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范文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篇1

我们建议：按照《证券法》关于“证券”的界定和《宪法》所赋予的国务院职能分工权限，将《修订草案》第一百零七条“非公开募集基金财产的证券投资，包括买卖或持有股票、债券，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修改为“非公开募集基金财产的证券投资，包括买卖或持有股票、债券，或者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主要理由如下：

一、《修订草案》对“证券”的定义，不符合《证券法》的相关规定。按照《证券法》第二条规定，“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才能称为“证券”。但是，《修订草案》第一百零七条却规定：“非公开募集基金财产的证券投资，包括买卖或持有股票、债券，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证券及其衍生品种”。可见，《修订草案》对“证券”的定义显然违背了《证券法》。

二、任意界定“证券”将导致政出多门、多头管理、分工混乱，给市场带来不稳定的监管预期。《修订草案》将“证券”的界定权从国务院下放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这就有可能导致相关机构受部门利益驱使，通过任意界定“其他证券”的范围来扩张其监管权，进而造成分工混乱、政出多门和多头管理的局面，影响广大股权和创业投资企业的正常运营。

三、将股权投资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法》调整范围，不符合分开立法的国际惯例。众所周知，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于公开交易的证券，股权投资基金投资于非公开交易的股权。这两大类基金的投资对象不同，决定了它们在基金募集方式、投资理念、投资运作方式、基金治理结构、业绩激励机制和风险约束机制上也完全不同。所以，世界各国都对它们实行“分开立法、分开监管”。

四、将各类私募股权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范畴监管，不仅没有必要，反而有可能人为造成监管风险。股权基金由于并不投资证券市场，因而无操纵证券市场之虞；按照我国现行信贷管理规则，股权基金也无法向银行借贷，故不可能导致风险外溢。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将股权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法》一并加以严格监管。国家发改委已实现了对各类股权投资（基金）企业的全覆盖备案监管，现行监管体制是符合股权投资基金发展实际的。

五、将创业投资基金也纳入证券投资基金范畴监管，将给我国的创业创新事业带来严重不利影响。按照《修订草案》，创业投资基金必须接受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额外监管，因而必然地会增加对创业投资基金的监管成本。由于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理念主要适应于证券投资基金而很难适应于创业投资基金，因而还必然地会影响创业投资基金的发展。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篇2

一、证券投资委托理财的概念

委托理财是近年来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出现的一个新概念。对于委托理财这样一个资本市场术语的解释，目前尚未有比较明确的法律上的定义。“简单地说，委托理财就是委托人（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将自己合法拥有的资产委托给专业机构管理，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要求的投资类别和方向自主进行投资，由此产生的收益和损失归于委托人的一种合同安排”。[3]

证券市场作为资本市场的重中之重，是各路英雄、各种投资工具汇集的地方。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就是委托人将其拥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的资金、证券等金融性资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在一定期限内管理、投资于证券市场，并按期支付给委托人一定比例收益的资产管理活动。证券投资委托理财是一种将社会闲散资金与证券专业投资技能加以有机结合的新的投资工具。在我国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宏观背景下，它从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投资者为追求资本的流动性而对金融投资产品多样化的迫切需求，也有利于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

二、我国证券投资委托理财的发展现状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会有证券市场。”[4]1990年，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1992年10月，成立了统一监管全国证券市场的中国证监会。1998年上半年，为了进一步发挥证券市场的融资功能，成功地进行了5只证券投资基金的试点工作，开创了我国证券投资委托理财的先河。我国新修订的《证券法》，也已将证券资产管理列为证券公司可以经营的业务范围，从而为证券公司开展委托理财提供了法律依据。近年来，为推动证券业的规范发展，鼓励证券公司在业务和管理等方面开展创新活动，在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下，综合类证券公司积极尝试和开拓证券投资委托理财业务。[5]经过不到十年的快速发展，截止到2007年底，我国开办了证券公司130多家，兼营证券业务的信托投资公司100多家，各类基金管理公司58家，基金数量321只，基金资产总规模6312亿元。[6]此外，还有形式各异总规模超过万亿的私募基金。[7]

归纳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上的委托理财产品，主要包括：基金管理体制公司推出的封闭式基金和开放式基金；信托投资公司推出的集合资产信托计划；证券公司推出的客户资产管理；保险公司推出的投资连接保险以及投资管理公司的私募基金等。[8]这些委托理财产品，由于市场定位和投资理念各异，满足了不同投资者和不同层次风险偏好的投资需求。从实际运行效果看，证券投资受托产品的推出，吸引了社会大量闲散资金，给证券市场发展注入了活力，证券投资委托理财业务已迅速成为我国当前资本市场中最具发展潜力的投资工具之一。

三、我国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市场存在的问题及根源

当前，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市场正处于迅速发展时期，除证券机构从事受托理财业务外，资产管理公司、投资咨询机构、一般性公司、个人也加入到受托投资管理业务中分羹，造成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市场混乱，问题较多。[9]主要表现在：一是大量违规资金利用委托理财的渠道进入证券市场操作，一旦造成巨大损失，证券投资机构因无力偿还受托投资本息，而陷入经营困境。[10]大连证券、南方证券等证券公司被接管，金信公司被宣告破产便是例证。二是不少券商和机构投资者以委托理财为遮掩，集聚资金优势，进行内幕交易，操纵股价或利用委托理财资金操作自主性的便利，挪用托管资金搞非法融资等。“德隆事件”、“闽发事件”、“杭萧钢构大单事件”均对证券市场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三是不具证券投资理财资质的投资咨询公司和机构等纷纷抢滩市场，以高额投资回报或固定投资利益为引诱，在短时间内集聚大量社会闲散资金，当证券投资理财造成巨额亏损时，便人去楼空，极易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市场混乱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有以下二方面：一是市场对受托理财主体管理尚存盲区，非金融机构和自然人受托理财处于自由无序状态。《证券法》、《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虽已出台，这三部法律分别对金融、证券以及基金管理机构从事委托理财业务作了严加规制，但对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自然人证券投资受托理财行为，则现行法律、法规无明确准许或禁止的规定。此外，有关部门也往往以特定对象来确定各自的管理范围，人民银行监管对象为银行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证监会监管对象主要是证券公司，也使非金融机构法人和自然人从事受托理财业务，完全游离于上述部门监管范围之外。二是立法尚未涉及于此，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几乎处于无法可依状态。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在我国是新生事物，立法跟不上金融创新的步伐，对证券投资委托理财没有任何配套的法律法规予以有针对性的调整。一方面投资规模已远远超过公募基金的私募基金，至今没有取得合法的形式和法人地位，地下操作使其更加混乱并暗藏了更大的风险；另一方面对现行委托理财合同法律性质、合同效力等问题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分歧较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自2002年就开始酝酿，但由于委托理财问题十分复杂，对证券市场的影响非常大，且在实践中，各地法院在委托理财案件合同的效力、受托人的主体资格、投资亏损的责任承担等方面认定上也存在较大差异和分歧，使得司法解释至今尚未出台。

四、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的性质

（一）委托合同说

委托合同是指一方委托他方处理事务，他方允诺处理事务的合同。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也是基于双方相互信任而在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订立的有关证券投资收益和损失的一种合同安排。但现实中二者往往有区别：首先，委托合同一般为无偿合同（若有特别约定除外），而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大多约定了受托人从管理财产中可以获取一定比例的收益或收取管理费，并且委托人往往不承担或很少分担将财产委托给他人处理可能造成的资产损失，这种约定不符合委托合同的一般原则。其次，委托合同的当事人只要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无须以物之交付或当事人的义务履行作为合同成立的要件；而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则以委托人交付资金或证券为前提，是实践合同。再次，在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中，往往还约定由委托人自己或第三方监管并可约定由第三方担保合同履行等内容，这也是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与现行《合同法》中委托合同不一致之处。因此，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与委托合同相比，往往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我国现行《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的有关规定难以完全适用于解决证券投资委托理财纠纷。

（二）行纪合同说

行纪合同，又称信托合同，是指一方根据他方的委托，以自己的名义为他方从事贸易活动，并收取报酬的合同。在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中，一般投资者也往往将资金或证券交由受托人管理和控制，有少数合同甚至明确约定受托人接受投资者委托后，以受托人自己的名义为投资者入市交易。这类合同表面上看比较符合行纪合同的性质，但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的受托人无一例外地都承诺了对投资者的投资予以保底或保证投资的最低收益，违反了《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第4条规定“信托投资公司不得承诺信托财产不受损失或者保证最低收益”，所以，将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推定为信托合同，既无法律依据，也与现实状况相冲突。所以，用行纪合同来规范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很难解决现存的大部分纠纷。

（三）非法借贷说

在我国，存贷款业务属特许经营，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审批从事金融业务均属非法经营。投资者认为将钱放在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机构与放在银行没有差别，是没有风险的。投资者的这种心理状态恰恰促成了某些券商或机构违规经营，通过委托理财方式进行融资现象在证券市场也确实屡见不鲜。确有少数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受托方明确承诺投资者可以获取固定收益率或约定本息保底，这类合同委托人只要将资金交付给对方即完成义务，受托人就必须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前归还资金本金和相应利息，二者之间的法律关系相当简单明了，往往与一般借贷合同没有区别。而绝大多数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虽然约定有保底收益，但委托人往往将自己资金帐户内的资金和证券帐户内的证券一并交给受托人管理，受托人也不直接以自己的名义使用该笔资金而是管理该笔资金，资金的所有权没有转移给受托人而是仍然保留在委托人名下，委托人可以通过由其本人掌控的资金和证券帐户的密码，确保对受托人证券交易情况的知情权和控制权。对于这类合同，如将其定性为非法借贷，将保底收益理解为运用该笔资金的期望结果，并不符合其行为的基本特征，也不符合缔约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并不能简单地将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机械地定性为非法借贷关系。

根据以上分析，实践中由于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的内容和形式多种多样，其性质往往与现有法律中明文规定的委托、行纪、借贷等制度相类似，但单纯地将其纳入上述任何一种制度中予以规范和调整，都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和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失衡，这也正是当前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在立法和司法方面难以逾越的难题。因此，实践中只有根据当事人在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中关于权利义务的约定，从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出发，以民商事法律的基本精神为依托，从而确定不同类型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的性质和效力。

五、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的效力

（一）自然人代客证券投资理财合同的效力

目前，自然人代客证券投资理财合同，按其性质可分为四大类：一是委托合同。这类合同的当事人一般是双方基于相互信任，委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开设资金和证券帐户，受托人接受委托为其处理有关证券投资事务，其收益和损失的由委托人享有和承担。二是借款合同。这类合同的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委托人将资金交由受托人在证券市场进行投资管理，受托人无论盈亏均保证委托人获得固定本息回报，超额投资收益均归受托人所有的。三是合伙协议。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委托人将资产委托给受托人，受托人提供专业理财服务，双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四是信托合同。证券委托理财合同的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委托人将其资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并以受托人自己的名义进行管理，委托资产与受托人的资产相互分离，其目的是使委托人或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获得收益。对于自然人为主体的代客证券投资理财合同，应先根据合同的具体内容确定合同的性质，然后，依据我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确定其效力。

（二）法人代客证券理财合同的效力

当前，我国对资本市场投资主体的基本政策是，从优化市场出发，积极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特别是培育以基金为主的合格机构投资者。[11]根据上述政策背景，笔者认为，除了法律和证券监管部门严格禁止入市的投资者，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企业法人、社团法人以及自然人，均应视为适格的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的主体，但我国对少数机构投资者的主体资格作了明确限制。不适格的代客理财主体主要包括：一是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12]境外机构投资者在中国境内证券市场进行投资理财须经中国证监会的批准，非“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订立涉及我国证券投资理财合同，因游离于金融监管部门有效掌控的证券投资委托理财，会给国际游资肆意投资带来机会，极易引发国内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破坏国家金融安全与秩序。因此，对于非“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从事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可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认定委托理财合同无效。二是中国证监会规定，我国金融机构从事证券投资受托理财业务的，也应当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受托管理业务资格，没有获取资格的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不得从事受托投资理财业务。[13]根据上述规定，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从事证券投资理财业务的主体资格受到严格的监管限制，不符合相关资质规定的证券公司，或者其分支机构在未经授权的情形下签订的委托理财合同，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关于“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之规定，认定合同无效。

（三）未经授权他人签订的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的效力

我国《合同法》的规定，行为人未经授权以被人的名义签订的合同，如未经被人追认，对被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自行承担责任。据此，无权而签订的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属于效力待定合同，应视被人事后追认与否来决定行为的效力。司法实践中，如夫妻一方以另一方名义委托证券投资理财的情形并不少见，对其合同效力的争议也较大。大多数人认为证券投资委托理财是一项具有较大市场风险的商事投资行为，即使夫妻一方以另一方名义委托理财，也应得到明确授权或者事后追认，否则其签订委托理财合同的行为无效。但笔者认为，现实中，夫妻一方以另一方名义委托理财的，表面上看虽无权，但实质上足以让善意相对人有充分理由相信行为人具有权，应直接产生的法律效果，也无须被人追认。理由主要有二：一是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具有特殊性，是实践性合同。人签订合同后，还必须以委托人将资金或证券交付为前提。二是证券投资理财行为具有特殊性，交易密码由委托人掌控。证券投资理财一般是由委托人将自己的资金帐户和证券帐户的交易密码一并告知受托人后，受托人凭交易密码打开委托人的资金和证券帐户，从而实现对委托人帐户内的资金和证券进行管理操作。由于我国《证券法》明确规定，资金和证券帐户的初始密码由开户者本人凭身份证明设置，证券交易结算后提取资金也必须凭本人的身份证明，且规定开户者本人才能查询和修改交易密码。因此，委托人不提供证券和资金的交易密码，任何人都难以对其证券帐户内的证券和资金帐户内的资金进行交易和处分。

（四）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保底条款的效力

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保底条款是指在委托理财合同中约定受托人保证委托人的资金不受损失，并且有固定的收益回报，超额部分归受托人或受托人可对超额部分分成等内容条款。关于保底条款的效力问题在学界和实务界一直有争论。笔者认为，对于保底条款的效力，应当按照“法无禁止即自由”的规定，区别对待。理由有二：首先，法律并未将全部的保底条款一律打死，现行法只是规定了券商不得以保底条款招引顾客。目前，除《证券法》对证券公司、《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办法》对专门从事证券投资咨询的机构和人员承诺保底收益加以禁止外，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并未对其他机构、个人签订的委托理财合同的保底条款加以禁止。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之间自愿约定的风险承担方式应该得到支持；其次，委托人想获得收益，但不想受到损失；受托人有专业判断能力，但缺乏资金。将二者集合起来并以保底条款作为激励机制可以有效收集闲散的社会资金，稳定投资人的投资信心。因此，对于证券等金融机构，因投资属于一项高风险的经营活动，不可能只赢不亏，保底条款违背了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和市场交易准则，应按照《证券法》第143条的规定认定无效；对于个人之间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合同的保底条款，原则上只要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不损害其他人的利益，除了过高的保底条款不予支持外，其余应按照合同的约定确定当事人的责任；对于其他非金融法人，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认定保底条款有效。

六、立法建议

（一）对以盈利为目的开展证券投资委托理财业务的非金融法人和自然人应建立市场准入制度

目前，由于法律、行政法规并无明确的禁止性规定，非金融法人和自然人开展证券投资委托理财业务原则上不属于法律禁止之范畴，但鉴于实践中的证券投资委托理财作为一种衍生金融业务，尤其是我国历来对金融采取严管政策并实行金融业务特许经营，故应将证券投资委托理财业务纳入特许经营范畴。中国证监会的《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规定：“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从事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的其他机构，遵照执行本办法。”尽管该《办法》没有明确“其他机构”的含义，但笔者认为，已隐含了监管部门的态度：受托投资管理属于金融机构经营的业务，从事该业务的机构应经批准。同时，根据银监会的有关资金集合计划的规范文件，也表明监管部门是不支持以盈利为目的的非批准机构和个人从事受托投资管理。因此，笔者建议，立法部门尽早出台法律，进一步明确凡是以盈利为目的从事证券投资委托理财业务，均应获得相应资质；如非以盈利为目的，则无须获得相应资质。

（二）尽快出台司法解释，以引导和规范证券投资委托理财的行为和审判工作。

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已越来越成为人们经济生活活动中不可或缺的投资方式，委托者和受托者日众，范围越来越广，但由于法律、法规的欠缺和局限，致使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始终处于一种“半明半灰”的状态。首先，法律没有禁止，也没有明确规定哪些民事主体可以受托从事证券投资理财业务，是只有经过批准的证券公司和信托公司才能从事证券受托理财，还是投资公司、咨询公司和自然人都可以从事？一般投资者不知道，许多已经涉足受托证券理财业务的受托者自己也不清楚经营行为是否合法，他们往往抱着有利益就干，出了问题再跑的侥幸心理在经营。其次，面对纷至沓来的证券投资委托理财纠纷，由于我国缺少一部专门针对这类案件审理的法律和法规，法官对如何审理这类案件并没有统一的尺度。不同的法院和法官因对委托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存在不同的认识，往往采取不同的法律原则及条文来裁判，因而审理的结果很不一致，甚至出现了事实清楚的基本相同的案件，在不同的法院和同一法院不同法官手里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判决，影响了司法权威。为此，建议最高法院尽早出台酝酿已久的《关于审理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以规范和指导证券投资委托理财的审判工作，也有利于引导和规范现实中证券投资委托理财行为。

注释:

[1]参见李建勋：《浙江“金信信托”42亿黑洞的前前后后》，载《中国商报》2008年3月21日。

[2]参见杨磊：《我国现有基民1781万偏股型基民直逼1500万》，载《证券时报》2007年4月5日。

[3]廖凡：《别问我是谁——委托理财的法律辨析》，载《金融法苑》2003年第4期，第20页。

[4]：《关于〈证券知识读本〉的批语》，载周正庆主编《证券知识读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7月版。

[5]2001年11月，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证券公司委托理财管理业务的通知》（证监机构字[2001]265号对“证券公司受托投资管理业务”界定：指证券公司作为受托投资管理人（简称受托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投资委托人（简称委托人）的投资意愿，与委托人签订受托投资管理合同，把委托人委托的资产在证券市场上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的组合投资，以实现委托资产收益最优化的行为。2003年12月，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中国证监会令[2003]第17号）针对证券公司开展受托投资理财，设定了“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包括为单一客户办理定向资产管理；为多个客户办理集合资产管理业务；为客户办理特定目的的专项资产管理业务。

[6]参见杨汉青：《基金2006年年度报告》，载《上海证券报》2007年4月5日。

[7]据全国政协委员李雅芳测算：目前国内私募基金总规模已超过1万亿元，2006年在投资者交易资金中占30%左右，整体规模已远超过公募基金。

[8]韦磊：《我国证券市场委托理财产品比较及法律分析》，吴弘主编《华东金融法制评论》（第一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305页。

[9]上海高院民二庭：《上海法院审理委托理财案件的情况分析》，载《人民司法》2005年第12期。

[10]《法人》2005年第8期：“据统计，我国目前100家左右的证券公司共吸纳委托理财资产约人民币2500亿元，而其中违规资金超过人民币1000亿元。”

[11]中国证监会：《关于推进证券业创新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机构字［2005］96号）。

[1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2002年第12号令《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所称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是指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中国境外基金管理机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以及其他资产管理机构。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篇3

关键词：投资银行业务；商业银行

进入新经济时代，资本市场高度发达，投资银行业务为市场经济参与者提供了更低成本和更高效率的资金转移，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融资、投资作用。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保险、信托等细分行业一起，成为近现代金融产业的重要支柱。商业银行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则退居其次，因此，商业银行纷纷开展投资银行业务以维持在金融市场的地位。我国加入WTO后，金融市场逐步开放，国外的投行业务纷纷进入我国，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着发展投资银行业务的机遇和挑战。

一、投资银行业务的概念、作用

投资银行业务与公司或政府的债务及股票筹资活动相关，包括证券的设计、承销和发行。证券服务还涉及到向二级市场的证券交易提供帮助、公司融资活动，比如经纪商服务、针对告诉的并购和为重组活动提供建议等。在提供投资银行业务的金融中介中，那些专门从事证券的设计、承销和发行业务（批发服务）的公司被称为投资银行，而专门从事已有证券的购买、销售和经纪业务（零售服务）的公司被称为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业务在资本市场上的作用表现在七个方面。第一，投资服务。主要涉及对各种集合资产（例如封闭式和开放式基金）的管理。第二，投资银行服务。指承销和分销新发行的债券和股票。证券承销可以采取公开发行或私募发行的方式。公开发行方式下，可以采用代销或报销的作法。第三，造市服务。指证券公司或投资银行为某种资产创造出一个二级市场。在充当政府一级交易商以及公司债券和股票的承销商以外，证券公司或投资银行往往还必须为这些金融工具提供一个二级市场。第四，交易服务。交易服务与造市服务密切相关，指交易商可以从事某种基础证券或资产的交易，具体包括头寸交易、纯粹套利、风险套利、程序交易、股票经纪服务和电子经纪服务等。第五，现金管理服务。指证券公司和投资银行为个人投资者提供一种类似于银行存款的账户，即现金管理账户（CMA），这些账户中的大多数允许客户以某种共同基金账户为基础签发支票。第六，并购服务。投资银行经常向并购交易提供咨询服务，如协助寻找并购伙伴、承销并购新公司发行的证券、对目标公司的价值进行评估、对并购协议的条款提出建议、协助目标公司进行反并购等。第七，其他服务。包括托管服务、结算服务以及研究和咨询服务等。

二、美国商业银行投行业务分析借鉴

在1933年以前投资银行业务与商业银行业务有分离也有结合。美国1929年发生大股灾之后，当时的联邦政府认为投资银行业务有较高的风险，颁布1933年法，将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行业务明确、严格地划分开，严厉禁止商业银行从事包销公司股票债券业务，并禁止持有它的股票。结果一大批综合性商业银行被迫分解为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摩根银行分解为从事投行业务的摩根士丹利和从事商业银行业务的JP摩根。也有很多投资银行由证券经纪人发展而来，典型的例子是美林证券。随着混业经营趋势的加剧，美国于1999年颁布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放松了对商业银行与证券业分业经营的限制，使得商业银行可以重新从事一些投资银行业务。由于银行也有雄厚的资金优势、人才优势和完善的服务体系优势，商业银行的投行业务发展迅速，扩展到股票经纪、证券承销等投行业务领域。到2001年，美国证券市场5家最大的承销公司中，成立了专业化的投资银行附属机构的商业银行控股公司占据了3家，并占据全部市场份额的28.3%（见表1）。不过，欧洲各国的投行业务一直是由商业银行来完成的，由此形成了许多的“全能银行”，如德意志银行、瑞士银行、荷兰银行以及瑞士信贷银行等。以投行业务收入为主的非利息收入在美国商业银行业净营业收入的占比迅速增加。按照FDIC（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监管要求，美国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分为四类，托管收入；存款账户服务收入；交易账户盈亏，指通过现金交易和表外衍生交易合约产生的收入；附加非利息收入（图1表明了非利息收入的迅速增长）。可以看出，托管收入在净营业收入中的占比在5%左右，存款账户服务收入在7%上下浮动，交易账户占比在3%左右，然而附加非利息收入在净营业收入中的占比从1992年的17.8%上升到2005年的27.4%，使得同期全部非利息收入在净营业收入中的占比从33%增加到42.8%。附加非利息收入主要包括七个部分：投资银行收入，包括投行顾问、经纪、担保费或佣金；风险投资收入，包括风险投资活动的净盈亏和服务收费；资产服务收入，指对他人持有的不动产按揭、信用卡和其他金融资产的服务收入；证券化资产交易净收入，包括证券化交易形式销售资产的净盈亏和费用收入；保险业务收入，包括保险担保的费用、佣金或服务费收入，子公司从事保险或再保险业务的保险费收入，各类保险及养老金产品的销售或推荐的费用、佣金或服务费收入；资产销售盈亏，包括贷款（租赁）、自有不动产销售、其他资产销售或处置盈亏；其他收入，包括保管箱使用费、自有物业出租收入等。通过对这七种附加非利息收入的进一步分析（见表2），可以看出包括证券托管、投资银行、证券化盈亏、资产销售等业务在内的投行业务收入占净营业收入的13-15%左右。美国商业银行投行业务发展给我国商业银行发展投行业务提供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三、我国商业银行投行业务的发展及模式

投资银行业务绝大部分品种具备高附加值的业务特点，已经成为国际大银行的支柱性业务。中间业务类的投资银行业务具备风险较低、回报可观的特性。同时，商业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具有信誉、资金和服务体系等优势。在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快速发展和金融市场逐步放开的时代，商业银行混业经营是大势所趋。传统的商业银行已悄悄地参与了投行业务，包括证券承销、基金、资产证券化等。随后，又纷纷酝酿成立了投行部。早在2001年，招商银行就成立了商人银行部，推进投资银行业务。2002年，工行成立投行业务部，引入了高盛、德意志银行等战略投资者，到2004年投行收入已突破10亿元。建行于2005年相继控股、重组了中建设、中信建投等二十多家券商，投行业务迅速铺开。交行于2005年10月成立了投资银行部，并对现有的交通证券有限公司进行整合。纵观我国商业银行开展投行业务，主要有两种经营模式：一是内部综合经营模式，即商业银行通过设立内设机构，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开展部分投行业务，业务范围主要涉及证券业务以外的其他投行业务，如资产证券化、保险等，且大部分被归入中间业务范畴。目前工行、建行、中行和招商银行等都在采用这种模式。二是银行集团模式。它属于金融控股公司的一种，即商业银行通过控股或持股某家证券公司或投资银行来经营投行业务。但商业银行与控股的投行之间大都保持相对独立。目前，除农行外的三大国有商业银行都通过独资或合资成立投资银行。这种模式下的投行业务以证券业务、财务顾问等为主。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除了银行集团模式外内部综合经营模式还大有可为。与国内券商和国外投行相比，商业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既具有优势，又有相对劣势。优势是国内商业银行所具有的信誉、客户资源、信息、资金、网络等优势，为其开展投资银行业务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劣势是国内商业银行面临投行业务的新市场，自身缺乏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专业技能，对资源利用和产品创新缺乏经验，同时还面临着国内券商、国外优秀投资银行以及国外综合性商业银行的有力竞争。从业务范围看，在企业短期融资券承销、银团贷款、公司理财、兼并收购、项目融资、资产及基金管理、投资咨询、资产证券化等领域还有很大的运作空间。

四、我国商业银行开展投行业务的建议

当前，监管当局鼓励创新，投行业务市场需求正处于快速增长的大好时机，商业银行应该抓住市场时机发挥自身优势并通过进行创新组织、招聘人才、实施战略联盟等多种方式，迅速弥补劣势，增强投行业务竞争力，实现业务和收入的多元化从而提高银行综合竞争力。

（一）以投资银行部为核心建立与行内部门和分支机构的有效合作

投资银行业务的客户资源来自公司业务、机构业务、资金业务等其他部门，客户营销、产品推行需要其他部门和分支机构的有效配合才能使投资银行业务得到开拓、发展与创新。

（二）投行与行外金融机构的合作

投资银行部与行外金融机构建立业务联系，并借助其他金融机构尤其是券商等机构的渠道和交易资格，使客户能够间接参与各类金融市场的交易，满足客户对综合性投行业务的需求。

（三）做好客户资源梳理

投行业务资源要依托商业银行现有资源，分析客户特征，了解潜在需求，科学选择产品营销策略，抓住重点客户的需求和机会，并且注意培植具有潜在投行业务需求的客户。

（四）以下业务作为当前拓展投行业务的重点

1、企业短期融资券承销。发行企业短期融资券是企业直接融资的重要手段，需求多来自大中型优质客户，近几年来需求旺盛。商业银行通过短融券承销，有广阔的市场既可扩大中间业务收入，还能增强为大型优质企业服务能力。

2、银团贷款。为资金需求相对较大，期限相对较长的客户提供银团贷款，可以分散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减少银行间的无序竞争。

3、企业财务顾问。利用商业银行在网络、资金、信息、人才和客户群方面的优势，为客户提供资本组织结构的构建、企业财务管理、金融及资本运营提供策划、咨询及中介服务的业务。

4、资产证券化业务。商业银行通过与外部非银行金融机构合作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可以规避不良资产处置的市场约束，盘活资产，提高资产流动性，并积累证券化业务的经验。

5、杠杆融资业务。通过与外部非银行金融机构合作开展杠杆融资业务，为企业提供信贷资金，满足企业股份制改造、上市、配股、收购、兼并等资本经营活动对资金的大量需求，以充分发挥商业银行的资金优势，获得良好的收益。

（五）建立风险防范机制

投资银行业务是集合技术与创新的业务，其风险管理没有现成模式可循。要建立投资银行业务的风险管理体系，完善风险审批控制流程，规范项目运作同时还要积极研究创新改善和转换风险的途径。

参考文献：

1、谢罗奇,刘珍芳.我国商业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的思考[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4).

2、高健民,闫瑶.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发展研究[J].内蒙古煤炭经济,2006(4).

3、安东尼・桑德斯,马西娅・米伦・科尼特著;王中华译.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M].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篇4

本文按证券合同纠纷和证券权益纠纷两大类别对若干常见的证券纠纷的民事责任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引起有关司法部门的重视,尽快制定一套关于审理证券纠纷案件的系统的完整的司法解释,进一步完善我国证券民事责任制度。 证券合同纠纷的民事责任 (一)证券代销协议纠纷 此类纠纷是指在证券发行、兑付过程中,发行人、承销人、发行担保人及证券购买人就履行证券代销合同产生的纠纷。常见的有证券销售款支付纠纷和企业债券兑付纠纷。按照证券法的规定和双方的一般约定,承销期结束后,承销商应将未售出的证券及销售款及时返还给发行人。若承销商不能将销售款按时付给发行人,发行人有权请求法院判令承销商将销售款及同期银行存款的利息一并支付给发行人,组成承销团的有关承销成员对此负连带责任。企业债券发行人不能按期还本付息的,债券经依法批准发行的,则发行人承担债券本息的返还义务,承销商不承担责任,担保人依照合同约定承担一般担保责任或连带担保责任；原合同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应按担保法的规定,承担连带责任。债券未经依法批准发行的,发行人及承销商对债券购买人有欺诈意图,构成共同侵权,因此对债券本息负连带清偿责任。同时,发行行为因违反《企业债券管理条例》而无效,担保合同也无效。由于担保人有义务对债券发行是否经批准进行审查,因此担保人对违法发行债券存在一定过错。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 (二)证券托管协议纠纷 此类纠纷是指因各种原因致使投资者托管在证券机构的证券被盗买、盗卖以及保证金被盗取,投资者要求证券机构及相关单位赔偿损失而形成的民事纠纷。这类纠纷通常涉及刑事犯罪,可能是不法分子窃取投资者密码或利用证券机构运作系统漏洞所为,也可能是不法分子勾结证券机构工作人员所为或投资者本人所为。在刑事案件尚未侦破的情况下,受理法院不宜根据"先刑后民"的原则,久拖不决,应当依照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根据投资者和证券机构之间的民事约定、过错大小,判定各方责任。此类纠纷大致有两种情况:1、不法分子窃取投资者交易密码,在投资者账户买卖证券,造成投资者账户上资产损失。2、不法分子伪造投资者身份证件、股东卡,利用窃取的交易、资金密码,在投资者原开户的证券机构抛售证券,然后提取保证金；或在原开户的证券机构办理转托管、撤销指定交易,将投资者的证券转托管、重新指定到以投资者名义在其他证券机构新开立的账户上然后抛售,提取保证金,致使投资者蒙受损失。对第一种情况,各地法院审理意见已大致统一,即认为投资者有保管好自己交易密码的义务,除非有证据证明该委托指令是证券机构窃取其密码或利用自身技术服务优势所为,或者有证据证明因证券机构电脑交易系统不安全或管理不善致使他人侵入系统或破解其交易密码进行涉案证券买卖,否则,投资者应自己承担损失,证券机构不赔偿任何损失。对第二种情况,由于通常存在多方当事人的过错,各方当事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应根据其自身对造成证券被盗卖损失的过错大小来确定: 一是原开户的证券机构承担主要责任。如伪造的身份证、股东卡的各项内容与原开户证券机构留底的资料明显不吻合或作假痕迹明显；办理转托管、撤销指定交易时,未核对密码；交易系统不安全,造成密码泄密等。二是开户银行承担主要责任。如银行没有执行实名制的开户制度,没有要求开户者提供身份证件等。三是转托管、重新指定的新开户证券机构承担主要责任。如在新开户的投资者要求抛售转来证券时,没有按证监会《关于健全查验制度防范证券盗卖的通知》要求,履行向原开户机构核对开户资料的手续等。四是投资者承担主要责任。如有明显证据证明投资者自身行为不当导致密码、身份资料泄露等。如没有证据证明某一方当事人过错较大,则各过错方(包括投资者自己)平均分摊投资者的全部损失；如有证据证明某一方当事人无过错,则该当事人无须承担责任。 (三)证券透支协议纠纷 此类纠纷是指投资者经证券机构同意,以超出资金账户内的保证金余额购买证券,证券机构要求投资者返还透支资金及资金占用费或投资者要求证券机构赔偿强行平仓所致损失而形成的民事纠纷。此类透资协议违 反了证券法第141条有关规定,应认定无效。根据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投资者应将融资取得的款项返还证券机构,证券机构不应收取资金占用费,投资者自行承担融资买卖证券所带来的损失,如有赢利,应上缴国库。在证券透支协议纠纷中,往往涉及强行平仓所造成的损失的计算及责任认定问题。鉴于透支协议属无效合同,因此,强行平仓的损失只限于直接损失,即被平仓的证券原买入价款和强行平仓卖出价款之间的差价。明知证券法禁止透支交易,证券机构却为客户透支提供便利,过错较大,应承担主要责任。此外,投资者亦应承担一定责任。如果双方没有约定证券机构可以强行平仓,而证券机构擅自平仓的,基于投资者对透支买入的证券拥有所有权,证券机构擅自处置他人财产,该损失应由证券机构全部承担。 (四)证券交易协议纠纷 此类纠纷是指他人或证券机构超越权或违反国家法律规定投资者买卖证券,投资者要求他人或证券机构赔偿损失而形成的民事纠纷。通常根据民事通则有关等规定进行处理。在处理时,常常会碰到以下三个疑难问题:一是如何区分从业人员私下接受客户委托买卖证券属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我们认为,如客户不是通过营业部而是私下将自己的账户号码、交易密码告知营业部从业人员,有关从业人员接受客户的委托并通过交易密码操作买卖证券,则从业人员的行为属个人行为,应由从业人员本人承担无效的民事责任。若客户仅将自己的证券账户、而未将交易密码告知营业部从业人员,从业人员私下接受客户的委托并利用自己的操作权限,通过营业部柜台交易系统操作在投资者的账户上买卖证券,则从业人员的行为属职务行为,应由其所属营业部承担无效的民事责任。二是如何确定证券机构接受投资者全权委托,投资者买卖证券造成损失的责任?证券机构明知证券法有关禁止性规定仍接受全权委托买卖证券,过错较大,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投资者自身也有一定过错,承担次要责任。该损失是指证券机构全权操作期间的亏损。三是投资者全权委托挂靠在证券机构的"证券经纪人"买卖证券造成亏损,证券机构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这里所说的"证券经纪人",是指与证券机构签定了中介服务合同,为证券机构拓展客源、提高交易量,并按业绩提成的居间人。这些经纪人具有一定的证券操作经验,并取得了投资者的信任,投资者全权委托其进行证券买卖操作。经纪人往往与证券机构关系密切,投资者也常误以为经纪人是证券机构的工作人员。若证券机构明知经纪人以证券机构的名义进行招揽客户、操盘的活动而不作否定的表示,构成表见。经纪人应对其接受全权委托期间所造成投资者的亏损承担主要责任,证券机构负连带责任。证券机构在承担责任后可以就赔偿的部分向该经纪人追偿。否则,证券机构不承担民事责任。 (五)申购配售新股纠纷 此类纠纷是指证券机构在投资者申购、配售新股时,违反有关约定或交易规则所引发的民事纠纷。该类纠纷通常有以下三种情形: 1、在申购配售新股中签后,因证券机构没有及时通知投资者,致使投资者未能在缴款截止时间之前补足保证金,而无法购买新股,丧失赢利机会,造成损失。此类问题应视以下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其一,双方没有约定或证券机构没有单方承诺中签后及时予以通知的义务,证券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其二,双方约定由证券机构通知投资者交款认购新股,且投资者留下的地址、电话号码准确无误,除非证券机构能够提供已履行通知义务的证据,否则,证券机构应承担赔偿责任。其三,投资者的联系方式不畅导致无法告知,如投资者地址、电话已变迁或其留下的地址、电话有误等,证券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损失的确定,应以新股上市后至起诉日为止的平均价格减去新股认购价格所得的差价乘以未能购买的中签股数来计算。 2、证券机构在投资者资金账户余额不足时,擅自透支为投资者购买尚余部分中签新股,并虚构交割单,隐瞒真实情况,将该部分中签新股抛售后,截留赢利。对这类纠纷,若证券尚未抛售,因证券登记在投资者的名下,投资者对证券享有所有权,应将证券判归投资者所有,并由投资者向证券机构支付透支款项；如证券低于认购价格,由证券机构承担该部分损失；如证券已抛售,赢利部分应予追缴,上缴国库。 3、投资者在多家证券机构开立深圳账户,但仅授权一家证券机构新股市值配售业务,未经授权的其他证券机构抢先配售了新股,导致投资者要求其赔 偿损失。对这类纠纷,若抢先配售的新股并未中签,由于抢配的证券机构已经尽了将投资者委托信息发送到证券交易所的义务,且抢配这一越权行为并不必然导致投资者无法中签,因此投资者要求赔偿损失应不予支持；但如果抢先配售的新股中签,而投资者资金账户未能足额缴款,导致投资者受损,则无论抢配的证券机构是否履行通知的义务,均应承担赔偿责任。 (六)证券转托管、撤销指定交易纠纷 此类纠纷是指投资者向证券机构申请办理转托管、撤销指定交易业务时,证券机构为了挽留客户,有意拖延办理或以解决其他协议纠纷为前提拒绝办理,给客户造成损失而引发的民事纠纷。 及时、准确地为投资者办理转托管、撤销指定交易业务是证券机构的义务。证券机构不履行此项义务,应当赔偿投资者损失。这类案件中,往往因投资者与证券机构签定了其他协议,如证券机构赠送投资者实物或给予手续费优惠,投资者须达一定交易量；或者投资者的人与证券机构签定了协议,人享有业务提成,投资者须达一定交易量等。证券机构要求解决了这类纠纷后才办理转托管、撤销指定交易。对此应视不同情况确定责任主体。若双方未明确约定限制投资者该项权利,如仅约定"投资者须达一定交易量,否则返还赠送品",那么,此类协议约定属另一法律关系。如果证券机构以此为借口拖延或不为投资者办理转托管、撤销指定交易业务而导致投资者投资损失,证券机构应当赔偿投资者的全部损失；如果双方明确约定了限制投资者的该项权利,例如约定"投资者须达一定交易量,否则在返还赠送品之前,不能转托管、撤销指定交易",此时,若其他协议纠纷尚未解决,证券机构对不办理转托管、撤销指定交易业务给投资者带来的损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七)证券、资金监管协议纠纷 此类纠纷是指投资者向证券机构以外的其他企业或个人融资进行证券交易,证券机构作为第三方负责监管投资者的证券、资金,督促借款人履行还款义务引起的纠纷。因证券机构与投资者之间除了经纪合同关系外,还具有保管合同关系,可以掌握和监控投资者开立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的情况,因此,不少投资者和其他融资者之间在签订专门投资证券的借款合同之后,为了保证履约,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又与证券机构签订监管合同,授权证券机构限制借款方证券转托管、撤销指定交易或转出保证金,以及在账户总市值低于一定数额时强行平仓或通知借款人自行平仓,以确保该账户履行合同约定。 这里涉及到监管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依据合同法原理,借款合同属主合同,监管合同属从合同。因证券机构依约履行监管义务,并不违反国家法规,因此监管合同的效力取决于主合同的效力。若借款合同有效,则监管合同亦有效；若借款合同无效,则监管合同亦无效。据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若出借人是公民,除出借人明知借款人是借款从事非法活动外,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的借贷合同有效,因此其从合同即三方监管合同亦有效。但是,若出借人是一般企业或金融机构,其借款合同因违法而无效,导致监管合同也无效。这种情形包括:第一,一般企业之间以及一般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借贷；第二,金融机构与一般企业、个人之间的借贷。由于一般企业不具备贷款资格,按照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4条关于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非法发放贷款、资金拆借的活动属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规定,第一类借贷合同无效；而《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条例》第43条禁止任何金融机构为股票交易提供贷款,因此,第二类合同也是无效的。 在借贷合同及其附属监管合同有效的情况下,证券机构因未谨慎履行义务,导致借款方无法依约偿还债务,则应对出借方按合同约定赔偿损失；合同没有约定的,应与借款方共同承担连带责任。证券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就赔偿的数额向借款方追偿。对于无效的三方融资合同及其附属的监管合同,应根据三方过错确定承担损失的比例。 证券权益类纠纷的民事责任 (一)证券发行纠纷 此类纠纷是指在证券发行过程中由于发行人、承销商的违法行为致使投资者损失的纠纷。如果发行人在证券发行文件中虚构事实或有重大遗漏,构成虚假陈述的,则适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但该 司法解释只针对投资者在二级市场买卖证券造成损失如何给予赔偿的问题作了规定,除此之外还有两种情形,一是已经发行但未上市的股票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如股票发行后被查实该发行人虚构大量利润；另一种情形是在首发新股并上市后发现发行人的净资产不实的。对前一种情形,证券法规定证券持有人可以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存款利息,要求发行人返还。对后一种情形,新股持有人可以要求发行人的原有股东按照发行文件中声明的每股净资产补足资本。 (二)证券返还纠纷 此类纠纷是指证券持有人请求他人返还被非法或不当占有的证券的纠纷,包括不当得利和非法侵占。 由于证券机构交易系统出现故障或因交易清算工作失误,导致客户账户的证券或交易结算资金增加,致使客户不当得利。按照民法规定,获利一方应将获得的资金及证券及时返还给对方。如作为不当得利的证券已被客户善意卖出、不当得利的资金已被客户善意买进证券,客户应将卖出该证券所得款项或买进的证券返还给证券机构,但不承担因该交易行为造成的损失,因为造成不当得利的过错在证券机构自身。如属恶意交易,如投资者账户内的证券或资金明显多出若干倍,投资者应当知道有关证券或资金不属自己账户所有,仍对该部分证券或资金行使了使用权,因此造成损失的,客户还应赔偿该部分损失。另一方面,由于证券机构的过错,造成客户资金或证券减少,在本质上已不属不当得利,应视为民事侵权。证券机构除返还所得证券和资金外,还应赔偿客户因此发生的损失。 (三)证券欺诈纠纷 从广义讲,证券欺诈纠纷包括专业机构及其专业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进行误导投资者,以及利用其客户人或者顾问的身份损害投资者利益,受欺诈的客户要求损害赔偿的纠纷。由于证券虚假陈述纠纷已有专门的司法解释,以及作为客户顾问身份的证券投资咨询与客户之间的纠纷已放在投资咨询协议纠纷中论述,所以这里仅对证券机构对客户构成证券欺诈的民事责任进行讨论。证券法第73条具体规定了5种欺诈行为:1、违背客户委托为其买卖证券；2、证券机构不在规定内向客户提供交易的书面确认文件；3、挪用客户所委托买卖的证券或者客户账户上的资金；4、私自买卖客户账户上的证券,或者假借客户的名义买卖证券；5、为牟取佣金收入,诱使客户进行不必要的证券买卖。对上述1至4项欺诈行为,证券机构应完全承担因此给客户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或者返还挪用的证券、资金。对第5项欺诈行为,由于交易指令是客户自己下达的,因此证券机构与客户应分担损失,各自承担50%的责任为宜。 (四)证券投资基金纠纷 此类纠纷是指基金托管人、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持有人之间在基金申购、赎回及收益分配方面产生的民事纠纷。 在实践中,一些基金承销商如银行通过制定一些内部政策强制职工购买基金。这种买卖基金的行为是无效的,应各自返还。如果基金管理人每年未将基金收益按照法定比例进行分配,则基金持有人可以要求法院判令其再次按照不低于法定比例分配收益。如果基金管理人违反《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禁止行为,如将基金资金用于抵押、担保、进行房地产投资,则属于对基金持有人构成侵权,应承担因此造成的损失。如果基金托管人未依法、依约履行托管职责,则对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五)操纵证券交易市场纠纷、证券内幕交易纠纷 此类纠纷在民事责任立法方面与虚假陈述纠纷不同。证券法第63条、202条明确规定了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最高法院对此也作了详细的司法解释,而操纵证券交易市场纠纷、证券内幕交易纠纷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尚未作出规定。我们认为,操纵市场和内幕交易属于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在法律未规定其民事责任之前,最高法院不受理这两类民事纠纷是合理的。按照民事侵权构成的四个要素,虚假陈述、操纵市场和内幕交易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难以证明的,因此最高法院在司法解释中把虚假陈述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行推定,将不具有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倒置于虚假陈述一方。根据民法原理,对特殊民事侵权行为应该特别立法,否则难以追究其民事责任。因此,建议在修改证券法时增加有关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的民事责任立法,以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篇5

浮动佣金制的初步实施，对于保护证券公司与投资者的利益，推进证券市场规范化、促使佣金制度逐步全面市场化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然而，对于不同类型的券商，由于各自对降佣反应敏感程度有较大差异，那么，到底谁会受到更大的冲击，谁得到更大实惠呢？各种不同投资规模的投资者能否都如愿以偿地从降佣中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呢？最终这一切对中国未来证券市场的发展有何影响呢？

一、实行浮动佣金制度对我国证券市场主要参与主体的近期影响

1、投资大户和机构。

不少投资机构与大户几年前就开始享受到了较大佣金打折的优惠，佣金五折的现象非常普遍，有些资金量非常大的机构甚至出现了二三折的情况，折让后的佣金水平一般已低于2‰。不少学者估计，经过改革后一段时间的调整与淘汰之后，佣金水平将与此大体相当。无论最终各证券公司调低后的佣金水平到底如何，它至少会高于部分已享受较大拥金折扣的投资者的佣金成本。虽然大部分投资者会从佣金下调中获益，但是，资金规模较大的投资者获得的实惠则会相对较少。因此，佣金改革只不过将暗折公开化，对大户与机构目前还难以有太多实惠。但是，从长远看来，由于市场的规范化、完善化和手续的进一步简化，大户将来自然会从中受益匪浅。

2、中、小型投资者。

一方面固定佣金制度不利于证券市场竞争机制的培育，暗折早已是禁而不止，在2000年的佣金大战中，尽管有关部门严禁佣金暗折，但是返佣之战仍然愈演愈烈。长期支付着相对较高佣金成本的中小投资者，无疑渴望获得公平待遇，希望证券公司公布的佣金水平是对所有投资者一视同仁。另一方面，较高的费率标准提高了证券交易成本，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者参与评判市场的积极性。因此，此次证券交易佣金收取标准的调整是降低投资者证券交易成本的一项重大举措，其中、小型投资者将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更加公正的地位，并且也会从降佣中获取较大利益。

3、经纪类证券公司

经纪类证券公司的收入来源主要依赖交易佣金。据统计，去年证券公司的利润构成里面，9%以上的证券公司的佣金收入超过了其业务总收入的5%以上，在浮动佣金制中，强烈的竞争有可能使佣金降得很低。那些既不能做投行业务、也不能做证券自营业务、资产管理业务或咨询服务等业务的一般纯经纪类公司，由于收入结构单一，将可能面临被淘汰或被收购兼并的命运；而一些主要依靠大户交易运作的营业部则因为明确佣金浮动后，营业部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客户优惠，佣金调整对其造成的实际损失不会很大。统计分析显示，戴至2001年上半年，全国共有101家证券公司，其中注册资本在1亿元以下（包括1亿元）的证券公司共46家。他们都是经纪类券商，约占证券公司总数的46%.这46家证券公司的营业部共350家左右。假设这些券商的收入来源基本上都是佣金收入，且实行浮动佣金制后为争取客户均收取最低限佣金（交给交易所的费用），根据它们目前的运营成本——平均每家营业部成本约为每年500万元，则350个证券公司营业部的营运成本约为每年17.5亿元，他们的总注册资本约为27.6亿元——估计不到两年注册资本将全部赔掉。

4、综合类证券公司

佣金下调意味着营业部减少单笔交易的收入。佣金下调千分之二，综合类券商收入会下调15%，经纪类券商的收入就会下调43%，因此佣金下降，综合类证券公司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下降。但综合类证券公司一来实力雄厚，可以承受一定时间和一定程度下的损失，另一方面它们一般也做投行业务、证券自营业务、资产管理业务或资询服务等业务，并且同时它们往往拥有大中型客户——在浮动佣金实施前就已经给予了较大佣金折扣，因此受到的损失不会太大，相反，综合类证券公司还可以利用资金优势，下调佣金，抢占市场，增强实力。

二、佣金改革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趋势

1、近期价格大战的预测。

实施佣金浮动后，在短期内通过价格战抢地盘的竞争战术将很难避免。在降佣政策公布之后，成都的“川财证券”便打出了“零佣金”的招牌，上海的江南证券推出了佣金“年费制”，无锡、兰州等地个别证券营业部也提出了“零佣金”、“年费制”等佣金方案，其它券商也推波助澜。但是，为了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各证券公司应在充分认清自身实力的基础上，制定自己能够承受的佣金标准。理论上，边际成本是完全竞争市场中价格决定的主要依据，长期边际成本等于价格是厂商长期均衡的条件。根据全国证券公司上报的经纪业务成本数据，可以测算出证券公司1998年至2000年连续三年达到经纪业务盈亏平衡的平均佣金率大约是2‰，2001年度可能更高一点。而我国证券公司目前佣金收入在全部营业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超过50%，2001年度有约三分之一的证券公司亏损。如果个别证券公司一味强行压低佣金收取标准，不仅不利于证券公司自身发展，而且可能损害整个证券业长远发展的利益，还可能违反国家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倾销法等）。中国证券会和证券行业协会也反对任何形式的不正当竞争，但是短时间内压低佣金的竞争似乎还是很难避免，博弈的结果将是券商竞争格局的重大变化。

2、远期策略。

浮动佣金制的实行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无疑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调整浮动佣金制将引起券商竞争格局的变化，经营模式也会逐渐发生重大变化，同时还将推动投资咨询、资产管理业务的变革，甚至促使整个市场投资理念发生转变。

A、产品策略方面：从通道服务向理财服务转变

券商经纪业务的产品是为投资者提供证券交易服务，国外券商在佣金自由化后产品品种日趋多样化，主要呈现以下三种类型：一是价格低廉的交易服务，即为客户提供自动交易手段，其目标消费者是不需要咨询服务的投资者；二是为客户提供交易通道的同时增加了咨询服务，开展此类服务的券商一般没有自己的研究力量，而是通过第三方的研究资源来满足客户的需求；第三类产品是经纪业务的最高层次，它为客户提供全面的投资咨询服务，有的甚至客户买卖股票，这实际上已经发展为一种委托理财业务。实际上外国券商目前已经分化成全职经纪商、折扣经纪商和高折扣经纪商等三种类型，分别提供从“通道服务”直到“委托理财”的多层次服务，极大地提高了证券市场的运作效率。而到目前为止，我国券商的经纪业务主要是通道服务。交易佣金降低后，券商会在提供通道服务的同时，力争为投资者提供财务顾问、现金管理、财务计划等多样化、综合性的服务，尽快实现商业模式由通道服务向理财服务的转变。

B、价格策略方面：从单一定价向多元化佣金结构转变

尽管改佣前国内多数券商针对不同资金量的客户提供不同的返佣比例，但从国外经验看，佣金费率的结构远不如国外券商丰富和灵活。长期来看，我国券商可能会针对不同的细分市场，推出多样化佣金结构以供投资者选择，具体可能从两个方面入手：（1）根据客户不同的资金量和交易金额制定不同的佣金费率，这里的佣金费率可以是与交易金额挂钩的固定比率佣金，也可以是与资金量挂钩的年费佣金制；（2）与客户收益挂钩的浮动佣金制度。所谓收益挂钩的浮动佣金制就是对投资者的每笔交易只收取少量的基本佣金，只有当投资收益达到一定水平时才收取增值佣金。与收益挂钩的浮动佣金制度实际是为客户提供了风险管理的增值服务。

C、销售渠道方面：由现场交易向非现场交易发展

以网上交易为主的非现场交易是全球证券经纪业务发展的趋势，具有下单方便、资金回流快、资讯获取灵活和咨询服务便利等特点，股民可以通过互联网和电话等多种通道进行下单和获取信息，摆脱了以往下单必到营业部的束缚，缩小了中小散户与大户及机构之间的信息差距。目前国内券商营业部现场交易的成本过高，总量调整在短期内难以完成，因此应该采取“变有形为无形”的策略，通过大力开展非现场交易来扩大客户群体，分摊和降低成本，逐步实现营业部现场交易和各种非现场交易并存的新型服务模式。因此同时在这场变革中，有一个很大可能从这次竞争中突围出来的群体，就是与网络技术结合比较紧密的新型券商。

D、促销策略方面：从分散促销向统一营销发展

从国外经验来看，当经纪业务的竞争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券商必须从产品、价格、区位、促销、流程以及形象演示等多视角来全方位地进行形象推介，以提升经纪业务市场份额。我国券商以往在营销过程中各营业部孤军奋战的特点比较明显，不利于规模经济效益的发挥。未来的趋势可能走向全面的客户营销体系，要求以公司为整体来面对所有的客户，通过建立由多部门人员组成的营销小组，来充分利用公司所掌握的资源，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树立客户营销的竞争优势。

3、目前浮动佣金制的实施措施还是单一的，既没有补充说明，也没有配套制度，缺少相关配套的改革措施。我国证券公司之间的竞争还属于“低水平重复竞争”，如果浮动佣金制实施成功，市场将形成以大规模券商、专业特色券商和新型券商并存的局面。而这一切离开了相关的持续的制度支持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证券行业准入、营一网点设置、业务创新等方面和其它方面，将会有更多的有关核准制下的市场化方向的政策予以颁布。

佣金浮动制是我国证券市场适应加入WTO的必然选择，也是作为证券市场规范化、国际化、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步骤。目前的佣金制度改革只是刚刚起步，从监管部门到证券公司、投资者，都面临着新的考验。佣金市场化后，证券公司必须转变传统的经纪业务运作模式，加大成本控制和业务创新力度，提高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可以预料一些经营管理不善的证券公司终将被兼并或退出证券行业，而那些真正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证券公司将不断发展和壮大。最终佣金改革将促进证券公司优胜劣汰并进而全面提升证券业的整体实力，各投资者也会从中受益非浅。

「参考文献

（1）刘秀兰：《关于中国发展网上证券交易思考》，《金融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3期。

（2）蒋健蓉：《国证券市场佣金制度的发展思路》，《上海金融》2000年第10期。

（3）符斌，李继红：《我国证券交易佣金制度探析》，《财经理论与实践》2001年第5期。

（4）何雁明，朱震：《中国证券商的业务竞争与创新发展势态》，《当代经济科学》2001年第4期。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篇6

［关键词］证券经纪业务、券商全权委托、受托理财??

经纪业务是证券公司（以下简称“券商”）的一大业务，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按照《证券法》第129条的规定，券商的三大业务是证券经纪业务、证券自营业务和证券承销业务，并明确这是综合类证券公司可以经营的业务，且将经纪业务列第一位。2001年12月28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扩大了券商的业务范围，但经纪业务仍然列第一位。（参见《证券公司管理办法》第4条，2001年12月28日，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命令5号。）中国券商的营业网点遍及全国各地，截止2002年年底共有2900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3年第1期，第21页。）而营业网点主要从事经纪业务。此外，券商中还有经纪类证券公司，也主要从事证券经纪业务。?

资金是券商的生命线，对其经纪业务也是如此，资金是关键的关键。券商收取手续费，证券交易量越多，其获得回报也就越丰厚。总之，越多资金，越多交易，越多回报。投资者也一样，他们买卖股票就是追求高额回报。对投资者来说，自己投入的资金越少越好，但回报要高，而且风险要小。?

在利益的驱动之下，券商与投资者斗智斗勇，云谲波诡，险招跌出，证券市场因之亦波澜壮阔、暗潮汹涌。经纪业务的相关法律和法律实践便是围绕资金展开的。金融产品千变万化，名称五花八门，但万变不离其宗，法律方面离不开以下问题：（1）是证券的买卖还是全权委托？（2）是单一经纪服务还是全面经纪服务？（3）是经纪业务还是公开发行证券？（4）是混业还是分业？（5）经纪公司业务是否超出券商法定业务范围？（6）是否允许差额贷款？（7）券商的法定措施和法定补救措施。?

本文集合“集合性受托投资管理业务”分析以上问题。

一、与券商经纪业务相关名词的辩析

（一）证券的买卖与全权委托?

美国的证券经纪人可分为两类：单一经纪人和全面服务经纪人。单一经纪人（discountbroker）只按客户指令买卖证券，并不提供任何咨询意见。单一经纪人与股票经纪人或全面服务经纪人对应。股票经纪人（stockbroker）或全面服务经纪人（fullservicebroker）向客户提供咨询，（JacobD.Smith，RethiinkingaBroker‘sLegalObligationstoItsCustomers，SecuritiesRegulationLawJournal，Spring2002，p63.）同时也扮演财务顾问的角色，（JacobD.Smith，RethiinkingaBroker’sLegalObligationstoItsCustomers，SecuritiesRegulationLawJournal，Volume30Number1，p52.）在美国受制于《投资顾问法》。（参见朱伟一：《美国证券法判例解析》，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29页。）我国法律中的“证券的买卖（《证券公司管理办法》第4条第（一）款。）”类似美国的单一经纪业务，即，通常所说的经纪业务。而全面服务中提供咨询则与我国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相似。我国针对或涉及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法律是《证券法》、（见《证券法》第八章“证券交易服务机构”。）《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暂行办法》以及《关于规范面向公众开展咨询业务行为若干问题的通知》。（2001年10月11日证监机构字［2002］207号。）关于经纪人的法律、法规越多，经纪人便越有可能违反法律规定，投资者诉讼时可依据的法律也就越多。?

投资者为买卖证券而在券商处开的帐户分为：全权委托帐户与非全权委托帐户。如果券商从事证券买卖，投资者开设的是非全权委托帐户（non-discretionaryaccount）。如果券商从事全权委托业务（discretionaryaccount），投资者开设的是全权帐户。非全权委托就是券商接受证券买卖的委托，根据委托书载明的证券名称、买卖数量、出价方式、价格幅度等证券买卖；买卖成交后，应当按规定制作买卖成交报告单交付客户。全权委托正好相反，投资者授权经纪人决定买卖证券的种类、时间和价格等。（Stevensv.Abbott，ProctorandPaine，D.C.Va.，288F.Supp.836，839.）?

美国券商的全权委托是其经纪业务引发诉讼最多的地方。股灾之后，总有投资者试图通过诉讼挽回损失，但是胜诉可能性不大，因为举证太难，全权委托就是一种打乱仗的做法。我国《证券法》杜绝全权委托（第140条和第142条），比美国法律更加谨慎。?

（二）限制全权委托是否违反“合同自由”?

美国法律并不禁止客户全权委托券商买卖其证券。美国是极端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崇尚个人冒险的自由。股市博弈，投资者甘冒倾家荡产的风险豪睹，不愿父爱政府插手。究其性质而言，全权委托也是一种合同，在合同自由原则下应允许其存在。美国法院认定，合同自由是《宪法》第5和14修正案所确保的个人的基本权利。（32F.Supp.964，987.）依照这两条修正案，非经正当程序，不得剥夺自由。这里的自由包括合同自由。但合同自由原则也有其克星，即，立法机构出于公共卫生、安全、道德或福利的考虑，可以限制合同自由。不过，“此类立法必须合理，不得武断，而且所选择的方式与要取得的结果之间的关系一定要是真实的，并且有很大联系”（57A.2d421，423.）。

?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经纪合同可以是全权委托。《合同法》第397条规定：“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物，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物。”但《合同法》总则部分又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据此，《合同法》之外的其他法律可以限制《合同法》的法定权利。就全权委托而言，《证券法》超越了《合同法》。我国司法实践中很少将合同自由提高到宪法的高度，我国也没有限制合同自由的明确标准和原则。但在我国立法实践中，出于公众目的而限制合同自由的法律障碍低于美国的有关法律。即便按照美国判例的标准，我国《证券法》限制全权委托的规定也有充分理由，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就是出于“道德或福利”的考虑。?

（三）网开一面?

我国《证券法》明文禁止全权委托（第140条和第142条），但以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有了很大松动，证监会制定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第5条网开一面，允许综合类券商从事“受托投资管理业务。”“受托投资管理业务”是指“把投资者委托的资产在证券市场上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的组合投资，以实现最大收益”（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01年11月28日的《关于规范证券公司受托投资业务通知》第1条，证监机构字［2001］265号。）。这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应该包括了全权委托，其形式可以是全权委托帐户。受托投资管理业务与全权委托本质上相同，是一种关系、两种表述。?

就证券业务而言，受托投资管理业务就是投资者将资金交给券商买卖证券，这就是一种经纪业务。文字上经常有游戏可做，但文字游戏的空间还没有大到我们为伊人起个新的芳名，便可以硬说她是神女下凡转世。证券法涉及经纪业务，没有必要指鹿为马。《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制定者之所以这样闪烁其词，就是因为他们是在悄悄更改《证券法》的内容，而且变动超出了非本质性的修正。?

《证券法》明列了综合券商的三项业务：证券经纪业务、证券自营业务和证券营销业务。而《证券公司管理办法》第5条特别增加了“受托投资管理业务”和“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按照《证券法》第129条，证监会确有权力对券商网开一面，允许它们从事《证券法》没有列出的业务。该条规定，综合类券商可以经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定的其他证券业务”。但是《证券法》还有第142条，该条明确禁止经纪业务的全权委托。?

法律有许多作为支撑点的原则，其中一条就是坚持错误。比如，香港《基本法》五十年不变，错了也不变。《证券法》生效仅几年，部门规章便对其做重大改变。《证券法》1999年7月生效，2001年11月各方就按捺不住，以《证券公司管理办法》修改了《证券法》的重要内容。从1988年3月的《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一文问世，到1999年7月《证券法》生效，其间有十年左右的时间，有十年的时间思考讨论证券法的方方面面，而且既有美国的前车之鉴，又有我们自己的丰富实践，立法上不能说没有优势。可是，十年制定的法律，两年不到便要伤筋动骨。除了我们的见异思迁之外，也是因为当初思考不周，缺乏认真探讨所致。?

此外，以一个行政部门的规章来修改全国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是对法律的不敬，思想上容易引起混乱，使人们无所适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规定，“以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有关机关“予以改变或者撤销”。《证券公司管理办法》是国务院一个部门制定的规章，是《证券法》的下位法，中间还隔着一级法规，以《证券公司管理办法》来改变《证券法》的内容显然不合适，不利于我们的法治建设。?

（四）是信托责任，不是诚实信用责任?

按照证监会《关于规范证券公司受托投资业务通知》的规定，券商受托业务中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关于规范证券公司受托投资业务通知》，第三（二）1款。）但这里用诚实信用的标准低了，券商对客户的责任应该是信托责任，而不是诚实信用责任，信托责任高于诚实信用责任。所谓“信托责任”（fiduciaryduty），就是业务中将他人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Black‘sLawDictionary，SixthEdition，West，p625.）全权委托经纪人对客户负有信托责任，即，经纪人必须全心全意地为客户服务，为其客户挑选最好的股票，谋取最大的利益。信托责任通常适用于受托人或监护人，是民事关系中的最高责任。投资者将资金托付给券商生财，券商还就此收取费用，券商当然应该尽心侍奉。何况，券商还有自营，买卖自己的股票，有利害冲突，券商理应严格要求自己。?

诚实信用是我国目前用得很滥的一个名词，而且用起来大多是望文生义。该用良知或信托责任的地方，却经常错用了诚实信用。诚实信用要求券商不做有损于客户的事，损人利己合法也不做。按照《美国统一商业法典》，诚实信用是指商人在事实方面诚实，并遵守商业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标准。（《美国统一商业法典》，2—103（1）。）而信托责任下券商与客户的关系就是理想社会中公仆与主人的关系，券商必须全心全意地为客户服务，为客户谋求最大的利益。良知是指底线道德，即，尽管我们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但有些慌话不能说，有些坏事不能做。比如证券行业，尽管追逐利润有时已经到了为富不仁的地步，但不能抢孤儿寡母口中的面包，否则就是伤天害理。不过，今天良知与诚实信用之间的界线似乎越来越小，证券市场就经常抢弱者的钱，抢雇员的退休金。?

《关于规范证券公司受托投资业务通知》2001年制定，在此之前信托责任概念已经引进中国。1994年8月27日公布的《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以下简称“《条款》”）已经引进了信托概念。《条款》第113条和115条都明确提到，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行使其职权时，“应当真诚地以公司最大利益为出发点行事”。2001年4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下简称“《信托法》”）也规定了受托人的信托责任，即“受托人应当遵守信托文件的规定，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信托法》第25条）。?

从时间表上看，制定《关于规范证券公司受托投资业务通知》时，证券监管部门已经有了重量级的海归人员，域外知名人士也已身居要位。在这种情况下，受托理财规定中用“诚实信用”的责任，而不用“信托责任”，不知是否有什么深意？不过，是诚实信用责任还是信托责任，不仅仅是抽象的学术之争，而且有重大的实际后果，对诉讼会产生很大影响。如果是信托责任，对券商的责任要求就更高，投资者诉讼便更容易胜诉。例如，如果券商有信托责任，原告对被告的意图的举证责任就可以放低，被告虽无主观意图，但其行为如果是一种妄为（reckless），也有可能判被告有民事责任。如在美国联邦法院的有关判例中，一家投资银行的合伙人没有向客户披露有关交易的重大事实。法院认定被告的行为构成一种妄为，违反了10b-5.（SundstrandCorp.V.SunChemicalCopr.，553F.2d1033（7th Cir.1977）。）10b-5是反欺诈条款，通常情形下是需要由原告证明被告的主观故意的。

二、集合性受托投资管理业务

为了筹集资金，券商有时不惜挪用投资者的保证金。但首先必须投资者来开户，有投资者开户才有保证金可挪用。所以，券商的第一步是设法吸引客户，客户资金到位后如何烹调是第二步。但股市失手后投资者大多裹足不前。券商便巧立名目，推出种种诱人的金融产品。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券商牢牢抓住投资者的一个心理，就是投资者要的是只赚不赔，最低限度不能赔。券商金融产品随之便有两大特点：保底与全权委托。?

因为是保底，所以便是全权委托，如果纯粹是证券买卖，则完全是由投资者自己买卖证券，别人无法为其保底。投资者的理想是在市场游戏中，赢利归自己，损失归别人，但很难有这样的好事，股市就更没有这样的好事。再者，券商并不相信那些出资的投资者，券商要自己操盘或是由其信得过的人操盘。金融产品的要害就是投资者出资，由券商游戏博弈。只要牢牢把握住这点，许多复杂问题便迎刃而解。?

我国券商历史虽短，但已推出过不少金融产品，其中的重要实践之一就是“集合性受托投资管理业务”。集合性受托投资管理业务涉及券商权限以及证券定义等问题，但争执仍然集中在保底和全权委托方面。?

（一）不识庐山真面目?

2003年5月15日证监会公布了《关于证券公司从事集合性受托投资管理业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中规定，“集合性受托投资管理业务”（以下简称“集合受托投资”）是指“向特定或不特定的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集合投资计划”。集合受托投资是证监会发明的新名词，其原形为何物，我们大多没有见过，只能从媒体报道中见到只鳞片爪，拼筹还原为集合受托投资。有的报纸介绍如下：?

5月初以来，此类计划已出现近十个。意思差不多，就是由银行出面，吸引储户加入，再把钱交给券商去证券市场运作。金融机构赚管理费，储户则有机会享受证券投资的高回报。赔了怎么办？销售人员说，咱有保底，比一年期储蓄利率高。（张越：《券商银行手难牵》，《南方周末》2003年5月29日。）?

很遗憾，没有集合受托投资的代表性文件。国内研究法律，即便是事后，有关事实也说不清楚。诉讼是认定事实的有效手段，至少法律上认定事实是如此，但我国国内法院的判决书短而又短。即便是这样的判决书，查阅也很不方便。其他方面掌握的事实难免不是一面之词。媒体报道也不是可靠的事实重述，但因资料有限，只能借助媒体报道，因为媒体报道毕竟是已经公开了的报道。?

（二）法定业务范围的限制?

集合受托投资受到法律上的一系列限制。首先，集合受托投资有可能超出了券商的法定经营范围。根据《证券法》和《证券公司管理办法》，经纪类券商可从事的业务是：证券的买卖；证券的还本付息、分红派息；证券代保管、鉴证；登记开户。根据《证券法》和《证券公司管理办法》，综合类券商除可以从事经纪券商的业务之外，还可以从事的业务有：证券的自营买卖；证券的承销；证券投资咨询（含财务顾问）；受托投资管理；以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证券法》第129条；《证券公司管理办法》第4条、第5条。）。?

“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这是关键的一条。也就是说，券商只能从事法律明示允许或证监会批准的业务。《证券公司管理办法》是行政规章，不是行政法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的要求，“公司的经营范围属于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应该依法经过批准”（第11条）按《公司法》的规定，仅有《证券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还不足限制券商的业务。但《证券法》也有相同规定，即，“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定的其他证券业务”（第129条）。《证券法》第131条更强调，券商必须“提出业务范围的申请，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定。证券公司不得超出核定的业务范围经营证券业务和其他业务”，这就是紧箍咒，是否超出法定范围，要由证监会来决定。?

非常明显，立法者对券商业务范围限制得很紧。券商是金融机构，不同于一般的公司，其经营范围有严格的法定限制，因为金融机构产品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极易引发社会风险”。而券商躲躲闪闪，不肯向证监会报审其新业务或创新产品，其本身就说明券商知道自己的产品有很大问题。?

《证券公司管理办法》第2条已经规定，只有综合券商才能经营受托理财业务。既然《通知》将集合受托投资定性为“受托投资管理业务的一种新形式”，受制于相关的《关于规范证券公司受托投资管理业务的通知》，（参见该《通知》第1条，第2条第（三）款。）那么只能由综合券商经营此类业务，经纪券商不得染指。?

（三）不得保底?

从《证券法》禁止全权委托到《证券公司管理办法》推出受托理财，是监管防线的的后撤，但券商不得对客户投资者保底这条限制没有退。《证券法》第143条规定：“证券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受托理财买卖证券，当然也不能保底。《通知》第二（一）款再次强调：证券公司不得以书面或者口头、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向委托人承诺承担投资损失、保证投资收益；向委托人提供投资收益预测的，应当有充分的根据，并以书面方式明确说明所作预测仅供委托人参考，投资风险由委托人自行承担。

既然如此，集合受托投资保底便违反了法律规定。?

（四）可以零点，但不能包席?

集合受托投资所筹资金哪里去了？券商拿去买卖证券了，资金到了券商那里，券商便凭自己的好恶买卖证券，是一种全权委托。集合受托投资是全权委托，尽管改头换面，但改变不了其性质，四不像仍然是鹿类。法律禁止某一类行为，但不可能毫厘不差地对号入座。?

我国《证券法》禁止全权委托买卖股票，而且两条前后呼应，反复强调。《证券法》第140条规定：“证券公司接受证券买卖的委托，应当根据委托书载明的证券名称、买卖数量、出价方式、价格幅度等，按照交易规则证券买卖；买卖成交后，应当按规定制作买卖成交报告单交付客户。”《证券法》第142条又规定：“证券公司办理经纪业务，不得接受客户的全权委托而决定证券买卖、选择证券种类、决定买卖数量或者买卖价格。”?

有点像到餐馆用餐，零点不同于包席，菜一多店家就有太多的回旋余地。同样，全权委托有其致命弱点，券商利用客户的帐户过度交易是其中之一。借用客户帐户猛烈交易，是一种不能克制的欲望；多收手续费（通常按交易收费），同时也为券商提供可以反复利用的资金。?

（五）是“集合受托投资”，还是“证券”?

“集合受托投资”是证监会为新生事物所创造的新名词，国内外属于首创。但类似的金融产品美国半个多世纪前就已经有过，美国法院受理过许多有关诉讼，对其定性、定量都有很全面的分析。按美国法院的判例，集合受托投资有可能被视为是一种证券，不在证交会处登记就不得发行。即便集合受托投资不被视为是全权委托，也还是有可能违反了《证券法》。?

为了追逐最大的利润，不少人想方设法绕过“证券”这个范畴。只要不是证券，证券法就不适用，证券监管机构就无权介入。但《证券法》下的“证券”是广义上的证券，《证券法》第2条规定：“在中国境内，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规定的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适用本法。”尽管我们的《证券法》没有细化证券的定义，法院也没有判例加以阐述和发展，但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

依照美国法院的判例，投资合同可以是证券的一种形式，只要“投资者将资金投资于一共同的业务，并仅仅依靠他人努力既可获取利润”。“共同业务”指投资者的资金汇集一处，“仅仅依靠他人努力”指投资者的回报不取决于投资者本人的努力，而是取决于其他人的努力。（SECv.W.J.HoweyCo.，328U.S.293（1946）。）美国证交会诉阿奎声波产品（1982年）便是一例，被告向众多的投资者出售其经营许可证。法院认定，投资者投资于一个共同业务，并期待他人的努力来获取利润，所以这种经营许可证也是证券。（SECv.AQUA-SONICPRODUCTS687F.2D577C2DCir1982.）?

集合受托投资很像构成证券的投资合同，诸多储户“仅仅依靠”券商的“努力而获利”，而且其帐户资金又被券商搅在一起，构成“共同业务”。股市的全部斗争便是披露与规避披露、欺诈与反欺诈的博奕。只要掌握这两点，在错综复杂的股市斗争中就不会迷失方向。如果金融产品被视为证券，那么就要走公开发行的程序，披露相关的材料。我国在这方面比较粗放，喜欢用非法集资或非法融资等宽泛的概念。?

有一种观点是，美国的全权委托帐户也构成了证券，因为投资人依赖他人努力获利，而且许多资金纠集在一起。但美国有个说法，即，全权委托帐户不是构成证券的投资合同，除非许多帐户汇集在一起构成“共同事业”。但其中的关系似是而非，券商不可能为每一个帐户安排一位经纪人（成本太高）。美林公司经纪业务以一千万美元以上的超级客户为追逐目标。十万元以下的投资者都由两个电话中心的460工作人员批发服务。（TheNewMerrillLynch，BusinessWeek/May5，2003.）美国券商一个经纪人平均要负责几十个帐户，一大批经纪人纠集在一起，难免达成某种默契，呼风唤雨，调动许多帐户。这就难免不构成共同事业。?

（七）加强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沟通?

对于集合受托投资，证监会表现得很犹豫。证监会以机构部名义发出通知表态，但语气不那么自信，措辞比较闪烁，并没有明说集合受托投资违反法律。《通知》中说：“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篇7

关键词：私募股权基金；股权直接投资；盈利模式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2-0234-02

1 私募股权基金简介

私募股权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以下简称PE）包括了：发展资本（Development Finance）、夹层资本（Mezzanine Finance）、管理层收购或杠杆收购（MBO＼LBO）、重组（Restructuring）和合伙制投资基金（PEIP）等。

PE是相对于纯粹通过股市买卖上市股票赚取价差的上市股权基金的概念。早期的PE只投资于未上市公司股票，其后逐渐延伸到包括透过私下交易方式购买上市股票的投资行为，有些PE甚至也经由股市买进上市股票作为并购投资的部分手段。由于国外PE一般采取有限合伙的组织形式，基金管理人作为普通合伙人，投资人作为有限合伙人。在这种有限合伙的形式下，其股权是不公开交易的。

PE的其他翻译还有私募资本投资、产业投资基金、股权私募融资、股权直接投资等。私募股权投资的特点为：

（1）通过自己的管理和控制使得所投资的公司增值，是相对长期的投资，是实质性的增值，而非证券投资的纯粹的资本运作。

（2）资金来源广泛，如富有的个人、风险基金、杠杆收购基金、战略投资者、养老基金、保险公司等。有低利率的资金来源，得益于财务杠杆，一方面可以以小搏大，另一方面可以提高资本报酬率。

（3）投资回报率高，PE获取回报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公开发行上市、售出或购并。根据汤姆逊金融服务公司（Thomas Financial）的统计，截至2006年6月，相比标普500指数6.6%的年回报率，私募股权投资的年回报率高达22.5%；过去10年，两者年回报率之比是6.6%对11.4%。

2 股权直接投资意义重大

2.1 创新才露“尖尖角”

50家证券公司2006年报显示，2006年实现净利润高达180.53亿元。但是亮丽的成绩却掩盖不住严峻的现实：证券公司整体并未摆脱靠行情吃饭的宿命，尤其是小证券公司，经纪业务成为其脱贫的唯一法宝。年报分类数据显示，50家证券公司经纪、自营两项收入合计318.39亿元，占总收入的75%。证券公司的创新业务虽有发展，但对总利润贡献仍微乎其微。从2004年8月证监会正式启动创新类试点证券公司以来，虽然创新类证券公司数量已经增加至19家，但证券公司的创新业务仍主要集中在集合理财、权证创设及资产证券化等方面。

由于已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证券公司数量有限，权证创设也是在配合股权分置改革的阶段性产物，只有集合理财开展的规模比较大。不过，集合理财虽然属于创新业务，但其与以前的委托理财有些相似。如果在市场行情出现巨大波动时控制不善，不仅不能盈利，反而会导致损失。

统计显示，除中信证券外的18家创新类证券公司新兴的受托资产管理业务2006年共实现收入8亿元，仅占总收入的2.5％。不过，包括权证创设收入的投资收益一项达到35亿元，虽然仅占8.3%，但同比却增长了133％。另外，18家创新类证券公司在财务顾问、股改和研究所等其他业务上也收入了24亿元，占营业收入的7.5％。因此，进一步加大业务创新、建立多元化、稳定的盈利模式，是证券公司面临的紧迫任务。

2.2 股权直接投资深具影响

股权直接投资是眼下繁荣的中国证券市场盛宴中的顶级盛宴。监管层将在风险可测、可控、可承受的前提下，支持证券公司进行产品、服务和组织创新，并将支持符合条件的公司开展融资融券、直接投资等业务的个案试点。

伴随着新的《证券法》、《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的出台，PE的设立已经有法可依。在税收方面，修订后的《合伙企业法》已经明确了合伙企业的征税原则，即合伙企业的所得税按照由合伙人分别缴纳所得税的原则，这就避免了双重征税，有利于促进PE的发展。

股权直接投资可以为证券公司开辟新的盈利模式，有利于发展与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也是投资银行本质的回归。证券公司现在需要抓住机遇加快创新，做大做强。尤其是面对国外投行的大举进入，要尽快打造出能与国际投行相抗衡的本土证券公司。否则，就会沦落成像我国台湾、香港市场那样，成为外国投行的“天下”。

外资投行主要利润来源中，承销费仅占一小部分比例，大部分的收入来自股权的投资收益，如高盛60%的收益都来自于此。以高盛、美林等为代表的国际投行在中国伺机而动，参与了许多PRE-IPO的投资，收益丰厚。放开股权直接投资后，国内证券公司将同国外投行一起分享股权投资的高溢价收益。

证券公司从事股权直接投资有利于取得参与非上市企业公开发行股票的承销权，可以给公司有关部门创造更多的业务机会。通过投资国有企业和其他行业各个成长阶段的企业，有利于加快行业兼并收购的整合进程，有助于推动国内的一大批新兴跨国企业的崛起和全球扩张；此外，可以加快国有企业股权结构的改革和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打破国内的传统国企垄断、行政垄断，并成为中国整体市场经济转轨和深化改革的重要外力。

3 两种模式之比较

中信证券在2007年1月24日公告，宣布董事会通过议案将与胜达国际集团（SICO）合资开展股权直接投资业务，主要投资于境内拟上市公司的股权。双方合资的承诺资金额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各方将出资5亿元人民币，各占50%比例。国泰君安、申银万国、招商证券、国金证券、广大证券、东方证券等多家证券公司都在积极备战股权直接投资，筹备各自的方案。

各家证券公司拟定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将股权直接投资业务并入证券公司的业务体系，成为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证券公司是直接投资业务的主体，既可以直接运用证券公司自有资金开展业务，更可以专项资产管理形式募集资金，开展股权直接投资业务。二是证券公司设立专门的机构，通过子公司来开展股权直接投资业务，如中信、招商、光大等。

两种模式的比较：

2007年1月底，证监会证券公司投资非上市公司股权直接投资监管法规已经下发到各交易所和几大证券公司处征求意见，创新类证券公司股权直接投资试点有望获批。证券公司的资本金规模和风险控制能力是此次证监会遴选试点的主要标准，中金、中信和中银是最有希望获得首批试点资格的三家证券公司。

4 未雨绸缪迎接证券市场的盛宴

从国外专业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和投资银行运作PE的经验来看，股权直接投资对人才和制度的要求极高。中国PE还面临着外汇管制、贷款、人才等方面的诸多限制。中国PE品牌的法律地位、与社会各阶层的连接、与银行的关系都很脆弱。目前证券公司开展股权直接投资业务急需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4.1 澄清观念

股权投资基金不受金融法规和条例的监管，只受民法和一般企业法规的监管。根据美国的经验，美国对PE没有特殊的监管，PE是在相关法律的豁免条款下生存的。监管部门监管的是各种投资于私募股权基金的行为主体，如果投资的行为主体是银行，则受银监会的监管；如果是保险资金，受保险监管部门监管。所以中国对股权直接投资的监管也应当效仿国外，不必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而只需明确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各自的监管内容。

4.2 加快人才储备

人力资本是PE的制胜法宝。该行业对人才的要求非常高，需要思路敏捷，能够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如很快对交易的结构做出评价和判断，具备非常强的人际交往能力。该类人士需要兼具投资银行、法律和金融财务等方方面面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而国内证券公司人力资本滞后，缺乏这类专业人才，因此加大内部培训和外部引进需齐头并进。

4.3 严格风险防范

证券公司从事股权直接投资极易导致利益冲突、风险失控。所以证券公司需要建立严格的内控制度，各部门间设立严格的防火墙，防止利用内部信息为己牟利。自有资金的投入，一旦失误，将造成严重的损失，所以证券公司应当借鉴国外PE的成熟经验，熟悉PE的运行机制和原理，形成一套独特的项目筛选、价值评估、企业管理与控制的运作流程和制度体系，建立全面的风险控制制度。另外可以考虑引进国际知名的PE和投行，进行合资，共同开拓国内市场。

4.4 放宽资金限制

流动性过剩是目前国内突出的问题，因此发展股权直接投资应主要用好国内资金，目前政策性银行、证券公司、社保基金、保险公司和邮政投资PE已经先后个案获批，今后应当从法律上放宽限制，允许更多的机构投资者涉足该领域。

国内融资体制改革的滞后，借贷市场基础薄弱，缺少债务融资渠道的支持使得国内大型杠杆并购交易稀少。债务融资对并购交易举足轻重，因为在杠杆并购中，并购方通过债务融资增加股本投入。债务是以被收购企业能产生现金流的资产做抵押，发达市场中，债务总额一般为投资者自有资金的三倍，由各商业金融机构提供融资。但国内贷款机构不愿意向无法提供大量实物担保的债务人提供贷款，中国破产法滞后是一个制约因素。因此，加快相关法律建设，银行逐步建立项目融资和评估体系的建设刻不容缓。

4.5 品牌的长期树立

私募股权投资吸引众多资金的秘方是良好的业绩和知名的品牌，只有经过历练的国际知名投行和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才会振臂一挥，应者云集。国内证券公司最初开展股权直接投资可能会出现募集资金达不到预期规模的情况，而只能依靠自有资本运作，但证券公司本身的资金实力又有限。所以，如何在短期内塑造自身的金字招牌是证券公司面临的紧迫任务。

参考文献

［1］巴曙松，杨如彦，刘孝红，董政茂.证券公司融资渠道的比较［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

［2］卢岚.我国证券公司融资模式探讨［J］.财经科学，2004，（1）.

［3］吴晓求，陈启清，毛宏灵.中国证券业：发展与未来之路［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4，（1）.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篇8

而今，证券公司的新业务――直投业已提上日程。目前，中信证券和中金公司已经获得直投业务资格，国内其他券商申请直投业务的脚步开始加快。作为直投业务的运作主体，招揽专业人才更是成为证券公司的主打，加剧了证券业人才竞争的激烈化。

据了解，直接投资早已成为西方投资银行自营投资的重要领域和最重要的买方业务之一。以高盛为例，2006年直接投资业务净收入高达28.2亿美元，对公司净收益的贡献率达到15.4%，在自营投资中的比例高达77%。国内券商对直投这项创新业务也已垂涎已久。直投业务不但是券商摆脱靠天吃饭的主要业务之一，其为券商带来的收益更是不可限量。

在国内，除已获批的中信证券和中金公司外，大多数大型券商如国泰君安、申银万国、国金证券、东方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华泰证券等，早在几年前便开始备战直投业务，其中多数券商已向管理层递交了直投业务申请。

现阶段，直投业务开展的主要形式为设立全资专业子公司，而高素质人才是券商开展直投业务的主要因素。“做直投业务需要对行业研究更为深入的人才。直投业务是针对非公开发行的公司的股权进行投资，投资收益需要通过日后企业上市或购并时出售股权兑现，风险较二级市场高很多，对投资人员的风险预测、行业精深等方面要求都比较高。”中信证券资金运营部高级经理阎涛说。

当前，各大证券公司都打出了招聘的旗帜。如，中信证券招聘网站显示，当前多数高级职位空缺。如股票销售交易部缺少高级经理（基金/非基金销售）；投资银行业务线部缺少高级副总裁、副总裁以及高级经理；产业基金业务线空缺高级副总裁职位；运营部、清算部、资本市场部和资金运营部等各部门也都空缺相应的高级经理或副总裁职位。

据记者统计，目前有招聘计划的券商包括，中信证券、申银万国、广发证券、海通证券、光大证券、华泰证券、招商证券、中信建投、银河证券、国信证券、中金公司，清一色的国内一流大型券商。

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明里暗地抢人才，甚至将“魔爪”伸向了同行或基金公司的领域，证券公司这种“求贤若渴”的态势也就不难理解了。

业界早间已广泛流传的“瑞银证券挖角事件”，即中金公司做中石油回归A股的投行团队被瑞银证券连锅端走,包括中石油回归A股项目。虽经中金公司新闻发言人否定，但是业内并不缺乏公司之间“互挖墙角”的先例。“这种事情很频繁，几乎每搁几天就会有人员流动。”第一创业的李先生说。据他三年多的从事经验，证券公司之间互挖墙角的事例并不新鲜。三年多的从业生涯，连他自己都数不清换了几家单位。而一家证券公司分析师也表示，经常受到业内其它公司“盛情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