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范文
时间：2023-12-26 17:35:56
简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篇1
一、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转变政府职能。按照“小政府、大社会”和精减、统一、效能的原则，合理确定乡镇职能、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对所辖个乡镇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进行了机构改革。个中心镇设置了个行政部门，即党政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社会事务管理办公室、科教文卫计划生育办公室，其他个乡镇设置个行政部门。清退乡镇聘用人员，裁减超编人员，对现有干部实行民主推荐、竞争上岗、择优录用。同时，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科学界定乡镇政府的职能和机构设置，切实减少行政审批，从抓生产经营，催种催收，真正转变到落实政策、行政执法、提供服务上来。
二、广开分流渠道，妥善安置富余人员。对于分流人员的安置，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一是鼓励机关干部领办创办各类示范服务基地。二是鼓励机关干部从事个体私营经济。三是鼓励机关干部到村和企业任职。四是鼓励机关干部停薪留职，与机关脱钩，“下海”施展本领。
三、调整教育资源配置，推进农村教育改革。通过合班并校、合理定员、竞争上岗、择优选聘等措施，调整优化农村中小学布局，精简优化教师队伍。按照危房改造同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相结合的思路，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从实际出发，本着“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共合并撤消了处中小学，使农村中小学由原来的处，减为现在的处。仅减员和学校合并两项，每年可节约财政开支万元。并计划通过三年努力，把农村中小学压缩到处左右，使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基本到位。，
四、改革农村财务管理制度，加强农村财务管理。一是进一步完善体系。按照“严格条件，择优选拔”的原则，调整配齐了农村财务管理人员名，并报县组织部备案管理。二是建立农村财务代管中心。在农村财务“双代管”的基础上，今年月份，全面推行了取消村会计，建立农村财务代管中心的改革工作。三是加大审计监督。特别针对群众关心的焦点、热点问题进行了重点审计，审计结果公布于众。四是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全县统一制定了“六个统一”的农村财务管理办法，即统一账证，统一科目，统一资金管理，统一记账时间，统一报表时间，统一张榜公布农村财务管理制度，下发了《建立农村财务代管中心意见》、《农村财务管理实施细则》，从而解决了农村乱花乱支无度问题。对村级出现的经费缺口，通过取消村级招待费、严格控制村干部职数、经费定额管理、完善“一事一议”制度等措施解决。
简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篇2
一、农村城镇化为农村社会福利改革提供了契机
农村城镇化已经打破了农民原有的生活格局，这一经济变革对国家政策的制定及实施起到了制衡的作用。因此，在农村城镇化的带动下，对建立在二元经济结构基础之上的农村社会福利制度进行改革已势在必行。农村城镇化将在以下几方面为农村社会福利改革提供有利条件：
（一）农村城镇化所伴随的农民土地的缺失亟须农村社会福利改革。农村城镇化后农民失去了土地这块天然保障，失去了这块承载着他们太多期望的生存保障。这时，他们的唯一出路就是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成功创业，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生存发展。否则，他们将面临着比城镇化以前更为无助与艰难的境地。而人地分离又是农村城镇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这种矛盾的产生急切呼吁一个两全其美之策的出现，它既能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又能保障农民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而农村福利保障制度恰如其分地承载了这个功能，因此这个历史重任就理所当然地落到了社会福利保障的肩上。而此时，我们的政府及立法机关也应该真正担负起决策者的角色，制定出完整的系统的农村社会福利政策及其法律，这样会使得农民在历史性的大规模失去土地后，拥有了土地之外的依附心理和安全感，在社会心理下始终保持着平衡，从而没有后顾之忧地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中生存并从事创造性的劳动。因此，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要想彻底斩断农民与土地的天然联系，使他们彻底摆脱对土地的依附心理，成功地进行转型，对现有的农村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进行改革，已是政府的唯一选择，也是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农民不公意识的加剧亟须农村社会福利改革。农村城镇化后，农民将置于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背景下，他们面临着同样的机遇与挑战：均完全脱离土地，只身于市场经济大潮中创业和竞争，他们需要国家和社会提供最基本的公共设施及公共福利，同样面临着工业化和社会化大生产所带来的下岗、失业、贫困和人类所固有的年老、疾病等社会问题。而我国农村社会福利制度是建立在二元经济体制下的二元福利制度，这就注定了它具有先天性的制度性不平等和政策性不平等，这种福利制度剥夺了农民的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利，农民只拥有形式公民权利而无实质公民权利。他们无法得到国家与社会提供的福利与保障服务。广大农民长期徘徊在社会福利保障的边缘。而土地的拥有使他们对这种二元经济体制及其配套下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得到了默许和忍受。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土地的缺失再一次唤醒了农民的平等意识，唤醒了他们对社会福利保障的渴望。因此，农村城镇化力求消除长久以来我国原二元经济体制，实现城乡统一协调发展，共同迈向现代化。然而，我们所要求的农村城镇化不仅是二元经济体制格局的消除，实现城乡经济上的平等，也是城乡居民制度、政策及身份等方面的平等，是整体平等而非局部平等。只有这样的城镇化才是真正的城镇化，深深刻在农民身上的“农民”烙印才得以完全消除，农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才得以恢复，这样也能够增强他们的主人翁意识，以便以良好的心态积极投身于农村城镇化建设之中。因此，原有农村社会福利体系的延续只会加强农民不公的心理，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而进行农村社会福利改革是唯一行之有效的办法。
（三）实践证明，农村城镇化需要农村社会福利保障保驾护航。理论的正确性往往需要实践来加以检验和证明。而被誉为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的成功经验正是说明了农村城镇化需要农村社会福利保驾护航。众所周知，华西村的城镇化建设是突飞猛进的，成绩是卓越的：华西村全村共有80户，1，520人，面积0.96平方公里。2001年起，吴仁宝和华西人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分五统”和周边的16个村组成了大华西村，面积由原来的0.96平方公里扩大到达30平方公里，人口由原来2，000多人增加到达3万多人，而与之相伴随的是华西村的高福利、高保障。福利由华西村统一发放，村庄由华西统一规划建设。引用华西村一名非常精辟的话说：基本生活包，老残有依靠，就业靠勤劳，小康步步高。正因为有了社会福利保障作坚强的后盾，华西村的经济建设及城镇化才取得了如此大的成绩。
综上所述，国家所倡导的农村城镇化道路已为农村社会福利改革带来了大好机遇，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二、农村社会福利改革将加速农村城镇化发展
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认为，迁移行为发生原因是迁出地的推力因素和迁入地的拉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推力即存在着迫使居民迁出的自然、经济和社会压力；拉力即存在着吸引居民迁入的自然、经济和社会压力。在此过程中，也存在着阻碍人口自由流动的各种制度障碍。根据物理原理，我们可以对此作简易理解：动力+拉力-阻力=城镇化的进程。在我国现有状况下，农村因素即为动力，城市因素即为拉力，在此对这两种因素不再详细论述。我们所看重的是其中的阻力。阻力在此为一个变量，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变量也可用简单的数学符号来加以说明：阻力可正可负，如果是正数，那么阻力就变为推力，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将推进城镇化进程；如果为负数，那么阻力就是名副其实的阻力，所起的作用是消极作用，将抑制城镇化的进程。而在中国二元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农村社会福利制度无法为农民提供安全有力的保障，它只能使人们忧心忡忡，对农村城镇化充满恐惧，进而使他们缺乏勇气和信心去投身于小城镇建设。因此，对于农村社会保障的缺乏所造成的农村城镇化主体的瑕疵对农村城镇化进程无疑是一股巨大的阻力。而农村社会福利保障的灵活机制需要人们将这股强大的阻力变为巨大的推力。因此，这时我们的政府作为决策者应该挺身而出，及时改革农村福利政策，为农民铺上一层安全网，真正将农村社会福利变为农村城镇化的强大动力，加速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因此，与农村相配套的农村社会福利是一部加速器，对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将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否则，将适得其反。
主要参考文献：
[1]祝怀刚.农村城镇化研究评述.山地农业生物学报，2005.5.
简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篇3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改革；文献综述
新一轮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总体安排中，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路是：以县为单位统一法人，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进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进一步完善合作制的产权制度改革。对于产权制度改革的成效，理论界和有关部门看法不一。
一、关于股份制改革的争论
宁国芳等（2004年）认为股份制具有明晰的产权功能，可以有效解决农村信用社所有者缺位问题；具有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功能，可以有效解决农村信用社民主管理难以落实的问题；具有与生俱来的吸纳资本的功能，可以有效解决农村信用社抗风险能力薄弱的问题；天生具有较强的权利制衡的特征，有利于排除行政干预。陈林生（2008年）认为股份制改造为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实现的最终归宿。实行股份制是法人治理结构的内在要求从资本金补充渠道看:农村信用社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应按照巴塞尔协议的规定满足资本约束要求,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通过股份制改造,可以充分吸收各类机构投资者通过吸纳各类型投资者,以此建立资本金长效补充机制,增强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范静（2006）认为股份制改造以后，农村信用社出于经营利润的考虑，其原有的三农业务和机构均面临较大幅度的调整和转型，在信贷的效益选择机制面前农村商业银行难以取得商业银行利润最大化目标与支农义务之间的均衡，这势必会造成传统农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金融抑制。
二、关于合作制的争论
殷孟波，翁舟杰（2005）认为农村信用社应坚持合作制，他们从交易费用的角度剖析合作制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方向是打造真正的合作制而不是选择股份制。他们认为，当前，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目的是如何建立起一种与农村地区实际情况相适应的（也就是交易费用较低的）信贷资金供给体制，以满足农户的融资便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而从农户生产经营的特点看，其融资便利性对贷款供给的具体要求包括：一是要适应农户、农业生产高风险、低收益的特点；二是要适应农户抵押担保能力差的特点，对农户提供贷款不能强调抵押担保条件；三是要适应农户贷款需求小额零星的特点，贷款操作必须方便灵活，手续简便；四是要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显然，在提供融资便利的目的下，在农村信贷市场交易费用的约束条件下，股份制不是最优答案，变异的、行政捏合的合作制也不是我们的选择，而按照合作制原则组建的真正合作制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可见，农村信用社改革方向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真正落实合作制原则、为合作制正名的问题。
潘志刚，许湘平（2003）认为我国农村信用社实行的合作制与现实环境相容性低，制度失灵现象严重，制度效率低下。建国五十余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我国经济体制、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农民思想观念等发生了巨大改变，已很难满足经典合作制制度结构所要求的效率条件。当前各地农村信用社普遍出现的诸如追求盈利、聘用社外人员承担经营管理职能、对外负债等各种背离经典合作制原则的所谓“异化”现象，不能简单地归咎为农信社经营管理者思想认识问题，它实际上是广大经营管理者在长期经营实际中，为克服合作金融的种种内在制度弊端，自发地对不适应现实环境的合作制制度结构进行改造和修正，追寻存在于新制度内的外在利润而进行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三、关于股份合作制的争论
持肯定观点的认为，股份合作制是把合作制作为为其成员谋福利的基本原则和股份制聚集分散的生产要素形成规模使用的特殊功能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具有独立的组织目标、组织功能和形态特点的经济组织形式。股份合作制既是吸取股份制的各自优点、优势，克服各自弱点、弊端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新型企业产权制度，是一种富有创新意义的现代企业制度，又是乡镇企业改革发展的方向。徐光增、赵聘婷(2004)认为股份合作制的农村信用社能够顾及农户、农村个体及私营企业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充分体现大多数入股额少的小股东的意志，从而从股权结构、治理结构上确保了改制后的农村信用社不偏离“三农”的方向，能够达到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目标。
持否定观点的认为合作制与股份制是两种不同的企业财产组织形式，一个企业，或者实行合作制，或者实行股份制，不可能同时实行合作制与股份制，也不可能把合作制与股份制合为一体。股份合作制企业制定一种共同规范的思路是不可行的，它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不规范的具有过渡性的企业制度，如果要把它规定为一种企业形式，则会引起一系列的经济和法律问题。宗涛（2003）认为农村信用社实施股份合作制难以解决所有者缺位和抗风险能力弱的问题。
张乐柱(2005)认为股份合作制是一种转轨经济形态，它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经济组织形式。首先，股份制和合作制在财产实现方式等诸多方面是相互对立和难以相容的。其次，股份制和合作制均是经过长期优化和市场选择而产生的，都各有一套基本的规范。它们在制度结构上具有稳定性，在责、权、利诸方面形成了一种制衡机制。只要改变其制度结构中的任何一个制度要素，就有可能打破均衡，使这种制度结构发生解体。这样的经济组织形式不具备长期存在的空间，它只是一种运动中的过渡形态。
当前农村信用社改革究竟是采取合作制取向，还是采取股份制取向，以及二者兼而有之的股份制取向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王双正（2008）认为关键是要充分考虑我国各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的差异性，将农村信用社改革纳入到如何建立一个立足于大农业、大市场并能够满足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同层次需求、组织形式多元化、功能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这样一个大格局中统筹考虑，在此基础上构建明晰的农村信用社产权结构及其合理的组织形式。
参考文献：
[1] 宁国芳 朱冬梅 刘德仲：当前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的缺陷及相应对策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9)：89-91.
简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篇4
第一阶段大体是1978～1983年。主要标志是1980年中央发文推广安徽农村改革经验。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建立“联产承包，分田单干，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村经济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分田单干”，本质是把农民从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农民获得了有限的生产自。这一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一次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大难题。并且农民首次有了剩余，有了现金积累。这一阶段的改革可以简单地解读为以劳动效率的提高换取粮食等农产品的增产，改革的制度收益是每亩净增250斤粮食（以粮食主产区为例，下同）。
第二阶段的大体是1983～1990年。主要标志是中共中央1984年1号文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产供销、种养加、贸工农”一体化的农村综合发展经济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准许农民“离土不离乡”，本质是把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允许农民“综合发展”——发展乡镇企业（主要是加工业、建筑业、流通服务业）。这一次改革，顺应和保护了农民在乡村创业的积极性，乡镇企业很快成为国民经济的半壁河山，第一次结束了新中国商品短缺的历史。这一阶段的改革可以简单地解读为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转换为现金收入和资本，改革的制度收益是一部分地方和一部分农民先富了起来，农村约1％的农民成为老板，约10％的农民成为乡镇企业的职工。
第三阶段大体是1990～1996年。主要标志是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建立“市场配置农村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为主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经济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准许农民“离土又离乡”，本质是把农民和农村各种资源从乡村解放出来，允许农民在更广阔的空间和领域创业发展。这一次改革，把有寻求新的发展机会能力的农村老板和又敢闯敢冒的青年农民从农村解放了出来，让农民在全国范围内、几乎所有的领域里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机会，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在城乡异地创业就业的积极性，一大批农民企业家在全国范围内的各个领域异军突起，一亿多农村劳动力异地就业，沿海劳动密集性产业突飞猛进，大城市经济圈高速扩张，小城镇也呈现大发展之势。这一阶段改革的制度收益（就农村而言）是农民非农业收入超过了农业收入，每年民工的劳务收入高达6000～8000亿元（每个农民工收入6000元）。
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逻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改革改什么？开放放什么？改革就是要革除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的弊端，开放就是要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总的目标是解放生产力。
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突破口是经济体制改革，着力点是解放农民和扩大农民生产经营的权力。
第一步改革开放就是把农民从的桎酷中解放出来，给了农民组织农业生产的自和农产品的收益权。随之，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空前地释放出来，劳动生产率得以极大的提高，农民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绝大部分是自己的。随之，农民有了积累，有了购买能力，有了投资的冲动。农民购买力的扩张，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农民的积累，为农民创办乡镇企业提供了原始资本。
第二步改革开放自然而然就是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即离土不离乡），给农民在本乡本土发展乡镇企业的自。随之，一部分农民跳出农门，在农产品加工业、建筑业、流通运输业等领域大显身手，一部分有一技之长的农民首先成为万元户、十万元户、百万元户，农村涌现出一大批农民企业家，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离开土地成为乡镇企业的职工。一个乡镇企业就像一艘大船，企业家就是船长，农民工就是船员，经过几年的发展，乡村的沟河港汊已满足不了他们扬帆启航、乘风破浪欲望了。
第三步改革开放自然而然就是将农民企业家和农民工从乡村中解放出来（离土又离乡），给农民企业家以更大的发展领空间，给农民工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寻找就业的机会。农民企业家和农民工的流动，成为当时最活跃的发展力量，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整体性提升。
农村经济改革的逻辑过程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公营退民营进”，是按照两根主线展开的。第一条主线是放开对劳动力的束缚，过程为：束缚在制度里——放开到责任田里——放开到乡村社队里——放开到全国城乡。第二条主线是对农民开放经营领域，过程为：没有经营权——经营责任田——在社区范围内经营乡镇企业——在全国范围内几乎所有的行业经营（几大特殊行业除外）。
经历了上述三步，农村经济改革开放的大局已定。经济改革开放必然要求政治改革开放的同步进行。政治改革开放的逻辑过程应该是“官权退民权进”。农村政治改革开放在80年代与经济改革开放是基本同步的。
当分田单干把农民从的体制中解放出来时，客观上已经把的经营职能让渡给了农民。中央随之在1983年作出决定，撤销和生产大队，建立乡镇人民政府和农村村民委员会。至此，政社合一的经济高度集中、政治高度集权的体制消失了。随着经济改革开放的发展，民间力量在农村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的确立，客观上要求国家将乡村公共事务的决策权让渡给民间，1983年开展了村民自治、直选村主任的试点工作，乡镇的供销合作社、食品公司等经营部门开始改制，国家给予部门的经营特权退出。应该说，这一时期的总体改革思路是清晰的、符合逻辑的、朝着总体改革方向前进的。但是，从80年代的后期开始，农村政治改革开放的步伐停了下来，有的改革甚至是背道而驰的。农村政治改革开放的滞后和倒退，是直接导致了90年代农村衰落的重要原因。
三、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负面作用
农村经济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分田单干，每亩增加粮食产量250斤。当时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每亩上缴50～60斤粮食就可以了。农民得到了约200斤/亩的实惠，这是第二步经济改革开放的物质基础。
由于政治改革开放的滞后，官权不仅没有退，相反还前进了。1985年以前，一个乡镇政府的财税所一般3人左右。到后来，财税所分成了财政所和税务所，再到后来，税务所分成了国税所和地税所。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报道过的湖北省监利县红城乡财政所105人，如果加上国税和地税的人，超过了200人。1985年以前，乡镇党委政府的机关人员一般不会超过20人，到90年代，乡镇下面又设置了管理区，乡（镇）区的机关人员一般都在100人以上。80年代，村级民办小学的老师都是民办教师，到后来全是公办教师了，一个公办教师的工资待遇是四个民办教师的总和，美其名曰是为了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实质上是教育特权垄断的结果。1985年以前，农村的征粮征税成本大约10％，到90年代中期，农村征税成本高达90％（农村税费现在已经不够发县乡干部的工资了）。
到1987年，农民每亩土地的负担需要100斤粮食；到1990年，农民每亩土地负担70元，折合粮食250斤/亩；到1994年，农民每亩土地负担150元，折合粮食约300斤/亩；到1998年，农民每亩土地负担180元左右，折合粮食400斤/亩。进入90年代，对乡镇企业的乱收费开始泛滥，此时，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国家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中西部乡镇企业面临双重压力，加上农民负担过重，农民消费能力下降，农村市场萎缩，尽管1994、1995、1996三年粮食涨价，也没能扭转中西部乡镇企业开始走下坡路的局面。到1997年，中西部地区农村普遍出现种地负债经营，农民要靠打工收入缴纳各种苛捐杂税。
由于农村政治改革滞后，机构和人员过度膨胀，恶化了农村的发展环境，加剧了农村资本、人才的外流；由于农村政治改革的滞后，乡镇政府及其部门成为村民自治最大阻力，村民自治十几年几无进展，乡村矛盾尖锐、干群关系恶化。毫无疑问，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是农村凋敝和各种矛盾交织的重要原因。
四、农村改革没有捷径可走
我们总希望改革有捷径可走。其实，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改革的初期、中期都明确无误地指出：政治改革必须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政治改革不同步，经济改革也会走回头路。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对的。
简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篇5
新中国50 年，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持续增长，农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农业主产品供需基本可以保证总量平衡。大多数农产品的人均占有量达到或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尤其是在人口增长翻番、人均耕地面积相应减少了一半的情况下，仍实现了粮食产量翻番：分别从1949 年的410 亿斤/4.5 亿人，增加到近年来的1 万亿斤/12.6 亿人。
另一方面，近年来农业不断大丰收导致了农产品的销售困难，种植业从过去所说的低效益，演变成“负效益”。乡镇企业增长幅度和吸纳农村过剩劳动力的能力连年下滑，农民收入又出现了连续负增长。不仅造成基层政府税费征收困难，乡村组织因此大量负债，而且由于占人口70 ％的低收入农民滞留在自给自足的传统乡村，使“大中国、小市场”的矛盾突出，拖住了“扩大内需”刺激国民经济增长的后腿。
考察中国农村发展，我们注意到，这50 年也是其出现比较显著的制度变迁的特殊历史阶段。当把50 年的农村经济制度的形成与演变，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时，也许能够分析其演进过程中某些规律性的东西。
1 三次土地制度变革与农业现代化
纵观建国50 年，我们都会清晰地看到，以农民为主体的、以按社区人口平均分地为实质内容的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已经进行了三次：第一次是1949 ～1952 年的土改，第二次是1978 ～1982 年的“大包干”，第三次是1997 ～1999 年落实“30 年不变”的延包政策。每次间隔不过20 ～30 年，也就是大约一代人。这就难免使人困惑：假如外部条件难以改变，我们能否走出这样“二、三十年再来一次”的恶性循环？
而且，在这50 年间，农村人口从4 亿增加到9 亿，人均耕地面积相应减少了一半多。结果是：人地关系越紧张，土地承担的对农民人口的社会保障功能就越大于生产功能，也就越得体现公平原则——按人均分。中国农地通过这样几次按人均分之后，终于全面“福利化”了。而当土地这个农业第一要素成了9 亿农民的福利基础、并被各种长期政策固定下来之后，人们却发现政府与高度分散的、细碎的、兼业化的小农经济之间，几乎无法进行交易，也难以有效管理。而且暴露出下个世纪中国农业的无奈——我国户均只有0.41 公顷的规模细小的家庭农场，没有可能在WTO 原则约束下与国际上平均数百公顷的大农场竞争[1] ，更遑论农业的现代化了！难道我们真要把在本世纪末实现4 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减1 个吗？
2 乡镇企业改制与农民收入问题
近年来人们还看到：一方面，过去毁誉参半、但仍然被政策文件肯定为“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近年来正在金融、税收和政治环境不断恶化、大面积推行“股份制”改革之中，逐渐脱离过去替政府承担的“以工补农”和解决农村就业的职能。农民的非农收入在宏观紧缩和乡镇企业“离土离乡”，追求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改革中不断下降，大量过剩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涌流以寻找养家糊口机会；城市惊呼出现了以流动人口犯罪为主的“第5 次刑事犯罪高峰”。另一方面，农村小城镇本来已经静悄悄地搞了十多年，当它现在才终于被当作“小城镇、大战略”而予以肯定的时候，却已经很难再像开始不引人注目时那样，起到集中乡镇企业和吸纳农村人口的战略作用了。
最近下乡调查的人常常听到：农户家庭经营的种植业已经是负收入了；乡镇企业改制后也不能补贴农业了；农民外出打工越来越困难了；高利贷死灰复燃了；农民承担的税费征收越来越沉重了；农村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了……这些情况应该不是危言耸听。
3 我国农村的经济制度取决于“内生性变量”
百年近代史上，无论是通过革命，例如解放前的“三次土地革命战争”；还是通过改良，例如“大包干”或者“股份合作制”；总之最终形成的基本制度，必然要取决于我们这个人多地少、农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的某种“内生性变量”。换言之：中国农村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基本模式，既不可能是外生变量决定的，也不可能移植外国的，因此，对于我国农村问题的认识就不能照搬外来的理论去解释。
此外，出于现实意义，农村发展战略的研究不仅应该针对关系农村稳定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而且应该有助于人们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理解；尤其是应该对大包干以来兼顾了各种不同意见的四句政策语言[2] 和现在已经重新修改过的文件提法奠定科学的理论解释。我们也看到，在农村发展决策领域的研究上，这种通过文件语言表述的农业基本政策，从来就因其与国家法律和外部制度环境的差别而不断引起争论。农村改革20 多年了，争论不仅没有结束，而且由于资源禀赋这种宏观环境对制度变迁的制约日益严峻而不断深入着。
其实，早在80 年代中期大包干得到中央认可全面推开之后，当时中央农村政策的主管部门就讨论过这个重大问题：认为有必要适时提出与农村分户经营相应的能够保证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经营制度和基层经济组织建设”，作为第二步深化农村改革的主要政策内容。那时讨论这个问题的背景有两个[3] ：
其一是由于1984 年粮食大丰收形成“卖粮难”压力下为财政甩包袱而进行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又在1985 年接踵而至的粮食产量下降560 亿斤的压力下进退两难。由此导致有关部门和领导干部不仅对“第二步”农村改革内容产生分歧，而且对家庭承包经营能否继续坚持下去，也重新提出不同意见。
其二，中央农村政策部门自身并不以大包干所创造的农产品产量增长自诩，并且认为：“包产到户所解决的问题，远不如它引发出来的问题更多”，因此才有必要进一步深化改革；随之在1986 年开展了在“国民经济成长新阶段”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如何进行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讨论，亦即“后包（后包产到户的简称）” 问题的讨论。
在这两个方面的背景影响下，曾经在我国农村改革中起重大推动作用的、老百姓年年盼的“中共中央1 号文件”，从1982 ～1986 年共了5 个，此后则由于上述争论而不宜再。1987 年的经过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中央5 号文件系统阐述了今后农村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并且强调了在全国有选择地建立涵盖农村发展主要内容的“改革试验区”，有目的地进行分类指导、分区突破、弱化改革风险的政策性试验。
4 主要观点
近年来我们逐渐认识到：农村社区内部随人口增加不得不平均分地、使小农经济日益分割细碎，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构成根本矛盾。但是，这是农民现实利益决定的，在长期政策上中央对农民所做的承诺是不能退回去的。因此，我们对中和农村发展问题的基本脉络所作的描述，与一般理论界的规范研究有所不同。我们认为，在国家追求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不可逆转的进程中，中国社会经济在二元结构制约下追求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既有如何完成工业化必须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前现代”问题，又有如何保护资源、环境，以维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后现代”问题。现存的经济理论中，无法找到解决这种交织复合在一起的历史性矛盾的现成答案。
有鉴于此，本文把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微观研究置于宏观制度和资源环境的前提之下。从宏观上看中国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资源秉赋较差的发展中的农民国家通过内向型自我积累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4] 。
根据这个前提，新提出的思路构成了一个因果相关的发展过程：
中国这个人均资源有限的农业人口大国，在战争环境和没有外部市场的压力下，不得不追求重工业优先的国家工业化——工业要求从农业提取资本的原始积累与土改形成的小农经济相矛盾，于是国家发动集体化——重结构的工业必然产生“资本增密、排斥劳动”——城市工业不能充分吸纳就业、形成了包括“工农差别”的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农业人口滞留农村、资本流入城市工业——集体化内部人均农业剩余减少到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以社区人口的生存保障为先决条件的体现成员权的分配原则形成，劳动投入的积极性下降，集体化难以为继——大包干再次按照社区人口均分土地、农户经营规模细碎化——加快城市化改变外部条件与加强小农村社经济内部化制度建设并重，提高农业经营规模——实现农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可持续发展。
在这个历史性的工业化变迁中我们看到，我国传统小农村社条件下不规模的农业在土地产出率和商品率不断提高的同时，劳动生产率却不能同步提高，由此造成农业的相对低效益和农产品供给的较大波动，并总会反作用于国家的工业化。实际上，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农村的变革，一直试图对传统组织制度资源进行改造和利用，尽可能相对低成本地改变农业外部条件，扩大农户经营规模，为农业向市场经济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必要的制度基础。
综上所述，中国农村发展战略研究所面对的首要任务恰恰是个典型的微观问题，就是要尽可能提高农户所从事的家庭农业的内部规模和外部规模。相对缓解这个小农经济条件下农业发展的根本矛盾的办法，只能是不断改革，努力进行制度和组织创新。
转贴于 二、背景：国情矛盾与经济增长
1 “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
无论社会性质如何变化，“人地关系高度紧张”都是对农村基本制度变迁发生长期影响的内生性制约。
解放前我国农村尽管土地占有绝对不平等，但地权呈分散趋向；土地制度的主要形式演变为：地主占有权与农民租佃使用权的“两权分离”，以及村社公田与农民私田“两田制”。因此，不论今天人们怎样评价，“两权分离”和“两田制”其实古已有之，而且是内生的长期性制度。
解放前主要社会矛盾从现象上看是地主与农民，实质是工业化发展提高了农业商品率，使剥削率大大高于地租率的“剪刀差”和高利贷有了破坏稳态结构的小农经济的历史机会。解放后，50 年代的土改、80 年代的大包干和当前推行的“30 年不变”，事实上每次都只能以村社为单位实行内部均分制，于是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小农村社经济”，而不是与其他东亚国家类似的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现在我国农村大多数地区的土地制度，在形式上与解放前是相似的，即：村社所有与农民承包使用“两权分离”、责任田与口粮田“两田制”。
随人口增长，对农村土地制度变迁起主要制约作用的基本国情矛盾越来越突出。而且从中长期看不可能根本改变，只可能有所缓解。是否真正能够缓解，则要取决于对基本体制矛盾的改革。
2 “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
基本国情矛盾压力下，土地分割细碎的分散的小农经济造成：农业剩余量少且过度分散，客观上与国家工业化、城市化从农业提取原始积累的必然要求相冲突。政府与分散的农民之间的交易费用过高，50 ～80 年代通过建立与计划经济配合的高度集体化制度作为统购统销的组织载体，才得以完成工农两大部类交换。这个问题至今亦然，而且由于农户成倍增加而使制度成本更大。由于在小农村社经济条件下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需要，而派生了“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结构”这个基本体制矛盾。由此加剧了城乡差别，直到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城乡差别才有所调整。
上述分析表明，在两个基本矛盾的制约下，中国应加快城市化以缓解土地超载的人口压力，否则微观农业政策研究难以在宏观矛盾制约下有所突破。应该予以强调的是，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研究所面临的主要是小农村社经济条件下的农村发展和农民问题。
3 缩小两个差别的关键
我国城乡之间和东西部的收入差别，只是表面现象。资本量及其资本收益之差，应是实质性差别。因此现行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即使合理，也只能有利于治标。
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一是国家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完善适应小农村社经济的合作金融，减少资本从农业流出；二是继续以优惠税收、信贷政策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以工补农的乡镇企业；三是同时辅之以加快调整农村就业结构和提高城市化率的综合改革。
西部经济起飞的关键，在于利于均衡增长的地方资源的市场化开发；地方政府应有地方资源开发的自主权，这也有利于政治安定团结。但地方自主开发必须在国家统一的可持续发展规划的严格控制之下。
4 新的经济增长来源
由于抑制市场需求的主要矛盾是城乡人口结构调整过分滞后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高度化；又由于农民只要生活在乡村就只能是自给或半自给人口，而县及县以下城镇人口严重不规模，不利于拉动消费增长和基本建设投资的需求。因此，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需求，来源于小城镇综合改革打头的城市化。
这也是缓解农业面临的国情矛盾制约的主要措施。
三、分析：宏观制约下的农业稳定性问题
我国推行以大包干为主的农村体制改革之后，小农村社经济条件下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如何完成自我改造，如何成为自我积累、自主发展的独立产业，与国际化的市场经济接轨，都还尚未破题。
1 农村土地制度与市场经济
由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过去的“分家析产”或现在的“土地均分”，都只能体现公平原则；不仅与市场经济要求的效率原则相悖，并且人口增长、重分土地的实惠由农户占有，而负担由社会承受的制度作用，必然导致人口过剩，这几乎已呈恶性循环之势。
已经进行了11 年的土地制度建设试验的实证经验表明，人口压力下村社内部均分的土地制度，在大多数传统农区实际上是农民的需求难以改变，由此造成种植业的不规模和农户维持半自给的问题，因此也不可能靠延长承包期之后市场化的土地流转解决。
2 农户经济内部的机制性改变与价格调控
近现代我国小农经济条件下农业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人地关系不能改善的压力下土地生产率高、劳动生产率低的矛盾，并未随商品化程度提高而根本改变。过去农民从事种植、养殖业，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不计代价地以劳动替代资本投入，这是相对有效地维持农业生产稳定的内在机制。集体化在农业上不成功，也主要是因为对生产成果的过度榨取从而压抑了有效劳动投入。
现在，这个机制已经改变：由于劳动力价格已经在流动就业中变成市场决定，生产要素的可替代性明显增强，在国际上大农业的竞争和国内市场波动压力下，我国高度分散的种植业随之普遍出现小农户更加不规模的兼业化和农户内部种植业结构调整（什么都种一点），造成农业生产的细碎化。这又使得小农户内部不同作物的级差地租显化，于是价格调控失灵。因为政府价格政策主观上是要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但是，如果不能弥平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之间的级差地租，政策就不仅无显著作用、而且会形成农民与政府谈判的价格惯性。近年来客观上已经出现了农民对价格微调反应冷淡而对价格波动则反应过度、甚至把存粮也向市场抛售，遂使粮食等农业主产品供给波动加剧等现象。
因此，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寄希望于大包干所恢复的农户经营机制，又不能过分依靠“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我国传统农业的改造，一方面是对小农村社制度、即对农户和社区经济的改造，另一方面也是对政府如何实现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挑战。在此种情况下，已经没有也不可能有万全之策，只有“两害相权取其轻”。除了寄望于国家采取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决策、主动推进劳动密集就业和城市化，以及还有可能再度调整人地关系、缓解基本国情矛盾之外，近期看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建设仍有扩大农业内外部规模、稳定农业生产的潜力。
四、改革：农村基本经济制度
任何制度安排都不过是宏观条件约束的结果。
1 以土地为中心的农村产权制度建设
以清晰农村各类经济主体的财产关系为内容的产权制度改革，是建立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首要任务。解放前我国农村既在人口不断增加、社会冲突加剧的约束下，不再具有形成完全私有制的资源条件，农村土地产权基本上以“部分公田”和“两权分离”为主，并且由于使用权得以向最有经营能力的自耕农集中而使农业资源配置相对合理。解放后的农村基本制度变迁，大体上是在国家权利介入之下，从“两田制”与“两权分离”，到土改使村社内部完全私有化和人民公社的完全公有化，再通过大包干回到“两田制”的轮回。虽然形式上都是“两权分离”，但后者与前者不同：经历过集体化前后的制度经验及其相应的政治和法律约束，村社内部已经形成了土地和集体企业产权在集体与农户之间共有共享的“产权两级构造”。大包干以后15 年的改革，大都是对在这种国家权利介入下形成的、不完全排他的残缺产权基础上、农村基层进行的制度创新的承认。
近年来农村基层不断出现例如“股田制”、“反租倒包”、“股份水”、“股份城”，乡村兼并，乃至于“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等多样化的、有利于在农业生产领域中提高规模化程度的制度创新。在国家推进城市化大范围调整人地关系真正发挥作用（达到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农村人口低于10 ％）之前，这些在农村现有产权结构基础上渐进式的有中国农村特色的新的产权制度安排，对于稳定我国小农村社经济进而稳定全局，仍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2 农村基层经济主体建设
为了维持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有必要明确村社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各自作为不同经济主体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并且建立起长期有效的组织制度体系。
农村9 万亿资产的96 ％是在承包经济名义下由农户占有和使用着。尽管农户实际上已经有部分产权，但由于财产关系不独立而经济主体地位不完善，社区经济组织虽然拥有集体资产的另一部分产权，并且名义上是合法经济主体，但以往的政策只强调其通过收取承包费体现收益权，而没有明确其行使所有者对集体资产的管理、处置权。
为了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建立既能够保护集体和农户各自的部分产权、又能够让村社集体调整内部资源和收益的组织制度。当前可行的改革是利用上述村社内部产权两级构造和传统组织资源，建立内部化的农业基本经济制度，完善农村经济主体：一是明确产权相对清晰的农民以最终所有者身份拥有委托权，按照一“ 户”一票制选举村社经济组织做为拥有管理权和处置权的人；重建基层合作经济；二是改变村社集体组织功能实际上越来越政治化的局面，把以参与收益分配（代上级收费）为主的对上负责，改为在必要的监督之下能够对内部资源和收益进行调节的对下负责为主；三是辅之以专业合作组织建设，以及必要的积累、管理、服务等配套制度建设；四是允许合作社在一切能够产生规模效益的领域开展规模经营，有效地扩大农业的内部和外部规模，对外参与市场竞争；这些结合基层实际、部分采纳合作经济原则的做法，有可能减少小农村社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过程的制度成本。
五、配套：农村政治体制与税费改革
1 问题分析
由于小农经济剩余太少，自秦置郡县以来，历史上从来是“皇权不下县”。解放前县以下虽然设立派驻性质的区、乡公所，但并不设财政，不是一级完全政府。农村仍然维持乡村自治，地主和自耕农纳税，贫雇农则只交租。这种政治制度得以延续几千年的原因在于统治层次简单、冗员少，运行成本低。
过去地主收50 ％高额地租农民仍然抢着租地，现在规定5 ％的摊派提留农民都不满；可见当前反映很大的农民负担过重其实是现象，现行制度的运行和维持费用过重才是实质问题。我国在国家工业化初期阶段建立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历史上第一次使代表国家的党政权力下设到村，当时有利于为国家资本原始积累而控制农村资源。但是经过约30 年的国家工业化建设，公社组织提取积累的历史性任务完成、农村已经推行大包干分户经营之后，如果改制为乡公所、乡以下实行村自治，则本来不必建立约7 万个以追求自身利益为第一目标的乡镇完全政府，不应设立完全财政和“6 套班子”，更不应允许“条条系统”下伸，增加近千万向农民伸手要钱才能生存的冗员。此外，政府若按照现行复杂的税种和税率，向2 亿多分散的、什么都种一点点的小农户去征收税费，则徒然增加交易成本而得不偿失。更何况农民对公共品的需求与政府的供给之间很多并不对称。所有这些问题现在频繁演化为党和农民之间的政治矛盾，靠“大检查”、“纠风”，甚至立法，都不是治本之策。
2 解决办法
在上述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建设、财产关系清晰的基础上，乡村两级应进行以税费改革为主的基层政治体制改革：全面贯彻村民委员会自治法，同时乡、村两级建立合作社组织作为独立经济法人和纳税主体；农民作为村民和合作社员，只根据村民委员会和社员代表大会议定的项目在村社内交费或租金，在合作社之外的经营例如进入市场则依法缴纳交易环节税；只对约4 万个乡级、70 万个村级合作社征收税费，可以把过去对2 亿多兼业农户进行税费征收的过高成本大大减少；在基层管理成本下降的同时乡政府可以改制为由县财政直接开支的乡公所。政府精简分流的经济人才可由乡村两级合作社聘用，领导干部可以安排到中心镇任副职；中等县按照区域发展规划设少数改制为副县级的中心镇，一般镇保留现行建制；但镇级政府只管镇建成区，不得管辖有自治权的村；在农村政治体制理顺、制度费用下降的同时，可以进一步试验中央监督下粮食主产区和调入区双方财政专项划拨方式的、税费折实征收的“公粮制”改革。 注释：
[1] 温铁军：“中美WTO 谈判中的农业条款对我国的影响”，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评论》1999 年第4 期。
[2] “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这4 句中央农村工作部门之外的人常常感到语焉不详、但我们必须重复的政策语言，是融合各种不同的、甚至对立意见的表述。自从1984 年的第三个一号文件全面肯定了农民创造的大包干以来，历年的中央农村工作文件都必须把这4 句话一字不改地写全，直到1998 年的15 届3 中全会才修改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制度”（《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大决定》第7 ～8 页，人民出版社，1998 年）。
[3] 杜鹰、温铁军等主编：《认识与实践的对话》的“开篇”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7 年。
简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篇6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 土地产权改革 农村地区经济
一、关于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内涵
土地产权，是土地制度与土地政策的核心问题，对于土地产权的确定和明晰是土地流转的基础和前提，土地的归属更是决定了土地制度具备的基本社会性质。我国的土地管理法以及相关法规对农村土地的利用方式和管理方式等都进行了很严格的规范，其实施规定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能更加科学的坚持因地制宜的做法，并在科学规划土地的基础上，对农业用地转化为绿化林地以及建设用地等要进行严格的限制，目的是要使耕地的总面积保持在动态平衡的状态之中。为了实现土地利用方式由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化经营方式转变，加大科技投入力度，这样才能使农村区域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且保证土地能够持续高效利用。
二、目前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土地产权的对应关系有待进一步明确
要实现行为主体与土地财产关系的明确，需要具体又清晰的土地产权制度，并且要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然而就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土地产权制度来看，还存在着土地产权主体不明确，土地归属不够清晰明了，土地产权制度呈现出整体较为混乱的情况。由于我国农村土地产权主体模棱两可、模糊不清，造成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利益主体被架空，实有权益空虚化，进而导致我国现代农民土地产权很难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对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阻碍。
（二）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
土地流转是指对土地使用权的流通和转移，即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也称为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者经济组织，但是保留了土地的承包权，只是对土地的使用权利进行转移。然而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出台关于土地流转方面的中央立法，也没有相应的地方规章制度。
三、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与农村经济发展分析
（一）关于生产要素的收益分配和分配方式分析
资本、劳动力、土地和技术是影响农业和工业生产的主要因素。其中土地作为我国主要资源，对发展经济有着重要的承载作用。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产生增值收益的主要情况有两种：第一种，国家征用农业用地后转为国有建设用地，进而产生增值效益;第二种，是农民集体将土地转为集体建设用地或者出租集体用地的使用权，进而产生土地增值收益。在这其中，对生产要素进行合理科学分配，对农村土地产权的改革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有利于将农村土地使用权实现资本化、产权化。
（二）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对土地收益分配的影响分析
自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极大的推动了农村地区生产力的提高，进而使农村地区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近几年来，针对税收制度的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的影响来说，使得农村地区经济突飞猛进，农村消费指数也大幅度上升，加快了农村地区产业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使农民获得了经营权和收益权，农民掌握了主体地位能对土地进行合理合法土地增值活动，其收益分配会更加均衡和合理。有了制度的保障，传统的较为混淆的土地分配方式被取缔，实现了土地产权明确、分配合理的状态。
（三）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关系分析
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旧的土地制度无法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步伐是跟随着我国整体经济形势而迈进的。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后，各地陆续出现了属于自己区域的农村土地创新模式，为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奠定了宝贵的基础。之后我国农村改革的重心之一就是土地产权改革，为了更加完善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保护农民土地经营权益，建立健全更加完善的农村土地财产保护制度，使农民的财产得到了真正的保障，进而使得农村地区的生产力大大提高，加快农村地区土地流转，促进了农村地区经济的提高。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采取适宜我国农村地区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方式，进一步明确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主体问题，强化土地的物权性质，促进农村土地能稳妥的流转;进一步提出我国农村土地产权改革要把握住因地制宜这一重点，强化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主体，为我国农村地区土地产权改革提出建议性的做法，做到切实保障农民利益，对农民的切身利益得到保障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对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很好的指导和带动作用，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1]刘灿.构建农民与农村经济长期发展的财产权基础――基于成都市改革经验的理论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
[2]高富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农村集体经济的转型――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法律思考[N].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简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篇7
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在我省全面推行，标志着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监督管理的主要任务，就是确保农民负担在减轻、规范的基础上，保持长期稳定，防止任何形式的反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发[2000]7号文）规定：“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要与精简乡镇机构、完善县乡财政体制和健全农民负担监督机制结合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后，用农业税附加方式收取的村提留属于集体资金，实行乡管村用，由乡镇经营管理部门监督管理。村内兴办其他集体生产公益事业所需资金，不再固定向农民收取村提留，实行一事一议，由村民大会民主讨论决定，实行村务公开、村民监督和上级审计。对村内一事一议的集体生产公益事业筹资，实行上限控制。”按照上述要求，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日常工作重点：一是参与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切实加强对村内“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管理。二是搞好以农业税附加方式收取的村提留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三是加大农民负担专项治理力度，严肃查处加重农民负担的违纪违法案件，确保农民负担不反弹，维护农村稳定。
做好新形势下的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一要进一步完善现行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体制，调整和充实各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建立健全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分工负责制；二要进一步加强日常工作机构建设，切实解决农经管理部门普遍存在的规格低、手段少，装备差、经费少等影响工作的实际问题。中发[2000]3号文件指出：“农村经营管理工作面广量大，政策性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要建立健全有权威的工作机构和经常性的工作制度，努力造就一支熟悉农村政策、热心为群众办事的专职队伍，提高农村经营管理工作水平。”现阶段农村工作中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农村财务管理是各级政府管理农村经济的核心内容，农村经营管理机构是保证党的上述农村经济政策落到实处并使之制度化、经常化和长期稳定的组织基础，任何忽视农村经营管理机构工作性质，将其与一般服务性、经营性站（所）混为一谈，甚至撤消、归并的做法，都是与农村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不相适应的，也是与中央的政策精神相违背的，对保护农村生产力、维护农村稳定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根据农经管理工作机构的性质要与其所承担的任务和职责相适应的原则，我们认为今后农经管理体制改革的走向应当是：
1、中央把农村经营管理部门的性质定位在搞好行政管理、行政执法和行政监督。因此，应当明确要求，市级农村经营管理工作机构要保持行政编制，县级农村经营管理工作机构要尽量保持行政编制。市、县级农村经营管理工作机构，原来是事业编的要争取变为行政编制，确实有困难不能改为行政编制的，必须保证其是全额事业编制。版权所有
2、县（市）一级要争取建立县直属农村经营管理工作机构。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农村集体财务和资产管理、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以及农村审计、农村会计辅导、农村经济统计、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指导等项工作职能，都要依靠县级农村经营管理工作机构来具体落实，工作量很大，工作难度也很大，并且政策法规性很强，标准要求很高，涉及农村稳定的大局。因此，根据农村经营管理机构设置的规格要与其所承担的职能和任务相适应的原则，各县（市、区）必需加强有权威的农经工作机构的建设，争取建立县直属农经局。设立县直属农经局确实有困难的，也要在农业局（或农工部）下设立二级局，加强县级的农村经营管理工作。
3、乡镇要坚持独立建站，每站保持3--5人，确保其在基层国家事业单位的地位和性质。在乡镇机构和农村税费改革中，要健全乡镇农经工作机构，坚决防止削弱、撤消、归并乡镇农经机构和队伍的做法。各级编制、人事、农村经济经营管理主管部门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政府有关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建设的规定，加强对乡镇机构改革的指导，督促乡镇做好农村经营管理机构的核编补员工作。核定后的编制不得挪作他用。各级农村经营管理工作机构补充人员，要坚持考核、择优、公开的原则，优先从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大中专毕业生中挑选录用，要确保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不低于80%。要严格控制非专业技术人员进入乡镇经营管理机构和队伍。
简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篇8
[关键词]改革起源；问题；辨析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9 928X(2010)04-0006-03
在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起源的研究中，一些观点已经耳熟能详，似乎不言而喻了。但稍作推敲可发现，这些观点中，有的似是而非，有的不够全面，有的过于简单化。本文选取四个相关问题略作辨析。
一、“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是不是改革的基本动因?
长期以来，有一个观点十分流行，即“”结束时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这是改革的主要推动力或基本动因。然而，无论从历史还是从逻辑的角度来看，该观点都得不到充分的支持，可质疑之处甚多。
第一个质疑来自史实层面。从1949年到1978年，除了五六十年代之交以及“”最初几年，中国经济各项指标都处在不同程度的增长之中。资料显示，1950年到1978年期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9.5％，工业增长13.5％，农业增长4.3％。从国际比较来看，同一时期的工业发展速度，日本为12.04％，前苏联为9.5％，美国为4.5％。1951到1978年间农业的发展速度，前苏联为3.6％，美国为1.8％。国外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莫里斯・迈斯纳在历数“时代的遗产”时判断：时代“与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及主要发达国家的早期发展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是较高的，与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周期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也是较快的”。当然，由于经济结构不合理，民生状况改善不大，但用“濒临崩溃的边缘”来形容上述状况，还是不尽客观。
第二个质疑来自逻辑方面。退一步说，即使“”结束时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们也难以遽然断定这与“市场取向”的改革之间存在着直接而明确的因果关联。如果说，处在“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局势导致了1970年代末的改革，那么，在逻辑上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矛盾：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没有发生在1960年代初，而是在经济形势相对已经好转的70年代末呢?如所周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三年“困难时期”，经济运行的混乱、民众生活的困顿相比70年代末，实有过之而无不及，那真正是“已经处于崩溃状态”。更饶有兴味的是，经过国民经济调整，60年代初恰恰是中国计划经济比较典型和规范的时期。显然，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来解释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基本动因，在逻辑上有些说不通。
可以说，用“经济濒临崩溃”来解释改革的基本动因，越来越难以为人所接受，恰如有人指出的，“这种说法为改革的合法性进行论证的成份远远多于客观的分析”。那么，改革的基本动因是什么呢?人们可以从各种角度提出一个、两个甚至更多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要解释这些因素之间发生作用的机制是什么。本文仅仅着重指出，用“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来解释改革的基本动因，其说服力是不足的。
二、改革从农村开始还是从城市开始?
在人们的印象中，新时期的改革发端于农村，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城市改革逐步展开。但近年来出现另一种意见，认为城市改革的起步先于农村，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就已经开始扩大企业自的试点，只是最初成效不彰；而在此时，农村改革率先突破。
两种观点截然相反，但都有一定道理，也都存在偏颇。它们都试图简单地从绝对时间上比较农村改革与城市改革的发生次序，却忽略了这两种改革的差异性和某种程度的不可比性。从基本内涵和特征来看，农村改革与城市改革迥异其趣，前者是民众“自下而上”自发的改革，后者是政府“自上而下”主导的改革。
在20世纪70年代末，农民为了重获经营自和收益支配权，又一次自发进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而这种行为在当时仍属“非法”。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农村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只是由于处在大转折的背景下，加上一些开明、务实领导人的支持，农民的自发努力才在一片争议声中逐步获得合法地位，被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所承认。正是基于农村改革的自发性，邓小平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
而20世纪70年代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一开始就是政府自觉主导的。粉碎“”以后，国家经委开始运作企业改革。1978年10月，中共四川省委率先决定进行扩大企业自的试点。1979年5月，国家经委等六部门下发关于在京津沪三市的8个企业进行企业管理改革试点的通知。到1980年6月底，全国试点企业总计6600多个。由于牵涉到复杂的利益关系调整以及需要整个宏观管理体制的“联动”，城市改革遇到的阻力和问题远远大于农村，因而一开始未有重大进展。
一个自下而上的改革，一个自上而下的改革，从严格的历史线索来看，比较二者先后是不可能的，因为虽可以列举城市改革早于农村的事例，但还可以说，包产到户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几度出现过；这种比较也是不必要的，因为正如上文所述这两种类型的改革在行为主体和行为方式上大相径庭，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可比性。然而，从抽象的逻辑线索来看，说农村改革在先，城市改革在后，也大体能够成立，因为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的侧重点确实在农村，此后逐步转入城市；另一方面确实是农村改革的突破对城市改革形成了压力和推动，也给决策者进行城市改革提供了经验和信心。
三、改革的对象是不是计划经济体制?
改革的对象是计划经济体制吗?答案似乎不言而喻。然而，细究起来也会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它涉及到对改革前中国经济体制特征和实质的基本把握。我们试从两个角度来看。
其一，1978年以前中国的“计划经济”与前苏联计划经济差异很大。改革以前，中国与前苏联的经济体制都被指称为计划经济，但在实际上此“计划经济”非彼“计划经济”。苏式计划经济比较强调计划的精确、周密和完善，以不断吻合最优化数理模型。比如，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前苏联就企图运用现代化计算机技术来加强和改善计划管理，特别是1971年苏共24大决定在已有的国家计算中心网和全国统一的自动化通讯网的基础上建立“自动化计划计算系统”。中国的“计划经济”则缺乏这种特质，其行政命令色彩特别浓厚，“长官意志”十分明显，主要领导人的偏好不时会支配经济，因而经常处于随意和无序状态。
其二，1978年以前中国经济体制一直变动不居。
有人认为，计划经济在中国存在时间非常短，而为了打破计划经济，从“”、1970年开始的“块块为主”到80年代以后的改革，已经用了数倍于“计划经济”的存在时间；“标本式的‘计划经济’年代只有1956-1957年和1962-1965年的两块，共计五年时间”。这个观点很有意思，也不乏道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领导人就一次次地对现行经济体制进行调整，以1958年和1970年两次盲目下放经济管理权为典型，加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与实践的长期干扰，使中国经济一再陷入“大轰大嗡”的混乱之中。
可以说，中国“计划经济”在实际运行中，既不能做到“有计划”，也无法实现“按比例”。那么，改革的对象究竟是不是计划经济体制呢?可以笼统地说“是”，毕竟几十年来人们都称改革以前的经济体制为“计划经济”。然而，由于政治运动频仍，加上经常以运动的形式搞经济，中国的“计划经济”多少显得名不副实。准确地说，在改革以前，中国经济既排斥市场，更缺乏计划，或者套用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主义“不够格”的说法，改革的对象是一种不够格的“计划经济”。
四、改革的国际机缘还包括什么?
谈起中国改革的国际背景，人们一般都会指出诸如西方国家的滞胀、国际产业的转移等因素，就像邓小平在1978年曾说的要“利用资本主义危机”。然而，还有一个方面却不大为人所提及，那就是世界范围内自由市场复兴这一背景。
大抵与中国改革起步同时，西方国家在经济上也面临着一些与中国类似的问题。1930-1970年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盛行，许多私人工业实行了国有化，或由政府接收和经营。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失灵，西方国家普遍出现滞胀。于是，有些国家开始把政府企业售给私人部门，并不断放松对经济的管制。由此，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市场力量复兴的浪潮，并影响到中国。这可从两个方面来观察。
其一，中国政府派了许多代表团到海外考察经济管理模式。比如，1978年6月1日、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并讨论赴日经济代表团和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的工作报告。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并时论谷牧率团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汇报。在谷牧出访前夕，邓小平曾特别要求：详细地作一番调查研究，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1980年7月，社科院经济学家代表团访问法国后所写的报告中谈到了法国政府管理经济的经验，即“对公私企业的干预，主要是通过税收、信贷以至某些专卖价格(如汽油)等经济手段”。无疑，这些考察对于中国决策者考虑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准许逐步引入市场机制，有着积极而正面的影响。
其二，国外许多经济学家来华，介绍相关市场的知识和经验。1979年到1980年初，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来华讲学。他的基本主张是，社会主义经济采取集权模式是不适应的，必须代之以分权模式。1981年三四月间，捷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在北京和上海作了7次学术报告。他认为，由于“信息问题”、“利益问题”，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有市场机制，经济改革必须跳出指令性计划体制的框框。1985年9月，多个国家的经济学家来华参加“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与中国同行就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税收和金融手段的运用等问题进行讨论。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20世纪80年代曾两度访华。1980年9月，他在社科院作了题为《中央计划与市场调节》的报告。1988年9月他第二次访华，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还与他进行了会谈。此间，他在上海和北京的学术报告会上就如何抑制通货膨胀、提高企业效益、发展商品经济等问题谈了看法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