为政治文化只是主观领域内的事物，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两个层次是其中的主要内容。第三，直接接受西方理论界的观点，把政治文化局限于人们的政治心理倾向。他们认为阿尔蒙德当初使用这一概念就是为了与其他的政治学范畴相区别，如果扩大它原所特指的范围就会导致失去独特的研究意义。
综合看来，在我国的研究中第二种观点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他们一方面反对第一种观点把政治文化的范围扩大到政治制度等客观性领域，认为那样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不同意把它局限于政治心理这一单一的层面，认为政治文化应该是一个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等三个层次的综合体。因为政治心理在政治系统中只是一种不系统的、不定性的、自发的政治反映形态，是一种低水平的政治意识。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制约，抛开这两者就无法完整的说明人们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所以政治文化应该是三者的统一体。二、不同的研究方法导致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研究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它实现了从普遍采用历史--形式研究法到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行为和制约因素的研究方式的转变。作为当时的一个新兴学科，政治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遭到了多方面的批判和评价，从而由于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论的不同而产生了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1、从不同的方法论角度出发产生的对政治文化的批判
第一，理性选择主义。随着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理性选择主义开始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意味着政治学从与社会学的结合转变到与经济学的相结合。理性选择主义所坚持的基本理论观点是：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可以通过政治行为者对自身眼前利益的考虑来说明。这种观点假定政治行为者都是有理性的，要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所以在政治分析中根本不需考虑价值、情感和更加复杂的认知上的因素，只需通过假设行为者的目的是力求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就能获得充分的解释。因此他们得出"政治文化研究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结论。
第二，马克思主义者。前苏联学者在批评政治文化时讲到，对于政治文化美国学者过分强调是主体的心理因素、主观态度的定义，尽管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的因素但并没有揭示出政治文化的本质。在他们看来政治文化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同样也要由现实的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关系决定，针对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主张在研究中必须明确反对两种错误倾向：1、试图用政治文化观念性的东西来解释或改变政治生活现象。2、把政治文化简单化的看成是政治生活的反映，从而直接用政治文化来解释政治现象，引导政治生活。所以他们突破了西方理论界忽视政治文化的局限，强调政治文化首先应该表现为一定阶级的文化，它的核心和实质就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思想以及系统化了的政治观点和理论。②
2、经过批判对政治文化形成新的认识差别
完全否定政治文化意义的理性选择主义只是对早期的政治文化研究所作的一种片面的批判。到了80年代，这种忽视文化因素而把政治简化为市场的分析模式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它使研究带有简化论的倾向，在现实的挑战面前理性选择理论家不得不开始寻求与政治文化理论的妥协。他们用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承认人的行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认为只有理才属于理性分析的范围之内。理性选择理论的让步和它对制度、文化的影响的关注，恢复了文化因素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也使政治文化理论在西方得以回归，重新居于政治学领域的主流地位。
相对于西方国家取得的成果而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在研究中对政治文化又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两者之间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就在于对政治文化的阶级性的认识。阶级分析方法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治文化的主体是人，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活动与关系都是由阶级关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政治文化主体的阶级性也就决定了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因此，我国的大多数学者在分析政治文化的特征时都抛弃了西方学者所宣扬的"价值中立"，认为每一个国家、阶级的政治文化都不能离开阶级性质的影响，形成了与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区别。
三、不同的历史传统导致的研究侧重点差异
政治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重大影响。它不但从文化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亚文化"等概念，而且吸取了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特别是跨文化比较研究。政治学科借鉴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是社会各个学科相互影响、交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特定历史背景的必然产物，其中政治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就是二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其国际地位和战略意义的一种体现。
1、美国政治文化是比较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因此西方国家的研究比较侧重于国家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东方的现代化问题和东西方的相互联系，从来都是西方思想界感兴趣的问题。"③但是在美国，这种思维却有一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关注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二战前，美国人持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它在政治学方面就表现为,政治学界虽然会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现象和制度开展一些研究，但是基本上局限于对"民主国家"的典范的政体结构进行描述。二战之后局面的发展却改变了这种状况。二战不但打破了美国长期存在的孤立主义思潮，而且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和势力范围的扩张，美国人也认识到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重要性。从此比较政治学家的视野开始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转换和聚集。
二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共产主义的发展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建立使许多西方学者从对纳粹集权主义的思考中转移到对"社会主义集权"的探讨。同时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也看到,虽然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但是他们所尊崇的民主体制却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为了达到灌输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以在意识形态上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目的，他们开始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及深层次的决定因素例如政治心理、风俗习惯、民族特质等方面进行了思考。所以西方国家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侧重对国家之间政治文化差异的横向对比分析和研究。
2、我国悠久的民族历史和研究中使用得文献资料、历史分析的传统导致更加侧重于对政治文化的纵向分析和借鉴。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重开政治学科时，政治文化在短时间内成为该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总体上看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转变过程：
第一，从翻译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的学术成果到研究中国自己的政治文化的转变。80年代政治文化在我国兴起时，理论界所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国家的学术流派特别是阿尔盟德学派及其观点和著作的介绍，翻译出版了当时美国理论界研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书籍。90年代，基于学术积累的充实和现实改革实践的需要，研究方向开始转向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我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公民文化和政治心理的转变。
第二，从关注传统政治文化转向关注于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研究。每个政治文化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淀程度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密切相关。为了实现政治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国对于政治文化的研究方向开始从侧重于对古代政治文化的批判转变到借鉴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来加强现代政治建设。从而在研究的侧重点方面形成了与西方国家的区别。
总之，直到今天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仍然不是一个非常完善的领域。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因素会产生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这虽然在一定方面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科研成果的丰富，但是为了有效的促进研究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认识分歧及形成原因加以分辨以统一政治文化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M.1989年第1版，浙江人民出版社、第15页
[2]、李传柱，《"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及研究意义》.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7.2
对政治文化的理解篇3
形成政治文化不同理解的首要原因在于对"文化"一词的借用。阿尔蒙德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采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并且一再强调此处的"文化"与社会文化是有区别的，仅仅能够用来表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这就直接导致政治文化在使用中会出现意义混乱的现象，形成对政治文化范围的不同理解和界定。
1、阿尔蒙德使用"文化"的时代背景和适用范围
20世纪，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导致了传统政治学的一系列危机。例如它无法回答科学主义的挑战、不能解释国家之外的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和作用。这一趋势的发展使行为主义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占据了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他们的创新在于，并不局限于对宏观的政治思想、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进行抽象的分析，而是着重于政治行为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必然要密切联系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心理和个人的多种因素进行考察。
阿尔蒙德是20世纪美国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他认为，既然研究的重点是人们在政治体系中的行动，即行为，那么必须挖掘出深藏于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因素，即引导与驱动人们政治行为的动因--导向；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植根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这种导向可以概括为"政治文化"。为了明确政治文化的特定范围，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中对"政治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把"文化"引入政治科学的概念性词汇里，就面临着在引进它的有利一面的同时也掺杂了它的意义不准确的缺点和危险。所以他着重指出："在这里，我们只能强调我们使用文化这一概念只是表示它的多种含义中的一种，即社会目标的心理取向。当我们提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①
2、理论界对"文化"的不同认识
长久以来，文化的范围、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讨论的对象，政治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层面一旦产生必然要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因此分析文化的不同层次有助于清晰的看待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古往今来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为文化做了定义，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观点认为文化包括有广阔的领域，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季羡林就曾提出最广义的文化可以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成果。第二类观点着重从文化与物质的区别的角度来加以界定，把它看作是精神现象的一种混合体。主要代表人物有泰勒，他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从结的全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除了以上两类以外，还有一些从具体的微观领域诸如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方面来认识文化的观点。
3、文化的不同理解导致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在借助了"文化"的帮助之后超越了传统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实现了宏观政治体系和微观行为现象之间的沟通。但是也正是由于"文化"的参与，政治文化的概念却又变得模糊不清。我国学者在接触到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之后，从不同的角度、领域开展研究产生了多种理论成果，按照对内容界定的宽广基本可以分成以下三类。第一，主张政治文化应该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甚至认为它就是人类政治领域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的一个概念。这种看法明显是"大文化"观念的影响的结果。所谓"大文化"是把文化概念泛化的现象。在这种观点影响下，一部分人认为一国政治文化的形成，既是精神的心理的作用过程，也是一个政治实践的作用过程。所以政治文化要把对公民政治意识水平的分析同对社会的政治体制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第二，排除政治的客观领域认为政治文化只是主观领域内的事物，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两个层次是其中的主要内容。第三，直接接受西方理论界的观点，把政治文化局限于人们的政治心理倾向。他们认为阿尔蒙德当初使用这一概念就是为了与其他的政治学范畴相区别，如果扩大它原所特指的范围就会导致失去独特的研究意义。
综合看来，在我国的研究中第二种观点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他们一方面反对第一种观点把政治文化的范围扩大到政治制度等客观性领域，认为那样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不同意把它局限于政治心理这一单一的层面，认为政治文化应该是一个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等三个层次的综合体。因为政治心理在政治系统中只是一种不系统的、不定性的、自发的政治反映形态，是一种低水平的政治意识。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制约，抛开这两者就无法完整的说明人们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所以政治文化应该是三者的统一体。二、不同的研究方法导致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研究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它实现了从普遍采用历史--形式研究法到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行为和制约因素的研究方式的转变。作为当时的一个新兴学科，政治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遭到了多方面的批判和评价，从而由于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论的不同而产生了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1、从不同的方法论角度出发产生的对政治文化的批判
第一，理性选择主义。随着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理性选择主义开始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意味着政治学从与社会学的结合转变到与经济学的相结合。理性选择主义所坚持的基本理论观点是：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可以通过政治行为者对自身眼前利益的考虑来说明。这种观点假定政治行为者都是有理性的，要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所以在政治分析中根本不需考虑价值、情感和更加复杂的认知上的因素，只需通过假设行为者的目的是力求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就能获得充分的解释。因此他们得出"政治文化研究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结论。
第二，马克思主义者。前苏联学者在批评政治文化时讲到，对于政治文化美国学者过分强调是主体的心理因素、主观态度的定义，尽管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的因素但并没有揭示出政治文化的本质。在他们看来政治文化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同样也要由现实的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关系决定，针对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主张在研究中必须明确反对两种错误倾向：1、试图用政治文化观念性的东西来解释或改变政治生活现象。2、把政治文化简单化的看成是政治生活的反映，从而直接用政治文化来解释政治现象，引导政治生活。所以他们突破了西方理论界忽视政治文化的局限，强调政治文化首先应该表现为一定阶级的文化，它的核心和实质就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思想以及系统化了的政治观点和理论。②
2、经过批判对政治文化形成新的认识差别
完全否定政治文化意义的理性选择主义只是对早期的政治文化研究所作的一种片面的批判。到了80年代，这种忽视文化因素而把政治简化为市场的分析模式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它使研究带有简化论的倾向，在现实的挑战面前理性选择理论家不得不开始寻求与政治文化理论的妥协。他们用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承认人的行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认为只有理才属于理性分析的范围之内。理性选择理论的让步和它对制度、文化的影响的关注，恢复了文化因素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也使政治文化理论在西方得以回归，重新居于政治学领域的主流地位。
相对于西方国家取得的成果而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在研究中对政治文化又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两者之间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就在于对政治文化的阶级性的认识。阶级分析方法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治文化的主体是人，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活动与关系都是由阶级关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政治文化主体的阶级性也就决定了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因此，我国的大多数学者在分析政治文化的特征时都抛弃了西方学者所宣扬的"价值中立"，认为每一个国家、阶级的政治文化都不能离开阶级性质的影响，形成了与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区别。
三、不同的历史传统导致的研究侧重点差异
政治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重大影响。它不但从文化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亚文化"等概念，而且吸取了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特别是跨文化比较研究。政治学科借鉴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是社会各个学科相互影响、交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特定历史背景的必然产物，其中政治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就是二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其国际地位和战略意义的一种体现。
1、美国政治文化是比较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因此西方国家的研究比较侧重于国家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东方的现代化问题和东西方的相互联系，从来都是西方思想界感兴趣的问题。"③但是在美国，这种思维却有一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关注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二战前，美国人持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它在政治学方面就表现为,政治学界虽然会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现象和制度开展一些研究，但是基本上局限于对"民主国家"的典范的政体结构进行描述。二战之后局面的发展却改变了这种状况。二战不但打破了美国长期存在的孤立主义思潮，而且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和势力范围的扩张，美国人也认识到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重要性。从此比较政治学家的视野开始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转换和聚集。
二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共产主义的发展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建立使许多西方学者从对纳粹集权主义的思考中转移到对"社会主义集权"的探讨。同时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也看到,虽然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但是他们所尊崇的民主体制却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为了达到灌输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以在意识形态上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目的，他们开始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及深层次的决定因素例如政治心理、风俗习惯、民族特质等方面进行了思考。所以西方国家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侧重对国家之间政治文化差异的横向对比分析和研究。
2、我国悠久的民族历史和研究中使用得文献资料、历史分析的传统导致更加侧重于对政治文化的纵向分析和借鉴。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重开政治学科时，政治文化在短时间内成为该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总体上看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转变过程：
第一，从翻译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的学术成果到研究中国自己的政治文化的转变。80年代政治文化在我国兴起时，理论界所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国家的学术流派特别是阿尔盟德学派及其观点和著作的介绍，翻译出版了当时美国理论界研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书籍。90年代，基于学术积累的充实和现实改革实践的需要，研究方向开始转向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我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公民文化和政治心理的转变。
第二，从关注传统政治文化转向关注于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研究。每个政治文化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淀程度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密切相关。为了实现政治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国对于政治文化的研究方向开始从侧重于对古代政治文化的批判转变到借鉴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来加强现代政治建设。从而在研究的侧重点方面形成了与西方国家的区别。
总之，直到今天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仍然不是一个非常完善的领域。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因素会产生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这虽然在一定方面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科研成果的丰富，但是为了有效的促进研究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认识分歧及形成原因加以分辨以统一政治文化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M.1989年第1版，浙江人民出版社、第15页
[2]、李传柱，《"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及研究意义》.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7.2
对政治文化的理解篇4
关键词：大众文化；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大众文化逐渐成为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主要文化形态。大众文化的崛起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社会文化环境更加复杂，本文就这个问题谈了几点自己的看法。
一、大众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挑战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大众文化以商业性、媒介性、娱乐性、世俗性、流行性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话语体系产生了消解作用，从而威胁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主导权。
大众文化的商业性特征，决定了文化可以以资本的形式赎取和转化为经济价值，语言符号也成为可供消费的文化商品。文化的资本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基于价值理性的道德话语体系带来挑战，淡化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色彩，资本本位取代价值本位冲击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主导逻辑。
大众文化的媒介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诉求的是感官经验的视觉形象，而非书面性概念意义的文本修辞效果。由于大众文化的影像、模拟和仿真在高校思想政治思想理论课中过度再生产，消解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对现实的批判性和反思精神。
大众文化的娱乐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将感性层面的本能欲望满足所获得的消遣愉悦作为卖点，而不是深层精神的充实和心灵的震撼，就此造成大众文化的世俗化、庸俗化和低俗化。大众文化以多媒体技术为支持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在一定程度上以游戏的形式消解了教学话语体系的意识形态宜教色彩。
大众文化的世俗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反映的是大众日常生活的平凡叙事，而不是基于抽象的价值理性的宏大叙事，也就造就了大众文化的日常化、琐碎化甚至是庸俗化。大众文化以现实的关怀和当下的感受为切入点，弥散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在某种程度上使教学话语体系的深度结构转为丧失深度的平面结构。
大众文化的流行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立足于感性层面形象的审美化，而不是精神层面信仰的审美化。大众文化的流行性所导致的话语体系的通俗化、形象化和生动化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使教学话语体系丧失对思想内容的形式分类、抽象概括和逻辑论证能力，最终导致语言世界的空洞化、思想世界的虚无化、情感世界的零度化。
大众文化的消费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是以纯粹欲望的满足构建自我价值体系的快餐文化，而不是以心灵的震撼来丰富人的精神世界的经典文化。大众文化的消费性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教学话语体系的语言符号不再反映现实，而是遮蔽现实。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技术化的批量生产，显然是对教学话语体系表意方式的必然性消解。
二、大众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具有创造性作用
诚然，大众文化本身蕴涵着能动的解码力量。大众不是单质的一元化群体，而是复杂的多元化组合；大众文化的受众不是消极被动的接受者，而是有着生命活力的自由创造者。大众文化的兴起，改变了文化的内涵，并对既有的文化格局带来严峻的挑战，但是文化走向大众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大众文化的发展将为人类文化发展提供一种全新的路径。同时，给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创新带来了新的契机。
大众文化的商业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天然的平等品格和民主精神，在文化形式上实现了由精英化向平民化的转变、等级化向民主化的转变、神圣化向世俗化的转变。大众文化的商业性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促使教学话语体系从控制支配转化为对话交流。正是在这种主体间性的语言交往中达到相互理解，进而生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系统。
大众文化的媒介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的广泛性、普及性和开放性，从根本上消解了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中的差异性、等级性和垄断性，这对于文化资源的共享、共同意识的建构、价值信念的传承等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大众文化的媒介性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扩展了教学话语体系的文化视野和文化空间，进而促进教学话语体系形成有效的理论自觉。
大众文化的娱乐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以其温馨、轻松、休闲、欢乐、回忆等手法，使在紧张疲惫、超荷压力生活下的大众放松心理状态，弥补生活的单调性、片面性和孤独性。大众文化的娱乐性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以风趣幽默的话语风格表达严肃庄重的思想内涵，使大学生对抽象思辨的文本更易理解；以民主平等的语言对话传递高尚深刻的核心价值理念，使大学生与教师达到价值的视域融合。也就是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通过交互式体系的转变，达成对核心价值理念的普遍认同。
大众文化的世俗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文化走向民主化、平民化和生活化。大众文化的世俗性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能够在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之内建立公共文化交流空间，不仅可以培养大学生政治上的公民权，也会塑造大学生文化上的公民权。
大众文化的流行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的新颖性、动态性和独特性。大众文化的流行性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并不是基于控制性思维的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重建，而是要将触角伸向身体领域、消费领域和符号领域，在无意识世界中探寻大学生自我平衡和信仰皈依的表现形式。
大众文化的消费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的效率性、活跃性和创新性，大众文化从其审美趣味的普泛化出发，紧紧把握时代流行的脉动，吸纳广泛的接受者，力求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大众文化的消费性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话语体系中，教师不再是纯粹的灌输者，学生不再是纯粹的接受者，教师必须考虑到学生现实需求。商品的交换价值原则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意味着在教学过程中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语言符号的消费，维持与现实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
三、大众文化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创新的实现路径
大众文化由于对感性层面物质欲望的执着，导致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功利化、标准化、庸俗化和空洞化，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大众文化对教学话语体系的创造性作用。大众文化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要实现从教学理念、教学机制、教学内容到教学模式的全方位创新，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于实践的语言交往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转变的实现路径。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语言交往不仅涉及互为主体的师生之间的理解和沟通，而且语言交往作为内在的环节实现了价值和意义的生成。这种语言交往实践规避了大众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所可能导致的灌输化、控制化和同质化等消极影响，倡扬了大众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所产生的平等化、现实化和效率化等积极意义。
（一）语言形式的通俗化、形象化和生活化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语言交往的发展趋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返回生活世界，建构起基于生活世界的语言交往，开辟充满意义的语言交往的公共空间，意味着扬弃教师抽象的独语，在师生之间的语言交往中达到普遍性共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语言交往的生活话语转化消解了大众文化对思政教学所可能造成的功利化、平庸化和浪漫化等消极影响，强化了大众文化对思政教学所生发的亲民化、平实化和风趣化等积极意义。
（二）语言形式的抽象化、形式化和思辨化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语言交往发展的另一方向。在大众文化视域下，语言形式还有朝着抽象化、形式化和思辨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使之更加深刻地把握人们的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性质、教学内容、教学对象决定了其语言交往形式不应停留在生活世界的具体化层面，而应该上升到精神世界的抽象化层面，通过精神层面的语言交往观念地建构起意义世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精神世界的语言交往对于大学生树立高尚的道德理想，避免痴迷低俗的物质欲望，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应尽可能地创造精神世界的语言交往，构建起抽象化的普遍性价值共识，进而将价值共识引向实践过程本身。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语言交往的学术话语性质定位避免了大众文化对思政教学所可能引起的肤浅化、平面化和粗疏化等消极影响，提升了大众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所引动的开放性、时代性和创新性等积极意义。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语言交往发展的方向要求语言交往具备精确化、科学化和模型化等特点。在大众文化视域下，科学技术构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语言交往精确化、科学化和模型化发展的助推器。现代科学科技使语言交往超越了自然语言的局限性，构建出纯粹形式的科学语言，通过语言的逻辑化实现对人们的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精确把握。在大众视域下，科学技术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语言交往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创造了语言符号的新形式，创新了交往主体的新观念，创制了交往方式的新样式，最终将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语言活动的交际能力获得空前的提高。在某种意义上讲，科学技术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语言交往的必要前提和理论方法的创新动力。
在大众文化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要实现创新，就必须回到交往实践中去。在交往实践的基础上，通过语言交往的通俗化、形象化和生活化的发展，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创新更加亲近生活世界；通过语言交往的抽象化、形式化、和思辨化发展，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创新更加富有意义；通过交往语言的精确化、科学化和模型化发展，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创新更加科学化。
参考文献：
[1] 潘晴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系统的生成—以科学发展观为视域[J].东南大学学报，2010（4）：117
[2] 王金玲.关于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途径的思考[J].教育与职业，2012（2）：69
[3] 王忠桥，于学成.论走向交往实践的思想政治教育[J].思想理论教育，2009（23）
对政治文化的理解篇5
[关键字]：政治文化 理性选择主义
政治文化研究是当代政治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支，它在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之后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各个派别之间的观点差异导致了研究的多角度发展。从一定程度上看，研究方向和方法的不统一影响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国际间学术观点的交流与合作，因此为了形成对政治文化清晰、准确的认识，加速我国政治文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有必要对这些存在的差异及成因进行分析以便更好的指导今后的政治文化研究。本文将从三个主要方面来理解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
一、借用"文化"一词而产生的理解差异
形成政治文化不同理解的首要原因在于对"文化"一词的借用。阿尔蒙德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采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并且一再强调此处的"文化"与社会文化是有区别的，仅仅能够用来表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这就直接导致政治文化在使用中会出现意义混乱的现象，形成对政治文化范围的不同理解和界定。
1、阿尔蒙德使用"文化"的时代背景和适用范围
20世纪，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导致了传统政治学的一系列危机。例如它无法回答科学主义的挑战、不能解释国家之外的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和作用。这一趋势的发展使行为主义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占据了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他们的创新在于，并不局限于对宏观的政治思想、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进行抽象的分析，而是着重于政治行为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必然要密切联系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心理和个人的多种因素进行考察。
阿尔蒙德是20世纪美国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他认为，既然研究的重点是人们在政治体系中的行动，即行为，那么必须挖掘出深藏于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因素，即引导与驱动人们政治行为的动因--导向；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植根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这种导向可以概括为"政治文化"。为了明确政治文化的特定范围，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中对"政治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把"文化"引入政治科学的概念性词汇里，就面临着在引进它的有利一面的同时也掺杂了它的意义不准确的缺点和危险。所以他着重指出："在这里，我们只能强调我们使用文化这一概念只是表示它的多种含义中的一种，即社会目标的心理取向。当我们提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①
2、理论界对"文化"的不同认识
长久以来，文化的范围、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讨论的对象，政治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层面一旦产生必然要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因此分析文化的不同层次有助于清晰的看待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古往今来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为文化做了定义，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观点认为文化包括有广阔的领域，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季羡林就曾提出最广义的文化可以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成果。第二类观点着重从文化与物质的区别的角度来加以界定， 把它看作是精神现象的一种混合体。主要代表人物有泰勒，他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从结的全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除了以上两类以外，还有一些从具体的微观领域诸如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方面来认识文化的观点。
3、文化的不同理解导致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在借助了"文化"的帮助之后超越了传统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实现了宏观政治体系和微观行为现象之间的沟通。但是也正是由于"文化"的参与，政治文化的概念却又变得模糊不清。我国学者在接触到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之后，从不同的角度、领域开展研究产生了多种理论成果，按照对内容界定的宽广基本可以分成以下三类。第一，主张政治文化应该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甚至认为它就是人类政治领域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的一个概念。这种看法明显是"大文化"观念的影响的结果。所谓"大文化"是把文化概念泛化的现象。在这种观点影响下，一部分人认为一国政治文化的形成，既是精神的心理的作用过程，也是一个政治实践的作用过程。所以政治文化要把对公民政治意识水平的分析同对社会的政治体制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第二，排除政治的客观领域认为政治文化只是主观领域内的事物，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两个层次是其中的主要内容。第三，直接接受西方理论界的观点，把政治文化局限于人们的政治心理倾向。他们认为阿尔蒙德当初使用这一概念就是为了与其他的政治学范畴相区别，如果扩大它原所特指的范围就会导致失去独特的研究意义。
综合看来，在我国的研究中第二种观点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他们一方面反对第一种观点把政治文化的范围扩大到政治制度等客观性领域，认为那样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不同意把它局限于政治心理这一单一的层面，认为政治文化应该是一个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等三个层次的综合体。因为政治心理在政治系统中只是一种不系统的、不定性的、自发的政治反映形态，是一种低水平的政治意识。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制约，抛开这两者就无法完整的说明人们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所以政治文化应该是三者的统一体。
二、不同的研究方法导致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研究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它实现了从普遍采用历史--形式研究法到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行为和制约因素的研究方式的转变。作为当时的一个新兴学科，政治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遭到了多方面的批判和评价，从而由于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论的不同而产生了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1、从不同的方法论角度出发产生的对政治文化的批判
第一，理性选择主义。随着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理性选择主义开始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意味着政治学从与社会学的结合转变到与经济学的相结合。理性选择主义所坚持的基本理论观点是：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可以通过政治行为者对自身眼前利益的考虑来说明。这种观点假定政治行为者都是有理性的，要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所以在政治分析中根本不需考虑价值、情感和更加复杂的认知上的因素，只需通过假设行为者的目的是力求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就能获得充分的解释。因此他们得出"政治文化研究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结论。
2、经过批" 判对政治文化形成新的认识差别
完全否定政治文化意义的理性选择主义只是对早期的政治文化研究所作的一种片面的批判。到了80年代，这种忽视文化因素而把政治简化为市场的分析模式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它使研究带有简化论的倾向，在现实的挑战面前理性选择理论家不得不开始寻求与政治文化理论的妥协。他们用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承认人的行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认为只有理性行为才属于理性分析的范围之内。理性选择理论的让步和它对制度、文化的影响的关注，恢复了文化因素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也使政治文化理论在西方得以回归，重新居于政治学领域的主流地位。
相对于西方国家取得的成果而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在研究中对政治文化又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两者之间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就在于对政治文化的阶级性的认识。阶级分析方法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治文化的主体是人，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活动与关系都是由阶级关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政治文化主体的阶级性也就决定了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因此，我国的大多数学者在分析政治文化的特征时都抛弃了西方学者所宣扬的"价值中立"，认为每一个国家、阶级的政治文化都不能离开阶级性质的影响，形成了与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区别。
三、不同的历史传统导致的研究侧重点差异
政治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重大影响。它不但从文化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亚文化"等概念，而且吸取了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特别是跨文化比较研究。政治学科借鉴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是社会各个学科相互影响、交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特定历史背景的必然产物，其中政治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就是二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其国际地位和战略意义的一种体现。
1、美国政治文化是比较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因此西方国家的研究比较侧重于国家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东方的现代化问题和东西方的相互联系，从来都是西方思想界感兴趣的问题。"③ 但是在美国，这种思维却有一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关注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二战前，美国人持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它在政治学方面就表现为,政治学界虽然会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现象和制度开展一些研究，但是基本上局限于对"民主国家"的典范的政体结构进行描述。二战之后局面的发展却改变了这种状况。二战不但打破了美国长期存在的孤立主义思潮，而且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和势力范围的扩张，美国人也认识到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重要性。从此比较政治学家的视野开始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转换和聚集。
二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共产主义的发展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建立使许多西方学者从对纳粹集权主义的思考中转移到对"社会主义集权"的探讨。同时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也看到,虽然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但是他们所尊崇的民主体制却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为了达到灌输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以在意识形态上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目的，他们开始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及深层次的决定因素例如政治心理、风俗习惯、民族特质等方面进行了思考。所以西方国家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侧重对国家之间政治文化差异的横向对比分析和研究。
2、我国悠久的民族历史和研究中使用得文献资料、历史分析的传统导致更加侧重于对政治文化的纵向分析和借鉴。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重开政治学科时，政治文化在短时间内成为该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总体上看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转变过程：
第一，从翻译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的学术成果到研究中国自己的政治文化的转变。80年代政治文化在我国兴起时，理论界所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国家的学术流派特别是阿尔盟德学派及其观点和著作的介绍，翻译出版了当时美国理论界研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书籍。90 年代，基于学术积累的充实和现实改革实践的需要，研究方向开始转向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我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公民文化和政治心理的转变。
第二，从关注传统政治文化转向关注于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研究。每个政治文化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淀程度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密切相关。为了实现政治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国对于政治文化的研究方向开始从侧重于对古代政治文化的批判转变到借鉴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来加强现代政治建设。从而在研究的侧重点方面形成了与西方国家的区别。
总之，直到今天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仍然不是一个非常完善的领域。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因素会产生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这虽然在一定方面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科研成果的丰富，但是为了有效的促进研究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认识分歧及形成原因加以分辨以统一政治文化的研究。
参考文献：
对政治文化的理解篇6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人文关怀；内部环境
中图分类号：D412.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32(C)-0080-01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人文关怀”的提出反映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变化，体现了执政党对人的关怀，社会对人的关爱和思想政治工作应人性化的要求，进一步丰富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拓宽了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研究视野，这标志着我们党对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有了新思考和新认识，也为我们进一步有效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指明了方向。
一、优化思想政治工作人文关怀的社会环境
1、构建完善的社会机制。首先在经济机制上要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争求更大的发展，为思想政治工作人文关怀的实现提供一个稳定而又牢固的经济基础的支持。其次要实现政治体制的成功变革。政治体制的变革目前而言对于思想政治工作人文关怀的实现所最有启发的是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以服务求生存的政治体制模式对于思想政治工作的支持是必要的。最后在文化发展机制上，需要秉承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理念，力争为思想政治工作人文关怀的实现提供一个相对宽松、愉悦的文化氛围。与此同时，比如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等其他相关社会机制的构建也对思想政治工作人文关怀环境的实现起到支持作用。
2、优化思想政治工作内部环境。有的学者认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内部环境起着重要的作用，强调指出要构建融合机制、沟通机制、内化机制等等机制来力促思想政治工作人文关怀的实现。的确思想政治工作人文关怀的实现不仅仅是外在社会环境的支持就可以完成的，也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内部环境的有力作用。思想政治工作内部环境的支持作用的实现，主要在于构建思想政治工作人文关怀的机制：构建融入社会生活的融合机制、建立思想政治工作主客体有效交流机制、探索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科学育人机制、搭建思想政治工作人文关怀的激励机制等。思想政治工作人文关怀的运行机制的构建，有利于实现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和方法的有效连接，这对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二、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树立人文关怀的理念
1、重塑人文关怀理念的理解和认识。理念属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范畴，同人的思想观念、本质需要和人的发展密切相关，它在指导人的行为方面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必须首先树立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人文科学“之所以取得科学的地位，主要靠客观和公正的探索精神，以及通过对观察进行控制和逻辑推理而进行的系统研究”。思想政治工作走出简单重复的旧有模式，需要将方法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科学的重要功能在于解释，而科学解释就是从有关某种事实的知识过渡到关于这个事实的原因的知识。黑格尔也认为，惟有思维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实质、世界的普遍力量和终极目的。“当精神一走上思想的道路，不陷入虚浮，而能保持着追求真理的意志和勇气时，它可以立即发现，只有（正确的）方法才能规范思想，指导思想去把握实质，并保持于实质中。”
2、加大宣传力度和提升主体素质。从借鉴和吸收国外人本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的过程中，形成思想政治工作人本理念是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人文关怀首要目的。一方面加大宣传力度。思想政治工作在传统意义上讲就是宣传教育工作，即使处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文关怀的实现，仍然是离不开宣传工作的支持。主要是加大国外人本思想、自由、平等思想的宣传和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民本思想和教育主体性思想的弘扬。在此强调的一点是这种宣传和教育是面向社会的、有选择性内容的宣传。另一反面是提升主体的素质。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者是人，是专兼职相结合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提升他们的素质对于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人文关怀理念的全面树立是必要的。因此需要优化他们的知识、文化、能力、年龄结构，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将他们培养关怀理念的有效接收者、理解者、接受者和行动者。
三、改变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用心理疏导代替强制灌输
当前我国的社会生活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改革正处在攻坚阶段，这标示了一种深刻的心理态度、价值观念、思想感情的转变过程，急剧的社会变迁引发了很多心理问题：青少年亚健康问题、婚姻家庭不稳定问题、社会就业压力问题、社会老龄化问题以及社会突发性事件引发的心理恐慌问题等。面对错综复杂的心理问题，思想政治政治工作需要加强心理疏导，解决这些心理问题。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心理疏导指的是心理上的“疏通”和“引导”，主要是由思想政治工作者通过了解、倾听、反应和提供支持，运用语言和非语言的沟通方式，来影响工作对象的心理，从而对其认知、信念、情感、态度和行为等产生积极影响，达到消除不良心理状态的目的。如果用强制堵塞的方法进行思想政治工作非但无益于解决问题，反而会引起一些人产生逆反心理和排斥心理。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要讲究工作的方式方法，要放低姿态，尊重人；应多采用启发式、谈心式、对比式、交流式的方法，使人们乐于接受；要因人、因地、因时而异，讲求有效、有用、易于接受；必须深入实际，耐心细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逐步感化人；要围绕人们关心的问题尤其是难点热点问题，从理论上加以分析，通过释疑解惑来疏通思想、化解矛盾、理顺情绪，要善于运用群众参与、专家访谈、平等讨论、自我教育等方式，多角度、多侧面地做好工作，促进问题得到解决。
对政治文化的理解篇7
[关键词]思想品德；核心素养；国家认同
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是思想品德课教学的重要内容，也是思想品德课教学应当承担的责任。核心素养是一个内涵较为丰富的概念，涉及社会责任、国家认同、国际理解、人文底蕴等方面的内容。国家认同主要表现为个体对国家政治制度、核心价值理念、民族文化传统等方面的理解、认同和遵从。在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可从国家意识、政治认同和文化自信等方面进行。
一、多管齐下，培养学生国家意识
在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中，因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大多教师习惯了按照教材教，让学生识记、练习教材内容，以期学生在考试中获得较好的成绩。就学生的国家意识培养而言，很多教师并没有将其纳入思想品德教育教学目标中。在思想品德课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国家意识，重点是让学生了解国情历史，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热爱祖国，认同国民身份，对祖国有强烈的归属感；自觉捍卫国家尊严和利益等。如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教学中，对于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不仅要让学生理解掌握，还得引导学生理解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必要性，从而认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认同自己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一分子的国民身份。
在思想品德课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国家意识，不能以单纯的讲解为主，要注重以形象、直观的方式进行，要注重在激发学生兴趣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了解祖国的历史、国情，懂得维护民族团结的重要性，热爱祖国并认同自己的国民身份。如在教学《灿烂的中华文化》时要结合学生身边的事例而引导学生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领略中华文化的无限风光，感受中华文化的无穷力量，从而认同中华大地上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如故宫，很多学生没有亲自去看过，但教师可借助多媒体向学生展示，让学生了解其历史和建筑特点，理解其凝聚了我国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
二、坚定信念，提高学生政治认同感
政治认同是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对社会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观念及政治权利运作方式所产生的一种肯定、接纳和赞同的情感体验。政治认同所反映的是人们的价值观念的选择和判断，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利益追求，它对政治执法、社会政治稳定与和谐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初中阶段的学生政治知识薄弱，政治认知能力不高，政治认同感不强。在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中提升学生的政治认同感，对学生的终身发展，将来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提高学生的政治认同感，重点是热爱中国共产党；理解、接受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信念和行动等。在思想品德课教学中，不仅要培养学生高度的责任心，还要结合教学内容而使学生对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形成共识，在行为上成为准则。尤其是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政治素养，提高学生的政治认识能力，这样才能为学生政治认同感的培养奠定基础。
三、渗透文化，树立学生文化自信力
文化自信，是以文化为基石的民族心态的表征。初中生的文化自信是建立在对文化的认知基础上的，而随着国家间交往的发展，外国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力较大，初中生的文化自信也受到了侵蚀。在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中要树立学生的文化自信，重点是了解中华文明形成的历史进程；承认和尊重中华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理解、欣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文化自信不仅仅是内在意识上的自觉和自信，还应当在社会生活中成为行动上的担当，自觉了解祖国的历史文化，传承并弘扬历史文化。
如在《做友好往来的使者》的教学过程中，首先要引导学生了解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以正确的态度来审视中华传统文化，让学生在了解祖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梳理正确的文化意识，能正确对待自己的魍澄幕，能发自内心地热爱祖国文化，对祖国文化产生自豪感。其次要引导学生客观对待外来文化，坚持包容、借鉴、吸收的态度，要懂得中华文化的内涵，以外来文化丰富传统文化。在思想品德课教学中，要切实结合教学内容，渗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树立学生的文化自信。
对政治文化的理解篇8
在苏联解体以后，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事实：即伴随着苏联的解体，原来的苏联哲学、苏联政治学、苏联经济学、苏联社会学等等，即所谓苏联文化也终结了。这就意味着，对于前苏联各族人民的思想和精神来说，这种“苏联文化”还是外在的东西，始终没有内化为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没有成为该社会一种内在的人文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苏联存在的历史时期，始终没有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科学。这样，由于社会文化的发展有自己的本质规律，就使它与特定的政治制度始终处在尖锐地对立之中。所以这种政治制度与文化发展客观规律之间的这种对抗性矛盾的解决，便成为这种政治制度解体的文化原因；而那种特定历史形态的文化，也就只能随着它附着之上的政权的解体而一起终结了。
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解体与“苏联文化”终结的同时性，特定历史形态的文化与相应的政治制度的这种特殊关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值得认真研究的文化现象；而对这个特殊文化现象的研究，则会使我们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解体的原因，有更深刻的文化学的认识。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解体原因的文化学思考，这对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肯定会是有益处的。
以下，我们对苏联共产党统治时期，苏联社会中文化发展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尖锐对立现象，进行一些分析，从文化学研究的角度，进一步探讨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解体的历史原因。
1.文化的多元性本质与政治体制高度集权性的尖锐对立
大量的事实说明，苏联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它的后期，文化和政治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刻、日益尖锐，而政治体制本身的各种弊端，又使它无法解决这样的矛盾。因此，政治和文化之间对抗性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就成为导致政治体制本身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苏联产生到解体的过程中，政治和文化之间的矛盾为什么这样突出，并且最后变得不能相容了呢?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社会文化的多元性本质与政治体制高度集权性之间的尖锐对立。
在总结苏联解体的原因问题时，人们普遍认为，政治、经济、行政权力的高度集中，以党的领导一元化为特点的集权体制，就形成了党的领导集团、党的领袖对社会权力的全面垄断。于是，便形成了单一的权力结构、单一的经济所有制。这样，实质上是专制性质的单一权力结构，与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要求就日益尖锐对立起来，最后，导致了政治经济体制的全面崩溃。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从根本上说是经济、政治关系的反映。但是，体现人类文明发展成果的文化，诸如科学理论、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等，并不是对经济政治关系的简单消极反映；相反，那些真正有价值的文化，必然会表现出它的精神特性。对于活生生的文化来说，这就是它的多元性的特点。但是，从整个苏联存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政治体制的日益集权化，文化的多元性发展也相应地越来越受到扼杀了。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甚至在文艺创作中，政治上的党性标准，越来越成为惟一的要求。而这里所谓的“党性标准”，说穿了就是要求理论工作者，必须与现在当权的最高领导人的观点保持“完全一致”，否则，就要被扣上“”、“主义”等大帽子，遭到残酷的政治迫害甚至人身迫害。这样，为了维护高度集权性质的单一权力结构，就必然要执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粗暴地破坏文化发展的多元性，造成一种具有教条主义特征的文化的单一性。
这种高度政治集权在思想文化领域中产生的恶果之一，就是国家崇拜、政党崇拜、组织崇拜、领袖崇拜的泛滥，而这其中影响最恶劣的是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在斯大林当政时期，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狂热的个人崇拜，粗暴地践踏了社会科学研究。在当时，人们必须按照斯大林的观点去理解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按照斯大林的意思去编写历史，等等。斯大林本人则成了各个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学科)惟一的、最高的学术仲裁者。[1]这样，由于权力的绝对集中，在斯大林的政治高压下，文化的多元性本质——思想的自由本性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但是，文化发展的多元性发展规律、思想进步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或者说，社会科学理论的自由发展，科学思想的自由发展，这是任何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都无法遏止的。这样，在政治权力与文化发展之间，就必然要形成日益尖锐的冲突。而在这种冲突中，政治权力必然要对文化的多元自由发展实行扼杀。但是，历史的发展证明，任何一种，在新的思想文化面前，或者说在它所称之为异端思想面前，都是表面上很强硬而实质上很脆弱的。所以，它们是经不住自由思想潮流冲击的。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苏联解体的过程，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定的意义上完全可以这样说，苏联的庞大政权机器，是被以民主思想为主流的现代文化发展冲垮的。
2.文化的社会价值取向与政治实用主义之间的尖锐冲突
在各种历史形式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中，掌握最高权力的政治实体在极端自私的考虑下，必然要以自己为核心，而对其他的各种社会主体，一概采取利已性的政治实用主义态度。这就是说，集权专制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把整个社会的各个机体，特别是各种能动的社会因素，都当作为自己服务的工具。我们看到，在苏联存在期间，整个社会的文化，全部的意识形态，特别是社会科学理论，完全都成了党的最高领导人可以任意摆布的政治性工具。或者说，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都具有了政治工具性质。这样，现存的政治体制以及权力结构，就与文化的社会价值取向产生了尖锐的冲突。
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创造性成果，它是属于全社会的精神财富。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意义世界，文化对全社会的各种主体，它都是一视同仁的。因此，文化的社会价值取向，这是它的本性。但是，在苏联的政治体制之下，全部文化只能为现存的政治服务，只能成为领导集团的实用主义政治工具。这就是说，只能有一种“党的理论”，而不能有具有自己特色的各门社会科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如果再研究一下苏联存在期间的社会科学状况，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科学理论中的主要出版物，往往是同样的面孔，发出的是同一种声音，显示了它们作为同一种政治工具的基本特点。
文化，包括全部意识形态在内的社会科学理论，由于它的政治工具化，使它的本来的社会价值也变质了，或者说使它的作用庸俗化了。比如说，苏联共产党的末代领导人之一康斯坦丁·契尔年科，这个平庸之辈，在事业上毫无作为，也谈不上什么具有坚定的信念，然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却是十分重视的。不过，这并不是由于他对理论有什么兴趣，相反，“他多半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是保住权力的手段，当然这也是由习惯促成的。”[2]当然，在苏联领导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上，契尔年科只不过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是，苏联存在期间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种普遍的政治实用主义态度，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命运来说，是可悲的。因为，这样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是要保卫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保卫自己的权力、地位和利益。结果会是怎么样呢?随着政权的解体，他们的既得权力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同失去了。
但是，这种政治实用主义的文化政策，由于它违背了文化的社会价值取向，实际上是不可能达到它预想的政治目的的；而且，由于政治实用主义与文化社会价值取向之间矛盾的尖锐冲突，往往是适得其反的。这样，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社会科学理论，不但不能有助于政治权力的强化，反而是常常帮倒忙，使社会的各个阶层对政治权力实体产生反感；同时，更严重的是，这种政治实用主义，极大地损害了社会科学的形象，取消了它的实际社会作用。可见，如果一种政治权力对文化采取政治实用主义态度，这不但会摧毁自己，更可怕的是摧残了社会文化。在社会的文化发展史中，苏联政权与苏联文化的同归于尽，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教训。3.文化的科学本性与学术政治化之间的尖锐冲突
在苏联存在的时期中，苏联共产党对整个社会一切领域实行的是所谓“一元化”领导。这样，作为整个文化基础的社会科学理论工作，就只能为党的现实政治任务服务，学术工作具有了单纯的政治性质；同时，由于党对社会科学理论工作的严密控制，于是就发生了与中世纪类似的情况：社会科学、学术成为政治的婢女。我们可以看到，在苏联时期，特别是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中央的现实政治需要，就是社会科学研究，也即学术研究工作的根本目标；党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指示，就是学术工作的惟一指针；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必须按照党的政治指令来制定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这样，整个学术工作——文化工作就几乎完全政治化了。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科学理论工作、学术工作，乃至整个文化工作，都只能在政治权力的指挥下进行。当然，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学术工作、社会科学理论工作，乃至整个文化工作，要有正确的政治领导；但是，对学术的政治领导不能变成政治权力对学术研究工作简单的直接干预。否则，这种学术的政治化，就必然与学术文化的科学本性，产生尖锐的冲突。具体来说，在苏联存在的相当长的时期里，政治家们已经变成了蹩脚的、粗暴的学术警察。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们尽管有强大的政权做后盾，尽管学者们和他们的理论作品常常遭到厄运，但是，实际的失败者仍然是政治家。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学术——文化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在苏联存在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由于政治权力对学术研究工作简单的直接指挥，党的领导者或领导机关对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工作具体的直接干预，还产生了另一个特殊的社会政治现象：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完全政治化。当然，对于大多数以追求科学真理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这是一种悲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是无法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的。但是，在这个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里，即政治化了的学术环境，也给那些本来就怀有政治野心而混迹于社会科学学术界的人，创造了飞黄腾达的难得机会。于是，就产生了既能在政治界又能在学术界两栖生存的政客化了的所谓学者，或者说叫做“学者政客”。政客化了的学者或者说戴着学者帽子的政客的出现，对于苏联社会来说，既是一种政治悲剧，也是一种学术悲剧。因为，他们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是两面派。所以，他们既破坏了政治声誉，也败坏了学术声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这些政客化了的学者，是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掘墓人。
4.文化的开放性与政治体系封闭性之间的尖锐冲突
由于世界两大阵营的长期政治、军事对立，这种冷战的局面，造成了东西方国家之间政治上相当尖锐的敌对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再加上苏联共产党在政策上的失误，使苏联社会在政治上逐渐形成了一种封闭的体系。这样，在东西方政治上对立状态——冷战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由于苏联共产党实行了一种自我封闭的政策，就逐渐使苏联文化与西方文化长期处于对立和隔绝的状态之中。这种情况，对文化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而对文化发展的危害，也必然会对政治带来种种恶劣影响。因为，社会政治体系的封闭性与文化发展在本质上的开放性是不相容的。任何一种真正的有价值文化，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成果，没有地区的局限性，甚至也没有国家的局限性。当代世界各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越来越证明了这个道理。现代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文化只能在开放的世界环境中发展，在闭关自守中，不可能建设现代文化。
由于处在这样一种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之下，再加上集权政治的严格控制，苏联文化，它的意识形态，它的社会科学理论和学术研究，也就变成了一种自我封闭的系统。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当时的苏联社会科学、意识形态方面的作品，就可以发现，绝大部分是对西方各种学说、流派持绝对否定态度的，同时又理所当然地自封为惟我正确。这样，就使苏联文化，特别是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无法吸取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很显然，在现代社会中，如果一种社会文化自外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共同大道，孤芳自赏，惟我独尊，就只能是逐渐枯萎。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几部被当局视为离经叛道之作以外，所谓正统的苏联文化作品，在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中，是没有什么特殊贡献的。
我们还要注意到的一个重要事实是，由于苏联共产党在政治思想上，在意识形态上的教条主义思想作风，加剧了文化发展中的这种封闭性状态，于是就与具有开放性本质的人类文化发展越来越处在尖锐的对立之中。这种对立，使苏联文化几乎形成了对人类文化发展的本能排斥。人们还都记得，1946年，苏联当局在批判《星》、《列宁格勒》两杂志的运动中，一批有才能的作家、艺术家被扣上“崇拜资产阶级文化”的罪名，而被开除甚至被逮捕；1947年，由日丹诺夫出面领导了批判哲学家“崇拜西方”的运动，解除了一批人在宣传部门的职务；1948年，苏联学术理论界发生了令世界学术界目瞪口呆的事件：秉承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意图，在苏联当局的支持下，医学生物学界公开批判遗传学派，还居然把这门科学叫做“伪科学”，扣上了“反动”的帽子。[3]后来的世界科学发展表明，由于文化封闭性带来的这些恶果，不但损害了苏联社会的文化发展，而且也使苏联的政治家们大丢其脸。
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封闭性的政治体系及其对文化发展的封闭企图，都无法拒抗文化的开放性发展趋势。当年，在苏联领导人指挥下修建的“柏林墙”，1989年在东德民众的冲击中，终于被拆除了，这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苏联的封闭性的政治体制，是被开放的世界文化潮流所冲垮的。
从政治和文化之间矛盾这几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解体原因的认识，会得出一个总体性的看法，即在苏联和苏联共产党存在期间，特别是后期，在内外各种思潮的交错冲击下，暴露出了这个政权的一个致命弱点，即它在文化上、意识形态上、思想理论领域，始终没有取得“领导权”。这里使用的“领导权”概念，就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概念的本来意义。也就是说，苏联和苏联共产党作为一种政治权力主体，始终没有取得在文化思想方面对苏联社会各个阶层的“领导权”；或者说，苏联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权，从根本上说没有得到苏联人民的文化认同，即始终没有取得人民群众在意识形态上的“同意”。所以，从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解体原因的分析中，所揭示出的这个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以及这个政治——文化现象所引申出的政治教训，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参考文献】
[1]德·安·沃尔科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第2卷[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576.
[2]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