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5 08:05:46
橡杨，传播学博士，《晶报》深港书评主编。
香港阅读比较多元，这是不争的事实：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专业人士只看英文书，从内地来香港的人士则多看内地版书，文艺爱好者喜读台版书，而年轻人则越来越关注香港题材的书籍。在上述四种倾向中，前三种阅读倾向可谓是由来已久了，而年轻人关注香港题材的书籍，则是近年来的事。
年轻人关注香港题材的书籍，是因为随着香港的回归，香港人真正成为城市的主人，他们这才有可能由浅及深地思索香港的命运，关心香港的发展。这种现象，在香港回归整10年的2007年之后变得更加明确，“香港向何处去”逐步成为香港人的核心本土议题，而关于“本土论述”的书籍自然受到关心香港的人们的关注。
“本土论述”既是研讨会的名称，本身也是书名，从2008年起“本土论述”每年推出一本，近期出版的这本《香港本土论述2010》已是第三本了。2010年是香港政治最风云多变并取得实质变化的一年，政改方案不仅得到了特区政府的积极推动，也获得了中央政府的首肯，香港的民主发展向前迈出了一步。港人对民主的渴求，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前途的谈判，到2010年已经30年了，如今香港正走到一个转折点上，香港社会近几年的变化日益显示出香港经济利益、社会矛盾和政制问题之间的联系，这些恰恰表明香港的确需要一种真正的“本土论述”。饶有意思的还有，这本关于香港“本土论述”的书籍，竟是交由台湾公司出版的，这不仅是台湾与香港两地出版业不平衡的体现，更喻示了两地之间的密切联系。
除了这本直接以“本土论述”来命名的书，还有一本探讨香港本土的书也不容忽略，就是吕大乐主编的《香港・生活・文化》一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香港・生活・文化》一书收入了多位作者的文章，对不同社会部门与生活各个方面的文化现象进行了剖析。除近年来香港讨论得较为热闹的身份认同、城市社会运动等话题之外，还有社会生活中多层次、多维度的问题。作者们使用的研究方法也不统一，有的借助于历史档案文件，有的以政策文件或学术文献为本，有的采用深入访谈，也有的从有代表性的个案进行切入，这些也都使得整本书视角多样，生动可读。
以上两本关于香港本土话题的书籍，是对香港发展方向的探寻，关注的是这座现代大都市的未来。放眼香港过去一个月的书市，以城市为论述对象的书籍也是近期的阅读热点，最值得推荐的书有两本，一是《伦敦的崛起――知识分子打造的城市》。
今日之伦敦，无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它曾经是大英帝国的首都，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世界，如今它仍是全球金融业的中心之一，又是重要的创意产业中心。这座城市当年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伦敦的崛起》讲述了现代伦敦崛起的经过。出乎人们的想像，伦敦是从废墟上站起来的。17世纪中叶，伦敦濒临崩溃，古老的建筑无法负担急速涌入的人口，内战使社会分崩离析，1666年9月的一场大火狂烧四天四夜，吞噬了半数以上的房屋。伦敦需要重建，但英国人不是在大火之后，任由时间生长出一个新的伦敦来，英国当时已经涌现出一批站在时代前沿的人物，历史的机遇把他们推上前台，领导伦敦的重建。书的作者在这本书里列出了五位传奇人物，他们是建筑师雷恩、作家艾佛林、科学家胡克、思想家洛克，以及地产商巴蓬，他们在伦敦最关键的时刻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后来影响巨大的“皇家学会”，并开启了英国的知识运动。伦敦正是在知识运动的历史浪头上形成的城市：宽松的气氛催生了许多新观念，伦敦先有规划蓝图，而后才有实体城市，它也成为一个试验新观念的温床。因此，中国台湾作家杨照在该书的推荐序中写道：“《伦敦的崛起》讲的，不是一个城市的故事，而是人类思考、知识力量发扬发达的故事，用这种方式，让我们换个角度欣赏伦敦，领受伦敦的普世意义。”
如今在杭州街头，经常能看到一款外型很特别的出租车：漆着蓝色的车身，车顶比一般的出租车都要高，外型透露着欧式的古典，你是否觉得似曾相识？如果将车身改涂成黑色，也许你一眼就会辨认出来，这是散步在英国街头最经典的出租车——这款出现在杭州街头的出租车有个混血名“英伦TX4”。
“黑色经典出租车是伦敦的标志。今天在上海也能见到，更加表明了中英合作可以带来双赢——来自中国的投资可以帮助英国企业进步和成长。”英国首相卡梅伦很高兴地看到，一家公司为其英国业务投入了8000万英镑，不但提升了考文垂工厂的产量，建立了全新的研发中心，还为英国创造了500个就业岗位。
卡梅伦口中赞不绝口的“他”，正是李书福带领的吉利集团。而今，李书福的英伦范儿情结也在顺势蔓延。
伦敦的出租车历史由来已久，1625年第一辆出租车就诞生在伦敦，几年后英国出台了法律来规范出租车行业的发展，伦敦出租车也成为世界上最规范的出租车。1948年，这款经典的黑色出租车就已经问世。1984年，锰铜控股公司加入英国出租车行业，致力于生产和销售出租车，后来在伦敦街头巷尾频繁出现的出租车，正是由这家公司生产。
2006年，来自中国的资本让这个传奇出租车开始了“混血”之路。吉利控股集团入股锰铜控股集团，并与锰铜共同成立了上海英伦帝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事实上，在当时的李书福看来，他的这位合作伙伴“量不大，利润不大，对整个吉利集团，它的利润微不足道。”他看中的是这家公司在英国的特殊地位，以及它附加的产品和品牌效应。
2012年，锰铜公司遭遇资金问题濒临破产。2013年2月吉利以约合1.12亿人民币收购了当时已经停产的伦敦出租车公司。之后伦敦出租车公司在英国考文垂的工厂全面恢复生产，今年二季度的订单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0%，三季度的增幅达到了50%。
盈利的改变来自于订单的增加。自从被吉利集团收购后，伦敦出租车公司已经收获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澳大利亚、日本等海外市场上千辆订单，在中国市场上也拿到了南京、横店、深圳等城市的出租车订单。今年拿到的订单有望超过3000辆。
吉利预计在未来五年内在英国的伦敦出租车业务投入1.5亿英镑，并考虑在考文垂及英国其他地区建设新的生产基地。这样就可以理解，卡梅伦访华会见李书福的原因了。
早在李书福决定驰骋造车业开始，他就不断的在面对各种质疑声。甚至在这几年茁壮成长的时期，还是有人跳出来谈论吉利的各种问题。但相反的是，很多国外媒体却一直对吉利保持着非常乐观的态度。其实他们的判断只着重于一点：吉利是个纯民营企业。没有复杂的产权关系，没有巨大的制度成本，没有人浮于事的懈怠。这样的企业只要能生存下来，就能有很好的发展。
“作为伦敦出租车公司有承诺的长期投资者，我们有决心重塑这一享誉全球、备受尊重的品牌的未来。我们相信伦敦出租车不仅拥有辉煌的历史，其未来的发展与成功同样值得期待。”外界甚至把“救世主”这样的美誉给予李书福，也更激发了李书福心中的算盘，“我们将借助吉利汽车海外市场的渠道开发全球出租车市场。伦敦出租车公司正在开发下一代产品，我们的目标是两年内复兴伦敦出租车公司。”
一、总体感受
英国是国际上举办开放大学最早，开展远程教育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英国开放大学作为远程高等教育的典范，以其完善而独特的组织管理体制，媒体教学模式、专业课程设置以及学习支持服务体系等，始终领先于国际远程开放大学，成为各国发展远程教育的榜样。
伦敦大学早于1858年就成立了校外课程部（UniversityofLondonExternalProgramme），通过校外课程为未能在一般情况下就读全日制伦大学位的学生提供远程学习，堪称传统的普通高等学校开展远程教育的先驱，其学位及科研工作的质量受到广泛的认可及尊敬，众多的毕业生已在政府、工商界、及世界各行各业的行列中担任具影响力的职务。
在伦敦，我们还考察了牛津大学城。参观了牛津大学最古老的学院——建于1263年已有700多年历史的BalliolCollege，参观了牛津大学的自然科学历史博物馆。领略了牛津大学城优美的风光，感受了牛津大学悠远深厚的学术传统。
二、考察状况
先说英国开放大学。英国开放大学总部位于伦敦市西北郊区的MiltonKeyenes–MK76AA，大致在以伦敦城、剑桥和牛津两镇为三角形地区的中央部分。2004年3月22日一早我们于预定的时间到达英国开放大学，在MichaelYoungBuilding一楼，联系人BabetteOliver小姐将我们一行热情迎到三楼会议室，DominicNewbould(VisitorandCommunityRelationsManager)先生、VickyAmos(BusinessImplementationDirector)小姐、以及KnowledgeMediaInstitute的ResearchFellow李博士等就英国开放大学的总体情况、国际推广部（TheOpenUniversityWorldwideLtd）的情况及其项目向我们作了比较详细精彩的报告。
英国开放大学依据批准的皇家法令于1969年6月正式成立，是一所有权授予学位的独立的自治的大学。1971年开办正式招生，注册第一批大约24000名学生，2004年在册学生达20万人。自开办以来至今共培养出2百多万名学生，其中研究生30多万人。目前，开放大学是全英最大的大学，拥有欧洲最大的商学院，共有6个系部，2个学院，2个研究所，13个地区中心，总部4000多教职员工，在全英共8000多兼职辅导教师（多为博士生和退休教授）。开放大学以其有效的质量保证体系和科研实力仍然跻身全英高校前十名。2004年3月22日这一天，英国的一个教学评估组正好在开放大学进行为期一周的工作，据介绍开放大学的教学质量已跃居全英前五名。
DominicNewbould先生具有教学、研究、商业、出版的丰富经历和背景，他特别强调了开放大学在教学上的开放和创新；强调完善的支持服务和多种多样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其别强调“面对面辅导”的重要性，虽然他们的学生大致每周至少用10—14小时学习课程，而“面对面辅导”只占10%，90%为自学；关心“出校”而不是关心“入校”（ExitLevelsMoreImportantThanEntryLevels），与传统的高校对比，强调开放大学虽然在教学方式上不一样，但在研究上是一样的，必须保持高水平的科研水平，如英国开放大学在生命科学探测方面享有国际声誉。为了建立声誉和得到承认，开放大学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DominicNewbould先生还专题介绍了英国开放大学的课程资源建设，创立了课程资源建设的课程组（CourseProductionTeam）模式。课程组模式确保了每门课程资源的高品质出品，成为开放大学的一大特色。高质量的媒体教材是英国开放大学的一大特色，不仅在英国本土深受好评，而且得到国际远程教育界的一致推崇，这与开放大学实行的课程组组织创作模式是分不开的。为确保高质量的媒体教材，英国开放大学可谓不惜重金，一门供学生自主学习的系统性教材大约需投入一千万英镑。完整的课程媒体主要包括：文字教材、录音带、录像带、CD—ROM、DVD、网上教材，以及直观实物、实验箱等。课程组成员包括：课程组主席，课程编写人员，出版编辑人员，教育技术专家，媒体设计人员，外聘评估专家，软件设计人员，课程管理者，辅导教师，电视多媒体生产商，图书馆文献支持人员。他们分工明确，职责清楚。其良好的运作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有较好的民主气氛；二是每个成员有最大的自由和责任心；三是成员必须有一定的时间保证；四是有一个具有领导能力的课程组主席。另外，课程组成员具有一定的学术声誉等等。
VickyAmos(BusinessImplementationDirector)小姐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国际推广部（TheOpenUniversityWorldwideLtd）的情况及其项目。国际推广部的主要工作包括下面五个方面：1、帮助世界其它教育机构建立OU的远距离教育中心；2、颁发OU的证书（学OU的课程，通过OU的考试）；3、更可能的合作是购买使用OU的课程（未必要用英语，当购买版权后可翻译使用）；4、课程评估与认证服务；5、项目策划与指导实施（派出人员指导课程设计）。VickyAmos(BusinessImplementationDirector)小姐介绍了OU与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成功合作的经验和需要注意的有关文化背景不同可能引起的问题。OU现在有了专门的人员负责阿拉伯大学的合作项目。2003年OU与北京的一家公司签署协议，作为OU在中国的项目。OU很想与中国合作。
我们还就多种媒体教学资源、师生比、OU与其它大学学分互认、考试如何监控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交流。
再说伦敦大学校外课程。2004年3月23日访问伦敦大学。伦敦大学校外课程部对我们的到访非常重视，为交流与合作作了精心的准备。首先GavinJones(CommunicationsManager)带我们简单参观了伦敦大学中央事物处大学理事会大楼、图书馆、信息中心等，然后由伦敦大学校外课程部总监JohnMcConnell，学术部主任RosemaryCardell，教务主任JamesMatheson带领的共有15人组成的接待团与我校党委副书记梁英带领的15人组成的学习考察团就两校在远程教育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伦敦大学建立于1836年，位于伦敦市中心，为英国最悠久及最庞大的大学之一，共由18间学院和11间研究所联合组成。若干为专科学院（如LondonSchoolofEconomics伦敦经济学院，LondonSchoolofHygieneandTropicalMedicine伦敦卫生及热带药物学院），其它为多学科学院（如RoyalHolloway皇家贺鲁韦，King’sCollegeLondon伦敦国王学院，ImperialCollegeLondon伦敦帝国学院）。
伦敦大学于1858年成立校外课程（UniversityofLondonExternalProgramme），通过校外课程为未能在一般情况下就读全日制伦大学位的学生提供远程学习。根据英国[大学章程第66（2）条]“获得学位或其它奖章的攻读生，不论学习的方式、地点，或考试程式，均达到同一的学历。”虽然校外学生的学习经验不一样，伦大并不对授予他们的学位的质量作出区别。所有的毕业生，不论他们在学校内的学院或研究所，或者通过校外课程就读，均可取得伦大相同的学位。伦大的学位及科研工作的质量受到广泛的认可及尊敬，众多的毕业生已在政府、工商界、及世界各行各业的行列中担任具影响力的职务。
校外课程部管理大部分伦敦大学提供的远程课程。其职能组成有两个部分：一是管理功能，大部分位于伦敦大学中央事物处大学理事会大楼；二是学术工作，位于各学院及研究所。行政人员和教学人员日常有紧密的联系。校外课程的管理主要包括市场推广及宣传、学生的招收及注册、课程课件的准备及分发、统筹考试、颁布结果、学位审核及发展。学术水平及各学位、各文凭的完善监管则为教师的责任。他们计划学科的结构及内容，拓展课程及编写课件，确定考试命题及阅卷评分，提供个别辅导支持于若干学位课程。同一的教师和学者教学及评核学校内和学校外的学生，以确保教学质量和优秀水平。此相等公平原理为国家大学章程所规定，为伦敦大学所遵守。:
伦敦大学校外课程学生的背景及经验范围广阔，部分学生中学毕业直接进校，部分为成人学生，或因个人兴趣，或意愿行业进修而就读。年龄、背景、种族皆不成障碍，任何学生只需适合伦敦大学入学的标准，均可注册就读，在规定的有效学习年限3—8年修满规定的学分即可毕业。现时，伦敦大学校外课程学生超过32000名，分布在197个国家，最高龄的学生92岁，最年青的17岁，40%为异国居住的不同国籍的人士。远程学习提供很大的灵活性，学生能超越他们居住或工作地点的限制，能选择学习的时间、地点及方式。最近，有一位学生给伦大写信，可以说是总括了一般学生的心声：“通过校外课程学习，就正如接到了我生命旅程的金钥匙。”
伦敦大学校外课程提供“本科攻读（UndergraduateSdudy）的学士学位课程”，“研究生学科（PostgraduateProgrmmes）的硕士学位课程”，“个人及行业发展（IndividualandProfessionaldevelopment）的单科短期进修课程”。很多研究生都来参加一些短期课程班进修，非常受欢迎。除传统远程教育手段外，现在伦大致力于支持在线学习，1997年建立了虚拟学习环境VirtualLearningEnvironment(VLE),学生通过这环境可以享用伦敦大学图书馆，可以和老师、同学交流，可以享用相关学科专业的学习资源，可以提问并按学校规定能在两天内收到老师或管理员的答复。
伦敦大学校外课程学生一般应就近选择伦敦大学的校外教学机构学习，这些教学机构向伦敦大学校外课程学生提供学习支持，并按《伦敦大学教学机构简章》的要求进行建设和开展工作。
伦敦大学已通过英国驻中国使领馆尝试在中国的合作项目，如通过香港公开大学介绍教育项目到复旦大学。伦敦大学很希望中国官方学校的学生通过合作、通过学习伦敦大学校外课程能获得伦敦大学的毕业文凭。JohnMcConnell说他明天（3月24日）将去北京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交流并探讨可能的合作项目。考察团为此也提出了希望伦敦大学在**广播电视大学设立伦敦大学学习中心的愿望，并就双方建立进一步的合作和交流进行了探讨。
三、收获启迪
1． 引言
《乌有乡》（neverwhere）是移民美国的英国作家尼尔·盖曼（neil gaiman） 创作于1996年的一部奇幻小说。《今日美国》称该书令人兴奋、富于创造性，同时令人毛骨悚然，是白日梦和噩梦的完美结合。《旧金山纪事报》评论该书显示了无比的机智，创造性地运用了神话和传说，对很多细节都极为关注。2008年，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将《乌有乡》的中文译本在中国出版，使得该书在中国也赢得了广泛的读者和好评。
2． 作家尼尔·盖曼
尼尔·盖曼于1960年出生在英国的汉普郡，成年后因事业的发展移居美国。盖曼的创作领域横跨奇幻小说、恐怖小说、儿童小说、漫画以及歌词，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当代奇才。他的作品不但部部畅销，更是获得无数奖项，其中包括创神奖、星云奖、雨果奖、布拉姆?斯托克奖等等。他的很多作品，诸如《星尘》、《美国众神》、《考罗琳》、《坟场之书》等等不但大获成功，而且被搬上了银幕。
3． 小说《乌有乡》
《乌有乡》是盖曼的奇幻小说创作中的早期作品，主人公是一个叫理查德?梅休（richard mayhew）的年轻人，他离开家乡苏格兰的一个小镇到伦敦开创自己的事业。在伦敦生活三年后，他是一家证券公司的普通职员，过着平平常常的生活。理查德有一个名叫洁西卡的未婚妻，洁西卡美丽、高雅、聪明、能干，无论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还是个人资质上，都远远超过理查德。有一天，理查德在街上遇到一个身负重伤、素不相识的女孩，并把她救回了自己的公寓。从此，一切都变得不同寻常。人们完全意识不到理查德的存在了，他走在人群中，人们瞧不见他，同事们看不见他，洁西卡不再认识他，连他自己的公寓都被租给了别人。在这个世界上，理查德这个人好像消失了，仿佛他从未存在过。
这一切的变化都是因为他救起的那个名叫门菲（door）的女孩。她来自于另外一个世界——下伦敦。下伦敦的人将我们人类生活的伦敦称为“上伦敦”。门菲来自于下伦敦的门家族，她能够开启所有的门。理查德跟随门菲到了下伦敦，在那个世界里见到了修士、堕落的天使、巨兽、鼠语族，以及带有狼、狐狸、蟒蛇、鸟、猫、老鼠等特性的各色“人”等，经历了种种考验和磨难，理查德终于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之后，回到了上伦敦，回到了自己原来的生活环境。故事的结尾，理查德还是离开了上伦敦，毅然回到了下伦敦世界。
4． 美学理论视角下的《乌有乡》
北京大学的叶朗教授在他的《美学原理》一书中认为，“美学研究的对象是审美活动”。而“审美活动是人的一种以意象世界为对象的人生体验活动；审美活动也是人类的一种文化活动”。（叶朗，2010）奇幻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创作形式，当然属于美学研究的对象之一。在美学理论的视角下，《乌有乡》正体现了种种的“美”。
首先，《乌有乡》体现了虚幻之美。
我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诗人宗白华先生在他的《艺境》一书中提到，“最高的文艺表现，宁空毋实，宁醉毋醒。艺术的艺境要和吾人具相当距离，迷离惝恍，构成独立自足，刊落凡近的美的意象，才能象征那难以言传的深心里的情和境”。（宗白华，1989）我国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及翻译家朱光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潜先生在《谈美》一书中也指出，“艺术凭借自然，却也超脱自然。它是根据自然而另外建立的一个意象世界。就有所凭借而言，它是写实的，就另有所建立而言，它是理想的，超现实的。它是人生的反映，也是人生的弥补”。（朱光潜，2009）
《乌有乡》中为我们呈现了两个世界——我们生活的真实世界“上伦敦”、另一个由作者虚构和想象的世界“下伦敦”，在下伦敦生活着形形的“人”，有他们自己的社会运转方式。他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一样分社会等级：有声名显赫的门家族，有君王伯爵大人，有侯爵，有地位卑微的鼠语族和阴沟民。下伦敦有集市，却没有货币，人们靠以物易物的方式或交换“人情”的方式进行交易。下伦敦有我们这个世界的亲情、友情、爱情，但也有我们这个世界看不到的魔法、咒语等神奇的力量，亦真亦幻的下伦敦反映着我们的世界，同时也让我们的某些愿望在那里得到满足。读者在《乌有乡》中体会到了虚幻之美。
第二，《乌有乡》体现了生态美。
叶朗教授提出，“生态美”就是体现“人与万物一体”的意象世界。他拿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举例来说明“蒲松龄创造的这些意象世界表明了人与万物一体，生死与共、休戚相关，这是极其宝贵的生态意识，蒲松龄的这些意象世界就是‘生态美’”。（叶朗，2010）
盖曼的《乌有乡》同样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人与万物一体的境界。名叫“麻醉法”的鼠语族女孩为了帮助理查德走过“骑士桥”，不惜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门菲在同理查德共同经历了种种磨难后，慢慢爱上了理查德，但为了让理查德能够重回自己的世界，门菲断然掩饰了内心的儿女情长，放手让理查德坦然地离开自己。同《聊斋志异》一样，《乌有乡》的美，就是人与万物一体的生态美；《乌有乡》的诗意，就是人与万物一体的诗意。
第三，《乌有乡》体现了意境美。
从审美活动的角度看，所谓“意境”，就是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即所谓“胸罗宇宙，思接千古”，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叶朗，2010）
由此可见，意境的美感，包含了一种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这种美感，就是尼采说的“形而上的慰藉”，也就是马斯洛说的“属于存在价值的欢悦”。
《乌有乡》中对下伦敦的详细景物描写并不很多，但穿插在故事情节中的那些片段，让我们仿佛看到了三千年前的伦敦，那时的日光更年轻、更纯净，绿草如茵，白露茫茫；我们也仿佛看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风尚和几百年来的工业发展。看到下伦敦，我们能体会到“历史的纵深感”，体会到了世事变迁，也体会到了小说故事开头，那位神秘的老妇人告诫理查德的话，“无论你到了什么地方，只要心存善念，就能保证自己安然无恙。”这些都无不体现着该小说的人生感、历史感，以及哲理性，为我们带来了意境美。
5． 结语
【关键词】教育学院 课程设置 启示 伦敦大学
【中图分类号】G5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13-0040-02
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创建，可追溯到1902年的伦敦日间训练学院，初成立时它仅仅是一个培养小学师资的培训中心，1932年才更名为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正式成为伦敦大学的一部分。1949年，将其改为以“地区培训组织”的“大学院”形式存在，此时的“大学院”实质上是一个大型的企业组织，几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三分之一的教师培训都在这个系统内进行。1985年，政府发表了白皮书《更好的学校》重申“必须提高和发展教师职前培训”，由此学院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1994年成立的教师训练署确定了教师职前教育的国家标准，自此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步入了新的更好的发展阶段。至今它已成为英国最大并享有世界声誉的教育学院，被公认为“世界教育实践、理论和政策的教学研究中心之一”。
一 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课程设置
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作为英国最大的师资培训机构，在课程设置模式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职前师范教育课程
职前师范教育课程是指面向已取得学科专业学士学位、欲从事教师工作的本科毕业生而开设的师资培训课程，又为研究生教育证书课程。这种课程模式是“3+1”，即学生需先学习三年的学科专业知识后取得学士学位，然后参加一年的PGEC课程，凡成功完成PGEC课程者，即能获得到中小学或是继续教育学校从事教学工作的法定资格。PGEC课程可分为三种：初等PGEC课程、中等PGEC课程和义务教育后PGEC课程，培训的内容包括教育理论、学科教学法和教学实习三部分。
2.在职教师培训课程
在职教师培训课程是英国师范教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所承担师资培训的重要职责之一，该类课程主要包括以下四类。
第一，教育学士荣誉学位课程。该类课程的设置是先进行为期一年的夜间学习，其内容主要包括教育和教学原理，教育的内容、组织及资源，使学习者对教育问题有更为深刻和全面的理解；再进行一年的全日制或是两年的部分时间制的学习，学习者可根据导师的评估在学院所提供的课程模块中选课，以提高自己的教育理论水平。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者可根据其成绩授予一级、二级、三级和合格四个级别的教育荣誉学士学位。
第二，教育文凭课程。教育文凭课程需进行一学年的全日制或两学年的部分时间制的学习，部分特殊课程需四年以上的学习，它是介于职前培训证书课程和教育硕士学位课程之间的一类课程，是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为在职人员研修设计的深造课程。该类课程的种类繁多，主要可分为高级教育文凭课程、高级专业研究文凭和专业领域高级文凭三类，其中高级教育文凭课程是为获得教育研究生证书或是伦敦大学教育证书以及参加伦敦大学教育培训课程并通过考试的人员，以及申请攻读更高学位人员开设的文凭课程；高级专业研究文凭是为至少有三年教学经历的教师或从事继续教育工作的人员开设的；专业领域高级文凭是为具有三年以上成功教学经历的在职教师开设的，且学习者应具有教师资格证并能证明有进一步学习的能力，学习者修完专业领域的课程通过考试即可获得此学位。
第三，合作与特殊课程。合作课程是为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及教育管理人员提供的，学习者需在导师指导下参与教育领域某一课题的调查研究。可进行与课题相关的讲座、参观、会议、调研活动及短期课程等，学习者在学习结束时需提交报告论文，审评通过后可获得“教育学院合作者”称号。特殊课程是为具有教师资格的教师、教育管理人员、教育工作者以个人学习为主设计的课程。该课程的特殊性体现在其设计是根据受训者的需要来设计的，而且该类课程没有文凭授予，但是课程学分可记录到申请其他文凭学分的总积分内。
第四，短期课程。短期课程是为了更新在职教师的知识体系及教学观念，使他们的职业发展跟上时代的步伐。该类课程是由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各教育学术团体提供设计和组织的，其内容新颖，能帮助教师解决教学工作中的疑难问题，可作为在职教师深入学习以达到硕士学位水平。
3.高级学位课程
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高级学位课程可将其分为硕士学位课程和博士学位课程。硕士学位课程有哲学、文学、理学和教育学硕士；博士学位课程有哲学、教育和教育心理学博士学位。高级学位课程的要求非常严格，如博士学位课程在使学生接受高质量的一般研究训练的同时，还训练他们各自专业研究领域的特定技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为博士生的培养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于1999年建立了博士生院，在这里博士生之间以及与学院杰出研究者自由讨论学术问题。不仅如此，在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有进入博士研究中心的特权，还可以使用伦敦大学其他学院的图书馆，并参与校园内外的各种文化活动和社会活动，使得博士生能够更好地研究发展，始终处在教育研究的最前沿。
二 对我国教育学院发展方面的启示
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作为著名的国际教育中心，它的课程设置是非常有特色的，相比我国目前的师范教育和教育学院的状况，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从职前师范教育角度来看，其采用的是“3+1”的培训模式，这种模式是开放型的，学生在进行三年的学术课后，可根据自己的意愿再选择参加一年的PGCE课程的训练，取得教师资格。相比这种灵活的培养方式，我国的师范教育模式略显封闭，因为我国的师范教育是定向型的，这就使得师范院校在面对教师职业市场的变化时，很难迅速作出调整。
从在职教师培训课程设置的角度来看，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在职教师培训课程的设置上非常灵活，使工作繁忙的在职教师更加方便地进行研修，同时也是对在职教师提高理论水平及科研能力的鼓励。除此之外，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教师培养与在职教师研修及教育高级人才的培养，体现出“教师教育——终身教育”的思想，这也正是国际教师教育的趋势。我国对在职教师的培训也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无论在规模还是成效上都略显不足，往往是对少数骨干教师进行培训，一些普通的教师缺少一些这样的机会，并且也缺乏终身教育的思想。
从高级学位课程设置的角度来看，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在这方面有着严密完整的修业计划，并且自始至终都贯彻了严格负责的导师制。正是这样，使得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硕士阶段的修业年限可以在一年内完成，而且培养出大量优秀的学者和教师。相比之下，我国在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方面，修业年限太长，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需要三年，在课程设置上也略显松散，缺少像伦敦大学教育学院那样有着一套完整的学校级别的课程计划和专业稳定的修业计划。所以在这方面，我国可以借鉴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成功经验，通过制订完整专业的课程和修业计划，进一步完善导师制度和考试制度，以实现能缩短修业年限，在较短时间内培养出更优秀的教育人才。
参考文献
[1]李绯.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发展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6
[2]周青、杨辉祥、白云山.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在职教师培训课程的设置及启示[J].当代教师教育，2002（2）：21～23
[3]杨明全.英国师范教育及其教育学科建设——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个案研究[J].师资培训研究，2000（4）：59～62
5月8日，杭州繁花似锦。浙江工商大学图书馆报告厅座无虚席，《狄更斯全集》首发暨赠书仪式正在这里举行。
来自狄更斯故乡的麦克法兰先生宣读了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发来的贺信。
全世界许多国家都在纪念这位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作家。
今天的英国，狄更斯更是无处不在。今年年初，英国文化委员会举行了“阅读马拉松”，请世界各国的读者阅读狄更斯小说，相关录像还在英国一系列纪念活动中播放。2月7日，伦敦西敏寺举行纪念仪式，英国王储查尔斯向安息在寺内“诗人之角”的狄更斯献上花圈。英国伦敦博物馆举办了40多年来以狄更斯为主题的最重要的展览“狄更斯和伦敦”，展示狄更斯的创作历程与这座他最留恋的城市。
2012年是中英建交40周年，也是英国大文豪狄更斯诞辰200周年。适逢此时，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今年3月出版了精装24卷本中文版《狄更斯全集》。“这套全集是中国首次出版的真正意义上的《狄更斯全集》，出版后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4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访问牛津大学时，向该校赠送此套《狄更斯全集》。在伦敦国际书展开幕式上，《狄更斯全集》被作为国家礼品书，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赠送给英国政府、大英图书馆和狄更斯博物馆。同时，《狄更斯全集》被列为重点展品，在此次伦敦国际书展‘中英互译图书出版成果展’隆重展出。”浙江省社科联主席、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蒋承勇向中外来宾作如是介绍。
有着800多年历史的世界名校—牛津大学，具有不可撼动的顶尖精英大学的尊贵地位。作为中英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狄更斯全集》香飘牛津校园。
国际出版界、文化界的盛会—伦敦书展，4月16日在位于伦敦西区的伯爵宫拉开帷幕。伦敦书展是国际上最重要的书展之一。中国担任本届伦敦书展主宾国，为世界各国近距离观察和感知中华文化打开了一扇重要窗口。“中英互译图书出版成果展”是本届伦敦书展的重头戏，而《狄更斯全集》成为令人瞩目的重要书籍，吸引着各国观众的眼球。
伦敦书展架起了一座中外文化交流的金桥，《狄更斯全集》在英伦大放异彩！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狄更斯全集》，遴选世界范围内最佳版本进行翻译，并参照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等权威出版机构出版的狄更斯作品作后期审校；同时，广泛联系海内外人士，补入了戏剧、诗歌、演讲、短篇小说、游记、随笔等单本出版的原作，总字数达1346万字，收录了狄更斯的全部作品。其中，《演讲集》、《戏剧、诗歌、短篇小说集》、《非旅行推销商札记》、《重印集》、《儿童英国史》等五部作品是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社长鲍观明介绍了《狄更斯全集》编辑出版的曲折过程，《狄更斯全集》的出版工作真是来之不易。
“狄更斯是世界闻名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是与伟大的戏剧大师莎士比亚齐名的大文豪。”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为《狄更斯全集》写了总序。在首发式上他结合《狄更斯全集》的内容，介绍了狄更斯的文学地位、创作特色及出版《狄更斯全集》的意义。前不久,他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新语境下，如何阅读狄更斯》一文，论析狄更斯这位世界文学大家的写作带给今人以什么启示。
“狄更斯作品的最早的中文翻译活动，出现在杭州。浙江翻译家魏易与一度居住杭州的林纾合译的狄更斯的作品自1907年就开始在中国流传。魏易和林纾合译的作品中，就包括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即《大卫·科波菲尔》）、《孝女耐儿传》（即《老古玩店》）、《滑稽外史》（即《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贼史》（即《奥利弗·特威斯特》）、《冰雪因缘》（即《董贝父子》）等作品。如今，一个世纪过去了，仍然是在杭州，规模宏大的全集工程终于完成。这套24卷本的《狄更斯全集》，是我国出版的真正意义上的狄更斯全集。”浙江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会会长、浙江大学外国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吴笛在《狄更斯全集》的《后记》中这样写道。
狄更斯不仅是忘我挥毫的作家，而且有多才多艺的卓越天赋，横跨众多领域。他游刃有余地穿梭于多个角色之中：记者、演员、畅销书作家、法律史家、杂志主编、演说家、慈善家……在这位用文学影响社会的现实主义大师在诞辰200周年之际，他的作品仍被人们追捧，并强化了他作为“国民作家”的地位，其原因在于狄更斯的作品至今仍然能引发我们对他所讲述的那些是与非的思考。
中文版《狄更斯全集》来到狄更斯的故土，在英伦留下了深刻的文化印记，让包括英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人士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巨大魅力。
走上世界文化舞台的中国，以其丰硕的成果告诉世界，中国正在并将继续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Year 2012 sees worldwide celebrations of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Charles Dickens (1812-1870). Prince Charles laid a wreath at the author''s grave in Poets'' Corner as part of a service at Westminster Abbey. London Museum marked the author’s birthday of February 7 by holding an exhibition featuring Dickens and the city he loved most. On the day, a worldwide 24-hour “readathon” took place in countries from Albania to Zimbabwe.
关键词大都市治理，伦敦，管理体制，区划体制
伦敦作为世界公认的四大国际大都市之一，在城市管理体制的变革过程中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层次性特征。伦敦城市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决定了其在发展过程中的规律特征具有城市发展的代表性。分析、总结伦敦管理体制演变过程中存在的特征和规律、经验和教训，对于探索我国特大城市管理体制建设，提高我国大都市治理水平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伦敦大都市区的政区构成和区划现状
“大伦敦(GreaterLondon)”的概念由来已久，但是，在1965年的行政改革中被作为正式的政区名称提出之前，其地域界限一直是模糊的。目前，伦敦大都市区的空间地域范围大致有三种标准：行政建成区，功能区和城市聚集区。人们一般所说的伦敦主要是指麦特绿带以内的区域，面积大约1600平方公里，拥有约700万居民和300万住房单位。其中，城市建成区面积为1580平方公里(610平方英里)。如果按照功能区来划分，则地域面积略大，人口约为790万人。如果参照联合国关于“城市聚集区”的标准，伦敦大都市区可以看作是由一系列连续的建成区所组成，覆盖的地域面积则更为广泛，大致相当于“大伦敦规划”的区域范围，整个区域的面积约6700平方公里，人口总量将高达1050万人。
本文所描述的伦敦大都市区主要是指伦敦的行政区范围，即伦敦大都市区的行政建成区，总共由33个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划单元构成。具体来讲，是由31个伦敦都会自治区议会以及威斯敏斯特城和伦敦城共同构成的行政区域。除了伦敦老城外，其他32个都市自治区又可以被划分为内伦敦和外伦敦两个圈层。
从管理层级来看，当前伦敦大都市区采取的是“大伦敦管理局-自治市-选区”三级管理体制。伦敦大都市下设32个自治市，每个自治市又可以分为若干选区。根据伦敦政府指南的最新数据，伦敦全市总人口达733.89万人，面积1588.36平方公里，每个自治市的平均人口规模为23万人，平均面积规模近50平方公里。
二管理体制
与其他国家不同，伦敦大都市区划体制和行政组织体制的演变可谓一波三折，先后经历了“雏形、分散、统一、再分散、再统一”五个阶段。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各级地方政府之间，以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关系相互交叠、相互影响、错综复杂，共同构筑、促成了伦敦大都市区复杂而多变的行政区划与管理体制格局。
1.大都市区政府雏形时期
早期的伦敦还没有统一的大都市区政府，随着城区的规模不断向周围的郡扩张，管理体制与区划模式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渐突出。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着手对大伦敦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拟建立具有大都市区政府性质的管理机构，并先后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例如，分别于1829年和1848年成立了郡警务局和都市下水道委员会。
但是，从职能性质上讲，上述组织还不是大都市区管理机构。真正意义上的伦敦大都市区地方管理机构是依据“1855年都市地方管理法案”而成立的“都市工作委员会”，当时的辖区人口约为280万人，管辖面积大约300平方公里，管辖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内伦敦区域。都市工作委员会在建立之初，主要目标和职能是改善、维持伦敦的污水处理系统的良性运转。然而，由于客观现实的需要，在其随后存在的33年里，所承担的职能逐步扩展，囊括了许多其他职能。尽管在名称和法律地位上还名不副实，“都市工作委员会”在性质上初步具备了伦敦都市地方管理机构的雏形。这是一个重大突破。
2.市一区对抗阶段
100多年以前，英国有了第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城市政府——“伦敦郡议会”，伦敦城虽然得以保留，但是与之抗衡的另外28个地方议会也随即建立。
1888年《地方政府法案》的颁布为伦敦行政建制的改革提供了一次很好的契机。都市改革派以法律为依据，废除了“都市工作委员会”，成立了“伦敦郡”，由居民直接选举产生“伦敦郡议会”。但是在组织形式上，改革的激进派和温和派各持己见，相持不下。前者主张废除教区委员会，建立单一的都市郡政府，这一观点遭到了各教区和伦敦城的联合抵制；后者则建议成立自治市以取代教区。
后来，在中央政府的干预下，制定了1899年伦敦政府法案(LondonGovernmentActl899)，根据该法案，伦敦郡于1900年进行改革，仍然实行两级体制。该法案还赋予伦敦郡议会很大的权力，废除了教区，改建为自治市，自治市自此开始成为都市基层地方政府的基本单元。
3.统一管理阶段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伦敦曾多次成立专门的委员会，负责对大伦敦地区的地方政府组织的构建和政府间的职能分工问题出谋划策。其中以赫伯特(SiirEdwinHerbert)领导的委员会影响最大。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确保构建一个有效、便捷的地方政府。具体思路是：成立“大伦敦议会”和51个“自治市议会”，伦敦城体制保持不变。各层级之间的职能分工如下：大伦敦议会行使的职能——教育、规划、主干道、垃圾处理、消防、急救、交通整治；两者共同承担的职能——住房、娱乐、艺术、污水处理和地面排水设施；自治市议会行使的职能——社会服务、环境健康、地方道路、图书馆。
后来，保守党政府部分接受了“赫伯特皇家委员会”的上述建议，于1963年制定了伦敦政府法案，于1965年成立了大伦敦议会。与此同时，伦敦于1964年将原有的85个自治市重组为32个，以适应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在随后的21年里，伦敦市一直保持的是“大伦敦议会——自治区议会”的双层政府管理模式。
根据巴罗的研究，“大伦敦议会-自治市”双层管理体制存在严重的结构缺陷，其中涉及到双层政府之间的职能划分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这一点：首先，该体制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扩大自治市的权力，由此加大了上层政府的管理协调难度。其次，在两级政府的职能分工方面，有些职能，特别是规划、住房、交通等职能，运转极为复杂，很难明确分解。由于职责界定不清，给相互之间的协商与合作带来极大困难，导致运作效率低下。最后，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伦敦的两级地方政府之间不是行政从属关系，自治市的力量较为强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伦敦议会干预城市发展的权威性，降低了其有效发挥战略职责的能力。
4.多头分散阶段
1986年，由于种种原因，大伦敦议会与英国其他6个大都市区郡议会一样，被英国中央政府废除，各级政府及其下属组织以及社会团体纷纷介入，伦敦的管理与运行在很大程度上陷人多头分散的混乱局面。
权威管理主体的缺失给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带来重重阻力，严重阻碍了伦敦这一世界级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高。具体表现在管理主体的多元化、职责分工不明、关系纠缠不清、利益冲突争夺不断、城市规划难以有效统一、缺乏战略规划的有效指导、相关政策难以整合以及中央政府对区级政府利益的蚕食等诸多方面。其中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和区域规划难以协调两个方面最为突出。
5.重新整合阶段
在大伦敦议会被废除的10多年的时间里，多头分散、利益纠缠不清、矛盾纠纷不断的局面一直困扰着伦敦。大伦敦城市发展的统一性与整体性遭受到严重威胁，综合竞争实力受到了极大抑制，情势已经发展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1997年，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时机成熟，工党在其施政纲领中决定采取公民投票表决的办法重新引入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富有战略意义的伦敦管理局，在1998年5月举行的全民公决中，伦敦居民以3：1的多数比例同意建立统一的“大伦敦管理局”，并于2000年5月通过选举产生了“大伦敦管理局”。
大伦敦管理局的成员由市长和议会组成，以后每四年选举一次。同年7月3日，大伦敦管理局被正式赋予相应权力。大伦敦管理局的主要职责范围包括交通运输、土地利用规划、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治安维持、火灾和紧急事务处理、文化体育和公众健康，等等。大伦敦议会作为战略性管理机构，主要承担行政管理和综合协调工作，其中绝大部分业务职能分别由大都市区警察局、伦敦交通局、伦敦火灾和紧急事务处理局以及伦敦发展局四大附属职能团体行使。上述四大功能团体共同构成了大伦敦管理局的组织主体。
伦敦实行的是行政(市长)和议会分权的管理模式。前者负责政策制定、预算编制、机构人员的任命等，后者承担咨询职能，并且有权审议市长的各项建议。
其中，市长代表大伦敦管理局行使行政权力，即从宏观以及维护大伦敦整体利益的角度考虑大伦敦地区的发展战略，议会则掌握审查权。具体来讲，市长负责空间发展、空气质量、生物多样性、文化和旅游、经济发展、财政预算、交通以及废物处理等战略规划的编制，还负责对下属组织机构成员的任命。由于市长经直选产生，具有很大的权力，拥有大多数决策权，在城市管理中居于主导地位。
与之相比，议会的职能非常有限，它对于大伦敦议会的财政预算享有审查权和修正权。有权对城市的行政事务进行调查研究，还有权审议市长的年度报告。虽然议会对市长的行为具有审查权力，但是其政治影响和政治权力相当薄弱，充其量只是一个次要合作者。
伦敦区级政区主要承担着本区的日常事务，具体包括：教育、社会服务(儿童保护、日常护理和家政服务等)、住宅建设、公路维护、区域规划、街道清扫和垃圾处理、文化和休闲产业(图书馆)等。从机构重组来看，“伦敦规划顾问委员会”、“伦敦研究中心”以及“伦敦生态所”等那些在大伦敦议会被取消以后建立的服务于全市的团体被移交给大伦敦管理局领导，其他团体则并人伦敦政府协会。
三伦敦大都市行政管理与组织体制特征分析
在伦敦大都市的漫长发展历程之中，有几条主线贯穿其中，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伦敦大都市的管理体制和区划体制演变，本文将其归纳如下：
1.如火如荼的政党冲突
党派之争可以说是伦敦大都市区政府管理体制的特色之一。政党利益的冲突是理解伦敦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伦敦大都市区并非由统一的政党垄断，而是由不同政党及其下属机构联合掌握。伦敦每次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进程里，政党之争始终贯穿其中。在伦敦政府组织体制的架构上，存在两个针锋相对的派别，分别是地方主义和都市集权主义，两者的相互较量最终上升为保守和工党的政治斗争。
早在1980年代撒切尔执政期间，保守党执政的中央政府就与工党领导的大伦敦议会以及其他都市郡政府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由于当时作为在野党的工党所控制的大伦敦议会和其他大都市区郡议会，经常强烈抨击中央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与之对应，中央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来削弱反对党的势力。其中，以1985年地方政府法案的影响最为深远。在这次改革当中，随着大伦敦议会的废除，伦敦大都市区地方政府的第一层级管理组织机构被架空，许多其他职权被剥离，整个大都市区处于一种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
IanLoveland曾经深刻地认识到中央政府与伦敦地方政府之间的这一微妙之处。他评价说，表面上看，撒切尔和梅杰的关于伦敦大都市区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被冠以“提高运作效率、维护地方公众利益，使其免遭极端主义政治家利用”的美名，但实际上，其真实目的则在于消除潜在的敌对势力，这一精辟分析可谓是一语中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伦敦议会成为党派之争的牺牲品。
2.错综复杂的政府间关系
在1986年大伦敦议会被废除之后，1997年大伦敦管理局成立之前的10多年时间里，大伦敦议会被废除后所留下的权力真空，逐渐被各级政府和社会团体的力量所填充。上至中央政府，下至基层组织，甚至私人团体，无不插手对伦敦大都市区的管理。但是，又没有一个组织能够真正肩负起代表整个伦敦大都市区利益的重任。由此形成了伦敦大都市区错综复杂的政府结构和政府关系。其中，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最为重要。
从中央政府来看，“英国政府的长期政策是削弱地方政府直接提供服务的职能”，在上述思想推动下，中央政府在对伦敦的接管过程中，借助于自己的特权和财力，不断蚕食区级政府的利益，区级政府的权能有所萎缩。
与之相应，自治市政府并非消极地任由中央政府“宰割”，而是成立了一系列联合组织，借以增强自身实力，维护区级政区的利益，与中央政府相抗衡。伦敦政府协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新的伦敦政府协会于2000年4月1日成立，是一个致力于保护伦敦和33个地方成员议会的权益，兼具决策咨询、游说性质和特定公共服务提供等职能的组织。具体来讲，伦敦政府协会主要提供下列服务：
——其职责是代表区级政府与上级政府以及其他各类团体进行协商，就立法以及为地方当局争取更多资源等问题进行游说，从而整合了全市的利益，借以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在影响伦敦居民的一些关键问题上具有相当的发言权。
——具体通过制定政策、组织活动以及许多其他服务，来改善全体伦敦居民的生活质量。
——为首都争取更多利益资源。
——负责实施伦敦全市范围的免费无障碍通行计划，使得超过100万的老年人口、残疾人口以及盲人能够免费乘坐全市的公共汽车、地铁以及火车。
——每年向伦敦志愿组织拨款3000万英镑。
——为因违规停车而接受处罚的人提供上诉服务。
——为交纳额外费用的25个区提供住房咨询服务，等等。
另外一个典型案例则是1997年4月成立的地方政府协会，其成立五年来取得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在中央政府和区级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新的对话机制。
由上可知，伦敦的政府间关系纵横交错，较为复杂，难以理清，但有一点却是明确的，那就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一直主导着伦敦管理体制改革的始终。
3.各式各样的管理机构
事实上，伦敦政府由数量众多、规模不等、级别不一的分散机构组合而成。按照性质划分，可以分为正式的组织和非正式的组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半官方组织、联合委员会，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指派的组织，等等。各式各样的组织的职能领域和管辖范围相互搀杂，共同行使着伦敦大都市区的管理职能。
Travers和Jones曾经将伦敦大都市区的政府和社会团体组织大致分为三个层级：
第一层级：32个自治市议会和伦敦城议会构成了最基层的行政管理单元。其负责学校、个人社会服务、地方道路、环境条款制定、城镇规划、住房、娱乐及游憩。各自治市还联合起来，成立了若干覆盖大都市区整个范围或部分区域的各式各样目的的区域合作组织，称之为联合董事会和委员会，以维护自身的整体利益。
第二层级：中央政府任命的委员会和类似机构，参与伦敦大都市区具体事务的管理工作，其管理范围通常覆盖整个大伦敦地区。这样的例子有：交通局、文化艺术局、养老金管理局、警察局、伦敦码头开发公司、培训和企业委员会，等等。在它们当中，有的虽然由中央政府委派和任命，属于上级政府的下属机构，但是由于其他团体的参与，在性质上属于半官方机构。
第三层级：中央政府及其各部委。例如环境部、交通部就直接掌管伦敦公共服务的提供。前者负责伦敦地区的土地利用战略规划，后者则控制者伦敦的重要干道。
上述分类还仅仅是对伦敦政府组织体系进行高度简化和概括的基础上得出的，实际的情况远远比上述分类复杂得多。甚至有学者估测伦敦单纯由各级政府任命的半官方组织的数量就多达272个。总之，各类组织形成了纵横交错、相互交织、高度复杂的管理体系格局。由于体制复杂，利益纠纷交错，导致许多大都市区层面的管理职能不能被很好地行使。长期困扰伦敦的交通拥挤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4.责任重大的区域性合作组织
对于伦敦这样一个人口和面积均极为庞大的大都市区来说，如何做到统一管理，实现利益整合，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在大伦敦议会被取消的10多年时间里，尽管存在许多混乱，但是，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区域性合作组织共同承担起伦敦各项服务的日常运营工作。据统计，伦敦的管理事务大约被中央政府和50至60个伦敦区域性组织所瓜分。在所有的区域性组织之中，以下六个组织对于伦敦的发展和规划起着关键作用，具有重要功能。它们是：伦敦政府办公室、伦敦规划咨询委员会、伦敦第一、伦敦区域交通局、泰晤士河水务局、伦敦政府协会。
四反思
1.伦敦大都市区管理体制演变的独特性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伦敦大都市区管理体制的独特性，那就是“集散往复，多头分散，变动曲折，最终趋于统一”。特别是在20世纪最后15年左右的时间里，由于行政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原有的大伦敦议会被废除，伦敦大都市区的管理陷入了多头发展的混乱局面。具体表现在，大都市区规划与区级规划的矛盾，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矛盾，各自治市之间的矛盾，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党派的争斗，等等。这些矛盾均严重影响到伦敦这一世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后来，直到新的大都市区管理机构——大伦敦管理局成立，伦敦的发展才逐渐步入正轨。
总之，尽管伦敦的城市管理改革历程较为曲折，经历了统一、分散、再统一的过程，其间不乏种种失误与混乱，但是一直在进行着适时地调整，朝着城市统一管理的大方向演进。
2.区划体制和管理体制的互动与契合
行政区作为权力配置的空间载体和外部表现形式，其政区形态的形成和演变与管理体制改革密切相关。随着管理体制改革的每一次重大变动，区划体制也必然会或多或少地进行着相应的适时调整，充当着管理体制改革的指示器、利益调节均衡器和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当然，管理体制的改革并不单纯作用于政区格局的调整，更重要地表现于整个区划体制的响应。反过来，区划的调整在顺应着管理体制改革步伐的同时，也对后者产生反作用。政区空间格局的变化对管理机构的设置、职能的分工、管理方式等方面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各级政府和管理组织职能的强弱需要从整个区划空间达到综合平衡。因此，两者呈现相互契合、互相适应的特征。伦敦管理体制和区划体制的发展历程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特征。
3.区级政区在城市管理体制和区划体制改革中的重要地位
区级政区位于城市管理之中间层级，是大城市的基层行政区划单元，也是设置基层政府的主要空间载体，在城市治理领域有着相当的重要性。这表现在：区级政府上有市级政府，下有社区组织，既要处理好与上下级层面的关系，同时又要与周边其他市辖区保持协调。相应地，区级行政管理体制呈现出鲜明的双重属性，与之适应，“市一区”关系的处理也是城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对于伦敦大都市来说，无论是管理体制改革，还是区划格局的调整，区级政区都是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运行层面。
4.伦敦大都市管理体制改革的艰巨性
一、高雅的文明中心与空虚的精神荒原
地理上，伦敦分为五个区。伦敦城是金融资本和贸易中心，伦敦西区是英国王宫、首相官邸、议会和政府各部所在地，伦敦东区是工业区和工人住宅区，南区是工商业和住宅混合区，港口指伦敦塔桥至泰晤士河河口之间的地区。出现在伍尔夫笔下最多的是伦敦西区。她在这里的一个中产阶级住宅区里度过了童年和青年，生活了22年之久。父亲死后，伍尔夫与姐姐搬到了布鲁姆斯伯里，尽管这里不像以前的住房那样属于高雅住宅区，但是后来慢慢形成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使这里艺术氛围异常浓厚。《雅各之室》中的雅各把伦敦看成是文明的发祥地，而大英博物馆则为文明的中枢神经和大脑。《海浪》中的奈维尔把伦敦看成文明世界的中心，快到伦敦时他说：“现在我们渐渐开近文明世界的中了。”《达罗维夫人》中彼得从殖民地印度回到伦敦，愉快地漫步在伦敦街头和公园里，无法掩饰对伦敦的赞叹：“伦敦是个辉煌的成就”，他“为英国感到骄傲”，“为男管家、中国种小狗、生活有保障的姑娘感到骄傲”。在伦敦久居的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说：“对于和我一样选择伦敦定居的人来说，伦敦体现了一种最具可能性的生活方式。……伦敦是人类生活最集中的体现，是世界最全面的缩影。”
街道是伍尔夫经常描绘的场景之一。街道作为一种典型的城市景观，如同城市的血脉，集中体现了城市的社会格局和流动性、混乱性特征，是建构城市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的主要意指符号之一。伍尔夫喜欢在街头漫步，因为这里有太多她感兴趣的东西：听歌剧，看画展。从高雅的西区漫步到破烂的东区，从在布鲁姆斯伯里的家走到伦敦塔。从地铁站沿着新牛津街可以走到布鲁姆斯伯里街，还可以看到伦敦大学、戏剧艺术皇家学院、大英博物馆。西区沿街有数不清的书店、剧院。她常常边走边构思小说，同书中的人物交谈。她也可能在中途停下来，去看看圣保罗大教堂。她在《闲步伦敦街头》中说，散步于伦敦街头是“冬天城市生活提供的最大乐趣”。哈顿认为街道是“人与物之间的中介”，“不仅具有表现性，而且是日常生活戏剧的展示窗口”。街道还是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室外空间与室内空间联系起来的中介，是主人公最先密切接触的城市空间，它串连和分割着城市的建筑物。作家常常充分利用这些建筑物，将梦幻空间与现实生存空间进行置换，并用它来开展叙事、连接情节、转换情节。在《达罗维夫人》中，清展出门买花的女主人公对伦敦的生活充满了喜悦之情。但就在同一条街道上，平民出身的退伍士兵赛普蒂莫斯却在想着走向死亡。晚会上，挽着首相的达罗维夫人的虚荣心达到最大满足的时候，传来了赛普蒂莫斯自杀的消息。表面的一切浮华都消失不见了，达罗维夫人看见了自己生命的空虚，孤独与寂寞爬上心头。这种感觉并不是达罗维夫人一人所有，人们在2004年所发现的伍尔夫的手稿《一个伦敦人的肖像》中，那个上流社会妇女空虚无聊的生活正是达罗维夫人生活的翻版。城市的发展，使传统文化崩塌，使人际日常关系相对萧条。达罗维夫人与丈夫没有感情，与女儿无法沟通，家庭女教师对她怀恨在心。在《岁月》中，下一代人唱着上一代人听不懂的歌，兄妹之间充满猜疑，人们无法沟通。坐落在泰晤士河西岸的大本钟，在伍尔夫的笔下反复被提及，在《达罗维夫人》中先后出现过十次，在《雅各之室》《岁月》也出现过数次。钟声提示人们表面的浮华会随时光的流逝而消失，现代都市的生活给人们带来非比寻常的幻灭感-《海浪》中六位主人公不同程度地感受到生命的无常和生活的无从把握。孤独的人们找不到生活的根基、生命的意义，所以赛普蒂莫斯、罗达都选择了放弃生命。如同乔伊斯的都柏林是个瘫痪状态弥漫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城市，伦敦也成了“现代人”精神流浪的大都市。丰富的艺术氛围难以弥补人们心头的空虚。
二、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大都市与工业污染的贫困区
按照约翰・雷门的说法。《达罗维夫人》可以说得上是对伦敦的礼赞：那座庞大无比、多彩多姿、沸沸扬扬的大都会，那华丽浪漫的皇室与君主政治，社交季节里盛大壮观的宴会，钟声无比庄严的大本钟，圣保罗教堂的神圣肃穆，林荫处处的公园里欢笑的孩童和松鼠，商店橱窗中明艳动人的鲜花，以及街道上无止无休如动画般的车水马龙。如同达罗维夫人一样，伍尔夫笔下的许多人物都被伦敦的活力所吸引。《夜与日》中的凯瑟琳正是被现代都市景观所深深吸引而自觉成为城市漫游者，她走出闺阁，沿街快步行走：
汽车、马车像滚滚洪流，沿着国王路一泻而过；两边人行道上来往的行人也络绎不绝。她站在街角上，迷住了。低沉的轰鸣声在她耳旁回响；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这嘈杂多变的场面表现出来的迷人之处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生活无时无刻不在奔腾向前，它有目的，而这种目的，据她观察，似乎也就是那构成生活的正常目的；生活对于个体是全然不顾的，它吞没了个体，奔腾向前。
这与《岁月》中描写的1910年的春天的伦敦形成鲜明对照：“在那个社交繁忙的季节，尤其是在西区，那里旗帜高高飘扬；手杖嗒嗒作响；长裙飘垂摇曳……男人们直挺挺地躺在草地上看报纸，衬衫敞开着；大理石拱门旁边的那块洁净如洗的空地上聚集着许多演讲者……”仅仅十来年的功夫，这样充满了慵懒与诗意的生活不再，沸腾的生活将伦敦往日的宁静裹挟而去，工业的高速发展给古老的伦敦注入了活力，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生产力急剧提高，高架桥、铁路、工厂被看作迅速增长的财富和进步的象征。新的商品、新机器不断涌现，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恼人的噪音。《海浪》中的路易斯说：“伦敦的喧闹声包围着我们。机动车、运货车、公共汽车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一切都淹没在一种犹如转动的车轮似的单调声音里。……车轮声、铃声、醉汉、寻欢作乐者的叫喊声一全都搅腾在一起，成为一种散发着钢蓝色泽、循环往复的喧闹声。”《岁月》中，刚从非洲回来的诺斯从一个外来者的角度发现“伦敦的嗜杂声仍然是震耳欲聋，人们开车的速度令人晾恐”。
与喧闹声并行而来的是工业污染。伦敦城内烟囱林立， 充斥着烟雾与垃圾。《海浪》中伯纳德乘火车去伦敦时，被伦敦的气势、张狂、繁盛和巨大的包容力深深震撼，伦敦到处都是圆顶和尖塔，黎明时分，正在“煤气塔和工厂烟囱的守卫下沉睡”。《远航》中，雷切尔和海伦注视着正在远离的城市：伦敦变得像一簇黄色的灯光群，各种各样的灯光，像一座不断燃烧的岛屿，从甲板上望去，“这座大都市显得蜷缩而怯懦，就像一个又矮又矬的守财奴”。当年威廉・华兹华斯站在西敏斯特桥上看到的那“披裹着清晨之美：宁静，寂寥”，一切在“明净的空气中熠熠闪亮”的伦敦早已不见影踪。历史学家戴维・罗伯兹在谈到当时的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惊人的矛盾因素”时说：“作为经济推动力量它充满活力，而作为社会制度它非常不公。资本主义下自由经济的活力，能产生出许多新的机械发明，但是同一资本主义，就不能控制城市恶劣情形的扩展或保证工人阶级的公平待遇。”工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保障的是富人们的财富，工人们则仍在贫困线上挣扎。在《弗勒希》中，伊丽莎白・巴特雷小姐生活的富人区温珀尔街在1842年是“伦敦市最富丽堂皇的一条街”，房子整齐划一，“只要温珀尔街存在一天，文明礼教便永远固若金汤”，“男仆们穿着制服，擦拭银器时系着绿色粗呢围裙，开启大门时穿直条背心及黑色燕尾服。”但在巴特雷小姐卧室的后方，竟是伦敦最穷的贫民窟：“西敏斯特区高楼华厦林立，然而紧邻其后的便是一大片破烂矮屋，屋内一群群的人就住在一群群牛的楼上”。“从早到晚，衣衫不整的半裸男女在小巷里熙来攘往，入夜后，白天赴伦敦西区讨生活的盗贼、乞丐及娼妓，又川流不息地返回区内”。这里的生活场景犹如狄更斯笔下的伦敦，这种情况到了26世纪20年代并未得到改善。伦敦塔的东边是伦敦最大的工人区，工厂林立，空间拥挤，设施简陋，卫生条件差。《远航》中的海伦说：“伦敦其实就是个无数穷人的城市”，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伦敦的表面繁华背后，掩藏着贫穷和罪恶，是“裸的白骨”。
伍尔夫同时代的作家都不同程度地描述了当时伦敦的景象：在亨利・詹姆斯的《卡萨马西玛公主》中，它是“可怕的森罗万象”的城市；在康拉德的《特务》中，它是“足以埋葬五百万人口的黑暗的地方”；在T.S.爱略特的《荒原》中伦敦是一个“虚幻的城市”：“在冬天早晨的棕色浓雾下，一群人流过伦敦桥。”虽然说对城市的厌恶在现代主义作家那里得到了最全面的体现，但与其他一些生活在城市，却不停地诅咒城市，讴歌乡村的文人不同，伍尔夫始终热爱着城市生活。她在安静的里士满住一段时间后，就要回到伦敦，享受一下大都市的氛围。伍尔夫不是无产阶级或左翼作家，她也无意以自己微薄之力来改善社会不平等的状况，她只是凭着自己的诚实与良心反映了她所无比热爱的这座城市的阴暗面。
三、曾经的辉煌与现实的衰落
作为伦敦的女儿，伍尔夫与詹姆斯・乔伊斯寄居他国的回望不同，她_直身处自己所热爱的城市。她热爱这里的文化氛围，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亲人，随时可以进行艺术探讨，这是任何别的城市不可能提供给她的。伍尔夫对伦敦并非孤芳自赏，她曾走出伦敦，去很多地方旅游，但觉得它们都比不上伦敦。她曾去威尼斯，在那儿待了十天，“觉得被这个城市囚禁住了。”然后与姐姐文尼莎去了佛罗伦萨，觉得当地人是“一个出没于旅馆的古怪种族――类似土地神的妇女，她们就像从黑暗里爬出来的怪物。一座旅馆就是一种黑洞穴”。这里没有姐姐不喜欢的东西，但妹妹却几乎什么都不中意。后来她又去了巴黎、希腊、柏林，也是闷闷不乐。但在作品中她还是比较客观地将伦敦与其他城市做了比较，如在《弗勒希》中她通过一双小狗的眼睛对伦敦和意大利的比萨进行了比较：比萨是个充满阳光、热情奔放的城市，“太阳孕育了自由、生命与喜悦，”而伦敦则潮湿、阴霾、墨守成规、乏味，等级森严。
19世纪末，伦敦就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金融资本和贸易中心。但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重创，从此开始了无可奈何的衰落。伍尔夫写于1937年的《岁月》描绘了一幅大英帝国风雨飘摇的图景，整体基调是沉郁凝重的。在莎拉的眼中，伦敦已成为“受污染的城市，没有信仰的城市，死鱼和破锅的城市”。在佩吉看来，世界充斥着“专制、暴行、文明的衰亡、自由的毁灭”，自己“只不过是躲在一片树叶之下，而这片树叶也将被毁灭”。这片树叶就是伦敦。1 940年，德国空军对英国连续实施“海狮”行动和“月光奏鸣曲”行动，共投弹15万吨，伤亡数万之众，伍尔夫夫妇的住宅也被炸毁。弗吉尼亚・伍尔夫在给友人埃塞尔・史密斯的信中写道：“我生命的激情，那就是伦敦城。……看见伦敦整个被摧毁，这太刺痛我的心了!”在1941年1月15日的日记里她记叙了自己回到伦敦时所见的景象：
星期一我到了伦敦桥，我望着河面：烟雾迷蒙；有几个地方在冒烟，或许是从燃烧的房屋飘出来的；星期六这里发生了大火。然后我看见一堵断垣残壁，一处角落已经风蚀，另一处角落碎成了齑粉……我坐地铁到了圣堂武士教堂，在那些古老广场的荒凉废墟中徘徊；开裂了；夷平了；古老的红砖全成了白色粉末，就像一片建筑商的材料堆置场。灰白的垃圾和破碎的窗户……整个的完美都被破坏无遗。
目睹所热爱的城市被毁，令伍尔夫几欲心碎。对摧毁人类文明的暴力行径，也让远离政治的作家愤怒不已。1941年3月28日，59岁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带着对人性的深深失望跳入乌斯河的激流之中。这位文学天使的死给文坛带来了不小的损失，诗人T.S.艾略特在悼词中将弗吉尼亚・伍尔夫视为“伦敦文学生活的中心……随着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去世，一种文化的整个模式被打破了”。
伦敦以自己丰富的文化滋养了弗吉尼亚・伍尔夫，而作家又以自己的杰出创作为伦敦增添了无穷魅力。如今，许多来到伦敦的人寻觅着伍尔夫作品中出现的场景，甚至有旅游路线图带游人走一走当年达罗维夫人走过的路。也许文学作品中的城市不一定等同于现实中的城市，因为文学作品中的城市除了是故事的发生地，作品的叙事空间和走向，它的各种符号表征在作者和人物的心灵投射下，已经远远超过建筑的物理性质而成为意义和价值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