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社会治理范文

市域社会治理篇1

社会市域治理是新时期实现**县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环节，牢牢把握，就可以起到“一子落而满盘活”的效果。**镇地理位置特殊，是县城所在地，下辖有40个行政村，其中18个城中村，22个城外村，可以说是“市域”到“乡村”的承转之地，是落实社会市域治理工作的攻坚之地。**镇会高度重视，带头做好此项工作。

一是思想高度重视。将社会市域治理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政治任务，定期召开党委会专门研究，压实责任、齐抓共管。推进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确保社会治理的常态化良性发展，为“三创四建”工作保驾护航。

二是强化信访稳定。每周一邀请律师到**镇综治调解大厅为群众答疑解惑，每周进行一次矛盾纠纷排查，每日由一名领导班子成员到信访大厅接访，将群众反映的问题及时吸附、解决在当地，将传统的矛盾“中转站”变为问题“终点站”。同时充分发挥“三位一体”调解模式的优势，把党支部、党员先锋队的作用发挥到村级公益事业兴办、村级重大事件决策等工作中，从源头上化解信访矛盾，争取全镇无访村数目达到80%以上。

三是强化综合服务。改变传统乡镇“一把抓”的工作思路，充分发挥好**镇综合服务中心作用，将上级下放的审批职能、公共服务职能规范公开到位，执行落实到位，让城乡群众少跑腿,让信息多跑路。同步健全公共服务评价机制，切实将评价的“表决器”交到城乡群众手中，倒逼服务能力服务水平不断提高，让优质资源、优质服务从城区“高地”流向农村“洼地”。

四是强化管理引导。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社会治理网格，利用好乡镇综合执法队的执法力量加强统一管控，对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严厉打击，形成肃正之风；利用好线上线下双通道进一步加强对上级政策、法律法规的普及宣传，逐渐实现城乡跟风随俗向守规守法的民风转化。

市域社会治理篇2

关键词：社会治理；行业协会；市场监管；监管法律机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创新社会治理，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引导它们依法开展活动。”行业协会是重要的经济类社会自治组织，作为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治理主体，理应在市场监管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社会治理理论推动行业协会参加市场监管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面对着政府官僚体制的低效率、市场经济运行中政府、市场“双重失灵”的压力以及对社会的回应能力降低等一系列问题，同时也面对着经济、科技、管理全球化的变革与挑战，西方学界提出了公共治理理论。即在一定范围内，国家、公共组织、私人机构以及社会个人等合作建立一个多元权力主体，运用放松控制而强化协调的手段维持秩序，通过持续互动、公开公正、法治透明、有效回应来满足公众的需要。该理论认为，随着公共事务的复杂化和公共利益的多元化，政府作为传统的唯一垄断性公共治理主体已经日渐显得力不从心，应当根据公共治理的不同特点，实施多元公共治理，非政府组织以及私营部门也应参加到公共治理中来，以增强公共治理的有效性和社会合法性。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詹姆斯N・罗西瑙认为：“作为一种管理机制，与统治不同，治理无须经过国家政府的正式授权和强制力量的保障，便能通过共同目标，参与活动进行而取得有效作用的发挥”。[1]在一个全球化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大变革时代，各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寻找一种更好地适应环境的新的治理形式，以便在经济的竞争中赢得优势并让社会获得有质量的增长，治理理论正成为回应这一变革的强势政治理论话语。[2]在实践中，西方国家开始了以消减政府职能，提升社会组织公共管理能力为理念的政府变革运动，并在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政府行政管理、建设公民社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在西方国家推动公共治理变革的同一时期，我国政府也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不断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进行改革，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政府机构改革、公共事务社会化管理、依法治国等方面取得了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就之一就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求，简政放权，培育、发展了一大批非营利性社会民间组织，其中在经济领域，行业协会不断发展壮大。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政府主导了行业协会的成立，开始以行业管理替代行政管理，这一时期“官办”行业协会色彩浓重。20世纪90年代，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推动了民间性行业协会的发展。进入新世纪，随着政府推动政府机构改革，“政会”分离，真正的符合市场化需求的民间性、互益性的行业协会不断涌现，其自律机制建设逐渐成熟，已成为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治理主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创新社会治理”的决定，提出了“社会治理”的理念，“创新社会治理，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引导它们依法开展活动。”所谓社会治理，就是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三方主体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解决社会问题、提供公共服务与产品、满足社会需求、推动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3]社会治理理念较之之前党和政府提出的“社会管理”理念更加科学、合理，社会治理更多地强调在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形成密切、平等的关系，把有效的管理看作是主体之间的合作过程，使各种社会组织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社会治理更多地强调发挥多元主体的主观能动性，鼓励社会组织自主参与、协商对话，并达成共识，从而形成符合整体利益的公共政策；社会治理在运用权力之外，形成了市场、法律、习俗等多种管理方法，能够更好地参加社会治理，发挥市场力量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的决定，反映出了多元治理理论已经为国家采纳和接受，也符合我国目前官民共同参与、共同协作，实施社会治理的现实图景。“在政府与社会的力量对比中，重心必将向社会倾斜，原来政府控制和管理社会的观念必须让位于调控、引导、服务和整合社会的观念，政府对社会的统治观念必须让位于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治理”。[4]社会治理包括对社会经济的监督、管理，市场监管主体对市场主体及其行为进行限制、约束等直接干预活动的总和就是市场监管[5]行业协会作为依法成立的以维护团体经济利益而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互益性社会组织，在市场经济中，位居国家（政府）――社会经济组织（行业协会、商会）――市场（企业）三足鼎立中的一极，发挥着连接政府和市场的纽带和桥梁的重要作用。它作为社会组织的一员，当然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它参加市场监管，以增强市场监管的有效性和社会合法性。

二、行业协会的社会治理自治权属性决定它参加市场监管

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社会治理的合法权利来源具有多样性。行业协会作为依法成立的以维护团体经济利益而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互益性社会组织，从本质上讲，是以经济性、互益性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组织。经济性、民间性、自律性、互益性、非营利性是其基本特征。它的诞生是社会经济组织利益聚合、利益表达与政治参与的集中体现。它的出现，在“公权、私权边际形成了一种脱胎于私权，但又反作用于私权”的新型社会治理自治权。[6]该权力来自于私权，由加入行业协会的企业授予，实际是团体成员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让渡出部分权力，交由行业协会行使，以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该权力具有私权的自治性，又带有公权的管制性、权威性。

在市场经济运行中行业协会的社会治理权主要体现在市场监管方面。市场监管的宗旨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在社会管理理念下，传统的市场监管强调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对市场活动主体及其市场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的管制行为，认为行业协会或同业公会只是承担着辅助政府对市场监管的职责，实施监管是其履行法定自律义务的体现。[7]但是，行业协会绝不只是承担履行辅助政府对市场监管的职责，从行业协会的使命和它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表现来看，它是根据法定程序依法成立的非营利性社会经济组织，它的出现和兴起，从根本上说是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和国家权力社会化的产物，在“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的市场经济组织体系中，作为联系企业、政府的纽带，行业协会既协调成员企业的市场行为，优化市场资源配置，又承担部分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协调政企间经济关系，提高企业、政府效率，克服市场、政府“双重失灵”。这种弥补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的缺陷，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功能正是行业协会得以存在的立足点。从行业协会存在的价值来看，恰恰反映了其协调经济，克服市场、政府双重失灵的本质属性。行业协会参加市场监管“有利于国家与企业的沟通；有助于培养治理国家的技巧；有利于国家、社会间的协调配合。”[8]

参加市场监管，规制成员市场行为，是行业协会行使治理自治权的结果，也是其履行社会责任的集中体现。行业协会参加市场监管，改变了以往市场监管中政府总是从自身主观意愿出发监管市场，市场监管的实践单纯依靠政府的权力发号施令，而监管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当代市场治理理念强调市场监管权力来源的多样性，任何一个单一主体都不能垄断市场监管的实践过程。行业协会运行于市场经济中，它更加贴近市场，监管更为灵活，监管成本较低，更好地满足了公众需求和市场需要，可以弥补政府监管的不足。作为非营利性社会经济组织，参加市场监管、规制市场经济秩序，维护消费者利益，维护公共利益，也是其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

三、行业协会参加市场监管的监管机制构建

行业协会是社会治理主体之一，在市场监管中它应该是与政府平等合作的市场监管主体，由于行业协会具有的经济性、民间性、自律性、互益性、非营利性特征，利于其发挥市场监管的职能。行业协会作为市场监管主体，实施自律监管，必须从自身特点出发，构建监管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制定行业协会法，确立行业协会社会治理自治权，赋予其市场监管的权力。目前，我国尚未出台行业协会专项立法，1998年国务院修订后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上述两条例是一般性规定社会团体的立法，确立了对行业协会由登记管理机关与业务主管单位负责的双重管理体制。该管理体制使得对行业协会的管理走向规范化、法制化轨道，但也造成了行政管理机关管理权限过大，行业协会行政依附性强的弱点。2013年3月国务院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开始探索行业协会商会一业多会，引入竞争机制，为行业协会的制度创新带来了机遇。行业协会本质上属于社会经济自治组织，行业协会成立的根本目的是为成员企业谋取利益，服务于成员，满足成员的利益需要。有必要制定一部《行业协会法》，在立法中规定行业协会依法成立，其社会治理自治权一方面来自于法律授权，一方面来自于其成员认可，改革双重管理体制，容许一业多会的存在。该法应该明确行业协会市场监管的主体地位、监管的权限、实施监管的范围、方式，法律责任的承担等内容。通过行业协会的立法，可以进一步巩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行业协会取得的制度成果，同时，使得行业协会行使市场监管权有法可依。

第二，规范行业协会与政府业务主管部门的关系。根据党的十报告和《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国家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系，逐步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强化行业自律，使其真正成为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主体。行业协会要真正成为合格的市场监管主体，必须理顺与政府业务主管部门的关系。

一是要清除行业协会对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依附性，在人员、资产、办公场所、业务方面脱钩，做好“政会分离”工作。行政机关领导干部包括离退休领导干部不得兼任协会领导职务，已经兼职的必须限期辞职；行业协会财务必须单独建账，协会运行经费独立；行业协会不得占用国有资产，已经占用的必须清退。

二是要建立行业协会与政府主管部门在市场监管中协调制衡关系。行业协会与政府主管部门是不同的市场监管主体，如果两者监管职责不清、监管职能交叉，就会造成公共管理资源的极大浪费和效力低下。准确界定行业协会的市场监管定位是正确确立政府与行业协会对市场监管的权力边界。笔者认为，政府主管部门对市场的监管主要体现表现为依法对企业和行业的监管，从本质来说这是一种外部监管，确保市场主体的合法资格，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提高市场竞争效率。而行业协会的市场监管，是行业的自律监管，是一种行业内部监管。这种监管是通过行业协会行使自治权，构建行业自律秩序实现的。因此，必须厘清二者在市场监管中的地位和角色，以便双方建立起相互衔接、互相配合的市场监管关系。

第三，健全行业协会具体的市场监管权力。如前所述，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体现为行业内部监管，行业协会的行业自律监管主要依靠制定行业内自律规章，实施行业规范，规制行业内成员市场行为得以实现。行业协会的市场监管权依法由其章程和自律规章规定，对其全部成员产生效力，笔者认为监管权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行业建议权。行业协会在市场监管过程中，在协调处理与政府关系方面，体现为行业建议权。行业协会代表本行业开展统计、调查，参与涉及本行业的行政管理决策的论证，向政府及相关主管部门反映涉及行业利益的意见，提出相关立法、行业发展规划制定等方面的建议。在市场监管中，政府主管部门拥有行政审批权，这是政府主管部门实施市场监管的重要权力。由于行业协会是行业内的经济组织，具有专业性、技术性强、信息渠道畅通的优势，比之政府它更加了解行业经营动态和市场需求，笔者认为行业协会行使建议权，在政府主管部门审查企业市场行为，进行行政审批时给予行业建议权，以提高行政审批的效率，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目前，我国正在深化行政机关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在条件成熟时应该逐步将这类行政审批权交由行业协会行使。

（2）标准制定权和认证权。依照我国《标准化法》和《标准化法实施条例》，我国标准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又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两类。因行业协会最了解、掌握行业内企业生产技术信息，具有专业化、信息化的背景优势，行业协会主导制定产品标准、工艺标准具有天然优势，行业标准应由行业协会制定，同时，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制定也应吸收行业协会参与制定。我国目前产品质量认证制度实行自愿性原则，由企业根据需要向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授权的认证机构申请产品质量认证。同时，产品质量认证实行第三方认证制度。行业协会作为独立于生产方与购买方的专业性经济组织，完全可以利用其自身资源优势，根据自愿原则，对企业产品进行第三方认证。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也可以授权行业协会进行产品认证工作。

（3）行业协调权。行业协会是行业互益性社会经济组织，维护成员利益和行业利益是其天职。在市场监管中行业协会主要通过行业协调的手段，维护成员及本行业的利益。主要体现在协调成员之间、成员及非成员之间、成员与消费者之间在生产经营中产生的争议；协调本行业协会与其他行业协会或者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在价格行政管理部门的指导下，监督、指导行业内产品、服务定价，协调成员之间的价格争议，维护公平竞争。

（4）行业惩戒权。行业协会实施市场监管，这种监管的特征之一就是行业协会的监管是一种自律监管，依据行业章程及其他自律规范来实施监管。因此，行业协会对于成员违法违规的市场行为除了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追究法律责任的建议权外，还拥有行业惩戒的权力。行使该权力必须在章程或者行规行约中有明确规定，惩戒方式可以依成员违法违规行为轻重，分为行业内部通报批评教育、行业谴责、经济制裁、除名等行业惩戒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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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家刚.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N].学习时报，2012-10-22.

[5] 吴弘，胡伟.市场监管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

[6] 单飞跃.经济法理论与范畴解析[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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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吴弘，胡伟.市场监管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60.

[8] 鲁篱.论社会对权力的制约――以行业协会为中心展开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02（5）.

市域社会治理篇3

关键词：马克思；哈贝马斯；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生活世界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4-0039-02

市民社会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多年来一直是中西方学界关注的重点，不同社会背景的学者们建构着自己的市民生活理论，表达着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关切，例如马克思、葛兰西、哈贝马斯等。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在西方市民社会理论中有着重要地位；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对市民社会理论有着突出的贡献，但亦有其局限。

一、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缘起于对黑格尔市民社会观的批判和超越。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绝对精神的体现，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国家应当统治社会领域以达到人与人的真正联合。马克思起初认可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观，随着对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及经济利益的思考开始转变看法。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人们在社会生活的交往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的总和。市民社会的本质是一定物质交往关系，它“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1]41此外市民社会还包括各种社会交往活动中的一切非物质关系，如各种社会组织、私人生活等。

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是既分离又统一的关系，二者都是一定生产力阶段上阶级和私人利益的产物。前资本主义时期，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合一的，政治国家掌握着市民社会的全部权力，市民社会淹没于政治国家之中。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私人的物质生产、交换、消费活动摆脱政府的家长式干预，”[2]61资产阶级为此发动革命，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实现分离。这一分离具有历史进步性，促进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现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共产主义社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将在新基础上重新合二为一。市民社会发育成熟，从政治国家收回全部权力，全体人民共同掌握权力，组织生产、进行自我管理，国家走向消亡。

二、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

哈贝马斯把市民社会称为私人自主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政治国家）相对。私人自主领域又分为市场领域和公共领域，市场领域是经济意义上的，指“以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市场体系，包括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及其控制机制”[3]61；公共领域是文化意义上的，指一个受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领域，“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4]29等。市场领域是公共领域发展的基础，只有“市场不断获得自由”才能“实现市民社会的私人化”[4]84；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早期理论的核心和“全权代表”，公共领域通过制约公共权力机关以维护市场领域的经济秩序和利益，这一过程又增强了人们对公共权力机制的认可度，为政治国家奠定合法性基础。哈贝马斯初期的市民社会理论建立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上，体现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形成，公共权力机构对市民社会的影响和控制愈益深入，国家和社会的分离状态出现融合趋势，出现“国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进程，政治国家会侵蚀市民社会，造成市民社会结构受损，资产阶级的政治合法性也由于缺乏公共领域的认可而面临危机。

哈贝马斯后期的市民社会理论，剔除了市场领域的部分，使市民社会成为一个纯粹社会文化体系――即生活世界的组织与机制，指“一些非政府的、非经济的联系和自愿联合”[5]189。“生活世界”是哈贝马斯后期理论的核心概念，它旨在使人们重视生活实践的感性基础领域，而不只关注自然科学的技术化倾向。“生活世界”由文化、社会、个性构成，文化即知识储存，“当交往参与者相互关于一个世界上的某种事务获得理解时，他们就按照知识储存来加以解释”；社会即合法的秩序，“交往参与者通过这些合法的秩序，把他们的成员调节为社会集团，并从而巩固联合”；个性是一个主体在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方面具有的权限，它“使一个主体能够参与理解过程，并从而能论断自己的同一性。”[4]2“生活世界”是一个纯粹的文化体系，社会结构中“生活世界”外，是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融合成的“系统”，“系统”与生活世界（市民社会）处于对立状态。生活世界以人们日常的沟通、理解为目标，体现人们间的交往行为，其行为由规范来调节；“系统”建基于政治国家和经济组织，体现为“目的――工具”的理，其行为由金钱、权力来调节。资本主义社会“系统”不断侵蚀“生活世界”，致使“生活世界”被殖民化。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的危机实际上是一种现代性危机，而出路在于恢复交往理性在“生活世界”中的基础地位，这是哈贝马斯后期的市民社会理论的新意所在。

三、二者理论之比较

（一）相同点

马克思与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相近之处主要体现在：第一，对市民社会的探讨都立足于所处的社会现实。马克思考察市民社会是在《莱茵报》工作期间，对林木盗窃问题及书报检查制度的思考促使他关注现实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利益关系。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是对现实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反映。早期的理论是从18和19世纪初英、法、德的历史语境[6]22出发，公共领域根植于私人社会领域，是政治国家与市场领域沟通的桥梁；后期的理论反映后现代资本主义的社现实，系统不断吞噬社会文化促使哈贝马斯转向对生活世界的研究。第二，都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发展的趋势是从分离走向融合。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虽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它们之间仍隐藏着矛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政治国家最终会回归市民社会。哈贝马斯认为“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分离，在消极的情况下“系统”吞噬“生活世界”而融合；在积极的情况下“生活世界”的交往理性与“系统”制衡，实现良性互动和积极融合。

（二）不同点

马克思与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市民社会的核心和实质内容不同。马克思主要从经济角度定义市民社会，认为市民社会中的物质交往关系是核心，它决定着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的发展。哈贝马斯主要从文化角度定义市民社会，早期理论的核心在公共领域，他认为公共领域相较于市场领域有着更为重要的功能；后期理论的核心是“生活世界”，它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系统成为市民社会的全部内涵。不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生活世界”都是一种文化系统，体现的是一种社会意识、上层建筑。

第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状态与消亡方式不同。就分离状态而言，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是相对的；哈贝马斯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绝对对立的，不论是早期理论中的公共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还是后期理论中的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都处于敌对状态。就消亡方式而言，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持续发展、矛盾的激化促使政治国家摆脱抽象性回归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在共产主义社会达到融合。哈贝马斯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后期，在市民社会殖民化中，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走向消极融合。为转变这种消极融合，就要恢复交往理性和社会文化的独立地位，以理性精神制衡政治力量，使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实现良性互动和积极融合。

第三，研究市民社会的理论走向不同。马克思在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以此为基础，研究生产力和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关系，深入生产关系理论研究，又升华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开始用唯物主义来解释政治社会领域的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对市民社会的分析，剖析生产对社会生活的决定作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认为一切历史冲突的根源和动力根源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生产关系理论基本形成。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挖掘历史发展的规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把市民社会规定为“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具有决定作用，政治国家、政治制度是上层建筑，处于从属地位。哈贝马斯的理论从早期的经济、文化的二元定义转向后期彻底的文化定义。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重新考察后，认为“生产力”与“社会劳动”同义，属于理；“生a关系”是一种划分权利和分配利益的模式，也就是“交往关系”；生产力并不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也不反作用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是属于人类意识层面的学习机制，是人类对技术知识和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学习，是主体间的互相理解和共识；这些决定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所以他转向了纯粹文化体系的研究，深入到生活世界研究人类的相互交往。

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有其可取之处，他的确洞察到了后现代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困境，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技术理性的追求加剧了人的异化和生存困境。其理论探索为解决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提供了新思路。但其理论的偏颇之处在于：第一，未看到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未看到物质和经济关系对文化的决定作用，过分强调文化的反作用和语言的媒介作用，企图通过语言达到相互理解以重建交往世界。第二，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是资本主义背景下的市民社会，不可能完全独立于社会的阶级结构而存在。他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融合的观点，体现着重塑资本主义统治合法性的立场，具有一种革命的不彻底性，且他对理想市民社会的建构趋于理想化，忽视社会阶级结构对市民社会的影响是不现实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俞可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J].中国社会科学，19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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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社会治理篇4

关键词: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理论范式;民主

伴随着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热潮的兴起,学术界陆续展开了对公共领域问题的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就。但是,由于人们大多是在市民社会的话语系统内而不是自觉地把“公共领域”从中离析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范式予以研究,既影响了对它的纵深探讨和通约性把握,也遮蔽了它的学术价值,这就导致对它的研究总是停留在不同学科各取所需的简单应用层面,而缺乏学术通约性的把握和旗帜鲜明的理沦定位。正是基于这种学术背景,本文尝试把公共领域从市民社会话语中离析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范式予以学理建构性的专题探讨,试图形成一个属于公共领，！域本身的理论话语系统,并据此探讨其政治哲学意义。

一、公共领域理论话语的提出

公共领域的历史源头虽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公共生活,但作为一个现论话语则是肇始于以洛克为代表的近代自由主义和以卢梭为代表的近代共和主义的理论分歧。以洛克为代表的近代自由主义理论强调的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维护,欠缺的是对公共利益、公共美德、政治认同和价值共识的追求。它在实践上的建制化容易导致政治合法性危机。而以卢梭为代表的近代共和主义理论试图以建立共识为前提来解决这一问题。它强调对公共利益和公共善的追求,认为公意代表了全体公民的普遍的、最高的公共利益,它既是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来源,也是社会整合和道德认同的基础:但卢梭的公意说缺乏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制度化维护,无法在现实社会中独立地建制化,因而导致的结果可能是以公意取代私意、以极权取代民主、以道德认同取代利益认同、以“心灵共识”取代“辩论共识”。所以,它并没有真正解决现代多元社会的公共认同问题。

那么,应该怎样解决这一理论分歧呢?

从理论上看,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公共性问题。学术界对它的理论解决经历了一个逐渐明确化的过程。可以说,它开始于康德对启蒙的反思,中间经过阿伦特的发展,再通过哈贝马斯和罗尔斯而渐趋成熟。

康德对公共性的追问源自他对启蒙问题的思考。他认为,启蒙是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就个人而言,启蒙是一种自我反思的主体性原则;就全人类而言,启蒙是一种通过人类理性而迈向绝对公正秩序的客观趋势。因此,“无论是哪种情况,启蒙都必须以公共性为中介”。因为,人类摆脱不成熟状态而达至启蒙的唯一途径是理性的公共使用,即“一个写作和出版的问题。康德解释说,按照我的理解,理性的公共使用就是任何人作为一个学者(celehner)在整个阅读世界的公众面前对理性的运用’。这就是‘公共的’这个词的最真实的意义’”。这是一个与各种阅读群体、舞台、信件的出版交流等联系在一起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人们的言论是公开和自由的。所谓公开就是学者公开说话、公开传授真理,所谓自由就是自由思想、自由表达、自由批判。在康德看来,“公共的”世界是一个在广泛的市民阶层中形成的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的世界。“各色人等混杂组成的群体”相互讨论、争辩和批判,享有使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权利,同时也是“理性的公共运用”。这意味着权力不是无限的,公共权力的行使必须遵循先验公意原则。只有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政治权力才是合法的。这是由人类自由地运用理性的天然本性所决定的,也是人类自由地进行意愿表达和自由决定自己行动的天赋权利。这样,与卢梭的公意产生过程只有公民的喝彩而无公众的公开批判与辩论相比,康德强调的是学者的言论自由和公开批判,通过公共性过程产生的共识是辩论的共识。这就为“公共性”的发展开拓了一个自由辩论与公开批判的新空间。但是,康德的这种建立在人类公开运用理性的天赋权利基础上的先验公意,也并没有真正解决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而通过公共领域理论来解决就有了说服力。

阿伦特是最早明确提出“公共领域”并对之进行思考的哲学家。在阿伦特的视野里,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所确立的市民社会或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相分理论范式已经不足以解释20世纪的政治现象,因此,要想说明和解决20世纪复杂的政治问题就必须建构新的理论范式。为此,她对人类的活动及其相对应的社会领域作了三分,提出一个“劳动—工作—行动”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私人领域一社会领域一公共领域”的三分理论框架,以取代以国家与社会二分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理论范式,并据此建立起来了公共领域的理论话语系统。她认为,劳动(私人领域)是人消耗体力、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工作(社会领域)是人利用工具制造耐用品的活动,是一个由目的或手段所决定的无意义世界;唯独行动则是人们既不受必然性的约束也不受功利考虑的制约而进行直接交往的真正自律的人类活动。这种作为行动的活动的范围,就是公共领域。其特征在于:它是一个排除了任何仅仅维持生命或服务于谋生目的,而以公开自由的身份从事政治活动的空间。在公共领域里,独立个体就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然后汇总选出代表,进入更高一级的协商讨论中去,最终达成多元共识,形成公共意志,并以此为基础决定一般的公共规则和特殊的公共决策。这样,在公开的、“持续”的“行动”中社会的多元共识得以形成并随之持续发展,从而为权力的合法性提供“持续性’’的政治热情和共识基础,这就为解决西方社会危机确立了一条新路。

康德对“公共性”的追寻和阿伦特对“公共领域”的共和主义解读,为哈贝马斯在更宽阔的理论视野上建构公共领域的话语系统提供了厚实的理论平台。事实上,以康德的启蒙理性(自由观)和阿伦特的共和主义(政治自由观)为理论基础建立的“公共性”理念,不仅成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核心理念并使之彻底概念化和理论化,而且还成了贯穿哈贝马斯思想发展的一条潜在主线。从早期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对公共领域理论的系统论述,到中期的“语言学”转向对“交互主体性”的讨论,再到晚期的程序主义民主对当代全球政治的关怀,无不体现了哈贝马斯对康德“理性的公共运用”和阿伦特积极的“公开政治行动”的遵从和发展。并且,在公共领域功能的拓展、公共领域概念的确定以及公共领域理论的建构上,哈贝马斯都超越了前两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有了哈贝马斯才有了公共领域的理论话语。尽管哈贝马斯在出版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完成了对公共领域理论的创造性研究之后,因“另有理论关怀”而没有继续就这一理论本身进行深入研究,但公共领域问题始终像一个影子一样或明或暗地不离他的左右。无怪乎哈贝马斯会在1989年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一个英译本问世而举行的“哈贝马斯与公共领域”主题研讨会上,首次公开声明该书是他思想体系的“入口”,舍此别无其他进路。所以说在哈贝马斯这里,“公共领域”已经从市民社会的话语中独立了出来并发展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这表明,“公共领域”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话语系统获得了自己的理论域,如果继续把它放在市民社会的概念下势必会遮蔽它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公共领域理论的学术特征

“公共领域”本身具有独立于“市民社会”或“政治国家”的理论规定性,它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思想品质和理论内容。从学术特征来看,公共领域“是在国家和社会间的张力场中 发展起来的”,是随着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而发展起来的中介场域,它本身就是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一个张力场,占据着一个不同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理论空间。

首先,“公共领域”是一个具有独特内涵和外延的社会科学范畴,它具有自己独立的理论规定性。所谓公共领域,“指的就是在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依托市民社会又独立于政治国家、介于公共权力和市民社会之间并联结沟通二者的社会中间地带;是由享有独立人格和自由平等权利的私人组成并向所有社会公众自由开放,通过对话商谈、公众舆论、社会压力的形式对公共权力和其它社会势力进行监约,并能够推进国家与社会实现互动的民间自治领域;它是以参与者、沟通媒介和(达成)社会共识为内在结构,以能够形成公共伦理和公共理性的公共场所、公共传媒、社团组织和社会运动等公共空间为外在形式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批判领域”。这表明,公共领域概念的提出蕴涵了一种价值追求,而这种价值追求是由一组理念提供的,而这些理念的形成和存在则又是依托一定的现实形式作为载体的。也就是说,由公共场所、公共传媒、社团组织和社会运动等公共空间所构成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批判领域是公共领域观念描述的现实对象,也是蕴涵公共领域理念及其价值性意蕴的现实寓所;这是一个向所有公民自由开放、由交往和对话组成并介于市民社会(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社会性存在。而理念层面的公共领域则被用来指称这些感性现象的抽象性本质,是一个蕴涵和表征公共伦理、公共理性的精神系统。它是对以实体形式存在的公共领域的一种理论描述。它与公共领域的实体性形态相契合构成了一个内涵和外延统一的完整概念并孕育了公共领域概念的价值性意蕴。可以说,公共领域概念代表着一种以公共利益为内容、以公众自由平等参与为形式、以理性商谈和理性批判为目的的社会交往空间。它是一个具有实体性、分析性和价值性存在的复合性范畴,它占据的是一个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理论空间。

其次,“公共领域”是一个与“市民社会”有着显着不同的理论范畴。尽管人们对“市民社会”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但其基本含义却难以离开黑格尔和马克思所确定的市场经济社会这个范畴,即不能把经济活动排除在“市民社会”之外。从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来看,它应该是由各种形式的资本所主导的社会因素运动中形成的个人、家庭和社会组织的各种向度和深度的互动关系的总和。这是一个没有公共权力属性而完全个体化的活动空间。与之不同的是,公共领域作为社会与国家的中介虽然也具有一些私人性特征(如自治、自愿、非强制等),但它却既把经济交往领域排除在自己之外又与公共权力直接相连,成为私人(或私人性团体)与公共权力互动的平台,并且具有公共性特征。在其作用上,公共领域既可以整合和表达民间的要求,又能促使公共权力接受来自民间的约束。因此,它是一个不同于“市民社会”的独立概念。这表现在:从实体形态上看,公共领域虽然依托于市民社会,但它只是属于市民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虽然与“市民社会”有交叉,但却有着自己的独立空间。它既与市民社会中的私人个体和家庭不同,也与市民社会中的经济交往领域有异;既不会把手伸进个体的私生活之中,也无兴趣于干预市场交易和经济活动。

再次,“公共领域”又是一个与“政治国家”不同的概念。公共领域的内涵和本质决定了它是一个独立于政治权力的领域。从政治上看,公共领域不是政府权力的延伸,也不会参与或受制于政治权威,而是社会公众表达自己意愿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它既不以追求政治权力为目的,也不受政治规则的左右,即便是具有政治追求目的的传媒和其他社团组织,当它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并参与其活动时,也就脱去了其政治外衣回归了它的本真状态——公共性追求。所以,公共领域不具有强制性、性和普遍约束力,也不会去“统一思想”和压制言论自由,而是作为“私人”的“公众”自由地在他们所共同关心的“普遍利益”方面交换意见、形成共识、产生压力的“场所”,是人们独立自由地交往、沟通的共同活动空间。可以说,公共领域既是独立的私人之间的联合,又与政治权力保持着适度的关联,是沟通二者的中介和平台。

总之,公共领域是介于公共权力与市民社会(私人领域)之间并独立于政治国家又依托于市民社会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批判领域。它既不同于公共权力,也不同于市民社会,而是有其特定本质的社会存在和理念形态。

三、公共领域理论范式的政治哲学意义

从政治理论发展来看,公共领域理论范式试图建立一种超越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之外的新的政治理论,这为解决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实践中暴露出的矛盾与困境提出了一个新的规范性方向,从而为西方民主理论和政治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自由主义民主(间接民主)理论所要解决的是如何通过限制公共权力的不当行使来保证个人权利的实现的问题。为此,它通过设计一套形式化的权力分置、制衡和监约的法治机制来确保个人基本权利的实现。但它存在的问题是,个人自由与权利的过分追求容易导致个人政治参与热情的降低,诱发公民的政治冷漠症,进而使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出现危机。而共和主义民主理论则从解决这一问题出发,强调如何落实公民的政治普遍参与并赋予公共权威以充足的合法性。在它看来,政治合法性只能来自社会成员对公共事务的普遍的直接参与。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就是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参与政治、按照公共意志的指引决定公共事务的社会。但是,这种建立在“在场的”直接民主形式在现代社会已失去其存在基础,它无法独立地建制化——如果离开了法治、和个人权利,其独立建制化的结果只能是极权主义暴政。这样,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自由主义的间接民主虽然是“弱势的民主”,但却被证明是唯一可以建制化的制度安排;而“在场的”直接民主虽然可以使政治权力合法性基础厚实起来,但却无法在整体上替代代议制民主。那么,怎样才能克服这两种民主传统的各自局限性而找到二者的结合点呢?也就是说,怎样才能够既可以保证公民的普遍政治参与避免政治冷漠症,又能够使公共权力制衡建制化防止极权主义暴政呢? 公共领域理论的提出,可以说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规范性方向。

首先,公共领域理论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思想起到了某种纠偏与修补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公共领域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着合法性基础。公共领域的主要特征在于它的商讨机制,它既是形成公共理性的社会根基,又是公众广泛认同、真诚信仰和积极参与的组织平台、制度支撑和实现途径。公共领域理论主张,凡是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必须在公共领域里由公众进行充分自由的公开讨论、协商以达成共识;公共权力的行使不再是少数官僚或政治精英的专利,而是诉诸经过公众讨论、协商和共同认可而形成的法律(宪法)。因而,这种具有法理型权力合法化形式的政治体系就获得了牢固的合法性基础。第二,公共领域作为介于私人领域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一块中间地带,它能够在国家和公民之间架起一座理性沟通的桥梁,从而缩小公民与国家的间距,增强公民的民主参与热情,进而对自由主义民主所无法克服的公民的政治冷漠症起到某种医治或纠偏作用。这是因为,公共领域把国家与公民既隔开又连接起来,这既减少了由于国家直接面对公民而出现政治冲突的概率,又增加了国家与公民沟通的多元通道,从而使公民与国家的联系紧密起来。再者,公共领域的社团组织、传播媒介和社会运动等中介机制为公民提供了广阔的公共交往舞台,促使社会公众能够走出私人生活的一己空间,积极参与到广阔的社会交往领域之中。这些公共领域的媒介机制提供了公民表达言论、参与公共事务的制度安排以及实现自主性的舞台,从而为公民进行独立自主的社会政治交往活动提供了适当的资源、组织便利和合法性保障。第三,以公共领域的机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话语民主模式修补了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缺陷,从而丰富了当代西方社会的民主理论。公共领域理论所提出的协商性民主,并不是建立在正式的受宪法调节的协商和决策的基础上,民主过程必须依赖于不具有正式形式的公共意见的供给,这种公共意见在理想情况下是发生在一个未受颠覆的政治性公共领域的结构之中的。它主张,凡是涉及重大的公共决策,在政策实施之前须由公民进行充分的讨论和争辩,通过不同意见的 对话,最后达成妥协或共识。这种通过交往网络而发生的理解过程,体现了一种高层次的主体间性。公共意见的形成过程、建制化的选举过程、立法的决定之间形成了交往之流,这种交往之流的目的是确保能够通过立法过程而把舆论影响和交往权力转移为行政权力。

其次,公共领域理论又修补了共和主义民主的理论欠缺和落实难题,并确立了一个异于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的新的民主方向,从而为民主的发展增添了新的理论活力。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公共领域为公民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参与模式。公共领域理论所提供的公民政治参与模式,主要不是通过自己直接掌握公共权力或直接选举公职人员,而是通过自由形成的中介组织以公众舆论或社会压力的形式对公共政策的产生、公共权力的取得与行使、法律的制定与执行等方面形成若明若暗的压力来实现的。这与共和主义理论所主张的直接民主有很大不同,并且容易在代议制的框架内得以建制化,从而避免直接民主的乌托邦性。第二,公共领域通过把“话语民主”形成的“交往权力”转换为行政权力而实现了对公共权力的监约。在公共领域的话语里,人民被分散在了民众的自由交往和理性沟通之中,公民正是通过这种自由交往,以自由言论和自由结社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以此影响公共权力的运行,进而把话语交往权力转换成制度权力并与其一道形成强大力量发挥其民主作用。第三,公共领域对公共权力具有强大而切实的监督制约功能。公共领域理论通过肯定并强调社会中间力量在政治运行机制中的作用而彰显其民主功能,从而对共和主义民主的建制化弱势起到了修补作用。公共领域中的各种社团组织构成了建设民主社会的基础,是防止“民主的暴政”的重要机制。

总之,公共领域作为存在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一块中间地带,它能够把独立个人间的相互承认和自主交往关系升华为一种普遍关系,形成公共伦理,达至公共理性。因此,它虽然似乎具有某种私人性,但却通过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架起理性沟通的桥梁而把旨趣指向了公共政治领域,产生了具有政治价值的公共性。一方面,政治国家通过公共领域获得公民的政治见解,也赢得他们对政治合法性的认同;另一方面,公民通过它也获得发表政治意见和参与政治的更多途径和机会,实现自己的民利和对公共权力的监约,从而推进民主、法治和人权的实现。因此,探讨公共领域问题,既能够为当今中国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拓展新的理论空间,也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探讨开辟新的视域,同时在实践上对于我们把握当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促进民主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及建设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都具有积极的理论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2]约翰·克里斯蒂安·劳尔森.颠覆性的康德:“公共的”和“公共性”的词汇[A].詹姆斯·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杨仁忠,公共领域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许纪霖,在合法与正义之间——关于两种民主的反思[J],战略与管理,2001,(6):114—117.

市域社会治理篇5

第一，该书是一本把“公共领域”从市民社会理论话语中独立出来进行政治哲学研究的学术专著。

现代公共领域是伴随着市民社会、市场经济以及民主政治的产生和发展而逐渐形成并壮大起来的。西方思想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可以追溯到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人，但他们都是仅仅探讨了这部分社会空间的某些部分，而没有把它作为一个独立问题进行综合研究。最早从哲学上关注这一问题的是康德，他在对启蒙问题的思考过程中探讨了公共性问题，但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公共领域”概念。阿伦特最早明确提出了“公共领域”，但她仅是在复兴古典共和主义意义上对“公共领域”进行了政治学的研究。哈贝马斯是系统研究公共领域问题的第一人，但他的研究或者局限于某个层面、某个领域，或者局限于市民社会的话语之内，而没有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话语进行研究。可以说，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是在市民社会的话语中探讨公共领域问题的，公共领域只是依附于“市民社会”的一个子概念、子问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论域和理论话语。这不仅影响了对公共领域问题的深入研究，同时也减损了它的学术价值，致使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总是停留在不同学科各取所需的简单应用层面，而缺乏通约性的哲学定位。《公共领域论》一书的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公共领域的古典传统、近现代生成、现论发展、理论特征、运行机制、民主功能以及中国意义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该书对公共领域进行了社会史的考察，对公共领域理论进行了学术史的梳理，对公共领域进行了机制分析，对公共领域概念行了政治哲学界定，同时还在东西方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了公共领域及其理论的民主功能和时代价值。这种研究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公共领域理论体系，其全面性和系统性在学术界处于领先地位，是目前国内学术界一项具有开拓性的理论成果。

第二，该书对公共领域问题进行了社会史与观念史的系统梳理和研究。作者探讨了公共领域的古典传统、中世纪演变和近现代历史生成，全面分析了公共领域的不同历史形态及其形成机制，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现代公共领域的社会基础。作者认为，公共领域虽然是一个现代话题，但其历史源头却在古希腊罗马社会。古希腊罗马社会的公共空间构成了古典公共领域的实体性形态，城邦制度及公民行为构成了古典公共领域的社会性形态，以理性为基本内容的城邦精神构成了古典公共领域的观念性形态，这三者的有机统一形成了公共领域的古典传统。中世纪的西欧社会，没有形成像古代希腊罗马社会那样的古典公共领域，也不存在像后来以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为社会基础的现代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但中世纪的封建庄园制度、政教二元结构和多元文明形态的社会特征却孕育了一种具有展示性特征的公共领域，并成为古典公共领域与现代公共领域的联结桥梁。现代公共领域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产物，它与古典公共领域和中世纪公共领域既有着历史继承关系，又有着原则的不同，它是一个从市民社会中产生、处于国家和社会之间并对二者进行调节的社会文化交往领域，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就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这种公共领域孕育于西欧中世纪后期，并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自身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过程。可以说，市场经济是公共领域及其观念生成的经济基础，市民社会是公共领域的社会组织基础，而现代民主政治则是公共领域及其观念生成与发展的政治前提。该书对公共领域这种专门史的研究，大大拓展了公共领域理论的学科范围，深化了其理论内容。

第三，该书对公共领域概念进行了描述性意蕴、分析性意蕴和价值性意蕴的探讨，确定了一个能够自圆其说并具有哲学通约性的“公共领域”定义。作者认为，“公共领域指的是在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依托市民社会又独立于政治国家、介于国家权力和市民社会之间并联结沟通二者的社会中间地带；是由享有独立人格和自由平等权利的私人组成并向所有社会公众自由开放，通过对话商谈、公众舆论、社会压力的形式对国家权力和其他社会势力进行监约，并能够推进国家与社会实现良性互动的民间自治领域；它是以参与者、沟通媒介和（达成）社会共识为内在结构，以能够形成公共伦理和公共理性的公共场所、公共传媒、社团组织和社会运动等公共空间为外在形式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批判领域”［1］。

这表明，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政治权力领域与市民社会私人领域之间并独立于政治国家又依托于现代市民社会的社会文化交往领域。它既不同于国家政治权力领域，也不同于经济交往领域，同时也与市民社会不同，而是有其特定本质的社会存在和理念形态。它占据的是一个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理论空间。这种政治哲学的界定，祛除了繁多的“领域壁垒”和复杂的历史演变对公共领域概念的遮蔽而还其以普适性的本质，因而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

第四，该书提供了一种关于马克思主义公共领域理论的解释范式，并通过公共领域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关联性研究，不仅拓宽了公共领域理论的研究空间，而且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探讨。国内学术界大多是在西方社会话语下研究公共领域问题的，对公共领域话语的中国适应性研究不够，对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出发研究这一问题也很欠缺。该书没有回避这一问题，而是从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出发，把公共领域问题的理论研究与时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结合起来，探讨了公共领域理论对于当代中国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作者认为，公共领域虽然是一个西方社会的话语，但它对于已经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正在培育市民社会的当代中国来说，也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因为，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革，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分离倾向开始出现，社会生活日趋多样化，一个既独立于政府部门又跨越私人领域藩篱的社会公共空间正在逐渐形成，并开始发挥其重要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面临着全面的制度、体制和观念创新的多重任务，而要完成这些任务和解决这些问题，仅仅依靠国家权力机关和正式的制度性力量显然是不够的，那样要付出的社会成本和政治成本也将是巨大的。因而，需要在国家的制度性安排之外，引入和加强非制度性的社会力量。这个既不同于国家行政权力系统，又不同于个人和经济系统的非制度性和非强制性的中间结构，就是公共领域。因此，公共领域话语对于当今中国社会也具有一定的普适意义。作者这种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对当今中国社会结构性变迁过程中公共领域的形成、发展及其重要意义的关注和探讨，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也为探讨当今中国社会政治哲学问题拓展了新的理论空间。

市域社会治理篇6

关键词：依法治市；长寿区；社区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5-0099-03

一、社区治理与依法治市的关系

（一）社区治理的基本蕴涵

社区治理有别于传统的社区管理，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发展进程来看，社区的类型包括基于传统的社区、快速城镇化造成的村改为居委会式的社区、基于市场而形成的商品化社区，以及单位制社会转型过程中而形成的单位社区。由于在传统的社区管理模式中，政府作为管理主体主要是通过运用行政手段来进行社区管理，或者提供社区服务的。而社区治理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基层政府已不再是治理的单一主体，并较为注重参与各方的协调及互动，社区治理主体应当包括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社会组织以及居民等，其治理方式强调平等、合作、自治、参与，社区的结构和秩序也依靠社区多元主体而建立。因此，社区治理就意指政府、社区居民自治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社区其他组织以及个人为主体的多元网络体系，应对社区内的公共问题，通过协调、配合、谈判等方式一起参与管理社区事务以及提供社区内公共物品的活动，也是多种主体共同参与并实现治理的一个过程和机制。

（二）依法治市的基本蕴涵

2014年11月5―6日，中共重庆市委四届五次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市的意见》。《意见》紧密结合重庆实际，回应人民群众重大关切，使依法治市成为重庆发展的新关键词。对重庆直辖市来说，依法治市意指在重庆全市行政区域内，按照党和国家的部署与要求，把重庆全市的各项事务都纳入依法治理的轨道，通过法治的方式来促进全市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庆全市区域内的广大人民群众是依法治市的主体，而全市各区域内的国家事务及经济文化社会事务则是依法治市的客体。全市的广大人民群众依照宪法、法律、法规及规章，通过现代化建设和治理法治化，使我们重庆全市区域内的各项事业，能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的调整规范引导下健康有序发展，从而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正确有效地实施。

（三）依法治市与社区治理的关系

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市的目标和方向一致且相辅相成。通过社区治理，既能够有效地推进社会治理的创新，也能够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释放动力，进而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重庆全市区域内的依法治市创造良好的条件。而全面推进重庆全市区域内的依法治市，则既可以确保社区治理沿着法治化的轨道有序推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全市社会治理的成果，也能够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因此，依法治市视域下，社区治理必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坚持治理于法有据；必须坚持依法行政，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为现代化；必须坚持公正司法，让社区中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获得应有的法律保障；必须增强全民法治观念，使社区在良好的法治氛围中推进。

二、重庆市长寿区社区治理现状

（一）长寿区社区依法治理取得的成效

1.社区依法治理有效推进。十以来，重庆市长寿区充分发挥党委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有效发挥全区各区级职能部门、街镇、社区、村居的作用，有机整合现有公共服务资源，着力构建综治工作、治安防控、公共卫生、消防安全、矛盾化解、接待等为一体的社区治理体系，推进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向基层社区延伸。全区社区治理被纳入重庆全市区域内的依法治市的总体部署，并成为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长寿全区的社区治理也基本形成了党委领导，街道、居委会组织引导实施，各方积极参与的运行机制。长寿区的大多数社区都建立了社会矛盾调解中心或分中心，健全了依法治理载体。

2.法制宣传教育取得实效。一是抓好各类重点对象的学法用法。充分利用党校各类培训班、警示教育基地、市民学校对各街镇和社区居委会的干部进行相关的培训，长寿全区的社区居民学法用法基本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二是利用文艺汇演、法治小故事等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法制宣传。三是注重提高居民群众掌握和运用法律的能力。将各类与干部和群众息息相关的各类法律法规编成小册子，分别发放给干部和群众。

3.人民调解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作用明显。随着长寿全区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基层社区不稳定的因素有所增多，社区居民之间的纠纷也呈现出多元化及复杂化的趋势。为了切实推进依法治区，重庆市长寿区通过协调居委调委会、调解小组、调解信息员等组织和人员的任务分工，推动社区调解工作不断创新，积极构建以重庆市长寿区区级社会纠纷调处中心，长寿区各个街镇社会纠纷调处分中心，以及街镇各社区居委调委会为基础的新三级调解网络，为长寿全区社区的稳定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市域社会治理篇7

一是及时拟定了《县发展和改革局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全面深化平安建设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了主要内容及责任分工

成立了县发展和改革局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平安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要求各股室要充分认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坚持主要领导亲自抓，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支持社会治理工作，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支持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政治责任。

二是认真贯彻落实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系会议办公室工作要求

及时指导县委编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做好县总工会统一代码问题数据纠错工作。

三是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开工作

9月，我县在州信用体系建设平台规范填报行政许可（法人）3条、行政处罚（自然人）15条。今年来累计填报行政许可、行政处罚622条。

四是评定县级信用村、县级信用户

评定县村为县级信用村、乡村等33户农户为县级信用户。

市域社会治理篇8

伦敦城市群是当今六大世界级城市群之一。从1960年代开始，英国强力治理伦敦城市群的大气污染和泰晤士河流域污染，经过数十年的治理，伦敦市摘掉了“雾都”的帽子，泰晤士河恢复成为一条洁净的河流。

在伦敦城市群的环境治理中，各级政府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中央政府通过立法和区域战略规划，为区域环境治理制定行为准则和提供指导。大伦敦市政府和区域政府办公室、区域发展局和区域议事厅共同推动伦敦大都市区的整体发展。泰晤士河水务局的设立和高效运作，促进了流域政府间的合作治理和一体化管理。同时，政府组织以外的社会主体也积极参与区域内的环境治理。地方政府间的合作与社会主体的广泛参与既是伦敦城市群环境治理的重要特征，也是环境治理取得成效的主要经验。

二、伦敦城市群概貌

伦敦城市群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在空间结构上包括四个圈层：一是内伦敦，这是城市群的核心区，包括伦敦城及内城区的12个区，面积310平方公里，其中伦敦城是核心区，面积只有1.6平方公里；二是伦敦市或大伦敦地区，包括内伦敦和外伦敦的20个市辖区，总面积1580平方公里；三是伦敦大都市区，包括伦敦市及附近郊区的11个郡，总面积11427平方公里；四是伦敦城市群即包括伦敦城、内伦敦和外伦敦，以及邻近大城市在内的大都市圈。以伦敦-利物浦为轴线，包括伦敦、伯明翰、谢菲尔德、曼彻斯特、利物浦等数个大城市和众多中小城镇[1]。这一地区总面积约4.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8.4%；人口365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64.2%。

在伦敦城市群内，伦敦既是英国的首都，是该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也是英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与此同时，城市群还拥有伯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等一批次级中心城市。该城市群是英国产业密集带和经济核心区，也是世界五大城市群之一。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完成工业革命和走上工业化的国家。19世纪中期，随着人口增长和现代工业的发展，英国的“城市病”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集中表现为水体和空气污染。造成伦敦城市群空气危害的主要是烟尘、湿雾和有害气体，如硫氧化物、碳氧化物等，主要出自以煤为燃料的各类工厂和家用炉灶，可称之为煤烟型污染[2]。呼吸系统疾病肺结核、支气管炎、肺炎等是当时非常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3]。从1960年代开始，英国强力治理大气污染。上世纪70年代后，伦敦市摘掉了“雾都”的帽子。2010年大伦敦城市区PM10年均值达标[4]。

伦敦城市群的水污染集中表现在泰晤士河流域的污染上。泰晤士河是伦敦城市群的一条重要河流，流经英国南部六郡，向东流往伦敦，横贯伦敦与沿河10多座城市，被称为英国的“母亲河”。泰晤士河流域有人口1200多万，流域中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5]。流域西部为农业区，中部泰晤士河谷为高科技工业园区，东部为伦敦市。自19世纪工业革命开始，河流两岸人口激增，大量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排入河，沿岸垃圾随意堆放，泰晤士河水质迅速恶化，病菌滋生，乃至鱼类绝迹[6]，成了一条举世闻名的臭河[7]。70年代颁布新的《水资源法》后，泰晤士河流域进入了一个综合治理时期，1980年代的河流水质很快恢复到了17世纪的原貌，达到饮用水标准。泰晤士河治理的成效不但令英国为之自豪也为世界所瞩目。

在伦敦城市群的环境治理中，各级政府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英国，三级政府构架包括中央政府、地区性政府（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与地方政府。其中，地方政府构成较为复杂，并且不断变动。第一层为郡、郡级市，大伦敦郡议会；第二层为郡属区、自治市镇；第三层为教区和社区议会[8]。除了各级政府之外，企业、环保组织、大学、社区与媒体等社会力量也积极参与伦敦城市群的环境治理。

三、中央政府对环境治理的顶层设计

英国是单一制国家，地方事务受到中央政府的力干预。中央政府在伦敦城市群环境治理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治理计划中的一切政策行为皆在中央政府的控制监督之下[9]。

面对伦敦都市区和泰晤士河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英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规范指导大气污染和水污染治理。1876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河流防污法》，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防治河流污染的国家立法，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水环境保护法规。为了防止伦敦市区空间蔓延，20世纪40年代，英国议会专门制定了《绿带法》，通过环城绿化带将伦敦大都市包围，把伦敦大都市圈分为伦敦城中心、内伦敦和外伦敦。1974年制定的《空气污染控制法案》严格规定了工业燃料中的含硫上限。1995年颁布的《环境法》规定，各个城市都要进行空气质量的评价与回顾，对达不到标准的地区，政府必须划出空气质量管理区域，并强制在规定期限内达标[10]。

为了保护大伦敦都市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英国政府多次编制了大都市区战略规划。

1937年，为解决伦敦人口过于密集的问题成立了巴罗委员会。1944年编制的《大伦敦规划》将大伦敦都市区划分为四个同心圆：内圈、近郊圈、绿带圈、乡村外圈。内圈是控制工业、旧城改造、降低人口密度、恢复功能的地区；近郊圈作为建设良好的居住区和健全地方自治团体的地区；绿带圈的宽度约16公里，以农田和游憩地带为主，严格控制建设，作为制止城市向外扩展的屏障；乡村外圈计划建设8个具有工作场所和居住区的新城，从中心地区疏散40万人到新城[11]。

为了疏散伦敦市区的人口和功能，到上世纪50年代末，在距伦敦市中心50公里的半径内建设了8座卫星城，有效控制了伦敦城区无序蔓延的势头。1994年颁布的《新伦敦战略规划建议书》提出构建“新伦敦都市区”，对环境高度关注，除大气、水体、噪声等问题外，还包括对一些重要空间要素的整治，如开放公园、广场绿带、历史遗产等地的空间、街道和广场，更加注重空间规划与产业规划、功能规划相协调。特别是2004年颁布的《伦敦规划》是伦敦未来数十年发展的最重要的规划文件。该规划将大伦敦划分为5大现代服务业功能区，进一步将某些具体区域界定为机遇区域、强化区域和重建区域[12]。这些规划是中央政府指导伦敦城市群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文件，有效优化了大伦敦地区的空间布局，引导产业和人口有组织外迁，推动了伦敦城市群在经济、社会、交通、环境等方面的协调发展。

四、区域政府对环境治理的协调推动

在大都市地区的政府结构中，伦敦地区最早出现了区域性机构和地方单位之间权力分享的双层、联邦式结构[13]。

为了伦敦都市区的绿地建设，适应城区开放空间的扩大、中心城区人口密度降低、平衡周边区域发展的需要，1964年创立大伦敦议会，作为区域政府专门负责整个大伦敦地区的发展和协调管理，承担战略规划与协调发展职能。1986年保守党政府废除大伦敦议会，将其履行的众多职权移交给了32个自治市议会和伦敦城法团及其委员会，比如城市规划、道路、桥梁和街道的维护，垃圾和下水道的管理，防洪以及司法判决等。此后通过实践，这种多头分散治理的格局制约了大伦敦地区的整体发展，使得大伦敦地区各种“城市病”凸显[14]。为此，英国工党政府1999年颁布《大伦敦市政府法案》（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Act 1999）。根据该法案，2000年成立大伦敦市政府。大伦敦市政府由伦敦市长、伦敦地方议会组成，统整个大伦敦地区的32个自治市和1个伦敦城。

大伦敦市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战略规划指导，对交通治安、消防应急、经济发展、环境卫生以及其他社会服务负责，研究制定伦敦发展战略规划，致力于实现大伦敦地区的经济、社会、环境整体协调发展。大伦敦都市区实行大伦敦市政府-自治市议会双层治理结构。大伦敦议会是一个拥有权力和税收基础的民主合法机构。伦敦的大多数服务项目包括教育、社会服务、住房、环境健康和消费者保护等，由32个伦敦城区来提供[15]。而交通和环境（如废物收集处理与污染防控）等事务则与大伦敦市政府共同管理。

上世纪80年代，英国成立了苏格兰、威尔士发展局，负责处理区域内的投资和管理事宜。此后在中央政府成立了区域政府办公室，主要负责协调欧盟的区域政策在英格兰地区的执行。严格讲，这些区域政府并不是一级真正意义上的政府，更多地具有中央政府派出机构的特征[16]。

1998年，英国颁布《区域发展局法》，根据这个法案成立区域发展局和区域议事厅，建立区域层级的合作政府。1999年在英格兰除伦敦郡以外的8个地区建立了区域发展局，2000年在伦敦郡建立了区域发展局，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区域政府办公室、区域发展局和区域议事厅为主体的治理结构[17]，其中区域政府办公室是在国家层面将不同的部门政策进行整合，同时体现区域优先发展的重点，对区域的土地利用进行规划。区域发展局主要负责领导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还监察各个次区域的伙伴关系及其在地方实现。区域议事厅主要由一些地方议员和其他组织成员组成的志愿组织，负责制定区域发展战略和检查执行情况[18]。由于这3个部门更多的是代表中央政府，此后英格兰各地区也成立了区域议会。这些机构在全国和区域环境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五、专门机构对环境事务的具体管理

在伦敦大都市区环境治理中，区域性或流域性的环境管理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在1751年，英国乔治二世时期议会通过法案，成立泰晤士河管理局[19]。该机构管辖克里科雷德至斯坦尼斯大桥这一段水域。成员包括来自泰晤士河流域的议员、泰晤士河边城镇的市长和其他官员、伦敦市长和市议员、牛津大学的官员和一些学院的领导以及诸多教区的官员，此外还有一部分宣誓加入大土地的所有者、地产继承者、拥有大量个人财产和债券持有者[20]。

19世纪30年代，英国政府针对伦敦污染问题，开始考虑设立都市性权力机构对都市区实行统一管理。1848年成立都市下水道委员会，拟将都市区的下水道、排水和供水等相关职能置于都市统一管理，以期改善都市区的卫生状况[21]。1856年成立新的机构――泰晤士河管理委员会，由其负责西起斯坦尼斯河东至延特勒特河口的泰晤士河管理。该委员会的委员主要来自港务局、海军部和商务部，代表城市和航运利益。该机构虽然规模比较小，但权力比较广泛，对泰晤士河流域的治理进行计划安排、监督和纠纷处理[22]。

1973年，英国制定《水资源法》，改革水管理体制，分别建立以城市或工矿区为中心的水污染防治体制和以水体为中心的区域性污染防治体制。针对泰晤士河流域的生态整体性和区域关联性，采取区域性污染防治体制，特点是以流域为主体，做到点、线、面相结合，体现多目标、多层次、多因素的综合治理[23]。1974年，英格兰-威尔士组建了10个新的流域水务局，泰晤士河水务局随之建立。这些机构除提供污水处理和供水服务外还负责流域管理、水污染防治、防洪及地表排水，承担推进和协助流域水治理工作，统一负责流域治理与地表地下水资源管理，包括水文水情检测、工农业及城市供水、污水处理与排放、水质控制、防洪、水产、水上旅游等。规定凡从泰晤士河取水的公司或厂矿企业必须由水务局发放许可证并缴纳许可证费，审批、监测的原则是取水量不得影响泰晤士河流域生态和植被环境；任何向泰晤士河排水的单位，污水必须经过处理或由水务局收取费用后集中进行处理。

泰晤士河水务局的设立和高效运作，推动了流域政府间的横向联动，促进了流域政府间的合作治理和一体化管理，造就了今日干净的泰晤士河。撒切尔夫人上台后，1989年对水务管理局实行私有化改革，水务管理局成为泰晤士河水务管理公司[24]。政府通过建立专业化的监管体系，负责财务、水质监管等，实现了经营者和监管者的分离。泰晤士河水务公司只承担供水、排水、污水处理职能，不再承担防洪、排涝和污染控制职能，水质检测、污水监管、检举等权力收归全国层面的国家河流管理局，但该公司仍然是泰晤士河治理的重要主体。泰晤士河水务公司经过近十多年的公司化运作，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服务标准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

六、多元主体在环境治理中协同行动

在伦敦城市群的环境治理中，英国中央政府、大伦敦市政府、区域政府办公室、自治市政府、区域发展局和区域议事厅，以及专门环境机构都是治理机构的重要主体。同时，政府组织以外的社会主体也积极参与区域内的环境治理。地方政府间的合作行动与社会主体的广泛参与是伦敦城市群环境治理的重要特征，也是环境治理取得成效的主要经验。

在环境治理中，地方政府合作主要表现在大伦敦市政府、伦敦市与各自治市之间的合作和协调。

大伦敦都市区不是大伦敦市政府垄断所有的地方行政权力，而是与各地方政府一道，共同分享大伦敦区的行政权，合作展开公共治理。特别是在关于环境保护（如跨界生物多样性、大气排放、水质保持等流域环保）方面。虽然大伦敦市政府在层级上高于伦敦市和大伦敦区内的自治市政府，但是33个自治市仍然处于自治状态。

大伦敦市政府与伦敦自治市议会之间职能分工明确，权责划分清晰，避免了两级政府之间互相推诿，有利于发挥各自的优势，有利于彼此合作和意愿的表达。大伦敦市政府与32个自治市和伦敦市政府共同推动了中央政府采取弥补方案，以增加充盈流域的治理经费[25]。大伦敦市政府与各域内政府的协调更多地是流域内统一行动和发展规划，着重于执行全国环境政策，以便步调一致分工协作。从大伦敦市的空间关系看，伦敦城、内伦敦与外伦敦各区域的地方政府所面临的问题是不同的。如果按照伦敦城、西伦敦、东伦敦、南区、港口区与郊区的划分方法，泰晤士河流域的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的具体任务存在区域性差别。因此，不同区域的地方政府间必须充分沟通，进行有效合作[26]。

伦城城市群环境质量的改善不仅有政府的努力，企业、环保组织、各大高校、社区与媒体等社会力量也形成了合力。

在英格兰的区域政府办公室、区域发展局和区域议事厅中的论坛、网络体系和委员会中吸纳了大量的区域伙伴组织参与，这也是英国政府区域治理的一个基础[27]。

在英国，私有企业对改善空气环境的创新和投入丝毫不亚于政府。例如，金融企业野村证券公司参与伦敦旧城公司发起的城市空气项目，有效合并了食品、办公设备的投递和垃圾的清运，以减少排放量大的垃圾车运输次数。私有化改革后的泰晤士河水务公司承担伦敦和泰晤士河流域的饮用水、生活用水供应和污水处理。该公司向社会筹措资金，向排污者收取排污费，通过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同时，这家私营公司也受到了政府、环保组织、公益机构、媒体和公民“无情”的监督[28]。近年来，在这种“无情”的监督和该公司的努力下，泰晤士河流域的污染得到了严格的控制，受到世人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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