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思考的重要性范文
时间：2023-11-12 07:55:32
辩证思考的重要性篇1
关键词：初中语文 阅读教学 辩证 思维能力
中学阶段是学生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为了避免学生片面地、孤立地、绝对地看问题，如何在语文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辩证思维能力是一个应认真研究的问题。那么，如何在在初中语文的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呢？
一、什么是辩证思维？
辩证思维是指以变化发展视角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通常被认为是与逻辑思维相对立的一种思维方式。在逻辑思维中，事物一般是“非此即彼”、“非真即假”，而在辩证思维中，事物可以在同一时间里“亦此亦彼”、“亦真亦假”而无碍思维活动的正常进行。
辨证思维指的是一种世界观。世间万物之间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而辨证思维正是以世间万物之间的客观联系为基础，而进行的对世界进一步的认识和感知，并在思考的过程中感受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得到某种结论的一种思维。
辩证思维是唯物辩证法在思维中的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范畴、观点、规律完全适用于辩证思维。辩证思维是客观辩证法在思维中的反映，联系、发展的观点也是辩证思维的基本观点。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也是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即对立统一思维法、质量互变思维法和否定之否定思维法
应该引起我们充分重视的是，培养和提高青少年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引导他们与非辩证的思维方式或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作斗争，有着特殊的重要性。这不仅是因为缺乏或不善于辩证思维，他们将难以成长为合格的革命者和建设者，难于正确对待生活道路上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而且因为青少年时期是形成正确思维方式十分重要的时期。
二、在初中语文的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的策略
1、在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应采取多种方式。
1）、接受型。其特点是，结合教学实际，由教师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由教师直接讲清有关的辩证观点。要求学生的思维活动主要是定向的，主要是接受消化所讲述的内容。
2）、诱导型。由教师一步步诱导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也可以仅限于诱导学生发现和提出问题，然后由教师分析和解决问题；或者由教师提出问题，然后引导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
3）、争辩型。其特点是由教师组织学生对有辩论意义的问题展开辩论，以探求正确答案。如对什么是“愚公精神”的讨论，中间就多次出现不同意见的交锋，大家各抒己见，你来我往，辩论大致包括了起始、发展、高潮、结束几个阶段。这辩论中，特别有助于培养学生说理、论辩的能力，有助于培养他们全面、深入地分析问题的辩证思维能力。
这三种类型，也并非截然分开的，往往结合使用，既有教师的讲解和诱导，又有学生的辩论，边讲解、边诱导、边辩论，穿行，可以叫“综合型”。总之，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多种方式，可以使培养辩证思维能力的过程生动活泼，有深度又有趣味，又可以使培养辩证思维能力与培养其他能力相互作用，同步发展。
2、在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应采用多种方法。
1）、比较法
比较法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可以作两种比较。一是拿所学文章与有关辩证思维的观点作比较，例如，在讨论《塞翁失马》一文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时，就是以它与同志关于事物转化的观点作比较，从而既看清了它的价值，又认识了它的不足，使学生进行了一次辩证思维的学习。二是把涉及同一问题的文章放在一起比较着阅读，既求其同，也求其异，又可根据教学的目的、要求而在求同求异上有所侧重。由于不同的文章对问题的表述有差异，通过比较，有助于深化对问题的认识，有助于深化对作比较的文章的理解，而且能激发学生的探索兴趣，提高研究问题的能力。
2）、设疑自解法
“设疑自解法”采用此法大致分三个步骤。第一步，在课上，教师直接提出或引导学生发现涉及辩证思维的问题，但不分析解决此问题；第二步，学生课下自学教师指定的有关文章，自己到文章中去找观点，找方法，并用以分析解决课上所提出的问题，得出自己的见解；第三步，学生把心得写成小文章，并作适当的交流。这样做，既可避免过多占用教学时间，又可把课内课外的学习沟通，把读和写紧密结合起来。
3、加强学生思维能力训练
1）、训练思维的敏捷性。思维的敏捷性是指思维的速度快，对问题迅速作出反应。敏捷的思维并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经过长期训练才能形成的。在教学中教师可采用不同的教学手段，持久的加以训练。
2）、训练学生思维的独特性。
思维的独特性是指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不依赖、不盲从、不迷信，能有独到见解的分析判断。
在阅读教学中，教师要鼓励学生质疑、探索，努力为学生提供独立的思考探究问题的空间，从而锻炼学生思维的独创性。
教师还要善于设计问题，所设计问题，既能给学生创造思索的空间，又能提供创造性思维的范例。使学生明白“学源于思，思源于疑”的道理。让学生思维发展的历程在教师这盏智慧之灯的指引下顺利航行。
3）、训练学生思维的深刻性
辩证思考的重要性篇2
【正文】
［中图分类号］A22;A821［文献标识码］A
卢卡奇和列宁处在同样的历史年代，两人的辩证法理论都创立于二十世纪初，具有时代共性，但由于各属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因而形成了两人各具特色的辩证法。比较列宁和卢卡奇辩证法思想产生的时代前景、理论来源和两人关于辩证法基本思想的同异，从思想史乃至人类史的总体出发，我们不难发现使两者发生内在联系和差别的根本所在，并从中得出合理的见解。
一、时代背景
任何一种哲学思潮或理论的出现及其发展都必然受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的影响，列宁和卢卡奇的辩证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无疑也与他们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新情况，它的固有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对立日益暴露出来并趋向尖锐化。俄国无产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的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1912年又开始走向高潮。西欧工人运动也日趋激烈，与此相呼应，东方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在蓬勃发展。由于帝国主义战争的频繁爆发，反动当局加强了对革命运动的压制和破坏，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日益激化，这些新的历史时代的迫切课题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时代背景是促使列宁探讨解决时代迫切课题的根本理论基础。
为了反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种种思潮，列宁意识到必须从总体上对它们作决定性的揭露和批判，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真正的哲学科学。当时马克思揭示社会经济发展的辩证法的研究成果，恩格斯揭示自然科学、自然界的辩证法的研究成果，亟待加以总结概括。列宁力图从《资本论》和《逻辑学》中总结出辩证法理论，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建立辩证法体系的未竟事业。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他自觉意识到历史赋予他的神圣使命，即总结思想史上关于辩证法思想的一切成就，系统阐发辩证法思想体系，用它为指导剖析时代和具体的形势，制定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以及揭露机会主义者的诡辩手法。因而列宁对辩证法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1914年至1915年写下了《哲学笔记》八本蓝皮笔记本，系统考察并论述了辩证法理论各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科学价值的见解，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与此同时，卢卡奇也开始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独创性探索。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动下，欧洲一些国家相继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卢卡奇加入匈牙利共产党后便积极投入了革命斗争，匈牙利革命的失败使卢卡奇等共产党人陷入反思，苦苦探讨失败的原因，寻求复兴革命的道路。他们审视了当时马克思的后继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进一步认清了第二国际的理论，从而促使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进行理论反思。他们发现从马克思逝世到本世纪二十年代的这段时间内，错把经济学而不是把哲学当作马克思著作的重点，而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又为实证主义的机械论思想所统治。卢卡奇针对这种科学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倾向，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与第二国际的理论反其道而行之，卢卡奇从自然走向历史，将历史科学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
卢卡奇与列宁的分歧也体现在列宁强调客观性的重要性，把革命当作社会进化中的自然事件；而卢卡奇则更重视无产阶级的历史首创精神和主体意识的决定作用，这种分歧使他认为列宁眼中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实证性和机械论的色彩。卢卡奇认为人是历史的主体，应该强调人的优先地位。他由此以为，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背离，造成了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成熟和创造历史的自觉性的贫乏，导致了革命的失败。因此，要取得革命成功，需要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弘扬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动性，恢复主体在历史过程中的地位和价值。1923年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出版，其主旨是研究马克思主义阵营内没有被注意到或被忽视的重要问题。
二、辩证法思想的理论来源
列宁与卢卡奇都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特别是都以《资本论》的结构方法为依据，并揭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黑格尔思想来源，但列宁着重继承《资本论》科学体系中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相统一的思想，受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影响较深，主要发掘黑格尔《逻辑学》中科学主义的结构因素；而卢卡奇则着重继承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的总体观和分析方法，对恩格斯的若干观点提出批评，主要发掘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人文主义的精神因素。
列宁关于辩证法体系的设想是从辩证法的集大成者黑格尔的著作入手，他批判继承了黑格尔逻辑学的有关辩证法的合理思想。列宁认为，黑格尔虽然将辩证法神秘化了，但是他第一个全面详尽且内容广博地论述了辩证法，除了对辩证法的各个基本范畴和基本原则作了细致的考察和论述之外，还对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体系的形成途径作了研究探讨。列宁认为，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其研究对象即是事物的发展规律，其实质就是对立面的同一；在此基础上，列宁提出了唯物主义和逻辑学、辩证法和认识论三者同一的思想。列宁进一步总结了《资本论》的研究和阐述方法，认为《资本论》中也揭示了三者同一的理论，“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汲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1](P288-289)《资本论》中体现出一般辩证法的要素。列宁的这些论述总结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黑格尔的逻辑学精华，但其基本内容、倾向应该说是和恩格斯一致的。其辩证法思想受到恩格斯的影响较深，关于怎样研究辩证法，从何入手，恩格斯即主张从黑格尔的《逻辑学》入手，因为它是辩证法的真正宝藏。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就较多地反映了辩证法方面的研究。恩格斯的思想给列宁以启发，列宁对辩证法的研究正是从《逻辑学》开始的。在以后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列宁注意把《资本论》中运用辩证法的成果同黑格尔的《逻辑学》作比较分析，批判吸收了黑格尔的合理思想，对于辩证法性质、功能、研究和阐述方法以及理论体系的认识，都推进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机日益激化，这些新的历史时代的迫切课题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时代背景是促使列宁探讨解决时代迫切课题的根本理论基础。
为了反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种种思潮，列宁意识到必须从总体上对它们作决定性的揭露和批判，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真正的哲学科学。当时马克思揭示社会经济发展的辩证法的研究成果，恩格斯揭示自然科学、自然界的辩证法的研究成果，亟待加以总结概括。列宁力图从《资本论》和《逻辑学》中总结出辩证法理论，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建立辩证法体系的未竟事业。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他自觉意识到历史赋予他的神圣使命，即总结思想史上关于辩证法思想的一切成就，系统阐发辩证法思想体系，用它为指导剖析时代和具体的形势，制定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以及揭露机会主义者的诡辩手法。因而列宁对辩证法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1914年至1915年写下了《哲学笔记》八本蓝皮笔记本，系统考察并论述了辩证法理论各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科学价值的见解，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与此同时，卢卡奇也开始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独创性探索。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动下，欧洲一些国家相继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卢卡奇加入匈牙利共产党后便积极投入了革命斗争，匈牙利革命的失败使卢卡奇等共产党人陷入反思，苦苦探讨失败的原因，寻求复兴革命的道路。他们审视了当时马克思的后继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进一步认清了第二国际的理论，从而促使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进行理论反思。他们发现从马克思逝世到本世纪二十年代的这段时间内，错把经济学而不是把哲学当作马克思著作的重点，而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又为实证主义的机械论思想所统治。卢卡奇针对这种科学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倾向，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与第二国际的理论反其道而行之，卢卡奇从自然走向历史，将历史科学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
卢卡奇与列宁的分歧也体现在列宁强调客观性的重要性，把革命当作社会进化中的自然事件；而卢卡奇则更重视无产阶级的历史首创精神和主体意识的决定作用，这种分歧使他认为列宁眼中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实证性和机械论的色彩。卢卡奇认为人是历史的主体，应该强调人的优先地位。他由此以为，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背离，造成了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成熟和创造历史的自觉性的贫乏，导致了革命的失败。因此，要取得革命成功，需要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弘扬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动性，恢复主体在历史过程中的地位和价值。1923年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出版，其主旨是研究马克思主义阵营内没有被注意到或被忽视的重要问题。
二、辩证法思想的理论来源
列宁与卢卡奇都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特别是都以《资本论》的结构方法为依据，并揭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黑格尔思想来源，但列宁着重继承《资本论》科学体系中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相统一的思想，受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影响较深，主要发掘黑格尔《逻辑学》中科学主义的结构因素；而卢卡奇则着重继承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的总体观和分析方法，对恩格斯的若干观点提出批评，主要发掘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人文主义的精神因素。
列宁关于辩证法体系的设想是从辩证法的集大成者黑格尔的著作入手，他批判继承了黑格尔逻辑学的有关辩证法的合理思想。列宁认为，黑格尔虽然将辩证法神秘化了，但是他第一个全面详尽且内容广博地论述了辩证法，除了对辩证法的各个基本范畴和基本原则作了细致的考察和论述之外，还对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体系的形成途径作了研究探讨。列宁认为，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其研究对象即是事物的发展规律，其实质就是对立面的同一；在此基础上，列宁提出了唯物主义和逻辑学、辩证法和认识论三者同一的思想。列宁进一步总结了《资本论》的研究和阐述方法，认为《资本论》中也揭示了三者同一的理论，“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汲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1](P288-289)《资本论》中体现出一般辩证法的要素。列宁的这些论述总结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黑格尔的逻辑学精华，但其基本内容、倾向应该说是和恩格斯一致的。其辩证法思想受到恩格斯的影响较深，关于怎样研究辩证法，从何入手，恩格斯即主张从黑格尔的《逻辑学》入手，因为它是辩证法的真正宝藏。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就较多地反映了辩证法方面的研究。恩格斯的思想给列宁以启发，列宁对辩证法的研究正是从《逻辑学》开始的。在以后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列宁注意把《资本论》中运用辩证法的成果同黑格尔的《逻辑学》作比较分析，批判吸收了黑格尔的合理思想，对于辩证法性质、功能、研究和阐述方法以及理论体系的认识，都推进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社会历史的辩证运动，是包括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全面社会活动。因而主体要了解和认识自身，就不能脱离社会现实中存在的事物。卢卡奇由此深入到社会历史的内部，找到体现了创造历史，实现了主体与客体同一的无产阶级。他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代表着历史的总体性，才是一种在实践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积极的主体。可见卢卡奇的总体性范畴始终是置于历史过程中去把握的，他把意识与实践相结合，实现了历史性和主体性的原则与实践性、革命性原则的辩证统一。版权所有
由于列宁与卢卡奇在辩证法理论研究上的出发点和侧重点的差异，异致了两人不同的研究思路和理论走向，形成了两种各具特色的辩证法。列宁从认识发展规律的高度，揭示哲学思想、哲学体系产生的认识论根源，总结出哲学认识的规律性，通过对规律的研究形成认识论的辩证法；而卢卡奇则根据他的逻辑和方法来理解和阐释辩证法，把辩证法推到历史中去，把主体纳入辩证的相互关系之中，认为主体的自我生成、自我对象化（物化）和扬弃对象（自我认识）的过程，就是历史。卢卡奇由此转向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形成了历史辩证法。
在列宁看来，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是哲学史、认识史的总结和精华，他从各个时期哲学思想的分析比较中，总结、概括人类哲学认识的发展规律，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从认识发展的辩证规律的高度，揭露物理学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指出摆脱危机、克服错误的出路。在《哲学笔记》中，列宁从人类认识的辩证过程的高度考察和分析唯心主义，揭露它的认识根源，总结了人类哲学认识的经验教训，科学地规定和解决了辩证法的研究对象。他尤其重视对规律的研究，并根据辩证法的内容、基本原则、内在关系以及研究方法的思路，对辩证法体系的阐述方式作了一些构想，从其理论途径来看，走向了一种认识论的辩证法。
作为“青年马克思的发现者”，卢卡奇看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情批判，对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预测，以及关于无产阶级是真正实现这一远大目标的主体的揭示。他提出隐匿在马克思经济学分析背后的历史哲学批判逻辑，抓住了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作为立论的出发点来展开他对历史的批判，即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他引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一句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在他看来，被群众掌握的理论已经变成群众的实践意识，它不仅具有普遍性品格，而且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卢卡奇说：“只有当意识同现实有了这样一种关系时，才可能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2](P49)他认为，只有在历史领域内，历史的主体与客体是同一个东西的前提下，意识和现实的统一才是可能。既然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社会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同一的主体——客体，那么无产阶级意识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之间本质上就具有了同一性，在这个前提下就可能达到理论和实践的同一。卢卡奇反对单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待理论，而是从历史主义原则出发，从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上联系到无产阶级意识，认为无产阶级意识是其作为历史中同一的主体——客体所具有的意识，只有这种意识才具有理论的普遍性和对现实把握的总体性。他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立场出发提出其历史理论，其历史观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批判的历史观。可见，从卢卡奇对辩证法的理解和阐述来看，辩证法不是科学方法的逻辑，也不是辩证的规律和范畴，而是批判现实的武器，是革命批判的学说，卢卡奇由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从理论上走向了历史辩证法。
四、在比较中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未来发展的特点
比较列宁和卢卡奇的辩证法的同异，可见列宁和卢卡奇通过辩证法创造了两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当然，比较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卢卡奇辩证法思想的局限性，他把总体性的优先性凌驾于经济之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所作的黑格尔式的歪曲，他并未能用其主客体的辩证法解决好客体性对主体性的制约问题，未能完全划清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社会历史观的界限，从而削弱了他历史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基础。在对主体性的理解中，又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客观物质生活条件对人的制约，从而陷入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二律背反之中，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未能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但他回溯到黑格尔并由此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史的另一种传统，即西方马克思主义。因而对卢卡奇的辩证法思想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剔除和超越其错误和不足，吸取其合理因素。将其同列宁的辩证法思想作比较，也是为了看到比以往更多一些的肯定的因素和成分，更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它。从一定意义上说，卢卡奇的具体的总体性范畴是对列宁辩证法思想的补充和发展，卢卡奇强调主体及其意识在辩证法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只有形成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主客体同一才能最终实现，这是对列宁辩证法所强调的客观法则和规律的重要补充，使辩证法的内涵更加丰富，有了超越性的发展。
在哲学的理论形态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呈现为一种研究生活世界及其实践问题的哲学理论，其对前人思想遗产的批判继承，也都是通过同时代思想成果的批判熔铸而实现的。尽管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创立了种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但他们都是从各个角度、不同方面探讨和思考着当代人类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因为如此，对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众多理论形态中，到底谁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流？我们很难下一定论。比较列宁与卢卡奇的辩证法，我们无疑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共性和个性相互渗透的哲学。个体化的失落和哲学流派的单一化会阻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发展，就要通过多流派之间相互取长补短、互相争鸣的方式来实现，这就要求不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展开理论对话。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未来的发展中，其反思功能和对话功能将日益突出，体系也将日趋完善化、科学化和时代化。作为一个多元化的、开放性的、处于探索和未完成状态的思想体系，它随时准备吸纳各种哲学思潮研究的积极成就和各门科学的优秀成果，从而显示出它相较于其它思想体系不可替代的优越性。
［收稿日期］2000-12-26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56卷[M].
[2]卢卡奇．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3]列宁全集：第38卷[M].
辩证思考的重要性篇3
关键词：商业银行；传统管理观；辩证管理观
1 商业银行辩证管理观探析
1.1 发掘“辩证”一词的含意
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辩证”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作动词，意为“辨析考证”：如反复辩证。也作“辨证”。第二层意思是：作形容词，表示“合乎辩证法的”：如辩证关系、辩证的统一。在理解这两层意思时，我们应注意如下几点：
首先，“辩证”作“辨析考证”理解时，“辩证”同“辩证”。从哲学角度分析，“辩证”所指的“辨析考证”，是人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与人的精神三大领域的人或事物自身进行直接地或通过相关文献资料进行间接地反复辨别、分析和研究以探求事实的过程，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客观又见之于主观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式上升的认识过程。可见，“辩证”一词背后隐含的是在可知论基础上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其次，“辩证”是直接与辩证法相联系的。“辩证法”是希腊语“dialego”的汉语译文，原意为谈话、论战的技艺。后指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专门研究世界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规律的哲学学说。辩证法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先后出现了古代朴素辩证法、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三种基本历史形式。其中，只有唯物辩证法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规律和认识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
1.2 透视辩证管理观
当前学术界对管理的研究大多是沿着美英等国的管理思路进行的，而对辩证管理方面的研究很少。总体来说，关于辩证管理现有的论述主要可概括为三类观点：
第一类观点是从管理实践中挑出几个诸如“疏”与“堵”、“宽”与“严”、“刚”与“柔”等具有辩证关系的词并加以简略分析，于是便称之为辩证管理。如果这能够称为辩证管理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管子·正世》篇中所言“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反映出的“变革”与“稳定”之间的关系也可称为辩证管理。实际上，管理过程中偶然闪现出的辩证管理思想火花并不等于辩证管理。
第二类观点是从中国传统中医学“辨证论治”或“辨证施治”理论延伸出辩证管理，并认为“医人医国”，“其道一也”。按传统中医学观点，“证”通“症”，“辩证”的意思就是根据中医学理论，运用四诊、八纲等方法，辨别各种不同的症候，以做出正确的诊断。“施治”或“论治”，即根据辨证的结果，针对病情，确定治疗原则，选择恰当的治疗方法。可见，辨证施治在诊断和治疗上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上文所分析出的“辩证”的两层含义。但值得注意的是，辨证论治本身并不是辩证法和认识论，更不是辩证管理的思想源头与方法论基础。
第三类观点是从马克思辩证唯物论和管理二重性原理出发，认为辩证唯物论是辩证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管理二重性原理是辩证管理学的思想渊源，并且辩证管理学是以管理过程中的一般性（自然技术关系）和特殊性（社会关系）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管理学。仔细推敲后，很容易发现这种观点有两点不足需要指证。
首先，该观点所提出的“辩证唯物论是辩证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的论断具有一定片面性。因为唯物主义是研究世界物质本性的，而辩证法是研究世界的联系、运动、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这两部分结合起来才会形成科学、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方式可以形成侧重点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中，一个是辩证唯物主义，另一个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前者在承认世界普遍联系、运动和变化、发展条件下研究世界的客观物质本性，后者在坚持世界客观物质本性基础上研究客观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和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管理所应该研究的是如何通过认识、把握和利用管理主体、客体及管理中介的普遍联系、运动、变化与发展的规律以实现既定目标，而不是在普遍联系、运动、变化和发展中研究管理主体、客体与管理中介的本性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辩证唯物论是辩证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还不如说唯物辩证法是辩证管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基石。这是其一。其二是，该理论虽然以辩证唯物论为方法论基础，但没有意识到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是构成辩证管理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基础的另外两块重要基石。因为管理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所以，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在唯物主义认识论指导下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必须在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导下用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及相关范畴对管理二重性，即管理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进行辩证分析和研究，从而才有可能使管理走出令管理学界千夫所指的管理理论的“丛林”、摆脱管理中的困惑。
其次，该观点仅仅是对创建辩证管理学的一种理论构想，并未涉及如何建立辩证管理学、如何把辩证管理理论应用于具体的管理实践等内容，所以，其对具体管理实践的指导性和实用性较差。
商业银行欲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发展，首先要改变原有观念，并树立商业银行辩证管理观，即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基础上，以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基础，认识、把握和利用管理与生产力相联系的自然技术属性方面的规律、与生产关系相联系的社会属性方面的规律，以及管理与上述两大规律之间的辩证规律，从管理二重性的辩证关系角度研究提高管理效率的管理方法，以保证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
2 商业银行传统管理因缺乏辩证管理的优势而陷入双重困境
客观地说，无论是对一般企业进行管理，还是对商业银行进行管理，都具有对生产力进行管理和对生产关系进行管理的二重性。若在管理过程中能够坚持辩证管理观，即在兼顾对自然技术属性进行管理的同时，兼顾对社会关系属性进行管理，并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则这种管理才是科学的。否则，管理在理论或实践方面很容易陷入这样或那样的困境。
2.1 商业银行管理思想的三次革命没有使银行真正摆脱理论方面的困境
随着商业银行的不断发展变化，在不同时期的银行家对安全性、流动性和营利性的认识和取舍也不断发生变化，从而引起商业银行的管理思想与管理理论也随之发生变革和更新。在此过程中，商业银行管理虽然经历了以商业贷款理论、资产转换理论和预期收入理论等为代表的资产管理理论、20世纪60-70年代出现并占统治地位的负债管理理论和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并延续至今的资产负债综合管理（以下简称为资产负债管理）理论三次管理思想的革命，但是这三种理论都是从管理的自然技术属性角度分析银行管理的，也都不约而同地忽视了从管理的社会属性角度对银行管理的研究，所以是具有片面性的。不仅如此，这种银行管理思想与管理理论上的片面性，导致资金池法、线性规划法和财务规划模型等以资产或负债为内容的具体管理方法也会加强和延伸这种片面性。其实，这只是商业银行管理理论的困境之一。
商业银行管理理论的另一个困境就是，现行的诸多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方面的教科书不只是单方面从管理的自然技术属性来研究银行管理，而且还把银行经营运作中技术性联系很强的业务人为分割开来并机械地加以研究。比如，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教科书中常见的情形就是，把资产管理、负债管理和流动性管理分别分成不同章节讲述；还有就是把商业银行贷款管理和企业信贷风险管理也分别分成不同章节进行研究，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某个论题像“解剖麻雀”般地“分而析之”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仅仅是把“解剖麻雀”形而上学地加以运用，并且对“解剖麻雀”观点背后的“个别到一般，特殊到普遍”的哲学要义全然不知的话，那么就有可厚非了。实际上，除了上述资产、负债和流动性管理之间以及贷款管理与企业信贷风险管理之间密切相关以外，商业银行管理中还有其它很多管理项目之间的关系都是密不可分的。我们需要用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观点对这些项目进行辩证研究，机械的“解剖麻雀”观是要不得的。
2.2 商业银行管理实践方面的困境
从管理二重性角度来看，如果说现在的一般企业管理由于在自然技术属性与社会属性方面偏倚重于一方、缺乏把两者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管理理论指导而被称为“瘸腿管理”的话，那么目前的商业银行管理就可以被称为“单腿管理”。因为当前商业银行不仅缺乏像一般企业管理中人际关系学说和行为科学那样专门研究人与人际关系的管理理论，而且也没有反映管理二重性辩证关系的科学理论的指导，在此情况下，经济中出现以巴林银行为代表的银行倒闭事件以及人们发出“不断下降的竞争力和沉重的监管负担，正在将商业银行推向死亡” 的感慨，都是不足为奇的。这恰恰是银行管理实践方面困境的写照。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相比，尽管它们正在奉行的资产负债管理有“单腿性”，但是，我国的资产负债管理依然不可与之同日而语。正如我国有些学者所言：“我国银行的内部管理基本上还处于资产管理和负债管理阶段，没有真正进入全面资产负债管理阶段。”具体说来，我国商业银行管理实践中的困境主要体现为目前尚无法有效得到解决的一些矛盾。比如，实行能够体现管理二重性辩证关系的科学管理与缺乏这种科学管理理论指导之间的矛盾，实行全面资产负债管理与某些银行职员因素质差而读不懂资产负债表之间的矛盾，实行全面资产负债管理与商业银行资产管理部门和负债管理部门内部各自为政的矛盾，实行全面资产负债管理对员工群策群力和团队精神的要求与银行职工在现有奖惩机制下工作积极性不足的矛盾等等。
3 商业银行实行辩证管理的基本思路和原则
商业银行要逐步摆脱管理实践中的困境，应该把辩证管理观落实到具体的管理中工作，通过具体的银行业务及相关管理践行辩证管理观。在此过程中应遵循如下思路和原则：
3.1 商业银行应该从其自身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把握自己的生存规律及将来的发展趋向
构成人类社会的各种要素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构成的人类社会基本要素。第二类是由氏族部落、民族、家庭、企业、国家与政党等组成的人群共同体或社会组织。第三类是包括需要、利益、社会分工和社会交往等在内的运筹性因素。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商业银行应该用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辩证眼光，在人类社会基本要素构架下，在商业银行与其他人群共同体和社会组织共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考察商业银行与其他社会组织与人群共同体如何通过选择、调动、处置、分工、匹配等手段来发挥运筹性因素的作用，从而由商业银行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概括、总结并发现规律，以便为自身的发展提供规律性指导。
3.2 建立商业银行辩证管理的双中心制
客观经济活动过程的辩证二重性决定了商业银行管理的辩证二重性和辩证管理的双中心制。如图1所示，银行管理自然技术关系和人与人际间的社会关系决定了银行必须同时以人和工作为辩证管理的中心，处理好以工作为管理中心和以人为管理中心的辩证关系，才能确定科学的领导方式和领导行为，才能做好管理工作。
3.3 商业银行应在不同环境下确定自己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型
无论在确定性还是不确定性条件下，商业银行应该能够处理好营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三者之间辩证关系，处理好银行偏好与银行效用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确定银行理性选择行为、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型。这决定了商业银行生存和发展的现状和前景。
3.4 在综合权衡各个管理主体不同管理特征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商业银行的最佳管理策略
商业银行负债经营和经营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商业银行管理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银行的经营对象是银行重要的管理客体，同时也可能是不同特征的另外其它管理主体的管理客体。例如，商业银行给生产性企业发放的贷款，既是商业银行的管理客体，又是作为借款人的生产性企业的管理客体，同时还成为银行监管、证券监管等部门的管理客体。如图2所示，银行对贷款的贷前、贷中和贷后管理的二重性与银行信贷客户使用信贷资金进行生产的管理二重性融合在一起，增加了银行管理的复杂性。这也正是我们研究和倡导商业银行进行辩证管理的主要原因之一。
（1）按银行业务关联度或重要性不同，把银行业务分为不同的业务群，研究同一业务群内部和不同业务群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前提下，把重要的业务群管理与银行内部组织结构管理结合起来，对重点业务群的管理交由相关部门进行专项管理。比如，可以把商业银行市场营销与金融创新业务合并成为一个业务群，并建立金融产品创新推广部专门负责这一业务群对老产品的改良和新产品的创造、原有市场的巩固和新市场的开拓等业务的辩证管理。
（2）处理好以工作对象的银行业务绩效管理与以人为对象的人力资源管理之间的辩证管理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良好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积极性。
参考文献
［1］杨文士编著.管理学原理（第二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张金鳌.二十一世纪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3］陈功伟.试论辩证管理［j］.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5，（3）.
［4］沈云岗.关于创建辩证管理学理论的构想［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2，（8）.
辩证思考的重要性篇4
1.1发掘“辩证”一词的含意
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辩证”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作动词，意为“辨析考证”：如反复辩证。也作“辨证”。第二层意思是：作形容词，表示“合乎辩证法的”：如辩证关系、辩证的统一。在理解这两层意思时，我们应注意如下几点：
首先，“辩证”作“辨析考证”理解时，“辩证”同“辩证”。从哲学角度分析，“辩证”所指的“辨析考证”，是人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与人的精神三大领域的人或事物自身进行直接地或通过相关文献资料进行间接地反复辨别、分析和研究以探求事实的过程，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客观又见之于主观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式上升的认识过程。可见，“辩证”一词背后隐含的是在可知论基础上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其次，“辩证”是直接与辩证法相联系的。“辩证法”是希腊语“dialego”的汉语译文，原意为谈话、论战的技艺。后指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专门研究世界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规律的哲学学说。辩证法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先后出现了古代朴素辩证法、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三种基本历史形式。其中，只有唯物辩证法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规律和认识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
1.2透视辩证管理观
当前学术界对管理的研究大多是沿着美英等国的管理思路进行的，而对辩证管理方面的研究很少。总体来说，关于辩证管理现有的论述主要可概括为三类观点：
第一类观点是从管理实践中挑出几个诸如“疏”与“堵”、“宽”与“严”、“刚”与“柔”等具有辩证关系的词并加以简略分析，于是便称之为辩证管理。如果这能够称为辩证管理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管子·正世》篇中所言“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反映出的“变革”与“稳定”之间的关系也可称为辩证管理。实际上，管理过程中偶然闪现出的辩证管理思想火花并不等于辩证管理。
第二类观点是从中国传统中医学“辨证论治”或“辨证施治”理论延伸出辩证管理，并认为“医人医国”，“其道一也”。按传统中医学观点，“证”通“症”，“辩证”的意思就是根据中医学理论，运用四诊、八纲等方法，辨别各种不同的症候，以做出正确的诊断。“施治”或“论治”，即根据辨证的结果，针对病情，确定治疗原则，选择恰当的治疗方法。可见，辨证施治在诊断和治疗上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上文所分析出的“辩证”的两层含义。但值得注意的是，辨证论治本身并不是辩证法和认识论，更不是辩证管理的思想源头与方法论基础。
第三类观点是从马克思辩证唯物论和管理二重性原理出发，认为辩证唯物论是辩证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管理二重性原理是辩证管理学的思想渊源，并且辩证管理学是以管理过程中的一般性（自然技术关系）和特殊性（社会关系）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管理学。仔细推敲后，很容易发现这种观点有两点不足需要指证。
首先，该观点所提出的“辩证唯物论是辩证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的论断具有一定片面性。因为唯物主义是研究世界物质本性的，而辩证法是研究世界的联系、运动、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这两部分结合起来才会形成科学、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方式可以形成侧重点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中，一个是辩证唯物主义，另一个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前者在承认世界普遍联系、运动和变化、发展条件下研究世界的客观物质本性，后者在坚持世界客观物质本性基础上研究客观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和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管理所应该研究的是如何通过认识、把握和利用管理主体、客体及管理中介的普遍联系、运动、变化与发展的规律以实现既定目标，而不是在普遍联系、运动、变化和发展中研究管理主体、客体与管理中介的本性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辩证唯物论是辩证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还不如说唯物辩证法是辩证管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基石。这是其一。其二是，该理论虽然以辩证唯物论为方法论基础，但没有意识到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是构成辩证管理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基础的另外两块重要基石。因为管理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所以，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在唯物主义认识论指导下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必须在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导下用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及相关范畴对管理二重性，即管理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进行辩证分析和研究，从而才有可能使管理走出令管理学界千夫所指的管理理论的“丛林”、摆脱管理中的困惑。
其次，该观点仅仅是对创建辩证管理学的一种理论构想，并未涉及如何建立辩证管理学、如何把辩证管理理论应用于具体的管理实践等内容，所以，其对具体管理实践的指导性和实用性较差。
商业银行欲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发展，首先要改变原有观念，并树立商业银行辩证管理观，即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基础上，以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基础，认识、把握和利用管理与生产力相联系的自然技术属性方面的规律、与生产关系相联系的社会属性方面的规律，以及管理与上述两大规律之间的辩证规律，从管理二重性的辩证关系角度研究提高管理效率的管理方法，以保证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
2商业银行传统管理因缺乏辩证管理的优势而陷入双重困境
客观地说，无论是对一般企业进行管理，还是对商业银行进行管理，都具有对生产力进行管理和对生产关系进行管理的二重性。若在管理过程中能够坚持辩证管理观，即在兼顾对自然技术属性进行管理的同时，兼顾对社会关系属性进行管理，并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则这种管理才是科学的。否则，管理在理论或实践方面很容易陷入这样或那样的困境。
2.1商业银行管理思想的三次革命没有使银行真正摆脱理论方面的困境
随着商业银行的不断发展变化，在不同时期的银行家对安全性、流动性和营利性的认识和取舍也不断发生变化，从而引起商业银行的管理思想与管理理论也随之发生变革和更新。在此过程中，商业银行管理虽然经历了以商业贷款理论、资产转换理论和预期收入理论等为代表的资产管理理论、20世纪60-70年代出现并占统治地位的负债管理理论和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并延续至今的资产负债综合管理（以下简称为资产负债管理）理论三次管理思想的革命，但是这三种理论都是从管理的自然技术属性角度分析银行管理的，也都不约而同地忽视了从管理的社会属性角度对银行管理的研究，所以是具有片面性的。不仅如此，这种银行管理思想与管理理论上的片面性，导致资金池法、线性规划法和财务规划模型等以资产或负债为内容的具体管理方法也会加强和延伸这种片面性。其实，这只是商业银行管理理论的困境之一。
商业银行管理理论的另一个困境就是，现行的诸多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方面的教科书不只是单方面从管理的自然技术属性来研究银行管理，而且还把银行经营运作中技术性联系很强的业务人为分割开来并机械地加以研究。比如，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教科书中常见的情形就是，把资产管理、负债管理和流动性管理分别分成不同章节讲述；还有就是把商业银行贷款管理和企业信贷风险管理也分别分成不同章节进行研究，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某个论题像“解剖麻雀”般地“分而析之”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仅仅是把“解剖麻雀”形而上学地加以运用，并且对“解剖麻雀”观点背后的“个别到一般，特殊到普遍”的哲学要义全然不知的话，那么就有可厚非了。实际上，除了上述资产、负债和流动性管理之间以及贷款管理与企业信贷风险管理之间密切相关以外，商业银行管理中还有其它很多管理项目之间的关系都是密不可分的。我们需要用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观点对这些项目进行辩证研究，机械的“解剖麻雀”观是要不得的。
2.2商业银行管理实践方面的困境
从管理二重性角度来看，如果说现在的一般企业管理由于在自然技术属性与社会属性方面偏倚重于一方、缺乏把两者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管理理论指导而被称为“瘸腿管理”的话，那么目前的商业银行管理就可以被称为“单腿管理”。因为当前商业银行不仅缺乏像一般企业管理中人际关系学说和行为科学那样专门研究人与人际关系的管理理论，而且也没有反映管理二重性辩证关系的科学理论的指导，在此情况下，经济中出现以巴林银行为代表的银行倒闭事件以及人们发出“不断下降的竞争力和沉重的监管负担，正在将商业银行推向死亡”的感慨，都是不足为奇的。这恰恰是银行管理实践方面困境的写照。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相比，尽管它们正在奉行的资产负债管理有“单腿性”，但是，我国的资产负债管理依然不可与之同日而语。正如我国有些学者所言：“我国银行的内部管理基本上还处于资产管理和负债管理阶段，没有真正进入全面资产负债管理阶段。”具体说来，我国商业银行管理实践中的困境主要体现为目前尚无法有效得到解决的一些矛盾。比如，实行能够体现管理二重性辩证关系的科学管理与缺乏这种科学管理理论指导之间的矛盾，实行全面资产负债管理与某些银行职员因素质差而读不懂资产负债表之间的矛盾，实行全面资产负债管理与商业银行资产管理部门和负债管理部门内部各自为政的矛盾，实行全面资产负债管理对员工群策群力和团队精神的要求与银行职工在现有奖惩机制下工作积极性不足的矛盾等等。
3商业银行实行辩证管理的基本思路和原则
商业银行要逐步摆脱管理实践中的困境，应该把辩证管理观落实到具体的管理中工作，通过具体的银行业务及相关管理践行辩证管理观。在此过程中应遵循如下思路和原则：
3.1商业银行应该从其自身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把握自己的生存规律及将来的发展趋向
构成人类社会的各种要素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构成的人类社会基本要素。第二类是由氏族部落、民族、家庭、企业、国家与政党等组成的人群共同体或社会组织。第三类是包括需要、利益、社会分工和社会交往等在内的运筹性因素。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商业银行应该用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辩证眼光，在人类社会基本要素构架下，在商业银行与其他人群共同体和社会组织共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考察商业银行与其他社会组织与人群共同体如何通过选择、调动、处置、分工、匹配等手段来发挥运筹性因素的作用，从而由商业银行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概括、总结并发现规律，以便为自身的发展提供规律性指导。
3.2建立商业银行辩证管理的双中心制
客观经济活动过程的辩证二重性决定了商业银行管理的辩证二重性和辩证管理的双中心制。如图1所示，银行管理自然技术关系和人与人际间的社会关系决定了银行必须同时以人和工作为辩证管理的中心，处理好以工作为管理中心和以人为管理中心的辩证关系，才能确定科学的领导方式和领导行为，才能做好管理工作。
3.3商业银行应在不同环境下确定自己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型
无论在确定性还是不确定性条件下，商业银行应该能够处理好营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三者之间辩证关系，处理好银行偏好与银行效用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确定银行理性选择行为、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型。这决定了商业银行生存和发展的现状和前景。
3.4在综合权衡各个管理主体不同管理特征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商业银行的最佳管理策略
商业银行负债经营和经营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商业银行管理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银行的经营对象是银行重要的管理客体，同时也可能是不同特征的另外其它管理主体的管理客体。例如，商业银行给生产性企业发放的贷款，既是商业银行的管理客体，又是作为借款人的生产性企业的管理客体，同时还成为银行监管、证券监管等部门的管理客体。如图2所示，银行对贷款的贷前、贷中和贷后管理的二重性与银行信贷客户使用信贷资金进行生产的管理二重性融合在一起，增加了银行管理的复杂性。这也正是我们研究和倡导商业银行进行辩证管理的主要原因之一。
（1）按银行业务关联度或重要性不同，把银行业务分为不同的业务群，研究同一业务群内部和不同业务群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前提下，把重要的业务群管理与银行内部组织结构管理结合起来，对重点业务群的管理交由相关部门进行专项管理。比如，可以把商业银行市场营销与金融创新业务合并成为一个业务群，并建立金融产品创新推广部专门负责这一业务群对老产品的改良和新产品的创造、原有市场的巩固和新市场的开拓等业务的辩证管理。
（2）处理好以工作对象的银行业务绩效管理与以人为对象的人力资源管理之间的辩证管理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良好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积极性。
参考文献
［1］杨文士编著.管理学原理（第二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张金鳌.二十一世纪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3］陈功伟.试论辩证管理［J］.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5，（3）.
［4］沈云岗.关于创建辩证管理学理论的构想［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2，（8）.
［5］周维耀等主编.管理哲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摘要：如果一般企业管理在管理的自然技术属性与社会属性方面偏倚重于其中一方、缺乏把两者有机联系在一起的辩证管理观指导而被称为“瘸腿管理”，那么现行的商业银行管理就可以被称为“单腿管理”。商业银行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发展，必须摈弃传统的“单腿管理”，建立商业银行辩证管理观。
辩证思考的重要性篇5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实践
中图分类号：B0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1－0186－05
一、传统教科书理解的“唯物辩证法”阐释科学发展观的缺陷
传统教科书是力图要克服朴素辩证法、机械辩证法和思辨辩证法的缺陷，但由于它不理解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革命意义所在，其通过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性”，强调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唯物性”，反而在思维方式上陷入了马克思所批判的――从客体或直观思维方式思考“辩证法问题”的旧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窠臼。
传统教科书采用客体思维方式思考“辩证法问题”的根本缺陷是：(1)在对“辩证法问题”的思考中，客体思维方式的思维是一种“视人为物”的思维方式。因为，在这种客体思维方式中，自然、社会、人和人的思维等事物，都是一种脱离人的实践活动的、不从实践理解的一种抽象的客体性存在，“人”被视为是一种客体性的物，讲的是“人与自然”的抽象的同一性，即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与自然动变在根源上和规律性上完全同一的“道和理”，而不是人超越于自然、人和社会的发展异于自然的“道和理”，从而使科学发展中的“人和人民群众”等丧失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主体地位。(2)在对“辩证法问题”的思考中，客体思维方式的思维只能引出“辩证法”的自在性、客体方面的必然性，而引不出“辩证法”的自为性、主体和客体统一的能动性。按照客体思维方式的思维，“辩证法”是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三大领域中普遍存在的、客观的、自在的逻各斯――即客体存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而不是主体认识和改造客体的、主体存在的、自为的――人的实践规律和认识规律。这样，就引不出“辩证法”的自为性、主体和客体统一的能动性，从而使科学发展中的“人的自由自觉性、人的实践能动性”等丧失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根据。(3)在对“辩证法问题”的思考中，客体思维方式的思维是一种“抽象的唯物辩证法”。这种唯物辩证法不仅以自然物质为本体，而且把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理解为形式逻辑把握的“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三大领域中最抽象、最普遍存在的一种同一性(A=A的共性)。这种从“抽象性”、而不是从“实践理解的现实性”去思考相关哲学问题(包括辩证法的规律性问题)，在马克思看来正是先前一切旧哲学的根本缺陷所在。
传统教科书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诠释，是在“物质本体论”的基础上、从客体思维方式思考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问题”的，由之就造成了传统教科书用客体思维方式诠释的“唯物辩证法”，在阐释科学发展观问题上的一系列理论缺陷：
第一，科学发展观的“发展的科学性”问题，在传统教科书中，丧失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根据。我们知道，“科学发展观”是相对“非科学发展观”或“不科学的发展观”而言的：(1)这里言说的“发展观”，是指一定主体(如政府、政党乃至人类)指导国家(或人类，如联合国)社会发展的发展观念、发展思路和发展战略，即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显然，发展的问题，不是客体的问题，而是主体的问题；发展观不是作为客体的“自然”的发展观，而是作为主体的“人”的、“社会”的发展观。而传统教科书在唯物辩证法的阐释中，则把发展自然物的动变、生物的演化和动物的进化也视为发展，实际上，这些自然事物的变化，由于没有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否定其自然性而获得新的性质，是谈不上真正意义的发展的。(2)这种发展观的“科学性”问题，也不是相对自然事物的动变、生物的进化和动物的活动，而是相对人的活动即人的实践行为的――指导思想的“科学”或“不科学”。实践是“人”、“社会”和人在实践中构建的“人一自然一社会”统一体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由之，合于实践规律性的关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就是具有科学性的社会发展观；反之，则是不具有科学性的社会发展观。显然，只有对人的实践促成的社会发展说，才有是否合于实践内在规律性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问题，从而才有指导人的实践行为的――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和“非科学性”问题。不言而喻，像传统教科书阐释的唯物辩证法那样，把纯粹自然事物的动变、进化也视为“发展”，由于自然事物的动变、进化――始终是“法自然的本性和规律”的那个样，是提不出发展的“科学”问题的。那么，科学发展观的“发展的科学性”问题，在传统教科书阐释的唯物辩证法中，就会丧失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根据。
第二，科学发展观的“发展的规律性”问题，在传统教科书中，丧失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根据。科学发展观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达到了新的高度，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中国共产党人所认识的“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按马克思倡导的从实践理解问题(包括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问题)的方式去理解，这些规律不仅不是纯粹的自然规律，而且也不是脱离人的实践的――那种抽象的、纯粹的社会规律，而是在人的历史性实践中，处理由人的实践所构建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的重大关系的实践规律。这些实践规律，本质上是指人在通过实践促成的社会发展中，协调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这些实践中“对立面之间”的重大关系，实现实践的对立面统一的规律，即马克思指出的“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的规律，或恩格斯所说的“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和人类本身的和解”的规律。显然，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矛盾，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解，所体现的正是“主体”的――即人的实践的能动性和规律性，而不是物的动变或动物活动的自然性、自发性。如果像传统教科书阐释的唯物辩证法那样，把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当作是作为“客体”的――“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三大领域中普遍存在的、纯客观的规律，那么，科学发展观的“发展的规律性”问题，便在这样阐释的唯物辩证法中，丧失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根据。
第三，传统教科书阐释的发展观，是不能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根据，去说明科学发展观的――“发展的‘以人为本”’问题的。在传统教科书以客体思维方式诠释的“唯物辩证法”的意蕴中，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体论是一种“物质本体论”。因为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世界是物质的世界，世界的多样性统一于它的物质性；物质又是运
动着的物质，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等世界上一切事物，所进行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社会的、思维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基础和载体，都是不同形式存在的物质。所以，物质是事物发展的“本体”，事物的发展只是物质演化出来的变体，是物质存在形式的多样性的表现。由之，“发展”就被理解为是一种以“物”(客体)为“本”的发展，即“以物为本”的发展。这样，在传统教科书以客体思维方式诠释的“唯物辩证法”：(1)由于它根本不可能提出发展的“以人为本”的问题，那么，科学发展观的“发展的‘以人为本’问题”，便在这种阐释的唯物辩证法中，丧失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根据。(2)由传统教科书诠释的唯物辩证法引出的――发展的“以物为本”，与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的――发展的“以人为本”正好构成了相反和否定关系。所以，传统教科书阐释的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是不能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根据，合理地说明科学发展观的――“发展的‘以人为本”’问题的。
第四，传统教科书阐释的唯物辩证法，不能合理地说明科学发展观的“发展的方法问题”。按照传统教科书诠释唯物辩证法的客体思维方式，作为客体的――“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三大领域中的一切客观事物，其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根源均在于客观事物(即客体)自身内在的矛盾本性，其发展则是客体内在矛盾转化的必然性，即是客观事物内在矛盾转化的必然的结果和表现。由此观之，这种唯物辩证法就在最普遍的意义上，把事物的发展视为“完全由必然性、规律性规定的――自在的、自发的行为和过程”，因而，是引不出发展要讲求方式、方法问题的。由之，科学发展观的“发展的方法问题”，也在如此阐释的唯物辩证法中，丧失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根据。我们知道，不仅自然事物的动变、进化是不讲求方法的，从其不具有自由自觉性说，动物的活动也是不讲求方法的，可以说依其遗传的本能“怎么做都行”。而人是讲求方法的动物，人的活动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在理论指导和实践操作上，凡人的活动都必须讲求自己活动的方式和方法。但这个道理，是不能从事物――客体动变进化的自在性、自反性去理解的，而必须从人――主体实践的能动性去理解。正是从主体实践的能动性看待社会发展的问题，科学发展观才把“以人为本”视为自己的核心，把“统筹兼顾”视为自己的根本方法。显然，传统教科书阐释的唯物辩证法，是不能合理地说明科学发展观的“发展的方法问题”的。
二、从实践理解“科学发展观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彻底颠覆了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辩证法、机械辩证法和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创立了从实践理解辩证法相关问题的――哲学辩证法发展的新历史形态，即实践的辩证法(简称：实践辩证法)。“实践辩证法”的内涵，不是指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重视实践的辩证法或以实践为研究对象的辩证法，而是指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以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思考辩证法相关问题的学说和理论体系。
相对于作为关于自然世界的直观描述的、自然的(即自在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一种自为的辩证法。所谓自为的辩证法，是指把辩证法看作是人类思维概念地把握存在的一种思维方式以及受此规定的发展学说，是一种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辩证法。用马克思的话说，自为的辩证法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理解”。这类自为的辩证法，在哲学中产生出了黑格尔对概念思辨地反思的辩证法和马克思对概念实践地反思的辩证法的对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辩证法对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颠覆”或否定。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实质上也就是要把被黑格尔神秘化了的、思辨的概念辩证法改造成为实践的辩证法，即：“不是用概念的辩证运动去说明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在矛盾，而是用实践活动的内在矛盾及其历史发展去说明概念的辩证运动”。
实践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是人类世界实际地进行辩证运动的源泉和动力，因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最深刻的现实根基。人类的实践活动，在人的思维的反映上，本质上是一种借助于一定的工具对外部感性材料所进行的综合活动。这种综合活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对改造自然的综合活动；一是人对改造社会、改造自身的综合活动。这两个方面的综合活动，体现了以实践为基础、中介的――人与自己活动对象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以及在这种否定性统一关系中所蕴含的思维与存在的否定性统一关系。
人类的实践活动由于蕴含着人与活动的对象世界、思维与存在的全部矛盾关系，它才成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从实践理解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的全部矛盾关系的现实基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才成为一种对概念实践地反思的、自为的辩证法。
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发展观是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作为其方法论和发展观的理论基础的，当我们揭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旧哲学辩证法的否定或颠覆以及传统教科书唯物辩证的客体思维方式思考“发展问题”的缺陷时，就昭示着如何阐明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路径，即要求我们应从实践理解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从实践理解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包括多方面的思想内容，这里主要讨论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联系观、发展观、规律观和方法观，即从实践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联系的问题”、“发展的问题”、“发展规律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讲“人、社会、自然”的科学发展，是以承认“人－自然－社会”的联系为前提和基础的，但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看来，在由实践生成发展的人类世界中，“人一自然一社会”的联系是由人的实践所构建的“自为联系”，而不是自然事物的“自在联系”。所谓“自在联系”是指纯粹自然事物之间(物与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或生物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物与物之间一种由盲目的、自发的力量作用所发生的关系和结果，是与人的实践活动无关涉的物的自在性关系。所谓“自为联系”是指贯注着人类活动印记或人造事物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人类有目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的作用所生成的关系和结果，因而是一种人与物的“为我关系”。这种“为我关系”的客观性是蕴含了人的目的性的客观性。所以，自为联系体现了事物联系的“自为”的特点：(1)自为联系的事物是经由人类实践活动中介、甚至是创造的客观事物；(2)自为联系具有社会历史的规定性；(3)自为联系具有二重性，即是客观性与主观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统一。可见，从实践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联系”范畴，即把人类世界中人、自然、社会等事物的“联系”，理解为由实践活动所生成发展的自为联系，不仅有助于深刻把握人化自然、人类社会和人自身所具有的实践性、社会性和历史性，而且有助于正确地把握“人一自然一社会”联系的实践本质，从而
为科学发展观提供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支撑。
科学发展观所讲的“发展”，不是指自然事物自在的动变、进化，而是指人类世界中“人一自然一社会”的协调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从实践理解“发展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观，升华为从实践理解“发展问题”的实践的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看来，自然事物只有运动、变化、进化，无否定其自身(自然本性)而达到新质的“发展”。“发展”是专属从实践理解的人类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范畴。从自然世界到人类世界的飞跃，意味着在人的实践的双重对象化中，作为实践主体的人与作为实践对象的客体――自然、社会和人自身，各自均否定自身的自然的和实践的对立的规定性，而在实践的自为联系中达到了对立面的统一。所以，发展的实质是实践的对立面的统一，即发展是人类世界中的事物，通过实践的双重对象化活动，实现实践中的对立面的相互转化，达到实践中的对立面的统一；由之决定了人类世界事物的发展，不是自然界事物的那种单线式的――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无序到有序的变化，而是自为联系中事物的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及其过程。这表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言说的“发展”，不仅是对人类世界的事物来说的，而且是对由人的实践活动所建构的“人一自然一社会”等的自为联系来说的。只有这样从实践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观，才能为科学发展观提供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支撑。因为，如果像传统教科书的唯物辩证法那样，把“发展”理解为事物自在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一种必然的结果和表现，那么，提出“科学发展的问题”就不仅缺乏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根据，而且是一种完全多余的事情。
在科学发展观中，中国共产党人所认识到的“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不是脱离人的实践的――那种抽象的、纯粹客观性的客体规律，而是在人的历史性实践中，处理由人的实践所构建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的重大关系的规律。这些规律，本质上是指人在通过实践促成的社会发展中，协调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这些实践中“对立面之间”的重大关系，实现实践的对立面统一的实践规律――即作为实践的存在规律。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是朴素辩证法那样的、作为对自在存在的描述的自在的辩证法，而是作为对自为存在――即实践存在的自觉反映的“概念的辩证法”，它所把握概念辩证法的规律，是人类思维对概念实践地反思的、实现思维和实践存在的否定性统一的一般规律。如：实践的对立统一规律、实践的质量互变规律、实践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实践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统一的规律、实践主体尺度和客体尺度统一的规律、实践的真、善、美统一的规律、实践的历史和逻辑统一的规律，等等。
总之，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规律观是一种从实践理解规律问题的实践的规律观，只有以这种实践的规律观，才能合理地解释科学发展观的“发展的规律性问题”，从而为科学发展观提供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支撑。
三、从实践理解“科学发展观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意义
关于从实践理解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大意义，我们在前文中已有所涉及。这里我们仅对从实践理解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于克服传统教科书的‘辩证法’阐释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缺陷、为科学发展观提供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合理性根据，以及提高我们在实际工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的意义，进行概括性的说明：
第一，从实践理解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可以克服传统教科书的“辩证法”阐释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缺陷。传统教科书在“物质本体论”基础上，采用客体思维方式思考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问题”，由之就造成了传统教科书用客体思维方式诠释的、被称作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唯物辩证法，在阐释科学发展观的“发展的科学性问题”、“发展的规律性问题”、“发展的‘以人为本’问题”和“发展的方法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理论缺陷，这样就利于我们合乎马克思主义地理解和说明科学发展观。从实践理解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仅彰显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从实践理解“辩证法的问题”的――实践辩证法的理论本性，而且能够克服传统教科书诠释的“唯物辩证法”在阐释、理解科学发展观一系列问题上的理论缺陷，从而有利于我们合乎马克思主义地理解和说明科学发展观。
第二，从实践理解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可以为科学发展观提供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合理性根据。传统教科书诠释“唯物辩证法”，以客体思维方式思考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联系的问题”、“发展的问题”和“发展规律的问题”，从而把“联系”理解为与人的实践活动无关的、事物自在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把人类世界及其事物的“发展”，也理解为与人的实践活动无关的、事物自在的旧质的消亡和新质的产生；把事物联系和发展的规律，理解为与人的实践活动无关的、事物自在的和纯粹客观的必然性。这样，它就不能为科学发展观提供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合理性根据。从实践理解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把握的“联系”，理解为是人类世界及其事物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构建的自为联系；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把握的“发展”，理解为是人类世界及其事物通过人的实践双重对象化活动所实现的、对立面之间各自向对方的转化――即实践的对立面的统一；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把握的“发展规律”，理解为是人类世界及其事物在人的实践中自为联系和自为发展的规律――即实践的规律。这样，从实践理解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就为科学发展观的“联系的问题”、“发展的问题”和“发展规律的问题”，提供出了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合理性根据。
辩证思考的重要性篇6
一、 课堂辩论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课堂辩论采取了学生自主思考和合作学习的形式，各抒己见，互相学习， 通过辩论，能使学生在亲身感悟中掌握知识，形成正确的价值情感体验。课堂辩论能使学生充分表现自身情感、意志、个性和能力，亲临参与的境界，历经求知的艰辛，承受意志的磨练，体验成功的欢愉。让学生在成功的愉悦中感受自主学习和合作探究的重要性，让他们在成功的愉悦中自觉转变原来的那种被动接受的学习方式，在愉悦中学习，在学习中体验愉悦，为他们的终身学习和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 课堂辩论有利于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
其一、有利于学生全面正确的理解和把握知识内容。围绕课本知识，通过辩论，能使学生在亲身感悟中掌握知识，形成正确的价值情感体验，全面正确的掌握知识。
其二、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维水平、论证能力和创新意识。辩论是以反向思维和发散性思维为特征。在课堂中，学生们的辩论，有利于学生思维水平的提升。学生都能够透过申论、质询、资料搜集与辩论稿撰写等训练，达到思辨能力、口语表达能力和论证能力的提升。同时在思考问题的过程中，求异思维也会得到发展。一些新观点、新想法的产生会促使创新意识的逐步形成。
其三、有利于学生在掌握课本知识的基础上拓展知识面，提高他们人文素质。为了说明己方观点，学生要翻阅大量的图书和资料，这些内容，可以涉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方方面面。在辩论中，知识、能力、情感和价值观得以整合，有利于提升学生人文素养。
其四、有利于培养学生主动性和合作精神。辩论可以激发学生内部学习需要和动机，强有力的任务驱动，有利于形成和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辩论是在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中实现的，这就需要有合作精神。在辩论中，要学会既要表达自己的观点，还要尊重别人，实现愉快合作，共同提高。
辩证思考的重要性篇7
明确命题意图是为了更好地解答试题。政治学科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是考生解答政治试题的四大要素。在政治试题解答中，知识是载体，方法是手段，能力是核心，觉悟是灵魂。考生解答试题的前提和关键是必须明确试题命题意图要求考查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明确命题意图，也就是确定命题意图。明确试题命题意图中考查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就是确定试题命题意图中考查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也就是确定解题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
明确即确定命题意图的依据是试题题意。政治学科命题考查的学科知识，主要是根据试题题意中的题眼的、题问、题旨确定的。题眼的命题角度规定了试题考查的知识范围及应用角度，是确定试题考查知识的重要依据。题问的内在逻辑关系规定的思维方式方法及其提供的逻辑思路，规定了试题考查知识的具体内容，是确定试题考查知识的主要依据。题旨规定了试题的主题、中心，规定了试题考查知识的基本内容，是确定试题考查知识的基本依据。另外，试题题型规定了试题考查知识内容的伸缩程度。论述题要比简答题考查的知识内容细致全面些；辨析题考查的知识内容，介于论述题和简答题之间。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2题题眼的主要命题角度是：“农村经济发展”，不是“国民经济发展”。因此规定了命题材料中的“无工不富”的“工”是指乡镇企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业；规定了试题考查的知识范围是乡镇企业知识，不是工业知识。高考中不少考生把握不住这一命题角度，用工业知识答题，使答题跑题。该题还有一个重要的命题角度是：“无农不稳，无工不富”。这句话隐含着“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的命题角度，规定了试题考查的知识范围是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关系的知识。高考中很多考生忽视了这一命题角度，使答题漏点。该题的题问是：运用经济常识知识，说明“农村经济发展”，为什么“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在把握题眼、题问的基础上，进而可以把握该题的题旨，即考查考生对发展农业和乡镇企业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的认识。从该题题旨可以折射出试题考查的学科知识的基本内容是：农业的地位作用、乡镇企业的地位作用、发展农业与发展乡镇企业的地位作用、发展农业与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把握题眼，依据题旨，结合题型，按照题问的内在逻辑关系规定的思维方式方法及其提供的逻辑思路，折射学科知识，便可确定出此题考查的知识的具体内容是：农业的地位作用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乡镇企业的地位作用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可见，准确确定试题考查的知识，才能使试题答案内容与标准答案内容基本吻合，才能增强试题解答的实效性。
政治学科命题考查的学科方法，主要是根据试题题意中的题问确定的。题问从思维方式上可分为：归纳型和演绎型、抽象型和辩证型。试题题问思维类型不同，考查的思维方式方法不同，答题的思维方式方法也不同。试题题问中抽象型题问主要包括归纳型和演绎型题问，考查的是抽象思维方式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所以要求考生用抽象思维方式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答题。试题题问中的辩证型题问，主要考查辩证思维方式中的历史的方法、辩证的方法、具体化的方法（即理论和实际辩证的具体统一的方法），所以要求考生用辩证思维方式中的历史的方法、辩证的方法、具体化的方法答题。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第一问是归纳型题问，要求考生用归纳法思维答题；第二问是演绎型题问，要求考生用演绎法思维答题；第三问是抽象型兼辩证型题问，要求考生用抽象思维中的演绎法和辩证思维中的具体化法思维答题。可见，明确试题考查的思维方式方法，把握试题解答的论证方式方法，按照试题命题意图要求的思维方式方法答题，才能保证试题解答的逻辑与标准答案要求的逻辑相一致，才能增强试题解答的逻辑性。
政治学科命题考查的学科能力，主要是根据试题题意中的题型、题问确定的。题型不同，对能力考查的要求不同。最佳选择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四种能力，重点考查比较分析能力；不定项选择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5五种能力，重点考查判断推导能力；简答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7五种能力，重点考查理解分析能力；辨析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5、7六种能力，重点考查分析判断能力；论述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5、6、7七种能力，重点考查综合评价能力。题问类型规定试题考查的能力。题问类型相同，考查的能力相同。分析近几年高考政治试题的题问类型变化趋势可见：高考政治试题题问类型趋向变问化，表明高考越来越突出地考查理论联系实际能力；题问类型趋向辩证化，表明高考越来越突出地考查辩证思维能力。题问类型不同，考查的能力也就不同。一般说来，直问型低于变问型对能力的考查要求；理论型低于实际型对能力的考查要求；归纳型低于演绎型、演绎型低于辩证型对能力的考查要求。同一道试题，题问类型不同，考查能力的要求就不同。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第一问是归纳型题问，考查的是归纳思维能力；第二问是演绎型题问，考查的是演绎思维能力；第三问是抽象演绎型兼辩证具体化型的题问，考查的是抽象思维中演绎思维能力和辩证思维中具体化思维能力。显然，第一问低于第二问、第二问低于第三问对能力的考查要求。同一题型，题问类型不同，对考查的能力及其程度的要求也不同。例如：1995年高考政治第36题和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都是论述题，但是1995年高考政治第36题考查的基本上是教材知识，知识跨度小，综合程度低，是理论型题问。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考查的是教材知识和时事知识，并要求二者具体结合，知识跨度大，综合程度高，是实际型题问。可见，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与1995年高考政治第36题相比，不仅增加了对辩证思维具体化能力的考查，而且对分析综合评价能力的考查要求程度也提高了。不同题型，题问类型组合不同，考查的能力及重点也不同，尤其是表现在主观性试题上。简答题的题问一般为理论型、抽象型，表明这一题型重点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教材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抽象思维能力。辨析题的题问一般为理论型、辩证型，表明这一题型重点
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教材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辩证思维能力。论述题的题问一般为实际型、抽象型兼辩证型，表明这一题型重点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教材知识和时事知识具体结合分析解决问题的综合评价能力，既考查抽象思维能力，又考查辩证思维能力。另外，由于题眼命题角度的转换，使测试难度加大，对各种题型考查能力的要求程度特别是对各种题型重点考查能力的要求程度也就提高了。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5题，命题设问角度由以往要求选出人物转换为要求选出孔繁森事迹。这样不仅提高了对再认能力考查的要求程度，而且也提高了对比较分析能力的考查要求程度。又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2题，命题材料规定的隐蔽巧妙的变问命题角度（前面已经说明过，故略）显然比直问命题角度提高了对理解分析能力的考查的要求程度。可见，考生只有具备试题考查的能力，并明确试题要求考查的能力，在试题解答中有意地体现命题对能力的要求，使能力发挥到位，这样才能使方法运用到位，觉悟体现到位知识应用到位，才能增强试题解答的科学性。政治学科命题考查的学科觉悟，主要是根据试题题意中的题旨确定的。试题题旨立意反映的思想性，就是试题命题意图考查的学科觉悟，也就是考生在试题解答中体现的学科觉悟。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5题，主要是考查考生对孔繁森先进事迹的掌握程度，以此考查考生对这一时事政治的认识水平。又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主要是考查考生对我国目前国有经济中汽车制造企业的经济效益状况，解决汽车制造企业经济效益的途径以及提高汽车制造企业竞争力做法的认识。以此考查考生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水平，考查考生的主人翁意识和思想政治素质。可见，考生只有具备试题考查的觉悟并明确试题命题意图要求考查的觉悟，才能在试题解答中自觉体现觉悟，充分发挥能力，正确运用方法，准确运用知识；才能增强试题解答的思想性。
确定命题意图的过程，就是审析试题的过程。因此，明确即确定命题意图的一般过程是：（1）审析题型导语，明确题型类型要求。（2）审析命题材料和设问，把握题眼，明确命题角度。（3）根据题眼命题角度，准确把握题问，明确题问的内在逻辑关系及其规定的思维方式方法，确定命题考查的思维方法。（4）把握题旨，明确命题的中心旨意及其反映的思想性，确定命题考查的觉悟。（5）综合试题题意，确定命题考查的能力。（6）把握题眼，根据题旨，结合题型，发挥能力，体现觉悟，按照题问的内在逻辑关系及其规定的思维方式方法提供的逻辑思路，折射学科知识，便可确定出命题要求考查的知识。可见，确定命题考查的知识，是明确命题意图，解答试题的落脚点。
辩证思考的重要性篇8
【关键词】总体性 内在关系 系统性 辩证法
作为马克思哲学方法的核心，辩证法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的重点之一，也从中产生了许多发展的、有益的思想资源。笔者将立足卢卡奇与奥尔曼的观点，并比较两者对马克思辩证法研究的异同。
“总体性”：卢卡奇对马克思辩证法的解读
卢卡奇曾说：“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件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①“总体性范畴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基石，是构成历史主动性方法论的前提，因为它是对社会历史全部过程的辩证认识。”②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
从主客体同一的角度理解“总体性”。主客体同一的思想，可以说是卢卡奇“总体性”辨证方法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也是他继承黑格尔辩证法的重要方面。黑格尔认为，意识“从前以为是自在之物的那种东西实际上并不是自在的，或者说，它发现自在之物本来就仅只是对它（意识）而言的自在”③。也就是说，客体既是自在的，又是为意识而在的。卢卡奇正是看到黑格尔辩证法中的主客统一思想并进一步认为主客体之间的辩证交互关系只有在社会历史的进程中体现并发展起来。抛弃实践，将主客体理解为分裂的两部分的做法是非辩证的，是所谓的“尾巴主义（tailism）”。④因此，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作为主体向度，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成总体性认识的关键，只有主客互动的“历史辩证法”才能在总体上对资本主义加以揭露和批判，从而加速它的灭亡。
总体性与历史性的结合。卢卡奇认为，没有辩证法，就无从了解历史，也无法对特定的人和时代做出确切说明。方法的矛盾在于对一个历史事件的把握与描述，同整个历史作为一个统一过程之间的对立。辩证法的总体观能够克服这样的对立就是因为看到单一历史事件的历史性，即属于历史总体的一部分。因此，特定时代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现象不能被抽象成永恒的规律。卢卡奇认为，对马克思来说，历史过程与发展是真正的切实的人类实践活动的过程，这不但体现在历史阶段的暂时性上，更体现在本体论意义上社会历史与自然的统一。
总体性是包含差别的动态的辩证整体。卢卡奇一再强调：“总体的范畴绝不是把它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性、同一性。”⑤同时，他也指出，总体性不是部分的机械相加，不是算数求和，而是包含矛盾和差别的动态的辩证整体，只有深入历史社会和现实生产活动的马克思才真正打破了概念的神话，找到动态的辩证总体的真正现实性。但是，卢卡奇强调整体对部分有方法论上的优先性，“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的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方法的本质”⑥。
总的来说，卢卡奇实际上更强调辩证法在历史社会领域将主客体统一贯彻到底的精神，基于对当时特殊国际形势和片面理论走向的批判，卢卡奇对“总体性”的强调实则为了唤起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的觉醒，并坚信通过这种努力可以发挥理论武器的现实力量来达到革命胜利的目的。
“内在关系”：奥尔曼对马克思辩证法的解读
奥尔曼是当代美国“辩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提出马克思的辩证法实际上是“内在关系哲学”，“内在关系”是惟一可以正确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思路，是马克思辨证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所忽略的基础。同样，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奥尔曼的“内在关系”辩证法。
事物即关系。奥尔曼指出，从前的思想家认为事物和关系是彼此相联系的两种东西，事物是构成关系的条件，而马克思则不同，他认为关系是“事物本身的内在部分”，“事物的存在条件被认为就是它是什么的一部分，并且体现在它刚好就是这个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的事实之中”⑦。因此，对马克思而言，事物即关系，事物本身就是对自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属人的关系。反过来，个人也被看成是处于人与对象的某种集合之中，即也被当成一种关系来理解。
“内在关系”体现过程性与历史性，且两者密不可分。奥尔曼指出，马克思的逆向历史研究法是基于内在关系哲学的一种辩证方法，占据中心地位的是关于“前提和结果的双重运动”，即前提和结果并不是完全分裂的、毫无联系的两个事物，而是“一种双重运动，处于相互作用中的过程不断发展着，既成为结果，又成为对方结果的制造者。因此，两者都必须被动态地和有机地加以考察”⑧。马克思对整个资本主义的研究正是遵循“前提和结果的双重运动”这样的内在关系辩证法，当他试图为资本主义寻求前提时，必然要从资本主义这个“结果”出发，而作为结果的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时期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因此是过程性与历史性的双重结合。
“内在关系”与“抽象”是马克思辩证法的“两条站立的腿”。奥尔曼指出，“内在关系”与马克思的抽象方法是彼此联系、不可分割的。马克思有三种抽象模式：范围（extension）、概括层次（level of generality）和角度（vantage point）。马克思的既定目的是为了“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其抽象范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弹性的伸缩。概括层次抽象法是指从一般与特殊的同一性出发，将世界从最具体到最普遍细分为七个主要的概括层次。“在马克思的思想要素获得一个范围和一个概括层次的同一思维过程中，它们也获得了一个角度，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考察任何具体关系的因素，并且，在这个范围内，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重构这种关系所在的更大的系统。”⑨正是这种辩证的抽象方法才使得马克思总是在社会中看到自然，在生产力当中看到生产关系，在非经济结构的现象看到经济结构的本质。奥尔曼一再强调，“内在关系哲学是一个观念问题而不是一个事实问题”⑩。实际上这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也是一种用以构架分析现实的方法，更是一种网式思维。
卢卡奇与奥尔曼观点的异同分析
首先，两者都同意马克思的关注点是资本主义，但卢卡奇将马克思的辩证法局限在历史社会领域，从而否认恩格斯的自然辨证法，认为离开主客体相互关系，离开人的实践活动的纯事实的辩证法都不是马克思的辩证法。奥尔曼多次强调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根本理念和立场上的一致性，而根据抽象不同的概念层次，卢卡奇强调社会历史领域的辩证法至多只是在前五个层次使用，因此以这个理由来瓦解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站不住脚。其次，两者都同意马克思的辩证法讲“关系”，但侧重点不同。卢卡奇更强调“总体”的方法论优先性，奥尔曼则更重视马克思的辩证步骤。奥尔曼指出，马克思在两种意义上使用“总体”和“关系”：一是逻辑意义，二是被重构或新兴的意义，前者与所有现实相关，而后者则与被抽象后的各种具体关系相关。最后，卢卡奇与奥尔曼都认为讲“关系”不能仅仅停留在“相互作用”上。因为只讲“相互作用”，就可能会造成“关系”实际上是指两个不变化的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错觉。
卢卡奇与奥尔曼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面临的理论挑战和现实危机不同，两者对马克思辩证法中不同要素的强调也不会完全相同。面对当时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和惟意志论等论调，卢卡奇的理论论战对象是固定的，同时造就了他对“主客体统一”、“自然社会统一”、“无产阶级意识”等因素的强调。奥尔曼对马克思辩证法的解读侧重于方法论的学理性剖析，更多的是针对当代实证主义、分析哲学、后现代碎片化哲学等反辩证法的孤立研究方法，试图恢复马克思辩证法对真实社会本质的捕捉及其所具有的革命性。笔者认为，“系统性”比“总体性”和“内在关系”更能体现马克思辩证法的方法论特征，因为“总体性”突出了“总体”，“内在关系”则在用词上过于抽象，一般人在初次接触这个概括时很难准确体会“关系”的具体性以及何谓“内在”。而“系统”则是一个有机的、活的产物，既强调总体，又重视部分，更强调系统内在有机联系。
宇宙有着庞大的结构和复杂的系统，任何对照现象经验依样画葫芦的研究方法或沉迷于抽象思辨的形而上举措都只能是对现实凤毛麟角的解释或错误的引导。辩证法的主体是变化，它本身就是一种革命的批判的力量。对现存的怀疑、对潜在的挖掘和对未来的展望，都是辩证法的魅力与实效。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⑤⑥[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6页，第61页，第77页。
②欧阳谦：“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辨析”，《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4期。
③[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67～68页。
④ Georg Lukacs， A Defense of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ailism and the Dialectic， translated by Esther Leslie， Verso， 2000， pp.56
⑦⑧⑨⑩[美]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段忠桥、田世锭、何霜梅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0页，第147页，第126页，第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