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污染如何防治范文

大气污染如何防治篇1

毒地之上，何物不毒？整个大地，浸在重金属、化肥农药、化工废料之中，土地污染严重至极，消费大众只好被练成百毒神君，百毒入侵，死而后已！尽管社会舆论反复要求、代表委员多次呼吁，然而，至今我國在土壤污染的防治方面仍未有专门立法。土地污染防治，是关乎政治、经济、民生的大事，而监管的空白，到底动了谁的健康？

谁为民众健康买单

土壤是构成生态系统的基本环境要素，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然而我们面临的现实却是：在种子变得越来越优良的同时，全球的土壤却越变越糟，如果不根本改良土壤，整个世界都将深陷粮食危机。不仅如此，近年来在土地污染尤其是重金属污染集中多发地区，居民的生命安全也受到威胁，病死率上升，在全國多个地区出现“癌症村”。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该报记者在湖南、辽宁、内蒙古等省区调研时了解到，我國环境污染污染正由大气、水体向土壤污染转移，土壤污染已进入一个“集中多发期”，对居民身体健康和农产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内蒙古的河套地区因土地污染地下水质量较差，造成砷中毒、氟中毒等地方病较为严重的情况。辽宁省锦州葫芦岛一带，土地主要受锌厂污染影响，污染元素以镉、铅、锌为主。此类元素攻击人的肾器官和骨骼，造成骨质疏松。在日本，这叫“骨痛病”，属比较常见的职业病。

统计显示，2008年以来，全國已发生百余起重大污染事故，包括砷、镉、铅等重金属污染事故达30多起。其中浏阳镉污染事件不仅污染了厂区周边的农田和林地，还造成2人死亡，500余人镉超标。

随着核技术在工农业、医疗、地质、科研等各领域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放射性污染物也开始进入到土壤中，这些放射性污染物除可直接危害人体外，还可以通过生物链和食物链进入人体。据媒体报道，近年来，血铅超标、尿镉超标等时有报道，重金属污染出现了工业向农业转移、城区向农村转移、地表向地下转移、上游向下游转移，从水土污染到食品链转移，由逐步积累的污染正在进入突发性、连锁性、区域性的爆发阶段。

频繁爆发的污染事故损失惨重，不仅增加了环境保护治理成本，也使社会稳定成本大增，而土壤污染修复所需的费用更是天价。常州农药厂土壤修复需2亿元，无锡胡埭电镀厂重金属铬污染修复费用890万元，苏州化工厂需数亿至数10亿元。

不可盲目追求GDP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國对國家经济发展有很多规划，各种改革措施十分强劲，因而带动了國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对由此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却缺乏明确的规划和相应的措施。

当前我國正处于产业带向中西部转移的阶段，一些中西部省份正在快速崛起，但由于当地环境容量和环保规划的空缺，一些村镇正在无选择地承接东部转移的产业，一些高污染产业正在由东部向西部转移。专家表示，中西部地区土壤质量差，环境容量其实比大部分东部地区低很多，这样没有计划性的转移，对于土壤保护而言，无疑是十分危险的举动。因此，如果只强调发展，不考虑环境的风险，是对资源和环境的掠夺。科学发展，应先有规划，后有发展。不能盲目追求GDP。

据调查显示，造成生态和环境破坏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污染源头是企业。数据表明，我國工业企业污染约占总污染的70%，其中工业企业污染中的50%是因企业管理不善造成的。有关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忽视了对周围环境和群众健康的保护，暴露出企业环境意识薄弱和地方政府责任缺失。从中石油松花江污染，到云南曲靖铬渣污染，再到紫金矿业汀江污染，都反映出自律不足、监管乏力、管理缺失的问题。

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当人们呼吸的空气、引用的水源、食用的粮食、蔬菜和肉类都遭到严重污染时，这种发展就背离了初衷，是不可持续的。因此，需反思产业发展模式，真正落实转变发展方式的战略，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是否有法可依？

维持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必须把预防作为中长期目标。随着我國被污染的土地日益增多，治理费用高昂，如果所有被污染的土地都做修复，成本太高，无法接受。与此相比，采用法律手段加强对土地污染的防治具有独特的优越性。尽管如此，但目前我國并没有关于土地污染的专项立法，关于土地污染防治的一些规定，大多散落在各个部门法中。

在我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从不同侧面、不同途径、不同种类对土地污染的防治问题作了一些规定，对防治土地污染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是相关法律条款都是原则性、概括性规定，并未形成系统的、可操作性的具体法律制度，加上其在执法上缺乏必要的力度，使土地污染的防治和治理工作更是难以执行。而这些部门法主要侧重于单一类型破坏行为的规范与治理，对慢性、隐性的土地污染规制不够明确，对土地生态破坏的预防性措施规定不够具体，而对于已经被破坏的土地生态环境并无有效的治理与监督机制，缺乏整体性与综合性法律保护对策。

如在《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规范中只能找到单一类型的规制，对由于大气、水、固体废物在许可范围内的排放所可能导致的土地污染没有明确规定，不利于从“源头”上遏制土地污染。同时，适用于大气与水污染的“超标罚款”“排污收费”等法律制度在土地保护中很难有效实施，因为土地污染的潜伏期相对较长，滞后性特别明显，从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土地污染的有效预防治理。

我國《环境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环境的保护，防治土壤污染、土地沙化、盐渍化、贫瘠化、沼泽化、地面沉降和防治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水源枯竭、种源灭绝以及其他生态失调现象的发生和发展，推广植物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及植物生长激素。”其中提出了土地环境保护的要求，但是对于如何保护、未予保护的后果如何、如何防止破坏性后果的发生等都没有做出明确规定，而在其他相关的法律规范中也没有具体落实防治污染的预警机制。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法律责任是实现土壤污染防治目标的重要保障，而在我國现行的土地污染防治法律规范中，并没有规定法律责任的主体及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使一些严重污染土地的行为得不到法律追究，导致我國土地污染防治工作缺乏基本的法律保障。

大气污染如何防治篇2

内容提要: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正在进行之中，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仍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除了基于气候变化问题对二氧化碳的规制作出回应，以及结合我国大气污染现状提出大气污染防治应引入分区管理制度外，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仍然呈现出以政府为主体，以污染企业为规制对象的单一化威权体制特征，其法律实施效果不佳，也不符合现代社会自我管制与和谐发展的要求。为此，需要加强市场激励机制的作用，为社会自我管制和公众参与提供条件，并基于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动因的不同，改变目前法律责任规定中重行政责任轻民事责任的现状。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于1987年制定，之后随着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形势的变化，于1995年和2000年先后修订两次。该法的修订于2009年再次被列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和国务院2009年立法计划。目前，《大气污染防治法》的第三次修订正在进行，环境保护部已经完成该法修订草案的送审稿，全国人大环资委也在开展相关的起草工作。

近年以来，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但由于大气污染形势的复杂化以及我国节能减排工作的紧迫要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尽管目前有关部门的起草工作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仍存在一些有待澄清的问题，如后哥本哈根时期是否应当规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以及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与大气污染现状的同步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环境保护领域的立法在总体上呈现出强烈的“命令控制型”形态，即有关法律规范以政府为主体，以污染企业为规制对象，呈现出“政府管制污染企业”的单一化威权体制特征，大气污染防治法也不例外。其法律实施效果不佳，也不符合现代社会自我管制与和谐发展的要求。本文就此开展一些讨论，以期为该法的修订提供帮助。

一、二氧化碳之性质与规制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是大势所趋。但是否将二氧化碳界定为大气污染物，国内外有很多争论，这些争论涉及到科学定义、管理成本乃至政治问题，必须慎重。从国外来看，尽管目前有许多争论，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2007年4月2日判定二氧化碳为空气污染物，并要求联邦环境保护局予以监管。另外，大多数欧盟国家已经开始征收碳税，部分国家也在考虑征收碳关税的问题。

从国内来看，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是支持不将二氧化碳减排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例如，翟勇认为，控制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防治在三个方面不同：大气污染防治与温室气体控制的立法宗旨或者控制目标不同，二者的控制手段不同，法律责任也不同。《大气污染防治法》作为国内法，主要规范我国各种导致大气污染的行为，并进行相关管理活动；二氧化碳控制是国际法律义务，主要是发达国家的责任，中国开展减排活动只是道义行为，不属于法律义务[1]。常纪文也认为，二氧化碳不属于污染物质，因而碳排放问题不宜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他同时也提出，可以采取变通的方法，将二氧化碳定位于大气环境影响物质，而不是污染物质，这样即可将《大气污染防治法》更名为《大气环境保护法》，将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以及臭氧层的保护纳入其中[2]。周珂则认为，将温室气体控制写入大气污染防治法，不论从科学上还是法律上都是不合理的。从科学上看，污染物是指既会对环境介质又会对人体造成损害的物质，而二氧化碳并不具备这样的特征；从法律上看，如果将其作为污染物，就脱离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因为针对跨境环境污染，国际上有另外一套法律规则[1]。

我们认为，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中不宜将二氧化碳界定为污染物，理由如下：

第一，《大气污染防治法》规范的是大气“污染”行为，二氧化碳是大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光合作用的重要成分，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二氧化碳的作用是双重的，既有正效应，也有负面影响，其本身便是大气的一种重要组成成分，因此，将二氧化碳作为污染物这种说法是存在问题的。

第二，如果将二氧化碳界定为污染物，势必要类似于其他污染物，针对二氧化碳的所有排放行为全面实施环境法律规制，这不但包括排污收费(或征收碳税)，也包括排放超标的行政处罚等等，这在现实的环境执法中是难以操作的。

第三，尽管目前普遍认为，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可能导致温室效应的出现，但一方面科学证据并不明确，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和历史积累排放要远远大于中国。如果《大气污染防治法》将二氧化碳界定为污染物，势必导致中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处于不利位置。此外，中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强调自己为发展中国家，因此一直采取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协调一致的策略。目前其他发展中国家并未将二氧化碳定义为污染物，中国也不宜把自己排除在外。

第四，可能导致温室气体效应的不只是二氧化碳一种，其他如甲烷、一氧化二氮以及氢氟碳化合物等，也具有温室气体效应。因此，在考虑温室气体减排方面，不能只对二氧化碳进行控制。

如前所述，一些学者认为不将二氧化碳界定为污染物并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并不妨碍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中以倡导性条款鼓励二氧化碳的减排，环境保护部的草案也采取了这种立法思路。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中以倡导性条款来鼓励二氧化碳减排，没有法律约束力，其实施意义也不大。因此，一个更为合适的策略，是根据国内相关法律以及各项国际公约的要求，单独制定针对温室气体或更广泛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其中可以包括碳减排、碳税、碳交易等内容；或者针对低碳发展问题，制定《低碳经济促进法》，在其中涵盖有关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内容。

二、大气污染分区管理

大气污染的发展有不同的阶段。早期的污染是煤烟型污染，即以粗颗粒物为主，这发生在19世纪工业化开始时；第二期的污染是由于能源革命造成的，即以硫酸盐与二氧化硫为主的污染；第三阶段是以1943年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为代表的污染，其污染物主要为氮氧化物与挥发性有机物(VOC)，这些气体经过紫外线照射会形成光化学烟雾，其标志物臭氧浓度会非常高，最后的产物就是细粒子污染。国外经历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从煤烟污染阶段过渡到今天的细粒子污染阶段。我们的工业完成了三级跳，城市大气污染在尚未摆脱第一期的煤烟污染阶段时，就跑步进入了第二期的污染阶段；在前两期污染还比较严重时，又加速进入了最新的光化学烟雾污染阶段。发达国家长达百年经历的三个阶段，在我国集中地压缩，从而同时出现，这形成了我国目前的新型复合型大气污染。（以上我国大气污染的现状，参见：城市空气污染调查：广州怎么了[J/OL]．新民周刊，2009(14)[2010－08－26]．http：//news．163．com/09/0415/22/56VNP7CD00011SM9_3．html．）

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在应对复合型大气污染上存在的首要问题，是缺乏对新情况的考虑。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汽车数量的增加，加剧了城市细微粒子污染，大气细微粒子已成为危害人体健康和环境的最主要空气污染物之一。我国现行空气质量评价体系中，仅有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三种指标，这已不能反映目前空气质量的实质。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应当有应对新型光化学烟雾污染的内容。

此外，我国目前的新型复合型大气污染，呈现为地区极端不平衡的复杂态势。在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细粒子污染日趋严重，但大部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所面临的污染仍然是第一、二期类型的污染。同时，由于大气的流动性，部分区域(典型的如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的大气污染呈现出趋同的特征。现行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是以全国的总体情况为基础，按照行政区划管理而制定的，没有对不同区域做出不同的安排，这就造成了不同地区面对不同污染类型采取的却是同一类标准和制度，造成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在应对新型大气污染时缺乏法律依据，同时各相邻地区的大气污染相互影响，区域之间的环境污染纠纷不断。因此，《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需要考虑是否可以按区域不同设定不同的大气污染防治要求，或者至少是为分区域管理和区域联防联动提供一定的空间和依据。

三、市场激励机制

在世界范围内，环境管理是一种公共事务管理的理解应该没有问题，公共管理不能等同于行政管理也是基本共识[3]。利用市场机制实现大气污染防治，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和立法选择。从一些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排污总量控制和排污权交易制度在大气污染领域是比较成功的，这是因为大气污染不像水污染那样受水系的控制，是没有边界的，且大型污染源较多，相对而言交易成本较低。

美国是较早利用市场机制进行污染控制的国家，也是比较成功的。美国环境管理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将污染防治与市场手段结合起来，通过经济激励形成了一系列创新性作法。经济激励主要有正激励与负激励两种，前者是给守法者以经济收益预期，在不降低环境目标的前提下，给予企业更大的守法弹性，其优点在于可以在满足一定环境要求的前提下，节省企业的守法成本。后者给企业设置不守法的经济损失预期，从而降低环境违法行为发生的可能性[4]。

在美国的环保法律法规中，许多激励手段都有所应用，美国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了以气泡政策（“气泡”政策，即在进行废气排放时，以一个工厂所排放的所有废气为一个气泡，只要在这个气泡内的总污染量不超过法定标准，就不必理会该工厂内各个设备的污染情况如何。该政策赋予了企业一定的自由权，实现了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和折抵政策（“折抵”政策，即对某一地区内所有工厂排放污染物的总量规定一个最高的限额，如果该区域某工厂污染物排放量很小，以致该区域内全部工厂所排放的污染物总和仍然低于上述最高限额，则即使该区域内存在某个排放大气污染物较多的工厂，则仍然允许该工厂继续存在。）等为基础的大气污染排污权交易。“气泡”政策和“折抵”政策反映了排污权交易一个最基本的思路，即在总量控制下，利用各企业减排成本的不同，调整企业的减排任务。

美国的排污权交易主要在大型点源之间进行，并集中于二氧化硫等主要污染物，这样可以大大减少交易成本。为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美国联邦环保署建立了一整套交易系统，包括排放源监测、指标分配许可等，以保证排污交易的公正、公开、规范化和低成本运行。此外，负激励手段也广泛得到应用，主要是经济处罚[4]58，并且处罚的额度相当高，因而所取得的效果十分明显。

我国传统上环境调控的行政驱动特征非常浓厚，特别是“十一五”以来，为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国家陆续采取了一系列具有明显行政强制特征的手段，如对二氧化硫削减等方面所采取的各种强制性减排措施。这些措施虽然短期看成效显著，但从长远来看，这种运动式减排措施的实施成本高，且很难持续。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环境法律体系也在向更多应用市场机制的方向迈进。在水污染领域，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的试点已经在一些地区开展，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08年《水污染防治法》较多地引入了市场手段，相关的立法经验值得《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时借鉴。

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确立了逐渐将浓度控制转变为总量控制的思路，该法第15条明确了排放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制度。但这一制度本身就存在着问题，比如总量控制区划定权限不合适、总量控制实施范围较小、违反规定进行排放的法律责任比较弱等；与此同时，还缺少建立在这一制度下的排污权交易体系的规定。在《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过程中，有必要借鉴国内外已经取得的经验，设计一套有针对性、高效、系统、低成本的大气污染排污交易体系。考虑到目前国内各地区、各行业情况差别较大，为了积累经验，可以在立法中鼓励从一些有条件的行业和地区做起，逐步扩大范围。

除排污权交易制度外，还应引入更多的市场调节机制和手段，比如比照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引入类似于节能服务公司的专业大气污染防治服务公司，为企业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提供相关的建设和运营服务。再比如通过绿色信贷为大气污染防治提供有效的融资渠道。大气污染防治给企业带来一定的资金压力，对此，应通过立法鼓励各商业金融机构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为企业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提供融资渠道，政府可通过财政贴息等手段鼓励金融机构创新绿色金融产品。

四、社会自我管制与公众参与

社会自我管制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它不同于国家威权管制，不是采用命令、禁止等强行规范，表现出“自愿性”与“公益取向性”的特点[5]。与国家威权管制相比，社会自我管制有其一定的优越性，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由于信息偏差等因素的存在，行政机关在动用行政管制之时，对于管制对象之情势，因缺乏足够考量，而导致管制之失效；第二，由于客观情势的变化，行政管制之法律具有滞后性，不足以规范社会经济之发展；第三，现代社会利益之高度分化，传统威权等管制体制因缺乏足够的利益整合机制，而对各方利益之融合缺乏足够的考量；第四，威权管制须以国家制裁之力为后盾，加之缺乏必要之弹性，其运行成本颇高。社会自我管制机制可有效避免上述威权管制之不足，成为社会利益调节的有机组成部分[5]22－23。

大气污染的管理成本十分高昂，环境管理必然要从早期政府与企业的对立走向相互合作。作为污染者而言，由于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而使得它们不得不更重视自身的环境表现，这就为社会自我管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目前发达国家企业和公众的环境意识较若干年前有了巨大的提高，排污者主动采取措施或与政府合作采取措施减少污染排放，为社会监督成本的降低作出了巨大贡献。近年来，国内相关领域的进展也值得肯定。例如，2007年上海市颁布了《上海市国家重点监控企业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自我监测报告的若干规定》，这是企业与政府合作减少污染排放的一个典型案例。此外，国内一些行业所开展的节能自愿协议活动，在减少大气污染方面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6]，《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应在这方面有所体现。

社会自我管制从本质上来说，是随着民主社会的发展，私人尤其是私人结成的社团与政府形成一种强有力的竞争，获得公益的代表资格，以实现在公益代表方面的平等性，并打破了政府作为公益唯一代表的垄断地位，成为制衡政府的一种力量而存在[7]，其可以分为私人、社团的自我管制和公众诉讼(私人、社团以公益之名义起诉)这两种公益代表机制[5]22。公众参与是实现自我管制的重要途径，但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中有关公众参与的条款非常少，只有第20条提出了在发生污染事故及可能危害人体健康和安全的情况下，要通报当地居民或进行公告。

从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历史来看，早期主要是以公众参与各种环境保护的集会、游行、抗议等方式为主；到了近期，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方式越来越多，领域也越来越广，从单纯反对污染发展到参与政府决策，并注重自身的环境友好行为。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散在的公众参与、NGOs(非政府组织)参与和社区参与三种形式。其中，NGOs以其专业性、灵活性和凝聚力，形成政府和公众之外的一种富有行动力的“第三力量”，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关于NGOs的法律地位和作用，参见：郑少华．试论美国环境法中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地位[J]．法学评论，2005(3)：120－123．）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环境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并得以广泛落实。在日本，《大气法》中规定了居民有要求环保部门对污染源进行调查并公布调查结果的权利，有要求政府对可能造成环境破坏的开发计划和建设项目以及污染源实行限制的权利，有要求设立由居民代表组成的公害监督委员会的权利[8]。此外，日本大气立法中提出了在规定总量控制区、制定总控标准和拟定总量降低计划时，要进行“征询意见”、“公布周知”等，体现了立法中的民主原则和公众参与思想[9]，也值得借鉴。

公众参与条款的不断强化也是我国环境法律体系取得进展的体现，但从总体上看，目前公众参与还多停留在“专家参与”和宣传普及阶段，作为一般公众参与大气污染防治的具体途径和程序尚不十分清晰。此外，公众参与的关键不在于让不让公众参与，而是如何实现有效的公众参与。公众参与以后其意见是否能被接纳，公众如何能了解所受到的损害，如何要求停止污染损害，如何参与决策制定等，这些都要求法律中可操作性的规定进行保障。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应将公众参与各个层面的大气环境保护行动的程序加以详细规范，以确保形成畅通的公众参与渠道。

基于现代环境问题的多发性、复杂性与政府管制之人力物力局限，通过有效的公众参与实现社会自我管制，离不开司法途径作为最后的保障。如果公众(包括公众团体)可以对环境侵害提起公益诉讼，促进政府实施法律，其本身既是公众参与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社会自我管制的两种基本模式之一。我国2008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第88条规定：“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当事人人数众多的，可以依法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进行共同诉讼。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社会团体可以依法支持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规定有所进步，但其实质只是代表人诉讼制度和支持起诉制度，而远非真正的公益诉讼制度。《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应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明确规定公益诉讼制度，并将其具体化。

五、法律责任问题

环境法律责任主要涉及环境刑事责任、环境行政责任和环境民事责任。2000年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第46条到第65条，均为法律责任的规定。但在这总共二十条的法律责任规定中，有十六条完全是环境行政责任的规定，有二条是对造成大气污染事故责任人员的行政处分以及刑事责任的规定，有一条是出现自然灾害不可抗力情况下的免责规定，而仅有一条是关于环境民事责任的规定。这种法律责任的设置，正好符合前文所述之单一化威权体制特征。实践证明，此种依赖政府管制来实施的法律，其效果并非良好。

以行政责任为主，缺少民事责任的规定不符合我国环境状况的特点以及当前环境法的发展趋势，应当在法律责任中特别强化民事责任的相关规定。这主要是因为，这两种责任发动的动因强度悬殊。对于行政责任而言，尽管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中的规定很多，但由于担任政府公职的工作人员同样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政府不一定能纠正问题。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者布坎南早已指出，参与政治活动和参与市场活动的是同一个人，其品性不会发生变化，都受自利动机的影响。“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在社会上的多重角色和身份使其在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和追求部门利益、个人利益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10]，而“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1]。因此，这种冲突最为可能的结果，是政治参与人在政治决策和执行中将个人利益凌驾于社会公共利益之上[12]。更何况在大气污染中，行政机关的执法对象———污染企业———往往是地方经济发展和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这是行政责任发动动因不强，实践中往往不能落实的首要原因。

除了“经济人”本性决定的部门利益、个人利益优先以及相应的“权力寻租”问题外，政府行政责任发动动因不强的第二个原因，是“在‘群’意识的指导下，干预者为了和所属群体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保持一致———为了‘遵循通则’、避免脱离所在群体而独立存在———他们或出于对‘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恐惧，或出于对‘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中庸之道的固守，于是导致经济职权运行中的决策滞后，执行滞后，效用滞后等现象屡见不鲜。”[12]35政府部门固有的低效率问题，也导致行政责任的发动动因不强。以上这些原因，都容易导致行政责任仅仅成为纸上的责任而无法实现。

民事责任则不同，民事责任赋予了个体主动的权利，基于个人爱惜自身及自己财产的本能，民事责任有很强的发动机制。私人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较之于行政机关，往往会更加主动地通过各种途径(如诉讼、行政复议、上访等)寻求救济，能够使民事责任落到实处。与此同时，技术的不断更新和工业化大生产的加快，导致现代环境污染事故越来越频繁。与越来越多的污染点相比，政府环境执法的人力和物力均存在限制，而私人则不存在这方面的限制，能够更好地监督污染者守法。除了需要增加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外，《大气污染防治法》在修订中，还要注意关于民事责任设定的两个问题。

第一，根据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关于民事责任第62条的规定，即“造成大气污染危害的单位，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遭受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调解处理；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民事责任的发动，仅限于单位或者私人在发生大气污染危害时“直接遭受损失”。其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仍然继承了私法体系下的直接利害关系准则，仅赋予个体在私益受损的情况下请求调解和提起诉讼的权利。这样一种公私泾渭分明的规定，实际上忽略了现代社会中，公民私人、社团的公益代表性作用。现代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社群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力量的发展，环境法需要破除政府管制污染者的单一模式，发挥社会散在力量，发挥私人、社团在公共利益上与政府的竞争机制。所以，在民事责任的相关规定中，应当淡化“直接遭受损失”的要求。

第二，“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一直是我国环境立法中存在的核心问题之一。这固然和行政责任中设定的行政处罚力度偏轻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行政责任的执法动因不强，可以在实践中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的民事责任却没有得到重视。因此，要解决违法成本低的难题，不妨换一种思路，即增强民事责任的威慑力，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所谓惩罚性赔偿，也称示范性的赔偿或报复性的赔偿，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它具有补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等多重功能[13]。当然，严格说来，惩罚性赔偿并不能算作一种纯粹的民事责任。所谓“惩罚”，应该是公权所为，而所谓“赔偿”，乃填充损失也，系“私法所为”，而惩罚性赔偿有机地溶入了“公法”与“私法”因素，演变成一种“社会责任”[14]。惩罚性赔偿制度既可以补偿受害人的损害，还能惩罚和遏制违法者的违法行为，事实上起到了私人协助政府执法的作用。大气环境保护作为政府监管能力明显不足的领域，非常适合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运用。

除了以上讨论的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的问题，考虑到环境污染的发展和变化，环境法律责任所涵盖的对象也应当有所拓展，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时，还特别需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除人身和财产权利的侵害外，人类活动对于生态系统的损害及其补偿，应成为法规规范需要考虑的内容。比如，大气污染导致的酸雨对湖泊、森林、土壤等的损害，应通过某种方式建立补偿机制，从而对污染者形成压力。第二，科技飞速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从一定意义上说，企业对于环境的污染，有时候是无法避免的，而当重大的环境侵害事件发生时，往往会出现企业无力承担经济赔偿的情况。更何况对于大气污染，基于空气的流动性以及不同污染物可能发生的协同作用，污染责任方往往难以确定。为此，需要考虑设定环境责任保险条款，将大气污染损害的风险进行社会化的分担。第三，与水污染和固体废物污染相比，大气污染物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和隐匿型，在大气污染损害侵权事件中，受害者往往因缺乏技术、资金等，无法进行维权，因此，应强调政府公权力提供合理的救助。ML

注释:

[1]杜娟．气候变化与排放权交易高层论坛举行，全国人大环资委调研室副主任翟勇表示不赞同应对气候变化写入大气污染防治法[N]．法制日报，2009－12－12(3)．

[2]常纪文．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不应把二氧化碳作为污染物质对待[J]．今日中国论坛，2009(Z1)：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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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如何防治篇3

关键词：大气污染；立法目的；政府责任；公众参与；大气治理

一、《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的不足

（一）立法目的存在偏差。《大气污染防治法（修改草案）》第一条规定：“为防治大气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公众健康，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这一规定表明我国的大气污染防治的目的有两个――保护环境和促进经济发展。正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当二者之间必须有一个需要放弃的时候，排污者和各级政府部门必然会为了后者而舍弃前者，然后继续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美国《清洁空气法》中关于该法立法目的的规定（促进公众健康，福利和人口的生产力保护和发展国家空气资源的质量）突出了保护环境这一唯一目的，给美国治理大气污染订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使美国的大气污染防治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二）政府大气治理法律责任存在缺陷。通过研读《大气污染防治法（修改草案）》第四条、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第2款，我们可以发现草案对政府环境法律责任方面的规定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主要有以下几点：①草案规定考核结果的适用范围狭窄，无法落实政府环境责任；②没有将政府环境法律责任与现行节能减排考核评价制度以及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环保绩效考核制度挂钩；③省级人民政府不负有限期达标责任，④对于没有完成达标任务的城市人民政府，仅以约谈作为惩治措施，无法产生草案预期的整治效果。

（三）大气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的局限。综观《大气污染防治法（修改草案）》，涉及公共参与的仅有第七条第3，4、5款的规定。公众参与大气污染防治既是公众的一项权利，也是公众应当积极履行的义务。而草案在这方面只是指出公民有检举，控告并获得奖励的权利，并没有详细规定公民如何检举，控告。而欧盟在《建立更加清洁空气的指令》中专门规定了空气质量和污染信息公开和报告制度，美国的《清洁空气法》直接规定了公民诉讼和司法审查诉讼，日本的大气污染受害者救济制度，这些国家的保护环境制度、法规体现出了极强的先进性。我觉得我国在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时应该借鉴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扩大公众参与。

（四）大气环境治理主体的一元化。在该部草案中还存在的问题就是在防治大气污染的过程中，只赋予了政府管理权，并没有使企业、公众成为防治污染的主体。

二、对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的建议

（一）更新立法目的。只有在《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改过程中确定环境保护优先的立法目的，对雾霾等大气污染问题实施源头治理，全过程治理，才能扭转政府唯GDP至上的发展思路，为绿色GDP评价指标的确立提供法律保障。

（二）完善政府大气治理法律责任。首先对于不达标的地方政府可以借用美国的经验，采用“区域限资”、“区域限批”措施，结合现行节能减排考核以及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环保绩效考核制度的规定，对部门负责人采用如任免升迁，引咎辞职等政治责任的形式予以惩治。其次应将限期达标规划的责任主体扩大至省一级人民政府，最后，应当把空气污染防治作为对政府官员业绩的重要考核指标之一，加大执法力度，完善政府大气治理法律责任。

（三）扩大公众参与。欧盟为促进公众参与，专门立法，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免费提供空气监测信息和执法报告供公众获取。我国完全可以效仿欧盟这种做法，构建可以具体实施的制度，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建立完善的公众参与大气污染防治的过程参与制度、决策参与制度和末端参与制度。

（四）创制多元化的大气治理机制。努力创制各种机制，引导企业、公众及环保组织在实施中发挥重大作用。如环境监察部门动员企业和公众参与执法过程，加大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力度，建立公众，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制度，借助公众的外部监督，企业的内部监督和执法部门的强制执法实现大气治理的多元化机制。

结语：在对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过程中出现的几个基本问题加以论述之后，我觉得修订草案应该再增设大气环境公益诉讼章节，并详加规定。这样才能得到一个真正向大气污染宣战，让老百姓对蓝天有期待的《大气污染防治法》！

参考文献：

[1]谢伟；欧盟大气污染防治法及对我国的启示[N]； 学理论； 2013-04-30

大气污染如何防治篇4

一、经济生活角度

1.财政的作用。国家财政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是促进社会公平、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保证，具有促进资源合理配置、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等作用。根据科学论证及评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共需投入17500亿元，这就意味着我国充分发挥财政的作用，彰显了社会主义国家能够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大事的优势。

2.加强宏观调控。市场调节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固有的弊端，需要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国家能够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被誉为“史上最严厉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了“经过五年努力，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的行动目标并制定了加大综合治理力度、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建立区域协作机制、将环境质量是否改善纳入官员考核体系等十条具体措施，全面吹响了中国“呼吸保卫战”的号角，目标明确、内容详实、措施有力，充分显露出新一届中央政府“动真格”的气势。

3.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为了让中国百姓的蓝天白云梦不再遥远，我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如何控车、怎样控煤、何时远离PM2.5等十条具体举措，旨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二、政治生活角度

1.民主监督。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为公民行使监督权、参与民主监督提供了更多、更有效的渠道，如监督听证会、民主评议会、网上评议政府、人民监督员制度等新形式、新方法，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也有力地规范了政府行为。去冬今春，我国河北省等地出现大范围雾霾天气，严重影响民众身体健康和正常生活，中国政府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在网上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的具体指标，推出十个方面具体措施，除了区域联动机制之外，还提出将环境质量纳入官员考核体系等措施，这也是最受公众关注的举措，有利于公民更好地行使监督权。

2.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政府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人民的政府，坚持对人民负责的原则、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依法履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公共服务等基本职能。新一届政府成立伊始，就高度重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将其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着力点，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行动和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抓手，进行了全面部署。《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在深入研究、反复论证的基础上实施，体现了中央科学严谨、实事求是，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坚持以人为本、着力改善环境、保障公众健康权益的坚定决心。

3.政府权力的行使与监督。我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权力是把双刃剑，用好了可以造福人民，滥用就会滋生腐败，贻害无穷。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需要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十条具体措施，目标明确、内容详实、措施有力，充分体现了新一届中央政府防止大气污染的坚定决心，让中国人民看到了一张清晰的防治大气污染工作时间表和路线图，有利于政府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和工作效率，保证清正廉洁，做到权为民所用，造福于人民，从而建立起一个具有权威和公信力的政府。

三、文化生活角度

1.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经济决定文化，文化反作用于一定的经济、政治，给经济、政治以重大的影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城市建设都得到了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观念让我国诸多地区的空气质量却不容乐观，灰霾天气愈演愈烈，严重影响民众身体健康和正常生活，“保护环境、健康呼吸、科学发展”等观念催生了党和国家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等绿色经济。治理大气污染的“国十条”，更加理性、按规律办事的文化理念必将对中国经济政治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文化的影响。文化影响人们的交往行为和交往方式，文化影响人们的实践活动、认识活动和思维方式，积极的先进的文化能够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强人的精神力量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越来越深入人心。我们每个人的思想行为都与环境相关，走绿色发展道路人人有责，如果公众都有这样的文化理念，《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起来就更加有效。我们强调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古人强调天人合一，就是强调一种健康、自然、和谐的生活习惯，除了自身在生活工作中积极践行节能减排之外，还要少买不利于节能减排的产品，通过市场行为督促企业改进产品，落实节能减排。

四、生活与哲学角度

1.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物质决定意识，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这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实事求是。面对雾霾重重的天气，新一届政府从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完善法律标准和区域联防等十个方面进行治理，公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尊重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力争“经过五年努力，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百姓的蓝天白云梦。

2.坚持唯物辩证法，树立创新意识。（1）联系是普遍的，我们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坚持整体与部分的统一，掌握系统优化的方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强调要形成政府统领、企业施治、市场驱动、公众参与的大气污染防治新机制，加快调整能源结构、增加清洁能源供应、严格节能环保准入、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区域联防等多种措施进行大气污染治理，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多赢。

（2）世界是变化发展的，我们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坚持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做好量变准备、促进事物的质变。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气污染防治任务繁重艰巨，要坚定信心、逐步推进。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企业要按照行动计划的要求，狠抓贯彻落实，确保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如期实现；每个公民要积极参与，环境治理，人人有责，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在全社会树立起“同呼吸、共奋斗”的行为准则，共同改善空气质量。

（3）矛盾就是对立统一，矛盾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我们要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看问题，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面对颇为严峻的多地连续出现大范围雾霾天气，政府承认矛盾，不回避矛盾，《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既注重通过“减少”“淘汰”等措施治标，又注重通过“优化”“升级”“科技创新”等措施治本；矛盾具有特殊性，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国家明确规定“坚决停建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违规在建项目”、“严禁核准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新增产能项目”、“未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一律不准开工建设，违规建设的要依法进行处罚”等等。

（4）辩证的否定观要求我们以批判的、革命的精神看待世界，自觉树立创新意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强调加快企业技术改造，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同时还特别强调要“分解目标任务”，由国务院制定考核办法并进行考核，这更是一次重大突破，也充分显露出中央政府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敢于“动真格”的气势。

3.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重大的反作用，对人们的行为具有重要的驱动、制约和导向作用，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要自觉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把人民群众利益作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国十条”中列举的一系列数字，让人们看到了一张清晰的防治大气污染工作时间表和路线图，如何控车、怎样控煤、何时可以呼吸到清洁空气等具体措施，表明中国政府坚持正确的价值观，体现了中央科学严谨、实事求是，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坚持以人为本、着力改善环境、保障公众健康权益的坚定决心。

【创新训练】

1.2013年9月18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环境保护部与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等六个省区市人民政府在会上签订了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政府要履行好责任，就必须 ①用计划手段取代市场调节治理大气污 ②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加强国家宏观调控 ③加强监管，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④把大气污染治理作为工作的中心环节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2.《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要加快调整能源结构，增加清洁能源供应。下列做法符合这一要求的是 ①禁止企业煤炭消费 ②加快清洁能源替代利用 ③提高能源使用价值和价值 ④推进煤炭清洁利用

A.①③ B.②③ C.①④ D.②④

3.《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特别强调要“分解目标任务”，由国务院制定考核办法并进行考核，“对于那些没有通过考核的地方政府，环保部门将会同组织部门和监察部门约谈省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责任人，予以督促。”我国的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有

①人大和党的监督 ②人民政协与社会公众的监督

③上级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 ④行政监察部门和审计部门的监督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4.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作为其中一个重要内容，环境保护、顺畅呼吸的重要性正在形成共识，更加理性、按规律办事的文化理念必将促进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这是因为

A.经济是基础，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B.科学发展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C.文化反作用于一定的经济并给经济以重大影响

D.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

5.右图《拨“云”见日》给我们的哲学启示有

①要尊重自然并按自然规律办事 ②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③人们可以认识、利用、创造规律 ④人们能够完全按自己的意志改变世界

A.①② B.②③ C.①③ D.②④

6.大气“国十条”抓住了如何控车、怎样控煤、何时可以呼吸到清洁空气、看到纯净蓝天等关键词，提出具体措施，防治大气污染。从哲学角度看，这是因为

A.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改造世界的前提 B.想问题办事情要抓住主要矛盾

C.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中心任务 D.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7.2013年9月17日，北京市召开了“首都防治大气污染工作动员大会”。北京今年将完成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审《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草案）》，2014年初实施。材料中的“市人大常委会”是 ①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②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 ③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 ④坚持对人民负责、依法治国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②④

8.材料一 上海PM2.5的主要来源统计图

材料二 在今年“两会”答中外记者问时，面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关于空气质量等问题的提问，总理郑重承诺，“对这一长期积累形成的问题，我们要下更大的决心，以更大的作为去进行治理。特别是对重点地区，……要摸清底数，进行坚决的整治。”从当初的承诺，到“十条举措”出台，再到今天《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从这一系列的大动作、强举措中，我们真切感觉到新一届中央政府的清新执政之风和务实为民之情，这也让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目标变得更为可期。

材料三 大气“国十条”备受各方关注。创新在哪里？亮点有哪些？下面是几位官员和专家的解读。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指出，大气污染治理是长期的过程，我国目前面临的大气污染问题是发达国家从来没有面临过的，要认识到治理的艰巨和难度，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行动计划中的环境改善指标是一个比较高的指标，但也是一个跳一跳就能够得着的目标。”

环保部污防司副司长汪键表示，这需要我们不仅仅要治理污染，还要从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等方面多管齐下，用一系列的配套经济政策和法律建设来落实。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谢绍东认为，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都与环境相关，走绿色发展道路人人有责，如果公众都有这样的意识和认识，这十条措施实施起来就相对容易一点，如果认识不一致，执行上就不一定有效。

（1）材料一表明了什么问题？请你运用经济生活知识，为上海控制PM2.5提出至少三条合理化建议。

（2）运用“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的相关知识，分析材料二。

（3）材料三中的专家和官员对大气“国十条”的解读蕴含什么哲学道理？

【解析与答案】

1.B。①④错误。

2.D。①中“禁止”太绝对；③与题干无关。

3.D。①②属于行政系统外部的监督。

4.C。AD正确但与题干无关，B夸大了科学发展观的作用。

5.A。③中“改造规律”错误；④夸大了意识的作用。

6.B。材料强调抓住“关键”，AD正确但与题干无关；C错误。

7.D。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①错误；材料没有涉及党，③与题干无关。

8.（1）材料一表明上海PM2.5的主要来源于企业生产和人们生活。

①作为企业，要加快企业技术改造，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培育节能环保产业等；②作为国家，要大力加强宏观调控，严格节能环保准入，优化产业空间布局，走科学发展的可持续之路；③作为消费者，要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倡导文明、节约、绿色的消费方式和生活习惯，共同改善空气质量。

（2）①我国政府履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职能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下更大决心、以更大作为去治理大气污染；②我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坚持对人民负责的基本原则，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因此采取“大动作、强举措”治理人民普遍关注的空气质量问题；③从当初的承诺，到“十条举措”出台，再到今天《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也反映出我国政府依法行政，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求真务实，不断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3）①柴发合：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是量变和质变的统一，这要求我们做好量的积累，为实现事物的质变创造条件。

②汪键：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我们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矛盾就是对立统一，我们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多管齐下。

大气污染如何防治篇5

摘要 我国土壤污染状况不容乐观，造成土壤污染的原因主要有农业活动、工矿业活动影响以及区域高地球化学背景等因索。同时，由于土壤污染的特性和环境保护的阶段性，我国对土壤污染的关注和治理起步较晚，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在政策机制、技术标准方面亟待完善，需要建立明确的责任机制、加速成熟技术的本土化应用、实现修复行业规范化发展，从而推动土壤污染防治的进步。

关键词 土壤污染；标准；责任机制；土壤修复

万物土中生，人与土壤的关系十分密切。我国人多地少，土地高强度利用，土壤的脆弱性十分突出。此外，与较小国家相比，我国从土壤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到管理都更为复杂。根据2014年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我国土壤状况不容乐观。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本届政府的环保理念，2015年4月《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制定实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优先保护耕地土壤环境，强化工业污染场地治理，开展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与水、气污染治理相比，土壤污染有自身的独特性，短期内难以取得明显的治理成效，需要统筹考虑、综合施策，循序渐进解决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中的瓶颈问题，才能推动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稳步前行。总之，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使命光荣，但极富挑战。

多重因素导致土壤环境状况不容乐观

土壤污染的危害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危害人体健康。农田土壤污染通过食物链影响人体健康；工业用地污染则会通过污染物的暴露威胁人身安全，对污染土壤的接触、吸人和摄人最终都会危害到人体健康。二是危害生态安全。土壤一旦受到污染，其中的动物、植物、微生物等都会发生变化，影响土壤生态安全，进而给整个生态环境带来影响。因此，保护土壤的首要意义是保护人体健康，同时保护生态安全，促进经济、环境更加协调地发展。

2014年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指出，目前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局部地区污染严重。从整体上来看，我国土壤从农田到工业用地总体上有一定污染，但同时也要看到，有些污染地区本身背景值较高，即使没有任何经济活动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污染，比如南方局部地区土壤本身重金属含量较高。

土壤污染并不是短期造成的，而是长期日积月累的结果，总体而言有农业活动、工矿业活动影响，经济粗放发展导致的高排放等。从农田而言，长久以来农业的发展，农药化肥的施用滥用、农用高分子材料等使得农业活动本身就会造成污染。工业方面，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各种类型的重化工业、重工业的污染物排放量较大，通过大气扩散、干湿沉降，最后进入土壤并影响土壤质量。尤其是我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带来的高排放，土壤环境接纳的污染不可小觑。

土壤污染治理周期长、难度大

从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治理历程来看，各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对于土壤的关注、治理和管理，都要晚于大气和水，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由于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滞后性、累积性和难可逆性的特点，危害表现不明显。二是土壤污染对人体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间接的，并不像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那样直接。三是土壤污染治理、处理的成本相对较高，1吨土的处理成本有时达上千元，与大气和水的治理相比，土壤污染治理难度更大、周期更长、付出代价更大。我国土壤类型从用途上主要分为农田和工业商业住宅用地，还包括矿区、油田等，类型较多，治理起来比较困难，目前我国土壤污染治理的瓶颈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责任机制不明

在土壤污染治理政策方面，责任机制、融资机制不健全。比如责任的界定过程中，对农业用地、工业用地的污染者界定不明晰，在界定污染主体后，责任的分担、修复所需资金及资金的分配比例等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责任机制不明导致土壤污染后找不到责任主体或者责任主体责任的分配无法确定，从根本上制约了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顺利开展。

国外成熟技术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

从技术上，一方面，国外土壤治理技术相对比较成熟，目前我国正处于起步阶段，对于国际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另一方面，技术方案的确定和优化难度也不小，土壤治理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确定治理方案。

标准制定是一项复杂的工作

土壤环境标准是土壤环境管理的基石。标准制定是一项困难的工作。与同一地区水气污染比较均一不同，土壤是高度非均一性介质，不同点位土壤污染情况不同，有时相距1米污染情况却相差很大，土壤的不均一性、空间差异性为标准和管理策略的制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土壤环境标准研究，包括工业用地、农业用地土壤管制标准等，整体研究节奏进展较快，但是标准的指标、取值范围还需要优化。在土壤标准的修订上还需要综合考虑背景值的多样性、酸碱度和土壤的其他特性等，通过国家、地方共同发力建立适合国情的土壤标准体系，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土壤环境修复产业发展尚不成熟

近年来，我国土壤修复产业发展迅速，但也面临一些瓶颈问题，一方面土壤治理政策、标准还不完善，另一方面修复后的验收环节也缺少管理依据。此外应当承认，任何产业在发展初期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无序、盲目发展的现象，如何使修复行业从无序到有序、从不规范到规范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土壤污染治理需要循序渐进

近年来，我国在大气污染物源控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水的治理也取得了较好进展，相对于水气介质来说，土壤污染治理尚处于起步阶段。从总量上来看，已治理的污染土壤所占比例还很小，解决的问题也比较少，土壤污染治理的道路还十分漫长，需要循序渐进，逐步完善责任机制、技术标准等，稳步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工作。

确立责任机制

明晰的责任机制是土壤污染治理和管理的基础，也是土壤环境政策机制的核心。其一，需要通过立法途径，结合正在制定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建立健全土壤污染治理的责任机制，包括投资模式、风险管控的基本措施等。其二，建立长期的调查机制，界定土壤中各方的污染贡献，花较大的代价界定、研究、分析并制定合理的担责机制。其三，开展试点示范工程。由环保部门联合农业、国土、建设部门适度开展土壤污染防治示范工程，在试点地区示范建立土壤污染防治的责任分担机制，真正把土壤污染的责任界定清楚，把投资模式初步建立起来，并对试点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和推广。

加速土壤修复技术的本土化应用

对于国外比较成熟的土壤治理技术，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造，创新形成本土化的新技术。土壤污染治理的多样性决定了治理方案制定时要进行多方面的考虑、比选，技术的多样性决定了技术方面还有更多优化的可能性。土壤修复技术的筛选和决策是修复工程的关键，事关修复工作的成败。在修复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本土化应用过程中应该细致考量，结合我国自然社会条件和人文特征，引进适宜的技术，并加以吸收转化创新，推进我国土壤污染治理工作的精细化发展。

采取先进的风险管控方法

风险管控是指按照污染土壤对人和环境的影响，进行不同管理策略和干预措施的考虑。我国受污染的土地数量较多，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所有污染土壤进行治理，需要根据风险高低进行优先性选择，在治理难度相同的前提下，对于造成人体危害大、风险高的污染地块优先进行治理。比如农田涉及粮食安全，工业用地作为住宅用地涉及人体暴露，对于这些地块，在治理上应该优先予以考虑。

推动土壤修复产业规范化发展

引导土壤修复产业的健康发展需要很多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参与，包括污染企业、政府、修复企业、公众等，处理好各方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管理问题，顺利地推进修复工作需要每个利益相关方都能够自律，修复产业才能健康发展。推进修复产业规范化发展，首先需要完善污染场地的基础信息采集；其次，关注场地环境修复领域的人文问题，比如各利益相关方，如何处理好自己的角色问题，如何站在一种社会责任的角度去看待和处理问题等。各利益相关方的和谐是土壤（场地）修复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结语

我国有着世界上最丰富的土壤类型，也面临着最为复杂的土壤污染问题。“病去如抽丝”，土壤污染治理如同人体康复，机理深奥，过程艰难。土壤污染本身是一个长期的进程，其治理也注定不能一蹴而成。现阶段，除了在政策上呼吁建立责任机制，技术上不断引进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模式和方法，还需要从源头遏制土壤污染恶化趋势。加大对“大气十条”“水十条”的落实执行，降低大气、水体污染向土壤排放，做到有效控源。调动各方力量，推动有中国特色的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事业的发展。

大气污染如何防治篇6

地方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通过提案、议案、讨论等形式为建设美丽中国建言，为加强环境保护献策，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提出了不少具有社会效益性、改革性和影响性的建议。

生态文明建设怎么推进？

完善规划，量化指标，建立激励机制

党的十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提升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五位一体的战略高度，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为地方具体工作部署指引了方向。在各地两会上，生态文明建设引起了代表委员的热议。

实现美丽中国要从促进美丽地方做起。2013年，海南《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了“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加快美丽海南建设步伐，坚持走特色、内涵、质量、绿色发展之路” 的发展思路。在海南省两会上，海南省人大代表、昌江黎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郭祥理指出，发展重在可持续，要把生态文明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不断巩固海南绿色崛起的基础。

在福建省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中国民主促进会福建省委员会建议，大力开展“青山、碧水、蓝天、净土”四大建设，推进以山林保护、矿山修复等为重点的青山治理工程建设；推进以重点流域保护、近海海域环境整治、饮用水水源保护、城乡水系治理、城乡污水处理为重点的碧水工程建设；推进以区域一体大气治理、污染联防联控为重点的蓝天工程。

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产业转型、绿色发展。在海南省两会上，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党组书记、厅长陈健春表示，海南将积极推进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企业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严格控制环境污染，引导发展生态产业，推进建设一批生态农业基地、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和生态旅游示范区。

面对雾霾应该做些什么？

快速反应，制订预案，筹谋治本之策

近段时间，我国多地遭遇雾霾袭击。在地方两会上，各地代表委员纷纷建言献策，提出各种治理大气污染的对策。

治理雾霾需要应急措施。河北省是此次雾霾天气影响下的“重灾区”。在该省两会上，大气污染治理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话题。“遭遇雾霾这样的极端天气，政府部门有没有快速反应，有没有系统的应急措施和体系？”齐秀敏代表提出这样的疑问。

她认为，河北省政府应制定大气污染防治应急机制，主要内容包括3点：一是实施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同时考虑实行“区域限批”，对未完成年度总量控制任务的区域和行业，暂停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二是对扬尘污染控制实施精细化管理，提高施工企业的环境准入门槛，将施工企业在1年内未受到环境违法处罚作为在本行政区域从事建筑工程施工的招标条件；三是明确环保、交通等部门在相关领域的具体职责，使相关部门在处理大气污染事件时能各司其职。

当然，治理雾霾不仅需要应急措施，更需要治本之策。来自唐山的季加宇代表从立法层面建议，应尽快制定河北省城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明确政府要对本行政区域大气环境质量负责，将大气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在湖北省两会上，来自建筑设计界的湖北省人大代表徐丽芳认为，除了客观原因外，雾霾的产生和人们环境意识淡薄也有很大的关系。她建议，遇到如此天气，在采取对重点工业污染源定时巡查、人工降雨等措施的同时，还要有针对性地制定城市空气质量达标规划，进一步完善雾霾应急预案，对城市的空间布局、生态环境保护应有整体规划，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环境经济政策怎么完善？

多管齐下，创新机制，形成政策合力

环境经济政策在环境保护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后，该政策应如何进一步完善？又应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

在海南省两会上，海南省政协委员刘远生认为，海南可考虑成立区域性碳汇交易中心，创新机制鼓励海南企业尤其是大型高耗能、高碳放企业参与碳汇交易。

海南省政协委员、中国革命委员会海南省委员会常委、省法制办公室副主任陈马林建议，海南应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对石油化工企业、危险废物处置企业、危险化学品企业、钢铁生产企业、有色金属冶炼企业、电镀企业、机械制造企业、涉重金属污染重点企业，以及容易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或处于环境敏感区的重污染企业等实行强制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他还建议，把企业参加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作为审核换发排污许可证的重要参考条件，作为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上市环保核查的重要参考内容，作为环保评先创优的重要审查内容，纳入企业环境行为信用评价和绿色信贷参考内容。

中国革命委员会海南省委员会的提案建议，建立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应急基金，在发生重、特大环境污染责任事故，公众利益受到重大损害，企业无能力支付赔偿款项或暂时无法追溯到责任单位的情况下，可以申请使用该基金。

为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海南省政协委员李惠智建议，试行生态税费制度，探索构建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并完善保障措施，同时加快推进生态补偿立法工作，健全生态补偿指标考核体系。

环境容量的底线在哪里？

有序开发，加快立法，确保生态安全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然而，到底如何才能更好地处理二者的关系？

在湖北省两会上，中国致公党湖北省委员会提交集体提案，呼吁加大地下水污染防治力度。提案称，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该省部分大中城市及周边地区、农业开发区，地下水污染不断加重，防治已刻不容缓，建议开展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摸清“家底”。针对地下水污染物来源复杂、有机污染日益突显、污染总体状况不清的情况，该省应从重点地区入手，开展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深入分析地下水污染成因和发展趋势。对于地下水已受到污染的城镇，生活垃圾填埋场要及时开展顶部防渗、渗滤液引流，并进行地下水修复等工作，有计划地关闭过渡性简易或非正规生活垃圾填埋设施。

提案还建议，一方面要定期评估有关工业企业及周边地下水的环境安全隐患，定期检查地下水污染区域内重点工业企业的污染治理情况；另一方面要建立工业企业地下水影响分级管理体系，公布污染地下水重点工业企业名单。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湖北省湿地保护与开发的矛盾也日益突出。为保护好湿地，中国民主建国会湖北省委员会提出，湿地保护要早日立法。通过立法，该省可以对湿地及资源进行依法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发挥湿地的综合效益。

在海南省两会上，海南省政协委员刘远生认为，海南可考虑成立区域性碳汇交易中心，创新机制鼓励海南企业尤其是大型高耗能、高碳放企业参与碳汇交易。

大气污染如何防治篇7

在1987年9月5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制定了《大气污染防治法》，并于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一次进行了修改，于1995年8月29日通过了《关于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决定》，而我国目前现行的是在2000年4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二、我国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典型弊端

我国现行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己经表现出了明显的滞后性。具体问题表现为:

第一:《大气污染防治法》明显滞后，从目前的角度看来，其中有些条款己经不适应我国国情以及科学发展观对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比如就近年雾霾天气在中国的大部分城市尤其是北方地区大肆爆发的现象，在2000年立法时并不存在，并没有相关的条款对此进行规定。另现行的《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规定的排放种类比较单一，但如今大气污染的种类己经趋于复杂化和多样化，而其他新的污染物没有及时地补充列入。

第二:《大气污染防治法》中承担责任规定的不合理:第一:由于大气流动性，本辖区相关单位和个人，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可能对本辖区以外的地域产生污染，而地方政府只对本辖区的大气环境质量负责，能助长排污单位的污染行为，有违立法的目的，不利于环境的保护:第二:相关权限划分《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七条规定政府有权制定污染物排放标准，但有权制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仅为国家和省、直辖市一级。这项条文规定的权限明显过于狭窄。不但压缩了地方的立法权限，不利于地方环境治理的积极性。

第三:处罚力度不够。在《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六条和第四十八条规定对超标排放进行限期治理。根据我国的规定，作为违法行为的超标排放应当立即停止，尔后采取其他行政处罚或整改措施。但是大气污染防治法里面的令其限期治理，对企业单位的处罚明显过轻，且随着现在经济发展，大气污染防治法中的罚款上限低己经明显偏低，不足以制裁、震慑和遏制，环境违法行为，由此导致许多企业有环保设备而不运行，肆意的排放企业废物至大气环境中，选择违法排污并缴纳罚款，严重损害了大气的污染与环境法律的权威。

第四:没有充分发挥公众的参与职能。公民环境权是指公民在良好适宜的环境中生存的权利、包括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通风权等。它是一种基本的权利，是实现公民财产权、劳动权、休息权和生命健康权等的必需条件《大气污染防治法》的第五条规定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大气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大气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为广大的民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了原则性的依据。但是目前为止我国并没有具体的法条将公民的环境权落实到实处，我国目前对于公众参与的法律规定而言，仍处于初级阶段，大气污染防治中的公众参与更是如此。相关规定少且零散，缺乏实际操作性。

三、对《大气污染防治法》立法完善的建议

第一:根据《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七条的规定作出的《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规定太过单一与具体，这样规定的好处在于可以明确不同排放物的排放标准，但是也会漏掉许多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大气排放物但是标准中并没有规定的，这样就会导致许多企业打擦边球，提高自己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污染了环境，对大气环境造成危害。笔者认为在统一规定标准的同时，应加入一些兜底条款，各行业或者不同地区可针对本行业本地区的工业特点制定相关的大气污染标准。

第二:《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只对本辖区的大气污染承担责任，是极其不合理的，因为大气总是处在不断的流动之中，笔者认为一方面应该将排污企业与该企业所在地的政府责任结合，这样来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在大气污染的跨区域协调方面加强立法，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非辖区内企业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实行协助责任，主要责任应该由排污企业和该企业所在地政府共同承担:此外《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七条的规定也不尽合理，能规定地方排放标准的必须是省级，这样不利于地级市政府对于大气污染防治的积极性，笔者认为应该结合立法的有关规定，赋予地级市政府同样的制定标准，即在本条中加入一款:地级市政府在没有国家标准与省、自治区、直辖市标准时，可以制定地方标准:对于国家与省级政府制定标准的，可以制定严于其的地方排放标准，并报省级政府备案。

第三:关于处罚力度，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经济体制下，立即停产、停止排污行为的可行性不是很大，企业一旦停产，就很容易造成工人无事可做、资金断裂等一系列致使企业濒临破产的情况。反而应该让罚款责任与限期治理并存，或者加入一些诸如刑事诉讼法中的保证金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对企业起到威慑作用。但是毫无疑问，对于一些大型企业，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的1万至10万的罚款或者是5万以下的罚款，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只是凤毛麟角，可结合企业的年利润，或投入该项目成本的百分比来进行罚款或者交保证金，并规定一定期限让其限制治理，若实在行不通，再进行停产治理等处罚情况。

大气污染如何防治篇8

李和平：1月17日―18日，环境保护部组织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联合研究顾问组5名院士和总体专家组25名专家等人士召开大气污染成因与控制及趋势分析学术研讨会。专家们就大气污染的成因和特征提出：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大气污染问题，是以细颗粒物（PM2.5）和臭氧为代表的大气复合污染问题，大气中多种污染物都以很高的浓度水平存在，这一特征与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大气污染显著不同，尤其是PM2.5来源复杂。

结合我省大气污染防治专家组的研判分析，本地污染物排放累积，加上不利气象条件诱导，再加之有区域性污染传输，三方面不利累加共同导致了重污染天气的出现。气象条件的不利虽然与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本地污染物的排放量大是造成重污染的主要原因。随着近几年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燃煤、机动车、工业等排放的污染物也在持续增加，气象条件略微有所不利，就容易造成空气重污染。从这几次红色预警期间各项数据的分析情况来看，我省大气重污染除了30%～40%来源于外省的区域性传输外，60%～70%均是由本地排放累积造成的。那么造成这么重的雾霾天气的污染物来源都有哪些呢？以郑州市为例，通过PM2.5在线源解析结果表明，导致郑州市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依次是燃煤源、机动车、工业源、扬尘和二次生成。

《决策探索》： 2016年，河南省委、省政府组织全省各级各部门，凝聚全省力量全面打响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我省空气质量出现明显好转，相当长时间内我省蓝天白云常在，老百姓称为“攻坚蓝”，请问2016年我省空气环境质量改善情况如何？攻坚战以来有哪些好的经验做法值得2017年借鉴？

李和平：2016年7月开始，省委、省政府组织全省各级各部门全面打响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通过半年来的奋力攻坚，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环境空气质量有了明显改善，空气环境质量出现了“两降一升”的可喜局面，一举扭转大气质量持续恶化趋势。“两降”即PM10、PM2.5平均浓度双下降，2016年全省PM10平均浓度128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7微克/立方米，降幅5.2%；PM2.5平均浓度73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7微克/立方米，降幅8.8%。“一升”即全年优良天数为196天，同比增加13天，上升3.4%，超额完成部省下达指标。我省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措施、力度和成效，得到了环保部的充分肯定，攻坚战打出了必胜的信心、打出了积极的态势、打出了可期的前景。攻哉降木验做法是：各级各部门空前重视，形成齐抓共管合力攻坚的强大力量；狠抓“六控”措施落地见效，即控尘、控煤、控车、控油、控排、控烧，减排控排成效显著；坚持依法治污、科学治污、综合治理，大气污染防治能力迈上新台阶。可以说，科学治污的措施、督查督导的力度、媒体参与的影响力都堪称空前，为2017年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开展积累了经验。

《决策探索》：我们知道，2017年河南省委、省政府要在持续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基础上，开打水污染防治攻坚战，请问今年攻坚战工作目标是什么？

李和平：省委、省政府决定，2017年持续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全省大气污染治理在完善“1+6+7”大气污染攻坚战系列方案基础上，出台《关于持续打好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继续完善提升方案，加大督查考核力度，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持续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大气污染防治的工作目标是：全省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均浓度达到108微克/立方米以下，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达到74微克/立方米以下，优良天数达到200天以上，郑州市在全国74个重点城市排名退出后十位，安阳、焦作PM10、PM2.5在338个城市排名退出后十位。

省委、省政府制订并了“1+2+9”水污染防治攻坚方案，具体目标是：2017年，四大流域水质Ⅰ至Ⅲ比例总体达到52%以上；地表水劣V类比例降至18%以下；省辖市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为96%；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及总干渠水质稳定达到Ⅱ类；贾鲁河、清河、惠济河、卫河、共产主义渠、包河等河流环境流量改善机制初步建立；省辖市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省直管县（市）、县级市基本完成黑臭水体的截污纳管工作，县城全部完成黑臭水体的垃圾清理工作。

《决策探索》：听了您的介绍，我们感到这些目标的完成还是很有压力的，河南省将采取哪些措施进一步营造碧水蓝天？

李和平：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主要措施有：一是切实保持重点治理成效，持之以恒抓巩固。要把工业、油品、机动车、秸秆等方面行之有效的防治措施，以更加严格的要求、更加精细的管理、更加严厉的惩处机制巩固好，确保措施不松劲、污染不反弹、效果不降低。二是围绕重点领域深化治理，强化措施抓提升。要将扬尘污染治理、减少供暖燃煤使用、清除重污染违法违规企业作为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有力抓手，定项目、定时限、定责任，确保按时限发挥项目减排效益，进一步降低污染物排放总量。三是聚焦重点地区突出问题，攻坚克难抓短板。要将郑州以及豫北的新乡、焦作、安阳、鹤壁和濮阳市作为提升我省治污能力的重点区域，抓好重点区域应急应对，尽一切可能为空气质量改善创造有利条件。

水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主要措施有：一是落实重点任务，保障切身利益。要保障人民群众饮水安全，提高环境风险防范能力。要保障一渠清水北送，建立丹江口水库汇水区水污染联防联控制度，做好南水北调中线水质保护工作。要保障生态流量，针对上游无天然径流、境内流程短、自净能力差的贾鲁河、惠济河、卫河、汤河、黑河等21条河流，实施生态补水工程，推动河流水质持续改善。二是治理重点领域，削减污染负荷。要治理生活污水，加快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对现有污水处理厂进行提标改造。要进一步降低工业污染负荷，所有工业企业外排废水要全因子达到国家和省确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对污水处理设施不能满足达标要求的，一律实施停产改造。要减少畜禽养殖污染，全面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优化调整工作。三是整治黑臭水体，改善人居环境。要全面排查黑臭水体，摸清底数、编制清单、绘制分布图、制定治理方案，公布黑臭水体名称、责任人和达标期限。要制定方案，专项治理。各地要在排查基础上，逐条制定黑臭水体整治方案，确保12月底前全部消除省辖市黑臭水体。四是紧盯重点时段，确保环境安全。要紧盯汛期水环境风险，加强闸坝调度，科学调控闸前蓄水量和下泄流量，闸前河水集中下泄。要紧盯枯水期污染物入河量，进一步加大对污水处理厂、涉水工业企业的环境监管力度，督促落实限产限排措施，严罚超标排污行为。要紧盯上下游联防联控。在汛期和枯水期前后，上下游要定期互通跨界河流水质、水文和闸坝调度情况，加强与下游省份城市和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的沟通协调，防止出现跨省界污染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