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的民俗文化范文

土家族的民俗文化篇1

关键词：土家族；婚俗仪式；音乐特色

土家族的婚俗仪式一直沿用至今，这种极具典型的婚俗仪式音乐文化蕴含了土家族的文化内涵，同时，在一些形式上也与其他民族有着不同，土家族婚俗仪式音乐早已成为土家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文化。在土家族婚俗仪式音乐中，最主要的是有哭嫁歌和土家族打溜子（仪式伴奏乐）。以这两种音乐为例，对土家族婚俗仪式音乐的内容、音乐特色及意义进行深入研究。

1 土家族婚俗音乐的内容

哭嫁歌是土家族的婚俗民歌，一般在姑娘出嫁前一个月都要以唱哭嫁歌来表示对于亲人的眷恋、思念之情，同时，还包含自己对于命运的复杂情感，依照风俗习惯，姑娘要哭唱七天到半个月，甚至是哭唱一个月。哭嫁歌的歌词较短，内容精炼且充满生活气息、简单明了。哭嫁歌的哭唱对象因地域情况的不同而不一样，哭唱内容也十分具有特色，如女哭娘、娘哭女、妹哭姐、姐哭妹等。土家族哭嫁歌一般是即兴哭唱，见谁哭谁，哭词也有不同之处，哭的有曲有调、抑扬顿挫，是一门哭唱结合的艺术。由此，可以看出哭嫁歌是土家族妇女集体所创，是土家族一种文化形式。由于哭嫁歌广泛的内容，使得姑娘们在哭嫁时不受拘束，勇敢的表达自己的个性、情感。将新嫁娘所有的喜怒哀乐各种情感都表达出来，看到出嫁女儿的内心世界。

土家族打溜子既可以用在婚俗仪式上，也可以用在喜庆的节日，通常是表达贺喜作乐，送报平安、祝寿迎嫁的。它是一种土家人喜爱的民族打击乐的形式，是土家族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打溜子是土家族婚嫁、寿宴的主要表现形式，尤其是在传统节日上更加离不开土家族的打溜子。通常情况是三、四个人合作演奏，吹打结合，为这重要的日子再添上一分喜庆。土家族打溜子还有一些别称，如打响器、家伙哈以及打挤拍，这也是土家族广为流传民间器乐合奏，它的历史悠久，其内容主要表现自然生活。每当有喜庆节日、迎娶及庆丰收时，土家族都会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他们的喜悦之情。土家族打溜子已经成为我国著名的民族打击乐之一，并且走出国门受到多个国家的欢迎，也到美国、俄罗斯等国进行表演。

2 土家族婚俗仪式音乐特色

哭嫁歌的内容丰富、结构完整、演唱方式多变，具有其自己的音乐特色，在形式上说，它是声乐套曲，演唱时有序曲、有高潮还有尾声，其风格主要是哭、唱、语，唱者逢唱必哭，哭到悲伤之处，用带着语言声调的歌声哭唱自身苦恼，表达哭唱歌独有的音乐特色。

首先，喜当悲歌。哭嫁歌里主要突出一个哭字，哭父母、哭姐妹，“骂”媒婆、哭出门、哭上轿等新娘哭嫁的过程，通过哭唱塑造土家族姑娘的典型形象。一般哭唱的人都用真嗓子哭唱，以哭代歌，在唱哭嫁歌时，要注意掌握哭唱中的抖音、叹句等，这早已成为哭嫁歌的主要音乐特色。哭嫁歌一般是边诉边唱，在哭嫁过程中也会出现单唱、对唱或合唱等，通常是坐着唱哭嫁歌，其与别的民歌区别就是在对唱时，除少部分时候是一人先唱，唱毕再由另外人接唱之外，大部分的对唱部是轮唱方式。

其次，独特的节拍韵律。哭嫁歌是边哭边唱。将喜悦伤感集合一体通过哭唱表达出来。它不是单一的诉说、哭泣，将其配上美丽的节拍旋律。在哭嫁歌演唱时，都是规律的歌节与唱词结构。通常都是旋律跟着唱词的内容不断重复。

最后，哭嫁歌有传统的唱词，但是也可以随性创作，具有演唱的灵活性。开始时，一般都在用土家语唱哭嫁歌，其音调较浓，后来逐渐加入了汉语，将二者结合，使得哭嫁歌句式更加自由多变、长短不一、注重文采、语言明快、语调多样繁琐。哭嫁歌有其独特的结构，在唱之前要先称呼对方，然后才唱词内容，一般都是以待嫁者、送嫁者的心情感怀为内容，以感叹作为结束，土家族的哭嫁歌的内容结构和婚礼仪式是同步的，以哭开声点名出嫁主题，这也标志土家族特有的婚礼开始了。哭嫁歌就好像一部叙事诗，从以哭开声表示婚礼开始，到“骂”媒人，再到哭父母、哭哥嫂、哭姐妹，最后哭穿露水衣、哭上轿等，至新娘出门哭嫁结束，也标志整个婚礼即将结束。

打溜子是土家族逢年过节、祝寿、嫁娶等喜庆节日经常演奏的民间器乐，打溜子在走法伤句句相溜，形成规律，故而得名。其中的著名的有《画眉跳枝》、《燕子拍翅》等都很有特色。首先打溜子最显著的就是其节奏灵活多变。主要有一拍一击、一拍二击等等。其次，土家族曲牌主要有头子、桥子、溜子、尾子几部分构成，其结构严谨完整。最后，打溜子具有独特的演奏方法，在传统的枪击、闷击的打法上创新闭钹、擦钹、柔钹等新的演奏手法，通过其多重打击手法，将感情淋漓禁止的表现出来。

总的说来，土家族婚俗仪式音乐重要就是哭嫁歌和打溜子，他们尤其自己的独特音乐特色，哭嫁歌主要是喜当悲歌、旋律独特的特点打溜子则是节奏多变、结构严谨、演奏独特的特点。

3 土家族婚俗仪式音乐特色研究的意义

（1）对于世人正确的了解土家族十分有利。土家族是一支历史悠远的少数民族，它位于湖南、湖北、重庆、贵州毗邻的地带。土家族姑娘在出嫁前几天都要唱哭嫁歌，成为哭嫁。用哭唱的方式迎接这一喜庆的日子。哭嫁一直贯穿于整个婚礼，哭的同时用乐器打溜子伴奏，充分表现土家族土特的婚嫁习俗以及其音乐特色。土家族的婚嫁有自己的民族特点，至今仍保持这一鲜明特点。像是哭嫁、背新娘上花轿、拜堂等等都显示出土家族婚姻的抒情诗。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以及艺术魅力。打溜子作为民间艺术极具民族特色是土家族特有的文化。

（2）对开发民族民间音乐的旅游项目十分有利。民族旅游作为少数名族最具卖点的旅游形式在旅游业的发展下越来越火爆。土家族婚俗仪式又是民族旅游发展的一个核心，它的哭嫁歌和打溜子展示了土家族的独特音乐特色。用适当的形式将土家族婚俗引入进来，吸引了大量的旅游者使得民族旅游得到了开发，也为土家族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

（3）对于土家族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十分有利。土家族婚俗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目前情况来看，土家族婚俗音乐只是老辈人们的音乐，在新形势下，年轻人已经把土家族这一传统文化给丢弃了，这使得土家族宝贵的遗产已逐渐消失，所以，为了保证这些传统文化，我们也要注重对土家族这种婚俗音乐的保护。因为，如果随意的丢弃这一文化，它的形式。内容就会被人遗忘，使得整个文化消失。从某一程度来说，这不是个人就能做到保护这一文化遗产的，它是社会工程，我们想要加强对于这种文化的保护，就必须加强当地居民的自身权益和民主意识，从保护婚俗文化的发源地开始，注意土家族婚俗旅游文化的保护开发保护，使得土家族婚俗文化大放异彩。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关于土家族婚俗仪式音乐特色的研究还没与结束，这里只是以其中的两种方式做了简单的阐述，使得土家族这一文化特质得到更好的文化传承。

参考文献：

[1] 田丛海.土家族哭嫁歌[J].中国民族博览，2000（01）.

土家族的民俗文化篇2

关键词：孙健忠 土家族 文化意识 民族特质

作为同时享有“土家族文人文学的奠基者”[1]和“当代土家族小说的奠基人”[2]（P513）之称号的当代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孙健忠，对土家族文学以及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贡献无疑是卓著和突出的。半个世纪以来，孙健忠出版了《娜珠》《五台山传奇》《甜甜的刺莓》《乡愁》《醉乡》《死街》《猖鬼》《魔幻湘西》等十余部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集，并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重要文学奖项，其创作影响和文学声望不容忽视。孙健忠的小说创作充满浓郁的土家族气息和民族风味，“第一次把不大为人所知的土家族生活和文化整体比较全面地带进中国文坛，填补了土家族书面文学的空白”[1]，勾勒描绘了土家族历史社会发展的全景图，彰显出作家强烈的民族使命感与责任感，透散着浓厚的土家族文化意识。本文拟从民俗文化展示、民间文学承袭、文化之根审视三个方面探赜和分析孙健忠小说的土家族文化意识构成，以期对孙健忠的小说创作展开有效讨论及解读。

一、土家族民俗文化的自发展示

这似乎是一个成功作家必经的文学之路――在对时代事物和人生经验的描摹状写等方面，每个作家似乎都经历了从外在到内在、从现象到本质、从简单到复杂等相似的创作美学变化。孙健忠的小说创作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艺术变迁的过程。正如他日后所提及：“从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孜孜追求上，开始了自己的创作。”“我片面地着重于形式上的卖弄，而比较忽略在内容上的开拓。我很重视生活的舞台、布景和道具，却轻视了始终活动于舞台中心的人。”[3]“由于片面追求所谓民族特色的结果，我的视线便局限在一些外在事物上，不能投向生活的深处。”[4]（P392）然而，恰恰是因为孙健忠踏入文坛之初其小说创作更多地侧重于寻求作品的外在民族特色形式，以及对民族生活外在事物的刻意强调的倾向，对本民族民俗文化元素的自发展示成为他小说创作尤其是前期小说鲜明的土家族文化意识内容的构成。

土家语是土家族民俗文化的核心构成元素。土家族虽然没有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字，但有着至今仍在土家族聚居地区使用和交流的土家语。在孙健忠的早期小说创作当中，我们不难发现作家对原汁原味的土家语的自我借用和自发展示。如小说《一只镶银的咚咚喹》就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土家语元素，为整个作品敷涂上了一层绚丽的艺术色彩。小说对诸如毕兹卡（土家族人自称）、麻麻崽（姑娘）、惹布由（孙女）、西兰卡普（土花铺盖）、翁巴崽（后生）、伢尼尼沙哈太（不懂你的话）等土家语元素的援引和借用，将土汉两个民族儿童纯真的交往和纯洁的心灵表现得精细入微、童趣横生。在小说《五台山传奇》和《木哈达的狗》等作品中，作家再次展示了哈力（狗）和洛卡妮（妻子）等数量丰富的土家语元素。通过对土家语元素的展示，不仅加深了作品本身的民族特色，还极大地加强了作品所揭示的土家人解放新生和土汉新型民族关系等主题。

土家族的日常生活习俗是土家族民俗文化的又一重要构成元素。在广大土家族地区，其日常生活习俗元素也得到了相当完好的保存。作为一个以描写土家族人民生活为己任和追求民族特色及地方特色的少数民族作家，孙健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将土家山寨的日常生活习俗元素纳入自己的小说创作，让土家族日常生活习俗鲜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令人目眩神迷，沉醉不已。在思考和总结个人前期小说诸如《五台山传奇》《春水长流》《“老粮秣”新事》《甜甜的刺莓》《乡愁》等对本民族日常生活习俗描写的经验基础上，孙健忠的长篇小说《醉乡》可谓对土家族日常生活习俗元素展示的集大成者。在小说中，婚丧礼仪、吵架斗殴、墟场风貌、妇姑勃G、山歌传情、请客送礼、架梁起屋、说媒提亲……其土家族日常生活习俗元素呈现的“厚实与繁荣程度，真令人叹为观止”[5]（P50）。《醉乡》对土家山寨日常生活民俗元素的展示，无疑进一步扩充了作品的社会生活内容，丰富了小说的土家族民族内涵。

除了对上述土家族民俗文化元素的展示之外，孙健忠的小说还较全面、细致地展示了包括居住、生产、衣着、饮食等在内的土家族众多民俗文化元素。通过对土家族民俗文化元素的自发展示，清晰地再现了土家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和精神心理面貌，在某种意义上达成了作家把描写本民族和土家族地区人民的生活作为自己“神圣的职责”的文学理想和目标。

二、土家族民间文学的自觉承袭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是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和生活中创作的口头文学作品。”[5]（P1）土家族人民在征服、改造自然与反抗压迫、参加斗争的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许多生动感人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等口头文学资源，并世代传承延续下来，在土家族成员之间广泛传播。与大多土家族成员一样，孙健忠是耳濡目染着本民族民间文学成长起来的。土家族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给童年的孙健忠以文学熏陶，也埋下了他日后文学创作梦想的种子。

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起，孙健忠越来越认识到本民族民间文学资源之于他小说创作的特殊意义，故而60年代初在上调湖南省作家协会担任专业作家不久，孙健忠就报名参加了省里派往湘西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调查组。通过深入土家族地区，开展民间文学调查，他进一步熟悉、理解和掌握了土家族民间文学资源。后来，孙健忠偕同妻儿回乡返里，迁居湘西土家山寨，在与故乡人民的共同劳动生活中，作家再次接触和仔细体察了土家族的民间文学资源。他回忆说：“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我没有忘记留心观察他们的性格、习惯、表达情感的方式，了解他们的过去和现在，……至于那些活在他们嘴上的故事和传说，令我倾倒的《摆手歌》和《哭嫁歌》，更是我艺术学习的必修课，从中吸取了丰富的养料。”[7]（P173）在孙健忠的早期小说创作中，对土家族民间文学的穿插引用，进一步彰显了作家对民族特色的艺术追求。如小说《一只镶银的咚咚喹》在构设主要故事情节的同时，另外为读者娓娓讲述了一个关于土家族民间乐器咚咚喹由来的故事。小说通过对咚咚喹民间故事的穿插引用，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作品土汉新型民族关系主题的表达，过去曾是民族冲突和斗争象征的咚咚喹，如今却被土家人当作友好的礼物赠送给了汉族儿童，成为土汉民族友谊新的象征。小说《木哈达的狗》亦提供了非常可观的土家族民间文学信息，尤其是对“狗尾巴续粮种”的民间故事的穿插引用，更是把土家人对狗深厚的感情生动地表现出来。

土家族地区素有“歌的海洋”之称。孙健忠在小说创作过程中显然没有忽略对本民族民间歌谣的审美效应的自觉借鉴。对土家族民间歌谣的借用和承袭，在小说《醉乡》中十分引人注目。如小说后半部写到了天九家竖新屋上梁时的情景，老木匠开口所说的梁木的来源和砌屋的根古，以及对主人的祝愿：“土王坐在老司城，一统乾坤，/修金殿，砌午门，凉洞热洞自生成，/内金殿，外罗城，四海都闻名。……”就是对土家族民间歌谣“上梁歌”的直接引用，恰好呼应了新时期农村改革带来的土家族社会生活新变化这一主题表达。而小说中香草对矮子贵二的山歌传情以及大头猫对香草山歌传情的回应等细节描写，如“人家栽菜你不栽/园中哪有好菜苔/人家织布你不织/脚上哪有悬边鞋”和“郎在窗边打一望/ 姐在溪边洗衣裳/唱个山歌丢个信/棒槌打在岩头上”等也明显套用、化用或承袭了土家族的“山歌”与“情歌”等歌谣，颇具土家族的民族气息和民族色彩。

小说《舍巴日》作为孙健忠创作转型期的重要代表作，是作家对本民族民间文学资源逐步深挖和不断思考的产物，以丰沛的文化蕴涵和娴熟的艺术手法，奠定了孙健忠后期小说创作的风格和基调。《舍巴日》引用了“舍巴歌”（摆手歌）当中的“天地人类起源歌”的部分章节，比如“滔天的洪水退了，/世间上没有人了，/只剩下葫芦船上的两兄妹，/阿哥叫布所，/阿妹叫雍尼”等在作品中反复迭现，缀接完成整个小说的文本建构。其实“舍巴歌”本身就是土家族的“创世纪史诗”，蕴含了极为丰富的民间文学信息。小说《舍巴日》对土家族古歌“舍巴歌”的承袭和引用在此负载了新的美学功能，由民间文学触发创作主体的文化思维，继而开启作家对本民族历史文化寻根的深层意识。

三、土家族文化之根的自省审视

土家族历史文化之根的审视，是孙健忠小说土家族文化意识构成的第三个方面，是在土家族民俗文化元素展示和民间文学资源承袭二者基础上的继续掘进与纵深架构，表现为自省、反思的特征。土家族历史文化寻根的自省审视，再度强化了孙健忠小说创作的民族文化质感及其民族性内涵，进一步彰显了作家的民族责任意识与民族使命感。如果说孙健忠前期的小说创作，主要是以作家本人的生活经验为基础进行艺术概括与加工处理的文学产物的话，那么在他后期的创作中，孙健忠开始意识到并自觉将其小说创作纳入土家族历史文化寻根范畴，力图从对本民族历史回眸和对民族文化劣根性批判的视角出发，重新演绎土家族历史文化进程，聚焦民族文化劣根性与整个国民以及整个人类的弱点，逐步上升到对民族性、国民性和人类性三者并置结合的审视与把握。

作为孙健忠小说创作转型的标志，《舍巴日》通过借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以寻踪土家族历史文化进程为线索，集中展示了土家族亦即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四种不同的社会文化形态，表达了作家对本民族历史文化和未来发展趋向的深沉思考。作家以宽广的历史开掘意识，将本民族的千年历史文化进程纳入小说，把土家族所经历的原始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城市文化等四种文化“进化”层级置于同一时空背景下，分别进行各自的演绎以及展示不同社会文化形态之间的冲突与碰撞。掐普是土家族原始文化的象征。掐普生长的“十必掐壳”原始部落是土家族最初层级的社会文化形态。这里的人自称巴人，讲最古老的巴语，过着采集和狩猎的生活。巴人就是土家族的祖先。第二“进化”层级的“里也”村是土家族农耕文化形态所在。人们住大瓦屋，穿布缝的衣裳，以种植水稻为生。如独眼老惹耕种一辈子，他要在田里种出金子来。第三“进化”层级是宝亮打工的马蹄街。马蹄街是商业文化形态的所在地。这里有着满街的店铺，进行着各种买卖交换。第四“进化”层级则是宝亮两个哥哥所去的远方城市，那是城市文化形态所在，也是土家族融入未来的发展趋向。《舍巴日》以掐普“穿越式”的爱情和婚姻遭遇，表现了原始文化在农耕文化面前地位的陡然失落，以及被替代的尴尬;更以独眼老惹传统的耕种面对突发自然灾害时的无奈叹息和最终面临失去田土（被机器耕种取代）的隐忧，渐次揭示了土家族和人类社会文化形态不可扭转的上升发展趋势。

在小说《舍巴日》之后，孙健忠继续沉潜本民族历史内部，发掘土家族历史文化之根，剖析土家族文化劣根性，并将其与对整个国民及整个人类的弱点审视相衔接。长篇小说《死街》正是孙健忠对土家族文化心理和整个国民文化心理及人类人性弱点予以审视和批判的艺术产物。孙健忠从容不迫地出入于小说文本，运用现代意识洞悉和透穿近现代湘西土家族以及其他民族的社会人生，从民族前行的沉重步履中，作家敏锐地感受到传统文化因袭的超重负荷，提出要对土家族文化劣根性予以审视和批判。小说采用荒诞离奇的叙事手法和别具魔幻色彩的艺术想象，塑造和勾画了窝坨街民的文化劣根性。窝坨街是近现代湘西土家族及其他民族社会的变形和缩影。窝坨街民封闭、保守的文化心理，愚昧、怯懦、极端忍让的民族性格和荒诞不羁的巫鬼迷信崇拜，正是土家族在千百年历史进程中遗留下来、世代延续的民族文化劣根性的真实写照。民族文化劣根性深深地戕害着土家族成员的精神，极大地阻滞着土家族的社会文明进程，惟有给予最严厉的诅咒、剖析和审判，才可能实现作家所期许的民族“涅磐”新生。此外，《死街》的现实意义所指又不仅仅局限于土家族及其他民族，更将整个国民与整个人类纳入作品的审判视野，显示了小说丰富的层次性和包容性。“莫良卡梯，我们共同的祖先，你能否给我们一种权利，让我们来审视这个民族！不，我们应审判人类！”

四、结语

诚如孙健忠本人所言：“我义不容辞地以繁荣本民族的文学事业为天职，决心用自己的笔，记录下土家族的历史与现实，以强化本民族的自我意识，与其他民族能够在平等的地位上对话，促进彼此间相互认识和理解。”[8]（P261）从?????对土家族民俗文化元素的自发展示，到对土家族民间文学资源的自觉承袭，再到对土家族文化之根的自省审视，孙健忠小说的土家族文化意识建构日益深入和丰盈，其民族特质和文化内涵表达几近完美。总之，如此数十年如一日对土家族文化意识的矢志不移的自我坚守，彰显了一个严肃作家强烈的民族使命感与责任感以及自我民族性追求，这在今天是尤其可贵的。

注释：

[1]吴正锋：《孙健忠：土家族文人文学的奠基者》，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

[2]彭继宽，姚纪新：《土家族文学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3]易知：《投身生活激流写<醉乡>――访土家族作家孙健忠》，文学报，1984年11月15日。

[4]孙健忠：《乡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凌宇：《神酣意热话<醉乡>――写给孙健忠同志的一封信》，读书，1985年，第8期。

[6]赵志忠：《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论》，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

[7]孙健忠：《甜甜的刺莓》，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8]杨羽仪：《世界华人文化名人传略・文学卷》，（香港）中华文化出版社，1992年版。

土家族的民俗文化篇3

湖南中医药大学医史文献教研室，湖南长沙410208

【摘要】湘西民族医药不仅是自然科学遗产，也具有鲜明的文化性。人类学方法在研究民族医药文化中具有较高的价值。本文总结了人类学的特点及其在民族文化研究中的作用，研究民族医药文化常用的人类学方法，以及人类学方法研究湘西民族医药文化取得的成果，探讨湘西民族医药文化的人类学研究可拓展的方向。

关键词 民族医药；湘西；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R2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7-8517(2015)05-0034-02

湖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以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白族等为主，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湖南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10.13%。其聚居区主要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及怀化市、张家界市、邵阳市等所辖县乡地区。湘西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医药文化，虽然没有文字，但在几千年的流传过程中口耳相传，延续至今。其中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医药文化近三十年来研究者较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民族医药属于古代留存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但是由于民族医从业人员较少，游离于规范化医疗体系之外，后继乏人，没有得到大力的扶持，因而湘西民族医药面临着传承的危机与困境。我们认为，湘西民族医药应该从文化研究、政策扶持、资源保护、制度建设等多个角度入手，制定战略性的可持续发展计划，全方位地挖掘、保护，才能使民族医药这种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至于在医药现代化的今天销声匿迹。在文化保护方面，利用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加强对湘西民族医药的研究是最合适也最行之有效的研究手段。

1人类学方法研究民族医药的优势和特色

人类学是从生物和文化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群，是研究人的起源与发展，包括人的体质与文化变迁的学问。它在西方兴起之初曾大量研究世界各地的所谓原始文化或野蛮人文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类学学会成立，人类学开始复兴。期间我国人类学者进行了大量少数民族文化研究。

1.1人类学的特点及其在民族文化研究中的作用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说，人类学这门学科通过研究人类的生活方式，研究全球不同的文化，揭示文化的多样性，它具有自己独特的学科特点。人类学的基本理念是文化相对论、文化整体观和文化比较观［1］。文化相对论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征和个性，任何文化在价值上是平等的。文化整体观强调人类社会的不同部分是相互整合的，只有对某种习俗生存的广泛背景进行了解，才能真正认识这种习俗的意义。人类学有比较的传统，文化比较重视世界各民族文化的比较，比较可以发现文化的差异性，也可以发现文化的普遍性，端正我们的文化观，自觉摒弃民族中心主义，去除文化自卑感。

因而，人类方法适合进行民族文化的研究。人类学最重要的分支之一是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又有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三个分支。文化人类学注重对异文化进行共时性研究，狭义的文化人类学在欧洲一些国家被称为“民族学”，因而不同族群文化的描述、分析和研究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热点。

1.2研究民族医药文化常用的人类学方法进行民族文化研究的主要是文化人类学者，他们最本质的研究方法是田野调查，研究者需要深入各民族生活，参与、体验、观察、访谈，从而获得真实客观的第一手资料。文化资料的调查需注重整体性，即对族群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风俗等进行全方位调查，在分析资料时重视定性分析，通过跨文化比较，寻求文化的普通性或差异性。

另外，也有医学人类学者进行民族医学的研究。医学人类学研究健康、疾病、苦痛、医药与治疗的关系。重视民间疗法，生物与文化的交互作用［2］。是健康与疾病的跨文化研究。民族医学是相对于现代西方生物医学的概念，民族医学取向的医学人类学，研究疾病与病征的社会文化脉络及意涵。民族医疗牵涉到信仰、风俗和特殊的技术，它不同于现代医疗体系。医学人类学对民族医药的研究可以提供一系列文化比较和批判思维，从而提高我们的现代医疗理念。

2人类学方法研究湘西民族医药文化取得的成果

2.1各民族医药文化起源问题研究田华咏从苗族原始神话中探寻远古苗族医药文化，认为苗族医药具有“巫医一家，神药两解”的特殊形态，其医药起源可追溯到“神农尝百草”、蚩尤传神药、祝融传熟食、药王传医方等神话阶段［3］。田华咏在侗族医学史考察过程中重视侗族神话故事《玛麻妹与贯贡》，萨岁的故事，蜥婶的故事等［4］。这些研究都表明，湘西民族医药起源源远流长，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影响，民族文化融合交汇的痕迹明显。

2.2民族医药神话、歌谣研究田华咏在苗族医药学发展中通过神农、蚩尤、祝融、欢兜、药王神话故事分析苗药文化特征，包括巫医一家，冷热两因，三生万物等［5］。田华咏对土家族“梯玛神歌”的意义与价值、梯玛神歌对土家族医药文化的贡献进行了阐述，认为梯玛神歌渗透了土家族保健学意识，消灾除疾，体现“神药两解”现象［6］。人类学重视族群中口传神话故事的研究，认为它们反应了早期人类历史文化的诸多方面，可以填补文献记载的空白。湘西的医药神话与歌谣体现了先民积极的保健防病意识，并且深受先秦巫医文化影响。

2.3医药民俗研究李芸等人从文化人类学视角研究湘西苗族赶秋节，对赶秋节源流嬗变、结构组成、和谐内涵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赶秋节是人神共娱的大型活动，极具聚合功能，同时也有娱神和驱邪作用［7］。萧成纹对湘西侗族医药民俗文化和养生保健进行了阐述，认为侗族医药深受冲傩文化影响，巫术祭祀在祛病除邪中起重要作用［8］。湘西少数民族多没有文字，民俗礼仪是研究文化的重要载体。

2.4民族养生保健理念研究刘超祥对土家族卫生保健习俗进行了医学人类学探析，分析了土家族保健习俗的特点，如注重环境卫生，顺和自然环境，讲究生活规律，劳动文体健身，饮食定量均衡，注意食疗等。这些习俗对土家人的健康长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有良莠并存现象［9］。莫代山总结了医学人类学方法研究土家族疾病处置的成果，认为医学人类学的本土化尚处于初期阶段，田野工作有待加强［10］。萧成纹认为侗族人民饮食文化中喜吃糯米、酸食、油茶、苦酒，居住防潮吊脚楼，饮水清洁，有月令驱魔习俗，都是养生保健的措施［11］。湘西民族地区长寿现象得益于世代传承的强烈卫生保健意识，生活习俗、保健礼俗的研究具有历史和现实双重意义。

2.5疾病理论研究目前对湘西民族医药的疾病理论整理初具规模，土家族、苗族等都有自己独特的疾病诊疗体系，不同于汉族传统医学。比较有特色的是土家毒气学说等。彭芳胜对毒气的病因病机，毒气病症候和毒气疗法进行了研究［12］，总结了土家医治毒药物的分类整理研究成果［13］。这些研究对我们认识民族医药的特色和优势具有一定价值。

3湘西民族医药文化的人类学研究方向拓展

人类学方法在湘西民族医药研究领域的开展只是近十年才开始的，尽管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总体来说还处于初级阶段，民族医药文化的整体性考察和分析的深度都有待加强。相关的人类学研究方向拓展可考虑以下几点：

3.1湘西巫医文化的深层次解读湘西处于古代巴、楚、苗蛮之地，深受巴文化、楚文化“巫鬼”习俗影响。土家族、苗族、侗族医药都带有深刻的巫医文化色彩。应该从文化相对论的角度来看待此类文化，只有深层次解读巫医文化形成的源流、心理内涵、医疗效果，广泛运用田野调查法、历史梳理法、跨文化比较法等，才能客观公正地认识湘西医药文化的灵魂。

3.2“神药两解”文化现象研究神药两解是大多数湘西民族医药中的常见现象，指在疾病的治疗中既有祭祀除邪等神巫手段，也有医药使用方法，两者杂糅混合，共同发挥治疗效果。这类现象较为复杂，既有迷信之处，也有心理疗法等合理因素，必须结合医学心理学、医学人类学进行“文化——心理——生理”的综合分析。这方面的研究深度还远远不够。

3.3湘西少数民族生命与疾病观念研究湘西各民族医药文化中对生命和疾病的认识与传统中医和西方医学有一定的差异性，民族医药由于脱胎于自然哲学时代，注重天人相应、顺应自然，疾病调治方面土家族重视服侍技术，苗族、侗族都有独特养生调理观念。在这些方面进行跨文化研究可以更深挖掘民族医药的合理内核，为现代医疗提供有益的补充。

3.4民族医药的哲学观念研究近三十年来学者对湘西民族医药的研究在文献收集整理方面做出了卓越成效，《湖南世居少数民族医药宝典》、《土家医方剂学》、《苗家实用药方》、《苗家养生秘录》、《湘西土家族医药调查与临床研究》等民族医药专著陆续出版，为保存、研究湘西民族医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目前的文献研究以梳理总结民族医药的理论体系为主，保护传承的侧重点在医疗技术方面。对各民族医药文化的哲学观念研究较少，湘西民族医药形成历史较早，在历史的长河中由于地域封闭，医药理论变化小，还普遍带有早期自然哲学的观念。如苗族医药三界学说、土家族医药三元理论等。哲学思维是民族医药理论的核心基础，只有理解民族医药的哲学内核，才能更好从根基和整体上把握其特色。

3.5民俗医药文化尚需大力挖掘湘西的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其文化精神是通过一定的仪式、习俗等传承下来的，因此民俗礼仪节日非常多。虽然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但总体来说还是极少数。湘西五溪地区的盘瓠文化，祭祀时的“椎牛”、“接龙”等仪式，苗族的催生仪式，击猪祭祝融等仪式都值得深度挖掘，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解读，还原文化核心精神，更好地再现民族医药的精神源流。

总之，经过三十年的研究发展，湘西民族医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断得到国家和政府的重视，但是目前民族医药的发展还没有走出低谷，急需加大在文化、资源、制度等方面的保护和建设。湘西民族医药不仅是湖湘医学文化的重要分支，也是植根民间的医药宝库，值得有识之士积极努力，将其妥善保护、传承，造福人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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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的民俗文化篇4

岁时节日在民族生活中是最具有保存精神的文化形态之一，它是物质、社会、精神的文化综合，与民族的历史传统、民众情感、生存方式血肉相连。清江流域的岁时民俗文化是清江人在独特的地域空间中依照自己生存发展的需要而创制、传承的生活文化。我们从清代清江地区的地方志有关岁时民俗的著录看，其节期与节俗内容与相邻的江汉地区大体一致。但清江文化毕竟有自己的文化源头，有自己独立成长的文化经验，在长达数千年的文化积累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风格与鲜明的文化个性。这一点在岁时节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新年是民俗大节，土家人新年浓重热烈。土家人年节的特别之处，是他们过“赶年”，即将过年的时间提前一天。过“赶年”的特色是吃大肉，大肉又称过桥肉，有的称为坨子肉。关于过赶年风俗的由来，土家人有多种解释，但都与征战有关。无论是说主动攻击敌人，还是防止敌人突袭，都说明土家人生活在一种难以安居的艰苦环境中，即使在年节这样的日子里，他们也处于一种紧张的生活状态。赶年的习俗及传说，保留了土家人的历史传统。大块肉和杂拌式的合菜既是祭祖的食品，也是过赶年的节令美味。人们在大年三十的前一天，吃这样一种食品，听祖先征战的传说，无疑能够唤起人们对先祖生活的回忆。历史文化传统就在这样一种节俗氛围中得到强化与延续。土家人一般也过大年，他们称为过两次年，从节俗形态看，赶年是土家人原始的年节，大年是对汉族岁时文化的接纳。至于民间传说中，土家人因为战争提前过年的说法，是在汉族年节观念的影响下，结合了当时的生存环境对旧有习俗的重新解释。

牛王节或称牛王会是土家人的传统节日，时间一般在农历四月初八、十八，也有的在八月十五（长阳）。土家人对牛十分尊敬，称牛为牛王、牛王菩萨。在牛王节这天，人们对牛更是恭敬有加，给它歇驾、清洗、喂上等饲料，有的还诵经文给牛王度魂。牛王节是牛的节日，更是人的节日，土家人在牛王节祭祖先、吃牛王粑、唱牛王戏、对山歌等，牛王节成为追怀祖先、沟通情感的民族大节。一般人以牛在农事活动中的辛劳来解释人们对牛的情感，这固然不错，但在民族生活中能够促成一个以崇敬牛王为中心的民俗大节的内在动力，就不

仅仅在此，它有着更深的文化根源。鄂西土家人流传着这样的传说，在很早以前，某年四月八这天，土家覃、田、向、黄等族祖先，受到异族的攻击，土家各氏族伤亡惨重，几位幸存者夺路逃生，忽然被前面的大河挡住了去路，形势危急，人们准备以死相拼，密林中突然窜出一条野牛，人们有的跳上牛背，有的抓住牛尾，有的抓住牛角，野牛将他们驮过了河，免除了灭族灭种的灾难，人们在新的土地上开拓、繁衍生息。后人为了不忘野牛的救命之恩，就以每年这天为纪念日。

“六月六，晒龙袍”。六月六是土家的岁时之一，它与汉族的节俗大致相同，但节俗的解释有民族特色。节日这天要搬出衣服、书籍等到太阳底下晒，土家人称为“晒龙袍”，传说是为了纪念牺牲的土王谭?O啻?衬甑牧?月六日，土家人突遭外敌袭击，谭?÷手诘挚梗?恍艺笸觯?良胰送严滤?血染的战袍，洗净，给他穿上祭奠。此后在每年六月六日人们要将衣物暴晒一天，说是给土王送衣服。可见普遍性的节俗，在土家人那里也成为表现民族伦理文化的特定方式。

土家族的民俗文化篇5

关键词：大湘西；可持续发展；文化生态；民俗旅游

一、引言

历史上湘西包括的范围甚宽，现在的张家界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下称湘西州)、怀化市、邵阳市和益阳市的安化等地都属于其范畴。本文主要从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定义湘西，为和湘西州区别开来，称之为大湘西，主要包括张家界市、湘西州和怀化市。大湘西地处武陵山脉，长期以来居住着土家、苗、侗、白、回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其中以土家族、苗族和侗族为主。在长时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信仰、居住、服饰、饮食、节庆活动等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大湘西一直以来相对闭塞，民俗旅游资源保存丰富而独特，土家族的吊脚楼、哭嫁，苗族的银饰、拦门酒，侗族的风雨桥、侗族大歌等民俗风情享誉海内外。从大湘西的旅游资源来看，民俗旅游资源是其无可争议的特色资源和优势资源。在开发中实现大湘西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无疑应成为大湘西地区的正确选择。

大湘西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起步，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形成了张家界的秀华山馆、吉首的德夯苗寨等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开发形式基本涵盖了当前民俗旅游开发的主要模式，即以秀华山馆为代表的民俗博物馆；以德夯苗寨为代表的民族村寨和以张家界土家风情园为代表的主题风情园。但该地区民俗旅游发展很不平衡。张家界民俗旅游依托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的品牌优势和市场优势开发较早，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湘西州和怀化市发展民俗旅游起步较晚，但发展潜力巨大。

二、大湘西民俗旅游开发中凸显出的问题

大湘西民俗旅游资源在开发取得成功的同时，也凸现出许多问题，影响了大湘西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主要表现在：

(一)遍地“开花”，缺乏统筹规划

近年来，民俗旅游逐渐成为热点，大湘西各个地、州、市凭借自身的民俗旅游资源开发出众多的民俗旅游景点，据统计，各种类型的民俗旅游景点近20处，但大多规模较小、项目雷同、重复建设多、布局欠合理。各个地、州、市相互之间没能统筹规划、整合，各地的民俗旅游资源难以形成合力开发出民俗旅游的精品，形成品牌，大湘西民俗旅游的形象并不清晰。

(二)重仿轻真，深度挖掘不够

开发中过分商业化扭曲了民俗的原始性和真实性，主要表现在民俗旅游被机械地舞台化、艺术化，民俗文化被随意地庸俗化，以至失去了民俗的本色与乡土气息，使一些民俗旅游脱离当地的社会生活，缺乏自然朴素的真情，如在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内所展示的并非真正的土家族传统服饰，婚俗表演缺乏土家族特点，存在欺、哄、骗等不良现象。在开发民俗旅游时，不重视对传统民俗的挖掘和民俗文物的收集整理，制造出许多假古董、伪制的古建筑，旅游实践证明，纯粹人造民俗和风情风光不再，正在被市场淘汰。

民俗旅游开发后由于缺乏民族学、民俗学方面的人才，又没有寻求相关高校、科研单位的智力支持，民俗文化没有专人调查研究，开发层次浅，缺乏深度，止步于对民俗现象特别是奇、怪甚至庸俗的民俗现象的展示，游客的参与性不强。

(三)主流文化和旅游的双重冲击，文化生态面临失衡

少数民族地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面临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与保存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矛盾，大湘西地区也不例外。一方面，要应对主流文化的现代化、全球化冲击；另一方面，随着大湘西对外开放步伐的日益加快，尤其是近年来发展旅游业，大量外地游客带来的“示范影响”改变了当地人的价值观念，也必然会对当地民俗文化的传承产生影响。大湘西独特的风俗习惯、民族艺术和手工制品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而这些“独特”之处，往往又是“脆弱”之处，在外来文化的压力下很容易遭到破坏。我们已经看到，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和多种文化的吸引，大湘西开发民俗旅游的地区民俗文化已遭到歪曲和破坏，变化速度也大大加快。其民俗文化面临丧失自身独特的品质，被现代主流文化所同化，甚至造成民族文化生态失衡的危险。张家界土家族民俗文化的生存环境已岌岌可危了。

三、大湘西民俗旅游实现可持续发展对策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思想逐渐成为主流的、新的全球性旅游发展哲学。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就是通过开发旅游地民俗旅游资源，向旅游者提供高质量民俗旅游的经历，同时，促进当地民俗文化保护、发展，提高当地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实现经济发展目标与社会发展目标的统一。大湘西要实现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需做到：

(一)坚持三个原则

1．民俗文化独特性原则

这是指发挥“唯我独有”、“你无我有”的民俗旅游资源优势，充分体现本地区、本民族的特色，创造出独特性的民俗旅游项目。民俗文化要在全国、全世界占有位置，关键在于特色和优势，民族特色和优势也是民俗文化旅游的诱人之处。游客旅游动机之一就是探秘猎奇心理，他们所感兴趣的也是异质文化的不同点、特殊点。因此，大湘西要根据自身实际，结合自身的人文和特色优势，开发出具有大湘西特色的民俗旅游产品。在整个大湘西旅游区，重点开发张家界市的土家族民俗旅游、湘西州的苗族民俗旅游、怀化的侗族民俗旅游。

独特性原则是建立在民俗文化真实性的基础之上。现代人旅游又是一个求真求实的过程，大湘西民俗旅游资源有着可靠的文化背景和真实的民俗存在，符合现代旅游者求真的需要。在发展过程中，首先，要认真挖掘蕴藏在民间的民俗遗存，去劣留优；同时，要开展民俗研究，对本区域的民俗加以科学其次，要抓好本区域民族文化的精品挖掘，科学开发，营造一个逼真的文化背景，树立大湘西民俗旅游的鲜明形象。

2．居民参与原则

即民族旅游村寨的居民参与，共同营造民俗旅游的氛围，共享民族开发的利益。民族旅游村寨的开发，涉及到开发商、旅游中间商(旅行社)、政府管理部门、村寨居民等的利益。在开发实践中，我们往往忽略了村寨居民的利益，使他们成为旁观者，这就需要政府引导，开发商要与村寨居民加强沟通，融为一体，共同经营好村寨，实现共赢，从而实现民族村寨的可持续发展。

3．保护与尊重民俗变迁并举的原则

对游客构成吸引力的传统民俗在当前面临一个保护和民俗变迁的问题。处于当前这样一个变化的文化背景下，我们对待大湘西的传统民俗文化一是发扬，既要保留、保护民俗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和精华，又要扬弃、克服民俗文化中落

后、消极的成分。在开发和利用大湘西民俗风情旅游资源的实践中，存在着优劣不分、把糟粕当精华、歪曲民俗的现象。二是尊重，要宽容地承接来自大湘西之外的外来文化，尊重当地民俗的变迁，不能打着保护的幌子，拒绝当地民俗的变化和发展。

(二)选择三种优化模式

1．民族民俗博物馆

广泛收集民族民俗的各种实物资料和声像资料，建立博物馆，馆内一般可分为展示、演示、收藏、科研等区。在博物馆全方位展示该地区民族的传统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同时将其建成该民族的保护和学术研究中心。建设时，博物馆的总体布局、建筑风格等要充分体现该地区的民族特色。

大湘西目前建有张家界市的秀华山馆、凤凰的山江苗族博物馆、永顺王村的溪州民俗风光馆等民族民俗博物馆。但规模偏小，所存资料有限，学术研究价值有待提升。吉首市是湘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现拥有一所在民族研究方面颇具实力的高等学府——吉首大学，可规划在吉首市建立一座规模较大、特色明显、功能多样的民族民俗博物馆，使之成为大湘西地区民族民俗文化的资料中心、研究中心和发展基地，为大湘西民俗旅游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2．原生态民族村寨

也有学者称之为民族生态博物馆。它是在民族地区原有自然环境及设施基础上改建而成，保存当地原有的建筑、生产工具、生活用品、服饰、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和居住者，管理者和工作人员也大多是当地居民。原生态民族村寨充分利用原有的自然环境，把人与大自然紧密结合起来；该村寨还必须融于周边的文化氛围，共同建成原生态协调的民族村寨。原生态民族村寨是在全球可持续发展思潮影响下，中外学者共同探索出的一种崭新的民族文化旅游持续发展的模式，也是一种实现动态保护与开发民俗文化双重目标的新型旅游发展模式。

目前，吉首市的德夯苗寨、怀化通道县的皇都侗文化村是发展较成熟的民俗村寨，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德夯苗寨位于张家界一猛洞河一凤凰古城黄金游览线上，地理位置优越，现属张家界股份有限公司，实行企业化管理，管理理念和方式较为先进，今后应把德夯和周围的吉斗等苗族村寨作为一个社区加以保护和发展，维护该社区民族文化生态环境的平衡，建成湘西州的苗族文化保护区和原生态的民族民俗旅游村寨，将其打造成大湘西民俗旅游的品牌和示范基地。

3．挖掘民俗精髓，丰富旅游产品

大湘西民族民俗资源丰富，对传统的餐饮、民居、工艺品和民俗节庆活动等进行挖掘既可开发成单项的旅游产品，如凤凰古城将沱江边的吊脚楼改造成家庭旅馆，张家界把土家十大碗搬上游客的餐桌等。传统民俗又是包装大湘西旅游产品，提升其文化品位取之不竭的素材。

(三)建立四种保证机制

1．政府主导，企业运作

发展大湘西民俗旅游宏观上应坚持政府主导。政府要做好统筹规划，在对民俗旅游资源充分调查的基础上，编制科学、权威、可行的区域民俗旅游发展规划，明确开发重点。大湘西各个地州市相互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很难做到统一领导，因此，在开发大湘西、打造大湘西旅游圈的形势下，有必要成立一个权威的协调机构，建立定期协调机制，共谋本区域民俗旅游的发展。发展大湘西民俗旅游，微观上要实行企业运作。三种优化模式中，原生态民族村寨在经营体制上适合采用企业运作，一般采取公司+居民(农户)的运作模式。此种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必须考虑到村寨居民的切身利益，建立居民参与民俗发展的机制。

2．重视人才培养，提供智力支持

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要保护和发展大湘西的民俗文化、提高大湘西民俗旅游资源开发的质量和品位，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尤其是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旅游规划设计等人才。因此，必须加强此类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与本地和其他地方高校、科研单位协作，实施“借脑工程”，加大人才培养和民俗文化学术研究的力度。对于民俗旅游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和一线服务的员工(如表演人员等)的培训，也应引起重视，要特别注意将纯正、丰富的民族民俗文化内容加到培训中去，因为他们是民俗文化的载体和传播者，从而为大湘西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上的保证。

3．加强制度建设，实现民俗文化生态平衡

在旅游开发中，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逐渐加强，对人文生态环境的保护还未能引起充分重视。在发展民俗旅游的过程中，我们在强调对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要保护民族文化生态环境，保持民族文化生态的平衡。

首先，要通过制度化的手段保护好传统民俗文化。传统民俗文化的保护不要停留在号召和宣传层面上，应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实施强制性保护。大湘西所属的民族自治州、民族自治县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优惠条件，制定民俗文化的保护法规，借助法规的强制性力量对民俗文化实施保护。2006年5月，湘西自治州人大会议审议通过了《湘西洲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这标志着湘西在保护和传承民族民间文化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其次，要利用发展民俗旅游的正面效应唤起当地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群体及其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激发其民族自豪感，从而自觉地发扬和繁荣本民族文化。再次，要通过编写乡土教材、举办传统节庆活动等形式教育、引导当地居民珍视本民族传统民俗文化，与时俱进，发扬光大，实现民族文化生态的平衡。

4．导人绿色环球21，建立国际管理体系

土家族的民俗文化篇6

一、自然景观美

渝东南地域辽阔，喀斯特地貌分布广泛，地表崎岖破碎，气候暖湿，形成众多自然景观；有生长茂密的森林，也有深奥莫测的天坑地缝，域内河流纵横，野生动植物繁多，峡谷幽深，溶洞神奇绚丽。气候温暖湿润，远离城嚣、遭受污染较少，是理想的避暑胜地。主要包括武隆天生三桥、天坑地缝等岩溶地貌为主的地质地貌旅游资源，彭水乌江画廊峡谷风光等峡谷旅游资源，黔江小南海地震遗址自然旅游资源，酉阳桃花源溶洞奇观等溶洞旅游资源。自然景观风光旖旎，同时自然旅游资源作为人文旅游资源的载体，更好地体现了人文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

二、民族建筑美

渝东南土家族爱群居，爱住吊脚木楼。小寨中的一座座吊脚楼前有篱笆，后有竹林，青石板铺路，房屋多为木结构，小青瓦，花格窗，司檐悬空，木栏扶手，走马转角，古香古色。吊脚楼一般依山而建，在平地上用木柱撑起分上下两层，上层通风、干燥、防潮，是居室；下层是猪牛栏圈或用来堆放杂物。房屋中间为堂屋，供历代祖先神龛，是家族祭祀的核心。左右两边称为饶间，作居住、做饭之用。饶间以中柱为界分为两半，前面作火炕，后面作卧室。木材一般选椿树或紫树，椿、紫因谐音“春”、“子”而吉祥，意为春常大，子孙旺。整座建筑雕梁画栋，檐角高翘，石级盘绕，大有空中楼阁的诗画之意境。吊脚楼有很多好处，高悬地面既通风干燥，又能防毒蛇、野兽，楼板下还可放杂物。吊楼还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优雅的“丝檐”和宽绰的“走栏”使吊脚楼自成一格。这类吊脚楼比“栏干”较成功地摆脱了原始性，具有较高的文化层次，被称为巴楚文化的“活化石”。建筑美学也是旅游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渝东南土家吊脚楼，无论是单体建筑还是各个单体所组成的街巷空间，体现出丰富绚丽的建筑装饰艺术，展现着优美柔和的轮廓造型和构架的科学成就，表现着“天人和一”的艺术环境。同时生活在吊脚楼中的土家民族构成的行为景观，蕴含着密切的邻里关系，反映着传统文化心态和审美意识。人的情态与自然景物及社会文化和谐地体现了土家族的生活理想、心理特征和审美情趣，表达出一股深深的友情，让人有一种不可自抑的欣赏、支配的内心感受，形成一种融入其中的冲动和物我两忘的审美享受。既体现了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又极大地满足了旅游者贴近自然、回归自然的这一审美需求，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

三、民俗风情美

传统的生产、生活民俗文化是渝东南土家、苗家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由于它们的可参与性，对游客来说是最具“震憾力”的，是民俗风情美的一种“浓缩”展示。渝东南民俗生态旅游艺术节是渝东南每年举办的最大的综合性旅游节会，每年10月下旬在不同的县、市举行，节庆活动有声势浩大的川江号子表演和气势恢弘的万人摆手舞表演：既有民族舞蹈“茅古斯”、“八宝铜铃舞”表演，也有悠扬婉转的山歌对唱；既有雍容华贵的民族服饰展示，也有别具一格的土家哭嫁表演；还有原始神秘的傩文化表演系列。这些都是土家族民族风情的集中展示，民族特色浓郁，颇受国内外游客欢迎和青睐。这些有着巴渝文明特色的节庆本身对旅游者就充满吸引力，当他们与当地土家族一起参与其中体验民俗艺术创作的乐趣时，满足了他们返璞归真、探求本我、实现自我的审美要求，而这样的精神愉悦是只用感官感觉所无法实现的。

四、历史文化美

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是古代巴人后裔。土家族在渝东南生存了2000多年，累计了大量的名胜古迹，以西沱古镇、龚滩古镇、洪安边城、龙骨寨、毕兹卡绿宫、风雨桥、龙河悬棺群、土家十三寨、土家民俗博物馆为代表，从古至今组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渝东南人文景观完整体系。历史遗迹是人类长期实践和创造的结果，是人类历史文化的产物。每一个历史遗迹都有它在历史过程中通过文化积累形成的环境特色，都有自己独特的形式和内容，“它是艺术家创造性劳动的产物。和普通实际生活的美相比较，它具有‘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和更理想的特点’，历史价值是一种时空观念的反应，它标志着穿越时间隧道所依存下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轨迹，它展现的是过去，启悟的是现在和将来。具有丰富而多样的美学意义。

五、饮食特色美

渝东南土家饮食文化，是渝东南土家人民充分利用武陵山区独特的自然环境、气候等条件，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以及与其他文化的交流、碰撞，创造出的具有土家特色的饮食文化。渝东南民族饮食特色突出，一是食品种类丰富。土家族擅长腌制蔬菜、熏制肉类和加工各种谷、豆类。腌制时令泡菜、榨菜；将猪肉腌制成腊肉、腊肠、烟熏肉等；豆制品也很常见，如豆腐、豆豉、豆叶皮、豆腐乳、豆饭、糍粑、绿豆粉等；将谷类酿制成甜酒和咂酒。二是饮食风味特色鲜明，下料重，口味以酸辣为主，擅长熏制法和腌制法来保存食物。符合在渝东南湿热的气候条件下贮存食物，同时由于山区水质硬、碱性大，酸则可以中和的缘故，所以巴地的许多菜都有“酸辣”特征，如酸鱼、酸肉、酸汤等。三是注重食疗。土家族主要聚居在武陵山区，阴冷潮湿、瘴气弥漫、疾病流行，因此土家族祖先古代巴人所用的调味品，多有祛湿、散寒、驱虫等功效。如，魔芋，能消肿、攻毒：花椒，能温中、祛寒、驱虫。姜为“御湿之菜也”，它的散寒功能，对于多雾、潮湿的巴蜀地区尤为重要。巴人还擅长以茶疗疾，陆羽《茶经》载：巴国境内有一种较粗的泸茶，“其味辛，性热，饮之疗风”。可见土家在食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四是文化内涵丰富。古巴国的历史基本上由战争构成，因此土家族的饮食中，遗留着“战争”痕迹。如，“赶年”习俗，是古代巴人为了抗击外侮，为设伏迎防提前过年。过“赶年”要吃“年肉”和“年合菜”，“年肉”切大块是为打仗便于携带。“年合菜”是因战情紧急，合煮而食，以便紧急赶路。过年的酒宴也富有“烽火硝烟”的味道，如糍粑上插满梅枝与松针，上挂纱布，表示征战的“帐篷”。坐席时大门一方不设位，这是为了“观察敌情”。相传土家族“咂酒”也与战争有关。土家族士兵赴东南沿海抗倭，为让壮士临走喝一口饯行的家乡酒，同时不误战期，村长遂将酒坛置于道口，插上竹筒管，每过一个士兵咂一El。后来这种饮酒法成为土家人招待贵客的一种饮酒方式。

六、结束语

土家族的民俗文化篇7

关键词：民俗；民间；地域；乡土；乡土体育

中图分类号：G80-0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6）05-0044-04

Abstract：By apply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comparative analysis， logical analysis and so on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cognition of rural sport， this paper extracted the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rural sports and mad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local sports and folk customs， folk， ethnics， and traditional sports.Logical classifications are made on rural sport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he analysis focus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sports and reveals the attributes of rural sports，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 of rural sports.

Key words： folk custom； folk； regional； rural； rural sports

随着体育课程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和深入，乡土体育课程大家越来越耳熟能详，而“乡土体育”究竟是什么，大家却很难说清楚。只有弄明白什么是“乡土体育”，什么是“乡土体育课程资源”，才能够更进一步地挖掘、开发和利用乡土体育，才能更最大化地传承乡土体育文化这个独特的文化种类。因此，有必要对乡土体育的概念及其与民族体育、民俗体育、民间体育的比较、分类方法、特性等问题进行研究。

1乡土体育的概念认知

1.1乡土的概念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乡”字的解释有4种：城市以外的区域，多指农村：～间。～村。世代所居住的地方或原籍：家～。离～。老～。回～。处所，地方：水～（多水的地方）。鱼米之～。政府组织的基层单位，属县、市或区领导。对“土”字的解释有9种：其中故乡，本地的：～籍。～话。乡～。年老思～。～生～长。以及民间生产的，出自民间的：～产。～布。～专家。这两种解释比较适合“乡土”一词的释义。近代学者王伯昂认为“乡土是属于吾人所居住之本乡本地的一切自然和人为的环境[1]。”朱典馨认为“本土本乡，乃是指学校所在地区，针对学生的家乡而言[2]。”吴明清教授就曾这样概括“乡土”的定义：“乡土是以自我为圆心，以情感为半径，画一片有家有生活的土地：生活中有人有事，土地上有景有物，交织成绵延不绝的历史和文化[3]。”吴教授关于“乡土”定义的解释，从目前可查的文献来看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从本质上说乡土是对应于城市或发达地域的一种表述，伴随着整个人类社会的高速发展和变化，乡土已逐渐演化成为城镇和城市。因此，乡土在某种意义上早已变成了一种带有精神寄托的社会文化。

1.2乡土体育的概念

综合思考乡土的代表性定义，结合体育广义概念的内涵，将乡土体育这个复合词定义为：儿时的故乡或长时间居住地域内的一切体育元素、体育活动和体育项目的总称。这个复合词中的“乡土”既包括儿时的故乡，同时又包括后来工作、学习和生活长期居住的地域、社区或城市……。这就决定了乡土体育严格意义上说既包括浓郁乡土特色的体育，也还应涵盖现代社会中某个地域或地区长期形成的稳定的、带有浓郁地域特色的现代体育。当然，乡土体育内涵更多描述的是非现代体育成分，但并不排斥现代体育部分。从乡土体育定义的内涵来看，乡土体育具有地域性、活动性、民族性、民俗性、民间性、情感性等乡土特征，这里的地域、民俗、民间、情感等是有别于其他体育的原味特性。

1.3乡土体育与民俗、民间、民族、传统体育的相互关系

民俗体育是民间、民族体育的主要构成要素，与百姓民生的风俗和生活习惯密切相关，主要集中在节庆日、家乡民俗、宗教、祭祀等生活中，是民生生活传承的民俗活动文化形态，具有非个体性、延续性和规模性等特性。民间、民俗体育不是简单地等同，也不是相互代替。两者隶属上下级关系，不能简单地并列。“民间体育与民族体育、传统体育的重叠交叉更多[4]。”乡土体育则更多地来源于民俗体育和民间体育，从民俗体育和民间体育的隶属关系来看，乡土体育多半来源于民间体育，也有一定比例的乡土体育独立于其他几种形式的体育分类。乡土体育与民俗体育、民间体育、民族体育、传统体育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既相互交集，又有各自独立的部分。这几种分类的体育总的关系是相互交叉又相互独立，有彼此隶属关系、并列关系，又有独立和不交集的关系。真正把这几个概念排个清晰的上下级隶属关系，从目前的研究文献和实际来看很难做到。

2乡土体育的分类认知

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乡土体育的类别进行逻辑分类，可以对乡土体育的丰富文化内涵有透彻的认识，分类的视角不同其内容也呈现出异样的类别归属，当然，不同的分类方法在具体的分类过程中也会出现相互交集等现象。

2.1从乡土体育外延的角度分类

2.1.1民俗体育类

中国幅员辽阔，民俗活动多彩多姿，在各种传统节日、民间信仰、祭祀活动等民俗活动中体育元素与传统体育项目拥有一定的地位，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乡土体育的形式和内容日益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发展态势。民俗体育中的乡土体育活动逐渐占据了各类民俗外在表现的主导地位。

2.1.2民间体育类

通俗地说民间体育是指来自于老百姓生活、劳动的实践中间，更多地来自偏远、闭塞的山区等落后地域，民间体育是乡土体育的根，乡土体育是民间体育魂。民间体育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是全民健身工程和农民体育健身工程项目资源的重要土壤。民间体育项目来源于老百姓的劳动和生活，动作有劳动和生活的印记，难度一般不高，趣味性浓厚，老百姓乐于参与其中，它具有极丰富的地方色彩和区域特征。近年来，民间体育活动频繁，民间体育分类中的竞技健身类、嬉戏娱乐类和节庆习俗类中均含有丰富的乡土体育。

2.1.3民族体育类

民族体育简言之是指各族人民在漫长历史发展长河中，通过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逐步发展和积累起来，极具民俗和乡土特质的特殊体育文化表现形式。其主要特点有传统性、集会性、节庆性、游艺性、风俗性、表演性等，主要有强身、健身、娱乐等表现形式。从其特点和表现形式来看，民族体育极具乡土体育的特质，与乡土体育存在着隶属、并列、交集的多种关系，因此，某种意义上说民族体育是乡土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2.1.4传统体育类

传统体育是指我国各民族传统的祛病、健身、习武和娱乐活动项目，具有各民族独有的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它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体育的根基同样是乡土体育，只是民族体育经过历史的发展与积淀，已逐步脱离了乡土体育的原本含义，其体育文化的色彩更加浓重，但仍有部分特色不太鲜明的民族体育与乡土体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一些娱乐活动的传统体育项目，还很难与乡土体育割舍。因此，从乡土体育宏观分类的角度，仍然将其作为分类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2从乡土体育项目属性角度分类

2.2.1民俗游戏类

民俗游戏是老百姓在余暇时间内玩耍、消遣的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娱乐事项，是构成乡土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类别上看，主要包括智能、体能以及两者相结合的游戏等。

智能游戏主要是以培养和发展未成年人的智能为目的的民俗游戏活动，表现为规模不大，适合在人数数量较小的集会人群中开展，玩耍操作简便、灵活，且趣味性浓厚，以口头语言表达和表述为主，以游戏者在玩耍的过程中共同裁定游戏的成败，共同对失败者进行“惩罚”，从中获取知识、锻炼智力和愉悦心灵。

体能游戏以培养和发展未成年人的综合身体素质为主要目的，通常在室外开阔地带进行，以身体行为为主要特征，有一定的危险性，能够引起参与者的强烈身体反应，深受参与者的喜爱。

智能与体能结合的游戏兼备两者的优势，参与者乐此不疲，口头和身体语言同时或依次进行，具有身体练习和智力练习的双重属性，这也是该类游戏在现代体育当中得以传承的主要原因所在。

2.2.2民俗竞技类

民俗竞技是以各种激烈的民俗活动为主要竞赛内容，以争夺胜负结果为目的的乡土游戏活动，主要特点是伴有浓郁的乡土特色。从表现形式看，包括身体素质型、技巧技艺型。

身体素质型是以比拼身体素质为主的竞赛类游戏活动习俗，有个人竞技和集体竞技两大类。

技巧技艺型是以娴熟技术为主要内容，以决高低为最终结果的游戏活动。

2.2.3非遗类

非遗类是指各地、各级别、各类别的立项项目中内含音乐和舞蹈的成分，而这些项目某种角度看其同样具备乡土体育的特性。因此，在划分时将其单独归为一类，丰富和弥补了乡土体育的内涵，同样是乡土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集中于民间舞蹈、传统戏曲、曲艺、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别。

2.3从乡土体育存在的形式角度分类

乡土体育与民间体育、民俗体育、民族体育和传统体育之间的交错关系，造就了乡土体育存在形式多种多样，其表现形式大致有庙会活动、节俗活动及民间艺术活动等。

2.3.1庙会活动类

各地庙会是指在某一特定日期举行的以寺庙为物质依托，以某一圣神祭祀对象为载体的精神崇拜活动。如滁州正月初九琅琊山庙会，农历正月初九既是玉皇大帝的诞辰祭日，同时也是碧霞仙姑的生日。千百年来，滁州及周边地区的百姓一直以琅琊山内的道教庙观和佛教寺院作为精神祭坛，举办盛大庙会。庙会期间的表演多为旱船、秧歌、舞龙舞狮、花鼓等乡土体育活动。

2.3.2节俗活动类

节俗是指我国劳动人民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约定俗成的每年一度、有特定丰富文化内涵的民俗活动。如妈祖诞辰和“升天”纪念日、鄂西土家族的六月初六晒龙袍、重阳登高、端午龙舟等等，在这些节俗期间均要举办一些以体育活动为表现形式的表演，充分反映了我国各民族特有或共有的乡土体育文化底蕴。

2.3.3民间艺术活动类

我国地域辽阔，民间艺术丰富多彩，尤其以民间舞蹈和民间戏曲艺术最具乡土体育特征，诸如龙舞、狮舞、麒麟舞、竹马舞、打春牛、打铁舞、荷花灯、灯、旱船舞、高跷舞、秧歌舞等，均不同程度地表现了乡土体育的丰富文化特色。

3乡土体育的特征认知

3.1乡土性

[JP2]从乡土体育的定义看，其首要特征即是乡土性。这一类体育多数是原汁原味的，来自城市或城镇以外、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非正式的体育游戏或竞赛项目。乡土性表达更多的是来自乡野、群众自发组织和开展、有一定基础的、传统的、别有韵味的原生态的游戏或竞赛活动内容，其特点是原汁、原味、原色，很多项目难以改造和创新，有的项目依赖于当地的地理环境，有的依托于社会环境，在其他地域传承和推广具有很大的难度，这也是乡土体育显著有别于其他体育项目的鲜明特性。

3.2地域性

每一类文化均有其特定的生长土壤，这就是地域性。乡土体育也是如此，各地各民族人民生活的地域、习惯、传统、习俗等各不相同，在这样的环境下所孕育出来的活动方式自然也不一样。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和生产劳动与创造过程中，人民的活动烙下了明显的地域痕迹。地域性体现在活动的项目、内容、形式、规范、变换方式等，这一类项目在特定的地域和人们心中占有较高的地位，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其价值体现在特定的时间或时间段内，人们根据生活、劳动、休闲的需要开展的浓厚地域特色的游戏或竞赛活动，具有不可替代性，其他地域即使有类似的活动，其形式、内容、内涵也不尽相同。

3.3娱乐性

人类在其发展的历程中始终伴随着生产、生活、娱乐这三大主题，娱乐是从生产和生活中逐步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乡土体育从出现的一开始就具备了娱乐性的特质。乡土体育的娱乐性是其另一特质，人们通过乡土体育活动达到愉悦身心的目的，在辛苦的劳动之余给自己和别人，给参与者和观众带来无穷的乐趣，一方面可以缓解疲劳，另一方面可以提高生活的品质。

3.4文化性

伴随人类的进步和文明的出现，经过长期生产、生活、劳动的加工和再创造，人类社会创造和构建丰富的文化体系，体育文化就是自始至终陪伴人类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文化是乡土体育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无论是哪一类乡土体育项目都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内涵。

3.5传承性

传承的前提和条件是事物的吸引力，而乡土体育是千百年来广大劳动人民生产、生活中极具魅力的文化大餐，每逢节俗、庙会等重大的祭祀与庆典活动，乡土体育都如影随形。乡土体育的发展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很多项目经过发展，在保留传统的前提下，大量吸收现代元素，变得更加适合表演，也更具观赏性。乡土体育及文化的传承是对传统的一种认可和接受，是对其特有文化价值的判定与肯定，在继承的基础上，人们经过挖掘、收集、整理、恢复、改造、创新等环节的不懈努力，经过现代科技手段的改造，使得传统的乡土体育和乡土体育文化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4小结

4.1乡土体育可以定义为：儿时的故乡或长时间居住地域内的一切体育元素、体育活动和体育项目的总称。某种意义上说乡土体育同样涵盖现代体育的成分，只是它更多地体现的是非现代体育部分。同时也决定了乡土体育具有地域性、民族性、民俗性、民间性、情感性等特征。

4.2乡土体育与民俗、民间、民族、传统体育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既相互交集，又有各自独立的部分。

4.3从乡土体育外延、项目属性、存在的形式等不同的视角出发乡土体育的分类相对应有不同的内涵种类，在实际分类时出现了部分交集的现象。其特性主要包括乡土性、地域性、娱乐性、文化性及传承性等。对乡土体育的概念、分类和特性的研究，可以极大地丰富乡土体育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王伯昂.乡土教材研究[M].上海： 商务印书馆，1948.

[2]吴明清.学校生活与乡土教育[EB/OL].http：//163.20.86.22/articles/data/051.doc.2008-04-30.

土家族的民俗文化篇8

关键词： 河湟汉族；文化圈；湟中县；求子风俗

中图分类号：K8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穴2012?雪01－0161-05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Customs of Praying for Children in Han Areas of Qinghai Hehuang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ultural Circles

——A Case Study of Huangzhong County

LIANG Yu-jin ZOU Xiao-fei HU Yu-kun

Abstract: Han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leading nationalities in the Hehuang cultural circle. After moving to Hehuang area, Han has been living in a relatively closed space because of the laminated cultur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a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geographical factor, they attach importance to consanguinity so that there are many customs of praying for children, especially for sons, which has brought acculturation to other ethnic groups in Hehuang. Taking Han in Huangzhong County as a case, the paper explores customs of praying for children in Hehuang life ceremony and festival folk beliefs. By the description of those customs in Huangzhong, the paper reveals the influence of acculturation in cultural circles 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 Hehuang Han; cultural circle; Huangzhong county; customs praying for children

“河湟”这一地理名词最早出现在汉代史籍中，指的是青海和甘肃两省交界地带的黄河和其支流湟水。“河湟谷地，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土地肥沃，水源丰富，物产较多，适宜牧业，也适宜农业。”[1]它有“大河湟”和“小河湟”之分。“大河湟”指的是甘肃中部西南面和青海东南部，在地形上是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黄河和湟水流经此地，它包括“甘肃的临夏（河州）回族自治州，青海黄河流域的贵德、尖扎、循化、化隆。湟水流域有湟源、大通、湟中、西宁、互助、平安 、乐都、民和。”[2] “小河湟”指甘肃之外的青海部分的河湟地区， 特别指的是河湟地区的农业区。本文的“青海河湟”指的是“小河湟”。今天的青海河湟地区是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土族等族群重要的集聚地，尤其是青海汉族的重要栖息地。《丹噶尔厅志·卷六》中记载:“汉族，邑人相传，皆自南京移民实边到此，拨地居住。然详加考究，半系山、陕、川、湖，或本省东南各府，因工商到丹，立室家，传子孙，遂成土著。自宁属邻境移居者最多，亦有蒙蕃子弟，资性聪颖，入塾读书，粗明理义，遂化为汉族者。”[3]虽然，河湟汉族来源复杂，但因生活在相对封闭的文化圈里，又与该地区其他少数民族朝夕相处，而形成了河湟汉族独特的民风民俗。河湟汉族除传统汉族的文化因素外还有地缘影响，此观念对河湟世居他族发生了文化涵化。

一、文化圈理论与河湟求子

人类学学科中传播论学派早就提出了文化圈的理论，认为文化圈在各地区形成、发展并可能向其他地区移动，同时，在不同地带还可能有与其相关联的文化成分形成文化圈的广阔地理分布表现。文化圈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文化涵化，虽然一方面必须有较大的族群或民族的固定不变的基本文化作为根基，它具有持久性的地理空间；但另一方面，文化圈还“拥有独立整体的文化丛，它的移动是全部的文化范畴的移动，从而在比较中发现两个地区所有文化上的历史关联。另外，民族之间文化的影响力也可能是个别文化成分的流入，也可能是一个文化圈的个别文化成分被冲散”。[4]“青海省有汉、藏、蒙、回、土、撒拉、哈萨克等7个民族文化圈（包括4个跨省民族文化圈），分属于农业、牧业两大传统产业文化圈中，同时还分别交叉在伊斯兰教文化、藏传佛教和汉族道教文化的三个信仰文化圈中。”[5]河湟汉族自从汉代开始，不断入迁进入该地区，在与其他民族的融合中文化层不断叠加，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圈发展形成，文化涵化也不断发生。在这个特定的地理空间中，汉民族文化在移动中形成了与整个中国汉族“同中有异”的民俗文化，并在该地区对其他世居民族文化涵化中具有强烈的导向性，河湟汉族的民俗事象也纷繁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