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社会治理经验范文

市域社会治理经验篇1

当前，变革已进入具体准则创新阶段。在此阶段，当地经过自立性准则创新在重点范畴和关键环节先行先试，成为了推进变革向纵深发展的主要方法。在2003年开端施行统筹城乡、“四位一体”科学发展总体计谋基本上，于年月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变革实验区（以下简称“实验区”），针对“城乡二元体系体例”这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条理矛盾，开展了一系列以自立性准则创新为特征的先行先试探究，在体系体例转轨新阶段中，为全国变革创新发明了很多有价值的经历。这些变革探究，归结起来首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探究。所谓新型城乡关系，就是经过准则创新，构建持续发展一体化新机制，完成城乡之间人口自在迁移，要素自在活动，公共效劳平衡掩盖，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一探究，是一项触及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工程。经由30多年变革开放，当前我国总体上曾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构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式的新阶段，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曾经成为新期间统筹城乡发展的计谋基本。“实验区”经过系统推进城乡规划、财产发展、市场体系体例、基本设备、公共效劳和治理体系体例一体化，以乡村地盘产权准则、户籍准则变革为中心对构建新型城乡关系进行了勇敢测验。

二是对优化城乡功用和形状的探究。的统筹城乡发展是在1.24万平方公里、以平原为主体的区域内进行，没有山区、丘陵的天然阻隔，城市与周边地域的经济社会联络相对严密，城市和乡村人口根本相当，统筹城乡的变革和探究更多地表现“城”与“乡”若何完成功用与形状的交融，然后构成一个“城乡一体”的大都会区。在此布景下，在以“三个集中”提拔城乡空间集约应用程度的基本上，提出了“全域”的理念，明白了构成人口、资本、情况协调发展的总体功用分区，确定了一批指导财产有用堆积的计谋功用区，对全域进行统筹规划，统筹布置全域局限内的要素活动和财产结构，以此推进城乡功用和形状的合理重组与更迭。

三是对农业、乡村发展的探究。农业、乡村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只要从发展机制和情况上改变了农业、乡村的相对弱势位置，才干提拔农业、乡村的自我发展才能；在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城市疾速发展的还，完成农业、乡村本身的同步发展，然后在真正意义上完成城和乡的“统筹”发展。“实验区”经过对农业、乡村发展的基本性准则进行变革和创新，以县政府指导的方法构成有益于农业、乡村发展的市场情况，将乡村地盘产权准则变革、乡村金融创新、乡村集体经济组织方式创新相结合，构成了推进农业、乡村发展的县政府与市场的合力。

四是对社会治理变革创新的探究。当时阶段，我国体系体例变革的目的曾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经济体系体例变革，而是更深条理的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具体革新；变革的前史任务不只仅是改变经济体系体例，更主要的是改变经济发展方法和构建调和社会。“实验区”相同肩负着对体系体例变革新范畴进行探究的工作，在对乡村地盘产权、户籍准则、金融体系体例等深条理范畴进行探究的基本上，“实验区”将变革的触角进一步深化到了底层管治、社会治理等“深水区”，对构建城乡群众共创共享变革发展效果的社会治理进行了探究。

经过七年的探究理论，“实验区”不管在推进统筹城乡的变革自身，照样探究有益的区域发展形式方面，都获得了一系列值得一定的成效和经历。首先，年至今，地域生产总值先后跃上2000亿元、3000亿元、4000亿元三个“千亿元”台阶，年到达了4502.6亿元；城镇化率由56.8%提拔到年的64.9%，年均进步1.35个百分点；与此还，乡村基本设备和公共效劳程度分明提拔，城乡收入比一直不变在2.6：1左右，城乡居民间的公道化水平分明进步，对构成效率与公道统筹的区域发展形式作出了有益探究。其次，构建了人口、资本、情况协调发展的新型城乡形状，总体上构成了卓有成效的城乡统筹发展的体系体例框架。再次，以构成市场化的资本装备机制为中心，起劲找到县政府与市场有用结合的均衡点，还以各类方法最大限制调动广阔群众参加变革的积极性和自动性，初步构成了县政府市场联动、大众普遍参加的变革动力机制。

当时，我国的体系体例转轨已进入了变革的深水区。依照建立“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前史定位和久远目的，将来“实验区”要依照以报酬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从处理“三农”问题动手，针对尚不完美的小我权益和市场体系体例，起劲向构建一个以法治为保证，以现代化信息治理为伎俩的现代社会体系体例的目的不时迈进。达此目标，一是要以“城乡一体”为目的进一步夯实城乡统筹发展的体系体例基本。持续深化并完美城乡规划、财产发展、市场体系体例、基本设备、公共效劳和治理体系体例一体化，在自立创新的基本上，应用先行先试的优势争夺政策支撑、争夺创新性政策在更大局限内的推行和实验，起劲完成城乡生产要素合理活动、财产协调发展和根本公共效劳均等化。二是要以“社会公平”为目的完美大众权益和市场体系体例。经过完成经济市场化、社会公道化、治理民主化，推进由以经济增进为中心的发展方法向“以报酬本”、愈加注重民生保证和社会公道公理的发展方法改变。三是要以“天然之美”为目的探究可持续发展形式。在尊敬天然以及充分思索区域生态平安要素的基本上，以优化和完美城乡功用定位和空间形状为打破口，树立促进城乡生态文明建立的体系体例机制，构成人口、情况、资本、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形式。

市域社会治理经验篇2

关键词 公共治理 现代传媒 民主 民生

作者徐，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法学博士。（杭州 310018）

现代传媒的政治社会功能是多重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其间从微观视角阐释传媒透过个体而创生社会价值，进而间接考察其政治社会功能的研究路径，如强调传媒提供给个体认知事物的方式，①是个人感官延伸，因而影响着人们“组合和行动的尺度与形态”；②与从宏观视角阐释传媒的公共性，进而直接审视其政治社会功能的研究路径，如强调传媒作为公共领域的一种形式，③塑造公共舆论的责任，④两者间似乎相去甚远。然而从中观的社会行动视角，考察现代传媒的公共治理效用，则可将前两者的考察视角相对调和，将传媒的个性与公共性取向适当结合，进而勾勒现代传媒公共治理功能建构的模式与路径。本文即以这种社会行动视角，考察杭州市民主促民生的传媒经验，论释现代传媒公共治理功能建构的内在机理与路径。

一、作为公共治理重要维度的现代传媒：规范性意义探讨

现代传媒具有多重的功能向度。然而，作为公共治理之维的现代传媒，其功能不仅限于满足个体消费价值的商业化、娱乐化取向；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信息，导引公众交往，促成社会公共行动，进而以民主化的方式，推进民生事业发展。这便是公共治理过程中传媒与民主、民生事业发展，三者间可以期待的一种良性的逻辑关联。这种逻辑关联中有对传媒的规范性要求：即，对民主责任的承担与对民生事业的关注。

（一）民主责任承担：公共治理过程中传媒与民主的相关性

公共治理是多重社会主体，包括社会公众，平等参与公共事务的论证、决策与管理的集体行动的动态过程；公共治理的实质是集体行动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民主化。现代传媒的公共治理功能首先显现在传媒的民主责任承担的规范性特征之上。传媒与民主的相关性是在传媒的民主责任承担的治理框架内生成。

作为现代现象的民主，⑤在很多论者看来，天然与报纸、杂志、广播网络、电影等现代传媒的发展正向相关。⑥20世纪以来，广播、电视等电讯传媒介入人们的政治社会过程，使政治选举、宣传、动员等获得便捷的工具；而当下以电脑、信息技术为核心构成的网络传媒方式则更带来民主参与更直接的路径。⑦这些政治社会的实践使人们在工具性意义上认识到传媒与民主政治的关联性。

然而，作为公共治理之维的现代传媒，是在其民主责任承担的治理框架内与民主密切关联的。这种责任承担首先呈现于现代传媒建构起开放的、言论交往的空间，进而导向参与治理的社会行动。对于社会公众而言，“最高形式的自由是按照自己的良心自由地了解、自由阐述和自由辩论”。⑧作为公共治理之维的传媒正是在人们相互之间的言论交往的公共行动中，使人们按照自己的良心自由地了解、阐述和辩论，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与管理的过程，进而建构起传媒与民主的相关性的。民主无论是被理解为者之间的“社会契约”，⑨还是被理解为凝聚“公意”的社会过程，⑩其根本立足点在于平等而自由的主体间的一致与共识，而这必须以主体间自由地了解、阐述与辩论为根据。当传媒导引人们以正直、诚实的良心，自由而平等地相互交往，进而为公共治理的社会行动中的一致与共识提供正当性源泉；此种意义上，传媒堪称是民主的社会行动的动力。

其次，传媒的民主责任承担仍表现于上述言论与交往的社会行动过程中，传媒行动所固守的价值取向之上。这些取向包括：1）信息公正透明；2）守望社会伦理道义；3）证成公共性的民意诉求。公共治理的过程是要以社会为主体，以社会公众的意愿为核心，在公共行动的过程中实现公共事务的善治。传媒社会行动坚守稳定的价值内核，是公共治理在社会过程中展开，公共事务在公意中实现善治的重要前提。而这些价值取向，也是传媒与民主关联的关键要素。

（二）民生事业关注：公共治理过程中传媒与民生的相关性

公共治理是治权从国家政治场域向社会生活场域下移的过程；是将生活世界中社会公众的需求满足，定格为公共事务的主题论证、决策实施的核心依据的过程。因此，社会民生议题的公共化是公共治理的一个重要层面，即，在基层的社会生活过程中，促使多重的社会主体共同行使治权，以社会公共行动界定民生需求，推进民生事业发展。作为公共治理之维的现代传媒，其治理功能便自然显现于对社会民生事业关注的规范性特征之上；传媒与民生也正因此在公共治理的过程中相互关联。

民生即“人民的生活、社会的存在、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B11民生成为现代社会所关注的价值取向，有深层的社会发展规律的根据：“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B12因此，应然层面上，民生是政治社会过程的一个重要前提。然而，政治社会实践中，并非所有时代，民生都得到应有的重视；现代传媒并非自始便与民生事业相关。只有在公共治理的时代，传媒才完成了其自身从传统媒介的精英化向现代传媒的大众化的嬗变，并拓展其民主民生的功能：1）从传统文字、印刷传媒到现代广电、信息网络传媒，现代传媒已摆脱一元化的精英、权力控制，走向社会主体构成多重性，以及主体价值偏好多元化；B132）主体构成多重性与价值偏好多元化，在传媒市场化、大众化的背景下被进一步放大，使复杂的社会民生现象与多元的公众民生诉求成为现代传媒关注的重要命题。B143）现代传媒的民生关注与现代公共治理进程中民生议题的公共化两相交汇，致使现代传媒嵌入公共治理的社会过程，并承担起推进民生事业发展的治理功能。

因此，作为公共治理之维的现代传媒，是一种人为建构的社会行动的过程：以传媒为独特的社会行动空间，导引人们相互了解、辩论、形成观点，进而激活民主参与的行动，直至促成社会生活场域民生议题的论证与实施的公共化。这种社会行动的过程中，传媒既是社会个体的感官延伸与社会认知的途径，也是公共性社会责任的承担者。而民主责任承担与民生事业关注，则规定了作为公共治理之维的现代传媒所建构的社会行动的外在形式与实质性内涵，从而将它与单纯的娱乐、商业化传媒、和政治统治工具化的传媒区别开来（如表1）。新世纪以来，杭州以传媒作为建构民主行动的场域，促进民生事业发展的进程，正是现代传媒的公共治理功能建构的实践性探索。

二、以现代传媒建构民主民生的社会行动：杭州公共治理的重要维度

以现代传媒促进民生，并在民生事业发展进程中促成民主性的公共价值实现，建构现代传媒与民主、民生三者间良性的逻辑关联，这是杭州新千年以来以民主促民生的城市公共治理经验。考察此种经验，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

（一）以传媒导引民主民生的社会行动：现代传媒的实体化功能创新

作为公共治理之维的现代传媒，以民主责任承担与民生事业关注为其规范性特征。这首先意味着现代传媒实体化功能创新，亦即超越其工具化的传播功能，而将传媒嵌入政治社会的制度规则、组织系统之中，以传媒建构实体化的社会行动，进而使传媒演进为公共治理的重要维度。新千年以来，杭州市在推进社会公众多层面参与社会民生事业发展的实践中，积极探索这种现代传媒的实体化功能创新，并以传媒导引民主民生的社会行动，建构传媒的公共治理功能。

新世纪以来，杭州市以建设“生活品质之城”为发展目标：满足社会民生需求，提升民生幸福，是核心的价值选择。此种目标下，以多维度的公众交往与参与的过程，推进民生事业发展，是杭州公共治理的核心行动机制。而这一行动机制中，现代传媒是导引杭州市民主民生的社会行动的重要场域：在民生事业的各个方面，以党政界、知识界、行业界与媒体界等“四界联动”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化的、灵活的、富有弹性的组织形式，以交往互动、协同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模式，推进民生事业的发展。

杭州民生实践中，传媒的基本功能承担是作为信息服务的载体，使民生事业发展有充分的信息依据。同时，作为公共治理之维的传媒，更嵌入在杭州民生实践的民主过程之中，并经由实体化功能创新，建构其“基本服务延伸”的功能：B15即建构其作为市民与党政界、知识界、行业界相互交往、沟通的平台功能；强调经由传媒平台，政府在有关民生事业的决策与行动中，能够问计、问需、问情、问绩于民；并使传媒演进为公共治理的制度性构成要素，成为民生事业发展进程中公众民主参与的社会行动场域。

杭州作为社会行动场域的媒体实体化功能创新的具体形式包括：（1）正式制度化的公众服务电话热线：如12345市长热线电话，96345便民服务热线，96666效能监督电话等，以电话为媒介开通民生诉求向行政系统表达的通道；（2）非正式、具有内在制度B16特征的民意的传媒征集与表达：如，实行网络投票，城市发展中很多重要的民生项目在中国杭州政府门户网、杭州网、生活品质网等网络开设民意投票窗口；手机短信投票，公开特定的短信接收平台，对特定的民生项目接收公众的意愿表达等；（3）非正式、具有内在制度特征，以传媒建构民生决策的透明政府：如，有关民生决策的市政府常务会议的网络直播，涉及民生决策事项的网络官民对话等；（4）促进协商的新的组织形式与社会集体行动模式：如都市快报的“民主促民生圆桌会议”，杭州电视台综合频道民生交流谈话节目《我们圆桌会》，杭州网的“杭网议事厅”等网络平台等，都以不同途径，使市民、专家学者、相关行政部门及民生项目建设主体，以新的组合方式，形成不同的社会集体行动的格局，促成官民之间，党政界、知识界、行业界人士等相互之间对特定民生项目的对话交流与协同行动。

（二）嵌入治理过程的传媒中的社会行动：传媒推进民生实践的功能取向

经由上述各种实体化功能创新形式，杭州推进民生事业发展实践中，现代传媒嵌入在治理的社会行动之中，并呈现民主责任承担与民生事业关注的规范性特征，建构了现代传媒公共治理的功能取向。

1.传媒行动引领社会民生的意义创设。民生由人们对社会生活意义的界定而始，社会民生意义的内涵创设，是公共价值实现之始。然而，“……意义是为主体而存在的，如果没有主体的关注和参与，意义就不会存在”。B17建构公众参与民生意义界定的交往过程，使主流的社会民生意义得以证成，至关重要。杭州民主促民生实践，始终以传媒导引的公共行动促成社会公众对民生意义的关注，使公众以传媒为平台，参与、交往，创设社会民生意义。

对于杭州，界定民生意义就是探讨城市生活品质内涵，形成公众理解与认同；传媒是达成这一目标的行动场域。报纸、期刊，如杭州日报、钱江晚报、《杭州》杂志等，成为杭州人提炼民生诉求、探讨民生意义、推进民生发展的行动空间。学习型社区、和谐创业、杭州城市环境等众多社会民生主题，都通过这些传媒，并结合短信接收平台、热线电话等，激发公众参与讨论并证成意义取向。而“生活品质网”与“生活品质视厅”，则是杭州展示健康、向上的民生态度、界定社会民生意义的网络平台：市民文化、城市价值、历史文化传承、生活细节中的优雅等杭州人的民生风貌都得以整合提炼。

2.传媒行动促成民生事业的公共行动。杭州经验中传媒的公共价值还呈现在对民生事业发展的公共行动的组织、协调与推动上。现代社会实践结构的变迁，致使个人在流动、分工的社会情境中，面对在“去集体化”、“去组织化”，以及个人生活碎片化的风险。B18民生实践所面临的困境之一即在于组织公共行动，在公众的协调合作之中推进民生事业发展。而杭州则以传媒组织、协调公共行动，推进民生事业发展；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杭网议事厅”网络平台的民生行动。

“杭网议事厅”由杭州市委办公厅、市委宣传部、杭报集团等主办，杭州网承办的杭州市民主促民生网络互动平台；是国内首个由党委、政府和媒体联办，兼顾民生项目的“办事”与“议事”的网络频道。“杭网议事厅”设置问计于民、网上服务、民生恳谈、新闻等十余个栏目。“杭网议事厅”使得党委、政府、传媒、学者专家、普通市民联接成一个公共行动的互动网络，在众多的民生议题上，如杭州市的停车设施专项规划、延安路的综合整治、大学生创业、外来打工者的精神家园建设等，各方主体可以共同参与、表达诉求、申述观点，使得公众的民生诉求能够得到关注，使政府的民生决策能够符合民生实际的需要，使推进民生事业发展的公共行动得以协调、展开。

3.传媒行动成就民生事业的理性协商。公共治理是要使社会资源与利益在公众的参与过程中，实现公平合理的配置。然而，公众参与民生事业的过程，也将带来非理性的利益冲突，进而带来公共治理的困境。对于公众参与的公共治理过程而言，重要的是要有促成理性协商的公共性价值实现的行动机制。B19杭州以传媒作为理性的公共运用与公共协商平台，在民生利益冲突过程中建构共识，使利益冲突转化为利益协调，进而使传媒演进为理性协商的公共性价值实现的空间。

这具体表现在：利用传媒推出“以民主促民生”栏目，使传媒成为多重社会行动主体的沟通平台，提供主体间理性协商、民主互动的路径。这些栏目如：杭州日报的《市民议事广场》、杭州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频率的“市民议事厅”、杭州市电视台综合频道的“民意晒场”、杭州网的“民生在线”等。它们直接介入社会公众民生实践中的利益冲突：资源配置的分歧、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的争端等，导引理性协商；同时保持中立，守护社会良知，倡导社会民生常识，进而使公众在理性中形成一致与共识，实现民生善治。以2007年杭州市旧危房改造工程，光复路148号五楼三住户分卫生间的事件为例；光复路148号是五层筒子楼，工程改造中每层增建两个卫生间，以改善每层住户原公用一个卫生间的状况。五层三住户却因卫生间分配引起冲突：各方因通风、采光、距离远近等理由，不能形成共识的分配方案。三住户所在社区多方努力无果。2008年2月16日，杭州日报推出首篇报道，呼吁公众参与讨论分配方案。此后，杭州报业和文化广播电视集团介入，开辟专栏，组织网上讨论，全面追踪，并为市民出主意、提意见而提供热线电话、短信、网络投票等渠道。连续三周媒体介入，公众借助媒体提供理性方案，促成三家协商，并理性和解。

三、传媒行动与民主民生：公共治理传媒之维建构的杭州经验

杭州市经由现代传媒的实体化功能创新，使传媒能够承担民主责任，关注民生事业发展，进而使传媒成为民生事业发展的公共治理的重要维度，实现传媒的公共价值，促进了民主、民生的共同发展，其中经验值得阐释。

（一）传媒行动之于民主民生的正效应：杭州的成功经验

1.传媒之于民主民生的场域效应。场域“是指各种由各种位置所构成的一系列客观关系所形成的社会空间和网络……”。B20政治社会的过程是由不同位置上的社会行动者，在不同的关系网络中建构起的政治社会行动场域间的互动过程，如政治权力场域、市场权力场域、社会权力场域等；而这些场域之间则形成社会意义与价值取向的争夺态势，进而决定着社会资源与利益的分配方式。以此考察杭州市民生事业发展的公共治理过程，传媒作为社会公众表述、界定社会民生意义的行动空间，发挥社会权力的场域效应：经由“四界联动”，在多重主体介入的过程中，在传媒的场域中所证成的社会民生意义，导向党政系统的政治权力场域的民生决策，使社会资源以公众期许的方式流动，使社会民生事业发展显现民主性特征。

2.传媒之于民主民生的社会交往效应。传媒促进社会资源以公众期许的方式流动，仍然与传媒之于民主民生的社会交往效应相联系。首先，社会生活的意义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社会行动者有其自身的行动理性，在理性的行动者之间建构共通的意义与价值取向，则必须建构有效的社会交往模式；B21杭州以传媒导引民主民生的社会行动过程，正显现以传媒交往建构生活意义的效应。其次，交往促进理解、协商与公共行动。各有自利倾向以及社会偏好的社会个体，之所以能够采取一致的公共行动，是因为共同参与、社会交往，在社会主体间建构起理性的正义感与责任感，B22使他们更易于相互理解、妥协与协商，进而采取公共行动。而杭州市现代传媒的实体化功能创新则正是将传媒作为独特的交往场域，使理解、协商成为可能，使民主与民生的公共行动更具有效率。

3.传媒之于民主民生的治理效应。立基于传媒意义创设的场域效应，及其促进理解、协商与公共行动的社会行动效应，杭州市传媒的实体化功能创新承载了公共治理的效应。治理是多重社会主体介入公共事物发展的进程中，多方协同互动、平等合作，进而实现公共事物的善治过程。B23杭州市以现代传媒作为民生实践的民主化行动场域：创设意义与促成社会交往；并使这一场域直接介入民主民生的公共治理过程之中，推动民生事业的健康发展。这一过程中，媒体既是一个中立的社会行动者与社会公众、党政机关、专家学者等形成互动；同时也是众多社会主体平等互动、协同合作的互动空间；公共治理的多重参与、民主责任承担与民生事业关注效用从中生成。

（二）传媒行动之于民主民生效应的局限性：杭州实践的限度

尽管杭州市经由现代传媒的实体化功能创新，承载民主民生的治理功能；然而，作为公共治理的重要维度，杭州的传媒实践仍然有其限度。

1.噪音与强音：场域效应的限度。传媒作为建构社会民生意义的场域，最为重要的是守望社会伦理道义，证成真实的民意诉求，以公开、公正的信息为基础，建构具有公共性的理性表述的空间；亦即，要引导理性的公共运用，摒弃社会民生意义的大众与精英操纵。B24前者在媒体空间中往往表现为非理性的“噪音”，后者表现为强势行动者利益导向的“强音”；两者都将在一定的程度上扭曲真正的社会民生需求，影响符合公共性需求的社会民生意义的创设，因此作为公共治理之维的传媒，必须有过滤强音与噪音的制度机制。而从目前杭州市民主民生的实践来看，四界联动的实践过程对于社会民生的意义创设尽管富于成效，传媒作为一个意义创设的场域尽管具有其实体化功能创新的成就，然而，在杭州市民主民生的实践中，传媒场域仍有待健全过滤“噪音”与“强音”的有效行动机制。

2.公众交往能力的鸿沟：交往效应的限度。传媒作为公共交往场域，创设社会民生意义，证成理性共识、促进理解、协商与公共行动，承载社会治理功能，必须以传媒场域中社会公众平等的交往能力的运用为前提。B25这种平等的交往能力，一面体现于公众的媒介素质，即鉴别、运用传媒信息，参与传媒行动等过程的个人能力；B26另一面体现于赋予公众实际参与媒体行动的路径与条件等方面。对于杭州市而言，尽管传媒作为一种民主民生的制度性要素的功能已得以确立，然而，社会公众之间接近传媒、利用传媒参与民生活动的交往能力仍存在巨大鸿沟，对于社会公众的平等的传媒交往能力的建构，即在公众的媒介素质提升，和给公众以传媒行动参与民生事业创设更好的条件与路径等方面，仍有待改进。

3.制度化的规则体系的互动衔接不足：治理效应的限度。治理是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化规则体系相互衔接而促成的，多重社会主体协同互动的社会行动过程。B27这种持续的互动既表现在不同的行动场域中社会主体间持续的互动交往；也表现在各种行动场域中为主体间互动提供保障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化的规则体系间精切的互动衔接。以治理的这一标准来审视杭州传媒民主行动促民生的治理实践，可见杭州实践目前更多的是前一类型的互动；而后一种类型的互动，即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化的规则体系间的互动衔接仍有待整合提炼：如，如何将网络投票、官民对话等媒体行动纳入常规化的决策系统，如何使公众介入民生实践常态化等，仍需要较为复杂的制度化规则改进。这些无疑制约着传媒行动的治理效应。

四、总结与探讨

杭州市以现代传媒促民主民生发展的实践经验，对于民生事业发展的民主化推进的制度创新提供了很多借鉴。立足杭州经验，可以探讨建构公共治理的现代传媒之维的机理与路径。

（一）以传媒行动建构合作治理网络：现代传媒嵌入公共治理的内在机理

整个20世纪，等级制、层级化的官僚制是政府提供社会民生服务的主流组织模式。在官僚制内部，信息与社会资源纵向流动，经由等级制的行政命令传递，传动整齐划一的专业化科层行动。在这种官僚科层制的层级化结构中，社会民生事业的发展模式是行政主导型的模式，社会公众的民生诉求，无法即时性地传达到民生事业的实践过程中去，公众社会行动并未被导向民生事业实践过程。民生事业的公共治理模式不可能成为实践的选择。

新世纪以来，随着政治社会结构的变迁，权力结构的分散化、组织界限的扩张与相互渗透，社会问题的全球化与地方化情境并存，社会人群的多元性、流动性增强，整齐划一的官僚科层制“一方治百病的模式就必须让位给那些个性化的特制模式”，日益复杂的社会情境强迫公共机构探索各种新的治理模式；B28而在这些治理模式的探索过程中，强调政府与多元的社会组织系统与社会公众协同合作、结成平等伙伴关系的社会行动网络的治理模式逐渐兴起，B29公共治理成为民生实践的主流模式。杭州市适应地方性社会民生事业发展的需要，以现代传媒的实体化功能创新激活民生事业发展的民主行动，推进杭州民生实践的公共治理：在传媒的独特场域中促成社会民生意义的界定、社会交往与公共行动的协调、社会民生问题的理性协商。这一过程最关键处是经由传媒行动建构起社会合作治理的行动网络：社会民生不仅是政府单方的决策与资源配置的行动，而是在传媒场域中经由“四界联动”、公众参与、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过程中完成；此中不同位置上的行动者结成互动的理性行动网络，确保民生事业发展的公开、公平与公正。因此，杭州的民生实践中，承担民主责任、关注民生事业发展的传媒行动，在根本上是一种建构社会合作治理网络的要素，嵌入在城市公共治理的过程之中。杭州经验所证成的传媒促民主民生的模式的精髓即在于此。

（二）传媒场域的行动、参与、网络：建构公共治理现代传媒之维的路径

基于传媒承载治理功能的杭州经验，可以总结建构公共治理现代传媒之维的若干路径。1）以实体化功能创新建构传媒场域的公共行动。使传媒承担民主责任、关注民生事业，必须超越传媒工具化、消极性的信息传播功能，建构传媒实体化、积极性的社会行动功能，使传媒在特定的时空中演进为社会行动场域，嵌入到现实政治社会的组织、制度与行动系统之中。2）吸纳社会公众参与，激活传媒民生事业关注的场域效应。传媒的实体化功能创新，以及其作为公共行动的场域建构，根本而言在于其创造吸纳社会公众参与的条件与路径，从而传媒成为社会行动与交往的“公共能量场”，B30进而演绎其民生意义界定，民生事业推进的功能。在此，创设多元化的传媒场域的公众参与的路径，提升公众的传媒素质至关重要。3）以规则体系的互动衔接，巩固传媒的嵌入功能，建构合作行动网络。现代传媒作为社会行动与公众参与的独立场域，其治理功能是透过其对现实的政治社会过程的嵌入而实现的；而这种嵌入又是经由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各种制度规则体系的互动衔接而建立的。因此探索这种衔接，尤其是将传媒行动引向正式的行政决策与实施过程的制度规则创新，至关重要。而建构传媒嵌入功能的核心目标，是要建构公共治理的合作行动的网络；因此，促成多方主体平等参与、协同行动、合作交往的制度规则创新也必不可少。当传媒场域的公共行动与现实的政治社会行动透过规则体系创新相互联接，合作治理的社会行动网络在传媒行动中得以协调、展开，传媒场域中的“噪音”与“强音”便可以剔除，传媒行动的治理效应便得以拓展。

注释：

①〔美〕尼尔・波兹曼著：《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②〔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6~33页。

③B24〔德〕哈贝马斯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8~97、280~291页。

④Elisabeth Noelle-Neumann, The Spiral of Silence: Public Opinion―Our Social Ski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⑤〔美〕查尔斯・蒂利著：《民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27页。

⑥Lipset, Seymour Martin,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3, No. 1. Mar., 1959, pp.69-105.

⑦徐：《网络民主：公共协商与制度创新》，《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第41~47页。

⑧〔美〕亨德里克・房龙著：《宽容》，迮卫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55页。

⑨〔英〕约翰・洛克著：《政府论》，瞿菊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7~80页。

⑩〔法〕卢梭著：《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1~70页。

B11孙中山著：《三民主义》，岳麓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

B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67页。

B13章辉美：《传媒与社会变迁》，《江汉论坛》2004年第3期，第123~125页。

B14朱寿桐：《民生新闻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9~232页。

B15王国平主编：《培养社会复合主体研究与实践》，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B16〔德〕柯武刚、史漫飞著：《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19页。

B17〔法〕阿莱克斯・穆奇艾利著：《传通影响力》，朱嘉宁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B18郑杭生：《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若干新趋势》，《社会科学》2006年第10期，第109~115页。

B19B25〔美〕 詹姆斯・博曼著：《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黄相怀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3、92~94页。

B20布迪厄著：《法律的力量：迈向司法场域的社会学》，强世功译，《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99页。

B21〔德〕哈贝马斯著：《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8~33页。

B22〔美〕卡罗尔・佩特曼著：《参与和民主理论》，陈尧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24~25页。

B23B27俞可平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2~70、5页。

B26冯钢：《媒介素质与社区文化建设的关系》，《新闻界》2005年第1期，第26~27页。

B28B29〔美〕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威廉・D.埃格斯著：《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孙迎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8~21页。

市域社会治理经验篇3

【关键词】区域调控法 转型综改区 治理能力现代化 科学调整

【中图分类号】D922.299 【文献标识码】A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历史性地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新理念，对于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认识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规律意义重大。因此，如何科学调整在现代化治理包括区域经济在内的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当前经济法理论研究的重大前沿课题。本文从山西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中治理能力现代化入手，尝试论述区域调控法律制度如何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科学调整。

山西转型综改区建设中的区域经济调控问题

关于山西转型综改区建设问题。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山西作为改革发展相对滞后的省份，要想走好资源型地区转型跨越发展新路，最便捷和可行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就是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转型综改建设成为包括山西在内的资源型地区省份的首要问题，也被地方政府列为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

关于区域经济调控问题。地方政府为改善国家范围内经济的空间结构所制定的公共干预的准则及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公共干预行为，它的作用对象介乎于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之间，属于区域经济调控的基本范畴。换句话说，区域经济调控成为宏观经济调控间接作用和影响到微观经济领域的关键环节，可以有效推动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落实和国家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①尤其对于解决由于历史原因产生的地区倾斜政策所带来的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重要问题，区域经济调控更能最大程度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因此，科学界定和规范宏观调控法和区域经济调控法的界限和区域经济调控的职责范围，更显重要。②一般来说，区域经济调控主要表现为科学引导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合理促进区域经济布局合理化以及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等。因此，正确处理好宏观经济调控和区域经济调控的关系，有利于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等现实问题。从表现形式上来看，区域经济调控主体在国家规划和产业政策指导下，主要采用包括规划与产业政策、财税和金融等间接调控的方式，解决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特别是对一些地区的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能够起到积极的调整和促进作用。③

关于山西转型综改区建设与区域经济调控的关系。区域经济调控理论为转型综改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指导，转型综改也为区域经济调控实践开辟了新的领域和思路。连接两者的纽带就是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的客观实际。山西省作为区域经济调控的主体，面对能源和资源大省的基本实际，要实现结构战略性调整，实现向经济大省乃至经济强省的快速推进，实践证明，盲目照搬外省乃至国外的先进经验并不可取。马凯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山西代表团审议报告时提出，山西省要按照国家总体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一方面，坚持“以煤为基”，通过产业结构调整，重点发展更加安全、清洁和高效的煤炭产业链;另一方面，坚持产业多元化发展，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不断提升接续替代产业和服务业的比重，促进非煤产业的快速发展，优化煤炭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产业经济整体均衡发展。要实现这些转型综改建设目标，就要求地方政府必须要在宏观调控法的指导下，认真调查研究山西地区的发展实际，科学运用区域经济调控权，推动区域经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我国区域调控法的宗旨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区域调控法是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依法治国方略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具体体现和运用。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需要通过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才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真正统一起来，使法律实现宗旨和价值。

区域调控法的宗旨。区域调控法，也叫区域经济调控法，区域经济法④，是国内经济法的分支部门法。区域调控法的宗旨就是区域调控法要实现的价值和目标，一般来说，就是要规范和保障区域经济调控行为，预防和克服市场失灵，实现区域经济总量的均衡和结构的优化，实现区域经济范围内物价平稳、就业充分和收支平衡，进而促进国民经济的有序运行和持续增长，协调和解决整体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实现区域经济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国家能力是国家权力的一种，包含国家社会关系与特定的政治制度因素。⑤而国家治理能力与专制能力完全不同，后者中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个人利益相分离，国家治理行为与可持续发展无法保持竞合。因此，国家治理能力的强弱与国家和社会彼此间的契合程度相关，两者的契合度越高、越广、越深，则国家治理能力就越强。同理，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为共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而采取的国家治理行为的民主法制化和科学化的过程。根据政治学理论，国家机关要形成和追求特定的政策和目标，必须要由社会及公私各部门之间的合作来达成，换言之，国家治理能力要实现现代化不能像以往一样独立于社会或整体的制度环境，而要与社会整体制度相互契合和沟通。这一点，已经被实践所证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其科学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四点：

首先，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是增进公共利益和维护公共秩序。其中，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核心价值和内容，也是国家治理能力最直接和最重要的体现。换言之，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就是要通过治理行为的民主法制化和科学化，推动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其次，衡量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标准有民主化、法制化、文明化和科学化。其中，标准的核心是制度改革和创新，在依法治国的基本治国方略下，法律制度尤其是经济法律制度的改革创新，尤显重要。而法律治理能力的高低，应当取决于法律制度的科学决策、有效执行与制度运作能力等因素。

再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第五个“现代化”战略目标，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又一次重大创新，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体现。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更需要通过经济市场化、社会法治化、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科学化等途径，运用多种手段和渠道来实现。

最后，从调整和维护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区域经济调控法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据和标准，国家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也是区域经济法宗旨得以实现的有力支撑。在对区域经济进行现代化治理的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区域经济调控法律制度来运行，这也是依法治国方略在区域经济领域的要求和体现。

区域调控法对山西转型综改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科学调整

在我国，无论是宏观调控，还是区域经济调控，归根结底，政府经济治理能力是启动和制动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所以，区域经济调控有关问题是经济学和法学共同研究的重点课题，只是两者的研究重点不同。经济法学意义上的区域经济调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以整体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政府经济行为和市场规制过程中所产生的发生法律效力的行为，即政府作为经济法主体而进行的旨在设立、变更、终止经济法律关系的行为。区域经济调控法科学调整转型综改建设，具体而言是指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在尊重市场本位的前提下，合理划分经济管理职能，运用法律制度规范政府综合运用区域规划、产业、财税、金融等经济政策，以及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本地区的市场进行区域调控和微观上的规制，从而把区位优势、产业改革和经济长期发展目标有机衔接，表现为一种带有预见性和规范性的事先调节，并且对一些市场失灵行为给予事后规制和利益弥补。

实践证明，转型综改区通过实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对提升区位优势和推进产业改革，以及统筹经济增长和生态平衡等，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科学、不规范的作法，需要区域产业规划、区域财税调控和区域金融调控等法律制度对转型综改建设中的政府经济行为给予科学调整。

区域规划与产业政策法律制度的调整。第一，转变投资模式，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投资管理模式，确立包括企业在内的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渠道、投资方式多样化、项目建设市场化的新格局。通过切实转变政府管理职能，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规范投资行为。

第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有序推进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同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组建权力、决策和监督等机构，并形成相互之间的制衡机制⑥，改革国企管理人员和职工收入分配、福利待遇等制度。

第三，以能源持续发展观为指导，推进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从煤炭资源市场化配置入手，科学规划煤炭行业发展，积极保护矿区生产作业安全，规范煤炭等能源安全生产。⑦建立自然资源资产化管理试点制度，以动力煤为试点，引入期货交易机制，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

区域财税调控法律制度的调整。第一，加大政策支持，形成科学规范的预算管理制度。加大对转型综改区的政策扶持力度，以政府财政税收政策支持经济转型。重新调整煤炭资源城市的市级财政，完善自我积累机制。完善地方税收制度，扩大财政收入，加大财政投入，利用专项基金和开发投资基金等多种形式，从财力上确保转型综改建设取得成效。⑧

第二，规范政府融资平台，建立健全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和风险预警机制。地方政府应当运用区域财税调控法律，积极整合和建立现行融资平台及其绩效评估体系，根据市场需求，建立切实、有效的资产重组和后续管理机制。同时，规范地方政府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健全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运用风险隔离带，免除地方政府的后顾之忧⑨。同时，构建融资主体约束机制以及责任倒追机制，完善债务偿还机制，防范融资过程中的潜在风险。

第三，尽快制定煤炭清费立税规范性文件，健全资源税构成要素制度改革。按照清费立税的规范要求，全面清理和取消涉煤不合理收费项目，推进煤炭资源税改革。由于资源税属于间接税，容易产生税负转嫁问题⑩，因此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过程中，必须密切关注可能出现、增加的资源税负通过产业链向区域经济其他部门传递，进而对区域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第四，继续推进“营改增”。以扶持现代服务业发展为目标，扩大地方财政流程比例，加大增值税、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的返还比例，推进“营改增”，降低转型发展地区税收负担。进一步完善区域财税调控制度，通过精简增值税税率档次、进项抵扣项目的调整，充分考虑地区和行业间差异性，避免新税制带来的行业税负不公，注重“点面”结合，稳步推进，促进与国际税制管理的接轨。

区域金融调控法律制度的调整。第一，科学规范和创新银企对接模式，加大直接融资比重。要及时出台金融法规和政策，支持资源型城市发展接续产业、循环经济产业、旅游业、信贷产品创新、实体经济发展等信贷政策指导意见，加大区域金融调控法律制度引导，科学规范银行和企业多种模式对接，扩大融资总量，重点支持转型建设项目。

第二，健全区域金融调控组织体系，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服务格局。支持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广泛吸收民间资本投入，鼓励和引导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组织支持转型产业发展。

第三，加强和提高区域金融服务力度，发展全方位服务转型综改建设的普惠金融体系。发挥区域金融调控法律的综合评估导向职能，加大对涉农贷款和新兴企业贷款支持力度，重点培育和支持新的支柱产业和经济增长点，优化金融机构，合理配置信贷资源，促进转型综改区新兴产业加快发展。

第四，优化金融环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各金融机构要密切关切转型综改过程中潜在的各类风险，利用各种科研手段加强市场分析研究和信息监控，准确把握传统和新兴产业经济运行发展趋势和影响因素，在资产风险分类、准备计提、损失核销等方面做好金融风险的防范工作，为转型综改建设打造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

综上，区域调控法对山西转型综改区建设的科学调整，就是要规范利用区域经济调控法的多种调控手段，促进山西省摆脱资源依赖，利用区位优势、传统产业优势、人才优势、市场优势等，通过产业转型实现产业多元化，通过多种途径发展非资源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确保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成果。从法学和经济学层面分析和研究如何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转型综改治理体系，将解决资源型地区经济社会转型和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有利于促进转型综改建设中治理能力更加现代化，并对其他资源型地区的转型发展提供借鉴作用。

（作者单位：长治学院法律与经济学系）

【注释】

①董玉明：“区域经济法律调整的二元结构解析”，《山西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②董玉明，段浩：“论宏观调控法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科学调整”，《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③段浩：“区域经济调控权研究”，《长治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④徐孟洲：“论区域经济法的理论基础与制度构建”，《政治与法律》，2007年第4期。

⑤彭博，杨志军：“发展型国家理论、国家自主性与治理能力重塑”，《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⑥⑦杨紫@：《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36～137页，第540～541页。

⑧刘志明，张鹏F：“煤炭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思考”，《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⑨周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现状、风险与防范”，《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4年第2期。

⑩黄燕芬，辛洪波，丁力：“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对资源开采业的经济影响研究”，《经济与管理》，2013年第6期。

刘燕：“基于税制改革创新的角度探讨‘营改增’的意义”，《财经界》，2014年第5期。

方瑶：“关于金融支持煤炭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的调查与思考―以黑龙江省为例”，《黑龙江金融》，2013年第11期。

傅永贞，卫晓燕：“金融支持煤炭资源型城市经济升级转型探析”，《西部金融》，2013年第11期。

市域社会治理经验篇4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国学界掀起了一股研究市民社会的热潮。市民社会具有国家与社会分离、社会高度自治特征。我国基层的社区实践在兴起的背景、基本原则、自治主体、建设目的等方面与市民社会构建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契合，它将有可能推动我国市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从而成为我国市民社会构建的实验性的现实平台。 

市民社会理论在西方思想史上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每个时代都赋予它不同的含义。然而，20世纪 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全世界得以复兴的市民社会理论却具有明确的内涵和价值指向。正如查尔斯 ·泰勒所说的：“并不是那个使用了数个世纪的、与政治社会具有相同含义的古老概念，而是体现在黑格尔哲学 中的一个比较性概念。此一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对，并部分独立于国家，它包括了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与此相致，本文使用的市民社会概念亦是现代意义上的，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分法”框架为基本特征。 

一、 市民社会的概念及其核心原则

目前，我 国学界普遍认可的概念是由邓正来提出的，即“中国的市民社会乃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参政议政活动的非官方公域”。在市民社会里，独立、平等的个人以及自治的社团是构成市民社会的主体；平等的个人之间的相互承认是贯穿市民社会的精神纽带；平面互动的交往结构提供了市民社会中人们的交往模式。市民社会的“私域”孕育了自由和活力，而“非官方公域”使公共理性得以培育，并产生出制约政治国家的力量，由此可见，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社会高度自治是市民社会的核心原则。从西方的历史发展来看，近代市民社会本身就是在反对封建专制的基础上产生的，内在地包含着社会 自治的要求。自治体现在市民社会的经济领域、社会生活领域及其他方面： 

经济领域的自治。市场经济是市民社会存在的基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现实分离最终需要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在市民社会里，人们反对国家控制一切资源，要求市场取代政府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在微观经济活动中，人们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产权和责任、权利和义务统一于生产和经营过程中，不受政府干预。政治国家只能通过法律手段，从宏观上发挥参与、服务、调节、矫正的功能，以避免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缺陷。一言以蔽之，国家不可以全面渗透市民社会，不得直接干预人们的经济生活。 

社会生活领域的自治。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的同时，围绕经济活动开展一系列社会活动，市民社会的社会生活领域同样体现着自治的特征。首先，市民社会的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物质利益关系，人们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主要取决于人们的产权关系、职业、经济收入以及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等，而不是政治上的等级。其次，市民社会排斥国家对私人生活的干预，要求最充分地展示个人的自由、个性和权利。马克思明确指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是本来的人，这是和公民不同的人因为他是有感觉的、有个性的、直接存在的人，而政治人只是抽象的人、人为的人，寓言的人，法人。”市民社会反对国家对身份、地位、权力、财富的分配力图进行社会资源的自主分配。“单个的市民摆脱了国家政治的严格控制和对其强烈的依附关系，成为独立的个体，有了自己选择职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权利，从而出现了社会的多元化”，所以市民社会能够促进人的个性发挥、自由的扩大和利益的满足 。 

市民社会拥有大量自治组织。大量存在的自治组织是市民社会自治的一个显著标志。“市民社会是 个政府之外的庞大的并非某一特定组织的社会组织体系”，  其组织形式、内部结构和活动方式丰富且不断变化，大量自治组织的存在是其发达的外在表现。在市民社会中，个人通过参加丰富多样的自治组织，进行着方方面面的活动，从而减少了国家对社会生活的介入；另一方面，人们还通过自治组织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执行，对政府的行为进行监督和评估，这不仅有利于政府政策的科学性、公正性还有利于限制政府的行为，防止政府“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 

契约精神：市民社会自治的精神纽带。契约精神是驱动市民社会得以良性运作的精神基础，也是市民社会得以自治的精神保障。市民社会以契约的形式规约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人们间的行为，确保社会成员履行义务并兑现诺言，从而保证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有序运行。这种产生于经济领域的契约精神，随着经济生活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渗透进政治领域，把政治生活也视为一种权利义务关系，政治立场、政治信仰等均转换为公民权利与义务关系。这样，市民社会通过把契约精神贯穿于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而在国家撤出的领域实现了有序化及理性化。

二、基层社区自治与市民社会构建相契合 

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吴文藻教授在 20世纪30年代就认为社区是了解社会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依托。他在为费孝通、王同惠的《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所写的导言中谈到，社区是“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密切相互关联而成的一个整体”，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结构”，一个“社会功能和社会结构二者合并起来”的“社会体系”。这里与社会自治相对应的社区自治是指在居民的居住管理上相对独立的居民区，既包括我国的城市居民自治，又包括广大农村的村民自治。这种 自治体本身不是作为政权组织存在，而是在基层政权组织之下，由基层社区的居民所组成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我国基层的社区自治实践与市民社会构建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首先，基层社区自治与市民社会理论在我 国兴起的背景相同。在我国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国家分别通过在城乡实行“单位制”和“人民公社”，把每个社会成员纳入到既有政治体系之中，实现了对社会的高度控制。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生活与社会生活融为一体，自然不会有社区与市民社会的生存空间。伴随着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国家逐步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基层社会自治在缓慢中不断得到发展。尤其是近年来市场经济得以迅速发展，高度同质性和整体性的社会结构逐步解构，市场主体多元化、经济利益分殊化和生活方式多样化的社会结构开始形成。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在原先的“居民自治”和“村民自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社区建设的新理念。首先从城市着手，在全国 12个城市选择了12个社区作为试点，希望社区承接企业剥离出来的社会职能和政府转移出来的服务职能，逐步达到“小政府 ，大社会”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可见，新时期基层社区实践实质上是我国在社会转型期重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努力。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学者面对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开始思考“国家与社会的疆界究竟在哪里”、“政府的权力范围是什么”、“如何构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一系列新问题，并逐步提出了构建我国市民社会的夙愿。 

其次，新时期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与市民社会的文化内涵相一致。新时期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是以人为本、资源共享和居民自治，这与市民社会所要求的个人主义、公开性、开放性以及社会 自治等文化要素相契合。新时期社区建设重视居民的独立性和现实需求的多样性，旨在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最大限度地实现社区资源的共有与共享。

市民社会主张个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国家是为了保护和增进个人的权利和利益而存在的，它要求政务活动的公开化和公共领域的开放性。此外，社区建设最重要的原则是居民自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111条明确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国家正式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也作了同样的规定。虽然在实践中村委会和居委会自治程度很低，但这也表明了我国基层社区建设的方向和目标。新时期社区建设强调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协调和健康发展，不断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满足社区居民精神文化需要。可见，社区建设体现的人本精神和自治要求与市民社会的文化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 

再次，社区民间自治组织的充分发展必将为我国市民社会的形成提供中间力量。市民社会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强调各成员之间通过交换及结社关系结合成一个整体，从而通过表达群体意见及与政府对话来保障个体利益。市民社会的培育和发展，与社会中间组织的发展有很大关系。

社区民间自治组织包括以居民代表大会为主的社区自治组织和满足居民各种需求的社区民间组织(包括社区中介服务组织)，它们构成了市民社会的中间力量。社区作为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场所，居民通过参与社区民间自治组织，养成参与公共生活的习惯，培养出独立、平等的主体精神，并增加人们的社会资本 ，形成一个基于广泛的分工合作的契约型社会。这种契约型社会蕴含了市民社会所具有的意志自由、权利义务平等、等价有偿和公平竞争等一系列规则及法治精神，从而为市民社会的构建提供组织基础和精神条件。

最后，新时期社区建设的根本目的与我国的市民社会构建相契合。新时期社区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建立与我国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基层社会管理模式，促进我国社区逐渐实现真正的自治；同时也将推动我国市民社会的发育，“社区实验，作为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途径，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如果允许社区发展 ，它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说得具体一点，它的发展将会有助于一个市民社会的产生。这将会对政治体制产生重要影响。” 

总之，我国基层的社区实践在兴起的背景、基本原则、自治主体、建设 目的等方面与市民社会构建都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契合，它将有可能推动我国市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我国市民社会的成长将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社区自治无疑为其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切人点。 

参考文献： 

[1]查尔斯 ·泰勒．市民社会的模式[m]邓正来，亚历山大．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3． 

[2]邓正来，景跃进．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2(11)：59． 

[3]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秋)[m]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43． 

[4]李骏．社区建设：构建中国的市民社会[j]．唯实，2003(4)：60．

[5]吴忠泽，李勇，刑军．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管理制度[m]．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1：218． 

[6]费孝通，王同惠．花蓝瑶社会组织[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4—7． 

市域社会治理经验篇5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难点在西部，重点也在西部。

在我国，西部与中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主要在县域经济。壮大县域经济是西部地区实现跨越式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举措。

通过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审视西部实情，要实现西部又好又快发展，就必须集中力量破解西部县域经济发展薄弱这一难题。

西部大开发已走过十年历程，西部部分县(市)探索出许多发展县域经济的新思路、新经验、新方法。为了总结和运用这些县(市)创造的成功经验，进一步统一思想、理清思路、完善政策，更加有力地推进西部地区的县域经济实现新突破，在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的指导下，在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的领导下，在陕西省县域经济研究中心的配合下，自2009年6月起，本刊独家推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西部县域经济新跨越之走进陕西专题报道，意义十分重大。

陕西是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面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省委、省政府在进一步审视省情的基础上，决定把壮大县域经济作为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建西部强省的一项重大举措，率先为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见解。

为此，本专题将立足陕西、面向西部，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围绕西部县域经济可持续跨越发展这一主题，通过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式，深入探讨新形势下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科学思路和有效途径，持续报道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总结不足，为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和实践参考。

相信大家可以从中获得关于县域经济科学发展的许多有益启示。

郡县治　天下安

“县为国之基，民乃邦之本”，从秦设立郡县制以来，县一直是一种独特而重要的区划。千百年流传着一条治国理政的金科玉律，“郡县治、天下安”。

县域经济为国民经济区域结构中的一个层次，是在历史的多样化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一个经济有机体系。它囊括了县域范围内的所有产业活动、经济运行机制和协调控制职能，从而成为社会经济功能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基本单元。县域经济是以县城为中心，大、小城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与一般意义的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不同，县域经济是城乡融合的区域性经济。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民营经济和乡镇企业为重点，城乡一体、工农并进的基础性区域性经济网络。

县是中央政府划定的基本行政区域单元和社会功能比较完整的基本单位。县域是宏观与微观、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接合部，在行政机构设置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有着重要地位。全国2861个县占国土面积的70％、总人口的70％，成为国家稳定与健康发展的基础。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县域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期、迎来了新局面。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壮大县域经济。”自此，“县域经济“被正式纳入国家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促进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把发展县域经济放在突出位置，增强县域经济的活力和实力，把发展县域经济作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霞要载体，到2020年全国基本建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机制。

西部概况

我国共有2861个县，其中西部897个，占全国的31％，西部十二省、市(自治区)土地面积687.1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面积的71.6％。西部总人口数3.60亿，西部县域人口总数2.1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3％，2008年西部十二省、市(自治区)实现GDP44330亿元，占全国的16.7％。

从西部县域的总体规划、国土面积、人口比例以及经济总量看，西部在我国整个县域经济体系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扮演着重要角色。

西部地区拥有辽阔的疆域，丰富的自然资源，水能蕴藏最占全国的83％，石油储最占全国的12％，天然气储量占全国的53％，煤炭储最占全国的36％，一些稀有金属的储量名列全国乃至世界前茅，资源产业具有极大的开发潜力，是我国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重要后备基埘。

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县域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是与中东部地区相比发展仍然滞后，工业化进程缓慢，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但是丰富资源秉赋的“后发优势”也为西部地区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近年来，西部省市(自治区)部分县域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

市域社会治理经验篇6

2016政府调研报告的格式：

标题

调研报告要用能揭示内容中心的标题，具体写法有以下几种：

(1)调研报告标题公文式标题。这类调研报告标题多数由事由和文种构成，平实沉稳，如《关于知识分子经济生活状况的调研报告》;也有一些由调研对象和调查二字组成，如《知识分子情况的调查》。

调研报告

(2)调研报告标题一般文章式标题。这类调研报告标题直接揭示调研报告的中心，十分简洁，如《本市老年人各有所好》。

(3)调研报告标题提问式标题，如《人情债何时了》。这是典型调研报告常用的标题写法，特点是具有吸引力。

(4)调研报告标题正副题结合式标题，这是用得比较普遍的一种调研报告标题。特别是典型经验的调研报告和新事物的调研报告的写法。正题揭示调研报告的思想意义，副题表明调研报告的事项和范围，如《深化厂务公开机制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关于武汉分局江岸车辆段深化厂务公开制度的调查》。

正文

调研报告的正文包括前言、主体和结尾三部分。

(1)前言

调研报告的前言简要地叙述为什么对这个问题(工作、事件、人物)进行调查;调查的时间、地点、对象、范围、经过及采用的方法;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历史背景以及调查后的结论等。这些方面的侧重点由写作者根据调研目的来确定，不必面面俱到。

调研报告开头的方法很多，有的引起读者注意，有的采用设问手法，有的开门见山，有的承上启下，有的画龙点睛，没有固定形式。但一般要求紧扣主旨，为主体部分做展开准备。文字要简练，概括性要强。

(2)主体

这是调研报告的主干和核心，是引语的引申，是结论的依据。这部分主要写明事实的真相、收获、经验和教训，即介绍调查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主体部分要包括大量的材料人物、事件、问题、具体做法、困难障碍等，内容较多。所以要精心安排调研报告的层次，安排好结构，有步骤、有次序地表现主题。

调研报告中关于事实的叙述和议论主要都写在这部分里，是充分表现主题的重要部分。一般来说，调研报告主体的结构大约有三种形式：

横式结构。即把调查的内容，加以综合分析，紧紧围绕主旨，按照不同的类别分别归纳成几个问题来写，每个问题可加上小标题。而且每个问题里往往还有着若干个小问题。典型经验性质调研报告的格式，一般多采用这样的结构。这种调研报告形式观点鲜明，中心突出，使人一目了然;

纵式结构。有两种形式，一是按调查事件的起因，发展和先后次序进行叙述和议论。一般情况调研报告和揭露问题的调研报告的写法多使用这种结构方式，有助于读者对事物发展有深入的全面的了解。一是按成绩、原因、结论层层递进的方式安排结构。一般综合性质的调研报告多采用这种形式;

综合式结构。这种调研报告形式兼有纵式和横式两种特点，互相穿插配合，组织安排材料。采用这种调研报告写法，一般是在叙述和议论发展过程时用纵式结构，而写收获、认识和经验教训时采用横式结构。

调研报告的主体部分不论采取什么结构方式，都应该做到先后有序，主次分明，详略得当，联系紧密，层层深入，为更好地表达主题服务。

(3)结尾

结尾是调研报告分析问题、得出结论、解决问题的必然结果。不同的调研报告，结尾写法各不相同，一般来说，调研报告的结尾有以下五种：对调研报告归纳说明，总结主要观点，深化主题，以提高人们的认识;对事物发展做出展望，提出努力的方向，启发人们进一步去探索;提出建议，供领导参考;写出尚存在的问题或不足，说明有待研究解决;补充交代正文没有涉及而又值得重视的情况或问题。

总之，调研报告结尾要简洁有力，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没有必要也可以不写。

2016政府调研报告的范文：

一、长株潭试验区基本情况

长株潭城市群，位于湖南省东北部，是以长沙、株洲、湘潭三市为中心，辐射周边岳阳、常德、益阳、衡阳、娄底五市的区域，总面积9.68万平方公里，人口4110万，分别占全省的45.8%和60%。，城市群实现1亿元，占全省79%。其中，作为城市群核心的长株潭三市，沿湘江呈品字形分布，两两之间半小时车程，总面积2.8万平方公里，人口1334万，去年实现gdp4565亿元，占全省40.9%。? 长株潭城市群提出及批复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1997年湖南省委、省政府作出了推进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战略决策，致力于把长株潭培育成为湖南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至12月14日，经国务院同意，长株潭城市群和武汉城市圈同时获批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十年以来，湖南省实施规划引导、基础设施先行、重大项目跟进的推进方式，与世界银行合作，开展世行在华的首批城市发展战略研究，邀请英国、德国等国家的机构进行咨询设计，形成了20多个规划。在交通、电力、金融、信息、环境等方面，建设了一大批重大项目，经济实力显着增强，去年湖南的经济总量突破1万亿。

二、试验区获批以来的主要做法

(一)注重顶层设计。湖南省委、省政府广泛借鉴国内外先进地区工业化、城市化的经验，广纳民智，对长株潭试验区科学论证、高端定位、明确目标、突出重点、全盘规划，并将改革方案和区域规划打捆上报，获得国家的一并审批。这在全国现有的改革试验区是第一例。方案的核心在改革，规划的重点是发展。规划和方案将改革试验区从长沙、株洲、湘潭三市拓展到3+5(岳阳、常德、益阳、衡阳、娄底)城市群，并突破传统开发区的概念，设计了大河西、云龙、天易、昭山、滨湖五大示范区，为试验区建设拓展了空间，明确了模式载体，打造了一化三基(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坚持一化带三化;加强三个基础，即加强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基础工作，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更大平台。

(二)强化规划统领。提升城市群区域规划，确立区域规划的龙头地位，发挥理念上、思路上、行动上的抓总作用。紧扣两型主题，体现国际视野，彰显区域特色。针对建设重点，强化部门和地区专项规划。修订《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条例》，出台条例实施细则，强力保障和推进规划实施。顺应综合交通发展的新趋势、新理念，编制了全国首个城市群综合交通体系规划-《3+5城市群综合交通体系中长期规划》，提出了建设能力充分、方式协调、布局合理、运行高效的发展目标，并着重从点、线、面统筹规划水、陆、空交通布局，构建长株潭核心区同城交通系统、区城际复合走廊、中部国际航空枢纽、长江中上游航运中心、全国陆运大通道五大圈层的核心系统，明确了城市群综合交通未来发展的定位和建设的重点。

(三)实施五大工程。一是以两型为主导的产业支撑工程。按照战略性、先导性、传统性、限制性分类发展的思路，实施大项目、大企业、大产业战略。突出产业的两型化，加快促进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着力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突出两型的产业化，加快建设长株潭国家综合性高技术产业基地，尽快形成以高新技术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两型产业发展。二是以交通为先导的基础设施工程。把交通作为缩短城市群时空距离，提高运行效率的重要环节，全面完善长株潭同城交通能力，大幅拓宽周边五市城际走廊，加快构建以轨道交通为核心、陆域通道畅通无阻、水能充分利用、各种交通方式协调发展的两型综合交通体系。路网：核心区域重点建设七纵七横的城际主干道，形成以城市主干道相连的格局;3+5城市群重点建设二环六射的高速公路网。铁路：核心区3市与周边5市统筹规划，建设连通8市的城际轨道交通;空港努力建设成中部地区的国际航空中心。到2010年，能满足1800万人次年旅客吞吐量、年货邮吞吐量20万吨。港口：重点建设湘江长沙综合枢纽等五港一枢纽，打通对接长三角的江海联运通道。同时，加强能源、水利、市政、社会设施建设。三是以湘江治理为重点的生态修复工程。把湘江流域生态治理作为试验区建设的标志和突破口，以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为切入点，坚持上下游联动、水陆联动、江湖联动，用5年左右时间，集中解决长株潭面临的突出环境问题，加强湘江治理。争取国家将湘江治理列入全国重点流域治理范围，加强株洲清水塘等重点地区的治理，集中实施沿江截污治污、工业源头治理、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生态建设等工程。实施水污染综合整治三年行动计划。今年确保全部完成设市城市和县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明年实现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全覆盖。把环境同治推广到湘江流域和洞庭湖区，积极探索流域综合治理的长效机制。四是以城镇为节点的城乡统筹工程。着力消除城乡二元机构，使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建设3+5城市群，带动全省发展。五是以创新为核心的示范区建设工程。规划设立大河西、云龙、昭山、天易、滨湖五大示范区，区别于传统意义的开发区，目的是通过在农村土地流转、投融资创新、两型产业引导、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开展各具特色、主题集中的改革试验，快速积累两型改革建设经验，打造湖南发展的经济特区、新型工业化先导区、新型城市化展示区、改革创新的先行区，到2020年在经济上再造一个长株潭。

(四)推进十大改革。一是创新资源节约的体制机制。长株潭是湖南经济的重要聚集区，也是资源消耗相对较高的地区，目前，80%以上能源靠外输入。四个方面重点推进：第一，加快清水塘等重点区域、冶金化工等重点行业的循环经济改造，将长株潭建成全国循环经济的示范城市群;第二，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功能，健全完善资源产权制度和交易市场;第三，加强政策的激励与约束作用，加大节能减排投入，提高新建项目准入门槛，促使落后产能退出;第四，建立城市群统一的资源节约管理体制，建设节约型城市群。二是创新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长株潭最大的特色是生态，丘陵地貌，山水相连、绿色相间。但作为老工业基地，历史上积累下来不少环境问题。通过改革，在国家的关心支持下，逐步还清历史旧账，决不欠新账，还湖南碧水蓝天。重点在五个方面率先突破：第一，把湘江治理作为一项标志性工程，开展综合治理和保护;第二，对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实行生态补偿，成为全国生态补偿试点地区;第三，建立完善环境产权制度，设立排污权交易市场;第四，推进环境管理制度的创新;第五，建立城市群环境同治机制，建设生态型城市群。三是创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体制机制。长株潭正处于工业化中期，产业结构偏重，传统产业改造任务重。通过改革，加快形成有利于新型工业化发展的体制机制，打造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和现代服务业中心。重点是：第一，建立较完善的利益协调和补偿机制，引导区域产业合理布局;第二，制定产业分类指导政策，促使各类产业向符合两型要求的方向逐步转型;第三，加快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优化非公经济发展环境。四是创新科技和人才管理体制机制。通过改革，构建支撑两型社会建设的技术创新体系和人才保障体系。重点是：第一，建立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自主创新体制架构;第二，打造创新平台，建设创新型城市群;第三，探索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发展的新模式，打造我国高水平技术创新转化基地;第四，创新人才开发与配置的体制机制，使长株潭成为广泛吸纳国内外人才的洼地。五是创新土地管理体制机制。通过改革，提高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水平，重点在国土资源规划体系、节约集约用地机制、耕地保护模式、征地用地制度和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等方面探索创新。六是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多层次、高效率的金融市场，健全完善更有活力、更加开放的投融资体制机制，努力建设服务中西部地区的区域性金融中心。七是创新对外经济体制机制。通过改革，在转变外资外贸发展方式、建设大通关体系、发展临港经济、承接产业转移和发展服务外包、建立湘台两岸产业合作示范区等方面率先突破，打造我国中部对外开放的门户，为促进两型社会建设提供更广阔的平台。八是创新财税体制机制。逐步构建适应两型社会建设的财政支持体系、税收激励机制和城市群财税管理体制。九是创新统筹城乡发展体制机制。重点在打破城乡分割、突破行政区划壁垒等方面下功夫，加快建立城市群统一的公共服务体系、基础设施体系和支持三农的体制机制，在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关键领域加快改革。十是创新行政管理和运行机制。长株潭试验区改革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多个行政主体下，通过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完善社会治理和社区管理模式，探索建立利益协调、运转高效的城市群建设管理模式。

三、对我省的启示与建议

长株潭试验区的建设已初显成效。一体化进程加快，项目建设强力推动，关键领域改革不断深化，两型品牌聚焦效应逐步显现。在座谈中他们认为长株潭城市群试验区在改革发展中与武汉城市圈试验区建设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但在调研中我们发现，长株潭城市群试验区在发展中有些做法值得借鉴。

(一)解放思想，先行先试

湖南省干部群众敢想、敢闯、敢为人先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提到试验区就是先行先试，先行即要行到国务院喊停，先试即要试到禁区里面去是我们听到最多的话。解放思想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在长株潭，解放思想已经转变为实际行动、具体政策和扎实推进的项目。各地积极寻找改革的突破口，如长沙组建了环境资源交易所，株洲公共交通推广混合动力汽车等。再如，今年初在湖南省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要着重突出两型社会建设中省统筹的地位和作用》、《关于创新融资模式，发行长株潭建设债券》等提案，授予试验区省级经济权利等意见建议，都得到了省主要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并组织开展研究。作为试验区的一大特色和重点，大河西、云龙、天易、昭山、滨湖五大示范区，一市一个示范区，一个示范区带动一片区，示范区的总体规划要点以省政府文件形式下发，

允许先在各示范区内从多角度探索两型社会建设途径，形成成功经验后推广，降低改革成本。

(二)顶层设计，规划先行

在推进长株潭城市群建设中，省政府确定了省统筹、市为主、市场化的原则。因试验区建设是在多个行政主体下推进，两型办存在着协调难，特别是跨区项目实施难的问题。湖南省委、省政府专门成立了两型办规划局。规划局围绕省政府确定的原则不越位、不缺位协调。他们的协调方式俗称为规划落地。首先提升区域规划。《长株潭区域规划》获批后，湖南省对区域规划进行了完善与提升;然后以此规划为纲，由省直部门牵头组织编制了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环境治理等领域的15个专项规划和五大示范区规划;紧随其后着手3+5城市群八城市总体规划同步修编，与区域规划一致。做到区域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三规合一，与投融资规划一起四规统一。区域规划、专项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实现从上至下的对接，确保区域规划不成为空中楼阁。规划对接完成后，赋予规划的法律地位，确保落实。今年9月，省人大通过了《长株潭城市群规划条例》，2010年1月起实施，并将出台《条例实施细则》。另外，两型办规划局还以八市规划局长联席会议形式，建立省级规划决策平台，以用地审批为抓手，城市群建设项目先报规划局长联席会审批，调整城市群产业发展趋同的矛盾，实现产业同步不同质的错位发展。

(三)创新机制，助推发展

如何建立试验区改革建设总体方案推进机制，湖南两型办也在不断探索。一是建立项目库。项目建设是城市群试验区建设的总引擎。两型办建立了重大项目库，建设项目353个，总投资1.57万亿元，以省政府办公厅发文，明确要求2-3年完成。两型办在项目推进中建立了动态管理、项目责任人、统计报表、例会报告、监督机制等管理方式。同时，正在着手建立以两型社会为品牌的招商引资项目库，拓宽项目和引资渠道。二是建立考评体系。为促进长株潭三市和省直部门加强对两型社会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统筹管理和协调服务，形成两型社会建设中的竞争力、发展力和创造力。两型办本着客观公正、易于操作的原则，围绕两型社会建设工作，建立起科学、客观、操作性较强的考评体系，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考核，突出考评试验区内各地、各部门在两型社会建设的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和重点项目等方面取得的工作绩效。考评结果一方面用于两型社会建设的考核验收，另一方面作为省政府对三市政府和省有关部门综合绩效考评的组成部分，同时，在省委、省政府组织的年度考评中，省目标考核分值为1000分，其中两型建设相关内容占50分，从而有效地强化了两型建设目标考核的硬约束。三是建立具有两型特色的投融资体制。湖南省将城市群投资公司归口省两型办管理，有利于两型办统筹试验区内重大项目的投融资;有利于两型办提高试验区各市重大项目布局的协调力度;有利于重大公益项目的投融资管理和协调。

(四)建立两省高层协调机制，共同打造中部地区政策高地

市域社会治理经验篇7

根据中省市文明委《关于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实施方案》要求，结合市经信委工作实际，制定系统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坚持自我教育与发挥部门职能作用相结合，坚持加强大的教育与依法解决问题相结合，坚持阶段性教育治理与强化制度建设、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倡导正确的公民道德价值观，引导全体干部职工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促进系统良好风尚的形成和文明素质显著提升。

二、组织领导

成立市经信委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领导小组，由党委书记、主任罗孝廉同志任组长，党委副书记何开荣同志任副组长，各科、室、站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党委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和日常工作。

三、工作任务和措施

（一）主要任务

按照市精神文明办印发的《关于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实施方案》要求，我委要突出抓好

社会关注度高的食品行业、窗口行业的教育治理和引导，大力开展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开展机关公民道德建设“学雷锋、树新风”活动，督促整治道德领域公德意识差、诚信缺失等突出问题，加强宣传教育和管理整治，增强干部群众诚信意识、公德意识、责任意识和文明意识，引导干部群众做到谦恭有礼、文明友善。

（二）工作步骤

按照市文明办统一部署，教育治理活动分三阶段进行：

1.6月份，制定委机关工作方案。对活动开展作出部署，提出明确要求。采取多种形式，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思想道德教育。

2.7-9月份，集中开展系统教育治理活动。对照活动要求，通过道德教育、自查自纠、道德评议等方式查找本系统党员干部在道德领域方面的突出问题，及时收集群众意见。同时，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整改措施并自觉接受干部群众监督。

3.10月份，总结验收。认真总结阶段性工作，，巩固活动成效，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打下坚实基础。

（三）工作措施

1．集中宣传。利用各种宣传渠道，进一步增强各职能科室责任意识，积极主动抓好我委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大力开展思想道德建设、政务行为规范、诚信建设、行为准则及网络知识等有关内容的宣传教育，进一步优化工业投资环境，践行道德规范，引导企业增强道德意识，提升道德自觉，机关干部勤政为民、清正廉洁、以身作则，努力做好表率，确保整治活动取得实效。

2.开展自查自纠。围绕诚信缺失和公德失范两个方面开展自查自纠，梳理问题，分析原因，提出治理措施，并将整治结果、成效公之于众，让人民群众看得到明显进展。把教育治理活动与加强政风行风建设、与创新社会管理有机结合起来，综合运用行政、法律、教育等多种举措促进经信系统整体道德水平的提高。

3．大力选树典型。积极参与中、省、市文明办举办的“守诚信的单位”和“讲公德的个人”等活动，大力宣传诚实守信、讲究公德的先进企业和先进个人，树立典型，推广经验。

市域社会治理经验篇8

    关键词: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理论范式;宪政民主

    伴随着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热潮的兴起,学术界陆续展开了对公共领域问题的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就。但是,由于人们大多是在市民社会的话语系统内而不是自觉地把“公共领域”从中离析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范式予以研究,既影响了对它的纵深探讨和通约性把握,也遮蔽了它的学术价值,这就导致对它的研究总是停留在不同学科各取所需的简单应用层面,而缺乏学术通约性的把握和旗帜鲜明的理沦定位。正是基于这种学术背景,本文尝试把公共领域从市民社会话语中离析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范式予以学理建构性的专题探讨,试图形成一个属于公共领域本身的理论话语系统,并据此探讨其政治哲学意义。

    一、公共领域理论话语的提出

    公共领域的历史源头虽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公共生活,但作为一个现论话语则是肇始于以洛克为代表的近代自由主义和以卢梭为代表的近代共和主义的理论分歧。以洛克为代表的近代自由主义理论强调的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维护,欠缺的是对公共利益、公共美德、政治认同和价值共识的追求。它在宪政实践上的建制化容易导致政治合法性危机。而以卢梭为代表的近代共和主义理论试图以建立共识为前提来解决这一问题。它强调对公共利益和公共善的追求,认为公意代表了全体公民的普遍的、最高的公共利益,它既是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来源,也是社会整合和道德认同的基础:但卢梭的公意说缺乏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制度化维护,无法在现实社会中独立地建制化,因而导致的结果可能是以公意取代私意、以极权取代民主、以道德认同取代利益认同、以“心灵共识”取代“辩论共识”。所以,它并没有真正解决现代多元社会的公共认同问题。

    那么,应该怎样解决这一理论分歧呢?

    从理论上看,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公共性问题。学术界对它的理论解决经历了一个逐渐明确化的过程。可以说,它开始于康德对启蒙的反思,中间经过阿伦特的发展,再通过哈贝马斯和罗尔斯而渐趋成熟。

    康德对公共性的追问源自他对启蒙问题的思考。他认为,启蒙是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就个人而言,启蒙是一种自我反思的主体性原则;就全人类而言,启蒙是一种通过人类理性而迈向绝对公正秩序的客观趋势。因此,“无论是哪种情况,启蒙都必须以公共性为中介”。因为,人类摆脱不成熟状态而达至启蒙的唯一途径是理性的公共使用,即“一个写作和出版的问题。康德解释说,按照我的理解,理性的公共使用就是任何人作为一个学者(celehner)在整个阅读世界的公众面前对理性的运用’。这就是‘公共的’这个词的最真实的意义’”。这是一个与各种阅读群体、舞台、信件的出版交流等联系在一起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人们的言论是公开和自由的。所谓公开就是学者公开说话、公开传授真理,所谓自由就是自由思想、自由表达、自由批判。在康德看来,“公共的”世界是一个在广泛的市民阶层中形成的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的世界。“各色人等混杂组成的群体”相互讨论、争辩和批判,享有使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权利,同时也是“理性的公共运用”。这意味着权力不是无限的,公共权力的行使必须遵循先验公意原则。只有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政治权力才是合法的。这是由人类自由地运用理性的天然本性所决定的,也是人类自由地进行意愿表达和自由决定自己行动的天赋权利。这样,与卢梭的公意产生过程只有公民的喝彩而无公众的公开批判与辩论相比,康德强调的是学者的言论自由和公开批判,通过公共性过程产生的共识是辩论的共识。这就为“公共性”的发展开拓了一个自由辩论与公开批判的新空间。但是,康德的这种建立在人类公开运用理性的天赋权利基础上的先验公意,也并没有真正解决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而通过公共领域理论来解决就有了说服力。

    阿伦特是最早明确提出“公共领域”并对之进行思考的哲学家。在阿伦特的视野里,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所确立的市民社会或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相分理论范式已经不足以解释20世纪的政治现象,因此,要想说明和解决20世纪复杂的政治问题就必须建构新的理论范式。为此,她对人类的活动及其相对应的社会领域作了三分,提出一个“劳动—工作—行动”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私人领域一社会领域一公共领域”的三分理论框架,以取代以国家与社会二分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理论范式,并据此建立起来了公共领域的理论话语系统。她认为,劳动(私人领域)是人消耗体力、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工作(社会领域)是人利用工具制造耐用品的活动,是一个由目的或手段所决定的无意义世界;唯独行动则是人们既不受必然性的约束也不受功利考虑的制约而进行直接交往的真正自律的人类活动。这种作为行动的活动的范围,就是公共领域。其特征在于:它是一个排除了任何仅仅维持生命或服务于谋生目的,而以公开自由的身份从事政治活动的空间。在公共领域里,独立个体就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然后汇总选出代表,进入更高一级的协商讨论中去,最终达成多元共识,形成公共意志,并以此为基础决定一般的公共规则和特殊的公共决策。这样,在公开的、“持续”的“行动”中社会的多元共识得以形成并随之持续发展,从而为权力的合法性提供“持续性’’的政治热情和共识基础,这就为解决西方社会宪政危机确立了一条新路。

    康德对“公共性”的追寻和阿伦特对“公共领域”的共和主义解读,为哈贝马斯在更宽阔的理论视野上建构公共领域的话语系统提供了厚实的理论平台。事实上,以康德的启蒙理性(自由观)和阿伦特的共和主义(政治自由观)为理论基础建立的“公共性”理念,不仅成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核心理念并使之彻底概念化和理论化,而且还成了贯穿哈贝马斯思想发展的一条潜在主线。从早期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对公共领域理论的系统论述,到中期的“语言学”转向对“交互主体性”的讨论,再到晚期的程序主义民主对当代全球政治的关怀,无不体现了哈贝马斯对康德“理性的公共运用”和阿伦特积极的“公开政治行动”的遵从和发展。并且,在公共领域功能的拓展、公共领域概念的确定以及公共领域理论的建构上,哈贝马斯都超越了前两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有了哈贝马斯才有了公共领域的理论话语。尽管哈贝马斯在出版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完成了对公共领域理论的创造性研究之后,因“另有理论关怀”而没有继续就这一理论本身进行深入研究,但公共领域问题始终像一个影子一样或明或暗地不离他的左右。无怪乎哈贝马斯会在1989年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一个英译本问世而举行的“哈贝马斯与公共领域”主题研讨会上,首次公开声明该书是他思想体系的“入口”,舍此别无其他进路。所以说在哈贝马斯这里,“公共领域”已经从市民社会的话语中独立了出来并发展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这表明,“公共领域”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话语系统获得了自己的理论域,如果继续把它放在市民社会的概念下势必会遮蔽它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公共领域理论的学术特征

    “公共领域”本身具有独立于“市民社会”或“政治国家”的理论规定性,它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思想品质和理论内容。从学术特征来看,公共领域“是在国家和社会间的张力场中发展起来的”,是随着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而发展起来的中介场域,它本身就是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一个张力场,占据着一个不同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理论空间。

    首先,“公共领域”是一个具有独特内涵和外延的社会科学范畴,它具有自己独立的理论规定性。所谓公共领域,“指的就是在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依托市民社会又独立于政治国家、介于公共权力和市民社会之间并联结沟通二者的社会中间地带;是由享有独立人格和自由平等权利的私人组成并向所有社会公众自由开放,通过对话商谈、公众舆论、社会压力的形式对公共权力和其它社会势力进行监约,并能够推进国家与社会实现互动的民间自治领域;它是以参与者、沟通媒介和(达成)社会共识为内在结构,以能够形成公共伦理和公共理性的公共场所、公共传媒、社团组织和社会运动等公共空间为外在形式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批判领域”。这表明,公共领域概念的提出蕴涵了一种价值追求,而这种价值追求是由一组理念提供的,而这些理念的形成和存在则又是依托一定的现实形式作为载体的。也就是说,由公共场所、公共传媒、社团组织和社会运动等公共空间所构成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批判领域是公共领域观念描述的现实对象,也是蕴涵公共领域理念及其价值性意蕴的现实寓所;这是一个向所有公民自由开放、由交往和对话组成并介于市民社会(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社会性存在。而理念层面的公共领域则被用来指称这些感性现象的抽象性本质,是一个蕴涵和表征公共伦理、公共理性的精神系统。它是对以实体形式存在的公共领域的一种理论描述。它与公共领域的实体性形态相契合构成了一个内涵和外延统一的完整概念并孕育了公共领域概念的价值性意蕴。可以说,公共领域概念代表着一种以公共利益为内容、以公众自由平等参与为形式、以理性商谈和理性批判为目的的社会交往空间。它是一个具有实体性、分析性和价值性存在的复合性范畴,它占据的是一个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理论空间。

    其次,“公共领域”是一个与“市民社会”有着显着不同的理论范畴。尽管人们对“市民社会”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但其基本含义却难以离开黑格尔和马克思所确定的市场经济社会这个范畴,即不能把经济活动排除在“市民社会”之外。从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来看,它应该是由各种形式的资本所主导的社会因素运动中形成的个人、家庭和社会组织的各种向度和深度的互动关系的总和。这是一个没有公共权力属性而完全个体化的活动空间。与之不同的是,公共领域作为社会与国家的中介虽然也具有一些私人性特征(如自治、自愿、非强制等),但它却既把经济交往领域排除在自己之外又与公共权力直接相连,成为私人(或私人性团体)与公共权力互动的平台,并且具有公共性特征。在其作用上,公共领域既可以整合和表达民间的要求,又能促使公共权力接受来自民间的约束。因此,它是一个不同于“市民社会”的独立概念。这表现在:从实体形态上看,公共领域虽然依托于市民社会,但它只是属于市民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虽然与“市民社会”有交叉,但却有着自己的独立空间。它既与市民社会中的私人个体和家庭不同,也与市民社会中的经济交往领域有异;既不会把手伸进个体的私生活之中,也无兴趣于干预市场交易和经济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