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范文

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篇1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教研相长

由于我国正处于建设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所以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的重要性已经超过政治经济学，更有甚者直接称西方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忽视政治经济学的地位。

近年来，随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不断被弱化，西方经济学地位得到很大提升，逐渐成为我国的主流经济学。许多高校在经济学教学的课程分配上过度偏重西方经济学。学生在学习经济学时，发现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内容、方法和目的上存在很大的冲突。大部分学生认为西方经济学更具实用性，政治经济学理论比较抽象、空洞。学生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时，存在着不够重视的问题。

事实上，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类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在我国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由于政治经济学受到了来自西方经济学等课程的严重挑战，如何创新地讲授该门课程以应对这一困境是目前该课程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讲好导论是教学成功的起点

导论部分是学生接触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的开始。学生在高中阶段虽已了解到一些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但他们的许多认识是粗浅的、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因此，纠正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的错误认识，厘清政治经济学的准确内涵，就成为导论教学中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其次，多数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对经济学还没有一个基本的正确认识，因此，经济学的概念、研究内容以及经济学专业的作用等也应成为导论部分必须讲解的内容。我们的教学经验是，导论部分的讲授一般要花费4-6个学时，在讲授过程中，教师通过巧妙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讨论，解除学生对经济学专业的疑惑，纠正其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各种误解，提高学生学习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兴趣。最后，介绍一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最新动态，以及本课程的学习方法和考核方式。

导论部分讲授的内容一般包括：1、通过提问和讨论方式，了解学生学习经济学专业的动因，以及他们是如何认识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2、从经济学发展史出发，介绍什么是经济学，什么是政治经济学；3、介绍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厘清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政治理论课、邓小平理论课等相关课程之间的关系；4、介绍政治经济学的学科特色和最新动态；5、介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6、讲授经济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从实践经验来看，导论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导论部分的学习，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大增，这便为我们下一步的教学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引入案例教学是教学成功的关键

案例教学法，即运用案例来培养和训练学生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它通过向学生提供具体案例，组织学生围绕一个或几个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各自的见解，以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法早已被广泛应用于经济管理类、法学类及其他许多应用学科的教学中，并且收效明显。

政治经济学课程具有理论性强的特点，抽象的理论推导，容易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采用案例教学法，可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案例教学中，教师经过精心准备，把抽象的理论转换成具体生动的事例即案例交给学生，并组织学生开展讨论。由于每一个案例的内容都是不同的，对青年学生有特殊的吸引力，可以激发他们主动思考，积极探讨。

引入案例教学，把学生关心的现实问题拿到课堂上来，并让学生亲自参加讨论和分析，这不仅符合青年学生的思维特点，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同时也为政治经济学课理论联系实际找到了结合点，使学生学会自觉的运用所学理论去认识和解决社会实际问题。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和讨论，使学生感受到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从而增强了深入理解和接触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自觉性，使教学效果得到明显提高。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公认的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和提高学生全面素质的有效方法。由于这种教学法是通过一个真实的或模拟的具体情景，让学生置身于该情景之中，凭借案例材料所提供的信息和自身的认知能力，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相关理论，以当事人的身份去分析研究，寻找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学生之间的充分讨论去优选解决问题的方案。因此，在这种方式的学习中，即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老师按部就班的讲解，学生没有了任何依靠，只能靠自己动脑筋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并独立地做出判断和决策。可见案例分析为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能力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

例如，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中揭示了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以及后来列宁提出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过去在学习这部分内容时，大部分学生只能机械的记公式、背概念，根本不理解其内在的必然性。我们将前苏联和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制定并执行了几十年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以及执行这一方针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加工整理成一个教学案例。把大量有关我国和前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统计数字交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做出分析和判断。通过充分的讨论，可以看出，学生不仅掌握了什么是“按比例发展”和“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以及这些规律存在的必然性，而且认识到了正确理解和运用这些规律的重要性，许多学生还从不同的角度剖析“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利弊，指出应该充分利用市场调节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合力来实现这些规律的要求并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这种教学效果，是采用传统教学法很难达到的。实践证明，将案例教学法引进政治经济学课教学不仅是必要、可行的，而且是有效的。所以，我们认为，引入案例教学是教学成功的关键。

三、坚持教研相长是教学成功的法宝

在历史上，经济学的发展体现为其研究内容中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分分合合，经济学的名称曾经是政治经济学，近十余年来西方经济学界又兴起了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热潮。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再到现代经济学中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实际上是人们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认识过程不断深入的体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价值不容置疑。高校教师积极投身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不仅可以提升其学术水平，而且可以增强其政治经济学素养。而教师要想教好政治经济学，必须拥有良好的政治经济学素养。故坚持教学与科研相长是教学成功的法宝。

我们知道，《资本论》所阐述的共产社会是对未来的预期，需要高度的抽象能力和思考能力，而且在论述过程中，引用大量的实例进行分析，所阐述的是事物的本质。教师是《资本论》教学实践的主体，能否教好《资本论》，取决于教师的知识储备、教学经验以及教学方法。《资本论》是宏观且抽象的，缺乏直观性。试想，如果教师自己都不熟悉《资本论》的历史、背景，没有深刻领会《资本论》的思想，如何能教好学生？所以，教师在讲授中不仅要注重知识的广度，同时也要注重知识的深度与准确性。即，教师在想尽千万百计改进执教方法的同时，还要深入开展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科学研究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之路上长盛不衰。

简言之，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工作，要求教师具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功底，在某些重要的问题上要以一定的理论研究做积淀。同时每位教师更要深刻地认识到，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与树立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科研为教学服务的理念是密不可分的。

四、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和信息社会的到来，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愈来愈难，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要使学生对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感兴趣，我们的教学人员既要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又要深入研究实践中发生的新变化，（下转封三）（上接第292页）发现的新问题；既要有一流的理论水平，又要对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践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实践十分熟悉。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我们要加强政治经济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培养高水平的师资力量；另一方面给政治经济学教师更多的学习时间与考察时间，每年要安排一定的时间深入基层考察学习，使他们既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与宽阔的专业知识，又对实际情况比较熟悉。

其次，政治经济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讲清三个层次的问题：一是分析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原意，给学生们一个清晰的马克思的思想观点；二是讲清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实践发生的变化，并分析发生变化的原因，特别是分析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产生差距的原因；三是讲清楚在实践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如何坚持与发展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问题，给政治经济学更强的生命力。

最后，政治经济学教师在课堂讲授中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性与现实性的关系，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一方面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基础理论学科，在教学中要坚持理论性，具体要讲好三个理论：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包括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与基本规律；二是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与资本主义经济实践发展对政治经济学的新贡献，即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新理论；三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新动态。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解决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指导实践。因此，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既要用一定的篇幅讲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与热点问题，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方向性的对策建议，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又要用一定篇幅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做出符合实际的合理解释，并预期它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王阵军.案例教学法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应用[J].教学研究,2006(1).

[2]杨敏,谢元态.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学生感受差异性研究[J].高等财经教育研究,2011(2).

[3]杨文进.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六大区别[J].学术月刊,2007(12).

作者简介：

段艳（1978―），女，湖南冷水江人，经济学博士，玉林师范学院法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经济学和经济史等相关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篇2

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尚不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本源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但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却脱胎自前苏联在20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于受到先验论的教条主义思想束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是以实践来检验和发展经济学理论，而是用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来裁剪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中的社会实践。长期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深受其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后，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断融合吸收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描述，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开始产生深刻的影响。然而，由于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分属不同的理论体系，他们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上都有很大不同，甚至有些基本的观点还存在冲突，所以他们之问的融合还需要很长的道路。当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仍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在教学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理论与实践脱节。第一，部分理论和社会现实不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过渡性，同时颂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由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科技革命的巨大推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出现衰退，反而出现了长期的稳定和繁荣，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理论和现实的反差不仅让学生难以信服，甚至还会使部分教师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产生怀疑;第二，缺乏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缺乏对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重大经济问题，比如经济增长问题、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国际贸易的平衡问题等，政治经济学都难以给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

2、体系不够完善。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唯一的研究对象可以使得其理论体系简单而完整。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开始把经济运行作为研究对象并引入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当中，其研究对象也从一元变为了二元。二元的研究对象需要有两条线索贯穿整个研究体系，两条线索之问的主从关系、结构安排难以处理，使得整个研究体系的逻辑线索变得不再清晰。在教学过程中就出现了冲突的现象，相同的范畴、内容和理论在此处肯定，彼处却又否定诸如利润、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部分是进行批判，到社会主义部分又进行肯定降低了政治经济学在学生心目中的信服力。

3、研究方法落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侧重于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长于逻辑推理，但缺乏实证研究，较少注意前提假定是否符合实际，也少注意结论是否能够通过经验检验，这使得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成为空中楼阁，削弱了政治经济学的现实说服力。

(二)教学环节中存在的问题。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属于学科层面，它的不完善对本门课程教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具体的教学实践环节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可以从教材、教师和学生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理论发展的不完善意味着市面上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教材，没有令人满意的教材则使得教师在教学中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教师的教学效果不好，则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这几个方面互为依托，互相影响，每个方面出现问题都会使得其他方面产生新的问题。

1、教材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高校对《政治经济学》教材的革新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从内容的编排方式来划分，可以把这些《政治经济学》教材分作两类:第一种是延续传统的一导两块编排方式，即导论、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以谷书堂(1992)、吴树青01993)、魏埙(2002)、蒋学模(2005)程恩富(2007)、张彤玉(2009)、柳欣(C2009)等为代表;第二种是突破传统的编排方式，把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权合在一起，以张维达、逢锦聚、程恩富等为代表。两种编排方式各有所长:第一种编排方式能够较为完整地表述马克思列宁的基本理论，但是缺乏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分析，缺乏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分析和指导，并且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内容的叙述逻辑常常不一致，在理论体系上不够一体化;第二种编排方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理论体系较为完整，能够较好地融合现代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但是这种编排方式也有缺陷，主要问题就是内容庞杂，并且会使学生分不清哪些是原汁原味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

这两类教材除了上述差异外，还存在一些共同问题:第一，社会主义部分内容不稳定，经常随着中央的文件精神变化而变化，近乎沦落为政策解释学，缺乏学科独立性。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会认为这个不是科学，从而失去学习兴趣。第二，批判性强，客观性不足。资本主义部分内容过多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及矛盾;社会主义部分则主要是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将两种制度进行对比分析，从而阐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与落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限光明。这种写法缺乏客观公正的分析。第三，知识陈旧。各种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基本内容都来自《资本论》，所以内容上大同小异，难脱案臼，缺乏突破性的理论创新。《资本论》是十九世纪的理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用《资本论》已经很难解释现在的很多复杂的经济现象，比如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问的短期替代效应，国际汇率的复杂决定过程，消费者的行为模式，等等。

2、教师方面。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理论经济学领域地位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2006年高校政治理论课课程改革后，政治经济学并入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中，导致系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学生大幅减少。受此影响，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课时数量不断受到压缩，部分高校管理类专业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部分高校硕士和博士入学考试中不再要求考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发表渠道越来越窄，经济类刊物收录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愈来愈少，在某些经济学评奖活动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甚至会被排斥在外。在政治经济学课程及学术边缘化的影响下，教师队伍日渐萎缩，梯队培养后继乏人，使得政治经济学的师资力量不断削弱。

同时，由于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客观上要求讲授教师必须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高超的授课技巧，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让他们主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然而，在我们的教师队伍中，普遍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第一，责任心不强。不少教师以完成课时量为教学目标，认为自己只要完成教学课时数和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就算完成教学任务，不过问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第二，理论功底不扎实。部分教师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仅局限于教材，既不去钻研马克思、列宁的原著，也不去梳理近几十年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演变，理论素养低下，课程讲授只会照本宣科，不能予人启迪，难免枯燥乏味;第三，教学方式落后。不少教师在教授政治经济学时，不思提高教学技能，增加教学手段，只会采取传统的满堂灌的方式来教授学生，单向灌输，缺乏互动，无法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加上考核方式单一，造成学生出现厌学情绪。

3、学生方面。大学生来高校学习深造的主要目的是就业，所以他们在课程的选择上非常功利，对就业和前途有帮助的课程就认真听讲，而理论色彩浓厚的课程则不感兴趣。他们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时，也会提出相应的问题:这门课程对我有什么帮助?教师的标准答案不外乎三条:第一，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有助于培养经济思维能力和理论研究能力;第三，有助于增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教师所站的立场和学生不一样，不容易体会学生的强烈需求。在就业的压力面前，学生会觉得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如一门实用性的技术，经济思维能力的培养不如其他经济类课程，社会主义信念的增强解决不了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问题。怀有这类想法的学生占有大多数，他们对本门课程的学习缺乏动力，修学分成为他们前来听课学习的唯一目的。

除了功利性因素之外，由于课程本身的因素，大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还会遇到以下困难:第一，认识问题。部分学生，尤其是理科学生，将政治经济学简单理解为带有政治色彩的经济学，以死记硬背的方式进行学习，没有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科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第二，政治经济学本身比较抽象，相对难以理解，同时由于学生们在思维方式上难以一下子转换过来，不会用形而上的唯物辩证法来分析问题，因而难以理解和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第三，在整个经济学类的各门核心课程中，政治经济学与其他课程之问的内在逻辑和联系非常弱，在基本范畴、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与其他课程都有很大差别。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难以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其他课程的知识融合起来，使得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的地位流于形式，未能在培养学生经济学理论素养方面达到应有的效果。

二、提升教学质量的一些建议

(一)不断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滞后于时展是其理论不够完善的根本所在，政治经济学只有在理论体系上不断发展创新，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在大力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摒弃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其他经典作家对我国的错误影响，还原马克思《资本论》最真实的本源;其次，要克服教条主义倾向，以中国经济运行实践为基本出发点，以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为经济学科其他理论提供理论支点和智力支撑;第三，要大胆借鉴其他学科和经济理论已有的学术成果，在不削弱政治经济学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和完善政治经济学;第四，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探索，不能只简单讨论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及其灭亡的必然性，更要关注如何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科学规律，及社会主义经济如何与资本主义开展竞争和合作。

(二)不断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教师是教学过程的主体，教师队伍的素质对整个教学过程的影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支稳定和高素质的政治经济学教学队伍是保障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而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必将极大地提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首先，要加强政治经济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加大优秀人才的引进力度，建立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提高激励水平，引进竞争机制，增加师资队伍的活力和凝聚力;其次，要为教师搭建好学习交流的平台，鼓励政治经济学教师参加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加强和兄弟院校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交流与学习，为本校政治经济学教师提供更多的进修学习机会;第三，要切实提高教师队伍的理论素养和科研能力，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和专业领域研究，并把科研成果积极有效地转化为教学资源，以科研带动教学，提升教学的水平和层次;第四，要为教师队伍提供更多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科学，要求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能够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解释中国经济的现状和问题。

(三)改革创新传统教学方式，不断提升教学效果。改变传统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技能，是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之一。学生是教学过程的客体，而改革创新教学方式的核心就在于提高客体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由于缺乏互动，传统的单向传输的教学方式会使学生逐渐产生厌学的心理，而创新教学方式的关键就在于要增加互动，增加学生接受知识的途径。

第一种适合于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方式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首创于美国哈佛大学，是一种教师结合教学内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现实案例来解释抽象理论的教学方式，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可以把抽象的概念和原理融入生动有趣的案例之中，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还能增加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二种教学方式是研讨式教学。研讨式教学的互动性更强，要求学生对教师布置的问题进行积极思考并写出讨论稿，通过教师的审核后，在讨论中阐述自己的观点，即要做到讨论前有准备、讨论中有争论、讨论后有总结。这种方式能够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也使得教师对学生能够有更为深入的了解。需要注意的是研讨式教学对教师的课堂组织能力要求非常高，既要使学生有话可说，有话敢说，引发争论，又要保证学生发言围绕主题开展，一旦发现不当言论要及时进行引导和纠正。

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篇3

一、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逐步加快，各类市场主体日趋成熟壮大，主体之间的“所有制边界”越来越模糊，体制内的矛盾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经济主体的行为乃至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多地受到微观利益冲突的影响，人们对经济制度的关注程度正在逐渐下降。基于此，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得不大量增加对体制与机制的解读，进而推演经济制度的量变与质变。尽管说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方法符合理论认知的一般逻辑，但是，过多的现象解读很可能误导或弱化学生对“经济制度”这一核心理论的掌握。比如，在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时，学生的兴奋点大多集中在公司制度、社会保障、公平效率、价格机制等紧密结合社会实践的命题上，而对于这些体制机制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热情。这种现象经常导致教学过程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一般的解决办法是先讲制度后讲体制，把体制看作是制度的实现形式，很少有教师能够在讲解体制问题的基础上，继续深入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困境在地方高等院校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受到课时量和教学效果的限制，大部分教师都安排了较多的课时解读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问题，相对而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量变与质变，以及对市场经济造成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变化等重要理论命题则“没有足够的时间”予以解读。在一些经济学科排名较高的“211学校”中，由于课时充足，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稍显缓和，但是也同样面临着“体制重于制度，现象多于本质”的教学难题。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固然很多，比如国内外的社会经济环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以及各高校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定位等，但是从教学角度看，最直接的问题还是教学的方式与方法。面对“有限的课时、复杂的背景和庞大的理论体系”，讲好这门课的关键在于：凝练教学目标，归纳内容体系。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三位一体”教学法，即确立“意识形态教育、方法论教育和理论知识教育”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并以此为导向确立内容体系和教学方法。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意识形态定位

 

政治经济学应该如何定位自己的教学目标?这不仅要取决于政治经济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还要取决于社会需求以及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从学科地位来看，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特殊的地位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必须承担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对此目标，部分教师认为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应归口于思想政治学科，而不应该放在经济学科。这种认识最主要的误区在于对意识形态教育的界定过于狭窄。意识形态教育不仅仅是思想政治学科的任务，而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共同任务，这一界定不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要求，而且对资本主义和其他社会制度同样适用。以西方经济学为例，这些年来，中国学生和西方经济学的学者都很推崇西方经济学的教育，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认为西方经济学注重分析工具的运用，而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说教。其实，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是效用价值论和功利主义哲学观的结合体，其解释力集中表现为：以稀缺性为基础，以资本要素配置为核心，进而说明按资分配的合理性。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确实没有意识形态教育的痕迹，但是整个理论体系无一不是为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合理性服务的。由此可以推出一个结论：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本身并不排斥意识形态教育，正相反，社会科学是否具有科学性，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能否科学地解释意识形态的合理性。这一点正是我国政治经济学学者应该借鉴和学习的。由此，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育不仅不能忽视意识形态教育，而且应该把意识形态教育作为首要目标，科学地凝练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增强对劳动价值论、阶级性和经济制度的专业解读。

 

三、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方法论定位

 

政治经济学是国内大部分财经类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而且一般都安排在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开课。作为基础课，传授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教学目标的重中之重。对于应该讲什么样的方法，各院校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差异。从现有的教材版本来看，大部分教材倾向于对马克思科学抽想法的解读，而对其他研究方法采取一带而过的方式。科学抽想法固然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但却不应该是政治经济学唯一重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数学方法在内的其他研究方法在解释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认识社会实践活动方面都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课程的开篇增加对研究方法的介绍，使学生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其他学科的基础地位。此外，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传授分析工具应该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教育的重心。从根本上讲，这种理解没有错，但却忽视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整体性很强的理论体系，各部分之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性，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对分析工具)的解读必须联系整体认识局部，不能断章取义。这就要求在讲授过程中，首先要给学生建立前后关联的整体思维方法，让学生在整个逻辑体系中了解局部分析工具的运用和作用。为此目的，在方法论教育方面，既要注意专业术语和分析工具的讲解，还要注意思维方法的传授。

 

四、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标中的理论知识定位

 

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教学目标是理论知识教育。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教育是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的基础和载体。没有理论知识教育，意识形态和方法论就是空中楼阁。同时，所谓的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都要融于理论知识教育当中，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即便是课时安排最多的院校也不可能全面系统地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而只能通过精选凝练，形成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结合社会经济实践，理论联系实际地解读马克思的部分理论内容以及部分重要的理论发展，这种方式已为国内大部分院校采用。其主要的缺陷在于缺少经济思想的升华。马克思经济理论历经两个世纪而不衰，除了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之外，还有其立意深远的经济思想，如果不能在教学过程中结合理论知识升华经济思想，则很容易陷入“解释力困境”。可见，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教育不仅要包括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还必须包括经济思想。

 

五、化解教学困境的几点建议

 

1.内化意识形态教育。在现有的政治经济学课程体系中，对资本主义部分的解读基本贯彻了马克思的研究逻辑，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部分的解读则缺少对劳动价值论的贯彻。基于此，解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问题(特别是经济制度问题)，有必要首先分析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劳动过程)，在生产过程中分析公有制条件下的价值创造、价值增值，以及价值分配问题。进而突出劳动在公有制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凸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差别和创造性发展。

 

2.推动方法教育与理论体系的融合。对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政治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理论课程，还应该是一门方法论课程，学生希望通过学习，掌握一定的具有“通识”意义的认识方法。基于这样的要求，政治经济学应该强调“专业术语”、“分析工具”与“思维方法”三位一体的方法论教育。为此目标，一方面必须强调政治经济学专业术语的规范性，既要反映理论体系的严谨性，又要反映相关应用学科的时代性。另一方面必须要求学生增强对专业术语的理解和掌握。再一方面要充分运用矛盾运动分析方法，更加清晰地解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演变，让学生更加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

 

3.强化理论知识教育与经济实践的结合。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要求经济理论既来源于经济实践，又能够回到经济实践。这要求主讲教师：一方面把握历史资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认识经济理论，并运用经济理论分析历史事件。另一方面紧跟经济时事，运用经济理论解释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并在经济发展中推进理论创新。再一方面注意经济思想的解读，基于理论又不局限于理论，让学生掌握知识的同时，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思想，从而实现理论知识教育与意识形态教育相结合的目的。

 

综上几个方面，意识形态、方法论于理论知识教育“三位一体”教学法不仅对现有的教材体系提出新的要求，同时也对主讲教师提出新的任务。具体来说，一是主讲教师需要具有更高的理论素养和更加全面的知识储备。二是教材内容在理论逻辑上要更加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规范，但在内容体系上要更加能够体现时代需要。三是统一规范各类高校和专业的课时安排。四是凸显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氛围。

 

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篇4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创新策略；经济发展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谓是如火如荼，各个方面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就再一次证明了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实践意义，尤其是政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和价值，指引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同时也促进我国经济制度的良好发展。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我们注重利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与基本原理来分析现阶段我国经济建设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

一、《政治经济学》的对我国经济发展价值和意义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具有伟大的时代意义与实践价值，对于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言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他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和价值，正是由于我国更为清楚的认识到剩余价值的内涵，我们才结合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现状制定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了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这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主义，相反，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变化的理论，它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的进步与发展，是现代社会经济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因此，我们应该注重政治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建设的有效结合，通过这种方式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二、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发展浅析

1.利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制定经济发展计划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经济学也是出于不断的发展与变化之中，随着时代的变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因此，我们应该选择一些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意义的内容进行更为深刻的研究与探讨，将具有时代意义和时代价值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呈现在人民大众的面前，只有这样人民大众才能对政治经济学产生兴趣，利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结合现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制定出科学有效的经济政策，以此来促进现代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

另一方面，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十分复杂，理论性很强，甚至涉及到很多数学方面的计算，这些问题虽然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但是，对于现阶段而言，我们应该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针对其中实践价值比较强的内容进行研究，利用现代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促进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进步。

2.利用政治经济学基本方法制定经济发展策略

我们针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的目的就是要不断的应用，通过系统的研究帮助我们制定行之有效的经济发展策略，这是我们做一切工作根本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在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之中不能一味的进行学术的研究，这种单一的研究方式容易让人民大众产生疲劳，不愿意接受和应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解决现代社会中的经济问题，这对于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实践价值是十分不利的。这种形而上学的方式也不具有实践价值，因此在实际的工作之中我们应该注重利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制定相应的经济发展策略，帮助我国经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例如，根据剩余价值的相关理论，我们应该制定出一系列规避剩余价值或者降低剩余价值剥削的经济政策，通过这种方式促进提高我国工人的收入所得，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同时也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3.利用政治经济学原理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很多方面都可以体现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基本方法。尽管时生了变化，经济环境也出现很多的不同，但是，实践证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仍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仍然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经济发展之中遇到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的真谛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解决问题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具体方式。为了更好的促进人们这种能力的提高，我们不仅仅要让人们更多的了解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知识，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基本方法，还应该引导人们大众应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基本方法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用实践的方式检验相关理论的正确性，这样可以实现政治经济的现实价值，不断的促进我国经济的不断进步。

四、结束语

政治经济学对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们应该科学认识待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利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完成我国经济发展的计划设计，策略创新和问题解决，通过这种方式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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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篇5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个体经济学；社会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09)08-0006-07

经济学不仅要研究财富问题，而且要研究社会关系，因而其研究内容就包含了伦理学和工程学两个方面，它们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整个经济学的理论大厦。事实上，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源远流长，即使是专注于研究自然资源配置问题的主流经济学也根本无法脱离具体的社会关系。然而，自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的这两方面内容却逐渐分离了，以致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学分支。现代主流经济学日益局限于工程学这单一方面，并极端地采取抽象化的分析路线，从而导致了“政治经济学”一词被“经济学”一词所取代。从起源上看，目前两大经济学范式——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实际上是合二为一的，经济学开始也是与其他社会科学密切联系在一起，并且，政治经济学是整个经济学的统一名称。那么，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又是如何被经济学这一概念所取代的呢?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学界，长期存在着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二分法，那么，这种经济学的二元结构又是如何形成的?在某种意义上，国内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指马克思经济学，或者说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那么，它与传统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其实，目前国内通行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只不过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说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研究内容构成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干，那么，随着对社会主义本身内涵的理解以及政治经济学研究内容的拓宽，这种传统理解就越来越狭隘了。

一、经济学概念的历史演化及其内在逻辑

在西方，经济学一词源于希腊语oikos(家庭)和nomos(法或原则)的结合，其意思是家政管理的原则。当然，这里所指的“家政”与现代意义的“家政”是不同的，因为古希腊的“家”指的是氏族及家族。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经济学著作是色诺芬的《经济论》。《经济论》实质上是一本关于家庭管理的书，论述的是奴隶主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财产。古希腊奴隶制生产以家庭为单位，因此把组织管理奴隶制经济的相关问题都列入“家政管理”范围。同样，在德语中“经济”(wirtschaft)隐含主人的意思，过去的一家之主要为全家的生计和一切与此有关的事情负责。但是，当这种管理的含义扩展到了其他事物和城市国家以后，经济学所涉及的就不仅是个人领域的事，而是涉及到公共领域，从而就开始出现了相应的政治经济学一词。例如，色诺分的《雅典的收入》就是讨论雅典国家的财政问题，是如何对奴隶主制国家进行管理：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更是集中论述如何管理同家以使人们的生活更美好。他们的信徒亚里士多德将色诺芬的家庭管理思想置于奴隶主国家管理的范围之内进行论述，从而产生了现代经济学的雏形。亚里士多德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取财术和致富术，为家庭和国家取财与追求货币增值是取财的重要内容，从而将家庭管理与城邦管理联系起来；同时，他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进一步的拓宽，分析了交换和货币理论等内容，并将经济论视为政治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学者们正式系统探讨涉及公共领域的经济现象是发生于重商主义时期，因而政治经济学一词也是出现在这个时候。它最初是法国的重商主义者D·蒙克莱田分别在1615年和1616年发表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和《论政治经济学》两篇文章中提出的，这些文章都超出了家庭经济的狭小范畴，论述了国家积极参与管理经济的作用。后来，威廉·配第、布阿吉尔贝尔、魁奈等又相继发展了重农主义，并将经济研究的重点转向生产领域，涉及到了国家对生产领域的管理。马克思也正是继承了他们的衣钵而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生产领域，并特别将研究对象限定在生产关系上。正因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都大大拓宽了，所以，1755年卢梭在为法国《百科全书》写“政治经济学”条目时，就特意区分了政治经济学与家庭经济学。不过，直到1769年詹姆斯·斯图亚特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探究》一书，政治经济学一词才正式引人英文文献，并第一次形成了有完整体系的著作。此后，政治经济学一词开始获得了广泛使用。显然，早期的政治经济学家都试图提出经济活动指导方针和为政府促进商业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其着眼点在于社会财富的发展；并且，此时的政治经济学已经从家庭或国家的管理扩展到对所有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这也是为什么此时的孔德主张用社会学来一统整个社会科学的重要原因。

政治经济学正式形成的标志是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是人类第一次系统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著作，也是经济学科发展的分水岭。它标志着现代以自由放任为中心的古典经济学的诞生，并使得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有独立体系的学科，并奠定了今后经济学研究的基石。此后，英国、法国等国家的大学相继指定了一批政治经济学教授，自此以后的100年间政治经济学成了经济学的既定名称。一般地，人们往往把从17世纪中期开始到19世纪30年代称为“政治经济学时代”，因而古典经济学又被称为政治经济学。显然，斯密开创的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福利和应得权利的相应提高等问题，如他在《国富论》的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开篇就说：“被看作政治家和立法者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和生计；其次，为国家和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所需的充分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与此同时，斯密还检验了在此之前流传的两种不同的关于富国裕民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一是重商主义，二是重农主义。

显然，正是由于古典经济学家关心的是公共领域的问题，关注整个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福利增长，因而古典经济学有两个基本特征。一者，由于试图通过促进国民财富的创造来保障普遍福利的提高，这就涉及到生产性劳动的投入和配置问题，从而导致了劳动价值理论的兴起；二者，由于关心既定国民财富下的社会福利之提高，这就涉及到如何最大化交换剩余问题，从而产生了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张。而且，由于公共领域的问题往往关涉到统治者的行为问题，因而斯密本人在写《国富论》时心目中就把经济学视作为写给政治家和立法者学习的一门学问，在他的话语解释中充满了对君主与政府应当在治理社会时如何行事的治国方略和政策建议。为此，斯密不仅讨论了一些经济和贸易政策，而且较广泛讨论了政治、法律甚至外交等等方面的问题，除了提出“看不见的手”这一著名的经济学原理外，还讨论了保证这种看不见的手能得以良好运作的自由制度原则及其法律保障问题。正因如此，斯蒂格勒指出，在斯密等英国古典经济学看来，经济学的任务是劝说人类社会尤其是国家的主权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合宜治理方式和制度形式，来使一国的经济繁荣和人民致富。为此，斯密在《国富论》所建立的分析体系中将人性论和历史理论结合在一起，并对经济生活作了冷静的观察，分析了农业、制造业和商业活动的特征，并建立了以货币为交换媒介和分工为生产特征的体系。

当然，在重商主义的干预政策已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构成越来越严重障碍的时代，斯密更为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雇主主义时代，各阶层人民的收入分配则主要是由市场竞争来决定。一方面，斯密认为：“一国君主，对其所属各阶级人民，应给予以公正平等的待遇；仅仅为了促进某一阶级的利益，而伤害另一个阶级的利益，显然是违反这一原则的。”显然，重商学说体系恰恰是保护了特定制造业者的利益，而消费者或其它生产者的利益却被牺牲了。另一方面，斯密强调：“任何一种学说，如果要特别鼓励特定产业，违反自然趋势，把社会上过大一部分的资本拉入这种产业，或要特别限制特定产业，违反自然趋势，强迫一部分原来要投在这种产业上的资本离去这种产业，那实际上都和它所要促进的大目的背道而驰。那只能阻碍，而不能促进社会走向富强的发展；只能减少，而不能增加土地或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显然，重农主义的学说规定往往是伤害了它们所爱护的产业，相反，“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和资本和其他任何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

斯密之所以大肆宣传自由市场经济，关键在于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在他那个时代还在大行其道，保护市场运作的法治和宪政民主体制还没完全建立起来。正是直接目睹了政府管制对经济所造成的严重问题，斯密转而对市场竞争采取了抱有乐观主义态度，相信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渐完善和成熟，私利和公益会达到自然的和谐一致。但整个社会发展的现实却表明，市场机制的完善过程是漫长的，而在市场还没有成熟之前，在自然作用下它往往存在一个异化的过程；而且，基于力量决定的市场交换往往会导致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平等，导致人们的应得权利和国民财富之间的逆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的福利水平往往不升反降，从而使得经济冲突问题变得越来越紧迫。为此，斯密一方面强调通过立法来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呼吁美德的重建。正因如此，到了李嘉图时代，分配逐渐开始成为中心问题，穆勒更是提出了生产和分配的两分法：生产方式和规律受自然法则的支配而非人意所能改变，这与自然条件和科学技术相联系；而分配则不仅仅由经济力量决定，而完全是人的意志和制度的问题，政府和国家不能规定各种分配制度的作用，但有权选择哪种分配制度。为此，古典经济学家都积极探讨制度变革的途径，例如，穆勒融会了前人较有见地的思想而重新组织了自斯密以来的经济学体系的同时，也积极把经济分析引申到社会改革领域，从而形成了古典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社会哲学的完整论述。穆勒不是纯粹地强调产量增长和效率提高的经济检验，而是强调更具综合性的标准，如包括生活质量和个人的充分发展，他著作的全名是《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方面的一些应用》，其副标题就暗示了更为宽泛的目标。

可见，尽管西方的“经济”起源于微观性的“家政管理”，但随着经济学的研究逐渐涉入到公共领域，经济学也就逐渐包含了更为广泛的内容，它研究财富的创造和分配，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的福利问题。显然，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性质与任务的理解与古汉语中“经邦济世”和“经世济民”具有相通的含义。叶坦就写道：“西方的‘经济’起源于微现性的‘家政管理’，这与中国‘经济’源自宏观性的‘经邦治国’不同；但其也含有管理城邦国家等与‘经国济民’相仿佛的内容，并带有伦理道德、情感哲理的色彩，这与古代中国尤其是儒家的经济观是很相似的。”事实上，正因为后来经济学的研究内容都越来越涉及到公共领域，因而也就逐渐地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究其原因，“政治”本义上是一种管理活动，孙中山曾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显然，除了单纯的个人消费的问题可以看成是“纯”私人领域外，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根本上都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一个非鲁滨逊社会中，甚至是个人的生产和消费也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的其他成员。也即，纯粹的私人事务是没有的，一切事务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公共的性质，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都会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公共领域。因此，政治经济学更恰当地反映了对社会事务进行研究的要求和特征。

二、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基本内涵及其误用

上面指出，政治经济学根本上是指研究公共领域的经济学，这不同于政府经济学或政党经济学，也不局限于生产关系经济学。事实上，管理公共领域中众人事务的方式可以有多种方面。在力量的来源方面，可以通过国家强权或政府行政力量，也可以借助社会中介机构，更可以采纳成员民主协商一致方式。在管理的方式方面，可以基于一般性的抽象规则(如法制)，也可以基于共同体的特殊关系(如伦理)。例如，在早期社会，对众人事务的管理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共同体间的社会关系，而到了古希腊则介于共同体、城邦法令以及国家强权三者之间而更偏重于社会习俗。因此，亚里士多德一方面说人是社会的动物，另一方面又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再如，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实际上为其《国富论》奠定了行为基础，他考察的人之行为机理内含了深刻的社会伦理，斯密也往往被称为“社会科学家”。布伦南和布坎南认为：“广义的‘政治’指的是所有个人之间的活动……‘政治’被看作是‘复杂的交换’。”显然，在这个意义上讲，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是统一的；特别是，随着交换逐渐从群体转向个体，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的含义也就逐渐趋同。譬如，斯密就特别强调分析个体的行为，当然，他所分析的个体行为不是抽象的原子人行为，而是具体社会关系中人的经济行为，而且，这种个体行为也会影响社会的福利。正因为最终关怀的是社会福利，研究的行为也是个体的社会行为，因而斯密等倡导的政治经济学就与社会经济学一致。但是，后来政治的含义越来越狭隘化，成为有关政府干预的代名词，因而兰格认为，社会经济学也许是对这门科学的题材更好的表达概念。

事实上，正是由于每个人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其行为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因而政治经济学是对人类行为进行更为恰当研究的基本范畴。正因如此，即使在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而在英美占主流地位以后，在德国也广泛流行韦伯所提倡的社会经济学这一概念，德国的经济也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所以，朱国宏认为：“与其说韦伯的‘社会经济学’是社会问题的经济学研究，毋宁说是‘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个名称。”那么，为什么会发生“经济学”一词为“政治经济学”一词取代的倾向呢?究其原因，斯密以后的经济学逐渐走上了越来越抽象化的道路，它逐渐把人从具体环境中抽象出来而成为原子化的个体，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的自利行为只涉及到个体领域而无关公共领域。与此同时，随后的政治经济学对公共领域的众人事务之管理的理解越来越片面化，它把基于社会伦理和习俗的自主性协调行为撇开了，而逐渐将公共事物的管理仅仅理解为自上而下的政府管制。这样，随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与政治相关的核心仅仅在于经济学讨论中强调了国家因素，或者说是选择了国家作为经济单位的宏观路线；相反，对基于平等关系的治理方式却关注越来越少，从而造成了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脱离。

当然，严格来讲，从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到自由市场主义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各类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最早的重商主义理解的政治就是国家干预，而重农主义则否定国家干预，而整个古典时期也存在对政府作用不同认识的流派之争。因此，尽管斯密等实际上从更为广泛的角度来考察涉及公共领域的个人行为，但在学术理解上往往把冠以“政治经济学”之名的经济学等于同强调国家作用的经济学，用“国家或政府行为”来理解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一词。直到古典时期，政治经济学的落脚点都是经济方面，“政治”则往往成为“经济”的单向度的影响因素。正因如此，在德国把“政治经济学”一词用“Volk-swirtschalftle”表示，它也是“国民经济学”的含义，是强调依靠政府的力量来管制经济和发展经济。这就偏离了政治经济学的本质，或者把政治经济学狭隘化了。究其原因，尽管在经济学从其它学科中分离出来并成为一门的学科之时包含了伦理学和工程学者两方面的内容，但当时的伦理学还是脱胎于漫长的中世纪神学，这种先验的伦理律令往往与日益勃兴的世俗经济活动不相适应。随着经济学逐渐把研究对象缩小在财富方面，就逐渐把伦理因素抛弃了而开始为构建纯经济理论而努力。在这种情况下，纯经济理论的探究者就热衷于撇开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而仅仅分析一些简明的行为动机(自利)和社会力量(政府权力)对经济活动及其行为后果所产生的影响。这样，整个古典经济学就逐渐把“政治”一词仅仅理解为国家管理之意，强调的是国家对经济的单向度影响。

如果把政治经济学理解为研究涉及公共领域的经济现象的学科，或者从广义上把“政治”一词理解为“社会关系”，那么，我们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剖析就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方面，源于重商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一词本身仅仅含有国家管理的意味，这是一个狭义理解；另一方面，早期斯密等倡导的古典经济学考察的却是作为社会中经济行为的主体的个人，尽管国家和政策的干预会影响个人的行为，但影响个人行为的绝不仅限于此。也就是说，尽管古典经济学借用了重商主义的狭义概念，但在实际使用中已经完全突破了那种狭义的范畴，而是进一步扩展到对具体社会关系下行为和现象的研究。不过，基于对“政治”的狭义理解，当时也出现了有关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争论，其中的一支便逐渐演化出“纯经济”的科学取向。例如，穆勒就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探讨某些社会现象规律的科学，并倾向于把理论经济学视作为研究人是如何追求财富且建立在某些有关人的行为模式的一些先验假定基础之上的“精密科学”。正由于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的传统理解是狭义的，局限于国家管理和干预的层次上，当个人的经济决策占据越来越主要的地位后，国家的色彩以及政治对经济单向影响的强度逐渐淡却，此时政治经济学中代表国家参与和管理的“政治”一词的含义也就显得不合时宜了。也正是由于这种狭义的“政治”概念并不完全符合研究具体社会关系中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含义，因此，学术界又常常把研究个体行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直接称为古典经济学，并将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名称当作一个历史性“误会”。

到了古典主义后期，西方社会制度的逐渐完善和社会生产的相对饱和，此时物质生产的创造已经不再是经济学考虑的问题；同时，基于对当时盛行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排斥，主流经济学更愿意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而刻意避免讨论社会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这一范畴。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在既定条件下提高个人的福利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焦点，经济学的研究也逐渐从原先的财富创造和制度改革转向了个人效用的研究，也即经济学关注的中心问题从公共领域转向了私人领域。正是基于对个体自主经济行为的日益重视，人们对经济学研究内容、对象和方法的认识都有了根本性的转化，逐渐把社会上的行为主体还原为纯粹的孤立自我，而将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所结成的经济关系从经济学的研究中剔除了出去。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政治”的理解已经不再适合当时的分析重点，从而出现了从“政治经济学”中分化出来的新名词“经济学”，这一概念因撇开了具体社会关系的考虑而更加抽象化，也在把对象日益缩小于物质资源配置一隅的经济学中逐渐确立了主流地位。事实上，19世纪70年代门格尔已经开始运用经济学一词，杰文斯正式提出“以经济学代替政治经济学”，但其书名仍是《政治经济学理论》。1875年麦克劳德在《政治经济学是什么》一文中也主张将“政治经济学”改为“经济学”，并将其定义为“探讨支配可交换物品数量的科学”。不过，直到19世纪末，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以后，人们才逐渐接受了“经济学”这个概念，20世纪20年代以后经济学才逐渐取代政治经济学而成为正统。

可见，从起源学和语义学上看，经济学绝不是如现代主流经济学家所强调的那种单纯研究“稀缺性资源配置”的学问。相反，经济学的先哲们灌注了浓郁的人文关怀精神，不但研究社会中的财富生产、资源利用以及货币功能等，更关心社会中的经济利益、贫富差异以及债务影响等。正因为这些研究和社会关系、国计民生、集体决策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因而政治经济学也就成为其恰当名称。所谓政治经济学，也就是关乎公共领域、研究社会福利增长的经济学，这与后来侧重于私人领域并探究个人发财致富的(新古典)经济学存在根本的区别。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把研究对象集中在人与物的关系层面上，以致经济学成为一门有关个体领域里最大化计算问题的学问，但是，毕竟现实生活中任何经济行为都必然是社会性的，必然会涉及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层面，即使纯粹的资源配置也必然会影响他人的利益。特别是，尽管在西方单一的意识形态支配下，“政治经济学”已经被“经济学”取代了，但是，那些具有社会责任的经济学家都不会完全放弃对公共领域的探究，因而“政治经济学”这一名词也为众多的非主流经济学家所沿用。即使在主流经济学界也不例外：不但马歇尔的著作仍常常出现“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字样，他麾下的干将J·内维尔·凯恩斯也把所有的学术精力用于探究《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在萨缪尔森1976年的教材《经济学》(第10版)中政治经济学这一词汇仍然存在，只是在1985年的第12版中才将“政治经济学”一词删除。当然，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也是关乎公共领域的研究，但它却主要集中于物质资本的投入，而更少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深入探究异质化的人力资本(劳动力)特点，也缺乏对其他社会资本的关注，因而它基本上承袭了马歇尔的“经济学”研究思维。

三、经济学范式的分裂及二元结构的形成

正是在古典经济学末期，由于对经济学研究对象开始出现了分野，原本统一的经济学就出现了分裂。在西方社会，由于经济学的关注逐渐从资源创造领域转向了资源配置领域。从公共领域转向了私人领域，关注个人发财致富的理性行为，从而出现了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它逐渐舍弃了影响经济行为的“政治”因素。在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由于仍然面临着国民财富的增长和分配问题，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仍旧起到重要作用，因而基本沿袭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并特别注重国家行政力量对经济的影响。因此，在西方存在着新古典经济学和激进政治经济学的两大范式，而在非西方的其他国家则存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两大基本范式。

一方面，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逐渐完善和市场机制的日渐成熟，西方经济学界逐渐出现对现有社会制度进行百般维护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虽然强调价值无涉，实际上就是要求在单一的意识形态下进行经济分析；同时，西方经济学的科学化取向使得其逐渐走上了越来越抽象的发展道路，只关心物质资源的配置问题，从而在经济分析中将生产关系的因素撇开了。显然，正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理论基础都不同于古典经济学，因而对经济学含义的理解也出现了变化；这不但促发了边际革命，也使得政治经济学的名称改为了经济学。事实上，自从边际主义先驱杰文斯极力“把经济学的列车开上了资源配置的轨道”之后，西方经济学便舍弃了经济学的古典传统，开始把研究领域局限于资源配置问题；而且，此时的资源配置局限于人与物的关系方面，而把社会中的个体行为隔离开来。也就是说，主流经济学所强调的资源配置与古典经济学开始出现了很大的不同，它不再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范畴，不再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纯生产的抽象范畴，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技术水平。

尽管“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转换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建立者马歇尔手中完成的，但是，他本身对经济学的认知却是折衷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一方面它是研究财富的学科，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它是研究人的学科的一部分”。然而，一旦“经济学”一词取代了原先含义更为丰富的“政治经济学”一词，人们对经济学性质和任务的理解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对这种转化起根本推动作用的是罗宾斯，他把经济学定义为研究资源稀缺条件下人类在配置资源方面是如何行为的一门形式化的社会科学，从而把经济学视为一门为实现自己目的的选择性学科，而把伦理学等排除在外了。罗宾斯对经济学本质和意义的这种理解和把握，为后来的绝大多数当代经济学家所赞同，并在此精神下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学术建构，从而逐渐形成了现代经济学的宏大理论世界。例如，弗里德曼1953年在《实证主义方法论》一文中就强调指出，实证经济学在原则上是独立于任何价值判断的，“作为一种实证科学，经济学是一种被尝试接受的、关于经济现象的概括体系，用以对条件变化的结果作出预测”。再如，施蒂格勒在《经济学抑或伦理学》中也明确指出：“经济学的主要任务一直是以大众可以接受的方式来解释实际经济现象，而且近200年来我们能始终诚心诚意的尽力完成这一使命，尽管并不总能取得极大的成功。”

正是经过西方学者几代人为建立“纯”经济学的不断努力，西方主流经济学终于成为只专注于“个人致富发财”的微观技术。并且，由于经济学已经逐渐演化为一门解释社会现实中经济现象的实证科学，从而整个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目前这种彻底漠视政治经济学的主流氛围。显然，这种实证经济学或言“实证主义精神下的理论经济学”已经不是斯密眼中经济学，或者说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偏离了经济学的斯密传统。基于对实证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批判，哈耶克认为，只有从门格尔到他本人一脉承传下来的奥地利经济学分析路径才代表了经济学理论的斯密传统。正是目前这种经济学取向导致了两个严重的后果：(1)用数学的形式来论证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使得研究的对象变得简单化、理想化了，结果使得具体社会中的人的行为或者选择变成了“简单的最大化的应用计算技术”；(2)经济学不但撇开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也忽视了整个社会福利的改进问题，也无法解释或处理社会经济制度的演进中出现的问题。也正是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认同现有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因而也就不再考虑社会的改革问题以及制度对人行为的影响，从而也就逐渐把其研究范畴主要集中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分析上，从而把原先属于公共领域的部分撇开了。华勒斯坦等就指出：“把形容词‘政治的’去掉之后，经济学家便可以论证说，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一种个体主义心理学，而不是以社会的现实建构的各种制度；据此又可以进一步断定自由放任原则是符合自然的。”。然而，正如布坎南等指出的，经济学应该研究“人类关系制度”，而资源配置理论不应该在经济学家的思考过程中占主导地位。正因如此，我们说，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过渡到新古典经济学大大缩小了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另一方面，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反，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学派却强调，在自由放任的基础上无法实现社会的和谐一致，任何看似属于个人领域的经济事物本质上都关涉到公共领域；因此，马克思在继承斯密等的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重建了政治经济学，并在更大程度上讨论了具体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诸如他的价值理论、工资理论、劳动力理论、劳动性质理论等无不包含社会关系的考虑。而且，马克思开创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不再把政治理解为“国家管理”，而是包含了更广的社会关系的内容；同时，也不再局限于政治对经济的单方面影响，而是强调经济反过来同样决定了政治的发展，其影响是双向交互的。正因如此，马克思开创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领域是广泛的，即使纯粹的个体行为或者人类面对自然的行为，它也是从整个社会关系中加以分析。譬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而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却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与自然发生关系的劳动过程，一是人与人发生关系的社会过程。前者形成物质生产力，是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而后者形成生产关系，是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开创的经济学更符合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涵义，它体现了对社会现象全面分析的路线，这不同于后来西方经济学将社会现象孤立起来的研究方式。正因如此，古典主义后期经济学就逐渐形成了二分范式：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基于政治与经济的互动以及把经济人行为置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我们说，直到马克思才真正确立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体系，才是真正政治经济学的开始。

当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继承了关怀公共领域的传统，但它本身也存在不足。一方面，尽管它分析了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作用，但却过于集中在生产关系以及其上的意识形态的考虑，而没有从更为广泛的角度探究“政治”因素。后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学说与政权结合在一起，“政治”一词就逐渐变为“国家管理”之意了。另一方面，它过于着重于生产关系的本质层次，重视社会生产关系本质规定和基本特征的研究，从而转向于探讨不同社会形态各种生产关系产生、发展、消亡的运动规律性，但在对异化进行揭示的同时却缺乏对解决现状问题的微观手段，更缺乏对那些相对属于私人领域中的个体行为的分析。事实上，作为一门致用学科和为社会服务的理论工具，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就不应该仅停留在本质层次上，同时也要研究其运行层次；不仅研究应该如何运行，也要研究社会实际在怎样运行；不仅需要揭示现状的异化，更需要提出如何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否则就会陷入乌托邦的遐想。因此，马克思虽然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但基于理论创建初期的条件限制以及其体系的目的限制，他对经济学中的工程学方面的内容关注相对不足，从而没有提出具体的工具性手段。例如，樊纲就指出，马克思当年研究经济学的特殊社会目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不是如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改善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

其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革命运动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随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革命政权日益紧密结合在一起而逐渐政治化了。因此，尽管马克思本人研究的经济学内容是广泛的，它不仅要研究人与物的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同时也关注人与人的关系(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为苏联所继承后蜕化为研究“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而且，如樊纲所说，由于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定是人与人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人们可以‘同志式地相互协作’，从而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来说，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似乎已不重要，最重要的问题已变为如何按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用不断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的方法，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要’，整个经济活动的任务都已变成了结成“共同体”的人们如何与‘物’——一方面是作为手段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是作为目的的‘物质需要’——打交道，而不再是人与人打交道，结果，政治经济学在继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基础上，另一根本任务是“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如何‘优越’……而不是如何解决经济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实际经济问题”。正因如此，传统的体制设计“不懂得需要‘防备’生产资料的使用者(包括劳动者和管理者)利用各种机会损害所有者的利益，一厢情愿地以为人们在不负所有者的责任的情况下会积极地防止资本亏损和促进资本增殖，从而相信只要‘放权’就能解决经济中的问题，而不考虑如何‘监督’资本的使用、保障所有者的权益”。

可见，尽管经济学的内容包括工程和伦理两个方面，但是，这两方面的内容为不同立场的学者所继承，从而就逐渐发生了分离。其中，马克思理论体系深植于利益冲突的社会哲学观，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持批判态度，从而热衷于探究社会关系；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则信仰利益和谐一致的社会哲学观，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持维护立场，从而偏好于在既定制度下研究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正因如此，古典经济学以降，经济学界就逐渐分化出两种经济学范式：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其中，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人与人关系的层面，强调经济学的社会性和人文性，关注社会福利和个体福利的改进；而西方经济学主要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强调个人的自主行为，即使后来的凯恩斯主义重新重视经济增长，也主要是从生产要素投入的角度而不是从生产关系变动的角度进行分析。正因为两大经济学分支有共同的源头，因而从经济学整体性的角度看，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是互补的；早期的经济学与其他社会学科密切联系在一起，因而以前的经济学’家通常也是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

然而，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性由于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而被过分强调和扩大了，以致许多学者都将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截然分开，并形成两个相互对立的范式。由于新古典主义之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路线主要为发展中国家所继承，并且主要继承了马克思的批判性分析框架，而马克思的关注重点在揭示阶级利益的冲突性方面。因此，国内大多数人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逐渐变成了专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则是指源于新古典的主流经济学。对中国来说，尽管两门学科本身都是“西方”的，但在经济学界，这里的“西方”二字是政治性概念而不是地域性概念。显然，把政治经济学仅仅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基于政治性概念来划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庸俗和肤浅的，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其实，经济学包括工程和伦理两方面的基本内容一直都没有改变，只是根据对这两方面内容的研究重点不同，大致构成了我们现在称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两大体系。当然，如果从名实相符的角度看，当前的这两种学科名称并不准确，应该作适当的改动。一方面，新古典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继承了浓厚的自然主义思维，把经济学视为自然科学的一种，社会行为主体也视为原子主义的自然体，因而这种经济学可以更恰当地称为“自然经济学”或“个体经济学”；另一方面，继承古典分析思路的经济学把经济学视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把行为主体置于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中，从而可以恰当地被称为“政治经济学”或“社会经济学”。

最后，需指出的是，这两门学科的相对分离也是有其独特历史背景的，撇开了政治因素，社会现象的任何解释和解决都需要两门学科的互补合作；而且，随着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拓宽，两者的互补性正逐渐加强。正因如此，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介于两大分支之间的新兴学科也开始不断增多，这包括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发展经济学、激励经济学，等等。随着目前经济学新分支的不断出现，我们已经越来越难以根据原先的标准来区分什么是西方经济学、什么是政治经济学了。笔者在学生时代曾经就此问过一位长期从事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海归学者，他就狭义地把西方经济学仅仅看成是新古典经济学，甚至仅是理性预期学派的增长理论等，而将其余的都称为政治经济学。显然，他的这种分类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这突出了基于“政治”一词的社会关系含义。只有像理性预期学派等搞纯粹数理经济学研究的学派才基本上强调撇开具体关系的考虑而希望构建一种普遍性的理论，而其他学派已经越来越重视社会关系对经济行为及其结果的影响，从而越来越强调向“政治经济学”回归。事实上，不但传统的历史学派和老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目前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也与马克思主义存在很强的联系，特别是诺思学派尤其如此。尽管新制度经济学最初被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视为异端，但目前却越来越被西方主流所接受，并已经被认为是对传统经济学的补充。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还依旧将所有马克思主义以外的新近从欧美引进的理论都称为与“政治经济学”不同的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的授课还主要局限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隅。

四、简短结语

人类社会现象必须作为一个整体而从全面角度进行理解，因而任何割裂分析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实际上，早期的经济学就是如此，这正是它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原因。马克思就说过：“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0因此，尽管在漫长的演化和发展过程中，由于对社会制度的认知不同而导致经济学出现了分裂，但就统一的经济学而言，这两部分应该是互补的。随着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越来越转入到社会关系的层面上来，如何借鉴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内容和方法就是当前主流经济学发展的根本路径。事实上，根据前面的分析，如果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存在某种学科分界的话，那么政治经济学的特色就是更主要考虑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制约，这就是伦理。特别是，自从人类真正诞生起，人类的经济生活就已经摆脱不了伦理的考虑。这也正是“直到马歇尔时代，学者都把政治经济学看作一个很高的伦理目标，关心人类生活最重要的问题；认为政治经济学不仅仅分析经济行为的各种动机，也应该评价它们的伦理价值的高低”的原因。正因如此，即使主要侧重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西方经济学，往往也难以彻底忽视伦理的色彩而专注于纯粹的资源配置的考虑，这也是为什么作为新古典体系鼓吹者的萨缪尔森长期无法完全舍却“政治经济学”一词的原因。

注释：

①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页。

②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21、252、253页。

③叶坦：《中国经济学寻根》，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第59至71页。

④转引自王海明：《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36页。

⑤布伦南、布坎南：《规则的理由：宪政的政治经济学》，载《宪政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⑥朱国宏：《经济学视野里的社会现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⑦张伟：《以政治审视经济的学科交叉：政治经济学的新视角》，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1期，第22至26页。

⑧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3页。

⑨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载豪斯曼编：《经济学的哲学》，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8至182页。

⑩韦森：《经济学的性质与哲学视角审视下的经济学：一个基于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回顾与展望》，载于《经济学(季刊)》，2007年第3期，第945至968页。

⑾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9页。

⑿樊纲：《“苏联范式”批判》，载于《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第70至80页。

⒀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页。

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篇6

1以经济理论为主题的政治经济学教学

作为理论经济学课程的政治经济学，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从客观的经济理论和逻辑出发，不带意识形态色彩地向学生讲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其次要理论联系实际，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解释现实的经济现象和解决热点的经济社会问题。事实上目前在各个高校开设的西方经济学课程也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它论述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和完美，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可是初学者在学习过程中完全感觉不到其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不知不觉地受其影响，其中的重要原因可能是西方经济学旨在论述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而没有提及其他制度的好坏，而政治经济学在阐述剩余价值时通篇提及“资本家剥削”工人，很容易让学生将其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从而无法将其看做是具有现实用处的经济学理论。由此在编排作为经济学教材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是否可以将书中有着明显和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词汇用其他合适的经济学名词代替。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也应该去回避“剥削”这样的字眼，因为即使用中性、温和的词汇去描述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不合理分配，学生也很容易领悟其不合理之处。

2以社会理想为主题的政治经济学教学

作为马克主义理论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使学生充分理解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为了这样的教学目标，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重点讲授价值形式的演化、货币的产生、商品经济的起源、人类社会的三次大分工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过程。让学生理解是什么样的力量决定着上述事物的产生、发展以及最终命运。让学生理解高中学到的人类社会的五种社会形态是如何来的，国家为什么产生，由哪一个阶级统治以及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国体是由什么决定的。比如可以让学生探讨欧洲在封建社会末期有哪些社会阶层，这些阶层是不是从来就有的，是怎么样产生的，每一个阶层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资产阶级能够战胜封建地主阶级取得国家政权。通过这样的学习和讨论，使学生理解无产阶级并不是马克思或某一个人头脑中的一厢情愿，而是由于无产阶级在物质资料生产中的绝对主导作用决定的。以社会理想为主题的政治经济学教学，要立足于当今中国及西方社会的社会现象和矛盾。比如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的商品货币关系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主导作用使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唯利是图的现象比比皆是，医患矛盾、暴力拆迁、见到老人摔倒不扶、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传销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都与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对人的思想观念产生影响密切相关。要引导学生去思考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由于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为争取物质利益的竞争关系，人与人之间是否能建立普遍和谐的人际关系。此外，马克思为追求真理，在艰难环境中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和《资本论》的写作，坚持领导工人运动为解放全人类的事业而不懈努力的事迹也是优秀的思想教育素材。不论初学者是否能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不论其是否可以树立起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不论其是否最终确立共产主义的信仰，作为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授课教师，要让学生理解马克思创立政治经济学的美好动机和初衷。

3以科学预言为主题的政治经济学教学

在政治经济学中，有一系列的结论由马克思得出，并由接下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实践所证实，并能很好地解释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比如马克思关于价值形式演化的结论，论述了作为价值化身的货币的演化形式，可以让学生思考目前正在使用的货币有什么缺点，并思考未来的货币将会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此外，价值形式的演化、货币的演化间接地论述了商品交换方式的演化，可以让学生考察现在的商品交换是如何进行，讨论电子商务与网络金融出现的原因并思考它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并由此进一步让学生思考如果商品交换方式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那么商品交换方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将会发生什么。比如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导致相对人口过剩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社会发展从工业社会过渡到后工业社会的原因，而不是西方学者仅仅从社会发展的历史中简单地描述这样的事实，并可以预见我国未来产业发展的总体方向。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导致第一部类优先增长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前苏联以及我国建国初期优先发展重工业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而两大部类模型可以用来解释前苏联社会发展的最终失败以及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果调整，论证国民经济比例协调的重要性，并分析欧美部分国家产业空心化在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导致农业绝对地租消失的结论能够很好地解释西方国家农业的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可以让学生分析我国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表明生产朝着社会化的方向发展，生产资料朝着被越来越多的所有者共同占有的方向发展，由过去被历史所证实的发展趋势，让学生分析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二、主题式教学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及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考核

1主题式教学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严整，内涵丰富，上述只是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对相关主题的简单提炼，授课教师应该认真研读《资本论》，从中挖掘更多的教学主题以便更好地充实和丰富政治经济学教学实践。在上述三个主题中只有经济理论主题涉及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其他两个主题则只涉及到了政治经济学的部分理论。因此要求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是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对相关知识点的讲授有所侧重。比如作为“两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重点讲述第一章，拓展讲述政治经济学的起源、研究对象，并可以拓展详细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和贡献，对其他理论知识的讲授要偏重涉及社会理想主题的知识点。对于作为经济理论课的政治经济学则侧重于各个理论的讲授，对意识形态的问题采取中立的态度，同时适当涉及社会理想主题。上述三个主题中的预言主题，则可以同时作为“两课”和“经济理论课”的教授重点，对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预言，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魅力之所在，也正是这种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上的对未来社会的天才预见才有了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和社会主义必将胜利的结论。

2主题式教学条件下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考核

以经济理论为主题的政治经济学教学目的是使学生全面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于课程的考核应该以考察基本的概念和理论为主。至于应用型的题型应该与经济社会的热点问题有关，让学生学以致用，能够以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去对相关问题发表观点。因此在课程考核时可以选定一个主题，比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主题，重点考察政治经济学中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知识点，并让学生用这些知识去解释和分析经济社会热点问题。对于预言主题的政治经济学考核，应该让学生在了解相关经济事物过去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理解事物的发展方向，对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能够发表看法。预言主题的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考核可以以预言主题，比如通过对货币的演化历程的理解，让学生谈谈货币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于社会理想主题的政治经济学考核，可以以社会理想为主题。要让学生在思考商品经济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基础上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假冒伪劣、医患矛盾与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物质利益竞争关系相关，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我们是否能从根源上解决这些问题。与主题式教学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学课程考核同样应该突出教学主题，或是选择一个相关的主题进行考核。由于一张试卷的题量有限，因此不应该追求对于授课知识点考核的面面俱到，而应该重点突出授课主题。同时不仅仅要考察学生对相关知识点的掌握程度，还应该作为课堂授课的延伸，通过试卷、通过考试给学生提供新的知识和信息。因此可以通过选择题考查学生对书本知识点的掌握程度，而通过较多的材料分析题和论述题来完成主题考核和让学生学到新的知识并对所学知识有更深入的理解。

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篇7

走向科学。说中国政治学没有科学体系，当然是不正确的。但认为中国政治学科学体系已经很完备了也是不正确的。经过20年的努力，中国政治学已经有了一个科学体系，但需要进一步完善。这不仅因为中国重建政治学的时间尚短，而且从历史上看中国政治学就有先天不足的弱点。中国和西方国家一样，自古就有非常丰富的治人和治于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但是，和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从来没有把丰富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经验作为学术进行思考和研究，更没有运用这些要素构建政治学，直到中国近代化开始以后，主张维新变革的先驱们才从“西洋”和“东洋”把政治学引进中国。后来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中国，再加上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这可以说是形成现代政治学的三个源头。但是，在当时的所谓政治学，实际上是照搬西方的政治学，是拿来主义政治学。

新中国成立后，本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发展中国的政治学。可是，正当面临发展机遇的时候，政治学却被误解成伪科学。似乎政治学只属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只要有马克思主义，就不需要政治学。由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政治学长期为缺门。正是因为政治学长期被误解，多年被忽视，所以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长期占霸权地位的“左”的思想任意解释“政治”，被曲解了的“政治”又反过来助长“左”的思想。结果，一方面是社会生活中政治泛化，另一方面是政治概念狭隘化。简言之，社会生活中什么现象都是政治，而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按此逻辑，“十年浩劫’势在必行。这个政治逻辑的后果，不能不说是没有政治学的政治中国的悲剧。

我们要使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更加完善，政治学就必须走向科学，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建立有特定研究对象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克服政治泛化和政治概念狭隘化的影响。政治学不能什么都研究，不能把什么社会现象都作为政治现象来研究。而且，随着学科的发展，现有学科的分化、交错、综合，各学科内容总是发展的，不是固定不变的。行政学本是政治学的一部分，但随着行政学发展为独立的学科，政治学就没有必要把行政学按原样包容在政治学学科体系中，尽管行政学仍然不能割断与政治学的关系，但这只是学科之间的关系。另一种发展情况是，随着政治学与经济学等学科的交叉发展，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政治学问题的公共选择理论，自然就会成为政治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总之，政治学理论体系建设需要不断完善，不断创新。理论创新是科学发展的本质。政治学理论的科学本质也是这样。没有理论创新，就不能科学地解释政治生活中发生的新现象，更不可能科学地解决政治生活中提出的新问题。

政治学对政治社会中的新现象、新问题缺乏解释力，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理论创新。在这一点上，任何科学都是相同的。当代中国经济学如果抱守计划经济理论，不进行理沦创新，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它就不可能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问题。政治学本来就是有时代特征的，有不同阶级属性。不同时代的政治学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中心内容。当前，中国转型期政治就是当代政治学研究的中心内容，同时，也只有通过研究转型期政治，科学地回答政治生活中的问题，井由此上升到理论认识，这才可能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这也是中国政治学走向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政治学研究走向科学，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前人的经验，尊重前人研究成果，根据学术研究规范，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研究新问题，避免在低水平上进行简单的重复，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创新和尊重前人的成果是一致的。实际上，当前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在学术界还是有不同见解的，在这方面，政治学也可以进行百家争鸣，在大的理论体系中可以有不同的学派、学说。政治学不同于政治，一个政党在政治上必须保持一致，但政治学在政治学说、政治理论上是可以百家争鸣的，是应该有不同学派的，政治学是一门科学，它是受科学发展规律支配而发展的。

走向实际。科学研究的本质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政治学作为科学走向实际，解决政治生活中的问题是科学本质的要求。走向实际应该包括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就是说，政治理论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同时要在实践中认识真理，修正错误，丰富理论，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在当前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接踵而来的社会。政治的变化，本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用来解释和认识社会政治现象和问题的学说和理论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变化的需要，因此，这就要求政治学在实践中提出新的认识，进行理论创新。从计划经济的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对政治学提出的问题，首先是在国家学说上如何回答解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资源主要通过国家中央集权的计划来进行配置，国家和社会基本上是重合的，这主要体现于“单位制’啪形式。在那时，“单位’俱有双重的职能，既行使国家职能，也行使社会职能。党组织（支部或党委）建在“单位”上，实行高度的一元化领导。其结构和机制也很简单，一份“红头文件”，就可以从上到下全部动员起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学不得不面对国家与社会分离后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国家计划配置经济资源的职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和成熟而逐步弱化，最后也许只保留公共经济领域里的极小部分的职能。对此，政治学研究当然要义不容辞作出科学的解释，政治学界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许多研究工作，在理论上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是，现实中的问题比人们所看到的和所想到的要复杂得多。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国家已不可能再像“单位制”的条件下那样对社会进行控制。例如，在乡村的某些地方宗法势力的回潮，还有城乡某些地区黑社会性质势力的猖獗。从经验上说，这是当前中国国家与社会分离后出现的新的政治现象和问题。但是，从理性上说，这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只是对政治研究来说，必须从科学上回答和解决这样类似的问题。乡村这种现象的出现，尽管有中国传统政治历史原因，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在于随着乡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未能及时相继推进社会结构的重建和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乡村政治发展。事实上，自从乡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社会经济资源就逐步转归社会支配，由此，国家本来藉以控制乡村的经济基础让出去了，而乡村本来依靠国家维持的社会结构松懈了，但又没有及时进行社会重新整合，建立新的结构，以致在某些地方，或某些地方的某些方面出现结构的薄弱部分，正是这样，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势力乘虚而入。在某些城乡特别是其接合部黑社会性质势力的出现也不外乎是这样的原因。显然，这些实际中的问题都是政治学应该研究的对象。从政治学的视角看这些问题，可以说是政治发展中的现象，在社会经济转型期必然会带来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上的不适应，并不是由于从集权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恰恰说明了经济体制改革后必须及时相应地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其实，邓小平同志早就看到这一点，并且明确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同时，从这些政治现象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学研究面对实际应担起的历史任务是非常繁重的，不仅要从理论上解释这些现象，分析这些现象生成的原因，更重要的还要运用政治学理论来解决由这些现象所产生的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丰富自己，进行理论创新。如果还是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说，在国家与社会分离以后，我们就不得不把传统的国家政治建设分成两条路径来思考和设计。其中一个是国家政权建设，一个是社会建设。对前者的认识和实践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和经验，对后者，特别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基础的社会，毋庸讳言，我们不但经验不足，而且理论准备也不足，由此，我们不能不把社会基层民主政治作为政治学研究的重点项目。它的现实意义不用多说，就以“专项打黑”这个举措为例，这样做确实必要，可以为民除害，大快人心，为一方保平安，但是没有社会建设，不可能根治这样一些由社会机体不健全而产生的癌变现象。因为，社会本身没有制止和打击黑势力的组织力量。如果我们的社会建设取得成效，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健全起来了，党的政治思想领导作用加强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了，就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的局面也就形成了。

政治学走向实际，研究社会生活中现实的政治问题是政治学发展的动力，政治学研究实际的政治问题是作为一门独立存在的学科应承担的历史任务。同时，政治学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理论体系不断完善，保持学术生气，不断理论创新，走向学术前沿。

走向世界。当代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不仅是对社会主义中国作为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员应有的要求，而且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本来就是世界性的，尽管政治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各国的政治学也都各自具有本国的特色。但是，政治学井不排斥在各国之间进行学术上的交流，吸收别国有用的研究成果。政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早已表明，无论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学，还是东方国家的政治学，无不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所创建的政治学理论体系中吸取养分。例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这部古典巨著中关于政体的分类及其分类思想直到今天对东西方国家的政治学仍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都已把它作为研究政体形式的学术规范。当然，东西方国家对政体形式的研究和分类在价值理性上是有根本差异的，然而在工具理性上还是有许多相同之处的。

纵观中国政治学发展史，政治学最早就是从西方传过来的。近20年来政治学的恢复和重建事实上也引进了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成果，如分析工具和政治学中的某些新的话语都来自西方政治学。政治学走向世界，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吸收全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一个国家在经济上闭关锁国，与世隔绝，必然停滞落后。其实在政治和文化上道理也是一样的，政治上自我封闭和文化上与世隔绝同样也会造成停滞不前，落后守旧。当然，吸收世界优秀的文化成果，并不等于照搬西方，全盘西化。如何吸收人类的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马克思已经做出了榜样。列宁也曾精辟地说过，“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之所以能得出自已独特的结论，不仅在于马克思的天才，而且更重要的在于他尊重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就要走向世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以中国走出国门、实行改革开放的实践为基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是不抱守集权的计划经济，运用在西方发育和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来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的特色，是根本不同于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特色。并且，可以断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推进，人民生活普遍达到小康水平，将会越来越显示出其特色。

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应该包括认识世界，研究世界政治中的现实问题。邓小平同志在提出政治学“需要赶快补课”时，实际上就已经赋予中国政治学研究世界政治的历吏任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政治学不研究世界政治，不研究外国政治就不可能真正地为中国政治服务，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中国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服务。对复杂的世界政治和纷繁的外国政治的研究要摆脱就事论事的研究，政治学应该提供研究框架，发展面对世界政治和经济现实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其实在国际上政治学和世界政治研究本来就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研究世界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大家们首先都是政治学家。中国把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分开来，是在中国没有政治学的情况下一种带有误解性的习惯分法，政治学本来就包括世界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学研究走向世界本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的任务更重了。当然，经济全球化问题可以像马克恩那样用纯经济的观点来分析，也可以具体到用效益与成本的观点来把握对中国的挑战和机遇。但是，从政治学来说，它首先应该运用政治学理论作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分析，也许人们最先可能想到的是国家主权问题，我们不能轻易听信随着经济全球化民族国家主权逐步淡化的说法，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安全的严肃的政治问题。政治学应该进行历史的、现状的研究。国家主权是不可分割的，不可转让的。但是，今天国家主权的形式和概念确实与民族国家始初阶段有所不同，这些涉及各国利益的政治问题，是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应该研究的问题，不仅在中国要有政治学家的声音，而且在世界上也应该有中国政治学家的声音。

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积极吸收世界优秀文化和参与世界是一方面，还有同样重要的另一方面即应该把中国政治学推向世界，把研究中国政治和中国学者研究世界的成果推向世界。中国政治学虽然起步要落后于西方政治学好多个世纪，甚至其间政治学发展路径曲折，环境恶劣，步履艰难，但是，中国从古到今的政治思想、政治文化、政治哲学都有着极为丰富的资源，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政治发展，都是很值得政治学进行研究井推向世界的。其实这些方面已引起国外政治学家和汉学家们的注意，并且已有不少很有学术价值的专著出版。中国政治学不能说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投入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在这方面，应该说，我们是大有作为的。中国政治学应该对世界做出贡献。

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篇8

走向科学。说中国政治学没有科学体系，当然是不正确的。但认为中国政治学科学体系已经很完备了也是不正确的。经过20年的努力，中国政治学已经有了一个科学体系，但需要进一步完善。这不仅因为中国重建政治学的时间尚短，而且从历史上看中国政治学就有先天不足的弱点。中国和西方国家一样，自古就有非常丰富的治人和治于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但是，和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从来没有把丰富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经验作为学术进行思考和研究，更没有运用这些要素构建政治学，直到中国近代化开始以后，主张维新变革的先驱们才从“西洋”和“东洋”把政治学引进中国。后来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中国，再加上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这可以说是形成现代政治学的三个源头。但是，在当时的所谓政治学，实际上是照搬西方的政治学，是拿来主义政治学。

新中国成立后，本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发展中国的政治学。可是，正当面临发展机遇的时候，政治学却被误解成伪科学。似乎政治学只属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只要有马克思主义，就不需要政治学。由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政治学长期为缺门。正是因为政治学长期被误解，多年被忽视，所以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长期占霸权地位的“左”的思想任意解释“政治”，被曲解了的“政治”又反过来助长“左”的思想。结果，一方面是社会生活中政治泛化，另一方面是政治概念狭隘化。简言之，社会生活中什么现象都是政治，而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按此逻辑，“十年浩劫’势在必行。这个政治逻辑的后果，不能不说是没有政治学的政治中国的悲剧。

我们要使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更加完善，政治学就必须走向科学，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建立有特定研究对象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克服政治泛化和政治概念狭隘化的影响。政治学不能什么都研究，不能把什么社会现象都作为政治现象来研究。而且，随着学科的发展，现有学科的分化、交错、综合，各学科内容总是发展的，不是固定不变的。行政学本是政治学的一部分，但随着行政学发展为独立的学科，政治学就没有必要把行政学按原样包容在政治学学科体系中，尽管行政学仍然不能割断与政治学的关系，但这只是学科之间的关系。另一种发展情况是，随着政治学与经济学等学科的交叉发展，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政治学问题的公共选择理论，自然就会成为政治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总之，政治学理论体系建设需要不断完善，不断创新。理论创新是科学发展的本质。政治学理论的科学本质也是这样。没有理论创新，就不能科学地解释政治生活中发生的新现象，更不可能科学地解决政治生活中提出的新问题。

政治学对政治社会中的新现象、新问题缺乏解释力，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理论创新。在这一点上，任何科学都是相同的。当代中国经济学如果抱守计划经济理论，不进行理沦创新，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它就不可能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问题。政治学本来就是有时代特征的，有不同阶级属性。不同时代的政治学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中心内容。当前，中国转型期政治就是当代政治学研究的中心内容，同时，也只有通过研究转型期政治，科学地回答政治生活中的问题，井由此上升到理论认识，这才可能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这也是中国政治学走向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政治学研究走向科学，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前人的经验，尊重前人研究成果，根据学术研究规范，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研究新问题，避免在低水平上进行简单的重复，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创新和尊重前人的成果是一致的。实际上，当前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在学术界还是有不同见解的，在这方面，政治学也可以进行百家争鸣，在大的理论体系中可以有不同的学派、学说。政治学不同于政治，一个政党在政治上必须保持一致，但政治学在政治学说、政治理论上是可以百家争鸣的，是应该有不同学派的，政治学是一门科学，它是受科学发展规律支配而发展的。

走向实际。科学研究的本质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政治学作为科学走向实际，解决政治生活中的问题是科学本质的要求。走向实际应该包括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就是说，政治理论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同时要在实践中认识真理，修正错误，丰富理论，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在当前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接踵而来的社会。政治的变化，本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用来解释和认识社会政治现象和问题的学说和理论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变化的需要，因此，这就要求政治学在实践中提出新的认识，进行理论创新。从计划经济的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对政治学提出的问题，首先是在国家学说上如何回答解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资源主要通过国家中央集权的计划来进行配置，国家和社会基本上是重合的，这主要体现于“单位制’啪形式。在那时，“单位’俱有双重的职能，既行使国家职能，也行使社会职能。党组织（支部或党委）建在“单位”上，实行高度的一元化领导。其结构和机制也很简单，一份“红头文件”，就可以从上到下全部动员起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学不得不面对国家与社会分离后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国家计划配置经济资源的职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和成熟而逐步弱化，最后也许只保留公共经济领域里的极小部分的职能。对此，政治学研究当然要义不容辞作出科学的解释，政治学界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许多研究工作，在理论上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是，现实中的问题比人们所看到的和所想到的要复杂得多。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国家已不可能再像“单位制”的条件下那样对社会进行控制。例如，在乡村的某些地方宗法势力的回潮，还有城乡某些地区黑社会性质势力的猖獗。从经验上说，这是当前中国国家与社会分离后出现的新的政治现象和问题。但是，从理性上说，这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只是对政治研究来说，必须从科学上回答和解决这样类似的问题。乡村这种现象的出现，尽管有中国传统政治历史原因，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在于随着乡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未能及时相继推进社会结构的重建和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乡村政治发展。事实上，自从乡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社会经济资源就逐步转归社会支配，由此，国家本来藉以控制乡村的经济基础让出去了，而乡村本来依靠国家维持的社会结构松懈了，但又没有及时进行社会重新整合，建立新的结构，以致在某些地方，或某些地方的某些方面出现结构的薄弱部分，正是这样，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势力乘虚而入。在某些城乡特别是其接合部黑社会性质势力的出现也不外乎是这样的原因。显然，这些实际中的问题都是政治学应该研究的对象。从政治学的视角看这些问题，可以说是政治发展中的现象，在社会经济转型期必然会带来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上的不适应，并不是由于从集权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恰恰说明了经济体制改革后必须及时相应地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其实，邓小平同志早就看到这一点，并且明确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同时，从这些政治现象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学研究面对实际应担起的历史任务是非常繁重的，不仅要从理论上解释这些现象，分析这些现象生成的原因，更重要的还要运用政治学理论来解决由这些现象所产生的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丰富自己，进行理论创新。如果还是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说，在国家与社会分离以后，我们就不得不把传统的国家政治建设分成两条路径来思考和设计。其中一个是国家政权建设，一个是社会建设。对前者的认识和实践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和经验，对后者，特别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基础的社会，毋庸讳言，我们不但经验不足，而且理论准备也不足，由此，我们不能不把社会基层民主政治作为政治学研究的重点项目。它的现实意义不用多说，就以“专项打黑”这个举措为例，这样做确实必要，可以为民除害，大快人心，为一方保平安，但是没有社会建设，不可能根治这样一些由社会机体不健全而产生的癌变现象。因为，社会本身没有制止和打击黑势力的组织力量。如果我们的社会建设取得成效，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健全起来了，党的政治思想领导作用加强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了，就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的局面也就形成了。

政治学走向实际，研究社会生活中现实的政治问题是政治学发展的动力，政治学研究实际的政治问题是作为一门独立存在的学科应承担的历史任务。同时，政治学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理论体系不断完善，保持学术生气，不断理论创新，走向学术前沿。

走向世界。当代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不仅是对社会主义中国作为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员应有的要求，而且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本来就是世界性的，尽管政治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各国的政治学也都各自具有本国的特色。但是，政治学井不排斥在各国之间进行学术上的交流，吸收别国有用的研究成果。政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早已表明，无论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学，还是东方国家的政治学，无不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所创建的政治学理论体系中吸取养分。例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这部古典巨着中关于政体的分类及其分类思想直到今天对东西方国家的政治学仍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都已把它作为研究政体形式的学术规范。当然，东西方国家对政体形式的研究和分类在价值理性上是有根本差异的，然而在工具理性上还是有许多相同之处的。

纵观中国政治学发展史，政治学最早就是从西方传过来的。近20年来政治学的恢复和重建事实上也引进了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成果，如分析工具和政治学中的某些新的话语都来自西方政治学。政治学走向世界，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吸收全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一个国家在经济上闭关锁国，与世隔绝，必然停滞落后。其实在政治和文化上道理也是一样的，政治上自我封闭和文化上与世隔绝同样也会造成停滞不前，落后守旧。当然，吸收世界优秀的文化成果，并不等于照搬西方，全盘西化。如何吸收人类的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马克思已经做出了榜样。列宁也曾精辟地说过，“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之所以能得出自已独特的结论，不仅在于马克思的天才，而且更重要的在于他尊重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就要走向世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以中国走出国门、实行改革开放的实践为基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是不抱守集权的计划经济，运用在西方发育和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来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的特色，是根本不同于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特色。并且，可以断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推进，人民生活普遍达到小康水平，将会越来越显示出其特色。

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应该包括认识世界，研究世界政治中的现实问题。邓小平同志在提出政治学“需要赶快补课”时，实际上就已经赋予中国政治学研究世界政治的历吏任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政治学不研究世界政治，不研究外国政治就不可能真正地为中国政治服务，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中国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服务。对复杂的世界政治和纷繁的外国政治的研究要摆脱就事论事的研究，政治学应该提供研究框架，发展面对世界政治和经济现实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其实在国际上政治学和世界政治研究本来就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研究世界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大家们首先都是政治学家。中国把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分开来，是在中国没有政治学的情况下一种带有误解性的习惯分法，政治学本来就包括世界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学研究走向世界本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的任务更重了。当然，经济全球化问题可以像马克恩那样用纯经济的观点来分析，也可以具体到用效益与成本的观点来把握对中国的挑战和机遇。但是，从政治学来说，它首先应该运用政治学理论作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分析，也许人们最先可能想到的是国家主权问题，我们不能轻易听信随着经济全球化民族国家主权逐步淡化的说法，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安全的严肃的政治问题。政治学应该进行历史的、现状的研究。国家主权是不可分割的，不可转让的。但是，今天国家主权的形式和概念确实与民族国家始初阶段有所不同，这些涉及各国利益的政治问题，是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应该研究的问题，不仅在中国要有政治学家的声音，而且在世界上也应该有中国政治学家的声音。

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积极吸收世界优秀文化和参与世界是一方面，还有同样重要的另一方面即应该把中国政治学推向世界，把研究中国政治和中国学者研究世界的成果推向世界。中国政治学虽然起步要落后于西方政治学好多个世纪，甚至其间政治学发展路径曲折，环境恶劣，步履艰难，但是，中国从古到今的政治思想、政治文化、政治哲学都有着极为丰富的资源，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政治发展，都是很值得政治学进行研究井推向世界的。其实这些方面已引起国外政治学家和汉学家们的注意，并且已有不少很有学术价值的专着出版。中国政治学不能说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投入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在这方面，应该说，我们是大有作为的。中国政治学应该对世界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