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说法案例范文
时间：2023-12-01 16:24:40
今日说法案例篇1
本文所提及的“大清刑律”，是指1911年1月25日（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政府颁布的《大清刑律》。此部法律，学术界另有《大清新刑律》和《钦定大清刑律》之说[1]。
本文所指的“大清刑律草案”，是指修订法律大臣、法部右侍郎沈家本等于1907年10月3日（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和12月30日（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奏的大清刑律草案总则和分则。广义上的“大清刑律草案”，按照日人冈田朝太郎的说法，有“六案”之多[2]。本文所言“大清刑律草案”，专指1907年的“一案”，“二案”则以“修正刑律草案”称之，其余草案概不涉及。
本文所研究的“大清刑律草案签注”，是指修订法律馆上奏大清刑律草案后，按照立法程序，朝廷下宪政编查馆交中央各部院堂官、地方各省督抚、将军都统征求意见。从1908年到1910年，京内外各衙门陆续上奏对大清刑律草案的意见，这些意见被称为“签注”。一份完整的签注奏折应该包括对草案发表整体看法的原奏和所附的对草案总则和分则逐条发表意见的清单，即所谓的“签注原奏”和“签注清单”。应该指出，自1907年刑律草案上奏后，社会各界对草案发表了大量的意见，各级官员上呈的奏折也不少[3]，但除了上文所限之外，均不在本论题研究范围之内。
二、关于草案的立法目的
关于草案的立法目的，亦即修订《大清律例》的动机和原因，领事裁判权问题被置于了突出的地位。1907年修订法律馆上奏刑律草案的奏折中，认为《大清律例》应予修订的原因有三，“曰毖于时局，曰鉴于国际，曰惩于教案”，其中第一点就是领事裁判权问题，其他两点也都与外交有关。可见，追求以收回领事裁判权为核心的国际平等，至少在表面上的确是草案的一个主要立法目的[4]。
对于草案的这样一个立法目的，山东、东三省签注给予了明确的赞成和支持，如东三省签注就指出，“世界大同，文明竞化，均以法律之大同觇权利之得失，向以我国律例与欧美异宜，故各国之有领事裁判权载在约章，遂为放弃主权之缺陷。今以立宪之预备改订法律，果能变通成规、集取新法，使各国商民之在我领土者均以诉讼为便，则宣布实行，或有更改旧约与各国跻于同等之一日”[5]。但更多的签注，虽然也认为“原奏所注意者只收回治外法权一事，自是今日急务。…今欲收回此权，则于旧律之有碍治外法权者，自不能不酌加修改”[6]，“凡关于国际交涉之失败，无不缘于中律不同之故，是则修订法律实为至急切要之图”[7]。但在对于如何修律才能收回领事裁判权、修律如何处理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关系上，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对于如何修律才能收回领事裁判权，学部签注和安徽签注以日本为例，指出了军事因素的作用更甚于法律因素。“收回治外法权，其效力有在法律中者，其实力有在法律外者。日本改律在明治二十三年，直至明治二十七年以后，各国始允其请，是其明证”[8]；“考领事裁判权，西人初行于土耳其，继行于我国，又继行于日本。惟日本已与各国改约撤退，实由军事进步，非仅恃法律修明已也”[9]。所以领事裁判权的收回，主要依靠的是国家力量的强大而非法律与西方国家的齐同。“外人所以深诋中国法律必须改订者，约有数事：一刑讯无辜、一非刑惨酷、一拘传过多、一问官武断、一监羁凌虐、一拖累破家，果能将此数端积弊严禁而国势实力日见强盛，然后属地主义之说可以施行，外人自不能干我裁判之权。并非必须将中国旧律精义弃置不顾，全袭外国格式文法，即可立睹收回治外法权之效也”[10]。
基于上述观点，许多签注指出在法律上维持本国的风俗礼教与收回领事裁判权问题并不矛盾，草案应当处理好内政和外交的关系。“我国今日改定刑律，于中国纲常伦纪大有关系者，其罪名轻重，即使与各国有所异同，似亦无碍于收回此项法权也”[11]，“以法律论，必实行于本国而后能见信于外人，若专务文明之名，于本国历史人情风俗习惯一切相违，窃恐人民至成都不及，非徒无益而转有损”[12]。
即使但就法律而论，许多签注也对草案的相关规定是否有利于收回领事裁判权提出了质疑。如草案总则第二条：“凡本律不问何人于在中国内犯罪者适用之”；第八条：“第二条第三条及第五条至前条之规定如国际上有特别条约法规或惯例仍从条约法规或惯例办理”。草案第二条规定贯彻了刑法的属地主义原则，但面临着如何处理各国以条约获得的领事裁判权这一事实问题，草案在立法理由部分认为本条对外国人的适用范围为：“第一、无国籍之外国人；第二、无特别条约之外国人；第三、条约改正后之外国人”[13]，同时草案第八条对属地主义作了限制，在国内法上实际上承认了领事裁判权的存在。河南签注第二条意见认为，如此规定则收回领事裁判权仍是一句空话，“如理由内所揭之三项，则此条仍属具文。盖修改刑律应以撤去领事裁判权为惟一之目的，中英中日等条约载明：中国深欲整顿本国律例，以期与各国刑法改同一律，一俟妥善即允弃其治外法权。其治外法权即指领事裁判权而言，…今乘修改之际必万汇群智互相讨论以臻妥善而期必撤去不合作延宕之笔希望之词。日本改良法律，虽与各国订约议定五年后裁撤，然亦止形诸约文，未尝载诸理由。…而第八条又谓：如国际有特别条约法规或惯例仍从条约法规或惯例办理，直承认其永远享有领事裁判权，尤欠斟酌。拟请更订此条，将第八条删去，并理由亦不必赘列三项致受人以柄” [14]；两广签注第八条也反对予国际惯例以优先权，“更定刑律本为收回治外法权起见。释文谓因国际条约而限制刑法全体效力者即领事裁判权是，然则今日所注重以收回领事裁判之权为第一要义也。今本条谓如国际上有特别条约法规或惯例仍从条约法规或惯例办理，夫特别条约转为国际而设，自不能不按约处断，若惯例则所包者广，凡有办过旧案几无一不可成为惯例矣。释文谓暂准各国领事有裁判权系不得已办法，并非常制，不知我以为非常制者难免他人不指为惯例。即此两字恐生无数葛藤，安能事事磋商，辩其为是惯非惯？倘执此条争论，则全部刑律将成虚设，所关非细，似宜再酌。”[15]
从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角度出发，邮传部也对草案第八条关于优先适用国际法之特别条约法规或惯例的规定表达了强烈的异议，“本条规定，在立案者本意，系为防止本律与国际法之冲突而设。不知刑法与国际法本自截然两物，各有独立性质，牵此入彼，实为大谬。…故照国际普通法，外国主权者代表者均不受内国刑罚制裁，然各国不以此种条文加入刑法，即如日本新颁刑法。…观此则本条之设，不诚为多事乎？且以国际条约与法规惯例并举，在学理上亦有未妥。夫国际上舍条约惯例即无所谓法规，盖条约惯例为国际法之大源故也。不宁唯是，此条若作为正文颁出，与中国国权体面大有损伤，何则？领事裁判混合裁判等特别条约，只成为国际条约上之权利，与内国法律上之权利，固自有间。若为内国法律付与之权利，则不因开战而消灭，若仅为条约上之权利，则开战时可以失效，今将变条约上之权利而以刑律规定之，与我国所损滋多，是亦不可以已乎？至于惯例两字，尤数荒谬。…此条为各国所无之条文，流弊甚大，非削去不可”[16]。可以看出，邮传部对于国际法的了解，远在修订法律馆之上。
即使从今天眼光看，草案此两条规定确实有欠斟酌，有在国内法上自丧其国家主权和尊严的嫌疑和危险。似乎这个问题在草案编拟之初就有人提了出来，但草案编纂者不以为然，这导致了第二条实际上仍然是具文，而且在国内法上予以承认。对于不平等条约，草案居然认为神圣，“第一项虽不问何人，然国际公法之原则至尊，为神圣不可犯侵，则刑律不能一律适用，自不待言。又国际公法之原则，有治外法权之人不能适用本律，如第六条所定者是。”河南签注认为，新刑律的目的就是为了收回领事裁判权，如果在新刑律中明白承认领事裁判权的存在，那修律何益？领事裁判权是西方以强权用国际条约的形式取得的，是一个事实存在，但不能在国内法上予以承认。但最后这个意见并没有被采纳，相反修订法律观认为河南签注“故作背驰之论，系属有意吹求，应请毋容置议”[17]。修正案第八条改“特别条约法规或惯例”为“特别成例”，但无实质内容的变化。提到了邮传部的签注，但未采纳其删去此条的意见。相反予以批驳，认为“邮传部签注以为舍条约惯例即无法规，悉属错误”；“本条即为声明此项限制而设，并非牵国际法入于刑律之内”；“今特定此例于国权国体并无损伤也”。《钦定大清刑律》第八条只做了文字上的修饰，导致就法律上而言对外国人的管辖仍是一纸空文。在当时已经能够区分治外法权（即今日的外交豁免权）和领事裁判权之不同的情况下，草案仍然在国内法上承认了领事裁判权的存在，这的确和沈家本一再宣传的修律以收回领事裁判权的说法大相矛盾，由于沈家本在草案中没有就此问题作进一步的解释，今天我们无法揣测他老人家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想的。这也使我们怀疑，沈家本主持清末修律，真的如他自己所言，是要收回领事裁判权吗？
立法目的上的偏差，遂导致了草案分则第三章关于国交之罪的规定。对于此章规定，众多签注提出了异议。如广西签注以前几年的租界苏报案、李鸿章在日本被刺案为例，说明草案关于国交之律中将外国君主等同于本国君主、外国代表等同于尊亲属而予以刑法上的保护是错误的[18]。两广签注反对草案第107、108条在刑法上置外国君主皇族与中国帝室同等看待。“今以外国君主大统领同于乘舆，外国皇族同于帝室，若有危害不敬，科罪惟均。非特中国臣民心理有所不安，即稽诸列代典章，似亦无此律法。…夫尊君所以劝忠敬上，所以正乱，似未可内外无别视为同等。此律务当酌改或竟删除为宜”；反对第109条杀伤外国代表按杀伤尊亲属之例处断，“今以外国代表等于父祖，若有杀伤即照此律处断。非独骇国民之视听，抑恐贻笑与外人。纵非谓其罪质相同，与以某律论者有别，而查其文义，实无殊科。恐不足以餍人心而昭法守”；对于第110条侮辱外国国旗罪和第111条滥用红十字作为商标罪，两广亦认为应属国际条约的范围，“似不宜搀入刑律致有阻碍”[19]。邮传部则认为第112条中国臣民聚众以暴力潜窃外国领域罪一条，“中国臣民下须加入“无故”二字或加“未得国家之同意”数字似较妥当[20]。陆军部举日本刑法和国际公法两例说明，对第110条侮辱外国国旗罪定罪应与限制，“似本条应添国旗章以堪为国家代表者所揭之旗章为限，并须外国政府请求然后论罪。对第112条，则以“英人以东方公司墟印度，即得印度然后归诸英国国家。虽非暴力，其为潜窃外国领域无疑，故无人从而罪之者”为例，认为本条无任何意义反而有害，“凡中国臣民潜窃外国领域者云云，此条为吾国现行刑律所无，亦为各国刑律所不载。…则本条有同虚设且恐适招外交上之结责，似宜删除”[21]。
本章国交罪的规定问题最大，一共十三条，在1997年刑法中找不到类似的一条。如1997年刑法有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罪但没有侮辱外国国旗罪，原因就在于这事关国际关系，刑法只涉及国内事务，而不规定国际关系，更何况也不能把侮辱外国国旗定为犯罪。至于滥用红十字作为商标罪国际上并没有定罪，更属草案编纂者的首创，本条草案立法理由云：“滥用红十字之记章以为商标亦足生列国之异议，而有害国交之虞者。故特为加入，将来各国刑典上必须有之规定也”。基于半殖民地国家的现实，适当的规定国交之罪以防止类似因义和团运动而导致的外交纠纷和战争而危害国家利益，亦无不可。但把外国君主视同本国皇帝、外国代表视同父母，确实有伤民族感情，也丧失了国格、人格，确实有点类似于鲁迅先生所说的“友邦惊诧”卑躬屈膝以媚外的味道。至于把国际上都无先例的“滥用红十字记号作为商标”定为犯罪予以处罚，则和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一样有领世界潮流的意思，并信誓旦旦的表示他国一定会跟风，这就有点自不量力了。
草案第三章关于国交之罪，尽管众多签注提出异议，如外国君主不能等同于本国君主、外国代表不能等同于尊亲属、侮辱外国旗章定罪应以外国代表所揭者为限、滥用红十字记号作为商标不应入刑律、中国臣民聚众以暴力潜窃外国领域不应入律定罪、外国开战须不在中国境内者方可布告中立等，但修正案全未采纳并予以批驳[22]。相反，本章由原案13条扩充为修正案的19条，其规定之详尽、罗列之明晰、对外国及外国人权益保护之周密，令人叹为观止。在对外交往中，法律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宗旨，对于一切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给予打击是应该的（即第四章关于外患之罪），但一味的为了国家间的“友好”而做出一些有损国家利益的措施和规定，就不合适了，草案第三章关于国交之罪即是如此。1997年刑法中即无此章规定的内容。这一方面虽充分暴露了草案半殖民地法律的特色，但另一方面实与编纂者的立场和见识分不开。许多条款，签注认为既然国外都没有规定，如滥用红十字记号作为商标、中国臣民聚众以暴力潜窃外国领域，自不应入律。案语却认为“关于国交之罪名，系属最近发达之理，不能纯以中外成例为言”。战火烧到了中国国土之上，中国竟然可以宣布局外中立，如有违反即应定罪量刑，这哪里是中国自己的法律，俨然是在为侵略者张目。本章许多规定，毫无道理，编纂者却动以外交为名予以辩解，以外交上的损失和危害来说明罪名的必要性，恰恰犯了他自己所批评的“牵事实于法律之中”[23]的错误。第三章的规定是刑律草案最大的败笔。
除了表面上的领事裁判权问题以外，实际上草案还有一个主要的立法目的，那就是服务于当时的立宪运动。这一点，沈家本等上呈草案的奏折中讲的不是很明显。东三省的签注奏折则首先把修律和立宪联系在一起，“中国法律至唐较为完备，相沿至今，代有损益，而宗旨不甚悬殊，则以政体未尝变易也。然条例日繁，罪名日重，其意原以惩奸禁暴而干大辟犯科条者岁有所增，所谓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非治本之道也。今既屡颁明诏预备立宪，而法律实为宪政之根据，自应力扫严苛一以公理为衡，删除繁细系以简赅为断。若仍本见行律例以资参考，则必扞格不入而签注不胜其繁。详译总则草案之宗旨，大抵以生命为重、以平均为义。以宥过为本旨，故过失皆得减刑，以人格为最尊，故良贱无所区别。约举数端，皆于立宪政体适相吻合。盖法律之源，本于道德，而行此律者亦必以道德之心使吾民有耻且格以渐几于无过之地。此立宪之先声、寰球之公理也”[24]。1910年宪政编查馆核定刑律草案时，更是把是否合乎立宪制度作为衡量草案的一大标准，甚至提到了保护人权的高度，“揆度时宜，今学校教授已不用科举旧法，且兴办女学，凡所谓国民教育者皆力行之；军队则用外国编制战术，交通则用铁轨轮船，凡此之类，不胜枚举。亦如夏葛冬裘，因时而变。现在朝廷博采各国成法，预备立宪，其要旨重在保卫人权。《钦定宪法大纲》所有臣民权利义务，均逐一规定，旧律之与立宪制度背驰之初，亦应逐加增损。上年臣馆奏定禁止买卖奴婢之律，即本此意。盖必用宪政同一之法律而后可保臣民之权利以尽义务。刑律不改则国民主义无由赞助，练兵兴学阻碍多段，是欲北辙而南其辕，与吏书而掣其肘。非特无成且将生患。此新律所之宜行者一也”[25]。1911年朝廷更是以立宪运动的原因而硬行把还没有履行完立法程序的刑律草案仓促颁布，“据宪政编查馆奏，新刑律分则并暂行章程，资政院未及议决，应否遵限颁布，缮单呈览请旨办理一折。新刑律颁布年限，定自先朝筹备宪政清单，现在开设议院之期已经缩短，新刑律尤为宪政重要一端。是以续行修正清单亦定为本年颁布，事关筹备年限，实属不可缓行。著将新刑律总则、分则暨暂行章程先为颁布以备实行，俟明年资政院开会仍可提议修正，具奏请旨，用符协赞之义”[26]。
在赞成新刑律草案者看来，收回领事裁判权与服务于立宪运动两者并不矛盾，相反还相辅相成。法律制度的齐一和政治制度的齐一会把中国推进到世界大同的境地。而反对新刑律草案的签注，多对草案偏重外交而不顾及内政给予了强烈批评，“或谓前年荷兰海牙保和会以我国法律不同，抑居三等，因将以此收回治外法权，故改用洋律、译从洋文。而窃思治外之道，基于治内，内治而后外可得治。今不明其政刑以讲求治内之道，而先驰其政刑以冀收治外法权，恐治外之权未收，治内之纲纪先堕。…然则法律之事文义之间，宜就地方之情形、人民之资格酌定之，不必舍己芸人自取扰乱”[27]；“总之，现时法律不能不采取新说，以期便于交涉，亦不能不兼顾内政，使无越于礼防。本此旨以决从违，则施行自无所扞格”[28]。而反对新刑律草案的人中，不乏在政治上赞成和积极支持立宪运动的中央部院堂官和地方督抚，但在签注草案时，完全无人将新刑律的制定与国内的立宪运动相提并论。看来，政治运动和法律运动，并不总是同步的。
三、 关于草案的立法宗旨
草案的立法宗旨涉及如何处理中国现行刑律和西方刑法理论原则的关系，一般而言，不论最高统治者确定的“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稗治理”[29]，修订法律大臣自称的“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而仍不戾乎我国历世相沿之礼教民情”[30]，还是签注所讲的“修改本国之法，则贵乎汰其恶者而流其良，采取外国之法尤贵节其长而去其短。必求无偏无倚、知变知通”，[31]“处新旧递嬗之交，定中外大同之法，岂可得与民变革者，故不妨取彼之长，补我之短”，要不出“会通中西”的宗旨和原则。但为什么在这一问题上，草案还是招致了强烈的批评呢？
这原因就在于“会通中西”的宗旨和原则实在太大了，完全可能出现偏于西方和偏于中方这两端的局面。沈家本自己就曾经承认过1907年的刑律草案，“专以折冲樽俎，模范列强为宗旨”[32]。而赞成草案者，则主张“不在枝节上之讨论，而在根本上之解决”，“刑法之变革，先由报复时代进于峻刑时代，由峻刑时代进于博爱时代。我国数千年来相承之刑律，其为峻刑时代，固无可讳，而外人则且持博爱主义，驯进于科学主义，其不能忍让吾国以峻刑相残也，非惟人士为之，亦天道使然也。…论者不揣改订刑律主义之所在，而毛举峻刑时代之习惯，瑕指而瘢索之，毋拐格不相入也。故为今日中国计，既不能自狃于峻刑主义，则不能不采取博爱主义”[33]。山东签注认为中国法律处于峻刑时代，与西方的博爱时代相比，中国法律落后了，应该像西方学习。承认中国法律落后于西方一个多时代，与那些认为中国旧律本极精详、只是因社会的变化而不得不有所修改的观念，的确不同。前者已经不把两者置于同等文明的层次上来理解，而后者竭力把两者置于同等地位来看待。这是双方争执的焦点和关键问题之所在。许多签注奏折首先着眼于此，也是感觉草案在这方面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
“今日改律之要，当删繁减轻。减轻一节，已经明谕罢除凌迟枭首等刑，而且停止刑讯整顿监狱。朝廷仁厚恻怛之至意，已为各国所同钦、万民所共仰矣，要在内外刑官实力遵行。至于删繁一节，前此修律大臣奏请删定现行法律，实为扼要办法。拟请饬下该大臣将中国旧律旧例逐条详审，何者应存、何者应删，再将此项新律草案与旧有律例逐条比较。其无伤礼教只关罪名轻重者，斟酌至当择善而从；其有关伦纪之处，应全行改正。总以按切时势而仍不背于礼教为主，限期修改成书再行请旨交宪政编查馆核议后恭呈钦定颁行海内，庶几收变法之益而不贻变法之害。”[34]
“中国治民之道，断不能离伦常而更言文明，舍礼制而别求教化。今徒骛一时之风尚，袭他国之名词，强令全数国民以就性质不同之法律。在执笔者以为，时令既趋于大同，法典宜取乎公共。不知师长去短则可，削足适履则不可。若以中国数千年尊君亲上之大防、制民遏俗之精意翻然废弃而不顾，恐法权未收，防闲已溃，必致奸慝放恣不可收拾。” [35]
“国法与天理人情相表里，中外风俗互异，刑律自难强同。近来国界交通，时异事殊，更有不能不变通之处，然取人所长，补我所短，必于中国风俗不相背驰始能行之无碍。若风俗如此而刑罚如彼，遂纲目俱备适成一家之言而与人情不相洽，必于天理失其中，即为国法所不容。”[36]
“庶于斟酌轻重之中，仍寓权衡缓急之意。盖此次改订宪章，故应博采东西各国律法，详加参酌，而仍求合于国家政教大纲，乃可收变法而不废法之效。”[37]
“总之，刑法变更可以与时为进止，不容削足而适履。纲常名教断难自弃，防闲除恶惩奸，尤宜加重刑典。若徒摹文明，概从宽滥，且恐法权未握，内溃先形，驯至不可收拾。”[38]
“总之，内政外交必须兼权而并顾，新说旧教均宜舍短而取长。必期经训之留贻与法律之制定不违不背无党无偏。”[39]
本着这样的指导思想，许多签注批评草案盲目追求所谓法理上的正确。因而出现了一些完全不顾及本国国情、纯属“食洋不化”的规定。
如草案第27章关于堕胎之罪的规定，这一章的内容在旧律中除了因奸有孕而堕胎致身死者有规定外[40]，其他是没有的，所以草案的立法说明是“堕胎之行为戾人道害秩序损公益，本案故仿欧美日本各国通例，拟以适当之罚则”，可见其来源基本出于西方法律。但西方法律禁止堕胎主要基于基督教伦理，况且法律应否禁止堕胎，在西方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因此堕胎本身并非有多大的社会危害性。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由于医学的不发达而缺乏避孕的意识和措施，一个已婚妇女怀孕频繁致一生可生育十几个孩子，这不仅给个人的家庭生活造成了困难，而且人口的激增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问题。山西签注认为，“本章规定原为保全人道起见，但中俗妇女最重名节，因奸有孕、畏人知觉私自堕胎或处于不得已之行为，事属秘密，检查不易；况今年生计艰难，各省溺婴之风未熄，其戾人道伤天彝较堕胎尤为过之。草案竟未议及，似觉疏漏”[41]。所谓溺婴成风，除了重男轻女的因素外，主要还是生计艰难、被逼无奈而为之。实际上，草案禁止堕胎而不提溺婴，并非如山西签注所云疏漏，只能理解为溺婴已经属于杀人罪的范畴了故不在关于堕胎之罪章中出现。在视溺婴为杀人之罪的情况下，草案全面的禁止堕胎，在当时的情况下既不现实，与个人、家庭和国家社会也不利。相比于今天的中国政府，顶着西方国家对“强制堕胎”无理指责的压力而坚持计划生育之国策，草案第27章关于堕胎之罪完全是一个“食洋不化”的典型。
又如草案第三十章关于略诱及和诱之罪，仿照西方法律的规定仅将拐取未满二十岁男女视为犯罪，许多签注则认为犯罪对象应该包括二十岁以上男女，尤其是妇女应予特别保护。“两广、两江签注质问被害者为二十岁以上男女是否处罚，湖南签注以原案不罚此种犯罪”[42]，江西签注认为不应该将关于略诱及和诱之罪定为“须待告诉始论”的自诉罪，被略诱或被和诱人在婚姻继续之间其告诉不应该为无效[43]。在众多签注的质疑下，修正案将“凡用暴行胁迫或伪计拐取未满二十岁男女者为略诱罪”改为“凡加暴行胁迫或用伪计拐取女子或未满二十岁男子者为略诱罪”。但同时认为，“不知被害者为二十岁以上男女，原案并非置诸不问，此种犯罪应据第343条第一项[44]处断。盖诱拐罪与逮捕罪有别，既逾二十岁则有独立之资格可为逮捕罪之被害者而不能为诱取罪之被害者。第中国妇女与外国之妇女地位略有不同，兹从多数签注之意见删去女子年龄之限制”[45]。虽然按照多数签注的意见，删去了略诱罪中犯罪对象中女子年龄上的限制，但它所谓中外女子地位不同的理由却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之所以要对二十岁以上的女子予以保护，与其说是由于中国女子自身的原因，还不如说是由中国略诱罪自身的犯罪特点所决定的。近一百年过去了，中国妇女的地位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与西方国家已经相差无几甚至还有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处，但1997年刑法第243条拐卖妇女儿童罪中，妇女作为犯罪对象仍然没有年龄上的限制。这说明，在中国之所以不能在略诱罪中限制犯罪对象的年龄，并非由于犯罪对象自身的弱点需要特别保护，而是与中国经济文化的特点以及此类犯罪在中国的特点所决定的。即由于地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拐卖妇女仍然是一个普遍现象，因而需要予以特别打击。对于两广签注主张移送略诱之人于外国者应处极刑的意见，修订法律馆也不以为然，“查本章之罪在外国颇少，盖外国警察制度完备、户籍等法周密，检举犯罪自易，故不必科以重刑。新律实施之日，中国各种制度当以渐臻完备，科以原案所定之刑并非过轻”[46]。而立足于清末之时，从长远看，这种现象在中国之所以较外国为多，主要还是由于中外之间巨大的经济差异给了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从近期看，所谓新律实施之时制度逐渐完备的想法也是一厢情愿。所以对于这类犯罪，既然无法在短时间内根除，那予以严厉打击以保持高压态势的思路也是正确的。草案对犯罪现象产生根源的分析不对，相应的处置也自然难以有针对性。历史的事实是，自古以来，略卖人口之事在中国屡有发生，历朝、历代政府都将之定为性质很严重的犯罪予以严惩。草案虽然也规定了略诱和诱之罪，但第332条将已满二十岁的男女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内，削弱了对妇女的特别保护。第338条又将此罪定为自诉罪及成婚者告诉无效的限制性条件，不利于保护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利益。关于这一点，看一看1997年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至第二百四十二条关于拐卖和收买妇女儿童罪的相关规定[47]就明白了。1997年刑法本罪是有死刑条款的，而草案的最高刑是无期徒刑，显然对此犯罪的打击力度不够。
另外，草案第306、307条规定了决斗罪，立法理由谓：决斗仅只两人，彼此签押并汇集多人临场以为佐证，与械斗微异。可知草案规定的决斗罪专指欧洲式的决斗，很多签注对于草案不规定中国盛行的械斗之罪而专言欧洲盛行的决斗之罪表示不解。两广签注认为，“查中国闽粤江楚等省，只有聚众斗械而无两人决斗之事。既属欧洲盛行，自难保中国之民不无仿效，着为定律，未尝不可。然械斗乃现时所有，似未便不言械斗而专言决斗，仍宜明定械斗专条以警悍俗”[48]。但修正案没有理会签注意见，《钦定大清刑律》仍然空悬决斗罪而无械斗罪的规定。近一百年过去了，草案所规定的决斗罪从来就没有在中国生根发芽，相反械斗、打群架倒是屡见不鲜。不规定中国盛行的械斗之罪而专言欧洲盛行的决斗之罪，是草案“食洋不化”的又一例证。而第345条将僧道列为“因其职务得知他人秘密无故而漏洩”的犯罪主体，显然脱胎于西方基督教中基督徒习惯于向神父牧师作“忏悔”而来，两广认为“漏泄他人秘密之事，不必定为僧道等类之人。此系从理想中悬拟而立”。但两广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
自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紧张（tension）问题就一直是导致中外冲突和国内重大事变的一大根源，问题的解决之道也一直让“历史的创造者”煞费苦心。从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的“求强求富”，从追求大变、全变的“百日维新”到稍后的清末新政，解决之道大致不出“中体西用”的范畴，尽管西用的概念（西用、西器、西学）从兵器、军工、经济等物质的层面一直延伸到到官制、法律、宪政等制度层面，中体的概念（中体、儒道、中学）则从“文物制度”一直缩小为纲常之道。这说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动“思想革命”彻底反传统之前，在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上，中国“历史的创造者”试图通过不断重新解释和划定“中体”、“西用”的范围和界限来解决它们之间的紧张。趋势是西用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而中体的内涵和外延不断缩小，最后退守到精神领地以安身立命。因此，就清末修律时的情形而言，一方面经过八国联军战争后的惩处祸首、清政府决定新政和预备立宪，拒绝向西方学习的顽固派势力已经基本扫荡已尽，中国向西方的学习已经进入了涵盖政治制度在内的全面阶段，向西方学习、进行改革已经成了解决中国问题的主要思路和方法，所谓“欲救中国残局，唯有变西法一策”；另一方面“中体西用”仍然是国人面对中西文化交融所采取的基本价值判断和解决方略。视向西方学习只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不具有独立的终极价值。纲常之道作为中国文化最核心的内容，仍然被主流思想所信奉，还没有人敢于公开质疑儒家的义理文化。既要向西方学习以变革中国，又要维护和不悖于中国的伦理道德。江西巡抚冯汝骙在签注草案第十五章时反对过多采用日本法律的语言和结构，但不反对有选择的采用其内容。“今草案多用日本文法，如本章之提起公诉时效、罹精神病，与夫散见各条之犹豫行刑、假出狱暨笃疾废疾之视能、听能、语能、机能之类，常人似未易明瞭。…揆时度势，欲保法权，端在参量中外之情，酌定轻平之典。但与各国通例，当采其意而勿袭其文。凡官吏审判悉准新章，而律令体裁无改旧贯，复使宽者不流于纵，简者不失之疏。庶于折衷至当行之无弊益。”[49]，这段话和沈家本的话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所以在表面上，“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而仍不戾乎我国历世相沿之礼教民情”是大家的普遍追求。问题在于，如何折衷才能至当？所以个人认为，评价清末修律和礼法之争的得失，主要不在于评价他们的立法原则和法律精神，主要应该看他们在斟酌中西时的分寸和方法。这一点，两江签注可以给我们以启发。[50]
草案总则第50条涉及宥恕减轻的规定[51]，它摒除了《大清律例》关于“老少废疾收赎”的相关规定[52]，许多签注批评草案删除了废疾、笃疾宥减的规定而加入了原本不宥减的聋哑者，并且对老人犯罪的宥减过严。两江签注则认为，“是外律专有严于中律处。然中律废疾、笃疾律注均指瞎目折肢而未及聋哑，外律则只言聋哑而不及瞎目折肢。窃谓…废疾收赎本近乎宽，…今本条删去废疾收赎一层，未为不可。似宜仍用笃疾之律或添注聋哑兼病者亦包在笃疾之内，庶较周妥。至七十以上为古稀之年，中国本恤老之意，犯罪时从宽恕。外国则谓老者经验知识较少者为多，不应有犯罪之事，其罚与壮者同。至昏耄不明则精神作用不完全归之颠狂一门云云，所议亦尚近情理，此本条所以规定八十以上。岂但人至八十犯罪究不多见，或七十以上得减本刑一等，八十以上减二等，似亦平允”[53]。签注认为，中律有中律的道理，外律有外律的道理，用一种平和的心态，看到各自的优点和不足，然后扬长避短，从而提出了去废疾、留笃疾并把聋哑归入笃疾以及七十以上得减本刑一等，八十以上减二等的主张。两江的这一签注之所以值得认真考虑和省思，是因为个人感觉这才是真正在继承的基础上求发展之道。草案在立法说明中，缺乏的恰恰是这样一种心态，自然就无法做到真正的融会贯通，引起那么大的争议也就在所难免。
草案总则第十五章规定了包括公诉时效、行刑时效在内的时效制度[54]，由于这是一个全新的制度，很多签注都看不明白，也招致了很多的批评[55]。两江签注第69条对于这样一个崭新的法律名词和制度，使用了《大清律例》中的许多条款来予以说明：虽然名词是新的，但名词里面所蕴含的内容在旧律中是有的。“至于名词之间，即律法期于大同，字义亦颇简赅，自无妨照用，不必更易”。一个完全陌生的制度，由于使用了熟悉的材料来加以解释而变得好懂了。同时签注虽然明确赞成公诉权时效的规定，但也同时认为“各项年限，似可略为加展，以平起诉者之心，请再酌定”。如果联系现行刑法的相关规定，你会惊叹于两江签注在斟酌中西方面的到位和准确[56]。
历史的发展是具有连续性的，人们只有在连续的历史中才能获得方向感。骤然的制度变革，会让人们不知所措，从而本能的抵制这种变革。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崇拜浓厚的国度，如何在新旧之间搭起桥梁，如何让人们更容易的接受新生事物，是改革者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也是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中国历史上改革者多会用“托古改制”之法，甚至康梁变法时也要把孔子打扮成一个改革家，原因就在于它迎合了国民的心理，减少了改革的阻力。虽然“托古改制”可能会给改革带来某种类似“龙种变成跳蚤”式的不良后果，但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国度，揆诸国情，仍不失为一种推进改革的好办法。草案虽然在每一条款下也多有沿革的说明，但多是材料的堆砌，没有能够与新条文的解释有机结合，从而无助于人们对新条文的接受。相反草案中对旧制度的不时批评还引起了强烈的反感。这说明草案的编纂者们一再强调领事裁判权问题对中国的危害，为了收回领事裁判权而不得不采纳新的制度这一“托洋改制”的改革策略并不成功。在当时的情况下，两种策略应该并用，但前面应以“托古改制”为主起到铺平道路的作用，后面再辅以“托洋改制”的压力。前拉后推，方是近代改革者成功的两大策略。
除了“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之外，草案的另一个宗旨就是“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从草案立法说明看，所谓“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就是要把那些在西方法律中还没有规定、但在学术界已经得到讨论并出现主流观点的学术思想也规定在中国的刑律草案之中。按照这一宗旨，草案作出了如下规定：
总则第十一条、第四十九条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57]。草案“理由”部分认为，确定个人开始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有两个标准，“辨别说”依据一般人形成辨别是非能力的年龄确定，“感化说”依据一般人还可以教育感化的年龄确定。草案认为“感化说”是最先进的，当时西方各国主要采纳“辨别说”已经落伍了，“此说至近年已为陈腐，…以是非善恶之知与不知而定责任年龄，不可谓非各国法制之失当也。…故本案舍辨别心之旧说而以能受感化之年龄为主，用十六岁以下无责任之主义，诚世界中最进步之说也”[58]。近一百年后，草案所舍弃的“辨别说”仍然是中国刑法确定刑事责任年龄的主要原则，就世界范围看，“感化说”也没有成为主流。
分则第三章关于国交之罪。此章共十三条的规定也是各国刑法典所无的内容，但草案认为“近年往来日就便利，列国交际日繁，本章所揭皆损害国家睦谊而影响及全国之利害者，特兹设为一章，是最新之立法例也”[59]。其中对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60]，“理由”部分指出，“滥用红十字之记章以为商标，亦足生列国之异议而有害国交之虞者，本案故特为加入，将来各国刑典上必须由之规定也”[61]。宪政编查馆核定此章时认为，“国交之罪，凡对外国君主、大统领有犯，用相互担保主义，与侵犯皇帝之罪从同，此泰西最近学说，各国刑法尚无成例，中国未便独异”[62]。虽然各国法律并没有相应规定，但考虑到当时晚清的特定时期，把有可能引起外交纠纷的行为，如杀伤外国领导人、外交使节等定为犯罪予以处罚，也未尝不可。但那依据的仍然是中国自己的情况，并非此乃什么先进的立法主义。至于将滥用红十字作为商标等行为也定为犯罪，认为它也会有害国交，那就有点“杞人忧天”了。近一百年后，中国刑法典中仍然没有半句关于妨害国家之罪的规定，世界各国刑法典中也不见此内容。
自清末开始的中国近代化，其主要命题就是向西方学习，这是由历史发展的形势所决定的。因此，晚清刑事法律改革，移植西方的刑法制度是必由之路。问题只在于斟酌中国的国情背景，移植的多或少以及是否得当。如果说从这一角度出发，尽管我们认为刑律草案在斟酌中西文化方面有欠适宜，但“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作为草案的一个立法宗旨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话，那“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作为一个立法宗旨就值得怀疑了。以晚清中国与西方世界在政治制度、经济水平、教育文化程度方面的巨大差异，移植西方“行之以久”的法律制度已感不甚适应、吃力得很，如果再把那些在西方也还没有形成制度、仅仅限于学术界讨论的学说观点也规定到中国刑法典中，那中国刑法的法律“文本”，岂不是与中国犯罪状况的“实际”差得更远？如果再认为首创了世界最先进的立法主义，相信各国立法会“跟进”，那简直就是“呓语”了。二十世纪初期修订法律馆诸人的心态，与二十世纪中期大跃进时期“赶美超英”的口号一样的幼稚可笑，只不过一个是出于敌对状态下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另一个则是屈服状态下迷失了自己的“西施效颦”。对于这样的立法宗旨，人们有理由予以批判。
注释:
[1] 今从朱勇老师的意见，以《大清刑律》称之。见朱勇：《中国法制史》，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82页。
[2] [日] 冈田朝太郎：《论改正刑律草案》，留庵译自日本《法学协会杂志》，第29卷第3号，译文载《法政杂志》第一年第二期。
[3] 如宪政编查馆特派员杨度、日人冈田朝太郎、德人赫善心、宪政编查馆参议、资政院议员劳乃宣、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御史胡思敬、署邮传部右丞李稷勋、法部郎中吉同钧等。
[4] 关于晚清法律改革的动因，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与收回领事裁判权有直接关联。而我的看法是：1902年中英商约谈判时，张之洞主导制定了《马凯条约》第十二款关于英国有条件放弃治外法权的承诺，其目的在于推进国内向西方学习的进程；1907年后张之洞又否定了“修律以收回领事裁判权”说，其目的是为了反对沈家本过于“西化”的法律改革模式，以维护“中体西用”的法律改革思路。这一过程表明，领事裁判权问题始终只是晚清主持改革者推进法律变革的手段。事实上，晚清法律改革作为清末新政的一部分，也是服从和服务于新政这一整体政治局势的，它本身并没有自己额外的起因和目的。而礼法之争中，就修律与收回领事裁判权关系问题的辩论表明，法理派清醒地认识到单纯修律本身并不能收回领事裁判权，但在礼教文化占主流地位而法理派本身又不敢正面否定礼教文化的情况下，只好拿“危机论”（即领事裁判权问题）作为推进中国法律近代化的手段。这本身表明以沈家本为首的法理派是认同和接受了西方法律文化精神和原则的，他们希望用西方法律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因此，清末修律中收回领事裁判权问题不过是手段，法律的近代化才是目的。手段和目的的不相协调，是导致晚清刑事法律改革出现诸多问题的主要原因。对此问题，本论文初稿第一章中原有专节论述，但考虑到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学术争议，定稿时还是“忍痛割爱”了。如阅者有兴趣，可参看笔者的两篇文章：《晚清法律改革动因再探——以张之洞与领事裁判权问题的关系为视角》（《清史研究》2004年第4期）；《晚清刑事法律改革中的危机论——以沈家本眼中的领事裁判权问题为中心》（《政法论坛》2005年第5期）。
[5] 《清朝续文献通考》第9942页。
[6] 《学部奏折》。
[7] 《湖南奏折》。
[8] 《学部奏折》。
[9] 《安徽奏折》。
[10] 《学部奏折》。
[11] 《学部奏折》。
[12] 《安徽奏折》。
[13] 《大清法规大全》，政学社印行，台湾考正出版社1972 年影印本，第1942页。
[14] 《河南签注清单》。
[15] 《两广签注清单》。
[16] 《邮传部签注清单》。
[17] 《修正刑律案语》第二条。
[18] 《广西巡抚奏折》。
[19] 《两广签注清单》。
[20] 《邮传部签注清单》。
[21] 《陆军部签注清单》。
[22] “陆军部签注谓本条国旗国章应以国家代表所揭者为限并须外国请求然后论罪。查各国风俗，对国旗及国章均拘特别之敬意，即系私人所揭之旗章，苟加以侮辱行为，往往起其国民之愤，牵动外交。故本条不加制限…本条乃为预防牵动外交而设，彼此各有取义，无庸强同也”。“两江签注谓本条似应列诸商律，罚金之数亦尚需厘定。查本条之罪，系属有碍国交，其性质与商业行为不同，不得移入商律”。“陆军部签注谓此条为中外刑律不载，又各国刑律纯以属地主义为准，中国法律不能实施于外国之领土。查关于国交之罪名，系属最近发达之理，不能纯以中外成例为言”。“两江签注谓外国开战须不在中国境内者方可布告中立。查局外中立之布告，但须战争之事中国全未加入即可发表，不必论其战争之在内在外也。”——以上相应见《修正刑律案语》第117、118、119、121条。
[23] 《修正刑律案语》第十五条。
[24] 《清朝续文献通考》，第9941页。
[25] 宣统二年十月初四日宪政编查馆大臣、和硕庆亲王奕劻等《为核订新刑律告竣敬谨分别缮具清单请旨交议折》，见《钦定大清刑律》卷前奏折。
[26] 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内阁奉上谕》，见《钦定大清刑律》卷前谕旨。
[27] 《都察院奏折》。
[28] 《江苏巡抚奏折》。
[29] 《德宗景皇帝实录》，中华书局1987 年，第577页。
[30] 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修订法律大臣、法部右侍郎沈家本《为刑律分则草案告成缮具清单折》，见《钦定大清律例》卷前奏折。
[31] 《安徽巡抚奏折》。
[32] 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请编定现行刑律以立推行新律基础折》，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852页。
[33] 《山东巡抚奏折》。
[34] 《学部奏折》。
[35] 《直隶总督奏折》。
[36] 《陕西巡抚奏折》
[37] 《湖广总督奏折》。
[38] 《浙江巡抚奏折》。
[39] 《湖南巡抚奏折》。
[40] 其规定的着眼点也非禁止堕胎而是惩处奸夫，见《大清律例》“威逼人致死条”，载田涛、郑秦点校《中华传世法典·大清律例》，法律出版社1999版，第440页。
[41] 《山西签注清单》第27章。
[42] 《修正刑律案语》第349条。
[43] 《江西签注清单》第338条。
[44] 初草第328条第一项（修正案第343条）“凡私擅逮捕或监禁人者处三等以下有期徒刑”。
[45] 《修正刑律案语》第349条。
[46] 《修正刑律案语》第350条。
[47] 1997年刑法第二百四十条：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48] 《两广签注清单》第306、307条。
[49] 《江西签注清单》第十五章。
[50] 两江签注是被修订法律馆归入赞成草案者之列的（“八月间臣馆先将修辑现行刑律赶缮黄册进呈。维时京外各签注陆续到齐，其中如农工商部、奉天、山东、两江、热河均在赞成之列”——《法部尚书廷杰等为修正刑律草案告成敬缮具清单折》，见《钦定大清律例》卷前奏折。），由于没有原奏，我们无法得知两江方面对草案总体倾向性意见，但根据其签注清单来看，主要以西方法律为标准，对于草案多数条款给予了明确的赞成意见，，即使对于有不同意见的条款，语言风格也比较温和，也是就事论事，没有上升到“主义”的高度来讨论。
[51] 第50条：凡聋哑者及满八十岁之犯罪者，得减本刑一等或二等。
[52] “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杀人应死者，议拟奏闻，取自上裁；盗及伤人，亦收赎，余皆勿论。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大清律例》（法律版）第106页。
[53] 《两江签注清单》第五十条。
[54] 第69条：凡提起公诉权自犯罪行为既终之日起算，于左列期限不行者则因时效消减：一、应死刑者十五年 二、应无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者十年三、应二等有期徒刑者七年 四、应三等有期徒刑者三年 五、应四等有期徒刑者一年 六、应五等有期徒刑者以下刑者六月。
[55] 《热河都统签注清单》第十五章：“今此章所言时效者，名词新异，语复拗折，虽详译二三千字，愈诠愈晦，令人不易索解，不如暂行删除或另订简明章程以资遵守。”
[56] 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七条：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 （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 （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57] 第十一条：凡未满十六岁之行为不为罪但因其情节得命以感化教育。第四十九条：凡十六岁以上、二十岁未满之犯罪者，得减本刑一等。
[58] 《大清法规大全》第1949页。
[59] 《大清法规大全》第1992页。
[60] 第一百一十一条：凡滥用红十字记号作为商标者处三百元以下罚金。
[61] 《大清法规大全》第1993页。
今日说法案例篇2
关键词：师生关系；学习兴趣；思想政治课教学
我国的教育方针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在《教育法》中确定“学校必须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法制教育、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教育”[1]等。这些论述与要求深刻说明了思想道德教育的极其重要性。
作为实施道德教育的主阵地和重要途径，思想政治课教学肩负起培养又红又专高素质人才的重任。但是，由于思想政治课较其他学科具有更强的思想性、理论性和政策性，加之受应试教育长期影响，教与学都停留在强记死背上，致使课堂上出现学生无精打采、昏昏欲睡、普遍厌学的局面。著名心理学林崇德等人的研究表明：目前中学生选择思想政治作为“最喜欢的学科”极少，约占被调查的1．7%[2]。因而如何在政治思想课教学中有效地培养学习兴趣，是目前和将来必须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学习兴趣的含义与作用
心理学认为，学习兴趣是指人们以学习需要为基础的求知识、求探究某事物的心理倾向，是个体活动的内存动力。良好的兴趣对于人才成长至关重要，这已被事实所证明。达尔文虽屈从父命去学习医学和神学，却仍然热衷于野外标本采集和阅读自然科学书籍，正是由于他“对探索自然界的这种由衷的兴趣”，促使他建立了伟大的生物进化论，从而成为举世闻名的生物学家。在兴趣的驱使下，马克思能够忍受种种艰难困苦，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及其规律，花费毕生心血撰写了不朽的名著《资本论》。
兴趣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很大，它对学生学习的重要性也是如此。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认为，“兴趣是创造一个欢乐和光明的教学环境的主要途径之一”。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说：“学习的最好动力乃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在思想政治课改革中，我们应从实际出发，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思想政治学习兴趣培养的途径
（一）构建新型师生关系，为学习兴趣养成奠定基础
教学是教师的教与学的统一，这种统一的本质是交往[3]。据此，现代教学论指出，教学过程是师生交往、积极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
当前，由于师生关系中较为普遍存在着教学中心主义和管理主义的倾向，严重剥夺了学生的自主性，伤害了学生的自尊心，摧残了学生的自信心，造成学生对教师的怨恨和抵触情绪。这种由传统师生关系构筑的教师与学生心理之间的鸿沟和正常交往，已与追求民主、开放，崇尚个性自由和多样化并且日益发展的现代信息社会背道而驰，由此造成了学生的厌学情绪就不足为奇了！所以，重塑新型的师生关系成了新课程改革的一个焦点问题。在新型的师生关系中，“教师的职责已经越来越少地传递知识，而越来越多地激励思考；除了他的正式职能以外，他将越来越成为一位顾问，一位交换意见的参加者，一位帮助发现矛盾论点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的人。他必须集中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哪些有效果和创造性的活动，互相影响、激励、了解、鼓舞”[4]。在这种师生关系中，学生体验到平等、自由、民主、尊重、信任、友善、理解、宽容、亲情与关爱，同时受到激励、鞭策、鼓舞、感化、召唤、指导与建议，形成丰富的人生态度和情感体验，学生的内心激情和学习乐趣被充分唤醒和激发起来了。
（二）加强思想政治教学基本功建设，不断激发学习兴趣
1．巧妙运用教学语言。思想政治课教学在师与生、教与学之间信息互相传递多数是凭着教学语言为中介来进行的。语言的魅力是无穷的，语言的力量是强大的。政治教师除了一般教学所具有的口语、书面语及态势语之外，还有专门的思想政治专业用语。教学中教师要善于运用学科专业用语，不断积累地灵活生动的词汇做到有效组织语言，把握说话的音量、音调、语速和节奏，力求使教学语言精炼、准确、富于逻辑，并且善于恰如其分地运用比喻、夸张等修辞方法解释说明深奥的现象或原理；要善于运用导语、商讨语、设问等启发学生归纳总结现象与结论，创造师生互动、交流的强大的情感磁场，促使学生积极愉快地投入到学习之中。
例如，讲讲封建社会地主强迫农民交苛捐杂税时，老师用悲愤地语调：“封建时代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无所不及。唐朝柳宗元在《捕蛇者中》中说：毒蛇虽毒，但因捕蛇可以抵赋税，蒋氏祖孙三代仍敢冒生命危险去捕蛇而不愿改业，可见赋税对人民的摧残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恰当引用历史故事，教师运用富于活力的语言，极易引进学生感情的共鸣。
2．艺术设置课堂板书。心理学家皮亚杰指出：活动是认识的基础，智慧从动作开始。学生多种感官参与活动，可以使信息不断地刺激脑细胞，促使思维活跃，便于储存和提取信息。在政治教学中，直观、明了、形象、简洁、优美并且不拘一格的板书设计，能够给学生的感官带来强烈的刺激和赏心悦目的感觉，使学生沉浸在中华书法艺术的氛围之中，得到心灵的享受和愉悦，从而激发好奇心和求知欲，从而增强学习兴趣。
目前，由于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不断应用，致使有些教师认为课堂板书的作用越来越小，因而在教学中可有可无的观点是肤浅和错误的。
（三）巧妙运用案例教学，增强学习兴趣
案例教学是教师根据一定教学目标和内容，通过对某个案例的描述，引导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与讨论，以掌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和一种教学方法[5]。在实践中采用案例教学可以缩短理论与实际的距离，使抽象的问题具体化、形象化，便于激起学生思维的火花，从而激发学习兴趣。
例如，《生活与哲学》第八章学习“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时，针对一些学生痴迷于武侠小说、沉溺于游戏、沉湎于交友，浪费了时间，影响了学习成绩的事实，教师用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讲述明朝文嘉的《今日歌》：“今日复明日，今日何其少；今日又不为，此事何时了。人生百年几今日，今日不为真可惜。若言姑待明朝至，明朝又有明朝事。为君聊赋今日诗，努力请从今日始。”这首诗很好地说明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的道理。从而经过组织学生讨论，使学生明确“时间就是生命，抓住了今天，就是抓住了希望；虚掷光阴就是折损生命，最终会一事无成。
教学中可以选用的案例俯拾皆是，关键是教师要做有心人，善于积累并结合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及其接受能力，科学、合理地运用。
在教学中常用的案例一般可分为：（1）生活案例：联系生活实际的案例，如价格上涨与家庭生活；（2）成长案例：与学生的成长密切相关的案例；（3）社会案例：社会有影响的重大事件、社会热点问题，如南方雪灾、事件、5・12汶川大地震、2008年奥运会等；（4）历史案例：历史事件与人物、典故与趣味故事，等等。教师运用案例教学时机得当、方法灵活，选材科学、合理，就会避免教材内容单一、死板的束缚，使学生在获得知识地同时，极大提高学习兴趣。
（四）教学手段灵活多样，不断促进学习兴趣
教学手段是教学活动的基本要素之一，多种多样的教学活动都离不开教学手段。在教学观念逐渐由传统型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中，教学手段显示出更强的生命力，成为课堂教学中教师必须运用和掌握的教学方式[6]。实践证明，使学生对对思想政治课产生兴趣，除了要在内容上挖掘外，还应当借助适当的教学手段，利用教学手段形象、直观的特点，创设出赏心悦目的教学情景，给学生身临其境的感受，从而提高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学习兴趣。
例如：初二教材设置了许多小栏目和法制漫画，具有很强的趣味性、可参与性。教师应充分利用这些资料，调动学习积极性，还可以结合《少年与法》《法制世界》等杂志资料，“今日说法”、“社会经纬”、“法庭传真”等音像内容，介绍法律知识，促进学习热情。
在思想政治教学中常用的教学手段分为传统教学手段和现代教学手段。传统教学手段的应用类型主要有：（1）图片展示；（2）实物展示；（3）模型演示；（4）榜样示范，等等。现代教学手段应用类型主要有：（1）播放幻灯片、投影片；（2）播放录音资料；（3）播放影视资料；（4）使用计算机多媒体辅助教学，等等。无论采用何种教学手段，关键是做到手段与方法的统一，与教学内容的有机整合。
（五）实施成功教育，不断保持学习兴趣
事实表明：许多学生产生厌学情绪，自卑心理，与他们感到学业困难有直接关系。由于“应试教育”的存在与根深蒂固的影响，对“分数”的追求成了教育评价的最重要的、甚至于唯一的标准。思想政治知识的琐碎、记忆内容繁多、思想政治习题的五花八门、难度增大，加之升学的竞争与压力，无形之中给学生造成巨大的心理负担，很多学生成了分数的奴隶和失败的常客，丝毫体会不到学习的乐趣。解决这个问题的一剂良药，就是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实施成功教育。
首先，教师应树立正确的分数观。如何对待分数，著名的教育家斯宾塞的看法很值得我们思考与学习，他倡导“不要太看重考试分数，尽管它是一个暂时无法改变的事实，而应该更多地关注孩子的思维能力、学习方法，尽量留住孩子最宝贵的兴趣和同样宝贵的好奇心。不要用分数去判断一个孩子的优劣、好坏，也不要以此为荣”[7]。这种观点是很有道理的。况且，从终身教育的立场来看，面对飞速发展的现代信息化社会，学校教育只是一生中所受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一个人要想成功，必须不断地去学习、接受教育，一个人一时的挫折与失败并不意味着终生的失败。
其次，要为学生创造成功的机会与条件。相关研究表明：学习兴趣与学习成绩有关，二者是相互影响的。高水平的学习兴趣，产生较大的学习动力，使学生积极朝向学习活动，为取得优异成绩创造条件。而优异的学习成绩，又可提高学习兴趣，在学习活动中产生积极愉快的情绪体验[8]。在教学中，要充分运用多元智能理论，针对学习的不同思维方式与特点进行个别化教学，善于发现学生的长处和闪光点并及时给予肯定与表扬，善于欣赏学生、关爱学生、走近学生，让每一个学生都能享受到成功地喜悦和乐趣。
参考文献
[1]许惠英．中小学德育与工作理论与实践[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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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钟启泉，崔允，张华．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委员会编著．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5]赵春宇．让案例教学闪耀德育智慧．思想政治课教学[J]．2008，（6）．
[6]赵子卿．中学中小学课堂教学技能训练――中学思想政治[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
今日说法案例篇3
近年来，随着我国建设的深入发展，社会民众的宪法意识逐步增强，许多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如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问题、受教育权的问题等，都被纳入宪法的视角进行讨论。但是，宪法这门学科理论性很强，如果在教学过程中以教师为主体，一堂课从头讲到尾，中间很少停下来跟学生交流，学生纯粹是知识的容器，就会使求新、求异欲望特强的大学生觉得索然无味，起不到培养学生宪法理念、优化教学效果的目的。因此宪法课程及其教学方法的改革必须以培养目标的观念的改革为前提，即宪法教学不仅要传授法律知识，又要培养和训练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能力的培养应当提到与知识的传授同等甚至比它更高的地位。
在宪法教学实践中最关键的是要激发学生学习宪法的兴趣。因为兴趣是学生在心理上对学习活动产生爱好、追求和向往的倾向，是推动学生积极学习的动力。教育学、心理学告诉我们，在教育过程中，只有当教学的内部因素触及到学生的内在精神要求时，才能使教育者处于一种积极的接受状态，从而产生良性的内化过程，正如孔子所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下面结合教学实践谈谈在宪法教学中激发学生兴趣的一些做法。
一、启发式教学
1.创造“愤”、“悱”的境界。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所谓“愤”，即心求通而未达之状态；所谓“悱”，即口欲言而未能言之状态。这就告诉我们，要实行启发教学，就必须掌握一定时机，才能启发学生的思维，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个适当的时机，就是使学生达到“愤”与“悱”的心理状态。例如，在《宪法》的教学过程中，宪法这个概念是个首要的理论问题，人们对此经常听到或者看到，而要真正把握这个概念的科学内涵则并非易事。在讲述“宪法”的概念时，我首先请同学们思考，什么是“法”，在弄明白“法”的概念之后，然后再深入地进行分析讲解“宪法”概念的产生发展过程，使同学们明确不同历史时期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这样，从不同历史时期对宪法的认识，讲到我国法学界的观点，最后指出我们教材采用的观点，同学们普遍觉得，“宪法”这个概念内容极为丰富，并非当初想象的那么简单。通过这样创造“愤”、“悱”的境界，同学们对宪法的概念就有了较全面的深刻的理解。
2.“授人以鱼”，更要“教人以渔”。古人云：“授人以鱼，只供一饭之需，授人以渔，于终身受用无穷。”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应只给学生讲解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传授现成的理论，只知授“鱼”给学生，而应着重教给学生一种探求真理的科学方法，教给学生“捕鱼”的本领。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授人以“渔”的方法？我在教学实践中体会到，必须改革旧的教学方法，提倡启发式教学。“启”就是“打开”或“疏导”的意思，“发”就是“激发”或“开发”的意思。二者结合起来即教师在教学中，打开学生的思维，开发学生的智力，引导学生去自己思考问题，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是指在法学教学中，通过分析和研究现有的案例，解释成文法内容并推动成文法的发展与完善的一种辅教学方法。
在教学实践中，宪法案例的选取我们可以从报刊、影视中吸取。这些案例更贴近社会，往往又是社会的热点，如果我们能把这些热点案例和教材中法律问题的最佳结合点找到进行宪法教学更能激起学生的参与热情。在上课时一般通过“案例导入（教师）——阅读感知（学生）——广泛讨论（师生）——达成共识（师生）——升华导行（学生）”的方法。课堂教学中用案例过渡到教材中的概念或原理引导学生思考问题，使学生形成“心求通而未得，口欲言而不能”的状态，激发了学生对新知寻根究底的欲望，增强了课堂教学吸引力，形成了智力振奋、情绪激昂的课堂气氛后，再去感知一些法律知识，学生就带有一定的目的性、探究性，对那些枯燥的法律条款、知识也会觉得有生气。在感知论文联盟法律的基础上，再去讨论案例中所提出的问题，师生共同达成共识，并使学生懂得了某一方面的法律知识，使认识得到升华。如在学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时，我引用案例设置一些问题进行教学。案例：公务员甲颇有才情，以本县三个招致群众非议的公共工程为背景，即兴创作一阕《沁园春·无题》词作，讥讽时弊，并通过手机短信发给十几个朋友，又通过qq传给了几名网友。县公安局认为，该短信影响社会安定和政治稳定，遂以涉嫌诽谤罪将甲刑事拘留，后经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并没收其手机和电脑等物品。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甲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我设置以下问题进行教学：1.甲的行为是否属于我国宪法所保护的公民言论自由的范围？理论依据何在？2.县公安局的行为侵犯了甲的哪些宪法权利？宪法依据何在？通过层层分析讨论，学生分析出甲的行为属于我国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加深了对言论自由概念的理解，同时认识到不同看法，即使是错误认识，也是表达的自由。
三、“今日说法”在宪法教学中的应用
“今日说法”是中央电视台的知名节目，男女老少都非常喜欢看，并从中受益匪浅，被形象地称为中国老百姓的“法律午餐”。在“今日说法”的忠实观众中也不乏学生，若能把“今日说法”移植到宪法课堂上来，必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收到良好的学习效果。
那在实际教学中如何应用“今日说法”呢？在实践中，每讲授完一章内容，可布置如下作业：由一名学生作为班级“今日说法”的主持人，利用课余时间找寻与学习内容有关的案例，用自己的语言进行组织，设计问题，下一堂课在讲台上像真正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一样介绍案情，然后把设计的问题写在黑板上；其余的学生被分成几个方阵，以方阵为单位根据所学知识思考问题；然后每个方阵选一至两名代表发表见解；教师最后作总结，总结出此次案例分析所涉及的知识点，解决该案例的关键所在，巩固所学知识，带领学生选出本次“今日说法”活动的最佳法官和最佳方阵，予以表扬。课程结束后选出最佳说法主持人。教师在陈述案情和小组讨论阶段不“抛头露面”，只是做一些幕后工作。通过这样，有利于激励学生主动学习，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竞争意识，而且进一步巩固了教学内容，通过参与“今日说法”活动每个学生把上堂课学过的内容重新复习一遍，并运用知识解决问题。学生要了解自己的不足，以求以后表现得更好，就要认真聆听教师的总结，对教师总结的知识点自然会留下深刻的记忆。
四、营造良好的法律氛围
一个良好的环境可以创造出一个良好的效果，这就是环境育人的作用和功能。为了营造法律氛围，激发学生学习宪法兴趣，我们可以采用下列方法：1.利用墙报、黑板报办好法制宣传栏，登一些法律条文或案例启示，从而创设出良好的法律氛围，加强学生正面舆论宣传引导，提高法律意识。2.布置学生经常收看法制电教专题，使学生受到法制教育的熏陶。3.多聘请知名学者、律师进行法律知识讲座。4.组织学生开展“送法进社区”活动，营造了良好的法制宣传教育氛围。
宪法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综合学科，在教学实践中要切实搞好教学方法的研究。否则，不是使宪法教学显得枯燥无味，就是使宪法教学显得抽象、空洞。在宪法教学中要尝试把学生的目光引入法律实践，把社会生活浓缩到课堂教学中。这样，我们的教学在轻松愉快中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今日说法案例篇4
2006年10月19日，打开几个网站的首页，头条新闻均是《特大杀人狂邱兴华今上审判台》、《邱兴华今日过堂 仇恨缘自妻子被人调戏》、《杀人狂邱兴华心路解剖》。再看报纸，北京某报10月19日A21版头条的主标题也是《杀人狂魔邱兴华今日受审》。10月20日A17版头条的主标题还是《杀人魔邱兴华一审被判死刑》。就是某些专业报纸报道这件事情的新闻标题，也是《“杀人狂魔”邱兴华一审被判死刑》。10月24日的北京某报，又出现《杀人狂魔张友添昨受审》的新闻标题。
把现代法庭审判说成是“过堂”，是近些年传媒较为普遍的情形。例如2002年上海某报关于张二江受审的报道标题《过堂竟像做报告》，2005年北京某报关于庭审冠丰华案的报道标题《黑老大咆哮公堂拒不认罪》。现在又出现《邱兴华今日过堂》的标题。“过堂”是指中国古代社会行政官员审案，这些官员的多数并无法律知识，也没有一套严格的法律审判规则，“过堂”与现代法庭的庭审的性质完全不同。将古代的这个概念无条件地指代现代法庭，是不严肃的，舆论导向存在明显的错误。我们的传媒曾经热衷于把人民共和国的县长称为“父母官”，这在观念上颠倒了公务员与人民的关系。现在这个问题基本解决，需要接着解决“过堂”这个概念的乱用了。
对于庭审涉及的犯罪嫌疑人，传媒的报道应该严格采用正规的法律用语，这不是形式问题，而是透过这种称谓形式体现法治。狂、魔、狂魔的说法是没有确定性的情绪化用词，不宜用于报道庄严的庭审。杀人多了叫狂、魔、狂魔，少了就好些吗？即使杀了一个人，其法律上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严重的罪行。我们的报道用词要科学、严谨。特别在涉及法律问题时，不能感情用事，使用不恰当的形容词和副词。记者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客观报道事实，让公众对事实做出价值判断和抒发自己的情感。传媒代表社会的声音，要有理智和法治意识，不能只要有公众说，我们就有闻必录，特别是那些暴力词句，是不能直接引用的，最多概括地报道，例如“某些公众对此发表了言词激烈的批判性意见”，明显的暴力用语是不宜直接报道的。
关于庭审报道，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即要以法庭的判决为依据报道案情，不能随意把当事人的交代作为案件发生的单一原因，这样对事实的描述是不客观、不全面的。例如这次邱兴华的报道中，很多传媒都把邱说的他妻子受到调戏作为杀人的原因，这种单一取证的报道同样不客观，审判前的报道含有媒介审判的意味，对于审判中情形的报道，采用这样的小标题也是不准确的。
从网络页面上看，这次关于邱兴华受审的报道中，“犯罪嫌疑人”和“杀人狂”的用语是混杂的。例如某门户网站首页的标题是《特大杀人狂邱兴华今上审判台》，但在点击这个标题后出现的标题就较为规范：《陕西10遇害特大杀人嫌疑犯邱兴华今日受审》。一些报纸在使用“杀人狂魔”标题的具体报道中，定性语言也是“犯罪嫌疑人邱兴华”，很规范。为什么标题上出现问题？显然，编者是为了追求耸人听闻的传播效果，这不可取。
今日说法案例篇5
一、提问应语言精炼，具有针对性
案例：一位教师在教学长方形的周长一课时，首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同学们，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学生思考后，有的说：“今天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有的说：“这是一个美好的日子”有的说：“是世界环境日。”可这些答案都被教师一一否定了看到学生实在猜不出来，教师提示说：“今天是一个和老师有关的日子”终于有一个学生说：“是老师的生日。”教师很高兴地说：“今天是老师的生日。老师收到了一份礼物。”教师出示一张贺卡后，问：“你们喜欢这张贺卡吗?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思考：案例中，教师教学语言含糊不清，指向不明，致使学生的回答偏离了教师想要的答案，浪费了课堂宝贵的时间。尽管针对学生各种与教学内容毫无关系的回答，教师稍微作了提示――今天是一个和老师有关的日子，但指向仍然不明。那个回答“是老师的生日”的学生，或许碰巧想到了这个答案。但对于绝大多数学生来说，他们想到的无关答案可能会有很多。如果教师这样问：“老师今天带来一张贺卡，你们能用笔画出这张贺卡的形状吗?在动手画的过程中，想想自己是怎么画的，看哪位同学画得好，说得更好!”这样的提问才有针对性，学生在动手和动脑的过程中就会对长方形的周长有感性认识。
课堂提问的目的是评价学生、检查学生、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因此，课堂提问的语言要精炼，具有针对性，即要依据每节课的教学要求，针对教材的重点和难点，以及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设计问题，不应该偏离教学目的而节外生枝地提一些又偏又怪的问题，把教学内容搞得支离破碎。如有位教师在教学简单条形统计图时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学校想组织同学们去春游，现有4个地方可供选择(出示图片：杭州、苏州、绍兴、舟山)，你们认为学校应该组织到哪里去?”然后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喜好进行讨论、选择，制成了条形统计图。这样根据春游特点，让学生围绕4个景点进行思考，问题就有了一个范围和指向，有利于有序地组织教学。如果没有4个景点的限制，可能一节课结束了还在讨论到哪里春游的问题，也引不出条形统计图。
二、提问应时机恰当，具有启发性
案例：教学百分数的认识时，教师在课的拓展环节中出示投篮比赛的情境图后提问：“在图中，第一位同学投中的个数占投篮个数的几分之几?”然后学生计算回答教师再问：“第二位和第三位同学投中的个数占投篮个数的几分之几?”学生又计算回答。教师接着问：“哪一位同学会获胜?为什么?”学生继续回答……这样的问答形式一直持续到本环节结束。
思考：这样的课堂上，教师问，学生答，是一种典型的被动问答式教学。学生跟着教师走，没有机会提问，更没有学习的主动权。这与课改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要改变这一状况，教师在提问时，就要把握好提问的时机：一是学生学习情绪需要激发、调动的时候；二是学生研究目标不明、思维受阻的时候；三是促进学生自我评价的时候。例如，在探索三角形内角和时，教师设计的问题是：“你知道三角形的内角和是多少吗?有什么办法说明?”并预设学生可能有以下几种方法：(1)用量角器量；(2)把角剪下来拼；(3)把角折一折等。但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发现，学生都用量角器量，且都有误差，于是教师因势利导，创设富有启发性的问题：除了量，你还有什么好方法知道三角形内角和?学生由此展开探索，找到了多种直观说明三角形内角和为180°的办法。
三、提问应难易适当，具有层次性
案例：教学日历上的学问时，教师出示了一幅9月份的日历表，然后提问：“这张日历表上的日期之间有什么关系吗?”结果全班一片茫然，没有人举手。教师只能降低难度提问：“那么横着看，它们有什么关系呢?”等了许久，一位学生犹豫地举手了，教师大喜，马上让这位同学回答问题。然后教师又提问：“竖着看有什么规律?”这一次仍然是这位同学举手回答。其他同学仍然是不知所措。接着，教师还是按照教学的预设提问：“除了这两个规律，还有其他规律吗?”这一次，课堂陷入了沉寂之中……
思考：笔者根据课堂观察和调查发现，课堂上，回答教师提问的学生中，除一年级外，数学水平优秀的学生回答了一半以上的问题，数学水平中等的学生回答了40％左右的问题，数学水平较弱的学生回答的问题只占10％。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教师提问只是为了从学生口中得到一个答案，而优秀学生往往能说出教师想要的答案；二是教师所提的问题不能很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三是教师所提问题难度较大，大部分学生难以回答。
今日说法案例篇6
“请原告、被告到庭！”法官叫到。
“今日对鼠厂长污染水源一案，现在开庭”！咚！原告青蛙，为何告鼠厂长？“它污染了我的家。”“怎么污染的？”法官问。“它把污水排到了河内，这儿有污水化验单和水质检验单。因此，我要求鼠厂长治理小河并赔偿我精神损失费三十万元。”
“法庭调查结束，现在进行法庭辩论！”法官说。
青蛙对着鼠厂长说：“你侵占了我家”“谁说是你家？小河是大家的，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管不着！”青蛙又说：“既然是大家的，你却占了小河，排放了污水。”
法官说：“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结束，现在休庭，由审议庭做出判决，”咚！法官说着敲了锤。
一会儿后，法官说：“现在对鼠厂长污染小河一案，继续开庭”咚。
今日说法案例篇7
11月初召开的全国纪检监察法规工作会议传出消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起草工作进展顺利，已报中央审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正在抓紧修订；《国家公务员行政处分暂行条例(草案)》经过3年努力，将于年内出台，将与该暂行条例一同出台的《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草案)》，也已报国务院审议。此外，《国家廉政法》的调研论证工作正在积极开展。
中纪委副书记夏赞忠透露，中共十五大以来，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共制定党风廉政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2000余项，其中中央纪委、监察部制定的有120余项。
他还透露，我国将在2010年前建立起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法规制度体系。
两院一部通知纠防超期羁押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11月12日联合通知，要求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有罪依法追究,无罪坚决放人,切实纠防超期羁押。
两院一部发言人称，根据刑事诉讼法，公检法三机关分别有权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羁押――拘传、拘留或逮捕，超期羁押问题在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不同诉讼阶段中都有发生。因此，要切实纠防超期羁押，三机关须共同努力。有鉴于此，此次由三部门联合工作通知，是一种常用而有效的方式。
此前，高法和高检曾分别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超期羁押及超审限案件的清理检查。
大案要案须邀人大代表旁听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11月13日表示，今后凡是大案要案和人大代表关注的案件，各级法院都将邀请人大代表旁听庭审，并将其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下去。
肖扬说，此举能使人大代表直观、近距离地了解法院的审判情况，是法院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的生动形式。
肖扬透露，最高人民法院已要求全国法院普遍开展邀请各级人大代表旁听案件庭审的活动。
国企领导经营决策“十禁”
《深圳市国有企业领导人经营决策行为十条禁令》于11月10日颁布实施。
十条禁令分别为：严禁违反程序和权限决定投资性支出、对外借出资金、贷款或贷款担保；严禁违规支付限额以上资金；严禁违规对建设施工、经营性土地使用权转让进行招标投标；严禁在产权转让中违规进入产权交易市场公开交易；严禁在企业改制和产权转让中违规履行报批手续、进行资产评估及评估备案，或越权核销资产损失；严禁不经职代会审议，通过企业改制中对有关人员安置和经济补偿的方案；严禁保留账外资产和设立账外账；严禁授意财会人员或中介机构做假账，夸大或少报经营利润、隐瞒亏损；严禁将本企业资金用于与本企业产权无关的新企业注册；严禁领取规定外的各种补贴和奖金。
《禁令》明确，凡违反十条禁令之一的最后审批人和主要责任人，一律给予免职处理，在免职之后由纪检执法机关对其违纪违法问题进行处理。违反禁令被免职人员今后不得出任国有企业领导。
中国签署《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11月10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代表中国政府签署《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国由此成为该公约的第77个签约国。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于今年5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上获得通过，是世界首个有关烟草控制的条约，对烟草及其制品的成分、包装、广告、促销、赞助、价格和税收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该公约正式生效需要至少40个国家的批准，目前已有挪威、斐济和马耳他三个国家批准该公约。王光亚表示，他本人相信该公约最终会得到中国人大的批准。
调查显示，中国现有3.5亿烟民，并且是世界上惟一的吸烟比例在上升的国家。
海城豆奶案一审未判
备受关注的辽宁鞍山市海城豆奶案，11月11日在鞍山中院一审开庭。原鞍山宝润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郝国栋等三人被提起公诉。
2003年3月19日，海城市八所小学近4000名学生集体饮用了由宝润乳业生产的“高乳营养学生豆奶”，部分学生当即出现腹痛、头晕、恶心等症状。随后几天，发病到医院治疗的学生达到3000多名。
一审审理中，控辩双方就“抗营养因子是不是导致中毒的罪魁祸首”，“自行更改生产配方及原料、配料和生产流程的行为”是否构成违法等焦点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辩。庭审活动从上午8时进行到晚上近10时，因双方分歧明显，该案未作当庭判决。
“8・26”案结束法庭调查
“8・26”大陆私渡女子被溺毙一案经台湾“苗栗地方法院”为时一周的审理，于11月4日结束法庭调查和辩论。法庭将于两周后作出判决。
今年8月26日清晨，被告叶天胜、曾炯铭、王中兴、柯清松四人分乘两艘舢舨，私渡26位大陆女子准备在苗栗县通霄海边上岸时，被海岸巡防人员发现缉捕，王、柯二人为减轻船上重量便于加速逃逸，强行手推脚踢大陆女子落海，致使六名大陆女子溺毙。
中，“苗栗地方检察署”要求法院判王、柯二人死刑，判叶、曾六年和四年徒刑。
今日说法案例篇8
百年中国民法史跌宕起伏，既是百年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亦是浩瀚世界法治文明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民法百年史归其一点，就是为完成一部中国民法典而奋斗的历史，①因此，反思百年中国民法无疑应以历次民法典起草为路径。目前，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民法法典化的道路依然任重道远，究其原因，既有技术上的原因，也有路线上的根本分歧。©下文的分析拟将百年中国民法史分为三个阶段，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法治观及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论为指导，以重要的民法草案或民事单行法的制定情况为依托，通过串联地标性的立法活动来述说百年中国民法史，并探究其背后的得失，说明民法典与政治、经济社会变迁的关系以及民法典与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创新之间的关系，以此突出民法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并展望未来中国民法典之中国特色与文化内涵。
一、1911一1949:初期的移植与实践
(一)《大清民律草案》
在西方，“法律通常是尾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③但在近代中国，法律制度的建立却超越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清史稿刑法志》在述及清末变法时说：“尔时所以急于改革者，亦曰取法东西列强，藉以收回领事裁判权也。”④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二十一日，沈家本上《删除律例内重法折》，其中谓：“中国之重法，西人每訾为不仁。其旅居中国者，皆借口于此，不受中国之约束……方今改订商约，英美日葡四国，均允中国修订法律，首先收回治外法权，实变法自强之枢纽。”彼时，无论朝廷谕令，抑或大臣之上疏、奏折、议论，凡论及修律，“乃群措意于领事裁判权”。此属通过法权统一，以维护主权的燃眉之举，中国近代法制亦因此而发轫。⑤中国第一部民法典草案——《大清民律草案》即在此背景下于1911年诞生。
收回治外法权之所以成为效法西洋制定民法的动因，是认为中国古代无近代西洋意义上的民法，中国古律无法与彼时西洋之法对话。“中国律例，民刑不分，而民法之称，见于《尚书》孔传。历代律文，户婚诸条实近民法，然皆缺焉不完。”因此，“拟请敕下修律大臣，斟酌中土人情政俗，参照各国政法，嫠定民律，会同臣奏准颁行，实为图治之要”。对此，《大清民律草案》编修者亦曾言：“是知匡时救弊，贵在转移，拘古牵文，无裨治理。中国法制理事大抵俾贩陈编，创制盖寡。即以私法而论，验之社交，无非事例，征之条教反失定衡，改进无从，遑谋统一。事编有鉴于斯，特设债权、物权详细之区别，庶几循序渐进，翼收一道同风之益。”©
《大清民律草案》未及施行，清廷即灭亡。但这次立法活动是中国民法史上亘古未有的，奠定了中国民法走向大陆法系成文法道路的基础。同时，此次立法亦是外来压力型立法，其目的在于救亡图存。王泽鉴指出，“近代各国制定民法典，都具有一定政治目的。中国制定民法典的目的，与日本相同，皆在于废除领事裁判权及变法维新”，“西洋法律之移植，对中国法制之现代化，具有深远重大的影响。”①“20世纪前十年也是中国民法学的‘孕育’期，它的结晶就是《大清民律草案》，《大清民律草案》是中国第一代民法学者共同努力的成果。”
(二)《民国民律草案》
中华民国建立以后，暂行适用《大清民律草案》中与民国国体不相抵触的规定，随后着手制订新民律，但终因国会难开，且对《大清民律草案》非议众多而使得修律进程缓慢。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中国代表提出收回领事裁判权，列强以中国法律未臻完善为由，未作实质性答复。1922年春，中国代表在华盛顿会议上再次提出收回领事裁判权，大会决定由各国派员来华调查司法。北洋政府遂责成司法部加速司法改革，民法典的修订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③修订法律馆以《大清民律草案》为蓝本，调查各省民、商事习惯，并参考各国最新立法，于1925年完成并公布了民法典的第二个草案，史称《民国民律草案》。©该草案1926年由北洋政府司法部通令各级法院在司法中作为法理加以引用，未成为正式法典。可见，这部草案与《大清民律草案》一样，皆是外来压力下的应景之作，皆又因政权更迭而未被正式实施。
与《大清民律草案》相比，《民国民律草案》在固有法与移植法的整合方面取得较大进步。进步的原因，一方面是民初大理院的判决积累了一些司法经验，另一方面是经过20多年的法学积累，民法学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较大进步。⑤这使得许多固有民法规则和移植法规则都经过改造以后才进人《民国民律草案》。将固有法融进《民国民律草案》的典范是典权制度。《大清律例》及有关民事习惯中的典权规定有一百多个条款，1915年北洋政府司法部制定《清理不动产典当办法》共10条，北洋政府大理院又作出有关典权的判例35项、解释例7项，©这些成果为《民国民律草案》所吸收，淬成其物权编“典权”章(第254—270条)。改造移植法的例子，可由不动产相邻权制度窥得一斑。《民国民律草案》中的不动产相邻制度基本援用《大清民律草案》的规定，但在排列次序上有较大调整，其次序排列的原则为，凡实践中发生频率高的、关涉权属重大的规则排列在前，反之在后。©
(三)《中华民国民法》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成立，次年设立民法起草委员会，开始编撰民法典，至1930年12月26日正式完成《中华民国民法》。⑧《中华民国民法》以前述两部法典草案为基础，又参考德国、瑞士、日本、法国民法以及苏俄、泰国民法最新经验，由当时一流学者淬炼而成。国民党败退台湾地区后，对该民法典作了适当修改。
从立法体例看，这部法典贯彻民商合一的体例，其所提出的民商合一的立法理由倍加详尽，在今日讨论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时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从立法技术看，该法典既继受了德国民法概念精确、体系完整的优点，同时也避免了德国民法过分强调立法专业化而忽视民众接受、认可程度的弊端，它的大多数规定，基本适合当时中国的经济、社会状况。《中华民国民法》的制定及实施的历史表明，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民法及其蕴含的现代法治文明已经生根发芽，并推动这个国家实现“千年以来未有之大变”。
二、1949一1982:缺乏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民法起草
(―)三次“法典化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颁布《婚姻法》，使婚姻家庭关系脱离民法调整范围。195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民法起草，至1956年12月完成民法的第一个草案。该草案分为总则、所有权、债、继承四编，共525条。©但是，这些草案没有组合成一部完整的民法典，而是分散为总则编、所有权编、债编通则、债编各具体合同、继承法等草案。其中，总则第一稿成于1955年10月5日，第二稿成于同年10月24日，第三稿成于1956年11月28日，第四稿成于1957年1月15日;所有权编则自1956年4月至1957年1月七易其稿。债法通则、债法分则的情况与民法总则及所有权编类似，也数易其稿。唯一不同的是继承编，只有1958年3月唯一一稿。④但是，这部草案未获通过。
1964年2月，根据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重新成立民法研究小组，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民法起草，至1964年7月完成民法草案试拟稿。该草案受到当时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严重影响，试图既摆脱苏联民法的模式又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法彻底划清界限，因此设计了一个全新的体例。全法分为三编：总则、财产的所有、财产的流转，共计262条。该草案采取了全新的编撰体例。在体例上，该草案一方面将继承和侵权行为等内容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又将预算、税收、财政法律和劳动工资报酬等关系纳入民法典，并且一概不使用“权利”、“义务”、“物权”、“债权”、“所有权”、“法人”等基本的民法概念。该草案片面强调国家所有权的统一性和保护的绝对性，国家所有权的客体具有无限的广泛性，国家财产被他人不法占有时，国家行使返还请求权不受时效限制;国家财产被不法占有时，不问占有人是否有过错，也不论占有人是直接占有还是通过不法让与取得占有，国家都可以请求返还。这部草案是对传统民法制度、理念全盘否定的作品，很难称之为“民法草案”。嗣后，该草案无果而终。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三次民法典起草自1979年11月成立民法起草小组开始，起草小组先后草拟了四个民法草案，分别为1980年8月15日的征求意见稿，1981年4月10日的征求意见二稿，1981年7月31日的第三稿，1982年5月1日的第四稿。第四稿民法草案包括8编，分别为民法的任务和基本原则、民事主体、财产所有权、合同、智力成果权、财产继承权、民事责任和其他规定，共43章，465条。这一草案虽未正式成为法律，但现行的诸多民事法律，包括《民法通则》都以该草案的相应编章为基础适当修改而成。
(二)社会主义与中国民法的发展
1956年民法草案主要受1922年《苏俄民法典》影响，其由总则、所有权、债、继承构成。与《苏俄民法典》一样，©该草案不规定物权而仅规定所有权，不使用自然人概念而代之使用公民的概念，仅规定诉讼时效而不规定取得时效，片面强调对国有财产的保护。但其后由于“整风”、“反右”等政治运动，起草工作被迫中断。虽然该草案未成为法律，但却标志着新中国社会主义民事立法的开端。由于1922年的《苏俄民法典》主要是参考《德国民法典》制定，这间接决定了新中国社会主义的民事立法仍旧遵循着自清末以来的大陆法系、尤其是德国法系的传统，使得从本世纪初开始的中国民法制定和研究工作有着相同的立法体例、基本概念和基本制度。
与1956年民法草案全盘效仿苏俄民法相反的是，1964年民法草案力图摆脱苏联民法的影响，旨在创建全新的民法体系。然而，由于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及民法学的理论水平，决定了该民法草案在创造性上不可能有太大突破，其在很多地方都采用了1956年民法草案的诸多规定。如1963年6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稿)”第12条仍规定公民是民事主体;第22条规定财产分为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和个人财产;第33条规定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在追回被侵占的国家财产时，不受时效限制。®实际上，新中国民法自1956年民法草案开始，即全面继受苏俄民法，以后的历次民法草案，虽试图走向独立自主的道路，但皆无法完全摆脱苏联民法之窠臼，时至今日，苏联民法的影子仍然在很多民事规范中随处可见。®
新中国移植社会主义的苏联民法是由当时特定的经济体系与历史条件所造成的，此种移植虽是主动为之，但其深远影响至今仍然存在。不管现在人们对苏联民法作何种评价，“中国现行民法躯体中仍然流淌着苏联民法的血液”。⑤同时，我们亦应认识到，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民法制度设计无论对中国社会系统工程的修复与建设，还是对整个社会实质正义的维护，都起到重要作用。
对于1964年民法草案，亲自参与起草全程的魏振瀛客观、全面地概括了该草案的基本特点：(1)当时我们正处在美国和前苏联的双重压力下，在指导思想上强调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因此不仅不借鉴西方民法典，连苏联的民法典实际上也被否定了。强调总结自己的经验，一是国家政策，二是实际部门的规章和经验。(2)在内容上突出保护公有制，强调按国家计划办事。(3)在民法条文上强调自己创造，不讲法人、企业、自然人，没有传统的民法概念物权、债权。这次民法草案稿是民法立法史上的标志，反映了我们对前几年状况的否定，也反映了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法制观念。⑥
新中国第三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背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指导方针，使得民法典立法从固有思维中解放出来。但是，这次民法起草亦未成功，其原因是深层次的：当时社会经济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缺乏制定现代民法最基本的条件。从思想上讲，改革开放伊始，既面临消除苏联法制影响的任务，又面临续接德国法传统的新挑战。鉴于这些因素，民法典在当时确实无法出台，这也使得后来制定《民法通则》成为必然选择。①
1956年民法草案和1964年民法草案皆试图一劳永逸并一蹴而就地建立社会主义民法体系，但均未能实现。1982年民法草案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春蝉涌动，但最后因基本条件不成熟而无法完成。
1922年，日本学者冈村司出版《民法与社会主义》，提出了“民法与社会主义”这一命题，即在社会主义思潮的背景下，探讨传统民法所发生的一些变化。作者以此为题，是受到当时社会主义运动思潮的影响，基于对传统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民法种种弊端之反省而作，如冈村司愤慨言道：“财多者，虽无学无德，昏庸凶顽，居然为王侯。无财者，虽端庄廉洁之君子，沉沦于下，视同草芥。金钱本为人用者，今乃贵于人。金钱生息，富愈集中，殆不知其所底止。”©因此，作者主张：“在不消灭个人之自主范围内施设共有制，俾利人观念与利己主义并行不悖，最为相宜。”©此种论断说明，作者试图借助社会主义思想，改造民法制度，以追求实现社会实质平等的愿望。
关于社会主义与民法的内在关系，焦易堂在给这本书所作序中说：“民法者，保护私人之权利，以维持社会之秩序者也。社会主义者，研究祛除社会不平等现象，以谋所以改善社会者也。其方法虽异，其目的则一。故研讨社会主义者，不可不顾及民法，以为改善社会之工具。而草拟民法者，尤不可不详考社会主义，以为立法之根据。”焦易堂此番论断，堪为精湛。民法与社会主义结缘，一方面使个人权利保护得以彰显，个人自享财富与自由因而实现;他方面，亦使得私权保护不至于沦为“人吃人”的工具，因为社会主义能在最大程度上保障社会资源惠及最广大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