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双减政策的对策建议范文

针对双减政策的对策建议篇1

按照总局“宣传辅导要实”的工作要求，国家税务总局衡阳市税务局突出减税降费精准辅导，与衡阳市工商联联合开展“减税降费润衡州”系列主题宣传辅导活动，切实增强减税降费政策宣传辅导的针对性，引导广大非公经济人士主动融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熟悉政策、用好政策，确保政策落地见效。

一、焦聚减税降费政策受惠群体，与工商联开展8项合作，构建大辅导格局。民营企业是减税降费政策最大受惠群体，工商联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娘家人”。与市工商联签署《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合作框架协议》，能够更有效地搭建税企沟通交流的桥梁。双方建立定期联系机制、问题反馈机制、风险防控机制和信息交换机制，定期召开负责人级别联席会议，共同解决民营企业减税降费、税收服务、税收风险、涉税数据交换等8个方面的问题。通过深化交流合作，提高服务经济工作的主动性和有效性，合力构建良好营商环境。

二、焦聚行业商（协）会政策辅导需求，首创减税降费政策辅导员制。行业商（协）会是行业健康发展的领头雁，经常自发组织税收业务培训，邀请税务干部解读政策。为使行业商（协）会及时准确理解掌握减税降费政策，衡阳市局按照“一个行业商（协）会委派一名减税降费政策辅导员，一名辅导员带领一个服务团队”的原则，向全市各行业商（协）会委派减税降费政策辅导员，无缝对接，精准辅导，增强政策辅导的针对性，助力行业用好用活税收政策，支持非公经济健康发展。

三、焦聚企业负责人群体，开展“减税降费政策巡讲”活动。许多企业家一心忙事业，疏忽了对减税降费等税收政策的了解，经常错过好的政策福利。衡阳市局与市工商联统筹安排减税降费政策宣讲团队，面向各级工商联执委、企业负责人开展“减税降费政策巡讲”，让企业负责人熟悉政策，用活政策，科学决策，应享尽享，最大限度发挥国家减税降费政策效用。目前，已对餐饮行业和工商联全体执委开展两期减税降费专题辅导，企业良好反响。

四、焦聚受惠纳税人现身说法，提升公众认同感。在衡阳日报开辟“减税降费润衡州”专栏，由市工商联推荐典型企业现身说法，讲述自己的减税降费故事，向公众算细账、展实绩、谈预期，增强公众代入感，提升获得感和对国家政策的认同感，提振创业信心。

针对双减政策的对策建议篇2

关键词　官方发展援助　战略政策　组织管理　有效性

瑞典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的传统可追溯到19世纪瑞典传教士在非洲的活动。战后瑞典的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是1952年在瑞典对最不发达地区技术援助中央委员会(Central Committeefor Swedish Technical Assistanceto Less Developed Areas)的支持下开始的。1962年，议会批准了一项政府议案，将瑞典的发展援助目标界定为改善贫困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之后，瑞典发展援助的主要目标进一步扩展为扶贫、保护人权、正义、平等和主事权。

瑞典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DAC)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瑞典一直积极倡导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从1975年开始，其每年援助额占GNI的比率就超过了联合国际经济合作2011年第5期国所要求的0.7％的目标，2009年则达到了1.12％，在DAC国家中排名第一。瑞典在对外援助方面的诸多做法和行为使其成为国际发展援助的典范。特别是近年来采取的结果导向型和项目导向型援助方式既提高了瑞典的援助有效性，也为其他国家的对外援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一、瑞典对外援助战略及政策

作为OECD／DAC的成员国之一，瑞典对外援助的战略和政策基本是在遵循DAC的相关准则和协议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而制定的。近年来，瑞典不断改革其对外援助体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对外援助战略和政策。

(一)　对外援助战略

一般而言，一国对外援助战略的制定需遵循相关的国际惯例和各援助国之间的共同协议，在此基础上与该国整体的政治和经济目标相结合。瑞典的对外援助战略既与削减贫困、环境和气候变化及人类健康等全球共同的挑战相关，又融合了其自身的战略目标。

1.对外援助与全球减贫和欧盟东扩相结合

瑞典发展合作战略的出发点即削减贫困。近年来瑞典增加了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援助，这提高了瑞典对贫穷国家的援助比例，也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少贫困的承诺相一致。瑞典对欧洲地区的援助是DAC平均数的两倍――反映了瑞典对欧洲地区援助的优先考虑，也反映了瑞典扩大在欧盟中的影响力的外交目的。

2.增加对环境问题的关注

环境和气候变化不仅是瑞典政府发展援助优先考虑的问题，也是其确定的六个“全球性挑战”(即压迫、经济隔离、气候变化和环境影响、移民、传染病和其他健康威胁以及冲突和动荡的局势)之一。瑞典政府在2007年就制定了《气候变化与发展的国际任务》f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Climate Change and Development，ICC。2009年瑞典接替捷克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后，瑞典又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轮值主席任期内的工作重点，并承诺到2020年欧盟将在全球协议框架内减排30％。

在财政支持方面，虽然2007年瑞典对环境方面的特定援助占瑞典官方发展援助的仅3％；但是，官方发展援助数据表明，瑞典一半多的援助均一定程度上是以环境的可持续性为目标的。为了实现对环境问题的承诺――特别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瑞典已经决定在2009-201 1年将其援助预算中的40亿克朗(482百万美元)用于气候变化。资金将主要通过多边行动支付，但其中11亿克朗(132百万美元)通过瑞典双边合作支付。

3.强调受援国的能力建设

瑞典认为能力建设(capacitydevelopment)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因此多年来其一直积极支持受援国的能力建设。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Sida，Swedish Intem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Agency)关于能力建设的政策表示，能力建设的终极目标是使受援国最终不再需要发展合作。该政策旨在增加Sida对所有项目中有关国家制度和能力建设的援助。

(二)　对外援助政策

1.加强与民间团体和私人部门的合作

瑞典积极支持本国和受援国的民间团体组织(Civil societyorganisation，CSOs)的发展，与它们建立了牢固的伙伴关系并积极与它们对话。在瑞典国内，CSOs在发展教育项目和支持瑞典政府解释《全球发展政策》的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受援国，瑞典在发展合作计划中针对CSOs的作用制定了一项新的政策，支持发展中国家建立多元化的民间团体，以从各个方面削减贫困。

瑞典政府把鼓励私人部门发展作为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重要载体。私人部门的积极介入通常有利于创造一个可持续的援助模式，因此发展援助委员会(DAC)也积极支持这种行动。

2.减少政策的复杂性

为了减少政策的复杂性，现在瑞典外交部(Ministry for ForeignAffaim，MFA)和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Swedish International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Sida)之间已经进行了更为明确的分工，外交部计划2011年制定12项新的主要政策以逐步取代所有现有的部门和专题政策。

(三)　对外援助政策的一致性

瑞典强调建立政策一致性的法律和政策基础，并于2003年实施了《责任共担：瑞典全球发展政策》(Shared Responsibility：Swe，den’s Policy for Global Development)。《瑞典全球发展政策》将政策的一致性置于瑞典发展合作方式的核心，并使瑞典跻身于承诺保持政策一致性的援助国的领导地位。

尽管瑞典的发展政策一致性有坚实的法律和政策基础，但在协调机制，监督、分析和报告机制的建立和实施方面却存在较大的差距，具体表现为：首先，政策目标数量太多且这些目标之间没有任何的优先性和等级性；其次，没有系统性的部门间的协调机制；再者，缺少监督和报告援助进程的框架；最后，MFA缺少必需的人力资源以保证正式和非正式的协调机制的正常运转。

2008年，瑞典政府决定采取

措施弥补政策一致性中的不足。瑞典重新制定了一个更有针对性、更实际的文件――《全球性挑战――我们的责任》(Global Challenges-Our Responsibility)。《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强调了在实现政策一致性中政府的整体责任，并提出要改善监督和报告框架，在此指导下，瑞典制定了实现发展政策一致性的新方法：一是减少目标的数量(从50多减少到18个)并对其进行精确的定义；引进有时间约束的测量指标来评估每个目标的进展；确定了6个跨部门的优先领域或全球性的挑战，取代了原来在《全球发展政策》中的11个领域的国家政策。二是MFA为每个全球性的挑战建立一个工作团队以增加政府间的沟通；同时，MFA开始使用“瑞典团队”(“Team Sweden”)理念来推动瑞典各个援助主体的一致性。三是MFA和Sida积极鼓励来自受援国的关于瑞典政策和行动一致性的评价和反馈。

二、瑞典对外援助概况

在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中，瑞典的对外援助总量并不突出，但以国民收入中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的比例来衡量，瑞典则是最慷慨的援助国。近年来，瑞典的对外援助总量和对外援助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总体上都在不断上升，成为国际发展援助的典范。

(一)　对外援助总量

瑞典一直积极倡导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在发展援助委员会起到关键的作用，这种作用在全球经济衰退、发展与合作预算承受巨大压力的现状下更为突出。近年来，瑞典的官方发展援助净额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仅在2001年和2009年略有下降(见图1)。瑞典2008年的官方发展援助净额达47.3亿美元，为其历史最高援助额，该年援助净额同比增长约9％，位居当年DAC援助国第八位。

尽管从援助净额来看，瑞典在DAC成员国中并不突出(2009年其援助额仅占DAC总援助额的3.8％，占援助总额首位的美国的15.8％)，但以国民收入中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的比例来衡量，瑞典则是最慷慨的援助国。瑞典是对外援助额超过联合国国民总收入指标0.7％的五个DAC成员国[瑞典(1.12％)、挪威(1.06％)、卢森堡(1.04％)、丹麦(0，88％)和荷兰(0，82％)]之一。从图2可以看出，2000-2009年，瑞典官方发展援助比例一直在联合国0.7％的目标之上，2009年更是高达1.12％，居DAC各成员国之首。与DAC成员国平均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增长缓慢的状况相比，瑞典这一比例除少数年份有小幅下降外，大部分年份都保持了稳步增长。特别是金融危机期间，DAC成员国的占比普遍出现下降趋势，而瑞典占比则保持了持续增长。而且，瑞典对此还引入了本国指标――将发展援助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提高至1％。从2006年开始，这项指标达到1.02％。尽管在2007年和2008年有所下降，但2009年和2010年瑞典均实现了这一目标，分别为1.12％和1.01％。

(二)　对外援助分配

对外援助的分配情况能够体现一国官方发展援助的基本特征和政策导向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瑞典的对外援助分配可以从地域分配、部门分配和渠道分配三个主要方面来分析。

1.地域分配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接受了瑞典的大部分援助，如图3所示，2009年，瑞典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援助额为8.89亿美元，约占援助总额的三分之一(不包括未指定地区的援助额)。Sida前十个受援国的七个都在这一地区(见表1)。此外，从表1和图3可以看出，瑞典对冲突和冲突后国家如阿富汗、巴勒斯坦、苏丹等国家的援助占有较大比重；对欧洲的援助也较突出，约为援助总额的6％。

2007年，瑞典制定新的受援国名单，计划在三年内将援助国家从67个减少到33个，以集中其援助资源。在选择受援国时瑞典主要考虑该国的贫困程度、民主进程以及是否能和瑞典成为互惠伙伴等条件。在瑞典新的援助计划中，中国和越南位于停止援助的国家之列。继续接受瑞典援助的33个国家可分为三类：一类为亚、非、拉的12个国家，瑞典将对其实施长期援助；第二类为非洲、亚洲、中东和拉美的12个国家，这些国家或是战乱国家或刚刚结束战乱；第三类为东欧国家，瑞典希望通过援助加深合作，以促进欧洲一体化进程(三类国家名单见附表)。

2.部门分配

2009年，社会基础建设和服务是瑞典最大的援助类别，占其双边援助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中，政府和民间团体又是最大的子类别，约为这一类别援助总额的60％。人道主义援助是瑞典对外援助的第二大类别，占援助总额的12％，主要包括危机应对和重建救济，反映了瑞典增加对冲突和冲突后国家援助的政策。难民援助为瑞典援助的第三大类别，总额为3.07亿美元，占援助总额的10％，充分体现了瑞典在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的承诺。此外，瑞典一直强调与民间团体和私人部门的合作，因此，对非政府组织的援助在瑞典援助额中也占较大的比重。

近年来，瑞典政府提出了三个主要的援助议题：一是民主和人权；二是环境和气候；三是男女平等和女性在发展中的地位。这些都属于跨部门的交叉领域，瑞典已经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这三个领域。目前，瑞典对环境的援助比例还不高，但对环境的关注将成为瑞典双边援助计划的主流，并占一半以上的比例。男女平等既是人道主义援助的重要方面也是其他部门的优先事宜。2007年瑞典88％的援助都和男女平等有关。

(三)　对外援助渠道

图5显示了瑞典双边和多边援助的分配情况。在瑞典的援助总额中，双边援助一直是其主要的援助渠道，近三分之二的官方发展援助是双边的。2000-2009年，瑞典的双边和多边援助净额都在不断增长，但双边和多边援助的分配比例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例如，2000年，瑞典的双边援助额为12.4亿美元，占援助净额的69％；而2009年，其双边援助净额为近30亿美元，占援助净额的66.2％，两者相差不大。

2007年，瑞典援助了50多个不同的多边组织，这些多边组织凭借与瑞典援助优先事宜的相关性和其有效性每年获得2400万美元的援助。从图6可以看出瑞典多边援助的分配情况。瑞典是联合国几个主要机构最大的援助国之一。2009年，联合国接受了瑞典38％的多边援助，占瑞典官方发展援助净额的12.7％，为发展援助委员会平均援助水平的两倍。在联合国系统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UNDP)、联合国难民署(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UNHCR)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ted Nations Children’sFund，UNICEF)是三个最大的受益者。2009年，瑞典对世界银行(World Bank group)和欧盟的援助各占其多边官方发展援助的23％和19％，分别为其官方发展援助净额的7.8％和6.5％。同时，区域发展银行也占到瑞典多边官方发展援助的11％，非洲发展银行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

三、瑞典对外援助组织及管理

援助目标不同，各国的援助管理体制也不同。瑞典官方发展援助的主要管理机构是外交部，外交部管理四个实施发展合作政策的机构，其中最重要的是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近年来，瑞典外交部和国际发展合作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以更好地开展对外援助，提高援助效果。

(一)　对外援助组织机构及其变革

瑞典的政府模式是以管理一系列机构的部门为基础的。理论上，部门制定政策，机构执行政策，机构通过年度拨款文件和具体的政府决策被部门管理。瑞典关于全球发展合作的主要管理部门和决策机构是外交部(MFA)，对外援助的资金也由外交部统一管理。外交部(MFA)管理四个实施发展援助的机构，它们是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Sida)、瑞典发展评估委员会(Swesh Agencyfor Developmem

Evaluation，SADEV)、北欧非洲机构和FolkeBemadotte学会。其中最大的机构是Sida。外交部将援助总额的三分之二交由Sida，由其具体负责援助项目的选择与执行，主要用于瑞典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双边援助。余下的三分之一援助总额，由外交部负责，主要用于执行其他的双边或多边协议，通过联合国的各个署拨给世界银行、发展银行以及欧盟的发展合作预算等。此外还有部分交由其他一些非官方组织如出口信用担保委员会、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SEI)支配。

MFA2006年实现了重组。现在由一名部长(Director General)全面负责国际发展合作，以前这由一名副部长(deputy directorgeneral)负责。国际发展合作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双边发展合作；二是发展合作的管理与方法；三是发展政策。MFA还建立了一个由12个独立专家组成的发展政策委员会(DevelopmentPolicy Council)为其重点优先政策和一致性问题提出建议，以取代原来的发展事务专家组(Ex，pert Group 0n Development Is―sues)。2009年MFA的新结构开始运行。

2008年末，Sida也进行了重组。Sida的新结构有三个支柱：政策、运行和管理。运行部分负责战略和实施，包括主题小组、国家小组和地区小组。政策和管理部分为运行部分提供特定的技能和支持。Sida正在建立一系列的员工网络，以将不同部门和支柱的员工联系起来。运行部分的员工必须参加至少一个由政策和管理支柱举行的主题员工网络。总部长也建立了一个由所有部门的部长组成的战略管理小组(StrategicManagement Group)和一个由Sida管理团队的五个最高级成员组成的运行领导小组(Operational Leadership Group)。一个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uncil)取代了Sida的董事会。

(二)　对外援助管理

1.采取项目导向型(Pro―gramme-Basedl援助方式

在双边援助的方式方面，瑞典近年来改变了以往以物资援助为主的方式，而大多采用项目援助(project support／programmesupport)的方式。项目援助是指对外援助采取援助受援国拥有的具体的项目(如减贫)的方式，可以通过直接拨付资金或实物援助的方式。被援助项目可能是国家层面的，也可能是部门层面或组织层面的。当被援助项目是指定某一个特定部门(如农业部门、教育部门或交通部门等)时，就是部门项目援助的方式。常规预算援助则是采取现金援助或实物援助的方式，并不指定特定的部门和项目。目前项目援助约占瑞典双边援助总额的一半。项目援助占Sida预算的比例由2005年的11.4％增加到2007年的13.6％；而常规预算援助(general budgetsupport，GBS)和部门项目援助(sector programme support)则从2005年一直稳定地保持在5％的比例。2008年OECD的调查指出，瑞典对55个国家的援助总额中的44％都用在了常规项目中。因此，瑞典在《项目导向型方法的指导准则》中明确表示，将会提高项目援助的比例。

2.推行结果导向型(resuits-based management)管理

2007年，政府将结果导向型管理列为首要优先事宜。为了实施结果导向型管理，瑞典最近已经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新方案。就项目层面，Sida已经建立了一个质量保证委员会对每一个1亿克朗(15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进行结果导向型审查；Sida新的三年运行计划也要求每年审查项目进程，而不仅仅是做一个最终的报告。通过审查使管理团队分辨出项目的哪些方面可能脱离正轨及其原因，哪些地方指标不恰当及其补救方法。在国家和部门层面，Sida提出了一个国家报告模型，由国家团队确定国家和部门层面衡量进步的指标，并每年对其进行监督。在个人层面，Sida为个人和小组制定了结果目标并将其与共同目标相联系，以将个体员工激励与组织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

针对目标分配人力资源是结果导向型管理的核心部分。为了实施新的优先事宜，MFA和Sida都需要相应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用来保证员工拥有适合的技能和经验。瑞典招募了很多国家项目官员，他们在瑞典双边发展合作方面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所有实施瑞典发展合作项目的人员将都需要接受项目导向型援助方式和结果导向型管理的培训。

3.建立独立的评估机构

2006年，瑞典建立了一个独立的评估机构――发展评估委员会(SADEV)，以对瑞典的双边和多边发展合作进行评估。SADEV正与Sida、其他DAC成员国以及受援国的评估部门进行日益紧密的合作。但是目前还没有正式的机制保证政府、MFA或Sida在SADEV的评估结果下行动，这使SADEV的效力受到影响。为此，瑞典正在建立一个回应SADEV的评估结果的机制。

4.增加对海外管理机构的授权

现在大部分国家倾向于将部

分援助决策权授予海外办事处，以利于加强与受援国的发展伙伴关系，改善与其他援助国的协调。瑞典1995年开始将援助开发署(Sida)的驻外代表处与使馆合并，目前在34个受援国设有代表处，并将拨款权授予更多的当地部门。在多数情况下，一旦与总部的合作战略和全部援助额达成一致，大使或地区部长(country director)有权同意最高5000万克朗(750万美元)的资金拨付；高于5000万克朗时，由位于总部的Sida各部门的领导决定；高于2亿克朗(3000万美元)时由Sida的部长决定。瑞典也试图通过向当地配置更多员工实现分权。但是，近年来无论是MFA还是Sida雇佣的当地员工的比例均没有显著的提高。

四、瑞典对外援助有效性评价

瑞典对援助有效性议程作出了明确的承诺。2006年到2009年政府的预算文件全都提及援助有效性议程，明确地指出了《巴黎宣言》的目标和指标；2008和2009年的政府预算文件中还包括了来自两项监督调查的结果。瑞典减少了援助国家和援助部门的数量、改善评估体系、实施了项目导向型援助方式和结果导向型管理，并对员工进行各方面培训等等，这些措施的确提高了瑞典援助的有效性。

(一)　援助有效性的进展

截至2007年，瑞典已经达到了三个目标：其一，所有的瑞典援助都是无条件的；其二，一半以上的援助使用了国家采购体系；其三，一半多的援助通过受援国的公共财政管理(Public financialmanagement，PFM)系统进行。瑞典增加了与受援国的优先政策相一致的援助比例以及共同实施分析工作的援助比例。瑞典已经开始减少使用平行的执行机构(parallel implementation units，PIUs)，而且增加了援助的可预测性。瑞典也承诺更集中地使用援助并在受援国之间更好地分配人员。它合理地缩减了援助的国家数量和在每个国家的援助部门的数量，并表示一旦有可能，Sida所有的发展合作都将项目化。瑞典通过援助国之间更好的分工积极促进了更有效的援助，减少了合作国的交易成本。同时，瑞典倡导建立一个更兼容的援助协调系统，并已成为制定援助的行为准则和援助政策的重要力量。

(二)　援助有效性的不足

虽然瑞典在援助有效性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然存在以下不足：

首先，OECD／DAC2008年的同行评议指出，2005-2007年，从全球来看，瑞典实际上减少了援助的共同安排和联合开展任务的比重。而且，尽管瑞典一半多的技术合作是与其他援助国共同进行的，但要完成欧盟2010年共同推进所有技术合作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距离。

其次，虽然瑞典通过提供三年的指示性计划增加了它的一般预算援助(GBS)的可预测性，但是援助拨款仍然需要每年批复。瑞典经常在它的一般预算援助拨款中使用可变和不可变部分。只有在联合谅解备忘录(Memoran-dum ofUnderstanding，MoU)中共同同意的原则被尊重和满足的前提条件下，所谓的“不可变部分”才会被拨付。瑞典是唯一一个采取这种措施的援助国，这就使得瑞典的发展合作比其他援助国更难预测。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OECD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DAC)PEER REVIEW of Sweden(2009)，

针对双减政策的对策建议篇3

“两面针补税事件”牵动着方方面面的神经，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广泛关注，该不该缴税引发争议，征纳双方各执一词。

对于限售股转让到底属于金融商品转让还是股权转让，营业税上一直存在争议。就应如何确定购入成本这一问题上两面针公司与税务机关存在分歧，至今双方仍未达成共识。笔者一直跟踪关注着“两面针补税事件”，认为该项政策变化在实践中执行并不得力，既有税收政策的原因，也有征纳双方意识的差异。笔者认为，如果税收政策对一项经济行为既可征收，也可不征税，说明税收法律政策上存在瑕疵。建议国家税务总局尽快对股权转让行为予以规范，并对现行股权转让税收政策进行整合统一，使税收政策更加明确、完善、公平，更具操作性。

质疑一：定性金融商品买卖是否准确

原始股减持到底是按照转让股权，还是其他金融商品买卖，是否应当征收营业税，税务机关并无明确的税收法律依据。国家税务总局检查组给出的征税依据是《营业税暂行条例》第五条第（四）项。具体规定是；外汇、有价证券、期货等金融商品买卖业务，以卖出价减去买入价后的余额为营业额。笔者认为如果仅依据《营业税暂行条例》第五条第（四）项的有关规定，是无法直接得出限售股转让应该征收营业税的结论。

质疑二：征收营业税法律依据是否充分

限售期后转让原始股是否应缴纳营业税存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的规定，从事“外汇、有价证券、期货等金融商品买卖业务”应缴纳营业税。有价证券包括证券及期货，属于金融商品买卖，根据现行营业税暂行条例，属于应税行为。国家税务总局正是根据这一规定认定两面针应当缴纳营业税。

税务部门认定的征税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第五条第（四）项，外汇、有价证券、期货等金融商品买卖业务，以卖出价减去买入价后的余额为营业额。此外，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八条，条例第五条第（四）项所称外汇、有价证券、期货等金融商品买卖业务，是指纳税人从事的外汇、有价证券、非货物期货和其他金融商品买卖业务。

两面针董事会公告中称：公司持有并转让的中信证券股票是公司1999年以发起人身份投资中信证券取得原始法人股，2004年经过股权分置改革支付对价后成为的全流通股。

笔者认为，股权由法定载体表现，对有限公司来说其载体就是出资证明书，对股份有限公司来说其载体就是股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转让有关营业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2]191号）第二条规定对股权转让不征收营业税。现有税收政策法律没有明确解释，股权投资进入二级市场就自然改变属性转化为有价证券，政策上不够清晰。质疑三：应交税金的计算是否正确

限售股转让营业税在计算办法方面存在缺陷。2012年11月，国家税务总局检查组到柳州市抽查部分企业纳税情况，两面针属抽查企业之一。国家税务总局检查组抽查公司纳税申报材料后认为，根据国务院2008年11月10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第五条第四项的有关规定，两面针2009～2011年期间出售中信证券股权所获收益应缴纳营业税15354176.45元，附加税费2017043.91元，合计17371220.36元。

而2013年1月，国家税务总局督察内审司要求两面针补充申报缴纳2009-2011年期间出售中信证券股权应缴纳营业税及附加税费合计却变成了12974073.06元。两者相差近440万元，说明对限售股转让征收营业税的计算过程中，双方认定时存在不可忽视的争议。

质疑四：为何税收政策长期残缺且严重滞后

依法征税，首先税收政策要明确。税收政策不明，何谈依法征税。目前，国家营业税税收政策对于转让限售股是否征收营业税的政策不是很明确，转让限售股是否应缴纳营业税及如何缴纳当下在法律规范上也并不清晰。股权转让税政残缺混乱，存在操作层面的不确定性。对于非金融企业买卖金融商品具体的操作政策，这就造成了执行层面存在不一致。

例如，北京地税局对于企业出售限售股是否缴纳营业税的问题，明显持相当慎重的态度。2010年，北京地税局对于纳税人转让解禁后的“大小非股票”是否征收营业税问题，已请示国家税务总局，但目前国家税务总局还未答复。

目前，虽然相关部门正在完善税收政策，但关于买卖金融产品的营业税政策仍不健全。按照原来对于金融机构买卖金融商品的政策精神及《关于印发的通知》（国税发[2002]9号）和《关于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3]16号）两个文件的规定，买卖金融产品的正负差在一定时期内是可以相抵的，但是这两个文件适用的主体均是当时的纳税主体——金融机构，但现在这个征税政策已在除个人以外的所有纳税人中开始执行了，非金融机构能否适用正负差相抵差额征税的政策在政策法规的层面还是不明确，相关部门没有做出规定。

从相关资料看，对于非金融企业买卖金融商品具体的操作政策，国家税务总局称在研究。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在《关于印发的通知》（货便函[2010]24号）中曾指出，要在2010年研究非金融机构买卖金融商品营业税政策问题。但是时至今日也没有出台具体的征管操作办法。

在税证不明确的情况下，让纳税人买单，承担纳税责任的做法是草率的，不妥当的，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质疑五：各地税收实践不统一

目前，仅是有部分地区税务机关通过不同形式明确了限售股转让营业税问题，例如深圳，福建省、南京市等地要求征收，也有部分地区如北京市、宁波市不征收。

（一）股票转让收入不征税的地区及文件依据

北京市海淀区地方税务局2011年3月29日在其官方网站上的《政策解读》（2011年第2期总第2期）中，该局税政管理一科指出，对于股票市场大小非解禁后，对外转让收入是否应税问题，涉及全国统一执行口径，在总局正式明确相关政策之前，暂不征收营业税。

宁波市东江区2010年6月的《近期税收政策解答》中指出，对大小非解禁出售后在总局明确前暂不征收营业税。

（二）股票转让收入征税的地区及文件依据

深圳市2009年6月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官方网站上，刊登《福田区局制定“大小非”解禁减持持税收工作指南》，一是全面认识“大小非”解禁减持涉税金额巨大，对税收任务的完成有着重要影响。二是列明股权转让相关税收法律文件，包括新旧营业税条例关于股权转让规定的区别，及如何计算税款。

《福建省金融业营业税政策研讨会会议纪要》规定：“二、关于转让股票营业税问题：（一）纳税人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或者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所转让股票，应当按照‘金融保险业’税目中‘金融商品（有价证券）转让’缴纳营业税，计税营业额为卖出价减去买入价后的余额。”

质疑六：国家税务总局为何未回复纳税人申述意见

对两面针案例，国家税务总局未明确公开表态，而是由督察内审司的名义，确认征收营业税，以文件形式出具部门工作函。

两面针向国家税务总局提出申请：对公司2009-2011年期间出售中信证券股权收益相关的营业税暂不予征收，然而至2012年12月31H两面针未收到税务机关就此事项如何计税的回复文件。国家税务总局的反馈态度值得回味。

《关于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09年第1号）赋予了纳税人陈述与申辩的权力。陈述权，是指对税务机关作出的决定享有陈述自己意见的权利；申辩权，是指对税务机关作出的决定所主张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享有申诉和解释说明的权利。税务机关应当对纳税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复核。在听取纳税人的陈述、申辩并复核后，或纳税人表示放弃陈述、申辩权后，税务机关才可以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并送达签收。——不知这些程序是否走过？

纳税人对国家税务总局申述意见未得到回复，纳税人可以对税务机关征收税款、加收滞纳金的行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这也是纳税人的应当享受的权利之一。

质疑七：两面针审计样本的选择是否具有代表性

2013年，国家税务总局突出管理重点，切实加强财产转让所得，利息、股息和红利所得等非劳动所得和高收入者工薪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征管。实施严格管理，重点加强股权转让所得征管，这是毫无疑问的，更是必须的。

问题是在庞大的资本市场范围，选择柳州两面针作为审计样本是否具有代表性，对基层税务机关是否具有指导意义。两面针股权转让已经做了信息披露，《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在缺乏对有价证券营业税的税收解释、股权转让不征税政策不连续的情况下，处罚两面针，加大了纳税人的机会税收成本。

针对双减政策的对策建议篇4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地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1911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随之而来的北洋军阀黑暗统治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此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样明确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第一次。这是党准确把握国情，为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所做的理论回答。

随着我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特别是京汉铁路大罢工遭到北洋政府的血腥镇压之后，认识到单凭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而需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革命阶级和阶层，组织统一战线。于是中国共产党决定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大，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有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内容，如民权为“平民所共有”和“节制资本”的口号，民族中“反对帝国主义”和民生中“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并且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结合起来。国民党一大的成功召开，就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国共合作的形成，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北伐战争虽然摧毁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主力，但随着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革命，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最终失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成立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制定了土地革命纲领：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据此纲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的土地革命，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中国共产党还在苏维埃地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社会建设，其内容包括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卫生和社会教育。各革命根据地的工农民主政府，联系各地的革命实际，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保障的决议和法令，以中央苏区最为典型，在社会救济方面，采用救济贫困农民及受灾群众的方针，开展互助互济工作，其规模和稳定程度远远超过了大革命时期，方法也更加灵活。在苏区的卫生建设方面，苏维埃政府努力保护和鼓励城乡原有的私人诊所继续开业，同时组织零散的江湖郎中和社会游医在人口稠密的集镇建立医疗所，方便群众治病求医。为防病治病，苏维埃政府还组织民间中草药医生，就地取材，采制中草药，开设医药合作社。闽浙赣等苏区提出建立公共医院，为苏区贫苦人民实行免费医疗。在苏区的社会教育方面，苏维埃政府注重发挥红色歌谣的作用，教学内容比较切合农村和农民的实际，内容通俗易懂。左右江苏区还提出了建立免费学校，实施免费教育，还要创设劳动人民通俗阅报室、图书室、文化讲习所、夜课学校等，开展福利性免费文化教育工作。这些措施非常适合解决当时苏区绝大多数贫苦人民无钱享受文化教育的实际状况。

抗日战争时期，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党在抗日根据地政权组织上实行“三三制”，即在参议会和政府组成人员中，不仅有工农代表，还有其他阶级阶层的代表，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共产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1942年1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制定了抗日时期土地政策的三项基本原则；除了重申“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借以联合地主一致抗日”两项基本原则之外，进一步提出了“奖励富农发展生产和联合富农”的原则。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先后参加了重庆谈判以及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重庆谈判结束后，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是重庆谈判最重要的两项成果。此外，还达成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合法；释放政治犯等协议[1]1163-1164。重庆谈判的举行和双十协定的签订，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地位，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达成了五项决议。关于政治体制，协议规定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政府之最高国务机关，可讨论与决议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政大计、财政计划及预算、各部长官及监察委员之任免、主席交议的事项等。协议还规定国府委员为40人，半数为国民党员，但施政纲领变更时须2/3的委员通过；还规定必须有3/5的国府委员同意时，国府主席方可使用否决权。以中共提出的方案为依据，协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纲领中确定了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以保持国家的和平发展”的原则。同时就人民权利、政治、军事、外交、经济、财政、教育及文化等方面都做了具体规定。会议通过了《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决议》，确定了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政治制度等[2]38-41。

与此同时，党在解放区为满足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要求，实行土地改革。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该指示决定将减租减息的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到1947年2月，各解放区已经有2/3的地区解决了土地问题。1947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同年10月10日公布施行。规定废除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和乡村在土地改革以前的一切债务；以乡或村为单位统一分配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所有权归农户所有。土改前的土地契约、债约一律缴销；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他营业受法律保护，不受侵犯等。《中国土地法大纲》不但肯定和发展了1946年五四指示中提出的将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原则，而且改正了其中对地主照顾过多的不彻底性，成为一个在全国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纲领性文件。它的公布与实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二十多年土地革命基本经验教训，体现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调动了农民革命与生产的积极性，对保证解放战争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随着国民党南京政权的覆灭，1949年9月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施政纲领并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纲领确定：在政治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是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央人民政府为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军事上，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建立的统一的军队。在经济上，实行“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的根本方针。纲领规定，中国的文化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建设人才为主要任务。在民族政策上，实行团结互助、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拥护国际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原则等。综上可见，《共同纲领》对公民的选举权、平等权、社会权等基本权利有了明确的规定，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

针对双减政策的对策建议篇5

一、工作开展情况

1、深化思想认识，提高工作站位。一是坚持将开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自查自纠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摆到重要位置，纳入议事日程，由局党组书记牵头，负责组织实施；二是召开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动员大会，深度学习关于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一系列讲话和重要指示，统一思想和认识，把党的精神、全面从严治党贯彻落实到实处，引导全局上下正确意识到开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自查自纠的重大意义和显示紧迫性。

2、结合行业实际，坚持多措并举。一是牢固树立问题导向，紧紧围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四个方面12种表现深入细致查死角、捋细节、排隐患，确保自查自纠不漏项、不走过场。二是领导班子率先垂范，严格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落实“一岗双责”，党员干部通过自己找、上级点、互相提、集体议、大家帮的方法，全面查找问题，积极开展自查自纠；三是成立关于内部控制领导小组，联合行业实际，强化系统内部控制建设，提高内部管理水平，规范内部控制，重点开展工程建设、资金管理、后勤保障等关键工作领域的发生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查找和整治。四是进一步落实发文、会议精简，提倡开短会、讲短话、合并开会、套开会议，严格控制发文数量和会议次数。

3、强调整改秩序，确保有序推进。紧扣群众反映的、个人查找的、集体查摆的问题不放，形成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和整改清单，在全体干部职工大会上统一通报，把整改事项落实到具体领导，安排到具体人员，实行对账销号，解决一个、销号一个、巩固一个。

二、取得的初步工作成效

1、针对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牢筑思想政治基础方面问题，坚持领导班子带头，强化学风会风文风，身体力行抓作风、率先垂范带作风。深入系统学习关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论述，筑牢思想政治根基。

2、切实开展专项整治，积极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相关政策落实落地。通过部门联动加强数据管理和资源共享，避免二级单位材料报送重复，同时建立制度，加强对调查研究的统筹，清点QQ群和微信群，重复不必要的工作群一律解散，切实为基层减负。

3、针对精简发文数量和会议次数方面，通过研究，决定进一步减少发文数量和开会次数，截止2020年6月，发文数量比去年同时段发文量减少了20%。对发文情况进行动态监测，提升文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实行开短会、讲短话、合并开会、套开会议。

4、针对机关作风建设方面问题，及检查调研工作的问题整顿，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建立健全“一案双查”工作机制，以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调动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营造全局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工作氛围，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优化营商环境，提高服务群众水平。

三、自查自纠发现的问题

（一）在紧随的思想步伐、抓好重要讲话精神的宣传贯彻工作过程中，存在紧密联系实际、导向工作实践不足，对如何在工作范畴中更好的理解、认识的提出的“八个明确”和“十四个”还不够深刻，没有对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进行创造性的研究转化，在确定交通发展思路，制定管理政策和措施时，重点着眼于上级下发的任务、年度目标和当前工作的推进，尚且缺乏长期性、战略性的谋划部署，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上，抓长、常、细上力度不够，压力层层递减的问题依然存在。

针对双减政策的对策建议篇6

重大进展

出口合规工作组积极促进高科技贸易

2006年3月，美国商会成立了出口合规工作组，负责向美国政府提供有关中国市场的信息。出口合规工作组希望他们所提供的信息能够为美国政府在制定出口管制政策和颁发许可时提供最新、最完备的信息依据。2009年，出口合规工作组将合规纳入工作范围。并开始强调透明度与合规在出口许可证审批过程中的重要性。该项工作已成功开展至今，提升了多个行业的许可证获批率，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虽然上述举措成功地扩大了中美之间的高科技贸易，但是出口合规工作组认力未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因此，出口合规工作组将增进行业和政府间在出口管制、出口合规方面的交流和加深行业对出口管制的了解纳入了今年的工作重点，以促进高科技贸易。为了落实该调整后的工作重点，出口合规工作组已启动了一项2011年航空航天业和信息通信业的活动组织计划，并通过开展各种活动和论坛的万式对美中两国的相关合作伙伴进行出口管制和合规万面的教育，最终实现切实的出口增长。出口合规工作组希望美中两国政府能够支持以上倡议，推荐发言人，提供指导并为参与方在许可证申请方面给予具体的帮助。出口合规工作组相信，以上工作的成果将为进一步促进两国高科技战略贸易勾画蓝图，并坚信加强贸易管制合作以扩大高科技贸易必将使美中两国大为受益。

美国出口管制改革

美国政府干2010年开始改革其出口管制体系，改革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提高规则的透明度和可预，则性，优化流程，加强对最敏感产品的管制。放松对较不敏感且全球其他供应商也可供应的产品的管制。美国政府称上述改革的目标是实现(1)单一出口管制庸单，(2)单一主要执法协调机构，(3)单一信息技术系统，(4)单一发证机构。美国政府称之为“四个单一”。远一改革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确立单一管制清单的制定标准，以及单一执法协调中心和单一信息技术系统的基础建设工作目前已经完成。第二阶段，目前正在进行中，包括重新调整两份庸单的架构，形成相同的分级架构。书面建议多边组织增减或取消管制，实现发证协同化，通过执法中心提升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合规度，向单一信息技术系统过渡。第三阶段，目前尚未开展，可能包括获得国会批准，通过立法将两份管制清单合二为一并采用单一发证机构。其中还将包括对执法活动进行全面协调以及采用单一信息技术系统。虽然美国商会了解出口管制的重要性，并支持出口管制政策在捍卫地区稳定、国际安全、国内安全和维护外交政策利益方面发挥作用，但商会希望美国政府在决定放松具体产品的出口管制的同时，能充分考虑到那些已经在中国出现的产品。具体而言，美国商会建议对那些已经在中国出现，且不会对中国军事发展做出实质性贡献的产品放松或取，自管制。最后，我们欢血美国政府进行出口管制改革，并将继续通过出口合规工作组提供改革相关信息和反馈。

具体问题

美国出口管制和销售损失

只有建立在一个尽可能地减少两用物项和技术的扩散与转移的安全贸易环境下，美国才能扩大对华高科技贸易。美国目前通过现有的法律限制和出口管制来保障上述安全的贸易环境。然而过度的法律和政策限制会导致无效管制并造成意外后果，比如美国出口机会的损失和美国企业收入的减少，并最终损害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目标。如美国政府官员所言，保障国家安全的同时需考虑到能够确保美国军工基地得以正常发展，美国企业能够继续研发可以带给美国经，齐和军事优势的新兴科技。出口合规工作组于2009年开展了一项关于美国出口管制措施对中国出口影响的调查。超过70家美国企业作答，其中很多都表示美国出口管制对他们向中国出口商品造成了负面影响。此项调查中最令人遗憾的结果是，美国失去的每一单对华出口贸易最后都落入了他国企业之手。由于只有少数作答者给出了由上述出口管制负面影响所带来的损失数额，出口合规工作组无法量化美国出口管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7家填写具体损失额的作答企业其每年的损失总计超过5亿美元。根据这一数据，我们可以推断每年因出口管制造成的美国企业的总体经济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如前所述，美国商会希望美国政府在改革出口管制体系时能考虑上述销售损失的情况，尤其在中国已经可以从其他贸易伙伴购买到类似产品的情况下。坦率地说，美国商会相信，批准那些遵守美国出口法律、并在美国合规官员监管下实施的出口，更能有效地减少两用物项和技术转移的现象。因为一味禁止美国企业从事上述交易，将使美国企业的竞争对手们在没有如此严格的政府或企业监管的状况下依然从事上述物项及技术的出口贸易。在短期内，美国商会鼓励美国政府在评估出口许可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时考虑到上述因素。从长远看，美国商会鼓励美国政府寻求与多边组织更屎入的合作以强化多边以及国家层面的出口管制政策和程序，以便更有效地平衡国家安全和商业利益。

中国政府的政策和美国出口管制

同时，中国政府的政策和措施与

美国出口管制相互作用，共同限制了美国企业向中国出口的能力。上述政策和措施包括(1)实施标准和认证要求，要求转让敏感控制技术，(2)政府采购招标中要求向中方合作者提供或转让相关技术，(3)对知识产权实行最低级别的保护。就(1)和(2)而言，出口管制产品在技木转让方面的限制比其他产品要严格得多，因此，取得强制技术转让的出口许可就变得非常困难。尤其是考虑到(3)中，步及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就难上加难。美国商会促请中国政府充分考虑技术转让要求对于高科技和战略贸易的影响，并取消将之作为参与中国市场之前提的相关规定。

企业贸易合规计划

企业贸易合规计划以及中国贸易伙伴或客户配合执行出口管制合规措施的意愿是促进两国高科技贸易最有效的手段。中国的企业，特别是那些在海外有分支机构或有国际合作伙伴的企业，都在制定并实施同时符合美国和中国出口管制法律规定的内部合规计划。美国商会发现，这些内部合规体系已得到验证的企业获取从事技术转让和高科技产品贸易许可证的几率要远远高于那些其内部合规体系未得到验证的企业。美国商会敦促中国政府为本国的进出口贸易企业提供定期的交流后动以鼓励更多的中国企业建立自己的内部合规计划。

经验证最终用户项目

美国商会一直并将继续支持经验证最终用户(以下简称VEU)项目，该项目对已申明遵守贸易规范并仅限于民用终端应用的中国最终用户给予优惠待遇。我们敦促美国政府继续加强VEU项目建设并拓展其范围，因为该项目能够极大地激励企业进行合规投资。我们还鼓励美国政府与产业界以及美国商会，特别是出口合规工作组一起，讨论拓展并完善VEU项目的途径。出口合规工作组的成员企业在VEU方面拥有广泛的专业知识、经验和具体的建议，且非常愿意与美国政府分享。

教育和贸易促进

召集合格的商贸进出口企业，在共同研究商业交易的同时，学习出口管制和合规程序可成为扩大美中高科技贸易的有效途径。美国商会建议两国政府应支持并资助包括相关教学活动在内的各类项目，且可以通过利益相关者的政企合作来开展。美国商会和出口合规工作组希望能够通过提供战略、物流和项目设计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服务，为上述项目的实施做出贡献。出口合规工作组在中国和美国都有自己的业务网络，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确定中国所急需的美国高科技产品供应链上的业务部门和各类主体。在确定企业后，出口合规工作组可以为现有及潜在的美国出口商设计并实施相关培训项目，教他们如何在抓住对华出口高科技产品的商机的同时减少贸易不合规所带来的风险。同时，出口合规工作组还可以对，替在的中国进口商开展如何在出口管制法律框架下稳妥地购买美国高科技产品的相关步骤的培训。美国商会认为上述工作和活动可以实现双赢，两国政府和企业既增加了高科技贸易，又提高了出口合规度，改善了双边关系。

结论

通过召集利益相关方对其进行贸易合规培训来扩大美中两国高科技贸易，不仅为扩大美国贸易出口，恢复双边贸易的平衡提供了巨大的潜能，还可以增强对国家安全的保障。通过开展有针对性的美国出口管制改革，扩大VEU项目的范围和推广企业贸易合规计划，以及对利益相关者的教育和宣传后动，美中两国可以，自除两用物项转移的扩散以及其他担忧的问题，同时实现高科技贸易增长。美国商会期待与美国和中国政府开展合作，实现上述双赢局面。

建议

对美国政府的建议

提供资金、发言人以及相关政策制定部门官员的支持，促进在美中两国开展高科技贸易推介活动。

一在出口管制改革的第二阶段中考虑到中国是否可以从国内和国外获得相关产品，并推动改革进入第三阶段。

避免制定仅针对中国实施额外限制的政策和法律，并避免制定任何不适用于全球市场现实状况的政策和法律。

对中国政府的建议

为中国企业提供更多的服务，促进中国企业实行合规和透明度计划，以获得美国高科技战略出口产品的进口资格。

提供资金、发言人以及相关政策制定部门官员的支持，为促进美中高科技贸易的活动提供支持。

根据多边贸易管制规范，制定出口管制去律法规，实现与全球出口管制制度体系的进一步对接。

针对双减政策的对策建议篇7

关键词：广西 越南 边境贸易发展

21世纪以来，随着中越两国高层互访频繁，两国的传统友好、平等、互利、互信关系在各个领域都得到迅速的恢复发展，双方都不断加深改革开放，制定了发展经济的优惠政策，两国的边境贸易的发展也不断增长。尤其广西具有中国联系越南最便捷的地理优势，与越南的经贸将更为密切，经济合作也将更加广泛。广西可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发展对越经贸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促进经济发展。

一、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现状

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政府高度重视。越南政府为了发展对外贸易和投资，积极鼓励企业增加进出口，大胆革新法律法规，为广西与越南贸易发展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二是产品结构具有互补性。广西出口到越南的产品主要是工业品、日用消费品等，越南出口到广西的商品主要以农、林、水产品为主。三是边境贸易实行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经营。广西与越南在进行边贸的过程中,交通便利的优势促使双方可以采用很多渠道进行贸易，双方的贸易层次也很明显。以国有企业为主体，集体、个人参与的多元化的小额贸易和易货贸易；家口岸、地方口岸、过境、转口口岸一起的边境贸易；民互市贸易、边境小额贸易和边境地方贸易三种边境贸易形式并存，但以边境小额贸易为主。

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的发展是近二十多年来的事，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起步阶段(1982年9月～1988年9月)。我国有组织、有控制地先后开办了9个贸易点，允许越南边民前来参加集市贸易。这些贸易既起到了宣传作用，也促进了边境地区经济的启动，改善了边民的生活。(2)快速增长阶段(1988年9月～2002年11月)。自1989年初开始，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决定大力搞活、拓展边境贸易，并提出了“通贸兴边”的战略。自此，广西与越南的边境贸易发展迅速，商品成交额每年成倍增长，商品品种也由以前的农副产品和日用品向工业制成品和生产资料发展。边境贸易也逐渐向越南内地的河内、海防以及胡志明市延伸。(3)新的发展阶段(2002年11月—)。2002年11月在柬埔寨金边召开的第四次东盟和中国(10+1)领导人会议《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和《中国-东盟农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的开始启动，广西边境贸易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中国-东盟博览会落户南宁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早期收获计划的实施，广西边境贸易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据中国海关统计，2000年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额达24.66亿美元，比1999年增长87.1%。2001年中越双边贸易额为28.15亿美元，增长14.2%，其中中国出口18.05亿美元，增长17.4%，进口10.1亿美元，增长8.8%。2003年中越贸易总额达到46.34亿美元，增长42%，占越南贸易总额的10.34%。据越南海关统计，2004年中越贸易总额达71.92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47.68%。与此同时，广西与越南的贸易，基本上呈现出一种贸易额持续快速增长、贸易结构逐步改善的态势。越南已连续5年成为广西最大的贸易伙伴。

根据南宁海关的统计资料，2004年广西与越南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总额达5.54亿美元。同比增长3.4%，占广西对东盟贸易总额的55%。 2005年广西与越南的边境口岸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01042万美元， 而2006年双方贸易额约15亿美元。占中国与越南贸易总额的近六分之一，增速高达50%。

二、 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目前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突出问题

1.双方在边境贸易口岸的管理和监督不到位。双方管理部门采用一般贸易的管理手段对待边境贸易的管理；在通关手续方面,程序烦琐、费用高，使得很多企业或个人因难以达到要求而被迫放弃；部分产品质量不合格甚至是假冒伪劣产品，给商品用户造成巨大损失。

2.税收优惠政策无法落实。税务部门对待税收使用的政策是“征多少抵多少，征得少抵得少、缴得多。”这样，国家给予的减半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的优惠政策实际就无法落实。中越两国边贸结算绝大多数为人民币,税务机关无法给予边贸出口企业退税；财政部相关文件有：自2004年1月1日起，广西口岸从越南进口的蔬菜水果类产品，已停止执行关税和增值税减半征收的优惠政策。由于此类产品是广西自越南进口的大宗产品，关税的提高使进口成本大幅度上升，导致进口量减少,企业在申请出口退税时必须提供出口收汇核销单,引起越方众多不便。

3.口岸和边贸互市点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有些边境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配套设施不完善，一些口岸没有国门、验货场、储货仓，口岸功能无法发挥应有的整体效用，远远跟不上口岸物流快速增长的需求。互市市场建设还不够完善，仓储装卸能力低，旅馆等服务设施还不配套。

4.配额管制限制了边境贸易的发展。在广西，边境贸易的多种商品受进出口配额的管制。越南自然资源丰富，尤其是热带产品、矿产原料等，在国内有较大市场；而我国的轻工日用品在越南也有较大需求；双方由于受配额的限制，无法进行自由交换。三、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进一步发展的建议

中越边境地区地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心地带，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发展经贸的前沿，发展边境贸易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通过制定和规范边贸政策，加大投资力度，加强管理，加快通关速度，中越边贸将会有更大的发展。针对当前中越边境贸易发展的状况对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发展所做的建议有:

1.加快交通建设。加快交通口岸的建设步伐能明显出促进双方物流规模化发展。广西与越南要更好的开展边境贸易，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双方之间的桥梁建立起来，修路建桥是很必要的，为双方进行多边、多形式贸易打下坚实基础。用崭新的视角来进行双方的边贸活动。

2.利用边境贸易积极构建广西—越南跨国产业链。广西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已经为广西与越南形成良好的一体化经贸合作关系，为进一步构建双边国际化产业链和扩大进出口也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双方具备了组合资源进行生产加工出口的条件，具有海陆相连的跨国贸易优势。

3.双方加大经济合作。在重大历史机遇面前，广西和越南的有关决策者都应具有宏观的战略眼光，加强广西与越南合作,用崭新的视角来进行双方的边贸活动。

4.改良小额贸易退税政策。由于广西与越南在进行边境贸易时是以人民币结算为主要方式,边境贸易享受出口退税政策增加了地方财政的负担,因此，要通过多方政策联动，把边贸优势转化为税收优势，减轻地方政府财政负担，以此促进边境地区经济的良性发展。对边贸中以人民币结算的出口货物给予退税,这样既鼓励边贸多出口,也有利于巩固人民币的信用,有利于提高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针对双减政策的对策建议篇8

今年，在市委市府的领导下，我们认真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紧紧围绕市委市府的中心工作，牢牢抓住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财务“双代管”、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农经信息化建设、涉农案件查处及农村会计培训六项工作重点，大胆创新，开拓进取，并完善落实了各项目标责任制及配套的考核制度，使全市的农村经济管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一）落实《农村土地承包法》方面。主要抓了以下三点：一是加大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宣传力度。借市人大常委会视察审议贯彻落实《农村土地承包法》及省实施办法、省农业厅宣讲《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市委组织部牵头举办全市农村支部书记、村会计培训班的机会，安排专人宣讲《农村土地承包法》，并按上级要求把《农村土地承包法问答及实施指南》、《农村土地承包法培训讲义》发放到村，开展市乡村三级联动普法宣传。同时，各乡镇也对村“两委”成员进行了集中培训。二是认真抓好各项土地承包政策的落实。我市的土地延包工作在去年全面结束后，我们针对部分乡镇（村）存在的“两园”（果园、桑园）承包问题，按照既依法办事，又切实可行的原则，对落实土地承包法政策不到位的村进行了稳妥处理，并要求有关乡镇（村）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结合秋种换茬，制定方案，确保政策落实到位。同时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流转，使其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前提下，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流转，全市已流转40465户，10.5万元。三是做好农村土地承包案件的查处工作。为及时查处案件，市经管局设立了科，一名副局长分管，并建立健全了接待、查处等方面的各项制度，严格实行首问负责制。今年共办理土地承包案件40起，其中省级2起，**市级10起，本级受理28起，没有出现被省、**市通报的案件，处结率100％。

（二）农村财务管理方面。针对去年年底农村两委换届，部分村会计更换27个村交接不及时，村两委出现工作不协调，45村不审计，9个村缺会计，全市“双代管”质量下降，我们采取措施，加大力度。一是，帮助乡镇搞好村会计交接，巩固农村会计聘任制成果，实行持证上岗，稳定农村会计队伍。二是积极参与市委组织的**村、**村、**村等农村工作组，帮助乡镇清理财务问题，还干部一个清白，给群众一个明白，维护了农村稳定。三是坚持月公开或季度督查制度，严把代管资金关，对乡镇代管资金帐户认真核查，并建立会计、出纳相互制约制度，彻底解决一人既管帐又管钱的问题，提高“双代管”质量。截止今年11月底，全市**个行政村已实行资金代管的**个，占总村数的98％，全市代管资金结余额达7311.4万元，比第一季度增加641.9万元，比上年6163万元增加1147.4万元，资金代管率80％以上的村639个，占总村数的78％，比第一季度增加19个。四是在搞好调查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市局印发了《**市农村财务“双代管”工作规范标准》，统一设置了定期报表，统一了口径，实行了规范管理。五是强化考核机制，根据**市政府《二五年农村工作综合考核办法》，我局印发了《**市农村财务“双代管”工作百分考核办法》，对各项工作进行了量化考核，市经管局每季度对各乡镇农村财务“双代管”工作进行督查，并将督查情况书面通报到乡镇，促进乡镇“双代管”工作的平衡发展。

（三）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主要抓了以下几点：一是按照**市去年年底对我市检查反馈的情况，结合本市实际，元月份向市委市府作了全面汇报，认真落实**书记批示精神，加大督查力度，三月下旬，**市长亲自组织农工办、监察局、农税局、经管局15名同志分四个小组对全市15处乡镇2004年农民负担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以**市委检查反馈的8个问题和陈书记的批示为重点，采取看文件、资料、账簿和入村入户调查相结合方式，共抽查了34个村，102个农户，并对检查出的问题限期落实了整改措施。二是认真落实征地补偿、粮食直补、“两工”使用、“一事一议”等农负政策。全市征地补偿费拨付到位，今年全市粮食直补面积65.5万亩852万元，“两工”使用和公益事业金全部取消，“一事一议”尚未开始办理。三是完善制度规范管理。严格实行《农民负担责任制》、《对加重农民负担行为实行责任追究的暂行规定》等各项制度，市、乡、镇三级都签订了责任状。同时全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收费“一费制”和报刊限额制。四是规范填写了2005年度农民负担卡17.5万份，已于麦收前及时发放到农户手中。由于政策落实到位，今年全市没出现农民负担案件，是**市形势最好的县市之一。

（四）农经信息化建设工作。今年，我们重点抓了镇级农经信息站的制度建设和信息员业务培训工作。第一季度，市局在**街道和**镇经管站进行试点，四月份召开了农经信息化制度建设工作现场会，同时采取以会代训的方式进行了业务培训。对全市各乡镇制度建设情况进行全面检查，进一步完善了农业信息服务平台，无偿为农民提供销和技术咨询服务，同时对收发信息数量量化指标进行考核，列入经管工作的主要考核内容。

（五）工作。为切实做好工作，今年4月份，市经管局设立了科，配备了专职人员，并逐步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严格实行首问负责制。同时，市经管局还对涉农案件的查处工作制定了考核办法，并将考核结果列入全年乡镇经管工作考核内容。

（六）农村会计培训工作。在市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关怀支持下，经过充分准备，秋种后在市委党校分7期举办农村会计和乡镇经管站人员培训班，共715人参训。培训期间按市委组织部要求，实行封闭式管理，聘请上级业务人员讲课，系统学习了新《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农村土地承包法》《**省实施办法》及有关土地承包、农民负担、一事一议政策，并结合实际，规范了农村财务“双代管”和推广涉农案件的查处经验做法。培训班一切费用均按有关规定收取，未出现任何违规违纪现象，学员普遍反映培训班效果较好。通过这次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全市村会计及经管人员的业务能力、政策水平和综合素质，为更好地完美“双代管”制度，加强农村财务管理，实施好《农村土地承包法》落实好农村税费改革及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政策发挥作用。

二、下步工作打算

（一）立足**实际，本着“一个高于**平均水平”的工作目标要求，认真抓好年报工作，做好各项统计指标的统计、分析、上报、整理工作。

（二）抓好一事一议审批关，严格履行民主程序、审批手续，执行限额规定，认真落实减轻农民负担政策，维护好农民利益。

（三）深入宣传《农村土地承包法》，认真落实土地承包政策，积极稳妥地查处土地案件，努力协同乡镇党委政府解决土地承包中的遗留问题，并坚持自愿、有偿、依法的原则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保护农民利益，维护农村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