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考评新制”与新型公共生活

中央政治局6月29日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这份《意见》的出台，意味着对政府官员的考评将面临一次标准的变革。《意见》的亮点很明显，一是要改变过去考评的“唯GDP论”，二是在考评中增加了民众参与意见的分量。有观察家指出，中共高层针对官员陆续出台的问责、巡视、考评规定，一方面反映了中共对监管各级官员的紧迫感，另一方面表明监管措施正在向体系化方向迈进。

考评政绩不能“唯GDP论英雄”，是一个说了多年的老话题。把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评，单纯落在GDP这只脚尖上，毫不顾及民众、环境、资源等这些极为重要的社会因素，其灾难性的后果人们早有认知。民间多用“虚胖经济”、“数字经济”、“面子经济”，来指称这种“唯GDP论”所带来的社会困局。它不仅损害了当下民众的公共利益，成为很多和民众上访的源头，更危及到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近日爆出中国稀土被大量贱卖海外，就是明显例证。稀土作为一种重要战略资源，其地位堪比石油。20多年的滥采贱卖，导致中国稀土储量减少了近一半，美欧日韩等则从我国进口了大量廉价稀土作为自己的战略储备。专家预测，照此速度开采，我国会从稀土第一大国沦为稀土小国甚至无稀土国。这种廉价开采，更对当地生态环境和民众生活造成了巨大破坏。在资源与环境最终影响并决定国力的当今世界，“唯GDP论”的各种负面效应显而易见。

让民众的意见，以更大的权重参与到对政府官员的考评与监督中，是现代公共治理的常识和常规。考评官员政绩，就应以民众的长远利益（而不是某个集团或群体暂时、短期的利益或意志）为导向，考察政府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和业绩。因为只有民众授权，才是政府存在的唯一真实的合法性。所以只有当它代表了民众的公共利益时，它的行为才是合法的。与传统的专制国家不同，现代社会的政府不能把维护自己的权威作为治理社会的动机，而必须通过民众的参与来达成对社会的共同治理。

但在很多地方，由于政府官员秉承的仍是官本民末的执政理念，导致了公共治理过程充满了各类官民矛盾。如今很多官员感受到，随着民众法律意识的提高，政府的行政行为如果有违民众的公共利益，权威性便会受到挑战。前些日子，发生在江西南康的，最终以地方官员收回对家具市场的整顿指令而告终。很多人把此类问题归结为当地政府执政能力不强，恰恰错了，它的根本原因是执政动机出了问题。假如当地政府把自己的行政行为，看作是为民众提供的公共服务，自己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而民众是公共服务的消费者，结果便会大为不同。一旦有这样的执政理念，社会治理过程中自然不会充满各种危机。可见，时刻征询公共产品消费者的意见和感受，是执政者必须有的行为意识。

可以预见，如果中共的这个《意见》能得到有效贯彻，民众参与对官员的考评权重越来越大，最终将会构成一种新型的公共生活。无论什么样式的民主，让民众参与到政府的公共治理中去，都是一个基本前提。民众不仅是现代政府的授权者与创造者，更是一切制度存在的核心和理由。政府虽然是现代公共生活的中心，但并不能是决定者，也只是其中的参与者。让民众考量官员，既是民众的权利，也是政府的需要。它能使官员更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以促进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让协商与合作逐渐成为社会治理的常态。

“官员考评新制”能否成为民众热情参与的一种公共生活，关键还看方式是否得当。现在各地多把民意调查当作考评的主要方式，虽然有入户调查、考核评估联席会议、政府网站评议等不同方式，有的地方还引进了第三方来进行专业的民意评估，但这些参与方式都还属被动参与。与其这样，不如使用最为简便的方法，放开媒体对官员的舆论监督，因为媒体天然地就具备反映民众意愿的考核与评价功能，这样既有公开公示的效果，也能让政府与民众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达成对一些社会问题的基本共识。另外也要鼓励各类面向社会、协助个人的服务性团体参与到公共治理中来，由它们来代表民众表达意愿、争取利益。可以说这些社会性团体，才是达成民众对官员考评最有效的制度建设。它不仅是民众和政府沟通的纽带，更能成为公共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

海内外一些政治观察家注意到，正是在通过《意见》的同一场合，主持会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态度明确地提出：“在实践民主中学，在学中实践民主”，强调了对党内民主十分积极的推进立场，与“考评新制”显出异曲同工之妙，体现了执政党对民主的学习和实践的高度认同和紧迫努力。“考评新制”虽然只是民主监督的一个尝试，但它能让政府官员逐渐得到民主的锻炼，从而增加理性在公共治理中的分量，让官员慢慢学会与民众的平等沟通与交流。如果民众的诉求公共化了，政府的意志透明化了，民众与政府的利益就可能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