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11 19:11:40
[关键词]中华文明；典籍文化；继承；创新
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之一，是我国民族的突出优势，也是我国经济软实力的彰显基础。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言，传统文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依据和先决条件。因此，我们在传统文化继承中不仅要充分了解中华历史文明，还要放眼世界，了解世界民族文化，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方式从中获取发展新思路，让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文明融入到我国文化当中，从而发挥更好的文化效益。典籍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继承与创新当然也不例外。
1、中华典籍文化概述
我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不仅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体系，而且具备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内涵。我国传统文化从古一直延续至今，中途从未断层，这也是作为中华儿女应有的自豪和骄傲。典籍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它也是中华文化一脉相传的见证和基础，因此我们在对典籍文化研究之前必须要深入了解典籍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1.1典籍文化内涵
中国的典籍文化规模宏大，可谓是浩如烟海，是世界上文化典籍最多、最丰富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文化传承最古老的国家。就我国的典籍文化而言，它主要包含了类书与全书两种不同类型。其中就类书而言，我国类书是各种同类型书籍的整合体，它包含了农、林、艺术、历史、哲学、民族习俗等多种不同的体系，是这些体系按照同一类型编撰的科目。而全书则包含了多种不同科目和书籍的整合体，全书之中一般都包含了至少两个以上的类书科目。
1.2典籍文化的意义
典籍是中华文明得以传承和发扬的基础，是我国古代文明的体现依据。就目前我国的典籍而言，它通常都真实的记载着每一个历史时期和朝代的文明、文字、文学以及艺术等不同方面的成就，它的存在给人们真实展示了每一个历史时期的书法、文字创作阶段，蕴含着文人对文字、文化的爱戴与敬佩之情。因此来说，典籍文化是一个多元性、综合性的内容，它不仅包含了典籍的内容与作者创作的思想、生活状况，而且真实的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原貌、艺术及文化的特征。
2、中华典籍文化的继承
中华典籍文化是中国文明在一次又一次外界文明冲击、内部动荡中得以延续的关键，也是中华文明具备顽强生命力的基础。典籍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知识的集合与文字的创新，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发挥着独特的意义和内涵，是以积累经验、丰富知识为基本生存特征的现代化模式。在文化继承中，通过不断积累、代代传承等手段让典籍得意保存和完善。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典籍文化，才让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得以发展，才让人类摆脱了愚昧时代，迎来了发展的新光明。
2.1典籍文化传承重在文化氛围的营造
典籍文化同其他文化相通，它的传承并不是一个机械、程序和简单的过程，并不是在工作和学习中一味的死记硬背就能实现的，而应当在传承中重视一个熏的过程。这个熏也就是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中常说的熏陶，究其原因是因为文化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且青少年也不是机器人，对所有事物不分好坏一味的吸取。就目前我国典籍文化的传承而言，典籍文化传承并不是简单的建立几个教育基地、图书馆就可以传承的，它需要从根本上转变人们对典籍的认识程度，科学、合理的处理各种典籍之间的关系，为青少年创作一个舒适、优雅的学习环境，并将典籍科学分类和归档。
2.2基于文字的典籍文化继承
中国文字起源、统一之早及典册制度产生之早使典籍能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中扮演重要角色。我国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类似文字的刻划符号，商周时的甲骨文字已是较成熟的文字了，春秋战国的分裂动乱虽造成了文字的分化但也极大地丰富了文字的数量与内涵；同时也使商周时被官府、贵族垄断的文字与典册制度得以在社会上普及；从王官中分化出来的士人阶层对包括神话传说、典册在内的所有中国文献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整理，从而产生了中华民族的元典，这便是日后中国典籍与民族精神得以发展的内核。秦统一后的书同文为中国典籍的进一步统一、规范与广泛流传创造了条件，给中华文化的延续力注入了加强剂。汉代察举征辟制度、尊崇儒术及“武定祸乱、文致太平”的观念使汉代经学发达、经学世家兴盛，从而奠定了中国典籍极高的社会地位。从此中国典籍进入了规范有序的发展道路。隋唐时期科举制的确立及历代之沿袭使读书、考试、做官产生密切联系，使典籍的社会影响更加广泛，甚至成为与耕织并列的生存之道。
3、典籍文化的创新
中国典籍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传承的载体，它的创新和传承首先表现在它所记录的各种资料的内容上，诸如经、史、子、集四大内，这些内容在我国古代社会发展中发出积极推动和促进意义，也让我国传统文化的发挥和发扬变得有理有据。如“经”一向是中国传统社会治国理念、社会道德、个人修身的主要来源与依据，之所以称之为“经”，经者，常也、衡也，就在于它包含了超越时空的真理，这也是追求现代化的我们必须继承、发扬的民族文化精髓。中国史学之发达，世界闻名，不仅记录了我们自己的昨天，还记录了不少其他民族、地区的历史，是人类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是我们的巨人、继续前进的路标。总之面对这一大笔丰厚的遗产，我们要怀有敬畏之情、珍惜之心，取其精髓、去其糟粕，将继承、发扬、创新结合起来。
中国典籍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还表现在典籍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典籍的版式、版本、装祯、字体、墨色、纸质、出版单位、藏书印、藏书家、校勘记、书价等都是值得深究的文化现象，它让我们从微观角度看到了历代的文化品位、社会风气、发展水平，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各个时代的宏观特色，更好地认识我们的过去。
4、结束语
人生是短暂的，人类要靠代代薪火相传才能显现人类整体的伟大，文化的传承是人类进步的关键，因此保护与拯救作为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的典籍的工作受到历代政府的重视。当前的善本再造工程，海外典籍的收集工程，典籍的校勘、研究、普及工作，少数民族典籍整理工作等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战略统筹下应获得更多的重视与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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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武术；武学典籍；文化精神；文化功用
中图分类号：G8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01-0085-03
Cultural perspectives of ancient Chinese martial art books
HUANG Zhen-peng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Chaozhou 521041，China）
Abstract: Ancient Chinese martial art books are the carrier of Chinese Wushu culture, having formed a unique cultural mode and value inherence, containing cultural spirit with eternal vitality. The “respectively elegant, harmonious yet different” cultural bearing and “moral highly valued and individual refinement orientated” cultural discipline of ancient Chinese martial art books grow deep down in the soi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aving unique culture value and tough vit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cognition of cultural accumulation and martial art tradi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voice value and martial art essence”, ancient Chinese martial art books have unique cultural functions, having made unique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Key words: Chinese Wushu；ancient martial art books；cultural spirit；cultural functions
中国武术在历史长河中薪火相传，逐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文化风格，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象征。1983年至1986年，动员了全国8 000余名专职武术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耗资100多万元，开展了我国武术发展史上空前的“普查武术家底，抢救武术文化遗产”工作[1]。在这次武术普查活动中，全国共收集武学典籍482本，其中包括明代唐顺之的《武编选》，明代程宗猷的《秘本单刀法选》、《秘本长枪法图说》、《少林棍法图说》，明代毕坤的《混元剑经》和清代黄百家的《内家拳法》等武学典籍。武学典籍作为中国传统武术的文化载体，保存着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基本精神，千百年来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态度和生活方式。“传统是一种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东西，传统文化为民族和文化的生存和延续提供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2]。在中国武学典籍的物化形态中，折射出民间传统武术的道德伦理追求，体现了民间传统武术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
1中国武学典籍中的文化精神
1.1反映中国武学各美其美，和而不同的文化气度
中国文化虽然可以大体划分为儒、道、佛3种主要文化形态，但是这三种文化在历史上从来就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吸收、补充，成为中国文化进步最主要的基调。“各美其美”出自明代《震泽集》，“和而不同”出自《国语•郑语》。“各美其美物，和而不同”的思想强调的是胸怀宽广、宽容大度、注重整体和谐的精神，是海纳百川、虚怀若谷的开放精神。
各美其美、和而不同的文化气度在中国武学典籍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注重吸纳传统的儒释道思想和其他武术流派的风格特长，注重武术理论的总结梳理，但不归流同化，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武学。太极拳就是以古代的太极、阴阳学说和经络学说作为理论基础，荟萃各家拳法的精华而创编出来的。我国太极拳流派众多，有“陈氏太极拳”、“杨氏太极拳”、“吴氏太极拳”、“武派太极拳”、“赵堡式太极”等等。李亦畲(1832-1892年)是“武派太极拳”创始人武禹襄的嫡传弟子，编撰了武术史上的第一部太极拳专著《廉让堂太极拳谱》，使中国武学完整地上升到了道家哲学的思想高度，武学修养成了悟道、得道，实现生命超越的一种生存方式。在《廉让堂太极拳谱》中，“云手”是受到形意拳的“髦形”的影响，“退步跨虎”借鉴了八卦掌的“转身掖掌”。《廉让堂太极拳谱》将道家的“意念”、“内气”化用到挤、按、、击、肘、靠等劲法，与脚法、身法配合，以柔克刚。《廉让堂太极拳谱》要求练快拳时如陀螺在旋转，练至“转身双摆莲”时，可在空中旋转一圈后飘然落地。在《廉让堂太极拳谱》中，“旋踩转膝”是双脚一起旋转，脚踵为阳，脚尖为阴，一阴一阳，阴阳互动而成阴阳鱼形的太极图。这种独门练法又称落地梅花，功深者会在土地上留下一个个圆点，而这些圆点又恰恰组成了盛开的朵朵梅花。“将搏杀的拳法练得如此有诗意、如此有哲理，也只有武、李二位儒学大家才能有此造诣”[3]。《廉让堂太极拳谱》记载的“武派太极拳”与其他流派太极拳拳谱记载的功法、技巧和规范等相比，有着独特的风格与气质，是“各美其美，和而不同”在中国武学典籍中的生动写照。
明代唐顺之[4]3《武编选》云：“一家数温家长打七十二行着，二十四寻腿，三十六合锁。赵太祖长拳多用腿；山西刘短打，用头肘六套；长短打六套，用手、用低腿；吕短打六套。”可以看出，中国武学典籍在记载中国拳术形成的过程中，以一种海纳百川、虚怀若谷的开放精神列举了多家拳系的技法优点，将多家拳系腿、手、肘的优势技法写进了拳谱，保存了中国传统拳术的原生态文化。中国武学典籍这种“各美其美，和而不同”的文化气度不拘门户之见，尊重中国各武术流派的文化谱系，实现中国传统武术生态环境的和谐。
1.2崇德尚义、修身为本的文化规训
武术的本质是攻防格斗，必然内含着血腥与暴力。但武术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受居于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熏陶，使其带有浓厚的儒家伦理观念，要求习武者崇德尚义、修身为本。“学拳宜以德行为先”。在拳谱等武学典籍中，中国武术要求习武者接受崇德尚义、修身为本的文化规训，构成了传统武德的日常认同。《苌氏拳(初学条目)》[4]172“学拳宜作正人事情，不可持艺为非，以致损行败德，辱身丧命。学拳宜以涵养为本，拳动间要心平气和，善气迎人。”清初黄百家[4]235的《内家拳法》中写有“五不可传”：“心险者，好斗者，狂酒者，轻露者，骨柔质钝者”。清代《杨氏传钞太极拳谱》[5]中列有“八不传五可授”：“第一，不传不忠不孝之人；第二，不传根底不好之人；第三，不传心术不正之人；第四，不传鲁莽灭裂之人；第五，不传目中无人之人；第六，不传无礼无恩之人；第七，不传反复无常之人；第八，不传得易失易之人……传忠孝知恩者，心气和平者，守道不失者，真以为师者，始终如一者。”《少林拳术秘诀》[6]中说：“师之授技，须先考察其人之性情、志气、品格，经三月之久，始定其收留与否，盖以师择人最严”中国古典武学典籍利用文化规训，对习武者进行武德培养，防止以强凌弱、学武伤人、违法乱纪，使“仁义”的精髓开枝散叶。
“武德润身”、“以武观德”，反映了习武重德的一贯传统。《少林衣钵真传》[7]217中有所谓“八不打”即“一不打太阳为首；二不打对正锁口；三不打中心两壁；四不打两肋太极；五不打海底撩阴；六不打两肾对心；七不打尾闾风府；八不打两耳扇风。”“八不打”规训了武者对于武术竞技的规则，影响了武者的人生哲学观，不打致命处而取人性命，只是使人丧失战斗力。《疯魔棍谱》[8]要求门下弟子：“一、不得叛师逆道，目无尊长，妄改师门。二、不得妄改师授，改传他人。三、不得欺诳同门，妄言事非。四、不得恃艺贪利，傲视同门。五、不得仪容不整，闹处喧演，哗众取宠。六、不得偷盗妄杀，好酒。七、课苦习艺，勿混俗失真。八、成就艺业，光大师门。九、禁入公门，永不为清鞑事。十、明汉耻，立心志，永遵师训。”中国武学典籍倡导强烈的社会伦理责任感，宣扬武术的追求不仅限于“术”，还要通过崇德尚义、修身为本的文化规训来完成“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愿。
2中国武学典籍的文化功用
2.1文化积累和武学传统的认同
中国武学典籍是一种历史的记忆和文化的碟片，记录了中国传统武术的历史源流、技法功用、伦理道德和文化底蕴，有利于中国武学传统的保持和认同。在中国武学典籍中，武术技法和动作规范都有一定的沿袭记载和积累，形成了“万变不离其宗”的中国武术基本要领，对武学传统起到了很好的保持和认同作用。许禹生的《太极拳势图解》、王宗岳的《太极拳论》等对于太极拳姿势都要求做到百会上领与沉肩坠肘、松腰敛臀相结合，含胸与拔背相结合等；动作技术都要求上领下沉、前推后撑、左与右及上与下、前与后的劲力对拔拉长等；运动特点则表现为动静相合、练养相合、内外合一，动作左右对称、周而复始、一气呵成等。清代黄百家的《内家拳法》、清代张孔韶的《拳经拳法备要》在长拳中要求表现以动为主，动中求静、静中寓动，攻中寓防、防中有攻，内外兼修；在形意拳中，其拳理、拳法则体现了五行思想的内涵，表现为意守丹田、虚领顶颈、腹式呼吸、松和自然、循经取动、疏通经络等等。在许多中国武学典籍中，武术家们沿着文化积累的轨迹，带着显著的传统文化烙印，形成了深刻的武学传统认同，实现了武学传统的保持。
2.2话语价值与武学精髓的传播
中国传统武术受到了儒家、佛家、兵家、道家等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哲学的熏染和渗透，使得武术在东方文化的大背景下显得博大精深。中国武学典籍作为一种文化象征符号，承载着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精髓，具有独特的话语价值，有利于武学精髓的传播。
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拳经捷要篇》中有句拳诀“拳打不知”，有着独特的话语价值。《拳经捷要篇》这句拳诀告诉我们：一切拳法的要害集中在迅雷不及掩耳般“快”，才能造成“拳打不知”的效应。以快制敌是戚继光《拳经》里非常重要的技术理念，也是中国古典武学的一条原则。戚继光还在32势非常有限的图诀文字里，不断通过对彼我双方态势的描写来强调“快”的重要性。比如七星拳势：“饶君手脚快如风，我自有搅靠劈重。”抛架子势：“左横右采快如飞，架一掌不知天地。”高四平势：“高四平身法活变，左右短出入如飞。”在《拳经》中，戚继光将敌我双方的搏击活动置之于瞬息万变的境域之中，而敌我双方在斗智斗勇中，最重要的是以速度上的优势取胜于人，以快捷活变的手段获取更多的先机，得到更多的胜算。“拳打不知”简简单单四个字却包含中国武术的哲学精华，内蕴深刻，有着独特的话语价值，而且用语简洁，易于记诵，有利于中国传统武术武学精髓的传播。明代程宗猷的《少林棍法图说》是中国古典武学典籍中的范本，将口诀与图谱结合起来，让初学者读起来能心领神会。程宗猷在《少林棍法阐宗•问答篇》中说“使人观图习演，则足不乱踵，胸不乱向，手中之关键不紊，而身之转换变势易识也。”[7]209其目的是为了习武者记诵口诀、观图习演时方便，更好地领悟少林棍法，用心良苦，其话语价值不言而喻，对于传播少林棍法更是大大有利。
中国武学典籍体现了中国传统武术的人文精神，在悠久的历史和未来的社会中，不断继续发挥它特有的文化和社会作用。经历了农耕社会和工业文明，中国古典武学典籍勃发了新的活力，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对中国武学典籍的观照和思考，既是对传统武术文化之根的追溯，是保持传统武术发展延续性的前提，同时也为现在或未来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发展提供丰富的资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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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其父为“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璃。阮籍幼年丧父，虽家贫，但勤奋好学，曾在司马懿父子执政时为官。史书上说阮籍“旷达不羁，不拘礼俗”，比如，他常去邻近一关妇人那儿买酒喝，醉了就卧睡妇人身旁，满不在乎；妇人的丈夫见了也不怀疑他有邪念，因为阮籍属于那种“外坦荡而内淳至”的人。他的这种个性，也使得他的行为举止常常显得有些怪异。据说他在母亲去世后的居丧期间“不率常检”，照样醉酒，但在母亲下葬时却嚎啕大哭乃至吐血。
照现在的话说，阮籍就是个“性情中人”，即率性而为的人。正因为率性，所以他常独自一人驾车出行，途中“不由径路”，走到哪儿是哪儿，直到车无法前行，才大哭而返，典故“阮籍途穷”就来源于此，也叫“哭途穷”。后人常用这个典故来表示走投无路或面对各种绝境时产生的悲哀。
杜甫曾有这样的诗句：“途穷那免哭，身老不禁愁。”唐朝X起描写自己“日暮穷途泪满襟，云天南望羡飞禽。”清朝词人纳兰性德也在其五言诗中写道：“途穷行辙返，恸哭畏迷误。”
很多人在用这个典故时，是引以为戒或者反过来激励自己。唐朝诗人李瑞就有这样的警句：“蹉跎潘鬓至，蹭蹬阮途穷。”全唐诗收录周万的《送沈芳谒李观家求仕进》一诗中也有类似的语句：“身老方投刺，途穷始着鞭。”即便是说了“途穷那免哭”的杜甫，也表示“耻作穷途哭。”
唐朝诗人郑谷则对阮籍之举不以为然：“达士由来知道在，昔贤何必哭途穷。”
还有人怀疑阮籍哭的真正动机：“世上路歧何缭绕，水边蓑笠称平生。寻思阮籍当时意，岂是途穷泣利名。”（唐・李成用《山中》）围绕“阮籍哭途穷”，后人表达了很多看法。
第二个典故说的是汉朝文学家司马相如。此人才气过人，深得汉武帝赏识，曾在朝中为官，著有《子虚赋》《长门赋》和《美人赋》等名篇，但司马相如长年患病，曾因此两次去职。
在历史上，司马相如的病和他的作品一样出名，甚至还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相如渴”。史籍上说司马相如“常有消渴疾”，从其症状来看，很像是现在我们说的糖尿病了。
后人经常提到相如的病，如北宋黄庭坚在《满庭芳》中说：“相如虽病渴，一觞一咏，宾有群贤。”元末明初的张昱亦有“多病相如渴又生”的诗句。
很多人都喜欢拿“多病相如”做比喻。如宋朝名士顾襄病逝后，友人的挽诗中就把他比作司马相如：“可惜病相如，谁寻封禅书。”
李商隐的诗中总是弥漫着一丝淡淡的悲寂和愁伤，他和牟融一样，都在病中想到司马相如。在《寄令狐郎中》一诗中，他写到：“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
令狐郎中即李商隐的好友令狐绚，李曾作为他的幕僚出入其府，写这首诗时，两人已分开。李商隐这是告诉好友，自己这个以前他府上的宾客，如今已是疾病缠身，就如同当年孤居茂陵的司马相如，在秋风偻雨中度日，最后这一句流露出诗人落寞抑郁的心境。
古人也将“阮籍途穷”和“相如病”两个典故并用，除了上面提到牟融的诗，杜甫也在《记事》中写道：“多病马卿（即司马相如）无日起，穷途阮籍几时醒。”
无论是“阮籍途穷”，还是“相如病”，都是一种困境。
[关键词]典籍；分类法；类书
事物分类作为一种观念，很早就已产生。远古时期，人类原始思维中就有了分类观念，虽然只是先民对于自然界的事物进行最原始的归类，但作为事物分类思想之源头，已经开始影响以后整个事物分类法的发展。曹魏之时，事物分类法以其实用性之优点指导典籍整理，遂有中国古代第一部类书《皇览》之问世。而从事物分类思想产生到《皇览》问世的这段时期，事物分类法经过了多次探索与革新，最终找到了其在典籍分类学中的位置，为后世类书在典籍分类学中重要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关于典籍的最早产生时间，《尚书・多士》载：“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又《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曰：“良史也，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可见我国古代典籍在上古三代时期即已出现，只因年代久远，这些典籍早已湮没在历史的海洋中，虽有后世学者多加研究考证，然而完全恢复这些远古典籍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
在典籍产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由于其数量有限，不存在分类整理的问题，于是这些典籍便以单篇的形式流传世间。此阶段的“易”只是上古巫史的单篇卜筮记录，尚未筛选整理，各类术数典籍亦单篇分散流传；“书”是对所有记载历史事件之文献的统称，并无定本；“诗”则广泛传唱于宫廷与民间，其数量当远超出一百零五篇。另外各地民歌中，仅为口传，不曾书于竹帛者，亦不在少数；“礼”与“乐”是先有其制度，后有其书籍，最初只是对当时礼节仪式和乐律制度的一条条描述记录，并无定制之书籍。
一、事物分类法与“六艺”典籍分类
至孔子时代，适应知识传播的强烈需求，终于在儒家学派中产生了整理定型的典籍，即《易》、《书》、《诗》、《礼》、《乐》、《春秋》，合称“六艺”。经过孔子删定整理的“六艺”，实际是儒家学派的内部教材，其内容选材以儒家思想为准绳，而非当时社会全部知识的总结。其典籍分类方法则是以事物分类思想为指导，将儒家所尊崇的典籍分为六大类。其“易”、“书”、“诗”等类目的确定，皆以该类典籍的事物名来命名，而非反映学术情况。这样看来，儒家“六艺”的典籍分类是建立在微观的儒家典籍基础上的，它所运用的典籍分类法并非着眼于全部学术，而是将微观的儒家典籍按照事物分类思想进行归类。“六艺”典籍的删定开启了事物分类法指导典籍分类学的先河，在以后不断的发展中，所指导典籍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从微观的儒家典籍逐步向宏观的全部典籍扩展。
“六艺”典籍分类体系包括二级类目或三级类目，其各级类目的确立也始终遵循着事物分类法的原则，即以事物名称确定类目。如《易》类之下的二级类目即为六十四卦之名称，即乾卦、坤卦、屯卦、蒙卦、需卦、讼卦等。由此可见，其二级类目之命名均以卦名为准，而卦名是由上古巫史记录中流传下来的，属事物名称。《易》把散乱的上古巫史记录分类整理而成一部典籍，是运用事物分类法进行典籍分类整理的明证。
《书》类之下的二级类目按时代进行分类，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这种依时代分类亦为事物分类法之一种。
《诗》类之下二级类目为“风”、“雅”、“颂”，是按照诗歌应用之场合进行分类。再下还有第三级的类目，“风”之下类目按地域分类，如《邶风》、《风》、《卫风》等十五国风；关于“雅”之下类目的分类标准，学界尚未有统一观点，或言按时代先后，或言按音乐特点，或言按具体场合，终有《大雅》、《小雅》之别；“颂”之下类目按宗庙系统分类，有《周颂》、《鲁颂》、《商颂》之分。此皆为事物分类法于典籍分类学中之具体应用。
《礼》最初只指《仪礼》一书，其二级类目包括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等，由此可见，当时对礼仪的分类已相当细致。掌管礼仪之官吏将所执行的礼仪形诸文字，遂有了一条条关于礼仪的记录。至于将零散的记录分类整理，编排成书，流传后世，孔子的贡献则是巨大的。
《乐》亡佚很早，其下属二级类目不得而知。但《周礼・春官》载：“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大武》。”乐之舞曲既然包括了上述六种先代，则《乐》之典籍当亦为对六种乐舞之记录。倘实情如此，则其二级类目当为《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大武》七类无疑，可证其分类方法亦遵循事物分类之原则。
《春秋》与《书》同为史书，但未直接连缀在《书》之后而纂为一部典籍，这也可印证孔子对典籍的分类整理并非遵循学术分类原则，而应用的是事物分类法。当时与《春秋》并列的，尚有《乘》、《杌》等多国史书，孔子为便于对儒家学派弟子之教育，选取了鲁国的《春秋》作为底本，而后进行加工，遂有了儒家经典的《春秋》。《春秋》下属二级类目系按照时间分类，将所载历史事件以年份统系在一起，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凡242年，其类目也相应的设为242个。
综上所述，“六艺”典籍分类学发端于儒家学派内部，其所类分典籍的范围仅着眼于儒家学派尊崇之典籍，具有局限性。当时，儒家之外诸子百家之书尚各自流传，未成系统。事物分类法的应用只能算作典籍分类领域的一次微观尝试，尚不能成为指导全部典籍分类的完善的典籍分类法。
二、事物分类法之新天地――走向宏观的抄撮之学
遇到重重困难的事物分类法虽然最早进入典籍分类领域，但在《别录》、《七略》及此后众多目录书产生之后，其地位已大大衰落，显然无法与后起的学术分类法相抗衡。要想继续指导典籍分类，就不宜和学术分类法竞争原有的领地，而应该另辟蹊径，开创指导典籍分类的新纪元。在思考与寻找过程中，肇端于“春秋”类典籍的“抄撮之学”给了事物分类法研究者巨大的启示。
前文提及的“春秋”类典籍的抄撮之学，打破了按照典籍名称进行分类的固有原则，将典籍内容拆散开来，然后按照事物分类法重新确定类目，进行再编排，结果是把大量内容相关的典籍语句集中到了一起，十分便于读者观览。最初的抄撮之学仅限在“春秋”类典籍中，当其价值被发现之后，便很快扩大开来，最终传遍了典籍的所有领域，成为事物分类法指导典籍分类学的一个新天地。
抄撮之学范围的扩大，从走出“春秋”类到指导宏观的全部典籍，几乎在东汉的二百年中实现了完美的蜕变，这个时期典籍分类学中事物分类法的应用可从以下诸方面窥见一斑：
经传典籍方面，有班固的《白虎通义》，该书是根据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经学大讨论的结果撰集而成的。全书分类编述，并大量引述经传语句，是事物分类法指导经传典籍分类的一部杰作。清代陈立《白虎通疏证》，认为该书应分为十二卷五十篇，其篇目如爵、号、谥、五祀、社稷、礼乐、封公侯、京师、五行等，将类目已经划分得很详细，可以认为是后世类书的雏形，只不过后世类书取材范围更加广阔，而《白虎通义》仅以经传书籍为范围。但是，《白虎通义》在经传典籍的分类整理问题上正式接受了事物分类法的指导，将扩大的抄撮之学视为一种典籍分类整理的新方法，这无疑给事物分类法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支持，也为不久之后产生的类书提供了宝贵的编纂经验。
史书方面，是直接由“春秋”类的抄撮之学扩大而来。《隋书・经籍志》云：
自后汉以来，学者多抄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隋书・经籍志》）
姚振宗《后汉艺文志》云：
史钞之学，起于后汉，而其书则自卫飒《史要》始。（《后汉艺文志》）
又，该书史部史钞类著录之书共六种：
卫飒《史要》十卷；周树《洞历》十篇；《古历注》；侯瑾《皇德传》三十卷；应奉《汉事》十七卷；荀爽《汉语》。（《后汉艺文志》）
又，《后汉书・杨终传》载：
（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后汉书・杨终传》）
由此可见，上述诸书均为史书之抄撮，其范围已从最初的“春秋”类史书扩大为所有史书。可惜这些书现在均已亡佚，其类目已不得而知。
兵书方面，亦有抄撮之作出现，如《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之裴松之注云：
（帝）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裴松之《三国志注》）
又，《隋书・经籍志》著录《兵书接要》十卷，《兵法接要》三卷，均署魏武帝撰。可证曹操确实作过兵书之抄撮，惜其书未传至今，类目亦无从考索。
在综合性书籍方面，也出现了抄撮之作，就其形制而言，已与后世类书无异，只是规模稍小而已，如刘向《新序》、《说苑》，应劭《风俗通义》即是。
刘向《新序》分类编纂了上自舜禹，下自汉代的各类事迹，遍采经史诸子，涉及的典籍包括《吕氏春秋》、《史记》、《战国策》、《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庄子》、《荀子》等多种。《汉书・艺文志》著录该书但未标明卷数，《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为30卷，至北宋仅存10卷，经曾巩搜集整理，定篇目为《杂事》五卷，《刺奢》一卷，《节士》二卷，《善谋》二卷，共十卷。《新序》一书虽存其残本，然而刘向原初之类目设置已不得而知。我们亦无法从仅存三分之一的残本中窥测刘向此书中的典籍分类思想。
刘向另一部著作《说苑》，与《新序》有相似之处，该书分类编辑了上古至西汉的各类事迹，涉及政治、思想、历史、文学、艺术等多方面内容，近人向宗鲁《说苑校证》中录其类目如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诸条，由此可见该书涉及范围之广泛，确为综合性的抄撮之书无疑。
应劭《风俗通义》记录了大量古代神话、风俗资料，广引古书，分类编述，近人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认为“应氏书卷帙，今所存者，劣及三分之一”1，原书三十卷，现存十卷，《风俗通义校注》存其篇目为黄霸、正失、衍礼、过誉、坂、声音诸篇。
王利器在该书中又云：
其余二十篇，见于苏颂校《风俗通义》题序者：曰心政，曰古制，曰阴教，曰辨惑，曰析当，曰恕度，曰嘉号，曰徽称，曰情遇，曰姓氏，曰讳篇，曰释忌，曰辑事，曰服妖，曰丧祭，曰宫室，曰市井，曰数纪，曰新秦，曰狱法。（《风俗通义校注》）
这样，应劭《风俗通义》的全部类目就可以尽观了。综而观之，其内容搜罗广泛，对保存古代典籍中涉及风俗之资料尤为得力，同时也直接影响了我国古代第一部类书《皇览》的产生。
《皇览》之编纂时间起自汉末延康元年（220年），这一年恰好也是曹丕称帝的黄初元年，历史长河由汉而魏，典籍分类学也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巨著，黄初三年（222年），《皇览》终于成书。该书上承抄撮之学，并将其范围扩大到最为宏观的全部典籍，下启魏晋直至清代长期的类书编纂史，可谓影响深远。从此，类书这一形式便成为典籍分类学中事物分类法的具体体现，并一直持续到清末西学东渐时西方百科全书观念引进为止。
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发生质变，如果说从“六艺”典籍的分类到抄撮之学的逐步扩大，都在为事物分类法指导典籍分类学而不断探索的话，那么类书的问世就宣告了上述探索的终结。典籍分类学中的事物分类法在经过了漫长的量变之后，终于达到质变，完成了其指导典籍范围从微观到宏观的完美蜕变，同时也开启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典籍分类学的繁荣时代。
参考文献：
[1]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2]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岳麓书社，2010年。
[3]张涤华《类书流别》，商务印书馆，1985年。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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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典籍 翻译 文化传播
1．汉语文化传播的契机
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为汉语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最佳的机会。北京奥运会的魅力不在于开闭幕式的精彩，也不局限于鸟巢、水立方等建筑，而是多主题、多视角，立体鲜活地展现了传统中国的文化、当代中国的风貌与开放中国的胸襟。对于中国而言，经济腾飞固然重要，文化复兴更加意义深远，后奥运时代我们应更好地落实“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
据
统计，全世界有3000万人正在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全球不断升温的“汉语热”，一方面表明汉语作为一种世界语言和商业语言的重要性正在增加；另一方面，对汉语文化价值的认识也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目前，大多数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依然局限在眼界所到的层次，虽然每年到中国的留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选手的语言能力越来越强，但是对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能够认知的人并不占多数，大部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肤浅了解来自有限的影视作品或其他大众传媒。汉语作为文化的有力载体，应当利用全球“汉语热”的契机扭转这一局面。世界范围内，懂汉语的人占很小比例，利用母语了解汉语文化成为中西文化的桥梁，承载中华文明的典籍的翻译影响日益深远。
2．典籍承载的汉语文化
文化的核心是一种文明千百年来形成的价值观念及其独特表达方式。古希腊罗马的文明传统与古犹太教一基督教传统，经现代转型合力打造出了强大无比的现代西方文明。中国文明传统由于近代救亡情势的危急而被拦腰斩断，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被搁置乃至误导，没有文化支撑的文明力量不仅捉襟见肘、后劲乏力且难以持久。
中国文化传统与当代文化潮流的结合点，在于中国儒家尤其是先秦儒家思想中那些至大至刚的人格独立精神与担当社会责任、天下道义的道德负责精神，这种精神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与全球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社会潮流非但不抵触，而是非常合拍。同样，中国道家思想中追求个体自由、生态和谐的精神智慧，佛教众生平等、空明淡泊的生活方式，均与当代环境保护主义、生态神学等人文、宗教思想合拍，同样是参与全球文化对话与交流的文化基点。中国文化向全世界贡献出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司马迁等伟大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和著述家，这些伟大人物不仅与同一历史时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印度教与犹太教的先知们并驾齐驱，且过之，至今仍是人文智慧和生态智慧不可企及的最高典范。
3．典籍翻译的现状
世界文化交流本该是双向的输人与输出，交流的双方是互为主客体，以双方各自对对方的需要为基础，以双方各自对这种需要的意识为前提。然而，过去的中外文化交流并不是这样。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大约有3．5万种古典书籍，但时至今日翻译成外文的只有千分之二左右(黄中习，2007)。21世纪不仅是东西方文化合流的世纪，而且应当是从“以西方文化为主流”转向“以东方文化为主流”的世纪。马祖毅、刘重德、楚至大、许渊冲、黄新渠、汪榕培、郭著章、王宏印、潘文国、卓振英和黄国文等国内学者的有关著作与译著丰富了典籍翻译这一尚未完全开发的领域。然而，典籍翻译依然是我国文化传播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从总体来说，还没有有计划地、系统地、全面地通过我国自己的译者向国外的读者译介。
4．典籍翻译与传播的途径
跨文化传播学可以为典籍翻译提供许多理论的支持，我们在研究接受美学的时候，会讲到“接受视阈”和“前理解”的问题。任何人在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都会基于他们的本土文化的“前理解”。实践证明，总是那些与本土文化相近的外来文化和理论最容易被本土文化所接受，对中国人是如此，对外国人也是如此。
在采用跨文化阐释的方法来阐释中国文本方面，我国的学术前辈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钱钟书等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们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成为我们向世界解说中国文化的理论资源。在向外国人讲授《周易》、《春秋》时，当然可以按照司马迁的解释，说《周易》的写作方法是“本隐之显”，《春秋》的方法是“推见至隐”，但如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说明，所谓“本隐之显”，就是“外籀”(即演绎法)，“推见至隐”，就是“内籀”(即归纳法)，这样外国友人会更容易理解，有益于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
为了进行汉语文化的宣传，国家已经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二零零二年来，“汉语桥”赛事已成功举办七届，成为各国大学生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知识，了解中国的重要平台。创办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推动汉语文化传播的重要项目之一。自2004年底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的首尔挂牌以来，中国已在50多个国家建立了200多家孔子学院，可谓“遍地开花”。孔子学院不仅是一个语言教育的合作机构，更应该是向海外推广中华优秀文化艺术的协调者。现在国外的“汉语热”持续升温，很多人渴望学习汉语，其中只有少数人能够来中国留学，大部分人只能在当地学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讲授语言的同时，应该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汉语文化，典籍翻译的优秀作品可以更广泛接受和阅读。
当前，“文化软实力”被提升到重要位置。广义的文化软实力包括一个国家的制度、价值观、感染力和影响力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提升文化软实力就成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目的就是要扩大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促进中国文化与异域文化交流融合，提高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中华典籍因其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和优秀的社会成果而成了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载体，其具有相当高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因此，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实施过程中，为了全方位展示和传播中华文化，典籍翻译工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从国家和政府相关机构方面来说，无论是在政策上，还是在资金上，都予以文化典籍外译大力支持；与此同时，从国内到国外，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工作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一）中国文化典籍翻译队伍的第一支力量是国内学者
尽管汉语典籍外译研究起步较晚，却取得了一批令人欣喜的成果，而且发展潜力巨大。主要体现为:
1.理论研究更加丰富
由辜正坤教授编著的《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由王宏印教授编著的《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以及由汪榕培教授编著的《陶渊明诗歌英译比较研究》等著作对典籍英译理论朝纵深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研究领域逐渐拓宽
典籍翻译研究涉及的领域不再局限于文学类典籍这一传统研究范畴。研究者对医学类、军事类等典籍翻译也关注颇多。此外，以韩家权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在少数民族典籍外译研究领域也取得了长足进步。
3.研究队伍日益壮大
目前，在我国有一些，如南开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河南大学等都相继开设并招收了典籍翻译研究方向博士生。此外，由老中青三代组成的中国典籍翻译研究会也成为中国英汉对比研究会主要分会组织，并推动了国内英汉对比研究进一步的发展。
（二）中国文化典籍翻译队伍的第二支力量是海外译者
他们在国外汉学研究的主要部分便是对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
1.一批西方传教士构成了第一批进行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的海外译者
随后涌现一批知名汉学研究家，如翻译儒家经典著作的理雅格（JamesLegge）、英译中华诗词的韦利（ArthurWaley），及翻译《红楼梦》的霍克思（DavidHawkes）及其女婿闵福德（JohnMinford）等。
2.美国的“中国研究学会”
对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发挥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促进了国外文学界对中国经典文化的浓厚兴趣。同时其他一些英语国家的不少汉学家也积极研究中国文化经典，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都涌现出不少汉学研究家，掀起了一股海外汉学经典研究的潮流。
二、从接受美学视角审视
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和对外传播中国政府大力推进中国文化典籍翻译旨在推动中西文化交流，促进国外读者通过典籍译作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加深对中国的理解与认知。自十八届三中全召开以来，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及“文化输出”成为了中国文化建设的重点，受到全国领导者和各方面人士的支持。在此背景下，从接受美学视角对典籍英译进行细致探讨，不仅丰富了典籍翻译研究的维度与深度，而且有助于更好地解决典籍外译译本接受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使得中国文化更好地为目的语读者所接受，使得世界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入更准确的理解，对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认知度和流通度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就理论层面而言，有关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译技巧和方法、翻译理论体系建构、翻译家、翻译史等方面的系统、纵深研究偏多，而从读者接受与跨文化传播高度，深入细致解读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翻译问题的研究则偏少。从读者接受视角进行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研究，是从一个与以往研究有很大不同的新视角对典籍翻译所做的系统综观和探讨；就翻译实践而言，从读者接受角度探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英译问题，对促进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译作在海外的接受与传播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作用。读者接受美学理论开启了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传播新的思维方式，即：
1)翻译可以理解为主体间(译者和原作者)通过对象(文本)互相沟通、对话的形式，因而，不必为“等值”和“等效”争论不休;
2)译者要认真考察现时读者的期待视野，对读者反应的现时性予以足够关怀，并通过修补或重译来缩短审美距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译本为读者所接受，翻译的文化交流目的才会顺利得以实现。就翻译取向而言，在全球化的今天，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读者的思想、信仰、价值、审美趣味多元，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平起平坐，不同流派、不同理念、不同传统、不同语域的东西杂然纷呈;在翻译理论界，各种新的理论层出不穷，热闹非凡，一方面推动翻译研究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也使译者无所适从，难以取舍。在这种纷繁变化的形势下，既然典籍的生命力来自其经典，为了保证译文的生命力，最好的策略也许是以不变应万变，尊重原作。读者接受美学理论给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研究传播带来了新启示。然而，由于意识形态、文化差异等因素制约，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实践中的“语言差”和“时间差”（谢天振，2000）问题不容忽视。目前典籍外译中仍存在“对外出版不畅”、“优秀译著难以落地”（林戊荪语）等接受方面问题。接受美学理论给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及对外传播研究和实践带来了新启示：首先，接受美学理论在典籍英译研究及对外传播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有重大的价值与贡献。传统研究方法一直集中于怎样翻译才能保证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最大限度实现忠实与通顺的有机平衡。不过，这并不能解决“优秀译著难以落地”等典籍英译传播问题。根据接受理论观点，阅读是一种读者与文本的协商活动，必须与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审美要求相一致，相符合。这就意味着，翻译是一个以译者为核心因子、由读者为主导的诸多其他因子构成的有机网络。只有保证译者的翻译行为与以读者为主导的其他翻译活动参与因子协调统一、和谐共处，译作才会有足够生存空间。其次，从读者接受角度审视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实践方面来看，我们应提高关注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实践工作者应采用怎样的策略与方法才能更好地保证原文生态与读者生态有机统一，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实践应注意哪些问题，进而实现译本与接受语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再次，接受美学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英译研究对中国现当代优秀文学作品对外传播有新的重要启示。通过广泛及深入的研究，中国文化典籍英译者逐渐意识到：在加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语境下，译者应摒弃某些传统思维和翻译方法，采取新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在谋求最大限度传递中华文化精髓之时，又保证译本顺利地为译入语读者所接受。也就是说，译者除了要注重自身素养的维护与提高，更要认真研究读者和读者所处的接受语境。
三、结论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强调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性，并给予了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为促进全球文化交流，中国文化经典之作备受世界重视，而中国的典籍英译也更加受到国家和译者的重视。随着中国在全球地位的显著提高，中国文化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地人们的关注。出于增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以及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这一目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就成了目前急需关注的问题。所以，中国文学外译就成了一个热门话题。接受美学理论将传统的以翻译者作为中心主体的形式，转换到把翻译受众作为主体，使其强调读者的中心地位从接受美学视角进行典籍翻译研究，是从一个与以往研究有很大不同的新视角对典籍翻译所做的系统综观和探讨。典籍翻译中所体现的读者意识对一般文学翻译研究和实践也有很高的指导意义，对文学翻译工作者的翻译实践亦有很高的借鉴价值。在“文化全球化”和“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语境下，借用读者接受理论促进中国文化典籍的英译与对外传播，使目的语读者能更好地接受并进一步了解中国经典文化的精髓，对中西方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也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基于接受美学理论进行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不仅有助于中西文化交流之间的关系，而且，对保证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本在国外的顺利传播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接受美学视角下大力发展中国文化典籍的英译及对外传播，对国外读者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精髓发挥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在全球文化交流的大环境下，中国文化典籍的顺利对外传播，一定可以更加顺利地推进中国的文化建设，一定会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关键词： 理工院校 经典阅读 阅读现状
一、引言
正如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所言：“所谓经典名著就是那种人人称道却没有人读的书。”每每提到经典名著无人不赞同它是各个时期各大家的思想精粹与智慧精华，是提升个人文化涵养的必由之路，然而又有多少大学生会真正静下心品一杯好茶，读一本名著，将阅读经典名著真正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这不禁使人反思现代社会中各大高等院校的大学生是否正与经典名著渐行渐远，是否正渐渐淡忘那些名家大师留给我们的宝贵知识与智慧的财富。
“文学的衰落表明一个民族的衰落，这两者走下坡路的时间是齐头并进的”。德国的伟大诗人、思想家歌德曾如是说道。事实上，经典名著的阅读不仅关乎大学生个人的素质修养与文化内涵，更与整个社会乃至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可以说，一个社会的前进与衰退不仅可以由文学名著如实反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经典名著的盛衰与发展，至此阅读经典名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江苏省内各大理工院校在校大W生的阅读现状到底如何呢？其又会对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本文将着力探寻以上两个问题。
二、经典名著阅读的必要性
高尔基曾言：“读书，这个我们习以为常的平凡过程，实际上是人们心灵和上下古今一切民族的伟大智慧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典名著的阅读将对大学生自身乃至全社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对于广大在校大学生而言，他们是祖国的栋梁和未来的希望，阅读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书是良药――我国汉代大学者刘向曾曰：“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书是益友――我国爱国作家臧克家曾道：“读过一本好书，像交了一个益友。”书是营养品――英国诗人莎士比亚曾说：“书是全世界的营养品。”书是面包――前苏联作家、诗人高尔基曾言：“我扑在书籍上，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书是源泉――高尔基言：“爱护书籍吧，它是知识的源泉。”书还是顾问――瑞士德语作家凯勒曾道：“书是随时在你近旁的顾问，随时都可以供给你所需要的知识，而且可以按照你的心意，重复这个顾问的次数。”由此可见，书籍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食粮，特别是经典名著，他们经过时间和历史的检验，具有非凡的魅力和深远的影响，高度浓缩人生道理、名人所思所想、社会现实等方方面面。通过阅读名著，对大学生形成自我人格意志、情感情操、想象力和创造力、价值取向、道德修养等方面起着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
与此同时，阅读经典名著通过对每一个大学生的微小影响，宏观来看使一代代人以史为鉴，不断进步，从而对整个现代社会有着不可磨灭的深刻影响。且看古训，书是遗训、忠告和命令――俄国哲学家赫尔岑曾说：“书――这是一代对另一代精神上的遗训，这是行将就木的老人对刚刚开始生活的青年人的忠告，这是行将去休息的站岗人对走来接替他的岗位的站岗人的命令。”书是灯塔――美国天文学家惠普尔曾道：“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大海中的灯塔。”书是阶梯――高尔基曾呼：“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是精华――苏格兰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曾言：“过去一切时代的精华尽在书中。”由此可见，书籍，尤其是经典名著，是过去社会的缩影，亦是现代社会的反映，更是未来社会的预测，特别是书中的经典之名著更会对全社会产生巨大的作用力。一个好的阅读经典名著的习惯将形成好的阅读风气，一个好的阅读风气将有助于形成好的社会，阅读经典名著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可见一斑。
三、现状调查与结果分析
鉴于阅读经典名著对大学生个人及社会产生的影响不容小觑，笔者对江苏省内理工院校的在校大学生的阅读时间、阅读环境、阅读目的、阅读倾向、阅读结构、阅读态度、阅读数量、阅读质量、阅读渠道、阅读类型等进行了深入调查，并深刻探究了经典名著阅读对现代社会有着怎样的影响。本文将着重剖析为研究经典名著阅读现状而针对理工院校大学生发放的调查问卷的结果，该问卷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调查对象基本信息的调查，第二部分是对阅读情况的调查。本次调查使用的问卷共有十五道问题，其中封闭型问题共十四道，开放型问题一道。
首先，先对各个高等院校大学生的阅读目的进行剖析。意料之中的是，有28%的大学生阅读仅是为了学习之用，为了精通专业、通过考试阅读的必然是一些教辅用书、参考资料，事实上这类强迫阅读不仅内容局限，而且形式死板，在出于必要甚至无奈的情况下的阅读直接导致阅读效果较差，多少违背了阅读的本意。可喜的是仍有27%的大学生阅读是出于主动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目的，正所谓技多不压身，这样的阅读是我们应当认可并鼓励的。亦有21%的大学生阅读是为了开阔视野、陶冶情操，正如波罗果夫所说：“一本好书就是一个好的社会，它能够陶冶人的感情与气质，使人高尚。”一本好书，尤其是经典名著将提升个人的内在涵养，增添个人气质，提高文化修养；而“一本新书像一艘船，带领着我们从狭隘的地方，驶向生活的无限广阔的海洋。”凯勒的话完美地诠释了阅读能增长见识、开阔视野的功效。我们能从书中获得的不仅仅是一个黄金屋，而是无数个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新世界，与书中主人公人生的新体验将会为我们开启另一扇门，通往自我提升的新境界。
其次，调查将视线聚焦到阅读本身，关注大学生阅读的结构、类型、时间、数量与质量。正如英国著名散文家、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所言：“读书使人充实，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在浩瀚书海中，面临的选择千千万，读什么样的书成了阅读者要解决的头等大事，据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一的大学生选择了自然社科，以此更好地了解其所在的自然与社会世界，亦有28%的大学生更倾向于阅读文学艺术，这表明仍有很大一部分人被人文世界所吸引，而仅有18%的大学生更喜爱看休闲娱乐方面的书，为自己苦闷的生活增添一些乐趣，几乎同样比例的大学生多为阅读生活励志，从身边小事中重获对生活的热爱。接下来调查所显示的有关经典阅读的数据不免令人生忧，近半数的大学生每周经典阅读时间连一个小时都不到，仅有9%的大学生一周的经典阅读时间能达到6个小时以上。不仅时间令人担忧，阅读数量和质量也差强人意。超过半数的大学生一年经典阅读量在5本以下，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阅读量在每年15本以上的只有寥寥4%。并且被调查的大学生中有43%的坦言自己的阅读速度和质量不高，仅有14%的大学生表明自己的阅读速度和质量还可以。阅读时间少、阅读数量小、阅读质量低，大学生如此阅读现状怎能不令人担忧？
再者，调查扩展到了阅读外部环境上，从阅读渠道和阅读环境两方面着手。接近半数的大学生是在图书馆中借阅图书，对于生活费有限的大学生而言不仅节约了钱财，而且节约了资源。作为生活在21世纪的现代化社会中的大学生，随着网络与信息的不断发展，有29%的人选择直接在网上浏览或下载书籍阅读，这种随时随地的阅读很便捷，但是阅读的书籍类型不免打一个问号。与此同时，仍有18%的大学生更偏爱购买书籍阅读，购买的书籍不但可以自由地在书上做一些笔记，而且对于有藏书癖的大学生而言即使节衣缩食也定要买书。据调查显示，近70%的学生是在图书馆进行的阅读，那里良好的氛围及随时可以选阅自己感兴趣书籍的便利使图书馆成为大学生阅读的首选。当然，一部分大学生选择在教室或宿舍阅读，比例分别为18%和11%。对于图书馆这个主要的阅读阵地，该调查还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即学校图书馆的图书能否满足大学生的需求，63%的学生表示基本能满足，但也有17%的称并不能满足，还有待改善。
最后，该调查针对现代大学生的经典阅读问题和态度进一步探究。近40%的大学生在读书困惑的调查中表示不知道该读什么书，有28%的大学生觉得读完了以后没有什么际用处，暴露出来的问题引起高度重视并进一步解决和完善。在影响每天阅读的因素调查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推脱是因为学业繁忙而没有足够时间阅读，近乎同等比例的大学生声称找不到适合自己阅读的书籍，亦有18%的人表示不阅读是因为觉得读书没有什么用处，还有22%的人坦言是因为不喜欢才不阅读的。然而想做喜欢的事总会挤出时间和精力，而为不做不喜欢的事总能找出理由和借口，学习繁忙并不是借口，茫茫书海找不到适合阅读的书籍算得上是可笑的理由。阅读经典名著带来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它将一点点逐步改善你的性格修养，功利性地想要立竿见影地看到现实效果是不现实的。可喜的是，大学生对待阅读经典名著的态度还是端正的，半数大学生认为应当多读经典名著，多读经典名著将对大学生学习工作乃至整个人生道路都产生积极有利的影响，三分之一的大学生坦言在繁忙的学习生活之余应当挤出时间适当阅读一些经典名著。
四、应对措施及启示
英国著名演说家布鲁厄姆勋爵曾言：“教育能使一个民族易于领导，但难于驱策；易于统治，但难于奴役。”教育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超乎想象的。本次调查结果发现，近6成的大学生认为阅读经典名著对个人素质发展及社会全面进步起到促进作用，有3成人认为阅读经典名著带来的作用并不是很大，甚至还有一小部分大学生觉得并不会起到什么实质性作用。该调查结果反映出，仍有四成人还没有意识到阅读经典名著对现代社会产生的潜在影响，对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大学生对待阅读经典名著的态度，对经典名著阅读对社会影响的看法，要想改变这令人担忧的现状必须引起全社会的足够重视，以下就上述问题提出三点应对措施。
其一，随着大学生经典名著阅读时间、数量与质量的不断下滑，各大高等院校应采取措施强制或半强制学生阅读经典名著。大学历来被称为自由翱翔的天堂，然而面对如此令人忧虑的经典名著阅读状况学校理应及时应对，改变现状。首先，应锻炼出一支具有浓厚阅读兴趣的师资力量，在这些教师的耳濡目染之下，学生必将受到感染，间接培养大学生的良好阅读习惯。其次，学校可以通过开办各类讲座，定期举行读书活动等形式，激发与培养大学生的阅读兴趣。甚至可以对各年级各专业热爱阅读的代表性人物进行全校表彰，使他们起到带头作用，形成全校将经典名著阅读进行到底的良好风气。
其二，鉴于70%的大学生都在图书馆进行阅读，而只有20%的人表示图书馆能够满足其需求，笔者认为应着重完善图书馆的馆藏和环境，使之更有利于大学生获取知识。一方面，图书馆应丰富馆藏图书的种类和数量，不但包含普通大学生借阅的哲学类、语言类、文学类、经济类、军事类、物理类、化学类等，还应照顾到不同学生的不同兴趣范围，适当增添一些较为偏冷的图书门类，如宗教类、心理类、考古类、冶金类、养殖类等，使大学生得以扩大兴趣范围，根据自己的兴趣择书而阅。另一方面，图书馆的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调查期间笔者发现虽然图书馆普遍环境整洁、安静舒适，但仍有小部分学生会小声交头接耳及电话铃声不断等现象，对此图书馆应采取相应措施，如设派图书馆协管员提醒说话同学保持安静，贴设标语提醒同学进入图书馆先将手机静音等。
其三，对于大学生在阅读经典名著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如找不到合适的书，不知道读什么书，也不知道怎么读，甚至读完后没什么收获等，大学生应从自身做起，从自身找到原因及解决方案。第一，大学生应依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设置自己的名著筛选标准，在对各类经典名著筛选后阅读真正适合自己的书籍。第二，大学生可以通过学生社团举行读书交流会或同学之间相互交流的形式，了解值得阅读的经典名著书目及切实有效的各类阅读方法。
五、结语
培根曾有一句名言：“书籍是思想的航船，在时代的波涛中破浪前进。它满载贵重的货物，运送给一代又一代。”书籍，尤其是经典名著，经过历史长河的冲刷历久弥新，其中的思想精粹对大学生自身及整个社会带来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然而笔者对江苏省内各大理工院校的大学生经典名著现状的调查数据却发人深省，这老生常谈的回归经典名著问题已足以引起大学生、学校乃至整个社会的极大重视。经典名著阅读不仅是大学生的培养液，更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社会的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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