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法律法规范文

边境法律法规篇1

公安边防部队担负着打击边境地区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边境地区社会稳定的任务。无论是发生在内地还是边境地区各种暴力违法犯罪活动，违法犯罪分子作案后，多数会畏罪潜逃出境，逃避法律打击。如何有效的在边境地区对各类违法犯罪分子实施捕歼，防止其逃出境外，是边防部队应该研究的课题，也是边防部队执法战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仅从法律法规规定的角度，分析边境捕歼战斗使用的法律法规。

一、公安边防捕歼战斗概述

捕歼是对敌人实施逮捕或歼灭的战术。边境捕歼战斗，是公安武警边防部队对边境地区各类违法分子进行捕获或歼灭的一种战斗，是经常采取的一种打击各种违法犯罪分子的战斗样式，也是警察执法战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公安武警边防队通常是在本部队辖区内单独组织实施捕歼战斗任务。

二、边境捕歼战斗发起的法律依据

公安边防部队实施边境捕歼战斗主要依据是《公安边防部队边防执勤规定》，其第三十一条规定，搜捕任务由边防工作站根据情况或上级指示组织派遣，掌握、获悉外逃分子潜入潜出和其他犯罪嫌疑人员活动迹象，或奉上级命令需要实施堵截、追捕时，边防工作站应迅速派出小分队，严密组织搜捕。必要时，边防支队、边防大队可直接组织实施。

三、边境捕歼战斗实施的法律依据

公安边防战斗具有公安性、执法性、武装性、涉外性的特点，公安边防捕歼战斗的实施是公安边防执法战斗的一个重要方面，要严格依法进行。战斗中，主要涉及枪支使用、部分队协同、保密、、与邻国协作等方面的内容，边防法律法规及与邻国的协议中都做了相应的规定。

（一）捕歼战斗发起前一般先制定预案，捕歼预案一旦制定，即具有法律效益，不得任意改变《公安边防部队边防勤务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搜捕小分队首领任务后必须熟悉相关情况，拟制行动方案，区分任务，进行编组，研究可能出现的情况及其对策，准备物资器材，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各项准备工作。预案制定后，在未得到上级批准下级不得随意更改。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公务员必须遵守纪律，不得出现拒绝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中国人民纪律条例》中也规定的纪律的基本内容之一就有执行上级的命令和指示。

（二）捕歼战斗中必须严格战场纪律捕歼战斗是边防部队遂行作战任务的一个重要方面，没有严格的战场纪律，就无法充分发挥部队整体的战斗力，因此，必须严格战场纪律，保证作战计划的严格执行。1．严格保密纪律任何军事行动都要保密，捕歼战斗也不例外，法律明确对战斗保密进行了规定。如：《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内务条令》第三十八条关于保密规定：司法警察必须遵守国家保密法律、法规，严守保密纪律，保守人民法院工作秘密。《中国人民解放据内务条例》第二十一条中国人民军官的一般职责：严格保守国家和军队的秘密，遵守安全规定，防止事故、案件。第一百七十七条也明确规定了军人必须遵守保密守则。2．严格武器警械的使用规定国家法律赋予我公安边防部队适用武器、警械的权利。在进行捕歼战斗中，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使用武器、警械，不得随意使用。（1）使用驱逐性、制服性警械的条件及注意事项《人民警察适用警械、武器条例》第七条及第八条赋予了我公安边防武警捕歼战斗使用警械的权利，同时该条例也规定，应当以制止违法犯罪行为为限度；当违法犯罪行为得到制止时，应当立即停止使用。（2）适用武器的条件及注意事项在捕歼战斗中，武器适用必须符合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人民警察适用警械、武器条例》、《关于人民警察执行职务中实施正当方位的具体规定》等法律法规中都作了有关规定，赋予了公安边防武警捕歼战斗适用武器的权利。但是，在边境地区，武器适用还要严格遵守与邻国签订条约、协议。不得越境追击和向境外射击。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关于中缅边境管理与合作协定》第16条规定：除非已维护各自安全为目的，双方禁止在边境线两侧2000米的地带内进行军事演习。双方禁止向境外射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边界制度条约》第10条规定：“双方禁止在边界两侧各两千米的地带进行军事演习。双方禁止向境外射击。一方如果需要在边界附近地区引爆炸药，应事先通知对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制度协定》中规定：“边防人员对武器和作战技术装备的使用根据双方国内的法律去定。”这就是说，在中俄边境执行任务，可依照我国的有关法律规定使用武器和警械。因此，在边境捕歼战斗中，必须了解本边境地区与邻国签订的条约、协议，依法适用武器、警械。

（三）作战地区必须搞好，防止无关人员混入边防捕歼战斗涉及面广，为了防止误伤群众，保证边境地区安全，防止事态扩大，必须在战斗中实行，法律赋予公安武警战斗中的权利，并对中的情况处理进行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第二条规定，在发生严重危及国家的统一、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安全的动乱、暴乱或者严重骚乱，不采取非常措施不足以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紧急状态时，国家可以决定实行。第十四条规定：期间，实施机关可以决定在地区采取交通管制措施，限制人员进出交通管制区域，并对进出交通管制区域人员的证件、车辆、物品进行检查。

（四）捕歼战斗必须搞好协同配合公安边防部队进行的捕歼战斗往往涉及到多个部门，包括、武警内卫部队、地方政府、地方公安机关、民兵等。为了保证参加捕歼的个部（分）队和公安、、民兵等力量在统一的意图和计划下协调一致地行动，指挥员和指挥机关必须做好协同动作。1．部队内部协同，以担负主要任务的部队(分队)为主边防部队实行“统一领导，分级指挥”的指挥体系，通常捕歼任务由支队、大队一级领导直接进行指挥，各中队排依据各自受领的任务进行战斗，接受联合指挥所的指挥。不同的支（大）队共同进行战斗，则以担任主要任务的部队（分队）为主。另外跨地区执行增援任务时，应以属地部队为主。跨支队执行任务时，以共同上级指定某一支队领导为指挥员。《中国民解放据内务条例》中对于部队对相互关系做了如下规定，以保证在战斗中协调指挥的顺畅。第六十九条没有隶属关系的部队（分队），由于驻地、配置地域或者执行任务相邻时，构成友邻关系。第七十条部队（分队）之间，根据上级命令或者指示，可以构成支援与被支援、配属与被配属等关系。构成支援与被支援关系的部队（分队），应当从全局出发，严格执行协同计划，协调一致地行动。担任支援任务的部队（分队），应当积极支援，坚决完成任务；被支援的部队（分队），应当及时通报情况，积极协同配合。2．属公安机关执行任务时，以公安机关为主《中国民解放据内务条例》第七十条当部队（分队）配属给某一单位时，即与该单位构成临时隶属关系，一切行动应当服从该单位首长的领导和指挥。3．与公安机关、、民兵等联合行动时，应按上级明确的关系组织协同《中国人民内务条例》第六十二条不同建制的军人共同执行任务时，应当服从上级指定的负责人的领导和指挥。《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内务条令》中关于协同作战也进行了相应规定，第二十三条不同建制的司法警察在共同执行任务时，应当服从上级指定的负责人的领导和指挥。在建制不明时，由行政职务高的负责指挥；一时难以区别行政职务高低时，由警衔高的司法警察负责指挥。第二十四条司法警察之间，应当按照各自职能和分工，密切合作，互相支持，协调一致地进行工作。4．与邻国通力合作方面由于边境捕歼战斗发生在边境地区，犯罪分子为逃避打击通常会选择逃亡境外，一旦其逃出境外，必然造成我捕歼失利，因此必须加强与邻国的通力合作。在我国与邻国签订的边界制度条约、协议中，很多都涉及到了与邻国的通力合作问题。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关于处理两国边境事务的临时规定》第十五条：“双方将维护边境地区的社会治安进行合作，当一方发现对方犯罪分子在边境地区进行活动时，应立即通知另一方，必要时可配合抓捕并移交对方。”

（五）捕歼战斗要依法适用的征用权利在公安边防部队捕歼过程中，由于犯罪分子活动的随机性，往往会出现战场实际情况与行动预案脱节的问题，后勤保障困难，为了完成捕歼任务，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必然会涉及到对地方物资、设备、器材的征用。法律、法规等都对征用做出了明确规定，赋予公安边防武警征用的权利，主要有1．《宪法》第十三条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2．我国《国防法》第48条的规定“:国家根据动员需要，可以依法征用组织和个人的设备、设施、交通工具和其他物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被征用者因征用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适当补偿。”3．《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四条因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用单位、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4．《法》第十七条根据执行任务的需要，地区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临时征用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以及公民个人的房屋、场所、设施、运输工具、工程机械等。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执行任务的人民警察、人民武装警察、人民的现场指挥员可以直接决定临时征用，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协助。实施征用应当开具征用单据。

四、结束语

边境法律法规篇2

一、基本案情

2007年8月初的一天，犯罪嫌疑人舒某因帮朋友程某预订机票，从程某处获得了其户口薄和身份证。同年8月6日犯罪嫌疑人舒某以上述户口薄和身份证，还有自己的照片在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办理了去香港、澳门的通行证。随后犯罪嫌疑人舒某持冒用的通行证于2007年8月19日至22日期间，分别从广东省中山、拱北口岸先后四次出入境到香港、澳门旅游。

 

二、分歧意见

第一种观点：舒某的行为是一般违法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以下简称《出入境管理法》）第6章附则中第17条“中国公民往来香港地区或者澳门地区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另行制订。”以及《中国公民因私事往来香港地区或者澳门地区的暂行管理办法》第26条“持用伪造、涂改等无效的或者冒用他人的前往港澳通行证、往来港澳通行证、港澳同胞回乡证、入出境通行证的，除可以没收证件外，并视情节轻重，处以警告或5日以下拘留。”（以下简称《暂行管理办法》第26条）的规定，舒某的行为按行政处罚处理即可，不以犯罪论处。

 

第二种观点：舒某的行为构成偷越边境罪。理由是：在现行法律法规中，港澳地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中规定的边境范畴，舒某冒用他人名义办理通行证4次出入边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5条“偷越国（边）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322条规定的情节严重：……（二）偷越国（边）境三次以上的”的规定，其行为完全符合偷越边境罪的构成要件，构成该罪。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舒某的行为已构成偷越边境罪。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从刑法条文的逻辑性来看，刑法中关于偷越国（边）境罪的表述按照逻辑结构可以分为三部分：首先是有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偷越国（边）境的行为存在。本案中，舒某持他人身份证、户口薄并使用自己照片办理了港澳通行证先后四次偷越港澳地区，不论是按照《出入境管理法》、《暂行管理办法》（特别是第26条），还是其他一些涉及到出入境管理制度的单行法律的规定，这种行为都是被明文禁止的。毫无疑问，舒某的行为符合该逻辑结构第一部分的要求；其次，要构成犯罪，偷越国边境的行为还必须到达“情节严重”的程度，按照解释的规定，偷越次数达3次以上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情节严重”，因此舒某的行为也符合这一条件；最后，刑法第322条没有规定但书或是特别限定，这是一层隐含的内容，因为纵观刑法条文，针对特定情形规定了特殊法条的也很常见，比如刑法第357七条，就对毒品的范围进行了划分；刑法第367条，就专门对淫秽物品作了明确定义，同时还对某一类或某几类物品进行了排除。而偷越国（边）境罪条款中并没有将偷越港澳地区的行为单列出来予以规定，因此，按照刑法第3条“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确定的罪刑法定原则，舒某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

 

第二，从立法权限角度来看，第一种观点所依据的《暂行管理办法》是公安部于1986年12月3日经国务院批准后公布的一个部门规章，其中第26条的表述，在逻辑上已对某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甚至应该如何处理作出明确的规定，这显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条中“犯罪和刑罚只能由法律来规定”的内容，诚然，立法法的颁布晚于暂行管理办法，表面上看，不应受立法法约束。但笔者发现，为了不使定罪和量刑成为某人或某些人对其他公民施加暴行的工具，从本质上来说，刑法和刑罚应该公开、及时，而且必须由法律规定。这样的价值观已经成为各国立法先驱在制定本国基本法律时不约而同遵守的一条普遍公理，这可以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立法进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因此，虽然我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于受政治气候以及立法技术影响制定并颁布了一些已经生效的规范性文件，但随着法制进程的加快，在更为完备和先进的法律制定并生效以后，司法人员应该自觉适用新的法律，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综上，笔者认为暂行管理办法中关于冒用他人名义偷越港澳地区只作行政处罚处理的条款已经不符合立法法中关于立法权限的规定，虽然尚未失效，但作为负责刑事案件审查起诉的办案人员应该对舒某的行为大胆地适用偷越边境罪的条款，认定其行为构成犯罪。

 

第三，从法律适用角度来看，刑法的效力远高于部门规章。按照国际以及我国法学界的通说，不同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法律体系中处于不同的效力位置和等级，以此可以分为上位法、下位法和同位法。上位法是指相对于其他规范性文件，在法的位阶中处于较高效力位置和等级的那些规范性文件，按理逐次递减。我国立法法根据法的效力原理详细规定了属于不同位阶的上位法与下位法和属于同一位阶的同位法之间的效力关系。立法法第79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作为国家法律体系重要基石的的刑法相对于暂行管理办法而言，明显属于效力高的上位法。因此，如果两部法律就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规定出现矛盾时，应当优先适用刑法中的规定，刑法明确指出，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偷越国（边）境，情节严重的行为构成偷越国（边）境罪，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而暂行管理办法置刑法条文于不顾，依据在刑法面前同样属于下位法的出入境管理法明确规定涉及到是否犯罪及刑罚的条款，本身就是不合理也是违反立法权限的。因此，即使以前刑法与暂行管理办法中相关规定出现矛盾，导致司法人员出现适用法律不规范、不统一的情形，但在立法法这部针对法律之间效力大小的专门法律出台以后，司法人员就应该站在“规范司法活动，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的高度，坚定不移的在案件办理中不再引用暂行管理办法相关条款，认定舒某的行为构成犯罪。

 

第四，从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办理来看，各地公检法机关在面对类似本案中舒某的行为时也多以构成偷越国（边）境罪处理。经笔者查询，比较典型的案例有2006年佛山市禅城区法院以偷越边境罪对借用他人身份证、户口薄办理港澳通行证后78次出入香港、澳门地区的欧某作出有罪判决；2011年12月，浙江海盐县公安局以涉嫌偷越边境罪对偷用妹夫身份证办理港澳通行证6次出入澳门地区的周某立案侦查；市内的案例有2010年巫山县人民法院以偷越国（边）境罪对冒用他人信息办理护照和港澳通行证后120次出入澳门、香港及泰国的小芬（化名）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因此，笔者认为，尽管我国不是英美法系国家，没有依据判例来适用法律的传统，但是由于涉及到罪与非罪的界定，既然在司法实务界已经对类似案件的定性大致达成构成犯罪的共识，如果在最高国家机关没有颁布相应法律或是立法、司法解释来对本案中类似行为明确排除在犯罪以外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在司法层面上不宜贸然加以更改，以免在全国范围内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

 

边境法律法规篇3

关键词：非法流动；跨界民族；桥头堡战略；难民；国际合作；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2-0-02

云南与周边邻国之间跨境民族的存在与流动，是一个自然的历史地理与人文地理交融过程的产物，并且大都有了相当长的历史延续。因为“没有一条国家的分界线是与民族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 因此，由于地缘、形态特殊，加上跨境民族地区的人口流动问题具有历史性、群众性、民族性的特点，历史以来，边境地区双方边民往来就十分密切和频繁。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所在国家所选择的制度有别，但国境线两侧的边民国家观念和国界意识淡薄，长久以来已形成的探亲访友、通婚互市、过耕放牧、拜佛朝庙、节日聚会等传统交往从未间断过。

在云南实施桥头堡战略建设时候，研究云南边境民族地区人口非法流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云南边境民族地区人口非法流动成因特殊、关联度广、影响面宽，给社会稳定与安全带来严重影响，对通过云南桥头堡战略建设来完善人口非法流动的治理，是一项重大的课题。

一、非法人口流动产生的原因

非法人口流动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对原因的分析，是对策分析的基础。首先，是地理因素。云南边境跨界民族地区分别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并与泰国、柬埔寨、印度和孟加拉国相邻，国界线长4060公里，其中中越边界1353公里，中老边界710公里，中缅边界1997公里，拥有13个国家一类口岸，7个二类口岸。除国家一、二类口岸外，还有许许多多的跨界民族人员临时入出境通道。根据云南省商务厅口岸办统计，目前边境线上有90个边民互市通道和103个边贸互市点，小道和便道更是不计其数，加之在边境两侧无天然屏障，山水相连，甚至村寨相通（如德宏州瑞丽的银井村，村子中间仅塑有一块界碑作为中缅两国的分界），出入境非常方便。其次，是历史因素。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没落时期，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许多人为维持生计，不得不流落境外。由于历史的原因，非法出入境多发地、非法出入境人员户籍集中地多是在境外有较多亲缘关系的侨乡。从这些地方人们的价值观来看，他们并不排斥移民，相反还鼓励出洋闯世界。虽然这并不能说明境外侨胞众多就必然引发非法出入境潮，但毕竟能为非法出入境者提供落脚之地，为他们谋生提供帮助。从这点来看，境外关系与非法出入境的缘由、方向的选择有某种程度的关联性，目前非法出入境与这种历史的延续性背景也有着密切关系。第三，是全球化的因素。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含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制约的多元概念。受到全球化的冲击，人与之间的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频繁，无论哪里的人都可以看到世界的变化，有些跨界民族就会用自身得到的利益与领国同源民族做，如果目前的生活条件不如他人好，就有想去寻找新机会的愿望。大多数的非法迁移是由于经济层面的原因，目的是为了更高的实际收入、更好的生活。第四，是与法律相关的因素。首先由于我国边境管理法律制度虽然体系健全，但内容庞杂、种类繁多，散见于各种法律、补充规定、实施细则、条例当中，几乎每一个具体事项都有相应的法律文件，在边民临时出入境管理中，主要依据还是云南省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形式较为散乱。其次，由于“两法”以及“三个规定”颁布于上世纪80、90年代，云南边境地区人员出入境经过20余年的发展变化，部分出入境管理法律法规滞后，在出入境管理层次和管理范围上导致了地方性的管理规章同“两法”之间存在差异，已经不适应云南省边境民族地区人员出入境的发展要求。最后，由于法律法规不统一。由于边境管理法律制度存在上述混乱状况，加之立法技术、立法水平方面的原因，导致各种法律、法规之间冲突、抵触较多，影响出入境法律体系的科学性、系统性。例如，人口跨境非法流动实质上是一种非法出入境行为，即偷越国（边）境犯罪行为，但在现行法律法规中， 都规定了对偷越国（边）境行为的行政处罚责任，但罚款的幅度、拘留的期限各不相同，公安机关在进行处罚时难以选择该适用的法律，也使公民对执法机关的权威性和公正性产生怀疑。

二、桥头堡战略对非法人口流动问题的对策

人口合法有序流动是我们所希望的应然状态。桥头堡战略是推进我国向西南开放、实现睦邻友好的战略需要，也是云南推进“兴边富民”工程、实现边疆少数民族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现实需要，对促进云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009年7月，国家主席考察云南后提出把云南建成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此后，加快桥头堡建设，把云南建成中国沿边开放经济区已成为云南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云南桥头堡战略的建设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便利，非法人口流动的频率更高，所以在建设桥头堡战略过程中，加强对非法人口流动的治理，既是问题，也是机遇。

（一）完善边境法律体系，加强与邻国合作促进人口流动的有序化

非法出入境活动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是国际公害。我国政府历来提倡在遵守有关国际条约和各国有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进行正常的人员往来，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非法出入境活动，采取了 “源头控、陆上堵、海上截、口岸查”等多种措施，致力于加强与有关国家的合作，共同预防、打击非法出入境活动。人口非法流动是涉及输出国与输入国的复杂的跨国犯罪行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各国的合作。

云南桥头堡建设加大了对外开放的宽度、广度，增加我们与领国的对话机会，通过桥头堡战略建设加强国际间的合作，而合作的重点在于各国加强情报信息和技术交流，利用高科技手段打击非法出入境活动。针对国际劳务市场需求，组织他们进行劳动技能的培训，积极与有关国家合作，利用正规渠道把我国的剩余劳动力推向国际劳动力市场，应当说是一种正确的思路。当然，发展我国的经济，缩小城乡差距，尽快提高落后地区的生活水平，使他们安居乐业才是遏制非法出入境活动的治本之策。非法出入境是跨越国 （边）境的犯罪行为，为了有效地打击组织非法出入境集团，遏制非法出入境犯罪活动，我们必须完善我国的出入境管理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改变反非法出入境工作中失于宽、软的现象，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正常的出入境管理秩序，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维护国家的形象。

同时，加强国际合作，签订国家间、区域间的双边或多边反非法出入境条约。 依据新的出入境管理法明确地区出入境管理工作的事项、程序，使之适应边境地区形势和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实现人口流动有序化。

（二）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给边疆民族带来利益

人口流动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国家民族政策的不同，跨界民族所受到的地位和待遇也会具有根本性的区别，这种地位差和其所带来的心理效应常常是导致跨界民族问题的直接因素。尤其在今天跨界民族拥有更多的可以进行比较的参照点，被分隔开的另一部分民族、其他被分隔的民族、自己民族在其他地区被分隔的状况都可以称为心理不平衡方的参照点，从而给跨界民族内部带来更多的隔阂和摩擦。

人口非法流动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本国自身的生活条件不好，想改变或提高自己的生活状况，因为很多的跨界民族他们生活在山区对国家的认同度不高，他们通常以经济利益的获得程度来判断对国家的忠诚。因此他们如果看来领的亲朋好友过得比自己好，就会好不留恋的选择移居到邻国去。所以单单处理好一国的民族问题也是不够的， 与云南省毗邻的老挝、缅甸等国不具备和中国对跨界民族提供相同地位和惠利的条件和基础，因此地位差和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的差异在所难免，这时候就更需要我们增强对于周边国家的扶持，增强周边合作，创造共赢局面来带动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间接为跨界民族问题的解决创造路径。

桥头堡战略是推进我国向西南开放、实现睦邻友好的战略需要，也是云南推进“兴边富民”工程、实现边疆少数民族脱贫致富奔小康，增强对于周边国家的扶持，增强周边合作，创造共赢局面来带动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同时间接为非法人口流动问题的解决创造路径。

（三）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民族政策及外交政策避免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影响应该加强国家整合机制建设，提升各民族的凝聚力

整合机制包括制度整合、功能整合和认同整合。对于边疆跨境民族来说，整合机制主要是认同整合。由于跨境民族所在国家不同，缺乏共同利益方面的认同，因而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分子借此鼓吹建立本民族自己的家园，其实质就是利用跨境民族的认同性大做文章。为此，有关部门应关注边疆社会稳定整合机制的确立与跨境民族之间的关系。只有强化了跨境民族所在国家的社会整合机制，加强社会成员、社会群体之间的依赖关系，才能削弱分化力量，促进各民族凝聚力的提升。

积极开展地缘外交，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从根本上减少和消除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避免因跨界民族问题引起与邻国的领土争端，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份子提供借口。在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份子时应加强与周边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争取世界舆论和国际友人的支持，达到全球共识。

参考文献：

[1]云南年鉴（2002） [Z].昆明：云南年鉴杂志社，2002.

[2]马建文，朱其良.沿海地区偷渡犯罪的特点及对策研究[J].广西公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01）.

[3]李忠信.国外有组织犯罪[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

[4]陈肖英.从中国内地涌入香港的越南非法入境者问题研究[ J ].东南亚研究， 2007（04）.

边境法律法规篇4

关键词：云南；边民；涉外婚姻；非传统安全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3-0000-00

边民系指中国人民共和国与毗邻国边境线两侧县（市、区）境内的当地常住户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由于地缘、历史传统、人口分布、经济发展、性别失衡、民族习惯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云南边民涉外婚姻普遍存在。

非传统安全涵盖了生态危机，环境问题、金融风波、难民与非法移民、流行性疾病、网络黑客、恐怖主义、民族冲突、宗教纠纷、武器扩散、跨国犯罪及各类重大突发事件等，是与传统安全相对的一个概念，引发非传统安全的各种战略性问题或跨国性问题，其原因是非军事因素，对发展与和谐造成严重威胁。潜在性、综合性、跨国性、突发性是非传统安全的特征，非传统安全是公共危机爆发的重要诱因，对人类生存与世界各国的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我国政府在2001年东盟地区论坛第八届外长会议上，提出支持论坛逐步开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中国《关于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中方立场文件》于2002年5月向论坛高官会议提交。同年年11月，第六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发表《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宣告中国与东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面合作。对非传统安全概念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种：王逸舟在《重视非传统安全研究》中认为，非传统安全指的是人类社会过去没有遇到或很少见过的安全威胁[1]。李伟、符春华的《非传统安全与国际关系》将非传统安全定义为与其它一个国家或多个国家相互作用、并对本国的生存与发展构成重大威胁的、非军事、政治、外交冲突引起的其它领域安全问题。[2]（P488）俞晓秋等认为，涉及军事领域冲突的安全威胁即是属于传统安全范畴，否则便是非传统安全范畴。[3]

云南边民的涉外婚姻，是边境稳定、国家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重要影响因素。然而，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云南边民这一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特殊而又不可忽视的群体缺乏关注，对这一特殊群体的涉外婚姻与非传统安全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

2009年6月12日的南都周刊就曾报道：“在拥有89户人家的弄别寨，有近30户的男子娶了缅甸老婆，他们依靠活跃在各个寨子里的媒人牵线搭桥。在云南长达4000多公里，充斥着战乱、、流行性疾病等问题的边境线上，弄别这样的寨子不是个别，而边境婚姻似乎被忽略了。”对边境婚姻长期以来的漠视，使当事人和各地方政府在处理与边民涉外婚姻相关涉的问题时陷入了窘境。同一期的南都周刊曾报道：“去年，瑞丽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执法检查组报告后认为，涉外婚姻带来的落户难问题是瑞丽市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中缅边境上民间通婚的事实，形成了很大一部分缅甸边民已经多年生活在中国境内，但尚未取得中国户口的事实。这一部分人虽然已经变成了事实上的中国人，但由于其未依法律规定途径办理婚姻登记手续，因此，多年来也就一直无法取得中国国籍，也变成了现实中的‘边缘人’。由此也给地方政府在贯彻执行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时带来了重重困难。”[4]

一、云南边民涉外婚姻的历史发展

自古以来，云南边民就有与境外民族通婚的习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中国并未严格按照现代国家观念和法律对云南边境的跨国婚姻进行规制。

19世纪以来，与云南接壤的邻邦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之中。以越南为例：20世纪50年代，越南北方在胡志明的领导下进行革命，与中国建立了"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友好关系，在这个时期，越南的很多妇女嫁入中国，中国对他们的合法身份、地位给予了保证。

60至70年代中期，中国发生，这场大动乱给中国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地理和历史的因素，越南、老挝、缅甸等邻国成为部分云南边民逃离苦难的地方。这一时期，云南边民与越南、老挝、缅甸等国边民通婚及其他交往依然频繁，但以中国妇女嫁入越南等国为主要流动方向。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越交恶，云南边民与越南边民的通婚与互助来往曾停滞状态。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之后，越南等国也开始改革开放。80年代后期，中国与越南军事冲突逐步趋向缓和，两国边境地区逐渐互相开放，云南边民与越南边民的交往、联系升温。这一时期，越南因长期战争人口结构严重失衡，青壮年男性人口大量减少，女多男少，越南妇女大量进入中国境内与边民结婚。

21世纪以来，一方面，由于云南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边境地区青年妇女离开家乡外出打工或外嫁现象比较普遍，造成这些地区男女比例失衡，部分适龄男性不能找到本国女性配偶；另一方面，老挝、缅甸、越南等国因社会不稳定、经济落后等种种原因，许多妇女也愿意嫁入我国，因此，外籍人员与云南边民通婚并定居我国境内的现象逐渐增多。

学者谷家荣曾在云南金水河村所作的傣族跨国婚姻调查中所列举的5个案例正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缩影。

案例1：黎贵荣，傣族， 1929年生，祖籍广西南宁。1854年家祖开始迁居，其叔从广西迁往越南南界村，距离金水河村仅13公里。黎贵荣之父则迁入云南金平县，迫于生计，投靠金平勐拉刀土司，帮工种地维持生活。后国家改制，全家才定居勐拉乡金水河村。现在，黎氏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跨国大家族。

个案2：封义军，40岁，傣族，妻子罗芬，43岁，傣族，越南封土县勐梭村人。罗芬前夫病故，封义军家贫，后经人介绍，1989年5月两人结婚，罗芬携子到金水河村居住。结婚后两人再生1子。现在，妻从越南带来金水河村的长子已在村里与当地女孩结婚，虽父无户口，但孩子随母解决了当地户口。

个案3：毕国民，43岁，傣族，妻子王自英，39岁，傣族，越南封土县坝单村人。年轻时，常到马鹿塘、金水河赶集，1993年3月4日结识不到两个月就正式结婚，生有毕永梅、毕小芳两女。越南坝单村的亲戚较多，家人常来中国看望，偶尔走小路回越南探亲。去年，其父病故，由村民小组开具证明，回家送葬。

个案4：刀光红，52岁，傣族，妻子刘芬，42岁，壮族，越南封土县坝梭村人。坝梭距金水河村仅18公里，两村虽属越中两国，但村民常走亲探友，熟人熟事。1987年10月11日刀、刘二人结识不到半年之后结为夫妻，安家金水河村。婚后两人勤俭持家，生有大女，现今女儿已出嫁，儿子在中学练书，2009年2月家建新房，越南亲友前来相帮。

个案5：罗家洪，傣族， 43岁，妻子张提香， 38岁，傣族，越南封土县人。1986年前后，两人常到双边集市草皮街做小买卖，在生意往来的过程中结识，并产生感情， 1988年6月在金水河村结婚安家，生有2女。婚前，妻子在越南有完整的档案和身份记录，婚后，越南政府取消了她的越南户籍，且由于二人婚娶时并未办理相关手续，到金水河村后，张提香也未取得中国公民身份，成为一个没有身份的“盲人”。[5]

以上案例在给我们开启了云南边民涉外婚姻状况一个视角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展示了云南边民涉外婚姻所引发的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笔者将在下详细的探讨。

二、云南边民涉外婚姻引发的

非传统安全问题（一）婚姻登记问题

不同国籍的公民或一国公民在他国结婚、复婚、或离婚引起的婚姻关系称为涉外婚姻，涉外婚姻要求婚姻当事人依照一方国家相关法律在这一国家进行登记，注册，在有的宗教国家，必要的宗教仪式是婚姻得到该国承认与保护必经程序。然而，在云南边境地区，部分边民与境外民族结婚并没有按照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法律登记、注册，只是按照当地的民族风俗进行。但是，结婚必须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否则婚姻无效。

同时，由于涉外婚姻涉及外交、户籍制度、出入境管理等多方问题，若按通常情况办理十分麻烦。然而边民之间造成的大量事实婚姻，让管理机关十分头疼。为加强管理及简化办证程序，根据1995年民政部的《中国与毗邻国边民婚姻登记管理试行办法》，毗邻国边民登记结婚条件为——拥有本国护照或出入境证件、有效身份证、婚姻状况证明和同意与中国边民结婚的证明、指定医院出具的婚前健康检查证明，具备这些条件的毗邻国边民，可与我国的边民登记结婚。然而，该试行办法在中缅边境实施情况看，仍然过于“麻烦”，绝大多数都没有去按法定程序登记结婚。而根据《中国与毗邻国边民婚姻登记管理试行办法》第十四条 ”未到法定结婚年龄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或者符合结婚条件的当事人未办理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依照该条的规定，境外民族与我国边民通婚，如果没有进行相关的注册登记，其婚姻关系都是无效的，得不到我国相关法律的保护。然而，大量云南边民涉外婚姻没有进行登记，没有国家的监督和指导，存在一系列问题：首先，不利于保护我国公民的合法利益，我国法律的不确认和保护没有登记的婚姻，使此类婚姻的子女国籍、夫妻财产以及继承等一系列法律关系不明确；其次，容易造成早婚、重婚，婚姻登记部门无法了解和审查未进行登记的婚姻当事人状况，无法防止早婚、重婚。第三，有的边民与境外民族结婚时，没有进行婚前体检，未能查出禁止结婚的疾病，从而产生不利后果。第四，损害我国法律的权威性，由于没有进行结婚登记，大量存在事实婚姻，法制观念逐步淡化。最后，出现纠纷时，由于没有登记，相关部门无法掌握情况，容易造成边境矛盾，影响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甚至影响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

（二）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

云南边民有着和边境国家边民通婚的历史传统。云南社会经济发展落后，山区边民生活更加贫困，在境内结婚比较困难。由于与云南接壤的越南、老挝、缅甸经济发展落后于中国，社会不稳定等多方面的原因，这些国家的边民愿意到中国生活，这样，部分云南边民与外籍人员通婚并在中国境内定居。婚姻登记是户籍登记、人口普查、计划生育、社会救济、医疗等一系列的管理工作的基础，没有进行合法登记的婚姻，造成大量“黑户”、“黑人”，给上述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涉外婚姻大多没有进行结婚登记，为事实婚姻，造成了严重的无证生育、跨国躲生等违反计划生育问题。按照我国出入境相关法律法规，对非法滞留人员应予以处罚并遣送出境。

（三）相关人员的国籍问题

国籍表明一个人同一个特定国家间的固定的法律联系，是指一个人属于某个国家的国民或公民的法律资格，是国家行使属人管辖和外交保护权的法律依据。国际法依国籍将个人划分为本国人、外国人和无国籍人。给予哪些人国籍，即认定哪些人是其公民是国家自身的权利。由于跨境民族之间的通婚由来已久，我国在关于国籍的规定上适用的是双系血统主义为主、出生地主义为辅的混合原则。我国《国籍法》第4条规定：“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外国，具有中国国籍；但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并定居在外国，本人出生时即具有外国国籍的，不具有中国国籍。”第6条规定：“父母无国籍或国籍不明，定居在中国，本人出生在中国的，具有中国国籍。”

在此，我们主要关注云南边民涉外婚姻中妇女以及子女的国籍问题。首先是妇女的国籍，由于法律意识比较薄弱以及毗邻国家法制不协调，许多边民嫁入中国以后并没有进行婚姻登记，也未取得中国国籍，当然就不是中国公民，中国政府也不承认她们是中国人。尽管她们长期生活在中国，而且是中国丈夫的妻子或中国孩子的母亲。其次是子女的国籍，这里我们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跟随母亲来中国的子女的国籍，这些子女由于家庭的变故跟随母亲来到中国，根据国籍法和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他们并没有取得中国国籍，得不到我国政府的承认，因此不能享有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诸如：上学、就业、以及流动等方面的基本权利，他们的内心无法认同自己是一名中国人。另一种情况是在中国出生的孩子，依据中国的《国籍法》，这些孩子具有中国国籍，也具有当地户籍，他们普遍认同自己就是中国人。但是由于母亲并没有取得中国国籍，因此在他们的心中认为自己的家庭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家庭，事实上并不完全属于中国，由此也反映了这群特殊孩子内心的隐痛。因为国籍上的认同给他们的整个家庭带来了很多的不便甚至带来了精神上的痛苦。

（四）拐卖人口犯罪

拐卖妇女被国际社会认为是奴隶制度在现代社会的一种翻版，它严重侵害了妇女的基本权利和身心健康，这种丑恶的现象不管是在国家内部还是在国际社会间仍然存在，并且不断蔓延。拐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它不仅破坏了家庭的完整幸福，而且还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和谐，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是人类社会不能容忍的行为，要想杜绝这种行为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由于云南地理位置特殊，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国界线长4060公里，其中中越边界1353公里，中老边界710公里，中缅边界1997公里，并与泰国、柬埔寨、印度和孟加拉国相邻，有国家一类口岸13个，二类口岸7个。除国家口岸外，边民临时出入境通道较多，小道和便道更是不计其数。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边民的涉外婚姻也在客观上也为犯罪分子贩卖人口犯罪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五）、艾滋病泛滥

从我国的情况看，目前对我国危害最大的是海洛因，其中绝大部分来自毗邻我国西南边境的“金三角”地区。可以说，“金三角”是距我国最近和对我国威胁最大、危害最重的境外毒源地。而从“金三角”流入我国的绝大部分又是从云南省入境，而后通过西南地区扩散到全国其他地区的。进入21 世纪后， 境外对我国的走私入侵呈现出“ 多头入境， 全线渗透” 的态势。“金三角” 对我国的危害最大。目前“金三角”生产加工的海洛因大部分通过中缅边境陆路进入我国， 的生产不仅海洛因未减少， 新型还不断增加， 罂粟种植也更加纵深化、分散化。有学者统计过，“云南省从1982 年-1989 年， 全省共查破案件20845 起， 查获犯罪分子33294 人， 收缴了大量的鸦片和海洛因；1990 年， 抓获犯罪嫌疑人3000 多人， 缴获鸦片876 公斤， 海洛因1280 公斤。到2006 年， 仅1 月-11 月云南省公安破获案件9959 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11976 名，缴获各类9. 6 吨， 其中， 海洛因占全国同期总数的801%， 鸦片占911%， 冰毒占758% ， 缴获总量比以往同期缴获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上升。”[6]

与此同时，由于与云南接壤的老挝、缅甸、越南等边境国家经济比较落后，一些妇女为了改变自身的现状，愿意嫁到中国，犯罪分子利用她们这种心理，将这些妇女骗到中国来。然而，这些妇女只有极少数的能到中国成家立业，她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到中国，而只到达邻国与中国接壤的边境，她们当中的大部分都被卖到色情场所，从事，由于靠近我国边疆的相关当局得到一定的好处，就对这种行为没有加以制止，反而是睁一只闭眼一只眼，从而助长了色情业的泛滥。[7]再加上边境地区医疗条件落后，缺乏防艾知识，吸毒人员比例较高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使得艾滋病传播进一步泛滥开来。“根据联合国艾滋病防治协调中心的预测， 艾滋病蔓延的重点正从非洲向亚洲发展， 其中东南亚是重点地区。因为， 东南亚地区交通便利、商业活跃， 且吸食者使用注射方式泛滥。各国政府对此难以控制。”[8]

三、云南边民涉外婚姻非传统安全的

法律规制云南边民涉外婚姻中引发以上百传统安全问题，我们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法律措施来对其进行规制，从而维护社会的安定和谐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一）婚姻登记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指导婚姻登记立法、执法、司法工作以及培养边民法律意识的原则，依据这一原则减少事实婚姻，杜绝种种不合法的事实婚姻，使婚姻登记走上正常的轨道上来。

1立法上，第一，我们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应有关于边民涉外婚姻登记的程序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对于边民涉外婚姻规定都比较宽泛，没有具体的、详细的规定，不利于实际操作，我们应在修改现有相关婚姻登记的法律法规的同时，突破原有的立法条例，对边民涉外婚姻登记制定更加详尽的规定，从程序上严格把关，使工作人员对边民涉外婚姻登记程序一目了然，更加方便适用。第二，，增加对事实婚姻进行监督和规制的法律法规，鼓励事实婚姻进行规范。第三，应在宪法和立法法的指导下，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律法规，使解决国家现行法律与民族习惯发生的冲突有章可循。

2执法上，第一，婚姻登记部门应当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改变思想观念，从边民的角度出发，主动服务上门，对边民进行深入细致的宣传，认真讲解婚姻登记的条件、程序、意义，让群众通过实际案例真正认识到婚姻登记的必要性、以及不进行婚姻登记所带来的种种不利和害处。针对偏远地区的边民，当地政府应当采取由边境民政所代为办理婚姻登记手续，或在一定时期由有关部门下乡受理临时居留申请、永久居留申请和入籍申请等便民措施。第二，我国政府应当与周边国家签订有关婚姻登记的有关协议，使毗邻国当地政府积极配合，尽量做出符合我国婚姻登记的所应具备的条件，避免因各种手续不齐全所带来的种种不便。同时有关部门也应当积极配合民政部门对婚姻登记进行规制和管理，形成整个社会共同监督和管理的局面。第三，很多边民之所以在相互通婚时没有进行婚姻登记，一方面是自身法律意识淡薄，另一方面是一些邻国为了防止本国妇女嫁入中国，不开具相关的证明材料。针对此问题，我国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首先，要进行外交协调，争取边境国家的支持和合作。如果协调无果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在考虑社会稳定的条件下放弃证明材料这一条件，从而方便边民进行婚姻登记。

3司法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1994年）规定：“自1994年2月1日民政部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之日起，未办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的， 均按非法同居关系对待。”《婚姻登记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未到法定结婚年龄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或符合结婚条件的当事人未办理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 其婚姻关系无效， 不受法律保护。”关于事实婚姻的司法解释和现行婚姻登记条例均不承认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但是， 司法机关承认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以前形成的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登记机关则否认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以前形成的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 除非补办登记。应进一步协调完善这些规定之间的冲突， 以维护国家法制统一。

对于立法与司法的矛盾与冲突，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1）根据边境少数民族婚姻的现状事实，通过改变或者变通以时间为界限使事实婚姻转变为合法婚姻的做法，对当前普遍存在的事实婚姻予以适度承认。从而增强法律规则的可操作性，而若强硬的打压现存的事实婚姻则影响当事人家庭的和谐，影响对边境安全的管理，应对其合理地加以控制和疏导。毕竟良好的法律秩序在保护整体利益的同时，也要对局部或者个体利益予以适当而必要的关注，才符合法律正义的应有内涵。

（2）应以《中国与毗邻国边民婚姻登记管理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为基础，“充分发挥外事协商在边民婚姻登记工作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外事协商，规范边民涉外婚姻登记所需的证件和证明管理。通过外事协商，规范办证所需的证明、证件要求，规范边民涉外婚姻登记台账内容；通过外事协商，使毗邻国政府积极配合，尽量出具我国法律规定所需的证明材料，为边民婚姻登记相关手续的办理营造一个良好的客观环境。”[9]

（3）针对边境地区消息相对闭塞和边民法律政策意识淡薄及当地民间习惯重大影响的实际情况，加强对边民通婚相关的法律法律政策的宣传，逐渐使边疆民众认识到依照法律规定缔结婚姻所带来得益处及事实婚姻所带来的种种弊端。

（二）国籍

在加入我国国籍方面，要明确边民涉外婚姻中的外方加入我国国籍的条件和程序。目前我国只在《国籍法》中有关于加入我国国籍问题的简单规定，没有具体的条件，程序规定不明晰，实际操作不强。云南边境地区的外籍妇女与云南边民通婚后，在中国长期定居，已具备中国公民的事实身份。如果有能保障她们的合法权益，将影响到她们的家庭，甚至影响社会的稳定。所以我国政府应当灵活采取相关措施解决边民涉外婚姻中外方人员入籍问题。

（三）拐卖人口犯罪

加强国际司法协助，是打击利用边民涉外婚姻拐卖人口犯罪的重要措施。2002年11月12日，中国与东盟在金边发表了《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宣言第二条第一款明确提出：“现阶段合作重点为打击贩毒、偷运非法移民包括贩卖妇女儿童、海盗、恐怖主义、武器走私、洗钱、国际经济犯罪和网络犯罪等。”这一宣言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打击犯罪的准则，但这一宣言过于笼统，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应当建立更为切实可行的司法协助体系。

四、结语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疆，有较长的国境线，国与国之间跨境通道较多。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边民的涉外婚姻以及由此引发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其关涉到边民的日常生活、地方政府的治理及国防外交等方面，其中的关系纷繁复杂。然而，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这一领域尚缺乏足够的关注与探讨。因此，我国应积极与毗邻国以解决边民涉外婚姻问题为契机点，从立法、执法和司法等方面不断完善健全各自相关的措施政策，妥善处理好婚姻登记、人口和计划生育、相关人员的国籍问题、拐卖人口犯罪、和艾滋病泛滥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从而使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民族团结得到巩固，边疆得以长治久安，国家法制的尊严与统一得到维护，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建设和谐幸福的新边疆。

[参考文献][1]王逸舟：重视非传统安全研究[M].人民日报2003（7）.

[2]李伟、付春华：非传统安全与国际关系，全球战略大格局[M].时事出版社2000.

[3]俞晓秋等：非传统安全论析[M].现代国际关系2003（5）.

[4]李元涛：被忽略的边境新娘[M].晚报文萃2009（17）.

[5]谷家荣：地域、身份与认同——云南金水河村傣族跨国婚姻调查[M].青海民族研究2009（4）.

[6]王志刚：云南边境地区犯罪特点及对策研究[M].现代商贸工业.2008.20（2）.

[7]陈真波：西南边境地区跨国流动人口的现状问题.贵阳学院学报[M].（社会科学版），2010（1）.

[8]卢慎：越南艾滋病传播现状及趋势[M].东南亚纵横.2003（9）.

边境法律法规篇5

    摘要  :国际法对边境贸易的界定卞要是以W T()关于最惠国待遇的例外中的规定为依据,各国在边境贸易的政策与实践中均有一些特殊的做法。规范边境Ix.合作而临的差别和问题需要法律条文和框架的支持,逐步推进边境合作的稳定健康发展。要科学建立中国力、北地Ix_参与力、北亚经济合作的战略发展框架,发挥中国在;!、北亚经济一体化中的作用。     关键词  :W TO;边境贸易;法律;Ix.域经济合作;力、北亚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开始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这是在当前多边贸易谈判受阻、各个国家开始寻求区域贸易合作大背景下的一个必然选择,同时也是中国利用地缘优势统筹协调国内区域发展,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现实要求。从中国目前正在准备签署的区域贸易协定来看,其侧重的内容仍然是围绕着边境地区进行,主要有三个:一是中国与东盟的10+ 1合作机制,中国云南、广西、贵州等省区与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等国家相毗邻;二是上海合作组织,该组织正在向经济领域合作的方向发展,中国新疆等地区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接壤;三是东北亚经济圈,中国东北地区毗邻日本、韩国、朝鲜、俄罗斯、蒙古等诸多国家,这是东北亚经济合作的中心地带。推进东北亚一体化,不仅有利于维护东亚地区、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而目_对于实施我国的“振兴东北”战略意义重大。一那TO体制下的边境贸易及一些国家的实践     边境贸易是在特定的边境地区与毗邻国家实施的一种特殊贸易方式,其享受着国家给予的诸如减让关税、方便边民出入境、简化货物出关手续等优惠的政策[‘{。国际法对边境贸易的界定主要是以W TO关于最惠国待遇的例外中的规定为依据,根据GATT /W TO的规定,边境贸易是指毗邻两国边境地区的居民和企业,在距边境线两边各巧公里以内地带从事的贸易活动。①作为建立区域贸易协定法律依据的GATT第24条(适用领土边境贸易一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是GATT法律框架中最惠国待遇的一个例外,给协定参加方提供了优惠和便利。同时根据第24条第3款,本协定的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任何缔约方为便利边境贸易而给予毗邻国家的优惠,从而为开展边境贸易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法律空问。世贸组织上述条款的规定实际上是将边境贸易作为国际贸易中的一种形式并允许给予特殊优惠安排。一个缔约方在边境贸易上给予毗邻国家的特殊优惠或便利是允许的,而目_这种优惠或便利作为最惠国待遇“例外”可以不适用于其他缔约方。     大多数世贸组织成员的边境贸易的优惠政策在加入GATT /W TO前后没有明显变化。1986年墨西哥加入GATT后,只是略微减少了某些实行配额管理的极少数产品。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区(NA FI'A )成立以后,墨西哥从美国进口的产品有近SOIo实行零关税,其余部分也将在2003年之前实行零关税。但根据政府和边境贸易区企业达成的协议,边境地区从美国和加拿大进口的产品在2003年以前将继续享受原有的关税减免待遇[2{。各国在边境贸易的政策与实践中均有一些特殊的做法,主要有三种类型:( 1)明确给予边境贸易优惠政策。W TO规则对毗邻国家的定义比较笼统,不少国家对边境地区进行了扩大的解释和理解,由于边境贸易额占各国贸易总额的份额较小,甚至微乎其微,因此还未曾有过将边境贸易问题诉诸争端解决的先例。给予边境贸易的优惠政策包括:确定边境贸易区或边境加工贸易区;除了一般的进出口贸易,还包括加工贸易、在进口关税上的优惠(零关税)、取消部分产品的配额许可证;简化进口手续;大多数国家允许边境贸易享受优惠关税的某些进口产品进入内地,从而发挥边境地区的区位优势。( 2)对边境贸易未做出专门规定,但在实践中给予特殊照顾和优惠。( 3)以国际协定为依据。欧共体中的上莱茵地区比较典型,具有可遵循的法律条文和合作协约,如欧盟的妈约矫口卡尔斯鲁厄协定,为边境区合作提供了有利的法律依据。     根据帼务院关于边境有关问题的通知》( 1996年2号文件),我国边境贸易的贸易方式主要包括:边境小额贸易和边民互市贸易。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议定书中,既承诺了在加入世贸组织后要保持国家贸易政策的统一性,又争得了有关特殊贸易安排中的特殊例外待遇。中国已把现行的边贸政策通知了世贸组织,加入世贸组织后现行的边贸政策继续执行,而目_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研究制定新的鼓励和扶持边境贸易发展的政策措施。因此,中国对边境贸易的优惠政策主要包括: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普遍享有的基本权利、国家给予边境贸易的优惠政策,通过与毗邻国家的区域贸易协定明确给予边境贸易的优惠待遇。二边境地区合作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发挥提供的法律制度基础     世贸组织的一个宗n是推进世界贸易的自由化。贸易自由化是一个过程,在地域范围必须由近至远,在合作程序上从低到高。在这个演进的过程中,边境贸易区发挥了不可缺少的历史功能。通过边境贸易可以方便边境两边的居民互通有无,就近利用边境地区的区位优势,充分发挥其潜在资源,从而增强边境区域的竞争优势。边境贸易在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增加了扩大贸易规模规范贸易方式、改善贸易手段的要求,从而使原始的边境贸易方式向规范、严密、便利的国际贸易形式过渡,边境贸易的管理系统将日趋成熟,并将为经济贸易的发展和建立自由贸易区奠定基础m。各类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往往是从边境贸易自由化开始发展和扩展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边境贸易区的贸易是一种先导、一种试验,它的前景是实现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和自由化,从诞生之日起就体现着世贸组织的宗n和基本原则。     现有的边境合作从广义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低层次是边界口岸贸易,中层次是边境自由贸易区和边境出口加工体系,高层次是边境跨国界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圈。边界口岸贸易在边境贸易的发展中,通过辐射和连带到其他邻近区域使区域面积不断扩大,不断完善边境贸易的服务体系,利用国家优惠政策发展和完善成为包括周边区域的出口加工体系和具有转口贸易功能的边境自由贸易区。而最高层次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圈,是属于区域贸易协定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指一个国家某一个地区加入跨国界的区域经济合作,其主要法律依据已经不能囿于边境贸易的规定,而是要按照对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区域贸易协定进行,主要包括GATT第24条、GATS第5条和授权条款。它并不一定由整个区域的各完整国家来组成集团,而可以是在区域内某些局部地区由国家或经国家认可的地方政府出面,组成灵活多样的区域经济圈,以协调区域经济利益为主,进而积极创造条件向高层次的区域一体化过渡。     边境区合作面临的差别是多方面的,面对不同的政治经济结构和义务、不同的法律条文(如税收、开发规划环境法和社会法等)、不同的市场利益、不同的货币体系、不同的交通规划、不同的教育体制,要想使各方达到协调一致,是一件艰苦而长期的大工程。因此,需要法律条文和框架的支持,逐步推进边境合作的稳定健康发展。边境地区从制度上进行合作则是为建立更深层次的国家问合作以及签订实施区域贸易协定奠定稳固的基础。边境合作中的重点是以经济为主的全面合作,而保证国际经贸洽作顺利发展的最有效方式是通过建立法律制度,规范不同国家经济主体的行为,保证经济主体在东道国的公正待遇,为处理经济争端提供解决机制等,这是边境区域合作不断发展的前提条件;其次,利用边境地区特有的优势发挥其特点,加强制度建设,促进语言的学习和交流、科研的共同享用,提高社区居民的区

    域认同意识和社会决策参与意识,是区域可持续发展在边境地区的最佳体现,为区域合作向更广的领域和高深层次发展奠定基础。另外,边境区合作对解决区域本身存在的问题,诸如就业状况、移民、家庭、安全和犯罪以及解决边境纠纷也会带来积极作用,并为签订和实施区域贸易协定创造良好的政治和安全环境。     对于东北亚经济合作来说,不同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边境地区的合作可以为中心区域的广泛合作提供借鉴和经验。东北地区的边境城市之问往来的增加和合作加强又会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充分了解市场的变化,从而在贸易和投资上做出正确的选择,引导两国充分发挥经济上的互补优势,为国家问签署更深层次的区域贸易协定的重点谈判领域提供方向。同时,中央政府将重振中国东北地区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这与中国参与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战略的考虑不无关系,根据这个指导方针,中国政府将在东北地区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并继续加大投入资金的力度,用于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与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这些项目和投资为东北亚各国对东北地区的投资提供了巨大的商机,为周边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发展机会,能够进一步促进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从而通过东北经济的振兴,提高东北经济的发展,为中国参与东北亚一体化建设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提供物质基础和广泛支持。三、东北地区参与东北亚经济合作的战略发展框架及对策建议 L客观认识东北亚区域一体化中的各种复杂因素,采取务实态度,由低到高、先易后难地实现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由于东北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开放度和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同,并目_由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T济发展水平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各国发展经济的思路和政策都有很大的不同[4J,而历史和现实的纠葛造成了合作的复杂性。因此,东北地区在与东北亚各国合作中,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不仅要采取双边合作,也要有诸边和多边合作;不仅要有国家的整体安排,还要有各省的分别参与;既要有边境贸易的低层次合作,又要有区域一体化的高层次规划。通过重点区域和边界贸易为起点,层层推进、不断深化,促进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 (l)重视儿个点。要以现有的边境口岸对口贸易为基础,充分利用国家给予边境贸易的优惠政策。选择近邻、目_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的地区建立跨国经济区,如环渤海经济区,图们江地区,环日本海经济区和中、蒙、俄、朝沿边经济合作地带的合作。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过程中,这些地带经济合作的范围比较小,决策相对简单,并目_是由东北三省不同的省份参与,应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以利于调动各个省份的积极性,同时也应采取各种灵活多样的形式促进东北三省与这一区域参与国家的紧密合作关系。(发展两条线。从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发展进程来看,相邻两国或两国问部分地区的经济贸易合作是实现区域性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先行地域。要抓住当前有基础有影响也有能力发展的双边和诸边合作,建立较高层次的边境合作方式,这两条线主要是中日韩经贸合作和中俄经贸合作。作为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大国,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合作不断加强,在东北亚一体化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中日韩为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核心既有利于实现三国问的平衡(韩国在中日问的独特作用),也有利于处理同本地区政治、经济关系紧密的域外大国一美国的关系以及日朝、韩朝、日俄矛盾等。三个国家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中

边境法律法规篇6

一出入境证件的定位重构

对于以护照为代表的出入境证件，在学说上一直具有争议，争议的焦点是：护照是许可证还是身份证。

认为护照属于身份证的理由是：首先，护照不符合行政许可的定义。论者认为：护照申领不存在行政许可中的“法律一般禁止的情况”，任何具有我国国籍的合法公民都可以申请护照，而且我们也在逐步实行按需申领。其次，护照一般被定义为“身份证件和国籍证明”。它与身份证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身份证用于国内，护照用于国外。护照的申请前提和身份证也一样，必须是合法的中国公民。至于护照有几条不批准的情形，那只是因为护照影响更大，用途更多，需要严格控制而已。第三，任何人都可以出国，并不是必须有护照才具有出国的资格，申请护照只不过是出国所履行的一个手续。不准一些人出国，那也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了公共安全而加以控制，只要能提供相应的手续或者解除限制条件，一样可以出国，护照只不过是从中可以加以管理的一个有效的手段。第四，如果把护照归为行政许可，将给工作上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对有不法目的的人要出境的调查漫长而且烦琐，很容易被不法人员挑毛病，造成工作上的被动。

随着《行政许可法》颁布，公安部六局已将护照等有关证件的审批签发列为行政许可项目，国务院法制办公室2004年5月13日《行政许可法有关问题解答》明文指出“公安机关对公民申请因私出国护照的审批，是外部行政管理行为，是行政许可。”护照属于许可证已有定论。我们认为，目前，我国护照兼具有身份证件和出国（境）管理双重职能。护照作为许可证同时又具有身份证明的作用，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首先，在传统上，护照确实起到身份证件和国籍证明的作用，而且目前也仍然具有这方面的作用。但是，说护照仅仅用于在国外证明身份，则是不确切的，因为目前护照作为身份证明在国内也在一定范围内被认可。其次，一种证件具有双重属性，在国内外屡见不鲜。例如某些国家的驾驶证，作为准予驾驶车辆的许可证的同时也可以作为身份证明使用。第三，国家国境制度的严肃性决定了任何公民不可能，也不应该随意出入国境，必须取得国家有关部门的许可。按需申领不等于随意出入。法定不准出境制度的存在，更恰恰证明了法律禁止的存在。至于“造成工作上的被动”这一观点，只能说由于我国的出入境许可制度仍然没有理顺，陈旧的、不科学的制度制约了实际工作的开展。

可见，护照作为我国公民出境的许可，在理论上是行得通的。同样道理，外国签证实际上是外国准予我国公民入境的一种许可。把出入境证件定位为许可证，在实际工作中意义重大。

二边防检查行为的定位重构

边防检查行为的法律地位，我国现行法规中规定就不甚明确。对此问题，理论上可以归纳为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可以称为“监督检查说”，该说认为，边防检查行为仅仅是一种常规的“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监督检查”，是对出入境许可的后续管理措施。也就是说，一旦取得了出入境许可（护照和签证），通过边防检查只是个例行手续，边防检查行为只是保证了上述许可的实施。第二种可称为“独立许可说”，该观点认为，边防检查机关与签发护照的出入境管理部门一样，是相对独立的对出入境进行行政许可的许可机关。换言之，边防检查机关在护照上加盖验迄章的行政行为，也是一种行政许可（审批），是对真正具有出入境资格、符合出入境条件的人员在法律拟制意义上最终合法越境的允许。

我们认为，从我国出入境管理发展的前景来看，第二种观点即“独立许可说”更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首先，“从指定对外开放口岸通行”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等法律明确规定的制度。因此，即使公民取得了合法和完整的出入境许可，不从指定的对外开放口岸出入境，不经过边防检查，仍然违反我国法律，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偷越国（边）境犯罪。可见，边防检查机关验讫放行的行为，才是真正意义上对禁止行为的解除。

其次，“独立许可说”在行政许可法上可以找到依据。该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实施检验、检测、检疫的，可以在检验、检测、检疫合格的设备、设施、产品、物品上加贴标签或者加盖检验、检测、检疫印章。”边防检查站加盖验讫章的行为在形式和实质上都符合上述规定。

再次，“独立许可说”更符合我国出入境管理和检查现状。《行政许可法》只规定了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实施许可有权监督检查；以及本级行政机关对其所作出的许可有权监督检查。依“监督管理说”，应当认定实施监督检查的边防检查站与发放许可的出入境管理部门主体同一，或者边防检查机关是出入境管理部门的上级机关。而实际上，两个机构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互不隶属。

第四，“独立许可说”更好的解释了两机关的关系。发放护照重在保护，重在服务，因此应当集中精力围绕发放护照中对所属居民真实身份等信息的真实性开展工作，尽量减少骗领等情况出现。而边防检查机关的工作重点则在“查”、在“阻”，对于形式上和实质上不符合出入境条件的人员，不许可其通过口岸出入境。两机关各司其职，才能做好出入境管理工作。

边境法律法规篇7

关键词 全球化 国际投资法 WTO 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DF521 文献标识码：A

1全球化趋势对国际投资法的影响

全球化一般是指一个全球在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各个方面变得越来越紧密联系，相互依存的过程①。全球化是当今国际社会最主要的一种潮流，每个国家，无论是否自愿，都被席卷入这一潮流之中。全球化在不同的文明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全球化进程②。当前正的全球化浪潮有如下特点：

（1） 跨国公司高度发展，空前活跃，成为全球化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

（2） 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数量和实力大大增强。

（3） “经济的非国家化”迅猛增加③。

（4） 生命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全球迎来了“新经济”的曙光。新经济的产品制造模式由过去劳动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的工业产品转向知识密集型的高科技产品。

（5） 全球化浪潮“以跨国公司和文化碰撞为基点，以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为契机，而形成经济“一体化”与政治“多元化”并存的格局”。④

随着全球化浪潮，也带来了法律全球化⑤的契机，而全球化必然对法律产生深远影响。首先，全球化每发展一步，都需要法律规则来调整其经济水平，所以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国际层面都需要不断制定新的法律规则。而这些新规则新制度必然与传统的法律理念和制度发生冲撞。其次，一国与外国进行经济交往时，特别在加入WTO这一类全球性组织，其有关经济、贸易的法律（包括民法、商法、经济法、行政法等）就必须与国际通行之规则接轨，倘若国内法规则与这些共同的规则冲突，一国就需要对其法律进行相应的修改。再次，全球化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而这种负面效应必然需要相应法律进行规制。最后，全球化浪潮使得各国间的法律移植更为广泛，大大减少了各国的立法成本。

2 WTO的发展对国际投资法的影响

WTO 协定体制虽然主要为关于国际贸易的多边规则，但其中蕴含着大量的国际投资规范。“多边贸易自由化必然带动投资自由化，多边贸易自由化也必须以投资自由化为重要条件。”⑥WTO中与投资有关的多边条约主要包括《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以下简称TRIM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以下简称TRIPs）、《服务贸易总协定》（以下简称GATS）、《补贴与反贴措施协定》以及《关于争端解决规则》。这些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协议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投资多边法制的内涵，使国际投资法的自由化、强制化更加明显，推动了国际投资法的调整机制日趋多边化，并且对国际投资双边法制和各国得国内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1 WTO对双边投资协议的影响

从最初的FCN到现在备受发达国家青的美式双边投资协定，发达国家始终没有放弃追求高标准自由化的双边投资条约，高水平的投资自由化规则、强有力的投资保护和争端解决程序是发达国家力图达到的目标。然而，由于发展中国家不会放弃对外资的管辖权来迎合投资自由化，一对一的投资协议谈判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任务艰巨且难以达到预想的目标，并且由于国家之间亲疏有别，国家的外交政策、历史传统等都会影响双边投资协议的内容。WTO框架下的与投资有关的协议将双边投资协议中一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矛盾分歧巨大的内容以义务的形式固定下来，具有了广泛的法律约束力。WTO成员国众多，囊括了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和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且由于最惠国待遇的辐射作用，WTO框架下的与投资有关的协议固定下来的内容几乎都会被双边投资协议所吸收，例如GATS中规定的以商业存在的形式提供服务必须遵守的多边纪律，对各国所签订的有关服务业投资的双边条约具有直接的影响力，开放所承诺的服务部门成为一种国际义务，省去了繁琐的双边投资协议的谈判过程。

2.2 WTO对各国外资法的影响

WTO框架下的与投资有关的协议已经对许多国家外资法的立法方法、有关外国投资的市场准入、外资经营运作的待遇标准、政策法规的透明度、外资保护等诸多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依据TRIMs协议，各国引导和管辖外资的权利开始受到多边纪律的约束，而各国对外资和外国投资者的知识产权的认可和保护也开始遵从TRIPs协议的要求，并且各国外资法中鼓励外资出口的一系列措施，也开始受到《补贴与反贴措施协定》的制约。

2.3 WTO对多边投资协议的影响

2003年墨西哥坎昆会议重点讨论了构建WTO体制下的多边投资协议，尽管这个计划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分歧过大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但这次会议向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即WTO越来越有可能成为未来缔结专门的多边投资条约的场所。

在MAI失败后，联合国贸发会在总结其失败原因的报告中指出，“国际投资条约界定各类义务都或多或少地会限制参加国管辖外资的自，条约必须为东道国提供适当的为追求自身发展目标而行使权力的弹性空间，投资条约越强调投资保护和投资促进方面的问题，越希望达成更多的投资自由化承诺，就会导致问题复杂化进而越要重视各国不同的投资政策方面的需求。在追求更大的投资自由化和投资者更全面的完善的保护过程中，一味忽视东道国利益的立法方法是不可取的，渐进的投资自由化较那些前卫和无所不包的自由化承诺更易被接受。”会员国众多的WTO将投资问题迂回地在多边贸易体制中解决，从而为国际多边投资协议的制定开辟了新的途径。作为一个成熟的国际组织，WTO定期和不定期的会议和谈判使得投资协议能够不断地演变，更好地反映不断发展的国际经济情势。并且，WTO下的争端解决机制使得多边投资协议的贯彻实施具备更有力的保障。因此，WTO体制下的与投资有关的协议不但会影响未来国际多边投资协议的内容，并且WTO本身也极有可能成为未来统一的多边投资协议产生的场所。

3 可持续发展对国际投资法的影响

国际投资作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自然成为各国以及国际社会调整经济发展模式的重中之重，如2002年的地球峰会就将FDI当作可持续发展的领跑者。不可否认，国际投资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发展和转型。但是结合有关资料，国际投资对于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而言，即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甚至有学者认为，国际投资对东道国的环境管理制度的变革几乎没有产生正面影响。因为跨国公司就是利用东道国和母国之间的环境管制上的差异来降低成本，有关国际投资的环境溢出效应的“污染避难所假说”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能够得到验证。但是，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被越来越多国家所重视，国际投资开始回应可持续发展的诉求，同时各国相关的外资法律法规及其所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区域投资协定以及多边投资协定，都从投资待遇和投资保护等方面对可持续发展做出了一定的回应。基于此，可持续发展战略对国际投资法的晚近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3.1 经济层面上对国际投资法的影响

FDI可以为发展提供投资，增加了东道国的资金来源，并通过技术转让等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世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及最优化配置，通过技术的转让来提高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促使国际投资法顺应时代的发展，通过缔结大量的双边投资条约、区域性投资条约以及多边投资条约来推动经济的发展。自由的市场准入、高标准的投资待遇和投资保护都对于促进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力的提高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当然，逐渐自由化的投资条约对东道国的经济的挑战也是全方面和深层次的。发达国家通过高标准、高度自由化的国际投资条约会进一步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外资管辖权，这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国际投资法在未来应当既能反应投资自由化的趋势以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生产力的持续提高，又能顾及各国利益的协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反映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

3.2 社会层面上对国际投资法的影响

FDI对东道国的就业、劳动力流向、人力资本、社会福利和保障、劳动关系等等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力，如何通过国际投资法的发展来回应可持续发展战略所要求的社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而从国际投资法的晚近发展来看，自由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国际投资条约，无论是双边投资条约、区域性投资条约，还是多边投资条约，都体现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投资者利益的高标准保护以及劳动者权益的保护等问题。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些建立在发达国家利益基础上的国际投资条约非但没有促进其社会的发展，反而激化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例如WTO框架下的《与投资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其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过分追求知识产权人的利益，却忽略了由此所引发的有关人权、基因资源保护等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和社会价值。因此，“一些新的国际造法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对TRIPs协议所确立的一系列高标准的知识产权规则提出了批判，并试图通过建立新的规则来解决因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不断提高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矛盾与冲突。”

3.3 环境层面上对国际投资法的影响

FDI与环境的关系一直充满争议。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国际投资对于东道国的环境几乎没有产生正面影响，降低环境标准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国外投资的主要手段之一，发展中国家成为跨国公司的“污染避难所”成为许多学者的共识。当然，跨国公司带来了先进的工艺也能够促进东道国环保技术的进步，并通过推行国际环境质量标准体系的认证和强化来促进环境保护的发展。并且据最新的研究表明，环境成本在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过程中仅占很小一部分，高的环境标准可能带来新的技术回应，从而不会出现资本“外逃”现象。因此，国际投资法制也通过有约束力的条约来推动环境管理制度和环境友好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并在投资待遇等方面具体体现了这一点。例如世界银行指南在论及国民待遇问题时规定，对东道国本国国民的限制性规定同样适用于外国投资者。所以当前国际投资法制不赞成外国投资者享有比东道国本国投资者更低的环境保护标准。可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对国际投资法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注释

① 何晓红 ・伊拉赫 罗伯特・恩格尔 查德威克・尼赫尔特 佛安瑞德・萨德瑞赫合著，朱乃肖等译，《全球化与国际经济》，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5页。

② 美国历史学家把全球化分为四个阶段：古代全球化、初始全球化、现代全球化和后殖民全球化[ 同上引，第8页。霍普金斯认为：这四个阶段并非严格按照年代顺序排列，有的阶段是重叠的，但同时也是连续的，简单说来，“古代全球化”指从全球化形成到16世纪末，这段时间主要牵涉欧亚大陆和北非。“初始全球化”始于1600年并一直持续到1850年，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西方的崛起和东方的衰落。第三阶段“现代全球化”开始于19世纪中叶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叶。这个阶段的显著特征是交通能力和通讯能力的巨大提升，全球贸易量的急剧增长，人口在各大洲直接按大规模迁移。第四阶段“后殖民全球化”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历的，开始于19世纪50年代并一直持续到今天。]。

③ 李龙：《经济全球化与法学的演进》，《中国法学》，2002年第1期，第45页。所谓非国家化，是指减少国家在国际资本、服务、商品、产业流动中的干预，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废除一切对外国资本的歧视措施，降低以至取消关税。

④ 同上引，第45页。

⑤ 很多人否认法律全球化，反对法律全球化，认为法律的政治性很强，各国的政治制度不同，从而法律不可能整合；世界政治应鼓励多元化，从而法律应强调本国特色，不应有全球化，不应推动全球化。但法律全球化不是一元化，反而强调多元化、多样性。如下理由可以说明法律正在全球化：（1）从形式层面上看，法律在整体上具有政治性，但不是说所有的法律都具有政治性，相反大量的民商事法律和经济性法律所反映的技术性特征更强。（2）即使是政治性较强的法律规范也存在全球化的问题，因为人类在政治制度方面，同样要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互相借鉴。 这种学习、交流、借鉴必然要藉助于法律，并在法律上表现出来。（3）各国法律互相借鉴、互相移植、互相融合的趋势日益加强，日益明显，不同法系的界限越来越不清晰、不确定。（4）国际法、国家间的条约、协议、各种国际性、地区性组织的章程、规则越来越多，其作用越来越显著，从而使国家法律的效力在实际上受到一定限制。

⑥ 刘笋著：《WTO法律规则体系对国际投资法的影响》，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63页。

参考文献

[1] 刘笋.知识产权国际造法新趋势[J].法学研究，2006年第3期.

[2] 钟立国.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投资法的新发展――兼论我国的应对之策[J].法学，2003年第7期.

边境法律法规篇8

关键词：边防检查；人员素质；法律权限；规范化

执法规范化建设是公安部“三项建设”重大战略部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提高公安机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能力和执法公信力的重要举措。边防检查机关作为公安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边防检查工作实践中，应勇于研究、勤于探索，把边防检查执法规范化建设全面推向深入。几年来，全国边防检查机关积极投身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实践，全面加强和改进边检工作，努力提高边检服务水平，使我国边防检查工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但在某些方面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与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仍存在一定差距，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前复杂严峻的任务形势，不能满足当前全面推进边防检查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和要求。笔者就如何抓好边防检查执法规范化建设浅析自己的观点：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边防检查执法规范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暂就其中的几点加以讨论。

（一）思想认识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高。

过去几年来，全国边防检查机关在提高边检服务水平工作中，努力强化服务理念，提高服务技能，创造和利用各项有利条件，全面加强和改进边检工作，切实提高了边防检查工作的整体质量与效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成绩的取得与广大边防检查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与付出是分不开的。当前，公安部作出重大战略部署，要求在全国公安机关全面强力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部分边防检查工作人员认为经过前一阶段的提服工作，边检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没有必要再做改进，便容易产生懈怠情绪，造成执法认识不到位，执法观念不端正；一些单位和领导的思想认识也存在偏差，对我们是一支执法部队、基本工作是执法工作、基本活动是执法活动的认识不到位，没有把执法规范化建设作为事关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事关经济社会长远发展、事关公安边防工作全局的基础性工作来抓，因而工作中重点不突出、目标不明确，缺乏综合施策、全方位推进措施。这种思想认识上的不到位极大地影响了广大边检官兵投身当前执法规范化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影响了执法规范化建设工作的全面开展与强力推进。

（二）边检执法尺度有待进一步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是边防检查机关在边防检查执法工作中的一个主要法律依据，应当指出的是，我国现行边防检查条例中的某些条款规定过于宽泛，特别是在处罚额度的设定方面，导致目前存在边检执法自由裁量权幅度过大的问题。如条例第五章第三十八条对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在三种情形下的非法出入境行为设定了处罚， “对其负责人给予警告并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在此规定中，处罚的上限是处罚下限的1000％，而第三十九条中对船舶、航空器负责人的处罚数额则没有下限规定，这就造成了边防检查机关在对同类案件适用处罚时自由裁量幅度过大，执法尺度很难统一，容易导致处罚出现随意性，存在同事不同罚、同责不同罚，或者处罚畸轻畸重的可能，甚至为办人情案、关系案留有了余地。近期，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即将解决这一问题。

（三）边防检查机关一些职责与权限的设定存在不合理之处。

我们先来看两个案例：

案例一，××年4月，××××边防检查站连续查获三起福建籍蛇头大量拆装中国因私普通护照骗取韩国签证的组织偷渡案件，总数达到80余份，为特大案件，应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但边防检查站没有刑事侦查权，按照相关规定，须移交地方公安机关处理。公安机关刑侦部门认为蛇头在外省，管辖存在问题，始终拖而未决，直到上级机关出面干预，刑侦部门才予接案，但因办案时机已经错过，案件一直未能侦破。

案例二，××年9月24日，××边防检查站发现金某等九人有偷越国(边)境违法犯罪嫌疑。经查，金某等七人系持用伪假出入境证件出境，陈某、林某系协助他人非法出境。边防检查站对协助他人非法出境的陈某、林某分别处以5000元罚款，对金某等七人分别处以2000元罚款，责令他们自行返回户籍所在地。

案例一中，由于地方公安机关的延误，错过了办案的有利时机，致使案件一直未能侦破，“蛇头”逃脱了法律的制裁。案例二，显然是一起严重的有偷渡案件。《公安部关于偷渡案件立案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为他人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5-19本(份、个)的……，应当立为重大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二十条规定：为他人提供伪造、变造的护照、签证等出入境证件，或者出售护照、签证等出入境证件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很显然本案中偷渡活动的组织者触犯了刑法，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本案的处理结果却是边防检查站未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只是对相关人员罚款后责令他们返回原籍。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打击口岸偷渡时只抓小鱼(偷渡者)，抓不到大鱼(偷渡组织者)的案件。上述的两个案例比较具有代表性，值得我们深思，笔者认为，以上情况的屡次出现原因在于边防检查机关一些职责与权限的设定存在不合理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