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内企业境外直接投资范文
时间：2023-10-23 11:16:26
境内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篇1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1.1.1 选题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在近 30 中对外投资的区域和范围逐渐扩大,遍布世界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在世界范围内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中国正成为全球瞩目的境外直接投资大国。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在《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指出,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年流量保持两位数的高增长,发展势头良好①;中国商务部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中国企业近年来在境外直接投资发展呈明显跃升趋势,2002-2006 年间,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流量以年均近 50%的速度增长;截至 2010 年底,中国境外投资覆盖率达 72.7%,共有 1.6 万多家境外投资企业遍布在世界 178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亚洲、非洲地区最高,分别达 90%和 85%。境外直接投资流量也创造了历史最高值,相当于“十五”时期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2.3 倍,达到了 688.1 亿美元;据中国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司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至 2011 年底,中国企业共对 132 个国家和地区的 3391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非金融类境外直接投资累计达到 600.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②。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中国境外企业项目和人员不断增加,我国企业持续增长的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己经成为“中国崛起”的新标志,对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日益提高以及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由于国际经营管理环境的错综复杂以及中国企业本身的管理能力水平的缺失,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活动面临着很多的风险,企业遭受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一方面,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利润率数据被不断爆出。2009 年,中国贸促会在第三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上了《2009 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指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盈利率、亏损率和盈亏平衡率相同,都各占 1/3。另据在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2011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报告会上,商务部合作司商务参赞石资明介绍,根据商务部统计,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设立的企业将近 2000 家,其中亏损的企业占三成,这一亏损率要明显高于世界投资亏损率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亏损的案例一次一次冲击着国人的眼球。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对境外直接投资进行了许多研究,加大了境外直接投资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并取得大量研究成果。
1.2.1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1、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由于每个国家国情的不同,其进行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也会存在差异。Wells(1983)认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境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并降低产品的运输成本。Lecraw(1993)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进行了研究,发现其对发达国家进行投资是为了获得技术和管理经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的目的在于占领市场。Stephen(1994)的研究发现:本国政治状况存在不足时,该国企业就会向具有完善政治体制的国家进行投资。Ozawa(1979)将境外直接投资看做是增强本国竞争实力的途径。另外,很多学者对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进行了研究。Deng(2004)认为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市场、技术和资源等。Morck 等(2008)分析了中国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指出企业的投资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国家政治目标及政府的影响。
2、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因素
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Thomas 和 Grosse(2001)利用实证分析研究了墨西哥的境外直接投资,发现自由贸易程度、区域差异性、经济水平、政治风险是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Buckley 等(2007),Bala Ramasamy 等(2010)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认为贸易联系、资源禀赋、文化等会对境外直接投资产生正向影响。
政治风险是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Agarwal(1980)很早就进行了政治风险对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他认为政治稳定性影响了境外直接投资活动。而 Dunning(1981)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并没有受到政治风险的影响。Oseghale(1993)将上述研究结论的不同归结于实证分析自身存在的缺陷。然而,在 2007 年,EIU 组织在其研究报告中明确提出政治风险是影响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最大威胁。Gatignon 和 Anderson(1986)进一步指出,企业采用合资的形式进行境外直接投资是将面临更高程度的政治风险。另外,Jinjarak(2007)研究了政策风险与水平型境外直接投资和垂直型境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的不同关系,并且 Jakobsen(2010)指出政策风险依旧是境外直接投资者面临的最大风险。Boddewyn 和 Brewer(1994)认为东道国政策愈加宽松,其境外投资也就愈多。
第 2 章 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理论概述
2.1 基本概念界定
2.1.1 境外直接投资
境外直接投资( Overseas/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作为国际投资的主要形式之一,也可称为海外(对外)直接投资。目前,对境外直接投资概念的界定,学术界相对来说比较认可的定义一般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四个权威机构。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界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 IMF)定义境外直接投资为:投资法人在非本国的国家或者地区所经营管理并持有控制权的投资。直接投资是跨境投资的一种,其特点是:一国家经济体的居民(直接投资者)对另一国家经济体的居民企业产生了重要影响或在管理上实施了控制。除了通过直接投资获得直接的外部股权控制或影响外,境外直接投资者也利用债务、合作控股或者逆向投资的方式获得间接的企业控制权①。直接投资者指这样的一个实体或一组关联实体他能够对另一经济体内的另一居民实体施加控制或重大影响。在有些情况下,就经济实体与其他企业的关系来说,一个实体可能既是直接投资者,又是直接投资企业和联属企业。因此,直接投资者可以是: (a)个人或住户;(b)企业——可以是公司型或非公司型,也可以是
公营或私营企业;(c)投资基金;(d)政府或国际组织。对于出于财政目的而拥有直接投资企业的政府的特别处理;(e)营利企业中的非营利机构,但两个非营利机构之间的关系不在直接投资之列;(f) 财产管理人、破产管理人或其他信托 ;(g) 或者以上任何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组合②。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7 年公布的《国际收支手册》,境外直接投资资产包括:如图 2-1。③
2.2 马克思的投资理论及风险防范思想
2.2.1 马克思的资本投资理论
(1)对投资动机的一般论述
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从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主要来源于资本投资。企业和资本家追求的主要目的是利润,而要想使利润不断增加,单个资本家就要把所获得的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进行外部活动即投资。这种行为也符合资本主义运行的内部规律,即不断的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由于资本家求利的心态是一致的,在市场上,这种竞相投资的行为就形成了市场竞争,竞争摊薄了企业的利润率,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最终令企业的经济利润为零。在获利心态的强力推动和竞争规律作用下,资本家会不断地进行新的投资行为发展新的行业,以获得相比其他企业或资本家的额外的经济利润。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表现为资本的外部运动,……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发生作用,从而……成为单个资本家意识中的动机”①。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是资本家总在追求的,而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作为投资的资本又被投入到生产中,获得更大的剩余价值。在投资过程中,货币作为资本运动的起点,充当了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经过生产过程,生成增殖的货币,它是投资过程的终点和又成为投资过程的新起点。这一周而复始的运动过程便是投资。马克思在对于资本的论述中,认为投资是资本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货币资本被当做“是每个单个资本登上舞台,作为资本开始它的过程的形式。因此,它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①。
与此同时,投资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过程,对利润率低的行业来说,意味着失业和资本存量的浪费,是经济萧条的源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论述了经济危机:“虽然资本投入的那段期间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②。在经济危机期间,商品积压、物价下跌和生产下降等现象变得普遍。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资本家要摒弃就得生产方式,引进效率更高的机器设备、新的生产工艺方式和新的企业管理理念,这引起了全社会范围内的固定资产的更新潮流,带动了与固定资产相关的行业的发展,扩大了生产部门的生产,引导了生产资料部门的部门内的投资,增加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数,促进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员素质升级,同时扩大了消费资料生产的市场与需求。这样,一环扣一环的经济性蝴蝶效应使得社会的生产摆脱了经济危机束缚,经济又进入一个新的循环周期,在新的经济周期中,资本的收益率要高于上一个周期,社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最终必然导致社会的总供给要大于社会的支付能力下的总需求,资本家要摒弃旧的生产方式,从而形成一个循环。由此看来,资本投资活动与经济危机的发生都具有周期性,相辅相成。
与此同时,投资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过程,对利润率低的行业来说,意味着失业和资本存量的浪费,是经济萧条的源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论述了经济危机:“虽然资本投入的那段期间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②。在经济危机期间,商品积压、物价下跌和生产下降等现象变得普遍。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资本家要摒弃就得生产方式,引进效率更高的机器设备、新的生产工艺方式和新的企业管理理念,这引起了全社会范围内的固定资产的更新潮流,带动了与固定资产相关的行业的发展,扩大了生产部门的生产,引导了生产资料部门的部门内的投资,增加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数,促进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员素质升级,同时扩大了消费资料生产的市场与需求。这样,一环扣一环的经济性蝴蝶效应使得社会的生产摆脱了经济危机束缚,经济又进入一个新的循环周期,在新的经济周期中,资本的收益率要高于上一个周期,社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最终必然导致社会的总供给要大于社会的支付能力下的总需求,资本家要摒弃旧的生产方式,从而形成一个循环。由此看来,资本投资活动与经济危机的发生都具有周期性,相辅相成。
第 3 章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现状................38
3.1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38
3.1.1 探索起步阶段............................39
3.1.2 稳步调整阶段.........................41
3.1.3 迅速发展阶段.......................43
3.1.4 后危机时代.............................46
3.2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形式 ..........51
3.2.1 政治风险............................51
3.2.2 经济风险...........................56
3.2.3 文化风险............................61
3.2.4 法律风险.........................62
3.2.5 企业并购风险.........................63
3.3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致因分析 ...........65
3.3.1 宏观层面的环境性风险因素................65
3.3.2 中观层面的结构性风险因素................69
3.3.3 微观层面的操作性风险因素........................71
第 4 章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量化及案例分析..........76
4.1 模型构建 .......................76
4.1.1 构建指标体系..................................78
4.1.2 数据分析方法——F-AHP 模糊层次分析法 .............88
4.1.3 模型应用实例..........................91
4.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案例分析 ...................96
4.2.1 案例一:中国民生银行收购美国联合银行...............96
4.2.2 案例二: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
石油期权交易............100 4.2.3 案例三: 利比亚局势对我国 企业直接投资的影响.......103
第 5 章 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的国际经验借鉴...........108
5.1 发达国家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策略 ...............108
5.1.1 美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规避经验..................108
5.1.2 日本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策略..................109
5.1.3 德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管理对策................112
第 6 章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机制建构
与企业国内投资的风险相比,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的范围更大、形式更多、产生的原因更复杂。因此,在积极促进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也应该有效地引导企业控制和防范对外投资风险,这需要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建设系统性的投资风险防范机制,从系统性的角度降低风险给对外投资企业造成的损失。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控机制的建设由两个层次组成,即宏观管理层次的风险控制机制和微观层面的风险管理机制。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的保障。
6.1 宏观层面的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机制
6.1.1 创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良好宏观环境
1.优化投资环境
无论是国内投资还是跨境投资,企业投资行为依赖于政府提供的良好商业环境。相较于国内投资,企业境外投资的不可控因素更多,维护商业环境是企业一己之力难以掌控的。为此,我国政府可以通过建立区域、双边或多边投资合作机制,为企业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快,且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些东道国对我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及收购行为抱着敌视的态度。因此,中国政府在国家的层面上与各国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会极大地降低企业在境外投资与经营的风险。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既是企业自身获取利益最大化的自主经济活动,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施手段。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活动能充分地利用境外的资源和环境发展我国经济,同时也有利于引导和带动国内其他企业的发展。因此,基于宏观角度,政府除了应对企业境外直接投资过程给予积极鼓励和支持外,还应该创造多方面条件,为企业境外投资提供基础性公共产品。其中,风险防控机制的建设就属于涉外经济中的公共产品范畴,应当由政府提供最基础的风险管理机制。
结 语
一、本文的主要结论
境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中国企业加大境外直接投资力度,有助于充分利用国际经济资源,为中国进一步经济增长提供要素支持。同时也是中国当前缓解流动性过剩,减轻国内通胀压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然而,由于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起步晚,企业对国外的投资环境还不甚熟知,对国际经济形势的研判能力有限。因而面临的投资风险十分巨大而不可忽视,近年来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绩效仍不高,投资风险事件频发。中国企业在把握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投资政策和限制方面的能力仍不足。同时,中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活动存在跟风现象。国内许多企业在选择投资目的国、投资项目和投资方式都存在相似性,这直接导致了国内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恶性竞争情况。因此,如何借鉴经验,避免重复错误,选择一条更有效率的海外之路,是“走出去”的企业值得思考的问题。
本文通过对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现象的数理,重点分析了企业境外投资所面临的风险,梳理了形成风险的诸多因素,并对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状况进行了定量测度,在鉴戒其他国家或地区关于境外直接投资企业风险控制经验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企业如何应对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问题的思路与具体措施。主要结论如下:
境内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篇2
【关键词】投资控股架构;单层控股;多层控股;境内控股;境外控股
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投资控股架构可以有多种分类。根据当前房地产开发企业普遍存在的各种控股架构,本文将从直接投资者所在地、控股层次二个角度分析各种控股架构的优势及其所需考虑的问题,协助房地产开发企业管理层了解当前房地产业各种投资控股架构的利弊。以便房地产开发企业(本文指有限责任公司)选择适合自己的控股架构。
一、按直接投资者所在地划分
按直接投资者所在地划分可分为境内控股和境外控股两种。境内控股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及其母公司(控股公司)均在境内。境外控股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境内但其母公司(控股公司)在境外。
(一)境内控股
1.优势
(1)公司投资设立和撤出的流程和要求较为简单,无需经过商务部或外经贸部门审批;(2)所采用的会计准则和制度较统一;(3)控股公司收取的股息,无需再缴纳企业所得税;(4)无需涉及外汇、外债等管理问题。
2.需考虑的问题
(1)不便于境外战略性投资者参与;(2)境外融资方式受限,仅能通过境内机构寻求借款;(3)运营环节中涉及的当地税费可能较多;(4)境内控股公司对股权转让所得需缴纳企业所得税,但可按实际情况进行税务筹划。
3.主要商业考虑
(1)便于引入境内战略性投资者,但境外投资者参与投资需要经过商务部或外贸部门审批;(2)便于境内上市;(3)运营、管理成本可能较低。
4.相关法规规定
内资房地产开发企业设立的审批程序简单,无需经过外经贸部门审批,亦无需申请外汇登记。
5.财务管理要求
(1)投资控股公司和房地产开发企业可按中国的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不需采用不同的会计准则;(2)财务核算系统需满足不同会计制度核算的要求。
6.收回投资
(1)股息分派不涉及企业所得税。(2)在企业清算或股权转让的审批上,内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自行清算或股权转让无须经当地商务部门或外经贸部门的审批,程序方面较外资企业简单,时间花费较短。(3)在企业清算的税务处理方面,企业清算所得=企业的全部资产可变现价值或者交易价格―资产净值―清算费用―相关税费;投资方企业从被清算企业分得的剩余资产,其中相当于从被清算企业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中应当分得的部分,应当确认为股息所得(免予缴纳企业所得税);剩余资产减除上述股息所得后的余额,超过或者低于投资成本的部分,应当确认为投资方投资资产转让所得或者损失。投资方应分别就投资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缴纳企业所得税或按照税法规定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4)在控股公司对内资企业股权转让的税务处理方面,企业股权投资转让所得应并入企业的应纳税所得,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企业股权投资转让所得或损失是指企业因收回、转让或清算处置股权投资的收入减除股权投资成本后的余额;“产权转移书据”属于印花税纳税凭证,因此,股权转让双方应就股权转让合同金额的0.05%缴纳印花税;股权转让不用缴纳增值税和营业税。(5)内资房地产开发企业清算后不涉及外汇监管问题。
(二)境外控股
1.优势
(1)便于境外股权转让及向境外借款;(2)便于利用境外先进管理经验,提高企业资质;(3)可将税后利润分配给境外投资者;(4)运营环节中涉及的当地税费较少;(5)境外股权转让无需境内审批机构的审批且不涉及中国税务。
2.需考虑的问题
境外控股公司需考虑的是:对外投资的政策及对收取境外股息收入的税务规定。
境内房地产开发企业需考虑的是:(1)公司投资设立和撤出的流程较为复杂且要求较高;(2)外汇管理部分明令禁止“返程投资”房地产开发企业,在股权转让给境内公司时,是否符合《10号令》的规定,需考虑是否属“返程投资”;(3)受到外经贸部门审核、外汇外债登记方面的较多限制;(4)适用的会计准则和制度与境外控股公司可能不同,需适当调整配合;(5)对境外支付款项时,扣缴相关税负,但可进行税务筹划;(6)与战略投资者合作时,注入到境外控股公司的相关融资资金只能以权益性投资汇入(一般为增资)到房地产开发企业,且需要有较长的审批时间,影响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
3.主要商业考虑
(1)便于引入境外战略性投资者,但境内投资者参与投资可能会形成“返程投资”,具体实施需要考虑是否符合《10号令》的要求;(2)便于境外上市;(3)运营、管理成本较高,需考虑境外控股公司当地的营商环境、可能产生额外的设立和营运成本。
4.相关法规规定
(1)外资房地产开发企业设立程序较内资企业复杂,需外经贸部门审批,在商务部备案;(2)申请设立房地产公司,应先取得土地使用权、房地产建筑物所有权、或已与土地管理部门、土地开发商/房地产建筑物所有人签订土地使用权或产权的预约出让/购买协议;(3)境外投资者通过股权转让及其他方式并购境内房地产开发企业,或收购合资企业中方股权的,须妥善安置职工,处理银行债务、并以自有资金一次性支付全部转让金;(4)外资房地产开发企注册资本金未全部缴付的,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的,或开发项目资本金未达到项目投资总额35%的,不得办理境内、境外货款,外汇管理部门不予批准该企业的外汇借款结汇;(5)外资房地产开发的中外投资各方,不得以任何形式订立保证凭证一方固定回报或变相固定回报的条款。
5.财务管理要求
(1)投资控股公司和房地产开发企业因地域不同可能需采用不同的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2)财务核算系统需满足不同会计制度核算的要求。
6.收回投资
(1)股息分派需为境外控股公司代扣缴10%的预提所得税(具体适用税率视境外控股公司当地与中国收协议而定)。(2)在企业清算或股权转让的审批方面,外资企业在境内的自行清算或股权转让须经当地商务部门或外经贸部门的审批,程序方面较为复杂,时间花费较长;若将境外控股公司的股权转让予中国境内其他公司,商务部或外经贸部门可能将其视为《10号令》所指的规避对于通过设立境外特殊目的公司监管;外资企业境外最终控股公司可考虑在境外转让境外直接控股公司,因不涉及中国境内企业的股权转让,所以无需境内商务部门或外经贸部门的审批,但可能需考虑境外最终控股公民所在地的相关规定。(3)在企业清算的税务处理方面,外资房地产开发企业清算的具体计算方式与内资企业相同,但视同股息所得和投资资产让所得部分按税收协定的优惠税率或10%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境外控股公司代扣缴预提所得税。(4)在控股公司对外资企业股权转让的税务处理方面,境内股权转让的具体税务处理与内资企业相同;可以考虑通过转让其境外越位控股公司的股权,避免涉及中国的各项税负,但需考虑境外控股公司所在地的税务影响。(5)在外汇监管方面,清算所得或投资方股权转让所得人民币须经主管外汇管理局批准后,向有关金融机构购汇汇出;企业清算需到主管外汇管理部门注销外汇登记及外债登记(如有)。
二、按控股架构层次划分
按控股架构层次划分可分为单层控股和多层控股。单层控股是指母公司直接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投资。多层控股是指母公司对直接控股公司投资,直接控股公司再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投资。
(一)单层控股
1.优势
(1)投资架构直接、简单;(2)节省运营成本;(3)运营利润可直接分配给最终控股公司;(4)以母公司作为房地产集团中心,有利于整合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实力,提高集团贷款授信的融资能力,未来亦有机会成为集团的财务中心,从事集团内的融资,有利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融资。
2.需考虑的问题
(1)须考虑投资及管理过于集中在一家公司时的商业风险;(2)当境外战略性投资者对单一项目有投资兴趣时,需通过商务部或外经贸部门审核,资金进入到房地产业开发企业所需的时间较长;(3)境内控股公司需取得银监会的批准,才能从事相关集团内企业间资金拆借的经营行为。
(二)多层控股
1.优势
(1)可以相对分散单一控股公司的风险;(2)房地产开发企业之间互相受商业、法律等的牵连较少;(3)当直接控股地产开发企业,得有利吸引境外战略性投资者。
2.需考虑的问题
(1)投资架构相对复杂,集团运营成本相对较大;(2)可能因直接控股公司本身的亏损而影响地产开发企业的利润向母公司分派。
三、境、内外控股架构结合控股架构层次分析
1.境内控股且单层控股
(1)以内资控股公司作为直接投资者,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单层控股模式,相关的商业考虑、相关法规要求、设立流程、运营成本、税务成本及收回投资等具体分析请参见上文关于境内控股的部分;(2)由于其控股公司在境内,便于集团在境内上市以及吸引境内的战略性投资者对于集团整体或单一项目进行投资;(3)可以考虑控股公司担当集团内部的融资中心,从事集团企业间的资金拆借,但需取得银监会的批准。
2.境内控股且多层控股
母公司及直接控股公司均在境内,房地产开发企业为内资企业:(1)相关的商业考虑、相关法规要求、设立流程、运营成本、税务成本及收回投资等具体分析请参见上文关于境内控股的部分;(2)房地产开展企业的利润将爱到两层提取法定公积金的影响,更多的利润被留存在中国境内。
母公司在境外,直接控股公司的境内,房地产开发企业为内资企业:(1)相关的商业考虑、相关法律要求、设立流程、运营成本、税务成本及收回投资等具体分析请参见上文于境内控股的部分,另外需考虑直接控股公司的再投资需要符合《6号令》的相关规定;(2)若境内控股公司不是房地产发企业可以借外债,但境内控股公司不得擅自更改外债用途;(3)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利润将受到两层提取法定公积金的影响,更多的利润被留存在中国境内。
3.境外控股且单层控股
(1)以外资控股公司作为直接投资者,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单层控股模式,相关的商业考虑、相关法规要求、设立流程、运营成本、税务成本及收回投资等具体分析请参见上文关于境外控股的部分;(2)由于其控股公司在境外,便于集团在境外上市以及吸引境外投资者整个集团进行投资;(3)若境外的战略性投资者仅对集团单一项目有投资兴趣,则涉及较复杂的操作的流程;(4)控股公司由于在境外,将无法担当集团内部的融资中心,从事集团内企业间的资金拆借;(5)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利润分配给母公司时需缴纳预提所得税。
4.境外控股且多层控股
母公司及直接控股公司均在境外,房地产开发企业为外资企业:(1)以外资控股人司作为直接投资者,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单层控股模式,相关的商业考虑、法规要求、设立流程、运营成本,税务成本及收回投资等具体分析请参见上文于境外控股的部分;(2)便于集团在境外上市;(3)便于境外的战略性投资者对于集团整体或者单一项目进行投资;(4)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利润将受到一层提取法定积金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商务部等六部委.《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2006]第10号令.
[2]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规范外商直接投资房地产业审批和监管的通知》.商资函[2007]50号.
[3]商务部.《关于做好外商投资房地产业备案工作的通知》.商资函[2008]23号.
[4]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下发第一批通过商务部备案的外商投资房地产项目名单的通知》.汇综发[2007]130号.
[5]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完善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支付结汇管理有关业务操作问题的通知》.汇综发[2008]142号.
[6]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银发[2007]359号.
[7]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金融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银发[2008]214号.
境内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篇3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美国学者罗伯克从风险影响范围的广泛性来考量把风险分为一般风险和特定性风险。一般风险影响范围涉及所有的外国投资者；特定性风险影响的范围只是具有某种特征的外资企业。近年来学界和实业界越来越关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问题。已有的研究主要以境外投资企业整体为研究对象，即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一般风险进行研究。高勇强（2007）指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政府干预风险、法律风险、文化风险、政府变动风险、战争与内乱风险、转移风险、国有化风险、违约风险、延迟支付风险、人身安全风险和第三国干预风险等11种风险；聂名华（2011）分析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政治风险的现状及规避策略。
不同于一般风险，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特定性风险近年来才被认识，已有的研究如陈华、张艳（2010）指出，我国国企对外直接投资面临风险的原因之一是我国对外投资经营项目核准程序的不规范；张英达、葛顺奇（2011）指出，国企在境外并购活动频繁受到歧视性政治待遇。上述研究还只是在一般风险的框架下对国企对外直接投资特定性风险的某些表现形式进行了讨论，缺乏对国企特定性风险产生机理的研究。而且，上述研究多从东道国环境不确定性的角度来分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能遇到的风险，即侧重外源性因素引发的风险研究，缺乏内生性因素引发的风险研究以及缺乏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的研究。也许是考虑到我国国企性质的特殊性，学者们对国企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方面的讨论会有所顾忌。2011年3月底，我国非金融类ODI存量已达到2673亿美元，而国企占到70％以上。近年来不断爆出国企对外直接投资遭遇巨额亏损的事件。
在并购方面，有中国平安收购富通集团巨亏；在股权投资方面，有中司海外投资黑石集团和国开行投资巴克莱大额浮亏；在绿地投资方面，有中铁承建沙特轻轨项目严重亏损。最近又爆出中海外波兰高速公路项目若完工将亏损3．95亿美元，利比亚战乱我国国企涉损金额达188亿美元等。这些事件无不折射出我国国企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着巨大的特定性风险。同时也警醒我们加强对国企对外直接投资特定性风险问题研究，把握这类风险发生的机理，进而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因此，本文对我国国企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面临的主要特定性风险的构成因素及引发风险的“导火索”，即触发条件进行探索性的研究。
二、国家政治制度不相容风险
国家政治制度不相容风险指纯粹是因为我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与西方国家存在着重大差异所带来的，即由于东道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对我们这样一个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宗旨的特定党派为执政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国的崛起的恐惧和排斥而可能使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遭遇的风险。
1．风险因素
西方国家进行的多项国际调查表明，中国被视为“地球上最后一个共产主义大国”。西方思想根深蒂固。尽管我国境外国有资产从法律上讲属于中国全体人民所有，但由于党在国企中的核心领导作用，不排除他们把这些资产视为“党产”而加以破坏。由于我国现实中还大量存在着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情况①，国企的对外直接投资往往被认为是党和政府的行为，从而在东道国经常遭遇种种歧视，甚至遭受到当地主流社会的敌意和威胁，这将严重制约国企对外直接投资业务的开展。
国家政治制度不相容风险有两种主要表现形式：
（1）抵制“红色”中国海外扩张一直是西方国家政府否定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主要借口。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公司拟斥资185亿美元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的全部流通股。在中海油报价后的第一天，美国国会能源商业委员会主席乔?巴顿就致信布什，表示了对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的担忧，称其对美国能源和安全构成威胁，要求政府确保本国能源资产不出售给“红色”中国。而迈克尔?奥哈龙在《纽约时报》上更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究竟要把多少东西卖给我们将来可能要在战场上相见的国家？”（黄河，2009）。更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我国国企的大型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不但东道国一国政治势力反对，甚至在整个西方社会都可能听到反对之声。2009年力拓单方面撕毁协议，以1．95亿美元违约金的代价宣告了中国国企最大的一起海外并购案的失败。究其原因，就包括西方利益集团频频向澳大利亚政府及有关参与者施压。在政治强压下，作为中铝的财务顾问之一的美国第二大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旗下的J?P?摩根基金公司，都公开表示反对中铝与力拓的交易。
（2）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常借口“人权高于”而对别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实施威胁和干预，我国国企对外直接投资将来可能因“问题”受到制裁。美国和欧盟国家把原苏丹、伊朗、叙利亚、朝鲜等国列为“无赖国家”或“实施经济制裁国家”，哪个国家与它们开展投资和经贸往来都很可能被制裁。我国国企也最有可能因此而成为制裁对象。事实上，我国国企已经在原苏丹油田、伊朗油田等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的干预（田泽，2010）。最近的例子是2012年1月份我国国企珠海振戎公司因与伊朗有石油经贸往来而可能遭受美国经济制裁。美国华盛顿捍卫民主基金会执行理事马克读博维茨表示，美国“认真考虑”制裁是一副好图景。他声称，如果中国再不减少同伊朗的经贸往来，“这可能是美国陆续开始制裁中国国有企业的开端”。据英国路透社2012年1月12日报道，包括中石油和中石化在内的中国石油巨头均在美国能源行业领域投资数10亿美元，这些公司更易遭到制裁的潜在冲击。
2．触发条件
（1）国际政治格局的突然变化。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改革进行较早，现在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民主法制制度。而对于大多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社会制度正在处于调整阶段，一些国家的封建独裁制度正逐步向民主法制制度转变。2011年以来，由于西方国家压力等因素，一些北非西亚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改革已有实质性的成效。这些变化对我国的国际关系将造成深刻的、复杂的影响，不排除西方社会为了“扩大胜利成果”，在“”或“人权问题”上向我国政府做出更大的施压举动，以至于殃及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2）东道国民众的大规模抵制。由于我国与西方国家主流信仰、价值观的冲突，因一些我国或东道国的政治事件或一些政客的行为而激起东道国民众大规模抵制我国国企在当地直接投资的行为是可能的。比如，某些西方政客在一些特殊敏感时期，打反华牌，以此来蛊惑群众，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这类行为具有更大的不可预见性，一旦我国政府或有关国企应对不当，在当地的投资项目就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3）国家间政治矛盾所引发的军事冲突。中国周边国家利益交织、矛盾复杂，南海、朝核、中缅问题等都有可能牵扯到“中国威胁”的问题，进而影响到我国有关国企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尽管国际形势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一旦二者之间矛盾激化，将有可能爆发军事冲突，一些国家可能借此切断中国的对外投资途径，如此一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崩溃的风险，首当其冲受影响的必然是国企。由于不少境外国有资产以实体形式存在，具有不可移动性，极有可能遭遇被侵蚀和剥夺的严重危险。
三、企业治理的国际化差异风险
企业治理的国际化差异风险指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内涵和运行机制以及与治理相关的内外部环境与国际惯例存在差距从而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有企业发生的多起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重大失败事件，比如，中川国际因乌干达欧文电站项目遭致巨亏、中信泰富因澳大利亚铁矿石项目遭致巨亏，以及去年美国、新加坡等地上市国企的股价暴跌，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存在企业治理的国际化差异。
1．风险因素
（1）企业外部治理环境存在缺陷，这是导致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的国际化差异风险的最主要根源。我国国有企业所具有的国家所有权的公权力属性决定了国企的特权，包括公共财政投入、预算上的软约束、银行信贷的非市场优惠、国有垄断利润、政府官员进入国企高管层等。而特权的滥用以及国内市场机制的不成熟，决定了国企在国内就一直缺乏市场竞争压力，滋生懒散、低效率、腐败等国有企业诟病，即使对于市场转型后的国企也是如此。国企在这样的外部治理环境下实施对外直接投资，势必缺乏国际竞争力，就像一个在家里被宠坏了孩子到外边挨打受气是必然的。京东方收购韩国现代TFT－LCD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①。
（2）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缺陷。其一是政企不分的痼疾并未得到根治。对于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境外子公司来说，由于作为其母公司或主要股东的境内国企政企不分，它们也无法做到政企分开。而且它们既要受到我国的监管体制管理，也要受到东道国法律体制管理，如果仍然政企不分，必然与某些法制健全的东道国的管理相冲突，无法与国际接轨。在政企不分体制下，政府官员在处理国企有关对外直接投资事务时同样会。比如，原四川省副省长利用职权多次批准挪用中川国际的乌干达欧文电站项目赔偿风险准备金，就给该公司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其二，多头管理的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由于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在国际市场上运作，客观上要求企业在投资决策、资金投入、投资方式和区位、营销策略等方面的选择上都必须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因此，多头管理的“都管都不管”的管理体制，导致境外国企在应付重大事件时贻误战机。其三是企业经营管理体制不健全。在经营管理层面最重要的就是如何产生企业领导人。对外直接投资需要具有国际化的高水平的领导人来主持，他们应当在国际人力资源市场上竞争产生，但由于我国现有体制对国企领导人有一定政治条件的要求，导致我国境外国企领导人的遴选范围有很大的局限性。
另外，成熟的跨国经营企业，一般都有一套极为清晰的海外子公司领导人任命程序和监管制度，任命必须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说服股东”的过程。说服的最重要的依据是被任命者过去的业绩，而不是靠“关系”。接受任命的领导人也要依照公司的章程和管理制度行事。相比之下，我国国企对境外子公司领导人则有意无意地都存在“放纵”和“人治”的气氛，这就不仅容易产生境外子公司经营管理混乱、“内部人控制”等严重问题，还容易助长海外子公司领导人个人色彩强烈和作风独断专行的习气，形成“一把手”体制，进而直接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失利。其四，中信泰富注资事件表明，我国国企在境外的投资经营活动有可能因旧有的痼疾同并不洁净的境外市场交叉感染而产生新的病变的风险。另外，一些境外国企采取的个人代持产权的形式，使得境外国有产权关系更加复杂，给国有资产流失带来隐患。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的国际化差异风险之所以难以防范，一个深层原因就是有关风险敞口绝大多数是企业实际控制者自愿选择的结果。这里的实际控制者，是指企业的高管层以及部分监管部门决策者。企业的实际控制者选择在境外非规范的公司治理，主要是为了方便自身或监管部门政府官员寻租，例如为了方便转移国内资产、逃避国内监督、方便自己和家人出国享受等②。
2．触发条件
（1）新的企业治理制度的实施。与成熟的市场经济不同，我国国有企业治理制度仍在不断的更新之中。由于有些国有企业治理制度的改变和实施不是在市场作用条件下历史选择的过程，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设计与市场选择交互作用和磨合的过程。我国国有企业包括境外子公司，在这个过程中必然面临着由新旧治理制度交替、新制度需逐步完善所可能导致的种种风险。
（2）企业产权的转化。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作为企业治理的重要一环，现在已进入深水区。国内母公司的产权改革必定要波及到境外子公司。因此，境外子公司也将同母公司一道不可避免地面临产权转化风险。比如说，对境外子公司实施管理层收购，由于境外子公司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业务的特殊性，几乎难以遏制低价收购国有股行为。如果境外国有产权的在转化过程中得不到保障，一方面将造成境外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另一方面，也给企业的未来对外直接投资带来隐患。
（3）政府对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介入。我国国企在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往往带有政府介入的痕迹，一旦被发现，都会引起东道国的激烈反弹，使企业遭受风险。大洋洲、北美洲和欧盟已经针对我国国企和具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制定了相应的投资壁垒措施，筑起了“防火墙”。澳大利亚政府在2008年初颁布了外资审查的6项原则，称将考查“投资方的运作是否独立于相关外国政府之外”，以及其公司治理和融资安排，我国多家国企在澳项目已经因此而受到影响。未来我国国企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商业运作模式、不符合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在西方国家遭遇投资壁垒将是常态。这类投资即使突破了投资壁垒，进入了东道国，也难以获取长期的、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利益。
（4）重大运营事件对企业的冲击。境外国企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重大运营事件，其中包括一些负面突发事件。2008年上海汽车集团韩国某子公司发生的罢工事件、2010年中国首钢秘鲁铁矿海外子公司遭遇工会罢工、在美上市企业中华网2001年、中国人寿2004年、新浪网2005年相继遭到美国股东的集体诉讼，以及2011年国外卖空者对众多的海外上市的中国国有企业存在欺诈或其他违规行为的指控等。这些事件集中凸显了我国境外国企的治理问题。境外经营区别于国内经营的一个特点在于地理边界拓展引发的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化和国际化。此外，东道国监管机构的制度性规定也增加了协调成本。因此，企业在处理突发事件时面临着更大的压力，由此引发的治理风险也相应提高。
四、境外国企领导人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任何类型的企业都存在领导人道德风险。已有研究证明，我国国有控股企业领导人道德风险比民营控股企业要高（苏卫东、黄晓艳，2004）。笔者把境外国企领导人道德风险列为一项国企对外直接投资特定性风险，是因为我国国企在对外直接投资中遭受这一风险的概率比其他类型的企业要高得多。
1．风险因素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道德风险产生的根源在于利益主体目标函数的不一致、契约的不完全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等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在我国国企对外直接投资中都严重存在。
（1）利益主体目标函数不一致。在境外国企多重委托—关系中，作为委托方的我国政府及全体人民，其目标函数是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社会福利最大化，而作为政府主管官员或母公司官员以及境外子公司领导人，其目标函数却都是私人利益最大化。受我国传统价值观的影响，除了追求经济利益外，有些境外国企领导人把“商而优则仕”作为人生的目标，导致工作中经常是报喜不报忧、好大喜功，为了追求短期利益，不惜牺牲企业的长远发展。
（2）政府或母公司与境外子公司领导人的委托契约是一个极不完全的契约。客观上讲，这同对外直接投资的性质有一定关系。首先，由于国际投资环境复杂多变，国企对境外投资后果存在较大的不可预见性。其次，存在较大的不可缔约性。由于我国国企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不仅包括实现经济功能，还包括完成某些政治使命，这些都难以清楚地写入契约。第三，难以证实性。有关契约执行情况的重要信息都源于境外，难以被我国政府或母公司的有关监督机构以及国家法律机构所证实。因此，有关契约中对境外国企领导人权力的约束是软化的，对其承担的责任的规定是模糊的，即权力与责任是失衡的。在这样的契约下，既容易产生权力的滥用，又增加了上级考评上的难度。因此，如果企业的境外投资项目出现严重问题，境外国企领导人总有“逃生”后路。政府或母公司高管与境外子公司领导人之间契约的不完全性的深层原因是他们是一个以私人关系为基础的利益共同体。这种利益共同体的存在增大了境外国企领导人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
（3）政府、母公司及全体人民与境外国企领导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首先，我国国有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由于许多业务是在境外操作的，作为方的境外子公司领导人往往较之我国政府、国内母公司以及公司真正的所有人———全体人民掌握更多微观方面的信息。比如，境外国企领导人通常拥有东道国当地法律规定、项目建设质量、资金的投入及使用以及后续运营开支，包括维持公共关系开支、劳工供给成本等信息，而我国政府、母公司以及社会公众往往不知道这些信息或知道的甚少。其次，由于纵向间信息传递链条过长，导致信息从海外的企业向国内政府、母公司或社会公众传递时一步一步失真。再次，境外国企领导人人为隐瞒真实信息和提供虚假信息。另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身份，不排除有关知情人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故意封锁境外国企的负面消息。总之，由于同国内经营相比，对外直接投资所涉及的契约更加不完全，信息更加不对称以及种种国际法管辖权冲突问题和我国当今社会中民主法制建设、社会舆论监督等方面存在问题，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境外国企领导人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做出有损于政府、母公司及社会公众利益的行为而不为政府、母公司以及社会公众所察觉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可能造成人们对境外国企领导人道德风险危害程度的低估；另一方面，即使那些行为被有关各方察觉，有关各方有时也无动于衷或无能为力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
2．触发条件
2011年中央纪委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提出了7项要求，其中包括不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同业经营或关联交易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不准在企业资产整合、引入战略投资者等过程中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不准利用企业上市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定向增发等过程中的内幕信息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等。这些要求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境外国企领导人道德风险敞口。除此之外，笔者认为我国境外国企领导人道德风险还存在如下触发条件：
（1）“利”对“名”的替代。国有企业领导人步入政坛，历来是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至今仍是对国有企业领导人的一项主要激励方式。国有企业领导人也普遍存在“商而优则仕”的思想，甚至有些人把“从政”作为“经商”的最终目的。但现实中能否升官有很大的偶然性，一旦升官无望，特别是感到在升迁方面遭受到不公平待遇时，只要被制裁的可能性很小，这些人就可能会不择手段，寻求经济上的“补偿”。相信类似情况也同样会发生在我国境外国企某些领导人身上，使境外国有资产处在风险敞口。
（2）国内外政治局势的突然变化。由于我国国内贫富差距的拉大，腐败范围的扩大，仇富情绪的滋生和蔓延等种种因素，存在国内社会矛盾激化的可能性和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的可能性①，也由于国际政治形势变化无常，可能在某个时点出现对我国不利的情况。因此，不排除在特定的国内外政治事件的刺激下，某些本来就已经是腐败透顶的境外国企领导人“近水楼台先得月”，把仍在他们控制下的境外国有资产洗劫一空，然后逃之夭夭，去享受西方社会的“自由生活”。
境内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篇4
[关键词]金融支持；“走出去”战略；广西；民营企业
[中图分类号]F27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3）08-0060-03
近年来，广西民营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活动趋于活跃。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缺乏金融支持成为境内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走出去”的主要瓶颈。进一步发挥金融的推动作用，提升金融服务能力是加快广西民营企业“走出去”的关键所在。
一、广西民营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现状
（一）发展速度快，但总量规模偏小
广西民营企业对外投资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进入缓慢发展期，2004年以后进入快速增长期，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实现跨越式增长。截至2012年底，广西民营企业累计对外投资项目227个，协议投资总额11.74亿美元，占全区比重的51.88%，其中中方协议投资额10.09亿美元，占比50.78%。2010年以来，在国家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开展境外投资的政策支持下，广西民营企业“走出去”呈现跨越式的增长态势。据统计，2010—2012年三年间，广西民营企业累计实现对外直接投资项目104个，协议投资总额9.31亿美元，中方协议投资额8.27亿美元，占全区比重分别为79.30%和81.96%。但从总量上看，广西民营企业对外投资总量相对较小。据商务部统计，2011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685.8亿美元，其中民营企业约占当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44.4%，约304.4亿美元，而广西民营企业对外投资额仅为1.83亿美元，占广西对外投资总额的40.67%，占全国民营企业对外投资比重不到1%。
（二）投资区域过于集中，面临的风险较大
广西民营企业“走出去”主要区域集中于东盟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据统计，截至2012年末，广西民营企业累计对东盟投资项目数、协议投资总额和中方投资额分别为150个、6.50亿美元和5.20亿美元，占全区民营企业对外投资项目个数、协议投资总额和中方协议投资总额的比重分别为66.08%、55.37%和51.54%。其中越南是广西最大的投资目的国，民营企业累计对越投资97个项目，协议投资额和中方投资额分别为2.78亿美元和2.07亿美元，分别占广西民营企业对东盟投资的比重为42.77%和39.81%。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投资目的国往往容易受到这些国家政治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使境外企业面临较大风险。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为应对经济动荡，越南采取了严格外汇管制等多项措施，在越南投资的多家广西民营企业的生产和经营遇到困难，迫使不少企业只能选择暂停经营或撤资。
（三）民营企业渐成投资主体，但竞争力不强
从境内投资主体来看，2004年以前，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先于民营企业走出国门，并长期在对外投资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这一时期广西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境外投资项目占比超过了80%，而民营企业境外投资项目占比不足两成。2004年之后，随着国内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民营企业境外投资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并已逐渐成为广西企业境外投资的主体。数据显示，2005年民营企业投资项目仅占当年广西境外投资项目的35%，2006年该比重猛增至76.19%，增加了一倍多，之后几年民营企业投资项目所占比重也都保持在60%以上。但是由于“走出去”的中小型民营企业居多，规模和质量远不及大型跨国企业，因此“走出去”的民营企业品牌优势不强，竞争力相对较差，国外市场所占份额较小。部分广西企业由于缺乏海外经营的经验，原有的海外市场份额不断缩小，竞争优势逐渐丧失，最后被迫全部退出市场的例子并不少见。
二、影响广西民营企业“走出去”的金融因素分析
民营企业“走出去”并取得成功的因素很多，但得到金融机构有力的支持无疑是关键因素之一。笔者近期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对广西民营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支持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涉及样本企业27家，占全区正常经营的民营境外投资企业比重为17.53%，主要覆盖矿产采选业、食品加工业、机械制造业、农业等行业。调查发现，当前广西民营企业面临融资方式单一，渠道狭窄；金融产品创新不足；融资政策利用不足等问题。
（一）融资方式单一，渠道狭窄
从融资方式看，调查显示，间接融资是主要的融资方式，目前广西民营企业中仅14.81%样本企业采用直接融资方式。
从融资渠道看， 92.59%的样本企业开展境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仅有7.41%来自于国内外汇贷款，说明境外投资企业从境内银行直接获得资金支持较少。同时，企业境外投资项目境内融资渠道的稳定性也不高，特别是在紧缩信贷规模的影响下，部分企业“走出去”的投资积极性受到影响。从境外融资情况来看，五成以上企业反映境内银行在境外的分支机构网点较少且规模偏小，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和水平难以满足境外企业的实际需求。境内银行主要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设立海外分支机构，而民营企业境外投资又主要集中在东盟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二者显然存在一定的错位。民营企业要从境外银行融资同样存在障碍，62.96%的样本企业“走出去”后，由于在境外银行缺乏信用记录，向境外银行融资难度大，企业只能依靠境内母公司的后续融资来满足其在境外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二）金融产品创新滞后
商业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仍停留在传统业务上，针对境外投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的金融创新产品普遍缺乏，对“走出去”企业的多元融资需求支持力度不够。调查数据显示，85.19%的样本企业反映由于国内银行的境外债权管理尚未明确，对“走出去”企业的金融服务及产品主要停留在国际结算、境外担保等，无法满足境外企业从境内银行直接获取资金支持的需求。目前，区内商业银行提供给企业开展境外投资使用的金融产品主要是融资性对外担保和非融资性对外担保，而为民营企业“走出去”量身定做的全球授信产品开发滞后。
（三）民营企业对现有金融政策运用不足
2009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允许符合条件的各类企业经批准在一定限额内使用自有外汇和人民币购汇等多种方式进行境外放款。2012年为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进一步放宽了境外放款主体范围，扩大了境外放款的资金来源，允许境内企业使用境内外汇贷款进行境外放款，同时还适当放宽了个人对外担保管理，境内企业为境外投资企业境外融资提供对外担保时，允许境内个人作为共同担保人，以保证、抵押、质押及担保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为同一笔债务提供担保。这对解决境外企业资金短缺提供有力支持。但是调查显示，还没有一家样本企业运用境外放款政策和个人对外担保政策。
2009年以来，我国推出跨境人民币结算政策，可以使用人民币开展跨境贸易和投资。在跨境贸易和投资活动中使用人民币结算能够锁定投资成本，有效规避汇率风险，并降低财务费用，有利于企业跨境业务的健康发展。广西毗邻东盟，作为边境地区的跨国企业在推动人民币区域化方面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但是，调查显示，广西民营企业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程度不高，仅有37.04%的样本企业已经使用跨境人民币开展贸易结算或开展境外直接投资，从意愿计划上看，仅有33.33%企业计划使用跨境人民币开展跨境结算。
民营企业对现有政策运用不足除了企业自身的原因以外，相关部门对政策的宣传效果不明显和对企业的指导不到位也是重要原因。
三、加强金融支持广西民营企业“走出去”的对策建议
（一）拓宽融资渠道，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一是加大政府财政、税收政策的支持力度。二是选取区内符合条件的重点民营企业，鼓励和扶持部分重点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发行债券，从而提高广西民营企业通过直接融资方式获得发展资金的比例。三是鼓励区内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境外投资企业的信贷投入力度，尤其是对项目资信较好、经营前景较好的中小民营企业适当降低贷款门槛，及时提供信贷资金支持。四是加大政策性银行的支持力度，鼓励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的政策性贷款支持，对重点民营企业应在利率等方面予以适当优惠。五是在广西培育和发展风险投资基金，通过注入风险投资基金，大力促进广西本土具有高成长性的民营企业快速发展，实现民营企业的后发优势。
（二）加快金融创新，满足民营企业“走出去”融资需求
民营企业“走出去”需要多元化、个性化和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与支持，这要求金融机构要实现多方面的金融创新。金融机构要梳理整合现有产品，探索企业“走出去”的创新型信贷模式，开展具有广西特色的融资业务，加强买方信贷、流动资金贷款、并购贷款、境外资产或资源抵押贷款、内保外贷、跨境人民币结算等金融产品创新，积极探索以境外股权、资产等为抵（质）押提供项目融资。通过不断推出新的金融工具和业务品种，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深度产品开发和定制化组合，同时简化审贷手续和操作程序，提升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从而不断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三）鼓励金融机构开展国际化经营，提高服务能力
随着民营企业“走出去”的规模不断扩大，金融需求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涵盖国际结算、账户管理、信息咨询、财务顾问等多个方面。广西民营企业“走出去”主要区域集中于东盟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资源较为丰富，但市场开发程度较低，因此金融需求带有明显的属地化特征。为此，支持符合条件的区内金融机构加快制定海外发展战略，通过设立境外分支机构、并购等多种渠道到境外开展业务，特别要强化对广西企业“走出去”较为集中地区的网点布置，如越南、新加坡以及广西投资的首个经贸合作区印尼雅加达等地设立支行或办事处，拓展境外服务覆盖网络，发挥海外网络优势和综合化经营优势，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属地化的金融服务，从而为广西企业国际化经营提供金融服务支撑。
（四）加大金融政策扶持力度，鼓励民营企业开发国际市场
一是积极争取个人境外直接投资政策试点，并适当放宽个人境外直接投资额度，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境外投资活动。二是积极争取短期外债指标，并合理运用短期外债规模支持民营企业跨境投资，切实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三是继续推进广西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发展，推进广西地方性法人中资金融机构在境外开办人民币业务和人民币金融资产境外发行，鼓励广西企业包括大量的民营企业在对外贸易、跨境投融资、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等层面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并不断建立完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融配套服务体系，保障跨境人民币结算、清算渠道畅通便利。四是加强对外汇形势和相关政策的宣传和解读，进一步增强民营企业对外汇管理政策法规的理解，帮助民营企业用足、用好外汇政策特别是新颁布的与境外直接投资密切相关的外汇登记、短期外债指标、对外担保、境外放款、境外上市等外汇管理政策以及跨境人民币投融资等一系列政策法规。五是通过有效开展对商业银行以及涉外企业的培训和再培训，增强银行代位监管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提高民营企业开展跨境资本运营的效率。六是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努力为银企牵线搭桥，尽量满足民营企业“走出去”的真实性业务需求，切实为企业解决实际融资困难。
[参考文献]
[1]徐少卿，王大贤.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特点、问题和金融支持对策[J].金融会计，2012（2）.
[2]范家琛.基于金融支持视角的民营企业“走出去”研究[J].中国经贸导刊，2011（22）.
境内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篇5
每次大的危机过后都会出现新产业兴起和发展。每次经济复苏都离不开技术创新，我们要靠新科技和重大突破来推动经济新的繁荣，所以新能源、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节能环保、现代物流、高新技术等都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民营企业要把握历史发展机遇。
一个基本判断可以归结为两点，一点就是全球经济增长机制和产业结构都不可自己再回归原点或者原处。一点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机制、产业结构也不可能再重复过去，外需不可能再像前几年那样，都会变的，结构转型将作为主攻方向。可以说，经济转型的倒逼力量和倒逼机制形成，逼的你必须转型不可，否则生存不下去。
每次经济危机，文化肯定大发展，美国上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好莱坞这样的影视业发展，日本、韩国的电视剧越来越厉害，与此相关的新的商业模式应运而生。新的商业模式非常重要，在这一轮金融危机如果有好的、新的商业模式，也会战胜金融危机。
新能源、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节能环保、现代物流、高新技术等都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中西部发展区域经济，国家新农村建设同样也是大好机遇。再一个是走出去的机遇，现在国家出台一系列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措施。全国工商联走出去的企业正在酝酿成立一个机构，要进一步推动我国民营企业走出去。因为现在出去参与到国际市场竞争，并购也好，参股入股也好，可以通过多种形式，以相对较低的价格获得国外技术，人才、矿产开采权、营销网络等重要资源。
陆德：刺激经济的关键时期即将到来
今年第三季度是经济刺激政策调整的关键时期。虽然我们已经率先经济复苏，但是在投资结构上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加大中小企业信贷投资比重。下半年3万多亿元如果按照我们现在40％比例情况，至少拿出50％增量给中小企业。
为什么呼吁这样调整呢?原因是因为我们政策调整，它的见效期有一个滞后期。现在调了以后，这个见效期要拖到四个月到六个月之后，我们现在调整，到年底可以见效。
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出现了国有经济在扩张，民营经济在萎缩的这么一种现象，这不能不使人担忧。
钢铁行业在五年前国内钢铁增量有三分之二来自民营企业，而如今多家民营企业钢企都被国有企业重组并购；民营航空业到目前为止几乎全军覆没，高速公路投资，今年以来在上海、浙江等长三角地带相继宣布高速公路建设放弃以前的经营性方式，而是转为政府出资的收费还贷方式，把民营企业挤出去；从房地产业也可以发现，今年前六个月各月成交排行前十位，有60％以上地王是有国企背景的企业。在金融危机下我们民营企业缺乏资金，另外一方面不断被收编，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不得不使人担忧。
企业有两个周期，一个是企业的生命期，进入、快速发展、成熟、衰退；还有一个生产周期，生产周期在某一个环节，如果资金链断裂，这个企业就完蛋了。你不给它贷款，三个月以后等中央决定来了再给它，那个时候就―本乱账，你还敢贷吗?
邓先宏：对外投资战略
早在2000年中央就提出要鼓励优势企业到国外投资，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实施“走出去战略”，支持有条件的企业积极走出去投资。金融危机之后，促进对外投资，加快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对我国而言，是一个战略性的，全局性的、综合性的课题。
现在境外投资状况
截至到2007年底我国近7000家境内投资主体在境外设立直接投资企业累计超过1万家，共分布在全球173个国家和地区，截至到2008年底我国直接对外投资累计已达1500亿美元，我国已经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兴力量，日益受到世界关注，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指出，2007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为2万亿美元，按照世界投资报告给出的数字计算，200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占发达国家总流出量的8.89％，占世界流出量的1.13％，排名世界第19位。
当前境外直接投资基本特点是第一，投资规模较快增长，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28.5亿美元，2008年达到406.5亿美元。第二，投资领域拓宽，目前投资项目从过去以贸易服务和小型加工为主逐步发展到能源、矿产开发、家电纺织加工制造业、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第三，投资主体多元化发展，随着国内投资主体实力增强，民营企业在境外投资快速增长，2008年已占限额以上境外投资项目总数的20％，境外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已经基本形成。第四，投资方式灵活多样，除传统利率投资外，逐步发展并购、参股等更为灵活的投资方式，2008年占限额以上投资项目总数的30％，此外还有在境外建立经济技术合作开发区等形式走出去，比如浙江在外面建立了几个这样的区域性投资领域。
境外投资存在诸多问题
第一，我们要看到，与我国利用外资规模相比，我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规模仍然较小。人均达到2000美元以后，基本上应该走向资本输出和海外投资，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但是我们这个阶段现在对外投资额度来看还是相差太远，与我国利用外资规模相比，我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规模仍然较小，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系列困难和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有很多。比如一个在企业层面上，企业投资规模小，竞争对手实力强大，因此在境外竞争我们规模太小。第c-个中资企业在境外相互之间恶性竞争时有发生，内部有内斗。投资风险大，环境复杂，很多情况摸不清。国内人才缺乏，后援不足，成为中国企业资源开发走出去面临的普遍问题。这些问题从企业层面上看的，一些是企业自身的，但是很多问题单凭企业自身力量是无法解决的，刚才讲的企业层面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从整体上来看，企业普遍反映，最突出的问题是政府层面缺乏统筹与规划，缺乏系统、完善、有力的支撑体系。如法律法规不健全，政策支持力度不够，金融体系还不完善，缺乏统一的管理协调机制以及高效率的投资管理流程，缺乏系统的信息服务体系等。这对我们企业的走出去造成了较大的不便，对外投资的成本和风险居高不下，影响了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境外投资外汇管理限制已放宽
为了促进对外投资，加快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外忙管理局进行了一系列较大的政策调整和创新，大力简化手续，放宽限制。这些政策的组合共同促进投资便利化，稳步有序地推动跨境资本交易的对外开放进程，有利于我国企业做大做强。
主要体现在：改变了境外直接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审核方式，由事前审核变为事后登记备案；调整了境外直接投资资金汇出的核准方式，境内机构可持有关主管部门核准文件和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证，直接到外汇指定银行办理汇出手续，无需外汇局核准；明确了金融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的法规适应问题；明确了
境外投资企业利润以及减资、转股、清算等资本变动所得留存境外汇回境内的处置方式和管理原则；充分利用已经上线运行的直接投资外汇管理信息系统，构建起比较完善的境外直接投资项下跨境资金流出入的统计和监测。
在境内企业境外放款的有关规定上，也进行了以下政策和制度调整和创新：一是扩大了境外放款主体。由现行的只允许符合条件的中外资跨国公司对外放款，扩大到符合条件的各类所有制企业。二是扩大了境外放款的资金来源。允许境内企业在核准的额度内使用自有外汇和人民币购汇等多种资金进行境外放款。三是简化了境外放款的核准和汇兑手续，境外放款专用外汇账户的开立、资金的境内划转以及购汇等事宜均由外汇指定银行直接办理，四是完善了境外放款的统计监测与风险防范机制。
上述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新政策的出台。一方面大大简化了境内机构力里与境外直接投资有关业务的外汇管理程序，可以缩短申请过程和资金汇出时间，节约财务和人力资源成本。
另一方面大大降低了境内企业为境外投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的成本，提高境内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更加灵活地支持境外企业的融资活动。便利境外企业的后续经营运作。
总的来看，只要境外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的境外投资产业政策并获得投资主管部门的批准，在外汇管理方面，无论是在境外投资金额还是在资金来源等方面已经基本没有限制，相关审核手续也已经大大简化，因而企业境外投资的外汇需求已经基本可以得到满足。
贺铿：扩内需的出路是中低收入人群
中小企业在金融危机背景下面临主要困难是什么，资金链是一个问题，但当前主要面临的困难是市场。中小企业应当将战略目光转向中国的低收入人群，努力开辟广大的农村市场和中小城市市场，市场的容量应该是远远大于我们过去已经开拓的出口市场。中国的低收入人群中，农村就有9亿，城市还有低收入人群，这个数量是非常之大。
中国农村和小城镇所需要的产品跟过去我们面向的出口市场需要的产品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当前需要深入调查研究低收入人群消费习惯，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产品，只有尽快生产出质量好、适销对路，适应低收入人群的产品，中小企业面临的市场困难就就迎刃而解。
如何使得我们企业管理更加规范，信用程度更高，企业生存能力更长，这是解决我们中小企业发展的一个下力的地方。中小企业应当在做特、做强方面下工夫，而不要盲目做大。
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二元经济结构，城乡的二元经济结构加剧，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从而导致了居民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因此，宏观调控应当是保就业、保民生，努力培养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我们现在应该把眼光向下看，在城镇化过程当中，必须加强小城镇建设，我们中小企业也应该逐渐进一步下移，把工业引向农村，只有这样二元经济结构才可以缩小，促进城乡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发展。
中国应当借鉴日本在新农村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日本新农村建设前后进行了20多年，第一阶段它是不成功的，第二阶段是非常成功的，那么成功的根本是什么呢?就是把工业引向农村，所以在日本像东京这样的大城市是很少的，而小城镇发展是非常好。
境内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篇6
内容提要: 境外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的重大战略，我国的企业所得税制度应当有适应这样的战略的转变。在纳税主体方面：居民企业的确定应以成立地标准为主，补充适用资本控制标准；秉承企业所得税为法人税的理念，以实现逻辑上和现实中的自洽；受控外国公司的内涵有待进一步明确。在税收抵免方面：我国税法可以适当降低间接抵免的持股比例要求，将分国限额抵免改为综合限额抵免，全面实施税收饶让。在税收鼓励方面：我国应建立海外投资风险的事先防范制度，完善资源、品牌和技术获取型境外投资的导向性政策，允许企业境内外之间的盈亏相互弥补。如何发表论文
近年来我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增长迅速。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0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9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2个国家和地区的2283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33亿美元。截至2009年底我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已超过220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现象的重要背景之一是我国的国际贸易环境严重恶化。根据克鲁格曼等学者的“新贸易理论”， 要素秉赋差异较大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间贸易，而要素察赋相似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内贸易，如果要素秉赋差异太大且公平的市场交易无法使要素价格均等化时，跨国投资就会大量出现。[1]经合组织近年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那些既吸收外资又对外投资的国家,则会因资本的流入和流出而取得更显著的贸易增长。[2]由此可见，境外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的重大战略，我国的法制包括税制应当适应这样的转变。如何发表论文
关于境外投资的纳税主体
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将企业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居民企业是指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或者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但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的企业。居民企业应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将实际管理机构作为居民企业的标准之一有其合理性：将注册成立地作为判断居民身份的唯一标准，纳税人就可以选择企业的注册成立地以规避居民税收管辖权。如我国的居民企业在境外的避税港设立企业，通过国内外关联企业转移定价将利润转移到避税港企业，就可以达到逃税的目的。按照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兼采的实际管理机构地标准，上述避税港的企业仍被视为居民企业。实际管理机构标准也是经合组织和联合国的税收协定范本共同推荐的解决法律冲突的选择标准。《企业所得税法》确立此标准，有利于维护我国的居民税收管辖权。但是，这一标准应当是补充适用，不应当和成立地标准并列适用，否则会对我国的境外投资产生消极影响。首先，尽管甄别居民企业的标准存在多项选择，但采用注册地标准的国家多将管理机构所在地作为补充适用的标准，《企业所得税法》的这一规定无疑会增加税收管辖权的冲突；平心而论，如果外国法律将在我国注册成立的企业都定性为居民企业，我们也难以接受。其次，《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将实际管理机构界定为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人员、账务、财产等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的机构。此在实际操作层面确存在困难：在法理上，管理机构所在地有控制中心所在地与管理中心所在地的不同理解；在股东会中心主义和董事会中心主义的不同治理模式下，实际管理机构是营业机构还是决策机构，也存在不同的解读；实际管理机构是指母公司的实际管理机构还是子公司的实际管理机构，我国税法也指代不明。根据1983年的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对跨国公司的定义，跨国公司是分设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实体组成的企业，而不论这些实体的法律形式和活动范围如何，这些企业的业务是通过一个或多个决策中心，根据一定的决策体制经营的，具有一贯的政策和共同的战略，企业的各个实体由于所有权或其他的因素，使得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实体能对其他实体的活动施加重要影响，尤其是在分享知识、资源和分担责任方面。可见跨国公司本来就是所有成员企业都在统一的策略下经营，如果对实际管理机构没有明确界定，跨国公司的所有境外企业将都可以被界定为其母国的居民企业。这恐怕不应该是国际法制应当追求的目标。所以，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不应当将注册成立地和实际管理机构地并列作为甄别居民企业的标准，而应当将注册成立地作为首选标准，其他标准只能是补充适用；鉴于实际控制机构难以确定，我国可以补充适用资本控制标准。即法人国籍的确定首先要看法人的资本实际上被哪个国家的公民所控制，然后再根据资本控制者的国籍来确定法人的国籍。资本控制标准的适用不仅有利于我国对外资的管制，也可以防止国内企业利用跨国关联企业转移定价逃避我国的税收居民管辖权。
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将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也作为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纳税人并非必须具备法人资格。这和原《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的规定类似：任何组织只要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即具备在银行开立结算账户、独立建立账簿编制财务会计报表、独立计算盈亏三条件，均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此规定在逻辑上不能自洽。既然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也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企业所得税法》就不能规定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不适用《企业所得税法》。此规定也割裂了税法上的纳税义务人（税收债务人）和民法上的独立责任主体（法人）的联系，使无独立行为能力的主体承担税法上的完全义务。此规定还剥夺了我国到境外投资的企业税负公平原则下的利益。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居民企业以企业登记注册地为纳税地点；但登记注册地在境外的，以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为纳税地点。根据二九年《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居民企业在境外投资设立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其来源于境外的所得，以境外收入总额扣除与取得境外收入有关的各项合理支出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在汇总计算境外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在境外同一国家（地区）设立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计算的亏损，不得抵减其境内或他国（地区）的应纳税所得额，但可以用同一国家（地区）其他项目或以后年度的所得按规定弥补。按上述规定，我国居民企业设立的境外的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公司可以是独立的纳税义务人，所以其利润不可能冲抵其境内总公司的亏损，其亏损也不能抵消其境内中公司的利润。而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的，可以汇总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我国税法应当秉承企业所得税为法人税的理念，以实现逻辑上和现实中的自洽，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等因不具有法人资格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我国民法制度中的各类法人也都应当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
受控外国公司（CFC）制度是对延期纳税制度消极后果的纠正。美国1954年起对本国企业开展海外经营的国外所得实行延迟纳税制度，即公司的国外投资收入在汇回国以前不予征税。[3]该制度在鼓励对外投资的同时，也导致越来越多的美国跨国公司利用避税地设立基地公司，并将利润保留在基地公司以逃避税收。在此制度下，居民企业不但能够得到延迟纳税的好处，如其将关联企业的利润转移到避税地的基地公司，还能得到更多的税收利益。因此，美国国会于1962年通过了其国内收入法典的F分部条款，提出了受控外国公司的概念。如果一家外国公司各类有表决权的股票总额中有50%以上属于美国股东，而这些股东每人所拥有的有表决权的股票在10%以上，那么该外国公司即为受控外国公司。该条款规定，受控外国公司利润归属于美国股东的部分，即使当年不分配，也要视同当年分配股息，分别计入各股东名下，并缴纳所得税。CFC法规既考虑了境外投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维护了国家的税收利益。日本于1978年采用了CFC法则。加拿大、德国等国也纷纷仿效。至2002年，已经有22个国家制定了受控外国公司税制。[4]我国《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也有CFC的规定：居民企业在境外设立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取得的各项境外所得，无论是否汇回中国境内，均应计入该企业所属纳税年度的境外应纳税所得额。居民企业来源于境外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应按被投资方作出利润分配决定的日期确认收入实现。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也规定，由居民企业和中国居民控制的设立在实际税率明显低于25%的国家（地区）的企业，并非合理的经营需要对利润不作分配或减少分配的，此利润应当归属于居民企业的部分，应当计入该居民企业的当期收入，缴纳企业所得税。上述规定初步确立了我国的受控外国公司制度，但缺乏可操作性。如：何为税率明显低于25%的标准？芬兰、葡萄牙规定的标准是不足本国税率的60%，西班牙的标准是不足本国税率的75%，德国的标准是低于本国税率25%。另外，我国税法也需要对控制标准、非合理的经营需要、利润等作明确界定。
关于境外投资的税收抵免
不同于直接抵免解决分公司的重复纳税问题，间接抵免是解决子公司的重复纳税问题。所以直接抵免是解决解决法律意义上的国际重复征税的方法，间接抵免是解决解决经济意义上的国际重复征税的方法。我国长期没有间接抵免的相关法律规定。但我国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中却有间接抵免的条款。我国和日本、美国、马来西亚等国的协定规定了间接抵免，我国和新西兰的协定只规定对方企业可以可以享受间接抵免，中国和韩国、匈牙利和印度等协定则规定只有中方企业可以享受间接抵免。《企业所得税法》首次规定了间接抵免，居民企业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外国企业分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外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外国企业在境外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税额中属于该项所得负担的部分，可以作为该居民企业的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直接控制是居民企业直接持有外国企业20％以上股份，间接控制是居民企业以间接持股方式持有外国企业20％以上股份。《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还有多层间接抵免的规定，居民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限于符合以下持股方式的三层外国企业： 第一层是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 第二层是单一第一层外国企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且由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或通过一个或多个符合本条规定持股条件的外国企业间接持有总和达到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 第三层是单一第二层外国企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且由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或通过一个或多个符合本条规定持股条件的外国企业间接持有总和达到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上述规定将20%的持股比例作为间接抵免的条件，与我国签订的双边协定不符。我国签订的双边协定规定的间接抵免的条件是10%的持股比例，如中日税收协定和中韩税收协定都是如此。笔者认为，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可以适当降低间接抵免的持股比例要求，因为对股份比较分散的股份有限公司而言，20%已经是相当高的持股比例；通过证券市场收购上市公司，一般不可能达到20%的持股比例。如美国法律也规定，国内母公司拥有海外子公司 10%以上的股票表决权时可进行单层间接抵免；海外子公司拥有孙公司10%以上的股票表决权，母公司间接拥有海外孙公司5%以上的股票表决权就可以多层间接抵免。
抵免限额根据限额的范围和计算方法不同，分为分国限额法与综合限额法、分项限额法与不分项限额法，我国采用分国(地区)不分项限额抵免方法。[5]根据《企业所得税法》，抵免限额应当分国（地区）不分项计算。但，分国不分项的抵免操作复杂并且不利于鼓励我国企业境外投资。如居民企业在多个国家投资，需分别计算出居民企业来自每一个非居住国的抵免限额；当居民企业设在几个境外企业都有盈利但税率不同时，其抵免限额不能调剂使用，导致境外投资企业总体税负增加。另外，我国《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规定》还规定了定率抵扣的办法：企业可以统一按境外应纳税所得额16.5%的比率抵扣，导致境外投资企业的税负不统一。我国可建立综合限额抵免制度，将纳税人获得的所有不同国家的境外所得按照不同类别进行归类，每一类按照不同的税率计算抵免限额，直接抵免外国所得税税款。美国1918年最初实行的是分国限额抵免法，由于其不利于企业海外经营，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美国实行分国限额与综合限额的选择制。目前美国实行在区分不同所得类别的不分国综合限额抵免法，将纳税人获得的境外所得分为被动所得、高预提税利息、金融服务所得、船运所得、非受控第902节公司股息、国内的国际销售公司来源于美国境外的股息、对外贸易的应税所得、出口融资利息、其他所得九类，按照不同的税率计算抵免限额，直接抵免外国所得税税款。日本实行的是更加优惠的综合限额抵免法:在综合限额的计算上将亏损国排除，这可增大抵免限额，减轻境外投资企业税负。
超限抵免额和亏损弥补只能向后结转不利于境外投资企业的利益。《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规定》允许超限抵免额向后结转5年，与他国家相比，这对纳税人的补偿不够充分及时。日本和美国都允许同时向前与向后结转，给予纳税人充分及时的补偿。美国对于外国所得税税款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可向前结转2年，向后结转 5年抵免。日本企业在国外缴纳的外国所得税超过或未满当年抵免限额时，都可以向前后结转5年。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亏损只能向后结转弥补5年，不能向前结转弥补，也不利于企业在跨国经营中降低经营风险。其他国家的亏损抵补通常包括向前结转和向后结转两种方式。向后结转，指用结转对外投资亏损来抵消未来几年收入，如韩国为3一4年，美国为5年，德国对亏损向以后年度结转甚至没有时间限制；向前结转是指企业发生海外经营亏损时可退还前几年所得已缴的赋税来补偿其亏损，如美国结转弥补的时间定为3年，德国、日本、加拿大结转弥补的时间为1年。美国税法规定，海外企业在一个年度出现经营亏损时，可将该亏损抵消前3年的利润；也可向后5年结转，抵消以后5年的收入。另外，我国境外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也不尽合理。《企业所得税法》和《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规定》都规定，企业的境外所得要依照我国有关规定，摊计成本、费用及损失，确定境外所得，计算应纳税额和扣除限额，不能以境外纳税资料、纳税凭证为依据。此规定的失当之处在于各国的成本、费用具有不具备可调整性；境外企业为满足上述要求须准备两种帐本，导致成本增加。多数国家如澳大利亚、新加坡等都承认本国境外企业按照东道国法律的规定核定成本费用，无需按母国法律调整。国际商会在《国际投资指南》中对域外管辖权扩张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该指南建议母国不应扩大适用其国内针对投资者在东道国的行为的法律、指令和法规，不应干涉东道国的法律秩序。
根据《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办法》，只有两种情况可以享受税收饶让：纳税人在与我国缔结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家获得的所得税减免和纳税人承揽中国政府援外项目的国家(地区)所得税减免。有些中外税收协定也有税收饶让的规定。如中韩税收协定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申报税收抵免时，其在缔约国一方应缴纳的税额，应视为包括假如没有按照该缔约国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法律规定给予减免税或其他税收优惠而本应缴纳的税额。中日税收协定中也有类似税收饶让条款。但我国签订的多数税收协定没有规定饶让制度。至2006年，我国投资区域已经从欧美、港澳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拓展到亚太、非洲、拉美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我国目前签订且生效执行的国际税收协定只有82个。在已执行的 82个税收协定中，只有19个国家与我国相互给予饶让，有22个国家单方面给予我国饶让。[6]我国税法中有许多涉外税收优惠措施，为使外国投资者享受到这种税收优惠，我国政府往往单方面要求外国政府对其投资者在我国享受的税收优惠给予饶让抵免。但在多数情形中，对我国居民企业境外投资却不给予饶让抵免。我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法》甚至还没有任何抵免饶让的规定。这种重资本输入轻资本输出的观念，和我国现在的海外投资的形势大相径庭。为了鼓励我国居民企业境外投资，应当尽快全面适用税收抵免中的饶让制度。
关于境外投资的税收优惠
我国税法中的海外投资风险防范措施明显不足。《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办法》规定，纳税人在境外遇有风、水、火、震等自然灾害，损失较大，继续维持投资、经营活动确有困难的，或由于所在国(地区)发生战争或政治动乱等不可抗拒的客观因素造成损失较大的，在取得中国政府驻当地使、领馆等驻外机构的证明后，按规定可对其境外所得给予一年减征或免征的照顾。此规定只起事后弥补的作用。而许多国家的境外投资风险准备金制度则是有效的海外投资风险事先防范措施。境外投资风险准备金制度是准许企业在一定年限内，每年从应税收入中免税提取相当于投资额一定比例的资金计入准备金，积累年限内用于弥补风险损失，期满后准备金余额按比例逐年计入应税收入中进行纳税。日本的准备金制度包括1960年实施的对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1971年的资源开发对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1974年的特定海外工程合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以及1980年的大规模经济合作合资事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当日本居民企业的出资达到10%时，可以将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的50%作为亏损，对发达国家的投资的10%作为亏损，从企业收入中扣除作为准备金。若投资有损，可从准备金得到补偿；若投资未损，该部分金额积存5年后，从第6年起，将准备金分成5份，逐年合并到应税所得中进行纳税。法国国内税收法典第39条规定，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每年(一般不超过5年)可在应税收入中免税提取准备金，金额原则上不超过企业在此期间对外投资的总额，期满后将准备金按比例计入每年的利润中纳税。韩国也设立了境外投资准备金制度。对外投资者可以将海外投资金额的15%(资源开发投资的20%)作为海外投资损失准备金而享受免税优惠。海外损失准备金积存以后，如果没有发生损失，那么过了3年之后分4年平均补交。[7]
我国税收政策缺乏境外投资导向性。在地区结构方面，我国的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拉美。到2006年底，中国的对外投资60%流向了亚洲，16%流向了拉丁美洲，流向北美和非洲的各占7%，欧洲占6%，约有4%流向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8]在产业结构方面，我国对外投资过份偏重于初级产品的产业投资，忽视了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偏重消费品的投资，忽视了生产资料的投资；偏重一般加工型项目的投资，忽视出口主导行业和支柱行业的投资。其他国家的相关经验值得借鉴。为促进海外资源开发，韩国曾对境外资源开发事业(含农产品、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矿产品开发等)的投资所获得的红利免征所得税。美国规定: 凡是飞机部件、内燃机部件、办公设备、无线电装备及零部件、照相器材等，如果是用美国产品运往国外加工制造或装配的，在重新进口时只按照这些产品在国外增加的价值计征进口税，即只征产品增值税。[9]日本的海外矿产资源勘察补贴制度则规定政府承担勘察所需全部经费：选点后企业进行矿床勘探时，就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海外矿产勘察支出在税收处理时可以作为亏损。就我国境外投资的实际情况，资源开发的境外投资当然应当鼓励；随着我国境外投资进程，为取得技术和品牌的境外投资也应当鼓励。事实上，我国企业的技术获取型境外投资也已有十余年。如1998年，格兰仕集团投资1亿元在美国建立研发机构，1999年3 月，格兰仕北美分公司成立，同时成立美国微波炉研究所。1998年，康佳集团在美国硅谷正式成立由康佳美国分公司控股的实验室，用8个月时间就在此实验室里成功研制出第一台高清晰度数字电视。海尔目前在世界各地已拥有6个设计中心。在IT行业方面，2002年首信集团在美国新泽西州投资组建的 Mobicom公司，以跟踪世界最新数字技术和移动通信终端技术。华为集团不仅与摩托罗拉、IBM、英特尔等企业成立联合实验室，还在海外设立了美国硅谷研究所、美国达拉斯研究所、瑞典研究所、印度研究所和俄罗斯研究所。2001年华为印度研究所成为我国第一个获得CMM四级国际认证的软件研究开发机构。联想集团的全球化研发网络以香港为轴心，横跨北京、深圳、美国硅谷，在我国以至世界计算机行业确立了强者地位。2001年，万向美国公司成功收购NASDAQ上市企业Universal Automotive Industries INC.。同年，华立集团收购了菲利浦公司CDMA手机的核心制造技术，成为国内完整掌握IT产业核心技术的企业。我国吉利集团对奥尔沃的收购既是技术获取型境外投资，也是品牌获取型的境外投资。但是，我国现在没有完整的资源、技术、品牌获取型境外投资税收鼓励政策。二〇一〇年，财政部和商务部发布《关于做好2010年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是少有的此类规定。其规定了对境外投资的前期费用的直接补助和贷款贴息，但限于投资境外农、林、渔、矿业合作等项目。另外，我国还应当制定鼓励境外投资企业再投资的政策：一是按其海外投资资本的一定百分比退还对其国内所得课征的所得税额；二是实行投资扣除，对以机器设备、商品等实物进行境外投资的，以投资额的一定比例冲抵其国内应税所得额，以鼓励企业多以国内设备和商品进行投资，提高出口联动效应。
企业境内外之间的盈亏不得相互弥补不尽合理。《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在汇总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其境外营业机构的亏损不得抵减境内营业机构的盈利。此规定可以上溯到1997年出台的《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办法》。《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办法》第2条规定:企业境外业务之间的盈亏可以互相弥补，但企业境内外之间的盈亏不得相互弥补。我国税法采用三种方法限制境外投资企业用盈利弥补亏损：一是境外亏损不得用境内盈利弥补；二是境内亏损不得用境外盈利弥补；三是发生在一个国家的亏损不得用发生在另一国家的盈利弥补。上述三种限制都可能导致对境外投资企业在某一纳税期间内全球所得的过高估算，增加其纳税义务。此规定也违反了公平原则，纳税人因盈利和亏损发生地点的不同承担不同的纳税义务。若境内亏损无法用于抵减境外所得，则境外所得相比于境内所得就具有劣势；若境外投资带来的亏损无法用于抵减境内所得或其他境外所得，则境外投资相比于境内投资就处于劣势。我国税法应当取消上述限制。如，美国公司在境外发生的亏损可冲减其美国境内所得，但当境外亏损机构以后年度有盈利时，对相当于亏损额赢利部分要直接并入美国境内所得追补课税，不得进行抵免，目的在于防止纳税人获得双重的税收利益。[10]
注释:
[1]赫尔普曼，克鲁格曼：《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316页。
[2] See WT/WGTI/M/8, para. 42.
[3]陈继勇:《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第93页。
[4] Brian J. Arnold, Michael J. McIntyre, International Tax Primer, Second Edi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2, p. 89.
[5]王铁军、苑新丽:《国际税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第83页。
[6]国家税务总局:《我国对外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一览表》，httP://WWW.chinatax.gov.cn/ssxdjsP，2007年3月25日。
[7]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46－247页。
[8]商务部:《商务部、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200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非金融部分)。
[9]陈继勇:《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页。
境内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篇7
一、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概念和特征
所谓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是指在政府主动引导下，通过资金补贴、进出口银行政策性长期低息贷款的方式支持相关联的产业或者一条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鼓励这些企业在海外建立经贸合作区，以避免企业单打独斗，恶性竞争，形成规范的产业环境来吸引国内企业集体海外投资的一种投资方式。这种聚集，形成了一种介于纯市场与层级两种组织间的结构，可有效克服市场失灵和内部组织失灵。
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1)通过中国有关政府部门跟东道国政府谈判、协商给中国的海外经贸合作区内的企业多的优惠条件和政策，降低园区内企业的进入成本和政治风险。(2)通过相关的经济政策和手段支持一条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或相关产业走出去，这样有利于园区内的企业分工协作，提高效率，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并且能避免企业单打独斗和恶性竞争。(3)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主要是“夕阳产业”或其它产业的“夕阳技术”。企业在对外投资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国内过剩产能转移、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等宏观经济目标。(4)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地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这样既有利于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又能有利于东道国经济的发展，实现互利互惠。(5)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是中小企业，但必须是相互关联的产业或者一条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群。
二、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基准
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和动机不同，遵循的规律方面存在差异，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要从我国国情出发根据不同的区位来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或潜在比较优势来获取竞争优势，有利于投资国和东道国双方。依照这个思路，笔者以为应该遵循如下四个基准。
(一)选择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经贸关系是否密切在本文中主要是从吸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大小方面来衡量，一方面，投资存量大，表明该国的市场需求比较大，国内供不应求，中国产品在该市场有竞争力，多年的积累形成了自己的营销网络，树立了自己的品牌。另一方面，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前都会去东道国考察、调研，了解该国的具体市场、经济、政策、社会环境等各个方面，存量大说明了该国的市场环境适合中国企业的发展，有进一步投资的前景。另外，两国之间经贸关系密切也会促进两国政府直接的了解，增强信任，这有利于在当地建立经贸合作区争取更多的优惠政策，为进入园区的企业提供一个好的平台。
据200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披露，截至2005年底，吸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哈萨克斯坦(2.45亿美元)、越南(2.29亿美元)、泰国(2.19亿美元)、巴基斯坦(1.89亿美元)、马来西亚(1.87亿美元)、阿尔及利亚(1.71亿美元)、赞比亚(1.60亿美元)，分别排第13、14、15、16、17、18、19名。根据这条原则，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首先应该选择在这些发展中国家。
(二)产业内垂直贸易量基准
产业内贸易量指某一产业内部的各生产阶段、生产环节之间的商品交换规模，也即产业内部初级产品、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之间的交易额度。本文所讲的“产业内垂直贸易量”是指某产业对外直接投资所能形成的与母国相关生产环节的交易份额，交易份额越大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产业结构推动作用越大。通常情况下，产业内各个生产阶段的关联度决定了产业内垂直贸易量，而产业内垂直贸易既有利于产业组合优势形成，也有利于产业优势的内部化。
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对一母国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母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及产业技术发展的波及效应，即只有对外直接投资形成了产业内部和产业间联系高度化，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才具有宏观效用，才能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因为是海外投资，对母国的波及效应将主要由海外子公司与母公司所发生的贸易量这一指标来衡量，这里的贸易量主要是指产业内垂直贸易量。由于产业内的垂直贸易属于互补贸易范畴，在垂直条件下，国外企业和国内企业任何一方生产规模的扩大，都会使另一方的生产发生起积极的作用。显而易见，产业内垂直贸易量的实质在于充分发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相关产业成长的波及效应。
根据企业生产环节的区位分布不同，可将这种连锁关系分为前向连锁和后向连锁两种形式。无论是前向连锁还是后向连锁，均会对相关产业的中间产品的生产起到带动作用，由此不难看出连锁度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生产环节交易的频繁程度和额度。
据此，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选择产业内贸易量大、国内连锁效应强、产品供应链长的产业，加强家用电器、摩托车、小型农机具的组装、金属制品、家用器械等加工组装型制造业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对扩大出口有较好的带动作用。
(三)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同步基准
所谓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同步，是指对外直接投资所形成的产业传导机制能促进母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指通过淘汰技术落后、污染严重的企业或者转移技术成熟产业能力过剩的行业到次发展中国家来，使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更加协调，另一方面指的是增加三大产业的技术含量和科技水平，增强竞争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产业相对优势基准是为了发挥产业的“现有优势”，而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同步基准则力求培育产业的“潜在优势”。国际经验表明，对外直接投资能够通过比较优势转移“夕阳产业”或者有竞争优势产业的夕阳环节，来加快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所以，生产能力过剩率超过40％的我国纺织、彩电、空调业，可以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实现产业国际转换、重新获得发展优势，为国内产业升级腾出空间，延长国内比较劣势的产业寿命，赢得利润，为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提供资金支持。
(四)产业组合区位比较优势基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者所拥有的市场竞争
力取决于其具有的比较优势，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进行的产业选择也是由其比较优势决定的。关键是在产业选择的框架内经济优势的获得有其特殊性，它不同于单个投资者的经济优势，即不同于单个厂商的经济优势。产业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产业的各种优势往往分散在不同的企业，或者说产业经济优势是该产业内各厂商单个优势的集合，产业优势的实质是一种“组合优势”。产业经济优势的这一本质表明，产业组合优势是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产业选择的重要因素。
企业组合虽能呈现产业的一定优势，但这种优势并非绝对优势。事实上，对外直接投资需要的不一定就是那种全球的绝对优势，而是需要相对特定区位的比较优势，即母国产业相对于东道国同类产业所具有的比较优势。这种产业在母国可以是边际产业，失去了竞争优势，但转移到东道国与当地的低廉的劳动力和丰富的特定资源结合，就可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比较优势产生在一定的投资区位中，它是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经济依据，也是投资国与受资国共同获益的经济根源。这种相对意义上的产业比较优势，使对外直接投资在特定区域内，双方共赢，从而使跨国投资成为可能。
因此，我国拥有成熟标准化技术的加工组装型制造业，如自行车、摩托车、金属制品等产业，由于早期的技术引进及其后续的技术创新，技术性能好，产品质量有保证，并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阶梯度较小，易于为它们接受。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把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基准和对现实的启示用.
三、规范和促进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了吸引外资，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税收实行了广泛的优惠措施。首先是专门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对来华投资的外商的税收优惠做了明确而详细的规定和解释；而对于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中用一些零星条款进行了规定。而且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税收优惠，只是因为避免对企业双重征税和企业在国外遇到某些风险时给予一定保护才涉及，鼓励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相关措施也较少，为了配合国内产业政策来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措施几乎就没有。为了促使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自主选择与国家产业政策趋于一致，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和措施，提出如下建议：
(一)商务部以一个省、市或行业内有影响力的企业为主进行招商管理，并和财政部协商对人选的企业进行直接的财政补贴。这是由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和产业选择基准的要求所决定的。在招商前应先向企业公布所鼓励的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产业和地区，为了达到规模经济和降低交易成本明确以一个地区或者大企业作为主要的招商对象。在入选的企业去海外直接投资，给予一个园区一定的财政补贴，具体数额根据经贸合作区内企业数量的多少而定。这样就能使企业的自主选择和产业政策相一致。
(二)实施优惠税率或税收减免优惠。目前我国对境外投资企业，在正式投产或开业5年之内，对中方从境外获得的应税利润一律免征所得税。但这不足以满足国家现阶段对产能过剩行业和“夕阳产业”转移到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来回避贸易壁垒和开拓市场的迫切要求，政府部门可以考虑在现行的免征5年所得税的基础之上，在随后的若干年内逐步下调免征比例，降低投资企业的税负来促进他们的投资和再投资，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促进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
(三)通过进出口银行给予海外投资信贷。为了鼓励投资者发展境外直接投资，政府应该对从事境外投资的企业在资金方面予以支持。一些发达国家设立了特别金融机构，主要负责对在境外投资建立的独资企业或合资企业，以出资或贷款的方式加以支持。目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大约有一半国家通过各种类型的发展援助机构为本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例如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等，都属于这类机构。中国进出口银行也可设立“中国海外投资基金”，一方面向境外投资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降低企业海外投资的成本，另一方面，切实解决中小企业海外投资的资金短缺问题，但贷款额为境外项目投资总额的一定比例，主要贷款对象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夕阳产业”的境外投资，符合经济增长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
(四)通过协商，与这些目标国修订或者签订税收协定。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与外国签订税收协定时，更多的考虑如何有利于引进外资，这是由当时我国的国情决定的。例如，在已执行的我国与82个国家的税收协定中，只有19个国家与我国相互给予饶让，有22个国家单方面给予我国饶让。这主要是考虑到当时我国对外商来华投资已经给予了很多的优惠政策，为了让投资企业切实地享受到我国税收政策优惠，我国政府在签对外税收协定时坚持单方面要求外国政府给予来华投资企业以饶让抵免。但是除了少数国家以外，我国对境内企业在境外投资享受税收优惠时，却不给予税收饶让抵免。这种做法体现了当时我国是重资本输入轻资本输出的。在党的“十五大”提出的“走出去”战略指引下，我国的对外开放由初期的“引进来”为主转为“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这就要求在修订和签订税收协定时，应奉行居住国和来源国并重的原则，在吸引外商来华投资的同时也有利于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
(五)建立海外投资风险准备金制度。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是中小型企业，流动资金少、抵御风险的能力也比较弱，建立海外投资风险准备金制度在于降低这些企业海外投资面对陌生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时的风险。具体做法可借鉴国际上通行的方法，准许企业在一定年限内，每年从应税收入中提取相当于一定比例投资额的资金作为风险准备金，积累年限内用于弥补风险损失，期满后准备金金额按比例逐年计入应税收入中纳税。
(六)在进出口银行下设“海外投资服务中心”。为了使境外投资者对东道国投资环境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政府要重视为其提供东道国的经济信息和投资机会等情报。海外投资中心负责处理各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信息，还要为境外投资者提供从项目考察论证、施工组织设计到组织实施全过程的信息咨询和操作服务，而且还提供项目投产后所需最新、最可靠的市场动态信息和产品销售网络渠道等。
境内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篇8
第一，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步伐加快，加大了扶持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
商务部部长说，实施“走出去”战略，开展对外经济合作，有利于为我国企业的发展拓展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利于加强我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与互利共赢。今后一段时期，要按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对外经济合作的质量与水平，要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2006年商务部抓紧贯彻落实“走出去”战略，继续完善对外投资相关政策法规，推进对外投资便利化。2006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鼓励和规范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意见》，这是自中央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第一个全面系统规范和鼓励对外投资的纲领性指导文件。另外还相继出台了包括金融、财政、外汇、税收、保险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例如：为方便境内投资者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国家对外投资产业政策的有效实施，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取消境外投资购汇额度限制，自2006年7月1日起实施。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出的《关于调整部分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此次政策调整主要包括：一是取消境外投资购汇额度的限制；二是境内投资者如果需要向境外支付与其境外投资有关的前期费用，经核准可以先行汇出。同时商务部还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信息服务。陆续编制了《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进一步完善对国内企业对外投资产业国别协调和指导。2006年9月9日,商务部了《中国对外投资促进国别/地区系列报告》。该系列报告按国别撰写，首批的是《投资埃及》、《投资泰国》、《投资波兰》、《投资荷兰》、《投资意大利》、《投资澳大利亚》、《投资巴西》和《投资瑞典》八个报告。报告针对每个国家的投资环境和特点，围绕企业对外投资所关心和投资中可能遇到的问题,重点介绍了8个国家的宏观经济、产业结构、投资法律、政策及鼓励措施、外国企业设立程序、生产成本、生活指南及投资服务等。毫无疑问该报告给想要投资于上述国家的企业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商务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答记者问时指出，十一五”时期商务领域的主要发展目标包括六个方面其中第六方面就是“走出去”要实现较快发展。为此将采取三个新举措，推动企业“走出去”。第一，加快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深度开拓国际市场。通过在境外投资建厂，形成若干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产业链较为完整、关联程度高、带动和辐射能力强的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鼓励企业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对外投资合作，培育和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第二，推动企业在境外科技资源密集的国家和地区，设立研发中心和研发型投资企业，充分利用全球科技、智力资源，提高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第三，鼓励服务业“走出去”，开展工程承包、劳务、电讯、交通、技术服务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可以看出国家在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作了大量相当细致的工作,有力的推动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第二，我国企业的实力明显增强，相当一部分企业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实力。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仍是国有企业，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近五成。其次是民营企业，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近三成。一批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通过进行专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的跨国经营，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增强了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能力，已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在美国《财富》杂志评出最新的2006年度世界500强公司名单上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和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成为新上榜公司。中国石化集团名列第23位，比去年提升8位，取得中国公司在世界500强排行榜上的最好名次。上汽集团重新回到500强，名列第475位。内地入围公司涉及石油、电力、银行、电信、贸易、保险、冶金、汽车、工程建筑等行业，均为大型国有控股企业。
民营企业的实力也不容忽视，部分地区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具有了相当大的投资规模而且在投资市场上更趋多元化。出现了像新希望集团、万向集团、创维等一批知名企业。上海市的民营企业2005年首次成为占据上海市对外投资项目半壁江山的主力军。2005年以来，越来越多的申城民营企业，将IT、IC产品研发中心、化工、轻工、服装、软件研究设计机构等企业，从上海搬到了发达国家和地区。2005年上海在境外设立的研发型企业9个，投资额超过4000万美元。
第三，综合国力的增强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有利保障和坚强后盾。
国富才能民强，对于走出去的企业也一样,身后站着一个正在日益强大的国家走出去的步伐会更为有力。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952年的679亿元上升到2005年的183085亿元，年均递增7.9%。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据中国人民银行预计，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将超过10%。
第四，境外中资企业商（协）会建设取得新进展，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服务和帮助。
为了更好地维护企业利益，避免自相残杀，目前，境外中资企业商会已有50多家。境外中资企业商（协）会在协调境外中资企业利益、加强与当地政府和工商界的交流、维护合法权益、推动与当地共同发展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