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法制的基本原则范文

新闻传播法制的基本原则篇1

国情原则

新闻传播法的创制，必须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注重我国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条件，研究和把握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尊重客观规律，根据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制定法律。

坚持国情原则，首先要求立法必须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立法者既不能从抽象的思辨出发立法，也不能从良好的愿望出发立法。那些基于抽象思辨或良好愿望而脱离实际的立法，或早或晚会在现实生活中遭到失败或破产。马克思说：“立法者应当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是仅仅在表述法律。”①新闻法的创制，需要尊重我国的媒体现状――我国的党委机关报和综合性的广播电台、电视台，目前有着权威性和影响力，在整个媒体发展中居于核心地位。基于我国的国情和媒体的这种现状，在媒体采访报道等规定中，承认政党机关报的相对独立性，同时规定政党机关对所属媒体的政策指示不得与本法相抵触，这些都是基于国情的考虑而提出的设想。

坚持国情原则，还必须处理好立足本国国情与借鉴外国有益经验的关系。在立法中，一方面要以科学态度对待国外的立法经验，可以借鉴甚至移植国外合理的法律条文;另一方面，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有目的、有选择、批判地吸收、借鉴，从而提出可行性的建议。

公平正义原则

在新闻法律关系中，涉及不同的主体，有新闻媒体、政府、公民、法人、社会团体等，不同的主体享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对这些权利和义务的规范构成新闻法的主要内容。法律在规范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时，要体现出公平正义原则。

坚持立法的公平正义原则，应在新闻传播法创制中对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进行理性化的规范。

其一，权利受到平等的保障。不根据主体的身份，而是根据主体的行为平等地授予权利课以义务。在新闻传播法的创制中，需要对不同类型的媒体、对不同的新闻工作者，都享有平等的采访权、批评权等进行规定。法律没有能力去抹平和消除个体之间存在的差异，但法律有能力对这些充满差异的个体以平等的权利保护。

其二，义务的法律化与合理化。义务的设定必须通过正当程序来进行，同时，义务必须避免模糊措辞，应当明确无误，并充分论证义务设定之理由。对媒体的禁止性规范力求做到明确、精确。

其三，法律救济的确立。在新闻传播法的创制中，需要对媒体与公民、法人、政府等之间的纠纷提供解决途径，其中之一便是进行司法救济，以公正地解决各种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实现各种不同利益之间的动态理性平衡。

渐进原则

渐进原则与前面所讲的国情原则实际上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但由于在我国新闻法治化的过程中，渐进原则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有必要单独提出来进行分析。

我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那种“要么零，要么全部”的思想方法在改革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我国许多领域的改革都是“挤门缝”的过程，常常是根据需要和可能，将门缝越挤越大。新闻传播法律规范的创制也会是这样，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条件，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条文，不能快速实现形式上的“理想化”。如在对媒体的监管方面，目前有行政管理部门和宣传管理部门，要尊重我国的现实情况，努力在淡化党政管理、强化社会管理和行业自律的总目标下，探索新的管理形式和程序设计。

坚持渐进原则创制新闻传播法条文，有利于实现新闻法治。新闻法治化是一个路径依赖的过程，因而如何迈出第一步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媒体发展的方向与态势。坚持渐进原则创制的新闻传播法条文，才会具有可操作性，更易被政府、媒体和社会公众所接受，这是跨出我国新闻法治的第一步。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3页

新闻传播法制的基本原则篇2

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的灵魂。用好这一活的灵魂，既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又要适应以数字技术应用为驱动的传播实践发展趋势，把握大众传播的时代特征，丰富和充实理论内涵，创新和发展话语表达，真正将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观念优势转化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主流话语。

一、大众传播的时代特征

以电子计算机和数字信息技术等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大众传播时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传播平台的应用，改变了媒介的社会结构和组织形式，使新闻生产与消费、新闻资源与市场、新闻舆论引导与话语表达等都发生了量变与质变。随着人们信息交往方式及其工具的变化，大众传播呈现出分众化、差异化、圈层化、精准化的时代特征。

（一）分众化

美国未来学家埃尔文?托夫勒指出，当代新闻传播的一个发展趋势是：面向社会公众的信息传播渠道数量倍增，而新闻传播媒介的服务对象逐步从广泛的整体大众，分化为各具特殊兴趣和利益的群体。[1]这一趋势随着社会整体的发展日益得到强化。第一是社会分众化。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的整合与分化，带来了急剧变化的社会结构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社会分层进一步扩大。即使是年龄、教育、收入基本相同的社会阶层，在思想认识、态度观念、兴趣爱好、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往往呈现出较大的差异。第二是选择分众化。人们的教育水平、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价值多元、需求多样、关注多变，越来越不满足于渠道单一、步调一致、内容同质的新闻传播，而是倾向于根据自己的兴趣喜好、信息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传播媒介、传播方式、传播内容。第三是传播分众化。各种互联网新技术和移动终端新应用，使得新闻传播的实现方式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可能性，原本作为信息接受者的受众概念越来越模糊，人们在新闻传播中的参与意识越来越强，人人传播、多向传播、海量传播的特征日益明显。因此，互联网时代的大众传播，必须将分众化作为制定传播策略的首要因子。

（二）差异化

对象的分众化，决定了新闻传播的内容、渠道和方式必须差异化。唯有通过差异化的传播，才能体现自身特色、吸引受众关注、扩大传播影响、提升竞争能力。在传播内容上，互联网时代新闻报道的及时性、便利性和互动性，使得任何媒体都难以垄断报道资源，对一个新闻事件进行独家报道。新闻传播应当做到同一主题的多样表达，在报道的速度、角度、深度上下功夫，用及时的信息传播、独特的报道角度、深入的新闻分析，跳出低水平重复的同质化竞争，树立新闻媒体品牌和影响力。在传播渠道上，报纸广播电视等党和政府主办的传统媒体，是新闻舆论传播的主渠道；同时，应当将一切提供新闻信息服务、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功能的传播平台，包括网站、论坛等网络媒体、微博、微信等目标受众习惯采用的自媒体，都作为新闻舆论的重要渠道，积极推进多层次、融合式传播，实现对社会成员和各类人群的全面覆盖、有效覆盖。在传播方式上，打破单向、线性、不可选择的传统模式，顺应移动化、碎片化、互动化的媒介使用潮流，根据新闻舆论主题的不同、传播渠道的特性和目标受众的需要，充分运用新技术新终端新功能，创新形式、丰富手段，提供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并有针对性地推送给目标受众，为人们提供多种选择和传播参与可能。

（三）圈层化

在现代社会中，具有相同社会经历、文化习俗、兴趣爱好或相似的经济条件、生活形态、艺术品位的社会个体，聚合在不同的社会圈层中，通过各种方式开展互动和交往，并因此互相影响、互相融合，形成更多的共同特性。这种社会成员的圈层关系也促进了大众传播的圈层化。其一是传播对象的圈层化。随着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和日益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各种圈层关系的建立与发展，也深深地打上媒介选择的印记。人们选择使用什么样的媒介，以及个人的媒介使用偏好、习惯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体所属的社会圈层，形成基于媒介使用的社会圈层。大众传播的对象实际上处于基于不同媒体选择而建构起来的不同圈层之中。其二是传播活动的圈层化。以移动互联网社交应用为代表的各种智能信息终端的普及，带来了圈层内部传播活动的日益活跃。大众传播活动在圈层中呈现出分化和强化的态势。一方面，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传播在不同圈层中的呈现有着较大差异；另一方面，不同圈层中对成员感兴趣的内容会予以关注和不断强化。其三是传播影响的圈层化。基于圈层关系的社会成员之间的新型传播方式，更具有启发性、共鸣性、依赖性。人们长期在圈层内部进行的信息或观点分享活动，虽然无法完全解构和取代传统大众传播对人们的影响，但会在圈层成员之间累积对新闻事件、社会问题和公共事务等认识上的共振效应，在提高圈层共识度、促进成员同质化上将产生很大的影响。

（四）精准化

大众传播的效果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播的精准化。大数据时代各种数据搜集和分析，使得对大众传播的受众分析、策略选择和效果评估有了更加客观的依据。大众传播由此可以细分受众、明确目标、精准传播。首先是精准的受众分析。大数据的开发和利用，能够对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行为、习惯、偏好等进行客观量化分析，塑造出无限接近真实的受众个体形象。原本大众传播中面目模糊、难以区分的受众群体，被还原成为个性鲜明、千差万别的独特个体，并能够被划分为具有某类特点的受众类型。传播活动得以精准定位受众。其次是精准的传播策略。针对性越强的传播活动效果越好。这就要求面对差异化的受众，必须采取差异化的传播策略。基于对目标受众特点的精准研究分析，传播主体得以围绕传播诉求，制定有针对性的传播策略，设计指向明确的传播方案，确保传播活动沿着既定的方向进行，提升传播效率。再次是精准的效果评估。采样式的受众反馈存在一定的误差，不能全面真实反映出受众整体对传播活动的评价。大数据资源提供的各种点击率、满意度等数据，让传播主体能够实时了解受众对传播活动的态度和评价，定量分析传播效果，并动态修正传播行为，最大化地实现传播活动的价值。

二、新闻舆论的基本原则

社会主义新闻舆论的基本原则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基础问题，决定着新闻制度、体制、伦理等方面。从新闻媒体的政治属性与传播属性出发，着眼于新闻传播中的矛盾运动与关系建构，结合大众传播的时代特征，新闻舆论的基本原则应当在立场、方法、权利、义务和空间等五个方面加以确立，立足于“五个统一”，即党性与人民性统一原则、价值与导向统一原则、知情与监督统一原则、表达与责任统一原则、国内与国际统一原则。

（一）党性与人民性统一原则

新闻舆论的立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所在，即新闻舆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构成，究竟应该为谁服务。马克思曾就《新莱茵报》被控案对报刊的使命作出回答：“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2]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对新闻舆论的基本立场，这与其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无产阶级的运动是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的建党立场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除了忠实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外，没有其他任何特殊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立场和唯一宗旨，也是党的最高价值取向。新闻舆论为人民服务就是为党服务，坚持党的立场就是坚持人民的立场，两者具有内在统一性。因此，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是新闻舆论的立场所在，党性与人民性统一原则是新闻舆论的首要原则。新闻舆论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的团结，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及时反映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和面临的实际情况，表达人民群众心声，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新闻舆论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统一原则，要把爱党、护党、为党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内在地统一起来，不能加以割裂，更不能将两者对立起来。尤其是在大众传播呈现分众化、差异化、圈层化特点时，更要注重把新闻舆论作为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阵地、广大群众信任的知音。

（二）价值与导向统一原则

新闻舆论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在解决了为谁服务的立场问题之后，必须进一步回答如何服务的问题，即新闻舆论的方法和手段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新闻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反映社会生活，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精髓，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所在。同时，新闻所产生的社会关注引发社会舆论，而社会舆论是一种普遍的、隐蔽的并具有强制作用的力量。舆论导向成为影响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观念坐标和思想指向。因而，确立新闻舆论的方法原则，既要从新闻价值出发，把握真实性与关注性两个有机联系的方面，将真实的、值得关注的社会生活通过新闻手段反映出来；又要从舆论导向出发，把握思想观念的维度和向度，将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人民呼声通过舆论表达出来。新闻价值与舆论导向是内在关联、有机联系的矛盾统一体，讲价值就要讲导向，讲导向也要讲价值，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事实上，人们在以新闻手段选择值得关注的社会生活诉诸媒体传播时，已经将导向意识植入其中，所持有的思想观念自觉或不自觉地借助于话语符号先行或潜行，进而影响社会舆论的格局与走向。西方新闻学所标榜的“新闻专业主义”所谓中立的立场和客观的报道，将事实隔离于观点，将新闻脱离于政治，不仅是新闻理想主义的幻象，无法摆脱国家、政府和媒体所有者对新闻话语权的操控；而且在新闻价值要求与现实社会需求上形成悖论，使媒介真实与社会真实之间出现较大反差，同时也无法解决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商业利益间的矛盾。如果说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统一原则是新闻舆论的立身之本，那么坚持价值与导向统一原则就是新闻舆论的立足之要。坚持新闻真实，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必须贯穿于新闻舆论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使新闻舆论工作者成为党的政策主张传播者、时代风云记录者、社会进步推动者、公平正义守望者。

（三）知情与监督统一原则

新闻舆论以话语方式作为承载，不仅仅是以符号工具反映人们对社会现实的认知与思想，而是通过人们的信息交往活动构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新闻舆论实质上构成了影响人们思想与行为的社会话语权，如何将新闻舆论话语权掌握在党的手中，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需要从权利上确立基本原则。新闻舆论只有通过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需要，促进社会信息占有从不对称到对称的有序流动与分享，才能在新闻舆论反映社会现实的实践中，真正将社会运行状况和秩序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下，为人民发挥意志表达、利益维护、价值守望的功能。因此，新闻舆论要坚持知情与监督统一原则，全面反映社会现实，弘扬真善美，鞭笞假丑恶，以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为前提，将新闻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引导有机结合起来，融会贯通在社会主义新闻实践中。应当看到，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不是互相矛盾的，而是内在统一的。两者都立足于新闻舆论的真实性这一客观基础，都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问题，在动机与效果上都体现“四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推动改革发展，有利于增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舆论监督从实现、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实事求是地反映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违法违规、失信失德、敷衍塞责等问题，批评典型的人和事，其目的在于找出症结、激浊扬清，通过表达民意诉求、推动解决问题，实现党的主张与民心所向的同频共振。坚持知情与监督统一的原则，关键在于把握好新闻舆论的时、度、效，以正面宣传作为新闻舆论的“压舱石”，以事实和真理作为新闻舆论的“定盘星”。

（四）表达与责任统一原则

新闻舆论是对社会客观现实的真实反映，其主体除了专业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外，还有广大社会组织、普通个体借助于开放性数字平台的参与。在开放的大众传播环境下，每个人在进行自由表达的同时，只有承担与之相关联的社会责任，才能达成服务于人与社会全面发展、和谐发展的传播秩序。因此，应当从新闻舆论主体义务方面确立基本原则，与新闻舆论主体权利方面的原则相对应，形成主体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为新闻舆论的传播秩序构建提供理论基础。表达与责任统一原则，既是专业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应当坚持的法治思维和伦理要求，又是广大社会成员应有的法律意识和道德底线。无论是为人民代言，还是直接表达个体的自我心声，都要把法律和道德赋予的社会责任扛在肩头，成为有责任、有担当，讲法律、讲道德的新闻舆论的发声者和参与者。在现代社会开放的传播环境下，充分的表达自由意味着充分的责任担当，没有责任的自由只能导致社会的无序和混乱，给人民带来灾难。新闻舆论作为一个社会的温度计、风向标，其主体只有基于社会责任的表达，才能在社会关系的构建中赢得信任、巩固信任，形成良好的传播秩序，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命运共同体，坚持新闻舆论表达与责任统一的原则，就是从根本上关注共同体命运、维护共同体利益、实现共同体发展，促进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相互团结，为实现共同体的目标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

（五）国内与国际统一原则

从大众传播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和作用来看，社会个体生存与发展对传播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尤其是在新媒体生态下，人与媒介的相互作用及其结合程度越来越高。新闻舆论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作用，借助于数字媒体工具的广泛使用和功能拓展，越来越凸显出来，使新闻舆论处在意识形态工作的最前沿。同时，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生态还彻底打破了传统媒体覆盖的地域限制，将整个地球纳入互联互通的数字信息共享圈中来，使新闻舆论从一地一事一议的狭小空间转变为各地多事众议的全球公共空间。因而，应从新闻舆论的空间转换方面确立国内与国际统一的基本原则，更好地把握新闻舆论在意识形态最前沿所发挥的作用，真正让新闻舆论为党和人民所用，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繁荣所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所强调的“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结中外、沟通世界”，就是从新闻舆论的战略高度和时代特征出发，对新闻舆论在国内与国外相统一的空间发挥好意识形态前沿作用所提出的指导思想。在全球传播的大格局下，新闻舆论要改变以往将对内宣传与对外宣传相互区隔、互设边界的状况，真正将国内话语权与国际话语权有机结合起来，既在国内讲好人民群众故事、反映时展气象、表达党和人民的心声，又在国际上讲好中国故事、反映中国社会面貌、表达中国立场和愿望，将中国主张的核心价值和彰显的时代精神熔铸成强大的国家软实力。坚持国内与国际统一原则，关键在于加强新闻舆论传播能力建设，一方面要注重培养跨媒体、全空间的新闻舆论专业人才队伍，提高其把握新闻规律、驾驭传播手段、开拓新闻视野、增强舆论引导的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要注重新闻舆论的阵地和传播平台打造，形成有影响、有权威、能主导、善创新的新闻舆论专业机构，使中国传播软实力与硬实力相匹配，掌握新闻舆论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三、新闻舆论的话语创新

确立新闻舆论基本原则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和服务其传播实践，而传播实践离不开话语体系的构建和不断创新、完善。特别是伴随着媒介融合的持续深入，不同媒体所呈现的不同话语体系和风格也形成了交会、碰撞、彼此渗透的态势，共同融入跨媒体、全空间中来。在媒体融合的大背景下，不仅要将其理解为“内容生产■产品形态■渠道占有”的“一体”[3]，强化媒介资源和新闻生产要素的有效整合，而且要从新闻舆论传播实践的话语支撑入手，适应分众化、差异化、圈层化的传播趋势，创新表达、精准传播，实现新闻舆论的话语新建构。新闻舆论的话语创新，着力点在提高对受众和参与者的认知影响力、情绪感染力、符号接受力和价值认同力四个基本方面，需要从跨体系构建、跨阶层共鸣、跨媒介融通、跨文化交流入手，不断加以探索、总结和完善。

（一）跨体系构建

话语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其作为人们思维、表达和交往的工具存在，在新闻舆论传播实践中起着基础性支撑作用。新闻舆论的功能只有通过一定的话语方式才能实现，话语质量的高低和接纳水平优劣直接决定着新闻舆论的社会功效。话语质量是形成新闻舆论话语权的根本，接纳水平是实现新闻舆论话语权的关键，两者缺一不可、互为补充。话语包含着各种要素和特性，如概念的创新、话语逻辑、说服力、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基础等[4]，要形成新闻舆论的主流话语，必须为其中的观念和看法提供包括科学依据、道德精神和利害关系论述在内的强有力的逻辑论证[5]，从而具有强大的说服力，而不是仅仅将观念流于政策性的宣告。应当看到，高质量的话语虽然为新闻舆论话语权奠定了基础，但并不能将之简单等同于新闻舆论主流话语的传播效果实现，还必须与之相配套，建立起适合于传播对象接纳的话语形态和认知水平。存在于新闻舆论中的政治型话语、学术型话语、社会型话语三种主要话语体系，分别以主流意识形态语言、符合学术规范的语言及理论建构、符合大众思维与表达方式的语言为手段和工具，对应着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或受众。[6]这些异质性的话语体系在实现各自群体信息交往的同时，在公共话语空间还缺乏相互转换与贯通，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闻舆论的主流话语效应。特别是“针对同一问题，不同的话语体系各说各的，角度、出发点各不相同，解决问题的途径也有很大差异甚至在价值观层面出现冲突，不同话语体系之间的沟通犹如‘聋子之间的对话’”[7]。因此，新闻舆论的话语创新要从跨体系构建出发，通过打通不同类型的话语体系，促进政治、学术、社会型话语之间的有机转换和适度融合，使不同的受众群体能够在各自认知水平上接纳、认同主流话语，进而发挥好新闻舆论主流话语对社会认知的影响力、引领力。专业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要善于在不同话语体系之间搭建桥梁，与各类型话语主体共同承担起新闻舆论话语跨体系构建的任务。

（二）跨阶层共鸣

话语作为人类发明并使用的交往工具，明显带有意识形态的属性。话语权的形成则基于其所包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能够被人们认同。新闻舆论话语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手段，只有对人民群众日常生活观念持续地产生影响，形成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凝聚力和精神向心力，才能使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建立话语权和领导权。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摄新闻舆论话语，在政治和文化两个维度上确立领导权，不仅需要自上而下地统一政治导向和政治共识，而且需要遵循话语权自下而上的构建方式，以文化形态、思想理论等形式在人民群众中获得广泛的文化共识和价值认同，形成文化领导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是从文化领导权中产生”“正是由于文化领导权的拓展与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治领导权才得以巩固和发展”。[8]新闻舆论话语在人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传播桥梁作用，需要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建立价值对话关系，以文化和政治认同为目标，主导社会各阶层间的利益、情感、理想共鸣，赢得社会成员的内心世界。因此，新闻舆论话语创新应当立足于跨阶层共鸣，不仅仅把话语作为人们了解和掌握真理的手段，而且作为建设意义、促进理解、促进共鸣的手段，在增强话语亲和力的同时，使之具有更强大的情绪感染力，使主流意识形态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和思想内涵，通过有温度的话语浸入人们的心田。互联网所搭建起的社会成员交往平台，将各阶层不同个体的信息交流、思想交流和情感交流等置于开放的公共空间，成为新闻舆论话语的交会地和共鸣场。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和社会管理者尤其需要提高对这一新闻舆论场的价值凝聚意识，多发声、善共鸣，精引导、聚共识，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共建网络清朗空间，共育社会核心价值，共享丰富多彩的精神家园。

（三）跨媒介融通

话语通过特定的符号系统表达思想，与用以负载、扩大、延伸、传递特定符号的媒介有着密切的关联。在传统意义上，不同的媒介对应于不同的符号系统，新闻舆论也常常以媒体类型来划分。数字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将人们带入了互联网媒介时代，它将传统媒体分别承载的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等所有符号系统，共同纳入进来并形成全新的交互体验，开启了新媒体革命的征程。在新媒体革命的推动下，一个全新的融合媒体生态系统正在加快构建，新闻舆论的内容、渠道、平台，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等，都在“以共享化和智能化为特征和未来发展方向”[9]，形成技术、用户、产品、组织等新的架构。媒体融合将不同形式的话语符号系统汇聚到一个新平台上，创造出共享化和智能化的生活场景，丰富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和手段。应当看到，新媒体的发展产生了话语力聚合与话语力分散同时共存的效应，形成了一个新的矛盾统一体。一方面，随着媒体融合发展，各种形式的话语符号集中呈现在一个平台上，让人们能够集中地、便捷地获取各种形式的话语信息和思想，并通过增强现实（AR）和虚拟现实（VR）技术，带给受众第一视角和情境沉浸体验，实现话语力高效聚合与快速穿透。另一方面，随着新媒体用户的“表达渠道的扩展，带来话语力的分散和碎片化”“民众在各种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消解了原有的权威话语中心”[10]。因而，新闻舆论的话语创新要顺势而为，从跨媒介融通入手，着力提升新媒体用户对新闻舆论话语的符号接受力，以专业化、高质量，跨媒介、会融通的深厚话语功力，实现关注聚焦、智能分享与持久传播。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用户普及，新闻现场化、舆论实时化、服务定制化等正在成为常态，对新闻舆论话语的生成时效和媒介融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专业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的跨媒介话语能力建设，将成为精准投放、精准推送，赢得传播优势的关键一环。

（四）跨文化交流

任何话语在其形成、丰富和发展过程中都离不开文化，话语本身作为文化的产物，内在地蕴含文化意义，同时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也得益于话语体系的丰富与完善。新闻舆论在获得由跨国媒介所创造的全球话语平台的同时，也打破了民族和国家的话语平衡。国际新闻舆论话语权背后的国家文化软实力竞争更加凸显出来，成为影响国家战略目标实现和国际秩序维护发展的重要力量。西方国家凭借自身硬实力优势和在话语体系所构建起的全球传播空间中，以维护资本主义核心利益为其新闻舆论价值取向。因此，建立平等对话、文明共享、价值和谐的全球传播空间，对于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和历史进步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作为和平崛起的大国，其专业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应当通过新闻舆论的话语创新，提高跨文化交流的话语能力，将中国故事、中国文化、中国精神更好地在国际社会传播开来，以不断增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认同力。

新闻传播法制的基本原则篇3

1.3G。3G（3rd Generation），即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能够处理图像、有声通话、在线音乐播放、收发电子邮件和数据信息以及高清视频等多种媒体形式，还可以提供包括网页浏览、电话会议、电子商务等多种数据信息服务。目前，3G已广泛应用于人们的生活中。

2.电视新闻直播。电视新闻直播是电视媒体把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事件及时准确地通过有声视频进行实时直播。

二、3G无线设备的原理

鉴于3G先进的高速传输速度，国内外许多生产厂商以3G为基础研发了网络视频传输设备。它们都是由前端直播编码器、无线3G网络、有线Internet网和解码服务器组成。基本原理：先在电视台架设一台Internet公司网址的服务器，当电视新闻直播需要进行连线制作节目时，在新闻现场的记者把摄影机音频信号送入随身携带的直播编码器，实时编码为数据流文件，编码器再把编好的文件通过3G网络送入Internet网中电视台内部的公网地址，电视台内的服务器收到数据流再进行实时解码，从而获得电视节目中需要的各种音视频信号。

三、3G技术在电视新闻直播应用中的优势

1.3G技术在电视新闻直播的应用中所受限制极少。传统的SNG卫星直播受到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如地理交通、电源保障、SNG卫星直播车停放位置、新闻直播车与摄像机的距离是否合适连线长度等。而3G无线直播突破了时间、空间、地理位置的制约，不管新闻事件发生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记者及时赶到新闻现场，只要有3G信号即可开展视频直播工作。在网络覆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3G还可以实现移动直播。如2010年6月安徽籍黄沙船在长江南京水道148浮筒水域处发生的沉船事故播报，直播此新闻的某频道就是成功运用3G无线设备对有关部门的水下探摸作业给予及时的直播。按照常规，SNG卫星直播车在此种情况下则无法抵达现场，也无法使用超长焦镜头将画面尽收眼底。下面，以一个特定的新闻现场为例，前者使用SNG卫星车传输进行新闻直播，后者合理应用3G无线设备进行新闻直播，比较如下。

（1）使用人数。前者播报新闻前需要组建十几人的新闻直播队伍，后者仅需要一名记者和一名摄像人员就完全能够独立完成所需要的新闻直播。

（2）使用工具。前者需要出动SNG卫星直播车到达指定新闻现场，运行成本高且响应速度慢，给新闻直播和编辑采集新闻带来了极大的限制。后者只要有3G网络覆盖的地方即可，仅需要一台摄像机就可以完成电视新闻直播。

2.运行成本。3G直播使用现有通信运营商无线传输网络，在全部运行费用中，只需要在初始阶段投入信号发射、接收服务器、软件控制平台等设备，在使用时只需支付宽带流量费，而SNG卫星直播车不仅购置成本高，而且也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3.互动性。3G无线传输技术的合理运用，使观众可以及时参与互动直播，还可以通过网络发表自己的观点、看法，同时使用手机上网的用户也可以参与节目，方便、快捷、省时，极大地调动了观众参与新闻互动的积极性。而SNG卫星直播则不能达到观众及时参与的效果，与观众的互动较为迟缓。

四、3G技术在电视新闻直播应用中的缺陷

1.网络覆盖的前提是依附网络。3G电视新闻直播实现的前提条件是新闻直播地点是3G网络所覆盖的地域，如果3G无线设备脱离网络，则没有信号，就无法实现新闻直播。虽然目前我国各大城市基本上都有网络覆盖，但仍然有部分偏远地区和网络盲区无法实现网络覆盖。

2.3G传输图像质量偏差。在传统SNG卫星直播中，标清格式所使用卫星的带宽基本上都在9M左右，最少的也在4M以上，图像质量较好，色彩均匀，画面不会出现马赛克。但是3G技术传输图像的带宽仅有300K，双卡的也只有500K左右，与原图像相比，传输质量有很大的偏差，满屏显示时，马赛克现象比较严重，常规运动镜头也会出现马赛克，速度如稍快一些，全屏显示的画面会全部出现条纹状的马赛克。所以，3G技术在新闻直播中无法满足镜头运动所要求的高清画质。3.3G无线传输设备有待完善。3G技术的运用目前在我国还处于初级阶段，很多设备仍在研发中。3G电视新闻直播的缺陷仍需要在研发中找到突破口，从而使3G无线设备传输在电视新闻直播中能更好地运用。

4.影响信号稳定的因素较多。3G直播依附于网络覆盖，而网络也需要有信号，信号的强弱会受到信号基站所覆盖地域面积大小的制约，无法覆盖到的地域或者覆盖面积小的地方就会出现信号弱或者无信号情况。如果信号弱，将会影响传输画面的质量。

新闻传播法制的基本原则篇4

在社会和政治的角度上,最为激烈的是对新闻自由的诉求,并且新闻自由被置于更为基本和广泛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之下加以理解。新闻自由对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功能,因此新闻自由就是正当的权利诉求。然而,这种权利诉求又被自然地置于限制之中,几乎所有的论者――当然包括自由主义者――都承认这一点。这种限制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新闻传播者的自律;其二,是外部力量对新闻自由施加合理的限制。本文的目的在于:根据自由主义的理论,对新闻自由的含义加以说明,特别是对于外部力量能够对新闻自由实施干预的界限进行说明。

要理解“新闻自由”的真谛所在,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自由”。有些人一见到“自由”,首先想到的是在法律的约束下的为所欲为。而且,这里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解为“实证法”。然而,正如大多数人所知道的那样,实证法与社会生活相比,总是滞后的;即使我们能够期望它可以迅速地跟上社会生活的步伐,与之并驾齐驱,实证法与后者相比,也总是片面和不完整的。所以,在不理解“自由”之真正精神的情形下,总有两句十分时髦的语词被认为是与所谓的“自由精神”相匹配的:“法无明文禁止者,人们即可自由为之”以及“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人们认为这就和“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这句格言一样清楚明了。事实上,只要稍微留心就能体会出这两种主张的真正意味:在存在“法律漏洞”的情形下,人们可以――在排除法律强制的意义上――随心所欲;而即使犯了错,那也只是道德谴责的范围,而具有真正威慑力和强制力的法律在此时只能袖手旁观。所以,从实证法――而不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理解自由实在是缘木求鱼。而在文明社会,古代的“羞耻刑”被认为是对个人――无论是“坏人”还是“好人”――人格的侮辱,因此被绝对地排除在法律惩罚的机制之外。这样,道德谴责实际上只能求助于每个人的良心,在道德感缺失的情形下,自由便成为行恶者最有力的借口。

尽管对自由的理解众多,但“自由”的核心要素则毫无疑问地当属“自主”。自由主义者坚信,每一个具有良好判断力的人可以自主地形成自己关于人生、社会和政治的观念,并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过自己认为值得去过的“良善生活”。为了实现自主生活,必须提供一些基本条件,它们包括:1)行为者基于某种理由(动机和目的)而行为;2)行为者在非强迫的环境中进行选择,意味着行为者可以在对自我控制中进行选择;3)行为者对行为进行了评价,即行为者认同、接受和赞成他们所选择的行为要去满足的欲望;4)行为者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充分的理解,即行为者对他们所选择的行为的有力评价,必须以对这些行为之意义的充分理解为基础。只有符合这些条件,一个人的行为就是自主的,从而也是自由的。

在自由主义的上述核心要素和基本条件之下,通过所谓的涵摄法,我们就可以理解新闻自由的含义。首先,新闻自由意味着对――广义上的――新闻传播者的一种要求:他们应该对自己的新闻行为进行自我评价和充分的理解。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讲,只要是一个智力成熟、心智健全的成年人,就被视为具有这种能力。除此以外,不能用其他政治或社会的方式来确定一个人是否具备这种能力,换句话说,这种自我评价和理解活动是诉求于行为人个人而内在地进行的。其次,新闻自由还意味着对外部力量的一种要求:即这些外部力量不能以各种方式对新闻传播者的选择进行强制性干预,以便他能够实现充分的自主。

这样,新闻自由就具有如下要求:新闻传播者以自我评价为基础,对新闻传播行为和内容进行理解。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求外部力量充分尊重传播者的行为。外部力量自应与新闻传播保持相当的距离,以保证新闻自由的充分实现。只有这样,新闻传播行为才是自由的。这样,我们必须从两个方面回答两个问题:首先,就外部环境所具有的力量而言,应该与新闻传播保持怎样的距离;其二,就行为人内在地评价和理解而言,它应该具有怎样的条件。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在其他地方再作详细的说明。

一个人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进行分析。首先,是个人与其他特定个体之间的关系;其二,是个人与由其他不特定的个体所组成的社会之间的关系;其三,是个人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除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和国家的经典划分之外,很显然,前两种关系之间的区分以如下理解为前提:存在着超越特定个体之权利的所谓的“公共利益”。尽管“社会”是由其他个体形成,并因此可以被分解为许多个体,但是,社会公共利益和某个――甚至某些――特定个体的利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是因为:只要一说起“特定的”个体,我们总是只涉一种与该个体直接相关的事项,该事项对该个体的利益具有直接性;而“公共利益”虽然也与个体相关,但是与前者相比,对个体的影响总是间接的,甚至是毫无物质利益关联的感情性的关系。

因此,特定个体、社会和国家就构成与新闻自由相对应的外部环境,它们应该与新闻传播行为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保障新闻自由的实现。那么,如何界定它们之间的界限呢?

密尔在其《论自由》中谈到了干预他人自由的条件:只有出于自我防卫的目的,才能对他人的自由进行干预。密尔并没有指明干预的主体,但是,将这一条件理解为行为人和其他特定个体之间的关系准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这样,“自我防卫”就只能是针对前述的“直接”针对个人利益所行使的妨害行为。因此,就其他特定的个人而言,他能够对于新闻传播的自由加以干预的唯一条件,就是新闻传播行为对其造成了伤害,他只有出于自我防卫的需要,才可对传播者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这种情形无非有两种:其一,一个人的私密生活范围在未经自己允许的情形下被新闻传播者暴露于公众的视野之中;其二,一个受新闻传播行为“强迫”而成为“公众人物”的个体,也可以在其置身其中的情事并不具有真正的“新闻价值”、且自己在主观上并不想将之公开的情形下,对新闻传播行为进行合理的阻止。除此之外,特定个体对其一新闻传播行为所能进行的干预就十分有限了。

社会对新闻传播行为能够施加的干预是什么呢?换句话说,新闻传播行为可能给社会带来怎样的损害,以至于使得社会有必要对该行为进行干预呢?

就社会的实质而言,它仍然是个体的联合体。我们已经说过,在特定的个体之间,除了非常有限的情形下,不允许有谁强制谁的现象存在和发生。然而,在社会的层面上,因为存在着一些超越于个人权益的社会利益,而这种社会利益是以某种程度的普遍性的道德感、责任感和各种不同的群体利益为基础,并且在一定范围的人群之内形成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共同认知,所以,新闻传播行为就可能超越对个体“直接性”关联――因而也超越了“自我防卫”的范围。在这种情形下,新闻传播行为会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由捍卫自己的自由权。传播者会声称:为了公共利益,人们享有知情权,而每个人也有对某一社会现象进行评论的权利。而“社会”对新闻自由的限制也会借用相同的理由:为了公共利益,新闻传播行为应该自我克制,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新闻传播行为采取强制措施。这样,所谓“社会”对新闻自由的干预,实际上是指“个体”超越于“直接性”――因而也超越了“自我防卫”的范围――而对新闻传播行为所施加的干预。这种超越似乎是以这种共同认知的形成能力作为其合理性基础,因而这种形成能力似乎也决定了该新闻传播行为的合理性(就社会而言,则决定了其干预的合理性):如果对新闻传播行为反对的共同认知形成得越快越强烈,那么传播行为的自由就越小;相反,如果一定范围内的传播行为或者一定程度的赞同,或者漠然处之,则表明该新闻传播行为具有合理性和妥当性。当然,这种“共同认知的形成能力”决定了某一集体性认知能否成为具有共同归属感的“公共利益”。

所以,如同在特定个体的情形下,个体针对新闻自由只能谨守“自我防卫”的原则一样,在社会针对新闻自由的情形中,社会对其自身干预行为是否合理这一问题,所提供的也只能是“公共利益”这一原则,并且它取决于一定范围内的人群的共同认知。然而,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主张已经使得这种共同认知变得越来越微弱,从而将这一原则消磨得失去了它本来应具有的光华。

刚刚已经提及,“公共利益”之形成主要取决于某一群体对特定事项或情事形成共同认知的能力。那么,在这一能力形成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又是什么呢?对此,我们主张,抛却过于抽象的准则,也不论“具体情形具体分析”的主张,在社会对新闻传播行为施加干预这一点上,真正应该强调的也许是这样一种准则:即允许不同观点之间进行理性的论辩,而且允许这种论辩在其所能扩及的范围内流畅地展开。

这一准则的核心因素是理性,它不仅是对社会公众的要求,也是对国家权力的要求,更是对新闻传播行为和新闻自由的要求。就社会而言,既然社会永远不能像政治国家那样可以对新闻传播行为采取法律或政治强制措施,那么,它所能发挥的作用就为各种传播不同观点的新闻行为提供场所。既然社会的实质依然是个体的联合体,而这些个体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那么,对于社会能得以维系的“公共利益”或“公共道德感”而言,在社会所能采取的措施范围内,理性论辩是最为合理的方式。

尽管我们说社会在“公共利益”的原则下对新闻自由具有干预的权力,但是我们都知道:社会本身从来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强制性权力。因为,在文明社会中,每个个体的暴力执法权――不论其合乎道德与否――在绝大多数情形下都被完全剥夺了,所以,由个体组成的社会当然也不会具有这样的权力。在民主社会中,强制性权力被交由政治国家来统一行使,以确保社会的安宁,在社会上仅存的只是道德性的强制力,而这种强制力已经变得越来越软弱无力。

因此可以说,在对社会是否能够干预新闻自由的判断中,国家权力和社会民众的“道德”情感及其他利益紧密地纠结在一起。当然,在个人对新闻自由干预的过程中,国家权力也必然会以仲裁者的身份介入。但是在这两种情形下其介入的程度和方式是不同的。在后者,当新闻传播行为对某个特定个体造成伤害时,该伤害相对而言是较为客观的,而且由于当事人人数的有限性,其判断也较为容易。然而,在前者,“社会”本身就带有一定的虚幻性,“公共利益”更是因人或群体的差异而差异。简言之,只有万能的神或造物主才可能对某种情形中是否存在值得保护的“公共利益”作出最正确的判断。而对于尘世之人,需要借助一种理性的方式,在论辩中达成共识。而且,当新闻自由侵犯公共利益时,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而任由社会进行强力阻止,其可能产生的可怕后果和新闻自由被侵犯时一样严重。

首先,无论是特定个体还是社会,其与新闻自由的关系最终都必须借助国家的力量才能实现。这样,国家对新闻自由所进行的干预就先是以两种方式表现出来。而且,在我们看来,这两种方式都具有毫无争辩的合理性,因为,它们是上述特定个人和社会对新闻传播行为的外部强制的延伸:其一,国家对侵犯特定个体权益的新闻传播行为进行法律惩罚,这实际上是国家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是“自我保护”原则在国家权力层面的实现;其二,国家在社会允许的、且互相对立的新闻传播行为所引导的理性争辩达到一定的程度,并形成一种确定的、需要保护的“公共利益”时,国家可能会通过一定的程序将之确立为主流价值,或者对侵犯这种公共利益的行为――包括新闻传播行为――进行法律强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干预虽然必须滞后,但却也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干预,无休无止的社会辩论可能会沦为非理性的奴隶,并成为社会骚乱的根源。

但是,在上述论辩刚刚展开,或者未达到充分的程度时,政治国家就对相关的新闻传播行为进行干预,或者把某种以“政治利益和政治性经济利益”为内容的意识形态作为妄断论辩本身及其内容或将要达成的目标是否妥当的标准,这是非常危险的。很显然,国家也因该将自己的意见和观点提交给公众,并使之成为论辩的一部分。

但是,一如前述,国家在社会论辩要引发动乱的时候,有权对相应的新闻传播行为“本身”进行干预。而民众应该忍受这种干预所产生的在享有知情权上的不便。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应该牵涉到一个原则,这就是“对实际上已经确立的政治体制的结构或组织的一定程度的尊重和尊敬”。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公众应该相信,政治国家所采取的强制措施是有利于社会和每个社会成员的。如果政府只是对新闻传播行为“本身”进行干预,而不涉及其指涉的“内容和论点”时,就更应该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其次,政治国家会为了自身的利益对新闻自由进行干预,这种干预会因不同的情形而产生不同的反响。在紧急情况下,比如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或者将出现大范围、大规模的社会和政治动乱情形下,对新闻传播行为进行干预。此时国家干预的理由是合理的、名副其实的国家利益,当然也包括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因为,如果不进行干预就会导致国家解体,而国家解体不仅仅是对社会利益,也是对每个特定个体的权益的一种“直接”损害。

新闻传播法制的基本原则篇5

[论文摘要]传播媒介管理体制的产生与发展，以下四个因素起着关键作用，即关于新闻出版的理念渊源；社会经济的作用；政治方面；法律道德。

作为传播媒介实体，要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它不仅要有先进的硬件和科技设备，也需要具有良好业务素质的从业人员，值得提出的是应有符合自身发展管理机制。管理机制直接关系着媒体的生存和发展，其管理机制亦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除去社会制度的影响外，主要的决定因素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以及传播机构的内在权力划分，利益分配模式，经营方式等，这些都是影响传播媒介选择管理体制的因素，西方新闻出版事业领先我国百年，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

一、关于新闻出版的理念渊源

探析西方传媒的管理体制，不能不提弥尔顿。传播媒介管理体制的建立，在理论渊源上同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分不开。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形容弥尔顿对传播媒介的影响时曾说：“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有一声炸响的霹雳穿过至今，仍隆隆回荡……这就是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

《论出版自由》的核心是（Givemeliberytoknowtoutterandtoarguefreelyaccordingtoconsience）“让我们凭着良知自由的认识，自由的发言，自由的讨论。”在这篇名作中，弥尔顿深刻揭示了对言论出版自由限制的弊端，他认为只有通过自我对事件的讨论才能不断的获取真知。弥尔顿大声疾呼任何权力机构不应该阻止、妨碍，公众运用合理的手段获得真知。

《论出版自由》虽然在思想界、传播界掀起轩然大波，但毕竟仍未具有法律效应。《人权宣言》的发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为媒体建构自身的管理机制提供了法律保障。《人权宣言》明确指出，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为珍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担负责任。

它言简意赅的表明：第一，人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人和利益集团、政府机构都不得以自身的利益为借口，干涉、限制公民获取及传播信息的权利。第二，要为自己传播的信息担负责任。美国的一位大法官霍姆斯在审理一件案件时曾说：“宪法中的言论出版自由不是绝对的，它绝不能保护诸如在剧场中大喊‘着火了’一般。”西方传播媒介管理机制，在建立时就对假新闻及新闻造假做了法律上的规定，如果在法律及宪法规定的规则范围内活动，政府会乐意看到这一切，但如果踏出这一范围，那么传媒机构必须要为它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

二、影响西方传播媒介体制管理的经济因素

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二战中，由于适应战争与外交的需要，国际广播迅速发展，从1939年到1945年的二战期间，拥有国际广播电台的国家从27个猛增到55个，翻了一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形成了几家大型的垄断机构，但媒介从根本上说是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分不开的，是与社会化大生产密不可分的。例如，美国是高度私有制和高度竞争的国家，它的传播媒介管理体制必然要适应美国的经济发展，即市场经济。

英国的BBC公司，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另一种传播管理体制形式。表象上BBC是公营类似于我国的传播机构，其实不然，BBC由于技术方面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与其它西方媒体的体制管理表现出特殊，是由于英国与他国国情的不同决定的，其主要因素是英国的经济体制。其次，是新型科学技术装备的应用，影响着传播媒介管理体制的建构，正是由于高新科技设备的应用，西方媒介管理体制才日益完善。

三、政治体制是媒介管理体制变革的重要原因

政治体制是媒介管理体制建立的一大因素，在不同种的社会制度当中，媒介的管理体制的性质是不同的。我国的媒介管理体制是姓“社”的，所以媒介管理体制的建立就必须首先为广大人民群众而服务，对广大人民群众负责上面。而西方则情况就不同了，西方是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媒介管理体制就必然姓“资”，所以它是建构于经济利益之上的，它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集团服务。媒介管理体制的构建以经济利益为目的，所以西方媒体存在付费的成人频道。四、新闻道德和新闻法律理论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随着社会责任论的诞生，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加快了新闻道德建设的步伐，相关的职业道德规范陆续出台，旧有的规范被完善和修葺，媒介机构纷纷将这些道德目录拉入自身的管理体制当中，媒介管理机构在内部建立了严格的内部纪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但我们需要明白这样一种现实，那就是自律本身只是在新闻机构内部依照自愿的原则上建立，其原则的应用只能依靠自觉来进行。尽管这一规则在相当程度上有利于新闻职业道德的建设，但因其缺乏无力的制裁措施没有很强的约束力。

新闻自由是必须的，但必须要有一种力量来约束，防止其“过于自由”。保护自由和预防新闻自由的泛滥，体现了调控传播媒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社会团体、政府的调控是极其必要的。

美国的著名法学家福乐（Fuller）在其《法律的道性》（《Themoralitylow》）一书中提到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并进行了深入的探究。福乐把道德区分为两种。第一是“愿望的道德”。第二是“义务的道德”。福乐认为第一种是对善的追求，追求的愿望是道德的进步，受到舆论的好评。而“义务的道德”是对人类秩序生活的基本要求，遵循义务道德不会受到人们的表扬，但是违背了它就要受到谴责及相应的惩罚。“愿望道德”是一种理念，证明“愿望道德”不是一种现实可行的行为准则，而“义务道德”则是人们所必须践行的。

近代以来，西方的新闻实践也贯彻新闻道德的法律化，但是任何关于道德方面的手段及行为方式都不具有强制性，它只是建构媒介管理体制的肉身，所以新闻道德化不仅要把道德法规与法律有机的结合起来，而且必须将社会普遍道德纳入到法律结构中来，这也是建构媒介管理体制的要求。

在新闻媒介管理体制当中，新闻道德法律规范化，作为新闻媒介管理的重要性日益显现，新闻道德的规章化和制度化使新闻媒介有了严谨的行政手段。约束其以利益为目的而不顾新闻真实性的恶劣行为。新闻从业人员必须遵循它，更好的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当然新闻传播媒介管理体制的道德的规章化、制度化，很可能造成两种情况，一种是“道德的过泛化”。二种是“规章过泛化”。“道德的过泛化”会使新闻道德显得过分脆弱，没有强制力的道德将很难约束新闻行政、运营行为；“规章过泛化”极易会发生新闻机构运营新闻呆滞化，没有任何创新的行政运营手段，只会让新闻机构走向衰败。如果新闻规范过于苛责的话，那么新闻从业人员将会对新闻采访、编写、播报畏首畏尾。

探析西方新闻媒介管理体制的产生和发展，对搞好我们现在的新闻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坚持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看待媒体管理体制变革，搞好我们的新闻体制改革，使我们的新闻管理体制更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为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服务。

参考文献：

[1]周鸿铎.应用传播学.中国传媒大学.

[2]黄旦.从新闻职业化看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历史演变.浙江大学学报，2004，（1）.

[3]弥尔顿.论出版自由.

新闻传播法制的基本原则篇6

一、新闻传播规律的内涵与构成

⒈新闻传播规律的内涵及特征

理解规律是理解新闻传播规律的前提。“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②“规律是事物本身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基本秩序和必然趋势。”③那么，所谓本质的、内在的、必然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一个事物运动变化的相对比较稳定的轨迹或者方式，主要是由该事物系统内部各要素的相互关系决定的④。正是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事物运动变化的内在动力，也正是在系统构成要素的相互作用中，形成了事物的具体运动方式。如果事物运动变化的轨道或方式始终依赖要素间某种或某些稳定的关系，这种或这些稳定的关系就是规律性的关系；这种或这些稳定的关系决定着事物变化发展的基本秩序和趋势，因而也就是该事物的运动变化规律。因此，规律，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它描述的、反映的不过是事物或者一个系统相对比较稳定的、常态的运动变化方式、变化趋势。

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认识活动，必然具有自己特殊的活动规律。马克思认为，“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为人们通常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⑤根据前面对规律的基本认识，新闻传播规律要探讨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收过程中，传收之间内在的、稳定的、本质的关系。

新闻传播过程本质上是传播者与收受者之间的以新闻信息作为主要内容的一种信息交往活动、精神交往活动，其间依赖各种各样的新闻传播媒介。看得出，“新闻信息的分享是结成新闻传播关系及推动新闻传播过程不断循环往复的基本动力，它不仅是讨论整个新闻传播过程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归纳新闻传播过程规律的立足点”⑥。

新闻传播是由传播者、收受者、传播媒介和传播内容四大要素构成的⑦，因而，新闻传播规律就蕴含在这四大要素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之中；这四大要素的相互关系最终可凝结为传收主体之间的关系⑧，这也正是新闻传播过程的总矛盾和基本矛盾，因而新闻传播过程的基本规律就是传收主体间恒久的、稳定的关系的体现和反映，即新闻传播规律揭示的就是传播者如何通过传递新闻满足收受者新闻需求的内在关系，这种内在关系就是存在于、作用于新闻传播过程的不以主体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法则――新闻传播规律。

作为规律体系中的一种规律，新闻传播规律具有任何规律都具有的第一特征――客观性；作为人类认识实践规律的一种，新闻传播规律是主体性的活动规律，即新闻传播规律是作为新闻主体――传播主体和收受主体――一种活动规律，也就是说，新闻传播规律具有主体性；作为一种规律，新闻传播规律具有一般规律都具有的稳定性特征，即新闻传播规律的存在与作用具有历史的持久性和稳定性；作为一种主体性的实践活动规律，新闻传播规律具有随新闻传播水平、新闻传播方式、新闻传播规模不断变化而变化的特征，这也可以看做是新闻传播规律的历史性特征。

⒉新闻传播规律的基本构成

如上所说，新闻传播规律揭示的是，构成新闻传播系统的基本要素在新闻传播过程中内在的、稳定的、固有的、本质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新闻传播者通过一定媒介如实又有选择地及时公开传送收受者需知而又未知的新闻事实信息⑨。因而，新闻传播过程像其他信息交往、精神交往形式一样，在本性上永远都是传播者与收受者在一定传播环境中的互动过程，互动律可以看做是新闻传播的永恒规律、总的规律⑩。但这一概括必定过于笼统、过于大而化之。要具体把握新闻传播规律，还需要揭示这一总规律的内涵。那么，新闻传播规律主要有哪些具体的表现？新闻传播规律主要由哪些主要规律构成？

经过研究，我认为新闻传播规律主要由以下三大规律构成{11}：

第一，新闻传播效用律。在新闻传播过程中，传播系统内部基本要素之间所凝结的一种稳定关系就是：传收者双方利用新闻传播媒介、收受媒介，通过同一传播过程追求不同的效用――传播者追求传播需要的实现，收受者追求收受需要的实现。追求一定的传播效用和收受效用无疑是新闻传收的直接目的或者说是动力根源。只有这样的动力根源或者说动力关系存在，新闻传播才能得以存在和展开。因此，新闻传播效用律，实际上就是新闻传播活动的动力规律。任何新闻传播的展开过程，都是双重主体双重目的通过新闻媒介的互动过程。

第二，新闻传播选择律。任何完整的新闻传播过程，都是新闻活动主体（新闻源主体、传播主体、收受主体、控制主体），主要是新闻传收中的双重主体――传播主体和收受主体――选择的过程和选择的结果。新闻传收行为，从总体上说是一种主动的、自觉的行为，选择机制支配着新闻传播的整个过程。新闻传播的经验事实、实践过程告诉人们，凡是发生新闻传收的时候，凡是发生新闻传收的地方，就存在着传播者与收受者之间的互相选择行为。尽管双重主体由于所处地位、活动方式的差别，而在选择的方式、选择的程度、选择的水平上表现出各种各样的不同和差别，但他们之间互相选择的行为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实在现象。因此，对于新闻传播来说，对于任何一次具体的新闻传播过程来说，选择是内在的、必然的，传播者与收受者互相选择的关系是一种客观的、稳定的、不可避免的关系，因而是一种规律性的存在，不是偶然的行为。

第三，新闻传播接近律。新闻传播过程直接表现为传收主体间的事实信息（广义上还有意见信息）分享或共享过程，而“达到传播主体与收受主体之间的精神交流与接近，进而产生行为上的某种一致”，“是新闻传播的深层目的和理想境界，也是新闻传播过程遵循的一条重要法则”，可以称之为“最佳双重主体接近律” {12}。因此，新闻传播接近律也可以说是新闻传播目标律。传播者与收受者之间的接近，是一种新闻传播过程创造的内在的、必然的、稳定的关系。如果没有这种关系的存在和延续，新闻传播也就不存在了；如果传播者与收受者都没有相互接近的愿望和动力，新闻传播也就不可能得以延续和发展。因此，新闻传收活动中双重主体的接近是新闻传播过程的客观关系、客观规律。

⒊三条规律的基本关系

新闻传播效用律、选择律和接近律，是从不同角度对新闻传播过程总规律――传收主体互动律的――具体化。效用律揭示的是新闻传播过程得以运行的动力规律，追求效用、满足需要是所有新闻传递与收受活动的根本动力；选择律揭示的是新闻传播过程得以运行的方式方法规律，或者说是手段规律，任何一次新闻传收活动都是通过一定的选择手段得以实现的；接近律揭示的是新闻传播过程追求的目标规律，人类创造新闻活动、通过新闻传收就是为了达到人类之间的交流和接近。这三条规律，在动力、手段、目标之间形成一种自然的内在逻辑关系，比较全面地揭示了新闻传播过程的客观内在关系。

二、新闻传播规律的内在要求

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有多方面的内在要求，限于篇幅，我们只简要论述最为主要的几个方面。

⒈以新闻思维（新闻观念）对待新闻传播

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首先当然是把新闻当做新闻看待，把新闻传播当做新闻传播对待，以符合新闻本性的新闻思维方式对待新闻和新闻传播。

新闻传播活动，是人类监测环境、守望社会的一种特殊认识活动，新闻是对现实世界中最新的、有意义的变动的及时反映。怎样才能“监测环境、守望社会”，对于传播者来说，就是按照新闻思维方式、新闻观念指导自己的新闻传播活动。我把新闻思维概括为“倒金字塔结构式的思维”{13}，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传播者在应用新闻价值标准选择新闻事实时，总是首先选择最能满足新闻价值标准的事实，然后才会选择能够满足新闻价值标准的事实，最后才会选择勉强满足新闻价值标准的事实，也就是说，新闻选择是按照新闻价值大小程度依次递减的，是典型的倒金字塔思维方法支配下的选择。运用这种思维方式选择的新闻内容才符合上述新闻传播规律的要求。

其次，从最为直观的新闻传送方式来看，任何一种媒介形态的新闻编排，从宏观到微观，几乎都是倒金字塔结构方式；典型的、占主导地位的新闻再现和新闻建构方式，仍然是倒金字塔结构方式。倒金字塔结构方式，之所以能够成为比较稳定的新闻传送方式、新闻文本结构方法和写作观念，就是因为它体现了新闻自身的本性和新闻传播的直接目的――以最简洁、最快捷的方式向人们报告最重要的事实信息，从而实现传收双方的最有效的沟通和接近，而这，如前所述，正是传播规律的内在要求。

再次，任何新闻媒体，在受众定位问题上，总是首先把传播指向的核心受众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将其称为“目标受众”，而把其他受众则称为“边缘受众”。新闻媒介总是优先满足目标受众的新闻需要，然后才会尽可能满足更多受众的新闻需要。任何媒介的受众结构模式都是倒金字塔结构模式，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受众结构是按照倒金字塔思维观念、思维方式选择的、建构的，而这样的受众定位方式，本身就是新闻选择律要求的必然，也是实现传收双方有效接近的前提条件。

⒉以新闻标准选择新闻传播内容

在新闻传播内容选择上，新闻传播规律的内在要求是：按照新闻标准选择，而不是按照其他标准选择。如果首先按照宣传标准、公关标准、商业标准、主观意志标准等选择新闻传播的内容，那就意味着新闻传播将不再是新闻传播，也就根本谈不上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如果不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还想取得良好的新闻传播效果，那无异于痴人说梦。

新闻标准从大的方面可以分为两类：规律性标准，包括新闻价值标准和媒介形态标准；规范性标准，包括合法性标准、合德性标准、合政策性标准、合纪律性标准{14}。新闻内容首先必须具有新闻性、具有新闻价值属性，否则，传播就不再是新闻传播。新闻价值属性为什么能够成为确定新闻报道内容的标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具备这些属性的事实，不仅能够满足传播主体的新闻传播需要，也能够满足收受主体的新闻收受需求。因此，用来确定新闻报道对象的新闻价值标准，是新闻传播选择律的必然。媒介形态标准要求选择报道内容时，要考虑媒介的“工具尺度”或“技术尺度”，符合传播工具的客观属性。有什么样的传播工具才能进行什么样的传播，不同媒介拥有不同的技术支持，不同媒介传播新闻的媒介符号系统也有一定的差别，这些都是客观的东西，作为传播者必须遵守客观规律。传播主体还要根据一定社会提供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具体的条件确定新闻传播的内容。这是因为社会整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通过一定的法律规范、道德规范、政策规定、纪律约束等，决定着新闻传播媒介的根本制度和新闻传播的价值取向，影响着新闻业自身的行业规范、职业理念和运作方式。新闻传播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不可能完全超越整个社会系统对它的诸多约束和限制。因此，按照一定的规范选择新闻传播内容同样具有必然性。

在这两大类标准中，规律性标准具有基础性的作用，规范性标准是对符合规律性标准事实的进一步的合目的性选择。规律性标准反映的是新闻传播的客观需要，是一种规律性的要求；而规范性标准更多的是一种合目的性的要求。如果法是良法，德是好德，政策科学，纪律合理，其本身就是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反映，是社会生活对新闻传播在事实选择时的要求，在这一意义上，亦可说合法性、合德性、合政策性、合纪律性是一种合规律性的要求，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一种要求，因而，科学的规律性标准与合理的规范性标准本质上总是统一的。

⒊以新闻传播原则传播新闻

新闻传播的基本原则包括真实、客观、全面、公正、及时、公开等{15}。只有严格遵守新闻传播原则，才能具体实现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的内在要求，因为新闻传播诸多原则是新闻传播规律的具体体现。

传播者怎样才能高质量地满足收受者的新闻需求，实现与收受者的有效互动，达到二者之间的心灵沟通和接近，达到利益的共同追求，对于传播者来说，唯一不二的法门就是按照新闻传播的原则反映新闻事实，反映人们生存、生活、学习、工作的环境的最新变动。我国新闻界（连同我国党和政府）在汶川特大地震报道中，为什么能够赢得国内舆论、世界舆论的普遍赞扬，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新闻报道把“以事为本”和“以人为本”高度结合起来了，就是因为新闻界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对地震、救援等连续不断地进行了全面的、立体化的客观报道。从根本上说，则是因为我们的党、政府和作为其耳目喉舌的新闻媒介尊重了新闻传播规律，按照新闻传播规律进行了新闻报道。有报刊评论家做了这样的总结，恰好说明了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事实上，中国政府对地震灾情的及时公布就是一起典型的新闻传播案例，尊重新闻的规律换来的是媒体对政府的信任与尊重，换来的是国家形象的提升，这也充分说明，在互联网时代，一个国家要塑造良好的形象、影响他国受众的能力，不仅取决于政府的治理能力，还要能够把握全球化背景下信息传播的规律，以更透明、更公开、更及时的方式来应对突发事件。”{16}

注释

①《人民日报》在随后发表的题为《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社论中认为，的讲话“……深刻阐述了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全面分析了新闻宣传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着重强调了要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并就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从五个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和指导性，是我们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纲领。”参见《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载《人民日报》，2008年6月21日一版

②田心铭：《认识的反思》，第2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③陶富源：《实践主导论――哲学的前沿探索》， 第222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④这是一种必然性的变化方式，但是，当事物与其环境发生相互作用时，它会出现很多偶然性的变化。一个事物发展变化的轨迹或方式不仅取决于其内在要素的相互作用，也取决于它作为整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⑥黄旦：《新闻传播学》，第235页，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⑦参阅杨保军：《新闻理论教程》，第48页―第5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⑧参阅杨保军：《新闻活动论》，第96页―第10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⑨参阅项德生、郑保卫主编：《新闻学概论》，第86页～第88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⑩参阅姚纪纲：《交往的世界――当代交往理论探索》，第86页～第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1}关于新闻传播规律的构成，我曾作过专门探讨和总结，至今没有改变基本看法，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我在《新闻价值论》《新闻理论教程》《新闻活动论》中的相关论述

{12}参阅杨保军：《新闻价值论》，第23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参见杨保军：《倒金字塔――新闻思维的规律性结构》，载《新闻战线》，2008年第6期

{14}关于两类标准的详细论述，可参阅杨保军《新闻理论教程》第五章

{15}关于这些原则的详细论述，可参阅杨保军《新闻理论教程》第六章

{16}单仁平：《“第一时间”公布信息考验中国》，载《环球时报》，2008年7月3日第11版

新闻传播法制的基本原则篇7

记者：徐迅老师，首先祝贺《媒体人新闻业务守则》（以下简称《守则》）一书出版！此书从筹备到出版历经10年多，倾注了作者大量心血，您当初筹备组织撰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

徐迅：这要从2000至2002年我在国家广电总局总编室（后改为宣传管理司）挂职工作开始，那时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采编岗位到宣传管理岗位，这种转变使我的接触和关注重点从过去的内容传播转到传媒管理。在工作中，尤其是经过深入调研，我发现当时我国的广播电视节目内容规范管理模式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他律性（法律、政策、纪律甚至口头传达的宣传精神等强制性）规范。虽然经过努力，一些自律性规范相继产生，有其自身的价值，但也存在难以避免的缺陷，尤其在准法律或准自律性的规范方面。比如：虽然法律的公开性、稳定性及约束力强，但它不是为某个行业或某一部分人制定的，而是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因此它不可能具有广播电视业为制作节目所需要的操作性。职业道德虽然具有不同程度的操作性，却因为它主要靠从业者的内心选择，基本不具有强制力，从而降低了约束力。从1997年修订到2009年再次修订，我国传媒业最重要的自律文件《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已经有11年未做修改，现在又是6年过去了，且它在语言体系上以伦理学为基础而产生的引导力还稍欠缺。十几年来，我国新闻界遇到了一系列崭新的职业道德问题，《准则》对这些问题并未做回答，所以还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再看政策纪律和经验，虽然在当下仍然具有较强的约束力和操作性，但因不公开、不稳定等特点也致其规范价值大大缩水，这样的内容管理模式容易导致从业者职业道德疲软、行业自律机制生长缓慢、公众在对节目内容的监管中难以发挥作用等。要适应执政党依法执政、国家依法治国、政府依法行政的民主法治发展趋势，发展与繁荣文化产业，就有必要规范调整并逐渐改变这种被学术界人士概括为“他律挤压自律”的情形。在我国鼓励体制创新、制度创新的当下，我们有必要探索新的规范形式，并将以上各种规范形态的长处加以吸收、归纳与重新组合，产生一个公开的、行业共识的、内容明确的、相对稳定的、书面表达的、具有很强操作性和一定强制力的、可救济的节目标准。

记者：也就是说，您希望这本《守则》成为一种准自律性的“行规”？

徐迅：是的。这是一本操作性很强的媒体法与伦理相结合的节目标准，我称它为“第三种规范”。这几年，我研究了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20余种广播电视节目标准的规范性文件，有各自的管理特点，也有传媒业的共识，重要的一点是作为强制性规范的法律不多，作为没有任何强制性的纯自律规范也不多，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由行业组织或媒体自身制定并执行的准法律或准自律的管理规范。其中，准法律的规范是由政府依法指定的专业委员会或行业协会制定的，包括实体和程序在内的规范性文件，参照立法的许多技术性方法，表达相当严谨，这种模式以原英国独立电视委员会的《节目标准》为代表。另一种是准自律规范，是由广播电视媒体自行制定的，集法律、职业道德和编辑经验于一身的规范性文件，风格各异，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新闻标准与操作指南》为代表。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具有鲜明的行业特色（法律并不具这一特点），同时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全部内容都是为广播电视从业者的采编制作行为做出指引。

其实，在我国经济领域的多个行业里，行规建设早已起步，并在规范行业行为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比如经济领域先后提出的“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诚信经济”的口号。显然，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中国经济界在自己的实践中切身感受到，法律和道德作为行为规范各有长短，各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只靠其中任何一种都难以维系社会的正常秩序，所以，经济领域的行规应运而生。它是法律与职业道德的结合体，是兼具法律与职业道德的某些特点又与二者存在诸多不同的第三种规范。希望我们这本《守则》也能成为传媒领域的“行规”。

记者：您认为，传媒业各种形态，比如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它们的标准有什么异同？

徐迅：我认为，不论传媒是什么样的技术传播方式，其表达内容的标准应当基本相同，特别是法定标准，正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差别在于由于技术原因造成的违规责任有所不同。不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只要是专业的媒体，就应当有大致相同的内容标准。因此我也希望，这本守则能成为传媒领域新闻业务的“行规”，或可以成为产生行规、形成共识的基础。

记者：这部《守则》编写组集结了一批具有传媒工作背景的专家学者，像阴卫芝、庄永志、季为民、周俊等，都是先当记者，再当学者;还有几人是边在传媒做实务，边在大学兼职教学，是否可以将你们这种行为称为一场媒体人的自律行动？

徐迅：可以这么说。不算前期的积累，《守则》2009年6月开始制作，耗时6年，编写组共10人，分别来自报纸、广播、电视、网络以及新闻院校、科研机构、行业协会;专业背景包括新闻传播学、法学、伦理学、文学等;职业包括记者、编辑、制片人、总编、法律顾问、研究员、教授等。令人感到骄傲的是，所有编写组成员不论现在何种岗位，都做过职业记者与编辑，并在相关领域中有理论建树。由于了解我国新闻界实际情况，熟悉管理模式及要求，也较为理解新闻工作者的诉求，因此我们十分重视《守则》的操作性与实用价值。编写组四次开会听取了30余名业内人士的意见。在中国记协原国内部主任孙兆华的协调下，宁波日报社提供了资金支持。可以说，《守则》从设计、立项、制作、修改及出版全部源于中国新闻界内人士的自觉行动，是媒体人自己给自己制作的规范，是典型的自律行动。

记者：很多传媒和法学专家给予了这部《守则》极高的评价，魏永征教授称其在现行法律和媒体人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在制定过程中，编写组是如何衡量法律和《守则》之间的关系的？

徐迅：在这本《守则》的制定过程中，编写组经过多次讨论，最终综合考虑吸取了三方面内容：一是我国现行的法律;二是新闻职业道德;三是全世界新闻工作者都比较认同的专业规则。可以说，这是一部以我国现行法律以及业已颁行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新闻传播一般规范为准绳的新闻职业规范性文件。

虽然法律只制裁最恶劣的表达，并没有扮演主要规范的角色，但传统法的理论里也有“法律对表达自由实行最小限制原则”的说法，我国禁止媒体获得表达传播的法律规范已有不少，所以法律是我们必须考虑、必须遵守的底线。

记者：我看了此书中关于“案件报道”的规定部分，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便于记者在报道过程中快速了解法律法规。

徐迅：《守则》里字数最多的一条，就是关于“案件报道”的规定，共1500多字，大部分都来源于现行法律的规定。比如：第一，要尊重无罪推定原则。不超越诉讼程序，进行预先定性（特别是定罪）式的报道和评论，严格遵循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自证其罪原则;根据案件诉讼进程，及时、动态、连续跟进报道。报道案件的事实信息时，要多源求证，客观平衡，注重权威消息来源。要依法、正当获取案件新闻，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进入公民的私人空间进行采访，也不得以监听、监视、私自调查公民隐私等方式进行采访报道。要尊重有罪、有错者的人格尊严，最大限度降低案件报道的副作用等。

第二，新闻职业道德。我国原有的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的内容多是原则性的，比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维护司法尊严等。我们将其转换成更具指导性、更有操作性的语言文字。我们的目标是每一句都得能用，而不是一个口号。这是比较接近制定法律的技术和方法，条与条、部分与部分之间是相互衔接的。

第三，全世界新闻工作者都比较认同的专业规则。这些规则有些出现在新闻传播学的教材里，虽然老师这么教，可真到做的时候，你又会发现大家的选择千变万化。比如关于暗访和偷拍的问题，只要出一个这方面的例子，大家就会争论不休，循环往复。我们采取了世界大多数国家普遍采用的做法，即除非为了重大公共利益且非此不能获得真实情况，一般不采用隐性采访方式来揭露违法犯罪。对于何为公共利益，我们也作了具体界定：（1）揭露犯罪;（2）政府依法应当主动公开和重点公开的信息;（3）公共政策与法治;（4）公众的安全与健康;（5）公务活动是否依法进行;（6）国有企业、民间公共机构、公益服务与慈善活动是否依法进行。关注、传播、解释、评论以上事项符合“公共利益”，且作了补充规定：对是否属于公共利益应当谨慎评估，不宜任意扩大解释。某些公众感兴趣的事件虽然有一定的新闻价值，但未必与公共利益相关，比如某些娱乐明星的婚姻生活等个人隐私。

记者：这本《守则》为何要分成“条文版”和“释义版”两部分，基本框架区别在哪里？

徐迅：《守则》的内容主要是规范各类新闻媒体的从业者在采编过程中的共性问题，分为“条文版”和 “释义版”两部分。“条文版”全名为《媒体人新闻业务守则》，共3.3万字，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守则》条文，共52条，是采编行为规范及处理纠纷的程序。从信息来源、公共事务、他人权益、事实与意见、利益冲突、专业报道、语言与文字、更正答辩与道歉、违反《守则》规范的投诉与处罚等九个方面规范新闻采编行为。二是附件，由若干个具有参考及实用价值的国内外媒体的专业规范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学术研究成果组成。由于《守则》条文的大部分内容有法律依据，因此具有底线规范的性质，并不是很高的标准。职业新闻工作者按照守则的标准执业，可以有效避免法律风险。

“释义版”全名为《媒体人新闻业务守则释义》，按照条文顺序，一条条地介绍了这些条文产生的依据。这些依据包括：定义与背景、道德依据、政策依据、法律依据、中国司法案例、参考依据（包括中外媒体相关规范选辑、中外典型事件选辑与评析、中外理论观点）、课题组观点。释义版成果近80万字，可以作为守则推广过程中的辅导教材。其中“条文版”以及“释义版”中的 “课题组观点”是本编写组的核心贡献。现在读者所见的释义版中的诸多案例除注明引注的外，均为编写组成员根据公开的论文、报刊、媒体网站（包括两微一端）、较大商业网站、微博平台、有可信赖信源的微信（公号）信息重新编写、重述而成。

记者：在移动网络时代，许多媒体人都开了微博或微信公众号，您认为，职业新闻人应怎样规范自己的自媒体行为？《守则》对此如何阐述？

徐迅：新闻人的专业化程度、职业素养使其成为自媒体中一支特殊的力量。公众一般认为，职业新闻人信息的权威性、可信度高于普通民众，因而职业新闻人在自媒体平台上也获得更多的关注，具有较广泛的影响力。近年出现了不少职业媒体人网络表达过于随意、行为缺乏规范的事件，误导了受众，也给其所在媒体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我认为，职业新闻人在自媒体上的表达应延续职业规范要求，同时结合特定自媒体产品的特点，在其基础上进行针对性补充、完善。

我们编写组在制定自媒体行为准则时遵循了“避免利益冲突，不给所在媒体带来负面影响”的原则。即要求新闻工作者使用社会化媒体应当遵循“内外有别”原则，避免与单位及职业身份产生利益冲突;注册及使用媒体官方微博账号应履行严格的批准程序，遵循媒体信息的审核程序;注册个人账号，在能够被公众识别其职业身份时，其内容不损害单位的利益，观点不违背单位的立场。在如何避免利益冲突中，《守则》区分“事实信息”与“观点信息”，分别制定了规则及建议。例如：不应自行媒体尚未刊布的信息（亲身观察的非职业信息除外），事实性信息给出相应链接，内容不损害单位利益;观点信息时，应不违反单位立场，尽量中立平衡，避免对社会热点话题表态，谨慎言辞等等。

我们在编写《守则》时重点讨论的是新闻工作者个人在网络上的表达规范，对于媒体作为组织机构在微博等自媒体上的组织行为规范没有过多涉及。应当说，传统媒体在自媒体上开办的官方微博、微信公共账号等同样应遵守一定的规范。包括注册应获得所在媒体的授权，根据所获批准的具体内容、经营的思路和具体方式、遵照媒体内部的规章制度运营，指定专人权威信息，及时删除有害信息。比如要与其依托的媒体立场、风格、观点保持一致，同时与隶属媒体遵守同样的信息规定等。

记者：您前边谈到《守则》“释义版”的全部成果近80万字，但这次出版的是全部成果的缩减版，只有约30万字，这是考虑到首部《守则》的可操性吗？

徐迅：理论来源于实践还要到实践中检验。这是首部出版的《守则》，将来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增删、修改或补充;媒体还可以此为蓝本或者另起炉灶，产生本媒体自己的规范《守则》，当然这些规范都应当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的原则和程序。我建议，将《守则》或其他媒体行为规范作为单位用人合同的一部分，在双方签署劳动合同的时候共同签署。我们当时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将《守则》设计印刷成很小很薄的一本，方便媒体从业人员随身携带、随时翻阅参考。作为合同的一部分，《守则》的内容就变成了双方之间的一种约定，是一种合同义务，它是公开的、相对稳定的、书面的、明确的、可操作，同时可救济的。在从业人员签署合同的同时就意味着他接受了《守则》规定的全部行为规范，将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遵守执行。这样一来就把我们传统管理模式里全是强制力的他律内容变成了一种平等主体间的约定，是准法律的内容，这也符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要自觉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

新闻传播法制的基本原则篇8

（驻马店广播电视台河南463000）

【摘要】社会进步催生产业发展，新闻媒体作为现代社会中新闻信息的传播者，其对于信息的传播在无形之中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逻辑，甚至对人们的行为习惯也有较大的影响，对社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在该形势下，需要新闻信息具有良好的质量，新闻传播者的各项意识则直接影响到新闻信息的质量，应建立良好的现代意识才能使得新闻媒体能够发挥出其正面的效应。本文简单地分析了新闻传播者的现代意识，包括责任意识、信息意识、求实意识等，为当代新闻工作者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 新闻媒体；新闻传播者；信息意识；责任意识；求实意识；研究

前言

媒体是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与时俱进的产物，其发展壮大不仅仅与现代先进的信息技术及设备有着紧密的联系，也与人们思维观念的变化有着直接在不断关系，也会对人们的思维观念带来较大影响。而社会形势在不断变化，媒体作为新闻信息传播者，其需要有更高的素养，具备各项新时代意识及新闻职业技能，才能将新闻媒体的主要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从而逐渐培养广大受众的现代公民意识。其不仅是新闻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现代社会的发展对新闻工作的主要要求，对该类课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也是十分有必要的。

1．信息意识

1.1信息意识的基本概念

信息意识是指新闻传播者面对社会的各项文化活动、经济活动，能发现其中各类有新闻价值的信息，并对其进行辨别的能力。由于媒体工作的性质较为特殊，其主要工作是以传播信息为核心，开展各项相关的活动，而新闻信息的传播者需要具备强烈的信息意识，能够在大量的信息中准确地定位信息、认识信息、迅速接受信息，并合理进行利用，即对信息的进行收集、整理、制作及传播，并做好信息的处理工作，保障信息质量，并及时收集反馈信息，并妥善处理①。

1.2运用信息的方法

1.2.1构建信息网络

构建信息网络是为了挖掘信息源。社会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产生着新闻信息，不仅信息量大，且具有极强的动态性，因此新闻传播者需要贴近生活，并充分利用各项信息技术、网络、设备等，了解社会各界的状态，收集最新的信息，使得信息的来源更广阔，并对各类信息进行深入挖掘，使之更有深度。

1.2.2信息的分析与开发

新闻传播者需要根据信息的性质而优选、过滤，包括信息的价值、素材类型、舆论方向等，全面掌握信息的内容，并对其进行相应的处理、加工，对信息进行创作，不断开发，形成新型信息。而这就要求新闻传播者具有较强的前瞻能力，有效地预测即将出现的新闻事物，并巧妙的掌握新闻传播成功的主要因素，掌握新闻消费市场的需求方向②。

1.2.3有效鉴别信息

传播正确、新鲜的信息是新闻传播者最为基本的要求，需要从多角度对信息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评估仔细、辨别真伪，传播正确的、真实的信息才能有效地引导社会和受众。现代媒体的竞争较为激烈，新闻竞争力主要表现在谁发布的新闻信息能在第一时间内被受众所接受，谁就赢得了市场的主动权，且被受众最先接受的往往是质量良好、时效性强的新闻信息。新闻的报道方式可以不拘泥于传统的播报，可以综合利用各种媒体消息、通讯、图片、评论等进行报道，电台、电视台、网络可以联合运作等，将自己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快速进行立体式宣传报道，强化报道深度、影响力及冲击力。

2．责任意识

2.1当前大众的价值观状态

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是其主要的社会职能之一，代表着广大受众的利益，是一项重要的作用，也是现代新闻传播活动的基本条件。新闻传播者需要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才能保障舆论导向的正确性。我国社会的发展处于特殊阶段，各种要素相互影响、渗透、作用，新型的体制处于建设之中，各种价值观不断地融合交织。新型价值观对传统价值观产生了一定冲击，但其也尚未达到完善的程度，社会并没有完全接纳，因此人们的价值观没有主导性，价值观尚未稳定，人们在比较、选择价值观时存在一定难度，容易出现盲目、极端、迷惘的情况。新闻媒体作为一种文化制造与传播的主体，需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对大众进行正确的引导，从而构建健康、完整的价值观，其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意义重大。

2.2新闻传播者责任意识的意义

新闻媒体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才能具有良好的品质及较高的文化品位。新闻媒体对大众的文化引导，应从更有高度、更有品质、更有品位等方面着手，使得整个社会的文化品质得到较大提升。如果新闻媒体将重点集中于娱乐化、煽情化的信息，则会将浮躁、没有内涵的文化灌输给大众，因此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十分重大。新闻媒体传播者的价值观与新闻信息的质量及水平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也直接决定了性质及风格。新闻传播者需要全面认识自身肩负的社会责任，接受公众的监督，并做好自身的管理工作，提升品质，为大众做出好的榜样，发挥出良好的社会职能。

3．求实意识

3.1求实的意义

信息成为新闻需要具备两个特点，首先就是真实，然后将其报道出来，新闻信息的传播范围极为广阔，会对大众的视听及思维观念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先是对事物形成直观、感性的认识，要求信息具有较高的真实性，然后再对事物进行理性的认识，要求其本质的真实性。其次就是新闻报道需要具有极高的真实性，其也是新闻的基本要求。但是现实的情况是，部分媒体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包括利益的驱使而出现新闻失真的情况，甚至报道假新闻，其也是现代新闻传播中一个严重的问题，不仅混淆了大众的视听，使之无法分辨事物的真伪，也严重影响到了媒体的信誉及新闻工作者的形象。新闻信息要具有良好的真实性，它要求新闻工作者要树立强烈的求实意识。

3.2保障新闻真实性的基本要求

求实求真，杜绝假新闻的出现与传播是新闻工作者的基本职业道德。西方的新闻传媒存在着配置新闻现场的现象，一些无法让人实在感受到的无形事实，记者利用技术方式将其开发出来，成为事实载体，使之清晰地展现出来。加上导演新闻、制造新闻的界限很难把握，所以很多国内的新闻学界对其往往持否定态度。事实属于客观存在，新闻传播者无法培植，记者只能展示事实，而不能创造新闻，不然则会造成恶劣的影响，因此记者需要不断的提高认识，在客观公正的原则下，深入实际地报道。忠实新闻信息的真实性，不仅能提升新闻媒体的形象，也能够净化社会风气，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同时也更好地彰显自身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中坚力量。

4．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