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社会治理知识范文

市域社会治理知识篇1

关键词　大学本质　公民社会　核心作用

中图分类号：G415 文献标识码：A

1 大学的本质

（1）传承人类文明。大学乃知识传承之所，大学担负的首要历史角色就是责无旁贷地将人类文明、历史文化以原来的面貌呈现给受教育者，本着求是、创新的精神，不断地赋予人类文明时代的新色彩，历史是活生生的，大学将它的精华提炼出来，传授给学生，使学生了解历史、了解文化，大学宣扬并倡导自由、平等、公平、民主等文化价值理念，而不仅是局限于具体的知识，知识也是历史的结晶。世界是开放的，我们的心胸也必须是敞开的，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理解世界，了解我们自己，才有能力包容和接纳这个色彩斑斓而又复杂的和陌生的世界。大学作为一个理性的文化再生产的重地就是不断发挥其创造性张力的过程。

（2）培育社会英才。社会要发展离不开人才，近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承担着重要的历史责任，那就是为社会培养符合社会建设的动力军。这些英才应具有历史责任感和能推动社会前进的强大势能。这是大学所应做的“准备工作”。大学锻炼人们分析能力、思考能力和投身于社会实践的魄力，大学培养的学生不只是有知识的头脑，更应是有改造现实能力的英才。大学教育的成功与否决定着民族国家的兴衰成败，大学即是这个社会的缩影，社会要发展，首先要坚守大学这块阵地，这是大学的本质重要性。

2 公民社会阐述

2.1 公民社会内涵及本质

公民社会，是国家或政府系统，以及市场或企业系统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它是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产生是民主政治发展成熟的表现，反映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民社会与国家是平等的，都是公共治理的主体。公民有话语权，他们关心政治，关注公共政策，不只是向政府反映意见，更会主动影响或干预政府的行为。公民是自愿的汇集一起，自觉地维护他们关注的公共利益。公民社会从根源说是市场经济和政治的产物，但却是独立于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第三领域”。

公民社会的本质是民主政治，同时民主政治生长的社会环境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由于其固有的结构功能，成为既是民主政治生长的社会基础，又是民主政治成长后维系成熟民主政治制度果实的社会肌体。如果我们真的要朝向现代性的民主化社会迈进，就必须建设公民社会，而要建设公民社会就必须认识其民主的本质，在民主这个制度大框架下来实现。

2.2 公民社会存在的条件

公民社会存在的条件，首先是公民自由，自由并非抽象的存在，公民有人身自由、话语自由的权利，是被公认的、无法剥夺的，这是公民资格的首要保障，也是公民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公民自由之外还需自愿，即公民自愿原则，公民自由并且自愿集社、发表言论、针砭时弊，公民的行动不受政府左右，公民自愿参与社会治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另一方面，公民还要有必要的经济独立能力，经济独立才参与政治、实现事关自身利益的权利。公民社会也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得以实现的产物。市场经济使公民社会有了更大的空间，经济独立则是公民具有实现权利履行义务的可能。权利与义务的比例制衡关系决定了公民社会的发展程度。因此，政治自由与经济独立是公民社会产生和成长的必需条件。

2.3 公民社会的价值功能

（1）公民社会对政治、经济建构的正面推动作用。政府对社会的服务功能是有限的，即“有限政府”，同时政府也应该是“有限”的，否则政府的权力就会异化。政府没有能力不能对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事无巨细的管理，政府应该放权给市场和社会。公民社会作为独立于政治、经济之外的“第三领域”，在有些领域，聚集资源、发挥作用，比政府（下转第16页）（上接第9页）和市场做得更好、更有效，政府让权于社会，使公民社会自治，不仅是公民社会成熟发展，更是政府职能的表现，也是市场经济灵活化的体现，因此，成熟的公民社会也是推动民主政治、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的助推器。

（2）公民社会有助于实现社会的价值整合。价值整合特别表现在非营利的现代社会组织上，由于这种组织的非营利价值取向，使它们志愿涉足政府和市场所无力涉足的领域。同时一些社会组织本身即是社会价值的体现，公益组织、行会、兴趣团体，这些有着共同目标追求、价值取向的群体，通过社会组织实现政治诉求和价值目标。因此公民社会组织是社会的有序化力量，公民社会的存在对弘扬社会公正的价值理念、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有积极作用。

（3）公民社会对政治，经济建构中负面因子的抗衡作用。以往，国家实行的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即在政府部门内部的权力互相制约，公民社会是在国家权力之外产生的新的有序力量，而且这种力量所产生的“动能”更是巨大的，是国家高高在上的 “势能”不能阻挡的。公民社会使国家和社会产生了一个平衡机制，这种机制能够抗衡政治、经济建构中的负面力量，促进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政府会失灵，市场也会失灵，那么公民社会可以解决这个瓶颈，即使公民社会不是万能的，但公民社会却与政治、经济领域形成新的“三足鼎立”之势，牵引着政治和市场经济朝着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向前进。

3 大学是公民社会的重镇

从公民社会的内涵讲，大学是独立于政治、经济领域之外的“第三领域”，在公民社会的范畴之内，并且大学是公民社会的重镇，则在于大学在发挥公民社会的功能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核心作用。

市域社会治理知识篇2

关键词：知识经济；治理；公共治理

一、治理的兴起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公共行政的发展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行政，再由新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的治理，这些行政范式的转变都根源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行政模式的转变根源于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和公共领域的崛起。当中国市场经济与市民的社会发展已经初具规模时，公共行政模式不做相应调整，必将使中国公共行政发展陷入困境。在当今的时代状态下，市场经济与信息技术这两种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发展的速度、路径、性质，由于市场力量的扩展和知识经济的结构，现代社会的发展从空间和时间上出现了一种伸缩现象，由于技术的飞速发展而使得时间被大大压缩；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使得空间被大大扩展，即市场全球化使得单一国家市场、社会、政府的涉及领域逐渐扩大。这种特异的现象在学界被称为“共时挤压性”。而当代中国公共行政正处于这一历史情境之中，正是这一特性，为起步较慢、摸索着前进的中国公共行政发展带来困难。

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化为市场经济体制，其结果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转变，在公民与国家及政府的关系上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公民的立场上，他们开始重新界定国家与政府的作用，并且普遍关注经济、教育、医疗、福利等方面问题，他们把政府放于批判与比较的视野中进行审视，形成了对于国家与政府的公共性、合法性方面的挑战。

在释放了经济职能的同时，国家和政府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公民对于高品质的社会服务的需求。而传统的行政模式越来越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为此，政府开始在某些领域推出，让市场经济支配下的社会体系自发地完成这些功能。首先，政府释放具有经济性特征的社会事务，例如，政府实行的事业单位企业化、放开对电信通讯行业的垄断、结束福利分房商品房货币化等等；其次，政府开始释放一些公共性的领域，例如高等教育、医疗卫生、公路铁路等。国家这样的释放性活动，使得一些介于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半民间半官方的组织产生，如慈善性机构、学术团体、公民的自主组织、非盈利性咨询服务组织等。以上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公共领域已经形成，也意味着公共行政中的“公共”已开始回归于社会。

由于知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国家处于一种特殊挤压环境下，公共行政领域开始出现政府及被称为“第三部门”的多元行政主体。这就意味着为适应当前行政主体多元的变化趋势，中国的行政发展必须实现其发展范式的转换——从传统的管理走向现代治理。

二、治理理论的一般阐释

治理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治理与统治一词交叉使用，用来表示国家更确切地说是政治活动，并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

与此同时，对于治理概念，诸多机构与学者进行了详细阐发，其主要的代表性观点如下：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其1995年发表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治理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罗茨认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

同传统的统治相比，治理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权威的合法性，虽然治理和统治概念都必须涉及到权威概念，但在治理理论中不再像统治概念那样仅仅政府具备拥有权威的条件。也就是说，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一定是垄断权力的政府。我们知道，统治的主体必须是社会的具有权威的政治统治组织，然而，治理的主体则体现为多元性，可以是政府机构也可以是私人部门，还可以是一种关系即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二是权力的多向性，在统治的模式中，权力始终表现为集权，它为自上而下的、是单向的，公共行政忠实于政治权威，通过颁布规章、制度、法律来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管理。与此不同的是，治理则是一个民主、上下参与的互动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话语民主、协商民主、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可见，公共管理治理应是指在社会公共事务领域中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政府和公民共同参与、相互协作的双向互动的管理过程。治理的直接目的是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此必须超越政府与市场、公与私的传统二分法模式，并积极探索、采用新的公共事务管理技术。治理的主体可以是政府机关，也可以是私人机构、非政府公共机构或各种机构之间的联合。公共权力在政府与社会、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去中心化的重新分配使得治理具有较为明显的新型民主价值。

三、治理理论对中国公共行政发展的启示

1.明确定位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共时挤压性”改变了政府与社会和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双向互动得以强化，以往建立在传统的政治权威、经济权威、社会一体化基础上的全能型政府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社会公共行政管理的要求。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当逐渐退出微观市场领域而集中力量履行有限的管理职能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做到只“掌舵”而非“划桨”。具体来讲，政府要逐步放弃微观经济管理职能，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把权力交给市场；提供优良的投资空间，把投资的权力还于社会及公民，激发和挖掘社会的投资潜力；把资源配置等应由市场才能做好的事情交给市场，使政府真正成为“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进一步放权给市场，政府将主要集中精力在加强与改善宏观经济调控上，按照建立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的要求，大力整顿市场秩序，规范市场，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政府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服务，如法律服务、政策服务、信息服务等。

2.规范市场边界、政府边界、公共领域边界的界定

政府治理的合作和不可分割性这样的特质决定了行政实践中三个边界的划分以及行政约束的形成。三个边界，即市场边界、政府边界和公共领域边界，这三个边界的界定能够促使治理范式各个主体间相互约束，保证公共行政的民主、公平、公正。其一，市场边界的规定，决定了应选择市场导向模式，私人性决定了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则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市场竞争的原则决定了社会资源在配置过程中最大的合理化，这为市场的优势，界定其边界则是政府在治理过程中自觉借用市场力量及时调节和干预市场的公共性；其二，政府边界的规定，决定了应选择绩效导向模式，即政府行为具有先天性不足，因此，建立在政府边界基础上的绩效导向的基本思路，就是旨在克服政府效率低下时，应用市场的手段来分化其公共权力；其三，公共领域边界的规定，决定了应选择客户导向模式。公共领域的界定使得公共服务以客户为导向，无论市场、政府都要了解公民需要，要听取顾客的呼声，建立公民的抱怨追踪体系，赋予顾客更大的选择权力等。

3.多元化治理促进第三部门建设

治理试图超越政府——市场的对立二分法，认为除了政府与市场之外还有一种重要的经济制度安排，即第三部门。首先转变观念，逐步放松规制。政府立足改革与发展的全局，采取积极主动的策略，在中国，如果说对第三部门采取的是严格限制的政策，这恐怕是不全面的，但某些地方、部门或个人确实存在着有意无意地加强限制的倾向，某些方面的政策也确实有同样的倾向，放松规制是社会领域改革的基本方向，这一点政府必须有明确、自觉的意识。其次，加快第三部门的自治化进程。第三部门若缺乏自治，必然会助长政府的干预行为，降低第三部门的市场意识和发展动机，破坏第三部门组织之间的有序竞争，加快第三部门的自治化进程关键在于政府管理部门，只要是社会能做的事，政府就不要插手，这样的观念必须在全社会建立起来，这样的法律制度必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建立起来，以加快第三部门的自治化进程。最后，加大对第三部门的扶持力度，政府对第三部门的扶持培育，最重要的是资金方面的资助，一定的经费来源是第三部门存续与发展的基础；政府对第三部门的扶持，还体现在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上，今后在第三部门税收法制建设方面，应注意突出第三部门的独特地位和权利，实施税收法定原则，更好地体现国家对第三部门的税收优惠政策。

市域社会治理知识篇3

市民社会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多年来一直是中西方学界关注的重点，不同社会背景的学者们建构着自己的市民生活理论，表达着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关切，例如马克思、葛兰西、哈贝马斯等。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在西方市民社会理论中有着重要地位；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对市民社会理论有着突出的贡献，但亦有其局限。

一、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缘起于对黑格尔市民社会观的批判和超越。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绝对精神的体现，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国家应当统治社会领域以达到人与人的真正联合。马克思起初认可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观，随着对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及经济利益的思考开始转变看法。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人们在社会生活的交往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的总和。市民社会的本质是一定物质交往关系，它“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1]41此外市民社会还包括各种社会交往活动中的一切非物质关系，如各种社会组织、私人生活等。

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是既分离又统一的关系，二者都是一定生产力阶段上阶级和私人利益的产物。前资本主义时期，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合一的，政治国家掌握着市民社会的全部权力，市民社会淹没于政治国家之中。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私人的物质生产、交换、消费活动摆脱政府的家长式干预，”[2]61资产阶级为此发动革命，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实现分离。这一分离具有历史进步性，促进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现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共产主义社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将在新基础上重新合二为一。市民社会发育成熟，从政治国家收回全部权力，全体人民共同掌握权力，组织生产、进行自我管理，国家走向消亡。

二、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

哈贝马斯把市民社会称为私人自主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政治国家）相对。私人自主领域又分为市场领域和公共领域，市场领域是经济意义上的，指“以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市场体系，包括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及其控制机制”[3]61；公共领域是文化意义上的，指一个受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领域，“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4]29等。市场领域是公共领域发展的基础，只有“市场不断获得自由”才能“实现市民社会的私人化”[4]84；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早期理论的核心和“全权代表”，公共领域通过制约公共权力机关以维护市场领域的经济秩序和利益，这一过程又增强了人们对公共权力机制的认可度，为政治国家奠定合法性基础。哈贝马斯初期的市民社会理论建立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上，体现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形成，公共权力机构对市民社会的影响和控制愈益深入，国家和社会的分离状态出现融合趋势，出现“国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进程，政治国家会侵蚀市民社会，造成市民社会结构受损，资产阶级的政治合法性也由于缺乏公共领域的认可而面临危机。

哈贝马斯后期的市民社会理论，剔除了市场领域的部分，使市民社会成为一个纯粹社会文化体系――即生活世界的组织与机制，指“一些非政府的、非经济的联系和自愿联合”[5]189。“生活世界”是哈贝马斯后期理论的核心概念，它旨在使人们重视生活实践的感性基础领域，而不只关注自然科学的技术化倾向。“生活世界”由文化、社会、个性构成，文化即知识储存，“当交往参与者相互关于一个世界上的某种事务获得理解时，他们就按照知识储存来加以解释”；社会即合法的秩序，“交往参与者通过这些合法的秩序，把他们的成员调节为社会集团，并从而巩固联合”；个性是一个主体在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方面具有的权限，它“使一个主体能够参与理解过程，并从而能论断自己的同一性。”[4]2“生活世界”是一个纯粹的文化体系，社会结构中“生活世界”外，是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融合成的“系统”，“系统”与生活世界（市民社会）处于对立状态。生活世界以人们日常的沟通、理解为目标，体现人们间的交往行为，其行为由规范来调节；“系统”建基于政治国家和经济组织，体现为“目的――工具”的理性行为，其行为由金钱、权力来调节。资本主义社会“系统”不断侵蚀“生活世界”，致使“生活世界”被殖民化。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的危机实际上是一种现代性危机，而出路在于恢复交往理性在“生活世界”中的基础地位，这是哈贝马斯后期的市民社会理论的新意所在。

三、二者理论之比较

（一）相同点

马克思与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相近之处主要体现在：第一，对市民社会的探讨都立足于所处的社会现实。马克思考察市民社会是在《莱茵报》工作期间，对林木盗窃问题及书报检查制度的思考促使他关注现实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利益关系。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是对现实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反映。早期的理论是从18和19世纪初英、法、德的历史语境[6]22出发，公共领域根植于私人社会领域，是政治国家与市场领域沟通的桥梁；后期的理论反映后现代资本主义的社??现实，系统不断吞噬社会文化促使哈贝马斯转向对生活世界的研究。第二，都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发展的趋势是从分离走向融合。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虽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它们之间仍隐藏着矛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政治国家最终会回归市民社会。哈贝马斯认为“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分离，在消极的情况下“系统”吞噬“生活世界”而融合；在积极的情况下“生活世界”的交往理性与“系统”制衡，实现良性互动和积极融合。

（二）不同点

马克思与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市民社会的核心和实质内容不同。马克思主要从经济角度定义市民社会，认为市民社会中的物质交往关系是核心，它决定着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的发展。哈贝马斯主要从文化角度定义市民社会，早期理论的核心在公共领域，他认为公共领域相较于市场领域有着更为重要的功能；后期理论的核心是“生活世界”，它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系统成为市民社会的全部内涵。不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生活世界”都是一种文化系统，体现的是一种社会意识、上层建筑。

第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状态与消亡方式不同。就分离状态而言，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是相对的；哈贝马斯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绝对对立的，不论是早期理论中的公共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还是后期理论中的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都处于敌对状态。就消亡方式而言，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持续发展、矛盾的激化促使政治国家摆脱抽象性回归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在共产主义社会达到融合。哈贝马斯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后期，在市民社会殖民化中，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走向消极融合。为转变这种消极融合，就要恢复交往理性和社会文化的独立地位，以理性精神制衡政治力量，使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实现良性互动和积极融合。

第三，研究市民社会的理论走向不同。马克思在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以此为基础，研究生产力和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关系，深入生产关系理论研究，又升华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开始用唯物主义来解释政治社会领域的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对市民社会的分析，剖析生产对社会生活的决定作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认为一切历史冲突的根源和动力根源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生产关系理论基本形成。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挖掘历史发展的规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把市民社会规定为“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具有决定作用，政治国家、政治制度是上层建筑，处于从属地位。哈贝马斯的理论从早期的经济、文化的二元定义转向后期彻底的文化定义。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重新考察后，认为“生产力”与“社会劳动”同义，属于理性行为；“生?a关系”是一种划分权利和分配利益的模式，也就是“交往关系”；生产力并不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也不反作用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是属于人类意识层面的学习机制，是人类对技术知识和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学习，是主体间的互相理解和共识；这些决定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所以他转向了纯粹文化体系的研究，深入到生活世界研究人类的相互交往。

市域社会治理知识篇4

一、树立危机意识、构建警务综合效能

（一）基于人民群众的危机感受，树立治安防范的危机意识

城市治安问题是一个具有不确定性、复杂性和动态性的系统问题。因此，不论是公安机关还是人民群众在治安问题的认识上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危机感受。从社会管理的最直接角度看，不同的治安管理区域这种感受程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城市治安系统具有不同的治安结构问题。比如，如果从社会犯罪所衍生的危机感受程度来看，犯罪案件会从财产性犯罪演变为暴力性犯罪，再趋于一致；如果从犯罪聚集的角度来看，居住在不同区域的市民对犯罪类型所造成的冲击感受，可以反映出不同的治安结构。犯罪类型属性与治安危机等级结构间，不是单纯的因人口密度、土地面积和城市化程度而有所差异，而是每一个行政区域有属于自己的犯罪类型属性和治安结构。因此，公安机关在治安策略的制定上应以行政区域的治安结构特点为基础。我们对此问题的研究方法是，采用多准则分析法对大连市各个行政区域治安危机感受、犯罪类型属性和治安结构进行合理的定位，从而提出面向不同区域的治安防范策略。

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对大连市按照经济、人口密度、城市化度划分为中心区、次中心区、普通区、结合区和偏远区五种类型。同时，将大连市治安结构分成高危机区域、较高危机区域、一般危机区域、较低危机区域和低危机区域。危机认识方面，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危机意识，例如，对于偏远区来说大都属农业区县，民风纯朴，且犯罪率低，但容易直接或间接地受近期内重大治安事件的发生或媒体大肆报导的影响，故当犯罪案件发生时，对一般市民将造成强大震撼，故而具有较高的危机意识、威胁程度。而越靠近中心区，市民与警察的危机意识、构成威胁程度反而相对较低。

对于中心区而言，警察对于犯罪案件的处理优先级是基于治安威胁度和现有警力状况来确定的，群众则是以案件发生时所引起的危机感受来确定的，并不考虑案件的威胁性。次中心区的群众对于犯罪类型在三个因变项上的认知，是高于警察的。显见公安机关在治安策略和犯罪预防的拟订方面，以及现阶段警务目标与群众的感受上具有较大差异，应该作为警务改革方面的内容，消除这种差异。城乡结合区警察对于犯罪类型的处理优先级，并不因群众的危机感受及构成威胁度而有所改变。

整体观察，发现大连市各个行政区域在犯罪类型对于危机意识、构成威胁度及案件处理优先级上，并未因城市化程度的高低而变化，每一个行政区域虽有各自的犯罪特性及危机感受程度，但是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犯罪预防模式。因此，在警务工作改革中，要针对行政区域特点，通过对治安结构的比较分析，研拟出一套符合当地群众感受，符合本地区犯罪类型的有效预防策略。

本研究针对不同犯罪类型对群众、警察的危机感受及冲击程度两方面，经实证分析发现，大连市在犯罪类型对于危机意识、构成威胁和案件处理优先级三个要素上，并未因城市化程度的高低而变化。而每一个地区有自己的犯罪特性和危机感受程度，因而每个地区应有属于自己的犯罪预防模式，由于地区间存在差异，因而不应采用统一的警务模式，必须经过比较分析，方能研拟出一套符合当地人民群众感受，并且针对特定犯罪类型执行暨有效预防的策略。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犯罪案件所衍生的危机感受程度，会从财产性犯罪演变为暴力性犯罪，再趋于一致。本研究所使用的跨层次分析的概念，可以避免犯罪防治研究议题上有关区域跨层级的问题，犯罪防治知识的累积不会受到层次谬误的干扰，确保理论思维与实证策略的一致。并以多准则分析定位出各地区治安结构及犯罪类型的属性，有助于公安机关在治安策略拟订时的参考。研究结果显示，从犯罪聚集的角度来看，不同的区域群众对犯罪类型所造成的危机感受知觉，显示出各区域间的治安结构是截然不同的。犯罪类型属性与治安结构间，不因人口密度、土地面积及都市化程度而有所差异，每一地区有属于自己的犯罪类型属性，且犯罪类型属性对治安结构所造成的影响，应以区域为单位分别探讨及拟订治安防范策略。

（二）警务综合效能与治安防控体系的建立

什么是警务效能？它是一种获取信息的能力，是一种发现问题的能力，是一种善于协作的能力，是一种基于目标行动的能力。四者有机的结合就是公安机关的警务综合效能。警务工作的目标是辖区治安防范与控制，防范与控制的基本内容是：对辖区人口行为特征的获取与分析，对辖区治安结构的认知，对辖区群众危机感受的掌握，对辖区犯罪案件的空间感知、时间感知和状态感知。

在对治安辖区影响犯罪发生的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警务管理的基础性工作不是完全取决于警力数量，也不是完全依靠监控设施。我们认同向科技要警力这一战略思想，但是，单一的科技水平以及信息化手段是一种固定化的、被动式的防控模式。目前，在行为分析和不确定空间研究上，警用信息化的推广与应用还必须依靠人的理解和协同。因此，提升警察职业的人、域、态感知能力是警务管理创新的前提。我们基于传统的犯罪空间理论[3]，提出了“人-域-境”感知协同空间理论，作为治安管理创新的理论依据。

1.所谓“人”的感知空间是指有关人的行为

活动感知空间，称为第一感知空间。这种感知空间是由两方面构成：一是人与事的行为感知，包括常态与异态两种特征，由于人的行为正常与异常没有确定的概念界定，所以行为感知是模糊感知，因此所表达的空间是一个模糊空间。在辖区警务管理中提高人的行为感知模糊识别能力，是警察职业能力训练的重要内容。二是人与事的活动感知，包括两方面的特征，即在某类事物中的熟练活动与生疏活动，临时性活动和重复性活动。如图1所示：

图1 人的治安感知空间人的治安感知理论若结合在犯罪分析上，可以清楚地发现防范策略。例如，人的模糊感知空间强调日常生活的惯性特征，与犯罪被害理论强调人们日常生活的特性相联系，会使得某些重复同样生活模式的人，具备较高的被害性。同时还能够发现哪些人以及行为是异常的，以及是否具有犯罪的可能性。

2.所谓“域”的感知空间是指犯罪案件的可

能性空间。这里所说的“域”反映了地理区位和时间范围，即可称为“时空域”。我们知道，时间地理学强调犯罪事件发生顺序的连续性和相关性，而由于事件的发生具备一定的时空条件，事件的结果因而受到其地域化的影响。这一观点可在一定程度上连结到有关犯罪者理性选择的分析，若应用在犯罪学理论分析上，可以清楚地发现防范策略。时空径路是人类为了特定目的所作的计划结果，与犯罪区位学理论强调认同某些行为模式并归纳出一套系统性防制措施的概念相符合。另外，“时空域”是观察人类的实际行为所绘制而成，与犯罪社会学强调由人类群体活动的实际经验去观察犯罪的特定模式这一观点，可以相呼应。简单地说，“时空域”的概念，尤其是我们所提出的“时空态图”的应用，可帮助人们在进行犯罪调查时，从对犯罪人或被害人活动时程的观察，推导出有助犯罪预防的策略。

3.环境空间（或境空间）是指所有犯罪发生

的环境空间。所谓犯罪发生的环境理论研究是近年来犯罪学的热点问题，许多结论在实际应用当中还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不论是警方还是犯罪人都应该注意到，把握环境机会就是问题解决的一半。实际上，犯罪防控系统的最前沿问题的研究是警方与犯罪者在“人-域-境”空间上的博弈过程。

二、创新警务运行机制、优化警务模式

（一）基于人口与犯罪特征的警务管理机制

警务工作的综合效能决定了一个城市治安管理的水平。调查表明，大连市警务管理的运行机制还依附于传统管理的模式，并且，许多警察虽然具有现代信息与管理的意识，但由于缺少一种自发的职业精神，没有运用现代的思维方式去有效地继承传统警务工作的经验，合理地认识当前信息化社会人口与犯罪的关系，合理地认识城市化发展对警务工作的需求。因此，必须建立一个适应大连市社会治安需要的警务管理机制，这种机制必须来源于对人口与犯罪特征的系统分析。

社会治安的状态决定于人口与犯罪的相互动态关系，警务管理模式来源于人口与犯罪的动态演化关系，同时，治安防范水平决定了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的接受程度（治安危机感受度），通过这一系列的因果关系就能明确警务管理运行机制。

（二）社会治安系统是一个非平衡开放系统

文献[3]分析表明，大连市人口与犯罪的特征和规模属于正常态势并且是平稳增长的（较大的政策与经济波动期除外），本地区自然人口增长周期犯罪率的变化验证了这一点。近十年来，随着大连市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的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迁入数量连续多年在大连市人口增长规模中占据较大的比重，从而使得城市治安系统打破了完全地区性的平衡态，演变成具有人口与犯罪动态特征的非平衡开放系统。

根据大连市20年来人口与犯罪特征的统计分析结果，大连市的社会治安系统是一个非平衡的开放系统，这种非平衡开放和演化特征，向传统的、行政干预的、经验与习惯式的警务管理模式提出了严厉的挑战。如何认识非平衡开放系统的特征呢？根据系统科学、人口学和犯罪学的相关理论，一个稳定的、封闭的人口社会系统，其犯罪人的规模、犯罪行为类型是可观察的、可预测的和可控的，具有这种特征的社会治安系统是一个平衡系统，面对这种特征的警务管理机制是一个平衡的管理机制。相反，一个不稳定的、开放的人口社会系统，其犯罪人的规模、犯罪行为类型是不可观察的、不可预测的和不可控的，具有图2 社会治安系统耗散结构这种特征的社会治安系统是一个非平衡开放系统。可以看出，面对这种特征的警务管理机制是一个非平衡开放管理机制。因此，根据非平衡开放系统的优化原则，要实现非平衡治安系统的优化，就必须促使警务管理机制具有自适应、自组织和自学习功能，从而使社会治安系统形成一种耗散结构，才能达到对社会犯罪防范与控制的目的。如图2所示。

（三）警务管理与治安系统之间的不相容问题

由于人口与犯罪特征的复杂性演化，体现出治安系统的非平衡状态，从而使警务管理体系和运行模式与治安系统之间不断产生不相容问题（矛盾问题），可以总结如下几方面：

1.人口与犯罪的增长与警察数量之间的不相

容问题对实际人口与犯罪特征进行分析发现，本地自然人口犯罪数量变化平稳，并且增长率与自然人口增长率相适应，迁入人口犯罪数量波动较大，这种不确定性体现在不同时期迁入人口质量的反差，因此造成了警务管理模式与现实中人口与犯罪特征的不相容现象。当犯罪案件不断增长，治安形势恶化时，总是有人抱怨警力不足。

实际上，传统的警力配置是基于人口的相对比例，同时依据地区治安等级进行数量方面的调整。但是在非平衡的治安环境下就不是这种管理原则了，所以，这个问题一直是警务管理中的不相容问题。

2.人口的流动性与人口管理模式之间的不相

容问题城市规模与格局的改变会出现两种人口的流动性。例如，城市的经济规模产生了流动人口的数量增加，其居住的地点、时间以及活动规律具有不规则性，由于各种条件的形成会发生突变的犯罪案件；再如，城市居住格局和区域模式的变化造成了本市人口流动的不规则性，使得人口管理信息不完备、不可靠，特别是对重点人口的管理存在着信息滞后和被动性，出现了犯罪防控方面的漏洞，从而使犯罪态势与警务管理预期出现不相容性。

3.信息化犯罪特征与警务工作模式间的不相

容问题信息化社会最主要的冲击不仅仅是提升了人类信息获取与交流的质量和效率，更为突出的是改变了人们的意识、改变了人们的认识，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工作的方式，形成了多元的人口社会行为特征。这种现象体现了新的生活方式、新型的人际关系和多层次的经济活动的出现，从而出现了各种引发犯罪动机的行为，会产生多种不确定的犯罪案件，因此，造成了警务管理模式在信息化环境下，与人口与犯罪特征的不相容现象。另外，在警务管理与治安系统之间存在着许多不相容问题，例如，警力资源配置与人口犯罪动态特征之间的不相容问题，警务工作考核指标与实际群众需要之间的不相容问题，等等，在此就不详细论述了。

三、建立可拓犯罪防控模式，促进警

务管理优化大连市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历史的必然，同时也向城市的社会治安管理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通过调查研究指出大连市警务管理与治安系统之间存在着不相容性，只有将这些不相容问题转化为相容，才能提高城市的社会管理水平，给人民群众提供一个满意的社会治安环境。

（一）不相容问题与可拓思维

所谓不相容性乃事物的矛盾性，它存在于人们生活与工作的每时每刻。公安机关是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国家行政执法部门，其行业特征是通过警务工作的过程实现社会管理的目标。由于警务工作面向社会的各个方面，所以具有多属性、多目标的系统特征，如果警务系统没有根据社会发展变化提高本身的自适应、自组织能力，就会产生各个方面的不相容问题，就不能有效发挥警务工作的效能。在一个存在不相容属性的系统中，如果系统具有将不相容转换为相容的功能，则称系统具有可拓性。由于大连市的警务管理工作中存在着许多不相容属性，并且治安防范系统也是一个不相容的系统，要实现系统有序和优化的目的，就必须引入可拓性的警务管理机制。

如何构建一个具有可拓性的警务管理机制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实际例子得到启发：“香港的汽车靠左行驶,内地的汽车靠右行驶”,如果简单地把这两个不同运行规则的交通系统连接成一个大系统,则必然会撞车。因此,在深圳的皇岗建了这样一座桥,靠左行驶的香港来车经过它,自动变成为靠右行驶进入内地;靠右行驶的内地来车经过它,自动变成为靠左行驶进入香港。我们把这种处理不相容问题的方法称为转换桥方法。

对古今中外和各个领域的实例分析和研究表明:解决不相容为相容问题必须设置转换桥[4]。

（二）建立警务转换桥运行机制

警务转换桥是一种解决治安防范系统中不相容问题的系统管理原则，其核心思想是在警务管理中导入有效的思想、方法和过程，使得系统的不相容转变为相容。在实际警务管理中，要达到社会治安防范系统的有序性，就必须做到人口日常社会活动与行为的可观察性、可测性、可预防性和可控性。但是，在当前城市人口特征多元性、人口生活与社会活动的不确定性和动态性的状况下，形式化、机械式的警务模式与实际治安状况存在着不相容性。要提高警务效率就必须实现警务效用，而实现警务效用的前提是警务工作模式与实际治安状况的相容。为此在警务工作中，导入符合本辖区实际人口特征并且能够解决不相容问题的警务思想、警务方法和警务过程，即称为可拓警务思想、可拓警务方法和可拓警务过程。通过这些思想、方法和过程来实现真正的警务效用，综合三方面所构成的模式称为警务转换桥模式。警务转换桥就是要构建警务模式与治安状态相容的一座桥梁。以下从警务工作的角度来分析警务转换桥。

1.可拓警务信息思想

在对城市治安危机感受的调查中，群众与民警对本辖区的治安危机感受有所差异，存在着治安状态信息不对称问题，也就是说，群众是从自身和对环境安全的角度来认识治安危机程度的，而警察是从自身岗位工作的角度认识治安危机程度。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会产生警务工作的被动性、盲目性和无效性，并且无法实现既定的警务目标，因此，要解决警务管理中的不相容性，缩小群众与警察对治安危机感受与认识上的偏差，必须消除信息不对称。可以建立一种信息沟通的桥梁，通过治安状态信息的互补，达到治安危机感受上的相容，这种警务模式称为可拓警务信息。实践方法：在实际警务工作中，社区居民的走访是一种信息沟通的方式，是实现可拓信息的转换桥。必须强调，这项警务工作不是单纯的人口信息了解，最重要的是了解群众对治安现状的认识。因此，要设计走访信息交流的内容，能够正确判断在信息认识上的差别，以及产生差别的原因，这就是有效的可拓警务管理模式之一。如图3所示：

图3 城市治安系统的警务转换桥

2.可拓警务方法

在平衡警务管理的环境下，辖区人口的动态特征是可观察的，但是在非平衡辖区治安系统的情形下，人口流动的不规则性，产生犯罪条件的不确定性，造成警务工作的被动性。因此，警务工作不能是机械的，每个警察必须明确他每天做什么，他应该如何去做，这样就会出现警务工作的内容与结果的不相容。为了解决这种被动警务模式问题，建议在社区警务工作中建立动态犯罪图，可以用犯罪图标记犯罪，协助警察分析潜在的犯罪行为。动态犯罪图并不是终点，它是帮助人们了解犯罪者的真正动机和适当机会，以及预防犯罪于发生之前的最初方法。例如，辨明特定地区内的犯罪根源，提出问题导向的警务策略，以有效降低犯罪。根据上述原理，本研究建议发展简式社区联防。所谓“简式”社区联防，重点在于运用最少人力达到最实际的犯罪防制效果。

实际上，这种方法解决了警力资源不足的不相容问题，称为可拓警务方法。在实践中，主动式警务体现在警务工作的可实现性，例如就大连市而言，从“管理易犯罪区域”、“强化标的物防盗功能”、“加强累犯监控与销赃管道的防堵”三方面着手，就是主动式警务管理。在管理易犯罪区域部分，依据情境犯罪预防观点，加强大量停放汽、机车的犯罪产生地、标的物的保护，减少犯罪吸引地的吸引力以阻止潜在犯罪者入侵；在强化标的物的防盗功能部分，对于监控力弱的犯罪促进地强化防卫、监督或地区管理；在加强累犯监控方面，针对汽、机车盗窃累犯进行电子监控或加强查察以降低其犯罪动因，并且累犯多具熟悉的销赃渠道，因此藉由对累犯的控管与查察控制销赃渠道，防堵销赃。

3.可拓警务过程

所谓可拓警务过程是指在警务执行过程中，不断地调整警务目标、警务工作方式，以利于解决出现的矛盾。例如，强调高质量服务的协同式治安管理模式，将事前的防范和优质的服务作为警务工作的基本原则。以人、事、时、地、物为基准，分析存在着何种状态或因素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警务工作，研究警察在执行前、执行中与执行后的情境与心境变化，所产生的治安效果与其间的关联性，将这些作为警务工作评价的内容。下面以警务巡逻模式为例来分析可拓警务过程的实现。目前大连市警务巡逻模式基本上实行的是传统的“随意预防巡逻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今预防与控制犯罪的要求，因此应该采用“指导制止的巡逻方式”，即通过正确的指导，增加“巡逻警察的辨识能力”。巡逻不仅仅是形式化的震慑，最重要的是观察辖区治安状态，获取空间与时间信息。为了解决警务巡逻中的不相容问题，建立巡逻过程转换桥以达到应有的警务巡逻效果。

市域社会治理知识篇5

笔者对这一观点并不十分赞同，因为这个观点的前提——列宁在落后农业国家利用市场经济机制建设社会主义的蓝图是否存在，蓝图是否清晰完整，还需要深入论证。

【列宁留下了“两个半”理论难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有三个基本点：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摈弃市场经济。苏维埃俄国在十月革命后实行了生产资料国有化改造，消灭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摈弃了商品货币关系，走上了符合马克思主义传统论断的道路。

由于国内战争破坏以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严重侵害了农民利益，1920年底国内战争即将结束时，俄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农民暴动席卷俄国，喀琅施塔得发生兵变。1921年春，列宁为摆脱危机，转向利用市场经济机制的新经济政策。主要措施有：在农村实行粮食税，纳税后的余粮可自由交换；向小业主退还被国有化的企业；允许发展私营与合作的手工业和小工业；把国家无力开发经营的一些厂矿企业、森林、油田等出租给外国资本家经营；将国家无力经营的中小企业租赁给合作社和公民个人经营……国内学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摈弃了消灭商品经济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农业国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经济，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利用市场经济，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消灭商品经济的论断，这个创新是勇敢伟大的。但是，它还不是利用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蓝图的全部，因为传统社会主义还有其他两个基本点——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列宁没有说明利用市场经济机制以后，这两个方面应怎么看和怎么办。新经济政策时期恰恰在这两个方面出现了问题。

利用市场经济机制以后，仿佛释放出魔法，经济迅速恢复。例如在就业领域，私企提供了比国企多近一倍的劳动岗位，有着比国企高50%～90%的劳动生产率。私营业主，亦称耐普曼（俄语新经济政策第一个字母的音译，意为“新经济政策人”）也迅速发展。据当时的统计数据，1924年“工商业资产阶级”占全部人口的8.5%，与工人阶级的10.4%已相当接近。

私有经济和耐普曼的发展，引起了苏维埃社会十分矛盾的反响：在官方的宣传和群众意识中，私有制是资本主义范畴，耐普曼是私有者，是资产阶级，二者都是社会主义要消灭的对象。但在日常生活中，又离不开私有制经济和私营业主——在国营商店和合作社买不到的或是质量更好的商品，却可以在耐普曼的商店里买到，老百姓经常不得不和耐普曼打交道。所以，大众虽然鄙视、痛恨耐普曼，却不得不承认耐普曼的商品更好一些。一个公民骂道：“商人卑鄙下流，而他们的商品确实很好……”因此，他祈愿“让国营商业繁荣昌盛”，同时诅咒“让耐普曼陷入困境”。这一颇具代表性的态度，折射了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矛盾。那么，是固守马克思主义公式，还是要经济发展？市场经济走到了十字路口。

在这一十字路口，我们看到三道关隘——第一，在理论方面，市场经济仅仅等于资本主义，还是可以与社会主义兼容？ 第二，在经济方面，社会主义是仅允许单一公有制存在，还是允许私有制和其他所有制形式发展？第三，在政治与社会方面，私营业主和管理者是仅简单地等于资产阶级，党暂时利用他们然后迅速消灭之，还是他们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解答这三个矛盾，需要对马克思传统社会主义论断进行系统的理论创新。列宁晚年曾英明地提出“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这个论断中已蕴含社会主义可与市场经济兼容的思想，但他却没有明确地提出这一论断。换言之，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上，列宁只有半个理论创新；在如何对待私有制、私营业主这两个问题上，列宁没有新的提法——他把两个半理论难题留给了后人。从这一意义上不得不说，列宁虽然提出运用市场经济的大方向，但是没有也来不及提出落后农业国家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完整蓝图。

【全方位的政策收紧】

1927～1928年，新经济政策在苏联执行了六七年，经济已恢复并超过国内战争前的水平。市场经济、私有制、私商耐普曼是允许继续存在、发展，还是让它们在俄罗斯大地上烟消云散，问题不可回避地摆在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面前。

由于列宁没有留下完整的蓝图，由于马克思传统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以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选择了向后倒退。在经济领域一定程度允许资本主义发展，放松中央控制，在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教育、社会领域却主动出击，强化中央的控制，创造最终消灭资本主义的政治与社会基础——形成“打右灯，向左拐”的现象。

政治领域。斯大林认为，党的路线确定以后，领导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因此，新经济政策时期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最重要的举措，就是通过创建和运用中央高度集权的干部任免制度，排除领导干部中非工农出身、非共产党员的成分，使出身工农的共产党员成为领导干部的主体。新经济政策初期，由于党的领导干部缺乏，在苏联最高管理机关中（由中央直接任命的1号官册干部），非无产阶级的职员出身者曾占压倒优势（近70%），这个数字在财政委员会是88.0%，外贸人民委员会是91.8%，外交委员会是92.1%。为了排挤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领导干部，党摈弃了领导干部相对任命制，创建了任免权集中于党中央的绝对任命制——到上世纪20年代末，工农出身的领导干部上升至80.9%，而职员出身的下降到18%。

意识形态、教育文化领域。布尔什维克党深知社会舆论对于夺取和巩固政权的重要性。新经济政策时期，党高度、密切关注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以密集的措施清理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构建无产阶级的教育体系，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在文化教育领域，坚决清理学者、大学生队伍中的反对者。以1922年8月 “哲学船”事件为代表，将一批十月革命后不愿改变立场的非马克思主义著名知识分子驱逐到国外或俄国边远地区。苏维埃政权认为大量的科学家（包括院士）持反苏立场，于是在苏联科学院系统经常进行“清洁”工作。整个1920年代，苏联科学院被解除职务的学者达到全部编制的11%。针对各地大学频繁发生的教授和大学生为争取“学校自治”而兴起的“罢教”、“罢课”事件，1922年推行了大学中的“清洁”政策，清退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以上种种措施，起到了强大的威慑作用，使留在国内的知识分子转变立场，与苏维埃政权合作。

1919年9月，俄开办附属于高等学校、中学的工人系，作为大学的预科机构。同时，录取高校学生实行阶级政策，规定严格的出身审查制度，学员必须出身于工人农民家庭，必须是在工厂、运输业、农业企业工作或者是劳动农民。这些措施，改变了知识分子队伍的社会成分：1925～1926学年全苏高校学生中有40%毕业于工人系。

社会领域。新经济政策时期苏共只决定社会组织问题的大政方针，留给社会组织较大的自治空间。1922年8月3日颁布的法规规定，只要是不违反宪法和其他法律的社会组织，就予以登记。而到了1924年5月，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第一次明确规定党组织要成为社会组织思想和政治的领导。此后至1929年底，党和政府向社会组织派遣领导人，自上而下创建协助苏维埃政权型组织，排挤、注销自愿型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的面貌发生根本改变，从自愿组织一统天下到帮助政权机关组织占据绝对优势：1924～1928年，前者仅增加了3倍，而后者增加了76倍。1928年2月6日，对社会组织进行重新注册，新经济政策时期绝大部分的自愿性社会组织被撤销，形成了帮助苏维埃政权型单一化社会组织体系。1928年以后，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根本改变：苏共对社会组织的领导系统、全面和制度化；社会组织准入标准，从遵守苏联宪法和法律这一比较宽松的条件，收缩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据苏共意识形态和国家战略的标准。

经济领域。还在执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在1921年底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就强调“国有化工业应当适应市场条件和市场的竞争方法”， 要与私商斗争“夺得决定性的统治”。在1924年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的文件中，确定了发展合作社和国营商业，夺取私人商业资本阵地，通过种种措施限制私人资本发展的任务。到1926年7月提出“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分子（耐普曼、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劳动群众的政治影响的残余”；1927年底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则提出，消灭城乡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和消灭农村资本主义。从1921年至1927年，始终紧绷战胜私商耐普曼、夺取耐普曼阵地这一阶级斗争的弦，对耐普曼的态度越来越严厉。

在经济实践中，新经济政策之初对耐普曼就持歧视政策，限制其发展。首先是限制成立私营企业，在获得贷款方面国有工业亦享有优先权。此外，对私人企业贷款的还款要求也极为严格，要求每年还清贷款额的16%～18%，而国有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只需还清8%～10%。同时，对私营企业征收高税：1923/1924年间，私商按行业的税收增长了16倍，按所得税的税收增长了5倍。

在政治和教育等方面，耐普曼一直是受歧视的阶层：没有选举权，不能在军中服役，不能加入工会，不能加入住房合作社，不能出版自己的出版物，耐普曼的子女甚至不能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孩子在同一所学校就读。

舆论宣传领域。 耐普曼一直被塑造为不可容忍的敌人，在官方宣传和群众文化中，到处是反对耐普曼的主题。当时到处可见反对耐普曼的宣传画，耐普曼在无产阶级群众的重锤打击下蜷缩、匍匐；剧院中上演许多以反耐普曼为主题的戏剧，展览馆中展览的则是讽刺它的漫画。如1922年底艺术家协会的展览上展出了名为《耐普曼之死》的艺术画。

总之， 通过一系列努力，1927年底，党的领导干部以工农出身为绝对主体，知识分子中工农子弟和工农出身的日益占据主流，社会组织绝大多数是帮助政权的组织，经济领域耐普曼私商的数量和影响迅速减少，而且私商遭受了舆论的谴责……党虽然在经济上一定程度允许“资本主义”发展，但在经济以外的其他领域，不仅没有扩大支持新经济政策的社会力量，反而扩大了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反对新经济政策的力量——为终结新经济政策做好了政治、社会和舆论的准备。由于市场经济只在经济领域的商业环节孤军前进，得不到其他领域的支持，其遭遇夭折的命运就是必然的。

结论是清楚的：

第一，新经济政策被抛弃的根本原因，不仅仅在于斯大林个人没有理解列宁思想的实质，还在于列宁尚没有或来不及作出对马克思传统社会主义三基点逐一突破、创新的系统的理论阐释，没有或来不及制定在落后农业国家通过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完整蓝图。

第二，由于缺乏系统理论创新和全方位政策支持，苏联的市场经济最终夭折，这一教训对未来社会主义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是经济、政治、社会各领域内在逻辑的统一，在实践中是各社会领域紧密联系与互动的整体，经济领域先行市场化改革以后，只有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继续进行理论创新和改革，社会主义的各个领域才能协同运转，披荆斩棘，获得最终的成功。

市域社会治理知识篇6

【关键词】 哈贝马斯;合法性;公共领域;生活世界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是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当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旗手,也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哈贝马斯是合法性理论的集大成者,他把历史上的合法性理论概括为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两类,对两者的片面性进行了批判。哈贝马斯以交往行为理论为研究框架,以公共领域为场域,以生活世界的重建为独特视角,深入探究了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危机的根源、表现和应对之策,力图在此基础上重建政治合法性理论。

一、公共领域与合法性

哈贝马斯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对合法性的基本内涵进行了明确界定,并阐发了合法性与政治说服、政治论证的密切关系。“合法性就是承认一个政治制度的尊严性。合法性要求同用社会一体化力量来维护社会的由规范所决定的同一性相关联。合法性是用来实现这种要求,也就是说,合法性用来表明,怎样和为什么现有的(或推荐的)制度是适宜于行使政权,使对社会的同一性起决定性作用的价值得以实现。至于合法性是否有说服力,是否能够受到信任,当有赖于经验的意向(Motiv);但是,这种经验意向的形成,依赖于形式上可以加以分析的、合法性本身所具有的辩护力量。也可以这样说,这种经验意向的形成有赖于合法性本身所有的

潜在能力,或者说,有赖于那些能够被发动起来的基本力量。凡是作为基本力量接受的东西,凡是具有旨在取得共识,因而具有构成意向力量的东西,取决于当时所求的为自身进行辩护的水平。”民众在公共领域中可以通过“说服”和“论证”有效地表达他们对现存政权的态度,统治集团也可以通过公共领域收集政治信息,及时顺应民意调整政策。多元的政治价值规范在公共领域中,通过民众的政治说服和政治论证等基本的政治参与方式进行整合,从而最终形成公共舆论,为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提供直接的民意支撑。

合法性是政权得以存在的重要条件,统治制度的稳定性取决于民众的认同。一个政治系统失去合法性,就有可能导致生存危机的直接后果。“如果这种合法性危机的后果,不仅使国家的基本结构发生变化,而且也使整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发生变化,我们说,这就是革命”。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主要通过对公共领域的形成、内涵及功能的探索而阐发政治合法性问题的。哈贝马斯认为,整个社会结构包括两大部分:一是以政治国家的形式存在的公共权力领域;二是与公共权力相分离,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私人自治领域。后者就是市民社会,它是伴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生成的私人自治领域,它本身又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以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经济领域,包括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及其控制机制;二是由非国家和非经济组织在自愿基础上组成的公共领域,它主要意指社会文化生活领域。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界定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公共领域“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还包括了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协会、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此外还包括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和其他组织等”。

在市民社会的经济领域和公共领域这两个组成部分中,经济领域是公共领域的基础,公共领域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的自主,即摆脱政治国家的超强干预。“对于这种‘成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来说,其社会前提条件在于市场不断获得自由,尽力使社会再生产领域的交换成为私人相互之间的事务,最终实现市民社会的私人化。……随着市场领域的扩张和解放,商品所有者获得了私人自律;‘私人’一词的肯定意义正是依据以资本主义方式自由支配财产的权力概念而产生的。”公共领域则构成市民社会的主体并维护经济领域和整个市民社会的权利,公共领域“实际承担了市民社会从重商主义乃至专制主义控制之下获得政治解放的语境当中的一切功能”。公共领域通过规约公共权力机关,承担起维护市场经济社会私人的经济利益、巩固市场经济社会私人的经济地位,使其免受政治国家任意干预的重要功能。公共领域实际上是市民社会派出的“全权代表”,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直接发生关系的部分,它通过公共参与,在一定程度上进入国家公共权力机关,与之展开直接讨论、谈判乃至批判,从而扮演维护市民社会利益的重要角色。公共领域的发展起到了双重作用:其一是促进了社会整合和群体认同,人们在这里找寻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其二是为政治国家奠定合法性基础、提升合法性水平,因为人们在参与政治讨论的过程中逐渐认可了公共权力的机制和政治秩序的价值。

哈贝马斯深入研究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他认为,17世纪以后公共权力的重商主义政策深切地影响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的兴衰,政府当局与广大民众之间形成了公共管理与私人自律的紧张关系,由重商主义政策激发并应运而生的市民阶层逐渐意识到自己是公共权力的对立面,意识到自己是正在形成当中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的公众,他们形成了围绕公共权力的商业政策对公共权力进行讨论和批判的群体,形成了一个批判空间。此批判空间不同于先前的代表性公共领域和文学公共领域,而成为带有政治性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形成这样一种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其前提是市民社会对私人领域的公共兴趣不仅受到政府当局的关注,而且要引起民众的注意,把它当作是自己的事情。”到了18世纪,各种可供公众自由交流、讨论的场所和媒介,如:报纸、杂志、沙龙、咖啡馆等雨后春笋般涌现,广大民众可以通过这些场所和媒介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也可以通过平等对话达成共识,由此,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基本形成。

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探究建立在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基础之上。国家与社会的相对分离,“一方面明确划定一片私人领域不受公共权力管辖,另一方面在生活过程中又跨越个人家庭的局限,关注公共事务,因此,那个永远受契约支配的领域将成为一个‘批判’领域,这也就是说它要求公众对它进行合理批判。”哈贝马斯指出,对于市民社会问题的讨论来说,“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是一条基本路线,它同样也使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区别了开来。”这种境况只存在于早期自由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此时期个体才能以独立于公共权力机构的身份自由地从事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内的一切事务,这也是市民社会摆脱政治国家的超强干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对分离的根本表现。到晚期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这种境况发生了明显改变,由于国家干预主义的渐趋增强以及福利政策的大规模推行,“国家干预社会领域,与此相应,公共权限也向私人组织转移。公共权威覆盖到私人领域之上,与此同时,国家权力为社会权力所取代。社会的国家化与国家的社会化是同步进行,正是这一辩证关系逐渐破坏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础,亦即,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从两者之间,同时也从两者内部,产生出一个重新政治化的社会领域,这一领域摆脱了‘公’与‘私’的区别。” “国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导致了国家与社会的融合、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融合,市民社会结构由此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作为国家与社会之中介的公共领域也发生了崩溃,这使得表面上繁荣昌盛的资本主义隐藏着重重危机,其中最突出的是私人领域的消解和公共领域的崩溃所引发的合法性危机。公共权力剥夺了公众的权利,“公众同时也远离了权力实施和权力均衡过程,以至于公共性原则再也不能证明统治的合法性,更谈不上保障其合法性了。”即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再也不能获得维持其生存所必不可少的来自公共领域的理性批判力量和公众的忠心。

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必须在公共领域中得到证明。在公共领域中民众理性公开地讨论政治问题,检视政府的公共治理是否得到公共领域的认同并承担了理性责任。只有那些在公共领域中有效的政府行为才容易获得民众的认同和忠诚。公共领域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可用于分析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曾经存在过的公共领域诸多类型,而且是一个规范性的概念,可以视为评判的标准对政治系统进行理性分析,确认其在民众中的认可程度。

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中还明确区分了合法性危机与合理性危机。“政治系统需要尽可能投入各种不同的大众忠诚,所产出的则是由权力机构贯彻的行政决定。产出危机表现为合理性危机,即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投入危机则表现为合法性危机,即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尽管合理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都产生于政治系统,但它们的表现形式并不一样。合理性危机是一种转嫁的系统危机,这种危机倾向通过转变为国家机器的瓦解来取消其合法性。合法性危机则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它不是因为系统整合受到威胁而产生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履行政府计划的各项任务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

二、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与重建

哈贝马斯后期将“生活世界”(lebenswelt / life world)概念引入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其合法性问题研究的旨趣也已发生明显改变。在其后期的重要著作《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哈贝马斯明确指出,“市民社会”[Zivilgesellschaft]这个词已经拥有了与自由主义传统中的那个“资产阶级社会”[bürgerlische Gesellschaft]不同的含义,不再是黑格尔所说的“需要的体系”,即社会劳动和商品交换的市场经济体系,“今天称为‘市民社会’[Zivilgesellschaft]的,不再像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那里包括根据私法构成的、通过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之导控的经济。相反,构成其建制核心的,是一些非政府的、非经济的联系和自愿联合,它们使公共领域的交往结构扎根于生活世界的社会成分之中。组成市民社会的是那些或多或少地出现的社团、组织和运动,它们对私人生活领域中形成共鸣的那些问题加以感受、选择、浓缩,并经过放大以后引入公共领域。旨在讨论并解决公众普遍关切之问题的那些商谈,需要在有组织公共领域的框架中加以建制化,而实现这种建制化的那些联合体,就构成了市民社会的核心。”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哈贝马斯后期的市民社会概念已将前期包含的私人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概念中剔除出去,使市民社会成为既独立于政治体系又区别于经济体系的纯粹社会文化体系,即生活世界的组织和机制。市民社会以非政治和非经济的规则进行自我调适和再生产,从而维系和重新界分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疆域。

与前期的分析不同,哈贝马斯认为,整个社会体系大体由三个子体系组成,即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社会文化体系。在晚期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社会体系中的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走向了融合,并日益结为一体,构成强大的系统(system),而社会文化体系则作为系统的对立与批判力量构成了生活世界(life world),即作为市民社会的部分。因此,哈贝马斯前期的架构是一种“市民社会(经济领域+公共领域)――政治国家(公共权力领域)”的分析模式,后期的架构则是一种“系统(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市民社会(生活世界)”的分析模式。根据后期的分析架构,社会整体结构实际上被分为两大领域:其一是以权力和金钱为媒介(运行逻辑)的政治、经济领域,其二是以语言为媒介(运行逻辑)的社会文化领域。前者建基于官僚机构和经济组织中,后者则植根于人们日常的以理解、沟通和价值获取为目标的行为中;前者对应着目的――工具理,后者则对应着交往行为;前者发挥着系统整合即系统一体化功能,后者则发挥着社会整合即社会一体化功能。

生活世界概念的引入为哈贝马斯重建合法性提供了新的手段。生活世界概念并非哈贝马斯的首创,它主要来自胡塞尔“生活世界”的哲学概念,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提出“生活世界”概念,他将其理解为一切可能的知识和人的生存意义的地平线,“通过直观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够经验到的世界”。面对把自然科学视为唯一科学的普遍倾向,他提出“生活世界”概念,旨在借助现象学方法澄清隐含的、不明确的知识领域,也就是被遗忘的日常生活实践的感性基础领域,以反驳测量、因果性假设的理想化、数学化以及技术化倾向。哈贝马斯认为,在现象学脉络中运用“生活世界”概念仍带有意识哲学色彩,需要对其加以改造,哈氏的改造方案是在语用学的层面上确立起主体间性原则,以取代单一主体的研究范式,他将生活世界放在日常语言中,在交往层面上加以研究。人们在生活世界中的行为是以相互理解为目的“交往行为”(communicative action 又译“沟通行为”),他把“生活世界”与“交往行为”密切关联,从而把理性的批判现实化,即在实际的沟通行为网络和生活世界中把握理性。哈贝马斯以言语为中介建立起来的生活世界及其交往网络取代抽象神秘的“第一实体”和处处玩弄意识魔术的“主体”,与前时代的哲学家特别是与胡塞尔等现象学思想家相比,“哈贝马斯勾画出了一个更为充实的生活世界的概念,”这实际上构成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

作为哈贝马斯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之一,“生活世界”概念几乎出现在其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所有重要著作之中。哈贝马斯究竟怎样理解“生活世界”?他在《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中明确指出,生活世界的结构具有文化、社会和个性三个基本要素,“我把文化称之为知识储存,当交往参与者相互关于一个世界上的某种事务获得理解时,他们就按照知识储存来加以解释。我把社会称之为合法的秩序,交往参与者通过这些合法的秩序,把他们的成员调节为社会集团,并从而巩固联合。我把个性理解为使一个主体在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方面具有的权限,就是说,使一个主体能够参与理解过程,并从而能论断自己的同一性。”生活世界的三要素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交往行为关系网,交往行为始终运行于生活世界的疆域之中。“交往行动者总是在他们的生活世界的视野内运动;他们不能脱离这种视野。作为解释者,他们本身与他们的语言行动同属于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作为交往行为的背景假设和相互理解的信念储备库来支撑交往行为,借助语言和文化传统,生活世界使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可能。

哈贝马斯运用系统――生活世界的市民社会模式来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时,发现其危机主要表现为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的交往理性的侵蚀和吞噬,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colonization of the lifeworld)。“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离,是欧洲封建主义等级社会向现代阶级社会转型的必要条件;但是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模式是以生活世界符号结构的扭曲和物化为标志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是表现为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离,而是体现为权力和货币媒介的普遍化,它不仅是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运行逻辑,而且生成为包括生活世界在内的社会总体关系的调节机制,“权力与金钱以惩罚和报酬取代了交往行为的共识成为行为调节的一般模式。”因此,抵御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工具理性,重建生活世界的交往理性,就成为修复和重构理想市民社会的必要前提。以“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形式出现的危机,同时也体现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些危机的症结在于晚期垄断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境遇中生成的社会结构的根本性错位,即那些深受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浸润的思想家所一再批判的现代极权主义对公共空间的摧毁,它极大地压抑了人们内心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生存价值的渴求,这实际上是一种现代性的危机,人们对它的批判也就是对现代性的批判。经此提升,市民社会问题又在哈贝马斯这里体现为一个现代性问题,对生活世界的重建、对市民社会的修复和重构又体现为对现代性之理性的重建,这是哈贝马斯后期市民社会理论所衍生的新内涵。克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重建生活世界是修复和重构政治合法性的必然要求。

三、合法性理论的重建

哈贝马斯把历史上的合法性理论概括为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两类,对两者的片面性进行了批判,并力图在此基础上重建他自己的合法性理论。经验主义的合法性理论认为:“一种统治规则的合法性乃是根据那些隶属于该统治者的人对其合法性的相信来衡量的,这是一个‘相信结构、程序、行为、决定、政策的正确性和适宜性,相信官员或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具有在道德上良好的品质,并且应该借此得到承认’的问题。”这种合法性理论是依据被统治者是否相信、是否赞同某种统治,来确认是否是合法的统治,凡是被大众所相信的、赞同的,能保持大众对它的忠诚和支持的就是合法性的统治,马克斯・韦伯的合法性理论就是属于此类。规范主义的合法性理论,则把某种永恒的正义、美德作为合法性的基础。一种统治是否合法,不依赖于大众对它的相信、赞同或忠诚,只要它符合永恒的正义、美德,即使它得不到大众的赞同或忠诚,它也是合法的;只要它不符合永恒的正义、美德,即使它会得到大众的赞同和支持,也是不合法。

哈贝马斯认为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和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都存在着片面性。经验主义的合法性理论,将统治的有效性,亦即将被统治者的相信、赞同与否,作为合法性的标准,缺乏对有效性的基础说明,缺乏对大众的赞同、认可的根据的说明,陷入了“历史解释的无标准性”。如果按照这种合法性理论,只要被认可、赞同的统治就是合法,那么希特勒的统治也会因为他曾被人们赞同过、欢呼过而成为合法。其实,不合法的统治也会得到赞同,否则这种统治就不能维持下去,就像希特勒虽然曾经得到许多人对他的欢呼和支持,这并不意味着希特勒的统治是合法的。显然经验主义的合法性理论是有其局限性。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确实与此种经验主义的合法性理论不同,他并未由此走向完全排斥经验性的合法性理论,相反,他也批评了那种完全排斥经验性的规范主义的合法性理论。他认为,规范主义的合法性理论,完全排斥了大众赞成、认可的经验基础,去寻求一种合法性的永恒的正义基础和标准,陷入了一种抽象的思辨。这种规范主义的合法性理论,“有累于自身被嵌入其中的形而上学背景,也很难立住脚跟。”这种规范主义的合法性理论,陷入了价值绝对主义,只将合法性问题视为应该不应该的问题,根本忽略其是否得到大众认可的经验基础,只要政治秩序是符合永恒正义,不管其是否得到大众的认可都是合法。这种规范主义的合法性理论陷入了脱离经验的形而上学之中。

哈贝马斯指出:“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有着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这个定义强调了合法性乃是某种可争论的有效性要求,统治秩序的稳定性也依赖于自身(至少)在事实上的被承认。”在哈贝马斯关于合法性的这个定义中,他力图将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结合起来,既不是纯粹的经验主义,也不是纯粹的规范主义。“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强调了合法性的价值根据,某种政治秩序应该被认可,体现了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的规范性的一面。但是哈贝马斯并没有把它看作只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紧接着他就指出了“这个定义强调了合法性乃是某种可争论的有效性要求”,换句话说合法性的被认可的价值,从经验上说是可争论,包含着一种事实上是否有效的要求,合法性的统治秩序依赖于事实上的被认可,而不是纯粹规范主义的“应该”被认可,这里体现了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经验性的一面。

显然,经验主义的合法性理论只是强调了一种政治秩序是否获得大众的支持和忠诚,而不管这种支持和忠诚的价值根据何在;规范主义的合法性理论则只强调了一种政治秩序应该合乎价值规范,而不管其是否获得大众的支持和忠诚。哈贝马斯批评了二者各自的片面性,他提出的合法性理论是二者的结合,强调的是一种符合价值规范基础上的支持和忠诚,既有经验性又具有规范性,不是二者的排斥,而是二者的辩证统一,这里充分体现了哈贝马斯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的辩证思维的智慧。哈贝马斯还提出了“合法性要求”与“合法化”两个概念,合法性要求与某个规范正式决定了的社会同一性的社会一体化之维护相联系;合法化证明合法性要求是好的,即表明现存(或被推荐)的制度如何,以及为什么适合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国家合法性并非自然生成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自觉努力的结果,没有合法化的过程,合法性很难保证。在不求助于合法化的情况下,没有一种政治系统能够成功地保证民众的持久性忠诚,即保证其成员意志服从。

四、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意义与限度

哈贝马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社会科学界崭露头角,至今已在社会科学领域辛勤耕耘半个世纪,取得了许多不凡的成就,开创了不少全新的话语体系,被誉为“当代的黑格尔”,“后工业革命最伟大的哲学家”。在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发展史上,哈贝马斯的政治合法性理论是极为重要的一环。由韦伯所开创,经帕森斯、阿尔蒙德、利普塞特、伊斯顿、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所继承并发扬的现代政治合法性理论传统,到哈贝马斯这里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理论综合,学界普遍认为,哈贝马斯是现代政治合法性理论最突出的阐释者,也是对其做出贡献最大的思想家。

首先,哈贝马斯是现代合法性理论的集大成者,他把历史上的合法性理论概括为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两类,对两者的片面性进行了批判,并力图在此基础上重建他自己的合法性理论。

其次,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和“生活世界”概念引入政治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在全新的意义上划分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并论述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哈贝马斯不仅在合法性理论传统中开创了全新的话语体系,并由此拓展了合法性理论的问题域,增强了其在新的历史境遇中的解释力。

再次,哈贝马斯基于历史变迁和时代背景建构和发展政治合法性理论。哈贝马斯前期的政治合法性理论是对早期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理论反思,后期的政治合法性理论则是对晚期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理论反思。在早期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正是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交换体系的生成,才使得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对分离,新生的资产阶级无疑把私人财产权作为最重要的一项基本权利,把建立在私人财产所有权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发育程度视为资产阶级摆脱封建统治并建立与之抗衡的新社会制度之进程的基本标准。为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私人自主领域还需要建构一个代表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公共领域”,并把其作为“全权代表”“出使”政治国家,以抵制政治国家的超强干预,规约政治国家的日常行为。基于上述背景,哈贝马斯前期的市民社会概念包括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两个层面。晚期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时代基本结束,政治国家开始对经济乃至社会进行全面干预,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双向活动使得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经济领域逐渐由分离走向融合,并最终结为一体,共同侵蚀着社会文化领域,尤其是生活世界的交往领域。在此境遇中,市民社会就不再是一个主要基于市场经济体系而构成的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经济交往领域,成为一个主要基于文化交往而形成的社会文化领域。保障市民社会相对独立性的主导力量已经不再是建立在市场交换基础上的私人财产所有权,而是建立在人们文化交往基础上的文化创生与抵御能力。哈贝马斯的前、后期政治合法性理论的转变正是对这种历史变迁的理论反映。

最后,哈贝马斯重新诊断了现代性的症候,激进民主成为他的政治理想,市民社会则成为民主的生成领域。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病症的症结主要在于系统的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的交往理性的越位,现代性的出路在于恢复交往理性在生活世界中应有的基础地位和作用,重建生活世界是激进民主或资本主义民主的基石。哈贝马斯对社会批判方法进行普遍语用学的改造,交往行为理论是普遍语用学在社会生活领域的运用。他把西方代议制民主理解为交往理性在市民社会领域中的制度化,并旨在建立一种既忠实于人类解放,又避免传统社会主义革命乌托邦的民主政治理论。

哈贝马斯的政治合法性理论从多个维度剖析和把握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取得了许多独创性的成果,其理论本身也存在着限度:

其一,哈贝马斯将现代社会生活内在紧张的根源理解为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张力,生活世界被还原为相互理解的交往活动,交往活动又取决于普遍语用学,经此推论,语言最终成了生活世界的基础,成了民主的保障。正如佩里?安德森所说,当语言在德里达等人那里像一匹桀骜不驯的烈马“践踏意义、蹂躏真理、损害道德与政治,并抹去历史时,哈贝马斯则利用语言使历史恢复秩序,人类恢复尊严,保证了道德的基础,培养了民主要素”。哈贝马斯对语言功能的强调有其积极意义,但力图借助语言来重建生活世界和市民社会,始终给人如履薄冰之感,语言恐怕难以承受如此之重。把民主乃至人类解放的希望寄于语言之上,离相对主义的深渊也不过一步之遥。

其二,哈贝马斯追求资本主义制度下市民社会的完全独立,并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关系仅理解为一种二元对立关系。实践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市民社会不可能完全独立于政治国家,充其量只能获致一种相对独立地位,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任何一个市民社会都有可能被任何一个国家所创造、支持、操纵和镇压,并有可能被误导,离开政治权力的中心”。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关系也不仅是一种二元对立,两者间可建立起良性互动机制,以促进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两者功能完善及其相互规约。

其三,哈贝马斯的政治合法性理论在本质上是属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传统的。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提升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以维护和巩固其长期统治,他倾心构造的话语民主理论实际上削弱了其理论自身的批判意义。他对市民社会作了抽象的阶级中立的理解,事实上市民社会不可能成为超阶级的交往领域,其中必然渗透着权力、地位和财富不平等的影子,也不能寄希望于通过生活世界的重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市民社会能够完全超脱于社会的阶级结构,成为人们相互理解、平等协商和自由辩论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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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社会治理知识篇7

近二十年来，知识分子研究成为中国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热点。这一热点开始于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第二次“五四”新启蒙运动。在新启蒙运动中，启蒙知识分子们认为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继续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文化转型。批判传统的中国文化，引进西方的先进文化。在这种林毓生所说的“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思想模式的主导下，1 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被分外突出。因为思想文化的主体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承担着向大众启蒙的使命，而作为启蒙者，知识分子自身又同样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因而伴随着“文化热”，同时出现了一波“知识分子热”。

从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末，知识分子研究围绕着两个向度进行：一是按照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划分，分析知识分子在从传统向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其文化选择以及内在的思想文化冲突；二是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社会角色，研究知识分子是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所体现的社会身份，重点考察知识分子在转型时代的政治命运，是如何丧失和重建独立人格的。这两个研究取向，这十多年来，无论从宏观分析，还是个案积累上，已经拥有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虽然不能说不再有什么东西可以发掘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层面的研究基本上已经达到了自身的极限。更重要的是，支撑其研究取向的几个重要的理论预设，比如传统/现代二分模式、“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模式等，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受到了相当普遍的置疑。这表明，如果知识分子研究缺乏新的问题意识，还是继续停留在原先的论域中，这一热点课题会让读者产生“审美疲劳”，无法产生原创性突破。

在新世纪已经来临的今天，知识分子研究必须被纳入到一个重新问题化的框架之中，开辟新的研究论域。事实上，近年来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开拓了新的领域，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比如从学术史的角度，更加细致地研究知识分子如何继承中国的学术传统，建构现代知识体系和进行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或者从社会史的领域，研究明清以来士绅阶级自身的内部变化。可以这样说，1990年代中期以后，知识分子研究开始呈现出一种学科化、多元化的趋势。那么，除了上述新的领域之外，还有没有新的知识分子研究论域值得开掘呢？

我认为，继承1980年代中期以来知识分子研究的思路，可以继续从两个层面将知识分子研究推进一步。其一是知识分子研究的内在理路，从启蒙思想的内在复杂性，来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自我冲突。简单地说，就是要在突破上述传统/现代、中国/西方二元对立的思想模式的基础上，重新研究中国启蒙思想内部的复杂性，它们是由中国和西方哪些思想资源相互结合所形成的，启蒙思想内部又形成了哪些纠缠在一起、又相互冲突的现代传统，这些思想传统对于现代中国的历史乃至当代现实发生了哪些影响。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中，中国与西方的思想传统不仅存在着对立和冲突，而且也是相互纠缠和交织在一起。同西学一样，中国文化传统也同样参与了启蒙思想的建构，而中国的现代性又往往通过传统的方式加以显现。考察中国的启蒙思想家是如何形成他们的现代性思想，在其内部又是怎样形成不同的分化和交叉，从而疏理出近代不同的思想脉络，分析它们与中国古代和西方现代思想的传承关系，启蒙思想内部又是如何分化、组合，如何呈现出不同的思想脉络，彼此之间如何组成一种相互冲突和渗透的关系格局，从而形成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不同价值取向和实践模式。这一研究将从新的领域和视角，继续实现美国著名思想史研究权威史华慈教授生前所没有完成的研究目标：探索整体上未解决的现代性之复杂性。2

而另一种研究知识分子的新的途径是外在理路，即从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开始的知识社会学的角度，重点考察在思想和社会互动关系中的知识分子。研究知识分子在特定的社会语境和关系网络中，如何产生知识分子共同体，如何相互交往，影响和建构社会公共空间和关系网络。在这其中，都市空间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一个特别重视的课题，因为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的最大的区别之一，是他们从乡村走向了都市，在现代都市空间中聚集在一起，以都市的公共空间和文化权力网络作为背景，展开自身的文化生产、社会交往和公共影响。因此，本文将着重从都市空间这一新的视野，来讨论现代知识分子研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重要论域。

一，都市空间网络

传统社会是一个以时间为脉络的社会，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其根源无不在历史之中，个人的自我认同是在寻找历史的脉络感中实现的。相比之下，现代社会则更多地是一个以空间为核心的社会。于是，考察现代社会的空间关系，特别是都市的空间网络，便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研究新的问题意识。

我们这里所说的空间概念不同于哲学时空观中的空间范畴，它不仅是一种物质的客观范畴，而且是一种文化社会关系。任何时代的人们，都无法脱离具体的物质空间和文化空间而生存。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知识分子，都是生活和活动于一定具体的空间关系之中。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即儒家士绅所活动的空间，是一个具有自然性质的熟人社会，他们首先隶属于特定的家族和宗族。在既定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中生活。除了血缘和地缘关系之外，有私塾、科举和书院等空间形态所形成的学统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关系架构。以自然宗法家族社会为基础的古代士绅，他们所拥有的空间观念具有浓厚的乡土性和草根性，其共同体交往的方式按照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原则，3 是以自我为中心，以熟人社会为半径，以血缘、地缘和学统关系为经纬。也就是说，他们活动的空间基本上是自然的、有限的、固定的和非流动的，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物质和精神的联系。举一个例子，即使到了晚清，作为一代重臣曾国藩，率领湘军远征的时候，依然念念不忘自己的乡土之根，忠告自己的子女们要记住“耕读为本”。

不过，到了明清之际，江南地区伴随着商业城市的崛起，一个过去没有过的绅商阶层（即有商业背景的绅士）出现了。4 过去的乡绅主要集聚在乡村，但是到了明清时代的江南社会，一批读书人开始往城市聚集。在城市里面，发展起书院、会馆和青楼等一些新的知识人活动的空间，这为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脉络和前提。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江南社会中的青楼。青楼作为一个明清士大夫公共交往的重要空间，其功能很有点类似18世纪法国、德国的贵族沙龙。在沙龙和青楼之中，必定有一个气质高雅的女主人，以她为核心，周围聚集着一批文人墨客，高谈阔论，引为同道。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这样描写以柳如是（河东君）为中心的江南士大夫聚会：“河东君往往于歌筵绮席，议论风生，四座惊叹，故吾人今日犹可想见是杞园之宴，程、唐、李、张诸人，对如花之美女，听说剑之雄词，心已醉而身欲死矣”。5

现代化的变迁同时也是一个都市化的过程，资本、人口和知识高度向大都市集中，现代的都市替代传统的乡村，成为社会文化和公共关系的中心。现代知识分子是现代大都市的产物。从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者的转变，就是知识分子不断摆脱自然的血缘、地缘关系，进入都市公共空间的过程。现代都市生活，与传统乡村不同，完全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都市人和都市知识分子来自不同的地域，有着全然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就文化的自然性而言，他们全然是陌生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们在都市的空间中获得自然的公共基础。正因为如此，都市人特别需要公共交往，通过各种各样私人的和公共的交往，建构新的关系网络。都市的公共空间不是自然的、历史的，它们是人为营造的产物，是一种建构性的存在。像蜘蛛一样，都市人无时不刻通过自己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建构各种各样的空间网络，并在这样的空间网络中实现自我的认同。

福科认为：在现代都市生活之中的人们，处于一个同时性（simultaneity）和并置性(juxtaposition)的时代，人们所经历和感觉的世界，是一个点与点之间互相联结、团与团之间互相缠绕的人工建构的网络空间，而不是传统社会中那种经过时间长期演化而自然形成物质存在。6 在一个非人格化的陌生的都市空间里，人们的交往已经丧失了传统社会的地缘与血缘纽带，而按照一种新的规则进行。这种新规则，不再是寻找共同的历史根源感，而是取决于多元复杂的公共空间。都市知识分子也是这样。来自五湖四海的他们，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正是通过具体的都市公共空间实现相互的交往和自我认同。这些空间主要指的是茶馆、咖啡馆、沙龙、书店、社团、同人刊物、公共媒体、出版社、大学和广场等等。正是这些现代都市空间之“点”，编织成了现代知识分子公共交往的空间网络。 转贴于

二，管理型公共领域与批判性公共领域

上述这些公共空间，在现代中国历史中，在许多时候扮演了政治批判的功能，具有公共领域的性质。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与公共空间（public space）是两个有所区别的概念。后者要比前者宽泛得多，主要是指在社会与国家之间人们实现社会交往和文化互动的场所，而前者则是哈贝马斯提出的一个带有理想类型（ideal type）性质的概念，指的是从市民社会中产生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这一公共空间具有鲜明的政治批判功能，所生产的是社会公共舆论，并以此成为政治系统合法性的渊源。7 显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建构和赖以生存的都市空间，正是广义上的公共空间。

那么，中国究竟有没有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呢？这十年来，关于这一问题，国内外中国研究学界，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和争论。在美国，以罗威廉和兰钦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通过对武汉和浙江地区晚清社会和城市的研究，认为近代中国存在着一种非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即不具有批判性、仅仅涉及地方公共事务管理的地方士绅公共领域。8 而另一批美国学者魏菲德、黄宗智等对此表示置疑，黄宗智提出了一个“第三领域”的概念，以此区别哈贝马斯具有很强欧洲历史色彩的公共领域概念。9 在中国学界，类似的讨论也十分热烈，而且更具有当下的问题意识。10

有关公共领域的争论以及哈贝马斯的理论是否可以作跨文化的应用，这些争论所涉及到的，是一个更为后设的问题，即中国与欧洲在历史上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和公私观念的不同理解。国家与社会、公与私，在欧洲的历史之中，是一个自明性的概念，国家与公相联系，社会与私相关联，二者之间从古罗马时代起在法律观念上，就有着明确的界限。到中世纪中期，随着自治城市的产生，出现了相对独立于国家权力的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并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出现了麦克弗森所分析过的“占有性的个人主义”。11 所谓的“占有性的个人主义”，正是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意识基础。而在市民社会的历史前提下，产生了国家权力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公共领域：资产阶级个人通过在沙龙、咖啡馆和公共媒体的舆论，以公众的身份参与对国家公共事务的批判性讨论，从而决定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然而，在中国的历史中，国家与社会、公与私的概念并不是自明的，其界限也十分模糊。一般而言，以普世王权为核心的帝国政治系统，属于国家的范围，而以地方宗法家族所组成的民间社会，属于社会的空间。不过，这二者之间并不构成欧洲那样清晰的二元空间。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儒家士大夫扮演了将国家与社会整合为一的中介功能。儒家士绅通过科举制度进入中央帝国的王权－官僚管理体系，在朝代表国家，在野代表民间。士绅的身份是双重的，但其集体信念又以儒家学说为自己的公共认同，通过士大夫集团的中介，传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不是像欧洲那样互相抗衡，而是有一种积极的互动，特别是在地方事务上，常常是相互渗透交错。

与此相对应，传统中国的公私观念是一个道德评价性的概念，其法律界限相当模糊。正如费孝通所说，在中国人伦关系中的“差异格局”中，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取决于个人所代表的相对利益。比如为家族争利益，对于国家来说他是私，但对于家族自身来说，又代表着公。12 虽然在社会关系中，公私相当模糊，但在儒家的道德观念中，公与私就像理与欲一样，代表着两种相反的价值，君子修身的最重要目的，就是要克服私欲，实现大公。

也就是在上述国家与社会、公与私的特殊关系基础上，晚清社会所出现的，是一种迥然不同于欧洲的公共领域，即罗威廉和兰钦所研究的管理型公共领域。这一管理型的公共领域，或者用黄宗智提出的概念“第三领域”，是一种在国家权力与宗法社会之间的组织，以地方士绅，特别是城市绅商为主体。他们不议论朝廷国事，所关心和从事的地方公共事务的管理，比如赈灾、慈善、消防、水利等社会经济事务的实际管理。由于国家的资源和权力有限，地方绅士对这些公共事务的自我管理也得到了地方官员的鼓励和支持。它并不是与国家对峙的公共空间。相反地，是一种“国家权威的社会性设置”。它建立在地方性与团体性基础之上，而不是像欧洲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那样建立在对个人权利与私人财产的保护上。换而言之，在19世纪的中国，虽然有士绅公共领域，却没有欧洲那样的市民社会。它更多强调的是地方士绅的公益精神，而非捍卫私人权益。13

关于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研究和讨论的下限基本局限在19世纪，研究的领域也多集中在浙江、武汉、成都这些中小型城市和城镇。14 那么，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在上海这样的相当现代化的大都市里，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哈贝马斯意义上的批判性公共领域呢？我对晚清以来上海公共领域的研究表明，这种批判性的公共领域，以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主持《时务报》开始，随着各种具有时论功能的报纸、杂志以及知识分子社团、沙龙的涌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有过一个类似欧洲那样的生产公共舆论的公共领域。15 与地方士绅为主体的管理型公共领域不同，它在中国的历史中自有其渊源可循，来自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古代士大夫反抗性的清议传统，这些传统因素在清末公共领域最初的形成和合法性方面，扮演了重要的作用。批判性公共领域的主体不是那些地方性士绅，而是具有现代意识和救世关怀的全国性士大夫或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公共媒体、政治集会和全国通电，形成了颇为壮观的公共舆论，对当时的国内政治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尽管如此，以上海为中心的现代中国公共领域，依然与哈贝马斯所说的以欧洲经验为历史底色的公共领域，有众多不同：其在发生形态上基本与市民社会无涉，而主要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社会变革这些政治主题相关。因而，中国的公共领域从一开始就不是以资产阶级个人为主体，而是以士大夫或知识分子群体为核心，跳过欧洲曾经有过的文学公共领域的过渡阶段，直接以政治内容作为建构的起点，公共空间的场景不是咖啡馆、酒吧、沙龙，而是报纸、学会和学校。在风格上缺乏文学式的优雅，带有政论式的急峻。

这样，对知识分子与都市空间关系的研究，可以循着两种不同的路径进行，一种是近代地方性士绅与城市的管理型公共领域的关系，另一种是现代全国型知识分子与都市批判型公共领域的关系。这两种公共领域所呈现的空间虽然有重合，但显然各有特色：前者多为茶馆、会馆和士绅团体，后者则为咖啡馆、沙龙、公共媒体、同人刊物和现代知识人团体。每一个城市空间，都形成了一个或大或小的关系文化权力网络，知识分子借助这些公共领域，形成了各种相互交错和重叠的共同体，并交织而成一个巨大的以都市为中心、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逐级辐射的等级性的知识分子网络空间。无论是知识分子群体还是个体的研究，只有置于这样一个网络空间中，才能找到研究对象的确切位置。 　三，都市知识分子的特征

从乡村知识分子到都市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之中，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直接转型，其间经历了几次大的过渡形态。最早从乡村知识分子当中分化出来的，是明清时代的儒商和文人墨客，如钱谦益、郑板桥等。他们的生活基本脱离了乡村，进入了扬州、苏州、杭州等商业城市，亦官亦文亦商，形成了明清时代江南士大夫城市生活和世俗文化。第二阶段，到了晚清，随着上海等沿海通商口岸的崛起和租界的出现，在大都市里面出现了像王韬、郑观应这样的买办型知识分子，他们以租界为活动背景，以洋务为职业，又带有传统江南文人的文化习性和气质。相对科举知识分子而言，这些洋务知识分子处于社会的边缘，但随着社会的分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译书、出版、办报、办学等边缘事业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正业和主流，从中产生出以现代知识生产体系为背景的现代知识分子。第三阶段，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维新运动催生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游离正途、在民间发展的异端士大夫，他们虽然身居民间，却占据了全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凭借着都市所提供的相对独立的公共空间，掌握了颠覆乾坤的公共舆论。这些人的身份有自由作家、学堂教习，也有职业报人和职业政治家。到了这个阶段，知识分子与都市的关系不再是洋务时期那样的边缘性和模糊性，而是具有紧密的关联，他们的活动和舆论参与建构了都市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空间，成为都市风景中不可缺少的中坚人物。最后，到民国以后，现代知识教育体系和出版媒体产业逐步完善，以都市为中心的物质化的职业分工和精神化的文化网络形成规模，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终于定型了:他们可能是胡适那样的大学教授，充满了布尔乔亚的高贵、优雅和矜持，也可能是鲁迅这样的自由作家，愤世忌俗，与秩序为敌，洋溢着独立不羁的波希米亚精神。总而言之，到这一阶段，中国知识分子终于与乡村完全斩断了精神上的脐带，成为完完全全的都市人。

传统的乡村知识分子是自然的、草根的、本土的，与土地有着无法割舍的关联，他们是地方的、封闭的或半封闭的，以血缘和地缘的时间脉络为其历史的根源。但城市知识分子是流动的，经常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空间自由行走，历史感淡薄，空间感敏锐。城市知识分子的身份等级和自我认同，与乡村知识分子十分不同，不是像后者那样建立在对历史的寻根上，而是看其归属于什么样的空间关系。

这里所说的具有归属感意义的空间关系，有三层含义。第一层是以文凭为中心而形成的等级性身份关系。布迪厄的分析表明：现代的学校体制以知识中立的方式，不断生产着以名校毕业生为顶尖阶层的知识分子等级体制，16 为了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本，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要拼命挤进名校或出国留学，以获得显贵的教育出身。而名校或留学海外的毕业生，又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交往共同体。这群被布迪厄称为新宰制阶级的都市上层贵族，与传统封建贵族的唯一区别是，后者是以先天的血统为基础的，而以高学历和名校为身份徽记的新宰制阶级，可以通过后天的个人努力而获得。不管如何，学校的出身在都市公共关系网络中是知识分子实现自我认同、相互认肯的第一层空间关系。

第二层是抽象的书写符号所构成的意识形态空间网络。传统中国社会也有意识形态，那是被中华帝国所认可的、为科举制度所不断制度化的儒家学说。然而，辛亥革命以后普世王权的瓦解和乡村宗法制度的衰落，使得作为知识分子公共信仰的儒家意识形态彻底崩溃。现代资本主义的职业分工、阶级利益的分化和现代多元意识形态的出现，使得都市知识分子出现了“有机化”，也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17 知识分子不再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如同古希腊各城邦国家都有自己的神坻一样，在不同的都市知识分子之间，也有各自所崇拜的意识形态，形成了由抽象的书写符号所构成的交错复杂的意识形态空间网络。而对这些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构成了都市知识分子不同的共同体，他们之间的冲突、论战，常常充满了语言暴力，一旦意识形态冲突与军事/政治力量相结合，就会演变为更为残酷的战争暴力。

第三是不同的都市文化空间结构。现代知识分子不停在各个都市里面游走，以寻求一个适合自己生存方式和文化气质的都市空间。在现代中国，不同的都市文化生态差异很大，以北京和上海为例，北京集中了全国最一流的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是现代中国知识生产和学术生产网络的枢纽，具有适合温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生长的、以国家稳定的知识体制为背景的文化空间。而现代上海拥有国内最发达的报业、出版社和娱乐业，借助这些加入了全球化过程的文化工业，激进、漂浮的左翼知识分子可以在上海获得其生存和发展的自由空间，并且形成散状形态的、多元公共舆论。1927－1930年期间，在那么短暂的三年多时间，上海一度云集了当时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精英群体：鲁迅为首的语丝派、郭沫若、成仿吾、蒋光慈为代表的创造社/太阳社、胡适为首的新月派和张君劢、张东荪、李璜为代表的解放与改造派/国家主义派。最后，经过一番复杂的争斗，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联合起来，组成了左翼知识分子同盟，留在了上海，胡适、张君劢这两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离沪北上，重返北京。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北京和上海分别成为自由主义和左翼知识分子的大本营决非偶然，与两个城市的文化空间和都市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这样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被动的，而是双向的、互动的：一方面是都市的社会空间和文化结构制约、影响了知识分子，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积极能动地参与了都市文化和城市精神的建构。

都市知识分子的交往网络和团体认同，不仅取决于上述三个都市建构性的空间关系，即使在现代城市公共网络中，传统的血缘、地缘自然关系虽然不起主导功能，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然发挥着其潜在的影响，宗亲关系、同乡关系，深刻地镶嵌在现代都市的人际交往中，与现代的文凭身份等级、意识形态认同和都市地域文化交织成一个巨大复杂、相互缠绕的交往关系网络。在这个迷宫一般的彼此重叠的关系网络中，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团体认同、交往空间和身份归属不是单一的，而是呈复数状态，可以按照不同层次的价值和身份取向，有多种团体认同和身份归属，这形成了知识分子个体身份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萧邦齐在对1920年代浙江的左派知识分子沈定一的个案研究中，通过分析其在大都会的上海、省会城市杭州和作为乡村的衙前三个不同空间的活动，揭示了“沈在这三个地方的活动不仅展示了三者间的相对结构和价值维度，也展示了三者的历史角色扮演者、社会网络和时代精神之间的互动维度”。18 如何辨别知识分子个体所活动不同的空间网络，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在不同的网络关系中揭示研究对象复杂的社会身份和内在思想，是知识分子个体研究中值得发掘的深度所在。

都市知识分子由于其与乡村知识分子不同的性质，他们的社会角色、知识结构和内心世界相互之间不是和谐的，而是充满着内在的紧张和冲突。根据曼海姆的分析，这些冲突至少体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 从都市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而言是私密性与公共性的冲突。在乡村社会的熟人世界中，个人没有什么私密性可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也是相对的、模糊的。但都市的居住方式形成了都市的陌生人社会，“城市家庭与工厂、办公室之间的分离首先强化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之间的区分。公共官员的工作模式标志着这一区分强化的另一阶段。其工作中的行为完全暴露给大众而在工作时间之外才隐退入私密性之中。而知识分子则试图将他所做的几乎所有事都纳入私密性的范围，因此他成功地将个体化的城市私密性发展到极致”。19 现代知识生产的私人性和个人自主意识，使得都市知识分子本质上是孤独的、个人主义的，然而在都市这样一个陌生人社会中，他没有现成的、自然的历史关系可以凭借，一切都必须凭自己的努力去创造和建构公共关系。假如他没有被某一个或若干个关系网络所容纳的话，就会成为这座城市的弃儿。因此个人主义的都市知识分子比乡村知识分子更需要社会交往，在他抵达城市的第一天起，就需要寻找适合与接纳他的社会空间和关系网络，但在公共的关系网络中，都市知识分子的私密本质又试图在公共关系之外，保持自己的独立空间。这就产生了私密性与公共性的冲突。

第二， 从都市知识分子的知识类型来说是秘传知识与日常知识的紧张。曼海姆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区别了两种不同的知识：日常经验的知识与秘传知识。前者是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个体的经验获得，与生活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作为民俗“小传统”的儒家文化就是一种日常知识，它安排传统宗法社会中的人伦日用，成为日常生活的精神指南。不过，还有另一种秘传性知识，它虽然源于日常生活，但逐渐与日常生活分离、疏远，成为一种专业的或抽象的知识系统。特别到了现代都市社会，知识越来越学科化、专业化，如果不经过专业的学术训练，知识分子就无法掌握这些秘传性知识。曼海姆指出：“在简单文化中，这两种类型的知识常常汇聚为一种。由部落垄断的技艺常常构建了一个秘密的主题，这种技艺本身却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巫术的来源和基础是秘传的，也常常进入到私人活动的日常循环中去。而日益复杂的社会却倾向于将日常知识与秘传知识分离开来，同时也拉大了掌握这两种知识的群体的距离。” 20 在都市知识分子之中，由于知识类型的不同，形成了两大知识群体：以媒体为活动背景、与公共生活关系密切的公共知识分子和以学院为生存空间、与日常生活无关的专业知识分子。这两类知识分子共同体之间常常会发生某种紧张。而且在知识分子个体之中，由于秘传知识与日常知识并不存在绝对的鸿沟，相互之间存在着转化的关系，因而究竟更多地关注于专业知识，发展学术，还是转化为日常知识，启蒙大众，也构成了内心的冲突和紧张。

第三，就都市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来讲是价值符号世界与现实生活世界的落差。知识分子按照本性来说，是以创造和传播抽象的价值符号为其自我特征的。乡村知识分子的抽象知识（所谓精英阶级的“大传统”）与他所每天身处的世俗知识（所谓民俗意义上的“小传统”）有着同构的互生关系，精英的符号离日常人伦不远。而都市生活充满了符号性和象征性，因而都市知识分子常常沉溺在意识形态抽象世界而浑然不觉。意识形态常常营造出一种虚幻的体验意识和空间感受，知识分子所创造和传播的价值文化符号与日常生活仅仅存在是一种象征或隐喻的关系，正如卡尔·曼海姆所尖锐指出的那样：“学者是在图书馆内了解思想而不是在实际环境中。书本向研究者展现了他无法直接接触的环境，因此书本就创造了一种错误的参与感，这是一种分享了他人生活却无需知晓其甘苦的幻觉。”21 知识分子的符号世界源于现实世界，但前者并不能等同于后者，但作为符号世界的造物主，知识分子在意识中常常将符号世界幻想为现实世界。两个世界之间的巨大落差使得他们在二者之间的生存状态发生了断裂和紧张。转贴于 　四，知识分子共同体与公共交往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考察都市知识分子的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他们是如何实现内部和相互之间的公共交往的关系。在这里，我们要引进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这一理论对分析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效的阐释途径。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是他反思社会学的重要分析模式。布迪厄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22 这些一个个相对自主的社会小世界就是场域。场域理论有三个核心概念：场域、资本和惯习。场域是一种关系网络，是各种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之组合。在这些关系网络中，每个场域都有自己运作的支配性逻辑。作为各种力量活动的场所，场域同时也是一个争夺的空间，各种位置的占有者们争夺和重新分配物质和符号资本。布迪厄这里所说的资本从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发展而来，但内涵和外延更为广泛。资本形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经济资本（指的是不同的的生产要素如土地、货币和劳力）、文化资本（指的是知识能力的资格总体，由学校和家庭传承下来）和社会资本（指的是“某个个人或是群体，凭借拥有一个比较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识的关系网，从而积累起来的资源的总和”23）。这三种资本形成了行动者在特定的场域中赖以凭借的资源。而所谓的惯习（habitus）与习惯(habit)不同，它是某个共同体成员在长期的共同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高度一致、相当稳定的品味、信仰和习惯的总和，是特定共同体的集体认同和身份徽记，也是其内部整合和区别于其他共同体的最重要标志。在布迪厄看来，场域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空间意义上的物理范畴，而是一个充满内在紧张性的社会范畴。这种紧张性的产生，乃是因为活动其间的行动者们通过运用各自所拥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致力于争夺社会的稀缺资源――象征资本。象征资本与前三种资本不是同一个层面的概念，它指的是特定的社会空间中公认的知名度、声誉、成就感、领袖地位。其它三种资本可以在社会空间不断地生产出来，而象征资本永远是稀缺的，总量有限。布迪厄将场域比作是一场游戏， 资本的拥有者们遵循共同的游戏（场域）规则，力图使自己的资本在互动关系中得到别人和社会的承认，转化为宰制性的象征资本。24

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来研究都市知识分子共同体，我们可以获得若干新的视野和角度。从知识分子共同体的内部关系来考察，每一个知识共同体也是一个具有自主性的场域，他们是由一群拥有共同惯习的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共同的意识形态或学历出身、知识类型、道德价值、文化趣味、生活品味使得他们物以类聚。知识分子对共同体的选择，也就是看哪一种共同体惯习更符合自身的口味。沈从文和丁玲，这一对一起从湖南内地来到沿海大都会的朋友知己，之所以后来分道扬镳，很大程度上乃是两人所羡慕和追求的文化惯习不同：沈从文希翼的是布尔乔亚的理性、斯文和唯美主义，而丁玲向往的是波希米亚人的自由、热烈和反抗激情，因此一个加入了北平自由主义的文艺沙龙，另一个投身于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

即使在拥有共同惯习的知识分子共同体内部，遵循布迪厄的理论框架，有许多饶有兴味的问题需要考察：在共同体内部，共同体成员们是在什么样的都市空间之中进行交往的，咖啡馆、沙龙、聚餐会、书店、同人杂志还是公共媒体？这些内部空间具有什么样的外部氛围，又如何形成价值共识？共同体内部的领袖和权威是如何产生的，又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提携新人？在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中，共同体又是通过什么类型的资本活动以获得象征资本？而其象征资本又具有什么样的特色？

其次，从知识分子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考察，我们必须追问的是:具有不同意识形态信仰、价值目标和生活方式的知识分子共同体，他们之间的话语和惯习是否是一种不可通约的关系？如果依然拥有某些交往的公共空间的话，那么，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公共空间：公共媒体、大学还是广场？共同体的内部场域与共同体之间的外部场域交往的游戏规则有什么不同？在相互论争的共同体之间，争夺的是什么样的话语霸权或象征资本？在互相冲突的话语深层，是否还有未曾言明的思想预设？

最后，从知识分子的整体关系与其外部的都市空间网络来看，其群体的空间分布：不仅是在城市与城市之间，比如上一节提到的北京和上海知识分子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取向，而且在同一座城市之中，特别是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会，也会有不同的空间分布。城市并不是一个整体性的同质概念，在其文化地理的版图之中，呈现出一个严格的等级化空间秩序。以旧上海为例，按照文化权力的等级排列，从西南部的法国城，到中心区的英美公共租界，再到西北方向的虹口日本人居住区，呈现出一个降调式的文化空间排列。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有其特定的城市活动空间，比如现代主义派文人必定在法国城的咖啡馆聚会，这是作为都市布尔乔亚阶级的空间象征，而左翼的波希米亚人常常出没于虹口地形复杂的弄堂、亭子间、小书店和地下咖啡馆，充满了密谋的氛围。至于公共租界，则成为了不同知识分子彼此交往的公共空间。凡此种种，都证明了大都会的文化地图所呈现的，是一幅都市知识分子交错复杂的关系网络。

从都市的空间关系入手，可以打开知识分子研究的全新视野。这一研究论域因为已经拥有了多种理论框架和解释模式，以及丰厚的史料基础，呈现出令人诱惑的前景。它将为新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增添一道灿烂的风景线，而显得更加多元、广阔和生机无限。 　注 释：

1 参见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反传统主义》，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3－49页。

2 参见史华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3 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新版，第21－28页。

4 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与商人精神》，载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19－579页。

5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75页。

6 参见福科：《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陈志梧译，载包亚明主编：《都市与文化》第1辑：《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8页

7 参见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8 参见罗威廉：《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玛丽·兰钦：《中国公共领域观察》，载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杨念群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9 参见魏菲德：《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论争》；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载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

10 参见杨念群：《中层理论》第3章：《市民社会理论视野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1 参见C.B.Macpherso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pidualism: Hobbes to Lock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12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21－28页。

13 参见杨念群：《中层理论》第3章：《市民社会理论视野下的中国史研究》，第131－134页。

14 对19世纪中国管理型公共领域的另一个比较重要的研究个案是王笛：《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

15 参见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史林》杂志，2003年第2期；另参见方平：《清末上海民间报刊与公共舆论的表达模式》，香港《二十一世纪》，2001年2月号。

16 参见布迪厄、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17 参见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

18 萧邦齐：《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19 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徐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4－225页。

20 同上，第183页。

21 同上，第223－224页。

22 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

23 同上，第162页。

市域社会治理知识篇8

摘 要： 公共文化教育与学校教育不同，它面向非物定人员提供公益性文化服务。文化教育的价值、区域文化差异以及新农村建设的主题强化了公共文化教育的重要性，迫切要求不同区域需要在价值取向、文化知识、行为规范以及信息技术等方面加强教育。可以通过注重规划、加大投入、拓宽机构、创新内容与方式，增强区域公共文化教育的实效性。

中图分类号： G40059.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

2435(2012)02

0141

05

Predicaments and Resolutions of Regional Public Cultural Education

SHI Wei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Fuyang Teachers College, Fuyang Anhui 236037, China）

Key words: region; public cultural education; countermeasure

Abstract: Public cultural education is different from school education in that it is open to the public to provide public welfare cultural service. It is cultural education value, regional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the theme of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that strengthen the importance of public cultural education, which increase education efforts in value orientation, cultural knowledge, behavior standards and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regional public cultural education, emphasize planning, investment, institutions, innovation in content and method.

公共文化教育相对于传统学校教育而言，后者侧重于发展在校学生的知识、能力与素质;而前者侧重于充分利用社会文化资源，面向非特定人员提供的公益性文化消费活动。在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需要不同区域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教育价值与功用。本文指称的区域主要指省级政府政策空间影响域以及以省级政府引导下的地方政府行动空间，在此语境下进一步澄清公共文化教育价值与内容，探索发展区域公共文化教育的有效措施，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一、区域公共文化教育的成因

发展区域公共文化教育是文化教育自身的价值使然，也是不同区域文化差异的必然诉求，更是当前社会发展重大主题与历史任务的迫切需要。

从公共文化教育的价值来看：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有序推动“新三步走”战略规划，为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目前正处于实施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历史阶段，即到202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在马格纳雷拉看来，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1］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不仅体现了完成工业经济的基本指标，知识经济社会形态不断完善，而且包涵着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的发展，物质文明向生态文明的递进，从而在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方面全方位提升。因此，文化发展是现代化进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在迈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重经济总量增长的发展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特别是不同区域受到传统发展观念的影响以及历史条件的限制，以提升区域不同群体文化素养与文明程度为重心的公共文化教育发展迟缓，中西部地区严重滞后，制约着我国现代化发展的整体进程。

从不同区域差异来看：文化发展有着长期的历史积累过程，不同地区由于文化前提不同，文化教育的内容以及文化教育机构差距较大。这些差距一方面表现为东、中、西不同地区的整体差异，如东部地区在政策导向以及区位优势基础上，受经济发展先行的影响，经济总量较大，文化建设的投入较大，文化资源较为丰富。另一方面表现为一线、二线城市以及其他类型城市地区文化差异。如北京、上海以及其他核心省会城市，基于历史文化传承，在文化古籍、建设艺术、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等方面，有着较为丰富的文化资源，在文化创作以及文艺演出等方面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准与文明形象。如北京作为全国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有着历代古都文化积淀，有着现行各部委主办的文化机构以及高水平的文化产业。相比之下，其他地区差异较大，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尽管有的地方有着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精品，但在公共文化投入与建设方面较为落后，多数三线、四线城市不具有公共图书馆、博物馆与科技馆建设与开放的基础。

从新农村建设要求来看：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做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部署，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然而，就新农村发展的现实来看，经济取向的发展模式成为新农村建设的范型，有些地方同新农村建设的初衷背道而驰。透过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文本，不难发现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工程，既要重视经济总量增长，也要重视政治文化发展。一些地方曾一度通过撤地建市、县改市、县改区、乡改镇等方式实现的城镇化发展目标，农村发展被裹挟其中，无法逃离传统的思维方式与发展模式。实际上，农村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科学合理的规划，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持，离不开文化教育的支撑，特别是文化教育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文化事业发展方面，中央提出了着力于改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特别是借助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后余下的办学条件发展化教育机构，大力发展成人教育，传承与推进乡村文明。不过，由于基础设施总体滞后，乡村基层政权建设没有很好适应农村劳动力结构状况，出现了干群关系不和、农民工子女辍学、婆媳关系紧张、邻里之间矛盾、社会治安混乱等问题。先前被讴歌传颂的农村传统生活方式渐渐远离，尊老爱幼、遵纪守法的公序良俗不断被肢解，乡村文化急需梳理与重建。因此，新农村建设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迫切需要系统设计，整体优化，针对乡村文明加大建设力度，为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目标夯实基础。

二、 区域公共文化教育的内容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区域文化发展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不同区域有着自身的文化特色与文化需求，但这些地区都有基于人的发展的共同之处，文化素养有其相通的结构，涉及到价值取向、文化知识、行为规范、信息技术等方面，基于人的文化素养的公共公文化教育的内容也是区域公共文化教育的基本框架。

（一）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是指特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价值取向具有实践品格，它的突出作用是决定、支配主体的价值选择，因而对主体自身、主体间关系、其它主体均有重大的影响。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理解现代化，如何突破传统经济中心主义限制，如何选择相应的发展模式，都同价值取向密切相关。在当前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城市中心倾向，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大树进城现象等，真实地反映了部分地区现代化发展的不良取向，需要不同区域在价值取向上站在文明提升的高度，根据科学发展的要求，以人为本，提升主体意识，结合城乡发展中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愿望，服务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需求。

（二）文化知识

文化知识既是人的价值观念形成与更新的基础，也是人们交流过程中用以表达的基本素材。特别是在知识经济社会背景下，知识创新与产出速度加快，新知识的阅读与信息吸纳对于新型劳动力形成与结构调整至关重要。就农民工文化发展需求而言，不仅要为他们提供适应多种职业的入门知识，用以支撑他们的职业选择，更重要的是提供有利于他们独立生活、社会交往、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内容；信息传递方式应选择网络教学、知识手册等，以支持他们个别化、分散化的学习；在教学内容的呈现和组织方面，农村籍流动青少年对形象、趣味的要求更高，对单元内容能够坚持的学习时间也比较短，图文并茂的“漫画书”式的知识手册对他们中的大部分具有较强的吸引力。［3］由于农村籍流动青少年的自我调控能力还不够成熟，仅仅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学习无法满足需求，同时多数企业对职工的培训远不能适应职业发展的需求，因而对他们的非正规教育需要考虑指定或设立相应的机构来组织实施。劳务市场或其他劳务管理部门、社区和各级各类的学校等现有机构均可承担相应工作，结合农村籍流动青少年工作和生活的实际情况安排必要的学习活动。

（三）行为规范

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的文明意识必然通过其参与的各种场景表现出来。由于个人工作与生活场景蕴含着政治、伦理与经济的因素，因而，公民文化教育中的行为规范教育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行为规范。人既是个人的存在，生活于自由自在的社会里，同时又生活在政治环境中。即使人不加入某一团体，也必然同政府的施政行为发生联系，个人的行为规范认同与表现无法脱离政治规范的约束，因而需要了解政党政治的执政理念、政治路向以及执政过程中通过国家机器等公权力强制推行的政策、制度与运行程序。二是道德行为规范。个人在表达政治倾向性或超然于政治团体之外的时候，更多生活在无限制的公共空间里，这种公共空间凭借着个人的自觉遵守与无意识的依赖心理发生作用，因而，除去一部分工作空间外，人与人之间基于道德规范而形成的信任而生存。这就需要加大公共道德规范教育，使公民在公共秩序、人际伦理以及交往规范等方面形成更广泛的价值认同，自觉接受公共伦理的社会责任，主动适应公共伦理带来的生活幸福。其三是价值行为规范。人作为社会生存法则约束下的个体，在某种意义上又无法摆脱私利的冲动，并在内心深处向着自身利益设计的工作流程，表达生活理想。然而，个体在获得自身利益的同时，又受到外部规制，处于自我与他我交互转换空间上。正如普列斯纳所言，人永远意欲着和期盼着，思考着和想像着，感觉着和信仰着，为自己的生命担忧着。［4］这就需要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相应的渠道获得基于个人利益基础上的公共价值认同，如互利互惠、公平竞争以及勇于创新等价值规范，在获得个人的利益的同时，维护公共利益，推动社会进步。

（四）信息技术

与都市高素质群体聚集不同，其他区域带有明显的地方文化依存特性，文化水平差异较大。这些差异既受制于先前的教育水平，也受制于通过既有教育体系所获取的发展手段。对于受教育程度偏低，受教育群体差异较大，以及存在大量传统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并存的区域，迫切需要提升发展公共文化的技术手段，特别是信息技术手段。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机关、事业单位以及企业，甚至是社区都发展了无纸化办公技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由传统的通讯工具向网络手段转型，公民个人的文化发展更多依靠网络信息传递，选择相应的学习内容。如农民工对于某一城市文化的了解，同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以及发展某一职业相应技术知识等都可以借助信息技术的手段。公共信息技术主要侧重于：公共图书资源定位与检索、网络文化信息分类与查询以及人际沟通与交流技术等。

三、区域公共文化教育的政策走向

公共文化教育现状与问题促使人们重新认识区域公共文化的价值与功用，推动地方政府不断调适政策走向。在当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精神引导下，注重规划，加大投入，拓宽机构，创新内容与方式，不断增强区域公共文化教育的实效性。

（一） 注重公共文化教育规划

社会发展需求以及教育本身的变化为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教育不再是一劳永逸的阶段性工作，而是一个终身学习与发展的过程，因而非学历教育同学历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为了深入贯彻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了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应优先教育事业的要求。［5］为了尽快提升区域公共文化素养，改善民生问题，不同区域需要采取适度超前的战略，合理规划公共文化教育目标、任务、内容与措施，大力发展区域公共文化教育。在实践过程中，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都加强了教育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在具体思路与政策措施方面，同《纲要》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以及行文格式上保持高度统一。如，普遍提出了严格按照国家规划需求进行改革，形成惠及本区域的公平教育，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促进本区域居民学有所教、学有所成、学有所用，从而从上至下在目标、主题、政策与措施方面形成步调一致的规划系统。

公共文化教育属于终身教育的范畴，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构建学习型社会的有效手段。［6］因而在规划的目标导向上，不同区域都要符合我国教育方针政策，体现新时期科学发展倾向，服务于学习型社会形成，推动素质教育实施，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战略主题上，突出德育发展，导向于立德树人，守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切实把德育渗透在文化教育之中；在德育发展的基础上，促进德、智、体、美有机融合。在主要内容上，重点规划基础设施、师资队伍以及发展与评价等。由于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差异，需要在制订规划时密切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目标、任务与措施，避免规划刻意模仿的现象。同时，在各地教育发展规划纲要引领下，相关部门要根据工作分工，细化年度工作计划与工作要点。如区域公共文化教育涉及到学校教育、成人教育、职工培训、市民教育等，同教育（厅）局、文化（厅）局、人力资源与保障（厅）局以及文明办等职能部门联系较紧，这些部门需要分工合作，系统规划。

（二） 加大公共文化教育投入

公共文化教育的典型特征在于其公共性，政府通过公共财政投入，向公民提供无偿的文化消费。尽管公共文化消费会使公民个人受益，但这种受益不是公民个人纯粹的经济收入，而是一种文化素养的提升。同时，对于社会而言，又是发展公民文化的重要手段，促使全体人口的政治认知趋于准确一致，其情感与评价趋于赞成。［7］因而，公共文化消费有利于整体提升区域文明发展程度，促进社会和谐，增进社会稳定，具有较强的外部效益。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在财政预算时，根据发展规划的要求，确保规划项目及相关任务落实的费用，搭建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免费开放公益性文化设施。同时，从现有财力出发，结合本地实际，避免好高骛远，选择针对性强，实效性高的内容分步实现，从而达到弘扬优秀文化、克服庸俗行为、提升理想境界的目标。

由于公共文化教育的内容广泛，涉及类项复杂，内容多样，在全面实施的同时，不同区域需要集中有限财力区分轻重缓急，分阶段有序推动。首先，完善域内有线电视、互联网、图书馆、科技馆与博物馆等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其次，加大域内农村文化教育机构建设，发展农家书屋、农村剧院和农村讲堂，形成完善的农村文化教育机构。再次，设立专项课题，引入区域高校智力资源，加大城乡文明建设研究力度。第四，实行特殊群体教育政策倾斜，面向区域弱势群体，提供积极的文化教育，使区域农民工、留守儿童、心理障碍人员、“窗口”行业人员等获得更多的公共文化教育机会。最后，根据公共文化教育程度，区分公益性与私益性成份，有选择地实行成本分担机制，促进部分公共文化教育形成多元投入机制，提高公共文化教育质量与效能。［8］

（三） 拓展公共文化教育机构

由于文化的外延宽泛，分类不清，造成公共教育机构缺乏系统性。一方面喜闻乐见的公民文化教育内容与形式较弱，公共文化教育停留在非正式场景中，体现为潜移默化的渗透与影响。如，人们在公共场景中，那些具有较强文明示范性的个人能够以自身良好的礼仪，影响着参与其中的成员，但这种影响过于生活化，传播的范围与能力有限。另一方面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公德与政治教育力量较强，通过舆论媒体的强大影响力，将社会公德与政治教育置入公共环境中。如，八荣八耻、感动中国的人物事迹宣传与教育，对公众的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强弱对比的公共文化教育现状，需要进一步完善区域公共教育机构，鼓励多主体参与，形成较为完善的教育系统。

从公共文化教育的价值与内容来看，区域公共文化教育机构大致包括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地方政府主导的教育机构。如广播电视报纸等主流媒体，博物馆与图书馆等公益机构，宣传党的文化教育方针政策，借助政策解读及典型案例，引领核心价值观，形成主流文化价值取向。二是域内学校主导的教育机构。借助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系统，研究区域文化教育内容，梳理优秀区域文化，开展师生进社区活动，丰富公民文化素养，特别是在城镇化进程中文化教育推动了乡村人到城市人的转变。因而，有人将学校教育视为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中公民的前工业文化形成的阵地。［9］三是域内企业主导的教育机构。除了社会公德的宣传与教育之外，加大企业文化教育力度，提升职工的职业伦理，促进企业经济效率与社会效益协调发展。四是域内中介主导的教育机构。区分文化教育私利性与公益性程度，把带有一定私利性文化教育内容交由市场，培育文化教育中介组织。同时，通过委托教育方式，发挥中介组织的调节作用。如，文化产业机构突出公共文化教育内容，通过影视作品、文学创作及百家讲坛等形式，促进公民的公共文化消费。五是域内自治组织主导的教育机构。地方文化协会与文艺组织从事一定的学术研究，开发地方非物质文化资源，开展高雅文化进社区活动，通过百性容易接受的方式，把学术文化生活化，把生活内容故事化，把百性生活典型化，把高雅文化通俗化，与百性生活对接，提升基层公民的文化品味。

（四） 创新公共文化教育内容与方式

如上所述，公共文化教育涉及到价值取向、文化知识、行为规范以及信息技术，既有获取知识的手段教育，文化知识学习，也有观念转变及行为规范的变化。其中，价值取向起着决定意义，行为规范是价值取向的内化及行为表现，是文化教育的目标及功效体现。目前，区域公共文化教育内容在环境创设上，一方面通过制度约束公民的行为，促进公民不能违背公共伦理；另一方面，通过舆论媒体宣传社会公德，促使公民区分优劣行为，自觉抵制不良现象，遵守公共秩序。不过，现有教育的针对性、时代性、特色性较弱，这同人们的观念有关，没有把地方性知识包括进去，缺乏实践经验的知识判断［10］，因而，需要加大区域文化教育内容研究，不断创新区域公共教育内容与形式。

在内容上，丰富地方文化内涵，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力度。在对皖北非物质遗产调查研究过程中，被调查者对于皖北亳州、阜阳、淮北、淮南、蚌埠、宿州城市文化印象的判断方面，多数选择亳州和淮南，把历史名人曹操同亳州相联，特色饮食豆腐同淮南联系，总体概括出亳州的政治文化与淮南的饮食文化。然而，阜阳在其长期发展历史进程中所生成的颍上花鼓灯、阜南嗨子戏、界首彩陶并不为省内其他区域知晓。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地方文化的名片，是提升地方经济社会影响力的重要载体。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引导与加强地方文化的研究与开发工作，系统梳理地方文化的底蕴，形成地方文化品牌。在方式上，创新工作方式与教育方式，把区域公共文化教育与地方文化搬到田间地头，挪到工厂企业，走进社区群体，让生活于其中的民众更多地感受地方文化的魅力。如近年来文化下乡、举行非文化遗产展出活动不断扩展地方文化的影响力，让不同群体、不同阶层提升文化水平，自觉学习与传播区域文化。

参考文献：

［1］ . 现代化的陷阱［M］. 上海：中国福利会出版社，1997：39.

［2］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 人民日报，2005-10-19.

［3］ 曾天山. 我国农村青少年流动人员学习需求的调查分析［J］. 教育研究，2010，（3）：29-36.

［4］ 冯建军. 生命与教育［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29.

［5］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文件汇编［Z］.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89.

［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教育――财富蕴藏在其中［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29-30.

［7］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 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与民主制［M］. 徐湘林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19.

［8］ 周素萍等.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J］. 农村经济. 2010，（8）：29-31.

［9］ 戴维.B.秦亚克. 一种最佳体制――美国城市教育史［M］. 赵立伟，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