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的科学观范文

辩证的科学观篇1

关键词：资本主义私有产权；资本主义股份制；消极扬弃；合作工厂；积极扬弃；公有产权

一、《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历史沿革的研究概述

《资本论》的学术魅力不仅在于理论抽象和严密的逻辑推理，而且更在于研究社会经济问题所遵循的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它是《资本论》这一重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著作的思想精髓。马克思正是在这一方法论的基础之上，研究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私有产权问题。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通过梳理《资本论》中的相关阐述，我们可以概要性地总结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历史沿革：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早中期，其最主要的形式是私人经营，比如家族式私营（当然由于私有产权形式的复杂性，也存在合营等其他私有产权形式）；到了中晚期，随着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高度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股份制，并且出现了一些类似合作工厂这一积极突破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产权形式；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穷途日暮的晚期，极度自由资本主义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了卡特尔、托拉斯、辛迪加等垄断资本主义产权形式，迫使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积极干预。在以下的论述中，本文将重点探讨资本主义股份制和合作工厂，以及它们对我国现阶段公有产权改革的重要启示。

二、资本主义股份制与消极扬弃的辩证法

（一）资本主义股份制的重要制度基础——资本主义信用

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它的存在有其客观的物质经济基础——“以便对利润率的平均化或这个平均化运动起中介作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建立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之上的。”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对信用制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归根结底是为资本攫取剩余价值服务的。简要剖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信用制度，它主要包括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国家信用，但在资本主义信用制度高度发达的今天，三者相互渗透。比如说，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罗斯福政府通过金融机构大量发行国债，并以工代赈，消极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是国家信用、银行信用与商业信用有效结合、调节经济的典型案例，因此，资本主义信用制度正如马克思所解析的那样，它“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

（二）资本主义股份制的历史特征

资本主义股份制的重要历史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首先，它依然是资本主义私人产权形式，它存在的物质经济基础——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依然根深蒂固，因而它并没有突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陈旧的范围，也没有根除资本与劳动、私人财富与社会财富的对立，不仅如此，它反而在新的形态上激化了它们之间的对立。其次，由于股份制所必然导致的资金和劳动的社会集中，即使是在私人控股的前提下，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也取得了“社会企业”的形式，形成了虚拟的、间接的“社会财产”，策略性地适应了物质生产力社会化的发展要求，而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化大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的重要物质经济基础，因此资本主义股份制纯粹是一种消极的过渡点，存在着“自行扬弃的矛盾”，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规模经济效应。再次，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出现了资本所有权与职能相分离的现象，即资本所有者沦为单纯的货币资本家，完全脱离了具体的生产过程，企业由专门的职业经理经营，但在“生产资料已经转化为资本”的前提下，资本所有者可以攫取全部利润（即包括企业主收入和利息），实现其梦寐以求的“坐享其成”。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专门靠炒作、投机股票的食利阶层，马克思称之为“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一种没有私人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最后，由于股份制的过渡性，资本主义股份制存在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改革后的股份制——社会主义股份制（公有控股），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能够适应“过渡型”社会主义经济的组合产权形式。

（三）消极扬弃的辩证法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一，它表明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不断地自我完善与发展的过程，同时这一过程是由一系列存在着内在联系的阶段性过程的统一。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亦是如此。但是，由于事物发展的复杂性、曲折性，对某一阶段的“否定”，既存在着积极地“否定之否定”，又存在着消极的“否定之否定”，这就是积极扬弃与消极扬弃的辩证法。

资本主义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自我消极扬弃形式。私人私营企业是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初始的主要形式，但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出现，资产阶级在确保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根本不变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具体形式进行了适度调整，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粉墨登场”，与私人企业形成了形式上的“对立”，实质上二者“殊途同归”——都是为实现资本主义私人所有权（所有制）的经济利益服务的。因此，资本主义股份制尽管在形式上有所突破，但是它并没有根除私人财富与社会财富的对立、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反而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随着“小鱼被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对个人生产资料的剥夺发展到了极致——这种剥夺已经降临到中小资本家本身，社会财富越来越被极少数大资本家所垄断，并最终迫使资本主义国家行政权力的介入，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垄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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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作工厂与积极扬弃的辩证法

（一）合作工厂——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进一步否定

资本主义股份制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进行了消极地“形式”层次的否定，而工人联合体的合作工厂对其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否定——涉及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物质内涵”层次的否定，由此可见，合作工厂是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更为深入地“否定之否定”，取其精华——它所体现的某些共性范畴，比如股份制及其基于的信用制度等，祛其糟粕——它所蕴含的物质内涵——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权）。因此，虽然资本主义股份制和工人联合体的合作工厂都属于过渡性的组合产权形式，即两者存在形式上的可比较性，但是它们的物质内容大相径庭，合作工厂批判性地否定了资本主义股份制，它在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扬弃方面，走得更远。

（二）合作工厂积极的历史过渡性

马克思指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这句话体现了合作工厂的历史过渡性，即合作工厂不仅具有历史积极性，而且必然会存在其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合作工厂的历史积极性在于，通过工人自己的资产和劳动的联合（基于这一点，马克思这里所讲的“合作工厂”可理解为“股份合作制工厂”），它在其内部从根本上消除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从而扬弃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的、建立在资本与劳动对立基础上的资本增殖，形成一种建立在自己劳动基础上的资产增值，这类似与小商品经济私有产权形式，不过那时的小商品生产者在这里转变为工人的“联合体”；但合作工厂存在其历史局限性：尽管合作工厂的资产归工人联合体共同“占有”，摈弃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垄断占有，但是它依然遗留着资本主义“母体”的历史痕迹——工人联合体的个体之间的私人产权关系依然是清晰的，这就使合作工厂依然仅仅是一种比较低级的集体经济产权形式，依然有改进的空间。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亦属于一种过渡性产权形式，但它不同于资本主义股份制，它是积极的过渡性产权。

（三）积极扬弃的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法是积极扬弃的革命辩证法。工人联合体的合作工厂是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革命性突破，这种突破的革命性不仅仅是在于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形式的扬弃，更为关键性的一点在于，它扬弃了资本主义私人垄断占有，在其内部消除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私人财富同社会财富的对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为更适应物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生产方式的形成，进行了积极地探索和实践。当然，由于当时的历史客观条件的制约，马克思所描述的合作工厂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但它的改革取向是积极向上的，是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发展潜力的。

四、对我国现阶段公有产权问题的思考

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企体制改革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而所有制（权）的结构性改革是公有制企业体制改革的核心，很显然，对我国现阶段公有产权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整个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点、突破口。在社会主义公有产权的改革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积极扬弃的辩证法这一科学的改革观，从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公有产权的具体形式。

在突破纯粹、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而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时，要保持公有制经济成分的绝对主体地位以及国有制经济成分的绝对主导优势[3]，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公有产权改革必须牢牢谨记的首要原则，它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重要物质经济基础，是国民经济发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重要物质保障。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属于过渡型社会主义，公有产权可以采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等各种过渡型产权形式，但是要注意酌情处理，不能“一刀切”，更不能搞盲目私有化。比如说，一些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依然应该采取国有国营的形式；一些经营状况不是很理想、但大有发展潜力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可实行国有控股的股份制经营（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继续推进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而一些盈利能力明显不足、持续亏空、毫无发展前景的中小型企业可实行租赁、承包，甚至出售；对于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根据目前农村经济的发展形势，可鼓励农民从联产承包责任制过渡到农村专业化合作社经营，实现农业的专业化、规模化、现代化经营；针对异军突起的民间个体私营经济，对已经较有规模的个体私营企业，要有意识的引导它们推行员工持股计划，同时要通过法律、行政等强制性手段提取公积金、公益金，提高公有财产的比例。此外，要加快绝大多数企业（特别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的进程，同时加快对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及监控工作，谨防由于虚拟资产的极度膨胀而导致的经济虚假繁荣。

参考文献：

1、张宇，孟捷，卢荻.高级政治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张薰华.《资本论》脉络[M].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3、何干强.《资本论》的基本思想与理论逻辑[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辩证的科学观篇2

[关键词]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辩证关系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从而科学地揭示了构建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的辩证统一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注重从和谐的角度求发展，是科学发展观对社会发展的目标指向；坚持科学发展观，注重从发展的角度求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指导方针。

一、构建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指向目标

同志明确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样的社会状态和发展目标，同样是科学发展观预期和追求的发展目标。而且只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真正实现这样的社会状态和发展目标。

1．构建和谐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

同志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指出：“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古往今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们一直把实现社会和谐作为美好追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和谐”的思想源远流长。《左传》写道：“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诸子百家争论不休，但对社会和谐却都心向往之。从孔子的“和为贵”、“和而不同”，到墨子的“兼相爱”、“爱无差等”，再到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表达了人们对社会和谐的美好憧憬。在西方思想史上，古希腊哲学家很早就把“和谐”作为哲学的基本范畴。从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的“整个天是一个和谐”的思想，到柏拉图提出的“公正即和谐”的命题，再到赫拉克利特提出的“对立和谐观”，都反映了人类对社会和谐的理性思考。

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空想社会主义就是以社会和谐为主旨的。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发表《全世界和谐》一文，指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必将为“和谐制度”所代替，到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美国进行共产主义试验，以“新和谐”命名，再到德国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_的保证》一书中，把社会主义称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都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

马克思、恩格斯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了实现美好社会理想的正确途径。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未来社会将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极大地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形成和谐的关系。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就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他明确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设想，指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进方向。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的目标。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早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就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重要思想，强调要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断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继续探索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基本纲领，强调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构建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强调要按照“五个统筹”的原则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规划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基本原则和战略部署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总之，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思想，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设想，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2．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宗明义地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极其重要的论断，深刻揭示了社会和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者之间的本质关系：一方面，用“社会和谐”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认识；另一方面，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阐明“社会和谐”，揭示了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的社会制度属性。从而为我们奠定了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础。

本质是事物根本的质，一个事物的本质同事物自身具有直接同一性，它使一事物成为该事物而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本质属性是事物本质的表现。“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论断，揭示了社会和谐这一属性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固有的，又是它所特有的。社会和谐不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或其他剥削社会的本质属性，不是不同社会形态的共同属性或人类社会的一般性质，是这一命题不言而喻的题中之义。在中国，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区别于旧中国的本质属性，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近代以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都不是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和谐社会。在当代世界，社会和谐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离开社会主义道路重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那些国家的社会，都不是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和谐社会。尽管实现社会和谐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但在存在着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社会制度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如果社会和谐可以作为本质属性为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社会所共有，它就不能被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社会和谐之所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而不为其他性质的社会所具有，是由社会基本矛盾性质的不同决定的。人类社会都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的。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容、形式和性质的不同使社会在发展中区分为不同的社会形态。人类历史发展中已经出现的几种基本社会形态按其社会基本矛盾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对抗性的社会形态和非对抗性的社会形态。一个社会是否具有社会和谐的本质属性，归根到底取决于其社会基本矛盾是否具有对抗的性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为核心的政治上层建筑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通过改革不断得到解决，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从而使整个社会呈现和谐状态。在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基础上产生的人民内部矛盾是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只要处理得当，不会表现为剧烈的冲突。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仍然存在着具有对抗性质的敌我矛盾，但只要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矛盾，运用人民民主的力量，可以把一些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或用非对抗的方法解决这些矛盾。这些对抗性矛盾的存在也不会妨碍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总之，我们要构建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中的“社会主义”四个字，如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一样，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标明了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制度属性，标明了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所特有的本质属性。

3．构建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同志明确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属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范畴，两者起点一致、实践过程一致，它们是相互包含、相辅相成的。

党的十六大在规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明确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在这“六个更加”的目标中，“社会更加和谐”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目标，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之后，经济社会发展就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既有因为举措得当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因为应对失误从而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长期动荡的失败教训。改革开放29年来，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使国家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8万亿人民币，按当年汇率计算人均超过1700美元；经济体制基本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加速，社会变革加深，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但也要看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增长并日趋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了新的要求；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与此同时，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也开始显现出来：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加，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能源资源之间的矛盾加剧，腐败问题、分配不公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只有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能力，不断提高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的能力，不断提高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不断提高有效管理社会事务的能力，才能保持社会稳定和谐，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正是从这个战略意义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条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辩证统一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包含着“社会更加和谐”，社会更加和谐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当然，从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上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更高、时间更长、任务更重。我们在完成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之后，还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继续长期奋斗。

二、科学发展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指导方针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是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因而也是统领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而且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保证。

1．“以人为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原则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把人作为发展的主体，把人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和根本动力，明晰了“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的重大原则问题，体现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科学理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必须解决“为谁构建、靠谁构建”这两个根本问题，而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才能确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关于“为谁构建”，《决定》明确指出：“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关于“靠谁构建”，《决定》明确指出：“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促进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和谐社会”与“以人为本”是相互关联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着眼点是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以人为本的着眼点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两个发展目标是同一历史进程，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一方面，社会发展的状况规定着人的发展状况。只有社会发展了，才能为人的发展提供客观前提和现实基础。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人的发展状况也制约着社会发展状况。而只有不断提高人的发展能力，才能推动社会不断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发展又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条件。人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说明，人的发展达到何种水平，社会发展才能达到相对的状况；社会发展到了何种水平，必然要求人的发展达到相应的程度。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2．全面协调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

全面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协调发展，全面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正是依据科学发展观这一重要发展理念，《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社会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发展的协调性。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更加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加注重发展社会事业，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创造更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使国家的整体实力不断增强，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包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关键还是要靠发展。只有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我们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才能形成更完善的分配关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求。

同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要求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全面协调发展。虽然它们有各自特殊的领域和规律，但又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又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提供重要条件。我们一方面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另一方面要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正是遵循这个历史辩证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决定》也因此把“和谐”纳入我国现代化的目标，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

3．可持续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科学发展观坚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正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这个根本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重要的建设目标。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恶化，如果资源能源供应高度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近代以来，随着人类改造和支配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特别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使人类对大自然的掠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文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是以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为代价的。当今世界，由于许多国家面临巨大的发展压力，急于求成、盲目追求经济增长成为普遍现象，人与自然的关系空前恶化，各种威胁人类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可以说，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彻底改变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无序、失衡状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已成为当今人类社会的重要课题，也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妥善应对的新挑战。

和谐是具体的、历史的，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持续发展过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但要伴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而且要贯穿社会主义生长成为共产主义的全过程。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为之建设、为之奋斗。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统筹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既积极实现当前发展的目标，又要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保持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为子孙后代留下充足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空间。因此，我们要科学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学会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更加科学地利用自然为人们的生活和社会发展服务，坚决禁止各种掠夺自然、破坏自然的做法；要引导全社会树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意识，以优化资源利用、提高资源产出率、降低环境污染为重点，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要加强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抓紧解决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环境污染问题，保证人民群众在生态良性循环的环境中生产生活，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发展目标。

三、实现构建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辩证统一的方法论原则

同志明确指出：“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发展观往往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坚持科学发展观，就能实现社会和谐；违背科学发展观，就会破坏社会和谐。因此，要实现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统一，我们必须坚持下列辩证方法论原则。

1．坚持改革开放和安定有序的辩证统一

“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遵循的重要原则，也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安定有序”，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实现科学发展的社会条件。因此，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和安定有序的辩证统一，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充满活力，又稳定发展。

社会要和谐，关键在深化改革开放。只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才能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只有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建立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只有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才能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只有深化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完善社会管理，才能激发社会活力，增进社会团结和睦，保障社会安定有序。总之，只有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才能使社会更加和谐。而要深化改革开放，社会安定有序是前提。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内部矛盾出现新的特点，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任务复杂而艰巨。只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才能妥善应对和处理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牢牢掌握加快发展的主动权，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的发展；只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才能化解矛盾、理顺情绪，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进和谐社会建设。这表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并不是矛盾的，前者是目标，后者是手段。只有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前提条件。也只有实现社会和谐，才能为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提供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正因为如此，《决定》强调：“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以改革促进和谐、以发展巩固和谐、以稳定保障和谐，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2．坚持共同建设和共同享有的辩证统一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共同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体力量，也是科学发展的力量之源；“共同享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特性，也是科学发展的根本目的。我们只有坚持共同建设和共同享有的辩证统一，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促进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共同建设和共同享有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一方面，共同建设是共同享有的基础。如果不能形成全体人民共同建设的局面，就必然会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效益和成果，共同享有就成为空话。另一方面，共同享有是共同建设的保障。如果和谐社会建设成果不能被大家共享，就势必会影响建设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且会产生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全体人民只有在公平享有和谐社会建设成果之后，才能更加积极主动并富有创造性地参与和谐社会建设。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把共同建设和共同享有辩证统一起来，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的进一步拓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始终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是创造社会历史的主体力量，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体力量。能否坚持群众史观，不仅关系到巩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群众基础，而且关系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依靠力量。正如同志指出的：“全国各族人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是我们事业成功的保证。”要使和谐社会“充满活力”，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激发各行各业人们的创造活力，坚决破除各种障碍，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两个共同”，坚持建设依靠人民，建设为了人民，建设成果供人民共享，就能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就能更广泛地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3．坚持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的辩证统一

加强制度建设，是实现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保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保证，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我们只有坚持制度建设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辩证统一，才能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双保证”。

辩证的科学观篇3

片面转向全面。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党的发展理念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片面发展，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增长是硬道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数量与速度，以这种片面发展为指导，结果使得效率底下、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急剧恶化，各种社会问题也日益凸现出来，严重制约和危害社会的健康发展。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发展就是全面发展，它强调各方面协调发展，就是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它要求我们党纠正过去单纯把经济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的片面观点和做法，坚持把发展当作是一个包括经济增长、政治**、科技进步、文化价值观念变迁、自然协调、人的发展等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全面发展。只有实现从片面发展向全面发展的根本转变，才能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所以党要实现科学发展，就不仅要“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而且要“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但是全面发展不等于同步发展，也不等于没有重点，如果片面强调同步和工作抓不住重点必然影响社会发展的全局，所以科学发展观要求党“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推动社会全面发展，实现了由片面发展向全面发展的辩证转向。

孤立转向联系。联系是指一切事物、现象之间及事物内部要素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和相互作用的系统。它要求我们必须从客观事物本身的真实联系去把握事物，去认识和处理问题。发展作为一种客观事物当然也不例外。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党更多地是运用孤立发展来看待和处理各种社会问题，使条块分割开来，形成了典型的城乡、区域、部门、行业和人与自然发展相对立的二元结构，人为地造成它们之间的巨大差距，带来了它们发展的不平衡，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科学发展观则运用联系的观点来看待和处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关系，实现了党从孤立发展向联系发展的根本转变。比如，科学发展观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就是党不仅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而且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实现了孤立发展向联系发展的辩证转向。

静态转向动态。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的。发展就是事物的一种运动状态，但是它又不是一般的事物的运动，而是向前的、向上的、推陈出新的，是由低级向高级、由旧质向新质、由落后向先进的运动变化的过程。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定会产生许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只能用动态的发展观而绝不能用静态的发展观来处理。因为发展不是一种简单的量的扩张，更重要的是一种新质的不断产生的过程。用静态观点来处理发展中的问题，就会只有用否认发展、停止发展的办法去解决，这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解决党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一旦停止发展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其后果不堪设想。只有实现从静态向动态发展的根本转变，才能解决发展中凸现出来的各种矛盾和困难。只有用动态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和发展中的问题，才能为保持社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所以坚持动态发展，推行前瞻性战略的可持续发展，就要把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结合起来，把动态发展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把可持续发展寓于动态发展的过程之中，在谋求当前利益的同时，要着眼于长远利益，防止为了当代人的利益而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防止只顾眼前发展而牺牲长远的持续发展，保证人、经济和社会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就是在动态中实现发展。

非矛盾转向矛盾。矛盾是事物的根本属性，是事物的存在方式，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发展就是事物内部矛盾和事物之间的矛盾不断产生、发展和解决的过程，而矛盾的不断解决又不断推动着事物的发展。科学发展观从本质上来说是如何更早发现矛盾、尽快认识矛盾和正确解决矛盾。当前是我国发展最好最快的时期，又是许多新矛盾不断产生并凸现的时期，“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我们的工作与人民的期待还有不小差距，前进中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对于在发展中出现的这些矛盾，“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些问题，继续认真加以解决”，运用矛盾发展的方法，既不能否认它也不能忽视它，更不能视而不见，而是要承认它并努力去正确解决它。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转变发展理念，树立矛盾的发展观。实现从非矛盾发展向矛盾发展的转变，要求运用矛盾发展的眼光，特别需要注意掌握解决矛盾的方法，即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并在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同时，学会全面协调其它方面的矛盾，注意解决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科学发展观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抓住了我党发展中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了事物发展链条中的关键性和决定性的环节，同时也坚持政治、文化、社会和自然的全面发展，这就没有忽视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

辩证的科学观篇4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人类社会；发展概述

中图分类号：B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1-0266-01

一、自然辩证法发展概述

自然辩证法是以人和人类社会为指向的人文文化体现为内容，对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内向观察，以及对人的生存方式、价值和意义的探索。科学技术哲学则是主要研究自然界的一般规律等基本方法、科学技术及其发展中的哲学辩证的问题与科学技术及社会的相互作用等内容。

二、自然辩证法与诸学科之间的关系表现

我们知道，自辩法诞生于19世纪中叶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三个方面的重大变化和发展冲击着人们原有的自然图景和思维方式，为其创立提供了客观基础。表现如下：一是大机器生产带来的人类生产活动的高度社会化，加强了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和交往，改变着人们旧有保守的、静止和孤立的思维习惯和方法；二是自然科学的一系列伟大发现展现了自辩法发展的本性和规律，冲击着人们业已形成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三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创立，为自然辩证法的创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使自然观的革命有了理论指导。自然辩证法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和诸多因素下，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相结合的一场伟大的理论革命。自然辩证法揭示了自然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人对自然界的能动关系等，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思想观点等，诸多体现具有划时代的变革。

综上所述，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自然界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一般关系的学说。与此同时，自然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社会学等研究，不仅具有哲学属性，而且也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

三、自然辩证法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

当代自然辩证法以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所要揭示的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中的一般规律以及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一般规律，而不是自然界中个别的过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个别领域或者科学技术个别学科的特殊规律。这个一般规律也正是哲学研究区别于科学技术研究的特殊之处。自然辩证法一方面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在自然界中的具体表现和科学技术领域的具体应用，另一方面又是对科学技术及其发展的哲学概括。

自然辩证法作为关于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科学技术及其与社会关系的已有成果的概括和总结的哲学学科，不仅对于整个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指导人们正确认识和改造自然，发展科学技术，协调人与自然以及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在理论价值上，不仅为科学的世界观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为认识论和方法论提供具体的理论论证。与此同时，为哲学价值观增添丰富的科学内容，是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从实践价值，一方面，对正确处理和解决全球性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具有实践价值。另一方面，为科学技术活动提供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导。最后，对于实现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

总之，当代自然辩证法以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所要揭示的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中的一般规律以及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一般规律，而不是自然界中个别的过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个别领域或者科学技术个别学科的特殊规律。

四、自然辩证法在社会发展中的思考

自然辩证法的创立与发展同哲学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及其与社会关系的已有成果的概括和总结。由于科学技术在发展过程中同社会发展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所以也是协调人与自然、科技与社会关系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科学的社会科学）的最高概括，钱学森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归纳为十个紧密相联的科学技术部门。这十大科学技术部门的划分方法，正是钱学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系统论对科学分类方法的又一创新。因而在我们的学习中，需要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和现代科学方法等多重知识结构，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科学技术工作者合作联盟，才能取得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让自然辩证法能够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桥梁。

参考文献：

[1]吴国盛.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三十年.天津社会科学. 2008.07.

[2]谈新敏、 安道玉.自然辩证法概论.郑州大学出版社.2007.09.

辩证的科学观篇5

关键词:马尔科维奇;辩证法;自然辩证法

在过去,学术界对马尔科维奇的关注较多的是其实践观,比较少的人对他的辩证法思想进行专门的研究,或者只是笼统地认为马尔科维奇对传统辩证法的批判和对人道主义的建构只不过是在新的条件下重复了卢卡奇的老调。事实上,这是马尔科维奇的重大误解。马尔科维奇虽然深受卢卡奇的影响,但在理解和诠释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上,与卢卡奇相比,马尔科维奇又向前走了一步。

一、南斯拉夫“实践派”与“正统派”之争

在上世纪 哲学 界关于辩证法的争论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中——南斯拉夫“实践派”与南斯拉夫“正统派”(即辨证唯物主义派)的争论具有很大的影响。双方在辩证法问题上的激烈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上:第一,辩证法是不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和 发展 的最一般 规律 的学说?第二,有没有自然辩证法?在这两个问题上,实践派的基本倾向是从人的存在来重新理解辩证法的概念,并主张将辩证法人道主义化。

然而,在实践派内部,意见又有分歧,正如马尔科维奇所指出的,“实践派”同仁“在拒绝正统的辩证法概念”时,又分成两种人。一种人因而从根本上丧失对辩证法的兴趣,另一种人则仍然相信,“辩证法对批判哲学是恰当的方法,并一方面试图通过深入研究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以及马克思著作中的内在辩证法,另一方面通过对当代其他方法(分析方法、现象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批判考察来发展辩证法” [1]。前一种人指的是以m.坎格尔等人为首的“激进派”,他们否认辩证法是关于客观现实的普遍规律的学说,同时也最坚决、最彻底地否定自然辩证法。而后一种人,显然是指以马尔科维奇本人为代表的“温和派”,他们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问题,而在一定范围上并不否认自然辩证法的存在。

二、人道主义化的辩证法

在马尔科维奇看来,当前对辩证法的定义存在诸多弊端,只有从人的角度来研究辩证法,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本质。

(一)辩证法的定义

在马尔科维奇看来,在当时无论在南斯拉夫还是在其他国家,辩证法的概念都存在着巨大的混乱。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辩证法的定义及辩证法方法的著述上都是不尽人意的,尤其是当时的教科书,对辩证法的定义存在着种种弊端。他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1、对辩证法的一些重要范畴(如发展、进步、对立、质、量、必然性等等)的分析、解释或定义仍是含混不清的;2、把辩证法原则无批判地、教条地理解为绝对的独立于人及其经验的现实规律,这些规律所表达的观点则被认为是神圣的、普遍的、绝对正确的和已被证明的,这样一来,辩证法也就被当成了一种已经完成了的东西;3、建立和应用辩证法的方式极其有限,很少作用自然 科学 以外的其他领域(如心 理学 、社会学、 经济 学等)的知识来丰富发展辩证法的尝试。

针对传统的辩证法定义——“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 [2],马尔科维奇认为,辩证法“既不是一种绝对的、抽象的精神结构(如黑格尔所说),也不是自然界的一种一般结构(如恩格斯所说),而是人类历史的实践及其本质方法的一种总体结构——批判思维” [3]。而这种批判思维区别于其他类型的批判思维的地方在于:前者的最终目标是“人在历史上的自我实现” [4],这也是辩证法的本质所在;而后者基本上都是从某种超人的价值(如上帝、逻各斯、世界精神等)出发来研究现实。因此,只有马克思的辩证法才是真正从一种人本身存在的角度出发来研究现实,也只有这种批判思维才是人道主义的,即“它还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研究和解决人道主义问题的方法,归根到底,被理解为一种决定人类行动的目标与适当手段的方法” [5],其他的都是非人道主义的。

可以说,在辩证法的定义问题上,马尔科维奇的看法基本上与卢卡奇是一致的,都强调了辩证法的批判性及人在历史中的自我实现这一本质特征。不过,对于辩证法的特征,马尔科维奇作了更系统更深刻的分析。

(二)辩证法的特点

这种方法与其他方法的区别在于以下几个特点:1、总体性:现实必须被理解为一个具体的总体,而不能被当作彼此孤立的各个部分的组合;2、具体性:划定严格的两分法,只是概念探究过程的最初摸索;只有更深入的分析才能揭示对立面之间的中介;3、历史性:对共时性、结构性关系的研究必须以对历时性、历时性关系的研究为补充。一切表面上静止的对象不过是其历史的一个阶段,只有根据其起源和未来可能,才能全面地理解它;4、矛盾性:一切事物的动力在于事物内部各种对立力量和倾向的冲突;思维的动力在于矛盾的发现;全部问题无不是这样或那样的矛盾;解决问题就意味着解决矛盾;5、自觉性:实践这一特殊的人类活动,同物质(以及被物化了的人类存在)世界之外部的、严格的规定性不同,是以自觉为特征的,即人自觉地、有目的地投身于实践之中,并通过实践去实现人之特殊的、自由选择的可能性;6、否定性(革命性):使对象发生根本质变的原因,是对象突破了其内在本质的局限(否定之否定)。

三、人化自然的辩证法

过去,在辩证法的分类上,传统的辩证法观认为,辩证法可分为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前者指的是与人的意识相区别的自然界、社会及人的活动过程的辩证法,是指以客观事物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形式出现的各种物质形态的辨证运动和发展的规律;后者则是指人类认识和思维运动的辩证法,是指以概念作为思维细胞的辩证法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规律。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而客观辩证法又可划分为客观事物自然界的辩证法和人类社会的辩证法。

然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对恩格斯的辩证法观尤其是他的自然辩证法观提出异议。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年)一书中指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观是违背马克思的本意的,因为马克思只是把辩证法限定在历史-社会范围内,而并没有把他扩大到自然界;恩格斯对辩证法的表述之所以造成人们的误解和争议,“主要是因为他错误地跟着黑格尔把这种方法也扩大到对自然界的认识上。然而辩证法的决定因素,即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作为范畴基础的现实中的历史变化是思想中的变化的根本原因等等,并不存在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中” [6]。在青年卢卡奇看来,辩证法只能是主体的历史的辩证法,它的核心内容是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关系。恩格斯的错误主要因之于试图在显然并不存在着自觉的主体的外部自然界中寻找所谓的“自然辩证法”,而没有主体的外部自然界是绝不可能自发产生革命功能的历史辩证法。

针对卢卡奇的这种批判,马尔科维奇认为,卢卡奇对恩格斯的质疑是合理的,但他在在抛弃自然辩证法时走得太远了。

第一,卢卡奇强调把辩证法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这是他的深刻之处,这也恰恰是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所忽视的,但是卢卡奇把辩证法仅仅归结为社会科学的方法,这种观点过分狭窄地限制了辩证法的地位和作用范围,将导致他陷入困境:如果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仍停留在历史之外,或者说,如果我们对自然现象和人类实践变革的认识并不是社会历史的一部分,那么人们究竟怎样才能思考和讨论自然呢?这样一来,作为一种社会理论的哲学,一方面要通过自然讨论总体性,另一方面这种总体性的某些部分又处于哲学以外,便是自相矛盾的了。

第二,卢卡奇笼统地批判 自然 辩证法,却没有对“自然”和“自然辩证法”范畴的内涵作出精确的限定。他指出,如果人们要谈论自然辩证法,首先要区分清楚三种不同的概念:1、自然界本身的过程(即自在自然的过程);2、关于这一过程的理论;3、通过人改造和认识自然的过程而导致的理论形成及实践应用(即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改变)。而卢卡奇的结论之所以引起很大的争论,就在于他在批判自然辩证法时,并没有区分开以上这三种不同的自然范畴。马尔科维奇认为,如果卢卡奇是在自在自然的辩证法的意义上讨论辩证法,那么,他的批判是合理的,“不言而喻,这里的确不存在什么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以及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7]。但是,否定自在的自然过程中的辩证法,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谈论自然辩证法。他指出,卢卡奇的失误在于他没有将人对自然的改变和认识同自在自然进程区分开来,“卢卡奇不但没有批判这种自在自然的辩证法概念,反而把批判的目光转向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及辨证方法在自然界中的应用” [8],从而他也否定了人对自然的改变和认识过程中的辩证法问题。在马尔科维奇看来,否定自然辩证法并不意味着在“人化自然过程”中,即在人的认识与活动所改变了的自然过程中也不存在辩证法;相反,“在自然成为人的 历史 的组成部分的范围内,辩证方法不仅可以用于社会现象,也可以用于自然现象” [9]。因为,如果说,卢卡奇认为自然界不存在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那么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这一过程,正是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相互统一,因此,辩证法同样使用于人化自然。

第三,马尔科维奇认为,卢卡奇把辩证法的特征概括为总体性、历史性、主体性及革命性本无可厚非,但他以此来作为否定自然辩证法的论据则有点站不住脚。对此,马尔科维奇批判地指出:1、关于总体性。卢卡奇认为自然 科学 的方法是以孤立的事实或复杂的事实为特征的。然而,事实上,迄止卢卡奇那个时代,“自然科学在建构囊括了一个单一领域中各种现象之总体性的体系方面,已经充满了成功的尝试……自然科学已经 发展 了部分与整体、分析与综合的辩证法,这是社会科学的发展所无法相比的——至今仍然如此” [10]。2、关于历史性。卢卡奇认为自然科学忽视了其材料的历史特点,而且更主要的是,它不懂得讨论自然客体的质的发展。针对他的这个观点以及他所举的例子(一支矢和一条河),马尔科维奇指出“一支矢就是一支矢,一条河就是一条河,质变在此并不象在生产过程中那样迅速。不过,奇怪的是,卢卡奇忘记了人首先创造矢,然后才停止这样做;正是人才使得河流成为 交通 动脉、农业灌具和人造湖泊。因此,河流、生物物种和化学元素都有其历史” [11]。3、关于主体性。卢卡奇认为自然只是无主体的“纯客体”。然而,马尔科维奇认为“……在对自然界的认识中,在建构一种自然理论时,人总是在场的。而且这个‘人’不是一个抽象的人,而是一个存在于特定的时代、有其特殊的需要、受其研究目的和意识形态偏见及其价值驱使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成员” [12],因此,人就是人化自然的主体。4、关于革命性。在卢卡奇看来,如果辩证法应用于自然界便失去了其革命性。对此,马尔科维奇认为,如果“革命”的含义被极其过分狭隘地设想为无产阶级的 政治 革命,那么革命的辩证法在这种意义上就只能被理解为更一般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 方法的一种特例。

第四,马尔科维奇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辨证方法是对动态的、具体的总体性的一种综合的、批判的考察和理解:因为这种批判的考察和理解能够确保实现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就它能被理解为历史上人类解放和自我实现的 现代 革命过程的一个要素而言,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事件以及发现和把握自然的一切活动,都获得了一种辨证的意义。这样一来, 马尔科维奇就比卢卡奇更精确地界定和批判了自然辩证法,集中否认自在自然进程中的辩证法,而把人认识与改变自然的过程划归人的实践活动领域。

总之,马尔卡维奇所谓辩证法的人道主义化,实际上就是将辩证法从客观的和自在的自然过程的辩证法转变为人的历史活动本身的辩证法,即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的辩证法,换言之,要将人置于辩证法的核心。可以说,马尔科维奇对辩证法的概念和本质的见解并没有突破卢卡奇的辩证法思想的框架,都是从人存在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传统的辩证法定义,由此强调一种人道主义的辩证法,强调了人及其实践活动在辩证法中的主体作用。但在自然辩证法存在与否问题上,他并没有固守卢卡奇的看法,而是认为既不应该像m.坎加尔那样彻底地、激进地反对自然辩证法,也不应该像卢卡奇那样立场模棱两可,而是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讨论辩证法在不同的自然范畴内适用的情况。他认为,自然辩证法在自在自然的角度上谈是没有意义的,而在人化自然的范畴上则是存在的。马尔科维奇的这种看法虽然仍存在一些问题,但与卢卡奇、坎加尔等人相比,在探讨自然辩证法的问题上,又向前走了一步。总的来说,马尔科维奇的辩证法观难免还存在一些问题,但他对卢卡奇的辩证法观的继承和发展尤其是在自然辩证法问题上的分析与 总结 ,对辩证法的完善和丰富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对我们建构当代哲学的工作具有巨大的启迪价值。

参考 文献 :

[1]、[3]、[4]、[5]、[7][8][12]、[9]、[10]、[11]、马尔科维奇、彼德洛维奇(南).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m]. 曲跃厚、郑一明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25(导论), 26(导论),32,4,15,29,17,18

[2]马克思、恩格斯(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1965.757

辩证的科学观篇6

恩格斯这些年被我们冷落了，而这种冷落不利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传统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是“恩格斯视角”，其基点是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经典表述，由此出发所看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后来的体系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改革开放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主要采取了“青年马克思视角”，其基点是感性实践活动，由此出发所看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今天被多数学者所接受的“实践唯物主义”。视角转换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恩格斯思想的边缘化，以至于今天人们宁愿提说“马克思哲学”而不愿提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似乎这样就可以对恩格斯的哲学另做处理。

随着研究的深入，事情让人感到并不如此简单。人们首先需要正视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貌能否等同于从某一特定视角所观察到的面貌?是否存在某种绝对优越的观察视角，该视角的观察结果就等于或约等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视阈是封闭的、有限的和同质性的，意味着“恩格斯视角”和“青年马克思视角”或此或彼，二者必居其一。如果回答是否定的，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视阈应是开放的、无限的和异质性的，意味着突出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观点不必以遮蔽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为代价，反过来重视马克思的思想也不必以轻视恩格斯的思想为代价。我本人持后一种看法。我认为，恩格斯的哲学其实并不等于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所定型的那个样子，其意蕴要比通常所估计的丰富得多。如果说上述两种视角易于呈现马恩二人的差异的话，那么一定还存在许多别的视角足以彰显二人的一致性，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貌也许正在这些异质性视角所复合出来的样态里。

恩格斯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个阐释者。恩格斯系统建构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晚年，所反映的思想至少在著者本人看来应是最成熟的思想。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下述著作中：《反杜林论》(写于1876年9月至1878年6月)、《自然辩证法》(写于1873年至1883年，1885年至1886年作了个别补充)、《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于1886年初)。这几部著作的时间跨度达十多年，是恩格斯50多岁到60多岁之间的作品，其中的思想保持着高度的连贯性。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或恩格斯所建构和阐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至少可以分为两大基本层面：元理论层面和对象理论层面。元理论层面的中轴观点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而对象理论层面的中轴观点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有关“哲学基本问题”和辩证法的思想。对后者的理解必须以对前者的理解为前提，而在剥离了元理论的情况下去把握对象理论，只能是舍本逐末。就此而言，传统的“恩格斯视角”其实只是恩格斯的对象理论视角，而不是恩格斯的元理论视角。

二、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命题及相关表述

恩格斯明确提出“哲学终结”这个命题，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第一部分(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是在第二部分)。他说：“假定一切矛盾都一下子永远消除了，那末我们就会达到所谓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就会终结，而历史是一定要继续发展下去的，虽然它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这样给哲学提出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末全部以往所理解的哲学也就终结了。我们就把沿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对每个个别人也是达不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先前那种想要在一套体系中穷尽“绝对真理”的哲学到黑格尔那里已经走到了尽头，从而辩证的实证科学得以引领。

在另外几个地方，恩格斯虽未使用“哲学终结”的字眼，但阐述的内容是关于“哲学终结”的。他在《反杜林论》中说：“在这两种情况下(指把历史和自然都看作过程——引者注)，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他还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自然科学家满足于旧形而上学的残渣，使哲学还得以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垃圾——除了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作为实证科学的辩证

化，使得哲学(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除外)变得多余。

上述两方面的表述角度不同，但中心意思相同，即：哲学的终结和实证科学的兴盛是相互关联和相互对应的。具体说来，哲学之所以终结，在于它既是非实证的，又是非辩证的。非实证，意指往往以观念中虚构的联系代替可以观察到的真实的联系；非辩证，意指总想一网打尽“绝对真理”。哲学之所以刚好在黑格尔那里终结而不在其他地方终结，一方面是因为黑格尔将这种非实证又非辩证的“绝对真理”体系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物极必反，另一方面是因为黑格尔在其非辩证的框架内使辩证法得到了有史以来最充分的发育，从而为实证科学的辩证化准备好了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与哲学的终结相对应的是实证科学地位的最大提升。实证科学早已有之，此前之所以不能代替哲学，是因为它虽是实证的，却不是辩证的，世界的辩证联系只得靠哲学去建立。在黑格尔时代结束时，实证科学自身开始了辩证化的过程，这就使得出现一种既实证又辩证的科学成为可能。如果科学既实证又辩证，那么，既不实证又不辩证的哲学显然就是多余的，至于虽不实证却还辩证的哲学(即作为思维学说的辩证法本身)则可以继续保留。

可见，在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命题及相关表述中，其“哲学终结”观是一种“有限终结观”——终结那些构造自然规律体系和历史规律体系的哲学，将它们的职权移交给辩证的实证科学，同时保留研究思维规律(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哲学。在这二者之间，恩格斯还空出了一片重要的学科领域，这就是上述引文中提到的“现代唯物主义”、“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等类似思想和活动所居留的学科领域。这些领域究竟属于实证科学还是属于哲学，恩格斯未加界说。

三、“哲学终结”的两个维度——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

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有着自身确定的内涵，该内涵是由两个维度共同加以规定的，即：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唯心主义的终结所开启的是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终结所开启的是辩证法，因而这两个维度也可以叫做唯物主义维度和辩证法维度。单就这一点而言，称恩格斯的哲学(或恩格斯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辩证唯物主义”不仅不错，而且十分恰当。但问题在于，恩格斯的这两个维度就其直接的含义来说，并不是建构新的哲学体系的维度，而是“终结哲学”的维度。如果不以“终结哲学”为前提，“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就会被丢掉。

先看唯心主义的终结这一维度。什么是恩格斯要加以终结的唯心主义?即是：在研究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过程中，用幻想的联系代替真实的联系，或者说用思辨的联系代替实证的联系的那种哲学。这不仅存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更重要的是存在唯心主义和实证科学(亦即哲学与实证科学)的斗争。终结唯心主义和终结哲学是一回事，终结唯心主义的目的不是要建构一套唯物主义的自然体系和历史体系，而是要将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具体联系交给实证科学去研究。恩格斯的口号是“从事实出发”，他说：“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实际上，恩格斯之所以要反对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嘲笑杜林的《合理的物理和化学的新的基本定律》，就是因为他们都犯了将臆测的自然规律强加给自然界的唯心主义错误。因此，恩格斯在划分唯物唯心阵营时才这样说：“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并声明有关用语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他的意思无非是说：精神和自然界谁产生谁的问题不是一个靠思辨的玄想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证科学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从前的唯物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合理性，不是因为它是哲学的缘故，而是因为它的结论接近于实证科学的结论。

接下来再看形而上学的终结这一维度。恩格斯批判形而上学的篇幅要远远多于批判唯心主义的篇幅。关于什么是形而上学，恩格斯说得很清楚：“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种形而上学不仅存在于自然科学中，而且也存在于历史科学中，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设计、空想社会主义的绝对真理观，都是其表现。形而上学的终结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的终结，一是作为哲学学说的形而上学的终结。前者，实证科学本身的发展正在导致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终结。“自然科学现在已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再不能 逃避辩证的综合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的运动规律，特别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的剩余价值规律，使得历史学科也发生了辩证的革命。后者，黑格尔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使哲学形而上学遭受了沉重打击。只要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他的僵化体系(亦即形而上学外壳)中解放出来，并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哲学形而上学(包括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的丧钟就会响起。需要强调的是，实证科学中形而上学的终结不仅不意味着实证科学的终结，反而意味着实证科学因辩证化而获得新生，并且这种新生恰好又构成哲学终结的条件；至于哲学中形而上学的终结，则仅仅是哲学自身的终结。所以，形而上学的终结不管具体形式如何复杂，归根到底仍然是哲学的终结，而不是用辩证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哲学体系去取代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更不是拿这种哲学体系去替代实证科学。

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看成哲学的终结的两个维度，对于准确把握恩格斯的哲学(或恩格斯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脱离哲学的终结来谈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只会导致黑格尔式的体系哲学的重建；即使这种体系既唯物又辩证，也与恩格斯的本意大相径庭。

四、“哲学终结”的两个领域——自然哲学的终结和历史哲学的终结

对“哲学终结”来说，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是两种学说类型和两种思维方式的终结，而自然哲学的终结和历史哲学的终结则是两大学科领域的终结。或者说，前两种终结涉及的是“哲学终结”的内涵方面，而后两种终结涉及的则是“哲学终结”的外延方面。这里所说的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特指那种以哲学方式构造自然规律体系和历史规律体系的学科领域，终结它们不因为别的，只因为它们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渊薮。就此而言，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终结也可视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的落实。

关于自然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说：“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了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今天，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是辩证地即从它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时候，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迫使自然哲学家的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头脑违背他们的意志而不得不接受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恩格斯的意思很清楚：自然界客观存在着一套辩证联系的规律系统，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无异于该系统的思想图画；描绘这一图画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这种描绘必须是经验的和实证的，二是这种描绘必须是辩证的；自然科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二者兼备，但自然哲学则永远不可能具备前一个要件，因此必然被自然科学所取代。可见，恩格斯所要终结的不是某种特定的自然哲学理论，而是自然哲学这一学科。

历史哲学的问题首先在于它的形而上学性质。资产阶级的启蒙理想标榜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可是由这些华美约言换来的却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空想社会主义自命为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最终也不免“陷入纯粹的空想”。(注：参见《反杜林论》“引论·概论”和“社会主义·历史”等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黑格尔虽然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但“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把历史(其全部和各个部分)看做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历史哲学由此进一步暴露出了它的唯心主义性质。有鉴于此，恩格斯指出：“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发现现实的联系，从而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马克思的历史观就是对这种规律的揭示。“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在这一严格的意义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社会主义学说都不再是哲学，而是历史领域的实证科学，或者说，它们的高明不是因为它们是一种崭新的哲学，而是因为它们已经跟哲学划清了界限。当恩格斯说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时，当他将“理论的社会主义和已经死去的哲学”对举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他的意思无非是说“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哲学”，因为哲学“已经死去”。

总结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认为，“现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在恩格斯的心目中，关于自然界和历史的哲学，不论它所试图建构的是局域性联系还是总体性联系，因其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错误，其使命都彻底结束了。

五、“哲学终结”的前提与限度

前已述及，恩格斯的“哲学终结”观是有限终结观。这种有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以坚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为基本前提，二是它为哲学保留了思维领域这块地盘。这两个方面又是密切关联的。

跟多数哲学家一样，恩格斯坚信“思维和存在的一致”。他说：“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他还说：“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被正确地认识，必然是互相一致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恩格斯的意思是，客观世界是有规律的，人的思维也是有规律的，如果被正确认识的话，二者必然是一致的。

什么是恩格斯所说的被正确认识的规律呢?这就是而且只能是辩证法的规律。在恩格斯的用法中，“辩证法”和“辩证法的规律”是不同的概念。关于“辩证法”，他有几段经典表述：“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辩证法被看作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关于“辩证法的规律”，也有相应的表述。“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实质上它们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两个系列的规律(指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引者注)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恩格斯将“辩证法”和“辩证法的规律”有意加以区别，是为了说明“辩证法”是一种认识、一门科学，“辩证法的规律”则是一种客观存在，“辩证法”是对“辩证法的规律”的反映。这种区分跟他对“主观辩证法”(或“概念的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或“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区分是相联系的。关于后一种区分，他说：“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

在这里，恩格斯没有明确告诉我们：是否根据上述看法，研究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就应该是属于实证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任务，而研究主观辩证法的任务则继续由哲学来承担?但从他反复讲“辩证法是科学”这一点不难看出，直接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中的辩证法规律的那种“辩证法”，或者说“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那种“辩证法”，甚至更明确地说，包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恩格斯本人的自然辩证法在内的这种“辩证法”，肯定是科学而不是哲学。那么，什么是作为哲学的辩证法呢?或者说什么是作为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的辩证法呢?甚至更明确地说，什么是恩格斯留给哲学作为保留地的辩证法呢?恩格斯没有讲。虽然如此，他的意思却比讲出来还要清楚，那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当然是其革命的方面得到了恢复而唯心主义的装饰被摆脱了之后的辩证法。在《反杜林论》的“引论”中，恩格斯说：“就哲学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体系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全部哲学都随着这个体系没落了。但是留下了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及关于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在产生和消失的不断过程中无止境地运动着和转变着的观念。不仅哲学，而且一切科学，现在都必须在自己的特殊领域内揭示这个不断的转变过程的运动规律。而这就是黑格尔哲学留给它的继承者的遗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更重要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旦得到唯物主义的改造，其作为主观辩证法跟由实证科学所揭示的客观辩证法实际上就成了一个东西。这种情况下，当务之急就不是继续在“主观辩证法”即哲学方面下功夫，而是在“客观辩证法”即科学方面下功夫，包括在“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方面下功夫，正如恩格斯本人在“自然辩证法”方面所示范的那样。

这样一来，在恩格斯这里，“哲学终结”的限度就一目了然了。首先，对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或者说对一切关于外部世界的哲学，都要加以终结；取而代之的是经验的、实证的和辩证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这些科学所揭示的规律，一定是合乎并表达了辩证法的，不过，它们并不直接讲辩证法本身。其次，“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其间，恩格斯用“学说”一词而不用“科学”一词，正好表明这个意义上的“辩证法”仍然是“哲学”而不是“科学”。至于将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一同保留，只是因为前者相当于思维领域的初等数学而后者相当于高等数学。与科学的规律(即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或外部世界的规律)只是合乎和表达辩证法不同，哲学的规律(即思维规律)是关于辩证法本身的。最后，在哲学的终结和保留之间，在科学的规律和哲学的规律之间，实际上还存在一个特殊的地带，即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辩证法和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唯物主义，或者说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

需要说明的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各种主要学说按恩格斯的“科学-哲学”分类法明确归类，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也许可以较为容易地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社会主义学说划入实证科学范畴，但要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也划入这一范畴就颇为困难了，至于恩格斯本人的自然辩证法就更难如此归类了。同时，唯物史观和自然辩证法也肯定不会是哲学，至于剩余价值和社会主义学说，就更不应是哲学了，因为以自然和历史为对象的哲学正是恩格斯宣布了要终结的东西。如是，马克思主义的几种主要学说，特别是唯物史观和自然辩证法，究竟是科学还是哲学就成了问题。对此，恩格斯曾说过：“现代唯物主义……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因此，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等于是说，现代唯物主义或辩证的唯物主义是一种介于科学和哲学之间的东西，它既不是二者中的任何一个，又内在于它们之中。所以，恩格斯不用对这个问题作非此即彼的回答。在他看来，唯物的辩证法无论作为哲学还是作为科学，亦即无论作为关于思维规律的学说还是作为关于外部世界规律的科学，其实是一个东西，重要的不是辨明它的身份，而是将辩证法的哲学或思维的辩证法贯彻到实证科学之中，同时又将实证科学的成果上升到哲学高度，以确证和充实辩证法的理论。于是，在“哲学终结”之后，学科格局就呈现出“两大学科一个中介”的特点——两大学科是科学和哲学，中介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的唯物辩证法。透过这样一种格局，就能领悟到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特殊价值和地位——它既是一种科学的哲学，又是一种哲学的科学；既是哲学终结的执行者，又是科学发展的引领者。

辩证的科学观篇7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真正贯彻了“双百方针”，哲学界开展了大量哲学问题的讨论，没有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没有受到质疑与挑战。从表面看，它的社会地位似乎降低了，但它的学术地位却提高了。尽管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肩负着回答世界形势和中国发展所提出的问题，总结科学与哲学的最新成就，从而修正、充实、完善、发展自己，创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科学形态的任务，但它作为整个国家生活的指导哲学的地位并未动摇，它在课堂上、论坛上和实际生活中仍然居于主导的地位。离开它另辟蹊径的毕竟是少数，因此，那种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地位和作用降低了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我认为其前景有三种可能 一是目前这种状况基本不变，一方面辩证唯物主义在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的过程中；另一方面各种哲学观点争鸣齐放，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二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同各种哲学观点的比较，争论和论证自己的过程中日益完善，终于出现得到多数哲学家认同的，能够基本体现人类社会发展现阶段水平的比较完整严密的崭新的科学体系：三是出现苏联与东欧的社会主义失败，不但辩证唯物主义，而且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一落千丈，沦为众多哲学学派中的一个小小的学派，众多的哲学家们或者热衷于传播和研究西方哲学，或者是热衷于恢复和发扬传统哲学，或者热衷于独创自己的哲学体系。

在新时期，辩证唯物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多元化的局面在相当长时间内将保持下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体系将在比较与争论中日益完善，它的真诚的信奉者将日益增加，最终出现一个比较完整严密而又得到绝大多数哲学专业工作者认同的、崭新的、科学的思想体系。这种推测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点：

一是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只会使它不断完善和发展，而决不会削弱它，更不会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又以丰富的、深刻的内容完善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

二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在众多哲学中是最强的，它有资格称为一门科学，它的基本观点都是经过人类的实践史和科学发展史，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验证的，谁否定它们，谁就会使自己陷入自相矛盾或自我否定的尴尬境地。

三是辩证唯物主义具有极强的吸纳一切合理因素来发展自己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为核心的、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科学的实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

四是20多年来，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包括质疑、挑战、攻击和辩解、论证、发挥并没有损伤它，而是使它更加完善，更加严密、更加丰富、更加强壮。

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的基础上，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这样，唯物主义就是辩证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则是唯物的辩证法。同时，它第一次把唯物主义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把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统一起来，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存在和活动于所有正常人的生活实践之中，任何正常人在生活实践中都在自觉或自发地使用它们，完全离开它们甚至是不能存活的。人们可以在某些方面违背它们，但不能在一切方面违背它们。唯心主义者可以在口头上反对唯物主义，但不能在行动上违背唯物主义。形而上学者可以在言论上攻击辩证法，但不能在行动上违背辩证法。一个人要生存下去，他只能自觉或自发地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人类要延续下去，也只能自觉或不自觉地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来指导自己的实践。只要人类存在，人类就离不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辩证的科学观篇8

“人们蔑视辩证法事实上是不能不受惩罚的。人们可以对一切理论思维随便怎么样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人们就是两件自然界的事实也不能联系起来，或者对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不能了解。”这里从反面进一步论证了辩证法在指导具体科学发展中的重要性。其中的根本点在于如果忽略了辩证法的指导，就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认识结果，这便是忽略辩证法要受到的必然惩罚。针对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片面注重实证，忽视哲学指导和理论思维的倾向，恩格斯明确指出了哲学的重要性。其实，忽略哲学指导也是受某种哲学指导的结果，只不过这种哲学是形而上学的时髦哲学，而不是客观认识事物本身的辩证哲学。总体看来，本部分主要有《导言》、《〈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三篇论文和有关札记，主要在论述自然科学的发展基础上，提出自然辩证法，并指明它在全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是全书论证的逻辑起点。“辩证法的规律就是从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概括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它们可以简化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辩证法是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共同的规律，这个普遍规律存在于事物本身，可以被发现、概括乃至运用，但不能被推出、强加甚或否定，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也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辩证法最基本的三个规律是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其中对立统一规律坚持用矛盾分析法看待事物，揭示了事物变化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质量互变规律把度作为事物量变与质变的分界线，揭示了事物变化发展的形式和状态；否定之否定规律从既部分吸收又合理超越的“扬弃”观念出发，揭示了事物变化发展的方向和道路。辩证法的这三个规律，已经被黑格尔进行过详细阐述，但却是在唯心主义的前提下，窒息了辩证法本身的生机和活力。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坚持一分为二地看待黑格尔哲学，吸收它的合理内核，又剥离它的错误形式，从黑格尔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本身就是辩证法规律的一次生动运用。

“所谓客观的辩证法是支配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的辩证法，即辨证的思维，不过是在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这种对立，通过它们不断的斗争和最后的互相转化或转化到更高形式，来决定自然界的生活。”客观辩证法是自然界中存在的辩证法，不仅包括三个基本规律，也包括同一与差异，必然与偶然，原因与结果等基本范畴。在唯物主义的观念中，存在决定意识，作为主观意识的客观基础，自然辩证法与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辩证法必然是同一个辩证法，因此主观辩证法必然和客观辩证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自然界事物所具有的矛盾对立、彼此联系和发展变化的特点，在主观辩证法中同样存在，并且以更加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说：“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是被正确地认识了，必然是相互一致的。”“在思维的历史中，一个概念或概念关系（肯定和否定，原因和结果，本体和偶然）的发展和它在个别辩证论者头脑中的发展的关系，正如某一有机体在古生物学中的发展同它在胚胎学中（或者不如说在历史中和在个别胚胎中）的发展的关系一样。”认识自然的辩证法，即思维的辩证法的发展同样需要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一如自然界本身的辩证发展那样。虽然个体人的辩证思维发展不过是个短暂的过程，但正如经过漫长的生物进化才形成胚胎一样，要理解作为演化结果的个别胚胎，就需要对照整个胚胎进化史，同样，要理解具体个人的辩证思维，就需要理解主观辩证法发展的漫长历史。因而，辩证思维规律的发展经历了长期探索的历史，主观思维的发展有坚实的客观基础，主观辩证法必然符合客观辩证法。总体看来，本部分包括《辩证法》这篇论文和《偶然性和必然性》、《关于判断的分类》等札记，重点论证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几对重要范畴，提出了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必然一致的根本原则，是全书论证的展开。

二、自然辩证法的体现：运动与各门自然科学的辩证性质

“运动，就它一般的意义来说，就它被理解为存在的方式、物质的固有属性来说，包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变动起直到思维。”在自然辩证法中，运动是处于基础位置的核心概念。运动，不仅是简单的位移，而是一切事物和对象的固有属性，是一切变化和过程的共同原因。从这个意义上看来，自然、社会乃至思维必然都具有运动的特性。唯其如此，事物才会有发展变化，并遵循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规律。“如果自然科学企图寻找统一的作为物质的物质,企图把质的差异归结为同一的最小粒子的结合上的纯粹量的差异,那么这样做就等于不要求看到樱桃、梨、苹果而要求看到作为水果的水果;不要求看到猫、狗、羊等等,而要求看到作为哺乳动物的哺乳动物,作为气体的气体、作为金属的金属、作为石头的石头、作为化合物的化合物、作为运动的运动。”在具体和抽象的关系中，抽象高于具体，但又来源于具体，并非存在超越具体的抽象，而是抽象恰恰存在于具体中。相对于概念的抽象性和事物的具体性，“思维具体”比具体事物有着更为丰富的具体性，它结合了抽象思考，超越了具体事物，因而具有更多的内涵。如果不能辩证把握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将导致徒劳地去寻求某种抽象的实体存在，从而把一切变化视为量上的排列组合变动，否认质的变化，这是违背辩证法理论指导的一个结果。

“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并且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最后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整个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辩证法被看作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这就是说，辩证法的规律对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运动，和对思维的运动，都一定是一样好地适用的。”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高度一致，成为整个理论思维的根本前提，否认二者的一致性，要么走向唯心主义，要么走向庸俗唯物主义，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在一起，是分析各种事物对象的根本指导方法。这种指导作用已经在自然科学的实践和发展中得到验证，在社会领域和思维领域，辩证法的规律也一样适用和好用。因此，自然的辩证法必然向社会的辩证法转化，它们连同思维的辩证法，都是一个辩证法。总体看来，本部分包括《运动的基本形式》、《运动量度──功》、《热》、《电》等论文和有关札记，分析了运动这个核心范畴，并在各门自然科学发展实践中检验了辩证法，是全书论证的思想升华和具体体现。

三、自然辩证法的转化：从自然的辩证法到社会的辩证法

“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加上自然界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物料，劳动把物料转变为财富。但是劳动还远不止是如此。它是一切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必须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是人类最重要的实践活动，是人主观能动性的体现，自然界的各种物料是人的劳动对象，劳动成果作为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结果，因而，劳动成果可以说是人类一部打开的心理学。但劳动还具有更多的意义，人之所以成为人，更因为在劳动实践中，人类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主观世界，实现了从猿到人的根本质变。“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它们是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脑逐渐过渡到人脑……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用自己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也是劳动。”劳动使人从动物中独立出来，和其他一切动物形成根本区别，在这个过程中，劳动推动了语言的发展，促使猿脑逐渐进化为人脑，成为人类演化历史中的重要动力。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动物仅仅利用自然界，而人类却能够有目的有计划地改造自然界为自己服务。“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但是经过长期的常常是痛苦的经验，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比较和研究，我们在这一领域中，也渐渐学会了寻清楚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比较远的社会方面的影响，并且因之我们就有可能也去支配和调节这种影响。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迄今存在过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的完全的变革。”人类通过劳动和一般动物区分开来，但人类存在于自然之中，具有自然属性，因而要遵循自然规律，这不仅由于违背自然规律将受到惩罚，更由于辩证法的根本规律来源于自然本身，违背自然规律等于违背辩证法。来源于自然界的辩证法同样适用于社会领域，因而自然辩证法必然转化为社会辩证法。但仅仅认识到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在社会领域运用辩证法就需要对社会进行改造和变革，这是自然辩证法规律的必然要求。

总体看来，本部分包括《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篇论文，论述了劳动在人类起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劳动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并把自然辩证法和社会辩证法联系起来，是全书论证的转化和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