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非法”的范围

时间:2022-10-19 06:43:40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非法”的范围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明确规定,是新中国立法史上的巨大进步,为防止和遏制刑讯逼供及其他非法搜集证据的行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提供了制度保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早产生于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后来逐渐为其他国家和联合国机构所采纳。目前法律界对于违犯法律形成的证据,所采的内涵外延及称谓大有不同,除非法证据的称谓外,还有非法所得的证据、非法获得的证据、瑕疵证据、违法证据等等。对非法证据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如中国《诉讼法大辞典》对非法证据的释义为:不符合法的来源和形式的或者违反诉讼程序所取得的证据资料。《牛津法律词典》的释义为:通过某些非法手段而获得的证据。分歧的焦点在于对“非法”范围的理解上。为正确适用这一制度,对“非法”的范围予以明晰是尤为必要的。

何谓非法,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能否准确认定所收集的证据是否为非法证据,是否具有证明力。该问题核心是“非法”中的“法”具体包括哪些规范性法律文件。

一、国际上对非法范围的规定

根据《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处罚公约》(以下简称《禁止酷刑公约》),非法不仅指违反《禁止酷刑公约》中禁止酷刑的规定,也包括违反了可能载有使用范围较广的规定的任何国际文书或国家法律。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美国,非法证据,从其英文原文“evidence illegally obtained”考察,非法的原意应为非法获得,即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取得的证据,也就是说,这里的非法不涉及证据的形式,特指国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取证的手段非法。随着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广泛适用,“非法”中的“法”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由最初特指《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的范围逐渐扩张到《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美国联邦宪法第六修正案》相关条款以及其他成文法和最高法院的相关案例。

二、我国关于“非法”范围的司法解释和观点流派

在我国,立法和理论界对非法证据中的“非法”和“法”,争议更大。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对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搜集证据。凡经查证属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中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搜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两高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及新通过的刑诉法,均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出了明确规定,表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得到我国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的认可。但这些司法解释和法律均没有明确“非法”是违反何种法律。这就为理论界的讨论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各家流派大致可概括为广义说、狭义说和折中说。

广义说认为,非法证据是合法证据的对称,证据只要不符合证据合法性三个不同层面任一层面的要求,即构成非法证据:一是符合宪法的要求,如搜查取证必须严格依法进行,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搜集证据;二是符合实体法的要求,主要指证据在表现形式上符合实体法律规范所要求的证据的特殊表现形式以及证据内容须符合实体法律规定;三是符合程序法的要求,包括程序法的原则规定和具体规定。

狭义说认为,“非法”二字可以理解为违反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43条中“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搜集证据”的规定,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还应当包括在取证过程中违反宪法中保障公民权利的有关规定以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

折中说认为,非法证据是办案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或用其他不正当的方法获取的证据,确切地说是“非法取得的”证据:一是以暴力、胁迫、利诱、欺诈、违法羁押等不正当方法取得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言辞证据;二是以违反程序的方法取得实物证据,如违反法定程序的方法取得的实物证据,违反法定程序扣押的物证、书证等证据。

三、正确适用新法对“非法”范围的规定

笔者认为,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出发,现有观点中的任何“非法”解释都显得过宽,“非法”应仅指违反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第50条“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搜集证据”的规定:

一是从法律性质看,虽然宪法和其他法律中也有一些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但根据我国的宪法理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制定其他法律的依据,但其本身不能作为办理现实案件的直接依据,更不能引用宪法的规定判定某种行为违法与否。至于其他法律,尚不能作为刑事诉讼侦查过程的根据,当然也不能成为本命题中的“法”。

二是从社会基础看,从司法实践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立的最大阻力来自于司法实务部门,同时还有民间的反对呼声。“法制现代化的实现,除了规范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看这种规范能否内化为主体的观念和行为”。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较低,侦查人员的素质、侦查技术、侦查手段等都比较落后,发现犯罪、证实犯罪的能力还远远不够;且长期以来,程序工具主义、实体真实高于程序正义观念的传统影响,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法”扩展到包括宪法、一切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范围,其结果必将欲速则不达,适得其反,反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和运行不利。

三是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规律看,在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保护人权和抑制侦查人员违法行为作用同时,世界各国无不高度重视减少规则适用对打击犯罪的不利影响。如最早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且执行最为严格的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一轮犯罪浪潮冲击下,国会、司法部及理论界不得不先后确立了“最终或必然发现的例外”、“善意的例外”、“私人取证的例外”。受“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影响,美国2001年〈反恐法〉规定:法律执行部门或官员在搜查反恐对象的私人住所或办公场所时,无须事先得到法院签发的搜查令状或预先通知被搜查人,所得证据不作为非法证据排除。如将一切存在违法因素的证据均予以排除,在目前我国国情之下,其结果可能将是刑事犯罪侦查系统的瘫痪,犯罪率激增,人民安全感急剧降低,社会稳定感丧失,最终导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全面废除,或者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作为纸面的规定得以存在,得不到真正的执行,法律尊严被彻底破坏。

因此,这里所谓的“法”不能扩展到包括宪法、一切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范围,应仅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0条“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搜集证据”的规定。而其中“其他非法方法”的范围,也应该严格控制在刑事诉讼法其他条文规定以及相关有效刑事司法解释里明确规定的非法方法的范畴内,不适宜再予以扩大。

参考文献:

[1]肖晗. 非法证据的范围界定[J]. 湖湘论坛,2003,(2).

[2]杨宇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P3.

[3]张桂勇. 论对非法证据的排除[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1995,(6).

[4]谢晖. 价值重建与规范选择[M].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P233.

[5]唐治祥.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在英美存在差异的缘由[J]. 经济与社会发展,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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