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管理学的看法范文

对管理学的看法篇1

关键词：教学管理 认清不足 抓住关键 形成合力 竞争意识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5-0173-01

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高校教学管理的不适应性也在逐渐显露，尽管国家目前正在进行教育结构的调整，但高校教学管理存在的问题仍旧不能忽视，而如何认清问题，抓住关键，形成合力，强化竞争意识，是高校教学管理必须予以充分重视和积极实践的关键所在。

一、认清问题，破解影响发展的症结

从总体情况而言，从负责任的角度出发，在我国的高等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可能应当是多方面的，但是具体分析后应当能够清楚认识到最为关键的还是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上。一个是整体设计的问题，也就是说，曾几何时，由于普及高等教育的心情极其迫切，在教育规模扩大化的过程中，没有更加科学处理好“分门别类”的问题，导致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发生矛盾，致使我们在学生的教育中过于重视研究型人才的培养而忽略了高等专业性人才的形成，当前，我们强调了高职的分类，就是对这种问题的有效解决办法；一个是效果中产生的问题，也就是在人才培养工程中出现了质量和数量之间的矛盾，在强调数量扩大的过程中，由于一些院校的能力问题，以及由于一些院校的认识问题，致使一些经过高等教育后的人员并不具洹懊实相符”的水平，虽然走上了社会，但不能适应具体工作岗位的需要；一个是教学资源中的问题，具体表现在教育投资有待增强的问题、教育资源分散统一关系的科学处理问题、高校自身管理有待提高的问题。认识这些问题就是应当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解决了这些问题就会应当获取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抓住关键，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管理目标

开展高等教育不是为了摆样子做秀场，更不是为了赚钱财求富裕，而是确实要实现“培养专门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等这样的三大职能，所以，我们就需要牢牢抓住关键问题，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地位不动摇，在为学生们提供优良的师资力量、良好的学习环境、过硬的硬件设施的基础上，强化对学生自主思维能力的培养和引导，力求使学生们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能够在学校的正确引领下，积极思考和探求“如何做人”和“怎样做事”的实际问题，使他们能够成为有正确思想、有良好品行、有科学知识、有实际能力的真正人才。为此，我们在教学目标的确立、教学计划的制定、教学科目的选择、教学资源的启用等方面，都需要把学生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来思考和布局，通过一切具体可行的科学性的措施，为学生的成长与进步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形成合力，提升三个层面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效果

要实现教学管理不仅在于应当具有的设施设备，更在于要有一支过硬的施教者队伍，要使这支队伍中的管理层面人员、教学层面人员、服务层面人员成为整体性的合力，成为能够帮助学生们成才的有力帮手，所以，就需要这样的三层面的人员做到“目标性要统一”“行动上要一致”“配合上要密切”。

所谓“目标性要统一”，就是应当明确每个层面在参与高等教学中意义，知道自身的职责，清楚服务的对象，要有大局观念和整体意识，要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所谓“行动上要一致”，并不是指简单都来做一个动作，而是对实现同一性目标所作出的一致性的努力。所谓“配合上要密切”就是要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工作格局，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做大效果，产生“组合拳”的作用，要避免发生“同台不同戏”“同戏不同调”，甚至是“拆台”“搅戏”问题的发生。

这里最为容易发生的就是教育层面与管理层面“两不搭”的问题，必然形成人才培养中的“脱节”甚至是“断层”，影响到学生的健康成长。

四、强化竞争意识，增强高校自我生存危机感

高等教学不是某一些人的事业，也不应当是某一个学校的担当，而应当是在国家层面的社会共同责任，所以，我们在强调每一所院校自我强化建设的同时，更需要引入健康的竞争机制，在国家的大范围内，在社会需要的推动下，实现健康的优胜劣汰。

对管理学的看法篇2

上世纪50年代，英国的C.P.斯诺进行了《两种文化》的讲演。作为财政部公务员和小说家的斯诺，敏锐地感受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隔阂，认为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经分裂为两个极端集团：一极是文学家（狭义的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尤其是物理学家），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小说家的东西，物理学家是不看的，而物理学家的东西，小说家看不懂。文学家认为科学家过于乐观、浅薄，缺乏人文底蕴；科学家认为文学家短视、反智，看不到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光明前途。在文学家眼里，科学家是文盲加上技术偏执；在科学家眼里，文学家是科盲加上杞人忧天。即便互相之间照顾到面子不说得那么决绝，也是一种指尖碰触一下帽沿的礼貌，而不可能形成敞开心扉的交流。两种文化的冲突已经严重影响到人类的发展。科幻小说《侏罗纪公园》作者是科学家，他对科学的反省使他转向文学，并通过小说表达了对人文缺失、科学一枝独秀的担忧。

关于人文和科学两种文化的冲突，已经有不少人在进行研究。但是，从两种文化冲突角度来观察管理思想的发展演变，似乎还很少有人注意。如果我们把斯诺的看法移植到工业革命以来的管理领域，就会发现，管理思想的演变，正是在两种文化的张力推动下，或者说是两种文化的互相牵制和矫正下，推动着管理理论的发展。

在工业社会之初，以自己的天才和良知来推动管理思想探索的，有两个非常杰出的人物。一个是英国的数学大师巴贝奇，他试图把各种数学方法用在刚刚兴起的机器工业生产管理中，写出了《论机器制造业的节约》。另一个是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他在自己的纺织厂热心实验，用人道主义的关怀改进对工人的管理手段。由此，奠定了管理学发展的两条路线：一条是科学化路线，另一条是人文化路线。两条路线似乎根本没有相交，然而，在他们身后，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两条路线在向未来的延展中，不管哪一条，只要单兵突进发展迅速，另一条就会产生一种矫正效应。表面上的不相交，却在事实上互相把对方拉到自己影响力所及的范围内。尽管二者的基本倾向是互相排斥对方，却正是因为排斥而产生引力，从而调整着管理学的发展方向。

古典管理学诞生之初，泰罗和法约尔可以称为管理理论的“双子星座”。工程师出身的泰罗高举科学的大旗，他的宗旨就是以科学取代经验，在他的努力下，企业管理从生产流程到组织结构，一切都要以科学为依据，一切都要服从科学，管理思想取得了划时代的进展。然而，同样是工程师出身却更重视经验归纳的法约尔，对管理的认识与泰罗截然不同。他以自己的高层体验和丰富的实践总结，特别重视管理中的人文因素。他所归纳出的“五大管理要素”和“十四条管理原则”，处处渗透着一种智慧的洞察。对于管理活动，他很少谈到科学派挂在嘴上的“最优”，而更强调“恰到好处”和“微妙”。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泰罗和法约尔是完全不一样的。法约尔为了消除人们的误会，强调自己同泰罗并不对立，但是，他也承认他同泰罗的方法不一样，正是这种方法不一样，决定了法约尔同泰罗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比较一下泰罗和法约尔对待数学的不同态度，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两人的区别。泰罗推崇数量方法，他的标志就是秒表，他的拿手好戏是“精确测定”；而法约尔不大提起数学，恰恰相反，在号召管理教育进大学课堂时，法约尔特别指出，大学里高等数学太多了，招生时对数学的强调过头了，“预备课也特别重视数学，而且预备课里几乎谈不到学习文学、历史与哲学”。法约尔甚至直截了当地说：“长期的个人经验使我懂得，高等数学对管理企业是没有用的，采矿工程师与冶金工程师几乎从来用不到它。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的高等学校的学生被迫进行漫长无用的数学学习，而同时又有很多必要的东西应该学习却没有学习。”（《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正是法约尔对数学方向的背离，才使得他所创立的管理学理论框架得以呈现出浓厚的人文色彩。

经济大危机冲击下，管理学经历了从古典向现代的演变。揭纛现代管理的领军人物是巴纳德，而巴纳德恰恰是一个知识结构上严重偏科的人物。他的语言天赋非常人能及，他的音乐才能足以安身立命，然而他的自然科学和数学知识严重缺乏，并因为缺乏科学学分而未能从哈佛毕业。在他统领贝尔公司期间，因为他那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对失业者的同情，对志愿活动的热爱，使他赢得了极大的社会声誉，领导公司从经济大萧条中走了出来，然而，他不重视利润，不关心财务数据。当其他电话公司都采用了自动交换机时，他还坚持人工接线，因为温柔的女中音要比冷冰冰的拨号音更好听。但是，接线员在经济危机中，会因为巴纳德不裁员的承诺而感动，但在经济正常后，却会因为工资过低而恼火。正因如此，巴纳德在管理的人本理念、协作本质等方面有着深刻的洞见，开创了现代管理学思想体系，然而在财务和赢利方面却十分薄弱。他自己说过：“我是在把对经济理论和经济的关心退到第二位的——虽然是不可或缺的——地位上的时候，才开始理解到了组织以及那里的人类行为。”这句话固然可以作为巴纳德把人本放在效率之上的证据，同时也反映出他的软肋。对巴纳德的这种偏向，他的理论继承人西蒙进行了出色的矫正。西蒙在观念上完全接受了巴纳德的理论，而在方法上却彻底走向科学方面。西蒙自己认为，他并不是管理学家，而是科学家。正是数理领域的高深造诣，使西蒙成为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专家，并获得了图灵奖。西蒙一直强调，社会科学要发展，就得追求自然科学式的严密性和精确性。西蒙对从法约尔到古立克那种“管理谚语”的批判，对“管理原则”的放弃，处处表现出自然科学式的努力。西蒙的这种努力，不动声色地矫正了巴纳德的理论方向。当日本学者占部都美等人断言“所谓现代管理学，就是巴纳德—西蒙理论”时，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二人，实际上也是互相矫正的。

当代管理学中，依然存在着科学与人文的冲突和矫正。名声极大的德鲁克，完全不用数学方式，甚至极少使用数据说明问题。在德鲁克的著作中，处处渗透着一种人文精神，却基本上没有类似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子。尽管德鲁克并不排斥科学，更不反对科学，但是，他对管理的界定，始终没有向自然科学靠拢的迹象，甚至社会科学常见的问卷调查之类手法，德鲁克也一概不用。他的所有观点，富有见地，却很难用科学方法“实证”。很多人都认为，学院派对德鲁克的排挤，是“有眼不识金镶玉”，讥之以忌妒心理和小肚鸡肠。但从学院派的角度看，如果对德鲁克的各种说法进行数学式的求证，确实有可能发现瑕疵。所以，学院派认为德鲁克不是学者而是“记者”，不仅仅是因为德鲁克来到新大陆时的身份是《金融时报》派出人员，而且很可能是因为他的文章风格非学术化。德鲁克对学院派不服气的地方，也不在于要争得一个学者头衔，而是要把自己的写作同新闻报道区别开来。所以德鲁克强调他是作家而不是记者。如果把德鲁克的著作同学院派的著作（如迈克尔·波特）相比较，就不难看出，德鲁克更偏向于人文，学院派更偏向于科学。然而，德鲁克的存在，对于学院派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幸事。正是德鲁克（包括与德鲁克类似的一批人）的研究，时时在敲打着学院派，使他们不至于在数学模型的道路上走得过远，以致于同企业实践完全脱节。而学院派那些充满了公式和模型的论文专著，也反过来对德鲁克式的洞见进行着各种科学化检验，防止其偏离科学。

上述现象，勾勒了管理思想发展的大致轨迹，细究起来，就这一主题，可以进行十分具体的探究。例如，即便在泰罗的科学管理团队中，具有人文倾向而且对泰罗形成一定矫正的也大有人在。像泰罗的密友甘特，两人的合作中也经常争论，而其争论的焦点，往往与科学与人文两种倾向有关。同样是工程师出身，甘特更注意人的因素，泰罗则抱怨甘特的某些做法不够精确严密（如关于效率工资，泰罗的差别计件工资制力求精确，却难以实施，甘特的任务加奖金制不够严密，却便于推行。细论起来，在管理实践中的普及程度，反而是甘特的方法更实用更常见）。再如，西蒙的科学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同西蒙合作的密友马奇，却更倾向于人文追求。在马奇同西蒙合作的《组织》一书中，几乎完全被西蒙的科学倾向同化，而在马奇自己的课程中，却偏爱用小说和电影作为教材，试图把管理教学和研究拉向人文一边。再具体一点，同样是研究组织学习的阿基里斯和圣吉，阿基里斯就立足于对组织学习给出逻辑和模型化解释，而圣吉则突出领悟和人文化操作。类似现象，在管理学界比比皆是。

毋庸讳言，在管理研究领域，直到今天，科学和人文缺乏对话，互不理解，甚至互相抵牾的现象依然存在，而且有时还相当严重。在中国，“文科傻妞”和“理科呆瓜”的戏称，不正是科学和人文对立的映射吗？尽管笔者很厌恶这种标签语言中的轻浮、浅薄和妄自尊大，但正是这种缺乏尊重和理解的语言，反映出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对立，在中国同样严重，甚至更严重。即便是十分严肃的学术性对话，那种认为人文研究“不是学问”，或者认为数理研究“没有价值”的偏见，也屡屡可见。重视这种对立，走出这种对立，是管理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对管理学的看法篇3

(一)易懂性工商管理知识主要是指《管理学》、《战略管理》、《营销管理》、《运营管理》、《新产品开发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等专业核心课程所包含的理论知识。一般而言，上述课程所包含的知识都较为好懂。比如，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包括五方面的要点:定额、标准化操作方法、能力与工作相适应、差别计件工资制、计划职能与执行职能分离。这五个要点都不难理解。从对本校工商管理类专业90名三年级学生的问卷调查来看，32．2%的同学认为他们自己能看懂管理类教材80%的内容;56．7%的同学能看懂50%的内容;仅有11．1%的同学认为只能看懂20%的内容。上述数据表明，工商管理知识具有易懂的特点。

(二)系统性工商管理知识的系统性是指工商管理核心课程所包含的知识内容是相互关联的。比如，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需要分析企业自身的优劣势，这要用到《营销管理》、《运营管理》、《新产品开发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等课程所包含的理论知识;做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需要了解企业的运行状况，也需要熟悉《战略管理》、《营销管理》、《运营管理》、《新产品开发管理》、《财务管理》等课程所包含的知识。从知识运用的角度来看，工商管理核心知识只有被学习者系统地内化，才能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

(三)指南性将工商管理知识与医学知识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医学知识在其已探明的领域一般可以精确到操作层面，即具体到诊疗规程。相比之下，工商管理知识不能精确到如此程度，只是指南性的。例如，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指出，管理者应制定定额、找出最佳的操作方法，至于定额是多少，最佳的操作方法是什么，都要靠管理者自己研究具体情况后得出答案。行动学习的提出者RegRevans认为管理知识不能用来解决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需要管理者洞察实际情况，摸清具体规律，然后找出对策。

二、工商管理本科教学目标

(一)知识学习与技能训练并重我国高校工商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一般表述为:“本专业培养具备经济、管理基础理论和知识，能在各类企业和事业单位及政府机关从事实际管理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上述表述强调了知识的重要性，从知识学习到知识应用的脉络十分清晰。近来，有许多学者强调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如认为工商管理教育应突出知识的应用，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能力;管理教育应以培养管理思维能力为导向，培养学生清醒、细心、透彻的思维习惯。从工商管理知识的指南性来看，工商管理知识是不能直接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因此，强调知识的学习或者知识的应用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管理技能训练应比管理知识学习更为重要。但如果工商管理教学抛开知识学习，只进行技能训练是难以想象的。行动学习理论最初将知识学习撇开，后来还是逐渐认识到了知识学习的重要性。从工商管理知识的系统性来看，工商管理知识是作为一个系统在发挥作用，零散的、没有内化的知识是不能有效指导管理实践的，否则，就会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顾此失彼等现象。

(二)以理论知识框架构建统一知识学习及技能训练既然工商管理知识是指南性的，那么，知识传授的目的就在于让大学生建立起思考管理问题的理论框架，作为管理实践的指南。管理思维的理论框架由管理的基本理念、原则以及解决管理问题的程序、方法构成。管理的基本理念、原则方面的知识收录在《管理学》教材之中。解决管理问题的程序与方法包含在《战略管理》、《营销管理》、《运营管理》、《新产品开发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等教材之中。工商管理传统教学在知识的讲解上花费了大量时间，这与工商管理知识的易懂性是相悖的。工商管理教学应在帮助大学生学习管理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大学生将管理知识整合起来，形成框架。这样既学习了知识，也训练了技能。有此技能的支撑及理论知识的指导，大学生就能很好地胜任毕业后的工作。目前，注重对所学知识进行整合的大学生还不多。问卷调查中，当问及“学完一章之后，是否对所学知识进行了总结”时，90名被调查者中回答完全没有的占7．8%，基本没有的占52．2%，偶尔做一做的占20%，基本上做了及认真做了的仅占20%。大学生平时不注重知识的总结，一方面，所学知识不能系统内化，另一方面，其概念技能也得不到经常性训练。

三、工商管理本科教学方法

(一)用案例还原工商管理知识工商管理知识来源于实践，由实践抽象而来。工商管理教学应该用案例对工商管理知识进行还原，便于大学生理解、记忆。鉴于工商管理知识大多易于理解，以教材为中心，“满堂灌”是没有意义的;另外，知识的长期记忆需要多次重复，也不可能通过一次细致的讲授就形成。讲授法目前依然是工商管理教学的主流方法，原因可能是教师已经习惯于将知识讲深、讲透，另外，还有不少学生依然期待教师将知识讲深讲透。

(二)引导大学生综合所学知识对工商管理知识进行综合，一方面，可以将工商管理知识系统化，另一方面，也利于概念技能的提升。知识的记忆及综合需要平时下功夫，学生学完一门课程的各章后如果不及时总结，对该门课程的掌握程度应该是较差的;平时不尝试对已学各门课程知识做进一步整合，系统思考管理问题的理论框架也不可能形成。从问卷调查情况来看，大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还不够好，对所学知识的信心还不足，这与没有对所学知识进行整合有关。当问及“你的专业知识是否能满足今后工作的需要”时，回答“基本不能”的高达40．4%，回答“基本能”及“完全能”的同学只占27．7%，回答“不知道”的同学占31．9%。

(三)引导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在学习一个小的知识结构之后，给学生一个案例，让他们用所学知识进行分析，以印证所学知识。如学完某一领导理论之后，可让同学们分析案例中领导者的领导风格;学习战略分析的框架之后，可让同学们分析案例中决策者的思路存在哪些问题。这样就有利于大学生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及记忆，也能使他们产生对所学知识的信心。大学生目前阅读案例的数量还是偏少的。从问卷调查情况来看，平时基本不阅读案例的占36．2%，平均每周阅读一个案例的占36．2%，每周阅读两个及以上案例的占27．6%。平时阅读案例偏少，不利于知识的记忆及理论框架的构建。目前，有少数大学生参与了大学生创业设计大赛，这非常有利于技能的培养。如果选择一学期能完成的较小问题，普遍推行，将非常有意义。从问卷调查情况来看，80．9%的大学生没有在一学期内持续思考一个管理问题的经历，这对知识整合及概念技能的提升是不利的。

对管理学的看法篇4

在科学研究中只有那些专业共同体和整个人类的知识积累都尚未解决或无法回答的疑问才算是研究问题。问题可以定义为：“某个给定过程的当前状态与智能主体（人或机器）所要求的目标状态之间存在的差距。”问题是一个反映了主客观矛盾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概念。科学研究从何开始？一直是哲学和方法论研究的一个关键主题。波普尔在《猜想和反驳》一书中总结道：“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新问题的问题。”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几乎每个公共管理理论的提出和发展，都是从特定的公共管理问题开始的。问题作为一个认识论的概念，反映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认知矛盾。虽然诸多科学家和不同流派的哲学家持有不同的方法论，但是科学史和哲学史的发展历史表明，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从方法论层面上开展对“问题”的研究，探究什么是问题、问题的重要意义、问题的结构、问题的类型。“问题”成了不同流派科学哲学家交锋对话的聚焦点，他们对问题认识的深入，逐渐形成了以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哲学分支领域“问题学”。目前“以问题为导向”进行研究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学界的共识：解决问题是公共管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核心；问题为公共管理研究定向；问题是制定公共管理研究计划的依据；问题指导公共管理研究的观察和资料的收集等等。但是公共管理问题包括哪些类型？每种类型公共管理问题对应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尚无一个完美的答案。类型学（typology），或称作分类学（taxonomy），指研究者结合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一维度的简单概念，然后由简单概念的交叉形成新的概念。本文从问题的定义———“某个给定过程的当前状态与智能主体（人或机器）所要求的目标状态之间存在的差距”———出发，根据“差距”的本质特征对问题进行类型化的划分。按照近代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Hume）揭示的事实和价值二分的原则，我们可以将问题中所含的“差距”分为“事实性差距”和“价值性差距”两个维度。可以用如下的坐标图定位公共管理问题的各种类型。（1）纵坐标所示的纯粹涉及价值差距的问题属于诠释类问题，对诠释类问题的解答，往往使用诠释主义的方法，形成诠释类知识。诠释类知识通过挖掘、阐发、建立和确证一种价值，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沟通。（2）横坐标所示的那些纯粹涉及事实差距的问题是科学发现类问题，科学发现类问题往往使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探索经验世界的状态、发展、变化，寻找经验世界中存在的联系。（3）横坐标和纵坐标构成的平面中的问题既含有价值因素又含有事实因素，可将这些问题分为技术设计类问题、批判类问题和评估类问题。

1.科学发现类问题。科学发现类问题是人类主观认知与经验事实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主观认知之间、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而引发的疑问。对科学发现类问题的回答，往往使用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框架，最终将产生对客观世界描述、解释和预测的知识。提出科学发现类问题的途径包括：寻求经验事实之间的联系和一致的解释，证实假说和现象的可靠性、寻求理论体系内部的不一致性，解答多个理论和假设的不一致性，学科理论方法的移植等。

2.技术设计类问题。“实现特定目标的最优化方案、手段和措施是什么？”属于技术设计类问题。技术设计类问题包含事实前提和价值前提两个基本因素。技术设计类研究的目的是在既有事实前提下，确定合理的价值前提；或者在既定的价值前提下，寻求实现特定价值的优化方案。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往往需要在时间（时间段、历史、现状等等）和空间（国别、地区、部门等等）中进行目标比较、约束条件比较、环境参数比较、手段比较找出当前问题的特殊性，并“有的放矢”地提出战略与政策、体制与机制、措施与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3.评估类问题。该类问题与科学发现类问题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是对事实、行为和态度的描述和解释。但不同的是，评估研究在对事实、行为和态度进行描述时，是建立在与特定标准进行比较基础上的描述和解释，比较的标准可以是客观的标准也可以是主观的标准。评估至少包括三个要素，即标准（criteria）、证据（evidence）和判断（judgment），评估类问题的本质是根据经验证据，寻求特定标准和经验证据之间的关系，并对这种关系进行评判。

4.诠释类问题。诠释类问题是阐发、确立和建构社会现象背后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诠释研究尝试回答文化、价值和精神领域的“应该怎么样”的价值问题，与人的目的、自由和人际之间的共识和规则紧密相关。公共管理领域，人们一般通过公共管理的历史诠释、文本诠释、话语诠释和行动诠释来获取诠释类问题的答案。

5.批判类问题。在批判研究者看来，现实社会并不是实证主义所谓的纯粹的经验的堆积，而是主体被“异化”的世界，需要改变客观世界，将主体从“异化”中解放出来。批评研究以矛盾的观点和辩证的观点看待和分析现实，其目的是改变世界。批判问题的提出本身具有很强的社会行动取向，批判研究本身就是改变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公共管理问题类型的划分，是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基础和公约数。

二、以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学为基础的研究方法

1.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维度。可以借鉴亚瑟·霍尔（ArthurD.Hall）提出的系统工程三维结构（时间维度、逻辑维度和知识维度）对研究的方法体系进行刻画。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时间维度即公共管理研究依次进行的过程，包括选题、文献综述、研究设计、研究实施和研究成果发表等环节。公共管理研究的逻辑维包括方法论、研究方式和研究工具三个层面。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知识维度是提出和解决公共管理问题的思维背景、认知背景和实践背景。凡是对公共管理问题解决有启发的知识都可以纳入这一维度，而不论该知识的学科界限。

2.问题是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公约数。从问题学的角度来看，在研究方法体系中，问题是连接研究逻辑维度、时间维度和知识维度的共通点。首先，不同的方法论流派对问题的性质、问题的地位、问题结构看法不同，就会形成研究过程的差异。比如：诠释主义将问题看做是意义呈现的过程，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交互作用贯穿在研究过程的始终；实证主义将问题看做是归纳和证实的过程，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中立观察是研究的起点，对结论的证实或证伪成为研究的终点；批判理性主义将问题看作是主观和客观的不一致，研究过程是始于问题，提出探索性答案，然后验证，再提出新问题的过程。其次，不同的问题类型对应不同的方法论框架。（1）对于科学发现类的公共管理问题，通常使用实证主义作为主导的研究方法论框架。（2）对于技术设计类的公共管理问题，通常运用技术设计所特有的最优化方法的逻辑，这种逻辑是“一种特别的命令逻辑。”“首先，考察满足外部环境限制的所有可能状态，然后，从此集合中找出满足目标的其它约束条件、又使效用函数最大化的特定状态。”这相当于把目标约束条件及最大化看作新的“自然法则”并把它加到其它自然法则上进行逻辑运演，运演结果中的值被看成“应当”取的值。（3）评估类公共管理问题会同时涉及价值因素和事实因素，在实际评估中，对事实和价值因素的处理方式不同会导致评估研究中实证主义、诠释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分歧。（4）诠释学、现象学、建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非实证主义方法论是解决诠释类问题的常用方法论。（5）批判类问题则主要使用批判主义、批判实在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最后，研究知识通过研究问题与研究逻辑紧密相关。研究知识只有与特定的研究问题相联系，才有可能纳入特定的研究活动。（1）背景知识驱动问题的产生，各学科知识为问题解决提供可能的答案，并促进新知识的产生。（2）既有的理论引导研究的进行。既有的理论在研究中不仅仅对问题的产生和问题的解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以理论框架、研究途径、研究范式等形式引导资料的收集、资料分析、假设检验、分析性归纳等过程。

3.以问题类型为基础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总体特色。以公共管理问题类型为基础，将问题作为沟通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公约数，这种新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具有以下特色。第一，公共管理问题形态差异决定了公共管理研究表现形态的多样性。公共管理学术、实务和咨询从本质上讲它们都是一种解答问题的活动，只是三者所解答问题的类型、问题的难度、问题的指向等方面存在差异。从难度上来讲，公共管理实务活动中的问题可以使用已有的常识，或者对已有的知识进行简单地综合就能加以解决。如果问题的难度超出了常识和已有知识简单综合的范围，那么就需要诉诸公共管理咨询或公共管理学术活动加以解决。公共管理咨询提供一个或多个可供选择的较为固定的答案，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则对问题进行探索性的回答，提供阶段性的答案。从问题类型来看，公共管理学术研究活动侧重解决科学发现类问题；公共管理实务工作者侧重解决技术设计类问题；公共管理咨询则重点阐明将公共管理一般原理转换为具体操作政策条文的基本原则。

总之，在问题解决这一点上，公共管理研究的三种形态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存在有机的联系，它们在知识生产体系中司职侧重不同，共同构成了公共管理知识深化的递进序列。第二，公共管理问题类型的划分是公共管理研究的第一步。公共管理活动中同时包含了事实因素、价值因素和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因此公共管理研究可能是科学问题亦可能是技术问题、评估问题、诠释问题和批判问题。不同问题类型在问题结构方面存在根本的差异，因此对这一问题求解的方法论框架也会存在根本的差异。如果用解决诠释类问题的方法去解决科学发现类问题，应该无法获得求解答案，因为他们的求解目标和应答域都不一样。因此，准确地定位公共管理问题类型是公共管理研究的第一步，制约着公共管理研究的方向和路径。第三，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决定了公共管理方法论的选择。研究方法论的差异是研究哲学层面的差异，不同的研究方法论以不同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为基础，不同的方法论产生不同属性的知识，不同属性的知识亦需要通过适当的方法论获得。比如要获得诠释类的公共管理知识，就需要以诠释学的方法论作为研究的哲学基础，使用现象学、人类学、民族志等质性研究方法展开研究。如果要获得规律性的实证知识，则需要使用实证主义作为研究的哲学基础，使用实验法、调查法等实证方法展开研究。如果采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去解答诠释类问题，就犯了研究问题和方法论不匹配的错误。总之，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决定了公共管理方法论的选择。第四，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决定了公共管理研究设计。公共管理问题的类型，决定了公共管理问题的结构，并进一步决定了公共管理问题的解决思路、求解路径、求解方式、求解结果以及对求解结果的评价。公共管理研究设计作为研究的蓝图和规划而言，需要对问题的结构、问题的求解和问题求解结果的评价加以详细的阐述。按照问题类型的差异，可以将公共管理研究设计分为科学发现类的研究设计、技术设计类的研究设计、评估类的研究设计、批判类的研究设计和诠释类的研究设计。

对管理学的看法篇5

很少有一本著作这样富有戏剧性。

一本管理学经典之作，却出自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之手。

马斯洛对近代管理学的贡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关于人性的分析对管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而，作为一本管理学著作，本书是不完整和不系统的，更像是“随意组合的思想片段和理念轮廓，就像画家的草稿或小提琴手的指法练习”。

在本书的开头，马斯洛评判了德鲁克的研究成果。“德鲁克凭直觉得出的关于人类本性的结论，与第三势力心理学家们所持的观点相似，但他对科学心理学、临床心理学或职业社会心理学等一无所知”。这样的评价让德鲁克忿忿不平，他指责马斯洛贬低了他的权威地位，两位学术巨人之间的争论也因此闹得沸沸扬扬。

在这场争论中，马斯洛抓住了德鲁克学说的软肋――永远不缺乏吸引人的结论，却缺少严谨的论证过程。

毫无疑问，德鲁克无疑是个出色的表达者，读他的书是一种享受，力透纸背的语言和深刻的洞察力让人享受着透彻心扉的。

然而在马斯洛看来，这些是不够的。“科学心理学中有丰富而宝贵的数据资源，我猜测德鲁克及其同僚只是粗略浏览了一下科学心理学的内容，就不假思索地将其忽略了。问题在于，他们在抛弃心理学中一些糟粕的同时，把不少精华也扔掉了。”

在这一点上，马斯洛是非常谨慎的。他认为，由于对所需要掌握的关键信息还“一无所知”，很多假设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明，自己倡导的开明管理只能称之为“科学事实”。

此外，马斯洛还担心他的研究结论被人轻易接受。他说：“我们必须强调进行更多研究的必要性。”很显然，马斯洛并不希望有众多盲目的追随者，而是希望建立一门严谨的学科。

谨慎的马斯洛仍然忽略了一点：管理学不仅仅是科学，还是一门“实践着的艺术”，既需要严谨的科学家，也需要具有超常直觉的大师充当先知。

尽管马斯洛并不欣赏德鲁克的治学理念，但在本质上，马斯洛与德鲁克并无矛盾：两人都是人性的守护者，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将人从机械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强调人是管理最重要的对象，纵使工业文明高度发达，人性也不应被泯灭。

《马斯洛论管理》不仅是管理思想史上的里程碑，它对于我们今天的管理现实，也有着巨大的意义。

马斯洛很早就发现研究工作生涯中的人的重要性，因为人的一生差不多有一半时间是在盈利或非盈利组织中度过的。而这些时间，在相当程度上关系着人们是否有幸福感。然而现实却令人失望，马斯洛认为“99％的美国人是在管理最差劲的公司度过了他们的有生之年”。

今天的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周围总是充斥着痛苦、抱怨、怀疑，而缺少快乐、感激、坚定。人们加入组织只是为了谋生，人生似乎只是从一个痛苦到另一个痛苦。

马斯洛认为这一切的根源在于，我们对人性的错误认识。我们认为人是懒惰的，于是引诱、惩罚：我们认为人是虚伪的，于是监视、怀疑i我们认为人是没有追求的，所以我们从不认为人和组织能够真的一起成长。

在这样的看法之下，人们会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组织内个体的健康。于是，我们在很多所谓“成功”的企业内部听到的是人们的抱怨声，看到的是人们麻木疲惫的表情；在这样的企业里，员工们每天都在去与留的困惑中挣扎，人心浮动人才流失；在这样的企业里，人们一边端起碗来吃饭，一边放下碗来骂娘。

尽管这些组织还在运转，还在创造着经济效益，却产生了心理不健康的员工。这显然与马斯洛追求人类幸福的宗旨相违背。于是他从心理学的视角，试着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恰恰因为他的“不专业”，帮助他发现了别样的风景。虽然他的观点略显幼稚，却不乏活跃的思维和精深的思想。

《马斯洛论管理》带给我们的不是具体而微的管理方法和工具，而是一种心灵上的净化和升华，这一点对于今天的管理者似乎更有现实意义。他们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各种看似美妙的方法，却并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为什么我们试图解决组织与人的矛盾，而矛盾却越积越深；为什么我们希望员工对组织的忠诚，而员工与组织却日益疏离。是人类自私的本性造成这种局面，还是我们对人性错误的看法带来的恶果?

事实上，我们越是溺陷于各种“先进”的管理理论，就越是远离管理的本源，因为是管理者和管理的对象决定管理的方法和理论。中国的管理现实不缺乏理论、模型、工具，缺乏的是对人性坚定的看法。

对管理学的看法篇6

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不少有关高等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纠纷。两者矛盾激化到通过诉讼途径来解决的也为数不少。该类案件引起了法学界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强烈反响。为此笔者拟从宏观层面，对该类法律问题作一探究。

高校和学生之间存在着行政法律关系 行政法律关系是指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发生的受行政法律规范调整的行政管理和监督行政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行政法律关系所表现的特征就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下列权利：（一）按照规章自主管理；（二）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三）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四）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五）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八条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授予；授予学位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及其可以授予学位的学科名单，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经国务院批准公布。”

由此不难看出，我国的教育法和学位条例通过法律授权的方式，明确规定了学校对学生具有的行政管理权。这样，高等学校就属于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高等学校在学籍管理、学位的授予等方面和学生之间就形成了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即行政法律关系。在法国、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早在19世纪就把国立高等学校界定为行政组织的一种，称之为“公务法人”或“公共机构”。日本法则称之为“公共营造物”或“公共设施”。从组织性质上看，这些国家都将国立高等学校定位为行使一定公权力的行政主体，也就是说，高等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或服务是基于国家的公权力，两者之间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

高校和学生之间的行政法律纠纷的类型 如前所述，不管是我国现有法律的规定，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成文法和判例中都表明了高等学校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是一种特别权力关系。这种特别权力关系、或称公权力关系不同于普通的民事关系，也不同于我国目前的行政机关或其他事业单位与其公务员之间的关系。因为，在高等学校和学生之间存在着浓厚的权力色彩，而不是权利色彩。而正是这种权力色彩的原因，高等学校才可以对学生进行管理、命令，进而形成了命令与服从的特别不对等的关系。

正是这种不对等的法律关系造成了学校和学生之间近年来发生许多法律纠纷。这些纠纷包括招生许可，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授予，本科、研究生毕业证的颁发，退学或开除的决定等众多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通常意义上的分类，我们可以看出它包括学校的进口、学校的日常管理和学校出口三个方面。而从教育行政权的角度看，高等学校这种权力又可分为招生权、许可权和行政决定权。而在行政诉讼实践中，纠纷发生最多的主要集中在学位证、毕业证许可权和学籍管理权两个方面。

在德国，公立学校和学生之间的纠纷涉及面更广。理论界则专门区分了这种特定的公权力关系。一种是把特别权力关系分为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并认为涉及到基础关系的决定，如学生身份资格的取得、丧失和降级等决定，可以通过行政诉讼解决。而管理关系如学生的服装、仪表、作息时间、宿舍的管理等规定则不视为行政行为，而是内部的自律行为，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也不必遵守严格的法律保留原则。另一种是把特别权力关系区分为重要性关系和非重要性关系。即只要涉及到公民基本权利的事项均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有关学位证和毕业证纠纷的解决现状及思路 有关学位证和毕业证的许可案件，近年来屡有发生。特别是1999年发生的刘燕文状告北京大学拒绝颁发博士毕业证、学位证一案更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从我国现有的教育行政法律法规或规章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普通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管理暂行规定》和《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等的有关条款明确规定了有关学位证、毕业证的案件，可以直接以法律法规授权组织——高等学校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

从我国的司法实践看，针对这类案件，学生可以直接以高校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就是这样直接受理了刘燕文状告北京大学要求颁发毕业证、学位证一案。不过海淀区人民法院在审理该案时，则是将该案一分为二：即一案为原告刘燕文，被告北京大学，案由为刘燕文请求北京大学颁发博士毕业证；另一案为原告刘燕文，被告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案由为刘燕文不服北京大学学位委员会不予批准授予其博士学位。在案件的审理中，法院主要审查高校或学位委员会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或者具体说侧重审查其具体行政行为程序的合法性。

但是，也有一些法院和一些学者对此类案件提出不同看法。首先，他们否认高等学校是适格的被告，认为高校不是行政机关，因此不符合行政诉讼的被告条件；其次，他们认为学位证、毕业证是一个学术的问题，不是行政权的问题，所以不能由司法权来审查，否则就干预了学术自由等等。笔者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学位证、毕业证的获取是受教育权的重要表现，对这种权利的非法剥夺将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而在高校内部或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内部来解决，是对学生权利的一种漠视，同时也是不公正的。为此，笔者认为必须有司法的救济途径，才能保证学生合法权利的顺利实现。具体说来，不管是学位证还是毕业证的纠纷，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法学理论都清楚地表明了，学生完全可以以高校为被告直接提起行政诉讼（而不是以高校的学术委员会，因为该委员会不具有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人民法院也完全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审理。

有关学籍管理纠纷的解决现状及思路 高校和学生之间学籍管理方面的法律纠纷主要表现为：学校因各种原因对学生作出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的处理决定，直接剥夺了学生的受教育的权利。这类案件近年来也时有发生。而从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四十二条中规定受教育者有权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也就是说，关于学籍管理方面的纠纷的法律救济教育法作了明确的规定。而在司法实践中，众多的法院也正是依据这一条的规定，对学生因为学籍管理方面的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的处理决定而直接起诉高等学校的不予受理，而是告知学生只能向学校的主管行政部门提起申诉。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申诉部门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起行政复议，或以申诉部门为被告、以高等学校为第三人提起行政诉讼。上述案例中，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受理的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生韩某状告财科研究所勒令退学案就属于此类。而西南某大学生李某直接以母校为被告提起不服该校行政开除其学籍的行政诉讼，则被人民法院告之该案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也属于该类型案件。

稍作分析，不难看出目前司法实践中对学籍管理纠纷的解决出现的两难困境：即对学生的处理决定权实际上掌握在高等学校手里，而一旦通过申诉后提起行政诉讼，被告并不是高校，而是申诉机关，高校只是第三人。这样，法院在审理时，当然只能审查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不会审查高校行为。实质的问题并不在于申诉机关的行为，况且申诉机关的行为不管从主体、内容、程序永远不会有问题，所以，这样学生起诉高校的学籍管理就变成了学生告主管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这种情况下，谁胜谁负自然一目了然。

对管理学的看法篇7

关键词：管理会计；运用；变革

审视管理会计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二十年来的进展，不难发现其应用效果远远落后于其理论预期。问题的症结在哪里？这种现象已引起会计理论研究工作者和会计实务工作者的极大困惑。究竟是理论上的扭曲？或是实践上的失灵？还是认识上的模糊？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本文在对管理会计现状的考察基础上，阐述以下两个评价。

一、对管理会计在实践中运用的基本评价

（一）管理会计在实践中的运用状况。多年来，管理会计理论在我国的实际应用情况并不理想。从应用的内容上看，处于零星分散状态，彼此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尚未形成一整套真正意义上的管理会计应用体系。从应用效果来看，管理会计在企业的实际作用很不明显，没有真正解决企业改善管理所急需解决的问题，这样企业也就缺乏应用管理会计的意愿和要求。

（二）管理会计在实践中失灵的成因。管理会计在实践中难以得到广泛应用，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在会计组织机构设置中，由于管理会计的职能部门和专职人员缺位难以组织运作，同时它自身既定的作用，形成有它无它无所谓这样恶性循环；二是在管理会计提供的方法中，其抽象的数量模型反映不了客观实际的需要，方法抽象基本资料难以筹集，这是由于其理论体系不完善而造成的。

首先，会计工作与审计工作、统计工作一样，是一项应用性很强的工作，其业务活动的开展，必须有专门的责任机构和责任人员承担，才能卓有成效地开展业务活动，财务会计工作就是如此。目前在企业中，财会、统计、审计都有实实在在的职能机构和专职人员。但是纵观管理会计的机构设置和专职人员的情况，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全国几乎还没有一家企业能这样做，这表明我国对管理会计业务活动的开展在企业中还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其次，管理会计在实践中不能得到发挥，不被人们所重视，还由于其抽象数量模型方法所造成的。抽象数量模型方法适于做一般性的分析，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而不是具体的运用，特别是解决经济活动中的某一具体问题，单纯用数量模型的方法去解决是注定要失败的，需要结合经验方法，更需要善于观察思考的方法，但是现实中的人们经常采取“机械主义”和“拿来思想”，照套公式，照填数据，歪曲了数量经济模型的本来用意。数量模型对纯经济学这样抽象的理论学科来说，使抽象的内容直观了，确实是一种进步，而对管理会计这样具体的应用学科来说，使明确的事物变抽象了，确实是一种退步。

二、对管理会计理论价值的基本评价

（一）管理会计过高的科学地位，使其失去信任。管理会计从其会计学科地位上看，它是不能与财务会计相提并论，而去占有现代会计两大领域其中之一的。从某些层面看，管理会计的失败，其中一点就是过度拔高了其学科地位，从而失去了人们的信任而导致运用的失败。

（二）管理会计的内容体系不系统。管理会计从其内容体系上看，部分内容脱离了“成本”这一主导线，从而使其内容体系显得很不系统。管理会计的根是“成本”，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决策成本。它主要是企业管理当局作决策时需要考虑的成本。企业在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投资活动、融资活动时，都需要对不同的方案进行比较、选择，然后从中选出可行的或者最优的方案来具体实施。在对不同方案进行财务比较、选择的时候，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看不同的方案成本的大小，这里的成本就是决策成本。二是控制成本。在控制阶段，会计人员不仅要参与预算指标和标准成本的制订，更要利用其掌握的成本信息优势，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全过程控制。管理会计所应用的控制成本，其核心是预算成本和标准成本。

三是责任成本。企业各种活动的结果既要通过其所取得的收入来反映，也要通过其所花费的成本来考核。为了有效评价各管理层的经营业绩，需要对发生的各项费用进行考核。按照、“谁负责，谁承担责任”的原则来考核，其考核的依据就是各管理层的责任成本。责任成本的核心是可控成本。但是目前在大家认可的体系中，硬要把属于财务管理内容的全面预算等内容穿去，从而在内容体系上显得很杂乱，并且模糊了管理会计的本质属性，造成了思想上一定程度的混乱。

（三）管理会计没有形成独特的方法论。管理会计从其方法论体系上看，它并没有形成独特的方法论。管理会计吸纳了统计学方法、经济学方法、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方法，但它没有像统计学那样由统计调查、整理、分析组成系统方法论体系，也没有像管理学那样对预测、计划、控制等方法论作出科学解释，更没有像会计学所形成的划分科目、填制凭证、登记入账、试算平衡、编制报表这样严密紧凑的方法体系，更不用说会计学独特的复式记账方法所组成的平衡关系。管理会计中由于没有“会计”特有的方法，而在已有的方法中又显得杂乱无章，没有普遍推广的价值，所以说它在方法论上也是不成功的。

三、管理会计的变革

管理会计的现状已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的极大忧虑，它将如何发展也引起了理论工作者和业务工作者的极大关注。因此在基于以上两个评价的基础上，重点解决以下四个方面问题，探索比较可行的出路。

（一）在研究方法上要注重采用实证研究方法，要理论联系实际。管理会计能否在实践中得到有效的推广和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及时地将实践中的成功经验进行归纳、总结、整理、推广，形成示范效应。及时总结我国开展管理会计的典型案例和成功经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成果，以全面推进企业的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内容上重新整合。在我国，成本会计与管理会计是两门并行的学科。将成本会计与管理会计割裂开来，管理会计的定位就很难。可以将成本会计和管理会计合并成一门成本管理会计，其研究的对象是成本的核算、规划和控制，研究的内容是原有成本会计的内容加上管理会计中与成本管理相关的内容，如成本性态分析、变动成本法、成本预测、成本决策、标准成本、责任成本等内容。

（三）提高队伍素质。提高会计人员素质，造就一支专业的管理会计师队伍。

对管理学的看法篇8

战略管理会计概念在1981年由Simmonds首次提出后，就迅速且持续地成为管理会计领域的研究热点。上世纪80年代初，企业开始重视战略管理，而且有迈克尔•波特的经典之作《竞争战略》和《竞争优势》提供的强大理论为发展基础；但另一方面，正如Johnson和Kaplan在《相关性遗失：管理会计的兴衰》中揭示的那样，传统管理会计无力为战略管理提供及时、相关的信息。SMA就这样生逢其时地诞生了，并被寄予了成为管理会计救星、构筑起现代管理会计大厦的厚望；管理会计类顶级期刊《ManagementAccountingResearch》还在1996年和2011年以专辑形式讨论了SMA。SMA的理论发展也产生了两个影响深远的研究方向：Bromiwich和Bhimani为代表的SMA以及以Shank和Govindarajan为代表的战略成本管理（SCM）。

（一）战略管理会计理应受到实务界关注首先，企业对战略管理具有持续兴趣，且企业面临着比过去更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这些都决定了需要更多的竞争对手信息、战略实施信息、顾客价值主张信息、宏观环境变化信息等；其次，SMA的某些方法，如作业成本法（ABC）、目标成本法、竞争对手分析法、生命周期成本法、产品属性成本法等已经相当成熟，它们逻辑清晰，基本原理简单；再次，会计人员特别是管理会计人员具有职业压力，如果他们不主动提供战略管理类信息，其他职能部门就会自动填补此缺口。

（二）战略管理会计的实际实施情况低于预期大量调查表明，SMA的采纳及实施状况均低于预期。最早的调查始于美国国家会计师协会和CAM-Ⅰ资助项目形成的系列文章。其中，1987年的调查表明，尽管企业已经广泛采用了先进的制造技术，却较少采用“先进”的管理会计技术；1991年对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调查显示，有67%的企业依然使用标准成本法，62%的企业仍使用直接人工分配制造费用。而Lord（1996）对新西兰公司的案例研究证明，虽然SMA的特征（收集竞争对手信息、探索降低成本的机会、使会计中心与战略定位相匹配）在企业中已经以不同形成显现，但管理会计人员并没有参与这些活动。Guilding等（2000）对12种SMA方法在英、美、新西兰公司的使用情况的调查表明，大多数方法并未广泛应用，并且能够准确理解SMA这个词的实践者也很少；这一结论在Roslender和Har（t2003）对10家公司的案例研究中再度确证。Gosselin（2007）梳理了1477篇涉及作业成本法（ABC）的论文后发现，ABC在全球的采用率极低，其中绝大多数公司从未考虑过使用它，即使一些在1990年代采用了的企业也开始放弃使用。国内学者熊焰韧、苏文兵（2008）对先进管理会计方法在中国应用状况的调查同样表明，战略成本管理的运用相当有限，采用ABC的企业也不多见。上述两个方面单独看毫无问题，但放在一起就出现了矛盾和冲突，由此就形成了“谜”。

二、战略管理会计之谜的两种解释

使用市场营销学的概念，可将SMA理论或知识看做是产品，研究者为产品供给方，实践者是产品需求方。进而，可以将成谜的原因归咎于实践者的观点称为“有效需求不足论”，将其原因归于研究者的观点则称为“有效供给不足论”。

（一）有效需求不足论

这种观点认为出现SMA之谜的根本原因是，实践者的环境或能力没有产生足够的动力推动其实施这一先进的管理会计方法。具体原因有：（1）实施萨班斯法案后，企业迫于向资本市场提供季度利润报告这一“约束性”规定，于是公司高管更重视财务会计，会计部门的主要精力也耗费其间，企业对于SMA缺乏热情和实施压力（Shank，2007）。（2）公司高管目光短浅，没有看到管理会计过分依赖财务会计带来的会计信息短期导向和内向性问题（Bromiwich&Bhimani，1994）；同时也可能低估了ABC、目标成本法这类SMA方法的潜力（Ansari，2007）。（3）会计人员无力学会SMA的新技能，这些知识对于他们来说太超前了，他们对待的办法就是“聪明地和积极地不予学习”（Cooper，1996）。

（二）有效供给不足论

与前一种看法相反“，有效供给不足论”认为产生SMA之谜的主要原因是研究者提供的理论有问题。（1）SMA理论本身不“够好”。首先，尽管历经了30年的积极发展，但SMA至今仍无一致定义、内容分散且杂乱、研究对象不明确、研究边界散漫、重点不显（Coad，1996），属于典型的“前范式”学科。其次，从研究内容看，SMA混杂了战略管理、管理会计和市场营销三个领域的知识（Lord，1996；Roslender&Hart，2003），却没有一块自己专属的研究内容。再次，从SMA所用方法看，尽管Guilding等（2001）总结出16种SMA“专属”方法，Simon&Guilding（2008）进一步归为五大类方法，国内一些学者还将预警管理、标杆管理、全面质量管理（TQM）等收归囊中，但将质量成本法、价值链成本法、品牌估价法、标杆管理、TQM、平衡计分卡等方法也纳入其中就显得勉强。（2）SMA的理论发展与实践需求脱节。一方面，SMA中最成功的方法在实践中用不上，如用竞争对手会计收集的信息存在大量估计和推算，很难作为决策依据，且收集这些信息的成本也可能超过其价值；即使要收集这些信息，不用管理会计人员的帮助，现有的市场营销部门也能有效完成（Lord，1996）。因此，就出现了在最应当实施SMA方法的公司却看不到任何实施现迹象（J覿rvenp覿覿，2001）。另一方面，公司需求的SMA方法却提供不足，如，战略管理包括了两类同等重要的战略———竞争层次战略和公司层次战略，但现有方法主要为竞争层次战略服务，极少开发服务于公司层次战略的SMA方法；也鲜有如何协同其他职能部门实施公司战略的方法，只Roslender和Hart近年来提出过战略营销管理会计。

三、基于创新属性理论的原因分析

从归因理论角度看，有效需求不足论归因于外部因素，彰显了消极逃避的成分，而有效供给不足论归因于内部因素，彰显了积极态势。笔者认同有效供给不足论，但还可以进一步推进。这是因为，有效供给不足论暗含了一个假设，认为只要是好的理论就一定是实践者乐于接受的理论，类似于市场营销学中的产品导向观———“消费者最喜欢高质量的、多功能的和具有某些特色的产品”。事实证明恰恰相反，即只有用户喜爱的产品（实践者乐于接受的理论）才是好的产品（好的理论）。因此，有必要从SMA实践者角度而不是从理论提供者角度分析理论是否容易扩散（实践）的问题。而在研究创新扩散方面，创新扩散管理大师E•M.罗杰斯（Rogers）提出的创新属性理论最具权威性。

（一）创新属性理论概述

Rogers认为，创新是指相对于实施者而言具有新颖性的方法。创新扩散是指创新通过一段时间，经由特定渠道在某一社会系统成员中传播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了创新、传播渠道、时间和社会系统四个主要因素。基于不同学科的创新扩散研究发现，如果将代表时间因素的指标———创新采纳速度（某系统中采纳某种创新的人数达到一个百分比所用的时间）作为因变量，将其余三个因素作为自变量，它们之间就存在着强度不同的相关关系，其中代表创新因素的指标———创新属性对创新采纳速度的解释力最强，也最明确，可以达到49%-87%。创新属性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五方面：相对优势、相容性、复杂性、可试验性和可观察性。这些具体属性的含义及其对创新采纳速度的影响见表1，它们构成了创新属性理论的主要内容，使用它们即可对SMA之谜做进一步分析。

（二）基于创新属性理论进行解谜

（1）相对优势。SMA是否具有相对优势体现在两方面：在实践者角度看来是否具有优势，以及相对于拟替代的方法而言是否具有优势，即在实践者看来能否在符合成本效益原则下产生更多的决策有用性，如更正确、更准确、更及时、更简单、更方便等。从这两方面看，SMA的相对优势并未显现出来。如，ABC是SMA方法中影响力最大的方法之一，也一度成为管理咨询公司极力推荐的“先进”管理会计方法，但却没有一个咨询公司自己采用ABC，而日本公司根本就不实施这一宣称可以帮助公司获得更多竞争优势的理论（Horngren，1995）。笔者曾向多位国内实践者调查，结果都认为，如果要使用ABC替代现有成本会计系统，综合来看它并不具备必然优势。（2）相容性。除表1内容外，相容性还包括实施新方法与企业采用的战略类型、配套条件、现存制度特别是业绩评价制度之间等存在的冲突程度。如，Guilding（1999）调查表明，只有战略使命是追求市场份额以及采用开拓性战略类型的公司才更愿意使用竞争对手会计，即只有当战略使命及战略类型与竞争对手会计相容时企业才会采用这一方法；同样，只有当现有信息系统可以提供实施ABC所需要的数据时，ABC才可能实施；此外，许多SMA方法的实施都要求公司的管理风格是强调愿景、交流、参与、员工积极性和创新性，而不是传统型组织的命令式或控制式组织文化。这些都形成了与实施SMA方法不相容的背景。（3）复杂性。复杂性也是相对的，尽管一些SMA方法可能比某些既有方法更简单，但在当事人看来，既有方法在长期使用后就不复杂了，而新方法需要重新学习，如果实施新方法会导致掌握原有方法者的现有地位下降，那么新方法也会显得复杂。如，实施ABC的作业数量是模型目的、企业大小和业务复杂程度的函数，即使在一个小企业，作业数量也在30个以上，当企业有5种资源和20个成本核算对象时，会计人员要输入的数据就有3000（5×30×20）个；为了更准确地计算成本，还需要按照各种动因收集资料，访谈相关人员，调查资源使用过程，这个每月一次的过程既费时又费钱；如果这样做，就意味着会计人员原有的专有技能不再有用，而在掌握新技能上他们未必比其他职能部门的人有信心。因此，在会计人员看来，ABC的复杂性就十分明显，也正是如此，ABC的创始人之一Kaplan才会在ABC的基础上推出更简单的时间驱动作业成本法（TDABC）。（4）可试验性。在一种新方法推广的早期，方法本身具有可试验性尤为重要，而试验的基本目的之一就是要看到新方法能够迅速展现的效果，效果愈早显现或愈明显，则新方法被推广的可能性就愈大。一般地，先进的制造技术能够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如效率提高、质量提升、用料用工的节约等，但SMA方法却总是先作用于人员，再通过人员工作质量的改善间接产生效果的，因此难以出现新制造技术的效应，而某些方法如ABC在实施初期还存在一个熟悉过程和磨合阶段，此时可能会出现效果不如原有方法的情况。此外，一种SMA方法的实施必然要求有配套支持条件，这也加大了试验难度。（5）可观察性。对于后期实施者来说，能够从前期实施者那里看到积极实施效果，甚至只是从标杆企业那里看到了实施行动，都有助于它们尝试这些新方法。但SMA在这方面的表现并不如意。一方面，SMA经过了30年的发展，却依然只是在会计学领域具有影响，研究者依然只有本学科的圈内人士，研究成果依然在会计学尤其是管理会计学领域的期刊上发表，管理学或者更为广泛的社会科学领域依然没有予以关注，实践者对于SMA的知晓程度依然不高（张朝宓、熊焰韧，2006）。另一方面，除目标成本法、ABC外，成功实施SMA方法的标杆企业并不多，即使是实施了的企业，其实施功效及其做法等也没有获得广泛宣传，从而导致了这些方法的可观察性受到一定影响。

四、结论

SMA理论的有效供给不足可以借助于创新属性理论进行具体分析，而这种分析对于研究者未来工作思路具有一定启发作用。

（一）理论研究或理论开发必须与实践问题相联系只有与实务界进行充分交流、联系，才可能知道他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最能够接受的理论是什么，最新的创新实践是什么，这样才可能从实践中提炼出实务界欢迎的理论，或者是真正解决问题的理论或方法。同时，依据与实务界人士的接触，可以学会许多实施理论的技艺，这又可以反过来改进理论。著名会计学家Kaplan是ABC和平衡计分卡两项管理会计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他将自己的研究方法总结为“创新行动研究循环法”（1993），包括了观察和总结实践中的创新活动-讲授和宣传创新做法-撰文立说-在新组织中实施从创新活动中提炼的理论-再观察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与发展……其基本经验之一如其所言“，实践问题是管理会计理论研究取之不竭的源泉”。

（二）理论研究除了开发创新性的理论外，还有其他多项“扫尾”工作可做要让理论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做好这些“次要”的后续研究工作与开发理论本身同等重要，具体工作至少包括：如何让实践者感知到某一理论相对于其原有理论或方法的先进性，如何对理论进行简化并形成不同版本以便能够让不同的组织方便理解和使用，如何对理论的实施阶段进行设计以便在不同阶段都能产生积极效果，如何确定理论的实施边界并提示实践者注意这些边界，如何对成功实施者进行宣传、案例研究等。

（三）SMA的发展之路是要走出管理会计的圈子，成为战略管理学或管理学关注的热点长期以来，SMA发展的立足点就是帮助管理会计人员重新夺回在组织中的中心地位，因此形成的观点、思路就是一种唯会计而会计的视角，这些知识“产品”的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从而落入了孤芳自赏的封闭循环圈中。这方面应该借鉴平衡计分卡的发展经验。平衡计分卡的发展历程只有20年，起初是作为一种业绩评价方法出现的，随后发展为一种连接战略和管理与日常工作的纽带，然后衍生为协同战略制定与实施的工具，再形成一种联系战略与运营的六步骤闭环管理体系。每向前跨越一步，它都会让不同管理领域的学者和实践者不自觉地参与其中，无论是赞誉抑或是质疑，都能促进它获得更多关注、更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