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范文

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篇1

关键词 博弈模型;技术转移;双重博弈;气候变化

中图分类号 TU984.1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4-0012-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4.003

技术转移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具有巨大潜力,但实现技术转移也存在诸多困难[1]。《21世纪议程》就规定技术转移应该“在优惠条件下”进行,这个规定看来过于单纯,因为提供优惠条件可能不符合潜在的商业规则[2]。《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明确规定了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义务,但迄今技术转移的水平和步伐依旧缓慢[3]。《京都议定书》也规定发达国家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转移技术,但这只是一个良好意愿的陈述,因为根本没有提到任何具体目标,也不必担心遭受任何制裁。国际社会就《公约》下技术转移问题的谈判一直步履维艰。

根据李志军的研究[4],由于技术大多要么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要么研发投入巨大,要求发达国家无偿转让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有些技术它们根本就不愿转让;此外发达国家私有机构和公司所拥有的技术在进行转让时要求得到足够的商业回报,不可能以无偿的方式提供给发展中国家,也不会转让核心技术。根据欧训民等的研究[5],不管受让国政府是否支持低碳技术的转移,转让国政府都会支持技术转移。这一点似乎与低碳技术国际转移的现实情况不符。

一种国际合作要想成功,就必须是一种纳什均衡,否则这种合作就不能成功[6]。成功的技术转移必须满足三个条件[7]:第一,技术拥有者认为转让技术的收益大于不转让技术的收益而愿卖;第二,技术受让者认为受让的技术能带来比他把技术转让费用用于其它用途能获得更多的收益而愿买;第三,技术受让者买得起,技术转让的费用在受让者的承受能力之内。

本文运用博弈论方法,构建一个双重博弈模型框架,从企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角度建立博弈模型,并将二者结合起来,分析相应均衡及其政策含义,探求《公约》下促进低碳技术国际转移的机制。

1 低碳技术国际转移的参与方及其互动关系

低碳技术国际转移的利益相关者众多,包括技术来源和开发者、技术所有者和供应者、技术购买者、技术转移融资者、信息提供者、市场媒介、政府,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动机存在明显的差异[8]。在《公约》框架下,低碳技术国际转移的义务主体是国家,而实施主体是企业。在给定《公约》义务(包括技术转移)和国际气候协议下,技术转移主要参与方之间的博弈主要在“企业层面”和“国家层面”上进行,在“企业层面”(博弈I),企业在给定国家政策框架下就技术转移的价格进行博弈。在“国家层面”(博弈II),国家选择对技术转移的政策支持强度(见图1)。《公约》义务和国际气候协议的达成过程不是本文的研究内容,本文将《公约》义务和国际气候协议当作给定的,并作为博弈I和博弈II的外在限制因素来考虑。

张发树等:低碳技术国际转移的双重博弈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年第4期

图1 国际低碳技术转移博弈关系

Fig.1 Relationship between games of international

lowcarbon technology transfer

在博弈I中,企业作为低碳技术国际转移的实施主体,它们在特定国际气候体制和国内气候政策以及特定国际低碳技术转移机制和国内低碳技术转移政策的大环境里,在市场上进行低碳技术转移交易,就技术转移的价格进行博弈。企业的行为受到企业所在国政府的直接影响。当然,国际技术转移也涉及各国研发机构、各国金融中介机构以及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为突出重点,我们将它们作为影响企业决策的外在因素来考虑,特别是从技术转移交易成本的角度来看待其对国际技术转移的影响。

在博弈II中,国家之间就技术转移的政策支持强度进行博弈,政府通过制定政策来改变企业在技术转移中的支付,从而影响企业的行动决策。

本文假定博弈I在先,博弈II在后。当然,这两个博弈并非严格地按照这个顺序发生。更准确地说,在博弈II中,各国政府在选择自己的政策时,必须应对预期的博弈I的均衡结果。

博弈论中有两种形式的博弈――合作性的和非合作性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博弈是合作性的还是非合作性的[9]。在许多现实情况下,并不能确保合作,约束性协议不可行[10]。本文研究的技术转移博弈就属于非合作性博弈。

2 影响技术转移参与方动机的主要因素

理性假设要求行为者在做出自己的行动选择时,以最大化自身利益为目标。在技术转移中,必须仔细分析各参与方的利益得失,同时考虑各参与方之间的互动和复杂策略关系。在低碳技术国际转移中,影响各参与方动机的因素很多。影响技术转让国政府动机的主要因素包括国际气候义务、减缓气候变化和技术差距,影响技术受让国政府动机的主要因素包括国际气候义务、减缓气候变化、技术差距和附带利益,影响技术转让方和受让方企业动机的主要因素包括技术差距、技术转移价格、技术转移成本、技术转移风险和技术转移补贴[11]。

3 对博弈I的分析

在低碳技术国际转移中,发达国家企业可以通过收取技术转移价款来弥补竞争力损失以及发生的技术转移成本,同时获得相应的技术转移补贴(根据政府政策);发展中国家企业虽然需要支付技术转移价款以引进先进技术,而且需要发生技术转移成本,但可以增加自身竞争力,同时获得相应的技术转移补贴(根据政府政策)。在具体的低碳技术国际转移项目中,技术转移价格是转移双方关注的焦点,必然伴随着大量的讨价还价。下面建立的博弈模型就是为了模型化这一谈判过程。

3.1 模型假设

假定世界上只有2个国家,分别为发达国家(A国)和发展中国家(B国)。A国的企业A与B国的企业B就某技术转移的价格进行讨价还价博弈。技术转移价格为P;技术转移存在交易成本(不含技术转移价格),企业A和B负担的技术转移成本分别为CA和CB。技术转移后,企业B将减排ΔE的温室气体(GHGs),企业B与A之间的技术差距将缩小ΔT,B国还取得附带利益GB。

假设发生技术转移,则企业A、B的收益函数可以表示为:

UA=P-uA,uA=λAΔT+CA-αAΔE

UB=P-uB,uB=λBΔT+CB-αBΔE+BGB

其中:uA、uB表示企业A、B对技术的评价;λA、λB表示企业A、B对技术的偏好程度;αA、αB分别表示企业A、B得到的单位减排补贴;B表示企业B所在国就技术转移附带利益的内部化政策的强度。

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实施技术转移,实现了在发展中国家的减排。由于减排的全球公共物品属性,A国和B国都可以获得相应的气候利益;其次,这种减排有助于缓解A国和B国的国际气候义务压力。因此,国家A和国家B理应给予企业A和企业B一定的奖励(减排补贴αAΔE、αBΔE)。此等奖励与国家可以得到的气候利益和国际气候义务压力缓解利益之间的比例,可以用来表征A国和B国为实现GHGs减排而实施的技术转移支持政策的强度。这些考虑可以表示为:

αA=ψA(βA+ηA),αB=ψB(βB+ηB)

其中:βA、βB表示A国和B国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程度;ηA、ηB表示A国和B国的国际气候义务压力;ψA∈[0,1]、ψB∈[0,1]表示A国和B国针对技术转移实现GHGs减排而选择的政策支持强度。

假定不发生技术转移时,双方收益为0。假设企业是理性的,企业参与技术转移的必要条件是技术转移后净收益非负,即Ui≥0(i=A,B)。

假定企业A、B必须就技术转移价格达成一致。博弈过程为无限期轮流出价[12](企业A先报价),其扩展式表述如图2所示。如果技术转移价格P在时期t被接受,则收益为δtA(P-uA)、δtB(uB-P),其中δA、δB是企业A、B的贴现因子。

假定博弈为完全完美信息的动态博弈[13],企业A、B之间彼此具有博弈的“共同知识”。

图2 博弈I的扩展式表述

Fig.2 Extensive presentation of game I

3.2 模型求解与分析

3.2.1 讨价还价空间分析

企业参与技术转移的必要条件是技术转移后的净收益非负。因此,双方企业的讨价还价区间为[uA,uB]。我们可以用(uB-uA)来表征双方企业讨价还价空间的大小,它也是双方企业通过技术转移实现的总收益。

uB-uA=(λB-λA)ΔT-(CA+CB)+(αA+αB)ΔE+BGB

可以发现:

(1)低碳技术转移带来的GHGs减排效益和附带利益扩展了技术转移合作空间,使得原本商业上不可行的技术转移成为可能。双方政府对低碳技术转移的政策支持都有利于扩大技术转移合作空间。

(2)技术转移合作空间随着ΔE、αA、αB、B、GB、λB的增加而增大,随着λA、CA、CB的增加而减小;如果λB≥λA,合作空间随着ΔT的增加而增大,如果λB

(3)如果技术转移成本太高,或者企业A对竞争力的偏好太大,技术转移的困难可能变得难以克服。对于转移难度太大或者涉及核心竞争力的技术,发展中国家企业必须依靠自主研发。

3.2.2 均衡结果及其分析

本模型与鲁宾斯坦恩“轮流出价”模型[12]在博弈动态和参与人行为原则方面一致,可以运用其求解方法。可以证明,博弈I存在唯一的均衡:

UA=1-δB1-δAδB(uB-uA);

UB=δB(1-δA)1-δAδB(uB-uA);

P=1-δB1-δAδBuB+δB(1-δA)1-δAδBuA

该均衡结果表明:

(1)只要uB-uA≥0,技术转移即可进行。相对于传统技术转移而言,国家应该加强对低碳技术转移的政策支持力度,努力减少交易成本,优先争取减排量大的技术转移,发达国家应该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限制,发展中国家还应该积极建立健全有关内部化政策法规。

(2)在低碳技术国际转移中存在着“耐心优势”。对于给定的δB,当δA1时,UA(uB-uA),UB0;而当δ固定时,如果δB1则PuA,此时企业A的净收益UA0,UBδB(uB-uA)。

(3)在低碳技术国际转移中存在“先动优势”。如果δB

(4)如果(1-δB)uB≤-δB(1-δA)uA,则P≤0。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技术转移应该是无偿的,甚至发达国家(企业A)应该向发展中国家(企业B)转移支付资金。

4 对博弈II的分析

4.1 模型假设

根据博弈I中对企业A、B收益函数的假设,技术转移时国家A、B的收益以及世界总收益可以表示为:

UA=UA+(1-ψA)(βA+ηA)ΔE;

UB=UB+(1-ψB)(βB+ηB)ΔE+(1-B)GB;

UA+UB=(λB-λA)ΔT-(CA+CB)

+[(βA+βB)+(ηA+ηB)]ΔE+GB

在低碳技术国际转移中,假定国家也是理性的,以收益最大化为原则。假定博弈II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国家A和B根据企业A和B的反应选择对技术转移的政策支持强度ψA和ψB,B。

4.2 模型求解与分析

基于上述假设,可以看出:①由于低碳技术国际转移可以带来相应的GHGs减排(ΔE>0),并带来一定的附带利益(GB>0),世界总收益得到改善的机会增加了;②只要低碳技术转移带来的GHGs减排量足够大,或者附带利益足够大,同时技术转移总交易成本不太大,就可以保证UA+UB>0。因此,从增加世界总收益的角度看,低碳技术转移是有益的。

在知道博弈I均衡结果的情况下,国家A和国家B的收益函数可以写作:

UA=1-δB1-δAδB(uB-uA)+(1-ψA)(βA+ηA)ΔE

UB=δB(1-δA)1-δAδB(uB-uA)+(1-ψB)(βB+ηB)ΔE+(1-B)GB

通过求导,可以发现:

UAψA=-δB1-δA1-δAδB(βA+ηA)ΔE

UBψB=-1-δB1-δAδB(βB+ηB)ΔE

UBB=-1-δB1-δAδBGB

因此,国家A、B的最优策略都是不对技术转移进行政策支持,即:ψA=0,ψB=0,B=0。这是由于低碳技术转移带来的GHGs减排以及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附带利益都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双方都有免费搭车、让对方采取行动的动机,而且在任何协定下参与者都有作弊的动机[14],导致两国都不提供政策支持,陷入“囚徒困境”。

当(λB-λA)ΔT-(CA+CB)≥0时,根据对博弈I的分析,低碳技术国际转移仍然得以进行。但是,当(λB-λA)ΔT-(CA+CB)

uB-uA=(λB-λA)ΔT-(CA+CB)

+[ψA(βA+ηA)+ψB(βB+ηB)]ΔE+BGG≥0

为了确保满足该低碳技术国际转移的条件,国际社会首先需要展开谈判,分担所需的国际努力:一是努力减少技术转移成本(CA+CB),二是增加国际气候义务压力(ηA,ηB),三是增加技术转移的政策支持强度(ψA,ψB,B)。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仅仅增加国际气候压力(ηA,ηB),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低碳技术国际转移问题,支持低碳技术国际转移的政策参数(ψA,ψB)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公约》框架下,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但现有规定过于笼统、不具体,发达国家并没有制定相应的促进技术转移的政策。

在现有自愿合作的国际背景下,走出“囚徒困境”的首选途径应该是通过国际协议的强制性力量克服个体理性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15]。因此,国际社会应该加快气候义务的谈判进程,特别是在巴厘路线图谈判中,积极推进气候变化领域《技术合作议定书》的建立,提出《公约》下对发达国家的可衡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技术转移义务,规定发达国家必须通过技术转移在发展中国家实现量化的减排。这种强制性协议有两种具体方式:①通过谈判,直接确定发达国家通过技术转移而实现的量化减排义务,促使发达国家制定相应的促进技术转移的具体政策;②通过谈判,在《公约》下建立单独的技术转移资金机制,设立专门的技术转移基金,发达国家通过任务分担(辅之以赠款)提供资金,由该基金直接资助相关低碳技术的转移。

走出“囚徒困境”的第二种可能途径是通过重复博弈,使参与方的不合作战略变为合作战略[15]。在低碳技术国际转移中,对企业来说,博弈I可能是一次性的;但对国家来说,低碳技术转移会多次发生,时间上可能会无限延续下去,至少不知道终点在哪里,因此可以进行重复博弈。但是,这种重复博弈途径不一定有效[15],在多边框架下的有效性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5 结 论

本文构建了一个双重博弈模型框架,分析了低碳技术国际转移参与方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影响参与方动机的主要因素,探讨技术转移的合作空间,通过模型求解,分析均衡的政策含义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主要结论如下:

(1)虽然技术转移的实施主体是企业,但国家在低碳技术国际转移中起着关键作用。低碳技术国际转移不应该被当作纯粹的商业活动,更应该是“国家驱动”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空间都很大。

(2)在巴厘路线图谈判中,国际社会应该加快谈判进程,积极推进气候变化领域《技术合作议定书》的建立,提出《公约》下对发达国家的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技术转移义务,规定发达国家必须通过技术转移在发展中国家实现量化的减排。

(3)《公约》下应该建立单独的技术转移资金机制,设立专门的技术转移基金,发达国家通过任务分担(辅之以赠款)提供资金,鼓励和资助技术转移。

(4)虽然低碳技术转移带来的GHGs减排和附带利益扩展了双方技术转移的空间,使得原本商业上不可行的技术转移成为可能,但是对于转移难度太大或者涉及核心竞争力的技术,发达国家(企业)不会转移给发展中国家(企业),发展中国家(企业)必须加强自主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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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 Games on International Transfer of Lowcarbon Technologies

ZHANG Fashu1 HE Jiankun2 LIU Bin1

(1.Institute of Energy,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 Lab of Lowcarbon Energ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Game theory was applied to explore mechanisms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transfer of lowcarbon technologies under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This article established a model framework of double games, constructed gametheoretical models from perspectives of enterprise and national levels and combined both, analyzed corresponding equilibrium and their policy implications. It is shown that countries play key roles in technology transfer, possessing broad policy space,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establishment of “Technology Cooperation Protocol” in the domain of climate change in the negotiation of Bali Roadmap, put forward measurable, reportable and verifiable (MRV) obligation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under UNFCCC for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stipulate obligations of quan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achieved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y technology transfer for developed countries.Besides, separate funding mechanism for technology transfer under UNFCCC should be established, a special technology transfer fund should be set up,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providing funds through tasksharing (supported by grant) to encourage and support technology transfer,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need to strengthen independent R&D for technologies which are too difficult to transfer or involve core competitiveness.

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篇2

关键词　全球气候变化；博弈论：技术转移

中图分类号　X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2104(2009)03-0008-04

近几十年来，全球气温持续上升，气候变化问题愈受关注。尽管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带来的影响还有大量的科学技术问题需要进一步开展研究，对各种适应气候变化措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需要进行研究和验证，但是人类需要开始共同努力以减缓气候变化趋势。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温室气体减排规定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通过发达国家转移低碳环境友好技术(Low-carbon Environmentally-sound Technology，EST)给发展中国家，可以促进后者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化石能源使用，可以延缓全球变暖趋势。EST是有利于减少碳的排放，能减缓或消除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技术。EST具有局部实施而全球受益性，即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实施该技术，全球各国均可享受到该技术所产生的环境效益。EST国际转移成为人类社会关注的重要内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将促进EST国际转移作为重要的内容，“巴厘岛路线图”中也明确了“发达国家将以优惠的非商业性的条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所需的先进技术”的基本原则。但是由于气候变化本身的不确定性和众多国家对EST特性的不了解等原因，目前该类技术国际转移仍处于困境中。本文将对此类技术转移尝试建立起博弈模型，分析重要影响因素并探讨相关促进政策。

1　博弈模型的建立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以价格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满足两个基本假设：①市场参与者的数量足够多，从而市场是完全竞争的；②参与人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EST技术转移行为不满足上述两个假设：①主要参与人数量非常有限，市场竞争不完全；②基于转移客体(技术)的特殊性，信息不对称。因而，对于EST转移过程中的理性有限参与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经济问题的研究，博弈论成为了最佳方法之一。

1.1建立完整概念模型

定义如下EST国际转移主要参与人：①技术受让国、转让国分别定义为该国所有个人、法人、合法组织的集合，具体包括政府、企业和所有公民；②政府定义为所有公民选举出来的国家政权机构，负责制订政策、管理国家；③公民定义为所有生活在该国的人民的集合；④企业定义为直接转让或者受让技术的组织。根据各参与方关系建立完整概念模型如图1。

1.2建立完整博弈模型

基于技术转移双方均为自由决策，没有联盟的特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转移EST的博弈为非合作博弈。

博弈模型中假定条件如下：①所有参与人都是理性人，以实现自身收益的最大化为目标；②同一国的公民与政府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互相博弈；③技术转让国和技术受让国就是否支持技术转移进行直接博弈；④技术转让企业和技术受让企业之间就技术转移(转让和受让)进行直接博弈；⑤企业决策过程中不受公民的直接影响，但政府基于公民对其政策支持率大小的考虑，会接受公民诉求的影响，并将采取措施对企业间的技术转移进行支持或者不支持，满足公民的需求。

政府在国际技术转移过程中采取的行动主要是针对企业行为制订政策，其态度为{支持，不支持}中的一种；公民针对政府对企业的态度作出回应，为{拥护，不闻不问，反对中的一种；企业采取的行动为{转移，不转移}中的一种。因此代表各自国家的政府进行宏观博弈，转让双方企业进行微观博弈，均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见图2。

1.3国家之间宏观博弈分析

宏观博弈即政府间进行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参与方就是转让双方政府，分别采取支持或者不支持技术转移的行动。转让国政府的支付函数为获得公民支持率和管制费用。受让国政府的支付函数为获得宏观经济收益和公民支持率，并付出补贴费用。

博弈战略式分析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分析出：①不管受让国政府是否支持技术转移，转让国政府都会支持技术转移：因为在受让国支持的情况下，转让国如果支持，将获得高公民支持率和管制费用，收益大于不支持转移情况下仅获得的低公民支持率；在受让国不支持的情况下，转让国如果支持，将获得高公民支持率，收益大于其不支持情况下仅获得的低公民支持率；②因为转让国政府总会采取支持态度，那EST转移是否成功开展，仅仅取决于受让国政府是否支持。后者若支持，将获得高公民支持率和宏观收益，但是得付出补贴费用；后者若不支持，将仅仅获得低公民支持率；③因此，博弈均衡将可能在(支持，支持)和(支持，不支持)中产生，具体是哪个结果，取决于受让国政府的收益1(=高公民支持率+宏观收益-补贴费用)和收益2(=低公民支持率)之间的比较。

作为技术受让方的发展中国家中，如公民的环保意识相对低一些，当政府采取一项支持EST引进的政策，带来的公民支持率升高幅度不大，但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需要付出的补贴费用较多的时候，如果技术引进带来的宏观收益也不足以抵消补贴费用，政府将宁愿不出台支持政策，结果形成了技术转让方政府支持转让、受让方政府实际上不支持引进而技术转移最终不发生的局面。目前，在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能源高效利用技术转移方面就出现这样的局面：发达国家支持本国企业转移该类技术到发展中国家，但是后者却没有很大兴趣引进。

但是如果出现如下情形，将可以出现(支持，支持)的结果，并最终促成环境友好技术的转移：①技术引进国的公民环保意识水平进一步提高，引进国政府在出台支持环境友好技术转移政策时能获得较高的公民支持率；②被转移的技术本身具有很高的适用性和扩散性，技术被引进后，经过引进方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能带来较大的技术扩散成果和宏观经济收益；③在支持本国企业引进技术转移的过程中，受让国政府提供的补贴资金大幅度增加。

1.4企业之间微观博弈分析

微观博弈即企业间进行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参与方是双方企业，分别采取转移或者不转移技术的行动。参

与方的支付函数是在技术转移项目中获得微观经济收益，其博弈战略式分析如表2所示，其中转让国企业用i表示，受让国企业用j表示。

从表2可以分析出，只有在uj>=0且ui>：0的情况下，才出现(转让，引进)的均衡结果；其余情况下，出现(不转让，不引进)的结果。一般情况下，ui和uj有如下表达：

ui(P)=P-(ci+ci)-S(ri)・s'-ti-Gi(1)

uj(P)=B(rj)-(cj+cj)-P-tj+Dj(2)

其中，c为交易价格，ci为转让方在双方确定转移后的转让成本，ci为转让方在双方确定转移前的转让成本，s(ri)・s'为技术转让而减少的出口销售额s(ri)与销售利润率s'的乘积，ti为转让方在转移过程中缴纳的税收，Gi为转让方在转移过程中缴纳的管制费用；B(rj)为受让方获得的增量收益，cj为受让方在双方确定转移后的受让成本，cj为受让方在双方确定转移前的受让成本，乃为受让方在转移过程中缴纳的税收，Dj为受让方在转移过程中获得的补贴资助。

因此，对于某个拟定交易价格P，只有ui(P)≥0且uj，(P)≥0，才会出现纳什均衡结果(转移，引进)。

2　重要影响因素分析

从上述博弈分析可以看出，影响企业间EST国际转移的主要因素为企业、国家和国际社会三个层面：①企业层面的项目投资回报率等；②国家层面的国家税收、管制费用、补贴资金水平等；③国际社会层面的环境项目补贴水平等。另外，公民环保意识水平通过干预国家政策成为了重要间接影响因素。

结合博弈模型的均衡结果状态和社会实际情况，对上述因素变动影响技术转移均衡状态的情形进行分析：

(1)随着时间延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气候变暖”意识都将增强，各国公民对减缓气候变化政策的支持率将增大，发达国家政府对技术输出的管制费用将减少，发展中国家政府对技术引进的补贴资金将增加，同时随着技术进步，技术转移的成本降低，技术交易量会增大。通过促进技术转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效果将增强。

(2)发达国家作为技术转让方，对本国企业输出技术减少税收、取消管制费用，能大大促进企业降低转让报价，提高交易成功、转让顺利的机会。

(3)发展中国家作为技术受让方，对本国企业引进技术进行项目贴息、专项补贴等财政支持，或者减少税收，也有利于企业提高技术引进报价，提高实现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并产业化的机会。

(4)发展中国家对技术引进企业提供的补贴资金能促进交易成功的机会，但补贴比例较小时，效果不明显，如果集中力量支持重点项目或者重点企业，效果将更显著。

(5)国际社会的支持资金，对促进技术转移能起到很大作用；但是，支持发展中国家引进技术的效果要强于支持发达国家转让技术。

(6)企业作为利益实体，进行涉及EST技术相关项目投资决策时，考虑到公众“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意识水平将对其未来环境友好产品的市场容量、销售价格甚至获得利润的影响，可适度调低预期此类项目的投资回报率要求。

(7)公众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认知和认同程度，影响着政府相关政策制定出台，如公众认同程度高，将大力支持有利于技术转移政策，而反对不利政策。

(8)由国际社会提供，或者由发展中国家自筹资金，加强气候变化相关教育培训、媒体宣传，能有效提高公众的“全球气候变暖”的认知和认同程度。

3　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将博弈论方法应用到低碳环境友好技术转移研究中，成功建立起双层、非合作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进行了国家间宏观博弈和企业间微观博弈分析。研究表明，企业层面的项目投资回报率要求，国家层面的税收水平、项目管制或补贴资金水平，以及国际社会层面的气候变化应对项目支持资金水平是主要直接影响因素；双方的公民环保意识水平通过干预国家相关政策制定与实施而成为重要间接影响因素。

为促进发达国家履行相关义务，并获得国际组织的资金和项目支持。通过引进先进环境友好技术，促进我国产业发展、经济增长，在未来的国际谈判中，我国应该坚定积极立场：向国际社会充分表明，中国坚持可持续发展，支持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行动，有充分的意愿引进低碳环境友好技术；向发达国家明确表达，转让方政府减少技术输出管制费用、降低相关税收，能大大促进低碳环境友好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向国际组织积极阐述，国际支持资金应主要投向发展中国家，用在协助开展环保意识传播、技术引进平台建设和补贴技术转移费用等方面。

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篇3

如果说2004年宏观调控带有“进中求稳”性质的话，那么2005年的宏观调控需要“稳中求进”、“稳中保进”。“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不仅要分工协作、搭配使用、协调配合，而且财政、货币政策自身也要“微观化”，讲究内部松紧搭配、斟酌使用，对冲个别工具的负面影响，有效发挥整体性的正向调节作用。

目前，我国经济形势极为复杂，对宏观政策姿态和操作具有复杂的结构性要求，既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合理搭配使用，同时也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本身必须微观化，并讲究内部组合；既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明确的总体性取向，选择“双稳健”的政策组合，又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各自在本身的内部结构上有松有紧。在政策姿态方面，需要对实行了5年多、且其正效应逐步被挤出的积极财政政策作出必要的调整。这个调整，既要降低“积极度”或“扩张度”，实现我们讲的“相对淡出”，又不能一下子停止前几年已经采用过的做法，譬如不能全部停发长期建设国债，不能放弃2003年以来所采取的“结构性减税”措施。据此，我们主张，下一步“双稳健”组合中的财政、货币政策，应该将宏观经济管理重心从目前以需求管理为主转变为短期的需求管理与中长期的供给管理相结合上来：货币政策主要用来完成“防控通胀”的任务，即解决短期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压力等稳定问题；财政政策主要用来完成“保持景气”的任务，即在解决短期稳定问题的同时，主要是解决中长期的供给稳定问题。

具体来说，财政政策方面，应该运用预算支出政策进行短期的需求管理，用调节短期需求量的办法实现短期供求平衡；用税收政策来调节中长期供给量变化，改善供给结构，实现中长期供给稳定和结构优化。税收政策要“有增有减、有松有紧”。预算支出政策应继续保持一定程度的积极姿态，尤其是国债投资政策方面，要将着力点放在中长期供给能力建设、结构改进和供给稳定机制建设方面。税收政策要继续推进具有“稳定经济和优化结构相结合”特点的“结构性减税”措施，以降低总体税负，调动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同时缓解当前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要适当扩大增值税转型的试点范围，以降低企业的成本，从而减少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的压力。另一方面，要有针对性地提高钢材等目前国内紧缺产品出口税率或至少取消出口退税方面的优惠，以相对增加国内市场的供给，减小过大出口需求推动的物价上涨压力；同时，应抓紧出台燃油税，在理顺道路税费体制的同时，运用税收政策杠杆调节国内石油需求。

货币政策方面，既要保持货币政策必要的连续性和相对的稳定性，以巩固前一阶段宏观调控的成果，又要注意赋予政策一定的灵活性和应变性，相机抉择、斟酌使用，以应对下一步经济运行中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考虑到资金供给已经比较紧张，而物价回落有一定的滞后期，下一步不宜出台新的总量性紧缩措施，可根据实际情况适时适度进行微调。如果物价水平继续居高不下，可在保持政策总体姿态不再收紧的前提下，出台一些对冲措施以消除其副作用。稳健的货币政策要在姿态方面进行必要的调整，从后来的“适度从紧”转变为“总体稳健、适度放松，有紧有松、结构优化”，可以适当扩大公开市场货币投放、降低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同时进一步运用差别准备金率调整信贷结构，缓解可能出现的资金紧张局面，并对冲提高贷款利率的总量紧缩效应。作为配套措施，应调整消费物价指数构成，公布核心CPI，同时降低利息税和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如果物价回落较慢，必要时可再次单独提高存款利率，以消除负利率持续存在造成的不利影响，但贷款利率不宜提高。（摘自2004年12月8日《中国经济时报》）

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篇4

在双重需要、多重目标的牵制下，结构性减税对于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将愈加凸显，是影响此轮宏观调控效果的主要因素。

“营改增”是结构性减税的主要内容，应加快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同时相应调低增值税标准税率，使平均税负水平实质性下降。

在全面评估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基础上，201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决定。这样，我国已经连续实施两年的“积极加稳健”宏观经济政策搭配格局延续至第三个年头。不过，考察以往宏观经济政策运行的轨迹可以发现，继续实施不等于全面复制。相同的宏观经济政策搭配可能包含不同的实际内容，甚至包含显著的调整或变化。深刻认识、正确把握这些调整和变化，对于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做好2013年的经济工作十分重要。

积极财政政策须满足双重需要、锁定多重目标

从2008年算起，围绕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蔓延和演变，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搭配格局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积极财政政策加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加稳健货币政策。这两种搭配，总的倾向都是扩张，只是扩张的力度和结构有所不同。

在连续实施5年的扩张性操作之后，相对于以往，2013年的财政扩张性操作至少有三点不同：其一，在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作用下，扩张性操作的效果有所下降。即使再采用类似2008年那样的大规模经济扩张措施，其扩张作用也不会达到当年的程度。其二，在扩张性经济政策自身规律的作用下，粗放型扩张对于结构调整的负作用有所显现。较之危机前，我们今天面临的结构调整压力更大、任务更重，也更加紧迫。其三，随着全球经济持续震荡和我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真正意义上的复苏不可能在现有的经济结构基础上实现；要使经济走上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必须加大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力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这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采用类似2008年那样的大规模经济扩张措施，更不能以牺牲调结构为代价实现经济增长目标，而必须以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为目标，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中实现增长。为此，积极财政政策必须满足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的双重需要，同时锁定稳增长、调结构、控物价和防风险等多重目标。

积极财政政策的三个支点：增赤、减税、扩支

作为一种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操作，积极财政政策的实际内容必然要落实于增加赤字、减少税收和扩大支出三个方面。

增加赤字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财政赤字的规模及其边际效应直接决定财政扩张力度的大小。实施财政扩张，2013年的财政赤字就要在2012年的基础上有所增加。把通过举借国债和动用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弥补的财政赤字（分别为8000亿元和2700亿元）合并计算，2012年财政预算赤字的总规模超过1万亿元。考虑到2013年的经济走势和实施财政扩张以及其他方面的需要，可以预期，2013年财政预算赤字的增加额当以数千亿元计。

再看减税和增支。一笔特定数额的财政赤字可以支撑减税，也可以支撑扩支，还可以同时支撑减税和扩支。这取决于对积极财政政策扩张力度的把握。鉴于税收和支出的乘数差异，一般而言，扩大支出较之减少税收具有更大、更直接的扩张性效应。然而，考虑到兼顾双重需要、锁定多重目标的当下宏观经济政策格局并权衡各方面利弊得失，则可以判断，2013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应以实施结构性减税为重心。

以结构性减税而非以扩大政府支出为重心，是因为减税主要通过民间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非政府直接投资的增加实施经济扩张。这样做，一方面有助于实现逆周期调节的稳增长目标；另一方面有助于将更多的投资决策权交给市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避免粗放型扩张，更好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对于推进结构调整的作用。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在2012年特别是2012年下半年，结构性减税已成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载体。进入2013年，在双重需要、多重目标的牵制下，结构性减税对于财政扩张的作用将愈加凸显，甚至可能成为影响此轮宏观调控效果的主要因素。这就意味着，2013年的财政预算赤字至少要有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份额用于支撑结构性减税。

扩大政府支出，对于实施财政扩张无疑也是必要的。在以往的宏观经济政策格局中，扩大政府支出的操作曾作为主要载体而立下汗马功劳。也正是凭借以扩大政府支出为主要载体的操作，我们才得以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的形势下率先走上回升向好轨道。但是，鉴于宏观经济形势已经发生重要变化，鉴于宏观经济政策格局已经作出重大调整，特别是兼顾稳增长和调结构的需要已经日趋凸显，2013年的扩大政府支出操作将不能不有所节制。各级政府不仅要厉行节约，严格控制一般支出，把钱用在刀刃上，而且对即便是必须增加的公共投资支出，也要在鼓励并引导好民间投资的同时，更多地投向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又不会造成重复建设的基础设施领域。这就意味着，在2013年的财政预算赤字中，用于支撑扩大政府支出的部分应少于往年，起码要少于用之于支撑结构性减税的数额。

积极财政政策的主战场：“营改增”

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载体，有关结构性减税的推进路线和具体安排在2013年的宏观经济政策格局中备受关注。

推进结构性减税，可以有多种选择。比如，现行税制体系中的18种税似乎都可以作为减税的对象，统统砍上一刀。但是，将现行税制体系格局与“十二五”税制改革规划相对接就会发现，减间接税而非直接税，减收入所占份额较大的主要间接税，应该是推进结构性减税的重点。因此，201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论及结构性减税时提出，“要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

进一步说，在现行税制体系中，收入所占份额较大、可称为主要间接税的，分别是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2011年，这3个税种占全部税收收入的份额分别为41.1%、15.25%、8.79%。其中，增值税最适宜作为结构性减税的主要对象。其一，根据“十二五”税制改革规划，营业税的前途已经锁定为改征增值税，营业税终归要被增值税“吃掉”。其二，消费税的基本征税对象是奢侈品和与能源、资源消耗有关的商品。消费税的任何减少，都牵涉到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和节能减排政策，历来难以达成共识，不能不格外谨慎。其三，增值税块头儿最大，系当前我国第一大税种。它的任何变动，哪怕是轻微的变动，都会显著影响税收收入全局，其减税效应可能最大。故而，以减少增值税为主，显然是实施结构性减税的正确选择。

目前正在上海等地试行的“营改增”方案，本身就是一项涉及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结构性减税举措，为削减增值税税负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其一，随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因营业税无抵扣而导致的重复征税现象，将会通过相关行业纳入增值税覆盖范围而趋于减少，从而使其税负水平得以减轻。其二，随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因增值税转型改革而带来的两税税负失衡矛盾（随着增值税税负下降，营业税税负相对上升），将会通过相关行业纳入增值税覆盖范围而趋于缓解，从而使相关行业的税负水平减轻。其三，随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并新增两档较低税率，增值税的平均税率水平以及整体税负水平将趋于下降。

上海一年来的“营改增”试点情况表明，它所带来的减税效应大大超过预期水平。鉴于“营改增”的试点范围已经扩大至北京、江苏、安徽、福建、广东、天津、浙江、湖北等多个省市，更鉴于“营改增”最终不仅要推广至全国所有地区，而且要覆盖所有服务业领域，即使保守估算，它所带来的减税规模也将达到数千亿元。

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篇5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意见》提出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等。

《双减》政策出台后，很多人抱怨没有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反而加剧了不公平。因为虽然机构被取缔了，但上大学还是需要按分数排名。许多家庭会聘请私教，普通人家只能找价格低廉的大学生；有钱人请的是原来培训机构的名师老师，但价格势必会昂贵。

这会考进名校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富人家庭。会造成更大的不公平。

但公平在社会运转效率面前真的重要么？有必要为了公平导致更多无意义的内卷么？

私以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本身就是人们对公平的追求。但市场不是万能的，有必要把教育这种公益性质事情也全部交给市场来做么？

富人有着优渥的教育资源，普通群众没有。于是市场发挥作用，培训机构的兴起，让一般人也能享受“优秀”的教育资源，这是一个逐步走向公平的过程。

但是这样追求公平的过程背后是有代价的，比如无意义的内卷，普通家庭高昂的教育支出苦不堪言，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得不到保证等等等等。

所以究竟是公平重要还是效率重要，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公平，就得让社会陷入大规模无意义内卷中。

私以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讲，历史上人们每次社会变革，虽然表面上都是打着公平的旗号，但本质上是对社会效率的追求。

比如封建王朝的每次覆灭，往往都是社会运转效率低下，饥荒连年的时候，并不纯粹只是阶级分化不公平导致的。正如家家富裕的开元盛世的唐朝，阶级分化其实非常严重，所谓的“盛世”更多是因为生产力发展导致政治稳定。中国农民只要吃得起饭就不会揭竿而起。

资产阶级革命也是一样，虽然打着公平的口号，但实际上也诞生了资本家与独裁者。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并没有改善，但是让社会生产力相比于封建时代大大提高。

包括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改良法案，都是资本主义导致经济危机的时候诞生的，没有经济危机就没有社会变革。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经济基础就是社会效率。就是无意义内耗的减少程度。

再比如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改造，忽视了效率，一味的追求公平，也导致了三年困难时期。

追求公平是人类的天性，但为了追求效率放弃公平也是自古以来的选择，这也是人类不公平的起源。而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就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篇6

一、火电行业

燃料成本占火电成本的70-80%左右，电煤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导致煤电企业燃料采购成本居高不下，大型火电企业和煤炭生产企业往往通过长期协议进行煤炭的买卖交易，从而锁定生产成本和利润，规避因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带来的生产经营风险。当前煤炭市场供需较为平衡的格局也使得上下游对于煤炭的议价能力相当。因此，新出台的增值税政策并不会对当前主流煤炭市场价格造成较大冲击，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增值税税率下调使煤炭生产企业享受到更多的减税红利。

电力市场化是大势所趋，预计未来市场化交易电量规模进一步扩大，但电价市场化不等于降价，当前火电行业处于谷底，降价让利空间有限。2019年5月，发改委通知强调了有序推动项目核准建设，严控煤电新增产能规模，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的火电项目的推进将会受到严格的管制，电力的供应将迎来缓慢的增长。在增值税率下调之后，火电相对于水电和核电是具备一定的优势的。

二、水电行业

由于我国对单个项目装机容量低于5万千瓦的小水电按3%征收率计算增值税，不受此次减税影响；单个项目装机容量5万千瓦及以上的水电站增值税税率按照13%征收，也部分对冲了超过100万千瓦的水电站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12%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没有延续执行的影响，大型水电企业税负变化不大。此次减税对水电行业影响有限。

三、风电、光伏行业

风电、光伏项目主要在设备购置环节和发电售电环节产生增值税，增值税税率调整后，设备购置环节进项税减少，项目投资成本有所降低，发电售电环节，不含税售电价格增加，从而使项目整体收益率增加。

为扶持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行业发展，国家在税收政策方面早有倾斜。对风电、光伏发电收入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50%的政策，由于风电、光伏项目留抵进项税金额大，多数光伏企业并未享受到此项政策的红利。此次增值税率下调，光伏企业仍然面临着同样的情况。但增值税税率下调对风电、光伏行业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有利于进一步降低风电、光伏发电“非技术成本”，将引导行业聚焦技术创新、提质增效，早日摆脱补贴依赖，实现平价上网。

四、核电行业

为了支持核电事业的发展，国家出台了税收优惠政策，以5年为一周期返还比例分75%、70%、55%三个阶段逐级递减。由于增值税为价外税，核电不含税上网电价并未调整，故不影响售电收入。综上所述，增值税税率调整对核电经营业绩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政府承诺通过采取一系列配套措施，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但具体到企业自身，应当对政策变化对自身的影响提前分析研究，并制订相应的应对方案，企业的营销、采购、财务、法务部门应当提前沟通，从统一思想认识、确定利益边界、规范涉税操作方面做好相关应对准备：

（一）发电企业应尊重合同、尊重市场规律降低商品销售价格、原材料采购价格

发电企业应扭转买方利用地位优势强行要求卖方下调价格的认识误区，从售电侧看，为贯彻落实《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一般工商业平均电价再降低10%的要求，因增值税税率降低到13%，水电企业和核电企业非市场化交易电量形成的降价空间，全部用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降低上网电价是减税降费大势所趋，不是电网企业强迫发电企业而为之；相应的，发电企业也应借下调税率契机降低原材料、设备等采购价格。

（二）在降税大背景下多元博弈过程中合理确定企业自身利益边界

增值税税率降低带来的政策红利会在各市场主体间进行分配。按照政府提出的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的政策预期，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均可从税率下调中获利，底线是利益不遭受损失，作为理性的市场主体，发电企业也应确定同上下游企业博弈过程中自身的利益边界，即销售收入不减少，入账成本不增加。

（三）规范购销合同涉税条款，达成买卖双方均可接受的合同安排

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篇7

关键词：工程变更；原因；应对

建筑工程项目的实施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复杂过程，在整个项目营造过程中，会出现由于项目所在地乃至国家政策变化、法律法规变化、市场变化、项目建设者意愿、项目施工条件、以及不可抗力等多种因素所导致的工程变更，而这种变更在相对长期的项目管理过程的前期（工程合同各方在订立合同时）是很难预见的。

1 工程变更的含义

工程变更的内容极其广泛。

从造成的影响来看，工程变更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参与方增加或减少原始合同工作内容，或者做出某些修改使得完成原合同内容的费用增加、工期拖延。

从内容上来看，工程变更包括：（1）合同中双方工作内容数量的变化；（2）合同中双方工作内容质量以及其他特性的变化；（3）拟建工程项目的地理位置（标高、位置）、结构形式、规模大小（层数、建筑高度）的改变；（4）合同中双方工作内容的删减，但移交第三人实施的除外；（5）永久工程所需的任何附加工作、生产设备、材料或服务，包括任何有关的竣工试验，钻孔和其他试验和勘探工作；（6）拟建工程的实施顺序的修改；（7）拟建工程项目工期的变化。

2 工程变更的主要原因

工程变更的主要原因包括建设单位的原因、承包商的原因以及外部建设条件的变化。

首先，建设项目的唯一性决定了任何一个工程的建设都是一个创新，没有完全相同的工程可以复制，这客观上会造成建设单位在项目决策阶段考虑不全面，因此建设单位可能变更合同，这些变更包括建筑结构形式、建筑规模、建筑周围环境、建筑造型等的选择。当然建设单位主观意愿的改变也会导致工程合同变更。

其次，设计承包商不能完全领悟建设单位的意图，对建设单位的设计要求理解有所偏差，以及设计过程中主观上的错误都会造成设计图纸的修改，产生工程变更。施工承包商对设计图纸理解有偏差，施工过程中工人失误都会导致工程变更。

再次，项目建设过程中国家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的变化、城市整体规划的变化、项目施工过程中包括自然灾害在内的不可抗力的出现，这些外部建设条件的变化都可能会导致工程变更。

可见，一些工程变更是由客观原因造成的，不可避免；一些工程变更是合同当事人主观意愿的变化或者是主观上的失误造成的，要尽量避免。

3 工程变更的应对

3.1 进行准确详细的可行性研究

项目可行性研究是根据审定的项目建议书，对投资项目在技术、工程、经济、社会和外部协作条件等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进行全面地分析论证，做多方案的比选，推荐最佳方案，为项目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项目决策前，建设单位成立专家小组，对项目进行准确详细的可行性研究，对于项目决策的准确性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大大消除业主投资的盲目性，减少投资风险，进而减少建设单位在项目决策后的工程变更风险。

3.2 建立工程变更评价审批制度

各个参与方为了成功实现预先规划的项目成果，必须保证拟采用的工程变更科学有效、可以有效推进项目预期成果的实现、可以提升拟建建筑物的价值。成立专家审批小组，定性评价拟变更的必要性；运用价值工程定量评价拟变更的合理性，即评价拟变更对工程价值的影响效果。

提升拟建建筑物的价值是工程变更价值工程的目标。根据价值工程的公式：，提升价值的途径有以下5种：

①，即功能保持不变，成本降低；

②，即成本保持不变，功能提高；

③，即成本降低，功能提高；

④，即成本略有增加，功能大幅度增加。

⑤，即功能下降，成本大幅度降低。

在尽可能保证工期的前提下，从提升拟建建筑物价值的角度出发，运用价值工程，确定是否进行工程变更以及选择何种工程变更方案。

3.3 加强对工程变更的合同管理

工程目从最开始的决策阶段、设计阶段、施工阶段到最后的竣工验收，整个建设过程都离不开合同。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筑工程合同的签订必须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合同一经生效，合同双方就受到法律的约束，必须依据合同内容全面履行自身的权利和义务。这就要求合同参与方要制定相应的合同条款来约束工程变更，转移工程变更风险，减少因变更给自身带来的不必要损失。其中合同中关于违约条款的制定，项目参与方要谨慎斟酌，这样不仅可以大大限制对方实施工程变更的随意性，同时可以有效地转移和分摊工程变更风险。

3.4 建立工程变更风险分担制度

工程变更是项目的风险，这种风险对于项目预期效果的实现影响重大。现阶段，建设项目参与方的风险意识逐步增强，由于双方主观原因造成的风险应该由风险责任方承担；对于国家政策变化、法律法规变化、自然环境、天气变化等这样的客观风险的出现，应该由双方共同承担。但是，研究项目参与方的风险分担偏好可以发现，相比承包商来说，业主一般拥有较强的财力，有众多的建设项目，在风险承担上属于中性者。承包商富裕程度普遍比不上业主，并且承包商为了增加自身的市场需求，通常情况都是以较低的项目利润率来签订合同。可见，承包商属于风险厌恶者。客观风险应该由双方共同承担，但在承担比例上业主可以稍微多承担一点。尤其像国家政策变化，较大的自然灾害造成的工程变更，虽然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较小，但是风险一旦发生，对项目的危害是极大的，这类风险一般不宜分配给承包商。

4 结语

工程变更会给项目预期目标的实现带来负面影响，它是许多项目失败的主要原因。项目参与方首先要尽可能避免工程变更的出现，其次要尽可能较少工程变更带来的项目损失与危害。

参考文献

[1] 姜宏.工程变更及其国外研究现状[J].桂林工学院学报，2001，21（02）：136.

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篇8

在迅速晋升成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后，中国汽车市场隐藏的问题也开始集中浮出水面，比如城市交通压力陡增等等。为了改善京城交通运输状况，北京“史上最严”的限车令出炉。其中，最让买车者和卖车者崩溃的是“每月只发2万张车牌，以摇号的方式分配车辆指标”。

针对大家普遍关注的几个焦点问题，记者做了梳理――“双限”能否有效?消费压力如何释放?老百姓是否应该为“政策市”买单?这些疑问无不考验着政府的诚信与执行力，也必将带给政策制定者更多的思考。

新秩序的开端

过去的一个多月，北京600多家4S店忙得够呛，工作人员忙碌到近乎疯狂。熙熙攘攘的人流在店内排队签单、购车。没有讨价、还价的喧杂，更多是问什么时候能提车。

“买车排队交费，这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玄乎的事情了。”京城某购车者说。但，这只是最后的疯狂。

在一轮恐慌性购买后，市场走向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董扬给出了一个悲观的预测：“2011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增速将放缓。”这种悲观情绪已经传递到欧美股票市场，汽车股都在应声下跌。

“这样的市场状态显然已对汽车企业现有的生存模式提出了挑战。对中国汽车企业来说，今后的发展应当由一味追求规模，过度追求销量，转变为内涵增长，追求品质的发展模式。一定意义上讲，中国汽车产业能否由大变强，将取决于中国的汽车企业发展模式的转变。”业内人士称。

其实，在限量景下，京城渠道变革已经显现。众多集团经销商也纷纷谋划更大的市场份额，而大经销商更是募集资金准备扩张。不少单品牌经销商也开始寻求与集团经销商合作的可能。一家合资品牌经销商暗示，与其被市场淘汰掉，不如主动出击寻找“靠山”，现在趁着京城车市格局尚未分化，弱小的经销商或许正是转手机会。

尽管经销商间重组兼并目前仅仅是暗流涌动，但是部分厂家已经意识到了渠道变化。在哈飞连续关闭了在京三家4s店后，长城汽车4s店也开始调整，一家新建的4S店被转让。而海马汽车在北京的网络布局已经调整完毕，4s店仅剩两家。在政策未出台之前，海马就趁部分4s店土地租金到期，顺势调整了在北京的网络布局。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汽车有形市场分会会长苏晖透露，　“中远期经销商之间势必会出现较大规模的重组，而单品牌独立的经销商无疑是被兼并的重点对象。”

与此同时，银行业将汽车经销商类投信业务纳入预警体系。部分银行已经下发《通知》对存量汽车经销商类投信业务进行风险排查；审慎办理新的汽车经销商类投信业务。这意味着金融业对2011年汽车市场发出的强烈收紧信号，这对资金吃紧的经销商而言，无疑将面临极大的考验。

“政策市”的骤变

虽然中国车市已经市场化，但是始终无法摆脱政府无形之手，中国“政策市”的情绪纠结从未淡去，处于多变政策影响下的车市更是紧随政策的“脸色”。

2009年和2010年国内汽车销量之所以增长的这么快，与国家推出的一系列鼓励政策有很大关系。2009年1.6L以下车购税减半征收，极大地拉动了小排量汽车的销售，带动了整个车市的复苏。2010年虽然车购税只减征1／4，但由于购买小排量汽车的消费者对价格非常敏感，尽管减征幅度不大但仍有很大的拉动作用。

从优惠政策的退出到限购限行政策的出台，都对车市带来不利影响。

明显带有行政命令式的调控手段一刀切，导致北京单月2万台的上牌名额一周就引来10倍计的申请人数，指标配额比例接近11：1，一旦放开，这种恐慌性购买的后果是可以预见的。

由于调控手段政令色彩浓重，上海、广州、深圳方面纷纷表达出不会完全照搬北京模式的想法，但在一切尚未明朗前，民间的担心还是以数据的形式表露无遗：1月1日，北京摇号购车指标个人申请数为5万，1月4日，蹿升至10万，截至1月8日24时，北京市交通委通报的数字是共有21.0178万名个人注册申请。

一边是刚需，一边是频频关张的店面。这很像一个暴饮暴食的人，由于之前吃了太多，所以必须用强制节食来保护自己的脾胃。

现在有刚需，也有限购，车市第一次和楼市生产了有趣的参照，只不过，房地产开发商已经被打压过无数回，而汽车制造商才刚遇到它的第一次。所以，车企担心北京的政策会产生传导效应。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政策利好持续了多久，汽车制造商就开足马力生产了多久，所谓的产能不足，那是因为市场需求量从没饱和过。这么多年来，其实没有一家制造商真正担心过产能过剩的问题。

因此，汽车业内一种比较普遍的预计是，2011年中低端车的销售将会受到更大的冲击，而高端车市场的受影响程度则会较轻，“重灾区”将会出现在二手车市场。北京花乡的二手车市场交易量占北京市二手车交易量的一半以上，而因为近期市场冷清，该市场在元旦期间处于闭市状态，这也是该市场营业多年以来首次闭市。

不仅如此，目前交通拥堵是众多城市的通病，国内一线城市中的广州、深圳、上海拥堵已经成为常态，合肥、武汉等城市也逐渐加入这一行列。业内人士认为，做为首都，北京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如果北京市限制政策效果明显，或成为其他城市的效仿对象。也就是说，“限牌令”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流行全国”。

“限入限行”有用吗

“治堵”措施势在必行，而且应该未雨绸缪。那么，在北京推出了被一些媒体称为“史上最严格的治堵新政策”以后，实施的效果如何呢?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直率的说：“短期控制机动车数量或增长速度外，并不能缓解交通拥堵。治堵方案，虽然能产生缓解首都交通拥堵程度上升速率的一定作用，但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标本兼治，治本为上’的高水准。”

“许多专家、教授的观点都无可挑剔，也指出了交通拥堵的‘命门’。”让部分行业人士和市民焦虑的是，“这些长远治理之策，在实现之前又该用什么办法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呢?”

就目前形势来看，他们认为，“在还未找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之前，实行‘双限’不失为一个解决拥堵的短期办法，但长远看就有问题了。“你有限制的政策，我有反限制的对策。”市民李先生总结说，“从表面上看‘双限’好像控制了机动车保有量的增长速度，但实际上的保有量并没有因此而减少。而且，双限有可能刺激一些单位增加车辆的购置，以保证单位工作的正常运转。”

业内人士最后一致认为，“双限的策略有很大的局限性，或将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棘手问题。”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拥有一辆汽车的渴求，将使无法阻挡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施政者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未来，消费者拥有一辆车的成本将会与日俱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