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的政策主张范文
时间：2023-10-31 11:48:18
新制度经济学的政策主张篇1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金融危机；政府救助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6）03-0004-06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3.01
一、引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理论界通常以“萧条经济学的回归”、“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等来描述西方经济思潮的新动向及西方国家拯救经济的政策取向。这样的评论与描述一方面使人们更简洁明了的了解当前理论及政策的取向，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对凯恩斯主义的误读。因为这类“一刀切”的评论将政府救助理论等同于凯恩斯主义，将凯恩斯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粗暴的割裂开来，并没有意识到凯恩斯主义从诞生至今一直在自我完善且结合时代特点不断增加新的内涵，也没有考虑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凯恩斯主义者试图改善政府救助理论及实践的新探索。因此，要弄清“凯恩斯主义回归”的真正内涵，关键问题在于弄清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本主张，并通过梳理总结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政府救助金融危机政策之间的关系，剖析凯恩斯政府救助的理论不足与实践的偏差，为后金融危机时代政府救助金融危机理论及实践的拓展提供新的思路。
二、凯恩斯政府救助的理论逻辑
基于人们不确定的心理预期，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必然存在，且有效需求不足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导火索，故政府应实施救助。结合图1可知，经济危机发生时，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决定居民及社会消费不足，利息率刚性及资本边际效率不稳定导致个人及社会投资不振，此时迫切需要外界推力，即政府救助来填补有效需求不足之沟壑。凯恩斯认为，温和的通胀对经济增长有益，故其主张扩张性货币政策；投资乘数会使国民收入几倍于政府支出，故其主张扩张性财政政策，凭政府之力达到充分就业之均衡[1]。
“罗斯福新政”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凯恩斯主义的正确性，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如汉森等，对其补阙挂漏，如图1所示，将宏观经济分析融入微观经济学精髓，将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政府救助扩展到开放经济，将短期、静态分析延伸到长期、动态分析，将投资乘数蔓延到消费、政府支出乘数，将自发投资伸展到引致投资，经过“充血”的政府干预理论成功适应了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亟待扩张的需要，且迅速蔓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凯恩斯商品与货币市场均衡首先被扩展到商品与货币市场同时均衡，由此得出的IS-LM曲线根据利率变化趋势划分出不同的区域，补充了政府救助政策搭配的边界，在此基础上，加入劳动力市场，得出代表三者均衡的AD-AS曲线，根据均衡收入与充分就业收入之间的关系确定政府干预的时机与政策搭配[2]。但“滞胀”问题的出现将国家干预理论推到了风口浪尖，政府干预逐渐失灵，此后西方经济学陷入长达数十年“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的混战，崛起的新一代凯恩斯主义者吸纳理性预期等学派的主张，在经济全球化、金融虚拟化程度逐渐加深的背景下，提倡国家适度干预原则，美中不足的是新凯恩斯主义作为当今力荐政府干预的学派，既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也未能根除现代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痼疾，加之“滞胀”隐形存在，政府救助理论发展任重而道远。
三、凯恩斯政府救助实践的演进脉络
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孕育了凯恩斯的政府救助理论，如图2所示，沿着总需求管理这条主线，凯恩斯认为政府救助的主要政策工具应包括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通过这两大政策工具的需求管理可以解决经济萧条及失业问题。凯恩斯认为温和的经济膨胀对经济复苏有益，当经济危机发生时，应采用扩张的货币政策。相较于货币政策，凯恩斯更认同财政政策救助的作用，货币政策仅可为辅助手段，且不能逾越财政政策。在经济萧条时，应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即增加政府支出，减少税收；为了弥补政府救助金融危机导致的财政赤字，最优的方式是发行公债。
二战后至上世纪50年代末，以汉森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者弥补了凯恩斯理论的局限性，西方国家尤以美国在该阶段一直执行其主张的补偿性财政货币政策，使用繁荣年代的财政盈余弥补萧条时期的财政赤字，并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形势，采取相应的政府干预手段。如经济萧条时，采取双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经济繁荣时则与之相反。“艾森豪威尔停滞”的出现打破了该阶段凯恩斯主义者的美梦，导致美国经济陷入乏力增长的困境[3]。
为修补这一缺陷，推动美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结合对外贸易逐渐扩大的趋势，在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又扩充了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这两个救助目标，托宾、奥肯、海勒等凯恩斯主义者祭出增长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猛药，一度推高了通胀率，此时美国政府干预风向骤变，短期内演变为“双紧”政策，且带来了失业率攀升的难题。这俨然成为“滞胀”的催化剂，低息、高赤字、高福利、高通胀的隐忧，经济效率低下的迷局，均暗示了政府救助失灵初现。此后近十年，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者试图用浮于资本主义表象的新理论如松紧搭配的财政货币政策，不同市场、部门区别对待的微观化政策，政府对物价进行管制的工资政策，政府针对就业和劳工市场制定的人力政策等多样化手段修补出现的困境，但对于长期赤字财政导致的“滞胀”却无异于杯水车薪，政府救助彻底失灵，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再次陷入混战[4]。
进入20世纪80年代，金融虚拟化程度不断加深，金融稳定成为政府救助的第五个终极目标。同时，“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也即总需求管理与总供给管理逐渐融合。通胀的高悬未决成为新上任的里根总统的首要难题，其救助手段也隐含着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他以总供给管理即自由市场主义为主要出发点，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却导致经济出现结构性、周期性衰退，这亦间接证明国家适度干预的重要性。此后，美国政府救助手段此后长期“萧规曹随”，充斥着新凯恩斯主义的身影。
四、凯恩斯政府救助的理论缺陷与实践偏差
由空想的理论与花哨的模型支撑的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先天不足，且当今虚拟经济支撑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已明显与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诞生时以实体经济为上的经济环境相背离，换言之，时代局限性使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缺陷逐显。
（一）政府救助理论先天不足性
1.货币政策利率回调与超调
关于货币政策中的利率回调现象按照凯恩斯经典理论，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货币供给增加，利率下降，投资上升，国民收入上升。但这一说法，仅关注了货币市场的变化，尚未考虑到商品市场对货币市场的反应。随着收入上升，对商品需求增加，引致对货币需求增加，而利率下降已经导致储蓄意愿下降，货币供给下降。两方面作用下，市场利率重新上升，导致投资下降，收入下降，对商品需求减少，引致货币需求减少。利率的再次上升，又会引发储蓄增加，货币供给增加，两方面作用下，利率重新下降。这一过程将会不断反复，直至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到达均衡状态。如图3所示，LM曲线右移到LM'，利率由i1下降到i3，引致商品市场中IS曲线右移至IS'，利率上升，又引致IS曲线左移至IS'，直至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均达到平衡，IS*和LM曲线相交，均衡利率为i2，位于i1和i3之间。
关于货币超调，货币政策在商品市场影响下会形成挤出效应，造成最终均衡利率低于宽松货币政策初始达到的利率水平。换言之，如果要达到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水平，所执行的货币扩张程度要大于不考虑商品市场的扩张量。也即，在IS-LM框架下，考虑到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交换反应，目标利率的实现意味着货币量的过度注入。如图4所示，假如当下的IS-LM曲线在初始位置，利率为i1，收入为Y1。经济危机后央行将利率目标设定为i2，执行扩张性货币政策，LM曲线由原来位置向右移动到LM1，利率由i1下降到i2。受利率下降影响，商品市场消费、投资增加，IS曲线右移由IS1，利率由i2上升至i3。央行为了重新达到降低利率的目标，只能再次扩大货币供给，将LM1右移到LM2，利率重新降低至i2。商品市场消费投资扩张，将IS1曲线右移由IS2，利率由i2上升至i4。如此循环，当利率成功降至设定目标i2时，货币供给已经超过预期投入的货币量，造成货币政策超调。
2.财政政策的外在依赖性
凯恩斯偏爱的财政政策要依赖货币政策方可发挥作用，而货币政策又需要财政政策从三个方面进行协助。一是货币政策的主要操作对象――国债，需要政府承担创造成本，也即财政政策为货币政策提供运作的燃料和对象；二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操作目标和中间目标，需要政府维护，也即在关键时刻，需要财政政策维持大型金融机构的政策运转，保证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完整顺畅；三是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投资、消费、出口，需要政府提供优惠政策进行疏通，也即在投资、消费、出口不振情况下，需要财政政策承担刺激货币政策传出路径的成本，包括减税、打折等鼓励政策。综合来看，财政政策“提供燃料”、“维护渠道”的作用具有相对主动性，财政政策可以主动进行发债、注资等活动。相比之下，财政政策“鼓励传出”作用则略显被动，尤其在经济危机背景下，消费能力被破坏、投资前景低迷、出口疲软，减税、打折等鼓励政策并不能疏通货币政策的出口。
（二）政府救助理论实践偏差性
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实体经济仍然在经济增长中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基本矛盾主要表现为生产相对过剩引发的产销不畅之间的矛盾，随着时代的发展，凯恩斯的继承者们也在理论及政策层面积极充盈政府救助思想，然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家们提出的救助理论并不能完全剥除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矛盾，从而决定了其救助理论只能延缓而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长达30年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已然造成需求疲软，西方当政者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在源源不断扩张需求，长期无节制的干预市场自由运行，滥用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其后，随着现代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实体经济疲软、虚拟经济泛滥，实体经济供给、需求萎缩与虚拟经济供给、需求过度扩张的三重矛盾导致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逐渐演变为生产全球化与经济、金融资源的超级垄断之间的矛盾。生产的全球化要求有全球性的货币体系和管理机构与之相适应，美元本位制及一定程度上IMF、世行等机构的不作为成为其掣肘，虚拟经济资源的垄断导致美国一家独大掌控着全球经济资源与世界机构。新的基本矛盾逐渐滋生系统性经济危机。现代金融体系下，金融创新泛滥、超前消费理念使本身不稳定的信用体系逐渐成为资本的奠基石。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当现有资本利益空间逐渐缩小时，必然会有新的足值、不足值资本出现，真实价值越来越低的新生代虚拟资本便成为资本家的最佳选择，虚拟资本衍生速度快、投机性高的特点决定了信用链条一旦断裂，与虚拟金融资本相关的上下游各个行业都将崩塌，即为现代金融体系下金融危机爆发的原理。基于心理层面理论推导的脆弱性及抛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生产关系、空谈政府救助的狭隘性已然与现代金融危机发生的原理有很大偏差，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陷入新的难题：即在信用链条支撑的现代金融体系下，如何救助系统性经济危机[5]。
五、旧瓶装新酒：凯恩斯主义的回归
理论缺陷及实践偏差催生出政府救助理论的困境：即全球滞胀与系统性金融危机救助难题，滞胀成为政府救助理论由盛转衰的分水岭，时至今日仍是凯恩斯主义者的梦魇，系统性金融危机救助难题导致新凯恩斯主义者对现代金融体系下政府救助手段进行新一轮探索。
由于滞胀问题尚未彻底根除，故在现代金融体系下，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的局限性很容易被进一步曝光。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如图5所示。首先，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先行一步，各国纷纷降息，此后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沿袭了以往金融危机救助中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经验，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突破了以往理论中单一的货币政策救助手段；其次，全球联合注资及国有化腐烂的金融机构，形成救助规模效应；再次，在信贷市场出现复苏迹象之后，各国采取凯恩斯主义高效的“老药方”即财政刺激计划以拯救全球性经济衰退；最后，经济呈现复苏之后，各国纷纷转向预防性措施，强调金融监管的重要性，改革金融机构[6]。
总体来看，各国的联合救助行为实际上仍属于凯恩斯式应急措施，仍沿袭新凯恩斯主义救市路径，对原有救市经验产生路径依赖并对救市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做出修正。经过修正后的凯恩斯主义已不仅仅局限于政府干预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还糅合了经济自由主义等学派的观点，增加了富有时代特色的政府干预内涵。但归根结底，凯恩斯经济学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因此难以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结合凯恩斯生活的年代及凯恩斯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可以理解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的出发点：首先，凯恩斯代表的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虽然其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缺陷，但他仍隐形保护了资产阶级资本家的利益；其次，凯恩斯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波动的根源归结为人们不确定的心里预期，进而认为只要政府积极进行干预就可以拯救金融危机，这实际上折射出凯恩斯赞同政府完全理性的“精英治国”思想，然而政府和经济人都不是完全理性的，政府救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拯救经济危机于水火，却不能完全决定经济走向；再次，凯恩斯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导致的社会收入结构失衡及社会阶层结构问题是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国家救助理论掩盖了市场经济本身自我调节的过程，为后续经济问题的出现埋下伏笔。
现代金融体系下，新凯恩斯主义者的救市措施短期内会对金融危机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但长期来看却可能会陷入新一轮“凯恩斯失灵”。自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诞生至今，各学派虽对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界限争论此起彼伏，却均未触及到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为根除经济危机，唯一的手段即为消灭资本主义，显然这是不可行的。为缓解这一矛盾，减少经济危机爆发的频率，本文认为，现代金融体系下，各国政府救助金融危机的逻辑应为：短期手段，需求管理应先行一步，即采取凯恩斯式逻辑，通过注入流动性避免经济陷入有效需求不足陷阱，利用政府信用稳定市场预期，防止经济出现大规模衰退。长期手段，供给管理应占据主流，即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疏导短期救助导致的过剩流动性，各国根据其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致力于优化国内产业结构，打造区域经济圈，激励生产创新[7]。长短期政策搭配使用，既有利于缝补当前救助手段的缺陷，也将为政府救助理论的后续发展提供可行之路。
六、它山之石，能否攻玉？凯恩斯主义在中国
凯恩斯主义引入我国的过程是十分曲折的。直至上世纪80年代末理论界并未意识到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有关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首次将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张从幕后推到了台前。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内需不足、通货紧缩的迹象明显，中央政府将稳健的货币政策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搭配使用，具体包括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发行国债等，这不仅在当时成功抵御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也促进了此后几年间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可以说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及政策在我国的初次试水是成功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凶猛来袭，迫使我国政府第二次拿起凯恩斯政府救助的武器。“4万亿”猛药将财政刺激计划的规模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加之宽松货币政策的配合，此轮政府救助的力度更大，方式更多，效果更显著，凯恩斯主义的印记也更深刻。
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在我国的两次实战中均取得了显著成就，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凯恩斯的政策主张与我国的经济特点之间具有内在契合性。一是凯恩斯主义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及价格调节中的核心作用，反对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这与我国长期以来坚持的政府扶植并主导市场经济的大方向较为一致；二是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的基础为总需求管理政策，即通过刺激有效需求提高经济产出能力，投资、消费及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与凯恩斯总需求管理的思想内涵相一致；三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为“适宜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搭配使用”，在我国长期以来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无论是央行的货币政策干预手段亦或是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的财政政策手段均带有明显的“凯恩斯式”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至今，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再也没有与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相分离，暗中涌动的干预势力无形中打破了我国经济体制的均衡状态，凯恩斯主义中国化的局限性逐显：一是长远来看，应急式的政府救助政策带有明显的牺牲长远利益以换取短期经济指标坚挺的痕迹；二是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看，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长期被推崇政府宏观调控的我国政府奉为圭臬，从而逐渐将政府权力强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三是从经济增长推动力角度讲，单纯依靠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颠倒了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导致我国经济增长患上了严重的“政府投资依赖症”。政府过多的依赖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手段无形中降低了企业自救的积极性，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反而造成资金愈发短缺，接着再加大投资力度，资金再短缺；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在短期内确实会有积极效果，长久使用却将中国经济拖入病态的循环圈。
因此，在我国新一轮经济调整过程中，宏观调控与改革应同步进行。短期来讲，政府应稳健缩减凯恩斯国家干预手段的使用力度。当前我国经济处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关键期及前期政策消化期叠加的阶段，在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传统行业疲软的现状下，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将大大增加。加之财政政策要受到“三元悖论”的制约，故税收、支出及负债三种手段实施财政政策不可能同时满足[8]。因此，政府可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与宽松的财政政策搭配使用的方式抑制经济下行的风险。此外，在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风险逐渐加大、经济二次探底风险仍存在的情况下，财政政策的退出仍需要一段缓释期，政府应扩大财政政策的涉及范围，通过增加支出和减税等不同手段，在继续保持财政政策规模的同时，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当的减轻区域内企业及居民的税收负担，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以活化“僵硬”的经济增长模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长期来看，国内的理论界应发展独立的经济学研究，在洞悉西方经济危机的病根和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基础上，掌握理论和实践上的制高点，逐步使政府干预手段消失殆尽，以改革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实现我国经济新一轮的、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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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的政策主张篇2
关键词 近现代 经济思想 分析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1 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的起源及其继承变化关系概况
西方经济思想的起源可谓是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真正意义上的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却是在15世纪-18世纪早期盛行的重商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重商主义思想认为货币即金银是财富的唯一表现形式，第一次提出了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政府采取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积累财富的关税保护政策，重商主义关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反映了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客观要求。18世纪中晚期，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主张，价格是市场调节的看不见的手。19世纪70年代，经济思潮中出现了以“边际革命”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该学派运用边际分析法研究了市场经济中价格如何使资源达到最优化的问题，进一步证明了自由放任的合理性和正确性。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和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西方国家许多人士都在反思西方现存的经济制度、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并构想未来的经济制度、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出了新资本主义的众多构想和方案。
2 近现代西方经济经济思想流派的变迁、原因及其主要观点
从以上的分析中，近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经济思想和流派的演变主要经历了6个主要阶段，即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主观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国家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和调节为内容的凯恩斯主义，以货币政策为核心和主要内容的货币学派，以生产价格为核心和主要内容的生产价格理论以及基于理性人假设的理性预期学派，目前受金融危机和后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思潮发生了重大变化，基本趋势是对传统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理论的反思或者对未来进行重新的规划和构想。
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是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英国的国际贸易迅速扩大，确立了海上霸权的地位，商品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价值规律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发挥了作用，自由竞争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反映到经济思想领域，就必然要求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取代国家干预而成为主导思想。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文中批判了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重商主义思想和其政策主张，从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经济理论和思想时代。
新古典经济体系和思想的提出是源于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和费用价值论批判继承基础上之上的，从理论体系上看，它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深入和发展，但其某些提法已经超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和研究范畴。19世纪70年代初，英国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瑞士的莱昂·瓦尔拉斯和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几乎同时在不同的国家、各自独立地提出了主观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费用价值论提出了质疑和否定。“边际革命”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最终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居于支配地位，这也为现代微观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凯恩斯主义的提出其基本背景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大危机，这次危机所造成的大量工人失业和其他相关经济社会问题使得传统经济学理论遭遇了一次严重危机。面对经济危机，各国政府都抛弃了自由放任的信条，运用行政、经济和其他各种手段来直接干预经济。以国家干预为中心的凯恩斯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和出现的，并取代了传统自由放任的思潮。1936年英国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变革，使西方经济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导致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这也正是“凯恩斯革命”的主要影响所在。
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手段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战后凯恩斯主义的施行在经济生活和其他领域引起了严重的问题，从而引起了人们对于凯恩斯主义的重新反思和对于传统自由市场经济的重新回味，凯恩斯主义的有效运行是建立在国家财政支出大量增加以刺激总需求增长基础上的，而国家财政支出增加会引起财政赤字，为刺激投资而降低利率又会导致通货膨胀。基于这种反思，经济思想界出现了几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思潮和观点，即货币学派、生产价格理论以及理性预期学派。20世纪50-60年代以美国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者发起了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弗里德曼的理论体系认为，经济体系的不稳定，主要是因为货币因素的扰动造成的，经济学理论中最重要的就是货币问题；1960年英国皮罗·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在理论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震动。该书篇幅不长，但思想深刻，在复兴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价格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学派在批评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着重强调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他们认为，人们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具有最大化自己利益的行为和理性预期。因此,对于任何宏观经济政策，他们都会有相应的对策来避免或化解对自己的不利，从而会造成宏观经济政策的无效。
3 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演变特征及新形势下发展趋势分析
从上面对于近现代西方各主要经济思想的演变及其原因分析来看，其经济思想和主张有种环状循环和回归的特征，即大体遵循着一个由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再到自由放任这样一个回归循环过程，同时也有螺旋上升的趋势和特征，即无论在单纯经济理论研究还是在国家经济政策手段的实践上也越来越侧重于市场和计划两种手段的融合和综合使用。经济思想理论和及其实践的这种演化导致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和混合经济的出现，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背景和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大背景下，西方经济思想界对于其传统经济的理论、政策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等层面上都进行了深度的思考和反思。
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健康有序运行不但需要市场机制的自由放任特点，也需要计划机制的宏观统筹，因而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简单的说就是一种既重视市场机制调节，又重视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一种理论。
基于新古典综合理论的混合经济模式的代表国家是美国，战后美国的经济既不同于以前完全的市场经济，又不同于计划经济，它是一种基于新古典综合理论的典型的混合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的特点是，一方面，经济中的基本问题即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和如何生产的问题仍然依靠市场机制那只看不见得手即价格杠杆来解决；另一方面，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和加强，政府广泛地采取各种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以及其他必要的手段越来越频繁地对经济的运行施加影响来纠正经济运行的中的缺点和不足，以宏观政策的调控来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结构性调整，从而保持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来实现国民福利待遇的提高。这种混合经济的基础是以价格调节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但不同于19世纪的古典市场经济行为。
后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理论界和其他人士对新自由主义和新国家干预主义进行了新的反思和构想，从而推动了西方经济思想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发生了并正在发生着深刻而巨大的变革，无论从内容主张到具体方法措施，还是其在国家经济管理措施的层面上，这种新的反思和构想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海啸中，西方众多经济界学者都严厉地批评了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把放任无度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当成是这次危机的罪魁祸首，从而提出在经济的发展政策中把自由市场言论作为政策指导是错误的和危险的，另外，对于经济全球化以及各国贸易政策和市场一体化的反思中认为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危险和风险的相关防范机制等的研究，并提出了对于未来经济新秩序的构想，同时，也使经济思想理论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的论断给予了重新的关注，也使得经济理论研究领域对于传统数学模型的崇拜和迷信中走了出来，更多地从体制和政策等宏观层面上研究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
4 总结
自亚当·斯密从西方传统的重商主义中脱离出来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以来的近三百年的时间里，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几经变迁，发展到了目前最新的理性预期学派，其中的过程和主张也有回归的现象，但总体看来，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大致经历了一个从主张自由经济到主张国家计划和调整作用的发挥再到手段和方法的改进这样一个螺旋形上升的过程。本文就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演变史上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流派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其产生的背景、原因、主张及其政治经济影响，试图找出人类经济思想演变的规律和背后驱动因素及其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程度等规律性的东西，接着对于西方经济思想的未来演变趋势及其影响进行了合乎推理逻辑的预测，认为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在宏观上从重视物质财富的个体自由积累到重视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在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上的应用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微观上从贸易保护主义等刺激经济发展的手段和方法上的应用到对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和心理行为以及相关理论的研究与应用等细节问题上的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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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的政策主张篇3
1 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的起源及其继承变化关系概况
西方经济思想的起源可谓是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真正意义上的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却是在15世纪-18世纪早期盛行的重商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重商主义思想认为货币即金银是财富的唯一表现形式，第一次提出了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政府采取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积累财富的关税保护政策，重商主义关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反映了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客观要求。18世纪中晚期，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主张，价格是市场调节的看不见的手。19世纪70年代，经济思潮中出现了以“边际革命”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该学派运用边际分析法研究了市场经济中价格如何使资源达到最优化的问题，进一步证明了自由放任的合理性和正确性。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和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西方国家许多人士都在反思西方现存的经济制度、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并构想未来的经济制度、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出了新资本主义的众多构想和方案。
2 近现代西方经济经济思想流派的变迁、原因及其主要观点
从以上的分析中，近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经济思想和流派的演变主要经历了6个主要阶段，即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主观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国家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和调节为内容的凯恩斯主义，以货币政策为核心和主要内容的货币学派，以生产价格为核心和主要内容的生产价格理论以及基于理性人假设的理性预期学派，目前受金融危机和后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思潮发生了重大变化，基本趋势是对传统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理论的反思或者对未来进行重新的规划和构想。
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是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英国的国际贸易迅速扩大，确立了海上霸权的地位，商品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价值规律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发挥了作用，自由竞争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反映到经济思想领域，就必然要求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取代国家干预而成为主导思想。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文中批判了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重商主义思想和其政策主张，从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经济理论和思想时代。
新古典经济体系和思想的提出是源于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和费用价值论批判继承基础上之上的，从理论体系上看，它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深入和发展，但其某些提法已经超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和研究范畴。19世纪70年代初，英国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瑞士的莱昂·瓦尔拉斯和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几乎同时在不同的国家、各自独立地提出了主观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费用价值论提出了质疑和否定。“边际革命”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最终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居于支配地位，这也为现代微观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凯恩斯主义的提出其基本背景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大危机，这次危机所造成的大量工人失业和其他相关经济社会问题使得传统经济学理论遭遇了一次严重危机。面对经济危机，各国政府都抛弃了自由放任的信条，运用行政、经济和其他各种手段来直接干预经济。以国家干预为中心的凯恩斯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和出现的，并取代了传统自由放任的思潮。1936年英国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变革，使西方经济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导致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这也正是“凯恩斯革命”的主要影响所在。
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手段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战后凯恩斯主义的施行在经济生活和其他领域引起了严重的问题，从而引起了人们对于凯恩斯主义的重新反思和对于传统自由市场经济的重新回味，凯恩斯主义的有效运行是建立在国家财政支出大量增加以刺激总需求增长基础上的，而国家财政支出增加会引起财政赤字，为刺激投资而降低利率又会导致通货膨胀。基于这种反思，经济思想界出现了几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思潮和观点，即货币学派、生产价格理论以及理性预期学派。20世纪50-60年代以美国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者发起了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弗里德曼的理论体系认为，经济体系的不稳定，主要是因为货币因素的扰动造成的，经济学理论中最重要的就是货币问题;1960年英国皮罗·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在理论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震动。该书篇幅不长，但思想深刻，在复兴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价格理论;在20世纪70 年代，理性预期学派在批评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着重强调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他们认为，人们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具有最大化自己利益的行为和理性预期。因此,对于任何宏观经济政策，他们都会有相应的对策来避免或化解对自己的不利，从而会造成宏观经济政策的无效。
3 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演变特征及新形势下发展趋势分析
从上面对于近现代西方各主要经济思想的演变及其原因分析来看，其经济思想和主张有种环状循环和回归的特征，即大体遵循着一个由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再到自由放任这样一个回归循环过程，同时也有螺旋上升的趋势和特征，即无论在单纯经济理论研究还是在国家经济政策手段的实践上也越来越侧重于市场和计划两种手段的融合和综合使用。经济思想理论和及其实践的这种演化导致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和混合经济的出现，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背景和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大背景下，西方经济思想界对于其传统经济的理论、政策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等层面上都进行了深度的思考和反思。
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健康有序运行不但需要市场机制的自由放任特点，也需要计划机制的宏观统筹，因而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简单的说就是一种既重视市场机制调节，又重视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一种理论。
基于新古典综合理论的混合经济模式的代表国家是美国，战后美国的经济既不同于以前完全的市场经济，又不同于计划经济，它是一种基于新古典综合理论的典型的混合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的特点是，一方面，经济中的基本问题即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和如何生产的问题仍然依靠市场机制那只看不见得手即价格杠杆来解决;另一方面，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和加强，政府广泛地采取各种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以及其他必要的手段越来越频繁地对经济的运行施加影响来纠正经济运行的中的缺点和不足，以宏观政策的调控来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结构性调整，从而保持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来实现国民福利待遇的提高。这种混合经济的基础是以价格调节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但不同于19世纪的古典市场经济行为。
后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理论界和其他人士对新自由主义和新国家干预主义进行了新的反思和构想，从而推动了西方经济思想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发生了并正在发生着深刻而巨大的变革，无论从内容主张到具体方法措施，还是其在国家经济管理措施的层面上，这种新的反思和构想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海啸中，西方众多经济界学者都严厉地批评了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把放任无度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当成是这次危机的罪魁祸首，从而提出在经济的发展政策中把自由市场言论作为政策指导是错误的和危险的，另外，对于经济全球化以及各国贸易政策和市场一体化的反思中认为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危险和风险的相关防范机制等的研究，并提出了对于未来经济新秩序的构想，同时，也使经济思想理论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的论断给予了重新的关注，也使得经济理论研究领域对于传统数学模型的崇拜和迷信中走了出来，更多地从体制和政策等宏观层面上研究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
4 总结
自亚当·斯密从西方传统的重商主义中脱离出来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以来的近三百年的时间里，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几经变迁，发展到了目前最新的理性预期学派，其中的过程和主张也有回归的现象，但总体看来，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大致经历了一个从主张自由经济到主张国家计划和调整作用的发挥再到手段和方法的改进这样一个螺旋形上升的过程。本文就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演变史上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流派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其产生的背景、原因、主张及其政治经济影响，试图找出人类经济思想演变的规律和背后驱动因素及其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程度等规律性的东西，接着对于西方经济思想的未来演变趋势及其影响进行了合乎推理逻辑的预测，认为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在宏观上从重视物质财富的个体自由积累到重视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在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上的应用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微观上从贸易保护主义等刺激经济发展的手段和方法上的应用到对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和心理行为以及相关理论的研究与应用等细节问题上的考究。
新制度经济学的政策主张篇4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
一、新自由主义的产生及发展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一方面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对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挑战;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实践压抑和刺激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经济理论。而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使凯恩斯主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自由主义受到了冷落的同时变得更加系统化。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资本主义陷入了“滞涨”的局面，新自由主义将其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此时，在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新自由主义开始占据美英等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地位。到了70－80年代，随着科技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国家由西方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至此，新自由主义已成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性事件即为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召开的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及拉美国家部分学术机构代表参加的会议，最终达成的“华盛顿共识”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
二、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从新自由主义的主流学派可以看出其基本主张。自由主义经济学有三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即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有如下主要特点:1.认为市场万能，抛弃“公共产品”的理论。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地发挥作用，将一切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商品化，利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主张，解放私企，开放国际间自由流动。推行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的全面“私有化运动”。
2.完全否定国家计划经济，反对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认为充分的经济自由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前提，反对任何形式的计划，反对政府国家干预，倡导政府功能最小化。
3.主张私有化，放松管制。认为应该把公有资产给私人，给私人经济活动以充分的自由。新自由主义认为只有私有制才具有内在稳定性和最大优越性。放松国家对经济的管制。主张减少一切形式的、可能会危及企业利润率的政府行为。
4.主张削减政府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弱化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作用和“福利国家”功能。
在削减政府作用的名义下，放弃对铁路、桥梁、供水系统的维护。
三、新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
新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但它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危机。从实践上看，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强制推行，产生了经济增长迟缓，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等消极后果。
(一)美国的新自由主义
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里根政府的上台，美国将新自由主义作为国家经济纲领，进行新经济改革，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重要践行者。反映在经济政策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市场化，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全部经济运行依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自由化，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让市场放任自由发展，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私有化，主张全面的私有制。
这段时间新自由主义虽然给美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繁荣，但也产生了许多消极后果。比如减少公共开支使得社会购买力降低，导致总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危机—27—货膨胀的危机，美国经济学家大卫．M．科茨也从GDP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两方面证明，新自由主义政策阻碍了经济增长;其导致的泡沫经济使资本主义经济面临了新的危机;加剧了西方社会结构的两极化。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美国当前这次危机是整个近30年来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延续。近30年来，无论是拉美各国的金融危机、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危机，还是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都不过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所产生的结果。
(二)拉美的新自由主义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很多拉美国家在“华盛顿共识”精神的指导下，已经开始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结果是拉美国家发生一连串的经济和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80年代下降了一半。
新自由主义模式虽然为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也给拉美地区带来了不少经济问题，新自由主义模式通过把拉美地区更大程度地融入全球经济，使拉美各国更加依赖于全球经济的发展变化，经济地位变得很脆弱。此外，拉美各国经济相对国际金融繁多的变化也显得更为脆弱。拉美各国推行新自由主义虽然获得了经济增长，但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民众受到的排斥日益增多，而社会保障也在不断削减，社会贫困现象大量增加。新自由主义并不能解决拉美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虽然缓和了危机，但不能消除危机，甚至积累了矛盾，酿成了更大的危机。总体看来，社会福利机会的不平等性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一大特征。拉美无疑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
四、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流入中国并传播开来，在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的争论和分歧很大，有大力宣扬也有全面否定，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客观地学习外来的理论与文化，批判地吸收和借鉴新自由主义。
在全球新自由主义一度严重泛滥的大形势下，世界各国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国也不例外。新自由主义在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上都对我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仅从经济角度加以论述。
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不可忽视。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机制减少政府干预，对我国加速对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转变了政府职能并且提高了政府的效率，但总的来说，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传播给我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后果。
首先，其私有化的主张使得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短时间内近90%的中小国有企业实现了事实上的私有化，公有制经济比重大幅下降。
其次，“看不见的手”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最基础的理论依据，新自由主义主张市场自由化，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反对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造成了我国严重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市场可以推动消费和创造财富，但不能公平地分配财富。
再次，新自由主义排斥政府干预和计划，主张自由化否定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甚至有外国学者认为我国的宏观调控干预过多，认为应该仅实行财政和金融手段，放弃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这对于我国现在的发展状况是不利的。虽然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政府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最后，在依赖外资的程度上有所加深。我国为了适应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浪潮，实施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外商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利于民族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竞争。
五、其他国家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从2006年春开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逐渐席卷全球，占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毫无疑问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思潮和理论已经逐渐在我国传播开来，我国应从其他国家的实践来吸收经验教训，防止新自由主义的悲剧在我国上演。
第一，要正确认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新自由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用以推动全球自由化进程的工具，它是为西方发达国家服务的。它强调市场化和自由化，主张私有化，既不适应我国的社会经济体制，也不适合我国当前的国情。
第二，警惕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贫富分配不均匀。从实践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及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来看，它加剧了两极分化的现象。我国要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制度，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这样才能达到缩小贫富差距，消除两极分化的经济目标。
第三，应发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宏观调控体系。但要注意的是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而且市场还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等弊端，因此应当谋求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战略。同时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防止对外资的过度依赖。
第四，应当根据国情，逐渐适应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信息数字化的潮流。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同时，实行独立自主的发展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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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的政策主张篇5
内容摘要：2007年次贷风波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此后美国就推行宽松的政策来扭转其经济颓势。然而这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并未带来预期的效果，失业率上升、贸易财政赤字增大、国内信贷市场无法有效启动等问题依然存在。笔者以美国实施的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QE2）为背景，分析扩张性政策对美国和全球经济产生的影响，并为中国的政策选择提供建议。
关键词：次贷危机 量化宽松政策 对策
西方经济学理论在政府是否应该干预市场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上存在明显的分歧，但大致可以分为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大经济理论体系主要是以1929-1933年的大萧条作为背景、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经济情况提出的。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在政策干预已经成为全球共识的今天，世界各国都通过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政策措施来摆脱经济发展的颓势，而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的风向标，其政策措施的实施对世界各国制定相应的政策存在很强的制约作用。
面临次贷危机的冲击，美国凭借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推行宽松的政策来扭转经济局势，然而财政贸易赤字、失业率高起、物价水平不稳定等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地解决，相反，却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外汇储备贬值、引入型通货膨胀等不良后果，并且各国的政策实施效应也在一定程度上被美国的扩张政策所对冲。中国面临同样的问题，因此需要进行逐步的根本性的调整，以实现政策的相对独立性。
西方经济学流派干预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
西方经济学理论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后就不断发展，并逐步衍生出诸多流派，各流派之间相互借鉴、相互渗透、又相互矛盾、相互冲突。如果将对宏观经济的干预程度作为标准，可以将其分为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
（一）经济自由主义的主要流派和观点
1.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学派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起了长期持续性的通货膨胀，因而主张利用货币数量的调节抑制通货膨胀，维持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理论核心是货币在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它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国家干预的作用，认为国家干预政策是长期无效性和短期有效性的结合。
2.理性预期学派。该学派将理性预期融入到古典经济学和现代货币主义的基本理论当中，认为市场经济可以自动维持充分就业状态，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不能解决物价、就业和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相反，过多的政府干预只会扰乱经济体系的内部均衡。它是对现代货币主义更为极端的认识，认为国家干预政策不仅长期无效，并且在短期内也是无效的。
（二）国家干预主义的主要流派和观点
1.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否定了以马歇尔和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主张，认为市场经济能够实现自动调节并维持在充分就业状态的观点无法解释1929-1933年的大萧条，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不利于宏观经济的发展。所以就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认为经济中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所以就需要国家的积极干预来解决市场失灵造成的大规模失业问题并扭转经济萧条的局势。在此基础之上，以“流动性偏好”作为立论依据，主张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和货币政策的无效性，由此产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在二战之后的经济学中占据着主流地位。
2.新古典综合学派。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将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理论进行了融合，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上，吸收了传统新古典中的微观经济理论，其核心的IS-LM模型将货币市场纳入了国民收入的分析框架，认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同样重要，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要以经济增长为目标进行相机抉择。
3.新剑桥学派。此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问题在于收入分配的不合理，主张实行政府干预，不主张市场的自由放任，并且提出，经济政策的重点应当放在收入分配的调节、创造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上，从而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新剑桥学派形成的更加全面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弥补了凯恩斯主义的不足，也纠正了新古典综合学派对凯恩斯理论的歪曲。
美国扭转经济颓势的政策措施
面对次贷危机，美国政府并非采取毫不干预的政策，而是从一开始就积极地干预市场，推行扩张性的政策对经济进行调节。但这并未帮助其实现经济复苏，为此美国又启动了非常规的激进的量化宽松政策，更大规模地印发美元，并企图通过G20对世界施压，以此来解决本国日益锐化的矛盾。
（一）量化宽松政策（QE2）
为拯救本国经济，处理国内急需解决的维持资产价格、高失业率等现实问题，使经济实现快速复苏，美国孤立地站在自己的视角上，提出了“量化宽松政策”。 通过大量印钞，购买国债和企业债等方式向市场注入超额资金。
这种政策实质上是以美元的主导地位作为基础的。美元的国际结算货币和世界储备货币地位使其货币需求存在一定的可持续性，这就为美元的超额发行和连续8年由总预算赤字等形成的国债、企业债的供给提供了现实的途径和可能。
（二）通过G20向世界施压
1985年，美国面临与现在相似的经济情况，当时为了解决巨额贸易赤字等问题，美国强迫日本、德国等国家接受“广场协议”，并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的危机，基于此，美国有心通过G20再次向世界施压。然而现实的经济环境、新政府经验的不足以及政策作用目标选择难等问题都成为推行该政策的现实阻碍。
首先，政策推行的经济背景不同。当前的总体经济情况与1985年之前相似，但次贷危机使得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比广场协议之前更糟。其次，新政府经验不足。这表现为：1985年“广场协议”推出以前，美国就与日本等国进行沟通，故比较容易就关键问题达成一致。然而，以奥巴马为首的团队却在内部沟通和对外交流上存在严重问题。美联储、外交部及政府其他部门缺乏沟通的事实，使得外交部不能准确及时地对外传递政策意图，这直接导致美国在G20峰会上只是孤立地单方面抛出自己的观点，而不能被很多国家所接受。最后，政策推行缺少合适的作用目标。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下，中国人民币无疑是最佳的选择。然而，G20前2天，美联储刚刚发行了6千亿美元用以回购其公债，这种操纵货币的行为使其失去了和中国进行谈判的基本条件。
美国扩张性政策的影响
美国作为全球经济霸主，在常规货币政策实施无效的条件下推行了更为激进的量化宽松政策，对其本国和全球经济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QE2对美国经济的无效论
2007年的次贷危机为美国遗留下了大量未偿付的按揭贷款，在高失业率、国内通胀、实际可支配收入减少的条件下，居民面临更大的还款压力，从而不能形成新的消费需求。与此同时，消费不足导致的企业剩余产品增加，使得生产商不敢盲目地扩大生产。所以，QE2实际上并不能通过丰富市场资金刺激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从而不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相反，美元的超额供给会加重其国内通胀，导致美元信用的进一步下降，使美元贬值成为一种必然。
（二）恶化国际经济发展
美国推行QE2，发动国内印钞机，不仅带来了本国货币大幅贬值等不良后果，也对全球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第一，世界各国的外汇资产缩水。美联储大举回购国债的行为，在提升债券资产价格的同时降低了收益率，使外国外汇资产面临贬值风险，这更加重了美元贬值对储备资产价值的冲击。第二，恶化了相关贸易体的经济形势。美元大幅贬值在刺激本国出口的同时，会恶化相关贸易国家的国际收支，引发贸易摩擦。第三，埋下了全球通胀的隐患。美元贬值使得以美元计价的原材料、金融资产价格上涨，提高了世界其他国家进口和投资的成本，导致全球输入型通货膨胀。
可以说，美国急于求成推出的QE2是一个损人不利己的政策，不仅不能解决本国的经济复苏问题还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隐患。
新背景下我国的政策选择
美国的QE2政策给世界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而且在G20峰会上又没能找到让全球认同的解决方案，这使得美国面临更加严峻的国际形势。事实上，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在减弱，其国民经济占全球GDP的比重下降到20%，美元的不断贬值也使其无法继续作为参照点。然而美元名存实亡的基础货币地位使其仍然占据了国际储备和贸易货币的60%。很明显，美国20%的经济实力已经无法支撑60%的货币实力，但世界各国又不得不受制于美国。所以，一方面，世界希望寻求一套新的措施来解决由于美元信用下降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急需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摆脱美元和美国政策的制约。由于当下找不到合适的替代物，世界银行行长潜在地表示，要考虑重新以黄金作为储备。
当代，世界各国在面临经济危机之时，总会进行政策的干预和调节，这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对此我国应当结合具体国情作出相应的政策选择，与此同时还要提高调节政策的独立性，减少外国经济政策对我国国内的影响和冲击。
我国现行的外汇管理机制比较严格，资本项目还未完全开放，这使得国外炒作资金无法直接冲击我国资本市场，所以对QE2产生的热钱投资起到了积极的抵制作用。但这并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式，我国应当在开放的基础之上寻求发展，应当积极地改革而非消极地回避。为此，针对国内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上存在的问题，我国应当逐步提高人民币自由兑换的程度，以提高其进入国际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并在此基础之上扩大资本项目的开放性。
（一）调整贸易结构并平衡国际收支
首先要提高对出口的管理能力，通过扩大内需，将满足外需的生产力转移到满足国内需求上来，进而改变我国过分依赖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与此同时要在严格进口品选择标准的条件下扩大进口，进口对国内而言有技术含量的产品，从而借鉴国外优秀的生产管理技术，提升本国生产业的内在实力，实现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转变。通过实现贸易进出口的结构性调整，平衡国际收支，提升我国经济实力。
（二）资本项目适时逐步开放
短期内我国还不具备完全开放资本项目的条件，所以仍然需要政府监控下的有效管制。但我国资本市场开放是符合WTO要求和我国自身利益的必然选择，这就需要我国面对复杂的国际局面，特别是在QE2加大了国际资本市场价格波动，催发市场泡沫的情况下，在中期内逐步开放国内市场，鼓励国内企业对外投资。
然而要从根本上摆脱美国的政策制约，就应该努力建立一个避开美元的货币发行稳定的资本市场，这需要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现阶段，我国应当与邻近的朝鲜、韩国等东亚圈内贸易密切的、外汇储备大且受美国QE2影响大的国家合作，逐步提高人民币在区域市场上的广度和深度，让人民币以亚洲为跳板实现最终的国际化，这也是美国扩张性政策背景下我国政策的必然选择。
实质上，美国是以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为武器，向外转嫁风险，进而制约各国政策的制定和全球经济的发展，这是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建立一个以多元化货币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大势所趋。我国应当积极地加入到这一进程当中，谋求对外合作并加快人民币国际化，从而推动美元危机和美国困境的根本性解决，进而促进世界经济的平稳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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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的政策主张篇6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流派理论观点政策主张
一、现代主要西方经济学流派的划分
现代经济学一般指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以后流行于欧美国家和某些其他国家与地区,并一直延续至今的经济学说。
西方经济学理论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发展变化,并且衍生出许多具体的流派。各流派都有各自的理论观点及政策主张,他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有一致、又有冲突。按照现行的一般标准,基本上是以西方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活动的基本指导原则,即以如何看待国家和市场对经济的作用为标准,将现代主要经济学流派主要分为两大类:国家干预主义的各流派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各流派。其中国家干预主义的主要流派有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流派、新剑桥学派等;经济自由主义的主要流派有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
二、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流派起源概述
1、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的经济思想最早属于英国剑桥学派,以研究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着称。1929—1933年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大萧条,而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却无法从理论上解释,更无法从政策上提出摆脱经济困境的办法。正是这场经济大危机使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36年他发表了着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经济可以自动维持经济充分就业的主张,提出了一整套新的有效需求理论,并主张通过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以消除大规模失业、摆脱经济萧条。由于这些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被认为是对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的革命,所以称其为“凯恩斯革命”。这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也形成了以国家干预经济思想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长期占据主流地位。
在“凯恩斯革命”之后,为了学习、运用和推广凯恩斯提出的新理论、新方法,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对其理论进行了大量的注释、补充甚至改进,这些人形成了后凯恩斯经济学派。20世纪
五、六十年代,后凯恩斯经济学派形成了两大主要分支,一支是以美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另一支是以英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剑桥学派。
2、新古典综合学派。被称为“凯恩斯时代”的20世纪40—6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此时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和观点逐渐回归,并渗透、融合进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于是新古典综合学派应运而生。新古典综合学派在理论体系最完整的体现就是1948年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此外,随着形势的发展,70年代后新古典综合学派还广泛吸纳了其他学派的观点。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出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平息了“凯恩斯革命”后西方经济学界的争论和分歧。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也基本上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折中的接受了。
3、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是“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在英国的重要分支。因为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而其理论又与以马歇尔为代表人物的剑桥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相背离,于是被称为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的理论结合起来,以弥补凯恩斯经济学的缺陷和不足,是对凯恩斯经济思想原意的歪曲,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倒退。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学是冒牌的凯恩斯主义。
三、经济自由主义主要流派起源概述
1、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重要经济学流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对刺激经济发展、缓和经济危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引起了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60年代通货膨胀继续发展,到70年代初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的局面。于是,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英美等国异军突起,他们自称是“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鼓吹货币的重要作用,主张以控制货币数量的金融政策来消除通货膨胀,保证经济的正常发展。但是现代货币主义者内部仍存在着分析方法、理论模型和假设条件的不同,无法将其看作完全统一的思想流派。因此,这里介绍的现代货币主义流派,主要是介绍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有关理论和政策主张。
2、理性预期学派。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并存的困境,战后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既无法解释,也无法解决该困境,因而陷入危机。而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在改变滞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待的效果,于是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这就是理性预期学派。由于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政策主张与其他坚持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和供给学派的基本理论主张大致类似,于是在实践中这些学派便以理性预期学派为主体逐渐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四、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流派观点及政策比较
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中,凯恩斯根据简单的国民收入理论得出经济中产品需求、劳动力需求和投资需求三大需求不足,即“有效需求不足”。正是由于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情况的存在,所以得出需求管理,即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但在具体政策主张上,凯恩斯又以“流动性偏好陷阱”的存在为依据,认为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因此,凯恩斯主张政府应该采用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而不重视货币政策。
而通观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理论,可以明显发现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理论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走的更远。其理论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在宏观方面接受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微观方面仍采取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其核心理论是对凯恩斯经济理论的重要解释,即希克斯—汉森(IS—LM)模型。这是将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进一步细化,加入了货币市场分析后得到的经济模型。以该模型为依据,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同样重要。同时,“菲利普斯曲线”使他们在政策的应用上更为灵活,如果说凯恩斯时期的经济政策还较为保守的话,那么他们的经济政策已经成为较为激进的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
新剑桥学派自认为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正宗和嫡传。他们认为凯恩斯在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束缚中摆脱的并不彻底,他们一方面要弥补凯恩斯理论的不足,同时还要纠正“新古典综合”学派对凯恩斯理论的歪曲。在经济理论上,新剑桥学派在继承了凯恩斯的收入分配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在政策主张上,他们仍然主张实行政府干预,不主张实行自由放任,只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症结在于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和收入分配的失调,因此,经济政策制定的重点应该在调节收入分配、理顺阶级关系、创造社会稳定的经济环境来推动经济增长。
五、经济自由主义各流派比较
理性预期学派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实践中逐渐相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可见,他们有较深的历史渊源,其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也非常类似。这两个学派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理性预期学派更为激进一些。理论上,相对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增加了对理性预期的论述,因此政策主张上也更信奉经济自由。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政策主张上强调货币和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承认国家干预对经济确实存在一定的影响,即“经济政策长期是无效的,但短期还是有效的”。而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简言之,就是他们认为“经济政策不仅长期无效,短期也无效”。
六、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各主要流派主要观点及政策主张比较
1、货币需求理论的差异。两大类经济流派的根本不同在于关于货币需求的基本理论不同,进而产生后续一些推论与结论的差异。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又被称为“流动性偏好”理论,其货币需求方程为L=L1(Y)+L2(r);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又被称为货币数量论,其货币需求函数为M/P=f(y,w;rb,re,rm,dp/pdt;μ)。从以上两个重要的方程可以看出,凯恩斯认为货币需求L与收入Y和利率有关,而弗里德曼则认为货币需求M/P与收益与财富y,w和各种资产收益率rb,re,rm等主要因素有关。并且两个需求函数中收入Y和收益与财富y,w表示的含义是不同的,凯恩斯的Y表示绝对收入消费理论中的现期收入,在该理论中现期收入和消费存在一定比例关系,即现期消费随现期收入改变而变,进而收入改变消费,财政政策有效。而弗里德曼的收益与财富y,w则表示恒久收入消费理论中的恒久收入,该理论认为消费只与恒久收入有关,而与现期收入无关,即现期消费不会随现期收入变化而变化,进而收入无法改变消费,同时恒久收入又相对稳定,因此最终财政政策无效。弗里德曼还认为货币政策是有效的,但在长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无效的。所以,最好的经济政策应该是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即将货币供应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并根据经济增长率公开宣布并长期采用一个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
2、对菲利普斯曲线解释和理解的不同。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中较为典型的分歧在于对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解和解释。
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且凸向原点,这就意味着经济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即通过适合的经济政策可以使经济达到一个预想的状态。
现代货币主义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随着时间推移在保持原有状态的情况下会发生移动,这就意味着经济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只有在短期才存在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而长期这种关系并不存在。即经济政策只有在短期才能显示出作用,而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将会回到原始状态,也就是说政策长期无效。
理性预期学派比以上学派都更为激进。他们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且位于自然失业率的位置。这就是说除了自然失业率发生改变菲利普斯曲线会发生平移外,失业与通货膨胀不存在任何关系,即经济政策无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都没有任何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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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思考练异洞，LianYidong
11.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实证研究——基于1994～2004年季度数据孙彦军，SunYanjun
12.中国股市不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关于中国股市运行效率研究李婧，LiJing
13.浅谈企业应收帐款的审计白雪梅，BaiXuemei
14.信用失效:一个新的分析视角陈端计，ChenDuanji
15.试论城乡教育不平等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拱宪军，GongXianjun
16.从人力资本投资视角解析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魏下海，WeiXiahai
17.试分析进口贸易对吉林省GDP的拉动作用李伟华，LiWeihua
18.指派模型在管理工作中的应用陈玉兰，ChenYulan
19.吉林工商学院学报 培养大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思考李军，LiJun
20.论整体语言观在大学英语口语教学中的应用丁玉宝，DingYubao
21.高职高专英语分级教学改革调查分析党玉卿，DangYuqing
22.经济数学分级教学与分层次教学的研究与实践汤宇，TangYu
23.浅析网络漏洞与网络维护高婷，GaoTing
24.谈构建高校体育教学新模式孟庆辉，MengQinghui
25.对高校图书馆为地方经济服务的思考郭锐光，李国珍，GuoRuiguang，LiGuozhen
26.新形势下图书采访工作的特点和对策刘春月，LiuChunyue
1.将风险机制引入税收征管工作初探张太航
2.我国地方政府享有税权的经济学分析王帅
3.对税收服务本质与内涵的思考宋学红
4.宏观财政政策的微观效应传导分析李国辉
5.中国高校科技产业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评价与深化蔡玉胜，闫春英
6.经合组织的资本账户开放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朱云高
7.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风险成因的深层剖析唐宋元
8.论我国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吴亮，朱孟楠
9.中国民间金融形式及其利率分析陈锋，董旭操
10.民营银行设立路径选择与发展探讨安强身，庞克锋
11.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分析张秋艳
12.新形势下会计工作的困境与解决对策李浅，鞠红
13.也谈会计业的诚信问题吕晓霞，陈亚男
14.论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的责任贾洁蕊
15.促进小企业改革与发展的途径王淑媛
16.浅谈网络虚拟经营秦琛
17.加强高等会计专业教学的几点看法周佩明
18.电子期刊--网络环境下的阅读新宠张凌超
19.提高高职高专类学校的档案利用率刘毅明
1.转移支付与公共品均等化分析解垩，Xie'E
2.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差异性原因解析——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观的视角吴光锋，WuGuangfeng
3.基层财政困难的财政体制因素分析及对策王丽丽，WangLili
4.我国科技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取向:梳理、剖析、整合赵岚，苏扬，杨洁涵，ZhaoLan，SuYang，YangJiehan
5.从循环经济角度对我国现行税制的基本评价李广舜，LiGuangshun
6.电子商务环境下的税收流失及其治理对策梁学平，LiangXueping
7.二维视角的公平与效率对税制建设的启示杨志宏，YangZhihong
8.物业税与地区财力差距、政府行为分析——基于31个省、市、自治区经验数据的分析李卫刚，LiWeigang
9.增值税的弱势群体——小规模纳税人曹立芬，米婷婷，CaoLifen，MiTingting
10.高外贸依存度下的出口退税政策吉林工商学院学报 安林娥，AnLin'E
11.试析抑制虚拟需求的实现是当前平稳房价的有效途径王贵，WangGui
12.构建沈阳区域金融中心的比较优势分析赵亚珊，ZhoYashan
13.关于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来源及管理的思考宫春子，GongChunzi
14.防范我国保费虚增的对策——改进保险会计新准则刘玉焕，LiuYuhuan
15.征稿启事HtTp://
16.演绎推理:目前我国企业财务危机成本相对较低于君，YuJun
17.城乡统筹发展的国际经验与启示蔡玉胜，CaiYusheng
18.城镇化与农民身份的变迁蒋霞英，欧阳力胜，JiangXiaying，OuyangLisheng
19.对完善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构想——基于独立董事选拔机制的视角夏云峰，暨朝满，XiaYunfeng，JiChaoman
20.浅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原则的确立——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感李爱国，LiAiguo
21.关于我校财税专业模拟实践教学的探索黄爱玲，HuangAiLing
22.关于会计课程体系改革的思考王彦卓，WangYanzhuo
23.审计教学改革若干问题探讨刘淑芬，LiuShufen
24.对当前《财政学》教学困境的几点思考宋学红，SongXue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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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建高水平小康社会的支撑体系杜莉，DULI
2.积极宏观经济政策能够保证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吗--对1998～2001年扩大内需政策的回顾及评价董藩，DONGFan
3.21世纪初叶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国情特色及路径选择陈端计，ChenDuanji
4.我国财政支农政策绩效分析及政策选择胡德仁，刘亮，HuDeren，LiuLiang
5.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王峨峰，，WangEfeng，WangYang
6.结构性减税的空间分析及其政策选择魏一鹏，杨祝，WeiYipeng，YANG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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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对银行上市热潮的理性思考周彩霞，张义葆，ZhouCaixia，ZhangYibao
12.民营银行的发展与我国银行业的改革蒋小敏，朱云高，JiangXiaomin，ZhuYung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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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历史回顾与创新思考胡尹燕，HuYinyan
16.公司大、小股东利益关系博弈姜丹，孟庆彬，JiangDan，MengQingbin
新制度经济学的政策主张篇8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基本理论；述评
Abstract： new liberalism is an economical trend of thought appeared after Keynsian revolution and tried to revive the traditional liberalism. It’s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viewpoints are as following: to maintain the private ownership and oppose the public ownership， to maintain liberal operation and oppose state’s intervention， to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natural unemployment and oppose the trade union， to maintain the principle of perfect finance and oppose inflation， to publicize liberal trade and economical globalization. We cann’t treat it simply， but should analyze it concretely.
Key words: The new liberalism; Fundamental viewpoints; Discussion and evaluation
20世纪30年代以来形成的新自由主义，（1）在学术界受到了较多的关注。但对新自由主义应该如何评价，学术界的看法却不尽一致。相当多的学者对新自由主义持否定的态度，也有一部分学者对其持肯定的态度。本文则认为，对新自由主义不能采取简单化的做法，而应该对其进行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一、新自由主义及其兴起
在西方国家，“自由主义”一词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正如弗里德曼所指出的：“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把扩大自由认为是改进福利和平等的最有效的。20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把福利和平等看作为自由的必要条件或者是它的替代物。以福利和平等的名义，20世纪的自由主义者逐渐赞成恰恰是古典的自由主义所反对的国家干涉和家长主义政策的再度出现。”（2）为了和20世纪30年代后出现的自由主义区别开来，弗里德曼提出了“新自由主义”的概念：“一种我过去常称为19世纪的，然而又是从变革思想潮流的观点来看的自由主义，我现在开始称之为‘新自由主义’。”（3）
但对于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国外学术界有着各种不同的定义。诺姆.乔姆斯基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强调以市场为导向，是一个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和主张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私有化观点的理论和思想体系，其完成形式则是所谓“华盛顿共识”。罗伯特. W.迈克杰尼斯认为，新自由主义是我们这个明确的、经济范式——它指的是这样一些政策和过程：相当一批私有者能够得以控制尽可能多的层面，从而获得最大的个人利益。科恩.塞阿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4）伊丽沙白.马丁内斯和阿诺尔多.加西亚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过去20多年里广为流行的一套经济政策。（5）这些定义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的特点。
新自由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新自由主义是指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以来出现的一股经济思潮，其目的是要“复兴”19世纪的传统自由主义。属于新自由主义的学派包括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伦敦学派、弗莱堡学派、奥国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派。狭义的新自由主义则特指新自由主义中比较极端的经济学家，如哈耶克、张五常、弗里德曼、萨克斯等。
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来源是“凯恩斯革命”以前的传统自由主义。传统自由主义把自由强调为最后目标，而把个人强调为社会的最后实体。这种自由主义在国内经济活动中主张自由放任，从而被作为减少国家在经济事物中的作用，扩大个人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的一个手段；在国外经济活动中则主张自由贸易，从而被作为世界各国和平地和民主地联系在一起的手段；在政治事物中主张代议制政体和议会制度的，限制国家权力和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证明私人市场经济不能自动维持经济的均衡，宣告了传统自由主义的破产。这给西方经济学界以重大，西方经济学家开始出现分化组合：以凯恩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对传统理论产生怀疑，并掀起了一场针对传统自由主义的“凯恩斯革命”；另一些经济学家则继续坚持自由放任，但对传统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了修改，从而以新的面貌出现，形成了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当时的新自由主义有四个中心，它们分别是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德国的弗莱堡大学，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和英国的伦敦大学。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自由主义思想打着“新古典复兴”的旗号开始在美国流行，并带有明显的反凯恩斯主义的色彩。但这个时期正是凯恩斯学派凯歌行进的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受到很大限制。
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1974~1975年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经济的高速增长为“停滞—膨胀”所取代。在宏观层面，不仅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而且经济危机频繁，失业和通货膨胀同时严重存在，财政赤字直线上升，国际贸易和领域极度混乱。在微观层面，生产率增长幅度大大降低，公司平均利润率显著下降。在这种形势下，那些信奉传统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一方面抓住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缺陷，从各个方面对凯恩斯主义提出严厉的批评，另一方面纷纷提出自己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主张，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新自由主义思潮。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登上了官方经济学的宝座，并开始兴盛起来。在西方经济中，这一变化过程叫“向新保守主义转变”，甚至叫“新保守主义反革命”。
二、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
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派别，而是由信奉传统自由主义的不同派别汇聚而成的一股经济思潮。这些学派虽然有各自的特点，但它们的基本理论观点是相同的，或者说是接近的。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包括以下几点：
1、极力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
西方主流经济学，不论其中的自由派或保守派，都是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的。不过，在当代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中，新自由主义派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的立场更坚决，态度更鲜明。弗里德曼就强调私人经济的内在稳定性，认为通过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私人经济可以自动稳定在可接受的失业水平。换句话说，私人经济具有自动稳定和消除波动的能力或趋势。弗莱堡学派也认为，“社会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前提是有效的竞争制度，而私有制又是竞争制度的先决条件。由于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人们愿意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没有人加以限制，所以，主就可不受任何约束，积极性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使价格下降，国民收入增加，需求扩大。在他们看来，这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纲领具有非常“革命”的性质。
不过，在新自由主义者之中，鼓吹私有制、反对公有制最起劲的，莫过于伦敦学派的哈耶克和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张五常了。哈耶克认为，私有制是最好的制度。他还把私有制同“自由”、“自由选择”联系起来，认为有了私有制，才能充分发挥个人的积极性，才会有美好的社会。他甚至主张废除国家货币制度，用私人银行发行的货币来代替国家货币。另一方面，他又坚决反对公有制，认为用实行公有制或限制私有制来组织经济，用统一的中央行政命令代替市场机制的作用，不仅会导致个人积极性受挫，经济效率低下，资源配置失调，而且必然形成集权主义统治，限制个人自由，使个人受到“奴役”。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张五常，也是私有制的积极鼓吹者。他认为，私有产权容许各种不同的合约安排与选择，是能使交易费用减少的最主要的因素。他极力颂扬科斯定理，认为科斯定理的最大贡献，就是提醒我们分析经济制度一定要考虑交易费用。而他们20多年的所得到的一个主要结果就是：只有在私产制度下，人类才会为自利的缘故设法将交易费用的比重尽量减低。他断言，这是从科斯定理中推论出来的对国有制的最大贡献。他还在极力鼓吹私有化，建议把所有国有企业民营化，除中央银行外，将所有国有银行都卖出去作为商业银行，他甚至主张用贿赂政府高官等极端手段来推行私有化。
2、主张自由经营，反对国家干预。
经济自由主义是西方经济学的传统思想。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是自由放任思想的极力鼓吹者。正是他首次提出了“看不见的手”原理。根据理论，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个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行为最终将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张。在他看来，政府的职能应该只限于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兴办公共过程，即充当一个“守业人”的角色。从斯密以后的西方经济学家，大都继承了斯密的这种思想。事实上，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自由放任思想一直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自由放任思想的忠实继承者，也是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论的坚决反对者。他们认为，国家干预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不仅不能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反而会限制市场经济的自我完善和自我调节。他们还把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减慢，资本积累的降低，经济危机的加剧，失业的增加，通货膨胀的严重等，统统归咎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例如，现代货币学派的弗里德曼就坚决主张自由经营，反对国家干预。他认为，私人经济具有内在的稳定性，政府干预是造成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供给学派把社会福利和政府的规章看作阻碍生产效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主张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精简各项规章制度。公共选择学派则提出政府失灵论，主张放弃凯恩斯主义，取消国家干预，恢复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政策。理性预期学派反对国家干预更为彻底，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任何政策和措施，归根到底都是有害无益的。要使经济保持稳定，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听其自然，无为而治。不过，新自由主义者也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今天，要想完全恢复19世纪的经济自由主义事实上是根本做不到的。因此，在实际政策层面，新自由主义者并不完全拒绝利用国家干预来稳定资本主义经济，不过主张严格限制国家干预经济的范围，并改变国家干预的形式。
3、提出“自然失业率”理论，反对工会组织。
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经常存在的现象。经济危机不仅使社会生产力遭受巨大损失，而且导致工人大量失业，生活处境困难。但新自由主义不去揭示经济危机的根源，而是提出一些新的概念或理论，以掩盖危机和失业存在的事实。弗里德曼提出的“自然失业率”理论就是如此。所谓“自然失业率”，就是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由劳动市场自动调节时所出现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根据这个理论，资本主义社会不会出现“非自愿失业”，如果有失业的话，那也是“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这样，失业的责任就在于工人要求的工资过高，或者缺乏相应的劳动技能。只要对劳动市场的加以改进，如排除劳动市场的垄断，减少甚至取消社会福利制度，使劳动市场具有较大的流动性，提供关于职业空缺的信息，那么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特别是有就业技能的人，迟早都能够得到就业的机会。
其他新自由主义者实际上都接受了弗里德曼的上述理论。例如，如供给学派同样把高失业的原因说成失业工人不愿意为低工资而就业，而宁愿靠社会救济过活。因此，应该大大减少社会福利支出，迫使工人同意在低工资水平就业。这样，资本家因能获得更多的利润而扩大投资，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从而减少失业。新自由主义者还认为，工会和垄断企业一样，也是一种垄断组织，也应该加以反对。弗莱堡学派甚至把工会看作“非常危险的”垄断联合，看作“自由市场经济”的障碍，而把垄断企业看作最没有害处的。在他们看来，既然没有可能完全消除垄断，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保留它们之中最没有害处的部分，即垄断企业，消灭它们之中“非常危险的”部分，即工会组织。
4、坚持健全财政原则，反对通货膨胀。
新自由主义者所谓健全财政原则，就是开支力求节约，税收力求其小，量入为出，实现收支平衡。不过，他们所说的开支力求节省，主要是指削减社会福利开支；所说的税收力求其小，主要目的是增加资本家的利润，以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例如，供给学派就坚决主张削减社会福利开支， 以提高工人享受闲暇的代价，迫使工人在较低的工资水平下就业；主张降低税率，以刺激各种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的增加。其他新自由主义者实际上都同意供给学派的这种看法。
新自由主义者还坚决反对通货膨胀。在他们看来，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有百害而无一利。事实上，各种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正是在批评凯恩斯主义通货膨胀理论和政策的过程中，显示出其理论和政策的“优越性”，并逐渐兴盛起来的。不过，新自由主义者在通货膨胀的原因及其医治方法方面，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一种纯粹的货币现象。通货膨胀是由货币的增长速度超过产量的增长速度的引起的，而每单位产量所配合的货币量增加得越快，通货膨胀的发展也就越快。反之，如果货币数量的增长不快于产量的增长，那就不可能发生通货膨胀。他提出的克服通货膨胀的办法，就是降低货币增长率。具体地说，就是要使货币数量的增长同产量的增长保持一致。艾哈德同样重视货币的作用，主张保持币值的稳定。他认为，德国政府应该而且能够保持币值和物价稳定，防止通货膨胀，以达到理想的“三位一体”的目标，即生产率和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名义工资的大幅度增长，低下而稳定的物价水平。他提出的医治通货膨胀的方法是：保护竞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发展生产，把蛋糕做大；限制消费量，包括限制政府的开支，特别是要限制工人工资的增长。
5、宣扬自由贸易，鼓吹全球化。
在西方国家，贸易自由和经济全球化的思想由来已久。早在18世纪下半叶，斯密就提出了绝对成本说，认为如果各国根据绝对成本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那么各国都能够从自由贸易中获得好处。李嘉图则进一步提了出相对成本说。根据这个学说，如果一个国家在两各种商品的生产上都处于劣势，但其中一种商品的劣势比较小，另一个国家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都处于优势，但其中一种商品的优势比较大，那么前者就应该生产劣势比较小的商品，后者应该生产优势比较大的商品。只要各国根据比较成本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那么各国都可从国际贸易中获利。曼彻斯特学派以斯密和与李嘉图的为基础，鼓吹自由贸易的好处。柯布登甚至把自由贸易与和平主义结合起来。在他看来，自由贸易是通向和平之路，是和平的保护者。自由贸易可以打破国界，并使每个人从避免战争中得到物质利益。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之间通过市场交易能够成为天然的朋友。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资源禀赋说，认为不同国家商品价格的差异，是各国进行国际贸易的原因，而商品价格的国际差异，又缘自各国的资源禀赋，即生产要素种类、数量和质量上的差异。如果一个国家某种生产要素相对充裕，那么生产和出口这种要素密集型的产品就能够从国际贸易中获益。而且，如果国际贸易是自由的，生产要素在国际间可以自由流动，那么国际贸易的一般趋势是消除要素收入的国际差异，实现商品价格和要素价格的均等化。
新自由主义者继承了旧自由主义者的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理论。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K.Ohmae和W.Grieder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全球经济和市场的一体化，是世界资源的最优组合，它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而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正和游戏”，绝大多数国家都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得到长远的比较利益。经济全球化又是人类进步的先驱，因为它正促使全球市场与全球竞争的一体化的出现。他们还大力颂扬世界贸易组织的积极功能，认为它确立了世界贸易的四项普遍原则，即无歧视原则、互惠性原则、透明性原则和公平性原则。自由贸易有利于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而国际化生产能够实现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最优配置，形成新的劳动分工，从而创造更多的利润，推动经济增长。
三、对新自由主义的评价
如前所述，新自由主义是一股“复兴”传统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它包含各种不同的流派，这些流派又都有各自的理论和特色。这里不打算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全面、系统的，而只对其基本理论观点做一简要的评价。
新自由主义极力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对于这种观点，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根据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巨大的反作用。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时，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先进与否，必须根据其对生产力的作用来判断。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就是先进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就是落后的。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和主要。所有制的先进与否，同样必须根据其对生产力的作用来判断。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就是先进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就是落后的。因此，在所有制和生产力的关系中，所有制是手段，生产力是目的。当然，说生产力是目的，只是相对于其与所有制的关系来说的，离开了这种关系就不一定成立。根据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从这个观点来看，生产力的发展本身还不是目的，它是实现更高层次的目的——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的手段。总之，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选择一种所有制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之所以要发展生产力，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因此，私有制和公有制都不能作为目的，而只能作为实现目的手段。至于何者在实现上述目的方面更优越，则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但在于，新自由主义者在国际上鼓吹私有制，反对公有制的目的，是要把广大发展家纳入由美国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主张自由经营，反对国家干预，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理论基础是一般均衡理论。这个理论试图证明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稳定性和有效性，进而证明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尽管西方一般均衡理论也认识到市场价格和均衡价格不一致和非市场出清的可能性，但是为了证明一般均衡的稳定性，它总是试图从理论上寻找避免非市场出清条件下出现交易的可能性。为此，西方一般均衡理论提出了两条可能的出路：一是设想存在一种机制，使得人们根本不可能在“错误的”价格上进行交易，二是设想价格的调整过程是如此迅速，以致于人们来不及进行“错误的”交易。前一设想就是瓦尔拉斯和埃奇渥斯的“重订契约特权”，后一种设想就是马歇尔的“瞬时调整过程”。然而，无论是“重订契约特权”，还是“瞬时调整过程”，都不是现实经济生活的真实写照。对于前者，人们不知道那位全能的“价格制定人”是谁，也不知道谁赋予了交易者以“特权”；对于后者，信息的不完全和信息成本不为零决定了价格调整的速度不会很大，更不用说接近无限了。如果交易者没有“特权”的保护，而价格调整的速度又不是很快，那么在非均衡出现之后和调整到均衡之前的这段时间，就一定会出现非市场结清条件下的“错误”交易。西方一般均衡论者并非完全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实际上已不把一般均衡看作一种现实的存在，而是看作一种参照系。新自由主义的主要问题不在于肯定一般均衡的稳定性，而在于把一般均衡的稳定性绝对化，不在于肯定市场经济的有效性，而在于把市场经济理想化，从而看不到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和政府适度干预的必要性。
“失业率”理论是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一种新理论。所谓自然失业率，就是劳动市场供求均衡时的失业率，也就是充分就业时的失业率。这种自然失业率理论有几个突出特点。第一，自然失业率同“自愿失业”、“摩擦失业”的存在并不矛盾。换句话说，即使社会存在“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劳动市场也仍然处于均衡的、充分就业的状态。第二，“自愿失业”是由工人不愿接受现行的工资水平引起的；“摩擦失业”是由工人转换工作岗位或劳动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不相适应引起的。总之，这些失业都是由工人方面的原因引起的，与资本主义制度无关。第三，由于价格和工资是完全弹性的，所以，通过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自动调节，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充分就业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常态。第四，实际失业率对自然失业率的偏离是由预期价格与实际价格水平不一致引起的，而这种不一致只是短暂的。第五，政府实行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至多只能在很短的时期内使实际失业率降低到自然失业率以下。过不多久，实际失业率就会回复到自然失业率的水平，而通货膨胀却比以前提高了。因此，通过扩张性经济政策降低失业率，不仅是徒劳的，而且是有害的。第六，资本主义国家实际失业率的提高，是由自然失业率的提高引起的，与非自愿失业无关。不仅如此，新自由主义还把工会组织当作垄断组织，认为工会是导致工资水平过高，失业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垄断组织中最危险的，应该加以反对。 这些观点说明，新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辩护，反对劳工权益的思想倾向是十分明显的。
新自由主义坚持健全财政的原则。如前所述，健全财政要求节省政府开支，降低政府税收，量入为出，确保财政收支平衡。作为一般的财政原则，健全财政本身并无不妥。一般情况下，在制定政府预算计划时，应该坚持这一原则。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的宏观运行客观上存在一定的周期性。当经济过热时，往往伴随通货膨胀；当经济衰退或萧条时，又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失业。当出现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或失业时，政府不能放任不管，而必须运用相应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拘泥于健全财政的原则。不过，问题不在这里。新自由主义者坚持健全财政的原则，有其特定的用意。他们所倡导的节省政府支出，主要是指削减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他们并不反对国防和军费开支的增长。他们所说的降低政府税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增加资本利润，刺激投资。
新自由主义者把反通货膨胀作为主要的政策目标，主张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使货币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率相适应，最好使货币数量保持一个固定的增长率。这种看法不能算错。但问题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如果出现负面的供给冲击，那么通货膨胀和失业就会同时存在。当通货膨胀和失业都比较严重时，需求管理政策就会面临究竟是要通货膨胀还是要失业的两难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权衡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利弊得失，而不能简单地把反通货膨胀作为政府政策的主要目标。而在货币政策的执行上，也不能简单地规定一个不变的货币增长率，而必须根据选定的政策目标进行操作。
新自由主义者是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应该看到，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发达国家始终是强者，发展中国家则始终是弱者。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始终是相对有利于发达国家和大资本利益，而相对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和中小资本利益的。从历史上看，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和政策，总是受到发达国家和大资本的欢迎，而招致落后国家和中小资本的抵制。被称为世界经济“三大支柱”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实际上都是由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操纵的，它们所制定的一系列国际规则和政策，也主要体现了发达国家的意志。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在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在要素禀赋上也各自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客观上能够获得一定的利益。因此，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利弊共存的。对于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所持的态度应该是：积极参与，正确应对。应该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必然趋势。发展中国家要想完全置身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之外，且不说是否现实，客观上对本国经济的发展也未必有利，甚至可能导致本国经济的“边缘化”。既然经济全球化是必然趋势，发展中国家就不能被动回避，而应该积极参与。当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融入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无疑是个严峻的挑战，必须正确应对。在参与制定国际经济规则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应彼此协调立场，使通过的国际经济规则尽可能对自己有利；在制定各自产业政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应加强磋商与合作，尽可能防止产业结构的雷同化，避免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两败俱伤；在处理国际经贸关系时，要从本国利益出发，根据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相机调整发展战略和经贸政策，以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只要制定的发展战略正确，采取的政策措施得当，发展中国家是完全可以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的。
注 释：
（1）新自由主义不仅涉及经济方面，而且涉及包括在内的其他方面。本文中的新自由主义，系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2）（3）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第6~7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课题组：《新自由主义及其本质》（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第47页。
（5）王宏伟：《关于新自由主义的三篇短论》（J），《理论经济学》2003年第2期，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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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傅殷才主编：《新保守主义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出版。
（2）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
（3）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出版。
（4）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出版。
（5）亨利·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6）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新自由主义及其本质》（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
（7）王宏伟：《关于新自由主义的三篇短论》（J），《理论经济学》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