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证据并非铁证

时下，DNA证据被赋予了诸多美誉，如当代社会的“科技福尔摩斯”、“毋庸置疑的铁证”等。然而英国科学家亚历克・杰夫瑞斯――DNA指纹的发现者指出，在诉讼中鼓吹DNA证据的证明力是非常危险的。

不为错误影响结果 DNA鉴定是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统计学在司法中的综合应用，有很高的科技含量。丰厚的利润和人们的信任导致了DNA鉴定过于泛滥。

安德鲁・克莱基是美国前第一夫人劳拉・布什的发型师。在他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与他分手多年的女友突然找上门来声称自己的孩子是安德鲁的，并要求得到赡养费。鉴定报告显示他是这名孩子亲生父亲的可能性高达99.99%。

克莱基对这一鉴定结果强烈质疑。在家人的支持下，他提出上诉，并为此付出了两年多的时间和近80万美元的高额费用。最终在联邦调查局DNA分析部重新采集了DNA样本，经过两个星期的分析，联邦调查局给出了新的鉴定报告，指出克莱基并非是那名孩子父亲，法院终审判决克莱基胜诉。

美国化验室公司鉴定部门主管之后也证实，他个人每年经手约3万例亲子鉴定。按照每天10小时，每年40星期的工作时间来计算，他平均每4分钟就要处理一份鉴定报告。

概率上的不准确 排除人工失误，就可以100%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么？回答是否定的。科学家告诉我们，案发现场的DNA样本与嫌疑人的DNA分型匹配时，所下的结论是计算出的概率，而并非是确定的结果。

每个人有数万个DNA基因，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称为座位，每个基因都有自己特定的座位。由于时间和费用的限制，司法中的DNA鉴定并非将人的数万个基因座位图谱完全解码出来，而仅仅是检测出特定区域数个基因座位上的基因分型，然后根据DNA本身所具有的多型现象，通过统计学和概率学原理，计算出检材与样本匹配的可能性。因此，实践中的DNA识别不可能100%的准确，只能给出可能性的概率。检测的基因位点越多，其准确性越高，发生偶然巧合的可能性就越低。

英国警方于1999年在一起盗窃案件中，将从犯罪现场收集的检材之DNA分型检测数据与DNA数据库进行比对，确认了犯罪嫌疑人；但犯罪嫌疑人提出了自己不在犯罪现场的有力证据。随后，警方放弃了先前采用6个基因座的分析方法，采用10 个基因座进行DNA分析，结果是检材与样本的DNA分型检测数据无法匹配，因此将犯罪嫌疑人释放。

检测原理上的漏洞 DNA鉴定可以进行人身识别的理论前提，是“每个人有且仅有一组DNA基因，而且各不相同，终身不变。”然而，这个理论前提并非绝对正确，而是存在例外。

现代遗传学表明，同卵双胞胎或多胞胎的DNA基因几乎完全相同。因此，如果同卵兄弟或者姐妹中有且仅有一人实施了犯罪，则仅凭DNA证据无法认定谁是真凶。

还有同一个人有多个DNA的情况。其产生有两种途径：一、个别染色体发生基因突变；二、在胚胎时期与另外一个受精卵融合在一起，吸收另一个受精卵，从而在一个胚胎中形成两组DNA。这一现象在人群中发生的频率很可能高达10%到15%，但不是很容易被发现。

美国妇人莉迪亚・费尔柴尔德，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她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孩子的父亲与孩子DNA匹配，她却不是孩子的母亲。进一步的检查发现，虽然费尔柴尔德的皮肤和毛发的DNA样本孩子们不符，子宫细胞上的DNA样本却与孩子们相符。

此外，现在医学发达了，干细胞移植、器官移植等等，都会对原来自己的D NA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会给DNA检测带来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