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实施的原因范文
时间：2023-12-14 16:45:10
双减政策实施的原因篇1
关键词：环境税；“双赢”效应；税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04—0005—06
一、环境税的“双赢”效应
环境税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环境税是指国家为了保护环境与资源，以所有者的身份对一切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其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或污染、破坏环境资源的程度征收的一个税种；广义的环境税是指所有能够保护环境和资源的各种税收的总称，既包括为实现环保目的而专门征收的税收，也包括其他并非以环保为主要目的，但却对环境起到保护作用的税收。本文的环境税指广义概念。征收环境税是防治污染、改善环境的经济手段，是利用价值规律，通过征收适当税额，给损害环境的单位或个^以外在的经济压力，促使其节约和综合利用资源，减少或消除环境损害，达到保护环境和持续发展的目的。近年来国外对环境税的研究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就是环境税的“双赢”效应，即在制定和实施环境税中考虑生态环境受益的同时，必须考虑环境税对就业、投资、消费水平等的影响。
（一）环境税“双赢”效应的涵义
西方经济学家对环境税效应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研究即本文前面提到的以福利经济学家庇古为代表，研究重点集中在环境税对负外部性的矫正方面，强调环境税的环境改善功能。庇古认为由于自然环境提供的服务不能通过市场进行交易，所以市场机制无法对市场主体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副产品——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起作用，从而带来“负外部性”。为了克服“负外部性”所导致的边际私人成本和边际社会成本之间的差异，政府应当对污染者的每单位产出征收与其所造成的边际损害等值的税，通过支付与污染行为相应的价格，把污染者的外部性成本内在化，从而达到控制污染量，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环境质量改善的目的。
第二阶段的研究以Pearce和Bovenberg为代表，研究重点侧重于关注环境税对税制效率、社会福利和就业的影响。Pearce提出对污染行为征税取得的收入，应当被用来减轻社会福利税费的负担，通过这种税收转移可能以零福利成本或负福利成本获得环境收益，实现环境改善和福利成本降低的“双赢”效应。Bovenberg则对环境税“双赢”效应进行了更全面和深入的阐释。Bovenberg认为征收环境税除了会产生更低的污染外部性，实现环境质量改善的“绿色红利”外，环境税增加的收入还可被用来减少其他已存在的税收扭曲，弱化税制对劳动和资本的负效应，促进就业的增加和税制效率的提高。
总结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将环境税“双赢”效应的涵义描述为：环境税的开征不仅能够有效地抑制污染，实现环境保护目标；而且还可以通过税收转移，减轻社会福利成本或降低扭曲性税收的比重，改变税制对资本和劳动的扭曲现象，形成更多的社会就业和国民生产总值，获得非环境受益。对非环境受益的解释目前有三种观点，即弱“双赢”效应、强“双赢”效应和就业“双赢”效应。弱“双赢”效应是指在征收环境税的同时，减少对资本和劳动征税，可以降低原有税收的扭曲性，改进税制效率；强“双赢”效应是指征收环境税取得的收入可以用于社会福利支出，减少社会成员承担的福利成本，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就业“双赢”效应是指从环境税中取得的收入，可以弥补因减少对资本和劳动课税而带来的“税收损失”，对资本和劳动课税的减少会促进就业的增加。
环境税的税收收入可以降低所得税，或降低与劳动力有关的其他税种的税率，也就是说环境税税收收入可以用来弥补减少的扭曲性税收收入，从而实现“双赢”效应。换言之，要想获得环境税的“双赢”效应，就应该在征收环境税引起的经济损失和税收收入循环收益之间达到一个平衡。因此，环境税改革的效应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是社会总体的税负负担不会增加，即由环境税产生的财政收入由其他税种税率的减少来平衡社会纳税人的总体负担；第二是税负在劳动力和其他经济部门之问的转移和再分配。只有这两个因素很好的结合，才会降低劳动力税负和获得预期经济效应。
据学者Carraro的研究发现，其一，从长期看，环境税收的收入会有所减少，但由于社会累积总需求的变化，就业方面的良性效应会一直出现，就业中有高的工资水平和消费水平，可以产生环境税预期的宏观经济效应。其二，由于征收环境税，如能源税引起的生产因素价格的增长而带来的通货膨胀。从这个方面来说，实施清洁生产的公司，即不用支付环境税的公司和那些支付环境税的公司相比，他们的产品竞争地位和竞争优势会有所提高。这也就提出了清洁生产这个概念，它对环境质量改善和节约资源特别有利。
（二）OECD国家的实践检验
环境税“双赢”效应理论的提出，引起了OECD国家决策者们的广泛关注，他们纷纷以这一理论为指导进行了环境税制改革。表1列举了部分OECD国家环境税“双赢”效应的实践措施。
从表1可以看出，虽然各个国家在环境税制改革中采取的具体措施不同，但都体现了“双赢”效应的核心思想：即开征环境税，促进污染企业外部性成本内在化的同时，降低所得税以减少税收的扭曲性，并将环境税收收入用于社会保险支出，减少社会的福利成本。那么，以这一思想为指导的环境税制改革是否取得了预想的效果呢？学者Bosquet收集了大量数据，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OECD国家环境税制改革后“双赢”效应的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其研究结论为：在环境税实施地区，CO2减少量非常明显，短期与长期记录的就业有所增加，环境税“双赢”效应存在。
表2例举了Bosquet收集的部分研究数据。从表2以看出：
（1）CO2排放量减少明显，说明环境税的实施促使能源消耗企业调整了产品结构或转向使用更为清洁的能源，实现了外部性成本的内在化，达到了环境保护的目标。
（2）当政府把从环境税中取得的收入，用于替代和劳动相关的税收或社会保险支出时，雇主的劳动力雇佣成本降低，促进了就业的增加。
（3）从短期看，环境税加重了企业的成本，企业投资有所下降；但从长期看，环境税的开征为人们提供了更洁净的自然环境，间接提高了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质量，促进了投资的增加。
二、OECD国家环境税政策的弊端
虽然环境税的征收在OECD国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是在考察OECD国家对能源产品征收环境税的现状及具体税制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许多与环保目标相悖的“怪现象”，这在我们普遍认为的“发达国家以改善环境为目标来设计环境税”这一前提下无法得到解答。
（一）在大多数国家，无铅汽油税率明显高于柴油税率
如图2所示，除了澳大利亚、瑞士、冰岛、英国和美国外，其他国家的无铅汽油税率均高于柴油税率。2007年，OECD国家无铅汽油税率平均高于柴油税率的比例为43.51%，特别是在比利时、荷兰、法国，前者超过后者甚至高达80%以上。从环境保护的观点来看，这有些奇怪，因为柴油的使用具有更强的污染性，根据所排放的颗粒物、二氧化硫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即使是“清洁”质量的柴油都比无铅汽油的污染程度要大。
在OECD国家，以能源产品为税基所带来的收入在整个环境税收入中占重要份额，以2004年为例，在30个OECD国家中能源产品税在环境税收人中的平均比重为71.65%，在墨西哥、澳大利亚、德国、卢森堡、斯洛伐克这些国家，比重甚至分别高达82.31%、88.28%、86.16%、96.44%、91.89%。因此，柴油和汽油税率现状很重要，能反映OECD国家环境税征收中的典型问题和主要矛盾。各国普遍对柴油征收低税率，结果导致污染较重的柴油交通工具数目的持续增长和道路运输业的过度发展，在欧盟柴油燃料已占到30%—61%的比例。
（二）并没有纯粹环保意义上的碳税
丹麦、芬兰、意大利、荷兰、挪威和瑞典引入了所谓“碳税”或“二氧化碳税”，虽然这些税的税基通常覆盖了化石燃料，并且税率在一定程度上根据被征税燃料的碳含量而不同，但这种征收并不是纯粹的碳税。比如煤炭和焦炭具有严重污染性而且是碳密集度最高的，但煤炭和焦炭税对环境税总收入的贡献很小，焦炭所产生的税收收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图3所示）。实际上，只有上述几个国家对煤炭和焦炭征税，而且有很多免税项目。比如在挪威，如果煤炭和焦炭作为还原剂在工业过程中使用或用来生产水泥和建筑用陶粒就可以免税。燃烧煤炭和焦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其中99%的部分都获得了减免。对于在挪威造纸、生产纸浆或鱼粉的企业，他们所使用的矿产品仅需缴纳标准二氧化碳税额的一半。又如在瑞典，当燃料用于制造业和温室栽培时，可以免除79%的能源税（除汽油外）和二氧化碳税，减免后应纳税额仍超过公司营业额的0.8%，则仅需支付剩余部分24%的二氧化碳税额。
虽然绿色税收有时被贴上“碳税”的标签，但很难反映不同燃料的碳含量。一些OECD国家，如澳大利亚、比利时、芬兰、德国、意大利、日本和瑞典对电消费征税，但对用来发电的主要燃料的碳含量不征税。这些现象反映了碳税征收并未充分考虑环保目标，体现了环境税政策对部门竞争力或收入分配的考虑。
（三）对电征税显现出环保低效益的特点
如图3所示，在OECD国家，对电力消费征税所取得的收入要远远高于对电力生产征税所取得的收入，这是由于用来发电和配电的能源通常是免税的，实行类似政策的国家有丹麦、芬兰、西班牙、瑞典和英国。显然，下游电税（对消费电力产品征收）与上游电税（对投入燃料征收）相比是低环境效益的，虽有利于筹集财政收入，但不能刺激企业采用更低或不含碳的燃料，对环境问题治标不治本。即使在电力消费环节，有很多产业部门也获得了税收豁免，如大多数情形下，制造业或任何工业部门不需要缴纳电消费税。如果税收的确覆盖了这些部门，通常其税率也比其他部门要低，这些部门可获得重要的税收返还或税款缴纳上限的规定（如表3所示）。
（四）存在大量出于产业竞争目的考虑的减免项目
OECD成员国在制定环境政策时服从政治压力的程度当然是一个实证问题，但有丰富的非直接证据，比如许多利益集团成功获得免税和特殊待遇。值得注意的有两种类型的减免：其一是对能源密集型产业、高能耗部门的税收优待；其二是鼓励环境危害溢出的减免。如丹麦、挪威和美国对在境外水域工作的商业捕鱼船所使用的能源产品免税。这两类减免不仅损害环境而且具有强烈的政策扭曲效应，通过环境税政策促进环境改善的效果也大打折扣。
众所周知，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和公共利益规制理论是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分析框架，假设政治家追求公共产品，假定公共部门制定环境政策的唯一目的即是提高整体的社会福利，将环境税政策作为矫正市场体系扭曲的方法。但这并不是典型社会政策形成的过程，在现实中能够佐证传统理论的实证证据非常缺乏，而如前所述的种种“怪现象”却频频出现，这也促使学者另辟蹊径，寻找能描述社会政策决策的实质模型，以求更现实地解释环境税政策的制定过程。在众多研究视角中，政治经济学分析逐步显现出对现实问题较强的解释力，有助于探寻环境税政策制定“黑箱”的真相。
四、对我国环境税税制改革的启示
（一）环境税“双赢”效应在我国的可行性分析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环境问题同样凸现，特征表现在：一是粗放式的经济结构和外延式扩大再生产使得资源利用率低，2003年中国消耗了全球31%、30%、27%和40%的原煤、铁矿石、钢材、水泥，创造出的GDP却不足全球的4%，这种浪费型发展模式使煤、电、油、运“荒”声一片。大多数企业的生产技术、工艺流程落后，高能耗、重污染型企业的迅速发展导致了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增长迅猛，严重地污染了大气、土壤和水源；二是过度采伐、放牧，破坏了植被资源，造成生态恶化，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近年来北京等地的沙尘暴现象就是典型的例子。
尽管环境税的“双赢”效应观点在理论研究和国外实施的数据分析上都有很大的可行性，然而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行税制结构和目前的环境污染收费来看，环境税的这种“双赢”效应在我国的适用性受到了限制。
从我国现行税制结构来看，流转税在我国的税制结构中占主导地位，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所占的比重很低；在国外大多数发达国家中，所得税占总税收的比例都在60%以上，所得税在整个税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西方经济学者所称的扭曲性税收在我国的税收中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现行税制对劳动力供给的扭曲性也不是很大，可以说在我国尚不存在通过单纯降低所得税来降低超额税收负担的客观环境；此外，由于我国劳动力的供给弹性小，属于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的发展中国家，即使对劳动力征税，税收的替代效应也不大，因而环境税降低扭曲性税收、提高劳动积极性和增加就业的“双赢”效应在我国并不十分明显。
从环境角度来观察我国的现行税制，我国的现行税制绿色化程度不高，大部分税种的税目、税基和税率都没有从环境角度和可持续发展来考虑。我国与环境有关的税收收入占总的税收收入比例1997年2004年分别为7%和9.6%，而在环境税实施比较成熟的国家丹麦环境税收收人占总税收收入比例1997年就达到了10.03%；2002年排污费收入总额67.43亿元，同年的治理废水费用和废气费用分别为71.5亿元、69.8亿元。这些都说明我国现行税制还有待绿色化，重新认识现行税制结构，调整税制设计思想，将环境税放到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去认识，设计出合理的环境税种是新时期税制设计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我国现行环境税制基本上缺位，税制设计中基本没有考虑到环境税收思想的现实，我国环境税收改革的主要工作就是应将环境税收思想贯彻到税制改革中去。
虽然环境税“双赢”效应论对我国适用范围有限，但它却为我国环境税制建设提供了一种思路：即根据我国国情，把环境税的设计与整体税制改革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既有利于我国环境保护，又有利于整体税制改革和经济持续发展的中国式的“双赢”效应。
首先，我国正处在由“费”向“税”的转化阶段，环境税改革应遵循这个基本思想：“最终将税负从对劳动和资本的征收转移到对资源和污染的征收。这样对能源、其他自然资源如土地和污染的高税收，会使工业、贸易和消费者产生一种强烈的经济需求，即减少对这些因素的消费。相反，相应数量的税负、社会保障成本等会从劳动和资本中退出，以鼓励企业家精神，并大大减少促使劳动力合理化的经济压力。收入中的税收改革将保持使对企业的总体财政负担不变”。把环境税纳入到国家的税收管理和征收体制中，由国家进行宏观调控。
其次，在保持现行税负水平不变的前提下，逐步开征一些新的环境税种，以增加财政收入，同时还可以通过改变纳税^经济行为的方式改善环境，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由于排污收费与税收手段相比有一定的缺陷，因而将排污费改为污染税是一个方向。排污税的税基应该主要以污染的排放浓度和数量为标准，税率要根据特定地区的环境目标及环境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即随着环境治理的边际成本的变化，税率也应做一定的调整。适当开征一些新的税种：如燃油税可减少对这些产品的使用；噪音税可以用隔音设备投资，或对受害者进行补偿；城镇居民的垃圾税可以弥补日益增长的城市垃圾的处理成本支出。
第三，对现有税制进行一些调整。对不同产品根据其环境友好的程度，设计差别税率的消费税，调节消费者的使用方向。这样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出口，提高国内产品的竞争力，刺激民间投资。
（二）对我国环境税制设计的建议
OECD国家环境税制改革的成功，为“双赢”效应理论提供了实践例证。虽然我国和OECD国家在税制结构、福利制度和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我们不能预期“双赢”效应能够在我国取得与OECD国家相同的效果。但是“双赢”效应理论的思想及OECD国家的实践经验却为我国环境税制设计提供了思路，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环境税制的设计应坚持税收中性原则。从宏观角度来说，开征环境税的同时适当降低其他税收，保持现有宏观税负基本不变；从微观角度来说，环境税的税基选择和税率确定应模拟现实条件反复检验，尽可能消除不确定因素的干扰，降低环境税本身的扭曲性，减少环境税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
其次，环境税制的设计应以改善环境质量为立法宗旨，以能否取得良好的环境质量作为税制是否优化的主要衡量标准，确保环境税保护环境功能的实现。同时，充分考虑我国就业压力巨大的实际国情，创造条件促进环境税就业“双赢”效应的实现。
最后，环境税制的设计应强调环保部门的配合。因为环境税的课征需要以污染物的排放量为计税依据，对污染排放量的确定则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对污染企业进行定期监测，并将各种监测信息及时提供给税务部门，税务部门依据这些信息才能完成环境税的课征。强调环保部门配合的意义在于提高环境税制的可操作性。
另外，环境税政策的决策过程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是正常的，但是政府在决策过程中被某一个或几个集团所俘获而制定出符合他们利益的“扭曲性”政策则是具有很大危害的，这不仅会影响政府提供基本公共品，也易使国家进入俘获经济恶性循环的怪圈。因此，采取措施避免特殊利益集团俘获政治家是增强政府部门提供公共产品能力的有效措施。
第一，健全听证会制度，实行环境税行政决策公开。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有关“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这一原则性要求意味着，我国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决策过程将更加透明。对此，可以建立健全听证会制度，使公共利益成为环境政策制定的基点，避免政策被单方面的利益所左右。
第二，鼓励合法民间团体参与环境税政策的决策过程，实现利益制衡。斯蒂格勒在定义政府俘获时认为，它是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对政府所施加的影响。而西方政治学认为防止利益集团参与决策过程产生负面影响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实现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制衡的局面。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对民间团体的严格控制，使得消费者和一些中小企业等其他弱势群体难以以利益集团的形式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只能以个体的方式进行抗争，结果不言而喻。因此，环境税政策制定应更多地吸纳利益相关群体，鼓励环保民间组织、科研机构、公民个人等社会力量的参与，发展中介组织，并发挥这些组织或团体的功能，允许它们参与到政府决策中来，实现社会各种利益集团的相互制衡。在任何一个利益集团都不享有绝对优势的情形下，政府制定环境税政策时被俘获的几率就应该大大降低了。
双减政策实施的原因篇2
随着我国教育的不断深化改革，国家不断对我国教育行业内出现的各类问题积极出台政策，及时进行有效调整。近两年，最大的举措就是“双减”政策的实施。
伴随着双减政策的推进，很多校外机构受到了整治，更有些机构对此积极调整，努力适应政策，双减政策的初衷，就是改变当下教育畸形，对于各类学科补课泛滥，收费过高，等乱象进行整治，改善我国教育行业风气。
“双减”实施后，住家教师成新兴行业月薪2-5万，家长增添新焦虑
双减政策实施最终目的就是，有效减轻孩子学习压力，有效减轻学业负担，让他们拥有一个健康快乐的学习条件，让教育走向正轨，尽快回归到校园中来。
近些年来，很多家长在孩子课外时间，报各种补习培训班，孩子没有一点空闲时间，上学时在校内被各种作业充斥，放学后还要去各种补习班，学习压力非常大。
学生对此也苦不堪言，家长然面临很大经济支出，但不补课，又怕自己孩子被别人落下，还是要顶着各方面压力给孩子进行补课。
双减政策的实施，有效解决了这些教育乱象，对于很多不符合规定的校外补课机构，进行关停整改，对于那些优质补课机构，也进行升级改良，极大减小了学生和家长的压力。
但并非所有补课，都因这一政策销声匿迹，还是有些家长把希望寄托于补课上，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式，会选择请专门的家教，来给孩子进行学习辅导。
在这一形式背景下，“住家老师”成为了新兴行业，所谓的住家老师顾名思义，也就是住在学生家里的家教老师，平时也是辅导，孩子学习和学习习惯的培养，为了方便孩子学习，有更多时间对孩子进行辅导，老师平时会住在雇主家里。
他们与家政最大差别，就是不需要负责家务，他们只需要负责孩子学习教育问题，把孩子成绩提高，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他们的任务就达标了。
住家教师的兴起，引发了部分家长新的焦虑
这一新兴行业，相比于之前送孩子去老师家里补课，要来回接送，不仅浪费家长时间和精力，孩子也是疲于奔波。
老师住在学生家里，不仅可以随时随地辅导孩子学习，还大大节省学生和家长时间和精力，对于孩子平时良好习惯的养成，也很有帮助。
住家教师费用十分高昂，不是一般家庭能够支付的起。住家老师一般一个月工资都会在2-5万左右，可是很多普通老师月薪的好几倍。
很多编制体内的老师更是被这优厚的薪资待遇所吸引，都希望能找到这样的工作，获得更好的生活。有的人做出了这类家政服务。
家长对这一行业有了新的焦虑，由于双减政策不断实施推进，校外培训机构，已经得到了明显控制，基本也没有老师，再组织本班学生补课，想请住家老师却难以承担这笔费用。
却还是有人可以支付的起，这样一来，家长会觉得，自己家孩子还是比别人学的少 ，很容易被落下。
这也体现了当下改革现状的另一个问题，说明双减政策进行的要更加深入，更好确保教育公平公正的原则，不能因为贫富差距。导致教育差距，不能让教育走上资本化的老路。
家长对此产生新顾虑，但对于孩子学习也要适度，不能给孩子太大压力，家长对孩子教育要有个合理的掌控，如果把孩子逼得太紧，这样不仅孩子压力大，家长也会劳心劳力，最后结果可能还会适得其反。
人各有志，凡事只要努力就好，不是每个人都会在学习上有所建树，家长也要适当放松心态，顺其自然，给孩子一些自由发展的空间，也给自己减轻负担，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好好生活。
结语：双减政策的实施总体来说，还是很有成效，我们要积极配合，顺应时势政策，相信我国的教育发展会越来越好。
双减政策实施的原因篇3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法；双轨制；统一；税收优惠措施
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最突出的特点是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分别适用不同的企业所得税法，即是一种“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我国的内资企业适用的是国务院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而外资企业适用的却是全国人大1991年通过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这种“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的核心是给予外资企业以诸多税收优惠。如职工工资和福利费、交际应酬费、公益救济性捐赠、坏帐损失等方面的扣除标准，内外资企业不一，造成在总收入相同的情况下，外资企业因扣除较多而税基缩小，税负减轻的现象。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外资企业实际所得税负担率约为8%，内资企业实际所得税负担率约为28%，二者之间差别高达20%.[1]
这种“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为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随着我国加入WTO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的改革，也成了大势所趋。我们认为，应当统一我国企业所得税法。
一、统一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之正当性分析
（一）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应该统一
1.现行“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影响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是公平竞争。市场主体法律地位平等是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前提，只有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才能最终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实现效率的最大化。目前，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虽然名义上所得税科率都保持在33%（其中外资企业含地方所得税3%），但是税法对外资企业所提供的税收优惠待遇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远甚于内资企业，造成内资企业的实际税负远远重于外资企业，经济运行成本加大，在经济竞争中很难与外资企业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内外资企业的不公平竞争愈演愈烈。诸多内资企业严重亏损，国内许多产业被外资企业占据优势甚至垄断地位，应该说是与这种税收优惠有联系的。
2.现行“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和税收中性原则。国民待遇，是WTO的一项基本要求，是指缔约国一方在缔约国另一方享有与其本国国民同等的待遇。因此，WTO的国民待遇原则意味着，不同缔约国的企业在税收和法律方面要享有无差别待遇。税法作为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其最原始的功能是保障税款的征收入库，从而依法完成预算收入。与此同时，它还通过增减各纳税主体的税收，调控国民经济有序运行。税率的高低，纳税环节的多寡，税前扣除的多少，税收优惠的程度，均可以作为刺激投资主体增减投资的信号。然而税法不可能也不应该替代或超越价值规律去解决一切经济问题，它只能顺应市场要求，在尊重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因此，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一向主张税收中性原则，即税法在保障聚集财富，满足公共开支的同时，应尽量不干预或少干预企业和个人的经济决策过程，不影响资源按市场机制的要求合理配置。[2]按照这个原则，现行“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对市场的干预是扩张性的和不合适的。对外国投资者应既不歧视也不特别优待。
3.现行“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对外资企业税收优惠层次过多，优惠方法单一，对国家产业政策体现不够。现行涉外企业所得税法，是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根据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开放地区的先后顺序，针对不同的情况分别制定的，难免导致税收优惠措施相互之间的冲突和效用抵消，不利于正确引导外商的投资方向，也人为地造成了外商投资在全国各地的不平衡。特别是由于税收优惠的权限一度被滥用，致使一些地方政府从本地利益出发，单独制定了许多区域性的税收优惠措施，在国内形成了税收恶性竞争的混乱局面。而且这种现行企业所得税法中，对外资企业的特别优惠是以直接降低税率或减免税额为表现形式的，它对纳税人的创业和经营过程重视不够。这种做法对于普通的生产制造企业是有利可图的，但这种单一的税收优惠方法对一些从事高新技术的企业并不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同时，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偏重于地区性的优惠，而对国家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特别是对高新技术产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重视不够，税收优惠的产业引导力度不够。如设在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及在特区设立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不分产业性质都可以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而实际上特区的不少企业只是普通的制造或服务企业，真正属于高新技术产业和基础产业的比较少，弱化了涉外税收政策的产业结构调节效果，导致一些外商将更多的资金投入技术含量低的行业。
（二）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能够统一
一种较为普遍的担心是：虽然理论上所得税法应该统一，但若实际执行后，外商会大量减少和撤回对我国的投资，进而引起经济大幅震荡，因而企业所得税法目前还不能统一。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能够实现统一。
就一般而言，税轻利厚，税重利薄，税负是影响投资者利率的极为重要的因素。然而，尽管税收优惠在吸引外资方面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但也应该指出，优惠的税收在许多情况下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因为，税负的轻重并不是投资者投资决策中的唯一因素。
一般而言，外国投资者看好一国的投资是出于综合性的多层面考虑。一个典型的例证是韩国的成功经验。有资料显示：韩国的外资企业企业所得税税率约为54%，高于我国33%的名义税率，是中国经济特区15%税率的3.6倍，但韩国仍然成功引进大量外资。[3]可见，关键因素不是税负轻重，而是看一国投资市场是否对外国投资者具有吸引力。
中国市场对外资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绝大部分外资不会因为统一企业所得税法后造成的税负加重而大量撤出中国。中国市场对外资具有巨大吸引力，这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证明：政局稳定。与绝大多数发展水平相当于甚至超过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政府稳定局势的能力是被肯定的，这就解除了外商对投资安全性的担忧。政策合理而稳定。改革开放已成为我国国策，我国政府实行了对引进外资有利的一系列政策，并且从长期来看，这些政策是相当稳定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变得更加合理。此外，我国已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涉外投资法律体系，并在不断加以完善；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建设，我国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并能够培养出大批合格的劳动力和管理科技人才。市场潜力巨大。从1992年起，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度增长，无论是日用消费品还是耐用消费品的市场都在不断扩大，中国在外国投资者眼中已不再是仅仅可以观望的潜在的未来市场，而是一个现实的不断扩大的市场———这是对境外投资者最具有吸引力的一个因素。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统一企业所得税法，不会引起外资的大量回撤，也不会引起经济大幅震荡，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能够统一。
二、统一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应澄清的一个基本问题
统一企业所得税法，即要求以统一的法律规定统一而平等的纳税主体，以统一的法律规定统一的税率，但有一个看似矛盾却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问题需要澄清：统一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并不否认要对外资企业施行特定的税收优惠措施。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的功能已从单纯的保障国家财政收入转变为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正因如此，许多国家都在统一税制的基础上，实施特定的差异性税收政策。税收差异性政策具有因地、因事、因时制宜的特点，有利于协调税收制度的规范性、一般性同额外负担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特殊性之间的矛盾。税收差异性政策，不仅是对统一税制的补充，而且是税收调控经济的重要形式。除此之外，我国尚属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国情也要求我们要通过特定税收差异性政策的实施，来吸引资金，发展经济。因此，统一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并不否认要对外资企业施行特定的税收优惠措施。
但这种特定的税收优惠措施同原来“双轨制”企业所得税法下给予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措施是根本不同的。其最大区别在于，统一企业所得税法后对外资企业施行特定的税收优惠措施，是一种选择性优惠，而不是原来的普遍性优惠。在如何对外资进行选择性优惠的确定问题上，我们认为，应坚持以下原则：
1.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促进资源的最优配置原则
在正确、科学的产业政策确定后，税收优惠措施的合理运用可以起到引导作用，促进一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我国目前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的重点在于加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优先发展水利、能源、交通、通信和重要原材料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与此相适应，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应选择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予以税收减免等优惠。
2.体现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原则
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收优惠体系倾向于东南沿海地区，客观上加剧了地区间发展的差距，形成了沿海和内地不同的经济格局。目前完全取消这种地区性优惠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与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相适应，我国对外资企业地区性税收优惠倾斜的重点应放在待开发的边远贫困地区，区分不同情况确定不同的优惠措施，协调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实现经济的合理布局。
3.体现鼓励科技开发，促进环境保护原则
双减政策实施的原因篇4
论文摘要：以GATT／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是摆脱贸易政策选择“囚徒困境”的制度性安排，它为各成员参与多边贸易体制提供了一个博弈平台。文章介绍了贸易政策选择“囚徒困境”，并从多边贸易体制的产生、建设者、互惠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争端解决机制、谈判机制等歌方面分析了其运行的博弈原理，说明多边贸易体制本身就是一个博弈系统。 论文关键词：多边贸易体制，博弈，囚徒困境 一、贸易政策选择的“囚徒困境” 假设有两个国家A和B能够自主制定贸易政策，它们分别面临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两种选择，假设两国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则都受益，而当本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而他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时本国利益受损而他国受益，当两国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时两国均受损，两国各自选择贸易政策后的收益矩阵如图1，它构成一个明显的“囚徒困境”模型。 在该模型中，在经济人假设条件下，两国必然会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而都选择保护贸易政策。在贸易政策选择后，其纳什均衡为图中右下角的(-8 -8)，这是该博弈模型惟一的纳什均衡解，无论这两个国家进行多少次重复博弈，贸易政策的选择依然是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该模型虽仅以两个国家为基础，但是推广开来依然适用，它能够解释为什么保护贸易政策受到各国政府青睐。 二、多边贸易体制：摆脱贸易政策“囚徒困境”的制度安排 上述模型中惟一的纳什均衡是两国非合作博弈的结果。很明显，从各自国家的利益来考虑，该纳什均衡解是最优的，但并不是两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最优的，相反是一个两败俱伤的选择。因为这两个国家可以做㈩更好的选择，那就是均选择自由贸易政策，这样其收益为(10 10)。由此可见，政府独立的理性行为不是有效率的，一个制度或体制的建立将有助于通过推动合作来解决这一困境(霍克曼等，1999)。根据博弈理论，要实现这种政策选择的转变，首要的条件就是博弈方需要从非合作走向合作，即在博弈方之间建立一种制度安排，并且要求这种制度安排是可信的、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制度安排可以是单边的、双边的，也可以是多边的，但是只有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才是摆脱“囚徒困境”的博弈规则。 前面分析已经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边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冈为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会通过选择保护贸易政策获取利益，进而造成本国利益损失。双边贸易协议同样具有其先天的缺陷：一方面，世界上并非仅仅是两个国家，如果任何两个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议，必然会对其他国家产生负的外部性，造成其他国家的报复；如果其他国家之间又达成贸易协议，则势必引发集团的贸易保护主义，陷入新的贸易集团“囚徒困境”。另一方面，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某一方如果违约，而其对方不一定具有足够的实力来限制它这么做，这样就容易导致诸多双边协议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多边贸易体制由于其参与者具有多边性质，确保了协议的可信性和有效性，大大强化了承诺信号，并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发展。 三、多边贸易体制的建设者：“智猪博弈”中的大猪 多边贸易体制是一项公共产品，虽然大家都参与多边贸易体制，但正如瑞士作家阿尔弗雷德.莫勒尔在《玩世箴言》中指出的一样，“尽管大家同乘一条船，可一些人是划船，另一些人只是坐船”。作为公共产品的多边贸易体制在建设过程中，不同的国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其中的大国理所当然地担当起划船人角色，而其他的小国则充当坐船人。正如划船人需要付出体力成本一样，多边贸易体制建设中的大国自然要付出机制建设的成本，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它们是无私的，相反却是自身利益使然，博弈论中的“智猪博弈”模型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智猪博弈”模型中，设想猪圈里养着一头大猪和一头小猪，猪圈的一端有一个猪食槽，另一端安装一个按钮，每按一次按钮就会有10个单位猪食自动落入槽中。如果一头猪去按按钮，再回来另一头猪可能就有机会抢先吃到另一边落下的食物。当小猪按电钮时，大猪会在小猪跑到食槽之前吃光所有食物；若是大猪按动电钮，由于小猪吃得慢，大猪还有机会在小猪吃完落下的食物之前争得一些残羹。如果两只猪都 去按电钮，则大猪和小猪均能争得食物。假设任何一头猪去按电钮都将付出两个单位食物的成本，两只猪的各种选择及其所获得的食物见图2。在这个模型中，为了得到食物，两只猪的选择就是小猪等在食槽旁边，而大猪则需要奔忙于按钮和食槽之间。 回顾多边贸易体制的产生过程，美国凭借其在二战后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自然而然地充当了大猪的角色，而只有美国有能力也愿意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建设。从竞争的角度来看，相对于它的贸易伙伴，美国具有如此之大的优势意味着，它能承担重建欧洲的责任，而与此同时不需要经常为这些政策给美国商业带来的后果而担忧(基欧汉，2006)。难怪WTO总干事雷纳托.鲁杰罗1998年3月4日在“全球贸易体制GATT50周年纪念日论坛”上发表题为“从憧憬到现实：多边贸易体制50年”的演讲中将“这一体制的构思归功于美国人的灵感”，并且热情地赞扬“美国是八轮世界贸易谈判背后的驱动力”，“贸易体系在过去50年中始终如一的就是美国的领导地位”(Renato Ruggiero et al，1998)。 事实并非是“智猪博弈”模型中的那种对等获利结果，现实中大国可能会付出较少的成本却获得更大的利益。规则的制定者必定是规则的受益者，大国所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包含了它自己的利益取向，这种制度安排必然会带来利益分配向大国倾斜。 四、互惠原则：避免搭便车行为和平衡双层博弈谈判 互惠贸易是多边贸易谈判及成员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与其他成员实现经贸合作的主要工具。虽然GATT和WTO均没有明确强调互惠原则，但是不能否认互惠原则对于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博弈机制(第2页)中，互惠原则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避免搭便车行为发生，二是平衡各成员政府双层次博弈谈判。 在“智猪博弈”模型中，由大猪去按电钮而小猪选择等待，这便产生了搭便车行为，即小猪不付出任何努力而能够获得食物。当然，这仅仅是“看不见的手”原理的童话版，现实中的大国虽然领导和建设多边贸易体制，但决不允许其他成员搭便车行为发生，教科书式的单边主义贸易自由化在GATT／WTO的设计中找不到一席之地(盛斌，2001)。GATT规则正是以美国制定的《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为基础产生的，WTO管理的协议也是以权力与义务平衡为基础的，这种平衡是通过互惠的市场准入承诺的交换而取得的。在WTO成立之前，GATT成员大约每隔10年就要在互惠基础上就降低货物关税问题进行一个回合的谈判……创建WTO的乌拉圭回合继续坚持了互惠的关税减让方针(麦金尼斯，2004)。互惠原则是建立行为准则过程中的一项基本要素，其制定也是为了缩小因最惠国待遇而引起的免费搭车的范围(霍克曼等，1999)。鞑姆曾这样解释：“在制定关税协定时，这种被认可的方法通常被冠以互惠的标题。从法律原则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只有当其他缔约各方提供互惠关税减让的时候才需要作出关税减让。”(贝格威尔等，2005)。 所有的经济都是国际的，可所有政治都是地方的。WTO多边贸易谈判对其中任何一个成员来说都是双层博弈过程，即国际层次博弈和国内层次博弈。国际层次博弈中，成员政府总是力求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国内层次博弈中，利益集团不断向政府施压，迫使其采取符合自己偏好的政策。进行国际谈判的政治家一般来说试图同时做两件事情：即同时在国际的谈判桌上与其他的国家代表进行谈判和在国内的谈判桌上与那些将进行批准和实施协议的行为者谈判(薄燕，2003)。对于美国这样国内利益集团逐渐强大的国家来说，国内的保护利益集团在没有获得互惠的措施而实行单边贸易自由化，要想获得通过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互惠原则正起到平衡政府双层次博弈的作用，互惠的关税减让对每一个国家的自由贸易造成压力。通过互惠体制的承诺而削弱贸易保护主义集团的影响，……如果没有互惠体制的压力，即使消费者拥有数量上的优势，贸易保护主义集团仍会对贸易政策施加比消费者更大的影响(麦金尼斯，2004)。 五、最惠国待遇原则：博弈利益的扩大器与稳定器 非歧视原则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是各成员间平等地进行贸易的重要保证。最惠国 待遇原则要求某一成员在现在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成员的优惠和豁免，也应给予其他任何成员。从这一方面看，最惠国待遇原则是规范多边贸易体制参与者国内贸易政策的原则，是互惠原则落实的具体保障措施，也是国际贸易总得益在各参与方之间公平分配的机制。多边贸易体制的这项规定不仅使博弈利益得以扩大，而且也能够稳定博弈利益。 多边贸易体制的协议主要通过双边谈判达成，在GATT／WTO实践中，为克服搭便车行为，谈判是在主要供应国的基础上以互惠原则进行，即某个产品的关税减让要求通常是由主要进口供应国(即产品的最大供应商)提出的。在多边贸易体制下，这种双边谈判达成的结果通过五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推广开来。由此可见，最惠国待遇原则是互惠原则的多边化，这种多边化会产生一种表示友好的效果，即能够有利于促进自由贸易的市场原则。另外，最惠国概念强调可适用于所有参与国的普遍原则，这样就可以使规制成本的最小化。“最惠国待遇可以减少谈判中‘免费搭车’所带来的潜在成本，‘免费搭车’会阻止政府的决策处于效率边界，最惠国待遇可以提高政府决策的效率。”(Capinetal，1988)。因为最惠国待遇将多边贸易体制中经济强国的活动变得简单，通过最惠国待遇原则将互惠原则下进行双边谈判的结果推广至所有国家，使其不必要与数十个国家进行持续复杂的双边谈判。由此可见，最惠国待遇原则是市场开放的扩大器，最大限度地促进了世界市场的拓展，使国际贸易博弈总得益的生产能力扩大到极致。 在稳定多边贸易体制方面，非歧视原则可以降低贸易战的风险。在政治层面上，没有最惠国原则，各国政府可能会试图确定特殊的歧视性国际集团类别，这种特殊的集团分类可能会引起憎恨、误解和争端，因为被‘忽视的’国家会对这种排斥回以颜色。而最惠国原则既有助于减少各国之间的对峙，又可以抑制政府求助于短期的、暂时的政策，防止给这个饱受冲突的世界‘雪上加霜’(杰克逊，2001)。贝格威尔和斯泰格尔建立的均衡模型得出的结论指出，一国贸易政策的外部性如果只通过世界价格转移到其他国家，政治最优关税才是有效率的，在存在多个国家时，当且仅当关税设立符合最惠国待遇时，贸易政策的外部性才通过这种途径传递。再加上互惠原则有效地消除这种外部性，最惠国待遇与互惠原则联系一起能够有效克服‘双边机会主义’对WTO体系的侵蚀。多边贸易体制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的特点，使它的承诺信号变得更加可信。因为最惠国待遇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锁定了各国已经承诺的保护水平，当某一个成员背离其以前对某个贸易伙伴所作的承诺，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它就需要向所有WTO成员做出补偿，从而付出更大的代价。 六、争端解决机制：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实施的保障 要解决国际贸易协定的实际义务的履行问题，关键是需要建立一套强制实施的措施。“在国际范围内，法庭的重要性是有限的，在没有宪兵和监狱存在的情况下，无论我们如何强调法庭的重要性，它的重要性还是有限的”(贝格威尔等，2005)。 WTO组织结构中的核心和重要部分是源于GATT几十年经验和实践的争端解决程序，它是使世界贸易体制条约义务得到有效履行的一种核心措施。因此，WTO争端解决机制被誉为WTO王冠上的明珠，正如前WTO总干事鲁杰罗所说，“如果不提及争端解决机制，任何对WTO成就的评论都是不完整的。从许多方面讲，争端解决机制是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支柱，是WTO对全球经济稳定做出的最独特的贡献。”它一方面解决了贸易强国单方面采取行动的“侵略性的单边主义”，另一方面也通过本身程序和机制的完善保障了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的实施。 为换取更强有力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WTO对单边贸易行动实行了严格的多边约束。各国政府同意，只要有可能，均采取多边补救方式解决问题。这就限制了贸易强国单方面采取行动的余地。在多边贸易体制内，其争端解决机制被认为是体现了平等、迅速、有效和具有约束性的，其争端解决机制的赔偿和授权报复执行手段限制了大国任意采取“侵略性的单边主义”。多边争端解决机制能够克服双边关系中存在的“势力不均衡”，因为两国贸易战中总是大国的损失要小，所以在双边框架下约束它违约的力量较小。而在WTO多边框架下，违约将被要求赔偿损失并可能受到经济制裁，增加了大国违约成本。 被认为是“从论坛和调解委员会变成法院或仲裁庭的革命”的争端解决机制提高了WTO作为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使多边贸易体制更安全、可预见和稳定。它将“共识”程 序改为“反向共识”，加强了WTO法律制度的约束力。反向共识规则形成的自动通过，使得WTO争端解决机构对成员在WTO协议下发生的争端有了强制管辖权。WTO在强调当事成员之间的磋商、谅解、斡旋、调解和调停的同时，还强调了国际经济贸易仲裁的作用，建立了各种具有一定强制力、准司法效力的执行手段。最后，它规定了最后解决期限，并借组织的力量加强了争端解决机制报复机制的威力，从而保障裁决的执行。 七、谈判机制：一个驱动多边贸易体制的博弈系统 从本义上说，多边贸易体制是处理各国贸易关系的原则和规则的基本框架。不过，这些原则和规则以及各国在这些原则和规则下相应的义务，并不是由某个全球性的统治机构来制定和强制实行的，实践中并不存在这样的超国家机构。GATT／WTO本身并不是规则制定者，而是组织成员进行谈判，为成员间谈判提供便利、提供谈判场所(黄静波，2004)。谈判才是多边贸易体系的驱动力量，它被用来确定规则和程序，定期降低贸易壁垒，或用于新的国家想加入这个俱乐部的时候，还被用来解决贸易摩擦(霍克曼，1999)。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飞跃正是通过一系列“贸易回合”的方式实现的。谈判本身就是博弈过程，多边贸易体制的谈判更是一个博弈系统。 (一)加入谈判与议题谈判如果某一个国家或具有独立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的单独关税区希望加入多边贸易体制，则必须进行关税减让和其他开放承诺谈判，这通常被认为是“入场条件”，它要求加入者在一个对所有成员开放的工作组里进行谈判。通过最惠国待遇原则，一个加入国可以从它加入之前关贸总协定(多边贸易体制)成员之间已经商定的所有减让中获得利益，因此，只能期待会要求加入国本身做出贡献，即将它自己的减让表添加到那些已经成为关贸总协定附件并构成其组成部分的减让表中去(奥利佛.隆，1990)。这种程序完全是有充分理由的，它充分体现了多边贸易体制的互惠原则。 多边贸易体制谈判以议题谈判为基础，谈判需要首先确定议题，而谈判议题的确定本身往往就是一场谈判，各成员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议题，各个成员提出的议题交叉互错，最终形成议题群。为推动谈判进行，多边贸易谈判中往往在谈判开始和结束阶段尝试跨议题关联，在初始阶段的跨议题是为获得一个平衡的谈判议程，到谈判的最后阶段，由于各成员对于各个议题的立场已经彻底表达清楚，为达成整个协议则需要进行议题挂钩，它潜在地起到两个作用：可以用于获得互惠性，即满足了分配上的限制而达到利益和减让的平衡；可以用于提高自由贸易产生的潜在获利。因此，多边贸易谈判往往出现“在所有的事情达成协议前什么也达不成协议”。 (二)多方、多阶段、多层次谈判多边贸易谈判包含多个阶段，首先由一个起催化作用的成员开始，发起一个确定谈判议程的前期谈判，然后是正式的多边贸易谈判，随后依次是后期谈判和实施阶段。议题谈判的进行是多方参与的过程，其复杂性远远超过只涉及两个博弈者的谈判，而且在诸多博弈者之间可能形成同盟，而且同盟的类型各有不同：某一个同盟内的成员在某一项议题中具有相同的立场，而在另外议题上又针锋相对，形成一个极其复杂的谈判网，也使多边贸易体制谈判具有多层谈判的性质。对于某个成员来说，其关心的不仅仅是能否达成协议，而且需要考虑达成的协议能否得到国内法律的批准，这就是一个双层博弈的过程。对于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区域性组织，例如欧盟，它不仅仅涉及欧盟与其他成员的谈判，各成员内法律的批准，还涉及到欧盟成员之间的谈判。 (三)谈判结果：拒绝点、协议区域与获胜集合谈判最终是需要结束的，不是达成协议就是陷入僵局。双边协议是否达成取决于二者之间有没有协议区域，协议区域的确定取决于拒绝点，即谈判者(出价者和要价者)各自的心理底线，最起码达成协议要比不达成协议好。图3中A国和B国的拒绝点分别为A点和B点，对于A国来说，A点右边的出价都是可以接受的，对于B国来说，B点左边的出价都是可以接受的，那么A、B两点之间就构成协议区域，则A、B两国有可能在协议区域内达成协议，协议区域的大小决定了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至于它们是在Xl处达成协议还是在X2处达成协议，则取决于二者各自的谈判能力。 该图同样用于解释各成员的双层博弈结果，只不过在这里，协议区域被称为“获胜集合”，即国内法律能够批准对对外贸易谈判达成的协议的所有可能集合。同样，该获胜集合越大，从而达成的协议就越可能被批准。 八、结论 多边贸易体制本身就是一个博弈系统，它为各成员提供了一个博弈平台。在非合作博弈下，各成员自行制定贸易政策容易陷入囚徒困境，作为摆脱贸易政策囚徒困境的多边贸易体制通过各成员的谈判进行驱动，这种谈判是在互惠原则的基础上达成的，并通过最惠国待遇原则加以扩展，实现了互惠原则的多边化，不仅有效避免了搭便车行为，而且强化了多边贸易协议的承诺信号，最后通过争端解决机制来保障多边贸易协议的实施。
双减政策实施的原因篇5
关键词：节能减排；演化博弈；复制动态
中图分类号：F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3.02.011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 第26卷 第2期 吕荣胜等：低碳经济背景下节能减排管理政企博弈分析
一、引 言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的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消费等经济形态的总称，是高碳能源时代向低碳能源时代演进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1＼]。2011年11月，在南非德班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意味着我国的节能减排工作进入了新阶段。企业作为低碳经济中的一个重要主体，其节能减排工作的实施是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客观需要。
目前，国内外学者在促进节能减排管理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运用市场手段，主要通过征收能源税或碳税等价格调控方式，逐步形成以市场价格为主导的新机制；通过行政手段或制定相应的节能减排政策，实现能源消费结构、经济结构以及进出口贸易结构调整。如Christopher J. Cowton和Paul Thompson＼[2＼]提出的绿色信贷政策，贾敬全＼[3＼]、许景婷＼[4＼]及周波＼[5＼]等对我国节能减排税收制度的研究。其次，对实施节能减排项目进行评价研究，如安金朝＼[6＼]、吴耀武等＼[7＼]及储莎等＼[8＼]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建立了节能减排评价指标体系。第三，通过发展节能服务产业来推进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如姚伟＼[9＼]和黄建欢等＼[10＼]通过分析节能服务产业的运营模式，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提出了从供需两方面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的相关建议。
从现有研究可以看出，首先，企业之所以实施节能减排策略，一方面是为应对能源价格不断上涨的局面，降低企业生产运营成本；另一方面是为减少向政府缴纳的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税收额度，增加经济效益的同时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其次，政府代表公众的利益，有必要对企业的节能减排管理进行适当干预，以提高单位能源的利用效率，减少资源浪费，缓解能源供给压力。因此，本文将演化博弈理论应用于节能减排管理的研究，引入复制动态方法，构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模型，并分析双方在不同情况下的策略选择问题。
二、政企博弈研究的基本前提与假设
企业的首要目标是谋求收益最大化。在市场竞争条件下，企业的节能减排行为并不能够完全达到政策法规的要求，政府有必要对其实施监管。政府和企业相互博弈的结果决定企业是否开展节能减排管理。由于博弈双方的有限理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政府和企业在作出策略选择时，要确定自己的最大化收益。因此，在不改变问题本质的前提下，本文作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政府作为监管主体，代表公众的利益，其监管部门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各监管机构。对于市场上实施节能减排管理水平不同的企业，政府对其行使监督职责，有两种策略可供选择，一是检查企业是否实施节能减排管理工作（考察企业的单位资源能源消耗，与行业内的节能降耗标准进行比较，是否标注能源效率标识，以及是否符合环境排污标准等）。二是不检查企业的节能减排管理工作。
假设二：由于节能减排管理水平不同，企业的节能减排管理力度不能详细划分，因此只考虑其是否达到政府规定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有两种策略可供选择，一是实施节能减排管理策略，如采购节能装备，改善原有设备以促进节能降耗，积极开展节能管理培训，对员工进行节能管理绩效考核，与节能服务公司合作开展节能工作，重视清洁生产，废物回收再利用，排污符合标准等。二是不实施节能减排管理策略。
假设三：若政府检查企业后，确认企业开展节能减排管理，将会给予企业财政补贴、减免税收、优先采购、推荐贷款及其他方面的优惠政策支持等。若政府检查发现企业未实施节能减排，则会对其施行一定的惩罚措施，如向企业收取罚金、增加赋税等。
其中，在政府的成本与收益方面，设假定政府检查企业节能减排管理所付出的成本为Cg，包括进行调查工作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当政府检查发现企业实施节能减排管理策略时，会给予奖励性财政补贴或转移支付S；反之，当政府检查发现企业没有实施节能减排管理策略时，政府可以强制其缴纳罚金F。此外，由于政府代表公众利益，还承担着企业不节能的负面影响，将此成本设为Ec。在企业的成本与收益方面，设企业选择实施节能减排管理策略所付出的成本为Cs，包括采购节能设备，改善原有装备，对员工的节能培训，清洁生产以及为环境保护所承担的费用；增加的收益为Rs，包括降低能源消耗费用、材料采购费用、废物回收费用以及政府给予的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等。模型的主要参数及含义，
根据以上假设，共存在以下四种策略组合：一是检查，不实施。即政府采取检查企业是否实施节能减排管理的策略，但是企业选择不实施节能减排管理的策略。二是检查，实施。即政府选择检查企业的策略，企业也采取实施节能减排管理的策略。三是不检查，不实施。即政府采取不检查企业的策略，企业也选择不实施的策略。四是不检查，实施。即政府选择不检查企业的策略，而企业选择实施的策略。根据上述情况构造政企博弈的收益矩阵，
三、节能减排管理中政企演化博弈之分析
演化博弈起源于行为生态学和生物进化论，是把博弈论和动态演化过程分析结合起来的一种理论。Smith与Price＼[11＼]在1973年发表的论文中首次提出演化稳定策略（ESS）概念，这标志着演化博弈理论的诞生。该理论的基本思路是：在具有一定规模的博弈群体中，博弈方进行反复的博弈活动。由于有限理性，博弈方不可能在每一次博弈中都能找到最优均衡点。于是，其最佳策略就是模仿和改进过去自己和别人的最有利策略。通过这种长期的模仿和改进，所有的博弈方都会趋于某个稳定的策略。
假设政府检查企业是否实施的概率为α，不检查的概率为1-α；企业选择实施节能减排管理策略的概率为β，不实施节能减排管理策略的概率为1-β。则政企双方的博弈过程见图1。
节能减排管理中的政企博弈过程
根据政企博弈的收益矩阵，对于政府而言，其选择“检查”策略的期望收益为：U11=β（-Cg-S）+）1-β）（-Cg+F-Ec）=
β（Ec-F-S）+F-Ec-Cg选择“不检查”策略的期望收益为：U12=（1-β）（-Ec）=βEc-Ec 政府的平均收益为：U1=αU11+（1-α）U12=
αβ（Ec-F-S）-α（Ec-F+Cg）+
（1-α）（βEc-Ec）=α（F-Ec）-
αβ（F+S）+（α-1）Ec构造政府“检查”策略的复制动态方程：F（α）=dαdt=α（U11-U1）=
α（α-1）（βS+βF-F+Cg）复制动态方程反映了博弈方学习的速度和方向，当其为0时，表示博弈在此时已达到一种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12＼]。
当β=F-CgS+F时，F（α）=0，即所有水平均是稳定状态。当β≠F-CgS+F时，令F（α）=0，得：α=0和α=1是α的两个稳定状态。
对F（α）求导，得：F'（α）=（2α-1）（βS+βF-F+Cg） 第一，当F-Cg
第二，当0
当 β>F-CgS+F时，F'（α=0）
当β
因此，政府复制动态演化轨道如图2所示。
政府的复制动态演化轨迹
对于企业而言，其选择“实施”策略的期望收益为：U21=α（-Cs+Rs+S）+
（1-α）（-Cs+Rs）=αS-Cs+Rs选择“不实施”策略的期望收益为：U22=α（-F）=-αF企业的平均收益为：U2=βU21+（1-β）U22=
β（αS-Cs+Rs）+（1-β）（-αF）=
αβ（F+S）+β（Rs-Cs）-αF构造企业“实施”策略的复制动态方程：F（β）=dβdt=β（U21-U2）=
β（1-β）[Rs-Cs+α（F+S）]当α=Cs-RsF+S时，F（β）=0，即所有水平均是稳定状态。当α≠Cs-RsF+S时，令f（Β）=0，得：β=0和β=1是β的两个稳定状态。
对F（β）求导，得：F'（β）=（1-2β）[Rs-Cs+α（F+S）] 第一，当Cs-Rs
第二，当Cs-Rs>F+S时，Cs-RsF+S>1，α
第三，当0
当α>Cs-RsF+S时，F'（β=1）
当α0，所以β*=0是ESS。
因此，企业复制动态演化轨道，
政府群体与企业群体的演化博弈轨迹
在此复制动态演化博弈中，（α，β）=（0，0），（α，β）=（1，1），（α，β）=（0，1），（α，β）=（1，0），无演化稳定策略。当初始状态落在A区域时，该博弈将收敛于ESS：α*=1，β*=1，即（检查，实施）成为两个博弈群体中所有参与者的必然选择；当初始状态落在B区域时，该博弈收敛于ESS：α*=0，β*=1，即（不检查，实施）成为博弈群体中所有参与者的必然选择；当落在C区域时，该博弈收敛于ESS：α*=0，β*=0，即（不检查，不实施）成为两个博弈群体中所有参与者的必然选择；当落在D区域时，该博弈收敛于ESS：α*=1，β*=0，即（检查，不实施）成为政府和企业群体的必然选择。
通过该演化博弈模型，比较不同的均衡结果，可知：若F-CgF+S+Rs，则β=0是演化稳定策略，即企业实施节能减排的成本大于企业实施所增加的收益，加上政府给予的补贴再加上企业不实施节能减排时向政府缴纳的罚金的三者之和时，最终企业群体会采取“不实施”的策略。
四、政策启示
通过对节能减排管理的政企演化博弈分析，政府对实施节能减排管理的企业给予的财政补贴，应当高于企业采取节能管理或治理污染措施的费用，同时政府对企业不实施节能减排的罚金应当远远高于其不实施节能减排管理的收益。通过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健全完善相关节能减排法律法规
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不断完善能源测评、用能设备技术监察、重点耗能企业的限批政策等工作。加强节能减排环境立法机制，强化执法力度，健全节能减排技术和管理标准体系。利用环境管制来激励企业进行节能减排管理的积极性，引入并鼓励节能减排先进技术的应用，充分利用行政手段引导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实现既降低生产管理成本，又有效治理污染的经济和社会目标。
（二）完善节能减排相关财政政策
灵活运用经济激励措施，建立完善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政府应当加大节能减排的财政投入力度，建立完善的财政扶持政策，对先进节能减排技术和新能源环保项目进行重点推广。充分发挥税收的杠杆作用，制定并落实节能减排税收优惠政策，对使用节能环保设备，实行节能服务建设项目的企业，给予适当的财政税收减免，放宽征税标准，并对存在严重能源浪费和排污超标的企业实行高额征税的惩罚性措施。
（三）加强市场机制建设和政府监督管理
首先，以激励型环境经济政策对企业实施节能减排进行有效引导，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其次，借鉴德国节能减排管理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自身特点，采用第三方检查的先进经验，建立第三方检测机构，不仅可以有效降低政府的检查成本，而且能够保证检测的普遍性和权威性，从而鼓励企业积极参与节能减排工作。
（四）完善服务体系，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健康发展
继续加大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培育高水平的节能减排专业服务机构，鼓励重点耗能企业与节能服务公司合作，充分发挥其先进的管理经验和资源优势。通过推行清洁生产方式，节能产品认证，节能减排标准化技术，建立完善的节能减排新机制，对于实施合同能源管理的企业和节能服务公司给予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促进结构调整，鼓励产业聚集，突出区域优势，改善产品结构，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健康发展。
五、结 语
本文认为，现有的关于节能减排管理的研究在创新方法与工具方面较为缺乏，通过引入演化博弈理论的复制动态方法，构建政府和企业的群体演化博弈模型，最终得到博弈双方的群体演化稳定策略，从而为政府制定相应的促进节能减排管理政策，提供依据和方法支持。
在本文的研究基础上，以后的研究方向将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演化博弈理论是一种以定性分析为主的理论，如何将这一理论与节能减排管理已有研究中的定量分析方法有效结合，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二是节能减排管理的实施需要结合绿色供应链管理和企业战略因素，如何实现企业的战略先导机制，是接下来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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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实施的原因篇6
3月3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对美国贸易逆差的原因展开调查，重点聚焦于国外贸易壁垒和不公平贸易政策。但是，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贸易壁垒并不是导致贸易赤字的原因。一个国家从其他国家的净借款只有为负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贸易赤字。贸易壁垒对借贷决策的影响微乎其微。它们会减少一些行业的进口，但也会导致汇率升值，进而在其他进出口行业产生一定的抵消作用。
汇率操纵已成为次要因素
大规模购买美国国债或者其他债权是导致全球贸易失衡进而催生经济大萧条的重要因素。当然，在某些国家财政赤字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购买他国债权也是一种常见的汇率操纵行为。但是现在，汇率操纵只是一个次要因素，贸易失衡已经摆脱最严重的情形。但是未来汇率操纵的潜在威胁可能会对美元造成潜在影响，导致私人贷款过度膨胀，刺激贸易赤字增长。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当前的美国来说并不合适，它只会导致更大的贸易赤字。
实施相关金融政策，缩减贸易赤字
首先必须说明一下，Q易不是零和博弈，进口并不意味着损失，出口也并不意味着胜利。双向贸易都会带来巨大的优势，Gary Hufbauer 和Zhiyao Lu在所撰写的贸易政策简报中估测即将推行的双向贸易政策能给美国经济带来2万亿美元的额外收入，一份2003年的早期分析估计额外收入能达到1万亿美元。而且，适度的短期贸易赤字并不是一件坏事。
但是美国目前的贸易赤字已经超越了一个可持续水平，而且在未来还将进一步扩大。所以在不造成其他外部负面效应的情况下，有必要尽快实施相关贸易政策，缩减贸易赤字。其中关键一点是，金融方面的政策相比贸易方面的政策更为高效，对经济造成的扭曲影响也更小，比如关税、配额制。
一系列研究肯定了贸易失衡背后的主要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包括财政政策、外汇市场干预政策、经济增长趋势、人均收入水平和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金融资本流动障碍跟这些因素有着重要联系，当金融市场开放时，这些因素通常会对贸易失衡产生更为明显的外在影响。很多研究都聚焦在贸易失衡的长期影响因素上，但经济周期或许也是一个重要的临时因素。
关税壁垒与贸易赤字密切相关
图1和图2显示了平均关税税率（或者整体贸易壁垒）和贸易失衡之间的相关性。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可以发现更高的关税壁垒和更大的贸易赤字密切相关。总体贸易壁垒的长期数据难以获得，因而无法得到相应的回归分析。
这些结果并不意味着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不会产生相应影响。假设美国对进口钢铁实施禁止性关税或者实施绝对的进口禁止政策。美国2016年钢铁进口总额是340亿美元，在实施禁止政策的情况下其进口金额将降到零。禁令能保护美国钢铁制造商免遭外国企业的竞争。但美元的小幅升值则会大幅增加其他种类商品进口，减少美国所有种类商品的对外出口。这对整体贸易赤字并不会产生什么影响。贸易总额将会缩减，因此我们将失去一定比例的贸易收益。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影响贸易平衡
美元为什么会升值？因为钢铁关税并不会改变家庭储蓄行为或者整体商业投资行为。前文所提到的贸易失衡影响因素有一些共同特点，它们都是通过储蓄和投资来产生影响。贸易赤字意味着投资超过储蓄，而贸易盈余时，则意味着储蓄超过投资。最能影响贸易失衡的政府政策是财政均衡政策和货币干预政策。财政均衡情况越好，国民储蓄就是越高。
货币干预政策包括政府国内借款国外投资，对公共储蓄和投资不会产生净影响。国内借贷会提高利率，增加私人储蓄，减少国内投资，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刚好相反。图3和图4显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对贸易平衡产生重要影响。
在即将出版的《货币冲突和贸易政策：美国的新战略》一书中，我和Fred Bergsten将会向大家展示在2007年全球贸易失衡的最高峰，中国所有的贸易盈余基本上都可以用中国的汇率操纵政策基本诠释了中国所有的贸易盈余。
双减政策实施的原因篇7
11月26日，在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论坛”上，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士祥对于社会上建议单双号限行常态化的声音，表示“将研究和论证这个意见”。
消息一出，立即引爆了互联网。
网友基本分为两派：部分“无车族”或者乘坐公交出行的人表示支持，而多数“有车族”则表示坚决反对。人民网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半数以上的受访群众支持单双号。而搜狐汽车公布的调查数据则显示：63.81%的网友不支持长期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
舆论的分歧在于：究竟单双号限行常态化是否是北京治污、治堵的必要手段和最佳办法？长期实施单双号是否会带来其他新的交通问题？ “单双号限行常态化”政策究竟是否可行？带着这些疑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学者。
对话嘉宾
詹国枢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
毛保华
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城市轨道交通系主任
陈艳艳
北京工业大学城市交通学院 教授
竹立家
国家行政学院 教授
张翔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单菁菁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
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
疑问：单双号限行常态化是否可行？
毛保华：我并不赞同单双号限行常态化政策。北京市已经失去了解决交通问题的很多好时机。但不可否认，这会是一个有效的政策。现在北京市无论雾霾还是拥堵都和交通有关。目前，北京市地铁运营总里程已经超过了500公里，公交车辆超过2万辆，已经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公交系统。而公交运行不畅，是因为地面车辆太多。
陈艳艳：我并不赞同单双号限行常态化政策。从结果上看，在当前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服务状况没有达到舒适和快捷的情况下，单双号限行会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于通勤族、上班族来说。
就北京市而言，目前绿色交通运输体系并不完善：一是地铁的建设还没有完全成网，许多线路还在建设期间，并且建设时期较长。而部分中心城区的地铁覆盖密度也不够高。就运力而言，在交通高峰时期，有50余个地铁站点实施限流措施，连安全都很难保障，更别说便捷可靠了。
二是就公交车而言虽然已经实行了公交专用道、定制公交等措施，但部分公交和地铁转换点距离太远，导致换乘时出行的时间不能得到保证，那么公交就很难成为人们中长距离的出行选择。
三是现在自行车出行下降的幅度很高，主要原因在于很多机动车的占路停车使自行车没有路权，基本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很多人放弃了自行车出行。
詹国枢：APEC期间，到底是老天帮忙，本来就是天清气朗呢，还是那些天虽有产生雾霾的条件，但由于采取措施，所以，还是呈现出“APEC蓝”？这一要害问题，至今未见答案。APEC期间，北京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三项，一是汽车限行，二是工地停工，三是部分企业停产（河北、山东一些企业也停产）。如果是措施起了作用，那么，三项措施各占多大比重？这问题不搞清楚，单单抓住汽车限行一项，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倘若汽车尾气所占比例不大，甚至最小，岂不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
争议： 单双号限行常态化是否触及法治红线？
竹立家：我认为政府如果实施单双号限行常态化政策，在法理上不存在问题。政府就是对公共资源进行统一、协调和管理的机构，只要涉及公共资源分配领域的问题，政府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合理的分配。
在公共资源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政府有权力对其进行重新分配和调整，否则就会面临“公地悲剧”，即一群牧羊人共同拥有一块草地，每个人都尽量扩大自己的羊群，最终导致草地状况迅速恶化。
购车是个人的行为，并非每个家庭、每个市民都有实力购车，然而道路是一种公共资源，政府有权利对其进行协调管理。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此类影响广泛的公共政策的出台必须慎重，必须经过可行性研究、听证，并征求多方意见。
张翔：单双号限行常态化作为一种行政措施，是否有法律依据至关重要。
按照宪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第三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单双号限行常态化”这种政策选择，国家并没有取得私有财产（这里指私家车）的所有权，并不是征收。然而有许多法理学家认为，国家即便不取得私有财产的所有权，但对私有财产造成了一种长时间的、非常严重的限制，也算是征收。
与汽车尾号限行措施相比，“单双号限行常态化”发生了质的变化。因为对汽车进行常态化的单双号限行，意味着汽车有一半的时间不能行驶，其使用价值难以实现，而车辆的折旧、维护费用还按全年缴纳，这对公民财产权益造成了根本性的损害。因此，“单双号限行常态化”本质上是一种违法进行的征收，对公民的财产权造成了过度的限制，即使给予补偿，也是违反宪法的。
建议：鼓励绿色出行 缓解人口压力 京津冀协同发展
毛保华：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单双号限行常态化” 是使用行政管理对交通进行硬性管制的手段，并不是一个好政策。科学的办法应当是通过需求管理和市场手段，显著提高私家车的出行成本。很重要的一个办法是2011年开始实行的大幅提高中心城区停车费措施，在前3个月的实施效果是很好的。但后来没有管住，乱停车的现象依然很普遍。如果这个政策执行好了，后面的强制限行措施就是不必要的。
陈艳艳：要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和污染需要一揽子的措施。北京过去采取限制性的命令多了些，采取的鼓励性措施少了些。可以借鉴如新加坡的政策措施，鼓励市民搭乘公共交通，对减少出行的私家车给予积分奖励。甚至可以与企业合作，将员工的绿色出行方式与福利挂钩，对于公共出行、绿色出行的人给予更多的激励和奖励。
单菁菁：单双号限行常态化难解北京市发展模式之困。单双号限行常态化如果真的施行，一定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在北京交通越来越拥堵的情况下，可能需要一定的组合拳来治理、解决现在的困境。然而，限号治标不治本，问题的关键在于令北京市的发展在环境资源承载力范围之内，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人口的疏解。疏解人口最好的方式不是通过发展燕郊等周边城区形成分流，毕竟如果工作仍在内城，可能带来更复杂的交通潮汐流，从而导致复杂的交通状况。因此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在京津冀这样一个大的区域范围内统筹进行产业布局和功能布局，把北京市功能适当疏解出去，才能给北京减负。
张翔：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需要遵循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行政主体必须选择对人民侵害最小的方式进行。因此，为了达到缓解交通拥堵、治理污染这样的政策目标，政府必须寻找所有可能的手段，分析其中哪个手段对于公民的权利限制和侵害是最小的。
双减政策实施的原因篇8
一、运用财政政策调节经济景气状况,是世界各国政府的普遍经验
积极财政政策这一专门的术语目前在中国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其要义是指在经济萧条时政府采取的提升经济景气的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组合。因此,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在特定时期所采取的某些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并以此来调节经济周期,使经济走出低谷、摆脱萧条的做法对我们今天更好地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在以市场机制为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的条件下,经济总会在繁荣和萧条的不断相继中进行。因此,经济周期是现代宏观经济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如何运用财政手段熨平经济周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对策的重要内容。在经历了1929—1933年经济危机之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放弃对经济的自由放任,转而实行宏观调控,如广泛使用信贷刺激和税收调节等措施,可效果均不理想。直到1938年,罗斯福增加财政开支刺激经济景气的赤字预算试验(即罗斯福“新政”)获得成功,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历届总统的经济史就成了如何通过实施货币政策和财税政策调节经济的历史。当经济过热时,就会采取抽紧银根的货币政策;当经济增长缓慢时,财税扩张政策即被采用,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和大幅度减税,以扩大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尽管70、80年代受赤字规模、国债规模和经济“滞胀”的影响,但西方各国政府也大都未放弃运用财政货币手段来克服萧条和刺激经济快速增长,因此,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一直只升不降。
在这方面,日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很有参考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曾根据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不同周期作过几次调整。从50年代初期到1973年间,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日本政府一直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1973—1975年日本经济危机后,日本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扩张性措施。如:(1)频繁实行减税政策。从1973年开始,实行所得税一半减免,1987年又决定对年收入在500万日元以下的家庭减免所得税4.1万亿日元。(2)增加财政支出。日本政府采取了四次大规模反危机的“萧条对策”,其中主要是大量增加公共事业的投资,以期引起更大的乘数效应。结果促使1975、1976两年工业增长了10.8%。1978年,日本政府又编制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预算,即公共事业投资预算增长34.5%。(3)社会福利开支增大。从1973年开始,日本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福利政策,如“老年人疗养免费”,并修订了健康保养法和年薪法,对供给家属的比率从50%提高到70%。由于日本政府在70年代的危机中及时地调整了财政政策,使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在以后的10年中,名列主要发达国家的前茅。
日本政府的反周期财政政策也有过严重的失误和深刻的教训。1992年以后,为了摆脱经济萧条,日本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景气对策,致使在80年代末曾有所缓和的财政赤字问题重新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鉴于这种情况,桥本内阁决定进行财政结构改革,制定并在国会通过了《财政改革法》,规定在1998—2002年的5年时间里将财政赤字(包括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与GDP的比重由1997年度的5.4%缩小到3.0%。另一方面决定从1997年4月开始将消费税率由原来的3%提高到5.5%,结果导致国民消费支出大幅度下降,受削减赤字的影响,政府对公共事业的投资也明显减少,所以从1997年4月份开始日本国内需求急剧下降,经济形势出现了大滑坡,以致发展为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后,为了扭转急剧恶化的经济形势,日本政府采取了一项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价值为16.65万亿日元(约合1281亿美元)的“紧急经济对策”,以求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复苏。
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香港经济自1997年下半年以来受到较大冲击,经济增长逐月下滑,通货紧缩日见明显,失业率迅速攀升。为缓减民困,加强信心,重现香港经济活力,香港特区政府首份财政预算案中采取的对策就是实施扩大政府支出和减税的财税政策。1997—1998年度特区政府开支预算达1980亿港元,1998—1999年度政府开支预算高达2330亿港元,增长17.6%。这些开支,大多用于公共支出,如用来开办教育及培训、提供健康护理服务和举办市政工程等。此外香港特区政府还实行了减税政策,重点是个人税收和行业税收减让,减税规模在1998~1999年度都达173亿港元,占上年度财政赢余的2.2%。
二、借鉴国际经验,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方面要有新的思路
境外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财政政策是政府克服经济衰退,启动经济增长最有效的手段。那么,针对我国实际情况,在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方面,应从国际经验中得到哪些启示呢?
1.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措施要果断,力度要大,但持续时间不宜过长。
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的认识时滞已嫌太长,决策和执行时滞一定要尽量缩短,否则财政政策时滞较短的优势就会减弱。如日本政府在1997年就因为犹豫不决,坐失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良机,致使经济继续滑坡,陷入了战后的低谷。促使经济回升需要较大的财政政策力度的原因是经济衰退时期财政政策作用的乘数要小于复苏时期。从美国的例证来看,两者差距能达到2至6.6倍,也就是说,在不存在其他因素作用的情况下,繁荣时期100亿元财政支出通过乘数作用实现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衰退时期可能需要200亿元~600亿元的财政支出才能实现。日本的例子可以作为反面借鉴。因此,如果决定使用积极财政政策就要下大决心,尽快在较短的时间里集中增加较多的资金投入。但考虑到持续的扩张性财政支出受到有限的财政收入刚性制约,依靠国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又受到国债规模风险的制约,因此,不宜长时期持续使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一句话,理想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一是力度要大,二是实施的时期不要太长。
2.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与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两者缺一不可。
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于刺激总需求,促进经济复苏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也是当前走出经济困境的最主要的政策手段。但是,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似乎仅靠财政政策还难以达到扩大内需的目标。现实的中国经济是,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并且存在着相当大的通货紧缩缺口,经济走向低谷。在这种情况下,“双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实行以刺激总需求为宗旨的宽松式财政政策时,无论是增加消费还是扩大投资,最终都要表现为增加的货币购买力上。如果此时没有采取相应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社会上的货币供应量保持不变或减少,那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的购买力的增加就不能实现,从而不能达到刺激总需求的目的。例如,去年财政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而扩大内需,主要是靠增发国债实现的,而国债规模是受各种条件约束的,不可能无限扩大,仅依赖现有的可借债规模,似乎难以达到拉动内需的目的。所以
,在财政向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的同时,商业银行还增加了1000亿元的配套资金,集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种以定向长期国债为工具,以基础行业、基础设施为切入点的财政货币政策“双松”搭配,是中国90年代以来未曾有过的尝试,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可以说,这是我国使用财政货币政策“双松”搭配的成功范例。而且,在当前买方市场事实上已经形成的现实条件下,适度的货币扩张是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反弹的。相反,它将有助于我们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为启动经济提供有力的支持。
3.积极审慎地运用赤字财政政策。
罗斯福政府抛弃了传统的平衡预算政策,首开和平时期的赤字预算的先河,通过大量举债的方法实施各种公共工程和对落后地区进行开发,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点对我们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我国应一方面针对当前地区差距扩大、失业问题严重、总需求不足和经济增长乏力的严重情况,集中财力,振兴财政,增强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另一方面必须反思“九五”期间必须消灭财政赤字的政策主张。如果说,以前的财政赤字是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和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形成的,是不合理的,那么在当前总需求低于总供给和通货紧缩的条件下则是合理可行的。更何况,由于前几年执行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不含利息支出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由1980年的1.53%下降到1997年的0.75%;即使将利息支出因素考虑进来,调整后的财政赤字占GDP的份额到1997年也仅为1.5%。而美国的这一份额在1970~1979年间平均为1.9%,1980年~1989年间平均为4.1%,1990~1992年间平均为4.6%。从国际比较看,我国运用财政赤字来刺激社会总需求还是有较大的空间的。所以,“九五”期间没有必要消灭财政赤字。不过,当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出现经济繁荣迹象时,就要着手考虑削减赤字规模,力争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以避免危及财政安全。
4.通过改善国债的持有结构来适当扩大国债的发行规模。
扩大内需最直接的途径就是增加政府支出特别是投资支出,但资金从何而来?当然首先是增加税收。在进一步增加税收很困难的情况下则只好增发国债。在国债发行量增长速度很高、国债市场容量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必须考虑增加金融机构对国债的持有量。中国目前60%以上国债由公众持有,商业银行持有国债仅占其资产的6%。这一比例远远低于一般发达国家的水平。以日本1994年的国债销售情况为例,在长期政府债券中,49.7%是金融机构购买的,只有2.4%是由个人购买的;在政府贴现债券中,31%是由金融机构购买的,个人购买占41.8%;在政府担保债券中,62.1%是由金融机构购买的,个人购买占0.1%;在地方政府债券中,金融机构购买占48.9%,个人购买占5.1%。所以,应鼓励政府通过发国债的方式向银行借款。这不但可以解决政府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还可以有效地解决长期困扰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质量问题。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呢?当然不可否认,政府向金融机构借款(发债)将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因而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但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主要危险是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因此,我们不必因为担心通货膨胀反弹就畏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提高就业水平,刺激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回升,只要把通货膨胀控制在一个适度的区域,如3%左右,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应该是值得的。
5.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点必须从财政投资这种直接手段转向利用财政投融资、财政贴息等间接手段,促使以政府投资为杠杠、有效地带动起社会投资这个“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