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保障措施范文
时间：2023-10-22 06:41:35
会议保障措施篇1
在
成协议，则受影响的wto成员有权在防止或补救此种市场扰乱所必需的限度内，对此类产品撤销减让或限制进口。16)
同样，如一wto成员认为按过渡性保障措施的规定采取的行动造成或威胁造成进入其市场的重大贸易转移，则该成员可请求与
从某种程度上说，《保障措施协定》正是为了规范gatt1994第十九条的适用并消除wto成员之间的“灰色区域”安排而制定的。《保障措施协定》第十一条是专门规范“灰色区”行为的条款，该条第一款（b）项规定：成员不得在出口或进口方面寻求、采取或维持任何自愿出口限制、有序销售安排或任何其他类似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单个成员采取的措施以及根据两个或两个以上成员达成的协议、安排和谅解所采取的措施。
而按《入世议定书》的规定，如果
其增长的数量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韩国国内市场造成或威胁造成市场扰乱或另外一个wto成员以市场扰乱为由采取的救济或防止措施造成进入韩国市场的重大贸易转移的，对生产该产品的国内产业具有利害关系者或主管该国内产业的相关中央行政机关长官可向贸易委员会申请进行特别保障措施调查。33)
（二）调查申请资料
申请进行对
议或采取的特别保障措施、临时特别保障措施，造成该产品进入到韩国市场的数量增长。58)
在确定是否造成贸易转移时，贸易委员会应对贸易转移规模是否重大、另外一个wto成员采取的措施等是否造成或威胁造成贸易转移进行调查。59) 在对另外一个wto成员采取的措施等是否造成或威胁造成贸易转移进行调查时，贸易委员会应审查该进口产品在韩国国内的市场占有率是否实际或或迫近增长，
三、采取特别保障措施
（一）采取特别保障措施的建议
贸易委员会经调查裁决该产品符合发动特别保障措施条件的，可自该裁决作出之日起一个月内在防止或救济因该产品进口而导致的国内产业或国内市场损害所需限度内决定特别保障措施及期限向相关中央行政机关长官建议采取措施。贸易委员会建议采取的措施包括关税率调整、进口产品数量限制、其他为救济国内产业损害或促进结构调整所必要的措施。61)
贸易委员会应将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调查终止、采取特别保障措施和临时特别保障措施的建议、延长特别保障措施的建议内容登在官报并通知申请人及利害关系人。62)
（二）临时特别保障措施
调查申请人向贸易委员会提出采取临时特别保障措施的，贸易委员会在听取主管该产业的相关中央行政机关长官、该产业相关事业者集团等的意见后，应自申请日起一个月内决定是否提出采取临时特别保障措施的建议。如果调查内容复杂，贸易委员会可在一个月内延长期限。
提出采取临时特别保障措施建议的申请人应将记载有因该产品的进口增长而造成的国内产业损害严重程度，申请的临时特别保障措施内容、程度、期间，其他采取临时特别保障措施所需事项的申请书和相关证明材料提交贸易委员会。63)
在对是否造成市场扰乱进行的调查过程中，贸易委员会认为如不采取紧急保障措施，被调查产业将会造成难以补救损害的重大情况下，可根据进口产品已经造成或威胁造成市场扰乱的初步认定向相关中央行政机关长官建议在不得超过200天的期间内采取临时特别保障措施。64)
中央行政机关长官在接到贸易委员会提出的采取临时特别保障措施建议后，应在一个月内决定是否采取临时特别保障措施并通报贸易委员会。该措施要限定在为救济或防止损害所需范围内。但，如果对象产业属于农、林、水产业，因季节性、易腐烂等原因，需要采取紧急措施时，应自收到建议之日起十五天内决定是否采取临时特别保障措施。为采取临时特别保障措施需要同其他相关中央行政机关、相关机构或团体进行协商等程序的，该期间不包括在内。还有，就采取临时特别保障措施同
据、范围、期限等登在官报。82)
（五）特别保障措施的延长
在为防止或救济市场扰乱有必要时，特别保障措施的适用期限可以延长。83) 申请延长对
3）相关内容规定在第七十六条（对特定国家产品特别进口数量限制措施的施行等）。
4）相关内容规定在第六十七条之二（特定国家产品紧急关税的征收）。
5）相关内容规定在第八十九条之二（特定国家产品紧急关税的征收等）。
6）相关内容规定在第二十二条之二（对wto特定成员的特别保障措施）。
7）相关内容规定在第二十二条之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保障措施等）。
8）根据韩国宪法，韩国的法令等级依次为宪法、法律、总统令、总理令、部令。此外，依据宪法缔结的条约和一般被承认的国际法规具有同国内法相同的法律效力。韩国宪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四十条、第七十五条、第九十五条。
9）入世议定书16.9条。
10）入世议定书16.1条。
11）入世议定书16.8条。
12）入世议定书16.4条，
业损害救济的法律第二十二条之二第五款，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行令第二十二条之二第十七款，关于对
79）关税法第六十七条之二第三款。
80）对外贸易法第二十八条第七款。
81）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二十四条。
82）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九条第四款，第二十五条第四款。
83）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84）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第二十二条之二第四款，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行令第二十二条之二第十六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七条。
85）关税法第六十七条之二第一款，对外贸易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第二十二条之二第五款，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行令第二十二条之二第十七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86）关税法施行令第八十九条之二第三款。
87）对外贸易法第二十八条第七款。
88）关税法第六十七条之二第七款，对外贸易法第二十八条第五款，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第二十二条之二第十八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五款。
89）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第二十二条之二第十九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五款，第二十五条第五款。
90）关税法第六十七条之二第八款。
91）关税法施行令第八十九条之二第三款。
92）对外贸易法第二十八条第七款。
93）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五款。
会议保障措施篇2
2002年3月5日，美国总统布什决定根据美国201保障条款，对进口钢铁实行最终救济方案。根据该方案，美国将对板坯、板材、长板等进口的主要钢铁品种实施为期3年的关税配额或高达8%-30%不等的关税，这一措施涉及日本、欧盟、韩国、中国、俄罗斯、乌克兰、巴西等钢铁产品对美出口的国家和地区。这一决定做出后，立即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对，目前已经有中国、欧盟、日本、韩国、瑞士、挪威六方就美国“201保障措施”在日内瓦提出与美磋商，这一争端很可能成为涉及成员国最多、涉及金额最大的贸易争端。而且美国的这一逆行很可能会引起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美国采取保障措施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为了为其日益没落的钢铁产业赢得结构调整的时间，但是WTO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组织，一切争端必须经过争端解决小组做出裁决才能确定其是否违法，受美国保障措施影响的国家担负首要的举证责任，美国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研究一下WTO保障措施的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可以更好地认清美国201保障条款的违法性。
一、WTO保障措施立法介评保障措施是指：成员方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减少和免除其在WTO项下的义务，而不必承担责任。
在GATT1994中，具保障作用的条文主要有：第12条为保障国际收支平衡而实施的数量限制；第6条关于反补贴和反倾销措施；第20条一般例外；第21条安全例外等。而其中的核心条款是第19条“对特定产品的进口的紧急措施”。就其性质而言，保障措施在WTO体制内主要发挥“安全阀”的作用，关贸总协定第三任秘书长OliverLong曾有过经典的解释：“保障措施代表了两种相反目标之间的联系，一个目标是各国政府对放松贸易限制的尊重；另一个目标是给与各国政府一定的机动余地，以使他们能够在经济形势紧迫时通过实行限制性措施保护国内市场。”
保障措施在WTO体制中主要具有以下功能：
(一)保障措施协调了贸易自由化和各成员方维护经济的关系推进贸易自由化是WTO的宗旨之一，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由于承担关税减让和取消贸易壁垒的义务，成员方境内的某些产业部门短期内可能面临剧烈的市场竞争而陷入困境。保障措施使成员方能够在非常情况下采取措施保护其正当利益，使之在必要时可以适度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从而在促进贸易自由化和维护国家经济之间取得了平衡。
(二)保障措施有利于维护WTO规则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任何法律体系如果不做出一些特殊情况下的灵活安排，就无法调整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WTO作为一个经济联合国，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如果缺乏灵活的利益平衡机制，成员方在做出开放市场的承诺时就会顾虑重重。保障措施在谋求缔约方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的同时，亦给成员方适度背离义务以宽容。从而在成员方权利义务之间达到平衡。这也是美国实用主义精神的一种体现。
(三)保障措施为缔约方提供了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在缔约方整体利益受惠于自由贸易政策时，难免会有特定利益集团遭受进口产品的严重损害，如果缔约方不能使该特定集团获得一定补偿，其国内参与自由贸易的动力就会受挫，政策的实行也难以奏效。GATT1994第19条保障条款自产生以来，受到各成员方的广泛关注，初步起了“减压阀”的作用，但由于该规定较为模糊，实施条件不够严格，保障措施经常被用作贸易保护的一种工具。为了有效地发挥保障条款的作用，重建对保障机制的多边控制，并消除规避此类控制的措施，在乌拉圭回合中各缔约方达成了《保障措施协议》。《保障措施协议》进一步明确了采取保障措施的条件，保障措施的形式及实施保障措施应遵循的步骤。并明确禁止了“灰色区措施”。
二、WTO保障措施的司法实践
设立保障措施条款的初衷是为了在紧急情况下给与成员国一定的时间，使其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得以在更为安全的情况下重新承担协定的义务。也就是说保障措施只能作为紧急情况下的例外措施，而不能成为贸易保护的经常手段。从1995年到2000年全球提起的保障措施案件数量如下：1995年2件；1996年5件；1997年3件；1998年10件；1999年15件；2000年26件。保障措施案件在近年来迅速增长。频繁而无限制地滥用保障措施必然会严重削弱WTO制度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值得庆幸的是，在WTO司法实践中，专家组和上诉局在判案中采用了严格使用的立场，逐渐发展和完善了保障措施的适用条件，下面结合WTO中典型的保障措施案件，对其法律适用作一探讨。
(一)GATT1994第19条与《保障措施协议》的关系《保障措施协议》发展和完善了GATT1994中的保障条款，但是二者存在规定不符的地方，尤其是GATT1994第19条要求“进口产品的增加因意外情况的发展，且因一缔约方承担本协定下的义务(包括关税减让义务)而产生的影响”，而在《保障措施协议》中却没有这个实质要件。那么在WTO协议生效以后，是否只要符合《保障措施协议》的规定，就不违反GATT1994第19条的规定呢?在“韩国奶制品案”和“阿根廷鞋产品案”中专家组均碰到这一问题，上诉局经过仔细分析均否定了这一结论。首先，依照国际条约解释规则，对法律条文不应孤立地理解，而应联系前后各章节及相关协定，以探求规范之真实意义，维护法律体系及概念用语的统一性。《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简称WT0协定)第2条第2款规定：附件l，2，3所列协定及相关法律文件(下称多边贸易协定)为本协定之组成部分，对所有成员方具有约束力。而GATT1994与《保障措施协议》都是规定在附件1A中的货物多边贸易协定，是WTO协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二者的规定应采取统一解释的原则。其次，根据有效解释原则，条约中的每一条款都具有法律意义，不允许条约的解释者通过解释条约减损任何条款的效力。因而GATT1994第19条中因意外情况的发展和缔约方在本协议项下负担包括关税减让在内的义务的影响，必须就有法律效力。如果起草者想删除这个要件，他们应该在《保障措施协议》中作出明确的规定。基于以上分析，上诉局得出结论：在WTO协定生效之后采取的保障措施，必须同时符合GATT1994第19条及《保障措施协议》的要件，从而否定了专家组的观点。
(二)实施保障措施的实质要件根据《保障措施协议》第2条第1款的规定，如一成员方要使用保障措施，必须满足以下条件：(1)进口的增加；(2)对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的威胁；(3)进口的增加与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或严重损害的威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1.进口的增加《保障措施协议》第2条第1款规定，如果“进口至其领土的该产品的数量与国内生产相比绝对或相对增加”，成员方可对该产品实施保障措施。《保障措施协议》第4条第2款第1项规定在评估损害时，主管机关应考虑“产品按绝对值和相对值计算的进口增加的比率和数量”。对数量增长而言，单纯的数量增加能否充分满足这一条件?在阿根廷鞋类产品案中，上诉局采用上下文解释的方法，尤其是《保障措施协议》第4条及GATT1994第19条的规定，认为数量增长不是单纯的数字比较，进口产品数量的增加必须是最近发生的。而且是意外地、急速地增加，以至于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的威胁。这不仅是量上的要求，而且是质上的要求。因而阿根廷仅仅比较过去五年进口数量并不能充分满足这一要求。2.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的威胁如果一成员方准备实施保障措施，还必须进一步证明进口的增加对本国产业造成损害或损害的威胁。根据《保障措施协议》第4条第2款第1项，所谓严重损害即“一国产业状况的重大全面的减损”。对是否存在损害事实，主管机关应评估影响该产业状况的所有有关的客观和可量化的因素，特别是有关产品按绝对值和相对值计算的进口增加的比率和数量，增加的进口所占的国内市场份额，以及销售水平，产量，生产率，设备利用率和亏损就业的变化。在评估损害时，是否必须考虑所有《保障措施协议》第4条第2款第2项规定的所有因素一直存在争议。在“阿根廷鞋类产品案”中，上诉机构肯定了专家组的裁决，判定以上八项因素必须全部予以考虑。阿根廷因为未评估生产率和设备利用率而被判定违反了《保障措施协议》。在美国麦麸案中，专家组判定有关当局除了评估以上8项因素以外，还应该考虑利益当事人所明确提出的其他因素。
但是，上诉局否定了专家组的判决，认为有关当局只须评估利益当事人在调查过程中所确实提出的因素。根据《保障措施协议》第4条第2款第3项的规定，所谓“国内产业”指一成员领土内进行经营的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全体生产者，或指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总产量占这些产品全部国内产量主要部分的生产者。在美国羊肉案中，专家组判决美国违反了《保障措施协议》第4条第2款第3项的规定。理由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该案中错误地将羊的供应商划入羊肉生产者的范围。根据《保障措施协议》第4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所谓“严重损害”指明显迫近的严重损害。对存在严重损害威胁的确定应根据事实，而非仅凭指控、推测或极小的可能性。因此，在调查增加的进口是否构成严重损害时，有关当局必须证明严重损害的“迫近性”，即该预期的严重损害在近期内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大。3.因果关系《保障措施协议》第4条第2款第2项进一步要求调查机关必须根据客观证据证明，有关产品增加的进口与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美国麦麸案”中，专家组认为进口的增长必须自动地，单独地造成损害，而且根据《保障措施协议》第4条第2款第2项的规定：当在同一时期国内产业所受损害系由进口增长外其他因素导致时，此类损害不得归咎于进口增长。所以由其他因素所导致的损害必须从总体损害中剔除。上诉局经过仔细分析，了这一观点。
上诉局首先从文义解释出发，分析了因果关系的通常含义。因果关系表明了两个因素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即前一因素产生、导致了后一因素。在保障措施中，它是指进口的增长产生导致了严重损害。《保障措施协议》第4条第2款第2项并未要求进口的增长是导致损害的惟一原因，也没有规定因其他因素所导致的损害必须从总体损害中排除。因此，根据《保障措施协议》第4条第2款第2项的规定：如果损害完全是由其他因素造成的，那么应该将这部分损害从总体损害中剔除；如果损害是由进口数量增长与其他因素共同造成的，那么就需要进行评估。如果评估的结果是进口的数量增长与严重损害具有主导性、实质性联系，便不应该将损害从总体损害中剔除。
(三)保障措施在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的适用GATT1994第24条关于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之间实现贸易自由化的义务，能否成为选择性适用保障条款的正当理由，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在“土耳其限制纺织品及服装进口案”中，上诉局曾经解释说：在某些条件下，GATT第24条可以证明一些背离关贸总协定项下义务的措施是合法的。但这必须在关税同盟形成过程中采取的措施，并且贸易限制措施须严格符合GATT1994第24条8(a)和5(a)中规定的条件：即采取的限制措施在总体上不得高于或严于在形成此种同盟或通过此种临时协定之前，各成员领土实施的关税和贸易法规的总体影响范围。并且这种贸易限制措施是必要的，既否则的话将会影响关税同盟的形成。因而GATT第24条并不能成为选择性适用保障措施的理由。《保障措施协议》第2条第2款规定：对某一进口产品实施保障措施必须不问其来源。根据统一解释原则，如果在调查确认损害或损害威胁时以所有来源的产品为依据，那么采取保障措施时也应不分来源。在美国麦麸案中，欧盟诉称美国排除对加拿大适用保障措施具有选择性，直接违背了《保障措施协议》。美国辩称：他在对所有来源的麦麸进行调查并确认损害后，又单独对从加拿大的进口进行了调查并确认：虽然从加拿大进口的麦麸数量占很大的比重，但其对国内产业的损害及损害的威胁并不重要。然而美国并没有对这一结论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上诉局判决美国违反了《保障措施协议》第2条第1款和第4条第2款的规定。
三、美国实施201条款的违法性
美国201条款是指美国1947年贸易法第201～204节，现收入美国法典第2251～2254节，这4节总题目是“受进口损害的产业的积极调整”。该条款授权总统在来自其他国家的进口产品数量激增以致给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的威胁时，采取适当的救济措施以防止或补救损害并便利国内产业进行必要的调整。美国一直强调这次保障措施的发动是符合世贸规则的。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一下，美国此次实施保障措施是缺乏法律基础，是与WTO规则背道而驰的。
(一)进口的增加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裁定进口钢铁产品对本国钢铁产业是否构成损害时，选取了1996年到2000年的进口数据作为裁决依据。美国选取的这五年的时间段作为判断进口增长的基础的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在阿根廷鞋类案中，阿根廷也选用了五年的时间段作为判断的基础，但是上诉局认为，仅有进口增长的事实是不够的，进口增长还必须造成损害或损害的威胁。同时上诉局修正了专家组的观点，进一步指出：“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进口增加造成损害或造成损害的威胁，在时间上必须是最近的，突然的；在程度上必须是剧烈的，严重的。”事实上，美国保障措施所涵盖的大多数产品的进口自1998年起就已下降。国际贸易委员会在做出调查时，有意忽略了2000年以后的进口数据。而从2000年到2001年上半年进口货物运输的数据表明，在这半年中美国的进口钢材数量是下降的。
(二)国内产业根据美国法典第2252节(c)(6)规定：“国内产业是指一产品的相同或直接竞争产品的生产商全体，或其相同或直接竞争产品的集体产量构成该产品全部国内产量的主要部分的生产商。”关于相同产品和直接竞争产品，根据学者解释，“相同产品”是指内在特征实质一致的产品；“直接竞争产品”是指内在特征虽不一致、但在商业目的上实质等同的产品，即用于同一用途并基本上能够互换的产品。但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作出损害调查时，并没有对“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进行准确界定，而是将各种钢铁产品放在一起进行调查并做出损害的裁决。例如钢材产品中的热轧钢与冷轧钢、钢板等下游产品在性能、结构、用途上都不相同，而且在近几年进口增减趋势完全不同。过去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调查实践中，是将二者分别调查的，但是这次实施调查时国际贸易委员会却不顾自己的以往先例，采取了一种走捷径的方法，将34种钢铁产品统一调查，最后做出了国内热轧钢的生产者受到进口增长的损害，这一结论是不符合逻辑的。
(三)因果关系美国法典第2251节(a)要求增加的进口应构成国内产业损害或损害威胁的实质原因。根据第2252节(b)(1)(B)，“实质原因”是指重要并且不亚于其他任何原因的一个原因。据此，增加的进口不必是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的惟一原因，但是在重要性上相等或大于其他原因。实际上，美国钢铁危机的罪魁祸首是其本国的钢铁工业本身而不是进口的增长。在近四年来，美国已经有29家钢铁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其中自2000年总统竞选以来已有21家进入破产程序。过去几年来，慷慨的健康和养老福利，以及大量的失业相结合，给联营的钢铁工业带来较高的额外成本。同时由于各种形式的市场扭曲，美国及国外的钢铁市场持续存在着生产能力过剩。生产能力过剩存在于商业低迷时期，但是钢铁工业持续的生产能力过剩不仅仅是周期现象，它反映了大多数政府利用各种支持和补贴形式来延缓高成本钢铁厂倒闭的倾向。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是比较优势在起作用。布什总统发起201条款的战略动机，一方面是政治需要，即继续为其反恐战争寻求国际支持，增加钢铁业对其支持率，增加自己从国会赢得贸易谈判权的机会；另一方面，向国外转嫁钢铁业危机，为国内钢铁业的大重组赢得宝贵的时间。
(四)选择性适用保障措施《保障措施协议》第2条第2款规定保障措施应该针对一正在进口的产品实施，而不考虑其来源。在美国麦麸案件中，上诉机构和专家组持相同的意见，认为美国违反了《保障措施协议》第2条第1款和第4条第2款的规定。理由如下：美国认为其国内麦麸产业受到的损害归因于进口的增加，并且这些增加的进口源于各个国家。但是在后来实施保障措施时，美国却以加拿大是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为由，对来自加拿大的麦麸免于保障措施。这有悖于《保障措施协议》的规定。而此次美国将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国加拿大、墨西哥排除在保障措施之外时，仍然未对从加、墨两国进口产品进行评估。在2002年1月11日，美国贸易代表佐立克致信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要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根据203条款，补充提供有关实施钢铁保障措施救济措施的有关信息。其中第三条是“201保障措施的豁免”，要求总统应对从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产品是否在总的进口产品中占相当的份额，以及是否在构成实质性损害中起重要作用做出决定。如果总统决定须将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排除在外的话，国际贸易委员会应提供除加拿大和墨西哥外来自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产品是否对美国国内相关产业构成严重损害和严重损害威胁的实质性原因。四、结束语通过以上分析，美国采取钢铁保障措施是缺乏法律基础，违反WTO规则的。但是其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主要是为了给日益没落的钢铁产业一定的喘息的机会，同时间杂着复杂的政治原因。美国的这一行动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首先，这预示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暗流涌动。由于美国201条款存在着灰色区域所以它如何运用实际上就成了美国保护主义的一个晴雨表。
美国尽管是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但是在关键时刻却置世贸规则和国际法于不顾，运用单边手段来保护本国利益。美国这一恶劣行径，很可能引发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潮流。同时对于大家寄予厚望的多哈回合新一轮贸易谈判，也蒙上了一层阴影。其次，世贸规则臻待完善。美国采取201条款在很多方面是违反WTO规则的，这一点连美国自己心里也很清楚，但是等到WTO争端解决机构作出裁决往往需要23年的时间，这一时间内美国钢铁业已经赢得了宝贵的调整机会，即使将来美国被判违反世贸规则，美国这一行动所带来的收益也远远大于其付出的成本。
会议保障措施篇3
北京 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5
基金项目：
教育部社科项目“全球公益与全球治理研究”(08JA810002]
作者简介：
李毅(1970-)，河南光山人，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法、国际经济法。
摘要：由于《中国入世议定书》等文件对于市场扰乱规定过于简略，导致实践中许多国家过于宽泛地解释市场扰乱的认定标准，滥用特保措施。对此，我们一方面应坚持对有关条款严格解释，同时也应重视与对方政府的磋商程序，必要时援引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并且不排除运用报复手段反击滥用特保措施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关键词：特别保障措施；市场扰乱；国内产业；实质性损害；贸易报复
中图分类号：F7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0)05-0062-06 收稿日期：2009-09-29
“特别保障措施”(以下简称“特保措施”)是中国为人世而接受的妥协性条款，在《中国加入WTO议定书》(以下简称《人世议定书》)的第16条中，中国就特别保障措施作了相关承诺。《人世议定书》第16条的规定为“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但国内有关媒体或著述通常称之为“特殊保障措施”或“特保措施”。与反倾销、反补贴等其他贸易救济措施相比，特保措施调查的发起条件更为简易，有关实施特保措施的前提条件――市场扰乱――的规定也存在相当大的模糊空间，任意性程度更高，因此更有可能被WTO其他成员方所滥用。国际贸易实践也印证了这一点，近年来世贸组织其他成员方对中国产品采取特保措施调查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见表1)。
从表1列举的特保措施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美国对中国轮胎特保措施案。该案是迄今为止中国产品所遭遇的涉案金额最大的一起特保措施。尽管中国政府、中国轮胎行业协会和企业在磋商和应诉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是于2009年9月11日决定，自2009年9月26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价值约18亿美元的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特保措施”，即在4％的原有关税基础上加征惩罚性关税。在美国前总统布什执政的八年期间，美国国内产业界先后提起了六起针对中国的特保案，其中四起被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判定成立，但均被布什否决。奥巴马一改前任总统对实施特保措施的慎重态度，迅速批准对中国轮胎实施特殊保障措施的做法，意味着陷入金融危机泥沼的美国更倾向于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这无疑对尚处于经济复苏时期的国际贸易产生非常糟糕的消极影响。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员史剑道也指出，轮胎特保案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预计将有更多的美国利益群体要求奥巴马政府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特别关税，从而使中美之间爆发贸易摩擦的危险性陡然增加(中国汽车信息工业网，2009)。
一、市场扰乱――《中国人世议定书》规定的对中国特定产品实施特保措施的主要前提条件
在美国等WTO其他成员方的坚持下，中国在人世谈判时签订的《人世议定书》的第16条，就特保措施作了相关规定。《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书》(以下简称《工作组报告书》)的第245至第250段对《议定书》中的第16条作了更为详细的补充。《人世议定书》第16条第1款、第2款、第3款及第8款具体规定了WTO成员方可以对中国采取特别保障措施的三种情形――造成“市场扰乱”、“市场扰乱的威胁”或“重大贸易转移”：
根据议定书第1款至第3款规定，前两种情形是指，如果原产于中国的产品在进口至任何WTO成员领土时，其增长的数量或所依据的条件对该WTO成员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生产者造成或威胁造成“市场扰乱”或“市场扰乱的威胁”，则受此影响的WTO成员可请求与中国进行磋商，要求中国采取行动以防止或补救此种市场扰乱，如60天内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则受影响的WTO成员有权对此类中国产品撤销减让或限制进口。第三种情形则是指，如果WTO某一成员方认为另一成员方基于“市场扰乱”或“市场扰乱的威胁”所采取的限制中国产品的行动(包括中国自己同意进行的主动自我限制行动)造成或威胁造成中国产品进入自己市场的“重大贸易转移”，则该成员也可请求与中国和／或有关WTO成员进行磋商。如此类磋商未能达成协议，则该成员有权在防止或补救此类贸易转移所必需的限度内，针对该产品撤销减让或限制自中国的进口。显然，“重大贸易转移”只是基于“市场扰乱”而可能引起的连锁反应。
从上述的前提条件来看，市场扰乱的认定标准是判断是否可以实施特保措施关键。关于“市场扰乱”的认定，《人世议定书》第16条第4款规定：“市场扰乱应在下列情况下存在：一项产品的进口快速增长，无论是绝对增长还是相对增长，从而构成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material injury)或实质损害威胁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认定是否存在市场扰乱时，受影响的WTO成员应考虑客观因素，包括进口量、进口产品对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价格的影响以及此类进口产品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的影响。”
二、市场扰乱的具体认定标准
《人世议定书》在本质上属于中国参加的人世条约的一部分，上述该议定书第16条所规定特保措施中的一些涉及界定市场扰乱的关键概念，如“进口快速增长”、“实质损害”等，由于缺乏明确性，隐藏着许多模糊空间，从而导致其有很大的被滥用的可能。
(一)如何界定市场扰乱的认定标准中的“进口快速增长”
根据《人世议定书》的前述规定，认定中国产品构成市场扰乱，必须首先确认来自中国的产品“进口快速增长”，但该规定仅仅提出快速增长包括“绝对增长”和“相对增长”，对于如何判断快速增长却语焉不详。实践中，wTO各成员在这一问题上往往都有其各自特点的判断标准，而且其弹性空间往往也较大。如美国在确定进口产品是否正在快速增长时，其国际贸易委员会通常考察最近3年的进口趋势(刘婷，2008)。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曾判称，快速增长应该是“近期发生的或持续发生的，而不是在遥远的过去发生的”，在2002年的“中国椅座轴承传动器特保措施案”中，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经过调查认定，来自中国的轴承制动器的进口增加是迅速的，而且该增加在调查期间结束时增长最大和最剧烈，从而断定满足了“进口快速增长”的条件(陈卫东，2005)。但在另一些场合，美国同际贸易委员会又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如在“中国刹车鼓和刹车盘特保措施案”中，虽然中国的涉案产品自2001年底美国特保立法生效以来增加趋势明显减缓，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却认为，即使进口增加集中于调查期间前期，而在调查期间后期进口幅度减缓的情况下，也仍然可以认定“进口增加”(王晓琳，2006)。再以2009年美国对我
国“轮胎特保措施案”为例，我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回答美国记者有关美国轮胎特保案违背哪些条款的问题时指出：“据统计，2008年中国对美轮胎出口的增长只有2％左右，2009年上半年，甚至出现超过15％的负增长，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对于市场扰乱的判断足无法成立的。在交涉过程中，美国方面一直没有对问题提出反馈，即到底对美国市场有没有造成扰乱”(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9)。
另一方面，对于“进口快速增长”进行判断时，究竟是以“来自各国的产品进口总量快速增长”为范围，还是以“仅仅来自中国的产品进口快速增长”为范围，也存在不同看法。即如果来自中国的产品快速增长只是取代其他成员方的进口份额，进口国进口的该产品总量没有快速增长，是否应认定“进口快速增长”?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中国蘑菇罐头特保措施案”中认为，根据美国贸易法有关特保措施规定的第406条，其应当着重考虑从社会主义国家进口的货物是否引发市场扰乱，即美国政府以“仅来自中国的产品进口快速增长”为范围进行判断。有学者指出，如果我国产品仅仅是取代了其他国家的进口产品，进口总量并没有快速增长，则我们应以“我国产品的进口并不是造成美国国内产业损害的原因这个角度来进行抗辩”(黄文俊，2004)。
(二)如何界定市场扰乱的认定标准中的“国内产业”
在造成损害的对象问题上，《人世议定书》第16条第4款规定，进口快速增长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但对于何谓“国内产业”，《入世议定书》并未规定。从条约解释的角度来看，应该可以参考《保障措施协议》对于“国内产业”的界定。《保障措施协议》第4条第1款(C)规定：“在确定损害或其威胁时，国内产业应理解为是指某一成员领域内作为一个整体生产同类产品或者直接竞争产品的生产商，或者这些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集体产量构成这些产品的国内总生产的主要部分。”
实践中关于“国内产业”的认定，主要存在这样的几个问题，首先，由于特保措施调查往往是由调查国国内有关产品的一部分生产商而非全体生产商事先提出申请，因此，在调查时确认哪些企业或多少企业能够代表“国内产业”就十分重要。根据前述《保障措施协议》，“国内产业”是指“某一成员领域内作为一个整体生产同类产品或者直接竞争产品的生产商”或者“这些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集体产量构成这些产品的国内总生产的主要部分”的生产商。在2002年的“中国椅座轴承传动器特保措施案”中，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包括委员会主席在内的两位委员并不同意将调查申请方美国Motion Systems公司判定为美国唯一的轴承传动器的生产商的观点，原因是“这种观点使得委员会只需认定中国产品的进口是否对公司构成损害即可，显然这比要对数家生产商构成的产业群体的损害认定要容易得多。委员会仅根据一家企业的申请，即认定中国进口产品对美国相关产业构成损害的做法令人产生怀疑”(刘新字，2003)。
其次，如果世贸组织某一成员方的国内提出特保措施调查申请的生产商中有些也是涉案产品的国内进口商，则调查时是否应当将该生产商排除在所调查的“国内产业”的范围之外?《人世议定书》对此未作规定。在美国对中国产品进行特保措施调查的“钢丝衣架案”中，有几个美国国内生产商同时也是中国钢丝衣架的进口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认为，不能因为某一国内生产商同时也有进口业务就认定其可以免受进口竞争的影响，因此委员会拒绝将从事进口的国内生产商排除出“国内产业”的范同。显然，对于这一问题，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对于同时进口涉案产品的国内生产商，应对其“国内生产”和“进口”进行区别，仅将其国内生产部分计入提出调查申请的国内生产商的总产量的范围，以确定申请者的总产量是_否达到足以代表“国内产业”的标准(陈卫东，2004)。第三是如何把握“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范同，《中国人世议定书》乃至于《GATTl994》及《保障措施协议》都没有对此作出规定，但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处理的美国羊肉保障措施案中，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的意见颇具指导意义。在该案中，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国内羊肉的生产商、活羊饲养者及羊肉包装者均视为该案的“国内产业”，世贸组织争端解决专家小组否定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前述意见，认为不应将生产初级或中间产品的生产商视为制造制成品的生产商(黄文俊，2004)。
(三)如何界定市场扰乱的认定标准中的“实质性损害”
与《中国人世议定书》不同的是，《保障措施协议》以“严重损害”(serious injury)为实施一般保障措施的前提条件，该协议第4条规定，“严重损害”应理解为指对一国国内产业状况的重大全面损害；“严重损害威胁”应理解为符合保障措施实施条件的明显迫近的严重损害。而《中国人世议定书》第16条第4款规定，对中国产品实施特保措施的前提条件是一项产品的进口的快速增长“构成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周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material injury)或实质损害威胁”。
“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的概念在表述上与《关于执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定》(即《反倾销协定》)中所使用的“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相同。通常认为，《反倾销协定》的“实质损害”的概念所要求的损害程度比《保障措施协定》中“严重损害”的概念所要求的损害程度更低。因此，如果认为《人世议定书》第16条中的“实质损害”与《反倾销协定》中的“实质损害”在概念的内涵上也相同，则特保措施所要求的损害程度也应当比一般保障措施所要求的损害程度更低。有学者在论及该问题时更进一步指出，《中国人世议定书》中的“实质损害”与《反倾销协议》中的“实质损害”是一致的，其强调的是损害的真实性，而不是损害的严重程度(莫世健，2005)，可见，与一般保障措施的损害判定标准――“严重损害”相比，特保措施的门槛更低且具有相当的模糊性。
美国相关立法及其解释事实上即坚持“实质损害”所要求的损害程度低于“严重损害”的立场，其《1930年关税法》第七部分将“实质损害”定义为“并非无足轻重的、非实质的或非不重要的损害”(harm which is not inconsequential，immaterial，orunlmportanl)，而美国当局在解释《1974年贸易法》关于特保措施规定的第406条、第421条中的“实质性损害”时认为，“实质损害”的检验标准要比其第20I条款中的“严重损害”检验标准更容易达到，即“实质损害”意在表示比“严重损害”程度低的损害(黄文俊，2004)。如在2002年的“中国椅座轴承传动器特保措施案”中，美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指出，虽然美国规范特保措施的《1974年贸易
法》第406条也没有明确定义“实质损害”这一概念，但该节的立法历史中将“实质损害”同《美国贸易法》第20l节中的“严重损害”进行了比较，认为“实质损害”是较第201节中的“严重损害”更容易达到的一种情况(陈卫东，2004)。
欧盟T2003年3月8日公布了有关特保措施的欧盟理事会第427／2003号法规，其中的“市场扰乱”在定义中采用的也是“实质损害”(materialinjury)，与欧盟在确定反倾销时要求进口造成国内产业“实质损害”(malerial iniury)的措辞一致，这似乎说明欧盟也认为特保措施中的“实质损害”比欧盟《保障措施法》中的“严重损害”门槛更低，更容易确定(万怡挺，2003)。
(四)如何界定市场扰乱的认定标准中的“重要原因”
在界定进口数量快速增加与市场扰乱两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的要求方面，《人世议定书》第16条要求进口数量的增长“构成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同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的一个重要原因(a significant cause)”，而如何理解“一个重要原因”，也存在相当的模糊性。《工作组报告书》第246段(c)款对此做了一些补充规定，根据该款，在确定是否存在市场扰乱，包括考虑进口快速增长与损害之间是否存在的因果关系时，有关主管机关应考虑一系列客观因素，包括“(1)属调查对象的产品的进口量；(2)该产品进口对该WTO进口成员市场中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价格的影响；(3)该产品的进口对生产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的影响。”显然，即便有前述说明，调查当局在考虑所列举的因素时，也仍然有相当大的弹性空间。
由于《人世议定书》相关规定的这种模糊性，其他WTO成员基于《人世议定书》第16条进行国内立法时都倾向于将“一个重要原因”设定为一个宽松的因果关系标准。以美国为例，美国在其《1974年贸易法》第421条规定“‘重要原因’是指严重地造成国内产业实质损害的一个原因，但其重要性无需等于或大于其他原因”，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也曾作出解释说，“重要原因”就是一个比“实质原因”更容易到达的标准。不难看出，“其重要性无需等于或大工其他原因”的界定，使得美国当局几乎可以随意地认定中国产品的进口是构成其国内产业损害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应对任意解释“市场扰乱”判断标准的对策
(一)坚持对“市场扰乱”的相关条款严格加以解释，并谋求在新的谈判中修改或澄清有关条款
从条约解释角度看，WTO各项协议是一个整体，在解释某个协议时，乓他相关协议都是可供参照的“上下文”。在美网对巴基斯坦棉纱采取的保障措施案(美国棉纱案)中，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均确认了这一观点(世界贸易组织，2001)。从前述分析可以看出，所谓的“市场扰乱”并非针对出口国行为不当而造成的出口剧增，而是针对国对同贸易的比较优势原则的，因此它悖离了WTO关贸总协定“最惠国待遇原则”、“无歧视原则”和“贸易自由化”等基本原则和宗旨。对于此种悖离关贸总协定的宗旨和基本原则的过渡性安排，在解释和适用上应该从严把握。我们不应忽视对美国、欧盟、印度等频繁对中国产品实施特保措施的世贸组织成员方有关特保措施的国内立法、判例的研究和关注，敦促和要求其对有关“市场扰乱”认定标准的概念的解释应严格界定，防止其滥用。
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世贸组织越来越重要的一员，也可以考虑对于“市场扰乱”表述模糊和不合理的方面，在新的多边贸易谈判中通过修改予以澄清或具体化。
(二)注重积极与对方政府磋商谈判，注重从对方的“公共利益”角度寻求解决问题
事实证明，自世贸组织其他成员方国内企业申请发动对中国产品的特保措施时起，就积极和对方政府磋商谈判或者和其国内产业沟通，是非常必要的，如巴西、南非等国有多起针对中国的特保纠纷，都是在我国政府与对方磋商阶段达成了协议，化解了争端。
在磋商策略方面，可以特别利用《人世议定书》第16条第5款包含的“公共利益”条款来争取主动，第5款规定：“在根据第3款采取行动之前，采取此项行动的WTO成员方应向所有利害关系方提出适度的公告，并给进口商、出口商及其他利害关系方提供充分机会，使他们就所拟采取措施是否合适，是否符合公众利益问题发表意见并提供证据。”即发起调查的世贸组织成员方主管当局应衡量采取特保措施是否符合其国内的包括消费者在内的公众利益。不少世贸组织成员方围内有关特保措施的立法中，也包含了此种“公共利益”条款。例如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就曾经以不符合美国公共利益为由，连续在椅座升降装置案、钢丝衣架案、刹车盘刹车鼓案和非合金环形焊缝钢管特保措施案中四次否决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的对中国产品实施特保措施的建议，“在布什看来，来自第三国的同类进口产品将取代中国产品，且实施救济措施将带给美国消费者巨大损失，并远超过国内钢管制造业因此增加的收入”(俞佳、顾斌，2009)。再以加拿大的户外烤肉架特别保障措施案为例，2005年10月11日，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对原产于中国的户外烤肉架特保措施调查作出终裁，建议加拿大政府对原产于我国的户外烤肉架征收15％的附加税。2006年5月29日，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发表声明指山，对原产于中国的户外烤肉架征收附加税势必增加国内零售商和消费者的开支，而临时性保护关税也无助于提供长期、有效的解决方案，从而以公共利益为由否决了其国际贸易法庭的建议。
(三)援引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程序，必要时实施报复措施
如果世贸组织其他成员方滥用特保措施，且无法通过磋商谈判解决问题，则还可以考虑援引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例如对美国的轮胎特保措施案，我国政府即于2009年9月14日正式就美国限制中国轮胎进口的特殊保障措施启动了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
虽然不是最佳选择，但实施贸易报复措施往往被认为是解决贸易纠纷的最终后盾。根据《中国人世议定书》，中国在世贸组织框架内对特保措施采取报复措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中国人世议定书》第16.6条规定了中国对于WTO其他成员采取特保措施可以作出的报复方式，对WTO其他成员基于相对增长采取的特保措施，中国有权在实施2年后采取报复措施，而对基于绝对增长采取的保障措施，中国有权在实施3年后采取报复措施。换言之，我们原则上不能立即对特保措施实施报复措施(这和一般保障措施的报复有所区别，根据《保障措施协定》，出口国有在保障措施生效后的任何时间采取报复措施)。
会议保障措施篇4
一般来说，保障措施分为两种，一种是一般保障措施，另外一种是特别保障措施。一般保障措施是指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中，当不可预见的发展导致某种产品的进口数量增加，并对生产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时，进口国可以在非歧视原则的基础上对该产品的进口实施的限制措施。特别保障措施是WTO成员利用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针对来自特定成员的进口产品采取的措施，即在WTO体制下，在特定的过渡期内，进口国政府为防止来源于特定成员国的进口产品对本国相关产业造成损害而实施的限制性保障措施。针对中国的特别保障措施主要包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第16条和《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第242、245段到250段中。
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反倾销、反补贴条款不同，实行保障措施的条件不同，且标准更高。近年来，有许多国家使用保障措施，并形成基于保障措施的国际贸易摩擦问题。因而有必要分析保障措施引发的国际贸易摩擦问题，并研究中国应采取的相应对策和策略。
保障措施引发的国际贸易摩擦的基本状态与趋势
据相关研究，在WTO成立以前，由于GATT第19条存在严重缺陷，各国在相互贸易中，会选择一些“灰色区域措施”(如出口自愿限制等)保护本国的利益，因而在GATT时期，GATT的成员国较少使用保障措施。在WTO的《保障措施协议》生效后，一些“灰色区域措施”被禁止，保障措施以及与保障措施相关的国际贸易摩擦案件趋于增加。一些学者认为，保障措施将成为反倾销措施后较为重要的保护工具。
据WTO保障措施委员会的报告，1995年3月29日到2011年上半年，共有40个WTO成员发起保障措施调查，共计215起，共采用106个保障措施。依据中国的统计资料，到2011年上半年，中国共遭受156起保障措施调查。发起保障措施的国家主要是土耳其、俄罗斯、乌克兰、哥伦比亚、菲律宾等国。涉案产品主要为纺织品、化工产品、机电产品、轻工产品、食品土畜产品和五矿产品等。同时，到2011年上半年，中国共遭受33起特别保障措施调查。发起特别保障措施的国家主要是美国、土耳其、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等国，主要产品为机电产品、五矿产品、纺织品和轻工产品等。
对于中国来说，在一段时期内，保障措施引发的国际贸易摩擦问题将会进一步严重。这一判断主要是基于下列一些因素。
其一，就发达国家来看，世界经济危机将导致发达国家更多地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实行保障措施。2007年，美国出现次级债券危机，随后波及整个世界，世界经济出现严重的危机。经济危机对中国和欧美各国的影响并不对称，中国国内的情况远远好于欧美日等国。欧美日国内的一些产业将面临调整，这意味着中国对欧美日等国的出口会对这些国家的产业调整产生影响。在利益集团等势力的介入下，这些国家的政策在必要的时候可能会选择对国内产业进行保护，所选择的措施之一就是保障措施。因而，欧美日等国可能会更多地挑起由保障措施引发的国际贸易摩擦，以保护国内产业和经济利益。
其二，就发展中国家来看，世界经济危机也会导致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实行保障措施。在世界经济危机中，由于欧美等市场的萎缩，中国在提倡扩大国内需求的同时，也会进一步追求海外市场的多元化，这必然会导致中国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加。由于中国和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的相似程度远远高于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产业结构的相似性。因而，当中国出口产品对这些国家的市场形成冲击，或者甚至还没有形成冲击时，这些国家就有可能运用WTO的保障措施，限制中国产品的进口，引发中国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基于保障措施的国际贸易摩擦。
其三，羊群效应。国际贸易摩擦中的羊群效应是指当某个国家运用某个WTO的保护措施发起国际贸易摩擦后，其他一些国家也会运用这种措施跟随其后，发起国际贸易摩擦。这实际上是多边国际贸易摩擦的起因之一。出现羊群效应的前提是一个国家对其他许多国家都出口同样的产品。就中国来说，中国对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产品的确也是如此。就目前世界上保障措施引发的国际贸易摩擦的数量来看，很长一段时期内，各国都不太使用这一措施，但最近几年来，使用这一措施的国家或地区在快速增加，从这种趋势来看，也需要警惕由此而来的羊群效应。
其四，中国的特殊情况。由于中国在参与WTO时，自加入WTO之日起的12年内，还认可特别保障措施，因而中国的特殊情况，可以导致一些国家更多的使用保障措施，对中国出口产品进行限制。到目前为止，中国加入WTO还仅仅为10年，在未来的两年时间内，中国还有可能遭受这种特别保障措施的限制。目前一些国家仍然处于经济危机之中，同时，中国的出口市场过于集中，与一些发展阶段中国家相比，其产业结构又具有同构性，中国国内各企业的出口竞争强烈，呈现出无序状态，这些将导致中国的这种特殊性更为突出。此外，一些国家还有意渲染中国，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政治化等，这些因素可能造成更为严重的国际贸易摩擦，特别是针对中国的基于保障措施引发的国际贸易摩擦。
对中国应对政策和策略的建议
对于如何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政策与策略，一个基本原则是：中国在应对国际贸易摩擦时，需要从本国的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采取相应的应对之策。由于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保障措施引发的涉及中国的国际贸易摩擦问题将会进一步严重，以上述一般性原则为基础，我们认为，中国目前可以采取下列一些具体对策。
会议保障措施篇5
――作者
这是WTO有史以来最大、最复杂的案件
――美国上诉书面陈述
2002年3月5日，美国总统宣布，对10种进口钢材采取保障措施，在为期3年的时间里，加征最高达30％的关税。[1]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WTO成员将本案提交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为“美国钢铁保障措施案”。[2]
美国钢铁保障措施案是中国在WTO中第一案，是中国成为WTO成员后，使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贸易争议，合法保护自己贸易利益的具体体现。这个案件标志着中国未来解决与其他WTO成员的争议，多了一条稳定、可预见的途径。对于作为贸易大国的中国来说，和平解决争议，与其他国家建立良好的贸易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本案对中国不仅仅具有保护具体贸易利益的作用，而且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本案对WTO多边贸易体制也有非同寻常的影响。正如欧盟所说，美国对钢铁采取的限制措施，是有史以来WTO成员所采取的经济上最具扰乱性的紧急保障措施；对几十亿美元的贸易和很多国家产生了影响。在WTO中共同美国的国家多达8个（欧共体、日本、韩国、中国、瑞士、挪威、新西兰和巴西），是WTO争端解决中方最多的一和个案件。[3]不仅如此，美国此举还迫使其他WTO成员也采取限制钢铁产品贸易的措施（欧共体和中国为防止钢铁产品贸易转移，也采取了保障措施），因而在总体上对世界贸易体制造成了极大的压力。[4]因此，该案的进展，举世瞩目。
从法律上看，该案也是涉及法律问题最多的一个案件，包括专家组审查范围，未预见的发展，进口产品定义，国内相似产品定义，进口增加，严重损害，因果关系，对等性，措施的限度，关税配额分配，发展中国家待遇等11个法律点，几乎涉及了WTO《保障措施协议》每一个实质性条款的适用和理解。在专家组审理阶段，当事双方的书面陈述正文就达2,500页，附件达3,500页。专家组报告也长达969页。在上诉审议阶段，双方提交的书面陈述达1000页。上诉机构报告也达171页。方为统一立场和观点多次开会协调，分工合作。当事方100多人参加了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召开的听证会。美国称，这是WTO有史以来最大、最复杂的案件。[5]美国甚至抱怨，本案对世界贸易体制有着严重的影响，因为方8方对WTO相关协议的解释，使得这些协议根本无法操作，从而损害了成员对WTO以规则为基础体制的信心，使得它们不愿意再承担新的义务。[6]
美国钢铁保障措施案，从2002年3月5日美国总统宣布采取措施，到2003年11月10日上诉机构作出最终裁决，认定美国的措施不符合WTO规定，历时近21个月。在此期间，8个方与美国进行了依据《保障措施协定》的磋商和争端解决谅解（DSU）的磋商，经历了专家组程序和上诉审议程序。本案解决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程序和法律问题是非常独特的。因此，对于了解WTO的运作，特别是争端解决机制，以及了解中国参与WTO事务的方式等，“美国钢铁保障措施案”都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
第一部分本案的程序
一、根据《保障措施协定》的磋商
1、磋商
《保障措施协定》第12条第3款规定，准备采取或延长保障措施的成员，应当向作为有关产品的出口方而具有实质利益的成员，提供“事先”磋商的充分机会。“事先”显然应当理解为措施实施前。
磋商的主要目的有三。一是审议根据第12条第2款所提供的信息，即准备实施保障措施的成员向保障措施委员会提供的以下两方面信息：就增加的进口所造成的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而作出的调查结果；就实施或延长保障措施而作出的决定（第12条第1款（b）、（c）项）。这些信息具体应包括增加的进口所造成的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的证据，对所涉产品和准备采取措施的准确描述，准备采取措施的日期，预计期限，以及逐步放宽的时间表。在延长措施的情况下，还应提供有关产业正在进行调整的证据。同时，货物贸易理事会或保障措施委员会可以要求准备采取措施的成员提供其认为必要的其他信息。二是就该措施交换意见。三是就维持实质水平相等的减让或其他义务而达成谅解，例如就贸易补偿达成协议（第8条第1款）。
WTO上诉机构在美国面筋案中认为，提供事先磋商的充分机会是非常重要的。这可以让受影响的成员准确评估保障措施对贸易所产生的影响，并就全面的对等减让进充分的谈判。[7]上诉机构在美国钢管案中进一步指出，应有充足时间进行磋商，这样双方可以有意义地交换意见，就如何“维持实质对等减让和其他义务”达成谅解，并且让采取保障措施的成员慎重考虑对方所提出的意见。（但上诉机构同时指出，时间是否充足，应考虑美国在实施措施前是否有充足的时间认真、真诚地考虑从出口成员那里收到的意见）。[8]
美国于2002年3月20日起对某些进口钢铁产品提高关税或实施关税配额限制。欧盟等与美国举行了磋商。中国政府根据《保障措施协定》的规定，于3月14日向WTO提出就该措施与美国进行磋商。[9]但美国与中国的磋商3月22日才进行。这显然不是“事先磋商”。[10]
2、宣布报复
《保障措施协定》第8条第2款规定，如磋商未能在30天内达成协议，则受影响的出口成员有权在不迟于该保障措施实施后90天，对实施保障措施的贸易中止实施实质相等的减让或其他义务，即进行报复。但报复措施必须提前30天书面通知货物贸易理事会，并且该理事会对此不持异议。但如果保障措施是由于进口绝对增长而采取的，并且符合《保障措施协定》的规定，则不得在保障措施有效的前3年实施报复措施（第8条第3款）。
本案中，对于是否可以未经WTO裁决就进行报复的问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欧盟认为，保障措施是进口国限制正常贸易的措施，这种措施打破了原来谈判中所达至的各国之间的贸易平衡，所以出口国应有“恢复平衡”（rebanlance）的相应权利。欧盟认为，这实际上不是报复。在进口是绝对增长还是相对增长由谁确定的问题上，欧盟认为，出口国有权作出决定。第8条第3款为这种恢复平衡的权利设定了两个必须同时满足的条件：如果保障措施是针对进口的绝对增长采取的，并且该措施符合《保障措施协定》的规定，那么报复措施就不得在3年内采取。欧盟认为，只要出口国敢肯定不是绝对增长，那么就可以立即采取报复措施，而不用担心在可能的争端中败诉；如果出口国不敢肯定，则应等WTO对该保障措施是否符合《保障措施协定》作出裁决而采取报复措施（DSU第23条明确要求，一成员的措施是否违反WTO，应由WTO裁定，各成员不得自行决定）。美国则断然否定了欧盟的观点，认为报复只能在WTO作出裁决后实施。美国认为，根据第2条和第4条第2款（a），进口国有权确定是否有绝对增长，而第8条第3款并没有授权出口国作出这种确定。此外，进口国作出决定前，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而出口国没有进行这种调查。至于确定是否增长的时间段的选择是否合适，这涉及很多法律问题，应由WTO决定。
保障措施是一种特殊的临时保护措施，可以针对正常贸易实施。这是给进口国提供的一种特殊权利。相应地，进口国也应承担相应的义务，主要是对出口国进行补偿。在双方无法达成补偿协议的情况下，出口国应有权进行报复。这才是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如果进口国可以随意采取保障措施限制进口，而出口国除了眼巴巴地等待WTO在一两年后作出裁决，没有任何补救的办法，这对出口国是不公平的。因此，出口国应有权决定采取报复措施，而不是等待WTO裁决。协定对进口相对增长情况下的报复权给予了明确的授权。至于绝对增长和相对增长由谁决定的问题，《保障措施协定》未明确规定，很多人认为这是《保障措施协定》中引起很大争议的一个问题。是否可以认为，既然未作明确规定，那么就是谁都可以决定。如果出口国认为不是绝对增长而马上采取报复措施，被进口国告到了WTO，并且WTO裁决是绝对增长，那么进口国就败诉了。所以，欧盟对此作肯定和不肯定的区分，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对于报复的时间，第8条第3款的原文是：“theaffectedexportingmembersshallbefree,notlaterthan90daysafterthemeasureisapplied，tosuspend…。”报复措施必须在90天内开始实施，看上去是成员在行使报复权时的一项义务，可能是为了减少报复措施的任意性，以保护采取保障措施成员的合法利益。但实践中，采取保障措施的成员可能把如此迅速地采取报复措施视为一种威胁，而希望延长这一期限。这种想法固然有能拖一天是一天的意思，同时也是希望对方能够看看保障措施的实际影响，从而冷静下来，最终放弃采取报复措施。在本案中，美国就在磋商中提出了延长这一90天期限的请求。有些国家担心，不在90天内实施报复，就会丧失报复权。美国认为，从《保障措施协定》的文字看，不存在这种可能性；从实践中看，美国多次与其他国家达成延长报复权的协议。欧盟则认为，90天内必须创设这种权利（creationoftheright），但实施这种权利（exerciseoftheright）可等到WTO作出裁决出来后，欧盟就曾在裁决后5天实施这种权利；[11]通过双边协议改变WTO协定中的期限是有风险的，因为这是在双边改变WTO的多边协议。
报复权必须在90天内实施的规定，的确有些令人困惑。但只要实施保障措施的国家“同意”，这个期限是可以延长的。（这是一个很可笑的假设，因为该国在正常情况下是希望延长的）。这样的双边延长协议，WTO似乎没有必要加以干涉。另外，欧盟把报复权作“创设”和“实施”之分，似乎没有依据。从条款的文字看，只应当是实施。[12]此外，在裁决后5天实施报复，并没有什么法律上的依据。欧盟这样做，是因为WTO裁决生效后，欧盟需要有几天准备时间，包括在官方公报上通知，并将通知翻译成欧盟的所有官方语言。
本案中，欧盟、瑞士、中国、挪威和日本向WTO通报将进行报复，并提交了报复清单。[13]新西兰、巴西和韩国与美国达成协议，将保障措施协议第8.2条项下的90天的报复权期限延长至2005年3月。[14]
应当指出的是，事先磋商期限为30天，是给受影响的成员在30后实施报复的权利，并不意味着3月20日后双方不能再进行磋商。但如果受影响的成员要采取报复措施，必须在6月20日前实施，并且必须在5月20日前通知货物贸易理事会。因此，在3月20日之后仍在进行磋商的成员应认识到，它在用“自己的”时间。
二、根据争端解决谅解的磋商
1、磋商请求的内容
根据DSU第4条第4款的规定，磋商请求应采用书面形式，并应说明提出请求的理由，包括确认所争论的措施，以及指出法律依据。“措施”应是被诉方采取的，且请求方认为正在对其根据有关协定直接或间接获得的利益造成损害的具体措施。[15]“法律依据”，常常是引起争议的措施所违反的具体协议条文。磋商请求的函虽然比较简单，但必须指明的措施和法律依据，应当包括设立专家组请求中的内容。WTO的实践表明，磋商请求中未涉及的事项，专家组就很难审理。[16]因为被诉方可能会说，磋商是设立专家组的必经程序，如果在磋商中未提出所有的问题，那么就是规避这个程序，而这对被诉方是不公平的，剥夺了它享受公正程序的权利，也不符合DSU中磋商应“真诚”（ingoodfaith）进行的规定。[17]鉴于磋商请求对后续程序的重要性，加之在磋商之前很难准确描述有关措施和法律依据，磋商请求常常被写得很宽泛，以尽量涵盖所有可能的问题。
本案中，欧共体的磋商请求就明确提出，根据DSU第4条、GATT1994第22条第1款和《保障措施协定》第14条，要求与美国进行磋商。磋商的事项，是美国与2002年3月5日宣布的对某些进口钢铁产品提高关税的决定。欧盟认为，这些决定在10个方面违反了美国在《保障措施协定》和GATT1994中的义务。[18]
2、联合磋商
欧共体、日本、韩国、中国、瑞士和挪威等6方与美国的磋商于4月11、12日在WTO举行（新西兰和巴西与美国的磋商6月13日举行）。这是依据DSU第4条第11款进行的“联合磋商”。事实上，每个方都向美国提出了单独的磋商请求，并且要求加入其他成员提出的磋商。当事方经过协调，同意将磋商合并进行（新西兰和巴西提出磋商请求的时间与其他6方提出磋商的时间相比太晚，所以单独进行）。
磋商前，方各方之间开会协调立场，以防磋商进行时，方值得提及的是，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方多次开会协调立场，统一书面陈述的内容，共用书面陈述的附件，甚至就听证会上发言的顺序作出安排。磋商结束、专家组裁决和上诉机构裁决后，方都发表了联合声明。[19]方的协调对本案的胜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联合磋商对方有诸多好处。它可以使方“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可以使没有经验的方避免单独面对强大对手的不利局面，甚至可以让他在联合磋商中学到很多技巧，例如如何安排日程，提什么问题等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没有必要强调、独立的意识，一定要坚持单独磋商。
被诉方同意进行联合磋商，是因为这样的安排比较经济，不用在数个场合浪费口舌和时间去回答同样的问题。另外，在当今全球化和信息交流十分便利畅通的时代，利用单独磋商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来分化瓦解对手的阵营也恐难得逞。
在磋商会上，都是技术层面的答问，就有关措施的事实问题进行一些澄清。这种答问没有“公证人”在场，所以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双方没有进行深入辩论和激烈交锋，常常戏称孰是孰非留待专家组裁定。会场上，大家混坐在一起，没有主次，没有主席，自告奋勇的牵头人欧共体会协调一下会议进行的秩序。
三、专家组阶段
1、单一专家组的设立
根据DSU第9条的规定，如一个以上成员就同一事项请求设立专家组，那么WTO应尽量设立单一专家组审查这些，但要考虑所有有关成员的权利。
由于本案当事方众多，且各方磋商请求的提出时间不一样，最早的是欧共体（2002年3月7日），最晚的是巴西（5月21日）。这就涉及如何将前后相差两个多月的争议合并到一个专家组的问题。
争端解决机构（DSB）分别在其5次会议上[20]设立了专家组，但同意由同一专家组审理本案。[21]这主要是当事方协调的结果。美国与巴西于7月18日达成程序性协议（proceduralagreement），对设立单一专家组作出安排：一、美国同意巴西在60天磋商期限结束前请求设立专家组，并且不在考虑此项请求的第一次DSB会议上（7月29日）反对接受巴西设立专家组的请求；二、双方同意由根据欧共体请求设立的专家组（6月3日）审理本案；三、所有当事方都可以对专家组的选择发表意见；四、方的第一次书面陈述应于专家组成立5周后同时提交；美国的第一次书面陈述在其后5周内提交；当事方于专家组第一次会议后4周同时提交第二次书面陈述。[22]在此之前，7月15日，美国与其他7方也签订了一个程序性协议，对新西兰的磋商期限和设立专家组请求，以及各方提交书面陈述的时间作出了类似的安排。[23]由此可见，当事方在设立单一专家组问题上，起着主导作用。
2、组织会议（organizationalmeeting）
专家组成员选定，专家组正式组成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与当事方举行“组织会议”，商定时间表（timetableforpanelproceedings）和工作程序（workingproceduresforthepanel）。DSU的要求是，在与争端各方磋商后，专家组成员应尽快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在专家组组成及职权范围议定后一周内，决定专家组程序的时间表；在确定专家组程序的时间表时，专家组应为争端各方提供充分的时间准备陈述；专家组应设定各方提供书面陈述的明确最后期限，各方应尊重此最后期限；专家组的程序应提供充分的灵活性，以保证高质量的专家组报告，同时不得不适当地延误专家组程序。[24]
时间表列出了从专家组设立，到专家组报告散发的所有日程，包括当事方和第三方提交第一次书面陈述的日期，第一、二次实质性会议（substantialmeeting）的日期，书面回答专家组提问的日期，提交辩论意见的日期，中期审议的日期，等等。DSU的要求反应在具体的时间安排上。例如，方应在被诉方提交的第一份陈述之前提交其第一份陈述，任何随后的书面陈述应同时提交。[25]事实上，这些安排的主要内容是由当事方商定的。在本案中，鉴于涉及众多当事方，当事方商定方的第一次书面陈述在专家组组成后5周内提交，美国在此后5周内提交第一次书面陈述，而在第一次实质性会议后4周内，双方提交第二次书面陈述（即反驳意见）。[26]
DSU附录3是专家组的工作程序（workingprocedures），要求在审理案件时，除遵循DSU的规定外，还应适用这个程序规定。具体案件的工作程序虽然与此大体相同，但结合了案件的情况，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事实上，这是对案件审理方式和时间表的详细解释。例如，专家组审理案件不公开，文件应保密，[27]实质性会议上的发言顺序，以及送达文件的方式等细节。专家组还要求当事方提交书面陈述的概要（executivesummary）。由于书面陈述的内容可能会很长，因此概要的目的是为了便于专家组撰写专家组报告中的事实和论点部分。工作程序中甚至说明，参加实质性会议时，各方有权确定自己的代表团组成人员，但所有人员都必须遵守DSU和本工作程序的规定，特别是有关保密的规定。
3、第一次实质性会议（firstsubstantivemeeting）
实质性会议常被俗称为“听证会”或“开庭”。
按照“工作程序”的安排，会议开始时先由方发言。方宣读事先拟好的“口头陈述”（oralstatements）。由于会议时间的限制，口头陈述应尽量简明扼要。口头陈述的目的不在全面详尽地阐述自己的主张，而在利用这很短的时间，在被诉方违反WTO协议的主要方面，给专家组以鲜明的印象。这就要求发言击中要害，而不是贪大求全。发言应当假定专家组并没有认真阅读已经提交的书面陈述。事实上，专家组成员都是兼职的，很难期望他们投入极大的精力去阅读上千页的案卷材料。因此，给他们一个清晰的印象，便成为整个会议的主要目的之一。另外，从口头陈述的内容看，基本上是长篇累牍的书面陈述及其概要的超浓缩版本。
方发言后，由被诉方作口头陈述。他的发言当然是对自己所采取的措施进行辩护，并且对方的观点一一辩驳。方发言后，被诉方发言。这看似公正的程序，事实上存在一个对被诉方不利的问题。方发言虽然主要是陈述其认为被诉方违反WTO之处，但不可避免地要对被诉方第一次书面陈述中某些观点进行针对性的反驳，因为方在会议开始前很长一段时间就拿到被诉方的书面陈述，发言可以有的放矢了。而被诉方虽然也早就拿到了方的第一次书面陈述，但对于方在会议上会针对其书面陈述中的内容作出什么样的反驳意见，是心中无数的。因此，在会议进行中就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方对被诉方的发言内容早已知晓，而被诉方对方的发言内容却无从全面了解；方的发言有立论有批驳，而被诉方的发言却对方的很多观点不能“接招”。这样，专家组的好印象大多可能会在方这一边。也许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提前一段时间散发口头陈述的材料，让双方都能针对性地进行发言，而不是按现在的做法，即会议开始，发言之前才散发草稿，会后才散发正式文本。
双方发言之后，就进入“答问”（questionsandanswers）阶段。双方可以互相提问，专家组也可以随时提问。与口头陈述的让人昏昏欲睡的念稿子相比，答问阶段会场上气氛活跃，精彩纷呈。因为虽然名为答问，事实上双方控制不住地要进行辩论。答问阶段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进一步明确了双方的观点，澄清了大量的事实，而且是双方进一步影响专家组的一个机会。在一答一问之中，有些主张让人频频点头，有些说法则令人哭笑不得，很多问题都变得明晰化了。当然，对双方来说，设计问题和答复是一项高度技巧化的工作。有些需要明知故问，有些必须避而不答；有些是设下的圈套，有些则让对方无言以对。虽然现场回答不出，可以会后书面答复（对所有书面问题，都必须书面给以答复），但专家组的印象也许就由此改变了。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专家组也常常提出问题，甚至是一个长长的问题单。当事双方对这些问题当然不敢怠慢，要认真进行口头或书面答复。有些人甚至主张，当事双方和专家组成员百忙之中不远万里聚到一起，开会的几天应集中回答专家组的问题，帮助专家组对案件作出正确的裁决。当然，事实上，双方的答问和辩论也是有助于专家组理解问题之所在的。
会议虽然由专家组主持，但由于发言的时间限制，答问的先后顺序等等程序性的内容，专家组随时都和双方商量，明确显示出以当事方为主的特点。
根据DSU“工作程序”的规定，在第一次实质性会议期间，为第三方专门安排一次会议（第三方并不参加为当事方举行的会议），供他们陈述意见及与专家组和当事方进行答问。但由于第三方只是一般性地，或者只针对某个问题发言，所以参加会议的人也都是一说一听而已，不会互相发难。当然，第三方的观点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专家组，帮助专家组澄清案件中的一些问题。
3、第二次实质性会议
第二次实质性会议应当是专门为双方辩论准备的。虽然双方也要做口头陈述，并且辩论也看似第一次开庭的延续，但事实上，这次开庭仍然十分必要，并且具有自己的特点。
由于第一次开庭时，双方已经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具体观点，对专家组所关注的问题也已心中有数，并且有足够的时间（一般两次开庭间隔为一个月以上），所以当事方对有关问题能够做充分的准备。因此，书面陈述更具有针对性，观点也更加鲜明。双方的辩论也更加深入，能够进一步明确有关问题。当然，专家组也可能根据这段时间的消化，并且就第二次书面陈述中的内容，提出自己的问题。象第一次开庭一样，这仍然是当事方最为重视的问题。可以说，第二次开庭的特点，是使双方的观点更加明确，对法律理解的分歧更为突出。这样，就更加方便了专家组作出裁决。
但在此过程中，似乎也存在一个对被诉方不利的程序安排问题。
方第一次书面陈述所针对的，是被诉方所采取的措施，即论证该措施违反WTO协议之处。被诉方第一次书面陈述所针对的，是方的第一次书面陈述，即批驳方的主张，对自己所采取的措施进行辩护。被诉方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的第一次书面陈述比方的晚交，也就是说，它有充分的时间研究方的观点，提出批驳意见。但第二次书面陈述一般是双方同时提交的。方的第二次书面陈述可以针对被诉方的第一次书面陈述进行批驳，但被诉方的第二次书面陈述已经失去了相应的目标。因此，被诉方的第二次书面陈述只能根据第一次开庭时双方争论的焦点，以及专家组所关注的问题，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更为明晰的阐述，而其辩驳的特点则大为减弱。这不能不影响其第二次书面陈述的力度。同时，虽然在第二次开庭时，被诉方有权要求先做口头陈述，但由于从方第二次书面陈述散发到第二次开庭之间时间较短，准备口头陈述的时间不很充分，所以开庭时的口头陈述给人的感觉恐怕仅仅是重申自己的观点，而不是批驳对方的主张，并且口头陈述中不得不含有一些新的内容，即被诉方第二次书面陈述中所没有的内容。这种情况对被诉方可能是不利的。减少这一“程序公正”问题的办法，也许是象第一次书面陈述那样，被诉方在方之后一段时间提交第二次书面陈述，让被诉方也能象方一样有的放矢。
4、中期审议（interimreview）
第二次开庭之后，按照工作时间表，专家组应当首先向当事方提交其报告的描述性部分（descriptivepart）。这是对案件事实和各方观点（包括第三方观点）的综述。
描述性部分虽然并非裁决本身，但应当完整准确地描述案件的事实和各方观点。各方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就描述性部分提出意见。这些意见可能是认为某段文字没有准确表达自己或对方的观点，自己的某些重要观点没有在这一部分得到体现，也可以是对这一部分安排方式的总体意见等等。[28]各方除在相应部分提出具体修改意见之外，还可以对修改作出解释。事实上，对描述性部分提出意见，是再一次明确自己观点和影响专家组裁决的一次机会。
在接收当事方书面意见的设定期限结束后，专家组应向各方提交一份中期报告，既包括描述部分也包括专家组的调查结果和结论。当事方可以对中期报告提出书面意见。这些意见并不是质疑专家组的裁决结果，也不是把自己的主张重复一遍。专家组一般不可能改变其裁决的结论。质疑裁决和重复主张，可以在上诉阶段提出。
因此，对中期报告的意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裁决的表述提出建议。当事方对于专家组裁决有利于自己的结论，试图使之清晰、明确，以免在上诉阶段被轻易。二、对当事方的观点进行澄清。专家组在推理过程中大量引用当事方的观点，如果有关当事方认为引述不准确，可能影响专家组裁决，就可以提出澄清意见。三、形式修改建议。专家组报告往往长篇大论，打印和编排体例方面的错误在所难免。当事方可以就此提出修改建议。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将裁决草稿即中期报告事先提交当事方审议，对完善专家组裁决报告，是很有必要的。
此外，如果有当事方提出要求，专家组应当召开中期审议会议，让当事方与专家组面对面交换意见。但从中期审议的目的看，有关意见完全可以通过书面提交的方式解决，大队人马再度开赴日内瓦似乎有些小题大做。本案中，当事方没有要求召开中期审议会议。6、专家组报告
DSU第16条规定，在专家组报告散发给各成员后60天内，如果当事方没有提出上诉，则该报告应提交DSB会议讨论通过。
本案中，专家组报告于2003年5月2日向当事方散发，但7月11日才向所有成员散发，因为需要把英文翻译成法文和西班牙文。
此外，本案还涉及了单独报告问题。
如上所述，DSU第9条规定，如果一个以上成员就同一事项请求设立专家组，那么在可行的情况下，应当设立单一专家组（singlepanel）。但这种安排应当考虑到所有有关成员的权利；专家组在审理案件和作出裁决时，应当确保当事方的权利不受损害，就像由单独专家组（separatepanels）审理一样。如果一个当事方提出要求，专家组就应当（shall）作出单独报告（separatereports）（第9条第2款）。
2003年1月28日，美国提出请求，要求专家组作出8个单独报告，而不是一个报告。美国称，提出如此请求，是为了保护其在DSU中的权利，包括寻求与一个或多个方达成解决办法，不通过报告或不上诉；而这个权利决定于单独报告的存在。
2003年1月30日，方对这个要求表示反对，并且提出了很多理由，特别是这个请求不够及时，如果满足这个请求就会延误作出报告的时间，以及方假如知道要作出多个报告，就会以不同的方式陈述观点。
当事方随后多次交换了意见。2003年2月3日，专家组致函当事方，称将在中期报告中对美国的请求作出决定，但即使接受美国的请求，这些单独报告的描述性部分也是相同的。2003年2月6日，专家组作出了单一的描述性部分。
最后，专家组决定采取由8个专家组报告组成的一份文件的形式；本文件应当视为8个单独报告，涉及本案8个方中的每一个方。在这份文件中，封面和描述性部分是共同的，表明这8个争议是通过单一专家组程序审理的。在这份单一文件中，对于专家组决定裁决的请求，裁决也是共同的。按照司法节制的原则，专家组主要审查了方的共同主张，因此可以作出共同裁决以解决争端。最后，这份文件的结论和建议是针对每个方作出的，每个方都有单独编号。
如上述关于单独报告问题的裁决所说，结论和建议是针对每个方作出的，每个方都有单独编号。因此，这个部分是针对单个成员的，例如“对欧共体主张的结论和建议”，共8个部分，但统一编号为“XI”。事实上，对每个成员主张的结论和建议的结构和内容是相同的，仅有的例外是日本、韩国和巴西没有“未预见发展”这一部分，因为日本没有提出这个请求，而韩国和巴西虽然在设立专家组请求中就未预见发展提出了主张，但在第一、二次书面陈述中，没有论证这个主张或者要求就这个问题作出裁决。
四、上诉审议阶段
1、要求通过专家组报告
DSU第16条规定，在专家组报告散发各成员20天后，DSB方可审议通过报告；除非一当事方提起上诉，或者DSB一致决定不通过该报告，该报告应当获得通过。
对于胜诉方何时可以要求召开DSB会议通过报告，是在专家组报告散发后20天内，还是在20天后，DSU没有规定。从实践看，是可以在20天要求将通过专家组报告列入DSB会议议程或要求专门召开DSB会议的。例如，从专家组报告散发之日起，以下案件通过专家组报告列入DSB会议议程的日期分别是：加拿大药品案21天，[29]加拿大汽车产业案20天，[30]印尼汽车产业案21天。[31]按照惯例，要求召开DSB会议，应当提前10天提出。因此可以推论出，胜诉方要求召开DSB会议是在专家组报告散发后20天内作出的。
本案中，专家组于7月11日散发报告。方于7月31日要求DSB在8月11日召开特别会议，通过专家组报告。但8月11日，美国向DSB提交了上诉通知（NoticeofAppeal），宣布就专家组报告提出上诉。[32]因此，专家组报告没有通过。从这个时间安排看，方是在专家组散发报告20天后才请求通过专家组报告的。
2、交叉上诉
根据WTO《上诉审议工作程序》第23条第1款的规定，在上诉通知作出后15日内，原上诉方之外的当事方可以加入该上诉，也可以就专家组报告中的其他法律错误提起上诉。也就是说，其他当事方有15天的时间决定是否加入其他当事方提起的上诉。其他当事方也可以单独提起上诉。单独上诉可以在该15日内提起，也可以在此后提起（但必须在专家组报告散发后60日内，即专家组报告被DSB提供前[33]），但这种上诉应由相同的上诉成员审理。这就是“交叉上诉”（crossappeal）的情况。例如，在美国1916年反倾销法案中，美国败诉，因此提起上诉。而欧共体和日本也就专家组报告中不利于欧共体和日本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上诉。但这种上诉是“附条件的上诉”（conditionalappeal），即请求上诉机构，只有在上诉机构专家组报告中有利于欧共体和日本的裁决部分的情况下，才就欧共体和日本单独提出的上诉作出裁决。[34]
本案中，方提出了多个主张，但专家组只对其中的几个主张作出了裁决，就足以认定美国的措施没有法律依据，违反了保障措施协定和GATT的义务。然而，专家组行使司法节制权（judicialeconomy）而没有审查的美国措施的其他方面的违法性仍然存在；尽管方认为上诉机构没有理由不同意专家组的整体结论，但如果上诉机构的裁决的确影响了专家组的裁决（IntheunlikelyeventthattheAppellateBodyshouldreversesufficientofthePanel’sfindingstounderminethisconclusion），则专家组行使司法节制的基础就不复存在，上诉机构就应当对这些问题进行审查。因此，方就专家组没有审查的一些主张提出上诉，提交了“其他上诉方书面陈述”（OtherAppellant’sSubmission），即附条件的上诉。提交这种上诉书面陈述的日期，是以美国上诉通知为起算点的，即8月26日。其中，日本、韩国和巴西提交了联合提交了一份“其他上诉方书面陈述”。象欧共体等8方就美国的上诉书面陈述提交被上诉方书面陈述一样，美国也就8方的“其他上诉方书面陈述”提交了“被上诉方书面陈述”。上诉机构最后裁决认为，由于上诉机构维持了专家组裁决，因此对“其他上诉方书面陈述”中的主张进行审查的条件并未出现，因此没有必要审查这些主张。
3、上诉审议程序
上诉审议程序规定在DSU第17条和《上诉审议工作程序》（WorkingProceduresforAppellateReview）。
根据《上诉审议工作程序》第27条第1款的规定，上诉审议听证会原则上应当在上诉通知后30日内举行。但本案的听证会是在9月29、30日举行的，即是在上诉通知后48、49日举行的。
根据DSU第17条第1款的规定，每个案件由3名上诉机构成员组成，本案中是Mr.JamesBacchus,Mr.GeorgesAbi-Saab和Mr.JohnLockhart。其中，JamesBacchus也是上诉机构主席，并且是上诉机构中唯一一位从1995年就担任上诉机构成员的人。他作风严谨，对听证会时间和秩序要求严格，但又不失幽默，使得听证会很有个性化色彩。[35]]
听证会分两部分。首先是当事方发言，简要阐述自己的观点。上诉机构对上诉和交叉上诉的内容未作区分；美国在口头陈述中没有提及交叉上诉的内容，而欧共体等8方则按照事先的分工，分别宣读就美国上诉的辩驳和交叉上诉的内容。然后是上诉机构成员向当事方提问。与专家组听证会不同的是，当事方之间并不互相提问。但是，在一当事方回答问题后，其他当事方举牌经主席同意后，也可以就某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另外，第三方也全程出席了听证会，并且除了没有第一部份的口头陈述之外，也可以回答专家组向所有参加方提出的问题，或者主动要求发言。与专家组听证会期间第三方只能参加为其专门召开的会议相比，第三方在上诉审议中似乎享有更大的权利。
上诉方主要是指责专家组的裁决在法律适用和法律解释方面如何错误，而被上诉方则百般为专家组的裁决辩护。虽然专家组裁决中，很多推理和结论都是方的观点，但也有很多是专家组自己的理解。因此，对于专家组裁决中某一观点或结论的含义，双方在上诉阶段常常会提出自己的理解。这让人感觉到，如果专家组在场，会提供更为准确的解释。事实上，上诉是针对专家组裁决的，被上诉方应当是专家组才对。即上诉方指责专家组裁决，由专家组作出辩护。这实际上是诉讼程序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即谁应当是上诉阶段“被告”的问题。
【注释】
[1]这10种产品是：板材，包括板坯、中厚板、热轧钢、冷轧钢和涂镀板；热轧棒材；冷轧棒材；螺纹钢；焊管类产品；普通碳素和合金管接头；不锈钢棒材；不锈钢杆材；镀锡类产品；不锈钢线材。
[2]欧共体、日本、韩国、中国、瑞士、挪威、新西兰和巴西等8个成员将美国限制钢铁进口的措施提交WTO争端解决机制。见WTO文件：WT/DS248,WT/DS249,WT/DS251,WT/DS252,WT/DS253,WT/DS254,WT/DS258,WT/DS259。
[3]本案还有7个第三方：加拿大、中国台北、古巴、墨西哥、泰国、土耳其、委内瑞拉。马来西亚撤出第三方。
[4]欧共体第一次书面陈述，第2段。
[5]美国上诉书面陈述，第6段。
[6]美国第一次书面陈述，第1段。
[7]美国面筋案：UNITEDSTATES–DEFINITIVESAFEGUARDMEASURESONIMPORTSOFWHEATGLUTENFROMTHEEUROPEANCOMMUNITIES，WT/DS166/AB/R，22December2000，第137段。
[8]美国钢管案：UnitedStates–DefinitiveSafeguardMeasuresonImportsofCircularWeldedCarbonQuality，WT/DS202/AB/R，15February2002，第109段。
[9]见外经贸部网站：/article/200207/20020700023721_1.xml。
[10]在该案中，美国总统在3月5日才宣布采取保障措施，显然没有提供磋商的“充分机会”。欧盟、韩国等宣布对此保留权利，认为美国应最迟在2月20日开始提供磋商的机会。
[11]在美国面筋案中，欧共体从WTO裁决报告通过后第5天起，对来自美国的部分产品实施关税配额限制，时间是2001年1月24日至5月31日。1月25日，美国根据DSU的规定，要求与欧共体进行磋商，认为欧共体的报复措施虽然通报了货物贸易理事会，但从未列入该理事会的议程；欧共体没有就报复水平是否相当的问题与美国进行磋商。见WTO文件：WT/DS223/1，G/L/436，G/SG/D14/1，30January2001。后来，美国于2001年6月1日宣布，对面筋的保障措施不再延长。该措施是1998年6月1日实施的，已经实施了3年。美国没有就欧共体的报复措施进一步要求设立专家组；欧共体的报复措施也按期于5月31日终止。
[12]事实上，第8条第2款规定的报复必须在90天内实施，和第3款规定的绝对增长并符合协定的措施不得在3年内实施，也有令人困惑之处。例如，WTO裁决不可能在90天内作出，如何满足90天的条件，就成为了一个问题。作者曾与姜丽勇讨论过这个问题。
[13]见WTO文件：
（1）欧共体：G/C/10，G/SG/43，15May2002。报复清单分“短单”和“长单”。欧共体认为，美国保障措施所适用的10种钢铁产品，有些是进口相对增加的；基于美国对这些产品限制而对欧共体造成的影响，欧共体可以在美国采取保障措施后90日内实施。因此欧共体“短单”提出，欧共体保留以下权利：不早于6月18日，对来自美国的干鲜果品等农产品，服装等纺织品，以及部分轻工产品，加征100％关税，金额约3.64亿美元，将影响3.64亿美元的进口。“长单”是那些不能确定为进口相对增加的钢铁产品给欧共体所造成的影响，要等WTO裁决美国的这些措施不符合WTO协定。因此，欧共体宣布保留以下权利：对于来自美国的农产品、纺织品、五矿化工产品和轻工产品，加征8－30％关税，金额约5.83亿美元，将影响22.42亿美元的进口，将于2005年3月20日，或者WTO裁决美国保障措施违反WTO有关规定后第5天实施（如果这个时间较早）。
（2）日本：G/C/15，G/SG/44，21May2002。日本的报复也分“短单”和“长单”，时限与欧共体相同。其中，“短单”针对某些钢铁产品加征100％关税，金额4,882,547美元。“长单”不高于123,425,608美元，但没有列举产品。
（3）挪威：G/C/16，G/SG/45，21May2002。时限与欧共体“长单”相同，针对某些水果、烟草、钢铁产品和枪支等，金额5.573百万美元，将影响18.577百万美元的进口，但没有说明加征关税税率
（4）瑞士：G/C/18，G/SG/47，22May2002。时限与欧共体“长单”相同，针对某些农产品、轻工产品，加征从量关税，金额3,022,529美元，将影响36,562,424美元的进口。
（5）中国：G/C/17，G/SG/46，21May2002。宣布保留以下权利：从2005年3月，或者WTO认定美国措施不符合WTO协议后第5天对来自美国的废纸、豆油和电动压缩机加征24％的关税，加征后的关税额为9400万美元。
[14]见WTO文件：巴西：G/C/11，G/SG/N/12/USA/6，G/SG/N/12/BRA/2，16May2002。韩国：G/C/12，G/SG/N/12/USA/7，G/SG/N/12/KOR/1，16May2002。新西兰：G/C/13，G/SG/N/12/USA/8，G/SG/N/12/NZL/1，17May2002。
[15]DSU第3条第3款。
[16]美国对新鲜和冷冻大西洋大马哈鱼征收反倾销税案，1994年4月27日报告，第332-338页。但专家组如何知道某事项是否在磋商中讨论过，则需要当事方举证。由于磋商是秘密进行的，并且没有正式记录，所以方保留对磋商事项的记录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有些成员就使用书面提问的方式。参见DavidPalmeterandPetrosC.Mavroidis,DisputeSettlementintheWorldTradeOrganization:PracticeandProcedure,1999KluwerLawInternational,pp64-65。
[17]DSU第4条第3款。
[18]见WTO文件：WT/DS248/12，8May2002。
[19]（1）磋商结束后，6方发表了联合新闻声明。联合新闻声明指出，联合磋商发出了全球钢铁市场的所有贸易方对美国保护主义措施表示强烈关注的明确信号。在此次联合磋商中，欧盟、日本、韩国、中国、瑞士和挪威向美国表达了他们的共同观点，即美国的保护主义措施违反了WTO关于保障措施的要求。他们还对尽管上诉机构已对6诸WTO的美国保障措施案判为违规，而美国仍然有计划地滥用保障措施表示了共同的关注。他们最后要求美国立刻停止实施与WTO不符的保障措施。如果此次磋商未能在提出磋商要求后60天内解决争端，那么他们将提出设立WTO专家组的要求。作为第一个方，欧盟最早将在2002年5月6日提出设立WTO专家组的要求。见外经贸部网站：/article/200207/20020700023856_1.xml。
（2）专家组裁决后，本案方欧共体、日本、韩国、中国、瑞士、挪威、新西兰和巴西等8个成员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该案中取得了全面胜利。见欧共体官方网站：europa.eu.int/rapid/start/cgi/guesten.ksh?p_action.gettxt=gt&doc=IP/03/1002|0|RAPID&lg=EN。
（3）上诉机构作出最终裁决后，8方再次发表联合声明，欢迎上诉机构维持专家组裁决，认为美国应当立即终止保障措施；如果美国不撤销保障措施，有关成员就有权采取报复措施，并依据WTO规则采取其他适当行动。见欧共体网站：europa.eu.int/rapid/start/cgi/guesten.ksh?p_action.gettxt=gt&doc=IP/03/1518|0|RAPID&lg=EN。
[20]6月3日、6月14日、6月24日、7月8日和7月29日。
[21]见WTO文件：WT/DS248/15，WT/DS249/9，WT/DS251/10，WT/DS252/8，WT/DS253/8，WT/DS254/8，WT/DS258/12，WT/DS259/11。
[22]见WTO文件：WT/DS259/9。
[23]见WTO文件：WT/DS248/13，WT/DS249/7，WT/DS251/8，WT/DS252/6，WT/DS253/6，WT/DS254/6，WT/DS258/10。
[24]DSU第12条第2－5款
[25]DSU第12条第6款。
[26]见WTO文件：WT/DS248/13，WT/DS249/7，WT/DS251/8，WT/DS252/6，WT/DS253/6,WT/DS254/6，WT/DS258/10，22July2002。
[27]DSU第18条和工作程序都要求，提交专家组的书面陈述，如果该成员要求保密，则其他成员应将其视作保密材料，但该成员应请求必须提供一份非保密概要，此概要可对外提供。
[28]在“美国对巴基斯坦棉纱采取的保障措施案（美国棉纱案）”（WT/DS192）中期审议中，美国提出，该部分对巴基斯坦观点的介绍太多，因而损害了美国的权利，要求专家组作出修改。但专家组认为不存在对美国的损害，因而没有接受美国的要求。见专家组报告，第7.4－7.14段。
[29]CANADA–PATENTPROTECTIONOFPHARMACEUTICALPRODUCTS，WT/DS114/R，17March2000。
[30]CANADA–CERTAINMEASURESAFFECTINGTHEAUTOMOTIVEINDUSTRY，WT/DS139/AB/R，WT/DS142/AB/R，31May2000。
[31]INDONESIA-CERTAINMEASURESAFFECTINGTHEAUTOMOBILEINDUSTRY，WT/DS54/R，WT/DS55/R，WT/DS59/R，WT/DS64/R，2July1998。
[32]见WTO文件：WT/DS248/17，WT/DS249/11，WT/DS251/12，WT/DS252/10，WT/DS253/10，WT/DS254/10，WT/DS258/14，WT/DS259/13，14August2003。
[33]见DSU第16条第4款。
[34]但由于上诉机构没有专家组的相关裁决，这种条件没有出现，所以上诉机构没有对这种上诉作出裁决。美国1916年反倾销法案：UNITEDSTATES–ANTI-DUMPINGACTOF1916，WT/DS136/AB/R，WT/DS162/AB/R，28August2000，第152－153段。
会议保障措施篇6
一、美国对欧共体钢铁贸易救济调查情况
(一)美国钢铁贸易救济调查概况
美国是历史上最早对进口产品进行贸易救济调查的国家之一,其在该领域的立法和实践对其他国家的立法乃至多边贸易规则的制定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获得的数据显示,从1897年美国对原产于德国、阿根廷、丹麦、荷兰、法国、比利时和原奥地利――匈牙利的糖发起反补贴立案调查至2001年底,美国共对进口产品发起不少于2 771件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其中,1980年以前(不含1980年)发起的立案约为1 517件,1980年至2001年底约为1 254件;在1980年以后发起的1 254件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中,大约309件系于1995年WTO成立之后立案。从年均立案数来看,1980年以后,美国每年立案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接近60件,其中1995年WTO成立后的年均立案数约为44件,均比1980年以前的年均立案数(约18件)高得多。此外,从1974年《美国贸易法》制定以来至2001年底,美国共发起了73起保障措施立案,其中10起系于1995年之后即WTO成立后立案[6]。
在美国贸易救济调查中,钢铁产品成为主要受调查产品之一。尤其是1980年以后,美国对钢铁产品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越来越频繁。根据可获得的资料记载,美国对钢铁的贸易救济调查最早可以追溯到1921年。在该年度中,美国共对从德国、法国和萨尔盆地进口的钢铁及钢铁制品发起了5件反倾销调查。从1921年起至1979年的59年间,美国共对进口钢铁发起了100多件贸易救济调查,年均立案数约为1.7件,在其年均贸易救济总立案中所占比重不足10%;从1980年至2001年底,美国对进口钢铁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立案总数大约为550件,年均立案数约为25件,在其年均贸易救济总立案中所占比重约为42%;而从1995年至2001年的短短7年时间里,立案数则高达约210件,年均立案数约为30件,在其年均贸易救济总立案中所占比重高达67%。从1980年到2001年的22年间,有6个年份的钢铁贸易救济调查立案数量引人注目,即1984年(34起)、1985年(53起)、1992年(81起)、1999年(45起)、2000年(37起)以及2001年(65起)。各该年度的钢铁贸易救济立案数量在当年贸易救济总立案数量中所占比重分别为45%、50%、76%、79%、69%以及68%。
美国对进口钢铁进行贸易救济调查伊始,欧洲一些主要的钢铁生产国和地区就已成为主要目标。美国对欧洲钢铁开展贸易救济调查至少已有80多年的历史。如前所述,早在1921年,美国就对德国、法国等西欧国家和地区的钢铁及其制品进行反倾销调查。从1921年至1979年的59年间,美国共对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英国、西班牙、奥地利和瑞典(均为后来的欧共体成员国)的钢铁发起了约60件贸易救济调查,在美国对进口钢铁及其制品的所有立案数中所占比重约为60%;从1980年至2001年底,美国对欧共体成员国钢铁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立案数大约为148件,在其钢铁贸易救济总立案中所占比重约为28%;从1995年至2001年的7年时间里,立案数约为42件,在其钢铁贸易救济总立案中所占比重约为21%。从1980年到2001年,美国对欧共体成员国的钢铁进行贸易救济调查的22年间,有5个年份的调查数量引人注目,即1982年(17起)、1984年(13起)、1992年(40起)、1994年(13起)以及2001年(16起)。各该年度的立案数量在当年钢铁贸易救济总立案数量中所占比重分别为77%、38%、49%、43%以及25%。除了欧共体成员国以外,美国对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如波兰、原捷克斯洛伐克以及俄罗斯等国的产品也发起了一定数量的贸易救济调查。
(二)美国对欧共体钢铁贸易救济调查20年
如前所述,1980年以后,美国对欧共体现有成员国发起的钢铁贸易救济调查在其立案总数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本文接下来将着重就美国1980年以后对欧共体钢铁进行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调查的情况进行分析。同时,为了反映欧共体作为一个区域经济体这一特点,在分析时凡在同一时间立案的同一产品,其涉案国为欧共体整体或者为一个以上的欧共体成员国时,对该产品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立案均计算为1起立案[7]。
1.美国对欧共体钢铁开展的反倾销调查情况
从1980年至2001年,欧共体在原有9个成员国的基础上又实现了3次扩大,第1次为1981年,希腊成为欧共体第10个成员国;第2次为1986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欧共体,欧共体成员国增加到12个;第3次为1995年,瑞典、芬兰和奥地利加入欧共体,欧共体成员国增加到15个。1980年和1981年,美国没有对钢铁进行新的反倾销立案;从1982年到1985年,美国共对一个或数个欧共体成员国的钢铁发起4起反倾销立案。其中,有一起立案涉及4个欧共体成员国;从1986年到1994年,是美国对钢铁发起反倾销立案相对较多的一段时间,钢铁反倾销立案总数为127起,有15起涉案国为一个或数个欧共体成员国。其中,在涉案成员国最多的一起反倾销调查中,欧共体12个成员国中共有7个成员国的钢铁被调查,即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英国和西班牙,另有2起涉案成员国分别为5个和6个。在这段时间内,法国、德国、比利时、英国和意大利成为被调查次数最多的欧共体成员国。1992年,美国对一个或者数个欧共体成员国发起的反倾销立案为7起,创20年的最高记录,先后有26个成员国/次涉案;从1995年到2001年,是美国对钢铁发起反倾销立案最多的一段时间,钢铁反倾销立案总数为144起,有16起调查的涉案国为一个或数个欧共体成员国。
2.美国对欧共体钢铁开展的反补贴调查情况
1980年,美国没有对钢铁进行新的反补贴立案。从1981年到1985年,是美国对钢铁发起反补贴立案较多的一段时间,美国共对进口钢铁发起55起反补贴立案,其中对一个或数个欧共体成员国的钢铁发起6起反补贴立案。先后涉案的成员国为14个/次;从1986年到1994年,是美国对钢铁发起反补贴立案相对较少的一段时间,钢铁反补贴立案总数为36起,有7起涉案国为一个或数个欧共体成员国。先后涉案的成员国为16个/次;与反倾销一样,1992年是欧共体12个成员国中涉案成员最多的一年,先后有6个成员国涉案,即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英国和西班牙;从1995年到2001年,美国钢铁反补贴立案总数为37起,其中有7起调查的涉案国为一个或数个欧共体成员国,先后涉案的成员国为10个/次。
3.美国对欧共体钢铁开展的保障措施调查情况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根据1974年《美国贸易法》开展保障措施调查始于1975年1月5日。截至2001年底,美国共对进口产品发起了73起保障措施调查,年平均立案数接近3起。在这73起保障措施调查中,国际贸易委员会向总统建议采取补救措施的调查约为43起,总统做出采取保障措施决定的案件约为20起。在20世纪80年代开展的某些案件中,尽管美国总统在技术的角度驳回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建议,但仍然借助于其他法律程序采取与进口限制具有类似效果的措施[8]。
与反倾销和反补贴一样,钢铁产品也是保障措施调查的主要产品之一。而且在某些钢铁保障措施调查中,往往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因素或者受政治力量的推动。典型的案件是1984年的合金碳钢产品保障措施案。1984年,一项以部分合金碳钢为涉案产品的保障措施调查申请“有意地”在一个恰当的时间被提交到国际贸易委员会,以便该委员会能够在临近总统大选前的几个月内向美国总统提交采取保障措施的建议[9]。这一做法具有试图使总统在政治压力下做出采取补救措施决定的明显目的[10]。经调查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认定,美国国内产业受到部分(而非所有)涉案产品进口的损害。国际贸易委员会建议总统采取配额措施。尽管总统最后驳回了国际贸易委员会建议的保障措施实施方式,但还是命令其官员展开一项全球范围内的行动,即进行广泛的“自愿出口限制协定”的谈判,以有效降低进口到美国市场上的钢铁产品数量[11]。
在上述73起保障措施调查中,有9起调查是在1995年WTO成立后立案的,在这9起保障措施调查中,有3起以钢铁为涉案产品。1998年12月30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部分钢条发起了保障措施调查,并于1999年7月建议采取保障措施[12];1999年6月30日,对圆形焊接钢管(以下简称“钢管”)发起了保障措施调查,并于12月建议采取保障措施[13];2000年6月18日,对涉及600多个税号的钢铁产品开展保障措施调查,并于12月建议采取保障措施[14]。在该3起案件中,美国总统均作出了采取最终保障措施的决定。然而,该3起保障措施均被诉诸WTO争端解决机构,尤其是2002年3月20日生效的美国钢铁保障措施,更是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震惊。
尽管美国对进口钢铁采取的保障措施适用于所有出口国家和地区[15],但作为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地区,欧共体无疑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从上述3起钢铁保障措施来看,所有措施均涉及到欧共体出口的钢铁产品,而且,欧共体也毫不犹豫地将其逐起提交WTO争端解决机构[16]。
4.美国对欧共体钢铁贸易救济调查的特点
美国贸易救济调查具有历史长久、立案众多、措施盛行、方式多样、范围广泛、影响较大以及重视钢铁保护等特点。对于涉及到欧共体及其成员国的贸易救济调查则具有调查历史长久、调查占有相当比重、调查的形式多种多样、对某些产品同时进行贸易救济调查和采取不同贸易救济措施的情况较为普遍、部分产品受贸易救济及其调查的制约时间较长、贸易救济调查涉及产品范围相当广泛、所有钢铁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均针对一个或数个欧共体成员国(而非欧共体整体)、调查和救济集中于几个欧共体成员国等。
二、欧美钢铁贸易救济调查纠纷
(一)欧美钢铁贸易救济调查纠纷情况
美国对进口钢铁采取贸易救济调查受到不少出口国的谴责,与美国钢铁贸易救济调查有关的纠纷此起彼伏。仅从WTO成立至2002年4月29日,针对美国钢铁贸易救济调查向该WTO提出申诉的纠纷就有17起。其中,时任美国总统布什2002年3月签署的钢铁保障措施令更是引发了一项钢铁纠纷大案。欧共体、日本、韩国、中国、瑞士和挪威纷纷将此提交WTO争端解决机构。出口国就美国贸易救济调查向WTO争端解决机构提起的纠纷涉及各类救济。在上述17起纠纷中,有8起针对保障措施(其中6起针对美国2002年3月做出的钢铁保障措施决定),4起专门针对反倾销措施,4起专门针对反补贴措施,另有1起同时针对反倾销措施和反补贴措施。纠纷措施涉及的钢铁产品包括防腐碳钢板、无缝钢铁管、部分碳钢产品、钢条、钢管、钢板、部分热轧钢产品、不锈钢卷板、部分热轧铅碳钢以及2002年3月实施的保障措施中所涉及的“部分钢铁产品”。提起纠纷的申诉方包括欧共体、韩国、日本、印度、巴西、中国、瑞士和挪威。其中,欧共体共提起6起纠纷,日本和韩国各3起,巴西、印度、中国、瑞士和挪威各1起。所有针对美国钢铁贸易救济调查的纠纷均在1998年以后提起。
此外,欧共体等成员还直接针对美国贸易救济立法提起若干纠纷案件。比如,1998年6月9日,欧共体和日本分别向WTO争端解决机构申诉美国《1916年反倾销法》与WTO规则不符。该案业经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审理,并做出了裁定,认定美国这一立法违反了WTO规则[17]。之后,美国总统已向国会建议废除这一反倾销立法[18]。又如,2000年7月12日,欧共体、澳大利亚、巴西、智利、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和泰国联合向WTO争端解决机构申诉美国《2000年持续倾销和补贴抵销法》(即通称的《伯德法案》)与WTO规则不符[19];2001年5月21日,加拿大和墨西哥也联合向WTO争端解决机构就美国这一立法提出申诉[20]。
据笔者对WTO公布纠纷案件情况所作的粗略统计,从1995年1月1日至2002年4月30日,以美国为被诉方的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纠纷案件共为35起,其中2起为前述贸易救济立法纠纷。也就是说钢铁贸易救济纠纷在所有三类贸易救济的具体纠纷(共33起,不含完全针对立法事项提起的纠纷)中的比重超过50%。这说明,钢铁贸易救济纠纷已成为以美国为被诉方的世界贸易救济纠纷的主要部分。
根据可获得的资料记载,美国对欧共体主要钢铁生产和出口国的钢铁产品提起的贸易救济调查,引起欧共体广泛关注并考虑通过多边框架解决纠纷的例子最早至少可追溯到1992年。在其1993年10月28日向欧洲议会提交的第11份《欧共体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年度报告》中,欧委会指出,针对美国1992年对众多欧共体成员国的部分钢铁产品提起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欧共体已于1992年的最后一个星期与美国政府进行了首次接触,有关正式寻求关贸总协定争端解决程序,解决欧美钢铁纠纷的问题将在1993年年初进行考虑[21]。
1993年和1994年,欧共体共对美国钢铁贸易救济向关贸总协定争端解决机构提交了2项要求成立专家组的申请。其中,有一项是有关裁定美国对欧共体的铅铋合金钢条反补贴措施与关贸总协定规则不符的申请;另一项是有关裁定美国对欧共体的平板轧钢产品反补贴措施与关贸总协定规则不符的申请[22]。
WTO成立后至2002年4月30日为止,欧共体针对美国钢铁贸易救济调查共向WTO提交了6项申诉,并在印度和日本提起的3项钢铁贸易救济纠纷中作为第三方参加争端解决程序。在该6项申诉中,有3项系针对美国对欧共体钢铁产品实施的一起或数起反补贴措施;2项系针对美国钢铁保障措施;另有1项针对美国钢铁反倾销措施。欧共体是唯一一个将美国这一时期采取的3项钢铁保障措施全部提交WTO争端解决机构的WTO成员。除此之外,欧共体还同时作为第三方参加韩国诉美国钢管保障措施纠纷案。
(二)欧美钢铁贸易救济调查纠纷的特点
欧美钢铁贸易救济调查纠纷的特点可以归纳如下:
1.纠纷时间较长。从1992年美国对大量钢铁进行贸易救济调查和采取贸易救济措施起,欧美钢铁纠纷就没有停止过;
2.纠纷不断升级。从最早的反补贴措施纠纷到2002年的钢铁保障措施纠纷,双方钢铁贸易纠纷不断升级,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在美国2002年3月宣布对进口钢铁采取保障措施后,欧共体立即将此措施诉至WTO争端解决机构,并拟对美出口采取报复措施;
3.钢铁纠纷涉及各类贸易救济。既有反倾销措施和反补贴措施,也有很大部分的保障措施;
4.反补贴措施和保障措施是欧美钢铁纠纷主要的涉案措施,其不少争议事项及WTO争端解决机构对此所作的裁定在世界贸易救济纠纷及其解决中都有相当的影响;
5.争议事项众多。既涉及贸易救济立法也涉及贸易救济调查的具体实践做法;既涉及到实体问题,也涉及到程序问题;既涉及不同的多边协定和协议,如1994年《关贸总协定》、《反倾销协议》、《反补贴协议》和《保障措施协议》等,也涉及到部分区域性协定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
6.有些争议事项从表面上看就与WTO规则不符;
7.相同的争议事项在不同的纠纷中被反复作为诉求提出;
8.作为纠纷解决的结果,美国不少贸易救济措施被WTO争端解决机构裁定为与WTO有关规则不符。
三、结语
从以上对20世纪美国对欧共体钢铁贸易救济调查及欧美在此领域的纠纷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美国是对进口产品频繁采取贸易救济调查的国家之一,而在贸易救济调查中,钢铁产品成为主要的受调查产品之一,其中,以欧共体成员国为涉案国的案件占有较大的比重。而且美国在某些钢铁贸易救济调查中,往往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因素或者受政治力量的推动,前述1984年的合金碳钢产品保障措施调查即为一例。针对美国频繁的贸易救济调查,欧共体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加以应对,包括双边交涉和谈判、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削减钢铁产能、进行结构调整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其他钢铁生产国和地区的钢铁行业的不断发展,涉及欧共体成员国的钢铁贸易救济调查案件的比重也在不断下降。近几年来,中国出口产品已经成为国外贸易救济调查的首要目标,其中针对钢铁产品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占有一定的比重,尤其是200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钢铁产品不断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且近几年美国国内对中国钢铁产业也不乏指责之声。回顾20世纪美国对欧共体钢铁贸易救济调查情况,当可为目前我国面临的形势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博士后
[1]立案数系以涉案国或者地区的数量计算。
[2]See Dan Horovitz,“Post-ECSC Regulations of Steel in an Enlarging Europe and a Globalizing World”,International Trade Law & Regulation, 2001.8, Volume 7 issue 4. P115, and, see also Ivo Van Bael and Jean-Francois Bellis, “Anti-Dumping and Other Trade Protection Laws of the EC”, CCH Europe, Third Edition, 1996, P666.
[3]本文中出现的有关美国贸易保护措施及其调查的数据除特殊指明外,均根据美国商务部或国际贸易委员会公布的立案和采取的措施情况所作的粗略统计得出。
[4]See EC press release “EU adopts temporary measures to guard against floods of steel imports resulting from US protectionism”,Brussels,27 March 2002,“ European Commission calls on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Robert Zoellick to avoid unilateral import curbs”Letter from EU Ambassador to USTR Zoellick,Washington, 3 May 2001. and,“We must all refrain from unilateral action”Speech by Mogens Peter Carl, Director General for Trade, European Commission,OECD High-Level Meeting on Steel, Paris, 17-18 December.
[5]有关欧美钢铁贸易纠纷的更进一步资料可以查阅邓德雄《欧美钢铁贸易纠纷及若干法律问题研究》,《英美法评论》,2003年第1辑,第32～102页。
[8]See John H.Jackson,“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 Law and Polic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 the MIT Press,1997,2nd edition, P184.
[9]See John H.Jackson,“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 Law and Polic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 the MIT Press,1997,2nd edition,P184.
[10]See John H.Jackson,“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Law and Polic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the MIT Press,1997,2nd edition,P184.
[11]“Steel Import Relief: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eptember 18,1984”,Weekly Compilation of Presidential documents 20 (1984), 1307 as was cited in John H. Jackson,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 Law and Polic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 the MIT Press, 1997, 2nd edition, P391.
[12]Investigation No. TA-201-69. [13]Investigation No. TA-201-70.[14]Investigation No. TA-201-73.
[15]在部分情况下,加拿大和墨西哥除外;同时,符合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适用例外规定。
[16]对部分钢条及部分圆形焊接钢管的申诉案件号为WT/DS214;对部分钢铁产品的申诉案件号为WT/DS 248。
[17]See WT/DS162 and WT/DS136 panel report and appellate body report; According to the US Anti-dumping Act of 1916 a penal sanctions might be imposed against the importation of goods and sale thereof in the US market when the price is lower than the one in the country of production or in other foreign countries where goods are exported.
[18] See EC press release, "EU accepts US request for more time to comply with WTO ruling on anti-dumping law", Brussels, 25 July 2001.
[19] See WT/DS217. According to the US Continued Dumping and Subsidy Offset Act of 2000, as is also called “the Byrd Amendment”, the US customs authorities are mandated to distribute to the complaining domestic companies on an annual basis the proceeds of duties levied pursuant to a countervailing duty order or an anti-dumping order and so on. [20]WT/DS234.
[21]See“Eleventh annual report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on the Community’s anti-dumping and anti-subsidy activities (1992)”, com (93)516 final. Brussels, 1993. P96.
会议保障措施篇7
关键词贸易保障措施 数量增加 产业调整 司法审查
一、贸易保障措施的一般概念
保障措施是一种世贸协定所允许的、通过使用世贸协定一般所禁止的贸易保护手段对某类符合法定限制条件的进口产品所实施的贸易限制、管制、抵制或者中止提供优惠的措施。而具体的保障措施方式则表现为配额管制、提高进口关税、中止优惠待遇等数量限制和非数量限制的形式，虽然在形式上多样化，但其产生的背景多是由于某类产品进口数量的激增而使得生产同类产品的国内生产商受到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而目的也都是为了保护本国的同类产业。贸易保障措施实际上是一种限制贸易自由化的措施，但其产生和运行也是符合了实质上的公平贸易原则，因此其合法性得到了WTO成员的认可，在WTO范围内具有合法地位。
与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相比，保障措施有和它们相一致的地方，如它们都是对自由贸易的一种限制，都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来实施，都有一定的实施期限要求，都可以分为临时措施和正式措施等，但也有一些明显的不同之处:第一，保障措施所适用的对象是不同的，保障措施针对的对象是某类进口数量剧增或者大幅增加的产品，反倾销措施的实施对象是低于成本价或者低于正常价格的产品，反补贴措施是针对受到非法出口补贴的产品。进一步来看，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针对的对象都是不正当贸易行为，但保障措施限制的对象是正当合法的贸易行为。第二，三大措施所适用的国家不同，尽管三大措施都针对进口产品，但是反倾销措施适用面最广，可以针对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进口，也可以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进口，反补贴措施主要针对市场经济国家，保障措施理论上也可以针对任何国家，但在实际操作中更多的是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运用，这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较低，粗加工产品数量多有关。第三，三种措施应当满足的实体条件和程序条件不同，实施保障措施所必须满足的条件比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实施条件要严格得多，必须存在短期内产品进口大量增长的事实，而且造成了进口国国内产业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而在实施反倾销反补贴措施时，只要能够证明相关的国内产业遭到了实质损害或者实质损害威胁。在因果关系上，保障措施的适用要证明进口产品短期内的激增是造成国内产业损害的主要原因或者重要原因，而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实施只要证明其是造成实质损害或者实质损害威胁的原因之一就可以了。第四，保障措施的具体执行方式不同，不管是反倾销措施还是反补贴措施，其最终的执行措施一般是两种:一是是进口国按照倾销幅度和补贴幅度来计算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二是进口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企业或者政府提出价格承诺或减少补贴的承诺，以达到进口国认为足以消除损害的程度，而保障措施的执行方式包括修改减让、提高关税、实行数量限制或关税配额等。第五，保障措施的实施期限一般不得超过四年，而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实施期限一般不超过五年。第六，反倾销措施被许多国家视为保护本国工业部门利益的重要手段被频繁使用，而贸易保障措施的使用频率就要低得多，适用条件十分苛刻。
二、我国的保障措施法律制度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家外贸管理体制的改革，外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逐步降低，保护国内产业的必要性也越来越大。在对外经济贸易全面开展的情况下，国内生产竞争力较弱的产业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巨大的冲击，一些具有竞争优势的进口产品的数量增加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鉴于此，我国早在1994年制定的《对外贸易法》中就将保障措施制度作为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基本制度之一，而在入世后，为了履行承诺，利用WTO规则来加强对国内产业的正当保护，我国在2004年通过了修订的《对外贸易法》，使得我国对外贸易制度进一步向WTO《保障措施协议》相靠拢。同时，为了使保障措施条款具有可操作性，防止法律滥用，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我国第一部专门的保障措施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措施条例》，这也是我国保障措施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障措施条例》第二条规定:“进口产品数量，并对生产同类产品或者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的，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进行调查，采取保障措施。”从这个条款可以看出，我国保障措施法实施需要三个条件:
(一)进口产品数量的增加
我国《保障措施条例》第七条规定:“进口产品数量增加，是指进口产品数量的绝对增加或者与国内生产相比的相对增加。”所谓产品的绝对增加，是指产品的进口数量在过去的最近时期相对于过去时段的持续增加;产品数量的相对增加是指在过去的最近时期内，进口产品的数量相对于进口国国内生产而言的相对增加。具体来说，如去年进口数量为3万，今年进口10万，这就是进口数量的绝对增加。而相对增加不像绝对增加那样显而易见，相对增加也不意味着一段时间内的进口数量绝对地增加了，还是以上面的例子来说，如去年进口数量为3万，国内的生产量为5万，今年进口的数量仍然是3万，但是国内生产量只有1万，此时就是产品进口的绝对数量没有增加，但是相对数量却增加了。因此，产品数量的绝对增加与相对增加都是实施保障措施的条件之一，两者只要满足其一就可以构成进口产品数量增加这一条件。
(二)生产同类产品或者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遭受到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
我国《保障措施条例》对国内产业的定义基本参照WTO《保障措施协议》:“国内产业，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同类产品或者直接竞争产品的全部生产商，或者其总产量占国内同类产品或者直接竞争产品全部总产量的主要部分的生产者”。对于其中的“同类产品”和“直接竞争产品”的概念，《保障措施条例》没有明确规定，相关学者做出的解释是“所谓同类产品是指与进口产品完全相同的产品，或者其特征与进口产品的特征非常相似的产品;所谓直接竞争产品是指本质上可以与进口产品互相替代的产品，也就是说，它们具有相同的用途因而基本上可以互相替代”。至于什么是严重损害和严重损害威胁，我国有关条例中并没有做出规定，但是在WTO《保障措施协议》中规定:“严重损害是指对一国国内产业状况的重大减损;严重损害威胁是指一种明显迫近的严重损害”，我国对这两个概念的界定可以参考此解释，另外，对实际确定严重损害和严重损害威胁所应考虑的具体因素，我国《保障措施条例》明确提出了应当审查的主要的三个因素:一是进口产品的绝对和相对增长率与增长量;二是增加的进口产品在国内市场中所占的份额;三是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的影响，包括对国内产业在产量、销售水平、市场份额、生产率、设备利用率、利润与亏损、就业等方面的影响。
(三)进口产品数量增加与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除了满足上面所说的两个条件之外，还需要证明进口产品数量增加与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果不满足这个条件即使进口产品数量大量增加，国内相关产业遭受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也不能对进口产品实施保障措施。而且保障措施实施的前提是必须证明这种进口产品的数量增加是造成严重损害的主要原因或者重要原因，这是一件十分复杂和繁琐的工作，因为在实际案例中，造成一国国内产业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的原因不是单一的，而是众多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因果关系的确定，一般要采取上述所说的证明其是主要原因的这种方式，即综合式。但是我国只规定在确定进口产品数量增加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时，不得将进口增加以外的因素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归因于进口增加，并没有对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作出规定。但是从我国实施保障措施的实践来看，采取的是实质原因标准。
三、我国实施保障措施的类型
我国的保障措施类型与其他许多国家的保障措施大致一致，分为临时保障措施和最终保障措施两种:
(一)临时保障措施
我国保障措施条例规定，经过初步调查后，如果有明确证据表明进口产品数量增加，在不采取临时保障措施将对国内产业造成难以补救的损害的紧急情况下，可以做出初裁决定，采取临时保障措施，但是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第一，要有明确证据证明进口产品数量增加;第二，出现不采取措施将会对国内产业造成难以补救的损害的紧急情况;第三，需要主管机关做出初步裁定。而临时保障措施采取的形式一般是提高关税，而不是配额或者其他方式作为临时措施。在临时保障措施的实施程序方面，先由我国商务部提出建议，关税委员会根据建议做出决定，海关是具体执行机关，在保障措施公告开始实施之日起开始实施，实施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00天。如果最终裁定不采取保障措施，则需要将增加征收的关税退回。
(二)最终保障措施
最终保障措施实施的条件包括三点:一是进口产品数量增加;二是进口产品数量增加会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三是实施保障措施符合公共利益。当然，还需要关税委员会做出最终裁定。最终保障措施的形式除了有提高关税外，还有数量限制或者其他方式，同时实施保障措施的具体形式不同也影响到实施程序的不同，如果是采取提高关税的形式，则程序与采取临时保障措施是一样的，如果是以数量限制的形式，商务部可以自己直接做出决定。最终保障措施的实施应当以防止、补救严重损害为目的，在对数量进行配额限制时，除非有正当理由表明为防止或者补救损害而有必要采取不同水平的数量限制措施，应当保证限制数量不得低于最近3个有代表性年度的平均进口量，实施期限超过一年的，应当在实施期间内按固定时间间隔逐步放宽。我国《保障措施条例》规定，保障措施的实施期限不超过4年，但是证明保障措施对于防止或者补救严重损害仍然有必要，又有证据表明相关国内产业正在调整的情况下，可以延长一项保障措施的实施期限，最长为10年。对于实施已超过3年的保障措施，还应当在实施期间内对其进行中期复审，内容包括国内产业的调整情况等。复审结果的决定机关同当初决定实施保障措施的机关一致。有关机关可以在中期复审后做出对保障措施的保留、取消或者加快等决定。
四、我国的保障措施程序规则
(一)发起调查
我国保障措施发起调查的方式有两种:申请发起和自行发起，前者是普遍方式，后者是一种例外方式。所谓应申请发起的调查就是与国内产业有关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商务部提出保障措施调查的书面申请。申请书应当包括申请人、进口产品、国内同类产品或者直接竞争产品、进口产品的出口国、出口商、进口产品的数量增长、损害以及因果关系的情况说明，并附带相关证据材料。除此之外，申请书应当明确要求采取保障措施的请求，这种请求可以包括采取措施的形式、具体内容、期限等。商务部在收到申请书的60天内应当做出决定，并告知理由。所谓自行发起调查，就是在没有申请的情况下，商务部自行发起保障措施调查，这只是一种例外。
(二)调查程序和内容
在进行保障措施调查时，一般进行两项调查:进口数量增长调查和产业损害调查。进口数量增加调查是指商务部采取调查问卷和听证会的形式对过去一段时间的进口数量做出统计，这种过去的期间通常为5年。产业损害调查是指商务部有关部门对生产同类产品或者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因为进口产品数量增加而受到的损害程度。而采取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问卷、抽样、听证、技术鉴定等调查方式，调查期间通常立案调查前的3到5年。
(三)做出裁定
通常情况下，保障措施调查期间为6个月，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2个月，在此期间，商务部可以作出初裁决定，也可以直接作出终裁决定。如果裁定是肯定的，那么还要确定要采取的具体措施，根据措施的不同来看是自行决定还是提交关税委员会由关税委员会决定。
五、我国保障措施法的完善和发展趋势
我国保障措施法的体系虽然已基本形成，制度也渐渐完善，并在对外贸易的实践中发挥作用，但仍然有许多不足:第一，我国对不同形式的保障措施的实施，由不同机构来决定，而与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相比，保障措施在实施程序方面相对简单，可以主要由一个机构负责完成，而不需要分为不同的机构了分别决定，由一个特定的机构来决定也有利于避免多个部门调查多个部门决定所引起的行政效率低下或者混乱现象。第二，我国保障措施法的立法目的还或多或少带有产业保护的色彩，应该端正立法宗旨，力求维护公平贸易发展，并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三，我国对于采取保障措施的条件的规定还需要扩充，比如对国内产业的界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同类产品或者直接竞争产品的全部生产者，或者其总产量占国内同类产品或者直接竞争产品的主要部分的生产者，但美国等其他国家很多已经立法肯定了区域产业的保护问题，我国也应该学习他国的积极成果，对这个问题做出规定。第四，正如前面讲实施条件的时候所说的，我国对进口增加与严重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标准并没在理论上进行明确。是采取单一式还是综合式?是原因之一还是要求是主要原因?这需要进一步进行立法明确。第五，关于保障措施的发起条件，我国的规定是要求进口产品数量的绝对增加和与国内生产相比的相对增加，这与WTO的《保障措施协议》是不一致的，这不利于我国保障措施与国际立法相接轨，其实施效力也就不利于获得国际组织的认可。第六，在评估进口增加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因素时，WTO《保障措施协议》规定应该评估“所有有关的客观和可量化的因素”，而我国则具体规定了要审查的相关因素，这样就限制了保障措施的实施可能，也不利于适应现实中千变万化的各种情况。第七，对于实施保障措施的通知与磋商，我国有关的规定与WTO《保障措施协议》的有关通知的规定要求存在一定的差异，如立案调查的规定、调查结果等，我国应该尽量在此规定上向WTO靠拢。第八，WTO《保障措施协议》规定了贸易补偿、贸易报复等规定，我国的《保障措施条例》对此没有作出规定，这样就可能忽视了外方的程序性的基本权利。
除此之外，我国在对农产品保障措施的规定也存在不足，与工业品相比，农产品生产周期长，销售周期短，所以一旦进口农产品对国内相同或直接竞争产品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如果不能及时进行救济，生产者的利益就会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失，所以我国应对农产品的保障作出特殊的规定，但我国保障措施制度实际上并未充分考虑农产品的特殊性。
鉴于上述不足之处，我国应在以下方面作出完善和改进:
1.应当深入研究产业损害的情况，全面掌握和总结国内相关产业受到进口产品数量增加所导致的损害程度。不管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层面，都应该加强对于损害的研究，而且鉴于入世以来我国产业受到的严重损害威胁更为突出，因此要加强对严重损害威胁的立法，这就会涉及到如何区分严重损害和严重损害威胁、两者是否存在共存、如果共存如何处理等问题。
2.注重产业调整，作出产业调整的计划。保障措施的实施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本国产业的保护的，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业结构的问题，况且保障措施实施的目的也是应当以维护公平贸易为宗旨的，因此要从根本上保护本国产业的发展必须对我国产业进行调整，提高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3.研究保障措施的司法审查。对于反倾销和反补贴，国际上都规定了司法审查程序，虽然还存在许多缺陷，但至少规定了救济措施，但对于保障措施的司法审查，还并未有明确的规定，那么在未来的保障制度完善的过程中，应考虑此问题。
总之，我国保障措施的规定的级别还比较低，在完善我国保障措施制度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但是只要我们看到自身的不足，并有针对性地进行完善，必然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注释:
黄文俊.保障措施法研究---理论框架与实证分析.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页.
张晓.中国进口产品保障措施实践指南.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参考文献
[1]莫世健.贸易保障措施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陈立虎.保障措施法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余菲.WTO保障措施及其例外法律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张玉卿，李成钢.WTO与保障措施争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会议保障措施篇8
关键词：羁押必要性审查；构建；应对措施
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121-02
一、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内涵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虽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羁押必要性审查，但没有明确界定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具体内涵，笔者认为羁押必要性审查是根据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的性质、情节以及证据的收集情况、悔罪态度等，审查其是否具有再次犯罪或者妨碍诉讼的危险性，以决定是否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二、羁押必要性审查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我国一直存在着重打击犯罪轻人权保护的观念，加之司法实践中各政法机关将逮捕率、率作为考核指标，办案人员往往是就案办案，构罪即拘、构罪即捕一直是一些办案人员的主导思想。笔者对扬州市一基层检察院的逮捕情况进行了统计，2008年的逮捕率为88.8%，近三年的平均逮捕率也达到了76%。而逮捕后，除侦查机关变更逮捕措施外，检察机关鲜有对逮捕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的。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明确规定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并将审查的权利授予检察机关，为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带来机遇，同时使检察机关也面临着挑战。
（一）强化了法律监督职能。
近年来，检察机关如何发挥法律监督的职能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部门探讨的热门话题。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羁押必要性审查，并将审查的权利赋予检察机关，为检察机关对审前羁押程序进行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一方面有利于防止超期羁押和不必要的羁押，保障在押者的合法权益，强化了人民检察院在人权保障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有利于加强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执行、变更强制措施进行监督，防止公安机关随意变更强制措施，出现关系案、人情案，维护司法公正提供了保障。
（二）检察机关面临的挑战
羁押必要性审查是一项新的工作机制，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必然会面临一些困难。
1.人员问题
全国绝大多数案件在基层，而基层检察机关普遍面临着案多人少的困难。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要办理大量的案件，监所部门普遍人员配备较少，检察机关如何对现有资源进行合理分配，保障将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机制落到实处。
2.审查程序如何进行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了对捕后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但该条规定较为原则、笼统，司法实践中应由检察机关的哪个部门负责审查，审查的具体程序如何进行，审查的标准等未明确规定。虽然一些基层检察机关开始尝试羁押必要性审查并取得一定成效，但各地检察机关实际情况不同，在今后执法办案中对捕后羁押必要性如何审查、由哪一部门来审查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3.被害人权益如何保护
对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对无羁押必要性的予以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对于解决一押到底，尊重、保障在押人员的人权具有积极的作用。但被害人尤其是人身权利、民利、财产权利受到侵害的被害人权利是否会受到损害，变更羁押措施是否会引起被害人的不满，引发涉检上访事件发生，如何在保障在押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不损害被害人的权益？
4.检察建议如何落实
由于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羁押必要只有建议权，如果建议不被采纳，或有关机关不按时通知人民检察院，将如何救济，如何保障检察建议的刚性，切实保障人权，维护检察权威？
三、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构建
逮捕是一种为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强制措施，因此它的法律定位只能是预防和程序保障，而不是预期的刑罚。逮捕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能够发挥保障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功能；运用不好，就会产生消极影响和危害[1]。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既可对权利进行救济，也是深化司法改革，落实、强化检察监督权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机制。但司法实践中如何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还要具体细化。
（一）审查部门
从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不难看出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体为检察机关，但未明确由检察机关哪一部门负责审查。有人认为“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体是侦查监督部门。”[2]有人认为“公诉部门负责人应当对有无继续羁押必要进行严格审查，并提出处理意见。”[3]还有人认为“由监所部门的驻所检察官根据在押人员的实际情况向办案单位提出变更强制措施检察建议的工作机制。”[4]笔者认为在现有的检察资源条件下，侦查监督部门应对做出逮捕决定的案件尤其是可能变更逮捕措施的案件进行跟踪。公诉和监所部门审查案件和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审查时，审查逮捕的理由是否有变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羁押的必要。如逮捕证据发生变化，或逮捕理由消失，公诉和监所部门应及时通知侦监部门，确无羁押必要的，可以建议释放或变更。监所部门应当及时提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期间的相关表现，为侦查监监督、公诉部门做出是否建议变更强制措施的决定提供依据。
（二）审查阶段和期限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要经历侦查、、审判等诉讼阶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法院判决前任何诉讼环节均有可能出现不需要继续羁押的情形。因此，检察机关对羁押必要性审查阶段应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到法院判决前的侦查、、审判所有诉讼环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多长时间内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是时时审查还是定期审查，定期审查规定多长时间较为合理？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侦查机关有2个月的侦查时间，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因短时间内无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全面了解，无法对其是否具有羁押必要性做全面的评估，因此笔者建议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羁押1个月后，对其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较为合适。
（三）审查的标准和程序
逮捕的目的是为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检察机关审查的标准应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变更逮捕措施不会妨碍诉讼的顺利进行。检察机关审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要变更强制措施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察，即一是发现没有犯罪事实或者嫌疑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二是逮捕后发现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但这种情况在审查逮捕时未被发现；三是逮捕以后患严重疾病，或者是在逮捕前已患病而在审查逮捕时未被发现的；四是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羁押期已满，但案件尚需继续查证、审查的；五是对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害性的[5]。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具体程序可参照审查逮捕操作程序，即侦监、公诉、监所部门如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羁押必要，需要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的由具体承办人收集无继续羁押的证据材料，提出建议，提交部门集体讨论，由检察长做出是否建议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的决定。
（四）补救措施
羁押必要性审查是此次刑诉法修改的一大亮点，但该规定也留有遗憾：检察机关的建议如不被采纳或有关机关不将处理结果通知检察机关该如何处理？检察机关的检察权威如何体现？检察监督权如何落实？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发出建议有关机关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应同时报上级检察机关备案，如建议不被采纳，应由上级检察机关通知同级侦查机关，保障建议的刚性，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检察权威。
四、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应对措施
（一）加强学习，转变执法理念
此次刑诉法修改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检察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检察工作人员应认真学习新刑事诉讼法，理解、领会新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精神，准确理解强制措施尤其是逮捕的功能，严格把握逮捕条件，要转变重打击轻保护的观念，树立权利保障的价值理念，发挥刑事诉讼法律的权力制约、权利保障功能，有效防止对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侵犯，为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做好准备工作。
（二）合理配备检察工作人员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权利赋予检察机关强化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但基层检察机关普遍存在案多人少的矛盾，尤其是侦查监督和公诉部门面临办案压力，监所部门人员配备较少，在现有的人员条件下，难以承担起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任务。因此，检察机关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合理配备检察人员，相应增加侦监、公诉、监所部门的办案力量，为检察机关顺利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提供人力保障。
（三）加强检察机关职能部门配合
羁押必要性审查是一项新的工作机制，也是涉及检察机关多个部门的工作。侦查监督部门负责审查逮捕，对犯罪嫌疑人的逮捕理由最清楚，公诉、监所部门了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的案件发展情况和在看守所的具体表现。因此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要充分发挥侦查监督、公诉、监所部门的协调、沟通，各部门相互配合、分段负责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
（四）化解社会矛盾，注重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羁押必要性审查无疑对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起着积极的作用，但有可能损害被害人的利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是否会损害被害人的权利？是否会引发涉检上访事件？因此，笔者建议对涉及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利和法律保护其他合法利益的案件，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后需要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的，及时与被害人沟通，赋予被害人相应知情权和监督权，将依法办案和化解矛盾结合起来，以维护在押者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切实防止因办案的简单化或逮捕措施变更不当而引发涉检上访事件的发生。
参考文献：
[1]刘计划.逮捕功能的异化及其矫正――逮捕数量与逮捕率的理性解读[J].政治与法律，2006，（3）.
[2]郑东.羁押必要性审查四项内容待细化[N].检察日报，2012-05-23.
[3]姚红秋，韩新华.审查环节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的构建[J].中国检察官，2010，（6）.
[5]但伟.试析羁押必要性审查与看守所检察[J].人民检察，20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