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背景和意义范文

双减政策的背景和意义篇1

关键词：“5・12”地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中图分类号：F813/81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11-0020-02

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省汶川市发上了历史上罕见的8.0 级大地震。在美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的国际经济背景下以及近期国内发生的严重雪灾，这次地震的发上无疑是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又一个严峻的考验。在去年防通胀、防过热“双防”背景下确立的从紧货币政策和稳健财政政策，现在显露微调的可能。如何打好“稳健财政从紧货币”这张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的问题成为影响今年我国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理论综述

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基础

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经常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不时出现膨胀或紧缩缺口，只有采取权衡性政策，才能使之接近物价稳定或充分就业水平。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期，财政政策的作用不明显，要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如公开市场业务卖出债券、提高再贴现率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来抑制投资，降低总需求，从而消除膨胀缺口；在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的作用不明显，要通过扩大支出、支持公共工程建设、降低税收等来拉动经济复苏。这就是著名的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相机抉择性质的，这种模式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有更大的借鉴作用。而正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的协调配合，采取不同的协调模式，才构成了宏观经济调控相机选择的主要内容。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常见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即“双松”政策。当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资源大量闲置，解决失业和刺激经济增长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取以财政政策为主的“双松”政策配合模式。

（2）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即“双紧”政策。当社会总需求极度膨胀，社会总供给严重不足和物价大幅度攀升，抑制通货膨胀成为首要调控目标时，适宜采取“双紧”政策。

（3）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当政府开支过大，物价基本稳定，经济结构合理，但企业投资并不十分旺盛，经济也非过度繁荣，促进经济较快增长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4）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当社会运行表现为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失衡，治理“滞胀”、刺激经济成长成为政府调节经济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除紧缩和扩张这两种情况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可以呈现中性状态。若将中性（稳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与上述松紧状况搭配，又可产生多种不同配合[1]。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两大政策协调的历史考察

我国理论界学者关于两大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演变阶段划分方式很多，但大致都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是从1979年到1984年。这一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更多着眼于影响总供给，并且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搭配出现更多。二是从1985年到1997年。该阶段财政货币政策一直采取“双紧”配合，政策协调目标就是通过紧缩性政策来控制赤字、减少发债、压缩政府开支、控制货币总投放量等。三是从1998年到2004年。1997年以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快速转为“双松”配合，此间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重点，是集中在为建设项目和企业共同提供流动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试图通过刺激微观主体的活力，来带动有效需求的提高。四是从2004年至今。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形势再次发生变化，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信贷和投资增长过快、外资流入偏多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开始出现向“双紧”过渡的趋势。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新特点，是除了共同作用于传统的经济总量目标之外，在更多的领域有了配合的创新和实践[2]。

三、“5・12”地震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目前来看，此次地震不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太大冲击，但据官方数据显示此次地震灾区总人口在5 000万左右，受灾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地震波及的范围如此之大，在短期内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从宏观层面来看，首先主要是对我国控制物价不利，此次大灾将推高粮食与生猪供应紧张和价格的预期。地震可能会使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中国今年前四个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较上年同期上升8.2%，其中4月份CPI较上年同期上升8.5%，徘徊于12年高点附近。4月份食品价格上涨22.1%，增速快于3月份的21.4%[3]。而四川是中国第一大猪肉生产省份和第五大粮食生产省份。地震的发生，或许会使已经很高的粮食价格水平再度向上推动，从而对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造成进一步压力。其次，可能对我国今年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造成影响。虽然目前还没有获得影响国民经济的准确数字，具体的测算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西部是我国的产粮区，这次地震对局部的影响又相当大，因此对当地的生产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四、灾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协调配合中的角色侧重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此次地震对于我国宏观经济主要在对于物价水平的影响。在抗震救灾是当前第一要务的大背景下，防止CPI出现“普涨”关系到经济的平稳运行的意义更显突出。而流动性管理、维护物价稳定、稳定人民币升值趋势等多重调控目标已对货币政策形成一定牵制，因此抗震救灾、稳定物价的重心应主要落在财政政策身上。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作用：一方面加大财政支出，加快救灾和灾后恢复，将地震灾害的损失降低到最小；另一方面在保持财力的前提下，对部分区域或行业实行适当的税收减免，为维持物价和经济稳定买单，这样才能把缓解货币政策的压力走出目前的瓶颈，有效控制过剩流动性等总量问题。

首先，抗震救灾是当前财政政策最需发力的领域。只有迅速调拨财力、保障物资供应和人员调配才能完成要求。在救灾过程中，必须大力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加大财政支出，及时制定和部署灾后重建的一些税收优惠等。其次，四川拥有电力、天然气等优势资源，但这些相关企业的总部并不在本省，导致本地税收收入流向总部所在地政府。企业所得税政策应立即进行调整，将灾区企业分支机构的所得税全部留给当地政府，以增强其自救和重建的能力。再次，防止物价上涨，特别是在防止价格上涨趋势由食品向非食品的传导中，财政政策也能起到积极作用。四川向外输出的猪肉约占全国消费的4%，地震短期内可能导致调出猪肉减少，物价水平可能会因部分商品供给的减少而抬头。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可以考虑在受灾地区实行区域税收优惠，这样，既可以鼓励当地企业生产自救，又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达到抑制物价上涨的目的。最后，对中国经济增长未来可能出现的波动，财税政策也应未雨绸缪。南方雪灾和“5・12”大地震，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灾区重建需投入大量资金，这为增值税转型在全国推开提供了良机。增值税转型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供政策支持。增值税转型将大大降低企业更新设备和技术升级的投入成本。

五、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结合部重点领域的合理协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虽然覆盖不同领域，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在某些领域存在天然的结合点，例如国债。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一个最基本的结合部。首先国债可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筹集财政资金[6]。因此，针对目前举国全力抗震救灾的形势，目前可行的政策措施，就是中央财政增发国债，用于地震灾区灾民安置和重建。近几年，中央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2007年末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为20.9%。2008年，中央财政减少了赤字规模，赤字率将下降至0.7%[4]。中央财政第一季度收入实际增长远高出年度预算增长，目前赤字率和债务率保持在较低水平，表明中央政府财政状况良好，不仅可动用财力充裕，而且有较大的减税和发债空间。其次，从另一个角度看，国债规模的扩大或者缩小，正是财政政策实现扩张或紧缩效果的一个重要工具，而国债进入二级市场之后，由于其低风险和高流动性，则成为中央银行通过回购或逆回购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载体，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按照凯恩斯的观点: 公开市场业务交易不仅可以改变货币数量，而且还可以改变人们对于金融当局未来政策之预期，故可以双管齐下，影响利率[5]。所以，央行可以将利率作为公开市场业务的调控目标。并且自2003年之后，央行为避免通货膨胀，已经大规模发行央行票据并对基础货币投放量进行对冲，央行票据已成为货币市场的主体交易品种，成为中央银行回收流动性的主要手段。

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另一个方面，中央财政与央行相关政策相配合，应为救灾和灾后重建贷款提供利息补贴，分担灾区金融机构风险，鼓励灾区金融机构放贷。可以选择的一项政策是降低灾区金融机构营业税税率。中国现行税收政策，对金融机构征收5%的营业税，和国际水平相比，中国金融机构税负明显偏重[7]。给与地震灾区金融机构降低营业税税收优惠政策，不仅支持灾区融机构积极参与救灾和重建，也为下一步营业税改革提供经验。

参考文献：

[1] 邓子基.财政与宏观调控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54.

[2] 邓子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J].当代财经,2006,(1).

[3] 新华网.震灾引发经济运行三大焦点问题强震难撼从紧政策[EB/OL].news.省略/fortune/2008-05/15/content_

8174242.htm.

[4] 财经网.“经济震波”加大财税政策力度支持救灾[EB/OL].省略/20080519/63589.shtml.

[5] 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M].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69.

[6] 李颖.基于流动性过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性研究[J].经济与管理,2007,(12).

双减政策的背景和意义篇2

［关键词］紧缩政策 双顺差 扩大内需 监管

一、经济背景分析

本年度下半年，央行提高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这也是三年以来的央行首次加息，同时也预示着货币政策可能走向紧缩的趋势。不断走高的通胀压力和通胀水平对于央行适时调整货币政策造成一定的压力，此时出台加息政策的一个显著目标就是管理通胀预期。从统计数据看，当前我国货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国内物价上涨的同时人民币对外连续升值，通胀的预期不断上升；经济发展过多依赖出口贸易，外汇储备居高不下，经常账户与资本金融账户双顺差，国际收支失衡。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见表1），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对收入和内部调节作用较为有效，财政政策趋于无效。所以这种背景下的紧缩性政策主观上是为了抑制通胀，但在客观上对国际收支会产生一定影响。

二、对国际收支的负面影响分析

在国际收支平衡表里，国际收支在会计核算最后总是平衡的，但在实际当中，国际收支经常存在出现不同程度的顺差或逆差的失衡，并且现阶段我国国际收支的失衡主要是结构性和收入性的。

根据一般性原理，在实行支出增减型货币政策进行国际收支需求调节时，存贷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是重要方面（本次政策属于此）。这种上调利率趋于紧缩的货币政策一般意义上会造成资本和金融账户中资本流入，逆差减少或顺差增加；而对于经常账户短期则会导致成本增加，收入下降需求减少物价下降，从而出口增加进口减少，贸易收支逆差减少。然而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外资的涌入又会造成本币升值的压力，导致出口成本上升出口减少，贸易收支逆差增加。个人认为出现了一种顺差逆差悖论的有趣现象，这种互抵机制取决于国内出口商品的总需求平均弹性，如果弹性系数E变化较小，则逆差较多；如果E较大，则顺差成分大，就现阶段来看我国的E比较大，顺差居多。

于是紧缩性的政策在贸易顺差和国内通货膨胀并存的环境下，一般会导致顺差的进一步强化也即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加剧；这也符合米德冲突关于内外均衡冲突矛盾的论断，虽然有利于稳定物价，同时也造成顺差扩大；斯旺模型（见表1）中支出增减性政策有利于解决内部均衡而对外部均衡不利的论断也验证了这种效果。国际收支顺差程度的增加必然导致本国货币国内供给量的增加，这会使国内过热的经济更加深化，价格上涨的趋势进一步强化，内贬外升造成国民福利水平的下降。

贸易顺差的扩大化一是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有可能造成未来国际收支逆差的急剧增加，不利于未来出口；二是加剧了国际贸易间的摩擦和汇率战，贸易条件恶化增加了未来国际间经济交流的不确定性，尤其对中国这样的以出口需求为主而不是内需拉动GDP的贸易大国更是加剧了未来经济发展的波动；三是我们付出高亢的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从而造成国民经济福利损失，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这对于未来的国际收支稳定同样不利。

三、合理化的建议对策

1. 扩大内需是实现国内均衡发展，促进外部均衡的有效途径。促进国内收入分配的均衡，扩大内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过度依赖于出口；利用税收手段，转变贸易增长方式，改变顺差在国内，利润在国外的不利局面。

2. 在有效防范风险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地放宽对资本流出的限制，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进行全球性战略性投资，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逐步推动境内机构开展境外证券投资。

3. 坚持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保持汇率水平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可行的措施是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 增强汇率弹性，利用市场机制调节外汇供求， 使汇率有序地向均衡方向调整， 减弱汇率稳定要求对货币政策效应的约束，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有效性， 发挥汇率作为价格杠杆对国际收支的调节。 转贴于

4. 有效监管投机资本的流入

现阶段由于我国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地位日益重要，资本与金融账户中充斥着大量的投机资本，因此我国金融监管当局要尽快完善对投资资本的监测预警和管理机制，及时掌控短期国际资本流入的源头、动机、途径、结构和规模，及时监督管理不良资本的流入。

四、总结

在国际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我国的货币当局更要注重货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充分考虑整个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各个经济要素之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有针对的对经济宏观方面进行有效的调节与监管。调节的重点要充分考虑国民福利的得失，站在更加人性化的角度；引导经济走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正常化，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系统在金融危机大背景下的抗打击能力，克服短视的行为。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要求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对国际流动资本的监管，密切关注其对我国金融系统的冲击，打击不健康资本。

参考文献：

[1]冯彩 刘玄：《中美国际收支失衡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J].外汇管理与研究2008(2)

双减政策的背景和意义篇3

人民论坛：四川省金堂县政府采取措施，将现有村干部中那些干得好的，符合相关条件的人员聘为乡镇事业编制干部。您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

景跃进：四川是我国农村改革的先行地之一。解体之后，中国的第一个乡政府便诞生在四川。就这件事情来说，虽然被乡镇政府聘用的村干部所占的比例甚小，但考虑到这一做法的“前卫性”，以及金堂县今后准备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如对村干部有限度地开放乡镇领导干部职务，准备全面推广大学生任村主任等，这件事情是值得讨论的。

将村干部聘为基层政府雇员这件事反映了两个基本事实：首先，它表明该地村干部的人才供给稀缺；第二，当地基层政府对村干部具有相当程度的依赖性以及控制的需求。

人民论坛：这种现状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应如何来理解这两个事实？

景跃进：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两个事实的意义，我们必须将其放在更大的社会转型的背景中去理解。时期，生产大队的干部由于掌握了本村的资源分配大权，成为当地能人施展才华的人生舞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不但意味着凭借行政手段得以支配的资源数量大大减少，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意味着新的资源和致富渠道被开拓出来。市场经济为农村能人提供了各种谋生和致富的机会，由此村庄人才开始了多方位的分流过程：做实业的、经商的、干承包的、进城打工的……。

而曾经使农民羡慕不已的村干部职务，逐渐变成一个少有人问津的行当。这种趋势似乎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我今年暑假去浙江宁波地区调查时，发现了相同的现象，经商和做企业成为吸引农村能人的主要目标，而村干部职务明显缺乏吸引力。

然而，与此矛盾的是，在村干部职业吸引力减弱的同时，新农村建设却又迫切需要能干的村干部。对于地方和基层政府来说，这种需求是即时而又急迫的。事实上，自解体以来，基层政府对村干部的依赖和需要却并没有减少，它们需要大批能干的村干部来帮助落实政府的各项任务，区别在于各个时期的任务和工作性质有所不同罢了。当下，发展农村经济、建设新农村、住房改造、社会治安、环境整治、计划生育、矛盾调解等各项任务，无不需要村干部的协助和落实。这种需求由于市场经济引发的村庄人才外流而日益显得紧迫起来。

人民论坛：刚才您提到在村干部岗位吸引力减弱的同时，新农村建设却又迫切需要能干的村干部是矛盾的，应如何解决这一矛盾？

景跃进：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种需求显然只能通过提高村干部的待遇来实现。就此而言，金堂县的做法具有相当的现实合理性。在某种意义上，将村干部聘为基层政府雇员（两种角色一人承担）是既有体制面对来自市场经济冲击的一个制度安排的平衡点，一如当年实行党支部书记与村主任“一肩挑”以应对来自村委会选举带来的冲击。还应当指出，在成都发生的事情不是偶然的。据笔者调查，其他地方也面临着类似的处境，也正在想方设法寻找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例如，有的地方考虑将党支部书记纳入乡镇公务员队伍，由乡镇统一管理，并根据需要实行跨村庄的任职等等。

不过具有现实合理性的东西，有可能带来一系列的理论与法律问题。针对金堂县的做法，人们完全有理由提出疑问：村干部的这种双重身份是否有悖村民自治的法律精神？具体来说，这里有三个问题：第一，村干部的双重身份是否允许？第二，这种双重身份是否会导致村委会性质的变化？第三，由双重身份导致的两种角色之间是否存在冲突？金堂县委书记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现行法律只规定，村委会主任要从本村村民中选举产生，但没限定被选举人身份。村干部被聘为政府雇员，还是该村村民。工作做得好，村民愿意选他，就能达到既为政府出谋划策又服务村民的目的。”听起来不无道理。自然，我们也充分理解来自另一方面的担忧：“村委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而政府雇员代表政府的想法，村干部担任政府雇员后，会影响村委会的性质，于法有悖。”

人民论坛：就村干部的这种双重身份来说，您提出的三个具体问题中哪个对村民治理的影响最大，为什么？

景跃进：我认为第三个问题，即村干部的双重身份与双重角色，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直接影响到村庄的现实生活（一般而言，法律没有规定村干部不允许任职政府雇员，而且村干部个人担任政府雇员亦不会改变村委会组织的性质）。所谓双重角色是指，村干部既要为村民干事（当家人角色），又要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人角色）。

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从功能性的发展为身份性的。原先村干部的双重角色问题是在农民身份的基础上发生的，当人角色与当家人角色发生矛盾时，如果村干部撂担子的话，基层政府也只能感叹奈之如何。实行政府雇员制之后，虽然村干部的农民身份还在，但是新添了一个身份（农民眼中的“国家干部”）。对于成为政府雇员的村干部而言，这两个身份孰轻孰重是不言自明的。故我们有更多的理由预期，成为政府雇员的村干部会更认同于自身与政府的关系。事实上，这也是县乡两级干部所乐于见到的――通过这种方式加强了基层政府对村干部的控制力度。

人民论坛：那么，这种基于双重身份而形成的新型双重角色对于村民自治而言是否一定就是坏事呢？

景跃进：这倒未必，但也可能。理论上说，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之间的逻辑关系与现实形态是多元的。就逻辑而言，双重角色既可以是相互增进的，也可以是相互冲突的；既可以相互分离，也可以相互融合。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表现为何种形态则取决于众多的因素，如制度背景、政策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城乡关系结构等。

在此，我想强调的是，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日益重视、国力的增强、一系列有利于农村发展的政策的出台（加强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以及城市化过程的突进和城乡交流的加密，农村问题的宏观背景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种根本性的变化导源于国家现代化策略的转型：对农村从资源的汲取演化为对农业的反哺。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和乡镇政府的角色逐渐开始变化，从当初的资源汲取者，逐渐转化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新农村建设的领导者。尽管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各地转化的程度不同，但重要的是此乃一个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讨论和理解村民自治就必须开拓新的视野。

人民论坛：您谈到在农村问题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宏观背景下，我们必须要开拓新的视野，那么，我们现在的机遇何在，未来的村民自治面临着什么样的新挑战？

双减政策的背景和意义篇4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三重意义

其一，在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美国朝野开始关注中国经济总量何时超过美国，有人说是2020年，也有人说是2030年，但都开始思考中国超越美国的后果。一些分析家基于历史宿命论和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逻辑，强调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会导致与既成大国的冲突，认为中国的崛起也将不可避免会带来与美国的冲突，因此美国应做好准备。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避免大国政治的悲剧，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突破历史宿命论的窠臼，谱写新兴大国与既成大国关系的新篇章。

其二，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美国推进“重返亚太”战略，加大了对亚太的资源投入，政治、经济、安全多管齐下，而这些举措的着力点之一就是制衡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快速上升的中国。在此背景下，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分歧摩擦增加，战略竞争态势突出。如果这一趋势发展下去，就有可能导致中美在亚太的冲突，危及双边关系以及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鉴于此，中方提出“太平洋足够宽广，能够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的开放性思维，提出中美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理念，有利于抑制和减少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竞争与摩擦，塑造积极良性的互动关系。

其三，中国作为新型大国崛起，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而能否处理好与当今头号大国美国的关系是对中国作为新型大国的外交理念与实践的考验。因此，提出要和美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也是要推进中国外交的理念和实践创新。我们讲新型大国关系，不是要挑战美超级大国领导地位，也不是要同美平起平坐，更不是搞中美共治，而是实现最大发达国家与最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和最大限度的积极合作，直接目标是解决双方战略不互信，消除外界对中美战略关系的负面预期，让全世界放心中美关系是良性、友好、合作、建设性的，其前景是可预测的。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践成果

两国领导人之间开展了创新形式的互动和建设性对话。2013年6月，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安纳伯格庄园的会晤，开创了中美元首互动的新模式。此次会晤抛开了以往国事或工作访问的形式和程序，把时间尽可能留给两位元首面对面对话，双方交流超过8个小时。会晤既谈各自国内情况和治国理政经验，也谈经济金融问题，既有双边问题，也有朝核、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地区和全球性问题，既推进合作，也不讳言分歧。会晤的形式之新、互动时间之长、议题之广、交流之深，在中美关系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2014年11月，奥巴马在参加完亚太经合组织北京峰会后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核心内容是与主席的会晤。习奥会既包括在中南海的瀛台夜话（如散步、小范围会晤、晚宴和茶叙），也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正式会谈；瀛台夜话主要围绕治国理政进行交流，而正式会谈则主要讨论双边关系与国际问题。两国领导人在两天10个小时的互动中深度对话，双方都形容会晤是“建设性的”、“坦诚的”、“真诚的”、“深入的”、“富有成果的”。奥巴马还表示，瀛台夜话“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中国的情况以及中国政府和领导人执政理念的了解。我更加理解中国人民为何珍惜国家统一和稳定”。

习奥会确认了进一步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意愿和目标，增进了相互理解，有助于减少误判和互疑。应该说，在奥巴马执政进入收官阶段、开始考虑其外交遗产的背景下，这次成功会晤有助于推动他在余下两年内在对华关系上采取更加积极有所作为的姿态。正如他在与主席共同会见记者时所称，今天中美双方为了两国和世界的福祉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当双方继续发展这一重要关系时，更多的进展是可能的，“我相信我们将能够这么做”。

中美两国共同努力，在双边和多边领域取得了不少重要的早期收获。双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就双边投资协定举行实质性谈判，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和进展。两国经贸合作快速发展。去年双边贸易额达5551亿美元，双向各类投资存量超过1200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

长期以来，两军关系一直是双边关系的“短板”。两国元首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时一致同意改善和发展两军关系。两年来，两军关系在高层及各级别交往、机制性对话和磋商、中青年军官交流、联演联训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2014年夏，中国首次应邀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派出仅次于美军的舰队阵容参加有23个国家海军参加的多国海上联合演习，这是两军交往史上的重大突破。11月，中美两国国防部签署了《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公海海域海空军事安全行为准则》。这两个互信机制对中美增进战略互信、管控危机、预防风险具有重要作用，有助于减少两军之间误判和意外事故的发生。

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和交流的扩大，改善签证政策以便利人员往来势在必行。去年北京习奥会期间，双方同意互为两国留学人员颁发5年多次有效签证，互为两国商务、旅游人员颁发10年多次有效签证。这项成果受到两国各界的热烈欢迎，对加强中美人文交流意义重大。短短3个月时间里，中国为美公民颁发签证量同比提升了54%。去年两国人员往来超过430万人次。

在多边领域，中美就世贸组织《信息技术协定》扩围谈判达成双边共识，这有利于在日内瓦尽快恢复和结束诸边磋商；两国在伊朗核问题上进行了密集沟通与协调，推动谈判取得重要进展；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美保持密切沟通，维护了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在叙利亚、阿富汗、南苏丹、抗击埃博拉疫情等方面，中美也开展了积极协调与合作。

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两国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将在巴黎举行，届时能否达成协议，将意味着能否实现到本世纪末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相比1750年工业化前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目标。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其政策立场攸关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成败。经过双方的努力，两国在习奥会期间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明确了双方减排的指标：美国2020年后将把二氧化碳平均减排速度提高一倍，到2025年争取二氧化碳整体排放量较2005年减少26%～28%；中国同意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的排放达到峰值。

双方同意共同推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于2015年巴黎会议如期达成协议，并加强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务实合作，包括先进煤技术、页岩气、核能、可再生能源、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氢氟碳化物、低碳城市、绿色产品贸易等方面的合作。中美联手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的这一举措意义重大，它使得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对于其他国家进一步宣布减排计划有示范效应，并对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新协议有积极促进作用。《纽约时报》评论称，过去的模式是“你不减、我不减”，而在中美引领下，现在已变为“你若减、我就减”。它也显示出中美合作对推进全球治理的巨大价值。

今年2月11日，奥巴马总统与主席通电话，邀请今年9月结合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接受了邀请，双方同意为访问取得成功进行全面准备。这次访问不仅是要保持中美高层交往的良好势头，通过持久深入的战略流对话加深相互理解、减少互疑，增加发展双边关系的共识，也是要推动两国关系在具体领域取得更多更好的进展。我们相信并期待着这次访问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取得新的重要进展。

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思考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将是一个长期曲折复杂的过程，既充满了机遇，也充满了挑战。为此，需要中美双方共同作出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引进新的国际政治理念。中国的崛起是在后冷战时代经济全球化、地区化加速发展、国际合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实现的，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等理念，也在有意识地吸取历史上一些大国所犯战略错误的教训，真诚地希望走一条新型大国之路。美国是借助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跃居世界舞台的中心，并通过冷战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其权力结构，又在后冷战时代享受了单极的“红利”。新形势下，美国也应摒弃重视军事手段和地缘政治因素，追求优势地位等传统思维和做法，不以零和思维看待中国力量和影响力的上升，而是以全新的视野看待与一个在价值观、社会制度上不同于美国的崛起大国的关系。总之，中美双方应以进步的理念、创新的思维、富有活力的外交举措，来引导、推动和持续引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中美两国妥善处理彼此之间的矛盾分歧，特别是要彼此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以及国家利益的拓展，中国必然会一如既往地坚定维护、安全和发展利益，也必然会在世界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美国不能抱着冷战思维不放，总是担心中国的行为将损害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削弱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和优势地位，寻求牵制甚至遏制中国。在此情况下，如何有效管控分歧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至关重要。这就需要中美双方摒弃零和思维、避免以对抗的方式处理分歧、着眼双边关系发展的大局、加强内部协调。处理好分歧与发展好合作一样的重要。

双减政策的背景和意义篇5

〔关键词〕 福利企业，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家精神，福利企业联盟，红利上限制度

〔中图分类号〕F2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7）01-0123-06

一、当前福利企业的定位模糊与认知固化状况

我国的福利企业是集中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主要渠道，其在保障残疾人劳动权、平等参与权、营造有利于残疾人身心健康的就业环境、对残疾人集中管理、缓解社会矛盾、减轻公共财政压力、推动地方福利事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07年新的政策扩大享受税收优惠的福利企业和残疾人范围，把按比例减免税转向按人数减免税，设定25%残疾人数最低比例，规范用工行椋简化认定程序，合并认定部门，此类改变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新政实施后，福利企业退税额减少、福利企业数量与作用齐减①、以假乱真骗取优惠②等问题频发不止，福利企业面临生死存亡之考验。客观而言，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多种原因，例如，福利企业先天不足，规模较小、管理粗放、产品初级，补贴企业到补贴人头的政策转向使税收优惠大幅减弱，外部环境冲击而生产成本不断上涨等。但是，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福利企业的法律定位有误，以及基于此定位导致的相关法律规范的滞后。

关于福利企业的法律规范，除了200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③与2007年《残疾人就业条例》④外，现行有效的部门规章有32个，其中最新的是2007年民政部《福利企业资格认定办法》，但是其关于福利企业的制度规范从内容上看却是滞后的⑤。与失效的1990年《社会福利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相比，《福利企业资格认定办法》没有专章规定福利企业的权利义务、管理机构、保护扶持、企业管理、劳动工资与财务管理，删掉了福利企业的特殊目的，把福利企业从“国营和集体企业”的范围扩大到一切企业，且不再由“民政部设立的专门机构管理”。实际上，《福利企业资格认定办法》的出台表明，官方不再使用“特殊企业”一词对福利企业特别定位，似乎把福利企业定位为商事企业⑥，而这种定位是一种倒退。

之所以是一种倒退，是因为违背了促进残疾人集中就业的初衷。当福利企业定位为一般商事企业时，其投资者必然以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而一般商事企业的定位使福利企业丧失了资产锁定制度与红利上限制度的法理基础，成为一些人利用“福利企业”外壳以及相关政策谋取利益的工具。在财税优惠多时，进入福利企业；在财税优惠减少时，退出福利企业，而置残疾人利益于不顾。而对于真正具有促进残疾人就业愿望的企业家，以及期望在福利企业长期就业的残疾人而言，由于福利企业雇佣残疾人而使其在人力方面处于劣势，进而导致市场竞争力减弱，如果此时政府不能适当增加财税优惠，则福利企业极易被市场淘汰，残疾人将多次被迫重新择业。因此，为真正促进残疾人稳定就业，必须对福利企业准确定位并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

对解决福利企业存在问题，从认知上看，学界主要包括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快向现代企业转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理顺管理机制、营造助残氛围等，但是这些研究均以营利与非营利二分法为前提，因此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审视全球企业法的最新发展，除营利性组织、非营利性组织之外，还存在第三种组织，即兼具营利与非营利特性的杂合性组织――社会企业。本文引入社会企业理念与制度框架，并基于社会企业视角，认为定位不准是福利企业诸多问题产生之根源；福利企业应定位为社会企业，并按照社会企业的理念和制度加以改造。

二、福利企业应定位为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产生于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的背景，是以企业形式实现社会目标的组织，具有社会性与经济性的双底线的特征，这种特征使其不同于企业社会责任。福利企业与社会企业具有相同的发展背景、相似的基本特征，并具有回归社会企业的强烈的现实需求，因此应把其准确定位为社会企业。

（一）福利企业具有与社会企业相同的发展背景

社会企业是以企业形式实现社会目标的组织。对于其有两种认识：一是“不得分配利润说”，即股东不得分配利润，二是“有限分配利润说”，即股东可进行有限的利润分配。尽管存在认识分歧，学者们也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社会企业是以某种社会目的为使命，不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动机的企业；以市场化运作机制整合社会资源，通过商业形式实现社会目标；建立市场份额及财务可持续性，为社会目标的实现提供永续支持；介于公益与营利节点之间的杂合性组织。

纵观社会企业发展史，社会企业一直都是在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的背景下得以发展。现代社会一直面临一些政府解决乏力而社会又不愿解决的问题，例如，残疾人就业、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社区服务等。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将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商事企业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积极改变，但与此同时，破坏自然资源、侵害劳工权利、残疾人丧失劳动权等问题愈加彰显，这表明市场在解决社会问题上存在着天然局限。政府一直扮演着提供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的角色，但财力的有限性限制了其角色的发挥。在此背景下，西方社会为了回应市场与政府供给不足之危机，产生了兼具营利与非营利杂合特性之社会企业 〔1 〕。与此相应，消费者的理念也从“狭隘的消费文化”转向“道德消费文化”⑦，从简单关注产品质量转向关心企业的生产环境、职业健康和社会责任。在此理念之下，消费者愿意优先购买“以实现社会目的为使命的”社会企业的产品，这为社会企业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与此同时，一些企业家摒弃新古典主义利润最大化的假设，开始倡导社会企业家精神。正如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所言，主流市场理论因为忽略人性的本质而遭受着概念化的失败，社会企业是应对社会问题的重要阵地，其有能力改变世界 〔2 〕 3-22。

福利企业也面临同样的发展背景。一方面政府对残疾人财力供给有限，需要借助市场的力量解决残疾人就业问题，另一方面传统商事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其决策时常置残疾人利益于不顾。政府与市场在解决残疾人就业中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灵，因此需要一个兼具营利（市场因素）与非营利（政府因素）双重特性的杂合性组织来解决双重失灵问题。福利企业的制度演化也一直以此“杂合性”为指导原则。福利企业的发展史，就是兼具营利与非营利特性的杂合性组织的发展史，只不过在不同阶段，营利因素与非营利因素所占比例不同而已，有的阶段中政府因素更强，有的阶段中市场因素更强，这种表现也被称之为“社会企业光谱”。

（二）福利企业具有社会企业的“双底线”特征

基于学界共识，社会企业成立之初就与解决弱势群体就业问题密切相关，担负“经济提供”与“社会公益支持”的双重任务，体现了社会整合功能。这种双重任务要求社会企业坚守社会性与经济性的双底线。在双底线中，社会性是第一位的，经济性是第二位的。经济性从属于社会性，是为持续满足社会性需要而进行自我储备和自我供给，是社会企业实现社会目的之手段。社会性反映出其主要使命，也是衡量社会企业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与纯公益组织相比，经营行为之经济性是社会企业的突出特征；与传统商事企业相比，社会使命之公益性是社会企业的突出特征。如果丧失经济性之底线，则社会企业无以为继，社会目标也无从实现。如果丧失社会性之底线，则社会企业不复存在，变成纯粹的商事企业。

具体而言，社会企业的经济性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生产和销售商品，这是社会企业生存之本；二是高度自治性，这是其参与市场竞争之基；三是经济风险性；四是带薪雇员数量少 〔3 〕 。社会企业的社会性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目的的社会性，旨在促进福利事业；二是资本的社会性，实体资本和金融资本主要来自于社会资本；三是组织的社会性，作为公民社会的一部分，资本所有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分享决策权；四是利润的社会性，只能进行有限的利润分配，未分配的剩余利润用于社会企业维持与发展以实现更大的社会目标 〔4 〕 16。 由此可见，社会企业把社会责任作为核心目标和使命，一般商事企业则把社会责任作为其附加责任。因此，如果说企业社会责任是营利与非营利之间的“友谊”，那么社会企业则是营利与非营利之间的“婚姻”⑧。

福利企业也具有经济性与社会性的双底线。考察福利企业的历史可知，福利企业具有社会性的底线。残疾人事业“由家庭承担转向由政府、家庭和社会共同分担”的责任转化是福利企业产生与存续的重要原因。因此，作为社会福利的一部分，完全依赖市场提供公益服务是不稳定的且带有风险的。某种程度上，政府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对其扶持也是提供公益服务的一种形式。福利企业承担着本该由政府承担的部分责任――以企业运营形式来实现社会公益目标（残疾人就业的社会使命）。企业只是载体，残疾人福利为最终目标。因此，在福利企业处于困境时应该倡导政府责任的回归，由政府给予税收优惠、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 〔5 〕 。例如，一些国家的政策中包含庇护工厂的做法，即赋予残疾人在某些领域的垄断地位，视力障碍者在按摩业的垄断即是如此。福利企业的社会性特征，决定着其不能定位为一般商事企业。

此外，从以下四个角度考察可知，福利企业也具有非营利机构所不具备的经济性的底线。从残疾人文化的角度来看，对残疾人直接资助可能不如让残疾人在开放市场中竞争更能获得自信；残疾人应从“被动、单向的接受性文化”转向“创造性的个人主义文化”，从“被动就业”转向“主动就业”，从而有效避免残疾人与社会产生隔离而造成的社会退却。从福利企业的载体来看，福利企业是以企业为载体，作为独立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以最终实现公益目标，2007年福利企业税收优惠改革正基于此理念。从福利企业的经营范围来看，政策上正在逐步放宽经营范围，允许其自由进入工业性生产领域、经营性和服务性领域，与一般商事企业进行充分竞争，以建立其实现公益的经济基础。从福利企业的哲学来看，其秉持自我约束和自信的哲学，从“官方主办而形成的依赖性与官僚作风”转向“动员背景各异的主体形成多元化网络”来共同解决残疾人就业的问题。福利企业并不一味依赖政府，而是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加强管理和产业调整，在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这也是其经济性底线的基本要求。

综上可知，福利企业兼具社会性与经济性的双底线。换言之，其既不是纯粹的商事企业，也不是非营利性机构，而是兼具营利与非营利特性的杂合性组织。以此为载体，残疾职工实现从物质到精神的飞跃：实现其劳动权和平等的社会参与权，从“被人养着”到“通过自己劳动谋生”，从“残疾人”到“残而不废”，通过从社会排斥到社会融合的转变，使残疾职工“精神状态、生活来源、社会保障和人生价值”得以实现。正是因为社会性的存在，其不能在政策扶持减小而利润下降时就退出福利企业行列；相反，只要能维持自身生存就已经实现了促进残疾人就业的目标。正是因为经济性的存在，福利企业应该提高其作为市场主体的整体素质，进行现代企业改革，以市场为导向不断提高产品质量，通过赚取利润，获得生存与发展，才能为促进残疾人就业做出永续贡献。

（三） 福利企业回归社会企业本源的现实呼唤

通过上述论述可知，福利企业具有与社会企业相同的发展背景，也具有社会企业的社会性与经济性的双底线特征，应定位为社会企业。然而，目前学界与实务界对于福利企业定位却存在两种背离双底线的错误倾向。一种是把福利企业定位为公益性的福利机构，认为政府应该给予其财税惠并把优惠作为福利企业的生存线 〔6 〕 ，这种观点忽略了福利企业的经济性，导致福利企业产生“等、靠、要”的思想，对政府财税政策的依赖心理严重，一旦优惠政策改变致使优惠力度减弱，企业财务将无以为继，“温室的花草”在市场竞争中必然“枯萎”。一种是在对“福利”与“企业”的权重分析后，认为福利企业依然是遵循市场竞争规则以谋取最大利润回报的商事企业，这种观点导致福利企业借用“福利”外壳谋取利润最大化，其所得利润不是用来优化经济结构、提高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提高市场竞争力，而是过度分配给股东，导致其竞争力低下；一旦利润未达预期，就把残疾员工当作包袱抛掉，退出福利企业。因此，面对理论界与实务界的这两种错误倾向，以及由此导致的福利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严重困境，我们急需用社会企业的理念与制度重塑福利企业，让其回归社会企业本源并得以健康发展。

三、福利企业如何实现社会企业定位

笔者以为，基于社会企业的理论与制度框架，应该从伦理、制度与监管方面对福利企业进行重塑。在伦理方面，社会企业标识是其激励性外壳，社会企业家精神是其激励性硬核；在制度方面，适度财税优惠、社会企业联盟、社会企业众筹、资产锁定、红利上限与外部监管等是其双底线与社会目标实现的制度保障；在监管方面，监管机构、监管内容与监管过程的优化，是实现社会企业定位的监管保障。

（一）伦理路径

1.福利企业标识应成为福利企业伦理激励的外壳。国外的社会企业基本都有独特的标识。例如：美国低收益有限责任公司（L3C）的名称中必须包含“低收益”的标识，章程中应写明“其主要实现之社会目的”，公司从成立之初至整个运行过程都需满足社会目的 〔7 〕；英国社区利益公司（CIC）设立时必须提交《社区利益声明》，并以此作为标识。福利企业应借鉴L3C和CIC，在组织章程中写明实现“促进残疾人就业”之社会目的，突出标识――在名称中应包含“福利企业”字样；在运行过程中应持续满足设立时的要求：（1）促进残疾人就业目标的实现；（2）收益或财产增值不是福利企业的主要目的。反之，一旦不再满足以上要求，将被撤销福利企业身份。名称中的标识为其形式标识，章程中的标识为其实质标识。倡导福利企业的社会企业功能或社会企业价值，让社会大众、消费者和企业知晓福利企业的社会使命，借此提升整个社会认知，扭转公众对福利企业以福利之名进行“骗税”的认识，让“福利企业”四个字成为公益的标识。引导消费者进行道德消费，引导企业交易时把福利企业的公益性作为考量因素。

2.社会企业家精神应成为福利企业伦理激励的硬核。实践中，一些企业“或不安置、少安置残疾职工，虚报残疾人就业比例；或让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只挂名，不上岗；有些地方甚至给残疾人多处挂名，多处计算比例，骗取国家的税收照顾”⑨。究其原因，就是这些企业家缺乏社会企业家精神。社会企业家具有社会企业家精神，而福利企业家也应有社会企业家精神。社会企业家精神缘起于Wilham Drayton的理论，其突破性地把企业家理论从经济领域拓展到社会领域，认为企业家不应只关注企业利润或经济发展，更应关怀社会发展，以企业家精神为依托推动社会走上新的发展轨迹 〔8 〕1-29；商业企业家是着眼于企业利润的企业家，其价值主要体现为经济价值，终极目的就是利润；社会企业家是着眼于社会问题的企业家，其价值主要体现为社会价值而非利润，即旨在实现社会问题的持续改进与根本解决，利润只是其自我维持与发展的工具；社会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精神在社会领域之拓展，体现为对服务社会之机会的识别与追求、对受益者需求与社会价值的深刻理解，以及对服务人群高度负责之态度。我们要用社会企业理念激励更多具备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投资者来创办福利企业，保障残疾人劳动权益并促进社会和谐。

（二）制度路径

福利企业是具有经济性和公益性双底线的社会企业，既要保障其经济性使其得以生存并不断壮大，又要保障其公益性的回归。为此，应借鉴社会企业制度，在福利企业公益性回归与市场化运作之间取得利益平衡。

1.通过制度保障福利企业的经济性底线。福利企业不同于一般非营利机构，因其具有经济上的自我供给功能。而这种经济上的自我供给功能需要通过适度增加财税优惠、设立福利企业联盟、建立众筹融资制度等加以保障。其一，适度增加财税优惠是对福利企业经济性底线的政策保障。福利企业以社会公益为目标，承担超出一般企业的社会责任，故而造成其市场竞争力下降，应给予包括财政税收在内的政府支持。〔9 〕具体包括：政府采购、人才引进、创优评先等方面对福利企业优先考虑；给予符合条件的福利企业以社会保险补贴；对于安置比例较高、残疾职工工资超过最低工资的福利企业以奖励；水、电、房产、用地等方面给予一定的税费减免。但是依据现行有效规定，生产销售属于消费税应税产品的民政福利工业企业排除在税收优惠政策之外⑩，极大限制了这类福利企业的发展，对这类福利企业而言有失公平，已不适应财税法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此外，由于财税（2007）92号文件与财税（2008）151号文件在增值税退税征收所得税方面的规定矛盾，为了保持政策一致性并减轻福利企业的负担，建议不再对退税收入征收所得税；取消2007年制定的每人每年退税3.5万的限额，根据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性，适度调整增值税退税额，使其“既不过高，也不过低”，既体现公益性，又避免利用福利企业进行套利。此外，应严格遵守福利企业税收优惠规定，有效实现政策目的11。其二，设立福利企业联盟以加强对福利企业经济性底线的团体保障。福利企业通常是中小企业，目前多数处于微利或亏损状态，需要寻找新的成长路径。在美国，公益企业联盟是其社会企业的最新发展模式，对社会企业发展作用巨大12，借鉴之设立中国福利企业联盟，不失为一种新的发展路径。但民政部门作为福利企业的监管机构，不能承担福利企业自发组成的联盟的作用 〔10 〕。设立福利企业联盟，既作为统一的对外宣传窗口，也作为福利企业互相帮扶的平台，福利企业基于此平台而优先交易――优先选择其他福利企业产品，福利企业之间优先融资，福利企业之间互相担保等。这样做，既有利于维护福利企业整体社会公益的目标，也有利于坚守福利企业的价值取向与核心理念。其三，建立筹融资制度是对福利企业经济性底线的融资保障。诚然，政府可通过“支持福利企业金融机构”和“福利企业投资税收减免”等对福利企业给予融资支持。例如，设立专门为福利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中小银行，服务对象的社会企业标识可成为银行运用金融消费者“道德消费主义”理念吸引民间资本的有利条件。此外，福利企业与其他社会企业一样发债，但是，由于福利企业的经济性从属于社会性，决定着发债可接受性程度较低。众筹的发展为福利企业的融资带来新的契机。通过股权众筹、债券众筹与捐赠众筹，吸引具有社会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投资福利企业，以及具有低收益意愿的资金提供方、具有慈善意愿的捐赠者为福利企业提供资金。由于社会企业与众筹均依赖于草根大众，福利企业以众筹方式吸引社会大众资金具有天然优势，此方面可借鉴美国小额众筹豁免制度。〔11 〕

2.通过制度保障福利企业的公益性底线。福利企业不是一般商事企业，因其以实现残疾人集中就业为社会使命。这条公益性底线的坚守，必须依赖于一些特殊制度的建立。其一，建立资产锁定制度是对福利企业公益性底线的资产保障。在福利企业发展的同时，必须保障福利企业的公益性，资产锁定制度可发挥此功能。在福利企业中锁定资产，防止其以低于真正的市场价值出售资产；唯一可以允许的例外是，资产被转让到另一个资产被锁定的福利企业。福利企业具有目的的连贯性，一旦设立将持续存在，直至解散或转变成另一个福利企业。如果被解散，由于资产锁定，所剩余资产将被保留给其他福利企业而不是分配给投资者。笔者建议把资产锁定条款纳入福利企业的章程，并规定：福利企业资产锁定于残疾人公益事业；避免福利企业受到非福利企业成员个人或者组织的控制；并且，资产锁定作为福利企业章程的重要内容之一，不能从章程中剥离且受制于专门机构监管。其二，建立红利上限制度是对福利企业公益性底线的利润保障。红利上限制度是确保其公益性的制度之一。尽管福利企业投资者可获得一定回报，但应受到红利限制，以确保福利企业的主要受益者是残疾人。笔者建议福利企业红利上限包括三层含义：一是每股的红利上限；二是总红利上限；三是结转上限13。必须明确的是，这些上限不应该被看作是对福利企业支付红利自由裁量权的限制，也并不意味着投资于福利企业的人有权获得如此多的投资回报率。并且，福利企业的监管者在经批准后可以设置新的红利上限和总红利上限14。

（三）监管路径

除了上述伦理激励与制度保障之外，还要优化对福利企业的外部监管，并把其作为实现“社会企业”定位的监管保障。

就监管机构而言，目前对福利企业的监管以县级以上民政部门为主，国税、地税和残联等部门为辅。民政部门对福利企业进行定期检查或抽查，国税、地税和残联等对福利企业进行相关资格认定、证书变更、年度审核认定等工作。这种多头监管导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协调困难问题也是束缚福利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所在。依据现代规制法的规制机构设置理论，应成立专门规制福利企业的独立机构。

就监管内容而言，我们应以追求社会使命为第一要务，从“注重经济性”向“注重社会性”转变，即从“注重产值、销售收入和利税”向“注重就业岗位是否足额、是否真正上岗、福利是否增长和劳动条件是否改善”转变。此外，监管机构负责人应审阅成立福利企业的申请书，保证福利企业履行法定义务，当其偏离社会使命时，立即采取法律手段加以阻止。同时，为有意成立福利企业的人士提供帮助、指导并推广福利企业理念。

就监管过程而言，由于很多企业假借福利企业之名行骗税之实均与监管部门的监管漏洞相关，故应强化对福利企业设立前、设立中、设立后的全程监管，以保障福利企业“名实相符”。即，福利企业申报开办、登记注册、生产效能、用工情况等全过程都要纳入监管之下，唯此，方能遏制虚假用工、偷税漏税、骗取退税等行为。

注 释：

①2006年全国共有福利企业30199家，2012年底减少至20401家。

②残疾工“在编”不“在岗”现象严重，残疾人虚假挂名而不实际安排岗位，无残疾人冒充残疾人计入残疾人名册，此类现象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福利企业的实际残疾人职工越来越少。以上海市为例，2007年安置残疾职工人数46758人，2010年则减少为36559人。实践中，一些福利企业通过“故意不取或少取增值税发票”以及“故意多记货物销售额”的方式致使对方企业少缴增值税，从而破坏增值税链条。一些福利企业享受先征后返税收优惠，却故意混同“购入货物”“自产货物”和“委托加工货物”，通过骗取退税、虚开代开发票等虚假手段形成利益黑链，致使福利企业成为其牟利的金字招牌。

③该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对残疾人福利性企业事业组织和城乡残疾人个体劳动者，实行税收减免政策，并在生产、经营、技术、资金、物资、场地等方面给予扶持。

④该法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对集中使用残疾人的用人单位依法给予税收优惠，并在生产、经营、技术、资金、物资、场地使用等方面给予扶持。

⑤1988年民政部《社会福利企业技术改造贷款贴息办法》依然有效，据此办法：“利息原则上由受贷企业负担月息3.360，高出部分由民政部N息，但最多贴月息550”。显而易见，从1988年到2016年，企业技术改造所需资金已经大幅提升，贷款贴息的额度却依然没有变化。这将极大地限制福利企业的技术改造。因此，关于福利企业的部门规范性文件需要废止、修订或重新拟定。

⑥2007年民政部《福利企业资格认定办法》第二条规定，福利企业是指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安置残疾人职工占职工总人数25%以上，残疾人职工人数不少于10人的企业。

⑦即消费者从简单关注产品质量，转向关心企业的生产环境、职业健康和社会责任。消费者通过社会企业来实现自己价值观的选择权，这标志着狭隘的消费主义文化向道德消费主义文化转变。

⑧社会企业把社会责任作为其核心目标和使命，一般商业企业则把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其附加责任。

⑨参见《民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福利企业行政监督严格检查清理假冒福利企业的通知》。

⑩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福利企业、校办企业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下列项目不得享受对民政福利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1.民政福利工业企业生产销售属于消费税的应税产品，一律按规定征收消费税。2.民政福利工业企业生产销售属于应征收消费税的货物，不能享受先征后返还增值税的优惠政策。3.民政福利工业企业享受先征后返还增值税的货物，只限于本企业生产的货物。对外购货物直接销售和委托外单位加工的货物不适用先征后返还增值税的办法。4.民政福利工业生产企业销售给外贸企业或其他企业出口的货物不适用先征后返还增值税的办法。5.从事商品批发、商品零售的民政福利企业，不得减免增值税。

11实践中，一些地方财政与民政部门没有严格遵守福利企业税收优惠规定，使福利企业政策目的落空，此问题早已被国家所发现并重视。参见《民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福利企业行政监督严格检查清理假冒福利企业的通知。

12关于美国公益企业及其联盟，参见http：///become-a-b-corp。

13对此，英国社区利益公司条例可资借鉴，依其规定，英国社区利益公司每股的红利上限不得超过英格兰银行基准贷款利率的5%；总红利上限是可分配利润的35%；结转年年末未被使用红利结转不超过5年。参见Part 6，Regulations 17 to 20 of the 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 Regulations 2005。

14英国的社区利益公司即是如此。参见https：//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ic-regulator-status-role-and-function-of-regulator-of-cics。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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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士新.社会福利企业与残疾人就业〔J〕.中国残疾人，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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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 波.美国低收益有限责任公司立法介评――兼论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制度之完善〔J〕.湖南社会科学，2012（2）.

〔8〕莱特.探求社会企业家精神〔M〕.苟天来，何君，柴浩放，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9〕刘 菁，时立荣.从税制改革看我国福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2）.

〔10〕廖慧卿.福利市场化、制度排斥与残障人士工作权――Z市福利企业的个案研究〔J〕.学习与实践，2014（8）.

双减政策的背景和意义篇6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 差异与融合 翻译原则

引言

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差异与融合，不仅是相关研究者重点关注的事情，同时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下国际交际必须要面临的重要问题。跨文化交际翻译的目的是为了表达双方的意见，去除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化障碍。因此，在新时期下，探究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差异与融合，是一件极其有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研究剂量。

一、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差异

翻译是一项跨文化交际中的基础性工作。如果各国交际之间缺少了翻译，那么文化交际势必不会成功。跨文化交际翻译的差异是指交际双方在交际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多种差异问题。从历史层面分析，一是各国长久以来形成了独特的生活习俗与文化背景，导致各国交际翻译中的差异性；二是跨文化交际翻译差异还能够体现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会形成不同的文化差异，而这些差异也会成为翻译中的阻碍因素。例如汉语与英语之间存在着差异；汉语与日语之间存在着差异；英语与日语之间存在着差异。不同语言都融入了各国的文化背景，而文化背景的差异势必会造成语言上的差异。

二、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融合

全球经济一体化加强了各国之间的联系，这也使得各国文化呈现出趋于统一的态势，也就是所谓的文化融合。跨文化交际翻译融合得益于国家之间的交际发展。虽然各个国家都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文化差异要远远多于文化共同点，但随着国家之间的交际不断加深，各国之间的文化也出现了彼此融合现象。国际交际势必会设计到各国文化，如果某一国认同了他国的文化背景，即会产生文化融合。例如在中英跨文化交际中，可以发现很多用汉语发音来表达英语的形式，例如“饺子”在交际中会直接说成“jiao zi”，翻译过程中很少用“Dumplings”。当然，去年非常流行的“NO ZUO NO DIE”也是文化融合的产物，成为了非常流行的跨国语言，既有汉语词汇读音，也有英语词汇的含义。“NO ZUO NO DIE”不仅成为了当下的流行词，同时也走出了我国大门，在16年被美国放入到《城市词典》中。

三、跨文化交际翻译中差异与融合和谐统一原则

1.语境原则。是指根据两国语言所处语境不同，在翻译中通过语境构成因素来增删完成交际意义传递。特别是在文学作品中的翻译，更需要注重语境原则。例如《红楼梦》中，书中人物都称呼贾政为“老爷”，当贾宝玉也同样喊贾政为“老爷”时，如果用“father”对译显然是不严谨的。小说里所要表达的敬畏之情，而这种敬畏之情就需要应用语境原则。

2.意义原则。翻译工作就是为了让对方了解双方的意思，因此，在跨文化交际翻译中必须要贯彻意义原则。也就是说，在跨文化交际翻译不仅要在语言层面上实现对译，同时也要考虑不同国家的交际背景，双方所表达的意义是否准确。各国语言表达形式是不同的，只追求词汇对等并不意味着意义相同。因此，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要结合各国的语境，灵活运用词汇在表达对方法的含义。

例如“sleep like a pig”，如果采用直译的方式会翻译成“睡觉像一头猪”，这很显然是一种脏话，但其实际的意义是“睡的像死猪一样”，主要为了表达水面状态。再如“teacher”一词，在汉语中所表达的是“教师”，同样也是对“教师”职业的尊称，但在美国“teacher”只代表“教师”。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意义原则，能够有效降低跨文化的差异性，进而实现意义上的融合，减少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阻碍。

3.禁忌原则。无论是哪个国家的文化背景，其中都存在着不同的禁忌事项。如果在翻译活动中为了表达双方意义，而说出了禁忌词汇，不仅会影响双方意义表达，更会影响双方的情感表达，对两国交际极为不利。例如翻译者想要表达“落后国家”的时候，通常会将其表述为“发展中国家”。英语中 “less developed country”、“developing country” 这些词汇在国际交际中应用非常广泛，由于这些词汇不仅能够表达落后国家的劣势事实，同时也能够避免在翻译过程中出现尴尬现象。

跨文化交际翻译实践中的禁忌原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意义上的融合，即能够避免错误表达两国想要表述的含义，进而实现突破跨文化交H翻译中的差异，进而保障跨文化交际翻译能够顺利进行。

四、结束语

总之，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差异与融合是永恒不变的矛盾体，想要彻底消除这中矛盾是不现实的。但随着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不断加深，各国之间的文化融合已经成为一大趋势，以文化融合为基础，再采用一些翻译技巧，会有效的突破文化差异瓶颈，进而实现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1]曹瑞明.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差异与融合[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16（1）：124.

双减政策的背景和意义篇7

关键词：心理契约、工商行政管理、基本特征、管理策略

心理契约概念，是由美国心理学家ScheinE．H．教授正式提出的，他认为心理契约是“个人将有所奉献与组织欲望有所获取之间，以及组织将针对个人期望收获而有所提供的一种配合”，“虽然它并没有写明，心理契约却是组织中行为的强有力的决定因素”。心理契约主要涉及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其内涵及实践意义就在于组织中的成员对心理契约的理解，并基于这一理解而表现出相应的态度和行为，从而进一步又直接影响其工作绩效，最终影响组织目标的实现。心理契约存在于所有的管理活动和组织中，同样，也存在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工商行政管理人员的管理活动中。事实上，这种客观存在着的心理契约，不仅对工商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态度和行政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而且直接决定着工商行政管理的效能，反映着政府形象。因此，将心理契约的理论与方法引入到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并深入研究，能拓展科学管理的视野，提升工商行政管理效能。

一、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心理契约的基本特征分析

(一)动态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管市场的领域、权限和对象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肩负着更加繁重的工作任务。这一客观环境深刻地影响着工商行政管理人员的监管理念和行为方式，必然导致原先心理契约平衡的打破，使得契约双方心理契约的内涵更为丰富，相互的期望要求和标准更高。因此，心理契约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处于动态发展中。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与工商行政管理人员都应当用动态的发展的视角来审视彼此心理契约的内涵，不断更新、修正。

(二)主观性

心理契约本身就是契约双方心理的主观意识约定，是彼此以心理期望的方式隐含在各自的内心深处，具有内隐性、不确定性和不明晰性。正是由于心理契约的这种主观性，往往使得各自的心理期望与之实现之间常常会产生不一致。因此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与工商行政管理人员之间应注重思想交流、沟通，减少或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心理契约履约中的障碍。

(三)交互性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与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在心理契约中所处的主体地位是平等的，双方的心理期望也是相互的，并且心理契约相对的任何一方的言行都会对心理契约的履约、实现产生影响。因此这种交互性使得在心理契约的形成、履约和实现过程中，契约双方要更加注意换位思考，更好地了解和掌握对方的心理期望内容，便于契约双方达成一致的共识，形成共同远景。

(四)文化性

心理契约的基础是基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组织文化背景，其精神实质就在于能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中创设出一种奋发、进取、积极向上的工商精神。工商行政管理人员主体的差异性决定了其文化的多元性。因此注重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建设活动，融入时代文化的新内涵，弘扬时代主旋律，创设心理契约良好的组织文化氛围。

(五)导向性

政治理论和人物楷模是凝聚人心的坚强纽带，是实现工商行政管理事业目标的强大精神动力。面对知识经济这一时代背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工商行政管理人员的期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不仅仅体现在日常的一些硬性的制度规定中，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工商行政管理人员所展现出来的精神风貌上。因此加强政治理论和人物楷模的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宣传教育，使工商行政管理人员产生一种强烈的事业心和使命感，培养其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激发其崇高的精神追求，在为工商事业目标奋斗的同时，实现自身的价值追求。

(六)服务性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政府各级行政管理机关的根本宗旨。在新的历史时期，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履行市场监管职责，就是要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地为市场主体提供优质的服务，维护好市场良好的秩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期望每一位工商行政管理人员能各司其责，对人民高度负责，尽心服务人民，从而提高整体服务质量，强化系统的效能建设。因此树立服务性理念，以服务性理念指导执法实践，应该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与工商行政管理人员之间心理契约的核心内容。

(七)差异性

依据近年来的全国工商行政管理系统人员受教育程度统计数据显示，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文化水平不均，这一客观背景必然导致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心理期望内容上的差异性。依据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层次是从生理需要开始，然后再上升到安全、归属、尊重直至最终的自我实现需要。需要理论告诉我们，不同层次的工商行政管理人员有着不同的心理期望，且这种心理期望的满足对其行为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针对每一位工商行政管理人员不同的心理期望，分类逐层地构建心理契约。

二、和谐心理契约是提升工商行政管理效能的新动力

工商行政管理事业的目标就是维护公平、公正、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其工作过程和目标实现追求的更是一种和谐。因此和谐心理契约是和谐工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工商行政管理效能的新动力。

(一)弥补法律制度等规范体系所规约不到的真空地带

法律制度的规约是人们行为达到的最低标准。和谐心理契约的基础必须是基于健康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组织文化背景，而这种健康的组织文化能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中创设出一种奋发、进取、积极向上的工商精神，弥补法律制度等规范体系所规约不到的真空地带，这种源自文化而凝聚生成的力量，远比法律制度所规约的力量更强大、更具向心力。因此和谐心理契约可以引导工商行政管理人员达到最优标准。

(二)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与工商行政管理人员之间始终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

当前，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市场主体更加多元化，市场行为更趋复杂化。这一客观环境的深刻变革使得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不断拓展和深化，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赋予了更多的职责，对工商行政管理人员的执法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和谐心理契约可以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与王商行政管理人员之间始终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凝聚力，共同应对客观环境的深刻变革，担负起市场监管的重任。

(三)减少系统内耗

心理契约本身的形成就是基于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与工商行政管理人员之间内心的相互期望，因此在契约双方之间发生的任何变化，都会产生相互的影响。如在心理契约履约过程中契约双方常常会因为各自主观意识理解上的偏差或歧义导致心理契约的破裂或违背，导致工作绩效毁损。和谐心理契约可以减少或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思想沟通障碍，在面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时，能及时沟通、很好交流，能共同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四)激发工商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热情

和谐心理契约，可以使契约双方的心理感受始终处于积极的良好状态。一是能创设彼此相互信任和相互尊重、团结协作和共同发展的氛围空间；二是可以激发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工作的热情和活力，开发其潜力，实现各尽所能、各尽所用，有效整合工商行政管理人员群体诸要素资源，提升工商行政管理效能。

(五)使工商行政管理人员的个人职业得到更好的发展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与工商行政管理人员之间构成的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有机整体，和谐心理契约可以使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将其个人的职业发展规划依托工商事业的发展。这也就是说，只有在工商事业发展的同时，才能创造更多的机会，使得工商行政管理人员满足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因此和谐心理契约可以使契约双方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共同体，互为依托、互相促进，共创辉煌事业。

三、实现共建和谐心理契约的管理策略

(一)创建时代工商文化，为实现共建和谐心理契约营造良好氛围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认为，“真正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的文化，即他们所共同具有的观念和准则。”工商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工商行政管理人员群体价值观的整合。每一位工商行政管理人员个体的价值观又是基于各自的文化背景形成对事物和行为的评价和认定，它决定着其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因此要实现共建和谐心理契约，就要注重弘扬时代主旋律，开展形式多样的创建工商文化的活动，充分发挥工商文化的凝聚、激励和辐射功能，教育工商行政管理人员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的现代法制观念和执法为民的根本执政理念，不断丰富和完善良好的职业道德规范，提高工商行政管理人员行政执法的责任意识，营造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相互尊重、安定有序、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良好氛围，为实现共建和谐心理契约创设良好的组织文化氛围。

(二)注重政治理论引导，为实现共建和谐心理契约奠定理论基础

政治理论和人物楷模是凝聚人心的坚强纽带，会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事业心和使命感，是实现事业宏伟目标的强大精神动力。工商行政管理人员代表国家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作为行政管理的具体执行者，当其能够体会到履行职责具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时，就会甘愿全力奉献于工商事业。因此要实现共建和谐心理契约，一是要注重政治理论的学习，教育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积极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二是要开展人物楷模的宣传教育活动，以人物楷模的力量感召人、教育人、启发人、激励人，在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弘扬锐意进取、积极开拓、勇于拼搏、无私奉献的工商精神，坚定工商行政管理人员的理想信念，为实现共建和谐心理契约奠定理论基础。

(三)建立良性反馈机制，为实现共建和谐心理契约提供信息平台

心理契约本身的形成就是基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与工商行政管理人员之间内心的相互期望，契约双方任何的变化，都会产生相互的影响。这些变化包括：客观环境变化、领导关系改变、工作岗位变化以及契约双方主观意识约定理解的偏差或歧义等，都会打破原有心理契约的平衡，甚至产生心理契约的破裂或违背。因此依据社会学理论原理，要实现共建和谐心理契约，需要建立一种良性的反馈机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与工商行政管理人员之间建立必要的信息反馈渠道和网络，关注发生的任何变化，尤其要注重观察工商行政管理人员的思想动态，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加强思想交流，实施正确的引导，针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积极的心态，用发展的视角来审视心理契约的内涵，及时适应变化，适时修正、完善契约双方心理契约更新的内容，以减少或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心理契约的履约障碍，防止导致不必要的心理契约的破裂或违背。

(四)关注个体职业发展，为实现共建和谐心理契约营建共同远景

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强调的就是对人本身的尊重，关注的是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工商行政管理人员的管理活动中，既要关注其物质需求，更要关注其心理期望，即精神追求和价值实现。因此，要实现共建和谐心理契约，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关注其个体的职业生涯发展期望，结合工商行政管理事业的发展目标，辅助每一位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做出理想的职业生涯发展规划，并将其个人发展规划融入工商行政管理事业的发展中。这样，使得在工商行政管理事业发展的同时，创造更多的机会让其充分发挥自主意识和创造力，不断提高自身责任感和努力度，使其在为工商行政管理事业全力奉献的过程中，自身也不断得到锻炼、成长和发展，满足其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

(五)买施绩效评估激励，为实现共建和谐心理契约践诺机制保障

针对每一位工商行政管理人员为工商行政管理事业所做的贡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实施有效的激励，不仅能够让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心理感觉良好，而且对工商事业目标的实现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依据激励相关理论，要实现共建和谐心理契约，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具体运用需要层次理论、双因素理论、公平理论等原理，分别从需求、目标及公平等不同的角度建立有效的绩效评估和激励机制。关注每一位工商行政管理人员所做的贡献，及时实施激励，重点采取目标激励、进修激励、晋升激励和荣誉激励等精神激励手段，给予相应的认同或报酬，确保工商行政管理人员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他们所做的事情是重要的、值得的。这样可以持久高效激发工商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热情，充分开发其潜力，全力奉献于工商行政管理事业。

双减政策的背景和意义篇8

关键词：对外贸易；管理；自由贸易

贸易政策大致可以分为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两大类，孰优孰劣之争贯穿在几百年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选择一直以来也是充满争议的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中国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也在加快，中国的市场将会对世界各国更加的开放。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再实施以往的保护色彩浓重的贸易政策，显然是有碍于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贸易自由化的进程的，但也不能立即推行自由度很高的贸易政策，传统的非自由贸易政策即保护贸易政策的对外贸易政策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

一、中国对外贸易政策选择的整体思路

自由贸易是一种最佳的贸易制度，其最大的益处就在于自由竞争，自由竞争可以避免因保护而导致效率损失，也即能实现最优效率的配置。自由贸易还有利于扩大市场，由此的重要意义就是规模经济。在政治方面，自由贸易不易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从而增进一国的福利。他们强烈批评贸易保护，要求“每个国家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只有采取鼓励开放贸易政策和加速结构调整，才能及时利用世界经济瞬息万变的机会，使本国经济和贸易获得快速增长。”

但是，自由的市场力量往往会带来某种相反的结果。比如，经济运行的盲目性和不可控性。而各国都不愿任由不可预见的市场力量所左右，故又往往限制、利用、干预、控制和管理这种市场的运行，限制其失灵的行为，发展其有利的方面。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中国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也在加快，中国的市场将会对世界各国更加的开放。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再实施以往的保护色彩浓重的贸易政策，显然是有碍于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贸易自由化的进程的，但也不能立即推行自由度很高的贸易政策，传统的非自由贸易政策即保护贸易政策的对外贸易政策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那么，如何在国家拥有经济、自主的调节内外经济政策的前提，灵活的运用对外贸易政策，为自己的国家和整个社会争取更多的福利？中国应该怎样选择自己的贸易政策？笔者认为，在目前管理贸易的发展趋势下，中国贸易政策的最佳选择是管理贸易。

二、管理贸易对中国经贸发展的积极影响

首先，国际贸易协调机制的完善和加强会促进中国经贸的发展。管理贸易是在战后贸易自由化的大趋势中，在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下出现的一种贸易制度，其目标是在自由贸易原则基础上，协调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均分贸易利益，促进各国经济发展。随着WTO的成立，国际贸易协调机制将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各国间的贸易关系将在多种WTO协议或协定的约束基础上展开自由竞争。作为国际经济社会重要一员的中国，正在积极努力、尽量融入国际贸易协调机制及国际管理贸易体制中。这一融入的过程，将会逐步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加速中国经贸的协调发展。

其次，中国将受到国际管理贸易传导作用的影响，对外贸易具有传导作用。中国在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也将会受到国际管理贸易传导作用的影响。尽管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二十余年来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并时有停滞，但它们在经济发展高阶段增长的“含金量”较之处于经济发展低阶段增长的“含金量”要高得多。因此，中国将受到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经济增长正向传递的影响。

最后，中国企业的贸易机会增加。管理贸易是以协调为重要内容的贸易体制。这种体制尽管不是纯粹的自由贸易，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贸易自由化，抑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管理贸易也为世界各国的企业提供了有协定或协议保护的贸易机会和市场，为这些企业竞争的合理性、合法性提供了保证。因此，那些资金雄厚，技术先进，销售渠道畅通，信息灵通，拥有全球战略的企业因竞争能力强而能更好地利用贸易机会开拓市场。

三、中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发展趋势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地位的提高，国际国内贸易环境的变化，以及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演变也会出现新的特点。

1.中国的对外贸易法律制度将进一步完善

法律手段是最重要的外贸宏观管理制度手段，处于外贸管理体制结构中的最高层次。虽然中国的对外贸易方面的法律体系的基本架构已经形成，但中国外贸在某些领域缺失，可操作性不强，立法落后于需要的问题依然存在。建立健全中国有效的贸易防御和贸易救济措施的法律体系是将来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趋势。

2.中国对外贸易管理的宏观调控与其他部门的协调将会加强

中国的产业制度，利用外资制度.外汇管理制度，环保制度等都与对外贸易管理制度有着越来越密切的联系，这些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都深刻的影响着中国的进出口企业。中国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在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会与其他制度产生矛盾，因此对外贸易管理制度与其他制度之间协调将成为发展的新趋势。

3.中国将加强区域国际经济贸易合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在WTO制度存在缺陷和发展缓慢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转向寻求发展双边或区域性一体化组织为本国经济发展服务。中国的区域性或双边安排也取得了巨大进步，通过对区域性或双边安排方面的制度进行完善，扩展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将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发展的又一趋势。

4.改善外贸秩序，加强对外贸易非正式制度的建立

当前，中国出口企业之间为争夺国际市场竞相压价的现象十分普遍。这种情况不仅使中国的出口企业的利润大量流失，而且由于价格过低引使中国出口产品频频遭到进口国的反倾销投诉。此外，诚信制度的缺乏也为中国的进出口企业造成巨大的损失，包括因为违约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还包括更大的潜在市场的损失。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选择一直以来都是充满争议的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中国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也在加快，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非自由贸易政策即保护贸易政策的对外贸易政策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因此本文探讨了中国对外贸易管理政策发展。

参考文献：

[1]罗鹏.改革开放前后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J].辽宁经济.20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