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务劳动与健康的关系范文
时间：2023-10-27 17:55:13
家务劳动与健康的关系篇1
关键词：职业健康安全；经济增长；劳动力产权；协同规制
中图分类号：F406.8;F241.2;D08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3.001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 第25卷 第3期 王 忠等：经济增长、劳动力产权与职业健康安全规制
一、引 言
劳动力要素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托和保障，劳动力产权的利用与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而产权制度的设计与运用又是职业健康安全得到有效保护的制度基础。国内目前针对职业健康安全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充分，而从劳动力产权的角度来研究职业健康安全问题的成果更是缺乏。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健康安全的经济贡献率,经济产出水平与生产安全关系的实证研究，劳动力产权的形态与归属以及劳动力产权的实现形式等方面。从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来讲，职业健康安全治理与经济增长的协同发展已经成为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的重要议题。本文尝试用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来分析职业健康安全的治理问题。在这个分析框架中，职业健康安全被视为是劳动力产权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对经济增长具有相互协同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这样，我们就需要从政治经济理论、产权理论和管制经济理论出发，对影响职业健康安全供给的劳动力产权问题和规制政策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并从产权改革和协同规制的角度提出解决的方案。
二、一个产权要素的分析框架
产权，是西方契约社会有效运转的制度基础，它是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具体表现，它既可以是对物质资本（如，房屋产权）也可以是对非物质资本（如，知识产权）的占有与支配。德姆塞茨把产权定义为一个人或者其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当权利规定发生变化时，人们的行为也往往会发生变化\[1\]。在产权理论看来，产权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形成与他人进行市场交易的合理预期，并以此提高要素的资源配置效率，它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之间自由交往的制度保障，同时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反映。产权的清晰界定和运行规则是产权制度的重要内容，它会影响到市场运行的效率，同时也会影响到人与人之间市场交换活动的安全。按照巴泽尔的观点，产权的界定不可能是完整的，因为完全界定产权的成本太高。因而，产权的不完整便形成了该项权利的“公共领域”\[2\]，那么，类似职业健康安全这样的问题实质上就变成了一个因健康和安全产权的模糊而引起的“公共领域”治理的问题。产权界定的方式可以是多样化的，既可由正式制度安排即政府和法律的规定来界定产权；也可由非正式制度安排，即当事人的经济行为来界定产权。前者是借助国家公权对社会权利义务关系的外在干预，如国家所有制对社会资源的计划配置；而后者是借助个体自身力量对个体权益的私人捍卫，它取决于捍卫的结果对个体所能起到的激励作用，如果预期收益大，捍卫的努力程度就强；反之则弱。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产权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劳动力产权；另一种是物质资本产权。这两种产权形态都是经济增长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劳动力产权要素和物质资本产权要素关系的演进深刻地揭示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中人与物之间依赖关系相互演进的实质，即是对人的依赖还是对物的依赖\[3\]。在对人的依赖阶段，单个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存在，人们为了提高生产力水平，必须将具有个体属性的劳动力产权联合起来共同抵御自然的风险和外在的威胁，它对应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原始社会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劳动力要素”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具有稀缺性，只有通过劳动力之间的相互联合才可以解决个人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在对物的依赖阶段，人的依赖关系已经荡然无存，而毫不相干的人之间基于对物质的占有或交换形成了社会交往的行为关系，它对应于生产力水平得到逐步提高的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资本要素”的占有权和处置权具有稀缺性，通过物质资本之间的交换配置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有效利用。在自由依赖阶段，人的依赖关系又回到一个更高层次的形式上，“劳动力要素”中的“收益权”具有稀缺性，通过对劳动力产权的重新配置，可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幸福感受和生活品质的提升，它对应于生产力水平相对发达的社会阶段，如，中级或高级社会主义社会阶段。
劳动力产权是社会价值创造的基础，是社会生产发展的重要要素。劳动力产权是基于劳动者全部生产要素而形成的一系列权利关系，它包括劳动力的所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与发展权等\[4\]。劳动力产权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其权利主张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生产力水平，这一点同时也是不同经济社会人与物之间依赖关系相互演进的逻辑基础。职业健康安全是劳动者通过劳动交换所能实现的健康安全收益，是劳动力收益权和发展权的具体体现。职业健康安全的劳动力产权对经济增长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劳动者职业健康安全状况的恶化会降低劳动者对劳动的供给和边际产出，进而阻碍经济的增长。合乎逻辑的判断应该是，经济增长应平等考虑劳动力产权与物质资本产权，因为这两者是生产力赖以发展的“资本、劳动、技术”结构中必不可少的两个基本要素。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力要素和生产资料要素是生产的两个基本要素，没有生产资料，劳动者不能创造价值；同时，没有劳动者，生产资料的价值也无法实现。”\[5\]我们这里将生产资料要素与物质资本要素进行了概念的类化，实质上都表现为一种物质性的要素。但社会发展的现实与我们逻辑的判断相隔甚远，人们已经根深蒂固地把具有经济价值的有形物（如土地、货币等）和某些无形物（如商标、专利等）看作是产权，现有的和曾经出现过的一切社会制度法律都没有把人的劳动力当作产权来对待。
劳动力产权的残缺成为职业健康安全伤害的制度根源。随着资本产权的发展壮大，劳动力产权的残缺不全，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之间最终会出现强资本产权而弱劳动力产权的等级结构\[6\]，并进而发展演变为“资本雇佣劳动”与“榨取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契约结果。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实质上反映了这种契约关系中劳动力市场平等交换掩盖下的资本产权与劳动力产权之间权利不平等的实际情况，论证了资本家之所以能够占有剩余劳动，原因在于资本所具有的社会属性，劳动者在理性资本面前几乎不可能具有劳动契约签定和退出的自由，劳动者讨价还价的能力不足。在正式的劳动力产权制度缺失的条件下，如果劳动者个人捍卫自身劳动权益的能力较强，它则可以与雇主建立有利于其个体的契约安排；而如果劳动者个人捍卫自身劳动权益的能力不足，劳动者便失去了与资本产权或雇主进行谈判博弈的能力，劳动者的权益受损问题则不可避免。
三、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产权逻辑
按管制经济学的理论，职业健康安全的规制是基于职业健康安全的市场失灵，劳动交换的过程中广泛存在着作业场所风险和职业伤害外溢等问题，前者是职业健康安全的内部性问题，而后者是职业健康安全的外部性问题\[7\]。无论其在劳动交换过程中是发生内部性问题还是发生外部性问题，其在本质上都是一个产权的问题，反映了劳动者所遭受到的额外损失或外在成本，这些问题的发生都是因产权界定不清而导致的。因此，职业健康安全的外部性和内部性问题都可以放在统一的产权分析框架之内，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劳动力产权界定的不明晰所引起的“公地悲剧”，雇主或生产厂商随意侵犯或剥夺劳动者的健康安全权利，让“资本雇用劳动”成为嗜血的工具。当然，产权的归属有两种极端形式：一种是共有制形式，即产权由所有成员共同所有，各成员将权利联合起来交由共同体（如，国家）来实施\[8\]；另一种是私有制形式，即共同体将产权界定给私人所有，并承认其所有者享有排斥他人行使该产权的权利，由所有者在私法保护下自由实施。那么，对于职业健康安全这类劳动力产权而言，其产权到底是属于公共所有还是属于私人所有？或者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准公共所有”？如何界定职业健康安全的产权属性便成为我们进行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制度基础。
职业健康安全的劳动力产权从内容层次上来讲，应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共同性产权，二是个性化产权。对于共同性产权而言，职业健康安全权属于人权的一部分，它是对劳动者为使生命延续而拥有的劳动权与使生命具有意义而拥有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发展权的体现。洛克曾指出，人“没有侵害他人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的自由”，“除非为了惩罚一个罪犯，不应该夺去或损害另一个人的生命、自由、健康、肢体或物品”\[9\]。因此，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拥有何种权利，我们都不能损害劳动者的生命和健康。共同性产权属于公共品的范畴，应采取通过国家干预的方式实施供给，以实现社会劳动生产过程中整体主义的价值正义和社会公平。而对于个性化产权而言，职业健康安全权是劳动者基于个人收入、地区差异、工作差异、身份差异等众多原因而衍生出来的更高层次权利的体现，它反映了劳动者个性化的需求。因此，这些个性化的健康安全权利在性质上向私人物品靠近，但仍是公共物品，只是与纯粹的公共物品相比，它又具有了一定的独占性和排他性。个性化产权属于准公共物品的范畴，其供给方式不能完全按照纯公共物品由公共部门无偿提供的方式，因为它还体现了部分劳动者对职业健康安全的特殊需求，这种产权特征决定了国家公权力依靠税收无偿供给的不公平。因此，应采用混合制的供给方式，主张私人供给与政府管制相结合的形式。
那么，对于职业健康安全产权保护的手段而言，我们不管是选择政府管制，还是应该选择自由市场或者两者皆有的手段，它都体现了我们对劳动力产权保护的价值取向。科斯于1960年提出，针对职业健康安全的最佳公共政策是那种能够创设明晰、确凿及可让渡的且受私法保护的产权政策，私人谈判、私法执行都可以成为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有效措施。虽然私人谈判、私法执行也是有成本的，但这类成本可以在较为清晰明确的产权体系的安排下得以内化。政府对职业健康安全管制主要考虑的问题在于决定谁来进行职业健康安全的保护是最有效最经济的，它体现了职业健康安全劳动力产权保护效率性和经济性的价值取向\[10\]。而在随后的管制经济理论中，职业健康安全市场广泛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雇主比劳动者占有较多的相关信息（如对工作环境、工作风险等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劳动者则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劳动者在与雇主订立劳动合约时常常成为被欺骗的对象，使得劳动者对劳动过程中职业伤害事件发生性的真实概率的了解处于劣势地位，而劳动者若需要通过自我搜寻的过程来获取有关职业健康安全状况的充分信息，则又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精力和成本等等，劳动者需要权衡信息的“搜寻成本”和“搜寻收益”，并最终会在信息相对不充分的情况下采取职业劳动的交换行为。因此，劳动力产权的有效实现则依赖于政府管制的保护，它体现了对职业健康安全劳动力产权保护公平性和社会性的价值取向。
职业健康安全与普通物品不同，它不能分割到适应于私有制的状态。因此，为了达到劳动力产权的完整，政府也许可以被视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去管理职业健康安全的保护等问题，但通过政府干预所建立的管制机制，却并不能解决劳动力产权配置的效率性和经济性问题，同时也无法解决个性化产权的独占性和排他性问题。正如波斯纳所言“只要是因为排他性产权无法解决冲突性（或竞争性）使用的问题，其产权界定就永远不具有排他性”，而具有非排他性的产权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形成产权的“公共领域”，导致该产权的“公地灾难”。因此，对于劳动力产权而言，因“公共领域”而形成的模糊产权便成为政府对其进行管制的前提。而按照波斯纳给出的方案，模糊产权的冲突性使用问题可以通过财产法和民法的途径来加以解决，前者可将使用权转让给最能有效利用资源的团体，而后者则可使使用者承担义务\[7\]。随着国家的经济增长，劳动者职业健康安全产权逐渐呈现出共同性与个体性的差异。共同性产权是基本人权的体现，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对于这类产权需要通过建立政府对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政策供给来应对健康安全产权保护的公平性和社会性；而个体性产权是个性化需求的体现，具有“排他性”的特征，对于这类产权需要建立相对明晰的个性化产权制度，让私权主体之间自由博弈相互调适，以形成有助于职业健康安全伤害成本消散的内部市场来应对健康安全保护的经济性和效率性。
四、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产权分析
职业健康安全的波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按现有经济发展理论，国家经济的发展须经历前工业化时期、工业化时期和后工业化时期三个阶段\[11\]，而职业健康安全事故的发生频率也会经历从低到高再到低的“抛物线”的演进过程。这意味着职业健康安全效益的改进在工业化中期阶段之前将不断恶化，在中期阶段会出现“拐点”，而在中期阶段以后，伴随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职业健康安全状况将不断得到改进。当然，这只是我们一种经验判断上的假说，我们还需对波动出现的时间、形态进行实证检验，当然我们还希望这种经验判断是可以被证伪的，同时，我们也不愿看到这种波动效应会在中国发生。因此，我们急需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即职业伤害从高发到低发的转折，究竟是因为经济增长中某些内生性环境因素的变化引起的（如，生产要素的结构变动），还是因为某些外生性环境因素的变化引起的（如，政府规制）？如果职业健康安全的波动与劳动力产权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的话，那么，其作用机理又是怎样的，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对劳动力产权的规制改革来成功跨越这一假说所揭示的波动“拐点”？另外，如果外生性的政府规制机制能够对职业健康安全波动“拐点”出现的时间和形态产生影响的话，其具体的规制政策又应该是怎样的？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我们需要从分析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实现条件入手。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是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综合利用的结果，两者间的相对稀缺程度是决定不同经济阶段所采取的不同产业模式的主要原因，而不同的产业模式或产业结构又是影响和制约职业健康安全的根源性问题。一般而言，如果产业结构中具有高风险特性的资本品工业在经济增长中占据主导地位时，职业健康安全面临的风险和伤害发生概率则较大；而如果产业结构中具有技术性、服务性特性的消费品工业在经济增长中占据主导地位时，职业健康面临的风险和伤害发生的概率则较小，职业伤害事件发生的广度和深度也较弱。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由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服务业经济的现代化进程中，其劳动要素的供给也将随产业结构的变动而出现由粗放型供给到集约型供给的转变，劳动生产将从高风险、高强度的重工业逐渐转向技术型、服务型的服务业，职业健康安全所面临的风险将渐次降低。因此，劳动力要素与资本要素之间的相对稀缺性是引起产业结构变动，并进而引致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一个必要条件。
如果从职业健康安全倒U型曲线“拐点”出现的时间和形态来看，劳动力产权的契约机制及其政府规制是实现其“拐点”转折的充分条件。劳动力产权的清晰界定和规制确权是劳动力供求双方进行自由博弈的制度基础，他们之间具体的责、权、利关系都可以通过各行为主体间的自由谈判或外在的政府规制来确定，劳动过程中广泛存在的职业健康安全风险、非对称性信息、负外部性等问题都能够在双方合意的产权契约中得以解决。当劳动力市场存在劳动力供给过剩，劳动者劳动技能低下，劳动者捍卫自身劳动权利的谈判能力不足等现象时，劳动者便失去了与雇主在订立劳动契约中保障其职业健康安全权益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劳动力市场的契约机制便无法自发形成对劳动力产权的保护，从而形成强资本产权与弱劳动力产权的等级产权结构。在此产权结构中，资本要素便具有了剥夺劳动者权益的合理动能，这为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发生提供了内生性的市场环境。当政府在寻求通过政府规制来实现对劳动力产权进行保护时，若规制机制存在制度缺失、规制不足以及政策低效等问题，职业伤害的广度和深度都将较大幅度地提升，从而使职业健康安全的波动出现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危害程度深等特征，而这则为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发生提供了外生性的制度环境。
中国正处于职业健康安全事故的高发期，职业健康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年均死亡人数在10万人左右，单位GDP死亡人数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伤亡水平\[12\]。按前所述，导致这样一种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则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自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所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主要都是围绕物资资本要素而展开的，对劳动力要素进行的产权改革还未开始。经济社会的发展主要是物质财产得到了充分实现，劳动力产权没有或者只是部分得到了实现，国家产权制度的改革主要是基于企业低效率而形成的以物质财产产权为主导的单一产权制度，国家对劳动力产权改革的政治意志不足是导致劳动力产权界定不清的外在原因。二是中国人口众多，大量农村人口需要向城市和工业领域转移，但劳动者素质和技能的不足又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阻碍，农村劳动人口除了出卖劳动力以外，毫无竞争优势，工作选择性小，只能选择脏、苦、累、毒的职业安全风险大的行业，劳动力供给有限过剩和劳动者进行个体权利捍卫的谈判能力不足是导致劳动力产权界定不清晰的内在原因。另外，由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偏在问题普遍存在，劳动力产权的责、权、利关系并未形成清晰的界线。因此，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职业伤害的频繁发生也就具有了现实的合理性。
我们知道，经济的增长实质上是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劳动力产权的界定与保护又是生产关系的具体体现。因此，一个社会劳动力产权的实现方式不能超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它需要兼顾资源配置效率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均衡，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13\]。中国当前经济增长引起的职业健康安全波动实质上是对特定阶段生产关系的一种体现。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改革经历了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转变，国家对产权的改革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变。首先是通过国家所有制的管制形式实现了生活资料异常匮乏的自然经济形态向物质供给日渐充足的商品经济形态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国家面对市场发展的严重不足，通过实行干预程度最深，资源配置最有效的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完成了国家公权对社会生产所赖以需要的生产资料的配置，其间职业伤害事件也经历了几次重大的波动，资本产权和劳动力产权尚未出现变革的需求。其次，伴随商品供给的不断丰富，为了提高资源配置的市场效率，国家单一所有的公有制形式逐渐演变成以公有制为主体，私营经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资本产权逐渐明晰，市场效率不断提高，但其间职业伤害事件频发，社会逐渐出现资本产权强与劳动力产权弱的等级产权结构。劳动力产权的保护在国家优先经济发展的战略下，不断受到经济理性的越界干扰和损害。
五、中国职业健康安全协同规制的应对策略
中国职业健康安全的劳动力产权面临着两种低效率：一是源于政府规制对劳动力产权改革的管制不足而引起的低效率，另一个是源于劳动力市场劳动者捍卫自身权利的能力不足而引起的低效率。这两种低效率本质上并非彼此孤立，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最终导致了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管制失灵和市场失灵。这两种低效率同时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长所受到的潜在风险，即物质资本产权的过分张扬与劳动力产权的制度缺失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社会结构的剧烈分化，并进而撕裂社会系统的均衡，社会系统的失衡然后又会传导至政治市场，造成政治市场的失衡，并最终形成对国家现代化的阻碍。那么，对于中国职业健康安全所存在的这样一种低效率，我们又该如何进行制度的重塑，并尽可能充分发挥劳动力产权的契约机制在职业健康安全保护中所起的应有作用呢？
通常来讲，职业健康安全的治理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对劳动力产权中的“模糊领域”进行清晰界定，并建立一种能有效促进劳动者与雇主之间通过自由谈判来订立劳动契约的产权规制机制，为劳动契约的产权纠纷和自我裁决提供外生性的制度环境；二是通过对经济增长中具有高风险性的重工业、采掘业及建筑业等产业建立起有效的经济性规制机制，并配合运用职业健康安全社会性规制的政策供给来形成产业进入的壁垒，为职业健康安全的改进提供内生性的市场环境。我们知道，劳动力产权的契约机制和政府规制是实现对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拐点”时间和“拐点”形态进行有效调节的外在性条件，也是成功跨越其“拐点”的关键所在；产业结构的规制与变动是职业健康安全波动发生的内在性条件\[14\]。因此，对于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治理需要综合运用针对劳动力产权的社会性规制和针对产业结构变动的经济性规制来加以应对。这就需要我们平等看待劳动力产权与物质资本产权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避免出现前强后弱的等级产权结构，以大体实现经济增长中公平与效率的均衡。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对比中我们发现，职业健康安全规制有效实现的形式具有多样性、权变性和可塑性等特征。从多样性的角度而言，在对待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方式方法方面，国与国之间各有不同，如英国在对待职业健康安全规制问题上倾向于以合作为本，强调政府、工会、雇主、劳动者之间对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共同责任；而美国则倾向于以法令为本，崇尚构建以私人保险为核心的职业健康安全规制机制，由市场的力量自发调节对健康安全产权的保护，政府的管制只是有限参与，体现了新自由主义放任政策的特点\[15\]。从权变性的角度而言，西方国家对待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政策策略受到特定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其政策主张经历了由经济自由主义到社会自由主义的转变。经济自由主义强调经济上的自由，并希望缩小政府干预的规模；而社会自由主义则强调社会机会的均衡，希望扩大政府干预的规模以保护公民免受经济造成的后果，对经济、社会进行适当调节，以保证每个人平等的权利。从可塑性的角度而言，职业健康安全规制可通过对权益保护与经济增长的目标解析来寻求经济性管制、社会性管制与辅管制等手段的协调运用，以解决职业健康安全问题中广泛存在的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失灵问题，其规制效率因手段选择的不同而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如瑞典鼓励劳动者与利益集团进行广泛的集体谈判和跨阶层合作，并配有辅的运行机制。
中国社会正处于从物质要素累积的外生型经济增长模式到劳动力要素累积的内生型增长模式的转变之中，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不断增强。我们知道，经济增长不能只追求经济效益，它还需要兼顾社会效益。但是，职业健康安全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矛盾的对立与统一关系，经济增长既会造成对职业健康安全的伤害，同时也会带来劳动者的经济性收益。因此，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目标取决于我们实现劳动力产权经济性收益与社会性（或安全性）收益的均衡。从这一点上来说，政府对职业健康安全治理的目标是众多目标间的总体均衡，最小化经济增长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失衡风险，这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和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而这一目标的有效实现又有赖于社会“产权制度”或 “权利秩序”的动态优化。然而，最小化或最大化并不是绝对的，它受到各制度、环境、生产力等多种因素和条件的影响和制约，而对职业健康安全的协同规制也不是没有利益冲突，它需要将不同系统间基于职业健康安全保护而产生的权利冲突或利益分化限定在人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所以，中国职业健康安全的协同规制需要以劳动力产权制度的改革为前提，解决经济增长引起的社会失衡等问题，这是实现从低效的政府干预到高效的多元互动转变的关键所在。
中国劳动力产权制度改革的有效实现应寻求劳动力市场中利益主体间的多元互动，并进而构建一种政府、社会、劳动者与雇主之间“多维一体”的协同规制机制，这样一种机制应是体现政府、社会、劳动者与雇主之间多方参与、协商共管的社会共责机制，并以此取代政府主导型的职业健康安全管制模式。同时，理想状态的职业健康安全规制应试图改变传统意义上单纯依靠正式制度和单向威权来界定职业健康安全产权（或秩序）的方式，着眼于劳动力产权主体间的自我调整和自我适应。协同规制的真正要义在于通过政府规制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来确立劳动力产权主体与物质资本产权主体之间进行自由博弈和相互协调的外生性环境，从而使职业健康安全的治理可以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乃至政治系统之间自由灵活地相互调适，实现多元互动，将职业伤害的系统风险和成本予以内化。
借助美国学者黑夫兰对规制手段的分类\[16\]，我们可以对中国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手段和方法进行三类划分：经济的、社会的和辅助的。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有效实现应寻求这三种手段的综合利用，以解决职业健康安全问题中所广泛存在的市场失灵、社会失灵以及政府失灵问题。首先，从经济性规制而言，应对第二产业中产业规模小，集中度低，安全技术水平不足的生产厂商加以限制形成进入壁垒，对职业健康安全边际投入低于社会平均成本投入的生产厂商实行价格处罚措施，对职业健康安全边际投入成本高于社会平均成本投入的实行价格补贴，使单个生产厂商对职业健康安全的边际成本投入符合社会福利帕累托改进的原则，降低职业健康安全的劳作风险。其次，从社会性规制而言，应对劳动力产权所存在的负内部性问题，建立一种职业风险的信息公开制度，并对《职业健康安全法》（中国称为《职业病防治法》和《生产安全法》）、《劳动法》、《刑法》、《民法》等公法与私法保护机制进行调整，促进劳动者、生产厂商和政府规制主体之间就产权契约的订立进行自由博弈，以实现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公平与正义。再次，从辅规制而言，政府规制者并非是天然的社会福利最大化者，他们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利益博弈者，他们也有可能被特殊的理性资本或利益集团所“俘获”，从而表现出弱化规制的行为。因此，职业健康安全的社会性规制还需要借助并加强对政府规制的执法监督，通过健全职业健康安全评估机构，自律性行业协会，职业健康安全资信管理组织，公正和仲裁组织以及职业健康安全资质认证机构等辅组织，从而促进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公民参与和程序正义，并努力使这些辅的力量摆脱国家规制部门意志的左右，以体现多元社会的共责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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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务劳动与健康的关系篇2
关键词：新课程 初中体育 健康教育
一、多维发展，确立教育目标新体系
体育与健康课的教学应以提高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为宗旨，与德、智、美等各育有机结合，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新课程确立的体育与健康课程目标体系，明确规定了以下课程总体标准：（1）增强体能，掌握和应用基本的体育与健康知识和运动技能；（2）培养运动的兴趣和爱好，形成坚持锻炼的习惯；（3）具有良好的心理品质，表现出人际交往的能力和合作精神；（4）提高对个人健康和群体健康的责任感，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5）发扬体育精神，形成积极进取、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这一目标体系避免了过去所用的套话、空话，显得更加明确、具体，具有可操作性。就教学宗旨来看，体现了以学生运动技能培养为主的价值取向向学生身心和谐发展的多维价值取向的转变。实施这一目标体系，要遵循以下规律：一是目标的权威性。课程目标是根据初中阶段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制定的，不可随意拔高或降低；二是目标的灵活性。新课程目标体现了总体要求的规定性与实施单元的灵活性的有机结合，在选定具体项目或内容后，执教者可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实际确定目标；三是目标的层次性。根据各年龄阶段学生发展水平，将目标纵向分解，形成目标树，使各阶段教育目标具体化；四是目标的针对性。体育与健康课必须关注学生的性别和年龄等因素，在总体目标范围内，根据学生性别和年龄特点确定教育目标；五是目标的全面性。体育与健康课目标既有显形的习惯、技能目标，也有隐形的品质、情感目标，设计目标应综合考虑，不可偏废。
二、多育并重，构建教育内容新体系
新课程突破了以往以竞技项目为主的内容体系，从运动参与、运动技能、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等方面确立了课程内容框架，从而极大地拓宽了体育课程的内容范畴。因此，选择新课程教学内容，要树立“大体育”观念，既考虑体育与健康课本身的教学内容，又思考体育与健康同各种教育因素的有效衔接，从“动育、心育、食育、性育、劳育”等方面整体谋划，科学设计。“动育”，即运动技能教育。包含着对学生运动兴趣、爱好、习惯、体育道德的培养和运动技术水平的训练，是体育与健康课的主体内容；“心育”，即心理健康教育。实施体育与健康教育的整合是对体育认识的一次飞跃，心理健康教育肩负着学生健康知识的培养，健康生活方式和乐观、进取、开朗、豁达的心态的形成等重要任务；“食育”，即饮食科学教育。人体的许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关注学生的身体健康必须从关注饮食开始，因此，提高学生的食品卫生和安全意识，培养科学的营养结构知识和饮食习惯，是体育与健康课的基本内容；“性育”，即性知识教育。初中阶段，正值学生生理发育成熟时期，加强青春期卫生知识教育，让学生掌握性科学，打破性神秘，既是卫生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健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劳育”，即劳动教育。它既是一门专门的课程，同时也是体育与健康的重要组成部门，通过组织学生参加社区服务劳动或自我服务性劳动，可以达到以劳健体、以劳益心的目的，对于增强学生体能，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观点和劳动态度都具有重要作用。
三、多方结合，创新教育途径新体系
新课程改革为体育与健康教育的实施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在坚持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的前提下，加强体育与健康课教学与教育诸方面的有机结合，创新教育途径，是实施新课程背景下，实现体育与健康教育目标的必然要求。首先，坚持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有机结合。课堂是学科教学的主阵地，必须将改革体育课与健康课堂教学作为实施体育与健康教育的中心环节；同时，必须将各种课外实践活动作为有益补充，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课外（趣味）体育活动、心理咨询活动、竞赛活动，为培养学生健康知识和参与体育活动的兴趣、习惯和技能构建有效载体。第二，坚持课标的规定性与内容的选择性的有机结合。新课程标准只规定了学生身心发展标准，而没有规定具体的教学内容，给学校和教师留有很大的选择余地。学校和教师完全可以在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的原则下，根据因地制宜的原则和学生实际，选择教学项目或内容。第三，坚持体育与健康教育与教育诸方面内容有机结合。将体育与健康教育渗透到教育过程的各个方面，既可以增强体育与健康教育的实效性，又有利于以体育德、以体增智、以体强身，以体益美，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第四，坚持课程选择与课程开发相结合。体育与健康教育涉及了广泛的教育内容，结合课堂教学内容的选择实施校本课程开发，有利于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宜宾市八中根据自身运动场地狭窄的实际，自编了室内徒手操，开辟室外趣味体育活动场地，解决了部分学生不能做课间操的问题；根据学生实际，编写了校本教材《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增强了健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第五，坚持学校、家庭与社区教育有机结合。在加强校内体育与健康教育的基础上，调动家长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要求学生参加一定的家务劳动或家庭体育锻炼，鼓励学生参加社区群众性体育活动，指导学生积极参加文化宫、少年宫、体育俱乐部等单位和团体组织的校外体育活动，努力形成学校、社区、家庭互动协调的良好局面。
四、多元检测，建立教育评价新体系
家务劳动与健康的关系篇3
公共卫生的基本任务是保护公众健康。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主要以直接向社会提供卫生服务的方式履行保护公众健康的职责。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保护公众健康首先应当依法建立公平、公正、有序的市场公共卫生秩序，保护公民的健康权益不受侵害。公共卫生立法宗旨就是要用法律手段调整人们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各种公共卫生法律关系，建立并维护社会正常的公共卫生秩序，通过保护公民健康权益达到保护公众健康的目的。
一、健康与健康权
（一）健康
什么是“健康”？当今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宪章导言所下的健康定义：“健康是指人的躯体、精神、社会适应能力的良好状态”。首先，它强调健康是由三个“维度”组成，包括躯体、心理和社会适应三方面，躯体层面的健康是健康的最基本层次。人是具有高级神经活动（思维、心理活动）的生命体，这种高级神经活动的内化表现为人的心理活动；高级神经活动的外化，则表现为与所处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形成个人与社会的张力，并由此产生环境对个人身、心的影响。第二，该定义强调健康是一种状态，是躯体、精神和社会适应能力的良好状态。这种状态一方面是客观存在，可以用客观的指标对健康状况进行测量；另一方面在价值层面，健康是一种信仰、一种理念，提倡人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第三，健康状态是动态的。可以通过个人和集体努力、社会的适当干预，使个人或者人群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提升，达到更高的健康水平。
健康是伴随一个人生命全过程的最重要的资本。有健康才有生命，才有个人的一切！因此，尊重人首先应当尊重人的健康，剥夺健康就是剥夺人的生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健康权是人的基本人身权利。
（二）健康权
健康权（即健康权利）作为一项基本人身权利，受到国际法和各国法律的普遍保护。我国民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生命健康权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健康权是生命健康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侵害生命健康权的侵权行为通常也分为三种情形：侵害生命权，即致人死亡；侵害身体权，即伤害身体完整性；侵害健康权，即损害健康，致人患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定义，“侵害健康”应当涵盖侵害躯体健康和侵害精神健康。因侵权导致被侵害人精神损害或者更为严重的情形——导致其发生精神疾病，应当属于侵害健康权的行为。
法律上的“权利”是指由法律所赋予的受到法律的支持与保障的一种力量，即所谓“法律上之力” ［1］。这种力量具有支配标的物和支配他人的能力，并与“特定利益”要素相结合。健康是人生存的基本条件，良好的健康可以给个人带来谋生和体面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劳动能力和个人发展潜力。公民享有健康带来的上述各种好处就是公民健康权的特定利益要素。因此，健康权是特定公民依法享有健康利益的法律上之力。
健康权是公民享有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是与生俱得的权利，是公民最基本的利益。因此，健康权受到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各类法律规范的严密保护。法律支持、保障公民的健康权就必须课以相对人以相当的拘束，即相对人的任何行为和活动不得侵害他人的健康。这种法律上的拘束就是相对人的义务，就是健康权的“法律上之力”所在。
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的进步和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精神健康权越来越受到关注。近年来，越来越多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案件提了出来，以致于成为一个时期的社会热点。由于我国民法通则关于精神健康权没有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问题首先成为民事司法中的一个难题。针对这种情况，200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2］。是否可以认为，这标志着国家对公民精神健康权的确认？但是，关于侵权精神损害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这既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医学问题。侵权行为是否造成被侵害人实质性精神损害、损害的程度、损害对被侵权人身心健康带来的后果、以及如何赔偿精神损害等，都需要法学界与医学界的进一步沟通。
二、健康权与公共卫生
健康权与公共卫生的关系，实际上是公民个人健康权与公众健康权益的关系问题。从公民个人角度来说，个人首先应当对自己的健康负责，珍惜健康。如果自己不珍惜健康将自食其果，别人很难对你损害自己健康的行为负责。然而，如果你的行为或者活动对他人的健康利益构成侵害，甚至造成健康损害后果，就构成了对他人健康的侵权。吸烟有害健康，可导致多种严重疾病，这早已被医学科学所证实。吸烟者个人不愿意放弃吸烟，别人只能给予忠告，不能强制其戒烟。但是，如果在公共场所吸烟，烟对公众健康可能造成危害，这时的个人吸烟行为就转化成为公共卫生问题。为了保护公众健康（公众的健康利益），特别是保护儿童、老人、孕妇等脆弱人群和特殊人群的健康，一些国家和我国越来越多的城市通过立法，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民以食为天”，家家户户每天都在加工制作食品供自己和家人食用，这本是老百姓自己的事。但是，如果某人准备从事食品生产经营，向公众提供食品，就必须受到《食品卫生法》的约束。因此，食品生产经营对一般人来说是禁止性义务，只有那些依法经过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查，符合食品生产经营条件并取得卫生许可的人才能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传染病防治也是这样，为了控制传染病蔓延，《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对某些感染严重传染病的病人必须实行隔离治疗、限制自由活动或者禁止其从事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的工作。虽然传染病患者本身是受害者，本人并没有过错，但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健康利益，法律不得不作出上述对传染病人的禁止性义务规定。如果病人拒不隔离治疗或者故意传播疾病造成他人感染，便构成了对他人健康权的严重侵害，应当承担《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行政法律责任；根据违法性质和危害后果严重性，违法人还可能被追究其他法律责任（民事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等）。近年来有不少媒体报道，有的企业特别是一些私营和个体小企业，为了个人谋取经济上的利益不雇工人的健康，造成严重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危害。这显然是一种十分恶劣的侵害劳动者健康权益的行为。根据我国《劳动法》和《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企业主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更可悲的是，在有的案例中，不但工人患上了职业病，老板自己也得了职业病。然而，不能因为老板自己也是受害者而免除其应当承担的侵害劳动者健康权益的法律责任。
正是因为人们在从事各种经济和社会活动过程中其行为可能对他人、对公众健康带来影响而造成公共卫生问题，才给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适当干预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留下了合理空间。什么是“公共卫生”？通俗地讲，就是“公众的卫生”或者“公众的健康”。公共卫生将公众，确切地说将一定时间、空间的特定社会人群作为一个整体，观察公众健康状况的变化及其与周围环境（自然的和社会的）的相互关系，采取各种政策的和技术的措施，通过法治和规劝（教育）等干预手段，预防、控制和消除不利于健康的因素和健康危害隐患，达到保护和增进公众健康的目的。由于公众健康是公众的共同利益，具体到每一个公民来说又是公民个人的健康权，所以保护公众健康就成为各国政府、社会和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即使是在WTO贸易规则中，也允许各国政府为了本国国民的健康利益，制定比其他国家和国际标准更为严格的技术法规，壁垒其他国家达不到本国卫生标准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说明了政府在公共卫生管理领域角色的重要性。
三、健康权与经济发展
当然，由于各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政府提供的公共卫生保护水平有差异。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首先面临的是生存和发展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能够提供的公共卫生保护水平要受到本国国情和经济能力的制约。而且，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经济的需要，必须突出本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得到了国民共识的一定期间内，可能不得不牺牲部分其他方面的利益包括健康利益，而求得尽快发展。因此，不能脱离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孤立地谈公民健康权益保护问题。
关于这一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不同观点。有些发达国家认为，当前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要求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得到普遍实施。WTO规则只规范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是不够的，应当增加有关社会条款。它们主张，所有的贸易竞争者应遵守相同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方面的最低国际标准，尤其是在劳工保护和环境保护方面。如建议制定国际职业健康和安全管理标准，避免成员国为了降低产品成本，无视劳工保护，采用低工资、雇佣童工、以及让工人在缺乏健康和安全保障的工作环境中劳动来获取更大的经济和贸易利益。如果缔约国不遵守国际最低标准，将被认为是“社会倾销”，可能受到包括中止贸易特权、施加配额等惩罚。这些意见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站在公平、正义立场上提出来的，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发展中国家如果要达到发达国家提出的社会条款要求，就将失去本国经济上的比较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普遍反对在WTO中建立任何形式的社会条款，认为“社会条款”是发达国家企图抵消发展中国家劳动成本较低竞争优势的阴谋，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由于发展程度不同、生活水平不同，劳动成本当然也会不同。通过自由贸易实现资源的比较优势，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进而可以增进人类的幸福［3］。这正是WTO等全球与区域性经济贸易组织的宗旨。只有通过发展，才能提高劳动工作环境条件，逐渐实现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提出的各种权利。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2001年2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加入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是我国为促进和保护人权所采取的重要步骤，是我国政府向世界各国作出的庄严承诺。同年12月我国又被接纳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成员。对于国际上这方面动态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并根据我国的国情采取相应政策和对策。为了适应我国入世的需要，中国政府有计划地进行了法规清理工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10月中国政府制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这是一部保护劳动者健康，预防、控制职业病的法律。法律进一步明确了劳动者的职业卫生保护权利和用人单位保护劳动者健康的义务。职业病防治法的颁布实施无疑是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我国政府对劳动者健康的保护水平。但是，考虑到我国国情和经济承受能力，职业病防治法提出首先控制粉尘、放射性和其他有毒有害因素导致的严重职业病危害。而对于职业活动中可能产生的与职业有关的其他疾病，暂时不能纳入职业病防治法的强制管理。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政府将通过调整职业病名单，扩大职业病防治法的调整范围。这正符合《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要通过经济增长来创造条件而逐渐实现的要求。
四、健康权的法律保护
健康权的保护涉及多个法律部门。首先，国家政府在公民健康保护方面负有责任，我国宪法对此有多项规定。如第二十一条关于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保护人民健康的规定；第四十五条关于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关于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规定，以及第四十二条关于国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的规定等等。宪法的规定必须通过各有关部门法使之具体化。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健康权作为公民人身权利的重要权利之一，在《民法通则》中有比较详细的规定。民法的本质是为一定社会商品经济关系服务的［4］，民法调整人身关系，是因为人生关系可能成为取得财产权利的前提。因此，民事法律在保护公民健康权方面有以下特点：①规范民事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健康权保护，有较强的针对性。②以纠正侵权行为为重点。参与民事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不得对另一方主体的健康权构成侵害。③当事人双方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双方可以在不违背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甚至包括健康保障方面的约定。④民不告，官不究，被侵害者如果不起诉（由于缺乏知识、信息不对等或其他原因），就难以得到民法的保护；⑤采用经济赔偿的方式使被侵害人得到补偿。⑥损害赔偿一般是事后的，即只有在侵权的健康损害后果发生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民事赔偿。
刑法对公民健康权的保护力度最大。通过刑事惩罚措施，使侵害人受到法律应有的严厉制裁。侵害公民生命健康权构成犯罪的刑事责任和刑事处罚是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与保护健康权有直接关系的规定有：刑法第六章第五节关于危害公共卫生的罪刑规定，包括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造成传染病传播或者传播危险、非法组织他人卖血、非法采供血和制作血液制品、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以及非医务人员非法行医造成对人体健康的严重损害及其死亡等方面的刑事责任；刑法第三章第一节关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规定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或有关健康标准的药品、食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产品造成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或者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或严重疾患等方面的刑事责任。刑法对于健康权的保护力度虽然大，但是只有那些严重侵害健康权行为才能构成刑事犯罪，受到刑事法律的惩罚。而且，这类情况一般都已产生健康损害后果，因此对侵害者的刑事处罚和对被侵害者的保护都是事后的救济措施。
公民健康权的保护在大多数情况下，还要依靠行政法律制度。这是因为行政法律制度有以下特点：首先，行政法律规范的实施由政府行政各主管部门推动，这是行政法律规范实施的有力保障。第二，政府的行政执法是事前的，也就是说行政法对于社会的规范是预防性的。行政法的预防性规范作用主要通过政府的行政执法来实现。如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实行事前卫生许可制度，对于不符合生产经营食品卫生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不发放卫生许可，禁止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从而从源头上杜绝了有害食品对公众健康的损害隐患。第三，行政法对健康权的保护具有主动性和纠正违法行为的及时性特点。法律规定政府有关执法部门根据法律赋予的监督职权，依法主动对管理对象进行监督，及时发现侵害公众健康的隐患，并对违法行为予以纠正，预防健康损害后果的发生。行政部门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就是行政不作为，将承担监管不力的行政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法对公民健康权的保护比通过司法救济的保护效率更高。第四，行政执法具有专业性强的特点，行政部门对主管职责范围内的业务精通，因此可以实施有针对性的监督管理措施，对健康权益的保护到位。第五，行政法向社会提供了更为广泛的保护网络。政府执法部门对社会的经常性监督和对违法行为的纠正，不是仅仅针对特定侵权主体和被侵害对象的个案处理，而是立足于对整个社会公众的健康保护。对于在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即使民不告，官也究。这就是政府公共卫生管理要达到的目的。民法和刑法则主要是针对特定当事人的侵权与被侵权、伤害与被伤害，及其相应法律责任的追究。
与保护公民健康权益有关的行政法律规范主要是卫生行政法律规范。根据调整对象的不同分为：一是规范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和人员从业（执业）行为和卫生服务活动，调整政府卫生行政机关与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之间的卫生行政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如《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二是规范药品和其他医疗卫生产（用）品的产、供、销活动，调整政府有关行政管理机关（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与医药产（用）品生产经营者之间形成的行政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如《药品管理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等。三是调整政府卫生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从事经济与社会活动中（包括公民在工作、生活、学习或其他活动）发生的与保护公众健康、维护市场经济公共卫生秩序有关的权利义务关系，通称为公共卫生法律规范。如《传染病防治法》、《食品卫生法》、《职业病防治法》、《国境卫生检疫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等。目前我国已9部卫生行政法律，20余部卫生行政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将逐步改变我国公民健康权的保护状况，提高全体国民的健康水平。
注：
1、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62、63页。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
3、中国人大新闻：《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其实施》，人民日报网络版，2001年5月10日
4、应松年：《国家公务员法学读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71页。
家务劳动与健康的关系篇4
一、健康与健康权
（一）健康
什么是“健康”？当今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宪章导言所下的健康定义：“健康是指人的躯体、精神、社会适应能力的良好状态”。首先，它强调健康是由三个“维度”组成，包括躯体、心理和社会适应三方面，躯体层面的健康是健康的最基本层次。人是具有高级神经活动（思维、心理活动）的生命体，这种高级神经活动的内化表现为人的心理活动；高级神经活动的外化，则表现为与所处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形成个人与社会的张力，并由此产生环境对个人身、心的影响。第二，该定义强调健康是一种状态，是躯体、精神和社会适应能力的良好状态。这种状态一方面是客观存在，可以用客观的指标对健康状况进行测量；另一方面在价值层面，健康是一种信仰、一种理念，提倡人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第三，健康状态是动态的。可以通过个人和集体努力、社会的适当干预，使个人或者人群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提升，达到更高的健康水平。
健康是伴随一个人生命全过程的最重要的资本。有健康才有生命，才有个人的一切！因此，尊重人首先应当尊重人的健康，剥夺健康就是剥夺人的生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健康权是人的基本人身权利。
（二）健康权
健康权（即健康权利）作为一项基本人身权利，受到国际法和各国法律的普遍保护。我国民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生命健康权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健康权是生命健康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侵害生命健康权的侵权行为通常也分为三种情形：侵害生命权，即致人死亡；侵害身体权，即伤害身体完整性；侵害健康权，即损害健康，致人患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定义，“侵害健康”应当涵盖侵害躯体健康和侵害精神健康。因侵权导致被侵害人精神损害或者更为严重的情形——导致其发生精神疾病，应当属于侵害健康权的行为。
法律上的“权利”是指由法律所赋予的受到法律的支持与保障的一种力量，即所谓“法律上之力” ［1］。这种力量具有支配标的物和支配他人的能力，并与“特定利益”要素相结合。健康是人生存的基本条件，良好的健康可以给个人带来谋生和体面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劳动能力和个人发展潜力。公民享有健康带来的上述各种好处就是公民健康权的特定利益要素。因此，健康权是特定公民依法享有健康利益的法律上之力。
健康权是公民享有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是与生俱得的权利，是公民最基本的利益。因此，健康权受到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各类法律规范的严密保护。法律支持、保障公民的健康权就必须课以相对人以相当的拘束，即相对人的任何行为和活动不得侵害他人的健康。这种法律上的拘束就是相对人的义务，就是健康权的“法律上之力”所在。
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的进步和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精神健康权越来越受到关注。近年来，越来越多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案件提了出来，以致于成为一个时期的社会热点。由于我国民法通则关于精神健康权没有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问题首先成为民事司法中的一个难题。针对这种情况，200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2］。是否可以认为，这标志着国家对公民精神健康权的确认？但是，关于侵权精神损害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这既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医学问题。侵权行为是否造成被侵害人实质性精神损害、损害的程度、损害对被侵权人身心健康带来的后果、以及如何赔偿精神损害等，都需要法学界与医学界的进一步沟通。
二、健康权与公共卫生
健康权与公共卫生的关系，实际上是公民个人健康权与公众健康权益的关系问题。从公民个人角度来说，个人首先应当对自己的健康负责，珍惜健康。如果自己不珍惜健康将自食其果，别人很难对你损害自己健康的行为负责。然而，如果你的行为或者活动对他人的健康利益构成侵害，甚至造成健康损害后果，就构成了对他人健康的侵权。吸烟有害健康，可导致多种严重疾病，这早已被医学科学所证实。吸烟者个人不愿意放弃吸烟，别人只能给予忠告，不能强制其戒烟。但是，如果在公共场所吸烟，烟对公众健康可能造成危害，这时的个人吸烟行为就转化成为公共卫生问题。为了保护公众健康（公众的健康利益），特别是保护儿童、老人、孕妇等脆弱人群和特殊人群的健康，一些国家和我国越来越多的城市通过立法，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民以食为天”，家家户户每天都在加工制作食品供自己和家人食用，这本是老百姓自己的事。但是，如果某人准备从事食品生产经营，向公众提供食品，就必须受到《食品卫生法》的约束。因此，食品生产经营对一般人来说是禁止性义务，只有那些依法经过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查，符合食品生产经营条件并取得卫生许可的人才能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传染病防治也是这样，为了控制传染病蔓延，《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对某些感染严重传染病的病人必须实行隔离治疗、限制自由活动或者禁止其从事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的工作。虽然传染病患者本身是受害者，本人并没有过错，但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健康利益，法律不得不作出上述对传染病人的禁止性义务规定。如果病人拒不隔离治疗或者故意传播疾病造成他人感染，便构成了对他人健康权的严重侵害，应当承担《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行政法律责任；根据违法性质和危害后果严重性，违法人还可能被追究其他法律责任（民事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等）。近年来有不少媒体报道，有的企业特别是一些私营和个体小企业，为了个人谋取经济上的利益不雇工人的健康，造成严重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危害。这显然是一种十分恶劣的侵害劳动者健康权益的行为。根据我国《劳动法》和《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企业主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更可悲的是，在有的案例中，不但工人患上了职业病，老板自己也得了职业病。然而，不能因为老板自己也是受害者而免除其应当承担的侵害劳动者健康权益的法律责任。
正是因为人们在从事各种经济和社会活动过程中其行为可能对他人、对公众健康带来影响而造成公共卫生问题，才给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适当干预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留下了合理空间。什么是“公共卫生”？通俗地讲，就是“公众的卫生”或者“公众的健康”。公共卫生将公众，确切地说将一定时间、空间的特定社会人群作为一个整体，观察公众健康状况的变化及其与周围环境（自然的和社会的）的相互关系，采取各种政策的和技术的措施，通过法治和规劝（教育）等干预手段，预防、控制和消除不利于健康的因素和健康危害隐患，达到保护和增进公众健康的目的。由于公众健康是公众的共同利益，具体到每一个公民来说又是公民个人的健康权，所以保护公众健康就成为各国政府、社会和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即使是在WTO贸易规则中，也允许各国政府为了本国国民的健康利益，制定比其他国家和国际标准更为严格的技术法规，壁垒其他国家达不到本国卫生标准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说明了政府在公共卫生管理领域角色的重要性。
三、健康权与经济发展
当然，由于各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政府提供的公共卫生保护水平有差异。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首先面临的是生存和发展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能够提供的公共卫生保护水平要受到本国国情和经济能力的制约。而且，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经济的需要，必须突出本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得到了国民共识的一定期间内，可能不得不牺牲部分其他方面的利益包括健康利益，而求得尽快发展。因此，不能脱离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孤立地谈公民健康权益保护问题。
关于这一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不同观点。有些发达国家认为，当前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要求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得到普遍实施。WTO规则只规范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是不够的，应当增加有关社会条款。它们主张，所有的贸易竞争者应遵守相同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方面的最低国际标准，尤其是在劳工保护和环境保护方面。如建议制定国际职业健康和安全管理标准，避免成员国为了降低产品成本，无视劳工保护，采用低工资、雇佣童工、以及让工人在缺乏健康和安全保障的工作环境中劳动来获取更大的经济和贸易利益。如果缔约国不遵守国际最低标准，将被认为是“社会倾销”，可能受到包括中止贸易特权、施加配额等惩罚。这些意见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站在公平、正义立场上提出来的，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发展中国家如果要达到发达国家提出的社会条款要求，就将失去本国经济上的比较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普遍反对在WTO中建立任何形式的社会条款，认为“社会条款”是发达国家企图抵消发展中国家劳动成本较低竞争优势的阴谋，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由于发展程度不同、生活水平不同，劳动成本当然也会不同。通过自由贸易实现资源的比较优势，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进而可以增进人类的幸福［3］。这正是WTO等全球与区域性经济贸易组织的宗旨。只有通过发展，才能提高劳动工作环境条件，逐渐实现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提出的各种权利。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2001年2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加入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是我国为促进和保护人权所采取的重要步骤，是我国政府向世界各国作出的庄严承诺。同年12月我国又被接纳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成员。对于国际上这方面动态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并根据我国的国情采取相应政策和对策。为了适应我国入世的需要，中国政府有计划地进行了法规清理工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10月中国政府制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这是一部保护劳动者健康，预防、控制职业病的法律。法律进一步明确了劳动者的职业卫生保护权利和用人单位保护劳动者健康的义务。职业病防治法的颁布实施无疑是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我国政府对劳动者健康的保护水平。但是，考虑到我国国情和经济承受能力，职业病防治法提出首先控制粉尘、放射性和其他有毒有害因素导致的严重职业病危害。而对于职业活动中可能产生的与职业有关的其他疾病，暂时不能纳入职业病防治法的强制管理。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政府将通过调整职业病名单，扩大职业病防治法的调整范围。这正符合《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要通过经济增长来创造条件而逐渐实现的要求。
四、健康权的法律保护
健康权的保护涉及多个法律部门。首先，国家政府在公民健康保护方面负有责任，我国宪法对此有多项规定。如第二十一条关于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保护人民健康的规定；第四十五条关于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关于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规定，以及第四十二条关于国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的规定等等。宪法的规定必须通过各有关部门法使之具体化。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健康权作为公民人身权利的重要权利之一，在《民法通则》中有比较详细的规定。民法的本质是为一定社会商品经济关系服务的［4］，民法调整人身关系，是因为人生关系可能成为取得财产权利的前提。因此，民事法律在保护公民健康权方面有以下特点：①规范民事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健康权保护，有较强的针对性。②以纠正侵权行为为重点。参与民事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不得对另一方主体的健康权构成侵害。③当事人双方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双方可以在不违背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甚至包括健康保障方面的约定。④民不告，官不究，被侵害者如果不起诉（由于缺乏知识、信息不对等或其他原因），就难以得到民法的保护；⑤采用经济赔偿的方式使被侵害人得到补偿。⑥损害赔偿一般是事后的，即只有在侵权的健康损害后果发生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民事赔偿。
刑法对公民健康权的保护力度最大。通过刑事惩罚措施，使侵害人受到法律应有的严厉制裁。侵害公民生命健康权构成犯罪的刑事责任和刑事处罚是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与保护健康权有直接关系的规定有：刑法第六章第五节关于危害公共卫生的罪刑规定，包括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造成传染病传播或者传播危险、非法组织他人卖血、非法采供血和制作血液制品、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以及非医务人员非法行医造成对人体健康的严重损害及其死亡等方面的刑事责任；刑法第三章第一节关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规定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或有关健康标准的药品、食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产品造成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或者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或严重疾患等方面的刑事责任。刑法对于健康权的保护力度虽然大，但是只有那些严重侵害健康权行为才能构成刑事犯罪，受到刑事法律的惩罚。而且，这类情况一般都已产生健康损害后果，因此对侵害者的刑事处罚和对被侵害者的保护都是事后的救济措施。
公民健康权的保护在大多数情况下，还要依靠行政法律制度。这是因为行政法律制度有以下特点：首先，行政法律规范的实施由政府行政各主管部门推动，这是行政法律规范实施的有力保障。第二，政府的行政执法是事前的，也就是说行政法对于社会的规范是预防性的。行政法的预防性规范作用主要通过政府的行政执法来实现。如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实行事前卫生许可制度，对于不符合生产经营食品卫生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不发放卫生许可，禁止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从而从源头上杜绝了有害食品对公众健康的损害隐患。第三，行政法对健康权的保护具有主动性和纠正违法行为的及时性特点。法律规定政府有关执法部门根据法律赋予的监督职权，依法主动对管理对象进行监督，及时发现侵害公众健康的隐患，并对违法行为予以纠正，预防健康损害后果的发生。行政部门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就是行政不作为，将承担监管不力的行政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法对公民健康权的保护比通过司法救济的保护效率更高。第四，行政执法具有专业性强的特点，行政部门对主管职责范围内的业务精通，因此可以实施有针对性的监督管理措施，对健康权益的保护到位。第五，行政法向社会提供了更为广泛的保护网络。政府执法部门对社会的经常性监督和对违法行为的纠正，不是仅仅针对特定侵权主体和被侵害对象的个案处理，而是立足于对整个社会公众的健康保护。对于在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即使民不告，官也究。这就是政府公共卫生管理要达到的目的。民法和刑法则主要是针对特定当事人的侵权与被侵权、伤害与被伤害，及其相应法律责任的追究。
与保护公民健康权益有关的行政法律规范主要是卫生行政法律规范。根据调整对象的不同分为：一是规范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和人员从业（执业）行为和卫生服务活动，调整政府卫生行政机关与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之间的卫生行政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如《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二是规范药品和其他医疗卫生产（用）品的产、供、销活动，调整政府有关行政管理机关（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与医药产（用）品生产经营者之间形成的行政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如《药品管理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等。三是调整政府卫生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从事经济与社会活动中（包括公民在工作、生活、学习或其他活动）发生的与保护公众健康、维护市场经济公共卫生秩序有关的权利义务关系，通称为公共卫生法律规范。如《传染病防治法》、《食品卫生法》、《职业病防治法》、《国境卫生检疫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等。目前我国已9部卫生行政法律，20余部卫生行政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将逐步改变我国公民健康权的保护状况，提高全体国民的健康水平。
注：
1、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62、63页。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
3、中国人大新闻：《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其实施》，人民日报网络版，2001年5月10日
家务劳动与健康的关系篇5
活动方案
为深入宣传贯彻《职业病防治法》，进一步落实用人单位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中华全国总工会等五部门《关于开展2021年〈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的通知》（国卫办职健函〔2021〕201 号）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2021年甘肃省《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和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宣传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职业病防治工作的决策部署，以宣传落实《职业病防治法》《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为主线，聚焦“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健康100年”主题，广泛开展系列宣传教育活动，普及职业病防治知识，树立职业健康理念，推动落实用人单位、政府有关部门的责任，营造全社会关心关注支持职业健康的浓厚氛围，以优异成绩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
二、活动主题和时间
（一）活动主题：共创健康中国，共享职业健康。
（二）活动时间：2021年4月25日至5月1日。
三、活动内容
宣传周期间，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紧密结合实际，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广泛开展宣传周活动。
（一）着重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开展宣传活动。各地要紧扣建党百年主线，将宣传周活动与庆祝建党百年活动结合起来，与党史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宣传推广健康企业经验和职业健康达人事迹结合起来，通过专题讲座、故事分享、视频演示、图文展览等方式，回顾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所走过的百年奋斗历程，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对广大劳动者职业健康的关心和关怀，特别要宣传好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做好职业病防治工作、保障劳动者健康权益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充分展示职业健康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切实增强广大劳动者的职业健康获得感和幸福感。
（二）面向重点人群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各地要采取主题宣讲、宣传咨询、警示教育等多种形式，深入开展职业健康知识“五进”活动，引导公众树立职业健康意识，提升职业健康素养水平。面向企业负责人、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和一线劳动者，通过专家指导服务、职业健康培训等形式，开展职业健康知识进企业活动；面向大中院校特别是职业技术院校师生，通过职业健康公开课、科普宣传等形式，开展职业健康知识进学校活动；面向外出务工人员，通过健康义诊、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开展职业健康知识进乡村活动；面向社区居民，通过咨询解答、播放宣传片等形式，开展职业健康知识进社区活动；面向职业健康技术服务人员，通过主题宣讲、技能竞赛等形式，开展职业健康知识进机构活动。省卫生健康委在宣传周期间，组织省职业健康专家到冶金、建材等行业大型企业（5家以上），向企业负责人、管理人员和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知识宣教。各地组织疾控机构、监督机构有关专业人员定人定任务，到企业进行宣讲活动。同时，做好本地企业负责人和管理人员培训。
省卫生健康委印制16.5万册《劳动者职业病防护常识读本》，面向重点行业企业劳动者免费邮寄发放。各地按发放通知要求做好本地重点行业和企业的发放落实；依托各类检查，督促企业组织劳动者学习，或使用读本及配套视频进行劳动者培训。省卫生健康委组织委综合监督局做好全省监管人员的业务培训。各市州在组织好本地市县监管人员参加全省培训的同时，积极开展本地区的业务培训工作。
（三）积极利用新媒体开展线上宣传活动。各地充分运用“报、网、端、微、屏”等各类媒体平台，广泛宣传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责任、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职业病诊断鉴定、工伤保险、医疗保障、脱贫地区大病专项救治、生活救助相关政策法规内容，组织职业病防治知识网上培训、在线访谈、知识竞赛、网络展览等活动，通过图解、动漫、短视频、公益广告等形式加大网上宣传力度，宣传和使用推荐宣传用语、宣传海报（见附件），努力让职业健康知识和技能成为劳动者必备的健康素养，为全方位、全周期保障全职业人群职业健康奠定坚实基础。
各地要组织好全国宣传周启动仪式收看活动。4月25日上午9:30，国家卫生健康委、民政部、人社部、医保局、全国总工会等将联合举办全国《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启动仪式，“职爱网”将通过官网（zhiyehealth.com）和微信公众号（职爱健康），对启动仪式进行全国现场直播。各地各单位在公共场所宣传大屏进行播放，并动员企业积极收看。
省卫生健康委在“陇原健康”公众号设立职业健康宣传专栏，建立常态化转发、推送机制，面向企业群、广大劳动者普及职业健康知识。省直相关部门对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责任、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职业病诊断鉴定、工伤保险、医疗保障、脱贫地区大病专项救治、生活救助等相关法规政策进行网上宣传，供下载、学习和各级宣讲等。省卫生健康委设立多行业领域职业健康知识的网络问卷调查，各地动员劳动者参加问卷答题，调查了解劳动者对本岗位职业危害、工作相关疾病的防护知识知晓情况，提升劳动者职业健康意识和素养。
四、活动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开展《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具体活动方案，保障所需经费，确保宣传活动顺利开展。各有关部门要把宣传周活动作为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保护劳动者健康的重要内容，各司其职，协调督促，扎实推进具有本行业、本系统特色的宣传活动。各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要带头学法、亲自组织宣教活动。中央在甘、省属企业和大型企业要切实发挥好引领示范作用。
（二）广泛发动，形成工作合力。各地各单位要加强组织协调，充分调动企业和广大劳动者参与积极性。要充分发挥职业病防治联席会议制度和工伤预防部门联防联控机制作用，推动用人单位认真落实职业病防治、工伤预防主体责任。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围绕活动主题和重点内容，大力宣传典型经验和有效举措。从事职业病防治工作的各类技术服务机构要充分利用人才和技术优势，积极为宣传周活动提供支持。开展线下活动时，要结合当地疫情形势落实好各项防控措施。
（三）聚焦受众，注重宣传实效。各地要充分发挥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优势，积极推动职业病防治宣传的全媒体、分众化传播。在各类宣传活动中，要针对宣传受众来确定宣传内容，力戒以单纯发放传单、彩页为主的“大水漫灌”式做法；要积极创新活动内容和形式，贴近基层、贴近群众，在听得懂、听得进两方面下功夫，警惕宣传教育变成“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宣教人员要认真备课，吃透法规标准，结合实际讲体会、说案例，坚持正向引导，严防照本宣科、出岔跑题。
（四）加强宣传，做好信息报送。各地要认真做好宣传周活动期间典型经验和特色项目的总结，及时报送有关视频、图片和文字等资料，省卫生健康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各地活动开展情况的宣传报道，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请将活动情况统计表（见附件）及总结于5月7日前报送有关省级主管部门。
省卫生健康委联系人：职业健康处王燕、权红霞
电话：0931-4818051、4818736
邮箱：1036569404@qq.com
附件：1.2021年《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情况统计表
2.2021年《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推荐宣传用语
3.2021年《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海报
附件1
2021年《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情况统计表
单位(盖章)：
形式（次数/人数）
合计
开展主题宣讲活动次数
开展宣传咨询活动次数
开展警示教育活动次数
印发宣传材料份数
制作宣传视频份数
出动宣传人员数
宣传受众人数
填表人： 联系方式：
2021年 月 日
附件2
2021年《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
推荐宣传用语
1. 改善工作环境，保护职工健康。
2. 建设健康企业，助力健康中国。
3. 共建健康企业，共享职业健康。
4. 践行职业健康，争做健康达人。
5. 健康中国，职业健康在行动。
6. 岗前岗中离岗时，做好体检保健康。
7. 启航新征程，构建职业健康发展新格局。
8. 企业以劳动者为本，劳动者以健康为先。
9. 健康工作，从我做起。
10.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切实保障劳动者健康。
附件3
家务劳动与健康的关系篇6
劳动保护，是指国家和生产经营单位为保障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在法律上、技术上、教育上、管理上和组织制度上所采取的一系列综合性的保护措施。现阶段企业劳动保护的管理体制为：企业负责，国家监督，群众监督，劳动者遵章守纪。而工会代表劳动者实施群众监督，是这一管理体制中最基本、最广泛、最直接的有效环节。因此，做好劳动保护工作是工会义不容辞的重要职责。
从劳动保护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劳动保护的对象是劳动者，获得劳动保护是职工重要的基本权利。劳动保护权其实就包含在生存权或生命健康权之中。职工的生命权是其他权利的载体。很自然，如果一个人没有了生命，其他权利就变得毫无意义了。美国曾经有一位叫马斯洛的心理学家提出了“需要层次论”。将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自下而上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以及获得成就的需要。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得到了国际学术界普遍认同。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人们首先需要吃饱穿暖，维持生命，进而要求安全，在此基础上才有进一步的精神上的需要和追求。从历史到今天，从中国工会到国际工运史，无论是哪一个工会组织从它成立的那天起，就要高举劳动保护的旗帜，把保障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与健康作为工会活动追求的目标之一。
根据《劳动法》规定，劳动保护包括工作时间与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保护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劳动保护中工会是代表职工实施群众监督的，这种监督就是维权。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党赋予工会组织的神圣任务，是广大职工群众对工会组织殷切期望，也是工会在党的领导下长期坚持的重要职责，因此，维权是工会劳动保护工作的出发点和切入点。工会之所以介入企业的安全生产、劳动保护工作，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维护权”。工会是职工权益的代表者、维护者，时刻不能忘记维权的职责。因此，我们的工会干部、工会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员，要经常通过教育培训，不断增强自己的使命感，、责任感，以维权为己任、克服困难和阻力，为保护职工的安全、健康尽职尽责。其主要方法是：
坚持依法履行工会劳动保护职责，要充分行使《工会法》、《劳动法》、《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授予工会在劳动保护工作中的代表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按照三个条列明确的各项职责，关心职工劳动卫生条件的改善情况，监督国家有关劳动保护、安全技术、环境卫生等法律、法规，条列在企业的贯彻执行情况，向职工进行安全宣传，监督行政解决影响职工健康和安全的问题。
加强工会劳动保护队伍建设，夯实基础，壮大力量，做好劳动保护工作的基础，全面落实工会劳动保护三个条列。首先要加强工会劳动监督检查队伍建设，配备好专职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员，努力构筑维护职工安全健康的“安全网”，以适应安全生产形势发展的要求。其次要加强工会劳动保护队伍的培训，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灵活多样、讲究实效。对基层工会小组劳动检查员要做到有适应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培训方法。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提高他们的理论、政策和专业技术水平，逐步建立一支懂理论、懂政策、懂法律、懂技术，具有调查研究、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高素质的工会劳动保护骨干队伍。
要充分发挥班组工会小组劳动保护检查员的作用。这支队伍人数最多，如果能够切实发挥应有作用，那么力量是巨大的。要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工会组织要检查考核他们作用的发挥情况，使一些安全隐患、危害职工身体健康的作业环境、违章作业行为能够得到及时发现及时整改，把事故、健康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充分发挥员工代表作用是做好劳动保护工作的基本要求，群众利益无小事，员工生命安全是第一利益，确保人生安全是劳动保护工作的第一要务。企业工会必须以对国家、对人民、对员工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把维护员工安全与健康作为维权的主要任务，增强做好劳动保护工作的自觉性。
建立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岗位的考级制度，提高劳动保护专职人员的待遇，吸收更多的职工加入到工会劳动保护行列，促进工会劳动保护工作走向良性发展的轨道。
坚持开展企业劳动保护的民主管理活动，通过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的形式，确定职工享有的安全卫生条件和劳动保护待遇。依托职代会行使对企业劳动保护措施予以审查同意或否决的权力；依托职代会安全生产委员会的检查，监督职代会关于劳动保护方案的决议和有关提案的执行与处理以及集体合同中关劳动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依托职代会征集提案的渠道，集中反映生产保护，改善作业环境的方案等。建立健全工会与企业劳动保护决策的相关制度，积极参与企业制定安全生产，劳动卫生规章适度的活动，努力实现对职工劳动安全卫生权益的源头维护。
认真监督检查劳动保护用品的发放和使用。劳动保护用品是否按照规定保证质量、足额发放，这是企业是否坚持以人为本原则，重视安全投入的重要标志。工会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委员会应每季度派专人对照劳动保护用品发放标准和人员岗位变动情况以及劳动保护用品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并且要根据劳动强度和劳动保护用品质量的实际情况，适当提高劳动保护用品的发放标准，确保职工在生产劳动中的必要保护措施落实到位。
生命权和健康权是职工的最基本的首要权利，切实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保障职工的安全和健康是我们工会的使命。工会要做好劳动保护这篇大文章，教育职工注重安全与健康，增强保护意识，提高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和水平，从而达到促进安全生产、维护职工生命和身体健康的目的。
企业劳动保护工作是直接关系到劳动者安全与健康、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代表企业管理理念的基础性工作，直接反映了企业的劳动关系状况，影响着企业的稳定和发展。企业工会组织要充分认识劳动保护工作在和谐企业建设中的基础作用，加强监督检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促进和谐企业建设。做好任何一项工作，离不开职工群众广泛参与，只有充分尊重
家务劳动与健康的关系篇7
关键词：健康自我完好；身体锻炼频度；社区活动参与；健康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7)08-1042-03
健康自我完好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常作为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而倍受广泛关注。一些研究的结果表明，对健康完好程度的自评不但可以反映个人健康状况，同时也综合了健康状态的主观（Subiective）和客观（Obijective）的两个方面。［1］健康自评被证明是死亡风险以及体质功能衰退的一个很好的预测指标。［2，3］由于健康自评与社会因素之间有很强的关联性，因而在决定个人行为及处理社会关系方面会有显著的差异，不同的自评健康等级对应的可能是十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特征。
健康自我完好是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相联系的，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社会学因素与老年人健康自我完好的关系，对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促进健康老龄化建设及和谐社会的构建理论、实践两方面都有很大价值。上海是我国社会转型期中经济发展最发达并率先进入社会老龄化的地区之一，本研究通过对上海地区老龄人群的日常生活方式、生活质量及健康自我完好的调查，分析影响健康自我完好的社会学因素，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理论积累和借鉴。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上海地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244人，其中男性老年人116人，女性老年人128人。按年龄特点分为初老组（60～69岁）128人、中老组（70～79岁）74人和老老组（80岁以上）42人。
1．2研究方法
1．2．1测量指标测量指标均采用顺序等级量表来收集相关信息。健康自我完好的自评分为5个等级：“很好（90%）”、“比较好（75%）”、“一般（50%）”、“不太好（25%）”以及“很不好（10%）”；
社会人口学变量：男性为“1”，女性为“2”；家庭合居为“1”，独居为“2”；教育程度变量采用3个等级评定：受教育年限0年为“1”，受教育年限1～6年为“2”，受教育年限7年以上为“3”；
日常体力活动包括每周“身体锻炼的频度”、“身体锻炼强度”、“家务劳动”及“出行购物情况”；身体健康状况包括“慢性病情况”、是否易患“感冒腹泻”及日常身体“疲劳感”；日常生活包括“饮食规律”、“起居规律”、看“书报电视”、“社区活动参与情况”及“麻将”等。上述指标采用4个等级自评法，其中体力活动及日常生活因素的自评量级是，量级越小的意义是参与程度越小，量级越大的意义是参与程度越高；而身体健康状况自评的量级是，量级越小的意义是身体状况越好，量级越大的意义是身体状况越差。
1．2．2变量分析健康自我完好变量的年龄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分析影响老年人健康自我完好的因素时，采用逐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因变量是老年人健康自我完好，用相同的自变量来回归因变量。第一步进入回归分析模型的是体力活动特征的4个变量（模型1），目的在于首先考察体力活动特征与健康自我完好的关系；第二步在第一步的基础上，引入年龄、性别、居住及教育程度的社会人口特征变量（模型2）；第三步在第二步基础上，再引入有否慢性病、感冒腹泻、身体疲劳程度的身体健康特征变量（模型3）；第四步在第三步基础上，最后引入5个日常活动参与程度的变量（模型4）。逐步引入变量的方法可以使我们能够估计不同类型的变量对健康自我完好的影响程度，并观察老年人日常体力活动在其它变量逐步引入后与健康自我完好程度的相关关系。
1．2．3变量数据均由SPSS10.5统计分析软件处理。
2结果与分析
2．1老年人对影响生活质量因素及满意因素的评价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经选择对下列10项与生活质量关系较大的因素进行调查［4］，其影响因素及这些因素满意程度的排序结果如表1所示。
从结果可知，有33.7%的老年人认为健康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最大，排序第一。其次是经济，居住、饮食居二、三、四位。而应该注意的是心情排序第五，表明老年人十分认可心情好坏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作用，而穿着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并不重要。
仍以上述10项因素对老年人认为满意的因素进行调查并排序。结果表明，老年人对饮食、居住、穿着大都满意，居第一、二、三位；心情和经济分别居第四、五位；被认为影响生活质量最重要因素的“健康”，其满意排序仅为第六位，而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对社会参与最为不满，排序最后。进一步分析满意因素与重要因素之间的级差，离期望最大的级差是“健康（-5）”，其次是“经济（-3）”，而“吃、穿、居”都呈正差，表明老年人虽然对吃、穿、住的满意度较高，但健康问题在老年人的实际生活中，离他们期望的距离是最大的，健康仍是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突出问题。
2．2老年人健康自我完好的年龄差异比较老年人各年龄组健康自我完好程度的结果如表2所示，从方差分析F检验和各年龄组两两比较来看，健康自我完好均呈显著性差异，其中，60～69岁与70～79岁组之间达0.05水平的显著性差异，60～80岁以上组之间的差异显著性达0.01水平，70～79岁与80岁以上组之间有0.01水平的显著性差异。表明从年龄的总体序列来看，老年人健康自我完好程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呈逐步下降的趋势是十分显著的。
注：*：P
2．3逐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描述
2．3．1方差分析回归模型给出4个模型的方差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对于模型1：F比等于11.689，显著性概率Sig=0.000
2．3．2影响老年人健康自我完好差异的因素引入日常体力活动参与情况、社会人口特征、身体健康状况及日常生活习惯的变量，解释了健康自我完好69.9%的方差（表4），表明自变量对因变量解释的复盖面已达到较高程度。
在回归模型1的分析中，“周锻炼频度”、“家务劳动”及“出行购物”均与健康自我完好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锻炼强度则与健康自我完好的相关性没有显著意义。这表明在控制了其它社会变量的情况下，每周身体锻炼频度、家务劳动及外出购物等体力活动的参与程度越大，健康自我完好程度也就越高。而身体锻炼的强度对健康自我完好的影响并不显著。
在引入社会人口特征的模型2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体力活动各因素没有出现明显变化而保持原来的相关状态。社会人口特征的“居住方式”与健康自我完好呈负相关关系，其它变量则没有显著性相关。因居住方式的评价量级中合家居住为“1”，独居方式为“2”，因而可以认为老年人的合家居住方式对健康自我完好产生的正面影响程度可能明显地大于独居老年人。
当我们引入身体健康状况（模型3）后，体力活动状况、社会人口特征与健康自我完好的相关状态依然没有显著变化，但“受教育程度”、“性别”与健康自我完好的相关关系没有出现显著性意义。在模型3中，“慢性病”、“疲劳感”与健康自我完好呈显著正相关，而“感冒腹泻”与健康自我完好没有显著相关关系。
在模型4中，当我们引入日常生活习惯变量后，发现健康自我完好与体力活动、社会人口特征及身体健康变量的相关关系出现了明显的变化。首先，在“周锻炼次数与”出行购物“仍与健康自我完好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的情况下，”家务劳动“与健康自我完好相关关系的显著性失去了统计学意义，”锻炼强度“也由正向转为负向，表明对于老年人来说，家务劳动的多少对健康自我完好的影响并不显著，而锻炼强度较大，则可能会对老年人的健康自我完好产生负面影响。其次，我们发现“年龄”因素与健康自我完好的关系有了方向性的显著变化，即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可以看出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健康自我完好程度呈逐步下降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健康自我完好与“慢性病”、“疲劳感”的关系呈显著负相关，因而对健康自我完好将产生显著负面影响。在模型4中，健康自我完好与日常生活中的饮食规律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而起居习惯、看书报电视、社区活动参与程度与健康自我完好之间呈显著正相关，麻将则呈显著负相关。可以认为，在日常生活中，老年人有规律的起居习惯对健康自我完好有明显的正面影响，而经常参与社区各类活动及看书读报看电视关注社会时事，对健康自我完好程度的提高会产生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经常打牌下棋打麻将则会对健康自我完好产生消极的负面影响，其原因可能是由于频繁的胜负会对老年人产生过多的紧张、焦虑和不。
其次，在回归模型分析中，标准回归系数将会对健康自我完好程度的预测作用产生很大的影响。其意义是，回归系数越大，预测健康自我完好的权重也就越大。从表4可以知道，在比较各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后发现，首先是每周锻炼次数、其次是社区活动参与程度是对健康自我完好预测权重最大、解释能力最强的变量。这一结果无论对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还是引导老年人实现个体的健康老龄化都有重要的理论导向和实践意义。
3结论
1) “健康”是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最重要因素，经济、居住与饮食等依次排列。老年人“吃”、“住”、“穿”的满意度最高，但“健康”满意度仅排在第六位，健康需求的满足程度是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突出问题。2) 老年人健康自我完好存在明显的年龄差异，随年龄增长而逐步下降的趋势十分显著。3) 对老年人健康自我完好产生积极影响的因素是，周锻炼次数、社区活动、书报电视、起居习惯、居住方式、出行购物等，消极因素是年龄、疲劳感、慢性病、、感冒腹泻与麻将。4) 周锻炼次数是对健康自我完好预测权重最大、解释能力最强的变量，其次是社区活动参与程度。这一结果可为政策制定与引导老年人实现个体的健康老龄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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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enyamini,Y.,Leventhal,E.A., & Leventhal,H.Self- assessment of health:What do people know thet predicts their mortality? Research on Aging，1999,233(3),477-500.
［3］ Wolinsldy,F.D., &Johnson,R.J.Perceived health status and mortality among older Men and women,Journal of Gerontology:Social Sciences，1992,47(6)：304-312.
家务劳动与健康的关系篇8
8月11日，苹果公司市值达到约3370亿美元，超过埃克森美孚公司的3310亿美元，正式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甚至高过世界上165个国家的GDP，堪称世界第一企业。然而，巨大财富的背后也堆积着众多工人的血汗。
2008年10月至2009年7月，美国苹果公司在华供应商、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联建（中国）科技有限公司在无尘作业车间使用价钱更便宜、清洁效果更好的正己烷替代酒精等清洗剂进行擦拭显示屏作业，直接接触使用正己烷的工人有800余人，部分中毒工人留下永久性后遗症，被评定为职业病九级或十级伤残。
2月15日，苹果公司公布了2010年供应商责任进展报告，首次对上述事件做出回应。这份长达25页的报告中称，“苹果公司中国区供应商（即联建科技）有137名工人因暴露于正己烷环境，健康遭受不利影响……”
其实，不仅在华外企中出现上述的职业病，美国本土也是职业病高发地区。2005年前后是美国职业病高发年，其本土就有420万件职业病伤亡事件，每百人中有5人因职业病而致伤。2006年更有5703人因之在工作中失去生命。
管理当先的美国
正因为职业病在美国同样是令人头痛的社会问题，其立法工作一直致力于构建起完善的管理体系，来解决这数以百万计的麻烦。
目前美国针对职业病的专门法律为《职业安全与健康法》，其规定由美国劳工部以及健康、教育和福利部负责确保劳动者享有安全、健康的工作条件。根据该法案，美国相继成立了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职业安全与健康复审委员会（OSHRC）和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院（NIOSH），专门负责职业病的研究、防治和监督。
OSHA负责跟踪具有严重、故意或反复违反相关规定的雇主，重点关注伤害事故率和职业病发生率最高的工作场所的守法情况。OSHA在全国的10个行政区办公室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检查。检查不作事前通知。由于全美的检查人员不到4000名，而《职业安全与健康法》覆盖的工作场所达500多万个，每年估计有3%-4%的工作场所受到OSHA的检查。
OSHRC独立于美国政府部门，对OSHA的工作进行监察和监督。与职业健康统计有关的工作则由劳工统计局（BLS）负责，采用由下至上（企业雇主记录和报告）和由上至下（OSHA和BLS年度调查）相结合的调查统计方式。
NIOSH是隶属于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一个研究机构，负责编制职业病识别指南、疾病与工作关联指南等指导性文件，但并不作为国家标准，而是为了配合有关法规提供的一种技术咨询服务。NIOSH设有一个职业安全健康情报中心，该中心拥有一个技术图书馆以及一个保存全国企业信息的计算机数据库。
布什上台以后，美国政府还通过出台一系列修订的政策，赋予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更大的权力来惩罚那些违反工作场地安全条例的企业。
初期立法
事实上，通过立法形式来防治职业病问题是在英国。
从18 世纪30 年代起，从英国首先开始了产业革命，在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工人劳动状况恶劣，死亡率一直处在高位。工人们为了保护自身的生存权利，开始组成工会进行斗争。
在各方面的压力和影响下，英国议会以《工厂法》的名称通过了几个法律，后又逐步扩大了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增加了调整的内容。继英国之后， 欧洲其他几个工业发展较早的国家，如瑞士（1815年）、德国（1839年）、法国（1841年）等也先后颁布了类似的法律，其中包含了最初关于职业病的法律规定。例如法国的《劳动法典》中就含有职业安全健康的内容。这些法律统称之为“ 工厂立法”。
自从“ 工厂立法” 出现以来， 西方各国含有职业安全健康内容的劳动立法，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美国工业的早期，工作条件也是十分恶劣的，劳动力主要来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移民，死伤均无人过问。工业事故的恶性膨胀及居高不下的致伤致死率引起公众的密切关注。1867年马萨诸塞州建立了美国第一个工作检查部门。到1880年，有关职业疾病的刊物达200多种。
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等原因，有关职业安全健康立法内容也多包含在劳动立法之中。
印度是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原是英国在亚洲最大的殖民地，其劳动立法在亚洲开始得最早，早在1881年英国殖民当局就颁布了第一部《工厂法》，1947年印度独立后，开始制定了一系列新的劳动立法工作。1950年印度颁布了新宪法，其中规定了禁止雇用14岁以下儿童从事工厂、矿山和其他危险工作等职业安全健康内容。
职业安全健康立法的高潮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出现了职业安全健康立法的高潮。例如联邦德国于1974 年颁布了《职业安全法》；加拿大于1978 年颁布了《职业健康与安全法》等。
1961年至1970年之间，美国的工业再次迎来发展高峰，随之而来的是事故率也增加了29%，这些事故激起了工会运动和社会的强烈谴责。随着1968年西弗吉尼亚州弗莱明登煤矿发生爆炸，职业安全健康问题逐渐成为两党斗争的焦点，这场悲剧也促使美国两党把工业安全健康工作列入到国家行政机构议事日程中。
1969年，美国颁布了《联邦煤矿健康与安全法》（The Coal Mine Health and Safety Act），这是美国第一个有关职业健康安全的立法。1970年，美国国会考虑到每年职业病的新患者高达30万人，于是经由两党议会讨论通过，总统尼克松签署颁布了《职业安全与健康法》（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国会的意图是“尽量保证全国每个男女工人都能在安全和健康的条件下从事工作，以保护国家的人力资源”。在之后，美国又陆续颁布了《黑肺抚恤金法》、《毒物控制法》等职业病方面的立法。
日本政府向美国学习，于1972 年6 月颁布了《日本劳动安全健康法》，作为该法的说明和实施细则， 日本政府还了《劳动安全健康施行法令》， 劳动省也了《劳动安全健康规则》、《有机溶剂中毒预防规则》、《铅中毒预防规则》等法规。之后日本政府还颁布过《尘肺法》、《作业环境测定法》等。对一些需要接触有毒有害物质的行业，日本企业在车间内外会张贴职业病危害警示牌。
随后英国也于1974年颁布了《职业安全与健康法》，其职业健康的法规、监管和调查统计体系与美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不同的是，英国的职业健康监管机构除职业安全与健康执行局外，还有地方当局。1998年颁布的《安全和健康规章》规定地方当局主要管理批发、零售、办公、休闲和餐饮的职业安全和健康，职业安全与健康执行局和地方当局通过执法联络委员会进行协同；并成立了负责健康和安全相关规章制度制定的职业安全健康委员会。
职业病范围全球不统一
由于对职业病的认识不一，世界各国在对职业病诊断方面，也采取了不同的方式。
在职业病的认定上，美国没有政府设立的职业病鉴定机构，任何普通执业医生，甚至家庭医生都可以在法律上对职业病的进行诊断，诊断的标准也不是由国家颁布。
由于美国的职业病判定因涉及赔偿，必须有严格的司法程序，国家并不职业病“诊断标准”，只是由CDC下的NIOSH提供信息方面的支持。NIOSH每年出版职业病识别指南、疾病与工作关联指南、各种工业毒物的标准文献等。这些指导性文件不作为国家标准，而是政府为了配合有关法规提供的一种技术咨询服务。 而NIOSH编制的指导性文件已经受到参与职业病判定有关医生的肯定。
与英美法系国家不同，大陆法系国家在职业病的认定上，依据的主要是成文法。如德国依据《职业病条例》对职业病进行诊断，具体操作则由保险单位执行。投保人若对保险单位的决定存在异议，可向法院申请司法复核。
但德国也进行了一些改进以避免成文法造成的滞后性。有些疾病尽管未被《职业病条例》列出或并不满足该条例规定的条件，亦可被意外事故承保单位认定为职业病。前提条件是，新的医学研究表明，这些疾病由某种特殊因素引起，且某一群体因从事法定强制意外事故保险的投保职业，而比其他民众更强烈地受到这种因素的影响。符合的被称为“类职业病”，患病投保人可获得与职业病相当的赔偿。患病投保人的病症是否可归入“类职业病”则由意外事故保险单位决定。
在巴西，凡是“重复性劳动损伤”或由有毒物质造成的呼吸道疾病等，都自动被认定为职业病。对于其他疾病，如果企业有专门医生或者合同医院，则专门医生或合同医院的医生经检查后可以出示证明；如果没有，则由社保部门指定医学专家认定。
保险是赔偿的惯例
在西方国家中，德国拥有相对更加完备的社会福利保险制度，职业病的预防、认定和赔偿也被纳入法定强制保险体系管理。
德国的法律规定：雇员超过20人的企业必须建立劳动保护委员会，由一名雇主或雇主委托的人、两名企业雇员委员会的代表、企业医生、劳动安全专员和现场安全员组成。企业医生和劳动安全专员的任务分别是：在劳动保护和事故预防涉及到有关健康保护或劳动安全的所有问题上向雇主提供支持。
德国还针对生产事故建立了很多职业协会，法律规定工业企业工伤者由职业协会负责，具体由职业协会劳动保护所执行；职业协会要对职业事故进行登记和调查，对符合条件的人员给予职业事故保险赔偿；雇主参加职业协会是强制性的，是开办企业的前置条件，职业事故保险费由雇主全部支付，其他的公共保险由雇主和雇员各承担一半。
与德国类似，美国也把职业病的诊断和治疗纳入了劳动者医疗保险体系，同时接受政府劳动部门及司法部门的监督和仲裁。
早在1970年，美国国会就成了州劳动者赔偿法国家委员会，并于1972年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列举了现代工人赔偿规划的目标，并将所有的工伤和职业病纳入赔偿系统。
此外，美国还尤其重视职业病知识普及，美国许多大学和医学院还设有专门的职业病医疗专业培养这方面的专门人才。美国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教育研究所设有教育资源中心（ERC），该中心的安全规划建立在国家14所大学的基础上，提供职业医生、护士、工业健康专家和安全专业人员的培训。
相较于赔偿，日本则是世界所有国家中职业病预防做得最细致的国家。
如日本规定，车间内工人全部戴着防毒面具和橡胶手套作业，大功率的通风设备在头顶呼呼地转。工人的活性炭防毒面具每10天一换、橡胶手套每3个月一换。企业还必须根据有毒有害物质的特性，给新上岗工人设定观察期，工人如果出现皮肤瘙痒、头晕、恶心等症状，则及时换岗。此外，所有工作人员，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健康体检；凡接触有毒有害物质以及粉尘的员工至少每半年体检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