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的定义范文

计划经济的定义篇1

历史上任何一种商品经济，都是所有制性质一般和商品生产、交换方式一般的统一。反之，客观存在的每种商品经济，又都是一种具体的商品经济，即是一定的所有制性质和商品生产、交换方式的统一。所以，作为对特定社会阶段商品经济的研究，都必须侧重于本阶段中商品经济具体特性的分析。认识中国现实中的商品经济，也一定要如实地反映它的现状属性。中国现实中的商品经济，在总体上应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这个范畴区别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更不能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混为一谈。因为，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除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些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外，还有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存在。仅以这一点说，就既有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又有非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把现实中的商品经济，统称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显然是不恰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商品经济形式的统一概括，又意味了这多种商品经济形式间的对立和斗争。以现实来说，这种斗争是很复杂而激烈的。种种非公有制商品经济形式，虽然程度不同地都具有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一面，但另一面却都不断地形成着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侵蚀和瓦解。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本身，多种经济形式间的竞争也是很厉害的。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总是处在这种不断的斗争和竞争中，又是在同各种商品经济形式彼此结合、相互渗透中实现的。表现在经济管理上，就是要兼顾公有制商品经济形式和非公有制商品经济形式这两个方面，并且通过这两方面间的相互作用及其转化，实现对二者比重关系的把握和全社会经济发展趋向的调节。所以，作为商品经济理论研究，就必须如实地反映这种现状，并且提出相应的对策。然而过去的研究则不是这样看问题的。人们通常的看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里暂且不谈第二个等式能否成立，只就第一个等式说，它分明是对上述商品经济社会结构作了抹煞。其结果，不仅造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概念本身的不准确，而且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各种商品经济相互渗透、相互斗争的研究，在实践中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简言之，过去商品经济理论研究上的一大缺陷，是它脱离开现实中商品经济的复杂结构状态，孤立地研究所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因此，作为对这一缺陷的补正，就是要回到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中商品经济总体状态的研究上来。在范畴上说，就要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这个大概念，明确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及其各自形式的区别。从而，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多种商品经济形式间的相互作用、渗透关系，并坚持在这种作用和渗透中，认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促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换句话说，我们就是要从只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纯粹形式，转变到对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商品经济形式结构中的社会它义商品经济和它的发展的如实研究。

(二)

过去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研究的第二个缺陷，是它忽视了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身作为发展过程的研究。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样是一个发展过程。它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属性有两种:第一是公有制经济;第二是采取商品生产和交换方式进行运行的经济。叮是，公有制有低级形式和高级形式的不同，可理解为由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的过程;商品生产、交换方式也有不发达状态(小商品阶段)和发达状态之别，又可看作是由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的转变过程。所以，不能认为只要是公有制的商品经济，就是一样货色或一种状态;而必须懂得: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除了都具有作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一般性外，还分别具有着它作为本阶段发展状态的特殊性。因此，以经济理论研究说，不’司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都必须具有其相应的具体范畴和研究重点。既然如此，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出发，笔者以为有必要对以一「几二个研究对象作范畴上的区分:

(1)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它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切阶段、状态的总括;

(2)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即是现实中尚处在不发达状态的公有制商品经济;

(3)真正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就是通过长期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实现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成熟状态。

如果说，第一个研究对象，即称之表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商品经济一般特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许不会有多少异议的话，那末，如何看待后两个对象的区分和其范畴的确定，则尚且是有待探讨的课题。这里首先涉及到对所谓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历史位置的理解问题。如前所述，在现在通行的认识中，社会主义有汁划的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划等号的。然而仔细推敲，这个等式同样是不成立的。其一，从逻辑形式看，“有计划商品经济”是侧重于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属性特征进行概括的范畴，而不是对其实体概括的范畴。这就是说，它实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某一阶段的特征或某一方面的特征，不能当作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般意义的表达。其二，从既定(尤其是十共大报告的规定)的意义看，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它的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听要达到的日标，自然不能以社一会主义商品经济一般意义去理解的，更不能当成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身。其三，从范畴内涵规定看，有计划商品经济要求形成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运行机制，而这种“内在统一”机制，只有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和计划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之后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它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高级形态的特征所以。所谓社会仁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应是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达阶段或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形态的范畴。那么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范畴又应是如何呢?笔者认为可称为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划分，是与我国的特定国情直接相关的。我国是未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因而虽然现在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仍无法越过“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阶段。反过来，以商品经济本身看，它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不能不具有这个“特定阶段”的性质。这也就是说，我国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只是一种很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尚处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再以实际看，被划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商品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商品经济两种形式。就公有制本身讲，它们都还处在比较低级的状态，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其次，以商品生产和交换方式看，其更具有着草创性。同时，从全社会说，一方面计划方式，尚没有从传统的直接控制中解脱出来，以间接调控为主的计划机制仅处在发育之中;另一方面，市场体系还很不健全，市场调节很不得力，市场机制的公正性和有效性还无法得到表现。所以，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经济运行机制还远远不能形成，整个经济的运行依然不得不靠计划和市场两种形式、手段的同时作用(“板块结合，’)，以至时而强调这个多一点，时而强调那个多一点，借以达到二者的互相补充。加之商品经济发展所需其他条件和素质上的缺陷，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事实上只处在它自身发展的初期。事实是，过去由于未能把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它的运行机制，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及其运行机制作范畴上的区分，因而造成了许多原则性的差错。比如，我们一方面把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它的体制确定为改革的目标，另一方面又往往认为我国现实的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同一东西，既作为改革的终点站，又当成起点站，不仅在逻辑关系上讲不通，而且造成在设置改革方案时，以理想代替现实，把改革后方能出现的东西(“内在统一”的运行机制)，当成现实中存在的东西。很难设想，这种连起点站和终点站都说不清楚的旅行，会不是一次十分混乱的旅行。因此，作为对过去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又一补正，我们即要克服原先忽视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研究之缺陷，准确地划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正确地说明阶段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范畴界限，从而真正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看作一个发展过程。不错，过去也没有谁否认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发展着的，然而作为理论研究，说商品经济发展，就一定要通过能够表现发展过程不同阶段范畴的含义区别，和对这些范畴之间关系的分析，具体地体现出这种发展关系，说明商品经济的历史运动。

(三)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研究，核心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及其发展过程问题。从总体上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发展中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包括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和发展、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和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间计划与市场的融合或相互作用等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和发展问题。而从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和发展的研究说，笔煮以为急需树立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所谓计划与市场“板终结合”和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以及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其他一些模式①，虽然它们在作为改革目标的选择上是相矛盾的，而在商品经济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却是密切相关的。“板块结合”和“内在统一”，都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机制发展中的特定模式，后者是改革所要实现的目标模式，亦即未来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成熟形态的运行机制，前者则是向改革目标模式过渡中的模式，或现实中尚处在不发达状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所以，如果说中国改革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上，将会经历这样一个全过程:“产品经济”弓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那末它所对应的运行机制的转变过程必将是:计划与市场对立分计划与市场独立存在而配合使用(“板块结合，’)今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从理论研究本身讲，这里的关键是要对以下两点进行重新确认或新的说明。第一，作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主张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无疑是正确的。党的十三大报告在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是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时，着重明确了三个基本观念:

(l)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不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

(2)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应逐步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

(3)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这三点，是对所谓“内在统一”的具体解释。无庸置疑，中国改革所要实现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中的“商品经济”，即是指同现代社会化生产相联系的发达的商品经济。而发达商品经济是以企业作为商品生产或经营者的独立性和市场调节机制功能的完整性为基本特征的。因为离开这两条，企业就会失去在商品生产中的竞争活力，整个经济就不能成为真正发达的商品经济。所以，要建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必须放手促使市场机制的发育和成熟，并把它看作是能够覆盖全社会的调节机制，必须使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钡律的基础上，从而最终地实现向以间接管理经济为主的轨道上转变。虽然作为全社会经济计划目标的统一，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没有，虽然保留某些行政的直接控制手段干预经济，到什么时候或许都是必要的，但以全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整体性能来说，它无论如何都必须完成向间接管理为主的转变。这正象生产管理者对他的生产流水线，可以规定生产多少产品、生产什么样规格的产品，也可以对其组合形式作必要的调整，却决不能破坏流水线内在的规律性，改变其正常运行机制一样。否则，流水线的功能就不能很好地发挥，或者它不是原来意义的流水线了。发达的商品经济也就不成其为发达商品经济本身了。国内、国外，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还表明，把计划和市场作为两种各自独立而“板块结合”在一起的手段调节经济，脚踏两只船，置企业于异向目的(来自计划的目的性和产生于市场的目的性)的冲击之中，常常是:一方面宏观上的计划与市场间的配合无法形成恰到好处，另一方面，微观中的企业又不得不处于左右为难、无所适从的情况中，这样是不能造成一种系统完整的经济运行机制，以确保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的。这也从反面证明了把“内在统一”作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结合目标模式的合理性。十三大报告在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机制模式后，紧接着讲到:“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这就告诉我们，所谓“国家分市场分企业”的模式，实质是说，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应主要地放在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上，然后放手企业在宏观计划指导下，进行独立自主的经营，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开展平等竟争，从而实现国家计划、市场功能和企业行为三者间的良性联动。第二，必须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实际发展过程，同理论上开展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目标的认识区别开来，更不能用后者否认或取代前者。作为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的认识，其确切的答案只能有一个。所以，仅就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目标的研究说，肯定了“内在统一论”，就是对“板块论”等其他模式的否定。而且，在理论上由认为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发展目标是“板块结合”，到“内在统一”，实现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作为改革发展目标经济形态，同其目标运行机制的一致性认识，确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是，以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实际发展过程说，它自然地包括了向目标模式转化中的各种模式的存在。这些模式虽然都与目标模式有一定联系，却又都不能同目标模式完全一致，因而说“内在统一”是目标模式，并不等于说它是存在于实际发展过程始终的模式或唯一模式，也无法否认“板块结合”等模式在向目标模式实际过渡中的合理性。事实是，随着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一方面将使市场体系得到建立和完善，发达商品经济的市场机制趋向成熟，逐步承担起了对全社会经济活动的有效调节;另一方面，计划的水平相应地得到提高，变为主要地在遵循商品经济法则的前提下，实现对经济发展的间接控制和宏观方面的指导，基本上脱离开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涉。这样，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才会由两种各自独立的调节手段“板块”式结合，转变为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内在统一”式的结合。这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发展过程。离开这个发展过程而空谈所谓“内在统一”，甚至把它说成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身的特征，显然是错误的。可见，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全过程看，采取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板块结合”，不仅具有它一定的合理性，而且是达到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目标运行机制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我们不但不应该把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的目标模式，同向这个目标模式过渡中的模式混为一谈，或简单地对立起来，而且还必须是通过对这两者间联系的恰当认识，说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实际发展。综上所述，作为对过去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研究的又一补正，就在于要明确: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生成发展相一致，在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上，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这里的关键是应把理论上对经济运行机制目标模式的认识，同经济机制的实际发展区别开来，既肯定“内在统一”目标模式是正确的，又承认“板块结合”在现实发展中是不可避免的，从而变过去对经济运行机制目标模式合理性的空洞论证，为实事求是地开展向这个合理模式实践过程的具体研究。

(四)

计划经济的定义篇2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商品经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0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8-0013-03

在论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时,人们更多地注意到邓小平对创立这一理论的贡献,这是必要的。但是,任何思想的形成,都“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1] 从思想史视角看,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具有奠基作用,陈云的“三主三补”等思想在体制改革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中具有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作用。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最终形成和发展的思想基础,作用不容忽视。撇开了前面的探索过程,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就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一

20世纪50年代末,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初实践中,针对“”和化运动中理论界出现的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问题,通过研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著作,结合中国实际,着眼于经济发展,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这些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起了奠基性作用。

论述说,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1950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因此必须扩大商品生产。提出:“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 [2], “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 [2]“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 [2] 他批评一些人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经过此后多年在消除商品经济思想支配下,逐步缩小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范围的实践,这些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展为“商品经济充分发展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他提出的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2],“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 [2],“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2]的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初成为确定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重要依据和思想基础。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他指出,不承认商品生产,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他肯定价值规律法则的那段著名的话:“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2] ,对于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思想指导作用。

晚年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说,我们建设了一个如列宁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对于现在实行的商品制度,必须在无产阶级下加以限制。这表现出了着眼于经济发展与着眼于政治和社会发展思考问题时所得结论的不同。发展商品经济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积极作用与其造成的社会后果和社会主义目标之间的距离是矛盾的。他在解决这一矛盾时,着眼于政治和社会发展,更多时候所表现出的限制和逐步取消商品经济的愿望,掩盖、窒息了他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极其宝贵的思想。当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体制和运行机制上排斥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市场机制,则是制度方面的原因。

二

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国在完成全国财政经济统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等任务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全国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中国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经济体制方面某些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陈云根据他当时觉察到的问题,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了“三主三补”的思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进行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流通领域,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 [3]。这些思想对于刚刚确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更好地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促进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我们党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由于过去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所形成的许多不合实际的僵化观念,使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和实现。

经济体制改革伊始,陈云即集中精力探讨如何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利用市场机制的问题。经过对几十年计划工作全面深入的反思和研究,陈云抓住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1979年3月写出《计划与市场问题》一文。该文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起了思想奠基作用。

陈云溯源说:“计划工作的规则: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思想来之于马克思。” [3] 回顾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他肯定地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在一个国家胜利以前,马克思就设想过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1917年后苏联的经济计划和1949年后中国的经济计划,都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办事的。”“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做是完全对的” [3]。历史上,由于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经济在“二战”前十多年一直高速发展,战后经济恢复也迅速,并长期居世界第二工业大国地位。中国通过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在落后的农业国基础上,通过低消费、高积累战略,也获得了工业化所需的大量资金,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较快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当然说明了马克思的理论、苏联和中国的实践是正确的。陈云的这一结论性认识是对历史实践的正确概括。但问题还有另一面,陈云指出,由于我们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从理论上“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加以发展” [3],导致计划工作制度中“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这一缺点造成计划工作在实践中偏离了预先设计的按比例发展的目标,原料工业与加工工业、各个工业部门之间、工农业之间等都比例失调;“因为市场调节受到限制,而计划又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 [3] 忽视市场调节,造成经济计划对价值规律的忽视。市场经济虽具有盲目性,但由于客观规律作用,能够最终实现按比例发展,也不会出现产品单调现象。长期以来,由于“左”的影响,人们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种种正确措施当成“资本主义”,因而在经济体制上所有制过度集中统一、忽视市场机制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陈云切中要害,他强调地指出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从这两部分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看,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是必需的、有益的补充 [3]。确立两种经济并存观念,意味着对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观念的突破,是人们转变传统观念的重要一步。

陈云展望说,今后的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中,从计划与市场比例看,“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 [3] 当人们深刻认识到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形成“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的共识后,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的比例必然会有增加。在当时尚未摆脱传统观念束缚的情况下,这是对计划与市场发展趋势的富有远见的前瞻性表达。在稍后的1982年,陈云进一步将其概括为“鸟笼经济”。

陈云从理论源头上阐述了计划经济的根源性,又在对经过多年发展的计划经济的弊端深刻反思的前提下将市场调节看做是根据实际对马克思原理的发展,论证有力,易为人们所接受。这些理论认识和思想观点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前期一段时间的重要指导思想。但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在旧体制框架内修补和改良,只让市场调节补充其不足,不能解决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根本改变原框架,形成新思路,成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前进的迫切要求。

三

对于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没有局限于从保持计划经济体制框架的视角看问题。他思维的逻辑基点是发展生产力。他就强调:“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4] 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他的计划与市场“结合论”、“方法论”思想愈益明显。1979年说,“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做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4] 他赞成陈云当时提出的“主辅论”思想。1982年4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经济体制改革还只是试点,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也只是开始,“最重要的,还是陈云同志说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市场调节为辅。” [5] 他认为,我们的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6] 这与陈云当时的认识也具有一致性。但在陈云沿着“主辅论”的思路思考问题时,邓小平一直思考的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因而对问题的提法,思考和认识的结果就会出现差别,这种差别逐渐显露出来。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布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步子明显加快,大量的社会经济活动由指导性计划或完全由市场调节,市场调节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邓小平认为,经济加速发展的成就,是由于走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个路子。1985年10月,邓小平在同外宾谈话时指出:“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6] 这里,结合论、方法思想已经非常清晰。邓小平领悟到,多年的改革过程,就是市场的意义和作用不断提升的过程。实践已经表明,凡是注重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市场作用发挥较充分的地方,经济就更有活力,生产力发展就比较快。当继续加大市场取向改革力度,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全面的根本性改革,成为改革实践中亟待科学解决的一个焦点问题的时候,结合论、方法论的思路就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1987年,邓小平在听取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关于十三大报告起草情况时的一番谈话表明他已经敏锐地抓住了这一问题。他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 [6] 1989年6月,邓小平再一次重申,“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6]

但是,理论认识的不彻底性是很难保证改革总是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八波后,在经济领域里又对私有化和市场化进行批判。对市场化的批判却表明把计划经济看做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征的观念根深蒂固,从社会制度本质上对问题进行理论阐发才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邓小平在提出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病经过一年多的思考后,1992年的南巡谈话对问题进行了一揽子解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6] 计划与市场手段论与社会主义本质论,判断改革成败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共同构成了对长期困扰人们的理论问题的系统的彻底的解决,解除了人们对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导致走上发展资本主义道路的担心。摒弃集中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十四大明确提出的改革目标。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19.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著作专题摘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973-981.

[3]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247.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6-314.

[5]陈云年谱: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293.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7-373.

What’s the Ideological Basis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ory

JIA Meng-xi

(Dept.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Education, Guangdong Women’s Polytechnic College, Guangzhou 511450, China)

Abstract:MAO zedong,Chen yun and Deng xiaoping all had contributed for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ory.At the end of the 1950s and early 1960s, MAO zedong’s exploration of the formation of socialist commodity economy thought is basically; Chen yun’s thought of“three main, three added”、Theory of auxiliary Etc.role link and enthusiasm; startsfrom existing material, Deng xiaoping innovation ,then established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ory.

计划经济的定义篇3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比较

1949年到1956年毛泽东和党中央规划并实施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其中以1949年至1953年期间最为典型。这是一种“强计划”与“弱市场”相结合，以计划为主导的商品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片面理解，我国建立起了高度集中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重新重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经过几年的努力，初步建立起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本手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虽然是针对我国不同的历史阶段提出的，但二者都是建立在我国实行多种所有制基础上的，都强调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与调控，都提出要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有很多的相似性。于是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复归。因此，进行两种理论的比较，分析二者的异同，对于澄清模糊认识，借鉴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及其有益的实践经验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会有很大帮助。

一、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早在1947年12月，毛泽东就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要在国家主导之下发挥市场的作用，“容允自由贸易，但国民经济由我们操纵”。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这样的论述：“国内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在中国……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也不是如同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那样被限制和缩小的非常大，而是中国型的。”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体现在了《共同纲领》中：“在国家统一计划内实行国内贸易的自由。”同时，毛泽东认为，国家主导并非政府控制一切经济活动，1948年9月，他在修改一份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文件时写道：“国民经济的组织性与计划性必须严格地限制在可能的与必要的限度以内，并且必须是逐步地去加以实现，而决不能超出这个限度，决不能实行全部的或过高程度与过大范围的计划经济。”(在这里，他将“经济计划”与“计划经济”严格地区分开来)建国以后，他提出，“除盐外，适当划分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在实践中采取了直接计划、间接计划、市场调节相结合多样化的经济管理形式。对国营企业实行了直接计划，即国家直接管理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对合作社和部分私营企业实行了间接计划，即通过实行有关的经济政策，确立利润和收益，推行订立合同，采取加工订货、通过包销、经销代销等经济措施，把他们的经济活动引导到国家计划的轨道；对部分私营、手工业、社员个体经营实行市场调节，但国家通过各项经济政策，如价格、税收、信贷和经济手段如预购合同对其加以调控，使其经济活动按照国家计划方向运转。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新的探索。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关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的论断，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们党在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之后，他又进一步指出：“要使我国经济富有活力和效率，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要看到，市场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一面，国家必须对市场活动加以正确的指导和调控。”“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二者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的。”******的这些论述是对计划与市场有机统一的深刻阐述，不仅是我们所要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要求，也是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历史启示之所在。

从上述两种理论关于市场与计划的关系的论述可见，两种理论都认为：经济运行应当发挥市场机制的基本调节作用，但市场调节具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应当强调政府对经济的调控的必要性。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需要通过具有自觉性、事先性的计划来弥补，把计划和市场两者结合起来。另外，不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还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保证国民经济在全社会范围内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集中必要的物力和财力进行重点建设，也需要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是两种理论在计划与市场两者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结合的方式上，体现出差异。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程度要比新民主主义经济大得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作用范围覆盖全社会，甚至要扩大到世界市场。不论什么经济成分，一切经济活动都要处于市场关系之中，所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都拥有商品生产经营的全部权力；而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条件下，市场调节基本限于国内市场，而且被限制在一定的经济成分范围之内。国营经济基本上处于国家高度集中的直接的计划控制之下，流通领域的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也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合作社经济和部分私营经济处于半市场调节，只有部分私营、手工业、社员个体经营的市场调节发挥比较充分。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国营企业由国家直接经营，并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不能称之为完整意义上的企业，合作社经济、甚至部分私营经济生产经营权也是有限的。

第二，计划与市场的结合方式存在差异。新民主主义市场与计划的结合从横向看是在同一层面分别采取直接计划、间接计划、市场调节，带有“板块式、拼盘式”形式的结合，纵向看又是国家强有力的计划控制与市场调节的结合，而这种计划更多地带有微观计划的成分。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认为，市场与计划各有长短，计划长于宏观、短于微观，市场长于微观、短于宏观，计划发挥作用的范围是在宏观领域，市场发挥作用的范围是在微观领域，二者是一种优势互补、扬长避短的内在的有机结合。

二、关于政府调控手段

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将计划调节方式区别为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直接计划调节和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计划调节。直接计划调节主要适用于国营企业和供销合作社等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的部分。间接计划调节适用于在控制商品交换关系基础上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和小商品经济的计划管理。间接计划调节又分为两种手段：一种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存在的自由市场活动，以吞吐物资、调整货币流通量等经济手段进行间接调节，目的在于促进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这时计划调节主要作用于宏观经济层面，自发的市场机制仍在起基础调节作用。另一种则借助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方式实行，直接作用于微观经济层面，它以消除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为目的，此时基于供需状况并调节供需状况的自发的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基本不再起作用。

******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应当以间接手段为主，更多地运用经济的和法律的办法”，“同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间接调控就是以市场为媒介，建立以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经济的办法包括宏观经济计划、经济杠杆、财政金融和产业经济政策等。法律的办法是依靠一整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法律体系来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认为，之所以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是鉴于在目前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由于多种因素，经济和法律的办法的调节一时还难以完全到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大量秩序混乱的问题是由于行政行为导致的，加之目前的管理体制也需要通过行政手段来保证经济手段正确、有效地实施，因此暂时还不能没有行政手段。

比较可见，在政府调控手段上虽然两者都有经济计划、经济杠杆、经济政策等手段，但各种手段的运用有所不同：

第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政府调控除了间接的宏观调控外，更多地采用了对微观经济层面直接的或直接色彩浓厚的控制。所采取的手段中行政手段占了主要的地位。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要是宏观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经济手段调控的目的是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搞好经济发展预测、总量控制、重大结构调整和生产力布局，按既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要求引导、调节企业在市场中的生产经营活动，保证和实现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这种手段是面向市场而不是直接面对企业的，政府部门一般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的具体事务，其中：经济计划的重点是中长期计划和远景规划，它是宏观的计划而不是微观的计划，是指导性、预期性的计划而不是指令性计划；经济政策是以财政、货币、产业政策为主，更是一种宏观的、间接调控办法。而新民主主义经济较多使用的行政手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采用，而且保持在必要的范围内。

第二，新民主主义经济由于调节经济活动的法律不健全，法律调控手段很少应用，代之的是直接的行政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的经济，所有的生产经营活动都按照一套法规体系来运行，整个经济运行有一个比较健全的法制基础，按法律确定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关系，调整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维护市场竞争的正常秩序。

第三，新民主主义政府的调控对于不同所有制所采取的调控手段不同，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各种手段面向整个社会经济，各种所有制在宏观调控面前一律平等。

三、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异同的成因分析

第一，多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建国初期采取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和现阶段采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共同原因。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形态，国营经济与其它经济形态之间以及其它经济形态之间经济运行直接或间接地运用市场规律，采取商品经济形式。但由于新民主主义经济面临着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变的历史使命，同时又需要完成建国后国家财政经济的恢复、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避免商品经济的盲目性和不法私营资本家的投机，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国家对经济的计划管理，因此采取了“强计划”与“弱市场”相结合，以计划为主导的商品经济体制。计划与市场的这种结合方式，能够较好地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四面八方”政策。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相类似，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存在，产生了市场主体多元化，决策分散化，必然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而市场本身具有一定的缺陷，社会主义又要保证社会生产的按比例发展，实现全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保证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要健全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建立在政府宏观调控下，计划与市场内在有机结合，使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两个阶段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采取“强计划”与“弱市场”相结合的经济体制是与我国建国初期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工业化的战略相适应的。这个时期，我国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经济总量很小，社会经济结构和利益关系也比较简单，资金、物资、技术、资源紧缺，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和禁运，这种强计划的经济体制安排发挥了政府替代市场的作用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有效地实现了资源和资本的集中，解决了资金、物资、技术、资源紧缺的难题，在较短的时期办成了主要依靠市场办不到或需要花很多时间和代价才能办到的事情，恢复了国民经济，奠定了重工业的基础，加快了落后大国的工业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任务是要实现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建国30多年国家经济总量增大，社会经济结构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对外开放也不断扩大，原有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暴露出其在资源配置和企业运行中的弊端，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而市场经济是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必然形式。随着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认识的不断深化，从1984年起我国开始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逐步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进。

第三，对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关系的认识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做准备的过渡性经济。由于毛泽东承袭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中更多地加强了计划的作用，特别对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流通领域的合作社经济采取了直接的计划控制方式，在国营企业实行了政企不分的国有国营的经营方式。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解放思想，打破传统习惯和主观偏见的束缚，认识到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不是划分经济制度的标志，大胆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因此，两种理论对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关系的不同认识导致了两种相反的结果：建国初期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很快过渡到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后，又对这一传统的计划经济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建立起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有共同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四，对于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的手段认识不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要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优先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营经济是重要的条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对国营经济采取了计划经济式的管理，对流通领域的合作社经济也基本如此。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认为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必须始终保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但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要通过公有制企业走向市场、自主经营，在与其它企业平等竞争中，不断提高其竞争力来实现。因此，在市场机制和国家宏观调控面前，各种所有制一律平等，没有所有制的高低之分。

第五，两个阶段的客观经济形势不同。1949年到1952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时期，我国国营经济的力量还比较弱小，市场残留着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特征常常表现出来，市场自身的投机性、盲目性、虚假繁荣等特征也很明显，不法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进行违法活动，小商品生产者天然的市场倾向也常常影响着政府计划的执行，因此，建国初期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和宏观调控比一般情况下显得更为重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绝对支配地位、控制了国民经济关键领域和命脉行业、控制了主要的商品流通的情况下建立的，国家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既可以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又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计划经济的定义篇4

关键词：瓦解；市场经济；矛盾；经济复苏；

中图分类号：D922.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7-00-02

计划经济体制的生存时间比较短暂，并且只应用于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现今人们明确地指出它阻碍了国家的前进步伐，但不可否认，计划经济体制曾为社会主义国家和我国的经济复苏提供了有力保障。

一、简述计划经济体制

（一）计划经济体制的概述

20世纪初计划经济理论出现，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行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随着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及社会各方面的迅速进步，世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争相效仿，计划经济体制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系。但是随着苏联的瓦解，以及中国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国民经济崩盘，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出现，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被人们察觉，最后走向了消亡。在当今社会中，只有朝鲜依然坚持计划经济体系。

（二）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

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系的两个组成部分，狭义上来讲，两种经济体制截然相反，特点完全不同。

1、生产资料归属不同。计划经济体制中，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统一计划并分配，以实现共同劳动，共享成果；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由市场经济进行资源配置，国家干预不明显，生产资料归个人所有，使经济自由、自主地发展。

2、国家性质和经济体制关系微妙。在传统观念中，计划经济体制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资本主义国家为市场经济。但经过苏联解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立，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发表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四者关系的言论之后，人们对此有了新的看法。我国是以市场经济体制为主体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

3、期望不同。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行是为了在全民共同的努力下，实现生活水平完全相等，以达到共同富裕为目标；市场经济则利用市场竞争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目的是以先富带后富，从而提升全民的平均生活水平。

二、计划经济体制的兴起

（一）济计划经体制兴起的背景

19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的逐步确立，对外殖民扩张、发展经济的势头愈加肆无忌惮。目睹着无尽的剥削，列宁首先提出了通过计划经济消灭现存的不平等的思想。在此影响下。英国的繁荣促使李斯特开辟发展德国经济的新道路。李斯特认为，通过关税制度，保护国家工业产业很有必要，从而，德国开始大力宣扬政府干预政策，德国也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1]

然而，计划经济体制的彻底实行和黄金时期是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通过计划经济而实现飞速发展的苏联一时居于唯一可与美国抗衡的世界巨头之位，随后，计划经济体制获得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认可，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效仿，中国也难免地对此进行了生搬硬套，这也是导致计划经济体制最后被埋葬的原因之一。

（二）计划经济体制的优越性

计划经济体制曾风行一时，英国鼎盛时期就借助了国家干预政策，随后又为德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可能性，重要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与腾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现今已退出舞台，但本身必然存在着一定的优越性。

1、没有贫富差距，从而缓解了社会矛盾。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资料公有制，医疗及教育等实现免费，人民在国家指挥下共同劳动和生产，不分阶级，全国平等，也就是说没有贫富差距，从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缓解了阶级矛盾，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安定的社会秩序。

2、由国家统一计划，能避免经济的盲目性和滞后性。政府控制整个国家的经济，对其进行预测并指挥生产，避免了人们盲目工作，也避免了人们为获取个人利益而导致的恶性竞争，保证了经济的稳定性和可控制性。

3、减少资源的浪费，有利于经济的修复。由于劳动生产是在国家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通常不会出现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的现象，也不会出现劳动成果废弃的现象，也就不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所以说，计划经济适合国民经济受到损害、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复苏。

（三）计划经济体制的巅峰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席卷了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各个国家出现了政府干预政策，此时，苏联的经济虽然恢复的较快，但是依然面临着现代工业相对落后、农业无法自给自足的局面，更为严重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继续对苏联进行封锁，因此，苏联为了打破封锁线，促进本国发展，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阶段。计划经济体制的成功运用，使苏联现代化工业迅速发展，四年期间，经济发展速度居于世界第一，此时计划经济体制达到了巅峰时期。但是，也是在此时，由于领导者的失误，在农业领域片面追求速度，又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2]

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工业发展上的成功运用及农业领域的失误是有原因的，这也是其它社会主义生搬硬套，最终失败的原因。

1、国家外患相对严重，民族矛盾尖锐。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各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的伤害，以美为首的帝国主义对苏联虎视眈眈，苏联人民处在激昂的状态下，更容易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投入到生产之中。

2、人民生活水平较低，难以解决温饱问题。由于战争的影响，给苏联的农业和工业都带来了损失，生活水平迅速降低，工农业集中管理的必要性日益凸显。此时，大部分民众较为依赖国家，因此也为计划经济的实施提供了可能性。

3、充分考虑劳动者的利益。只有人民群众的了利益得到满足时，才会进一步激发其积极性。苏联在进行农业集中管理、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片面追求公有化速度和规模，对人民群众的私有财产进行破坏，损害了人们的利益，导致了人们的不满情绪，计划经济体制出现了裂痕。

也就是说，计划经济体制并不是失败的体制，但是必须与本国实际情况相符、以人民群众利益为出发点而实施，才会促进国家的发展。

三、计划经济体制衰落的原因

（一）打击人民积极性，压抑社会进步。计划经济体制要求全民共同劳动生产，共同享受成果，无论多劳少劳都会获得相同的报酬，在此影响下，大部分人会被动地接受任务而不是主动积极工作，从而导致社会进步缓慢，压抑了其发展。这是计划经济体制衰落的关键。

（二）国内资源不平衡， 自给自足困难。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生活要求的提高，所需资源也逐步增加，一个国家内的资源不可能完全适合本国的发展，因此必须根据现阶段发展的情况通过交易来换取利益，而计划经济无法实现这一要求，因此衰落是必然的。

（三）人们对私有财产的渴望。在解决温饱问题后，人们必然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人共同享受相等结果必然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特别是有限的经济条件下，更是激发了人们的欲望，这也是造成计划经济体制土崩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从中国看计划经济体制

（一）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兴起、发展与衰落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百废待兴，苏联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对我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1953年，我国领导人决定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提前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1957年后，由于领导人主观“左倾”错误的影响，加之客观上造成了损失，随之价格改革的失败，一度动摇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是不久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新思想，拯救了我国，同时，计划经济在我国也逐渐衰落了。[3]

（二）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展望

如今，在各方面的影响下及社会的需求下，计划经济体制已淡出人们视野。但是本人认为计划经济的衰落并不能否定其作用，在过去的几年里，为我国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提供了有力保障。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与共产主义的实现是相符合的，也就是说当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之后，计划经济体制依然有效。

五、结束语

计划经济体制的兴起和衰落都充满了必然性，它曾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但不代表它完全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个时期，当然，它的衰落更不代表它完全是充满弊端的、无效的经济体制，也不能说明，它将永远地沉没。

参考文献：

[1]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G].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2]王晓秋.苏联兴衰的民主视域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3

计划经济的定义篇5

关键词：经济形态 经济逻辑 计划经济 逻辑矛盾 结论

关于计划经济：历史结局还需逻辑结论

由社会主义国家信奉并实践的计划经济作为在一定历史时期具有重大影响的经济形态、经济体制或者说经济运行方式，先后宣告结束。近年朝鲜、古巴也宣布“改革开放”，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改变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看来计划经济的历史实践行将结束，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内容。

但是，如何看待这种“历史终结”？计划经济的终结是不合时宜、不服水土、还是不合逻辑？换一种说法，就是如何看待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关系？由于计划经济在记忆犹新的现代经济史上曾经具有相当的时空影响，作为一种理论构想有其思想源流，更由于计划手段在现代国家的经济生活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计划或者计划经济的问题在今天仍然是现实话语。由于现代经济问题的错综复杂，乱象丛生，市场经济还没有达到理想状态，也不可能到达理想状态，甚至在经济生活中市场失灵无效的状态成为市场软肋，计划又是观察这一问题的重要角度。因此，在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对诸如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讨论显得复杂多样，也是很正常的。就我们要讨论的计划经济在历史舞台上日渐式微以至消失的客观现象，人们的评判观点莫衷一是，大相径庭。这反映出：一是计划及计划经济现象本身的复杂性；二是对其认识的过程性，有待于从更高层面去作出逻辑结论。

关于计划经济：不同经济形态的历史表现及逻辑比较

（一） 不同时空下经济形态的历史表现

人类经济活动史表明人类社会存在过自然经济、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三种经济形态或者说经济运行方式。从微观角度去观察，自从私有制和国家产生以来，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计划经济的经济因素和形式，在人类经济生活中是同时并存的，构成一个国家或社会经济的整体。但是从宏观角度去观察，三种经济形式或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一个社会或国家的经济总体中所占的比重和地位很不相同。一般认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漫长历史上，自然经济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此一时期的经济形态从性质上就被称为自然经济形态。而在奴隶制社会以来的自然经济形态中，作为经济形式的商品经济或计划经济的成分，就已经存在，只不过从数量、比重、地位上都是从属性质的。此时社会占主导地位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最基本的特征。自资本主义社会以来商品经济便取代自然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自此以后的经济形态便被称为商品经济。在商品经济形态下，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成分仍然存在着，只不过处于从属地位。强大的商品经济并没有消灭或者排除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相反在整体经济中包容着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商品经济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交换经济，经济活动不仅是为了生产者自我满足，而且是为了交换而进行的。计划经济如果把它看作一种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和调控，或者说国家和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活动的话，它由来已久，自从有了国家，国家发挥经济职能必然会产生计划经济因素或形式。但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在经济总体中，国家主导的经济活动始终不占优势数量和地位，长期经济史没有出现计划经济形态。而计划经济理论是在18-19世纪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中初步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都有各自的计划理论，其它学派如马尔萨斯也有计划经济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提出未来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构想的时候，提出了其影响很大的计划经济理论。在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按照计划经济理论构建计划经济的制度、模式和经济形态。世界上凡社会主义国家都先后创建计划经济模式，但在计划经济形态下，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消灭自然经济、商品经济的成分。虽然计划经济的推行者试图用计划经济、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要消灭自然经济、商品经济的所谓资本主义的尾巴，但是并没有真正达其设想。计划经济的显著特点是国家（政府）的计划、指令、管制成为经济运行的枢纽，国家的经济活动尽力按照一套计划方案和蓝图来实施，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成分都被国家大大削减，甚至一度试图将其消灭。但是计划经济形态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昙花一现，其历史时空最为短暂，其中玄机需要揭示。

（二）不同经济形态的基本逻辑比较

经济活动从最一般意义上讲，是人类满足自己吃穿住行用等经济需要的能动活动。人类通过自觉的目的性的活动满足对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的需要。经济活动服从和服务于人们的经济目的。经济目的，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性价值，经济产品是经济活动的产物，是经济活动的客体性价值。人的能动实践活动是架通二者，实现主客体统一的中介。因此，目的性原则是经济活动的首要原则，从目的到活动到手段，人的经济活动是人的经济目的与经济手段之间通过人的劳动活动形成的能动的平衡关系。传统经济（自资本主义以前）由于较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是一种相对短缺的目的和手段的平衡关系，但仍然总体上处于平衡状态，因为经济平衡与人自己的平衡能力直接相联系。而现代经济以来由于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过剩性的平衡关系（尽管在资本主义早期存在的是相对过剩，实质短缺），但经济总要维持一种平衡状态。因此，经济活动的一般逻辑就是遵循实现经济目的一定的经济平衡状态。

自然经济的一般经济模式或者逻辑可以描述如下：

作为经济活动出发点的我和落脚点的我是统一的，即“我满足我自己。”在外部条件正常的情况下，此一模式可以达到人的经济目的。这一模式实现经济目的的特点是目的与手段的平衡性，包括人自我的平衡性以及自我平衡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平衡；同时表现出满足经济目的的封闭性即小范围内的自我满足；以及满足经济目的的经济性或节约性，即以自我的经济需要确定生产的数量，不进行过量生产，过量生产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是无价值的。

商品经济的一般经济模式或逻辑可以描述如下：

这一模式包含了自然经济“我满足我” 的简单内容，在此之上形成了多重叠加关系，其满足经济目的的特点具有简单性自我平衡之上的复杂社会平衡性，即在此条件下人们的生产仍然包含着为自己生产的目的性或目标性，同时也表现为他人和社会生产的扩大性。表现出满足手段和范围空间的开放性、满足程度和数量的丰富性。但与此同时生产活动自我预见的范围和自我控制的能力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比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大大弱化。商品经济的经济风险、在全社会范围的生产不经济状态（浪费性）也显然比自然经济条件下有所增长。但是，商品经济在逻辑上包含着自然经济，其在正常条件下达到人们最基本的经济目的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而计划经济模式或逻辑可以描述为：

在这里经济活动的直接出发点是国家，而落脚点是人民（我们），二者之间的基本关系不具有统一性；国家成为经济的出发点，也违背了经济活动的最基本的目的是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要，而不是国家的需要。从平衡性来看，国家（或政府）是拟制主体，其数量是一，而国民的数量是多，一和多之间是一种很难平衡的关系。“一”不能代表“多”，“一”不能满足“多”。尽管这里的“一”是超越个人的一个庞大的组织或机构，但是从其主体性、人格性来看，其无疑是“一”。从逻辑模式上显而易见，计划经济偏离最基本经济目的逻辑风险已经是显而易见，其满足经济目的的手段和方法从总体上来说是不足的。这样一种逻辑结论也被计划经济的历史实践证明了。前苏联，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曾经创造了大量的产品，但是直接满足人们衣食住行基本需要的产品却相对短缺；从人们的经济生活水平来看，长期的计划经济中人们的生活质量处于低水平，而这种状态在生产力水平较落后的历史上，在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体制或形态下却是没有出现的。因此，计划经济对基本经济目的的背离性、经济目的与经济手段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平衡关系上严重失衡，成为计划经济不能主导经济生活的根本逻辑根据。

根据上述分析，三种经济形态的区别在于：在满足经济目的上，自然经济是“我满足我”；商品经济是“我们满足我们”（隐含了我满足我）；而计划经济则是“它（国家）满足我们”；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都体现经济目的与经济活动（手段）的统一性；而计划经济在逻辑上却反映为经济目的和经济手段的背离性；在经济目的与经济手段平衡的数量关系上，自然经济是“1人（我）满足1人（我）”，商品经济是“多人（我们）满足多人（我们）”，而计划经济则是“1人（国家）满足多人（我们）”。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都具有这种数量关系上的平衡性，而计划经济则不具有这种平衡性。因此从逻辑上得出，在一定条件下，主导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都能实现经济活动的目的性和平衡性，而主导性的计划经济却会背离经济活动的基本目的性和平衡性。

关于计划经济：在什么意义上宣告终结

如前所述，在一般逻辑意义上，一个国家或社会试图采取主导性的计划经济形态或体制，在经济逻辑上是行不通的。过去社会主义国家既有的计划经济模式试验的失败也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出于基本逻辑问题，在将来的社会（国家）计划经济模式也不会成为未来的现实。因计划经济从逻辑上不能成为一种基本的经济形态，即使在任何现实的经济条件下。

在历史经验和理性思辩之上，对曾经在社会主义国家占主导的计划经济模式及其理论的思考和批判由来已久，不乏真知灼见。在20世纪30年代自由主义者与计划经济论者、国家干预论者之间的争论中，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提出过反对计划经济的经典性思想。哈氏主要从计划经济获取信息的成本接近无穷大，无法分清企业经营失败或过错的责任，甚至人的智力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而计划经济具有低效性，据此哈耶克不相信集中计划经济的模式能够正常运转。而现代制度经济学也运用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经济理论等对计划经济作出否定性评价。学者党国印在《计划经济制度及其理论的历史终结》一文中对提出计划经济的零交易费用假设、利他人假设、人类理性天赋差异假设等三个前提假设，作出辩驳批评，也对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与计划经济的必然联系性提出否定性分析；甚至对“完善计划论”试图把市场交换规律转变为计划者的自觉行为来一个对市场机制的人为模仿进行了批判。

虽然在历史验证的立场和理论分析的立场计划经济及其理论都日趋被归于错谬和荒唐，但本文的对计划经济及理论的否定，不是从经济技术、经济活动假设的角度提出的，而是基于计划经济在经济目的统一性、经济手段的平衡性上存在的基本逻辑错谬和障碍，得出计划经济不能作为一种基本的主导的经济形态正常地存在于人类经济生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而作为一种经济手段，补充性的经济形式和因素，计划的存在既有其经济的现实性，也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参考文献：

1.石齐平.朝鲜与古巴：计划经济模式的真正终结[J].中外管理，2010(10)

2.程慧敏.试论马克思的计划经济思想[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0(4)

3.党国印.计划经济制度及其理论的历史终结[J].开发研究，1994(5)

4.卢廷春.计划与市场的制度竞争和选择[J].商业时代，2008(4)

计划经济的定义篇6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不存在商品经济，这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复杂的实践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经典理论认为，在未来社会中不存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在全社会公有制条件下，将由社会根据计划调节来配置资源。当苏维埃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列宁指出，国民经济在相当程度上必须“采用商业原则”，亦即市场原则，给企业在市场上从事自由贸易的自由。这是列宁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发展，但未能说明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时期是否还会长期存在。斯大林晚年指出，只要存在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必然要存在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就一定要起作用。他还提出了“特种的商品生产”(即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概念。这是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发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安徽教育学院2005年度院级重点科研项目，项目批准号2005WK07。

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对斯大林既有继承又有发展。首先，提出商品生产的命运与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这超越了斯大林把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两种所有制存在的观点。承认，“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3]但是，他认为斯大林“关于商品存在的条件，阐述得不完整。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4]从自然经济经过商品经济发展到产品经济，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特征。至于社会主义能否废除商品经济实现产品经济，在看来至少有两个条件：一是国家占有一切生产资料，二是社会产品经济充分发展之后，国家有权支配一切产品。他说：“只有当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了，只有当社会产品大为丰富了，而中央组织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有可能使商品经济不必要而消失。”[4](p．976)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看问题是从总体上把握社会进程，视物质丰富程度决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存在与否。他还提出通过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提高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刘少奇认为，“只要按劳分配存在，商品仍会存在”，实现“按需分配的时候就没有等价物了，保留商品就没有必要了”。[5]这表明刘少奇从分配形式上分析问题，以实现按劳分配或按需分配为标志来判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存亡。其实，实行按劳分配抑或是按需分配的根本条件都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和刘少奇对同一事物的认识在表述上略有差异，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将长期存在。

1958年，“”和化运动中出现了废除商品生产的“左”倾思潮。对于群众高涨的社会主义热情和“苦干三年，进入社会共产主义”的口号表示支持，但对于中国立即进入共产主义，并且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则感到理论上还有未解决的问题。这时，他着手抓了两方面的事情：一方面亲自深入实地调查研究，还指派陈伯达、吴冷西等人分头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针对问题召开一系列会议；另一方面号召读理论著作，主要有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社会主义部分(以下简称《教科书》)，力求解决这一理论难题。1958年11月，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结合实际多次深入探讨了商品经济问题。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指出：“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所以“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1](pp．435～436)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了集思广益，11月13日，发电报给刘少奇和邓小平，建议讨论“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6]随后，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在武昌召开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发展”。在纠“左”过程中，这个决议的正确性得到了人们的公认。与此同时，还探讨了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斯大林认为将商品交换提高到产品交换、使中央能掌握全部社会产品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之一。对此十分感兴趣，认为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他指出：“基本点是极大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品。问题是怎[样]多快好省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品。”[6](p.596)一方面提出要发展商品生产，另一方面又要增加社会产品，尽快过渡到共产主义，其中的倾向性显而易见。其根本原因何在呢?在斯大林模式影响下，人们通常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相联系，把产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相联系。也不例外，但是，他毕竟从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出发，论证了社会主义“现阶段”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将会长期存在。

其次，在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的问题上超越了斯大林。斯大林根据商品是一种可以转让所有权的产品这个理论，认为苏联的生产资料不能列入商品的范畴。对此，表示怀疑，提出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所有权概念是法律概念，法律关系只能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它本身不是什么经济关系。用法律关系来解释经济关系，是未必妥当的。[7]《教科书》修正了斯大林的说法，认为生产资料和个人消费品也是商品。敏锐地指出，《教科书》在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的问题上有“不同于斯大林的说法”。一方面，他联系我国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情况分析道：“‘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我们是，又不是。生产资料在我们还有一部分是商品。”[4](p．979)我国在实践中的具体做法是，生产资料实行计划调拨，但用商品流通的原则进行结算，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斯大林。不同意斯大林关于苏联的“特种的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的说法，他说：“这看来很不妥当。它的活动范围不限于个人消费品，在我国，有些生产资料，例如拖拉机等生产资料是属于商品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也是商品”。“我们不仅把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而且为了公社办工业，把一部分工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这些产品，都是商品。国家卖给以后，它的所有权转让了，而且在公社与公社之间，还可以转让这些产品的所有权。”[4](pp.979～980)在看来，国家与之间、与之间交换的所有生产资料都是商品。另一方面，他又说：“在我们这里，很大一部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就是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调拨的产品。”[4](p.980)针对化运动中“两个急于过渡”倾向，认为，“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主要标志，就是产品可以在全国调拨，像国营企业鞍钢那样。”[8]鞍钢产品采用调拨的交换方式就不是商品。但是，商品生产应当是交换双方都是商品生产者，集体所有制的农民出售给国家的产品是商品，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品属全民所有当然也包括农民在内，这些产品又不能作为商品，全民所有制范围内部采用调拨的交换方式，这样商品交换就成了单方面的了。如果承认公有制之下存在商品生产的话，那么不分消费品与生产资料，也不必追究所有权转移，全部产品都必须计价，全部产品都具有商品形式。在一个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产品调拨是超越社会阶段的做法。在这一点上，的认识没有更进一步。

二、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

在斯大林观点影响下，我国长期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认为商品经济是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计划经济是与社会主义相联系的。因此，计划经济被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特征之一。但如前所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将会长期存在。那么，我们就必须探讨下面若干问题。

第一，关于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起作用。但是，这种商品生产不是为价值规律所调节、所指挥的，而是由计划决定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之一，价值规律仅仅是为计划经济服务的工具。分出主次地位后，对斯大林关于价值规律在苏联“不会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的观点作了解释：“价值规律对生产不起调节作用，是说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计划。”[9]在我国，钢铁等重工业产品和主要农产品的生产都是由国家按照指令性计划安排的，绝不允许以无政府状态自由运行。强调计划经济的重要性，提出“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3](p．437)表明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实行全社会统一的计划调节来配置资源的思想，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则是结合实际对经典理论的发展。

第二，关于计划经济的依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3](p.215)他赞成恩格斯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观点，并说：“要把可能变成现实，就必须认真研究客观经济规律，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客观经济规律，力求制定出能够正确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计划。”[4](p.962)经济规律通常指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正确指出，“价值法则依然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10]但是，他没有把价值规律视为计划经济的主要根据。他分析道：“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12]

第三，关于如何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在斯大林区分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提出“特种的商品生产”概念的启发下，要求区分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批驳了废除商品生产，取消货币，实行产品调拨的观点，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对农产品实行调拨，就是剥夺农民，这是不利于巩固工农联盟的做法。他批评道：我们有些人“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3](PP.437、439)当时，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把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实际上与邓小平提出的“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著名论断的思路是一致的。这种理论上的继承和发展是我们不容忽视的宝贵财富。

第四，关于为何坚持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即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指生产经营)进行计划管理，宏观计划管理不在此列。“一五”计划期间，为了适应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我国制定了国营经济实行直接计划、其他经济成分实行间接计划的计划管理制度。但是，存在集中管理过多、限制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对市场调节不够重视的问题。因此，要求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扩大地方和企业权限的思想。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重要意见，其中提到：“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补充。[12]这个观点突破了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被写进了中共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诚然，计划经济在我国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不容低估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阶段，我国经济落后，缺乏培育市场经济的条件，工业体系尚未建立，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源、加快工业化、实现赶超战略。计划经济适应了中国追求高速工业化和建立工业体系的需要，保证了高积累和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也保证了人民的基本生活和社会安定。[13]除了计划经济长期被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特征外，这些情况也是坚持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原因。

政社合一的建立之后，政府直接控制了农村经济运行，也控制了城市的国营和集体企业经营管理，计划经济高度集权的弊端进一步暴露出来。对此，分析道：“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我们对必要比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善的。”不能说“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实际上是，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14]娴熟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以独到的思辨对计划经济展开了十分透彻的分析，实际上已经对原本以为天经地义的计划经济表现出怀疑。于是，开始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但由于脱离了扩大地方和企业权限的初衷，转而为“”服务，这次改革并不成功。

既希望解决计划的主观性与客观实际相脱离的失误，又要坚持那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特征之一的计划经济。因此，他一方面，在1961年8月召开的庐山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承认对“工业我就不甚了了，计划工作如何搞，现在总搞不好”；[15]另一方面，又从“”决定在沿海省份建设新的工业使沿海得到很快发展的例证，来说明“像计划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对经济的发展和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快慢，有着多么大的作用”[14](p.119)。这里，对计划经济是肯定的。思维模式的僵化给经济体制改革设置了巨大障碍。1974年12月，提出，我国现在实行的商品制度、按劳分配和货币交换，“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只能在无产阶级下加以限制”。[16]晚年对商品经济的认识陷入了误区。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实行全社会统一的计划调节来配置资源的思想有一个大前提，即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已经消除，个别劳动已经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这时社会中心已经能够直接测量社会总劳动，商品、货币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了。虽然，对商品经济提出了一些超越前人的真知灼见，但是，由于忽略了前提条件，理论准备不充分，计划经济在实践中出现了瑕玉互见的现象，既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绩，也存在高度集权的弊端以及认识上的误区，因而最终没有走向市场取向的改革。

三、“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

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经济规律，凡是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地方，价值规律就会起作用。提出的“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观点需要从多方面探讨。

首先，这个观点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斯大林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因而，他认为价值规律只能在流通领域起调节作用，对生产领域不起作用。对《教科书》中关于“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中都发生作用”的观点表示赞成，这是对斯大林观点的重要修正。1959年3月，在批转一个文件时指出：平调的“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7]1962年，进一步提出，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阶段不能不严格地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15](pp.562～563)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斯大林限制价值规律作用的观点。视等价交换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把价值法则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要条件加以强调，其理论气魄是超越前人的，至今仍有指导意义。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批评平均主义“共产风”“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17](p.70)他深切地告诫与会者说：“价值法则依然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10](p.823)他还批评了混淆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的错误。这次会议确定了整顿的方针，其中包括“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规定了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会后废除了供给制，取消了“公共食堂”，继续贯彻按劳分配原则。随后，又规定生产小队有部分的所有制和管理权限。这是运用价值规律武器解决平均主义倾向的一次尝试。然而，未能把这些正确观点坚持到底。为了肯定“”，他说：“我们搞，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说成是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11](pp．492～493)这样就提出了与先前不同的观点。充分肯定“”超英赶美的目标，以体现社会主义能够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优越性。“”未能从我国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实际出发，制定了层层加码的高指标，经济效益低下，教训极其深刻。

其次，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力是不是商品?经典理论通常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把一切商品化，劳动力也是商品。《教科书》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已经不是商品，虽然承认存在剩余劳动时间，但“不承认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是剩余价值”。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是基本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商品的两重性。”他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还有两重性，但又说：“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由于劳动力已经不是商品，社会主义商品的两重性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的两重性，人与人的关系已经不再被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18]当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时，劳动力市场就基本消失了。认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教科书》中“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没有展开。我们的成功经验之一是“两参一改三结合”，人与人的关系“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14](pp.134～135)他希望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还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分析了劳动力是不是商品问题。在回顾历史方面，他说：革命战争年代“实行供给制，人还健康些”，“解放后，实行工资制，评级了，反而问题发生的多，有些人常常为了争级别吵架。”[11](p．474)他认为，如今把劳动力当作商品买卖的社会条件变了。劳动人民中间很多人从思想上认识到了劳动力不是商品，不是为人民币服务，而是为人民服务。[19]在考察现实方面，把我国实行的计时为主计件为辅的工资制度与苏联计件为主计时为辅的工资制度进行比较，认为计件工资会引导人们首先关心个人收入，而不是关心集体事业，因此是不可取的。这种观点与本人反对平均主义时的认识大相径庭。1942年他曾指出：“平均主义的薪给制抹杀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也抹杀了勤惰之间的差别，因而降低劳动积极性，必须代以计件累进工资制，方能鼓励劳动积极性，增加生产的数量与质量。军工生产暂时不能实行计件工资制，亦应有计件奖励制度。”[20]其实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都是可供选择的工资形式，计件工资在其适应范围内能更准确地反映劳动者实际提供的劳动量，避免平均主义弊端。那么，为什么的观点前后会发生如此大的反差呢?这是因为在的思想中平等的价值取向和道德理想主义占据了主要地位。诚然，的平等观具有合理因素：无产阶级反对一切阶级压迫，追求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立人与人的平等合作关系。但是，在方法论上有些偏误。为了反对平均主义，就提倡计件累进工资制和计件奖励制度；为了强调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防止两极分化，就坚持说劳动力不是商品，不主张计件工资。晚年甚至把按劳分配误解为资产阶级权利，担心按劳分配带来的劳动报酬差别会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产生特权阶层。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不能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对于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是不利的。

再次，在价值规律自发地调节自由市场问题上。价值规律通过市场价格波动，调节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从而自发调节社会劳动在各个生产和流通部门的分配。《教科书》称：“集体农庄市场上的价格不是由国家计划的，而是在供求的影响下形成的。在那里，价值规律在很大程度上发生自发作用”。批注道：“他们那里的集体农庄市场的自由太大了”，“对这种市场的价格只用国家的经济力量来进行调整，这还不够，还要有领导，有控制。如果不控制，投机者就要大赚其钱。我们初级市场的价格由国家规定一定的幅度，不让小自由变成大自由”。[11](p.496)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1)价格与计划的关系是怎样的?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具有特殊性。资本主义是私人占有制，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因此商品的性质变了。“调整价格，就是调整工人和农民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通过调节农产品的价格可以促进农业生产。如提高生猪收购价格，对于发展养猪有很大作用。“大量的普遍的养猪，主要还是靠计划。”“总之，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11](pp.490、494)毋庸讳言，国家调整和控制价格在一定范围内对于生产是起积极作用的，但是，当时控制价格往往把所有经济活动都纳入计划经济过程之中，归结为“计划第一，价格第二”，价值规律就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了。(2)何谓“小自由”、“大自由”?“小自由”指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的集市贸易。对“小自由”的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化运动的兴起和1958年成都会议的召开，先前存在的“小自由”被取消了。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小自由”陆续得到恢复。1961年3月，和刘少奇分别主持召开了“三南”、“三北”会议，接着又召开了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央制定了《农业六十条》，把关于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方面的政策，用条例的形式加以固定下来。对粮食自由市场问题，采取了有条件地认可的态度，“完成征购任务以后，可以自由交易。”[15](p.564)主张限制、取消“小自由”的目的在于防止“大自由”，“大自由”指资本主义。1964年，他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有人主张“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四大自由，借贷、贸易、雇工、土地买卖自由，过去出过布告。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永远巩固下去，就是搞资本主义。”[15](pp.590、604)上述表明，在价值规律自发地调节自由市场问题上，的认识有反复，他以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作为取舍的标准，过于重视政治，相对忽视了价值规律自发地调节自由市场的作用。

四、关于企业独立经济核算问题

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由于“”片面地追求产量翻番。因而，人们对经济核算的观念淡薄了，企业不计成本、不计盈亏的现象相当严重。为了纠正失误，对企业独立经济核算问题进行了探讨。

首先，提出我国“所有的经济单位(包括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要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4](p．981)经典理论认为，经济核算是由价值规律决定的。马克思指出，生产“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的簿记就越是必要”；因此，簿记(即经济核算)“对公有生产，比对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21]可见，经济核算是社会化大生产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要求。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可以通过经济核算，“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工作，合理地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教科书》指出：“价值规律的作用在生产领域中是通过经济核算制表现出来的”，“由于有了经济核算，就能够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来刺激提高劳动生产率、采用新技术、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赢利。”在这段文字旁的批注是：“这样就有奔头了，好。”[11](p.496)针对我国企业片面追求产量、产值而不顾经济效益的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企业不能不算账、不计盈利。”[11](p．532)“在计划工作上，什么账都不算，一切听其自然”是不对的。[9](p.383)因为，只有经济核算，才能使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换有公共价值尺度，才能使企业独立计算盈亏，从而提高经济效益，提高劳动生产率。

其次，如果让企业独立搞经济核算，就牵涉到企业的自主经营管理权和所有权问题。企业是否要有独立性呢?如前所述，早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了工业企业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要求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限。读《教科书》时，在提倡“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的同时，还注意到“有些基本建设单位实行了投资包干制，就大大发挥了这些单位的积极性”。他明确指出，中央和地方管理的企业，“都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权。有没有这种自治权，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14](pp.127、138)这些都是正确的。然而，企业的自主经营管理权究竟应该有多大呢?《教科书》指出：“由于经济核算制不断巩固”，“国营企业的纯收入(利润)当中，归企业自行支配的部分不断增加。这样，企业纯收入(利润)在该企业扩大生产(增加流动资金，保证基本建设基金)，改进生产，奖励企业工作者，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等方面的意义越来越大。这就使企业及其全体工作者从物质上更加关心经济而有效地利用资金，提高生产的赢利。”对此，表示了两点意见：其一，企业权限不能太大。他在这段文字旁批注道：“这种办法会造成苦乐不均，企业在这方面的权限不能太大。”[11](p．559)不能容忍由于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收益差距拉大，造成工人与工人之间的贫富不均、苦乐不均。其主观愿望是好的，可是，把平均平等的道德目标放在首位，企业自主经营管理权和独立经济核算权就只能退而求其次了。其二，过于强调精神鼓励。《教科书》征引列宁的话说：建成社会主义，“‘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个人利益、依靠经济核算’”。十分不满地批评道：“他们老是引列宁的这句话作为他们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的根据，我们要找出一些列宁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即书中所谓精神鼓励的话来。”[11](pp.529～530)认为既要讲物质利益原则，也要讲精神鼓励原则。要求人们把国家、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要有长远利益的眼光，这些都是正确的。然而，怎样才能提高经济效益、解决积累与消费的矛盾呢?我国当时的办法是多积累少消费，但又不能影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样做需要靠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需要精神鼓励。对此深信不疑，反复强调。显而易见，偏重于精神鼓励原则，相对忽视了个人物质利益和企业独立经济核算的作用。实践中，采取八级工资制和票证制，实际上把个人的生活消费都纳入到计划经济之中了。这样，企业生产者就很难把自身利益与生产过程挂起钩来。1961年9月，中共中央颁发的《工业七十条》明确规定：“每个企业，都必须实行全面的经济核算。”企业贯彻《工业七十条》后获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出现了产品质量、产量、劳动生产率“三高”和原材料消耗、成本降低的新气象。但是，由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个大前提没有改变，企业的自主经营管理权问题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薄一波在分析《工业七十条》存在的不足时说：“认定国营工业企业是‘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但又没有规定它必须具有的独立生产经营权利”，“把企业管理的概念主要局限在劳动生产过程的组织管理上，经营问题被排除在外了。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企业进行独立经济核算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就失去了它的本来意义”。[10](p.979)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那时还不可能把企业看成是可与政府脱钩、面向市场的独立经济实体。

综上所述，在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关系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思想观点，令人惋惜的是未能在实践中一以贯之。因此，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阐发和评价。的探索虽然未能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但是超越了斯大林，为邓小平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的创新积累了丰富经验，也为当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教训。

[摘要]在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闪光的思想观点：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生产资料在我们还有一部分是商品；改革计划经济体制，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限；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所有企业都要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等等。这些弥足珍贵的思想观点，超越了斯大林，为邓小平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的创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关键词]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价值规律经济核算

[参引文献]

[1]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韦祖松、高爱红：《环球问此凉热——的社会主义观》，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

[2]张启华：《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1页；李君如：《与当代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页。

[3]《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0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77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2页。

[6]《建国以来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25页。

[7]参见《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

[8]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92页。

计划经济的定义篇7

【关键词】 五年规（计）划 指导方针 发展进程

Abstract ： From twelve five-year plan） rules （delimit guidelines show that China changed and is changing three appearance， experienced and shall experience three historic transformation.

新中国成立以来，除1949—1952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1963—1965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外，从1953年开始，我国共编制和实施了十个五年计划和一个五年规划，从今年开始实施第二个五年规划。通过考察党和国家在编制各个时期五年规（计）划时的指导方针，可以从总体上把握新中国的成长发展进程。

1.我国编制的十二个五年规（计）划的指导方针

1.1“一五”计划（1953—1957）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

“一五”计划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为此，“一五”计划的指导方针为：一是“采取积极的工业化的政策，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把重工业的基本建设作为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二是“在优先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原则下，对各种经济成分的安排采取统筹兼顾的政策”；三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力求使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发展保持适当的比例。

1.2“二五”计划（1958—1962）的“中心任务仍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

1956年9月党的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了“二五”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16条方针部署，包括“继续保持比较高的发展速度”、“正确地处理在国民收入中消费和积累之间的比例关系”、“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发展农业并适当加速轻工业的建设”等。

1.3“三五”计划（1966—1970）、“四五”计划（1971—1975）都是立足“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

“三五”计划、“四五”计划都强调了以备战和三线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提出“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并试图用军事工业带动整个国家的工业化。

1.4“五五”计划（1976—1980）在指导思想上重犯了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的老毛病

1975年，国务院草拟了《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纲要》。1978年初对原来的纲要作了修定，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对“五五”计划指标作了较大幅度调整，并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努力使国民经济真正进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1.5“六五”计划（1981—1985）确立“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指导方针

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了“六五”计划。“六五”计划在制定过程中，突出强调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包括“依靠政策和科学，加快农业发展”、“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讲究生财、聚财、用财之道，增加和节省建设资金”、“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等十条具体方针。“六五”计划的一个特点是，社会发展类指标显著增加，占39%，也正因为如此，“六五”计划的全称随之变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

1.6“七五”计划（1986—1990）提出继续推进经济发展战略和转变经济管理体制

“七五”计划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由11个“坚持”组成，包括“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坚持把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提高产品质量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上来，正确处理好效益和速度、质量和数量的关系”、“坚持把建设重点转移到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上来，走内涵型扩大再生产的路子”、“坚持把发展科学、教育事业放到重要的战略位置上，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加快智力开发”等。作为上述方针的体现，“七五”计划首次增加了“国民生产总值”这一总量指标以及三次产业的划分与统计。

1.7“八五”计划（1991—1995）提出加快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的“双加快”方针

1991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了“八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个“坚定不移”的基本指导方针，即：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坚定不移地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坚定不移地贯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方针。

1.8“九五”计划（1996—2000）提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指导方针，并首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九五”计划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包括“九五”在内的未来 1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贯彻九条重要方针，其中第二条方针是“积极推进，“依靠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

1.9“十五”计划（2001—2005）提出了全面、协调、以人为本的发展方针

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深刻分析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诸多挑战，提出了制定“十五”计划，必须“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的重要指导方针。

1.10“十一五”规划（2006—2010）的指导方针是科学发展观

“十一五”规划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十一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遵循“六个必须”的原则方针，即：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其根本着眼点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从“十一五”开始，“计划”被“规划”所取代。在“十一五”规划中，社会发展类指标占据了全部规划指标的75%以上。

1.11“十二五”规划（2011—2015）指导方针：在科学发展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全会提出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2.从十二个五年规（计）划的指导方针看新中国的发展进程

我国建国以来五年规（计）划的指导方针.是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发展路线和发展思路的凝炼概括，也是不同时期国家发展战略的集中体现。从“一五”到“十二五”，指导方针经历了持续的变化。五年规（计）划指导方针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当时国家领导人的主观选择。而这一选择，既来源于领导人的治国理念和思路.又受制于领导人对包括国际国内形势在内的国情条件的认识。五年规（计）划指导方针的演变，反映了领导人通过实践，不断深化对国情的认识，不断调整指引思想，探索与国情条件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演进过程。从十二个五年规（计）划的指导方针由重点发展重工业以建立我国的工业基础、到各个产业的协调发展、再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一演进过程看，新中国处于不断的成长发展之中，我们已经改变了和正在改变三个面貌，经历了和将要经历三次历史性转型。

2.1改变了和正在改变三个面貌

在五年规（计）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在五年规（计）划的指导方针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实践过程中，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都发生了巨大改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对“地富反坏右”摘帽后，人民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和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人民的范围在扩大，人民的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人民的精神风貌大为改善。

建国以来，我国面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围堵，成功地建立其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工业化和初步现代化，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正焕发着勃勃的生机和活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吸引了全球的眼球，成为各国政要和学者争相研究的课题。

在“”巨变，国际共运处于低潮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三个代表”的指引下，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激浊扬清，审慎稳妥地驾驭着中国航船驶过了各种激流险滩，引领人民昂扬地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

2.2经历了和将要经历三次历史性转型

从十二个五年规（计）划指导方针的演进过程来看，我国已经历了两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历史性转型：1956年党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社会制度”的巨大转型；1978年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过30多年的不懈探索，逐步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桎梏，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经济体制”的巨大转型。从“十二五”规划指导方针看，中国将经历第三次历史性转型，即经济发展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这是“发展方式”的巨大转型。这次转型起始和重心在经济层面，但又必将超出经济本身，而传导并推动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在内的各个领域的转型和重构，因而是一次全方位的社会发展模式升级和变迁。这次转型和前两次转型一样，艰巨复杂，任重道远，有了这次成功转型，中国将真正昂首跨入世界强国之林，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

计划经济的定义篇8

十一五规划是根据中共中央建议编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的一个重要文件,因此,它在我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为了正确厘定规划与经济法的关系,特别是在经济法中是否应当终结计划法,则需了解十一五规划的性质。关于规划的性质,有学者根据规划的程序,将它与法律等同,认为规划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法和经济法的来源;〔1〕也有学者认为,规划就是计划,“是指人们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对未来的行动所作的设想和部署”〔2〕。但是,由于规划是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编制,并由全国人大表决通过,所以,许多学者从规划产生的特殊程序而将其视为法律或具有法律性质的文件,甚至认为它比普通法律应当具有更高的效力,意图使法律服从规划,并将法律当作实施规划的手段。显而易见,这种观点仅仅是根据产生程序而不是内容来界定规划的性质,属于形式意义的规划观。笔者认为,界定规划的性质应当依据其内容而不是产生形式,因为只有内容才反映了其基本属性以及与法律等社会现象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法律是关于人的行为规范,它为人们指定了行动的方向以及违背后的不利后果,此即法律的规则性,也是构成法律的基本要素。规划是否属于法律,取决于其是否具有规则性。在法律规则中,权利和义务是最基本的内容,离开具体的权利和义务规范也就无所谓法律。从这一角度判断,如果规划属于法律,就应当具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内容。但是,从内容看,十一五规划只是明确了我国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战略以及政府的行动方向,并不是在社会主体之间配置权利和义务,不能成为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正如规划所言:“主要是引导市场主体行为,是未来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行动纲领,是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依据。”（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人民出版社,2006年,6页。）此外,规划如果具有法律性质,还应当具有与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法律责任,以制裁那些违背规划或不执行规划的行为。但是,规划中没有也不可能存在法律责任或类似的责任,所以,无论是以何种形式通过,规划都不具有规范性。

由中共中央建议编制,并由全国人大通过,这是因为规划涉及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问题,是宪法规定的须由全国人大批准的重大事项。虽然规划制定和通过的程序与法律具有形似性,但最高权力机关并非在行使立法权,而是重大事项的决定权,不能就此认为它具有法律的性质。从十一五规划的内容、目的、实施和阶段性等特征分析,它应当属于未来五年内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政策而非法律范畴,因此,我们应当从政策的角度来审视其与经济法的关系。规划的政策性决定了它与经济法属于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存在如下诸多区别。

其一,各自追求的价值目标不同。规划属于政策范畴,它追求的是经济和社会的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包括宏观经济平稳运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资源利用效率目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基本公共服务明显加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和民主法制建设以及精神文明建设进展目标等。而经济法属于法律范畴,追求的是“实质正义、社会效益、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3〕,在立法中表现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护公平竞争、维护消费者和劳动者权益以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等具体价值目标。显然,尽管规划中不乏公平的因素,但其主要是在发展的目标指导下形成的。经济法虽也重视发展,但其理论基础仍然是长期而稳定的法律固有价值。经济法稳定的价值目标和理念,决定了我们应当以此为坐标观察和分析规划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而不是以规划决定经济法的取舍。

其二,就其内容来看,规划是一个以产业政策以及相关政策为主的纲领性文件;而经济法则是一系列行为规范的总称,这些规范以权利和义务为基本内容,并附之以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规划不直接涉及人们的权利和义务,仅具有指导性;而经济法则是由一系列法律规范构成,诸如竞争法、消费者保护法、劳动者保护法和宏观调控法等,其中包括诸多权利和义务,是市场主体从事经济活动和政府进行监管以及宏观调控活动时必须遵守的规范。

其三,规划主要在于政府宣示自己的承诺,向市场主体表明自己未来一定时期运用公共资源调节经济的方向。亦即规划主要是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依据,是政府应当努力的方向,只对政府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即便是这种约束,也只有软约束性质,缺乏明确和具体的规范和责任。市场主体可以根据规划确定的方向做出自己的行为选择,但不具有强制力。经济法则不然,它不但是市场主体的行为规范,而且也是政府的行为规范,是政府在规制市场主体和宏观调控时必须遵守的准则。强制性是二者的重要区别之一。

其四,规划的实施主要依靠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只是通过宏观调控、引导社会资源、配置公共资源甚至以法律方式实施规划。从实施机制看,规划缺少一个专门机构来监督实施。而经济法不但有专门的实施程序,而且有专门的机构,以强制力保证实施。这是经济法实现目标的根本保障,也是与规划的根本区别之一。

最后,从存续时间看,十一五规划只在未来五年内发挥作用,此后便成为历史;而经济法则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其时间效力远超过规划。十一五规划的政策性质,决定了经济法学研究应当坚持在法学范围内、用法学的方法和理念来观察规划,用法治标准来审视和评价规划及其实施过程,而不是用规划者的目光来审视和要求经济法。那种试图用规划约束法律的观点违背了法治精神,是计划经济时期计划与法律关系模式的翻版,极易导致政府权力的极度扩张,使法律成为规划的工具和奴仆,因而必须引起警惕。当然,由于采取了一种科学的制定程序和先进的理念,十一五规划与经济法在价值取向、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个体与社会关系以及微观和宏观等关系问题上,都有许多契合之处,诸如都追求实质公平和整体效率,都主张政府有限干预,都坚持社会本位,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实现宏观经济关系的平衡,都追求社会整体的和谐和宏观调控等。所以,十一五规划既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也符合现代法理,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现代社会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理念层面上越来越趋于融合,经济法固有的理念和价值在规划中同样得到体现和转化。因此,经济法学不应割裂与规划的关系,而是应当立足于法学学科本身,结合规划展开研究。

二、计划法应当终结的理由

虽然规划与计划极为相似,甚至有时难以将二者分开,但当我们将十一五规划视为未来五年的基本政策时,它与计划的关系也就十分清晰。因为计划在我国一度是配置资源的基本或唯一手段,而现在被视为宏观调控的手段。所以,过去和现在的计划都是为了实现一定目标的手段或工具。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十一五规划需要调动各种手段,包括经济和法律手段,也可能包括所谓的计划,所以,从此意义上看,计划已包含在规划之中。

计划法的创意具体起于何时,可能难以考证,而且也无必要,可以断定是在计划经济或者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阶段。曾几何时,计划法一直被视为经济法的龙头法,受到学者们的青睐和热捧,并极力推动立法机关将其通过实施。但是,学术界的这一热情并未引起当时立法者的重视,直至计划经济结束,学者们的这一心愿也未实现。时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学界制定计划法的热度大为降低,不过一些学者仍未放弃努力,并从多方面论证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法的必要性。最近两年,我们还能见到一些论证计划法存在必要性的观点。（关于主张计划法的论述,参见董玉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法研究》,书海出版社,2001年;李刚《市场和计划法:对计划的两次限制———试论计划法若干基本问题》,载《经济法论丛》第六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年;应飞虎《论计划法》,载《经济法学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王先林《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法初论》,中国民商法律网-商事法学。）可见,计划或计划经济对经济法学的影响至为深远。不可否认,作为国家管理社会的一种手段和贯彻国家意志的工具,计划曾经在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对我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我们不完全否认计划的作用,尽管我国曾经将它发挥到极致,但是,计划是否已经重要到非制定法律不可,笔者一直持有异议。经济学已经用自己的理论进行了彻底的否定,而计划和计划法是否符合法理,法学界鲜有思考和批判,倒是大家对市场经济的赞誉似乎与现代法治和法理基本吻合。现在看来,似乎是十一五规划的出现要终结计划法,但是,当我们从法理角度审视计划法时,将会发现这是一个不合法理的设想。或者说,从一开始,计划法的思路就缺乏基本的法理支撑,而在当今的体制下,就更显得不合时宜。为此,学界应当终结计划法的研究,将相关成果转为它用。

首先,也是至为重要的,是计划法缺乏现实的基础。众所周知,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但是,“所谓的社会关系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行为互动或交互行为,没有人们之间的交互行为,就没有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固然依靠身份,但更依靠行为。充满活力的社会关系是由行为作用的。与此相适应,法律是通过影响人们的行为而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4〕既然法律规范的直接对象是行为,那么,任何法律的制定首先要考虑具体规范的行为实际存在,而且这种行为的重要性已经影响到一定社会关系的和谐,必须以法律手段进行确认、鼓励、限制或禁止。如果一种行为不存在,或者只是普通行为,不会破坏社会关系的平衡,则无需法律干预。那么,目前政府的计划行为是否达到非制定计划法而不能调整的程度呢?笔者以为不然。现代市场经济虽然需要政府从宏观方面进行调控,但政府作用市场的手段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主要是采用货币和财政手段实现宏观经济目标。〔5〕在市场经济初期,尽管计划也被视为与市场并列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但经过数十年的过渡,政府实际已不再以计划方式从事经济管理或宏观调控。计划不但在政府文件中已经淡出,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没有了一个专门制定和执行计划的机构。因此,法律不需要对这种政府的计划行为做出具体的安排,也就没有制定计划法来规范这种行为的必要。至于为了实现经济稳定增长采取的一些行政措施能否称之为计划,从狭义的计划定义看,显然不能。即便可以称之为计划,至多也属于指导性的计划。但是,鉴于这种计划并未限制市场主体的自由和权利,不会伤及市场机制的发挥,所以,无需用法律进行控制。

其次,学界起初关于制定计划法的设想,并非为了控制权力,而是为了迎合当时政治的需要。众所周知,当初学界对计划法的热捧,是因为国家权力对计划的推崇。在阶级斗争法学和法律工具主义主宰下,法学的任务是如何从法律上证明计划的价值并将之合法化。至于计划是否符合正义和公平,是否妨害个人自由和权利,是否真的能提高效率,是否需要用法律控制,当时的法律学人没有也不敢就此多想。敢想的,就是如何制定一部计划法,将它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赋予其法律上的权威,让政府拥有一个合法的管理工具。当计划的神秘面纱和光环最终被揭开之后,我们才发现,计划不过是一些掌控大量资源,并自以为已经掌握了所有信息的政府官员们为他人制定的一些数字指标。对制定计划的官员来讲,计划代表了国家的权威和尊严,不论资源分配是否公平,结果如何,人人都必须服从。至于其背后有多少随意性和个人意志的成分,建议立法的学者没有也不敢提出怀疑。结果是近40年的计划不但没有使国家富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反而使国人除了简单的生活资料外几乎一无所有。尽管如此,法学界仍然有学者主张计划法。如果说,主张制定计划法的目的是为了控制政府的计划权力,防止政府利用计划剥夺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我们说这种计划法完全有必要。因为计划经济本质上就是行政经济和权力经济,是依靠官员们实际并不可能具有的完全理性和高尚道德水准为假设前提的。在这种经济模式中,政府的权力以及其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都是空前的,因而限制政府利用计划手段侵占社会资源和剥夺个人权利和自由就极为重要。然而,从当时的观点不难看出,学者要制定的仍然是一部授权法,而不是控权法。这种立法构想不能不说与法治的精神背道而驰。虽然有个别学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继续制定计划法,以对计划进行第二次限制,〔6〕但因为计划已被市场机制取代,政府也极少使用计划配置资源,计划对市场主体的行为无任何限制作用,所以,此时再提出控制计划已无必要。何况许多学者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定计划法并非为了控权,而是追求其他目的。（关于这种观点,可以参见前揭董玉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法研究》,38-40页;应飞虎《论计划法》,192-196页。）笔者以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计划仍然是政府使用的一种手段,且立法目的是控制政府的计划行为,防止计划的滥用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复活,那么,这样的计划法未尝不可。不过,这需要以政府仍然滥用计划权力为前提。所以,从法治社会控制权力的要求看,目前的计划法构想是没有意义的。

再次,公平是法律基本的精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者们构想的计划法仍然没有从公平的角度论证计划法的必要性。（近年学者们关于制定计划法的理由,最多的是依据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理论,也有的是从信息失灵的角度说明计划和计划法的必要性。）何况计划从本质上看就不是一个根据公平原则分配资源和产品的制度,或者说,以往的计划非但不能实现公平,反而加剧了许多社会关系的不平衡,特别是它以剥夺和压制的手段来实现公平的设想,最终是实质的不公平。因此,如果我们不能从公平的角度论证计划法存在的价值,那么,这种设想就没有基本的法理支持,很可能产生不公平的后果。

复次,作为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计划和计划法存在的首要价值应当满足效率的需要,因为“与秩序、正义和自由一样,效率也是一个社会的美德。一个良好的社会必须是有秩序的社会,自由的社会,公正的社会,也必须是高效率的社会。”〔7〕那么,计划法能否满足我国社会效率的需要,实践已经证明,计划经济不但不会实现真正的公平,还曾经导致了社会发展的迟滞。虽然有学者认为,导致发展低效率主要是指令性计划,而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主要是指导性计划,二者有着根本的不同。但是,中国20多年经济的高速

发展主要来自市场经济的作用,并非来自指导性计划的贡献,虽然其中不乏政府宏观调控的功劳,但政府的指导性计划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了多少作用,至今尚未可知。所以,主张制定计划法,是否会产生相应的效率,是一个未知数,但目前在没有计划法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却十分明显。

最后,计划法不可能解决目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问题。市场调节虽然能产生效率,但市场失灵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我国目前大量存在的垄断、环境污染、贫富悬殊、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政府虽然为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做了许多工作,但由于传统体制的影响,政府失灵的问题也非常严重。所以,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在目前同时并存,经济法的任务应当考虑如何克服这两种失灵。那么,计划法能否承担这一任务呢?答案是否定的。对垄断和环境污染等市场失灵问题,需要的是反垄断法和环境保护法等相应立法加以克服,而对于政府失灵,则需要通过预算法、政府采购法、转移支付法、中央银行法、价格法和税收法等宏观调控法实现,就目前来看,计划既不是导致市场失灵的原因,也不是导致政府失灵的因素,所以,计划法不能解决这两种失灵,如果制定,其立法和执法成本将远远大于其收益,定会成为一个得不偿失之法。

综上所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既无制定计划法的现实必要性,也无足够的法理作支撑,因此,关于制定计划法的计划应当终结。

三、结语

中国经济法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对计划法的研究也经历了同样的历程,可以说,计划法凝结了许多经济法学人的心血和情感,即便是他们的想法备受冷落,也不曾考虑放弃。但是,当党和政府毫不留情地抛弃计划而转用规划安排未来的发展战略目标和方针政策时,经济法学界似乎应当进行更多的思考和反思。经济法的研究是否还应当紧跟政治思维和话语,及时将计划法置换成规划法继续研究?如果研究,将来的结果会不会和计划法一样?显然,大多数学者还未思考这些问题。对经济法学来讲,计划法研究的教训无疑是深刻的。由于缺少基础理论的支撑,经济法没有自己独立的学术话语,加之学界长期紧紧依附政治的研究方法,从而导致我们研究成果的命运只能取决于政治的态度。但是,如果要把经济法学发展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减少对政治的盲从,就必须在既有的法学理论基础上,建立属于自己的基本范畴和基本理念,以特有的秩序观、正义观、自由观和效率观审视和评价政治决策和行动。所以,终结计划法,也是终结一种研究方法和思维定式,是经济法走向科学的开始。

参考文献

〔1〕李曙光.用法治精神规划“十一五”〔N〕.南方周末,2006-02-16.

〔2〕史际春主编.经济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34.

〔3〕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M〕.法律出版社,1998.152.

〔4〕〔7〕张文显.法哲学基本范畴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60,217.

〔5〕厉以宁主编.西方经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