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与理解范文

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与理解篇1

一、“三农”问题的重要性

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复兴，没有大多数人的积极主动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20世纪中国的复兴和强大，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农民作为民主革命的主体，积极参与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压迫，建立了新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也正是由于广大农民首先参与所带来的巨大活力和示范作用，使得中国改革获得了稳定的基础广大的发展空间，避免了重蹈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覆辙。在今天，我们要实现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根本问题是要解决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农村贫困落后问题，因此也同样离不开动员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可以说，“三农”问题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基本问题，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成败是密切相关的。

(一)“三农”问题是贯串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基本问题。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这80年来，“三农”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因素，也是所谓中国国情(特殊性)的重要表现之一。中国的现代化，实质上就是“三农”问题的解决，即实现农业产业化、大量农民向非农产业以及人口城市化；同样的，教育的普及、民主化、法制化等社会的全面发展，也有赖于广大农村和农民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二) “三农”问题是在中国共产党革命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力军以及农民占人口的比重，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好如何动员和领导农民的问题，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才能建立自己领导的政权。1945年，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指出：“中国现在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目前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解放中国的农民。”[1]他又说：“伟大的中国农民战争，如果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就与历史上一切农民战争不同，是完全能够胜利的。”[2]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和解决了如何领导农民革命的问题，才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无论是从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和阐述毛泽东思想，还是总结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和规律，都需要研究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农”问题。

（三）“三农”问题同样又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由于中国面临的国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没有遇见到的，在这样的国家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没有现成的答案，甚至遇到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某些论断矛盾的现象，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怎样解决个体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80年里，中国共产党基本理论的发展与“三农”问题的认识变化基本相一致，发生过三次大转折，实现了两次认识上的“飞跃”。第一次大转折发生在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模式向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转变，实现了第一次认识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大转折发生在50年代前半期，即由新民主主义向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转变，并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曲折探索。第三次大转折发生在1978年以后，即由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实现了第二次认识飞跃，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认识，也经历了三次大转折和两次飞跃，第一次转折发生在民主革命时期，由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形成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第二次转折发生于50年代初期，农民由革命的主力军变成被改造的对象，户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将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失去自由，农民的要求被视为“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一再受到压抑。第三次转折发生于1978年以后，党承认了农民的创新行为，特别是当这些创新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发生冲突之时，坚决站到了农民一边，充分肯定了家庭经营和乡镇企业，并推动了整个改革。

（四）“三农”问题是中国未来50年现代化需要完全解决的最大问题。2001年3月，国务院总理朱熔基在关于“十五”计划的报告中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经过50多年的经济发展和20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我国已经解决温饱问题，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但是买方市场的形成、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强调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等因素，将会使得“三农”的核心问题——大量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受到较大制约，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那种低成本、外延型扩张的乡镇企业黄金年代，将不会再现。同时，由于农业人口严重过剩，生产率太低，农民的收入增长将会遇到较大阻碍，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又将进一步影响农村消费和积累。另外，世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冷战格局的解体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中国越来越多地溶入国际经济，既能够获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也将遇到国际资本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尤其是落后的农业和技术落后的乡镇企业。这一切都使得解决“三农”问题的复杂程度和难度，大于前20年，因为前20年我们基本上可以通过对农民“松绑”的办法，依靠计划经济造成的短缺空间，使得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获得迅速发展。但是今天“三农”问题的解决，则要在买方市场、产业结构调整、环境保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条件下进行，并且经过20年发展所留下的问题，更多地存在于经济落后地区和农村弱势群体，转移难度也更大。

总之，“三农”问题并不单纯是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它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还关系到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以及以人为本等一系列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可以说，“三农”问题解决之日，就是中国现代化实现之时。

二、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

由于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大国，农民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的一个重要的和基本的问题。80年里，随着时代、社会的变迁以及党的任务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三个阶段。第一个时期，也就是第一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即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至1952年民主革命和经济恢复任务基本完成；第二个时期是从1953年国家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至2001年，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第二个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53年至1978年“三中全会前；这个阶段是建立和实行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第二个阶段是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2001年，这个阶段是建立和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在这漫长的80年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三农”问题的认识实现了两次飞跃。第一次认识飞跃发生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第二次认识飞跃发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经过曲折探索，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市场经济建设道路。

在第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即解决革命的主力军和革命的道路问题。由于中国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内忧外患日益深重，资产阶级既无力领导民主革命，城市中的无产阶级力量也很弱小，因此中国共产党要领导民主革命胜利，必须找到庞大的主力军，也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而这两个问题，都是在城市里无法解决的。在1921年至1927年间，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建立了统一战线，通过国共合作的方式，迅速扩大了队伍和影响，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但是1927年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必须有自己的庞大主力军，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而这一切，在反革命势力强大的城市显然是不存在的。大革命的失败和城市起义的一再失败，迫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一大批过去就非常关注农民问题和熟悉农村的共产党人，如毛泽东、彭湃、邓子恢、方志敏、贺龙等，开始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尽管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干扰，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但是中国共产党却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核心，更重要地是毛泽东通过建党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已经找到了如何依靠农民、如何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办法，即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可以从毛泽东当时所著的《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反映出来。

中国共产党深入农村后，在发动农民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立即遇到了如何发动农民、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问题，也即是如何打倒农村中的反革命势力和从人力、物力上支持革命战争以抗击强大的反革命武装围剿。于是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就自然成为党在农村的三大任务的组成部分（另一个是武装斗争）。因此，从1927年到1949年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前的22年间，中国共产党始终在农村奋斗，在土地改革、农村政权建设、发展农业经济以及动员广大农民参军参战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整套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办法。为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农村来说，除继续完成土地改革和民主建政任务外，党在农村工作的重心已经开始到如何尽快发展农村经济方面来。如何改造落后的小农经济，开始成为土地改革以后的主要问题。首先，党一直认为土地改革只解决了反封建问题，但是没有也不能解决小农经济的落后、分散、生产率低下问题，并且小农经济自发发展的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化：生产资料向少数人集中，大部分农民陷入破产和贫困。因此，如何使广大农民既摆脱资本主义式的发展道路，又能够迅速改变农村经济的落后面貌，就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党考虑“三农”问题的焦点。

1950年党在农村大力发展和整顿供销合作社，1951年积极提倡农业互助合作，1952年农村整党中批判和处理党员中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都反映出党按照七届二中全会的思路，引导土地改革后的农民跟共产党走集体致富的道路。

1953年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后，由于国家投资增长过快，积累与消费、市场与计划（实质上是个体农民与国家）、农业与工业的矛盾突然以农副产品供应短缺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似乎再次验证了列宁关于小生产者每日每时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论断，验证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小农经济矛盾的论断，于是从理论上和逻辑上来说，改造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都成为当时不容置疑的迫切任务，成为保证工业化任务顺利实现的前提。当年开始实行的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和大张旗鼓地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都表明党对农民的基本而是，已经从民主革命时期的主力军（革命性）转为社会主义的改造对象（小农经济的落后性）。

为了减少“统购统销”的阻力和迅速推行农业合作化，党在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农村基本上成为清一色的个体经济的条件下，再次使用了民主革命时期的划分阶级阵线、开展阶级斗争的办法。此时的阵线划分，则是以贫下中农为一方，以富裕中农和富农为另一方，其理由是贫下中农因为经济地位和生产条件不足，依靠个人发家感到困难，因此欢迎互助合作，希望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他们具有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因而属于党在农村中依靠的阶级力量。而富裕中农和富农，由于家庭经营条件较好，认为单干的效益最高，更愿意单干，并且对于国家实行的“统购统销”等不满意，他们希望走自由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不仅没有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且代表着农村中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而他们是党农村中需要战胜的阶级力量。

从1953年到1957年，党在农村中一直以这种阶级观点来看待和处理社会主义改造以及改造后产生的问题。在这种认识指导下，单个或追求自己富裕的农民成为被摈弃的对象，而共同富裕的合作社，则不仅不能实现共同富裕，而且矛盾很多，束缚了农民的手脚（典型示范时期除外，因为那时不多的合作社一方面确属自愿互利、进退自由，另一方面得到国家大力援助）。实际上，上述认识往往使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陷入两难选择：自己想选择的单干发家致富的路走不通，而党和政府提倡的合作化道路虽然是阳光大道，但是未必能够给农民带来好处 ，于是只好放弃自己的选择，顺着潮流跟着政府走，去追求理想中的制度，而现实与这种理想的目标总是有很大的差距，于是就陷入无休止的体制变动和政治运动中。可以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一方面解决或缓和了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市场与计划的矛盾），但是另一方面又制造了新的矛盾：集体经济的低效率、城乡隔绝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矛盾。

三年“大跃进”证明了公有化程度并不是越高越好，堵死了自1953年以来形成的企图依靠公有化来解决农村问题的思路。而1961年以后的调整和不间断的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则证明了在人民公社集体生产体制下，无法解决农民积极性不高的问题，甚至无法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这就是1961年到1978年“三中全会”前“三农”问题留给全党的教训。于是从1978年起，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根据过去多年的经验教训，转换思路，开始另一种改革尝试：给农民自主权，尊重农民选择，不再要求以国家的利益而牺牲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

于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改为村民自治，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生产经营责任制取代了集体生产；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取代了单一公有制，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也大为松弛，小城镇化和农民异地流动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

应该说，80年代农村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就和乡镇企业的崛起，为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最好的证据。就“三农”问题来说，此时的认识基础，已经不是过去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理论，而是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从农村经济发展方面看，党也改变了过去长期强调的农业为工业、农村为城市提供积累的纯贡献型观点，改变了过去长期强调的农民就地发展、主要依靠农业致富的思想，将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城市化作为根本改造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的关键因素。

应该说，经过50多年的探索，特别是最近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党在“三农”问题的认识上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局限，形成了正确的理论基础，即邓小平理论；在此基础上，又根据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不平衡、城市化水平低等特点，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三农”发展思路，这就是农民非农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城市化，至于如何以最低成本、最快速度来实现这个目标，则还需要进一步探索，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

2001年3月，国务院总理朱熔基在关于“十五”计划的报告中提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要把“全面贯彻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和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3] 三、历史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80年的历史证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正确认识“三农”问题并制定正确的政策，是中国共产党事业顺利发展的决定因素；如民主革命时期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如1978年以后率先开展农村经济改革。反之，革命和建设事业则受到挫折，如大革命时期不敢放手发动农民，大革命失败后仍然以城市为中心；如合作化过程中的“四过”问题；大跃进时期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后来的“四清”等。历史虽然是这样发展过来的，是不可改变的，但是我们叙述和研究这个历史过程，主要的目的是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说过：“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4] 研究80年来中国共产党“三农”问题认识的历程，就会发现，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一） “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

党的80年历史证明，凡是对“三农”问题的正确认识，都是建立在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基础上的。而认识上的失误，也主要是由于照搬马克思主义某些设想、苏联社会主义理论模或凭主观愿望。

在民主革命时期，对毛泽东思想形成贡献最大的毛泽东，是“实事求是”和深入调查研究的典范。他对农民问题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认识，主要得益于他的实事求是精神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实践活动。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他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农村调查；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多次强调要反对“本本主义”、“主观主义”，提倡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他发动的“整风”运动确立了全党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认识论基础，对毛泽东思想形成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同样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也是在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反对教条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才突破了长期束缚中国共产党的苏联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提出的认识社会主义的“三条标准”和江泽民提出的关于党的“三个代表”思想，都反映出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三农”问题认识上，1978年以后对“包产到户”的认可和推广，对农村专业户的认可和扶持，对乡镇企业的认可和鼓励，都反映出以大量调查研究为基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而80年里党在“三农”认识上的失误，则往往来自“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不愿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深入调查研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在中国问题上的失误和党内的三次‘左“倾错误路线，就是教条主义和照搬苏联经验的结果。同样地，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由于缺乏经验，但主要是从苏联经验和理论出发，在爆发世界大战的估计上，在农村两极分化、互助合作等问题的认识上，在工业化速度的认识上以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认识上，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实事求路线和深入调查研究的作风，尤其是忽视了世界上大多数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和农业发展的经验，结果得出了一些与实际有出入的结论：例如关于小农经济弊病的认识；农村两极分化趋势的认识，关于初期合作社优越性原因的认识；关于工业发展速度的认识；关于1957年“退社”风潮的认识；关于人民公社优越性的认识；关于“包产到户”的认识；关于农村阶级斗争的认识等等。其中最极端地就是“大跃进”期间的“浮夸风”、主观主义和压制不同意见。

（二） 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

党的80年历史提供的第二个经验教训，就是正确的认识来自良好的民主集中制，而错误的认识则多产生于独断专行或压制不同意见。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之所以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根据地和红军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区工作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王明等人压制党内的不同意见，对持不同意见的人采取“残酷打击，无情斗争”手段。

建国以后，毛泽东的几次重大失误，也主要是违背了长期形成的党内民主制度，个人独断专行：1955年对以邓子恢为代表的稳步前进意见的批判，导致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四过”；如果说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则压制了党外不同意见，那么1958年的成都会议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则压制了党内的不同意见。1955年邓子恢受到批判以后，就“三农”问题来说，党内其他领导人已经不能平等地与毛泽东讨论问题，而到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甚至不敢与毛泽东争论是非了。其实，从合作化时到国民经济调整，尤其是“大跃进”时期，党内并不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普遍的共识，但是由于得不到毛泽东的认可，仍然不能形成正确的决策。例如60年代初期出现的“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得到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许多领导人的赞同，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反对，被压制下去，直到1978年以后才重新推行，结果延迟了将近20年，使中国在60年代初期失去了一次可能成功的改革机会。

（三） 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中国共产党80年的历史还说明：在不能代表促进全体公民利益的前提下，凡是代表了绝大多数人民利益或着说没有损害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认识和决策，就是正确的。就“三农”问题来说，由于农民始终占人口的大多数，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除了战争以外，我们没有理由以任何名义损害他们的利益或者剥夺他们分享现代化成果的权利。因此，一切认识和决策的的前提应是：尊重农民的自主权，不能以所谓整体的利益或长远的利益为借口，剥夺或损害农民当前的利益：其实农民是通情达理的，在民族危亡或确实需要其做出牺牲时，农民是不会拒绝的。历史多次证明了这一点。）农民是一个落后的、分散的群体，文化水平低和受产业的限制，以及作为最需要被改造的群体（改造传统农业广大农民需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农民也是理性的，也同样具有自己生产、生活方式的自主权，即使是一部分农民，甚至是少数农民，他们的自主权也同样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

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民，并不是注定的牺牲者，而首先应该是受益者。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是通过动员农民，即打破旧政权以及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实现耕者有其田，来建立了新中国，为现代化扫清道路。应该说党的政策确实代表了广大农民的要求和利益，农民是革命的受益者。

建国以后，尽管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党员成分来说，中国共产党都与农民有天然的联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曾经试图实现工业与农业并举、城市与乡村同步的发展思路。但是由于国际环境影响和缺乏经验，仍然没有摆脱苏联的工业化模式，即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和实行单一公有制。结果事与愿违，中国在1978年以前实行了比苏联更为极端的压制农民的体制和政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问题还是出现在如何看待农民的利益。工业化最终会为农民带来利益，这一点谁也不否认。问题是农民的个体经济是否与社会主义和现代工业不能相容？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民是不是绝对的奉献者？

这两个问题虽然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没有遇到的问题，但却是列宁和斯大林早已有定论的问题。1951年毛泽东主持制定农业合作化决议即回答了第一个问题；而1953年实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又回答了第二个问题。 而这两次回答都是完全根据苏联的理论和经验。

1978年以后农村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党把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在过去批判“包产到户”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压力下尊重农民的自主权利。同样地，在80年代中期，当乡镇企业崛起的时候，中共中央同样出于保护农民利益和自主权利的考虑，在一片关于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争原料、争市场、干扰计划和产生“不正之风”的呼声中，坚持鼓励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

建国以来50余年的历史证明，由于中国共产党以实现工业化和建立强大的现代国家为己任，在党和政府的决策层中或能够影响决策层人群中，农民人数虽多，但呼声却比较弱小，常常是农民、农村、农业发生严重问题才引起重视，因此政策和措施也往往带有救急的性质。因此，在方法论上有意识地强调关注农民的利益和要求，实在是很有必要。

[1] 《刘少奇选集》上卷，331页，人民出版社，1981。

[2] 《刘少奇选集》上卷，331页，人民出版社，1981。

[3] 《人民日报》2001年3月17日，第一版。

[4]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2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与理解篇2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综述

中图分类号：D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2-0071-02

1 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 2期上发表的《论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 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 问题的认识历程。

3 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邓小平、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 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 2003年第1期上发表《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4］李建宁.、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J］.攀登，2001，（4）.

［5］郑有贵.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J］.党的文献，1999，（3）.

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与理解篇3

关键词:“一号文件”;机会模型;政策变迁

一、理论综述

政策变迁是指对现行政策所从事的变革活动。政策变迁意味着,不论是受到外在条件或是内在因素的影响,很少有政策一直维持着当初被采纳时的形式,他们是持续不断地在演化之中。公共政策主体需要检视自身政策制定的能力和政策的历史变迁,探索中认识其变化的本质内涵,不断为维护政策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和解决公共问题总结经验教训,为维护最广泛的人类福祉努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到90年代末,一批政策科学家试图整合早期研究途径或者借鉴、改造各种新理论,构建了多种更为复杂的理论模型或框架。

金登于1995年提出的政策流与机会窗模型,指出政策的发展过程由三股脉流交织而成:问题流、政策流与政治流,在大部分时候,彼此是独立发展的,在汇合时,政策企业家会将其偏爱的方案或关心的问题置于有利地位,并将问题、方案、政治等三个要素做一最有利的组合,此组合的时机,既是政策的机会窗,也是政策得以变迁之时。

琼斯和鲍姆格特勒1993年提出的间断平衡模型认为:政策变迁的模式不单纯是会受稳定和渐进的逻辑所驱动,有时也会出现不连续的剧烈变迁。公共问题的新思考方式,新支持者的迅速动员、制度结构的改变及这些趋势偶然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自我增强的效果,其中任何一种情势出现或同时出现时,都可能刺激政策制定者改变原来渐进而温和的政策调整模式,破坏政策的均衡发展,接替的是剧烈震荡且不稳定的政策时期。

二、“一号文件”的机会模型分析

(一)政策流与机会窗分析(见图1)

三流汇合机会窗根据CIPP-JS与antconc3.2.1w分析10个“一号文件”的关键词频统计,从得出的结果中客观分析他们在1982年以前与1987-2004年之间三流发生的变化以及他们与机会窗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实质性的将条件和结果之间的联系展现得淋漓尽致。

(二)机会模型综合分析

针对以上对政策内容的分析,可以发现政策主题在很多制度价值、框架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总结如下:

第一,关于农民生存发展权的认识。随着农村商品化程度的加深,农民生活状态由原来的祖祖辈辈定居农村开始向城乡间游离生存再到定居城市变化。在此过程中,10个“一号文件”关注的焦点逐渐转移到农民的生存发展权,特别是21世纪以来的5个“一号文件”着重关注于农民工就业、子女教育等方面。党中央近几年的政策目的在于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而目前社会问题突出表现在二元体制导致的贫富分化从而造成社会矛盾多发,随着我国政治发展进程的加快,已经进入了追求民生政治时代,这样政策焦点与社会问题焦点和政治焦点三流合一,出现了当下政策发展的机会窗――即对农民生存发展权认识的突破。

第二,关于投入体制认识的突破。建设完备的三农投入体制是在新形势下党中央对三农工作提出的新的方针,是“多予少取”原则的落实。但目前的投入机制中,少取的成绩显著,多予的力度不够。一是对农民的补偿,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对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贡献很大却没有得到相应补偿。二是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战略需求。三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措施。建立科学的投入体制应坚持中央多予少取的原则,这一政策是针对新世纪新情况下政策流、问题流、政治流汇合状态下形成的机会窗而制定的,这一政策应根据不断变化的管理思维和制度结构而不断变化,以达到真正维护农村权益的目的。

第三,关于产业结构认识的突破。10个“一号文件”中全部提到调整产业结构,但他们所提出的内容是具有时代差异性的。其中包括农业内部结构和产业间相互结构两大方面。事实上,他们是间断平衡模型最为典型的政策变迁实践。两个阶段的10个“一号文件”所反映的公共管理思维方式、支持者的运动、制度结构等方面的差异足以让我们了解它们一脉相承的差异平衡:农产品供需形势不同;城乡居民对产品的需求发生了深刻变化;调整主体不同;调整内容不同。发展的需要决定了政策变迁的方向,这就是机会模型的科学性所在。

第四,关于市场主体认识的突破。1982-1986年是农村改革的第一步中最为坚实的一个阶段,五个“一号文件”通过三流汇合形成机会窗――市场主体突破的机会窗。最显著的形成了两个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一是在实行承包经营制度改革中重塑起来的农户家庭经济;另一个市场主体是乡镇企业。从农业中解放出来的劳动力成了乡镇企业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并且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充实到这一主体中来,为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做了坚实铺垫。2004年以来,政策主体制定相关政策决定允许土地作为资源进行流转,这一深刻的变化是发生在取消农业税之后,文件将农民由农业生产的主体变成了市场经济的主体,这是组新的平衡,是党中央在对整个社会发展认识的基础之上,以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推动进程,将我国农业人口的市场主体地位向前推动了一大步。诚然我们不能断定这一行为是对城乡二元体制的完全突破,但仔细分析可以明了在经济方面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取得重大突破,也为政治模式、社会模式打破二元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五,关于农业现代化认识的突破。十个“一号文件”以独特的视角对农业现代化进行了深刻的认识,其认识的变化不仅仅影响农业发展本身,对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也具有深远意义。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提出要“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要求,对包括科教、机械化、农业合理布局、生产区域化、专业化、社会化、农工商一体化经营、建设商品基地、农用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及小城镇等方面做出了全面部署,这突破了农业现代化一般所指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和化学化的局限,扩展了其内涵。在21世纪初党中央的“一号文件”中提出了发展现代农业,这一概念是对20世纪80年代初农业现代化的升华和重新认识。在现代农业投入保障机制;健全农业多种功能,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农村市场体系,发展现代农业物流体系;培养新型农民,造就现代农业人才队伍;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创新现代农业机制体制等方面对现代农业做出了宏观规划,是在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主体多元化的新思维突破的基础上对现有农业基础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这是整个小农业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机会窗,诚然也是间断之后新的平衡,是对中国农业宏观认识的新的平衡突破口,近几年的实践已经证明这一突破完全符合政策主体――农民群众的利益取向。

三、政策的主要问题

(一)政策制定时过多关注问题流,造成机会条件相互失衡

根据政策变迁理论中机会模型的认识,机会窗的出现是政策流、问题流、政治流“三流合一”而出现的,而在传统的行政体制格局下,总是过多的关注问题,而至配套政策跟不上甚至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这一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的政策机会窗中表现的比较突出,为了更快地解决好发展的问题,放活了农村经济,但是相关政策不能及时到位,政治体制无法保障,导致最后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问题流变得更为复杂。

(二)对三农的认识仍然滞后

“三农”问题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认识,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一个复杂的工程,但我们对其认识起初是非常狭隘的,相对滞后的。

(三)政策评估缺失

政策评估是政策变迁的基础环节,科学的政策评估是良性政策循环的保障,但由于受传统政治思维影响,政策制定者的视角过分关注问题流,而政策流作为政策变迁的核心却被忽视,这样整个政策系统就出现部分紊乱,只能在过去计划时代下的行政控制下政策运行,但是进入政策时代以后,我们应该运用科学的政策方法,评估政策得失,关注机会窗中的政策流,使政策的变迁顺利进行。

(四)政策执行力不足

这是目前国内整个政策科学面对的一个严肃的问题。由于过去,特别是在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理顺不到位的时候,给政策的权威性造成了一定的危害,这样导致部门或者地方的执行力不足,加之“三农”问题的政策的执行主体存在着主观能力的相对薄弱的问题,使得整个“三农”问题政策焦点到位,但政策效果不足的局面出现。

四、三农政策变迁展望

通过政策流与机会窗模型与间断平衡模型的分析,我们看到了中央在“三农”问题上决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同时也看到了在正确政策引导下所取得的成绩,但在模型的分析中我们也发现有些方面尚有不足,应该把他们作为未来政策变迁的方向。

(一)强化农村社会管理

社会问题是政治系统的输入部分,要利用合理的政治系统维护未来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对农村社会问题进行科学管理,运用科学的政策方法做出科学决策,使得政治系统的输出与输入达到能量相对平衡,并且应该大力发展农村协会、社团组织等第三部门来为社会问题的政策系统减震。因此,建立现代意义的社会组织,运用知识武装农民,提高整体素质,使得科学的管理理论成为主宰农村发展的航标,为建设和谐的农村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完善乡村治理结构

在经济相对发展的今天,中央对于“三农”的政策要回归到乡村治理结构模式的选择上来,路径选择关系到未来我国整个的发展战略。在起步阶段,“多中心主义”治道是科学的选择,中央应在试点的基础上不断推广。坚持改革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相结合,坚持政府改革和第三部门培育相统一,坚持党对农村领导的指导性与现代民主方式相配套,形成执政党、政府,第三部门、人民自治四者统一的多中心主义乡村治理结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村治理结构,为实现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继续完善三农投入机制

加大政府投入是“三农”问题突破的原动力,中央在少取方面成就突出,但多予尚未形成制度性的体制,因此,为了农村农业农民的可持续发展,完善三农投入机制是对前两个阶段的延续,是符合新公共管理模式要求的。加大政府投入是对过去农村在二元结构中所处劣势地位的弥补,积极的财政支持和相关的配套支持是建设现代农业的物质保障。各地区应因地制宜,根据实际制定科学的规划,使相关部门形成良性的联动机制,真正确保对“三农”的政策、资金、科技投入足额按时到位,保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积极有效开展。

参考文献:

1、Hogwood.W.BrianandPeters,B.Guy.

PolicyDynamic[M].NewYork:St.Martin’sPress,1983.

2、(美)约翰・W・金登著;丁煌,方兴译.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Baumgartner,FrankR.andBryanD,Jones.

AgendasandInstabilityinAmericanPolitics[M].

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3.

4、萧灼基.农民贡献很大但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DB/OL].中国发展门户网,2007-06-29.

5、武力,郑有贵.解决三农问题之路[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与理解篇4

【关键词】：三农问题；农村经济；破解举措

一、“三农”问题的概念、地位

1、“三农”问题的概念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都比较落后，制约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已经成为现实社会较为突出的问题，我们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简称为“三农”问题。

中国农业历史悠久，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传统农业，养育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但近二三百年来，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农业和农村长期停滞和衰落。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生息，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农业不仅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而且国内民不聊生，农村凋敝，绝大多数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建国前的战乱和的统治，使原本就很羸弱的农村、农业、农民处境更为悲惨。建国后，为了发展工业，不得不采用剥夺农业的方式来进行积累，使农村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工业，农民生活与城市有极大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使我们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一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得到了一次飞跃性发展，很快它的弊端也显露出来。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使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受到了限制。如何在不触及农民利益的情况下解决农业现代化问题？如何改善城乡差距？都成为当前研究的热门话题。

2、“三农”问题的地位

在21世纪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同样将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征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基础和保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取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任务。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对“三农”问题尤其重视，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深化下去，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我国农村虽然有局部的繁荣，但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农村处在破产的边缘，孕育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

十六大后，一系列高层会议和政策举措已勾勒出中央新领导集体施政思路的概貌。由于新领导集体面临的问题和担负的任务与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他们的施政思路展示出不少“新的东西”。这其中，对“三农”问题的态度引人关注。

2003年2月8日，《人民日报》用第2版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文章《为推进农村小康建设而奋斗》。这篇文章是在1月7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看出“三农”问题在新领导集体整个施政战略中具有前所未有的分量，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种新的思路和施政理念正在悄然中形成。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农村工作会议，这次农村工作会议中央特别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以及其他3位新任政治局常委曾庆红、黄菊、李长春都出席了会议，显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会议文件对“三农”问题的提法有了新的表述，称其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此之前的提法是“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会议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后每年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中央新领导集体这种“三农”问题的治理理念显然是在特定的背景下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

二、现有的一些错误看法

现在在很多人的意识当中存在忽视“三农”问题的错误想法，有的认为目前我国农业能基本保证全国粮食需要就可以了，主要发展工业；有的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只要一段时间抓抓就能立竿见影，不需要长抓；有的认为“三农”问题仅仅是涉及面很窄的问题，只要就农论农就可以解决。这些都是错误的看法，实际上“三农”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是否能持续进行下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能否实现的关键问题，它涉及到各个领域，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需要长期不懈地调整改善，真正下力气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破解“三农”难题发展农村经济的对策

1、要在思想意识上重视“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如何正确看待“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稳定，在直面WTO的新格局状态下，“三农”这一基础的脆弱，不仅已经对扩大内需、繁荣市场、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形成极大制约，而且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极大负面影响。一些专家曾指出，只有减少农民才能保护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现代化，才有在下个世纪中叶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据保守统计，目前全国大约仍有5000万左右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现实的难题和形势的发展都要求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加深对解决“三农”问题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要看到中国“三农”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是，在宏观战略上要解决好广大农村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在微观上要解决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民增收问题，这才是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占绝大多数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点难点所在。必须把“三农”问题这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础性问题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

因此，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上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面对入世的机遇与挑战，如何着力解决和缓和农民增收这一事关经济发展全局的矛盾与困难，就显得大为重要和迫切了。我们对“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一定要重视它，一定要用联系的观点看待它，要有长期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意识。

2、需要减轻农民的负担。2002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继续坚持采取扩大内需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实现经济较快增长。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对减负的治理，对一些地区和部门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情况，曾多次文件严加制止，但收效不大，全国各地到目前为止仍普遍存在“三乱”现象。减轻农民负担，开展清费治乱减负的综合治理，首先，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计委《关于实行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度的通知》要求，认真做好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工作。其次，要定期开展复查，注意和防止涉农负担反弹，切实把减轻农民负担的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

3、要想发展农村经济，必须给农民

同等国民待遇。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和国民财富的占用权。城里的一切公共设施都是国家承包了，而农村的一切基础设施都是农民自己集资办起来的,产权却属于国有。不仅如此,农民用电、打电话比城里贵,农民孩子读书,老师的工资农民付,城里的教师工资国家付,城里有最低保险,医疗保险,国家的财政只是市民财政。农民只有负担，农民如何才能富起来？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自由迁徙权利。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障权利，应给农民同样的贷款权利。不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农村经济无法提高，农民永远也翻不了身,“三农”问题永远也破解不开。

4、要把农村经济搞上去，必须进一步解放农民。历史证明:每给农民松一个绑,国民经济就有一次大发展,农村经济就有一轮高增长。现在,套在农民身上的绳索还有很多，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农民离开农村和进入城市的一切收费，取消农村户口。歧视性的政策和不合理收费极大地阻碍了农民就业和农民增收。取消对农民休耕的限制政策。将来中国农民要有不生产经营的自由。开通城乡产权交换的渠道,鼓励“资本家”下乡做“地主”,农民进城当工人。农民的事,让农民自己做主。解放农民就是解放最大的生产力，减负仍不是最终的增收目标，只有在农村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完善农村产品产销的机制，实现的增收，是最有实际意义的，也是脱贫的关键。结合各地实际，大力开展综合农业（林、牧、旅游业）和进行结构调整，大力扶持有市场需求的龙头产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不能盲目，而是指导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要让农产品卖个好价钱，这样农民就能增收了。对于农业的投入要增加，主要用于品种改良和抵御自然灾害的工程方面。小城镇的建设要慎重，有条件的地方要快上，没有条件的地方，也不能一哄而上。农民进城打工也是一种转移，工作政府要多指导，组织好。对待民工的问题，也要贯彻《劳动法》对待。只有解除套在农民身上的土地枷锁，土地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实行规模经营，农业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农产品才能真正形成合理的价格。

5、破解“三农”难题需要因地制异。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破解“三农”难题需要新措施:回报农民,尊重农民,依靠农民。

①回报农民———按照国际惯例,中国应该进入“以工补农”阶段了。所以，不仅要取消农民负担,今后要逐步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保健的投入。农村税费改革应该进一步减少税费的征收。现在的问题是尽量减少农民负担。第一,是中国农民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许多发达国家还给补贴，我们更应该扶植他们增强竞争力，参与国际竞争。第二,中国农业GDP的比重仅占百分之十五,却要养活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根本无力承担税费任务。在可能的情况下停止向农民收取一切税费，用十年时间恢复和提高农村生产力，培育农村土地租赁市场，促进现代农业体系的形成，以应对WTO的加入。加入WTO后，外国的农产品就会冲击我们的农产品，城市不要本国农产品的时候，不仅是农业、农村、农民的危机，也是国家的危机。为什么我们的农产品价格高？主要的原因是土地承包制限制了农业的规模经营以及由此带来的机械化、科技水平的差异。美国农业已经农场化了，一般规模是5000亩，我国则是家庭经营，户均不过六、七亩，最大的户也不过二、三十亩。为什么我国农业不能规模经营？除了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把农民出租、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自完全还给农民和农产品价格过低过，另一个原因就是：过高的农民负担抑制了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发育。其实农村改革说简单也非常简单，那就是一步步地减少对农民的束缚，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当农民有充分的自由后，很多长期困扰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②尊重农民———重构县乡基层政府。我们常说,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一个基层政府的构建,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老百姓的要求来构建,绝不可照葫芦画瓢。应当按照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按人民群众意见构建县乡政府和政府部门,而不是我们所说的“机构改革”。

③依靠农民———让人民群众管理政府。任何一个政府,没有人民群众的监督管理,就会膨胀、腐败,会走向人民的反面。人民群众怎么管理基层政府呢?第一,官员由人民选举产生。第二,财政的钱怎么花,由当地组织和民间社团讨论,人大决策,政府照着执行,执行过程接受党组织民间组织和人民代表的监督。第三,公仆违背了民意,人民有权力罢免。第四,政府所有政务必须公开,随时接受监督、质询。党的基层组织,应依靠人民加强对政府的建设领导和监督,党永远应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解决三农和农村经济问题,如果没有大思路、大前提、新战略、新举措,是无所作为的。

6、解决‘三农’问题，一定要跳出来，要有创新的思维。

首先要确立强烈的富民意识，在农民增收上有新突破。从实际情况看，凡是农民增收幅度比较大的地方，增收的动力源主要靠的是劳力转移、结构调整、土地扭转、多种经营等。近几年迅速崛起的个私经济，已成为推进农业劳力转移的先锋，成为解决农村就业的关键，成为农民最现实、最直接的致富“亮点”。应该在指导思想上，把这些“渠道”作为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

还要确立强烈的市场意识，在结构调整上有新突破。大力推进绿色农业、三资农业，用现代工业理念“经营农业”。把做大、做强龙头企业作为“经营农业”的“火车头”，逐步形成“一村一品”和“一镇一业”特色，为农业结构调整导航。

要确立强烈的创新意识，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要破除“责任田是保命田”、“种田万万年”的旧观念，破除把“承包期30年不变”与“土地使用权流转”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引导农民“以土生财”，把资源转化为资本，大胆探索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将土地作价入股，使农民成为股民，确保农民“失地不失业”。让土地向具有经营资质的种养能手积聚，向具有资本实力的“三资”农业积聚。

参考文献：

1、沈亚军《WTO与“三农”》；《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2年第3期

2、郑庆昌宋国林王东炎《透视“科技特派员”制度——农村科技推广体系转变与破解“三农”》；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5期

3、朱厚伦《增加农民收入是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湖北社会科学》；2002年2期

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与理解篇5

【关键词】 土地确权；流转；思想政治教育；改革

农村在加快推进城市化的背景下，大量青壮年离开乡土，走进城镇，农村劳动力的匮乏，导致土地大量荒废，加快土地确权，保证土地的顺畅的流转，是现阶段农村发展首要解决的问题。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由于多种客观原因和主管原因的存在，特别是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思想的束缚，出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土地确权前，主观意识的影响，对政策的片面化认识，理解不透彻、不全面。土地确权过程中，利己主义的盛行，导致邻里之间矛盾冲突，农村不和谐因素增多。土地确权后，小农思想没有解放，对土地确权后的流转、承包存在排斥情绪。

一、合阳县土地确权工作的背景

合阳县隶属陕西省渭南市，地处陕西省关中地区东部，黄河中游西侧，总面积1341平方公里，总人口47万人，辖12镇353个村民委员会，耕地面积93.2万亩，人均耕地2亩左右，随着当地社会的急剧转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经济活动中心向城市集中，农村在经济中处于边缘化地位。大量农民从农村走出来，脱离农业，进入城市的二，三产业当中，留在农村的是老、弱、病、残的无劳动力人群，导致农村土地大量闲置，当地群众依靠外出打工的收入，远大于农业的产值，同时农民从土地解脱中获得收益。然而，土地的荒废，并不是农村、农业、农民的可持续发展选择，农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更是农村存在和农民发展的前提，因此，对于农村土地的荒废，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实施，也正在深刻的改变着乡村面貌和农民对土地的认识。土地确权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国家为了促进农业规模化和有序化的稳定发展，为了维护农村的和谐稳定，为了增加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决定在农村实施土地确权。

二、土地确权中存在的问题

1、土地确权前，受主观意识的影响，对政策理解不透彻、不全面

在合阳，土地确权前，部分群众对土地承包年份划分存在争议。这次确权是从1998年土地承包权重新调整后开始确立，然而部分地方从1998年后，土地承包权更改过几次，土地以集体或小组为单位进行过重新划分，导致部分农民对这次确权年份划分不认可；当地百姓对土地“三权”认识不清，影响工作的开展，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理解不透彻，通过走访调查，部分农民认为经过这次确权，土地就是自己个人所有，个人可以自由卖。确权前土地人口数量存在争议，农民户口外迁，加之长期脱离本集体，但土地仍在，还有如女儿外嫁，是否把土地确权定在本集体中，怎么确权，这些细小方面的政策在土地确权中仍有一些人从自身利益考虑出发，造成对政策理解片面，给确权带来了阻力。

2、土地确权过程中，个人主义的盛行

导致邻里之间矛盾冲突，农村不和谐因素增多。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集体之间在确权过程中矛盾重叠出现，过去被大家荒废的土地，重新被大家重视起来，要求划分土地，土地减少者希望多要些土地，新增人员也想要重新确权土地，外迁户口者反对重新划分土地，担心失去所得土地，站在自身利益方面考虑确权土地，同时农耕地被村集体修路、建厂房所占，现在又成为群众争议的焦点，一系列矛盾在农村重新凸显。确权过程中，这些矛盾的出现，给确权工作的推进带俩了难度。

3、土地确权后，小农思想没有解放

对土地确权后的流转、承包存在排斥情绪。土地确权后，面对农村土地经营重组，群众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农民选择是外出打工，流转土地让他人耕种，还是选择留在家里承包土地，重购农机，发展规模农业， 同时一些企业打算把资本投到农村土地，在一些交通便利的农村购置手中土地，变成扩大再生产的资本，面对重重利益格局纷争，土地确权后怎样经营，在合阳地区没有形成统一标准、共同认识，农民面对土地当做资本流入市场，思想上没有解放，不能接受，限制土地的市场化，规定在农耕地只发展农业，禁止外资的流入，也不利用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三、解决问题的措施

针对在土地确权中存在的问题，既有外在的客观原因，更有农民自身的问题，土地确权政策是正确的，是一项符合农村土地经营历史发展规律的改革，应坚持改革，扎实推进，面对存在问题，做好内因教育与外因扶持，多策并举，注重加强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思想上疏通，在认识提高，在教育上强调集体主义，保证政策的有效落实。

1、以集体主义教育为指导，提高群众认识的全面性

农民在确权整个过程中出现的认识不清，理解不全面等问题，面对问题，从土地确权政策、理论上找问题解决的依据，同时在宣传过程中，注重理论宣传生活化、通俗化、工作人员态度端正化。面对农民提出的问题，讲解多次，也许还是不能理解，部分群众从自身利益出发，不能考虑全局，对于这种情况，既要有耐心，讲究工作策略，更要注重集体主义的宣传，在形式上丰富多样，请专家讲解分析政策，利用网络、电视等现代媒体解析，利用好宣传栏等，通过深入浅出的语言帮助农民理解透国家政策，国家政策实施的背景、目的、意义，以及农民在政策中的角色，收益等内容。

2、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重塑农村传统乡情文化

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农村与城市的互动，多种价值观在农村汇集，特别是金钱价值观、物质崇拜观从城市走进农村，面对利益，部分农民丧失了朴素的礼贤谦让的农村传统文化，新的核心价值观在农村还没形成，面对这种情况，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我国农村的优秀传统文化，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村传统文化，如邻里和睦、互谦礼让，远亲不如近邻等相结合，对农民进行思想道德的教育，针对土地确权过程中存在的邻里纷争，可起到调节缓和农村乡亲文化的重建。

3、以土地流转为载体，解放农民思想，促进改革意识在农村的深化

面对土地确权政策的落实，加大农民的思想解放，鼓励农民对闲置土地进行重组，深化农村现行经营模式的改革，政策扶持土地承包权市场化经营，同时农业不同于其它产业，他的基础地位决定了政策实施的谨慎性，但同时又要发展农村经济的活力，必须适当的引入市场资本，解放群众思想，进行农村深化改革，带动农业经济的发展，释放土地的活力。

农村土地确权是农村又一次深刻的土地变革，在改革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各种问题，多种矛盾。改革实践，思想先行，面对问题，首先要理清思路，直面问题，不能因为有困难，就不改革，面对这场改革，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注重对百姓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理论上的灌输和疏通，凝聚人心，共同协助，助推改革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1] 刘宇.新时期农村基层干部素质培养的研究[J].吉林农业大学，2014（5）.

[2] 姜焕勇.农村基层干部道德素质建设研究―以湖北省武汉市农村地区为例[J].四川农业大学，2012（6）.

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与理解篇6

一、深刻认识“三思三创”活动的重要意义（略）

二、以“五找八问”为主题，在全局上下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

解放思想是推进改革创新的动力，是推进科学发展的加速器。开展“三思三创”活动，就是为了解放思想、转变作风、优化服务，以实际行动推进市委“六个加快”战略部署。农业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围绕“五找八问”主题，在全局上下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以“五找”要求推进全局干部职工思想新解放，以“八问”标准促进全局干部职工作风大转变。通过大讨论，树立新理念，确立新目标，理清新举措，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新突破，持续保持现代农业发展走在全省全国前列。

（一）以“五找”要求推进全局干部职工思想新解放。

开展“三思三创”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以思想解放为先导，冲破旧桎梏，顺应科学发展要求和群众的愿望，凝心聚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确保“十二五”开好局、起好步。如何认识思想解放的新要求？怎样实现思想新解放？市委市政府给我们广大干部提出了“五找”的具体要求。我们要紧扣“五找”要求，紧密结合现代农业发展新形势、新阶段，着力通过“找标杆、找差距、找举措”来推动全局干部职工思想新解放。

一是要以寻找现代农业发展新标杆推动思想新解放。“十一五”现代农业建设取得了令人自豪的成绩，面临“十二五”新的发展阶段，在“三化同步”战略新形势下，如何保持现代农业建设继续走在全省全国前列，这是摆在我们全局同志面前的一个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在解放思想中寻找新的标杆，确立更高的发展目标，在新的起点上自我加压、奋力起跳、赶超先进，更好地实现高位突破、率先发展。“十二五”期间，我们要与5个计划单列城市相比，要与15个副省级城市相比，在比拼中取得新成绩。近几年来，在全局同志共同努力下，现代农业建设取得了大发展，连续两年省厅考核为一等奖。取得成绩固然有难度，但要保持领先地位则难度更大，稍一松劲就可能“标本渐远、追兵渐近”，我们一定要有忧患意义，居安要思危，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心中有数，十分清醒。

二是要以寻找现代农业发展新差距推动思想新解放。就是要在解放思想中找差距，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看待农业在新一轮发展竞争格局中的方位，与国内外先进发达地区、城市进行比较，从发展理念、发展动力、发展质量上认清差距，查找原因，不断赶超。与台湾、以色列等发达地区、国家相比，农业在农业科技、农业产业化、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产品精深加工等方面不仅仅是存在差距，而且是差距非常大。（如在农产品加工方面，我市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就非常巨大，年，浙江省农产品加工率为30%左右，比全省平均要高一点，与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率一般在70-80%相比，差距非常巨大。）与青岛、大连等同类城市相比，在农业产业化发展、农业标准化生产、农产品出口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距。比如，年的畜牧业产值为53.9亿元，而大连的畜牧业产值为161.5亿元，两者相比差距很大；另一方面，的畜禽产品市场需求又很大，目前我们的生猪自给率在50%左右，因此，只要我们努力，的畜牧业发展可以上更高的台阶。在新一轮发展阶段，农业局各处（室）、站都要找标杆、找差距，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与横向比、与先进比、与标杆比，以差距为动力，奋力工作，赶超先进。

三是要以寻找现代农业发展新举措推动思想新解放。标杆确立了，差距找到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在解放思想中寻找新举措，以新举措来缩短与先进的差距，来实现超越。这要求我们在解放思想中找动力，充分发挥农业的区域优势、比较优势，进一步争创体制和开放优势，进一步加大农业农村改革力度，向改革开放找动力、增活力、拓空间，以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创新理念谋划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十二五”大发展。

（二）以“八问”标准促进全局干

部职工作风大转变。

事业的发展，关键取决于有没有一支想干事、会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队伍。眼界决定工作品位高低，心量成就发展事业大小。在“十二五”开局之年，在“三思三创”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中，每一个干部都要深入反思、扪心自问，面对新一轮发展，要扮演什么角色、担当什么责任、体现什么作为、作出什么贡献？

市委市政府向全体干部提出了“八问”，振聋发聩。一是要问有没有奋发做事的激情，着力解决精神不振的问题；二是要问有没有大局至上的意识，着力解决全局观念不强的问题；三是要问有没有勇于担责的气魄，着力解决在职不尽责的问题；四是要问有没有直面矛盾的勇气，着力解决畏难不敢创新突破的问题；五是要问有没有高效服务的作风，着力解决慢作为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六是要问有没有亲民为民的情怀，着力解决脱离群众的问题；七是要问有没有干事创业的本领，着力解决学习实践能力不强的问题；八是要问有没有艰苦创业的品格，着力解决奢侈享乐的问题。

应该说，“八问”是针对干部队伍现状提出的要求，也是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更是改变干部作风、推进各项工作的深刻发问。这“八问”，概括了新时期干部应该具有的素质。我们每个干部要以高度的责任心事业心，来分析自己身上可能存在的庸懒散、个人利益“小算盘”至上、当“太平官”等现象，要把来自基层群众的反映、服务对象的批评和上级领导的指正内化为自己的认识，强化角色意识，服从大局，尽心尽责。

当前，我局绝大部分干部是好的，但是在全局干部队伍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在思想上，部分干部安于现状，进取心不强，创先争优意识淡薄。有的同志自我要求不够严格，缺乏协作精神，在局共性工作上不积极。少数同志大局观念不够强，存在工作推诿现象。个别同志工作患得患失，工作推不动。二是在工作方式方法上，有的计划性差，做到哪里是哪里，工作不分轻重缓急，眉毛胡子一把抓，重点工作抓不好。有的事必躬亲，什么事情都自己做，团队意识不够。部分同志工作方法不够科学，工作效率不高。三是在工作作风上，一些干部对基层的情况还不够了解，主动与上级、同级相关部门与单位之间衔接和联系不够。工作中有效的监督机制不够有力，部分干部缺少自我管理能力，个别存在着出勤不出力、精力没有用在工作上等现象。四是在工作能力上，不重视学习，分析能力不强，就事论事多，抓不住问题的本质；动手能力差，对工作不善于总结和归纳，总结宣传能力比较弱，调研成果少。

针对全局党员干部队伍存在问题，我们更要对照标准，开展“扪心八问”，要在自问自省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全局干部职工作风大转变，在全局上下大兴“四种风气”、争做“四有干部”、解决“四大问题”：大兴深入基层、服务农民之风，争做服务农民要有感情的干部，着力解决宗旨观念淡薄、作风漂浮的问题；大兴敢于担责、直面矛盾之风，争做开展工作要有热情的干部，着力解决求稳怕难、推诿扯皮的问题；大兴勇于实践、锐意创新之风，争做开拓创新要有激情的干部，着力解决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问题；大兴服务大局、创先争优之风，争做献身事业要有痴情的干部，着力解决标杆不高、视野不宽的问题。

三、以“两个活动年”为抓手，推进全年农业工作争创一流业绩

“三思三创”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落脚点在于推进工作、争创一流业绩。我们全局上下要以“服务基层活动年和农业重大项目推进活动年”为抓手，广泛动员农业系统广大干部和农技人员，开展服务发展、服务基层和服务农民的“三服务”活动，围绕市委市政府农业中心工作，开拓创新，砥砺奋进，争创一流工作业绩。

（一）大力推进服务基层活动年。

重点是抓好三项工作：一是深化局领导班子联系县（市）、区和农技干部“三联”制度。推进局班子成员挂钩联系县（市）、区，对县（市）、区农业部门进行经常性地走访和座谈，倾听基层反映和诉求，一起开展研究和探讨，共同解决现代农业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深化农技干部“联基地、联大户、联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深入生产第一线，宣传政策，传播技术，开展调查和思考。二是开展农业科技下乡百日行动。从3月1日到6月10日，在全市组织开展农业科技下乡百日行动，以推动备春耕和春防工作为重点，上下联动集中组织开展送技术、信息、政策、农资、法律等服务。组建农技服务团队，围绕农事季节和农民需求广泛开展技术服务和农技培训，不断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经营能力。三是开展现代农业进社区行动。创新服务载体，围绕市民关注重点，拓宽现代农业服务范围，组织开展阳台蔬菜进社区、“三品”宣传进社区等系列活动，进一步营造我市现代农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二）大力开展农业重大项目推进活动年。

把加大农业重大项目建设作为推进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来抓，进一步理清年农业重大项目的数量，明确重大项目建设的质量和标准，通过实施项目建设制度化行动和项目建设提速行动，加快推进我市农业重大项目建设，充分发挥农业重大项目对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带动作用。

1、开展农业重大项目建设制度化行动。在现有项目管理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农业重大项目管理制度，并抓好制度的落实。一要制定出台领导干部、农技人员联系服务农业重大项目制度。组织局属相关单位负责人和农技干部联系粮食生产功能区、现代农业园区、地力提升项目、畜牧规模场建设等农业重大项目，加强协调和督促，加强技术服务，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二要制定出台项目申报、审批公示制度，做到拟实施农业重大项目在日报进行公示。

2、开展农业重大项目建设提速行动。一是项目申报、审批要提速。提高项目申报、审批时效，进一步缩短项目审批时间，促进项目提早开工。二是项目资金下达要提速。项目开工建设后，要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及时会同财政部门下达项目建设补助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促进项目建设顺利推进。三是项目建设要提速。项目建设主体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各级管理责任单位要加强对农业重大项目建设的督促检查，对每一个重大项目要排出建设进度表，并加强督查，切实推进项目建设速度。

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与理解篇7

【关键词】：三农问题；农村经济；破解举措

一、“三农”问题的概念、地位

1、“三农”问题的概念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都比较落后，制约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已经成为现实社会较为突出的问题，我们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简称为“三农”问题。

农业悠久，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传统农业，养育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但近二三百年来，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农业和农村长期停滞和衰落。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生息，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农业不仅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而且国内民不聊生，农村凋敝，绝大多数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建国前的战乱和国民党的统治，使原本就很羸弱的农村、农业、农民处境更为悲惨。建国后，为了发展，不得不采用剥夺农业的方式来进行积累，使农村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工业，农民生活与城市有极大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使我们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一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得到了一次飞跃性发展，很快它的弊端也显露出来。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使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受到了限制。如何在不触及农民利益的情况下解决农业现代化问题？如何改善城乡差距？都成为当前的热门话题。

2、“三农”问题的地位

在21世纪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同样将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征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基础和保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取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任务。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对“三农”问题尤其重视，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深化下去，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我国农村虽然有局部的繁荣，但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农村处在破产的边缘，孕育着社会、经济、和危机。

十六大后，一系列高层会议和政策举措已勾勒出中央新领导集体施政思路的概貌。由于新领导集体面临的问题和担负的任务与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他们的施政思路展示出不少“新的东西”。这其中，对“三农”问题的态度引人关注。

2003年2月8日，《人民日报》用第2版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的文章《为推进农村小康建设而奋斗》。这篇文章是温家宝在1月7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看出“三农”问题在新领导集体整个施政战略中具有前所未有的分量，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种新的思路和施政理念正在悄然中形成。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农村工作会议，这次农村工作会议中央特别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以及其他3位新任政治局常委曾庆红、黄菊、李长春都出席了会议，显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 会议文件对“三农”问题的提法有了新的表述，称其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此之前的提法是“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会议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后每年新增、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 中央新领导集体这种“三农”问题的治理理念显然是在特定的背景下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

二、现有的一些错误看法

现在在很多人的意识当中存在忽视“三农”问题的错误想法，有的认为我国农业能基本保证全国粮食需要就可以了，主要发展工业；有的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只要一段时间抓抓就能立竿见影，不需要长抓；有的认为“三农”问题仅仅是涉及面很窄的问题，只要就农论农就可以解决。这些都是错误的看法，实际上“三农”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是否能持续进行下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能否实现的关键问题，它涉及到各个领域，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需要长期不懈地调整改善，真正下力气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破解“三农”难题发展农村经济的对策

1、要在思想意识上重视“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如何正确看待“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稳定，在直面WTO的新格局状态下，“三农”这一基础的脆弱，不仅已经对扩大内需、繁荣市场、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形成极大制约，而且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极大负面。一些专家曾指出，只有减少农民才能保护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现代化，才有在下个世纪中叶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据保守统计，目前全国大约仍有5000万左右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现实的难题和形势的发展都要求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加深对解决“三农”问题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要看到中国“三农”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是，在宏观战略上要解决好广大农村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在微观上要解决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民增收问题，这才是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占绝大多数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点难点所在。必须把“三农”问题这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础性问题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

因此，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上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面对入世的机遇与挑战，如何着力解决和缓和农民增收这一事关经济发展全局的矛盾与困难，就显得大为重要和迫切了。我们对“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一定要重视它，一定要用联系的观点看待它，要有长期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意识。

2、需要减轻农民的负担。2002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继续坚持采取扩大内需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实现经济较快增长。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对减负的治理，对一些地区和部门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情况，曾多次文件严加制止，但收效不大，全国各地到目前为止仍普遍存在“三乱”现象。减轻农民负担，开展清费治乱减负的综合治理，首先，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计委《关于实行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度的通知》要求，认真做好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工作。其次，要定期开展复查，注意和防止涉农负担反弹，切实把减轻农民负担的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

3、要想发展农村经济，必须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和国民财富的占用权。城里的一切公共设施都是国家承包了，而农村的一切基础设施都是农民自己集资办起来的，产权却属于国有。不仅如此，农民用电、打电话比城里贵，农民孩子读书，老师的工资农民付，城里的教师工资国家付，城里有最低保险，医疗保险，国家的财政只是市民财政。农民只有负担，农民如何才能富起来？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自由迁徙权利。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障权利，应给农民同样的贷款权利。不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农村经济无法提高，农民永远也翻不了身，“三农”问题永远也破解不开。

4、要把农村经济搞上去，必须进一步解放农民。历史证明:每给农民松一个绑，国民经济就有一次大发展，农村经济就有一轮高增长。现在，套在农民身上的绳索还有很多，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农民离开农村和进入城市的一切收费，取消农村户口。歧视性的政策和不合理收费极大地阻碍了农民就业和农民增收。取消对农民休耕的限制政策。将来中国农民要有不生产经营的自由。开通城乡产权交换的渠道，鼓励“资本家”下乡做“地主”，农民进城当工人。农民的事，让农民自己做主。解放农民就是解放最大的生产力，减负仍不是最终的增收目标，只有在农村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完善农村产品产销的机制，实现的增收，是最有实际意义的，也是脱贫的关键。结合各地实际，大力开展综合农业（林、牧、业）和进行结构调整，大力扶持有市场需求的龙头产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不能盲目，而是指导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要让农产品卖个好价钱，这样农民就能增收了。对于农业的投入要增加，主要用于品种改良和抵御灾害的工程方面。小城镇的建设要慎重，有条件的地方要快上，没有条件的地方，也不能一哄而上。农民进城打工也是一种转移，工作政府要多指导，组织好。对待民工的问题，也要贯彻《劳动法》对待。只有解除套在农民身上的土地枷锁，土地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实行规模经营，农业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农产品才能真正形成合理的价格。

5、破解“三农”难题需要因地制异。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异，具体情况具体，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破解“三农”难题需要新措施:回报农民，尊重农民，依靠农民。

①回报农民———按照国际惯例，中国应该进入“以工补农”阶段了。所以，不仅要取消农民负担，今后要逐步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保健的投入。农村税费改革应该进一步减少税费的征收。现在的问题是尽量减少农民负担。第一，是中国农民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许多发达国家还给补贴，我们更应该扶植他们增强竞争力，参与国际竞争。第二，中国农业GDP的比重仅占百分之十五，却要养活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根本无力承担税费任务。在可能的情况下停止向农民收取一切税费，用十年时间恢复和提高农村生产力，培育农村土地租赁市场，促进现代农业体系的形成，以应对WTO的加入。加入WTO后，外国的农产品就会冲击我们的农产品，城市不要本国农产品的时候，不仅是农业、农村、农民的危机，也是国家的危机。为什么我们的农产品价格高？主要的原因是土地承包制限制了农业的规模经营以及由此带来的机械化、水平的差异。美国农业已经农场化了，一般规模是5000亩，我国则是家庭经营，户均不过六、七亩，最大的户也不过二、三十亩。为什么我国农业不能规模经营？除了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把农民出租、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自主权完全还给农民和农产品价格过低过，另一个原因就是：过高的农民负担抑制了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发育。其实农村改革说简单也非常简单，那就是一步步地减少对农民的束缚，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当农民有充分的自由后，很多长期困扰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②尊重农民———重构县乡基层政府。我们常说，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一个基层政府的构建，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老百姓的要求来构建，绝不可照葫芦画瓢。应当按照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按人民群众意见构建县乡政府和政府部门，而不是我们所说的“机构改革”。

③依靠农民———让人民群众管理政府。任何一个政府，没有人民群众的监督管理，就会膨胀、腐败，会走向人民的反面。人民群众怎么管理基层政府呢?第一，官员由人民选举产生。第二，财政的钱怎么花，由当地组织和民间社团讨论，人大决策，政府照着执行，执行过程接受党组织民间组织和人民代表的监督。第三，公仆违背了民意，人民有权力罢免。第四，政府所有政务必须公开，随时接受监督、质询。党的基层组织，应依靠人民加强对政府的建设领导和监督，党永远应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解决三农和农村经济问题，如果没有大思路、大前提、新战略、新举措，是无所作为的。

6、解决‘三农’，一定要跳出来，要有创新的思维。

首先要确立强烈的富民意识，在农民增收上有新突破。从实际情况看，凡是农民增收幅度比较大的地方，增收的动力源主要靠的是劳力转移、结构调整、土地扭转、多种经营等。近几年迅速崛起的个私，已成为推进农业劳力转移的先锋，成为解决就业的关键，成为农民最现实、最直接的致富“亮点”。应该在指导思想上，把这些“渠道”作为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

还要确立强烈的市场意识，在结构调整上有新突破。大力推进绿色农业、三资农业，用理念“经营农业”。把做大、做强龙头作为“经营农业”的“火车头”，逐步形成“一村一品”和“一镇一业”特色，为农业结构调整导航。

要确立强烈的创新意识，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要破除“责任田是保命田”、“种田万万年”的旧观念，破除把“承包期30年不变”与“土地使用权流转”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引导农民“以土生财”，把资源转化为资本，大胆探索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将土地作价入股，使农民成为股民，确保农民“失地不失业”。让土地向具有经营资质的种养能手积聚，向具有资本实力的“三资”农业积聚。

：

1、沈亚军：略

2、郑庆昌 宋国林 王东炎：略

3、朱厚伦 ：略

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与理解篇8

一、学习体会

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总书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指出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是：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党的十七大上，科学发展观被写入，要求全党同志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这些，都对我们深入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突出践行科学发展观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明确要求。在当前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的形势下，我国的改革和发展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作为一名农村工作者，我们必须结合农村工作实际，进一步增强践行科学发展观的紧迫感、使命感和责任感，更加深刻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更加自觉地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农村工作的要求，更加扎实地谋划农村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举措，把践行科学发展观提到突出的位置，以科学发展观来审视、反思、指导农村工作，统揽工农村工作作全局，谋划农村发展，坚持既定的农村工作理念、发展战略和发展举措不动摇，在更高起点上突出践行科学发展观，推动农村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二、存在的问题

对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根据征求到的意见和建议，结合自己平时的学习和工作，我对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照，以人为本的思想树立不牢。科学发展观广义的以人为本内涵，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我们农村工作而言，以人为本的核心问题，就是建设好让农民满意的领导班子，建设好让农民满意的干部队伍。在这些方面，我尽管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并且前瞻性的提出了打造“人文型村庄”的治理方略，但是，在具体工作中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一是对农民关心不够。在日常工作中，总认为农民种地工作能力强，能独当一面的开展好工作，自己只要做好决策就行了，因此，给他们安排的工作多，布置的任务多、压的担子多，与他们思想交流少，坐下来谈心少，研究少，指导少，不能及时了解他们的意愿与想法，不能从他们中吸取有益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有时，不能容忍他们在工作的失误，性格过于直率，批评不留情面，指责不分场合，方法比较简单，影响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工作创新不够，战斗力、凝聚力、号召力不强。二是服务意识不够强，为农民办实事、解难事的标准不够高。整天忙于繁杂的事务性工作，对农民的思想、工作、学习状况了解不够，特别是他们在想些什么，工作中为什么会出现某些问题或偏差，了解不够，研究不够，不能帮他们及时发现问题和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三是对农村管理中存在的规章制度落实不到位、有章不循、屡纠屡犯的问题还没有彻底根除，存在畏难情绪。四是在接待农民上访方面不够耐心、细心，尤其在处理农民投诉和咨询问题时，存在厌烦情绪，有时对投诉和咨询问题的解答不够热情细致，对待农民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要求，有时有简单粗暴、敷衍塞责的现象。这四个层次的问题，都未很好地体现以人为本。

2、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照，全面发展的要求拓展不深。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发展的广义内涵就是要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同时，加快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形成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具体到我个人来说，就是要在自身思想建设、学风建设、作风建设、廉洁自律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共同提高。但是，在这些方面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比，我还存在不足：一是思想解放不够，创新意识不强。具体表现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精神状态还不能很好的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思想认识跟不上迅速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对如何深入推进“新农”创建，没能很好地找准切入点，工作上只是按部就班，不能用全新的思维和方式去做开创性的工作。二是联系实际不紧，学习风气不浓。具体表现在对理论武装头脑的紧迫性认识不足，虽然平时能够主动地学习，但是系统性还不够强，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还不够紧，学用脱节，运用先进的教育理论指导实践的意识不强，没有充分把理论和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有时存在与工作关系密切的多学，与工作关系不大的少学的现象。三是作风建设方面主要是勤政务实、艰苦奋斗等方面有时做得不够好。在执行工作中缺乏深度和广度，不能很好地俯下身子深入农村，了解农民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真正研究、解决问题的不多；工作上缺乏持之以恒的韧劲，抓落实的力度不够，造成执行工作不力，执行效果不佳。对违反规章制度和工作纪律的人和事明知不对，也不去批评，姑息迁就，既使批评了，也是轻描淡写的说一说，保持一团和气。四是监督检查不力，廉洁自律要求不严。对农民请干部吃饭等现象监督检查不够细致，查处力度不大，特别是事前监督乏力；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的意识不强，虽然自己在廉洁方面能把住大方向，能够抵制一些不正之风，为此得罪了一些人也从未退缩让步，但是在一些问题上，比如在与部门交往、接待上级领导时，存在陪客应酬、个别时候有超标准接待现象；在与农民的交往中，存在接受吃请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看起来不很起眼，但反映出自己在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和廉洁自律有关规定上自觉性还不强，自我要求还不高，再加上受社会大气候的影响，在一些事关廉政的事情上，认为是人之常情，碍于情面，不便推辞，随大流而不以为然，这些都反映出自己加强党性锻炼、改造主观世界的自觉性不强。

3、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照，统筹兼顾的能力不强。科学发展观协调发展的广义内涵就是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国内协调发展和对外开放。具体来讲，统筹兼顾的要求就是班子团结协作，形成凝聚力；相互支持，形成向心力。对照科学发展观来检验，我在这方面还存有差距。一是统筹兼顾班子成员不够，对有的农民压得担子多，布置的工作任务重，工作标准高，工作要求严；而对于有的农民压得担子少，布置的工作任务轻，对他们的一些日常性、事务性的工作要求不是十分严格，存在听之任之、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的现象。二是统筹兼顾不够，对于种地、计生、打工工作抓的多、抓得细、标准高，要求严，而对于的教育工作过问少、抓的不实，精细化管理不到位，存在敷衍应付的现象，三是统筹兼顾工作不够，对宏观工作抓的紧，思考的多，而对中观和微观工作思考不细、建议较少，思想上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的问题。四是统筹兼顾农民

与种地的关系不够，不能很好的及时沟通农民的思想和人际关系、工作关系，存在着“息事宁人”、“各打一大板”的思想倾向，造成了与农民沟通不及时，矛盾化解不及时，进而影响了农村工作。五是不能很好的统筹兼顾与上级部门的关系，总认为只要把工作干好了，就是对上级尽到了责任，因而在具体工作中与上级部门和领导的思想交流少、工作沟通少，仅仅满足于落实上级文件和会议精神，致使有些工作协调不好，影响了农村工作。六是在推行和推动工作、抓落实方面，注重稳中求进，忽视了时效要求，注重了充分准备，忽视了猛扑猛干，注重了社会效益和正面影响，忽视了方面作用。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不利的具体表现形式。 4、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照，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发挥不够。科学发展观对可持续发展的广义内涵就是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具体到我个人来说，就是要充分发挥好班长的作用，带领农民坚持正确的种地理念、种地方向和发展战略，在打造“新农村”建设，推进创新教育，形成活力型、质量型、人文型、健康型、数字型、效能型、平安型、学习型、创新型农村，促进农村的和谐、全面和可持续发展。尽管自己在推进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比还存有差距。一是对推进“新农村”创建和创新教育上缺少长远的规划和深入的研究，不能站在新农村未来发展的高度上进行深层面、多角度地思考，只强调立足现在，而没有放眼农村未来；只强调活动形式，未作内涵上的深层挖掘，存在急重现在、轻长远，重现象、轻研究，重形式、轻内容等急功近利的做法。二是推进“新农村”创建和创新教育方面存在求稳怕乱的思想，有怕错、怕乱、怕难、怕出问题“四怕”思想，缺少虎虎生威的士气、敢为人先的勇气、竞相创新的锐气，致使工作力度不大，措施落实不到位，存在着只提要求不抓落实、只发号召不抓细节等现象，致使“新农村”创建的许多工作停留在口头上、计划里、领导中，不能很好的变成上下共同努力的行为，不能很好的落实在方方面面的工作中。三是推进“新农村”创建视野不开阔，工作方法单一，手段不新，深度和广度不够，致使“新农村”创建缺乏联系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不能形成上下联动、整体推进、注重实效、全面发展的局面，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死角。

三、根源分析

认真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有思想观念上的，也有工作方略上的，但主要还是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不够，缺乏科学发展的理念。主要表现在：

1、与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的要求存在差距。一是自身存在的作风不够扎实、工作不够深入等问题，有时过于相信和依赖同事，认为每一项工作都有专门的人去抓，自己做好决策、出出主意、点点题、多督促检查几次就可以了，不必每项工作都亲历亲为，缺乏深入实践、考察和研究。二是在具体工作中对个别农民教育不严，要求不高，存有“老好人”的思想，过多考虑到了工作的辛苦，忽略了个别操作不规范的问题，认为没有必要将存在的一些小问题进行深究。三是存有“以偏盖全”的现象，有时只看到个别农民身上闪光的一面，只看到他们在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和作出的贡献，而看不到他们身上所存在的缺点，有时为了工作而无原则的迁就他们的过失，缺少批评精神，对他们的过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四是工作方法不细，领导作风不实，思想政治工作缺乏超前性，没有做到农村中熟悉与了解情况，农民关心的热点问题上宣传力度不够，群众观念树立的不牢，关心、帮助农民解决实际问题不够。

2、与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存在差距。 一是理念创新意识不够，思想认识存在误区。认为只要抓好农村全局工作安排，保证农村工作顺利进行，不致于偏离总的方向，并略有提高就行了，没有静下心来认真系统地去钻研理论知识，不能从农村的发展，理论的创新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指导作用去认识和把握。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安于现状的思想观念，探索工作新思路、新方法以及管理的新机制、新手段的理念创新略有不足。二是理论学习意识不够，放松主观世界改造。最根本的主观原因在于内因，在于自身，在于缺乏系统学习。有的虽然学了，肤浅的很，理解不深刻，有时工作忙一点，也就把读书学习放下了，有时偏重实用主义，与工作有关的多看一点，无关的就放一放，不能全面了解和掌握，不能很好地结合农村的工作实际消化吸收，只会片面地引用词句，而不会运用科学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研究、分析和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三是随着年龄的增大，对自身的要求越来越低，党性意识和群众观念不是太强，艰苦奋斗的意识弱化，认为只要农民够吃了，其它方面都无所谓，吃点、喝点都是小问题，不讲点排场，不摆点阔气，会上人感到“小气”、“寒酸”，自己也没面子。这些都是利己主义思想上升，享乐主义思想作怪，头脑里缺乏完全彻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具体表现。四是在廉洁自律方面有时放松了警惕，没有严格要求自己，没有很好地贯彻“两个条例”，没有很好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廉洁自律的自觉性还不够好，没有深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3、与科学发展观的统筹兼顾的要求存在差距。一是对如何更好地实现民主集中制，促进领导班子建设研究的不够，学习的不够，对如何更好地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提高工作效率，提供强有力的思想和组织保障，理解掌握的还不够。二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不能及时地纠正自己或他人的缺点、错误和处理好内部分歧，有老好人、怕得罪人的错误思想。三是自己协调能力不够过硬，怕麻烦，怕矛盾，怕因为工作影响与同事的关系，造成了上下协调配合不够，不能很好地形成工作合力。

4、与科学发展观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要求存在差距。一是不能做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对农村今后的可持续发展思考的少，各方面的管理制度建立还不完善，这些都给推进“新农村”创建工作的顺利开展造成了很多的被动。二是班子整体缺乏一种精神或灵魂，上下统一不够，思想认识不到位，对推进“新农村”建设理解不深，认同不够，实践不力，有关的要求难以落到实处。三是没能在推进“新农村”制度建设上下工夫，监督检查时紧时松，而且存在形式主义倾向，存在管理不到位，指导不及时，措施不能很好地落实的现象。

四、整改措施

针对以上不足，今后我决定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和完善，以发挥好自己作为“一把手”在践行科学发展观方面的表率示范作用。

1、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牢固树立以人为的思想。一是通过抓好班子建设，掌握班子成员的思想动态，工作作风情况，及时力所能及地解决他们的学习、思想、工作中的难题，因势利导，充分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升他们的素质。二是加强调研分析，克服浮在上面、指手划脚的家长作风，多深入农民中间，多搞调查研究，多倾听群众意见，及时掌握农民的思想动态和普遍要求，从而增强创新意识，拓展工作思路，使决策更符合实际，有效地避免瞎指挥，推动工作向前发展。三是增强责任意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做好本职工作，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注重工作质量，摸清

情况，把握规律，明确职责，区别轻重缓急，突出工作重点，完成任务做到迅速扎实，准确无误，高效快捷，不拖拉松垮，推卸责任。四是正确处理好好抓大与放小的关系，围绕中心工作去布置具体工作，让副手和中层干部充分发挥好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做到一级指导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使根本问题得到解决。2、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加强自身的思想建设、学风建设、作风建设和廉政建设。一是要志存高远、坚定信念，解决好思想解放不够，创新意识不强的问题。善于从全局的高度，从战略的高度来观察和处理问题。形势好的时候，要看到存在的问题，及时求得解决，不盲目乐观；遇到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坚定胜利的信心，知难而进，不悲观失望；面临挑战的时候，要冷静思考，沉着应对，妥善处理，不头脑发热，紧紧围绕农村工作这个中心，用全新的思维和方式去做开创性的工作。二是加强学习，学以致用，解决理联系实际不紧，学习风气不浓的问题。树立“事业无止境，学业无止境”的终身学习观念，坚持在学中干，在干中学，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工作的全过程，解决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把理论学习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把学习的成果转化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转化为推动农村工作的思路和办法，转化为不断开辟学校发展的新境界。三是践行宗旨，转变作风，解决工作方法不细，领导作风不实的问题，牢固树立群众观念，践行党的宗旨，牢固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念，密切联系群众，关心农民的疾苦，切实为农民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切实做到为农民服务真心、解决问题尽心、对待农村工作有高度责任心。四是遵章守纪，廉洁从业，解决监督检查不力，廉洁自律不严的问题，时时处处以党员领导干部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到人格上自重、心灵上自省、思想上自警、精神上自励。在生活待遇上不攀比、不奢侈、不浪费、不违规，淡泊名利，艰苦奋斗，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禁止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时时处处用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对照检查约束自己，自觉地接受来自群众和组织的各方面监督，不断增强自我廉洁自律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