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与市场论文范文

计划与市场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国际金融交易和涉外金融交易是极其复杂的金融交易，其交易结果、状况直接涉及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影响一国内外均衡。在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中，各国均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金融市场由管制到开放的过程。许多国家实践表明资本市场过早开放使得国内经济潜在和积家的矛质在宏观经济出现问题时彻底地爆发出来，酿成经济危机。在实施渐进式改革和开放的指导思想下，我国在金融市场开放中，实际上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开放路径:设立涉外金融交易—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的领城、规模—逐步增强涉外金融交易的市场性—逐步实现涉外金融交易向国际金融市场交易转变。

一、涉外金融交易的界定

构成金融交易的基础要素有三个:筹资人、投资人、交易货币。一般意义上，一国金融市场(完全)对外开放与一国建立(与国际接轨)国际金融市场在概念上具有等价意义。当一国金融市场未完全开放时，客观地存在“涉外金融交易”概念，涉外金融交易既与国内金融交易不同，也与国际金融交易不同。

关于什么是国际金融交易，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可被称为“市场论”，其划分标准是资金是否跨境流动;另一种观点可被称为“要素论”，划分标准是金融交易活动中是否存在“涉外因素”。而“市场论”认为国际金融交易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可以下图表示。

在上图中，①属于国内金融交易，②③④属于国际金融交易。“涉外因素论”认为，将构成金融交易的基础要素:筹资人、投资人、货币进行组合，可产生以下几个不同的结果:

1.投资人以其本国货币贷款给其本国居民;

2.投资人以外国货币贷款给其本国居民;

3.投资人以其本国货币贷款给非本国居民;

4.投资人以外国货币(第三国货币)贷款给非本国居民;

5.投资人以外国货币(筹资人国货币)贷款给非本国居民;

第1种情况是100%的国内金融交易，但若担保人为境外机构，或资金被用于国际贸易，这种交易可能被认为是国际金融交易。

第3、4、5种情况，无论按“市场论”或“要素论”的标准，都是国际金融交易。

第2种情况，按“市场论”应为国内金融交易，按“要素论”应为国际金融交易。在我国现行规章制度管理下，这类交易被称为“涉外金融交易”中的“外汇贷款，’(外汇贷款属于“涉外贷款”，涉外贷款包括:外汇贷款、对外商投资企业贷款、外贸贷款)。

此外，还有人从国际收支统计口径出发，以交易结果是否引起国际收支变动乃至是否影响一国外债而判断是属国内金融交易或属国际金融交易。笔者认为，应该将涉外金融交易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

在上述五种组合中，除第1种以外，其余四类都应界定为广义的涉外金融交易(广义的金融交易包含国际金融交易);界定狭义的涉外金融交易标准应是金融交易是否存在国家金融管制。在2、3、4、5种组合列中凡以市场机制为主要调节机制的金融交易应定义为国际金融交易;凡以国家金融管制为主要调节机制的金融交易应定义为涉外金融交易。

金融交易中的国际金融交易和涉外金融交易是极其复杂的金融交易，其交易结果、状况直接涉及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深层次地影响一国内外均衡。因此，在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中，各国均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金融市场由管制到开放的过程。

二、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路径

如果将金融市场“对外完全开放”和“对外完全不开放”作为一数轴的两端，在“完全不开放”端点附近，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金融交易大部分属于涉外金融交易，相应的金融交易处于国家较严格的金融管制之中;当向另一端移动时，意味着出现了国际金融交易与涉外金融交易的替代，国家金融管制趋于放松。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开放都是必需面对的重大间题。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过快开放资本市场导致的金融经济体系的波动成为一个共同面临的问题。墨西哥于1993年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1994年彻底开放资本市场，允许51家外国银行、证券、保险和其他金融机构进人。

资本市场的过早开放使得国内经济中潜在和积累的矛盾在宏观经济出现问题时彻底地爆发出来，酿成1994年12月的经济危机。韩国的情形与此类似，1996年为了加人oECD，被迫接受金融自由化要求，接受允许企业自由借款的条款。一年之后的1997年，韩国也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卷人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作为延迟推进资本市场开放的另一类范例，同样值得关注。日本1964年承担IMF第8条款开放经常账户义务，1984年对《外汇及其外贸管理法》进行修改，放松了对资本项目的管制，这一过程用了20年时间。并且至今依然保留着许多限制外资进人，以及对国内金融机构进行保护的措施。对于金融市场的过度保护，使得金融体系始终缺乏足够的竞争力，这可能是导致日本经济近年来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之一。

综观各国金融市场开放的过程，都存在着如何防范金融风险的问题。因为防范金融风险是金融监管的基本目标。这样在一国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存在着双重目标统筹协调问题:实现金融开放和防范金融风险。为此，存在两种不同的做法:一是强化管制，通过限制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范围、控制金融产品的价格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通常采取的做法。这种做法会导致金融业竞争力低下，实质上是以牺牲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代价。并且由于强化金融管制产生了金融风险的积累，当金融市场开放后，往往长期聚集起来的金融风险在出现导火索时骤然爆发了。另一种做法是:放松管制，通过强化金融市场竞争，促进金融市场的发育与金融业的发展。这种方式大体可分为两种:休克式和渐进式。前一种方式往往导致一国出现若干年国民经济的衰退，社会和政治领域经历较长的动荡和混乱，社会发展在历史的轨道上转向。后一方式现在得到较广泛的认可，认为在这种方式下，在金融管制逐步放松的过程中，由于金融风险会不断暴露和释放出来，在应对风险的过程中，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能力和监管机构的风险监管能力均得以逐步提高，从而有利于金融安全。当然，这种方式由于金融市场开放历时较长，可能使金融领域的不确定性增加。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对国内机构保护过多，会使金融体系缺乏竞争力，日本就是例证。因此，在金融市场开放过程中，必须把握住放松金融管制的顺序、路径和节奏。

以往，我国金融监管较多地倾向于不断强化管制，金融市场没有得到应有的发育，金融机构的竞争力相对较弱。但是在实施渐进式改革和开放的指导思想下，我国在金融市场开放中，实际上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开放路径:设立涉外金融交易—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的领域、规模—逐步增强涉外金融交易的市场性。这实际上是使涉外金融交易成为金融市场逐步开放的一个操作平台(尽管在改革的历史进程中，这一路径是在为了解决当时宏观经济所面临的问题而形成的)。根据中国的承诺，加人WTO后，我国金融市场将大幅度对外开放。在开放的过程中，外资金融机构将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实力、灵活的经营手段和先进的管理水平，与国内金融机构展开竞争。外部的金融市场动荡将如何影响我国金融运行的安全和稳定，取决于国内金融机构能否抵御激烈的外部竞争和外来冲击。又由于任何金融开放都是一种制度变迁，而制度变迁存在着路径依赖，因此，总结分析以往的金融开放路径，探讨如何为今后的金融开放构建更加合理、有效的操作平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外汇体制改革:从涉外金融交易向国际金融交易转变的制度演进案例分析

中国自1978年一2002年，进出口贸易增长了1748.73%。外汇体制改革是过去这20年推动中国出口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严格按照中央计划部门制定的进出口计划经营。国家计划委员会制订计划时，首先开列一份必须进口的物品清单，然后根据所需款额，找出国内能够出口以换取这笔外汇的物资。由于当时汇率对外贸水平和进出口货种的影响甚微，当局遂参照旅游业、华侨汇款等少数非贸易性活动可能受到的影响以制订汇率。主要根据中国一篮子消费品与世界各大城市的相对价格而做出。由于中国不少消费品定价偏低，因而大大高估了人民币。

998年，中国决定开放经济、拓展外贸。随着外贸权下放到地方政府和企业，汇率由原来制订外贸计划时的会计手段，变成推动进出口决策的重要信号。最初出台的措施，主要是为了抵消汇率偏高而对出口的抑制。其后，为进一步推动对外贸易发展，国家对汇率制度进行了多项改革:

第一，逐步下调官方汇率，以抵消出口成本上涨的影响。

第二，实施外汇留成制度，允许出口企业和地方政府保留部分外汇收人，以满足自身进口需要。

第三，开放外汇调剂中心，让出口企业可把外汇留成以较为有利的汇率折换成人民币。在随后的十多年中，国家以贬值为基本措施，来刺激对外贸易的发展。第一次贬值是1981年1月，以2.8元人民币对1美元为内部结算价(创汇成本)。制订内部结算价时，管理当局以赚取1美元外汇的平均成本为基数，在此水平上追加10%的“利润”率。这次贬值是中国外汇政策的一个转折点:主要根据创汇成本，而非国内消费品相对于海外的价格而制订汇率水平。1983年到1993年期间，由于创汇成本在这期间内不断上涨，当局不断下调汇率，使出口较为有利可图。这期间，人民币先后六次贬值，幅度由9.6%到44.9%不等，官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由2.8:1调到5.32:1。19叫年1月1日汇率并轨，官方汇率更一举下调到8.7:l水平。当年，出口、旅游和外来直接投资增幅分别高达31.9%、56.4%和22.7%。外汇储备在1994年和1995年分别增长114.5%和42.6%，1998年5月达到1409亿美元。由于外汇供应增加，官方汇率逐步轻微上调。1998年4月后，官方汇率大约处于8.28元人民币对1美元的水平。贬值基本上是在市场“倒逼”下实施的，因此，贬值在一定角度上可看成是对管制的放松。

出口企业自1978年起获准留成外汇。其后，留成的比例显著提高。1979年规定，地方政府的出口如果超越前一年的水平，获准留成超出部分的40%。1985年，获准的外汇留成已不少于出口总额的25%。1991年，留成更可高达出口总额的30%，但中央政府保留权利，必要时得以调剂价收购企业30%的外汇收人(1994年统一汇价后，留成制度便被撤销)。留成制度实施后不久，出口企业和地方政府获准将外汇配额转售给需要外汇作进口用的单位。这一来，企业与企业也就能够在市场上兑换外汇。持有配额的单位由于能更好地利用其外汇留成，拓展出口的积极性更高。除了用来进口产品设备，出口单位还可以以高于官方的汇率换取留成的利润。留成制度扩大了涉外金融交易规模，引人了市场机制。如同留成制度，外汇调剂市场事实上也逐步加大了涉外金融交易规模;逐步加人和加大市场的机制。

1950年，中国银行广东分行率先开办外汇调剂服务。有关业务迅即扩至内地12个大城市。早期的交易价是3.08元人民币对l美元。1985年，深圳设立第一家官方的外汇调剂中心。翌年，上海和北京跟进。再一年后，同类中心扩大至天津。在1985年到1987年，外汇调剂中心只对中外合资企业提供服务，国内企业不得参与。1987年，国内的轻工业公司、工艺品公司和服装业也获准在调节市场上出售留成。1988年4月，所有国内企业都获准在调剂中心上出售留成。外汇管制放宽后，外汇中心的数目和交易量都有所增加。1992年12月底，全国有100多家调剂中心，交易额达到250亿美元。在1994年的改革中，全国性的银行同业外汇市场取代了调剂中心，并实施外汇结售制度。出口企业所有外汇收人按规定一律须出售给指定的银行。对进口企业而言，企业只要向当局授权的银行出示进口合同和境外金融机构签发的付款通知，即可换取外汇。

以上措施，从一个角度看，实际上起到了逐步放松对涉外金融交易的严厉管制。1994年以来，最根本的变革也许是撤销调剂市场，在国内设立统一的全国性银行同业外汇市场。

在新制度下，国家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和外经贸部实施的行政控制来维持汇率的稳定性和经常账差额，而非借着对经常账的来往实施外汇管制。在新的制度下，汇率不仅影响进出口，还通过各种市场和机制间的联系，对经济造成广泛的影响。因此，制订汇率不再只是贸易和经常账的问题，必须同时考虑到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各种不同利益团体的平衡、货币及财政政策等广泛的问题。由于中国对内和对外经济部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制订汇率时，也就不能只是为了促进出口。事实上，经过1994年的改革，中国基本上不再以创汇成本来制订人民币汇率。从1994年到1997年，中国的一般物价水平涨幅约50%，创汇成本也显著上升，但由于外汇供应增长，人民币汇率反而轻微上扬。人民币升值，加上出口成本上升，降低了出口的盈利性。随着市场机制作用的加大，中国经济对内和对外部门之间的联系加强，汇率的影响扩散到外贸以外的部门。中国利用汇率政策以促进出口的自由度因而有所下降。1996年以后，出口增长幅度一波三折，19%年出口只增长了1.5%，1997年出口上升20.9%，1998年，出口升幅较1997年大幅回落，1999年抬升，2000年大幅上升，2001年又大幅回落。虽然出口部门力促人民币贬值，中国人民银行为了实现国民经济内外均衡，仍然保持汇率稳定。2002年初，国家进一步改革、完善有管理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和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制度，提高外汇指定银行周转金额度，降低进口企业设立外汇账户门槛;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出口企业售汇自主意愿。前不久，金融管理当局又批准四大国有银行开展外汇衍生金融工具交易。至此，在经常账户项下，人民币与外汇间的兑换(交易)，在市场机制对管制的替代过程中，不断向市场化方向演变，现在离进出口企业完全意愿结售汇越来越近。

笔者认为经常项下外汇市场的开放，客观地看，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比较成功的。资本市场的开放应遵循着这一基本思路:在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规模和逐步放松对涉外金融交易的管制中，逐步开放资本市场。

参考资料

[l]巴曙松.论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路径选择.世界经济，2003，(3).

计划与市场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国际金融交易和涉外金融交易是极其复杂的金融交易，其交易结果、状况直接涉及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影响一国内外均衡。在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中，各国均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金融市场由管制到开放的过程。许多国家实践表明资本市场过早开放使得国内经济潜在和积家的矛质在宏观经济出现问题时彻底地爆发出来，酿成经济危机。在实施渐进式改革和开放的指导思想下，我国在金融市场开放中，实际上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开放路径:设立涉外金融交易—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的领城、规模—逐步增强涉外金融交易的市场性—逐步实现涉外金融交易向国际金融市场交易转变。

一、涉外金融交易的界定

构成金融交易的基础要素有三个:筹资人、投资人、交易货币。

一般意义上，一国金融市场(完全)对外开放与一国建立(与国际接轨)国际金融市场在概念上具有等价意义。当一国金融市场未完全开放时，客观地存在“涉外金融交易”概念，涉外金融交易既与国内金融交易不同，也与国际金融交易不同。

关于什么是国际金融交易，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可被称为“市场论”，其划分标准是资金是否跨境流动;另一种观点可被称为“要素论”，划分标准是金融交易活动中是否存在“涉外因素”。而“市场论”认为国际金融交易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可以下图表示。

在上图中，①属于国内金融交易，②③④属于国际金融交易。“涉外因素论”认为，将构成金融交易的基础要素:筹资人、投资人、货币进行组合，可产生以下几个不同的结果:

1.投资人以其本国货币贷款给其本国居民;

2.投资人以外国货币贷款给其本国居民;

3.投资人以其本国货币贷款给非本国居民;

4.投资人以外国货币(第三国货币)贷款给非本国居民;

5.投资人以外国货币(筹资人国货币)贷款给非本国居民;

第1种情况是100%的国内金融交易，但若担保人为境外机构，或资金被用于国际贸易，这种交易可能被认为是国际金融交易。

第3、4、5种情况，无论按“市场论”或“要素论”的标准，都是国际金融交易。

第2种情况，按“市场论”应为国内金融交易，按“要素论”应为国际金融交易。在我国现行规章制度管理下，这类交易被称为“涉外金融交易”中的“外汇贷款，’(外汇贷款属于“涉外贷款”，涉外贷款包括:外汇贷款、对外商投资企业贷款、外贸贷款)。

此外，还有人从国际收支统计口径出发，以交易结果是否引起国际收支变动乃至是否影响一国外债而判断是属国内金融交易或属国际金融交易。笔者认为，应该将涉外金融交易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

在上述五种组合中，除第1种以外，其余四类都应界定为广义的涉外金融交易(广义的金融交易包含国际金融交易);界定狭义的涉外金融交易标准应是金融交易是否存在国家金融管制。在2、3、4、5种组合列中凡以市场机制为主要调节机制的金融交易应定义为国际金融交易;凡以国家金融管制为主要调节机制的金融交易应定义为涉外金融交易。

金融交易中的国际金融交易和涉外金融交易是极其复杂的金融交易，其交易结果、状况直接涉及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深层次地影响一国内外均衡。因此，在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中，各国均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金融市场由管制到开放的过程。

二、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路径

如果将金融市场“对外完全开放”和“对外完全不开放”作为一数轴的两端，在“完全不开放”端点附近，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金融交易大部分属于涉外金融交易，相应的金融交易处于国家较严格的金融管制之中;当向另一端移动时，意味着出现了国际金融交易与涉外金融交易的替代，国家金融管制趋于放松。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开放都是必需面对的重大间题。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过快开放资本市场导致的金融经济体系的波动成为一个共同面临的问题。墨西哥于1993年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1994年彻底开放资本市场，允许51家外国银行、证券、保险和其他金融机构进人。

资本市场的过早开放使得国内经济中潜在和积累的矛盾在宏观经济出现问题时彻底地爆发出来，酿成1994年12月的经济危机。韩国的情形与此类似，1996年为了加人oECD，被迫接受金融自由化要求，接受允许企业自由借款的条款。一年之后的1997年，韩国也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卷人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作为延迟推进资本市场开放的另一类范例，同样值得关注。日本1964年承担IMF第8条款开放经常账户义务，1984年对《外汇及其外贸管理法》进行修改，放松了对资本项目的管制，这一过程用了20年时间。并且至今依然保留着许多限制外资进人，以及对国内金融机构进行保护的措施。对于金融市场的过度保护，使得金融体系始终缺乏足够的竞争力，这可能是导致日本经济近年来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之一。

综观各国金融市场开放的过程，都存在着如何防范金融风险的问题。因为防范金融风险是金融监管的基本目标。这样在一国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存在着双重目标统筹协调问题:实现金融开放和防范金融风险。为此，存在两种不同的做法:一是强化管制，通过限制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范围、控制金融产品的价格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通常采取的做法。这种做法会导致金融业竞争力低下，实质上是以牺牲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代价。并且由于强化金融管制产生了金融风险的积累，当金融市场开放后，往往长期聚集起来的金融风险在出现导火索时骤然爆发了。另一种做法是:放松管制，通过强化金融市场竞争，促进金融市场的发育与金融业的发展。这种方式大体可分为两种:休克式和渐进式。前一种方式往往导致一国出现若干年国民经济的衰退，社会和政治领域经历较长的动荡和混乱，社会发展在历史的轨道上转向。后一方式现在得到较广泛的认可，认为在这种方式下，在金融管制逐步放松的过程中，由于金融风险会不断暴露和释放出来，在应对风险的过程中，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能力和监管机构的风险监管能力均得以逐步提高，从而有利于金融安全。当然，这种方式由于金融市场开放历时较长，可能使金融领域的不确定性增加。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对国内机构保护过多，会使金融体系缺乏竞争力，日本就是例证。因此，在金融市场开放过程中，必须把握住放松金融管制的顺序、路径和节奏。

以往，我国金融监管较多地倾向于不断强化管制，金融市场没有得到应有的发育，金融机构的竞争力相对较弱。但是在实施渐进式改革和开放的指导思想下，我国在金融市场开放中，实际上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开放路径:设立涉外金融交易—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的领域、规模—逐步增强涉外金融交易的市场性。这实际上是使涉外金融交易成为金融市场逐步开放的一个操作平台(尽管在改革的历史进程中，这一路径是在为了解决当时宏观经济所面临的问题而形成的)。根据中国的承诺，加人WTO后，我国金融市场将大幅度对外开放。在开放的过程中，外资金融机构将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实力、灵活的经营手段和先进的管理水平，与国内金融机构展开竞争。外部的金融市场动荡将如何影响我国金融运行的安全和稳定，取决于国内金融机构能否抵御激烈的外部竞争和外来冲击。又由于任何金融开放都是一种制度变迁，而制度变迁存在着路径依赖，因此，总结分析以往的金融开放路径，探讨如何为今后的金融开放构建更加合理、有效的操作平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外汇体制改革:从涉外金融交易向国际金融交易转变的制度演进案例分析

中国自1978年一2002年，进出口贸易增长了1748.73%。外汇体制改革是过去这20年推动中国出口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严格按照中央计划部门制定的进出口计划经营。国家计划委员会制订计划时，首先开列一份必须进口的物品清单，然后根据所需款额，找出国内能够出口以换取这笔外汇的物资。由于当时汇率对外贸水平和进出口货种的影响甚微，当局遂参照旅游业、华侨汇款等少数非贸易性活动可能受到的影响以制订汇率。主要根据中国一篮子消费品与世界各大城市的相对价格而做出。由于中国不少消费品定价偏低，因而大大高估了人民币。

1998年，中国决定开放经济、拓展外贸。随着外贸权下放到地方政府和企业，汇率由原来制订外贸计划时的会计手段，变成推动进出口决策的重要信号。最初出台的措施，主要是为了抵消汇率偏高而对出口的抑制。其后，为进一步推动对外贸易发展，国家对汇率制度进行了多项改革:

第一，逐步下调官方汇率，以抵消出口成本上涨的影响。

第二，实施外汇留成制度，允许出口企业和地方政府保留部分外汇收人，以满足自身进口需要。

第三，开放外汇调剂中心，让出口企业可把外汇留成以较为有利的汇率折换成人民币。在随后的十多年中，国家以贬值为基本措施，来刺激对外贸易的发展。第一次贬值是1981年1月，以2.8元人民币对1美元为内部结算价(创汇成本)。制订内部结算价时，管理当局以赚取1美元外汇的平均成本为基数，在此水平上追加10%的“利润”率。这次贬值是中国外汇政策的一个转折点:主要根据创汇成本，而非国内消费品相对于海外的价格而制订汇率水平。1983年到1993年期间，由于创汇成本在这期间内不断上涨，当局不断下调汇率，使出口较为有利可图。这期间，人民币先后六次贬值，幅度由9.6%到44.9%不等，官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由2.8:1调到5.32:1。19叫年1月1日汇率并轨，官方汇率更一举下调到8.7:l水平。当年，出口、旅游和外来直接投资增幅分别高达31.9%、56.4%和22.7%。外汇储备在1994年和1995年分别增长114.5%和42.6%，1998年5月达到1409亿美元。由于外汇供应增加，官方汇率逐步轻微上调。1998年4月后，官方汇率大约处于8.28元人民币对1美元的水平。贬值基本上是在市场“倒逼”下实施的，因此，贬值在一定角度上可看成是对管制的放松。

出口企业自1978年起获准留成外汇。其后，留成的比例显著提高。1979年规定，地方政府的出口如果超越前一年的水平，获准留成超出部分的40%。1985年，获准的外汇留成已不少于出口总额的25%。1991年，留成更可高达出口总额的30%，但中央政府保留权利，必要时得以调剂价收购企业30%的外汇收人(1994年统一汇价后，留成制度便被撤销)。留成制度实施后不久，出口企业和地方政府获准将外汇配额转售给需要外汇作进口用的单位。这一来，企业与企业也就能够在市场上兑换外汇。持有配额的单位由于能更好地利用其外汇留成，拓展出口的积极性更高。除了用来进口产品设备，出口单位还可以以高于官方的汇率换取留成的利润。留成制度扩大了涉外金融交易规模，引人了市场机制。如同留成制度，外汇调剂市场事实上也逐步加大了涉外金融交易规模;逐步加人和加大市场的机制。

1950年，中国银行广东分行率先开办外汇调剂服务。有关业务迅即扩至内地12个大城市。早期的交易价是3.08元人民币对l美元。1985年，深圳设立第一家官方的外汇调剂中心。翌年，上海和北京跟进。再一年后，同类中心扩大至天津。在1985年到1987年，外汇调剂中心只对中外合资企业提供服务，国内企业不得参与。1987年，国内的轻工业公司、工艺品公司和服装业也获准在调节市场上出售留成。1988年4月，所有国内企业都获准在调剂中心上出售留成。外汇管制放宽后，外汇中心的数目和交易量都有所增加。1992年12月底，全国有100多家调剂中心，交易额达到250亿美元。在1994年的改革中，全国性的银行同业外汇市场取代了调剂中心，并实施外汇结售制度。出口企业所有外汇收人按规定一律须出售给指定的银行。对进口企业而言，企业只要向当局授权的银行出示进口合同和境外金融机构签发的付款通知，即可换取外汇。

以上措施，从一个角度看，实际上起到了逐步放松对涉外金融交易的严厉管制。1994年以来，最根本的变革也许是撤销调剂市场，在国内设立统一的全国性银行同业外汇市场。

在新制度下，国家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和外经贸部实施的行政控制来维持汇率的稳定性和经常账差额，而非借着对经常账的来往实施外汇管制。在新的制度下，汇率不仅影响进出口，还通过各种市场和机制间的联系，对经济造成广泛的影响。因此，制订汇率不再只是贸易和经常账的问题，必须同时考虑到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各种不同利益团体的平衡、货币及财政政策等广泛的问题。由于中国对内和对外经济部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制订汇率时，也就不能只是为了促进出口。事实上，经过1994年的改革，中国基本上不再以创汇成本来制订人民币汇率。从1994年到1997年，中国的一般物价水平涨幅约50%，创汇成本也显著上升，但由于外汇供应增长，人民币汇率反而轻微上扬。人民币升值，加上出口成本上升，降低了出口的盈利性。随着市场机制作用的加大，中国经济对内和对外部门之间的联系加强，汇率的影响扩散到外贸以外的部门。中国利用汇率政策以促进出口的自由度因而有所下降。1996年以后，出口增长幅度一波三折，19%年出口只增长了1.5%，1997年出口上升20.9%，1998年，出口升幅较1997年大幅回落，1999年抬升，2000年大幅上升，2001年又大幅回落。虽然出口部门力促人民币贬值，中国人民银行为了实现国民经济内外均衡，仍然保持汇率稳定。2002年初，国家进一步改革、完善有管理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和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制度，提高外汇指定银行周转金额度，降低进口企业设立外汇账户门槛;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出口企业售汇自主意愿。前不久，金融管理当局又批准四大国有银行开展外汇衍生金融工具交易。至此，在经常账户项下，人民币与外汇间的兑换(交易)，在市场机制对管制的替代过程中，不断向市场化方向演变，现在离进出口企业完全意愿结售汇越来越近。

笔者认为经常项下外汇市场的开放，客观地看，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比较成功的。资本市场的开放应遵循着这一基本思路:在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规模和逐步放松对涉外金融交易的管制中，逐步开放资本市场。

参考资料

[l]巴曙松.论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路径选择.世界经济，2003，(3).

计划与市场论文范文第3篇

万老虽已80高龄，仍壮心不已。1992年离休前，万老曾历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评议委员、中国商经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等院校兼职教授、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全国工商联顾问、北京市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等职。在他漫漫的人生道路上，凭着对事业执着的追求，对知识辛勤的探索和耕耘，终于获得了学术领域的丰硕成果。

艰辛：一生辛苦不愿虚度光阴

万老1921年12月出生在湖北省汉阳县一个农民兼商人家庭。从记事起，就做放牛、拾粪等家务和农活。由于幼时家境贫寒，自知读书不易的万典武比别人更珍惜读书的机会。读了两年私塾后万典武跳级升入小学、中学。他的初中、高中是在日寇入侵的逃难和躲避日军空袭的奔波中渡过的。国难当头，家道艰辛，可位卑未敢忘忧国，在全国一片救国救亡运动中，1941年夏，万典武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之后他先后参加了“凌云学社”、“珞珈经济学社”等学生社团，开始探索拯救民族危亡的道路。他曾参与领导学生“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示威，发生“六一”惨案后他又积极参加了南京请愿。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后，万典武考取了研究生，同时也迎来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之后他回到了家乡，先后担任家庭教师、报社编辑、县参议会记录、夜校教师。后到南京蔡元培先生创办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民主青年社”，除完成研究课题外，陆续在上海出版的著名进步刊物《观察》、《经济周报》、《中国建设》上发表了大量的点评时政的进步文章。如《“城”“乡”对立的经济困局》、《与工业化》、《论“亚洲经济集团”》、《当前世界经济结构》等。1949年万典武担任“应变委员会”主任，和同事们一起，有力地抵制了对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搬迁，并保护了中央研究院的资产，协助进行接管。同年，他又随第二野战军到了重庆，投身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之中。1952年,在西南贸易部任计划处副处长，1955年万典武调到中央商业部计划局工作，五年后调到中共中央东北局财委当巡视员。“”中他坚持正义立场，心胸坦荡，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了“牛棚”。1976年昭雪后万典武被调到北京市计委担任办公室副主任。从1979年开始，万老重返经济研究领域，取得研究员职称，首批被评为有突出贡献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在经济研究领域创下突出业绩。

从建国初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30年中，万典武同志在广泛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正确处理批零关系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强调批发要为零售服务；提出采取鲜菜、土豆、豆制品相结合（菜、豆、薯并举）的方法解决北方大城市冬季吃菜问题；提出了在地区之间、批零之间、城乡之间要根据购买力、销售任务、交通条件、市场特点合理摆布商品库存，更好地组织商品流通。他的一些建议曾在中央书记处召开的会议上做过阐述，并在北方部分城市实施和推广。对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科学、合理、因地制宜地做好批发和零售工作，促进商品流通，活跃城乡市场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979年，万老调入商业经济研究所，专门从事商业经济研究工作。随着党的战略重心的转移，“阶级斗争为纲”的终止以及科学春天的到来，万老的思想也进入最活跃的时期。这期间，是他著作最多、论文最多、研究成果最丰硕的时期。从1978年到1995年，仅在《中国经济学家论坛》等杂志上就发表118篇文章，在该杂志评选的57名“高产”经济学家中，他名列其中。万典武同志的研究成果包括专著5本、合著4本、全编14本。发表在《人民日报》、《求是》、《经济研究》等报刊上的文章共计300篇，合计300万字。如今虽已80高龄，仍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进行着孜孜不倦的学习、深入细致的研究，并正酝酿在经济学、商业经济学会方面主编两本书，还准备在教育、文化、老年保健方面写些随笔。

创新：为祖国经济的发展出良方献良策

万老多年来提出的主要论点和贡献，被中国商业经济研究中心归纳为10个方面：

从剖析我国饮食服务业特点出发，提出了这一行业的改革思路，他认为，这个行业以手工业为主，细小分散，在所有制上，要以集体和个体为主；在国营企业里要打破“大锅饭”；集体企业要办得名符其实；小型为主，不要贪大求洋；要适当调整价格和收费标准。

否定商品供不应求的必然性和优越性。1980年，万老对斯大林商品供不应求是社会主义优越性以及由此派生的各种说法提出质疑。提出要按照商品供应规律办事，调整经济以求供需平衡的必要性和优越性。

论证和阐述商品流通的多种经济成份和多条流通渠道。1980年4月他就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不发达，只有实行多种所有制、多条流通渠道的商业模式才是合理的。

提出“市场球场论”。1980年，在研究贸易中心时，他曾将贸易中心比作“球场”，把经营者比作“球队”，把全体人民比作“球迷”，十几年中不断深化这一“市场球场论”，并于2000年出版了《市场球场论》专著。

探讨商品流通体制改革模式的总体构想。1986年受商业部党组委托，由他主持研究提出《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初步设想》，其中“国家间接宏观调控下的商品自由流通”对我国商品流通体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提出的对国有商业产权制度、劳动制度改革的设想。为推动国有商业产权制度改革，他主持完成了《商业企业股份制原理与实务》、《股份制――商业企业改革的选择》等专著。他还归纳了国有商业劳动、人事、分配制度上的10条弊端，要求必须彻底改革。

提出零售网点布局要合理。他提出了商业网点建设与规划布局要遵循的一些原则，对城市商业网点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探讨政企分开，提出商业行政部门改革设想。1983年他在《人民日报》上提出了关于政企分开的探讨，1987年又进一步提出商业行政部门改革的“大、中、小”三种设想。1999年又联合有关同仁向国务院主要领导提出了“内外贸合一”的建议。

论证商业企业的干群关系和发挥商业企业群体优势。建议以大店、名店为龙头，联合组建集团，按行业组织联营、连锁，走规模经营的道路，阐述了连锁是整合大量分散零售店铺的必由之路。

重视商业经济学科建设工作。他先后主编了《中国商业百科全书》、《当代中国百名商业经济专家学者》、《当代中国商业简史》，为强化商业经济学科的基础建设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学术观点，是从经济理论的高度对我国商业经济理论的开拓和贡献。他亲自主持和参与了一系列商业体制、商业企业制度改革等政策的制定和对策研究工作，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对实际工作有显著的指导作用。

追求：做理论的海洋和实践的陆地上的“两栖经济学者”

最近，万典武同志写了一本《情系当年――艰辛、坎坷、求索八十春》的自传。阅后方知，艰辛是一生辛苦不愿虚度光阴；坎坷是在四五十岁的黄金年华被“反右”错误地批判；求索是从青年时期追求真理到中年后为中国当代商业经济学作了一些探索。这当是对他一生奋斗的高度概括。万老在书的第四部分以“赞美春天，颂扬贤者”为题，记叙了他与几位商业部长、同窗挚友、恩师、合作者和助手的深厚友谊，体现了他热情、真诚的为人。

万老常说要遵循小学时学习英语的一句格言：“诚实是最好的策略”。要做理论的海洋和实践的陆地上的“两栖经济学者”。20多年来，他的足迹遍布祖国90％的省、市、自治区。他强调求实的学风，每次深入实际搞调查研究都全面、细致地询问，认真详细地记录，为写论文、报告积累了大量翔实的材料，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一致好评。

他几十年畅游在知识的海洋里，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形成了扎实的理论功底。他广采百花酿佳蜜，广泛吸取世界古典经济学和各经济学派的精华，融会贯通去研究中国商业经济实践中一些问题，实事求是地提出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地解释商业经济现象。他善于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甚至鼓励他的研究生对他提出不同意见“不但允许，而且鼓励，不然你们怎能超过前人”。他的很多重要理论观点和政策思路，都是经过集体讨论，召开研讨会反复研究，吸取各方意见形成的。

从他担任的各种职务和从事的各种学术活动、专题研究、咨询服务中体现出他较高的领导艺术和组织才能。作为一个有地位、有名气的专家，无论对哪个阶层的人，他都十分谦和，平易近人，因此也受到许多专家、学者，特别是青年专家的尊敬和爱戴。正如万老自述的那样：“回顾我这平凡的一辈子，最突出的感受是我遇到了太多太多的好人。我的父母、老师、同学、领导、同事、同行合作者、助手、妻子、女儿……给了我极多的指教、合作、关心、爱护”。

计划与市场论文范文第4篇

必须承认，中国的论文联盟大学教育，早已经从以往的精英教育转向现在的大众教育，法学专业作为热门专业，更是在全国各地四处开花。据中国社科院法学所《2009年中国法治蓝皮书》统计：截止2008年11月全国共设立法学院系634所，法学本科在校生达30万人左右。在现行体制下，毕业论文是法学专业本科生顺利毕业并取得学位的必备条件，教育部门设置本科毕业论文的初衷在于检测学生在本科阶段是否学到了应该具备的知识和能力。然而，从毕业论文的写作、指导、答辩和管理等环节来看，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质量下降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论文指导、答辩和管理更侧重形式，毕业论文相同鸡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取消法学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声音也或有响起。

一、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现状

法学专业本科毕业生撰写毕业论文，是学校对其经过四年学习是否具备运用法学专业知识能力的一次综合考察。尽管毕业论文关系到能否顺利毕业拿到学位，学校一般也为学生安排较为充足的论文写作时间，但毕业生对本科毕业论文并不以为然，应付论文提交和过关更是自有一套方法在手，离开下载、剪贴、拼凑甚至抄袭，毕业论文简直无法炮制。以被迫重视和一旦过关就严重鄙视的态度对待毕业论文，显然不可能写出什么具有个人体悟或者创新思想的论文来。

（一）写作态度不重视

毕业论文在获得学位中的重要性决定了学生无法忽略毕业论文的存在。不过，毕业生们不会把毕业论文置于多么重要的位置，在很多学生心里，毕业论文充其量就是一个不得不完成的小小工序，论文写得再好，也不能当饭吃，凑合着能过就得了。

考虑到撰写一份有质量的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存在一定的实际难度，各政法院校和开设法学专业的综合性高校，一般都要给毕业生安排半学期甚至更长的时间自由支配，有些高校甚至在大三下学期就完成了毕业论文选题、确定指导教师、毕业论文写作指导等工作（我校自2010年开始就采取这样的做法）。

尽管论文写作时间充足且有制度性监督措施，但是，在毕业论文教学环节实施期间，绝大部分的学生没有充分利用学校为其留出的论文写作时间，他们基本都忙于司法考试、考研、公务员考试或者提前上岗。即使上述考试等已顺利通过，不必为前途发愁，学生们也不会把剩余的时间花费在认真写作毕业论文上，而是仍在不慌不忙地干着与毕业论文无关的事情，因为他们早就“心中有底”了：根据以往高年级同学的经验，毕业论文就是一个查资料和抄资料的过程，几天就可以拿出初稿。因此，现实的情况是：不论有无找到工作或继续求学，毕业生一般只是在提交毕业论文前的最后几周甚至更晚才会行动起来，向指导老师发起猛攻。

（二）写作方法以拼凑为主

敷衍塞责的态度，决定了毕业生们一般不可能为写作论文认真花心思。从写作的方式看，拼凑型的复制粘贴写作是学生们应用范围最广的一种方法。在网络时代，越来越强大的搜索引擎使传统的查阅资料方式显得落伍，现在已经很少见到本科生为了写毕业论文而进图书馆了，绝大部分同学都是从网上找点资料，认真一点的上学术期刊网搜集一些资料，这样就省去了看大部头原著的麻烦；然后顶多花两个星期的时间进行粘贴复制加工整合，这是大部分毕业生炮制毕业论文的常规手段。特别是法学专业，因其与社会生活关联紧密、案例、新闻及理论文章来源丰富、不需要运用实验数据等特点，也使网络搜索和粘贴几乎没有障碍。

直接抄袭和找人尽管极少，但性质更严重。不过在同学们看来，“只引用一篇叫抄袭，引用十篇就叫借鉴。”当然，抄袭毕竟还要自己动手，比抄袭更省事的就是找论文。“论文”的小广告半公开地贴在高校的电线杆、宣传栏等地方，而在隐蔽的网络上，职业的业务范围就更广了。对于极个别前程无忧的同学来说，毕业论文实在无足轻重，找，或者直接从网上购买论文，就是应付毕业论文的便捷手段。

在反学术不端软件的堵截下，直接抄袭者大幅度减少，但还是有人铤而走险。“为摆脱不必要的麻烦，学生们纷纷想办法对付这款软件，其中提前找类似的检测系统‘预演’成为不少学生的选择。”学校应用反学术不端软件检测学生论文直接引起的结果，“竟是让学生学会了怎样去寻找这些软件的漏洞，从而炮制出一篇篇水分更多的文章。”在网上，还有很多讨论如何规避反学术不断软件的热帖，学生提前为论文体检又催生了专门为学生提供服务的火爆市场。可以说，在搜索、粘贴和技巧性的修改之下，毕业论文注水的程度和速度都超过人们的通常想象。

（三）论文质量不高

从写作内容看，由于东拼西凑，因此往往存在缺乏独立思考和论证、结构不合理、偏离主题、观点相互矛盾、套路一致、法学分析思维严重欠缺等问题。从写作形式看，忽略论文写作的学术规范和学校关于毕业论文规范格式的具体要求，也使得毕业论文“很难看”。

1.缺乏独立思考和论证。具体表现为，“有的毕业论文内容空洞、原则性口号多，问题与结论过渡生硬，中间缺乏水到渠成的分析；有些论文的论证基本上是对所列参考文献的复述，没能进入到识别及组织不同观点形成新观点的层面”，有些论文则基本是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的堆砌，没有自己的判断和见解。比如“盗窃罪的司法认定”、“抢劫罪的司法认定”这样的题目，学生们就把两高关于盗窃、抢劫犯罪的司法解释大量搬进来，直接作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犯罪既遂未遂等的区分依据，而不去分析司法解释为什么做出了那样的规定。

转贴于论文联盟

2.结构不合理。谋篇布局对于论文写作十分重要，它既能反映作者的写作思路，也体现出论文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论文布局的最基本要求是紧凑，“所谓的重点突出、论证严密、条理清晰、层次分明等对论文的评语，都是在论文布局紧凑的基础上得出来的。”但是，一些论文内容泛泛，无所不包论文联盟，比如把抢劫罪的概念、构成要件、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既遂未遂、转化型抢劫、拟制型抢劫、量刑等问题囊括在一篇小小的论文中，给人感觉面面俱到，重点不突出。还有一些论文，把规范刑法学的问题和犯罪学、犯罪心理学的问题搅合在一起，阅后感觉不伦不类。

3.偏离主题。下笔万言，离题万里，是对这类论文的典型概括。比如，论文题为“论正当防卫的限度”，文中却以大量篇幅解释正当防卫的起因、时机、对象、主观目的等构成条件；题为“盗窃犯罪客体研究”，文中却对盗窃罪的主体、主观和客观要件进行主要论述，等等。

4.观点相互矛盾。由于文章是对各种资料的剪切拼凑，学生在写作的时候难免把互相矛盾的观点统一在前后文中，而且往往出自不同的参考文献，照抄痕迹十分明显。例如，前文说盗窃罪的客观行为方式是秘密的，后文又说和平的、公开的盗窃也属于盗窃；前文说抢劫犯罪既遂的标准是夺取他人财物，后文又说司法解释规定抢劫罪的既遂以造成被害人轻伤或者夺取财物为标志；前文说防卫过当的主观罪过内容只能是过失，后文又大谈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都可以是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等等。

5.套路一致。法学毕业论文的题目比较类型化，以刑法中的题目为例，最常见的有关于某罪的构成特征研究；某罪的司法认定研究；论某个犯罪等等，其写作模式基本形成固定套路，一般先说明法律规定或者其他学者的现有研究观点，然后对法律规定进行分析或分析考察学者观点，最后提出自己的观点进行论证。虽然没有大的问题，但给人感觉就像新八股文，了无生气。

6.法学分析思维欠缺。不能就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有机关联，只能就一个部门法中的一个法条展开论述，没有将法理、宪法和其它部门法知识有机贯通起来，无法由点及面，从具体法律规定到多个有内在联系的规定、到部门法的原则、精神，再到法的精神去阐释具体问题，不能从综合角度给案件提出完善的解决方案，反映出学生法学分析思维的欠缺。

7.体例混乱。毕业论文写作也需要遵循一定的学术规范，各高校也对毕业论文的格式做了详细要求，但有些学生缺乏规范意识，以为只要写出一篇有观点、有事实有根据的文章就可以了。还有些学生虽然在接受毕业论文写作指导时了解了论文写作有特定的规范，但不能正确设置、运用某些规范，例如常常把注释和参考文献混为一谈，把参考文献误解为随便可以列出一堆书单，等等。

二、法学毕业论文的指导现状

（一）指导对象很被动

为了确保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质量和写作进度，有些学校（例如我校）已经建立起了一整套督促学生写作毕业论文的工作制度。以我校为例，在指导教师对毕业生进行面对面论文写作指导后，学生要根据其所选题目搜集材料、整理思路，然后提交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说明论文的研究内容和思路、研究基础，以及写作的进度计划。指导教师在审阅开题报告的基础上，提出报告是否可行，论文写作存在的主要疑难点和有效的建议、意见等。学生根据批阅后的开题报告消化资料，撰写提纲，在得到老师指导意见反馈的基础上，才进行初稿写作。在预留时间基本过半的时候，指导教师会进行中期检查，由学生填写原论文写作进度计划和现已完成的内容，老师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督促。在对初稿进行多次修改的基础上确定定稿后，指导教师要填写毕业论文指导情况表。

一篇毕业论文的最终定稿，需要经过以上各个环节的精心打磨。但是，在很多同学心目中，毕业论文不过是交换学位证书的必备形式要件。通常情况下，当指导老师对毕业生进行第一次面对面的辅导之后，学生们基本上就会在很长时间里蛰伏不动，有时甚至联系不到。大多数的毕业生都是在指导老师一遍遍的催促下才动笔和完成毕业论文的，毕业论文基本不是学生的“我要写”，而是老师的“要我写”。

（二）指导老师也很被动

在毕业论文指导的过程中，指导老师也非常被动。大多数学生不会按照学校规定的毕业论文写作制度和时间安排进行写作，指导老师既难以把握学生的论文写作进度，而且常常还要因学生最后阶段的突击提交论文而改变自己的工作甚至生活安排。不交开题报告、提纲而直接交初稿的大有人在，提交初稿后很长时间就不再反馈修改的也并非个别。对老师督促其提交论文的回答，有的学生直截了当：“我最近很忙，没有时间写论文。”有的学生甚至对老师提出的修改意见颇为不满，直接要求老师：“就这样定稿算了吧。”通常情况下，到了距离答辩的最后一月甚至更短时间，提交论文的高峰期才真正到来。有的学生甚至突击提交，一两天内就要从提纲完成定稿，催促老师马上指导修改。在这种情况下，论文指导的过程只能成为一个教学生认识学术基本规范、学会基本写作套路和完善各种材料、表格的完形填空过程。

三、法学毕业论文的答辩现状

（一）毕业论文答辩的目的和意义

毕业论文答辩是一种有组织、有准备、有计划、有鉴定的比较正规的审查论文的重要形式。通过论文答辩，对于学校来讲，可以进一步考查和验证毕业论文作者对所著论文的认识程度和当场论证论题的能力，进一步考察作者对专业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审查毕业论文是否系独立完成。对于参加答辩的毕业生来说，要想顺利通过答辩，就必须有针对性的作好准备，不仅要把论文中提到的基本概念、理论搞清楚，同时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其他概念、理论等也要明白究竟，还需要对论文中的有些问题作进一步的推敲和研究，把论文中提到的基本资料搞准确，把有关的基本理论和文章的基本观点彻底弄懂弄通。

一般而言，审阅学生所提交的论文，已能大致反映出作者对自己所写论文的认识程度和论证论题的能力。但由于种种原因，论文中有些问题没有充分展开，有的可能是限于全局结构不便展开，有的可能是受篇幅所限不能展开，有的可能是作者认为这个问题不重要或者以为没有必要展开详细说明的；有的很可能是作者无法深入或者说不清楚而故意回避了的薄弱环节，有的还可能是作者自己根本就没有认识到的不足之处等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提问和答辩，就可以进一步弄清作者是由于哪种情况而没有展开深入分析的，从而了解学生对自己所写的论文的认识程度、理解深度和当场论证论题的能力。此外，学生在写作论文中所运用的知识有的已确实掌握，能融会贯通的运用；有的可能是一知半解，并没有转化为自己的知识；还有的可能是从别人的文章中生搬硬套过来，其基本涵义都没搞清楚。在答辩过程中，答辩委员把论文中阐述不清楚、不确切、不完善之处提出来，既可以检查出作者对所论述的问题是否有较广的知识基础、创造性见解和充分扎实的理由，也可为学生完善论文提供启发性思考。转贴于论文联盟

（二）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答辩的现状

“有学者建议，鉴于我国的论文答辩太多，且多集中在每年5-6月，学士学位论文可以不进行答辩。如果非要进行，论文联盟抽取其中10%足矣。”尽管学界或社会公众对于本科毕业论文是否需要答辩还存有异议，但开设法学本科专业的各高校对毕业论文答辩都相当重视。答辩时间在一年前已经确定，答辩委员会成员一般也在3-5人，根据学生实际答辩情况的不同，答辩成绩被分为优秀、良好、中等、合格、不合格五个等级。

计划与市场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三维显示;商业化;SID会展

中图分类号:TN949.199 文献标识码:B

3-D Goes Deep at Display Week 2010

Jenny Donelan

(Information Display magazine)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isplay Week has featured special sessions to demonstrate 3-D. For 2010, with the technology clearly on the commercial horizon, the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Display has designated dedicated sessions for 3-D papers. The 2010 technical program will feature nine sessions on 3-D technology: Polarization-Based Stereoscopic Projection Displays, Crosstalk in Stereoscopic Displays, Autostereoscopic Displays,Autostereoscopic-Display Measurements, 2-D/3-D Switching for Autostereoscopic Displays, Human Factors of 3-D Displays, Volumetric and Integral Imaging, 3-D TV and 3-D Video, and Novel 3-D Displays.

Keywords: 3-D displays; commercial; Display Week

引 言

尽管三维显示技术并不能称之为全新的技术――一提到三维显示,人们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早在新维多利亚时代就有的立体视镜,以及上世纪50年代早期的恐怖和科幻电影,然而该技术最近的发展势头的确令人耳目一新。在世界的许多地方,选择观看一部新电影的三维显示版本还是“常规”版本已经是很常见的事情。根据美联社的统计,2009年共有20部三维显示电影发行,而2008年这个数字仅为8部。北美地区的三维影院也从2008年的1,514个发展到2009年的3,548个,增加了一倍以上。尽管三维电影仅占去年电影总发行量558部的4%,但票房收入却占到了总票房收入的11%。因此,较小屏幕显示器的制造者也急于抓住这一机会,今年初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会上大量三维电视的展示就是很好的证明。许多制造商了新款的三维电视,而零售商巨头如Best Buy和沃尔玛,或者已经开始销售三维电视,或者计划在今年下半年销售三维电视(图1所示为LG展示的三维电视样品)。

上述市场动向表明,至少在电影领域,如同许多技术在普及之前一样,三维显示同样面临“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三维显示器只有在播放三维显示影片时才可以显示出真正的优势,同样三维显示影片只有通过三维显示器播放才能达到最佳的观看效果。显示器制造商希望市场上先有足够数量的高质量三维显示影片来确保对三维显示器的资源需求,而影像内容制作者则希望在开发可立体显示的影片之前,消费者已经有了方便观看三维显示影片的显示器。现在,华盛顿大学机械工程系资深研究员、SID三维技术副主席Brian Schowengerdt称,目前产业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时点:即三维显示器开发商开始确信将会有足够数量的三维显示影片来拉动三维显示器的市场,反之亦然。三维显示影院系统开发商RealD致力于坚定影院拥有者和制片人的信心――三维显示影院与影片将有一个强劲互动增长,并指出导演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这样的名人就为电影制片人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范例。近期三维电影的大量涌现也为三维显示器在家庭娱乐市场的普及提供了发展初期的重要片源数量积累。在家庭三维领域,许多重要的制造商(三星、索尼、LG等)已经开始生产或者准备生产三维电视。索尼已经以最公开的方式宣布三维显示将成为整个公司的一个主要发展重点,涵盖许多产品平台(电视机、游戏机和摄像机等)。

1 三维显示分会

基于上述原因,同时也由于有大量三维显示相关论文提交,今年的SID增加了专门的三维显示分会来迎合这股潮流。Schowengerdt称,“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与三维相关的论文数量的增加。”然而,任何关注三维显示,希望追踪所有相关文章的人都面临一个挑战,它们不是一个分会或一个会场所能涵盖的。Schowengerdt说:“三维显示器的主题贯穿所有领域。” 事实上,在今年9场三维分会上,7场是联合分会,包括投影、显示测量、应用视觉以及其它领域等。

2 趋势:三维电视和裸眼三维

毫无意外地,在今年的专题讨论会中,三维显示电视的发展是论文研究的主要动向之一。比如有一场论坛报告内容完全是三维显示电视和三维视频的研究。Schowengerdt称有两篇论文非常引人关注:SMD公司Baek-Woon Lee发表的“Novel Simultaneous Emission Driving Scheme for Crosstalk-Free 3D AMOLED TV”(新型同步发光驱动设计无串扰的三维AMOLED电视)和三星电子Dae Sik Kim发表的“New 240-Hz Driving Method for Full-HD and High-Quality 3D LCD TV”(新型240Hz刷新频率的全高清和高品质三维液晶电视)。在视频领域,由台湾大学Chao-Chung Cheng发表的“An Ultra-Low-Cost 2-D/3-D Video Conversion System”(超低成本2-D/3-D视频转换系统)和“3D Video Framework Design for FVV Realization”(为FVV设计的三维视频结构)也是值得关注的论文。

另一个在SID上从不同方向进行讨论的主要议题是裸眼三维技术。尽管已经令人惊喜地证明了消费者愿意戴上特殊的眼镜来观看如“阿凡达”这样的三维电影,然而要求让眼镜消失的意愿也很强烈。Schowengerdt说:“不需要眼镜就获得高保真的三维显示是最高目标。”

三篇论文体现了裸眼三维技术的发展趋势,微软公司Adrian Travis发表的“Backlight for View- Sequential Autostereoscopic 3D”(视频连续的全息三维显示的背光)、3M公司John Schultz发表的“Directional Backlight Lightguide Considerations for Full Resolution Autosterescopic 3D Displays”(高解析度全息三维显示屏的定向背光方向设计)和“Directional Backlight Timing Requirements for Full-Resolution Autostereoscopic 3D Displays”(全解析度全息三维显示屏的定向背光时序要求)。Schowengerdt说这些论文受到关注是有原因的,首先,后两篇论文表明3M已经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三维显示技术;其次,三篇论文都通过背光的设计而不是利用透镜阵列使得左眼和右眼获得不同的图像,这将使显示屏的全解析度得到应用。

日本信息和通讯技术研究所Shunsuke Yoshida发表的“Prototyping of Glasses-Free Table-Style 3D Display for Tabletop Tasks”(用于桌面任务的裸眼三维显示屏模型)也受到关注。本文探讨了当三维显示器置于水平方向而不是垂直方向时必要的特殊考虑。这种新型显示器是一种倒锥形,使观众能够坐在周围观看。这种整体的形式和显示器能够使每个观众都能看到正确的立体视图。

另外,其它值得关注的问题还包括建立检测和开发三维视频和显示器的标准,以及为消除能够降低立体效果的左、右眼串扰问题的解决方法等。

3 特殊的三维电影活动

本届SID研讨会涵盖了上述提到的三维显示技术的各个方面,但需要记住的重要一点是,从最开始,三维显示技术的发展就与娱乐产业密不可分。为体现这一结合,今年显示周在5月25日星期二晚上,举办了一个特别的三维显示电影活动。在一台专门的30in大荧幕上播放三维短片,内容是三维电影制片人以及这个快速发展产业内其他相关人员的谈话。

参考文献

[1] 3-D boosts box office worldwide to record $30 bln. /s/ap/20100311/ap_en_mo/us_b- ox _office_year_end.

[2] Wal-Mart to Carry 3-D TVs in Select Stores. /wal-mart/wal-mart-carry -3d -tvs-slect-stores-18846.

[3] /united/3D.

作者简介:Jenny Donelan,《Information Display》杂志社主编,E-mail:。

(北京维信诺科技有限公司 邱勇

计划与市场论文范文第6篇

1996年，第一届APEC中小企业技术交流会议在东京举行。多家成员经济体的企业参加了这次活动，取得良好效果。

1998年10月7日至14日，第二届技展会在山东省烟台市召开。中国国务院吴邦国副总理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来自APECl8个成员体、3个观察员及国内22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参加了大会。中外客商3万余人，其中海外客商4000人。展览会标准摊位1056个，其中其它成员体426个。共达成各种合资、合作意向504个，签订内外贸易、劳务及销售合同达54.5亿元。其中合作项目257个，协议金额14.7亿元，贸易额14.7014亿元，国内贸易额20.425亿元，展会销售额1.2亿元。会议征集到来自中国、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4个APEC成员体中小企业的198篇论文，经专家委员会评审，其中100篇论文入选《第二届APEC中小企业技展会论文集》。

2001年，中国是APEC各项活动的“主场”。当年8月，APEC第八届中小企业部长会议、APEC中小企业工商论坛、APEC中小企业展览在上海市举办。部长会议通过了《上海宣言》，明确：“APEC技术交流暨展览会将长期在中国举办”。从此，技展会按照“双年展”的模式在中国定期举办。

2004年6月2日至6日，第三届技展会在青岛市举办。国务院曾培炎副总理和APEC秘书处向大会致贺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马凯主任、山东省委张高丽书记致辞。展会吸引国内外参观者15万人，其中境外客商6000余人；出口成交1.09亿美元，国内贸易成交2.67亿元；签订合作项目102个，项目总投资3.7亿美元。五场技术交流、五场论坛及跨国采购洽谈会取得丰硕成果。展览会展示面积2.2万平方米，展位1140个，参展企业674家，其中126家企业来自APEC16个成员体，548家企业来自中国19个省、市、自治区。

2006年5月18日至21日，第四届技展会在青岛市举办。国务院曾培炎副总理向大会致贺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欧新黔副主任做主题演讲。APEC秘书处陈仲全执行主任、越南计划投资部阮玉福副部长及多位驻华大使、世界500强多位亚太地区总裁出席会议，21个成员体都派团组参加了会议和相关活动，实现了APEC各成员体的大团圆。展览会展示面积5万平方米，展位1600个，参展企业1000余家，全面展示了APEC成员体及国内中小企业的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成果、大会取得圆满成功，得到来自APEC秘书处和国内外来宾的普遍赞誉。

2008年5月30日至6月2日，第五届技展会在青岛市举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刘铁男副主任做主题演讲，为帮助国内中小企业更直接地了解相关国际热点问题，大会举办了6场专业论坛和技术交流活动，包括APEC中小企业对话500强暨APEC中小企业服务联盟论坛、APEC中小企业节能减排论坛、APEC青年经济领袖峰会、中国香港企业投融资论坛、亚太生物燃料论坛和美国经贸投资说明会，专业听众2000人次以上。

展览会展示面积3.5万平方米，展位1202个，APEC成员体700家中小企业参展，100多家境内外采购商和采购团到会采购，国内29个省市组团参会，境内外专业观众超过4万人次，其中境外超过1／10，累计出口成交4.16亿美元，进口贸易额1258万美元，国内贸易额7.56亿元。达成协议外资项目55个，总投资15.65亿美元，协议外资5.50亿美元。各项成交数据均创新高。期间还举办了新产品、新技术项目交流会、环保项目推介及对接洽谈会、国际采购配对洽谈会等配套活动，为中小企业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及投资合作提供机会。

通过多年的努力，APEC中小企业技术交流暨展览会已成为APEC各成员经济体发展中小企业经贸合作的首选平台，技展会成为APEC各项经贸活动中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活动。“APEC技展会”已经成为品牌，受到APEC各成员经济体的认同和高度评价。

计划与市场论文范文第7篇

SSME术语的由来

我们第一次听到“服务科学”这个词，是2004年初来自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亨利・伽斯柏教授，他是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科技管理学教授兼哈斯商学院开放式创新研究中心执行长，被誉为“开放式创新”之父。他当时提醒大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IBM奠定了计算机商业基础，在60多年前，IBM帮助建立了“计算机科学”的学科。伽斯柏教授建议IBM同样要对自己的服务商业赋予科学的关注。2004年连续召开的三次重要会议开始了这个历程：首顿研究所召开“全球可扩展企业时代的业务”会议，伽斯柏教授召集一个突发性的会议专题和一些教授集体讨论开创“服务科学”的概念，在座的大多数人都持怀疑态度；第二次是当年5月份IBM研究部在纽约州约克镇的哈茨召开“需求商务的架构”会议，IBM研究部的主管，保罗・洪，IBM服务商业咨询研究院的主管基尼-诺曼蒂都以描述“服务科学”的需求作为会议的开场白，这次会议最后形成一本以此为题目的白皮书；当年11月是第三次，在加州圣何塞的IBM奥梅顿研究所召开“21世纪的服务创新”会议，来自于许多相关学科的科学研究和教育人员在一起讨论围绕服务创新的特殊研究课题和教育的方向，最后，服务科学的范围还包括工程和管理的领域，由此人们就开始沿用一个更为广泛的题目：“服务科学、管理和工程”，即SSME。

这一系列会议的发言最后被IBM的温蒂・摩菲和卡内基一梅隆大学的比尔-哈夫里汇编成“服务科学、管理和工程”一书，由我主译、杭州国际服务工程学院部分教职员工翻译的《服务科学、管理和工程》一书已经在2011年10月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服务科学、管理和工程》（SSME）是一本综述论文集，服务科学、管理和工程（SSME）是一门正在兴起的全新学科，再加上服务学科――覆盖面极其宽阔的复合学科、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其全貌目前还不可能被人们认识清晰。全世界的学者、研究人员和从业者正在从自己所熟知的专业、学科和知识开始，试图了解、认识和掌握服务这个新兴产业和学科的内涵。

21世纪前分散和孤立的服务产业研究

上个世纪，产业界的人们已经意识到服务产业和农业、工业之间的差异性，但是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全面、本质的描述，尤其在是否能够形成一个特定的新兴学科上面，还没有达成共识。时任花旗银行副总裁的林恩・肖斯塔克在1977年就开始关注服务市场学，长期以来对各种类型的服务进行特殊性研究，并试图与产品进行区分。1977年，他在《市场营销学刊》上发表了著名的《从产品营销中解放出来》一文，代表了企业界对服务营销研究的呼吁和参与，是服务营销研究全面展开的标志性文章，该文提出一个“分子模型”，用以比较服务与有形产品的区别。进入80年代，美国双子座咨询公司的高级副总裁约翰-贝特森（他曾是里佛尔兄弟公司的品牌经理和飞利浦的营销经理、北美服务营销关系学派代表）和德克萨斯州A&M大学的伦纳德-贝瑞等人撰文支持肖斯塔克的观点，并对服务区别于产品的特征作了归纳：服务的无形性、同时性、异质性、不可储存性。著名管理学家、哈佛商学院教授西奥多・莱维特从运筹学和工业工程的研究中很早就知道服务流程需要与产品生产流程不同的重建，有关由交互组件形成服务系统的想法远远超出人们所常用的服务概念。美国著名数学家约翰-罗艾丹早在1962出版专著《随机服务系统》，提出运用优化等候和排序等数学运筹学方法进行服务流程方面的计算。理查德・察思1978年在《哈佛商业周刊》上发表重要文章《回顾“什么是客户在服务运营中的位置？”接触理论的背景和未来的发展》，由于他强调并确认了客户在现代服务理论中的重要位置，故此其客户接触理论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作用和影响力，其中包括企业和客户在生产过程中的交互系统。2002年，美国学者弗农・史密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在与人类行为相关的心理分析应用和实验经济学研究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弗农-史密斯奠定了实验经济学的基础，他将经济分析引入实验室，发展了一系列的经济学实验方法，并为通过实验进行可靠的经济学研究确定了标准；利用心理学和经验科学的方法对传统的经济学研究提出了大胆创新，修改了传统的经济学基本假设，开创了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等经济研究新领域，只是没有明显地指出可以应用在服务产业之上；经济学也已经区分开无形的服务与有形产品的生产。法国经济学家让一克洛德-德劳内和让・盖雷在1992年就关注服务经济学的特殊性，他们两人所著的《服务经济思想史（三个世纪的争论）》梳理了经济思想史中不同年代的经济学家对服务的不同理解：追溯了古典时期和马克思的服务理论；介绍了20世纪30～70年代之间逐渐获得影响力的三次产业理论和“后工业社会”思想；最后探讨了20世纪后期出现的“新工业主义”，该观点强调工业是服务业扩张的基础。传统管理理论产生于制造业，不符合服务业自身的特点和需要。顾客参与服务过程，服务质量取决于顾客感受，这是服务活动区别于制造活动的最基本特征。这个特征以及服务活动的其他特征说明传统的、产生于制造业时代的管理理论很难解决服务活动中存在的许多管理问题。当然，这并不是否定传统管理理论在解决服务企业管理问题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传统管理理论在解决服务管理问题时的不适应性足以说明我们有必要学习并建设一套真正适合于服务业的管理理论。

21世纪后开始服务科学的系统研究

跨入21世纪以来，2004年，美国学者斯蒂芬・法戈和罗伯特-拉什提出了“服务逻辑”的新课题，其发表的关于服务主导性逻辑的论文引发了国际范围内对服务观点的热烈讨论，学者们普遍认为服务不仅仅是一项活动和一种市场提供物，还是一种价值创造，这是一次服务科学研究里程碑式的飞跃。芬兰市场学家克里斯琴-格罗路斯教授执教于芬兰赫尔辛基瑞典文经济与管理学院，他进一步指出，顾客才是真正的价值创造者；企业采用服务逻辑可以参与到顾客价值生成过程当中，企业的市场提供物应该扩展到企业与顾客之间的互动，这样企业才能成为顾客价值的合作创造者。

图1和图2展示了产品和服务主导逻辑的差异：产品生产系统和产品消费系统可以完全分离，服务和消费系统则不可分割；产品分为甲方和乙方来组织生产和消费，服务必须要求各方在交流互动中共同生产；产品生产完成后可以储存，服务的生产和消费是同时进行。

服务科学必须要用跨学科、边缘学科、复合学科的方法来进行研究、改进、创建和服务创新。广义地讲，人们开始认为服务是价值的共创，不同个人与组织通过沟通、交流、计划和其他有目的地进行知识密集的交互而获取有益改变的过程，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服务科学是系统性地发现和探索价值共创的原理和方法，以此帮助人们理解和改进所有价值共创过程。

价值共创有许许多多的形式，根据人类活动的广泛差异性，可以按照内容、劳动力和风险性来区分。传统的服务部门包括交通运输、零售、医疗健康、娱乐、专业服务、信息技术服务、银行和保险等等。一个组织，例如银行提供服务，是通过为客户安全地存取其资金而使其获益。很显然，没有存款客户的银行不可能存在；同理，没有银行提供的专业能力，客户也不能方便地通过各种方式（支票、自动服务和银行分店）使用自己的资金。因此，价值是在两者交互中实现创造。一个更为广泛的解释是所有经济活动都依赖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共创过程，稍微有点特殊的是所有经济活动本质上都是以服务换取服务的交易，关键点是具有不同能力和资源的利益相关者通过这些能力和资源的交互作用，最终估价并接受其所产生的结果。

目前在国际上已经出现许多不同理论和方法，它们可以帮助人们探索理解并改进价值共创的原理和途径。专注在服务上的学科类别可能包括市场学、运筹学、工业工程、信息系统、计算机科学和经济学等。现代计算机科学关注网站服务和服务导向的计算领域，这些有助于改变由许多小型组件所搭建的计算机程序和应用软件。

要假设一个单门学科覆盖所有的服务领域，也就是说一门综合理论和方法的科学能够把目前存在的所有学科综合在一起，并能应用到如此广泛的价值共创现象之中，至少服务科学已经能够促进来自于不同学科的各国科学工作者在服务领域的对话。有些共性是很显然的，其他也已经有进展。例如，有关服务主导逻辑的理论就是服务科学研究的里程碑之一。服务的基本定义是与另一方进行的能力交换，服务经济交易的目的是交换服务。获得其合乎逻辑的结论是：有效地翻转“产品主导”理论还需要引入服务作为主要的类型来研究。根据服务主导逻辑而不是传统的对服务的误解认识：劣质的、无形产品的、依附于有形产品的服务能力，其实质掩盖了服务是以服务交换服务的本质。对服务本质这样深刻的认识转变是非常困难的，也不是每一个人能认可的，更重要的是，这并不总是容易地得到共识。

服务科学发展的未来趋势

有关服务科学将来的发展，重点将关注在建立真正的跨学科服务科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前景。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伊弗特-古默桑教授给出了个人的对服务内容以及服务作为场论其历史性的思考，还撰写了关于服务是多学科之集成的文章《服务的未来姗姗来迟》。美国营销学家斯蒂芬-格鲁夫和瑞曼德-菲思克在1993年的文章《服务的演进和未来：搭建和扩展多学科领域》中提供了他们关于服务研究的历史视角以及各种有关研究（学科）方面可能或不可能走到一起的认识。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主任迈克・戈尔曼则在文章《服务科学贸易领域中通用性课题及其角色》指服务科学为不同领域中承担交易员并经纪各种知识的一类学科。美国IBM吉姆斯-斯巴尔、英国剑桥大学任广杰（译音）和迈克・格瑞格里审阅并更新了2004年的《剑桥报告》，其中给出了服务科学的关键定义，并在《剑桥―IBM SSME白皮书修订稿》中综述了来自于各国服务创新路线图的国际协作进展情况。日本横滨IBM东京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日高一义在文章《日本的服务科学、管理和工程》中披露了在日本的服务研究和教育活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曼彻斯特商学院服务研究中心伊恩・迈尔斯、琳达-麦考利、克莱尔・马克汉姆和芭芭拉・琼斯在《创新和技能：未来的服务科学教育》一文中将服务技能需要和服务科学教育相联系。

计划与市场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毕业论文；影响因素；问卷调查

作者简介：蒋惠凤（1980-），女，江苏常熟人，常州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江苏 常州 213002）

基金项目：本文系常州工学院教学改革研究课题重点项目（项目编号：J120306）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4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4）02-0201-02

本科毕业论文是本科教育教学重要的实践性教学环节，是高校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内容。毕业论文既是对学生在大学期间专业学习的总结深化，也是对高等院校教学质量的综合检验，论文质量不仅反映了学生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科研思维的养成程度和写作技巧的运用程度，而且折射出学校教育教学的质量和水平。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学习注重实践性，较少涉及到学术研究，因此导致毕业论文指导和写作产生一些质量问题，指导老师在指导论文时常常事倍功半，而学生在论文写作时常常无从下手，因此有必要对毕业论文中存在的问题、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从而找出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路径，发展和完善教育教学管理方法。

一、调查方案设计

本次调查以无记名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了常州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2013届毕业生及参与2013届毕业论文指导的相关教学管理与指导的老师。学生的调查问卷共发放397份，有效回收率为93.45%；指导老师的调查问卷共发放70份，有效回收率为77.14%。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1.对毕业论文意义的认识

关于如何看待毕业论文的撰写这个问题，有21.83%的学生认为没有必要，有78.17%的学生认为有必要，是毕业必须的过程，也是对大学所学知识的总结。说明相当一部分学生根本没有学术研究的兴趣，因此对于论文采取排斥的态度。尽管如此，对于另一个问题“认为自己的论文写作态度如何？”仅有不到5%的学生认为自己是应付过关或极不认真的，其他95%以上的学生认为自己对待论文很认真，所以从主观上来说，大部分学生能认真对待论文。

影响学生写作态度的因素依次是哪些？调查结果显示，排名最前的是就业压力，由于所调查学生中91.91%毕业后去向是工作，面临极大的就业压力，不得不花很多时间跑人才市场，寻找实习单位，希望尽快找到适合的工作，毕业后马上进入心仪的工作岗位。排名第二的是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完成的时间安排与求职时间冲突，因此导致精力无法集中。指导老师对论文写作的督促也是影响写作态度的重要因素，在论文写作的各个环节被认真指导和严格要求的学生明显能克服惰性或调整安排，认真对待论文写作，论文质量也能得到保证。

2.毕业论文撰写前准备

虽然毕业论文的实际撰写安排在大四学年，但是论文的撰写需要系统的知识积累和写作训练，因此毕业论文撰写前的专业知识储备，是否有相关的写作训练，对科研论文的写作是否有足够的了解等都会影响毕业论文质量。

（1）对“毕业论文写作前是否有专门的学术论文写作培训”的调查结果显示：83.02%的人回答在毕业论文撰写前有安排过论文写作培训。对于这些写作培训，28.03%的学生认为有很大帮助，44.74%的学生认为帮助有限，有10.24%的学生认为此类培训没有任何帮助，有16.98%没有参加过集中培训。培训方式主要是大规模讲座或小范围内指导老师非系统的指导，调查结果显示这样的培训方式并不理想。

（2）对“在撰写毕业论文前的科研情况”调查结果显示：18.6%的学生参与过课题或调研活动，通过交叉分析，主要是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做一些市场调研活动或者专业课程中需要进行一些社会调查；仅有1.62%的学生写作且发表了论文，说明在平时的课程学习中很少有学生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学术能力。22.37%的学生写作但未，平时在课程学习中，有的课程也会要求撰写小论文，但是大部分小论文的质量都未达到能发表的标准，可见缺乏创新性或实践性。一半以上的学生认为自己没有写作过学术论文，可能是因为平时课程中并没有要求写小论文，或者要求写小论文时并非自己认真查资料、认真思考后写成，极有可能是东拼西凑而成。

（3）对“论文写作过程和要求是否了解”的调查结果显示：66.85%的学生清楚了解写作的过程，33.15%的学生并不清楚具体写作流程，只是跟着指导老师的要求完成相关的内容。对于论文写作的详细要求有2.16%的学生表示不清楚，58.49%的学生表示基本清楚，仅有39.35%的学生表示非常清楚写作要求。学生对写作要求、评价标准不熟悉，就很难确立一个适当且明确的目标，对写作流程不熟悉，也很难制定好适合自己的写作计划，这些都不利于论文质量的提高。

3.对选题的调查

毕业论文是由选题、学生撰写与教师指导交互的过程管理、答辩等诸多环节所构成的综合性实践教学，其中选题是首要的关键环节。

（1）论文选题来源调查结果显示：59.57%的论文选题是学生自己感兴趣的课题。第二大来源是指导老师指定一个选题。有部分学生在写作中期会出现选题无法完成的情况，而这些选题往往是指导老师指定或是学生不熟悉的热点问题，学生自主选题的效果比较好。究其原因，研究是一个艰难且枯燥的过程，研究工作的进行往往以研究者极大的求知欲及对所研究问题的极大兴趣为持续的支持力和驱动力。在进行毕业论文选题时，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将自己所要从事的研究课题与长期以来经过学习与思考并发生兴趣的问题联系起来，不仅可以使学生持续地获得支持力，而且也可以提高学生自己进行毕业论文研究的责任感，因为自己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承诺。所以学生在平时的课程学习中选定某个研究方向，对某些专业问题能有所思考，在撰写毕业论文时集中精力研究某个专业问题，能有效提高毕业论文质量。

（2）对论文选题类型的调查结果显示：371名被调查者中有88人选题类型是调查研究类的，占到总数的23.72%。比重为10%以上的其他选题类型依次是案例分析、理论研究、文献综述和理论应用。

4.对资料收集的调查

一般本科毕业论文在选题确定之后，开始进入资料收集阶段。资料主要分为文献资料和数据资料，资料来源主要有社会或市场调查、生产实践、次级数据库。调查结果显示，文献资料主要是通过学校图书馆、专业书籍、网络资源（如知网、百度文库等）获得。数据资料主要从次级数据库，如统计年鉴、政府或其他部门所公布的专门数据、调查公司所出售的专业数据库等获得。调查显示，在撰写论文的整个过程中，数据资料的收集花费了很多时间，查找文献的途径较少，影响了论文的质量。

5.对论文撰写的调查

（1）对“毕业论文的主要环节按重要性程度由大到小进行排序”的调查结果显示：论文选题是学生认为最重要的环节；其次是构造论文框架，拟定提纲；采集数据，收集文献资料位居第三，研究方法或论证方法位居第四，文献梳理被排在后面，可见学生在论文写作前对相关文献的阅读、思考和理解还偏少，很多人都没有认识到文献的重要性，或者没有办法收集到足够的文献资料，在论文中的文献综述只是能找得到的论文的简单堆砌，并没有对以往相关研究进行概括总结从而提出自己的观点。

（2）对“撰写毕业论文的困难按照综合得分进行排序”的调查结果如表1所示。“专业水平低、基础知识不扎实、最新理论研究不了解”是撰写毕业论文遇到的第一只拦路虎，在排序中位于第一，且远高于位于第二的“资料搜索困难”。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目前学生能使用的专业数据库比较少。从“撰写毕业论文前的准备”的调查中可知，作为应用型本科的学生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学术论文的指导，也没有相关的专业训练，毕业论文是第一次真正撰写学术论文，因此“写作能力不足的缺陷”成了第三只拦路虎。排序第四的是“缺少指导”，排在前面的三大困难意味着学生的写作能力和经验均不足，几乎是一片空白，需要手把手从头教起，因此需要的指导时间更长，指导内容更详尽。作为本科老师，平时还有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导致了时间和精力上的冲突。排在第五的是“写作时间紧张”，虽然下达论文任务是在大四上学期，实际撰写论文的时间大多是大四下学期，而这段时间刚好是考研、考公务员、考职称或证书，跑人才市场、面试、实习等的时间，就业压力压缩了撰写论文的时间。论文选题一般，没有创新性，外文翻译水平不高，无科研经费等也是论文撰写中遇到的困难。

6.对教师指导过程的调查

（1）关于指导老师的指导内容，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指导最多的是审阅论文并批改，371人中有282人选择。其次是帮助选题，有273人认为老师的指导对于自己选题的确定有帮助。位于第三的是论文撰写过程中给予辅导，比重为67.92%。这一调查结果表明教师在指导论文时要加强过程管理，注意增加平时的辅导和管理，而不能只是注重开始的选题和最后论文的修改。

（2）关于指导方式的调查，结果显示有一半以上选择定期集中讨论和指导的方式，频率一周一次的居多，占比为55.53%，两三天见导师一次的占比为19.41%，半个月见导师一次的占比为23.72%，交流时间间隔在半个月以上的仅有1.34%。论文指导主要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来完成，在见面不方便的情况下，大多选择电话沟通、短信交流、电子邮件和QQ等沟通方式。学生和老师都认为面对面交流的沟通方式更有利于学生阐明问题和老师帮助解决问题。

7.对答辩环节的调查

答辩环节是进一步考查和验证学生对所写论文的认识程度和当场论证论题的能力，因从主观上学生不愿意参加答辩，关于是否希望参加论文答辩这个问题，38.01%的学生回答不希望，但是也有61.99%的学生回答希望参加论文答辩，原因可能跟论文答辩对提高论文质量所起的作用有关。按照学校有关规定，论文答辩中提出的问题需要学生修改完成后才能定稿，而答辩的过程恰好是学生重新思考和论证自己论题的过程，答辩时答辩小组提出的问题是几位老师集思广益之后的结果，对此进行修改可以大大提高论文质量。

三、提高应用型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对策

从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日常教学实践中发现，毕业论文并非是个孤立的环节，提高毕业论文质量应当将整个教学过程这个大系统划分成若干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分别建立自己的质量管理体系，确定质量目标，并把构成体系的基本要素（过程）一一区别开来，增强过程之间协调程度，促使各大管理环节有机结合，最大限度实现预期质量目标。毕业论文教学环节就是教学大系统中的一个比较关键的子系统。因此应从系统的角度提出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对策。

从调查中发现，专业水平低、学术论文写作能力差是学生在撰写毕业论文时的最大障碍，也是影响毕业论文质量的重大因素。因此需要以专业特点为基础设立教学目标，以社会和市场变化为导向促进创新，将学生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纳入教学计划，以全流程思想为指导建立系统化的毕业论文教学体系，将写作能力的培养分阶段渗透到日常的教学生活中。对同一批学生的培养应成为一个系统工程，既不存在重复阶段，也不提出过高要求，使得学生的论文写作能力能循序渐进、逐步提高。毕业论文正式撰写前期写作能力的培养可以分为六个阶段：选定专业方向，阅读指定文献，做读书笔记，了解学术论文撰写需掌握的要素；结合社会问题和专业研究热点，指定题目，检索相关文献，做读书笔记；指定题目，做文献综述，学习如何从只会简单摘录前人的研究成果转变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提出新的观点，解决新的问题；指定题目，设计文章框架，学会围绕一个主题，重点突出，有理有据地阐明观点，解决问题；指定范文，练习方法，模拟做论文；自定题目，做论文。平时教学中注重毕业论文能力的培养也有助于学生对相关文献和资料的积累，减少毕业论文撰写的时间，同时在毕业论文撰写阶段也能减少对指导老师的依赖。因此，将毕业论文的教学纳入整个教学体系中，统筹管理，能解决大部分论文写作中的困难。

参考文献：

[1]武云亮，陈阿兴.本科生论文质量的影响因素——基于财经类应届毕业生的问卷调查[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2，（10）：87-91.

[2]童绍玉，李秀寨，等.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提升途径研究——基于大学研究性学习的视角[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

计划与市场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城市化;基础设施;投资效率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具有城市基础设施特征惊人相似的中国近期的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在缓慢上升。论文 这也意味着国民经济越来越倾向于要用更大的投资增长才能换来以往仅用较小投资增长就能换来的经济增长。近期一系列投资指标表明,中国投资规模加速扩大所获得的经济增长并不理想,虽然2003年以来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财政政策尤其是城市化基础设施的投资在中国经济集约增长中的作用渐露端倪,但地方政府城市化投资仍然显高速提升阶段,加上国家增发的几百亿国债和银行增加上千亿的配套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投资,这对加快城市化进程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起了一定作用。

一、城市化进程中的基础设施“超前”发展论

基础设施(或称社会分摊资本),是指为直接生产部门和人民生活提供共同条件和公共服务的设施和机构。一般包括运输、仓储、发电和输变电、供气、供水和排污等城市设施,以及与农业有关的灌溉系统等等。广义上来理解,基础设施还包括教育、科研、环境和公共卫生以及整个司法、行政管理系统。本世纪50至60年代,围绕着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模式问题,西方曾展开了一场论战,在这场论战中,美国经济学家罗森斯坦──罗丹等提出了基础设施超前发展论。

罗森斯坦──罗丹认为,基础设施存在供给上的“不可分性”,主要表现在(1)基础设施存在“配置上的大规模的初始集聚性”基础设施项目规模宏大、配套性强,必须同时建成才能发挥作用,因而一开始就需要有大量投资作为创始资本。例如,要建成一个水力发电站,不仅需要整修河道、建筑水坝和水库,而且需要建设电站建筑,购买电机设备、修筑公路、安装通讯设施、建造有关生活服务设施等等。(2)基础设施有“较长的酝酿期。”与直接生产部门比较,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投资资金难以在短时期内回收。以交通运输业为例,一般铁路的建设需要5-8年的时间,加上建设前期的准备工作,往往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大型运输网的建设则往往需要几十年的时间。(3)基础设施还具有技术先行的含义。蒸汽机的发明、电力和无线电技术的出现,微电子技术、卫星通信和原子能技术的问世,既构成了现代工业技术革命的主要内容,又为现代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它们是工业技术变革的先驱,是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

基础设施超前论正确指出了基础设施本身的特征及其对于直接生产活动的先行作用,对于基础设施缺乏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更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毕业论文 但是,从实践上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由于基础设施的供给不能满足直接生产活动的需求,基础设施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这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这主要是因为,首先,短期内很难筹措到大量资金投入基础设施的建设;其次,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周期长所引起的时滞效应,增加供给的弹性较小,很难适应直接生产部门需求迅速增长的需要。要使基础设施服务的供需平衡,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此期间,由于已经形成直接生产部门的资产存量的不完全流动性,压缩需求的结果,并不能导致基础设施供给的增加,只能使直接生产部门与滞后的基础设施在低水平上保持平衡。这样就会导致直接生产部门生产能力的闲置和社会资源的浪费。

二、政府投资的低效率

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其具有规模大、配套性强、资金密集、技术上具有不可分割性以及回报期长等特点,所以一般都由政府投资(在我国除少量的利用bot方式引进一些外商投资外,民间投资几乎没参与),而政府投资则会带来经济中的非竞争性。这一非竞争性将导致两个结果:(1)它使本来已经处于缺损状态的市场体系及其内在机制更不健全,从而抑制了市场的正常发育。(2)一般的垄断行为可以带来高收益率,并提高资源配置的局部效益,但政府投资的非竞争性实际上很难带来高收益。财务绩效不佳是不同社会投资下国有企业运行的共同特征,其原因很多,比如计划工作的失误、大部分处于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的政策性亏损、投资与定价决策的官僚程序、国有企业难以向经理人员提供足够的激励、国有企业还有较多地受制于政治过程和服务于广泛的社会目标,如此等等,加之政府投资体制改革的滞后,政府行政干预加上部门利益、地区利益的作用,在投资规模扩张过快时,更易造成部分投资项目决策缺乏科学依据和相应程序。概括在说,发展中国家,市场缺损招致了低效率,而弥补市场缺损的政府投资又固化了低效率的格局。

当前,国家采取加大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力度、扩大内需、启动经济的办法,对于发展我国经济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固定资产的投资从决策到实施,会出现“时滞效应”,即投资要经过一个时间过程,才能显现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职称论文 由于项目施工建设需要有一定的建设周期,在投资项目的建设周期里,其投资完成额一般呈现一条从低到高再到低的“马鞍形”投资曲线。目前我国大中型项目的平均建设周期为3年半左右。第一年的投入一般占项目建设投资的10-15%,第二年占40-50%,第三年占30-40%,第四年占10-15%。它表明项目的投资高峰一般出现在第二年和第三年。固定资产投资活动本身的这种规律决定了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一般是在项目实施后的第二年才会明显表现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在安排年度投资计划时,一方面要考虑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掌握好当年投资的强度,同时必须考虑在建总规模增长的合理性,防止由于在建总规模增长过大而导致以后年度出现投资和经济过热。

三、政府投资会挤出民间投资

经济的增长,归根结底在于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而物质财富的增加则根源于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利润率的提高。因此,企业投资增加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动力。只是为了弥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缺陷,才由政府将社会资金的一部分集中起来,然后再将其一部分用于社会急需投资的产业或地区。政府投资虽然有利于经济全局,但由于增添了中间环节,加入了许多人为因素,其效率自会大打折扣,由政府扮演主要投资人的角色常常会导致投资过度和投资效率的下降。

更为难以操作的是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即在社会资金总量一定的情况下,政府投资规模增大,民间投资规模就会被迫缩小。这是因为政府支出或赤字的增加可能造成投资的减少。如果政府在增加支出的同时不提高税收,由此产生的预算赤字将导致政府借款的增加。这又将减少私人部门可借资金的供给。由此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政府借款将挤出私人投资。由于挤出效应的存在,政府在资本市场上与私人厂商和个人竞争。如果可用资金的数量是固定的,则由于政府获得较多资金(以支持赤字),厂商将只能得到较少资金。在最极端的情形,政府支出(税收固定)以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方式挤出投资:政府所作赤字支出越多,厂商所作的私人投资就越少,政府支出的增加根本不会刺激经济。另一种极端情形是,国家可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以固定利率借到所有想借的资金。于是,政府借款并不排挤国内投资,而是仅仅引起资金从国外到国内的流动。但是,事实可能介于两者之间:随着政府获得较多资金,一些额外资金从国外被吸引过来,一些人的储蓄较其他情况下多,因此可用资金总额有某些增长;与此同时,有一些投资被挤出,以至于增加的政府支出提供给经济的总刺激要比预计的小。当然,挤出效应的大小还可能依赖于经济是否有大量超额生产能力,假如经济沿着总供给曲线的水平部分运行,在此时的均衡价格下,经济所生产的实际产出的水平远未达到其生产能力,增加政府支出而不减少其他商品的产出是可能的;相反,如果经济沿着总供给曲线的垂直部分运行,在此时的均衡价格下,经济所生产的产出不可能有较大提高,政府支出的增加必然被国民产出某一其他组成部分的减少所抵消,即必然存在挤出效应。

四、投资结构过于倾斜

投资结构失衡会导致资本效率难以提高,产业经济学理论表明,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一般经历农业社会、轻工业社会、重工业社会(包括能源、交通、原材料和重加工业等)和后工业化社会。我国目前处于第三阶段,即重工业社会,理应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和重加工业。留学生论文 而且,据有关资料表明,在人均收入140-1120美元的发展阶段,基础设施的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将由16%提高到30%。这充分显示了基础设施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和中期具有超前发展的客观必要性。我们也不否认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成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或“基础工业”战略而迅速地实现了工业化,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反映投资结构倾斜的工业化战略并未取得满意效果。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实施的“基础工业”战略过分强调基础设施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片面地追求基础工业在经济运行中的“后向联系”的效应,机械地认为重化工业在国内乃至国际经济运行中具有很高的比较优势利益,而将本来就稀缺的资本资源投入于关键产业中,这不仅加剧了资本资源的稀缺性,而且由于市场缺损、技术、组织、制度等诸多复杂的原因的综合作用,这些所谓以资本密集为特征的“关键产业”并未发挥较强的联动机制,因而,关键产业的投资效率就显得极不理想。

不仅如此,对基础设施投资过度而形成的发展中国家倾斜的投资结构还导致了社会总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最严重的莫过于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发展滞后的问题。而农业投资缺乏导致的农业生产率提高缓慢正强有力地牵制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步伐。

五、基础设施过度超前会造成资源的闲置浪费

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必须优化中国经济结构,要降低投资的比例扩大内需,形成消费投资和出口共同拉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协调健康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应该先发展基础设施部门,有了它,就会“诱发”直接生产部门的建立,因而应大

力超前发展基础设施项目。这种观点有偏颇之处。事实上,基础设施的经济价值最终要体现在实现的运输量上,没有实实在在的运输量,其外部效应也无从谈起。如果基于一种超前性的考虑,在没有多少现实运输量需求的情况下,就提前修好一条公路,乃至一个机场,而且时差很长,比如说10年以上,这就会造成很不经济的情况。由于运量不足,公路或机场虚设,势必造成资源的闲置浪费。这与那些卖不出去的楼堂馆所和豪华别墅在经济价值上大打折扣没有什么区别。除此之外,在这漫长的时间里,还要不断地追加维护保养费,如不及时养护,很多设施就会破损或报废。这种长期没有相应经济回报的公路投资和养护费用,其投资效益是很低的。

因此,在目前扩大国内需求、基础设施投资大量增加的宏观背景下,要避免把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过于理想化。在考虑上项目时,要综合考虑其资源的潜能和市场的前景。 参考文献:

[1]洪银兴等.城市化模式的新发展[j].经济研究,2000,(12).

[2]陈仲伯等.城市资本化经营策略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3,(04).

[3]郜建人等.城市基础设施运营管理模式变迁与发展趋势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2004,(03).

[4]谈镇.城市化进程中的制度创新[m].名人出版社,2002.

计划与市场论文范文第10篇

一件终生悔痛的事

到1964年,随着国民经济渐渐从三年大灾害的低谷中恢复起来,重新认识价值规律的思潮日渐成型,而它的发生中心就在孙冶方领导的经济研究所。

开头炮的是中共早期最高领导人之一(1900～1976年,曾用名“洛甫”)。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被定为“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首领之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了一名“特约研究员”。1964年2月,时年64岁的写出《试论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新内容》一文,鲜明地提出了新价值规律―积极倡导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搞自由竞争。

的文章显然鼓励了其他思考者。5月,时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的薛暮桥写了3篇关于价格问题的论文,提出粮食价格的购销倒挂问题,建议提高农村中返销粮的销售价格,提高到购销拉平,以此为突破口,理顺已呈僵化态势的物价体系。6月,薛暮桥的论文在经济所进行了讨论,会上,孙冶方和顾准都赞同他的观点,顾准还专门写作了《粮价问题初探》一文,倡议提高粮价和煤价,降低人民币对外汇率。此外,经济所的年轻人杨坚白、张卓元及何建章等人,也纷纷,主张以资金利润率作为评价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标准,以生产价格为基础定价。这些观点都聚焦于计划经济的弊端,市场和价格的自由化成为焦点。

进入1964年的秋天,这股市场化的思潮受到了批判,“极左”理论家们组织了多场座谈会,对这些观点进行清剿。在这一过程中,孙冶方被锁定为最主要的批判对象,他是经济所的所长,而自由化言论大多出自该所。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由理论探讨迅速升格为政治斗争的大辩论中,吴敬琏扮演的角色是尴尬的。

在过去的几年里,孙冶方对吴敬琏非常器重,他们的经济观点也比较接近,可是在这场批孙斗争中,用吴敬琏自己的话说,他成了“批孙”的积极分子。

在晚年的口述中,他说,原因有两个。

第一,是思想上的原因。吴敬琏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一文中阐述的理论,基本上秉承了在《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以及列宁在《论我国革命(论尼・苏汉诺夫札记)》中的观点,即认为共产党执政,先是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改变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经过一个漫长的过渡性阶段,逐渐消灭资本主义的种种残余,其中包括按劳分配、商品交换等资产阶级法权。如果这一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孙冶方就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认定生产力的发展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演进的基础,而价值规律、货币交换等等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然组成部分。

第二,是人事上的原因。自1961年之后,吴敬琏就被属于管理的于光远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组征调去写书,与科学处的一班人十分熟悉。而此次,派出的进驻经济所的工作组,就是从科学处抽调的。1964年春季,编写组去东北考察调研,吴敬琏和陈吉元原本是应当随队前往的,然而,于光远却把他们留了下来,为工作组即将进驻而向他们摸底。所以,当工作组进所批孙的时候,吴、陈以及周叔莲就成了被利用来“批孙”的骨干。

“吴市场”的由来

早在1988年年初,广东省和广州市经济研究中心举办了一个研讨会,提出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正名。中央领导看到有关报告后,让马洪组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人员对此进行一个讨论,任务落到吴敬琏身上。3月份,吴敬琏和他的同事胡季写出专题报告《关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几点意见》,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引证分析。他们认为,“商品经济”是同自然经济相对立的一种经济形式,而“市场经济”则是与“命令经济”或“统制经济”相对立的概念,“市场经济”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命令经济”通过行政命令配置资源,而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正是用前者替代后者,因此,可以叫“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领导人对这个意见的批示说,“这是一个可以和应该深入讨论的理论问题”,党中央在1987年成立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组(由郑必坚、龚育之牵头),对此进行更深入的探讨。7月15日,《人民日报》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是一种市场经济》为题,发表了吴敬琏和胡季的那篇报告,这也是中央党报上第一次正式出现“市场经济”这个名词。

然而,随着此前物价“闯关”的失利,对市场经济的研讨不但全面停滞,甚至出现了完全相反的理论思潮。

1989年10月28日,《光明日报》刊发《中国不能完全实行市场经济》一文,其观点与一年多前的吴敬琏和胡季一文观点截然相反。

10天后的11月7日,吴敬琏接到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孙尚清通知,要吴随他去中南海中区西楼参加一个会议,总结1989年“70天”的经验与教训。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计划派与市场派展开了第一次针锋相对的论战。

据吴敬琏在口述史中回忆,会议一开始,第一个发言的是财政部科研所的原所长许毅,他原是华东税务管理局副局长,调任北京后,与吴敬琏一度很熟悉。他洋洋洒洒地讲了一个半小时,中心意思是,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改革出了毛病,本来应该计划取向的,却搞了市场取向,导致重复建设、通货膨胀、贪污和诸侯经济等这么多的问题。

接下来,吴敬琏也洋洋洒洒地讲了一个半小时。他说,自己对许多现象的看法和许毅的观点很相似,但是对这些现象的原因分析,和他的距离很大。对于中国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确实需要冷静的思考,人们在十年改革中得到了许多利益,为什么还有不满?他分析了通货膨胀、分配不公和腐败横行三大社会问题的根源,认为主要根源是发展战略和改革进程出了问题。发展战略上的问题是急于求成,用各种手段支撑高速度,改革的问题则是不明确到底要把原来体制下的哪些东西改掉,要改成什么样的体制,改革的具体道路不清楚。改革初期走放权让利的路,用承包制等方法“调动积极性”,这些做法早在50年代就搞过。应当用新办法,扩大市场的作用,而如果按放权让利的思路搞下去,会出现很严重的恶果。

对于那种认为腐败等现象都是由市场取向改革造成的看法,吴敬琏表示不能同意。最后,他还推荐香港汇丰银行一位经济专家的文章,此文论证说,股份公司只是一种管理形式,它可以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也可以在私有制基础上建立。他的发言至此,许毅打断他说,这一点我和你绝对对立。

那天,一个上午的会就只有他们两人发言,旁边的人大多没有参与争论。

吴敬琏的观点在很多人看来无疑是非常“危险”的,他把自己孤立在了“主流”之外。就在他与许毅展开论战的同时,全国范围内正在展开一场针对民营经济的整顿运动。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记载,1989年下半年,全国个体户注册数减少300万户,私营企业从20万家下降到9.06万家,减少一半多。中共中央还专门下发文件,明确规定,“私营企业主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来是党员的,可以暂不考虑劝其退党。这个政策所透露出来的政治信息,是不言而喻的。

在公开的报刊上,种种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声音喧嚣尘上。

1990年年底的一天,吴敬琏的老朋友乌家培给他打来电话。在寒暄数语后,乌家培小心翼翼地询问说,“你知道最近外面给你起了一个什么绰号吗?”吴敬琏茫然地说,“不知道。”乌家培说,“计委那边有人说,目前北京经济学界有三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有计划’(指有林),一个是‘吴市场’,还有一个是‘杨承包’(指杨培新)。”

也就是从这时起,“吴市场”这个绰号不胫而走。日后吴敬琏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谈及,“‘吴市场’对我完全不是美称,当时是很厉害的贬义:‘和中央不保持一致’”。

“一言毁市”

2001年的1月,也许是吴敬琏一生中最富戏剧性的一个月份。

1月1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2000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的颁奖晚会,吴敬琏无疑是最耀眼的获奖人。

1月9日和10日,证监会先后宣布对两家叫亿安科技和中科创业的上市公司立案侦查,原因是涉嫌操纵股价,沪深两市为之一震。此前,经过一年酝酿,国务院和证监会决定把加强金融监管、打击证券市场的犯罪活动作为2001年金融工作的重点。

1月12日,吴敬琏在上海就庄家操纵股价的问题接受了央视记者的采访。就在这次访谈中,他说:“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而且很不规范。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坐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现在中国市场上操纵股价的一类是中介机构;一类是上市公司的某些知情人,即有内幕消息的人;还有一类就是资金的供给者,可以是银行,也可以是其他的资金供给者。他们共同密谋以后就低价吸纳。炒作的办法大概有两种:一种是关联机构互相炒作、互相买卖,买卖非常频繁,把价格炒上去。另外一种就是由有关的上市公司放出利好消息,然后把股价拉升上去。当他们发现有中小投资者或局外的大投资人跟进的时候,就偷偷地跑掉,把后来跟进的人套住,这时股价就不断地往下跌。”

在对庄家和基金进行猛烈的抨击后,吴敬琏的矛头进而直指中国资本市场的定位,他批评道:“不要把股市变成寻租场,由于管理层把股票市场定位于为国有企业融资服务和向国有企业倾斜的融资工具,使获得上市特权的公司得以靠高溢价发行,从流通股持有者手中圈钱,从而使股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寻租场’,因此必须否定‘股市为国企融资服务’的方针和‘政府托市、企业圈钱’的做法。”

1月13日晚间,央视《对话》节目重播温情脉脉的《感受吴敬琏》。1月14日晚,《经济半小时》播出《吴敬琏评说“庄家”》专题节目。这一节目的播出时间与揭开打击股市“黑手”的大幕正好重合,这为后来“吴敬琏一言毁市”的话柄提供了“依据”。

1月14日,国务院召开“全国银行、证券、保险工作座谈会”,政府关于必须对触犯刑律者绳之以法的部署在业界悄然传开。庄家们仓皇抛盘出逃,导致了1月15日深沪两市的股价应声大跌,此后更是连跌3天。中国资本市场自1999年5月19日之后,一路上行一年半,到此出现了转折点。半个月前还一片叫好的舆论开始出现分歧,有人把气撒在吴敬琏头上,认为他的言论让众多投资者损失惨重,是“一言毁市”的罪人。

1月17日,有论者在《金融投资报》上发表《学者的偏激与现实的冲撞―兼与吴敬琏先生商榷》,对吴敬琏的“毁市”言论提出挑战,第二天,当即有人回敬以《股市下跌与吴老何干》的文章,争论从此开始。

1月20日,《证券市场周刊》刊发《股市的花样年华还有多远?》一文,对吴敬琏的观点一一进行驳斥,将吴氏论点归结为三,一是“论”,二是“全民炒股论”,三是“市盈率过高”。此文作者的观点是:将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证券市场称之为“大”,显然有一些情绪化;“全民炒股”现象并不存在,所谓“全民”应该只是针对较发达城市的居民而言;多数公司的股价高估的问题并非特别严重,占市值24%的绩优股的股价存在低估的可能。最后,文章还略带调侃地设问道:“有人假设,如果吴敬琏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情况会怎样?”

在整个1月下旬,吴敬琏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全国所有的报纸、网站上。因为事关数千万人的钱包―当时沪深两市的开户投资数为5800万,这场关于中国股市的争论很快呈现白热化的趋势,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民众参与度最高的经济话题论战。

2001年1月24日,是吴敬琏的71岁生日,也是农历的大年初一,他在百味杂陈中度过了第一个古稀之年。春节过后,股市继续下挫不止,短短4天内跌去8%,稍歇了10来天的论战炮声再次隆隆响起。

2月8日,《证券市场周刊》再度发难,刊出一篇“伐吴檄文”,题为《九问吴敬琏》,文称:“酝酿此篇之前,本来计划向吴敬琏先生作一个专题采访,被吴先生的夫人和秘书婉拒,未能成行。现将采访提纲发表于此,我们等待吴先生的解答,并以期得到各方的有益见解。”

尽管在过去的很多年里身历百战,但面对这种汹汹而来的舆论质问,吴敬琏还是显得有点措手不及。更大的碰撞还在后面。

2月11日下午,5位经济学家―厉以宁、萧灼基、董辅、吴晓求、韩志国联手在北京科技会展中心召开了一次记者恳谈会,与吴敬琏公开辩论,这也将本次“股市大辩论”推到了最高潮。

五人中,厉以宁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董辅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名誉院长,萧灼基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吴晓求时任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韩志国时任北京邦和财富研究所所长。

这次恳谈会由萧灼基教授现场主持,而活动的组织者为韩志国,曾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经济编辑室主任,1991年,吴敬琏那篇著名的《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就是在他的大胆支持下发表的。但此时,他成了吴敬琏的猛烈的反对者,在恳谈会一开场就说:“现在股市已经到了很危急的关头,如果这场论战的赢家最后是吴敬琏,那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场灾难。”所以,“必须约见记者,全面反击吴敬琏关于资本市场的种种言论”。恳谈会上,5位教授轮番发言,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5位教授一致认定,他们与吴敬琏的最大分歧“实际上是要不要股票市场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股票市场是一个只有10岁的孩子,而且还是一个得了病的孩子。在孩子得了病的时候,不应该把他掐死、扔掉,而应当诊断病因后对症下药,使他健康地成长。恳谈会的主持人萧灼基在总结时说,“通过这次讨论,我认为有10个问题可以达成共识”。这些共识包括:股市不是,不是零和游戏,是创造财富的重要途径,发展股市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股市不仅有一般功能,还有特殊功能,就是推动国企改革;股市不可能一开始就规范;对市盈率要客观辩证地看待;股市投机不可避免;全民炒股是好事;对股市要采取关怀爱护的态度,而不是采取简单责备、打压、谩骂的态度,等等。

在这次恳谈会上,连吴敬琏的动机和专业能力也受到了质疑。吴晓求说:“说股市是,这是一个非常感情化的宣泄,这种概括不是专业化的理性精神,这是一种比较平民化的、感情的宣泄,能博得一般被套的中小投资人的认同。”韩志国针对吴敬琏说的一段话是:“他有一个重大缺陷,即仅仅推崇实体经济,站在实体经济的立场评价虚拟经济,当然越看越不舒服……他内心是反感股票市场的。”

第二天,“五大经济学家群战吴敬琏”的新闻登上了全国媒体的显著版面,它不但非常重要,还带有很强的娱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