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哲理的一句话范文

最有哲理的一句话篇1

    〔论文摘要20世纪初，西方传统哲学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语言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1962年英国哲学家奥斯汀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这一概念，此后，美国哲学家塞尔提出了着名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修正和完善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为我们在新时期全面理解语言的现象和本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域。

    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首先是由英国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奥斯汀((J. L. Austin)1962年在他的着名哲学着作《论如何以言行事》里提出来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不应是词、句子或其他语言形式，而应是人们用词或句子所完成的行为(Aus-tin, 1962)。奥斯汀把注意力集中在语言的使用上，把语言的使用视为一种行为，抓住了语言的动态特征，开拓了从行为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使用这条道路。

    塞尔((J. R. Searle)是奥斯汀的学生，他同意奥斯汀的观点，即语言交流的最小单位不是符号、词或句子，而是被完成了的某种言语行为。不过，他对“言语行为本身夕，与“用以完成言语行为而说出的话语”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认为两者不是完全对等的关系，不能混为一谈。塞尔系统地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思想，阐述了言语行为的原则和分类标准，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这一特殊的言语行为类型。奥斯汀和塞尔都是语言哲学家，他们对语言的研究都是在哲学轨道上进行的。“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改变了人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为我们全面理解语言的现象和本质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口

    一、奥斯汀对言语行为理论的贡献

    言语行为理论认为，从根本意义上来说，话语是一种行为，它不仅包含“言有所述”，而且包含“言有所为”，甚至涉及“言后之果”(Austin, 1962) o

    言语行为理论的创始人是英国的语言哲学家奥斯汀。奥斯汀把“言有所述”的句子称为述谓句(constatives)，如句子“中国在亚洲”和“天在下雨”，这两句话有真假值，即对这两句话，我们可以问:“这句话是真的吗?”另一方面，他把“言有所为”的句子称为“施事句”C performatives )，如老师对一个学生说:“我要求你认真听讲。”起初，奥斯汀把他的主要力集中在对“述谓句”和“施事句”的区分上。不过，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人，他发现述谓句和施事句的区分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根据他的观点，施事句的典型句式为“我+施事动词(现在时直陈式主动语态)(+其他成分)”，诸如“我命令……”，“我宣布……”，“我请求……”等等。然而述谓句也可以用这种句式，如“我宣布我是一位歌星”，说者一方面在做宣布，是一种行为，另一方面也在做陈述。所以，他发现述谓句与施事句两个概念之间其实并无实质的区别。

    摒弃了述谓句与施事句的区分，标志着奥斯汀在言语行为理论的探索上有了新的飞跃。他认识到，归根结蒂，我们所要阐释的唯一现象就是在完整的言语环境中所做的完整的言语行为。这时他提出了着名的“言语行为三分说”，即一个人说话时，在大多数情况下，同时实施了三种行为―说话行为(locutionary act)、施事行为(illocutionaryact)和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通俗地说，说话行为指说出合乎语言习惯的、有意义的话语，为说者所为;施事行为指在特定的语境中赋予有意义的话语一种“言语行为力量"(illocutionary force)，即语力，为说者所为;取效行为指说话行为或施事行为在听者身上所产生的某种效果，为说者与听者共同而为。

    奥斯汀首先提出了现代哲学意义上的言语行为概念，但他还没来得及进一步发展他的言语行为理论就过早地去世了。不过，这一理论提出后很快便在哲学界和语言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因为这一理论把客观世界、人的思维以及语言三者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使得人们对语言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

    二、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间接言语行为理论正式出场

    塞尔首先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这个概念，他认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要解决的问题是:说话人如何通过“字面用意”来表达间接的“言外之力”，或者说听话人如何从说话人的“字面用意”中，推断出其间接的“言外之力”。( Searle ,1965)

    间接言语行为在语言交际中是非常普遍的，陈述句不是陈述，祈使句不是祈使，疑问句不是疑问的情况比比皆是。那么，在实际的言语行为交际过程当中，如何实施并理解这种间接的言语行为呢?塞尔将间接言语行为分为规约性和非规约性两种。所谓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是指对“字面用意”作一般性推断就可以得出的间接言语行为。这类行为已经形成一种习惯用法或语言形式，说话人和听话人可能已经感觉不出这类言语行为在字面上的施为用意。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较为复杂和不确定，它更多地取决于互知的背景信息和所处的语境。

    奥斯汀的功劳在于开拓了从行为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使用这条道路，而塞尔则把言语行为理论系统化、严密化，不但丰富了言语行为理论，而且为解释语言的形式和功能之间的不一致现象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它解释了人们在交际中为什么和如何大量使用间接言语行为，使得我们明白不仅要了解话语的字面意义和交际的内容，还要了解说话人的目的以及说话所进行的语境，这对我们重新理解“语言”这一概念提供了哲学思考的新视角。

    三、奥斯汀和塞尔的语言哲学观

    1.言语行为理论产生的哲学背景

    言语行为理论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追溯该理论产生的源头，可将其与西方哲学的发展联系起来考察。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到20世纪的发展通常被概括为一个三阶段模式，其中心论题为:本体论一认识论一语言。20世纪初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转向”，产生了语言哲学。所谓的语言转向，指的是哲学将语言的研究对象作为自己探讨研究的对象，从哲学的角度对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特别是对关于语言意义和语言使用所进行的哲学研究。(付习涛，2004)就语言哲学而言，“它的首要任务在于通过语言分析，澄清语词和语句的意义，使我们能够以适当的、准确的方式使用语言，从而有效地表达我们的思想”(涂纪亮,1996)。西方哲学界之所以出现“语言的转向”，是因为哲学家们认识到不论研究存在还是研究认识，都必须首先弄清楚语言的意义，而研究语言的意义正是语言哲学的首要任务。言语行为理论源起于哲学家对意义的研究，它是一种对语言的意义进行研究的理论。

    2.奥斯汀的语言哲学观

    “语言转向”的产生，标志着英美分析哲学时代的开始。从使用的分析方法上看，分析哲学又分为两大派别。其一为逻辑分析派，又称逻辑实证学派。逻辑实证学派主张从逻辑方面分析科学语言中的语句或命题的逻辑结构，他们所持的一种假设是:陈述之言的作用要么是描述事物的状态，要么是陈述某一事实，两者必须要具备其一，否则说出来的话语便是无意义的，而陈述之言所作的描述或陈述只能是真实或者是谬误，必须满足语义的真值条件，即这种陈述必须具有可验证性(verifiability)，可以被验证真伪。(Yule, 2000)其二为日常分析派，又称日常语言学派。日常语言学派着眼于对日常语言，即自然语言的分析。英国哲学家奥斯汀属于日常语言学派，他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真值条件语义论提出了异议，认为“许多陈述只不过是‘伪陈述’( pseudo- statement)，人们所说的许多话语貌似陈述，但它们根本不以坦直地记叙或传递有关事实的信息为目的，或是仅是部分地以此为目的”(Austin,  1962)。他在探讨语言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时，首先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人说出话语不仅是提供信息，而且是完成许多其他的行为。换言之，语言不仅是用来描写和陈述客观世界的，而且也是一种行为。他指出:“所谓的‘毫无意义的’‘伪陈述’本来就不是用来做陈述之用的，它们的意义在于以言行事。”这是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出发点，也是其哲学观点的核心价值之所在。

    3.塞尔的语言哲学观

    美国语言哲学家塞尔继承并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提出了着名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塞尔的理论建构体现在他对语言学哲学(linguistic philosophy)与语言哲学(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的区分上。语言学哲学试图用分析语言中的特定词语及其他成分的普通用法来解决特殊哲学问题，语言哲学则试图对语言一般特征做出哲学的阐释性描述。在塞尔看来，前者是关于方法的研究，而后者是关于主体的研究。塞尔认为他的理论属于语言哲学而不是语言学哲学。在语言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塞尔把言语行为界定为语言交际的最小单位，把言语行为放在研究语言、意义和交际的中心地位。

    塞尔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对西方哲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他从言语行为角度研究语言现象，打破了传统上对语言的静态研究(梁骏,2000);其次，塞尔对言外行为分类标准的研究是他对现代语言哲学的一大贡献(韩静静，2009);再次，他对言语行为理论的整体研究有力地促进了语言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塞尔把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系统化、严密化，并且把它放在更大的哲学背景下加以论述，强调言外行为的研究，强调说话人的意识活动和心理状态对言语行为的影响与作用，因而使得他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语言分析哲学研究方面毫无疑问地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和领军人物。

    四、结语

最有哲理的一句话篇2

[论文关键词]言语行为理论；施为句；表述句；语言力量 

一、言语行为理论的哲学背景 

西方哲学20世纪的语言专向使语言哲学成为了哲学的中心。从弗雷格、罗素到维特根斯塔早期和维也纳小组都主要研究语词之间的关系，关注意义和真等问题。弗雷格将数理逻辑应用于语言的哲学分析，对符号的涵义(sense)和指称(reference)进行了区分。他把句子的涵义称为思想或命题，并认为：命题只从真值有关的意义来考虑句子，必须排除语句中的情绪成分，愿望句、疑问句、祈使句、命令句等不包括真正的思想，因为这些句子不必是或真或假的，因此，只有陈述句才是联系语言与实在的语言单位，其作用是以或真或假的方式“描述”某种事态或陈述某种事实；句子的指称就是句子的真值，所有的句子只有两种指称，一个是真，一个是假。弗雷格的这些观点被早期的维特根斯塔和维也纳小组接受。维特根斯塔早期的思想深受弗雷格和罗素的影响，他的基本的语言观有：语言反映事实；只有命题具有意义，只有在命题的叙述关系中一个名称才有指谓；语言是思想的呈现，命题是世界的图像，只有那些反映和对应于实在的图像才可以描写为真。他试图从“图像”中把握命题的意义，并将“不可说”的价值、伦理等排除在哲学研究的范围之外。维也纳小组既重视逻辑分析，又重视经验实证，他们继承了维特根斯塔早期的证实原则：“陈述一个句子的意义，等于陈述证实或证伪这个句子的方式。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在他们看来，哲学研究是为自然科学服务的，为了满足自然科学的要求，那些语法虽然正确但是其真值无法用感觉材料加以验证的语句都是伪陈句(pseudo—state．ment)，都是没有意义的，不在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 

总的来说，当时的研究语言哲学的方法是以逻辑的或经验的方法研究脱离日常生活的理想的语言，研究的基本单位是词或旬，共同的观点是语言的意义来自于语言成分与实在的对应，意义独立于语言的使用而存在。 

二、奥斯汀对日常语言的关注一研究语言哲学的全新思路 

传统的语言哲学只关注对理想语言的思辨，试图以简单化的方式处理有关知觉和行为的复杂事实，而奥斯汀以他对日常语言精细的观察得出，陈述的内容和功能是多种多样的，他说道：“许多嵌人到表面看来是描写性陈述中的，而且特别令人困惑的语词并没有表明被报告的实在中有特别奇怪的额外的特征，而是表明(而不是报告)了作出该陈述的情景，或对陈述所做的保留，或者是陈述的接受方式，等等。”(1962，p．3)因此需要以另一种思路来研究多种多样的语言，那就是从人类的日常语言人手，用语言现象学的方法来考察“什么时候我们会说什么话，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用什么词”(1956，p182)，并认为语言在不同场合，不同语境中的使用就是(用语言来)做事或实施具体的语言活动。在为日常语言进行辩护时，奥斯汀列举了三个理由：“第一、词是我们的工具，而至少我们应使用干净的工具。我们应当知道我们意指什么和不意指什么，而且我们必须预先把我们自己武装起来，以免掉进语言给我们设置的陷阱。第二、词不是事实或事物(除了在它们的小天地里)。因此，我们需要把它们与世界分开来，使它们与世卑保持距离并与世界相对照，以便我们能认识到它们的不恰当和任意性，这样，我们就能在没有防碍的情况下重新看世界。第三、更为鼓舞人心的使，我们所拥有的共同词汇体现了许多世代的生存中人们所发现的值得划分的一切区别以及值得标示的联系：与你我在午后的安乐椅上都想出来的那些词相比，这些词确实可能数量更多、更可靠、更微妙。”(杨玉书，pp．21—22)因此，哲学的目的不是制造“理想语言”，而应该从自然语言出发，研究日常语言的功用。这种哲学观点促使了言语行为理论的形成，也贯穿了奥斯汀的整个哲学研究，为消解以往哲学家们忽视说话与行为的统一性所出现的混乱局面提供了解决的新的思路。 

三、施为句(performatives)和表述句(constatives)一对真假二元体系的挑战 

奥斯汀在《如何以言行事》意识的开篇说道：“长期以来，哲学家们都认为一个陈述句的作用在于‘描述’某种状态或陈述某个事实，对此它必须是真的或是假的。语法学家们实际上已经指出，并非所有的句子都是用来做陈述的。除了(语法学家们所说的)陈述以外，还有问句、感叹句，以及表示命令、愿望和让步的语句。毫无疑问，哲学家们也不否认这一点。同样毫无疑问，语法学家和哲学家们已经意识到，仅用几个贫乏的语法标记，如词序、语气等等就想把问句、命令句和陈述句区分开来是不容易的。”于是，奥斯汀开始重新审视过去被逻辑实证主义所列为的伪陈句，并逐步形成了说话就是做事的想法。在1946年《他人的心》中，他首次表露这一想法，批评了“描写性谬误”。1953年，在《如何谈论》中，他证实了语言的多样性，并说“描述性”本身是一种特殊的断言行为，并非所有的或真或假的陈述都是描述。1962年，系统的言语行为理论形成，在《如何以言行事》的第一至七章中他系统地阐述了施事句和表述句。 

奥斯汀指出并非所有或真或假的陈述都是描述，因此他采用“表述句”这个字眼。表述句是陈述事实和事态的话语，语言的说和非语言的活动是分离的，具有真假值；而施为句不完全描述、不报道、也不陈述任何事情，它们没有真假值，在恰当的语境说出这些话时其说话本身就是是做一种行为。例如在恰当的场合，我说“我命名这艘船为‘伊丽莎白女王’号”时，我不是在陈述，而是在说的同时作出命名这一行为。施为句没有真假值，但是有恰当不恰当的问题。奥斯汀认为一个施为句要恰当必须具备六个必要条件，总的来说就是合适的人在合适的场合按照合适的程序来真诚地说出一句话，才能完成一个施为句，否则就会导致话语的“误求”(misinvocation)，“误用”(misapplica~on)，“误施”(misexecu—tion)或“滥用”(abuse)，等等。例如，如果一个人说：“我和你赌六便士，明天保准下雨。”可是却没有人回答，那么打赌的行为就没有完成恰当的程序，也没有得到完整的实施，这句话就是误求，误用了，也就没有完成打赌这一言语行为。随着奥斯汀思考的发展，施为句与表述旬的区别变得模糊起来。他认为施为句也有真假之分，而表述句也有恰当不恰当的问题，只要是认真说出来的话语都是以言行事。我们说这种对施为句和表述句区别的放弃也许是奥斯汀对自己最初所设立的条件中的“规约程序”一词的概念的不一致所致，但是无论怎样，奥斯汀始终坚持了真理的判断不再只是真假的二元体系了，恰当不恰当成为了不可缺少的另一个评价维度，他说道：“如果像传统语言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对陈述和表述句只从真、假的角度来考虑，而不从任何其它的角度来进行批判，这样做是最危险的，而我们却很容易这样去做。”(1962，p56)毫无疑问，恰当不恰当这一概念的提出使真假二元体系受到了冲击和挑战。 

四、言语行为三分说一语言、世界和心智的结合

以往的语言分析哲学家认为，典型的哲学问题和困惑以某种方式潜伏在语言本身之中并由语言本身所产生，因而，能通过对语言的详尽的研究而得到解决和以某种方式得到处理，因此他们一直都孤立地研究语言，将语言和世界对立起来，认为语言与世界有严格的区分。与此不同，奥斯汀的目标是透过语言理解实在，他不仅关注语言现象，还关注语言现象之外的经验现象，关注说话的境况，及语词意指的东西，并根本反对语言与世界之间的严格的区分。这一哲学观点在言语行为三分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由于寻找施为句统一标准的失败，奥斯汀进一步寻求一个包括所有言语行为的更为全面的理论。他认识到，他所需要阐释的是在完整的言语环境中所做的完整的言语行为。他用抽象法将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抽象出三种行为一以言指事、以言行事和以言成事。以言指事是话语的表述方面，指说话人说出一句有特定涵义(sense)和指称(reference)的、能让人理解的话语的行为。以言指事又抽象为“发声行为”(phoneticact)、“发语行为”(phaticact)和“表意行为”(rheticact)。发声行为指说话人总要发出某些声音，发语行为指发出符合某种语言习惯的音节的词，按语言的语法规则得以排列，并有一定的声调。表意行为指发出来的音节或词构成有意义的话语。以言行事指说话人说话当中所实施的行为。以言成事就是某句话语说出来以后在听话人身上产生的效果或结果。

以言指事强调的是语言的描写性，确定话语的涵义和指称即确定了以言指事话语中的意义；以言行事表明说即是做，言就是行，表明说话就是做事，是一种社会事件，语言是嵌入到某一活动中实现活动意图的语言成分；以言成事就是实现活动意图的实在的体现。以言指事是实施以言行事的主导事件，以言行事的实施导致以言成事是以言指事的目的。由于语言表现为言语，言语是内嵌于世界中的活动，意图是人的心智的活动，所以，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就成为了联系语言、世界以及心智的纽带。语言于是作为一种行为而得以参与到世界的实践中，并通过心智激发与语境相伴的意义，于是产生语境效果并创造出新的思想内容。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使语言具备了三重功能：作为传统意义上的语言，它是表征世界的一种途径；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活动(ac-tion~，它是创造世界的一种工具；作为一种派生的意向性，它是心智加工的一种产品。因此，在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中，语言、世界和心智就结合起来成为了一个和谐的整体。

五、语言力量——一种新的意义观

奥斯汀在引入以言行事的概念时首次使用了“语言力量”(force)这一词。他说道：“是否有一些词(某一些以言行事行为)具有问旬的力量，或者应该被看成是一个估计。我用这种新的意义上的行为的表现来解释一个以言行事行为的表现，即正在说什么的行为的表现相对于说什么的行为的表现，我把这种表现的行为叫做‘以言行事’，并称目前讨论的语言不同类型的功能的术语为‘以言行事力量’。”(1962，p．100)长期以来，哲学家们都忽视了以言行事的研究，将所有的问题都作为“以言指事的使用”来考虑，从而犯了“描写性谬误”的错误。语言力量的提出则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词在很大的程度上由语言交际中该词的所说出来的语境来进行“解释”，以往哲学家们倾向于使用“词的意义”来指这些“解释”，这样就出现了描述的混乱，原因是因为“意义”一词的概念过于模糊。奥斯汀于是区分了“意义”和“力量”这两个术语。在他看来，意义指的是涵义和指称，也即弗雷格对意义的看法，是语义层面上的意义，与言语是相对的境况；语言力量是语用层面上的意义，作出一个以言行事行为就相当于说出一定的有约定俗成的力量的话语，如命令、警告、打赌等等。正因为语言力量才使听话者根据语境理解话语的语用意义，从而使话语在听话者身上产生某种效果。例如，在适当的场合，经过适当的程序，我说“我宣布这个公司成立”，我的话语就会产生一种力量，使一种“宣布”的行为得以产生，这种力量作用于听话者使之相信或认为公司已经成立了。

语言力量使人们改变了对言语意义的理解，对言语意义的理解是语义层面的“意义”和语用层面的“语力”的结合。这一新的意义观充分体现了语义学和语用学的联系和区别，也展示了奥斯汀独特的哲学智慧。

六、结语

最有哲理的一句话篇3

【英文摘要】As for the proposition that“human consciousness can not only reflect the　objective world，but also create the objective world”，there，in thephilosophy circle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existed several sorts ofunderstandings，differing in degrees.An academician named Kedrov F.B.，expounded that since this is an intermediate stage when Lenin read the works of Hegel's，and linguistic operation is conducted on Hegel's profoundexpression，this proposition reflects the feature of“to be this and to bethat”and is not Hegel's thought，nor is the well-considered viewpoint ofLenin.On this problem，the ripe viewpoint of Lenin's should be that the world can not wholly satisfy the need of human being，so man must change the world by means of his own activities.This explanation is scientific andconvincible.In our country，the compilers of some authorized textbooks wereutterly ignorant of the notable progress in the study of this proposition，and resulted in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Lenin's view.

【关 键 词】意识/反映/创造/客观世界/语言手术/Consciousness/reflect/create/objectiveworld/linguistic operation.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B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3)06-0035-11

“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1](P228)这是列宁读黑格尔的《逻辑学》时写下的一句话。仅苏联哲学界对这句话就有好几种不同的理解，有些意思还截然相反。按照这些解释的理论深度，我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水平。第一个等级反映的是苏联哲学界对这句话刚开始研究时的面貌；第二个层次，是他们力图对这段话的解释能自圆其说，是大胆探索时期的表现；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们对这段话的研究取得可喜的成果，作出了比较能令人信服的解释，是进入到比较成熟的时期呈现出来的面貌。

在我国，长期以来，基本上还是这样理解这句话的，即认为它是列宁本人成熟的思想，它的意思就是强调人的意识对客观世界具有巨大的能动的反作用。[2](P254)[3](P162)尤其值得提出来的是，199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作为高等院校哲学专业教科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册)还在把“意识创造客观世界”等同于人在改造世界之前已有了如何改造它的设想、计划等等[4](P124)，即把这句话说成是列宁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的成熟的观点。我认为，这基本上接受的是斯大林时代苏联哲学家对它的理解，还停留在他们开始研究这句话时的水平上，是对列宁的一种误读。

究竟应当如何理解“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这句话?长期以来，对它理解的错误导致了怎样严重的后果?只要联系实际分析一下苏联哲学界各个时期对它的不同解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一)

斯大林时代，直至60年代中期以前，苏联哲学界绝大多数人基本上是把“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这句话说成是列宁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的改造与发挥，是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的表达。他们把意识创造世界说成是列宁强调意识能动性的一种形象的说法，认为其意思是指人们依靠正确的认识能够改造世界。他们通常把这句话前边的“换句话说”，说成是“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这句话是列宁后边关于“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1](P229)这一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另一种表述。苏联哲学家谢·斯·吉谢辽夫1955年在中国讲解列宁的《哲学笔记》，就是这样解释的。[5](P113-114)哲学博士、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菲·依·格奥尔吉也夫1957-1958年在北大哲学系讲授列宁的《哲学笔记》时，也认为这段话是列宁的“诸基本原理之一”[6](P17-18)。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哲学研究所和白俄罗斯国立列宁大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哲学史教研室集体编写，1959年出版的《列宁＜哲学笔记＞研究》一书在谈到这段话时，说它是“揭露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深刻含义”的。意识创造客观世界这个论点，是针对否认社会历史过程中的能动作用的“经济主义者”的，“指的是，思想一旦掌握群众的意识，就能把他们动员和组织起来，从而有助于对当前现实的改造”。“人民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把思想物质化，从而使主观的东西变成客观的东西。”[7](P315-316)列·尼·苏沃洛夫于1960年出版的《列宁＜哲学笔记＞中的辩证法问题》也认为，这段话是列宁强调“意识、理论、科学、意识形态的积极作用”[8](P110)，甚至直至1982年，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再版时，还持这样的看法。[9](P88)

这类解释普遍存在的一个毛病就是缺乏论证，具有简单化和主观武断的性质。意识创造客观世界的说法，把意识变成了独立存在的能动的主体，这是不折不扣的唯心主义的命题。马克思就说过，“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0](P217)。而这类解释，却硬把意识创造世界说成是列宁的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表述，这种看法与马克思的看法是背道而驰的。实际上，他们在把这段话说成是列宁强调意识的能动性时，已经悄悄地把原有的命题改变了。而对为什么能把意识创造世界说成等于人有了正确的认识通过实践能改造世界，又未能作出任何说明。我们知道，列宁对上述马克思的话是很熟悉的。同在《哲学笔记》中，在他写这句话以前，他在摘录马克思和恩格斯著名的《神圣家族》一书时，还特别注意抄录了他们的这样的论断：“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P25)怎么能设想他会同意用意识创造客观世界这样的说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呢?而且，众所周知，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光辉著作中，几乎每一页都不厌其烦地在反复驳斥意识、感觉和心理的东西能创造世界、创造物的唯心主义论点。他总是强调，“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意识总是反映存在的，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看不到这个原理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有着直接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不可能的”[11](P324)。在继续讲一般唯物生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时，列宁再三阐明：“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以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11](P326-327)列宁1908年在思维与存在、意识与物质关系问题上所持的唯物主义立场是这样的坚决、鲜明，怎么能设想他到1914年会提出意识创造客观世界这种完全相反的论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呢?其实，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者的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也承认主观因素对事件的客观过程的能动的反作用。但他不是把这种作用理解为是对客观世界的“创造”，而是把它看作是意识对人们物质实践的一种引导作用。把意识创造客观世界这个论断看作是他的科学观点的表达，势必得出，列宁《哲学笔记》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两书的基本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完全改变了他在《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一书中所持的唯物主义立场。事实怎么样呢?列宁在这两本书中基本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当然内容的侧重点有不同。这是由不同的历史任务决定的。列宁的《哲学笔记》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发展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各种基本原理，它们之间没有、也不可能存在相互抵触的东西，更不要说是在这种根本的原则性的看法上了。在《哲学笔记》中列宁的真实立场究竟是怎样的呢?许多例子都表明，只要黑格尔稍微有意赋予绝对观念、精神性的东西以创造客观世界的能力，列宁总是不厌其烦地予以严厉的驳斥。如，他把黑格尔关于在逻辑中“观念成为自然的创造者”的说法抄下来，并在旁边写上“!!哈哈!”[1](P184)两字，前后加了惊叹号，对这种露骨的唯心主义加以无情的嘲弄。事实表明，在《哲学笔记》中，列宁对观念创造世界的唯心主义观点的态度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同样坚决。意识创造客观世界怎么可能是他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科学表述呢?把“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这句话说成是列宁思想的确切表述，承认意识能创造客观世界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结果只能是取消存在第一性这一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从而为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提供根据。

事实上，人的意识本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直接创造客观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与任何唯物主义哲学同唯心主义哲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否认意识具有这样的能力。人的意识能够创造的惟一的东西就是精神产品：关于世界的形象、观念、概念和各种符号系统。而且这种创造严格地说也是人脑借助意识进行的。因此，创造世界的不可能是意识本身，而只能是具有意识的人，也就是获得世界的客观图景，并以自己的实践活动去改造世界的人。意识只有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才能参加到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列宁决不会用这样的话来强调主观能动性。他在《哲学笔记》中在强调人根据正确的认识可以改变世界这种能动性时，是这样表达的：“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对于历史是重要的。”[1](P117)“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等等。

这类解释把列宁写在这句话前边“换句话说”，说成是这句话不过是“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的另一种表述。这种解释也很难令人置信：第一，从列宁的手稿看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的话，并不是写在“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世界”的旁边或后边，而是紧靠着他转述黑格尔思想的话；第二，后边讲的能改变世界的是人，这完全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表述，而不是说意识本身就能直接创造世界；第三，“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这句话，已经把列宁所要表达的意思十分准确、通俗地表达出来了。已经没有任何必要再换一种说法。即使列宁还想换一种说法，也不会用这种唯心主义的语言来代替它，做这种画蛇添足的事。

至于在这类解释中还有人认为这种说法是针对“经济主义者”的，这种说法也很难成立。我们知道，在俄国，“经济主义者”的思想泛滥在19世纪的最后那几年。1914-1915年，列宁创作《哲学笔记》时，理论战线的主要任务已不再是批判经济主义者的错误思想了。而且，这句话是列宁在读黑格尔的《逻辑学》“概念论”时写的。在《逻辑学》中并没有什么与经济主义者的思想有直接联系的东西。相反，列宁当时读黑格尔，潜心研究哲学最重要的目的在于，要从理论上能实事求是地分析帝国主义时代的各种矛盾，特别是经济和政治矛盾的本质，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冷静地、客观地揭示帝国主义形成、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及其导致战争的必然性，从而为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作理论准备，在新形势下为无产阶级提供科学的指导思想、战略和策略，在这种关系到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的极其重大而严肃的问题上，怎么能设想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者的列宁，会用这种唯心主义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呢?列宁当时读黑格尔，潜心研究哲学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粉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庸俗进化论、折衷主义和诡辩。而列宁在其《哲学笔记》中在论述唯物辩证法与诡辩论的界限时，着重指出的就是他们的基础不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而诡辩论的基础则是主观唯心主义。如他说：“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就是实质所在。主观地运用的灵活性 = 折衷主义与诡辩。客观地运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1](P112)在这里，列宁强调的所谓客观，就是对不依赖于人而独立存在的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的灵活性的反映，是对世界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这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特征，是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而折衷主义与诡辩论的基础就是主观地运用概念的灵活性，它们表现为一种主观随意性。既然如此，怎么能设想列宁会用“意识创造客观世界”这样的主观唯心主义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辩证法思想呢?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这种解释是肤浅的，也是最省力的，但不能自圆其说，逻辑上有不少矛盾。在它身上还打有苏联哲学界对列宁《哲学笔记》的研究刚开始，还处在初级阶段的印记。长期以来，正是由于把这种明明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说法当作强调发挥主体能动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理论，这就使它冠冕堂皇地成了搞主观唯心主义、唯意志论的理论根据。

列宁的《哲学笔记》从其问世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已有三十多年，苏联哲学界何以对“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这句话的研究还停留在这样低的水平上呢?20年代至30年代初，德波林、阿多拉茨基等人对《哲学笔记》作了不少研究，怎么能说直至60年代中期苏联哲学界对这段话的研究还处于开始阶段呢?这只要联系苏联研究列宁《哲学笔记》的历史，稍作分析就不难理解了。

不错，在20-30年代，以德波林、阿多拉茨基为代表的一些苏联哲学家曾先后对列宁的《哲学笔记》作过一些研究，发表过一些学术论文。但总的看，这个时期只是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这部最丰富、最深邃、最有代表性的著作的开始。当时，主要精力还放在辨认手稿和出版原著上。研究的重点也主要是涉及到《哲学笔记》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研究《哲学笔记》的原则、《哲学笔记》的理论重点及其价值等这样一些重大问题上，还没有来得及深入到这一伟大实验室的内部，对其中的一些具体提法进行研究。

在苏联，虽然早在30年代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列宁阶段”的口号。但由于对斯大林同志个人崇拜风气的滋长，苏联哲学界把主要精力都放到阐释、宣传斯大林同志的哲学思想方面去了。真正对列宁哲学思想的研究实际上进行得很少。尤其是后来，斯大林同志主持编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只提《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奠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阶段的哲学基础，而只字未提《哲学笔记》。接着他又先后提出“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思想是对法国革命和法国唯物主义的贵族式反动”和意在强调《哲学笔记》的不成熟性，说它只是“列宁思想的实验室”的看法，甚至还告诫理论界：“决不许把列宁的札记、手稿变成某种(!)原则性的指示，甚或完整的‘学说’”(注：转引自菲·依·格奥尔吉也夫《论列宁的＜哲学笔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中文版，第3页。)。在斯大林的这种思想指导下，列宁的《哲学笔记》在斯大林在世时，始终未能作为列宁的基本著作编入《列宁全集》。这期间，苏联先后几次规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必读书，也始终把《哲学笔记》排除在外。不仅如此，在苏联阶级斗争扩大化，政治空气十分紧张的斯大林时代，《哲学笔记》这本以研究黑格尔哲学思想为主要内容，以札记、手稿形式出现的列宁本人并不是为公开发表而创作的未完成的著作，甚至成了无人敢于问津的一个领域。更何况这期间苏联还进行了好几年艰苦的卫国战争。在一切为了前线的战争年代，许多学科的研究几乎全部都不得不中断了呢!所以，从30年代中期直到斯大林同志逝世，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整个苏联只有波波夫一部关于《哲学笔记》的讲稿。未出过一部研究《哲学笔记》的专著，连关于它的论文也屈指可数。这期间，《哲学笔记》研究在苏联基本上是空白。

斯大林同志逝世后，50年代中后期，苏联的报刊虽然日益响亮地提出了加强对列宁哲学遗产研究的问题。但由于《哲学笔记》本身的难度，决定了对它真正深入的研究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够做到的。所以，直至60年代前半期，这段时间实际上只是恢复了对《哲学笔记》的研究，对其中一些具体原理的阐发，仍然处于开始阶段。加上教条主义对苏联理论界的长期影响，严重妨碍了他们对列宁写的“意识创造客观世界”这样的说法作实事求是的探讨。再有，赫鲁晓夫上台后，虽然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不少方面否定了斯大林，但他与斯大林都有片面夸大主观能动性的倾向，这恐怕也是苏联一些哲学家意识不到把“意识创造客观世界”说成是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意识创造客观世界”分明是唯心主义的提法，把它说成人有了正确的认识在实践中能改造世界这一解释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由于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理论界思想比较活跃，学术空气也一直比较自由，特别是1964年赫鲁晓夫去职后，他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错误受到批判，很快也有人对上述解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这句话是列宁概括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想。他们把这句话前的“换句话说”，说成是对列宁摘抄的黑格尔的晦涩难懂的语言而言的。从此开始了对这段话不同理解的争论(注：参看：费多谢耶夫《现时代的辩证法》，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5年俄文第2版“意识能否超越现实”一节。)。

这种解释与前者虽然截然相反，然而却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即缺乏理论分析，未能说出多少理由，同样具有简单化和武断的性质。首先，意识反映客观世界这分明是一切唯物主义共同的基本前提，怎么能把它说成是唯心主义的思想呢?其次，黑格尔是客观唯心主义者，在他那里，客观世界是绝对观念的外化和异在，黑格尔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说人的意识创造客观世界这样的话。怎么能把“意识创造客观世界”的思想强加给他呢?最后，这种解释与第一种解释一样，也只能为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提供理论根据。总之，在我看来，这种解释并不比第一种解释在理论上更深入，实际上它们是同一个层次的东西，同属于这句话研究的初期阶段。如果说它较之于第一种解释有进步，就是在于他看出，不能把“意识创造客观世界”看作是列宁的思想，力图找到对这句话的正确解释。

(二)

由于无论是把这句话简单地解释成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意识能动性的表述，还是把它说成是列宁复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想，都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都站不住脚；由于对立观点的出现，争论的展开，这句话引起了哲学家们的注意，对这句话的研究也迅速深入，相继出现了许多新的探索性的解释。

科普宁是苏联最具创造性的著名哲学家之一。他最先在1966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导论》中提出了对这句话一种新的解释。他说：“列宁摘录黑格尔的话时写道：‘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如果离开摘要单独拿出这句话来，那么它听起来就是唯心主义的：意识创造客观世界。然而在这里指的是另一回事，是说客观世界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具有创造性。”他还对这一解释补充说明道：“反映与创造虽然是两个概念，但它们在同样程度上反映认识的本质方面，一个不排斥另一个。”[12](P107)

这一解释把意识创造客观世界中的客观世界，由存在于认识主体之外，不依人的意识为转移的现实世界变成了观念的世界——关于世界的认识；把原来说的人按照正确的认识去改造外部世界由主观到客观的过程，变成了人认识世界，由客观世界到认识的过程。这种解释避免了人的意识创造现实的客观世界这种明显的唯心主义。较之第一类解释是一大进步。但仔细推敲起来也不是没有问题：一是这种解释中两个客观世界实际上指的已不是同一个东西——前者是指作为认识对象、存在于认识主体之外，不依赖于认识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客观现实；后者则是指认识主体对认识对象的反映，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而这种“客观世界”是不能离开认识主体独立存在的。第二，按照科普宁的说法，人的认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创造性反映。所以，意识，“认识既不单独属于主体，也不单独属于客体”[12](P103)。可是他在解释“意识创造客观世界”这句话时，又把关于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说成就是客观世界。这在逻辑上就自相矛盾。第三，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定，反映概念本身就包含了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具有创造性、能动性这种意思。在讲了意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之后，还认为有必要用意识创造客观世界来进一步补充说明意识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是具有能动性的，这不等于承认了反映本身是一个没有能动性和创造性，只是像镜子成像那样的机械、消极的过程吗?这就势必导致否认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反映概念的实质，抹杀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与旧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根本区别。第四，正如作者自己已经意识到“反映”和“创造”是两个概念。首先，列宁从来没有用过“创造世界”这样的说法强调过反映的能动性。他在《哲学笔记》中强调反映的能动性时，对于较简单、低级的认识，用的是“生动的直观”[11](P181)；对于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思维比“生动的直观”更能体现出反映的能动性：“表象不能把握整个运动。例如它不能把握秒速为30万公里的运动，而思维则能够把握而且应当把握。”[1](P246)其次，科普宁说：“反映”和“创造”“在同样程度上反映认识的本质方面，一个不排除另一个”。可是他对此并没有提供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再有，意识只是人脑的机能，真正具有反映能力，具有能动作用的只能是具有实体性存在、能从事实践活动的社会历史主体——人。不能说意识本身就具有这种能动作用。

与科普宁的解释水平差不多的另一种新的解释，是费多谢耶夫1978年在他的《现时代的辩证法》一书的俄文增订第三版中提出来的。他在“意识能否超越现实”这一节中说道，把“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这句话说成是列宁强调意识的能动性的真理性思想，或把它说成是列宁在做《逻辑学》笔记时简单抄录下来的原理，都不对。这两种解释都是片面的。他提出应当按照历史的线索来理解这句话。他认为，这句话是列宁用来指辩证唯物主义之前的旧唯物主义哲学的。它反映了旧唯物主义在解决哲学基本问题上的重要特征：在自然领域，承认意识是存在的反映，是派生的。而在社会生活领域，则认为是意识创造世界。他还以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为例说明了这个问题。[13](P424)值得注意的是，费多谢耶夫这本书在苏联出过三版，在1966年第一版中，作者还认为意识创造客观世界是列宁用来揭示意识的能动性的呢如上所引，1975年出第二版时，他认为这句话是列宁转述黑格尔的思想，而他提出这种解释也在凯德洛夫1972年早已提出更科学、更合理的解释之后。作者把这句话说成是指旧唯物主义，这就把这句话作为一个整体，消除了第一类两种解释不能把前后两个分句统一起来的毛病。就这句话本身看，基本上说通了。因此，我认为这种解释相当于第一类解释也是一大进步。

然而，仔细推敲起来，也不难发现。这种理解也像科普宁的解释一样，也还存在种种的问题：首先，这句话列宁是在读黑格尔《逻辑学》“概念论”中谈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时写下的。我们知道，这部分并没有涉及到旧唯物主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任何内容。怎么能设想列宁会在这里突然讲起旧唯物主义来呢?第二，正如前面已经指出，在这段话中，列宁在前后两个分句中用的都是同一个“客观世界”——是指自然界。有什么理由说他在第一分句中的“客观世界”是指自然界，而在第二个分句中的“客观世界”就是指人类社会的现实呢?第三，关于旧唯物主义在解决哲学基本问题上的重要特征，列宁在这之前早就多次作过科学的、明确的概括，如：他于1908年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就写道，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第三个局限性是：‘在上半截’即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保持着唯心主义，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11](P239-240)。他在创作《哲学笔记》之前写的《卡尔·马克思》一文中也讲过：“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15](P586)，等等。怎么能设想列宁还要用这种含混不清，只会引起歧义的语言来表征旧唯物主义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特征呢?

科普宁和费多谢耶夫的解释，都消除了第一类解释前后两个分句不能统一起来，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的情况，单就这句话本身看，大体上都可以说得通。但仔细推敲起来，各自又都还存在不少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作为深入探讨这句话的真实涵义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环节的这两种解释，在理论深度上是属于同一层次的东西，相对于第一类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的解释，都是一种很大的进步。

(三)

对这句话的研究从理论深度来看，我认为更高的层次要数凯德洛夫于1972年在《列宁思想实验室＜哲学笔记＞概论》一书中提出来的一种解释。凯德洛夫认为，“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这句话，既不是列宁的成熟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科学表述，也不是列宁对黑格尔唯心主义思想的简单复述，而是他对黑格尔的思想动的一次语言手术，是列宁改造黑格尔过程的一个中间阶段。所以这句话才呈现出这种介乎两者之间的面貌。

我认为这样的解释是合理的、可信的：

首先，《哲学笔记》中确有大量的事实表明，列宁在读黑格尔的《逻辑学》时，唯物主义地改造黑格尔往往有一个过程，特别是在遇到了比较复杂和困难的情况时，通常会出现几个层次分明的步骤。第一步是摘抄他认为很重要的黑格尔的思想和原文。第二步，为了把黑格尔的思想头足倒置过来，首先必须懂得黑格尔的话的真正涵义，不是用晦涩的，看起来不方便的，故弄玄虚的语言，而是用通俗易懂的话语把它表达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列宁在黑格尔的原文与表述的基础上开始提出自己的修正意见，但主要还是对黑格尔的难以理解和含混不清的话作说明。所以，这时还不是他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表述。第三步是完成阶段，是列宁对黑格尔进行唯物主义改造之后的自己的思想和原理的科学表述。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得在作为出发点的黑格尔唯心主义原理和列宁完成改造后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表述之间，出现一种介乎两者之间的词句。

例如，列宁对黑格尔关于辩证法的规定就是这样做的。他首先逐字抄下了黑格尔关于辩证法的规定的德文原文，并在旁边的空白处写道：“规定不是明确的!!!”既然如此，那就首先需弄清楚，黑格尔用这个规定到底想说明什么?列宁着手进行这种分析：他从黑格尔的规定中分解出三个要素，并对其中每个都作了评论。这时，他已不是简单地摘抄，也不是简单地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而是把黑格尔的晦涩艰深的语言变成了通俗易懂的语言。这就是列宁改造黑格尔过程中的中间阶段。然后就是列宁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对他在黑格尔那里找到的，他作了唯物主义解释的东西进行批判性的改造和进一步的发展。列宁写道：“或者可以较详细地把这些要素表述如下”，紧接着就是列宁自己表述的著名的辩证法的16条要素。[1](P237-240)

“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正是这种，至少有可能就是这种介乎黑格尔与列宁之间的中间环节。

其次，要正确理解这段有争议的话，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脱离上下文，把它割裂出来，孤立起来加以讨论。只要弄清列宁和黑格尔各自有关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的一贯思想就很清楚了。列宁在读黑格尔《逻辑学》(第二部分——主观逻辑或概念论)的“客观性”部分时，所特别感兴趣的是实践及其客观基础的问题。列宁在作了一些摘录和在空白处作了评注之后，在笔记本的中间用双垂直线分为两部分，左边摘录黑格尔的观点和表述，而在右边则写下同前面的摘录相反的、自己有关该问题的观点。一边相应的标题是“黑格尔”，另一边是“唯物主义辩证法”。他摘录黑格尔的第一句话是：“对机械性和化学性来说，目的是第三项，它是它们的真理。”与此相对立的列宁的观点是：“区分为机械规律和化学规律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外部世界、自然界的规律，乃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的基础。”接着摘录了黑格尔谈论目的问题的话：“因为目的自身还处在完整概念的客观性或直接性的范围内，所以它还受到外在性本身的影响，并且同那和它有关的某个客观世界对立着。”列宁在这段话旁边写道：“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面向着客观世界，以它为转移，以它来规定自己的活动……。”[1](P200-201)

在这一大段笔记之后，列宁在方框中提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事实上，人的目的是客观世界所产生的，是以它为前提的，——认定它是现存的、实有的。但是人却以为他的目的是从世界以外拿来的，是不以世界为转移的。”[1](P201)

可见，列宁从来都是把认识解释为自然界在人的思想、意识中的反映。列宁当然很强调主体的能动性作用，但他绝不是在“创造客观世界”的意义上说人的意识具有创造能力。在他看来，人的意识正确反映自然界的实质和规律，从而使人有可能为自己的实际利益和目的而运用自然规律。意识与已认识的自然规律的性质相适应，在人面前提出目的，然而这个目的只有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才能达到。这就是说，在他看来，具有“创造客观世界”能力的，只有人的实践活动、人的行动，而不是人的思想本身。

第三，意识“反映客观世界”明明是唯物主义的说法，你说这是列宁用来表述黑格尔的真正立场，来把黑格尔的说法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语言，这种说法有根据吗?在列宁《哲学笔记》的其他地方还有类似的情况吗?有。不仅有，而且还很多。

例如，列宁这样表述黑格尔的“归纳推理”，“类比推理(关于类比的推理)向关于必然性的推理的转化，——归纳推理向类比推理的转化，——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向从个别到一般的推理的转化，——关于联系和转化[联系也就是转化]的阐述，这就是黑格尔的任务。黑格尔确实证明了：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不是空洞的外壳，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更正确些说，不是证明了，而是天才地猜测到了”[1](P192)。这里列宁就用意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这种说法来表述黑格尔的立场。可见这种说法所表达的的确可能是黑格尔的思想。

就在这之前，列宁在表述黑格尔的辩证法时也曾指出：“由于黑格尔探讨客观世界的运动在概念的运动中的反映，……人对于世界的客观联系的认识是日益深刻的。在这里必须探求黑格尔逻辑学的真实的涵义、意义和作用。要注意这点。”[1](P190)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同样的说法。

再如，在《哲学笔记》中有一处关于黑格尔对把思维和客观性形式主义地分隔开来的普通逻辑的态度的地方，列宁先把黑格尔的话摘下来：“‘在这里思维仅仅被认为是纯粹主观的和形式的活动，客观的东西则被认为和思维相反，是某种固定的和本来就是如此的东西。但是这种二元论不是真理，并且，不问主观性和客观性的来源，就这样简单地接受这两个规定，这种做法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主观性仅仅是从存在和本质而来的一个发展阶段——然后这个主观性‘辩证地’‘突破自己的界限’并且‘通过推理展开为客观性’……”[1](P195)然后他用自己的话来表述黑格尔的立场。他写道：“极其深刻而聪明!逻辑的规律就是客观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反映。”[1](P195)

由此可见，列宁的确在自己的笔记中的许多地方都是用“客观事物”，客观世界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这种说法来表达黑格尔的真正立场，把他的说法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语言的。可见，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提法里，“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这半句话，决不能作为证据，用来证明整个提法似乎都是列宁有关这个问题的唯物主义观点。事实上它是列宁对黑格尔的明显的唯心主义观点的一种表述。

第四，说凯德洛夫院士的理解是正确的，只要弄清楚引起争论的这段笔记是怎样产生的，就更可信了。

在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将近结束时，即读到“概念论”的第三篇“观念”中的第二章“认识的观念”时，列宁对黑格尔如何谈实践和意识的能动作用特别注意。但同时他也感到黑格尔的论述特别艰深，有许多看不明白的地方，需要仔细分析，再一次回过头来研究。

列宁的笔记证明，为了弄懂黑格尔说的是什么，他不得不进行大量的工作。因为不弄清这点就不可能把本身尚未理解的东西纳入唯物主义的体系。因此，列宁先抄下了黑格尔的话：“……‘既然自为的概念现在是自身规定的概念，那么观念就是实践的观念，即行动’……”接着是列宁的笔记：“下面一节标题为《B：善的观念》”[1](P227)。然后列宁记下了他自己对黑格尔这段话是怎样理解的：“理论的认识应当提供在必然性中、在全面关系中、在自在自为的矛盾运动中的客体。但是，只有当概念成为在实践意义上的‘自为存在’的时候，人的概念才能‘最终地’把握、抓住、通晓认识的这个客观真理。也就是说，人和人类的实践是认识的客观性的验证、准绳。黑格尔的意思是这样的吗?要回过头来再看。”[1](P227)

在这之后紧接着列宁又写了这样一段话：“为什么从实践、行动只向善(das Gute)转化呢?这是狭隘的，片面的!然而有益的东西呢?毫无疑问，也包括有益的东西。或者，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这也就是‘善’?”接着又进一步写道：“所有这些都在‘认识的观念’这一章(第二章)中，即在向‘绝对观念’(第三章)的转化中——毫无疑问，在黑格尔那里，在分析认识过程中，实践是一个环节，并且也就是向客观的(在黑格尔看来是绝对的)真理的过渡。因此，当马克思把实践的标准列入认识论时，他的观点是直接和黑格尔接近的：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显然，这几段都是列宁努力在设法理解黑格尔的意思，揭示黑格尔原理的含义。所以，他在旁边写了“黑格尔论实践和认识的客观性”[1](P227-228)。

不用说，列宁在这里说马克思和黑格尔接近，是在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彻底唯物主义改造的意义上说的。但是有意思的是，列宁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寻找继承关系，并且找到了它。这使我们有可能理解列宁紧接在这后面记下的、已经是直接关于我们所关心的意识在其同实践的联系中的能动作用问题的笔记。

列宁把笔记中间用竖线分开，左边照抄黑格尔的说法，右边写自己对这些摘录的理解，最后是结论，是对黑格尔原理进行唯物主义改造后的列宁成熟思想的表述。在这里，实际上就是通过三个步骤才完成对黑格尔的改造的。即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说法到列宁本人的唯物主义的原理之间就有一个过渡阶段——把黑格尔的思想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

笔记本的左边是抄录的一大段黑格尔的话，列宁在上边加了一个标题：“认识论中的实践。”右边从“作为主观的东西的概念……”[1](P288-299)开始的一大段，列宁用以把左边黑格尔的话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语言，但在这里基本上仍保留着黑格尔本人的唯心主义观点。当他把这一工作做完后，可能是列宁重新把用自己的语言表述黑格尔的观点的话看了一遍，觉得意思还不够明确，于是又在右半边的上边加了这样一段话：“换句话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因为对黑格尔话的抄录和对他的话的解释两边开始写的文字基本上是平行的。这段话是后来加上去的，所以它在手稿上就越过了上一段笔记的界限。鉴于这种情况，这里的“换句话说”，是关于右边理解的另一种更清楚、更简练的表达，也是左边黑格尔观点的另一种说法。它是列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黑格尔的意思。这里已有了初步的改造，所以，就使整段话呈现出了亦此亦彼的面貌。

黑格尔的意思完全清楚了，完全可以把其中的合理因素吸收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对其作辩证唯物主义的改造和发挥了。于是，这时列宁加以总结，在最后提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这就是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这才是列宁本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才是他关于主体具有能动性的思想。后来，列宁又进一步发展了他对意识与实践关系的唯物主义理解：“人给自己构成世界的客观图画；它的活动改变外部现实，消灭它的规定性( = 变更它的这些那些方面、质)，这样，也就去掉了它的假象、外在性和虚无性的特点，使它成为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 = 客观真实的)现实。”[1](P235)

把对“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这句话的理解放到列宁和黑格尔各自有关这个问题的整个思想中，联系列宁改造黑格尔的过程、方法，联系整个《哲学笔记》加以把握，把它看作是列宁改造黑格尔过程中的一个中间阶段，是列宁用他所特有的方式对黑格尔的纯粹唯心主义观点的一种表述，我认为这种理解逻辑上首尾一贯，是可信的，符合这段话的本来面目。[16](P48-74)

70年代，苏联哲学界能对列宁《哲学笔记》中这段话作出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理解不是偶然的。首先，从政治形势方面看，赫鲁晓夫上台以后，通过批判个人崇拜，使苏联理论界空前活跃起来。后来，勃烈日涅夫上台以后，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管理。但一般地讲，他也很注意对正常的学术讨论不采取粗暴的行政干预的做法。总的看，在他当政期间，苏联的学术空气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一些远离政治现实的抽象的理论问题的争论还是很自由的。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情况是，苏联哲学界自5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系统理论后，经过10多年的努力，系统性原则在哲学家头脑中已经扎根。这恐怕也是凯德洛夫所以自觉地运用系统性原则来研究这段话并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再从苏联研究列宁《哲学笔记》的情况来看，他们于5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深入研究列宁哲学遗产的问题。60年代对这段话的争论又推动了哲学家对这段话的探究。1967年8月14日苏共中央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发展社会科学和提高社会科学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措施》的决议发表后，把唯物辩证法理论系统化成了苏联哲学战线的头号任务。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过的各种哲学原理和他们关于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体系的思想。我们知道，列宁的《哲学笔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在这两方面作出的贡献最多的著作。所以，从60年代后半期开始，在苏联哲学界很自然地形成了一股研究列宁《哲学笔记》的热潮。到了70年代中期，苏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具体的传统的基本原理的研究都日趋深入、成熟，进入了把它们加以综合，系统化的阶段。对这段话的比较成熟的理解，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取得的。

对这段话的科学解释由凯德洛夫院士最后提出来也不是偶然的。早在20年代，凯德洛夫就帮助H·A·波德沃伊斯卡娅为准备出版列宁的《哲学笔记本》做过手稿的辨认工作。从那个时候起就对列宁的《哲学笔记》产生了兴趣，并开始研究它[17](P63)。接着他又迷恋上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大逻辑和小逻辑，这样在研究列宁《哲学笔记》的同时研究了列宁与之打交道的黑格尔那些著作本身，使他对《哲学笔记》的研究大大深化。稍晚凯德洛夫在红色教授学院继续研究这一著作，听了关于《哲学笔记》的课，后来在苏联科学院读研究生时又专门研究了它(材料来自勃.姆.凯德洛夫的手稿，《列宁准备辩证法著作的进程(＜哲学笔记＞导读)》“编纂者的话”。俄文手稿由其夫人向作者提供)。在50年代以前苏联发表的寥寥无几的几篇关于列宁《哲学笔记》的学术论文中，就有凯德洛夫1947年发表在《哲学问题》第二期上的《论列宁的哲学笔记本》一文。50年代，又是他发表文章最先提出了深入研究列宁哲学遗产的问题(参看勃.姆.凯德洛夫发表在1955年《共产党人》杂志，第14期上的文章)。他自己身体力行，和别的哲学家一起深入探讨列宁的《哲学笔记》，从60年代起先后出了《辩证法、逻辑与认识的统一》(1963年)、《列宁辩证法的要素》(1965年)、《列宁思想的实验室(列宁＜哲学笔记＞概论)》(1972年)等一系列关于《哲学笔记》的专著。他是苏联最富盛名的哲学家，也是对列宁《哲学笔记》研究得最多、最深入的学者之一。对这段话的合理的理解，是他长期对列宁《哲学笔记》作艰苦研究的结果。

现在我国哲学界对这段话的理解基本上还停留在前苏联哲学界对它理解的初期水平上，这也反映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起步晚，后来又受到严重干扰，实际上停顿了很长时间这种状况。此外，可能也与过去我们长期搞主观主义、唯意志论，因此看不出把它说成是列宁的成熟观点的表述的毛病，甚至还需要把这种“意识创造客观世界”的唯心主义命题作自己的理论根据有关。现在是认真检讨这种理解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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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Б·М·КЕДРОВ Из лаборатории ленинской мысли МОСКВА Иэдательство　мыслъ Глава Ⅲ c48-74，1972.

最有哲理的一句话篇4

[论文摘要]二十世纪初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转向”，产生语言哲学。作为语言哲学的奠基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为言语行为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奥斯汀在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的影响下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塞尔继承和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并提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言语行为理论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成为二十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最有影响力的语言哲学理论。随着言语行为研究的深入，语用行为理论应运而生。

[论文关键词]语言哲学；语言游戏说；言语行为理论；语用行为理论

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被称为是现代哲学的一场革命，从此西方哲学从认识论哲学转向语言哲学，语言哲学成为第一哲学。哲学研究的主题从“自我”转向了“语言”，哲学研究的内容和形式也从“思维”、“意识”、“主体”转到了“语言”、“意义”、“逻辑形式”，从概念思辨体系研究转向了对自然语言的本质、意义和应用的研究。维特根斯坦(以下简称维氏)的语言哲学观，从重视理想逻辑语言的研究转向了日常语言范畴的分析，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维氏后期语言哲学观中的言语行为思想

维氏的语言哲学前期关注语言与逻辑的关系，后期关注语言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维氏后期的语言哲学观对日常语言学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日常语言分析的转向。维氏后期的思想对他前期哲学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断定语言和世界都不具有任何本质结构，反对命题是事态或实事的逻辑图像，认为语言由各种各样的语言游戏组成，而语言游戏根植于生活形式之中，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日常语言的实际用法。这里的语言实际用法，指的是语言在实际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他认为语言哲学的目的不是研究“理想语言”，而是研究实际语言现象，研究日常语言的功能。维氏在他的《哲学研究》一书中这样说道：“我们站在光滑的冰面上，那里没有摩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条件是理想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法行走。我们想走，我们就需要摩擦。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吧!”(窑)维氏后期开始放弃对理想语言的研究，回归到对语言日常用法的研究上来。

维氏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他的日常语言哲学观推翻了索绪尔等人确立的“语言”的统治地位，把抽象的语言转化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具体的语言游戏，即“言语”活动。

2、语言游戏说。维氏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半叶就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他把语言及其语言相关活动所构成的整体行为活动称为语言游戏，这是维氏后期理论的核心，也是他把语言和游戏相比较得出的结果。在维氏看来，语言是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手段，是一种活动或言语行为，而且是人类全部活动中的最重要的活动。语言游戏说的提出是维氏对其前期哲学思想——《逻辑哲学论》中意义图像理论的扬弃。意义图像理论认为世界最终是由简单的对象组成的，而且这些对象之间能够以特定的方式相联系。维氏后期认为逻辑分析不能用来确定语词和语句意义，因为语言是一种实际使用活动，是一种游戏，只有在语言游戏中或者通过做语言游戏才能掌握语词的用法，从而把握语词的意义。语言的意义不再是某种实体，而是语言的功能和性质，语言的意义应由语言的日常使用来决定。

维氏认为语言游戏的种类是无限多样的，它主要表现在一词多义的普遍现象上，不同的语言游戏之间不存在完全相同的特点，只有部分特征的相似，这就是维氏提出的关于各种语言游戏之间存在“家族相似”的论点。现在看来，在日常语言的使用中各种事物之间既不存在绝对的相同，也不存在绝对的差异，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人们可以不同的方式说出某种请求。维氏在《哲学研究》中考察的语言是动态中的语言，即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他认为不同的生活形式就会带来与之相对应的不同的语言游戏，“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形式”。

语言游戏具有游戏的规则，没有规则就没有语言游戏，因此使用语言必须遵守语言规则。不同的规则产生不同的语言游戏，也会产生不同的语言意义。语言游戏说从根本上否定了从语言与实在的一一对应关系中寻求意义的观念，强调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活动。他把语言与活动紧密联系起来。把对语言本身的分析转向对言语行为的分析，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观已经体现了言语行为理论的思想。"

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

作为语言分析哲学日常派的奠基者和主要代表人物，英国哲学家奥斯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维氏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奥斯汀从人类的行为角度诠释人类语言的性质和功能，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他把言语行为看成是意义和人类交流的最小单位。但是他反对维氏的有关语言的使用方式是无限多样的观点。他认为语言的使用方式是有限的，并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和概括。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阐述了以言行事、把语言看作行为的观点，强调语言表达的主要作用就是完成各种言语行为。人的精神的意向性和意识的意向性是言语行为的产生基础，说话者意识的意向性决定其言语行为，言语行为是实现说话者意向的表达和传递手段。

奥斯汀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在研究对象、目标和方法等方面开辟了语言哲学的新领域，成为现代语用学的标志性理论。奥斯汀早期区分了表述句和施为句。认为表述句的功能在于断言或陈述事实，描述状态，报道事态，有真假之分；施为句的功能在于能够实施某些行为，如命令、请求、问候、感谢等等，不存在真假之分，但有适当和不适当之别。奥斯汀研究的重点是施为句，他认为施为句不描述、报道、断言任何东西，没有真假。说出一句话，就是实施一种行为，或是一种行为的～部分。他假设施事行为和施事动词一一对应，可是又无法列举出所有的施事动词，因此他根据以言行事行为的语力把施事行为分为五大类，即判定式、执行式、承诺式、阐释式、行为式。后来奥斯汀发现施为句和表述句并不能很容易地区分开，因为有些施为句像表述句一样也有真假之分，施为句的适当性与表述句的真假性不是一个绝对的对立关系，中间还有程度的差异。他还发现有些句子既不属于施为也不属于表述，而是表示对听话人的影响或带来的某种结果。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奥斯汀继而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使言语行为理论进一步趋于系统化和精确化。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分类缺乏统一的标准，而且标准之间有重叠现象。二是奥斯汀把言语行为和言语行为动词等同起来，分类中列举的动词类别重叠。实际上，言语行为与言语行为动词并不存在完全对等的关系，这是因为并非所有的动词都是言语行为动词，完成言语行为也可以不用言语行为动词。三是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重点研究说话人的施事行为，对取效行为研究不够，同时忽视了交际活动中听话人的作用，因而也就难以解释社会交往中的语言功能。事实上，任何一个言语行为的实施都包含着交际双方的背景知识、语境知识、社会关系、心理状态、说话人的意向和听话人的推理能力等因素。在实际交往中，交际行为的成功与否，除上述因素外，交际策略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对此却无暇顾及。四是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重归类，轻比较，分析有余，综合不足。

三、塞尔对盲语行为理论的发展

奥斯汀的弟子、美国哲学家塞尔在继承并修正奥斯汀的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了言语行为理论。塞尔不仅继承和修正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而且把对言语行为理论和对话语意义的研究提升到对人类交际的研究。他认为使用语言就像人类社会的许多其它活动一样，是一种受规则制约的有意向的行为活动。他继承和发展了言语行为三分说，取消了以言表意行为，认为它与以言行事行为没有根本的区别。他用“命题行为”取代了以言表意行为，把言语行为分为四类：发话行为，命题行为，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

塞尔提出了不同于奥斯汀的发话行为和命题行为这两个全新的概念。他在研究言语行为时把一句话的命题内容和它的施事行为联系起来。塞尔对语言功能的划分比奥斯汀的划分更加深入和全面，但塞尔对奥斯汀的以言行事行为的分类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奥斯汀的分类只是对施为动词的分类，而不是对行为的分类。塞尔对言语行为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考察和研究，把以言行事行为重新分为五类：即断定式、指令式、承诺式、表情式、宣告式。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的一大特征就是强调语句的意向性概念。在言语行为之中，说话者用语言符号表达意向，但是语言符号本身并没有意向性，它是由心智的意向性派生而来。因此，意向性是语言交流的一大特征。塞尔在强调意向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言语行为规则的重要性，他认为意义是内在意向和外在言语行为规则相结合的产物，话语的意义不仅在于说话者的意向，还在于规则、约定、习惯等因素。

在言语行为理论发展阶段，塞尔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即通过一个言语行为间接实施另一个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使人们意识到语句的字面意义和话语意义不是一一对应的，一句话因语境不同可能同时具有多个话语意义，一定的话语意义也可以有多个句子形式来表达。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语句的字面意义和说话人的言外之意的关系问题，同时强调了语境和交际者双方共有的知识在理解话语时的重要性。

但是塞尔对施事行为的分类仍然有不足之处。第一，塞尔的分类前后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并不是像他所声称的那样分类建立在言语得体的条件之上。第二，塞尔提出了区分施事行为的十二大准则，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只使用了其中的四个，这种做法让十二大准则失去了意义。第三，塞尔对言语行为的分类主要是从心理状态、适配范围和施事目的三个方面做出的，分类相互交错，如果换一个角度分析言语行为，就会有不同的分类。第四，尽管塞尔承认语境在间接言语行为的解释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他没有提出在不同的言语行为中，语境条件必须具体化，否则无法准确理解话语含义。第五，塞尔把言语行为的研究局限于人的心智，忽视言语行为是一种人类的社会交往活动的特点，忽视了言语行为的社会性。

四、梅伊的语用行为理论

随着言语行为研究进一步深入，语境、社会和文化因素进入了言语行为研究的领域。当代著名语用学家梅伊(Ja．cob．L．Mey)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语用学理论。他把语用行为界定为语境化的适应性行为，把所有使自已适应语境或者是使语境适应自己的交际行为，都归类于语用行为。这些行为包括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会话行为、非语言交际行为等。该理论十分强调语言的社会功能，认为语言同社会、文化、环境等密不可分，语用行为既产生于语境，同时又受语境所制约。梅伊的语用行为理论突出了交际行为的语境对语言使用的决定作用，强调语言交际是一种社会行为，社会在通过适当条件、规约、文化等方式发挥作用。

语用行为理论和言语行为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对“行为”一词的所指不同。语用行为理论的“行为”指主要通过语言进行的社会交往活动，包括说话、表情、动作等所有言语和非言语交际行为；而言语行为理论的“行为”则专指说话人的话语，即使用语言的行为。语用行为理论从语言使用和理解的角度，研究人们的交际自由、制约以及因此而决定的交际行为，把言语交际看作社团成员之间的社会文化行为，突出语境特别是社会、文化语境的重要作用。在语境中言语和非言语交际行为的地位是平等的。语用行为理论强调的是情景决定话语，即情景是第一位的，实际说出的话语是第二位的，因为施为行为和取效行为如何都最终取决于具体情景或语境。

语用行为理论把研究重心从微观层面的言语本身，转向宏观层面的以言语为主的交际行为和行为效果，把研究重点放在语境为交际行为(言语和非言语的)所创造的可能性或自由空间上，更加关注交际行为是否有效，认为凡是交际者在语境中认为可以接受的行为就是恰当的语用行为。语用行为理论在更高的层次上阐释了言语行为理论所描述和解释的语言现象，展现了当代语用学研究新的发展空间，预示着语用行为研究将成为言语行为研究发展的新趋向。

五、结束语

最有哲理的一句话篇5

【关键词】语言哲学;言语行为理论

人类从产生交流以来从未停止过对语言和行为之间关系的思考和研究。上个世纪初，西方哲学经历了一场革命，哲学研究从认识论哲学进行了其语言学转向，语言哲学成为第一哲学。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进行了一系列的思考和研究，进一步促成了语言学转向的发展。之后，言语行为理论逐渐成为了语言哲学研究的主要线索。

上个世纪维特根斯坦从早期对于逻辑语言的研究逐渐转向了日常语言的分析，提出了新的语言哲学观。他认为语言和世界都不具有任何本质结构，语言由各种各样的语言游戏组成，而语言游戏深深嵌入了生活形式之中，因此语言哲学研究的不是“理想语言”，而是研究语言现象，也即日常语言中所体现出来的功能和特性。他在《哲学研究》一书中曾指出：“我们站在光滑的冰面上，那里没有摩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条件是理想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法行走。我们想走，我们就需要摩擦，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吧！”从这些语言表述中可以看出，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否定了“光滑”的理想语言，提倡研究日常“粗糙”的生活语言。他的日常语言观颠覆了索绪尔等人确立的“语言”的统治地位，将抽象的语言还原为具体的“言语”活动。他认为语言游戏的种类是无限多样的，主要表现在一词多义的普遍现象上，各种语言游戏之间存在“家族相似”。即不同的语言游戏之间不存在完全相同的特点，只有部分特征的相似。现在看来，在日常语言的使用中各种食物之间不存在绝对的异同。例如，人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相同要求。他认为没有规则就没有语言游戏，因此，使用语言必须遵守语言规则，不同的规则产生了不同的语言游戏，从而产生不同的语言意义。语言游戏说从根本上否定了从语言与实在的对应关系中寻找意义的观念，强调了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活动。维特根斯坦把语言与活动紧密联系起来，把对语言本身的分析转向对言语行为的分析。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观已经体现了言语行为理论的思想。

奥斯汀发展了维特根斯坦的早期言语行为理论的思想，从人类行为角度诠释人类语言的性质和功能，提出了新的言语行为理论。奥斯汀认为语言哲学应当首先研究具体的言语行为，然后通过言语行为去考察语言和外部世界的关系。研究言语行为首先通过观察日常语言使用方式，发现描述或陈述事实不是语言的主要功能。因为大量陈述句无法用真假判定意义。奥斯汀在区分了记述式和施行式之后，着力研究了施行式的性质。他提出了一个“恰当性”的概念来分析施行式行为。一句话要成功地完成一个行为必须符合六个条件，即：（1）话语人说出必须有一条能被普遍接受的约定程序;（2）在一定场合下，特定的任何情况必须适合特定要求;（3）所有参与者都必须正确地实施程序;（4）所有参与者都必须完全地实施程序;（5）说话人必须有真诚的意图按程序完成这些行为;（6）说话人必须随后去做这些行为。说话人说出一个施行式话语时，只有具备了以上条件才能说是恰当的，否则就会造成话语的不恰当。但之后奥斯汀发现很难找到区分记述式话语和施行式话语的纯粹形式标志，而且记述式话语也有适当与否之分，而施行式话语也有真假值的问题。因此，奥斯汀得出了一下结论：所有话语都或明或暗地实施某种行为，即所有言语都是行为，进一步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三分说”，即：以言表意行为（locationary acts）、以言行事行为（illocationary acts）和以言取效行为（perlocationary acts）。奥斯汀明确提出一切语言都说行为，并对语言行为进行分类，探索了语言、行为和意义的关系，他的研究不仅对哲学，同时对整个人文科学的发展都有重大影响。

奥斯汀的弟子、美国哲学家塞尔在继承和批判奥斯汀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完善了言语行为理论，重新对依言行事的行为进行了分类，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他把奥斯汀的言语行为三分说发展为命题内容和以言行事。他认为，要实施某一言语行为，必须满足以下四个恰当条件：第一，根本条件（essential conditions）：说话者打算通过说出一个语句，使他承担实施某一行为的义务;第二，命题内容条件（content conditions）：说话者在说出一个语句时表达了一个命题，说话者断定了自己将来的行为;第三，准备条件（preparatory conditions）：听话者愿意实施说话者的行为，并且说话者相信他所要做的事实符合听话人的利益的，但这件事并非是他经常做的;说话者在事情的正常进程中将去实施某一行为，这对说话者和听话者来说都是不明显的。以言行事要有一定的要旨（point）。语言中有一种最小努力原则在起作用，体现为以最小的语言努力去获得最大的以言行事的结果和原则;第四，真诚条件（sincerity conditions）：说话人真诚打算从事某一行为。依据以上四个分类原则，塞尔将言语行为重新分为五类，即（1）断言类（assertive）或描述类（representatives），指描述世界上的状况或事件的言语行为;（2）指示类（directives），说话者想让听话者做某事;（3）承诺类（commissives），指说话人对将来某个行为作出承诺的行为;（4）表达类（expressives），说话人表达自己对某事的情感和态度;（5）宣告类（declaratives），指能改变世界上某种事态的言语行为。塞尔法阵了言语行为理论，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完全抛弃了语句字面意思的研究，主张意义理论和言语行为的一致，这对于言语中隐含意义的理解做出了有益探索。间接行为的提出也使人们认识到句子结构和句子的施为用意之间并不存在对应关系。

言语行为理论强调了说话就是做事，明确区分了语句的字面用意与言外之意，并同时强调了各种语境因素和社会因素在确定句子意思上的作用。这对语言哲学领域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突破与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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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哲理的一句话篇6

论文摘要：20世纪初，西方出现了研究语言学的热潮。英国哲学家奥斯汀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是其中一项重大的突破。他认为说话本身就是一种行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不应是词和句子，而应是通过词和句子所完成的行为。美国语言学家塞尔系统地修改了言语行为理论，除了认同言语行为是语言的最小单位，还发展了奥斯汀的观点，并提出了“问接言语行为理论”。

论文关键词：言语行为理论 奥斯汀 塞尔间接言语行为

0引言

言语行为理论由英国哲学家奥斯汀在他的著名哲学著作《怎样用语言做事)(HowtoDoThingswithWords)里提出的。一经提出，就在语言哲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书中不仅探讨了语言使用问题，而且系统地研究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说话本身为何就是一种行为。他认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不应是词和句子，而应是通过词和句子所完成的行为。然而，由于奥斯汀英年早逝，他的理论并不够系统和完整。美国语言哲学家塞尔在批判继承奥斯汀理论的同时，系统地修改了言语行为理论，为言语行为提供了语言哲学的理论基础，并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从而使言语行为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1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

尽管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言语行为这一提法就已经被人类学家林诺夫基、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等人所使用了，但现代语言哲学意义上的言语行为的概念却是奥斯汀最先提出的。奥斯汀通过对人的言语行为的研究，建立了言语行为理论。他开始明确地把话语分成了述谓句或指陈性的语句以及施为句或有施事能力的语句。奥斯汀的研究重点是施为句。施为句一般都含有许诺、道歉等的动词。施为句的主语是说话人，表达以上功能的言语行为动词用一般现在时。为了使言语中的行为得到真正实施，奥斯汀认为必须满足三个大的恰当条件，否则就是不适宜的言语行为。这些条件是：①必须存在允许某种人在一定环境下说某些话并且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双方都接受的既定模式，而且特定的人和环境必须适于这种既定模式；②所有参与言语行为者都必须正确而完全地遵照这种行为模式；③说话者必须言自内心而且言出必行。

奥斯汀认为“言即行”，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由三种行为组成。因此他将言语行为划分为：①说活行为(1oeutionaryact)是一种以言指事的言内行为，主要强调言语的发出，用句子叙述、报告、描写事物，句中有意思、有指称，所叙述的事物可分真伪。这就是通常意义上的说些什~(sayingsomething)的行为。②施事行为illocutionaryact)是一种以言行事的言外行为，主要强调说者话中的用意，如要求、命令、询问、祝愿、承诺等。奥斯汀用公式“Insayingx，1wasdoingY”来表示这种行为。比如Insaying“1wilcometo--m olTow”，1wasmakingapromise．③取效行为(perloeutionaryact)是一种以言成事的言后行为。行为本身是讲活的结果，主要强调听者受到的影响。奥斯汀认为，言语行为并不是单一的，同一句话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比如“走过来”这句话。"

他对我说：“走过来。”——说话行为

他命令我走过来。——施事行为

他说服我走过来——取效行为

施事行为是三中言语行为中最重要的一种，是其言语行为理论的核心。

2塞尔言语行为理论

塞尔发展了奥斯汀的观点，在同意奥斯汀的语言交流的最小单位是被完成了的某种言语行为这一基础论断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说话者通过说一句话或若干句话来执行一个或若干个言语行为，可是言语行为本身与用于完成言语行为而说出的话语不能混为一谈。塞尔认为：“我们之所以认为研究言语行为对语言哲学是重要的，是因为一切语言交流都包含言语行为。语言交流的单位，并不是通常认为的那样是符号、词或句子，甚至也不是符号、词或句子的标识，而是完成言语行为时符号、词或句子的产生。更确切的说，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句子就是以言行事行为，而这种以言行事行为就是语言交流的最小单位。”

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是塞尔的重大贡献。塞尔认为，语言交际的最基本单位是言语行为，而语言的形式和功能又不是一一对应的，一句话有可能具有多种功能。哪一种是说话人的真实意图呢?听话人又该如何理解呢?比如“Canyoupassthebook?”这句话我们就不能从字面去理解，它并不是“询问”听话人是否具有递书的能力，而是向听话人作出某种“请求”。这就是语言使用中的语言间接性现象。语言间接性是语言的形式和功能不一致带来的结果。塞尔认为：通过实施一种言语行为来间接实施另一种言语行为就是间接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就是解决说话人如何通过“字面用意”来表达间接的“言外之力”，或者说，听话人如何从说话人的“字面用意”中推断出其间的言外之力。

此外，塞尔还把间接言语行为分为规约性(conventiona1)间接言语行为和非规约性(noneonventiona1)l~接言语行为。所谓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指对“字面用意”作一般性推断而得出的间接言语行为，即根据句子的句法形式按习惯可以立即推断出间接的“言外之力”。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的应用，主要是出于对听话人的礼貌。比如：“Couldyoupleasebeatitltemorequiet?”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较为复杂，更依赖于说话双方共知的语言信息、背景知识和所处的语境来推断。

3结束语

最有哲理的一句话篇7

听了尼克·胡哲的演讲，心中一直荡漾着层层的波澜，久久不能平静。

尼克·胡哲天生没有手脚，可是他却活的那么有意义。凭着他那坚强的意志，却获得了两个大学的学士学位！这不得不使我们正常人都佩服有加，他的演讲富有激情，也很有趣，他曾经说过：若上帝没有赐你一个你想要的奇迹，那么他其实是想你成为别人的奇迹！多么感人的一句话，正是这句话激发了许多残疾人的斗志。更感动了千千万万的正常人！

尼克·胡哲曾被许多学校拒绝过，这使他连自杀的心都有了，好不容易有一个学校愿意接受他，可是他上学的第一天，居然有十二个人嘲笑他，他想：如果再有一个人嘲笑我，我就不活了。放学的路上，一个小女孩儿叫住他，尼克·胡哲心想：完了，我今天活不成了！可是小女孩儿说：“尼克，你今天很棒！”就是这简单的一句话，把他从绝望的边缘拉了回来。

这件事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你的一句话可以拯救一个人，也可以毁掉一个人！

做为我们教师，对学生的每一句话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一句话可以使一个孩子拥有上进的决心，有时候一句话又可以影响一个孩子的一生。做为我们教师，一定要时时刻刻鼓励我们的学生，扬起他们生活的风帆。

不要抱怨生活如何不尽人意，看看尼克·胡哲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态度，我们还能说什么？记住：对生活充满希望，永不放弃，爱自己，爱他人！每个一个自己都是最独特的，最美的！

最有哲理的一句话篇8

论文关键词：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言语行为理论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l951)是“二十世纪六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改变了哲学争论的术语．在当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中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维特根斯坦一生以1933年为界(44岁，开始向学生口述《蓝色笔记本》，表明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前后发展了两种哲学．即所谓“前期维特根斯坦哲学”和“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前期以《逻辑哲学论》(1922)为代表．讨论了弗雷格和罗素提出的一些问题，但同时也追求他自己在逻辑、语言及其哲学意义方面的独特目标．对逻辑实证主义产生影响了后期以他去世后出版的《哲学研究》(1953)为代表，对日常语言学派产生了影响。同一个维特根斯坦，其前后思想迥然有别．而且义分别对语言哲学的两个不同流派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情况在哲学史上是罕见的。

除却其哲学思想。维特根斯坦的个人生活在人们心中也有着许多传奇色彩——与艺术界的若即若离，性格孤僻和作风怪异．渴望人类本真情感和追求近乎原始生活。笔者研读了关于他的传记和著作，试图走近这位“西方哲学工周的虽后牛仔”。本文是在此基础上的一些述评．着重阐释其后期的语言哲学主张，并试图深入分析言语行为理论与维氏观点的思想渊源关系。

1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

维氏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散见于《蓝色和棕色笔记本》《哲学语法》《哲学研究》《论确定性》及其他的一些相关论述中，其中，《哲学研究》最为主要，它是后期维氏思想的总汇和代表。其实。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学思想源于他对自己前期思想的反恩与批判。自20年代起．维特根斯坦就摈弃了《逻辑哲学论》中的观点．从重视逻辑语言的研究转向日常语言的分析．逐步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语言哲学观。

“语言游戏(sprachspie1)观”是维氏后期语言哲学的基础。这一观点的提出是出于对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传统语言观念的批判。在《哲学研究》的一开篇．奥古斯丁给我们描绘了“人类语言本质的一幅特定的图画，即：语言中的语词是对象的名称——句子是这样一些名称的联系蚍。这就导致了这样一种语言观；“每个词都有一个含义；含义与语词一一对应；含义即语词代表的对象。为了批判奥古斯丁的哲学图厕，为了批判传统的语言观念．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语言游戏”观。在《哲学研究》中。维氏像在后期的其他著作中一样，并没有给出“语言游戏”的一个明确定义。在他看来，“语言游戏”不可定义，只可描述。“我们会向他描述一些游戏，也许还会加上一句：“这个．以及诸如此类的，就叫‘游戏。”维氏正是这样向我们描述的：“孩子们学习母语的诸种游戏”。“某种原始语言”．“跳皮筋时的唱词‘小皮球，香蕉梨。马兰开花二十一”，“语言和活动所组成的整体”等相类似的事情就是语言游戏。

语言游戏具有复杂性．如同“迷宫蚍。]卸”，如同“老城”；语言游戏又是多种多样的．例如：请求．感谢，问候．唱歌。报道一个事件，把一种语言翻成另一种语言等等。“这种多样性决不是什么固定的东两。一旦给定就一成不变i新的语言类型。新的语言游戏．我们可以说．会产生出来，而另一些则会变得陈旧。被人遗忘”。

在这些多种多样的语言游戏之间并没有什么共同的本质，“你睁着眼睛看．看不到所有这些活动有什么共同之处．但你会看到相似之处、亲缘关系，看到一整系列这样的东西。这种相似是“盘根错节的复杂网络——粗略精微的各种相似阳。维特根斯坦用“家族相似”来表达这些相似形的特征．因为家族成员之间的各式各样的相似形就是这样盘根错节的；身材、面貌、眼睛的颜色、步态、脾性。等等．等等”．因此“各种‘游戏’构成了一个家族”。

在语言游戏观的基础上，维特根斯坦对于意义问题进行了重新理解。提出了“意义即用法”的口号。维特根斯坦问：“符号自身似乎都是死的。是什么给了它生命?”答日“它在使用中有了生命。”维特根斯坦呼吁：“请把句子视作上具，把句子的意义视作其使用!”一个词的含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字词的用法相同，它们的意义也相同．用法相同的句子就是意义相同的句子。在此需要提醒的是．“维特根斯坦并不是给‘意义’一词下定义。也不是要提出任何关于意义的理论“尽管后人常把他的观点称为是意义的用法理论”。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他仅仅描述了“意义”。

意义即用法的观点实际上是反对人们讨论字词、语句时抽象地讨论它们的意义问题，要求人们深入生活，从丰富的日常生活中探讨它们的具体意义。例如，“这是红的”这句话．要了解其意义．只有将其放到使用这个句子的语言游戏中。这句话用于不同的语言游戏．就有不同的意义．它可以是一句台词、教师讲课时的例句、一句泽文、某种特殊的“黑话”或口令……在每一种用法中都有不同的意义。正如游戏没有统一的本质。只有一种家族相似一样，语言也不存在一种共同的本质(如语言的逻辑形式)，也没有统一性意义．而只有意义的家族。总之．意义存在于语育游戏之中．由在语言游戏中的用法(使用、功能)决定。按照这种理解．语言有意义就是语言具有能在游戏中使用这种功能或性质．因此语言的意义不再是某种实体。也就避免了对应实体是否存在与意义之间的那些无法解决的困难。“无论是否具有承担者，只要它仍能在交际中使用．就应该说是有意义的，而不必再去追问其意义是什么实体。

语言游戏说与“意义即用法”的理解离不开一个关键的概念。生活形式。生活形式的概念在《语言哲学》中先后仅仅出现过5次，但却有着特别的意义。它是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观的基础。从广义上来说．人类的生活形式是“人类对待自己生存环境的特殊方式．“语言行为是人作为生物有机体的存在物对于环境的反应的自然延伸。维氏说：“命令、询问、讲述、聊天．这螳都和吃喝、走路、玩闹一样，属于我们的自然历史。”狭义的生活形式是指“一定的民族一定的社会群体等的生活形式钉”，在这样意义上的生活形式是多样的。“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形式。语言游戏是生活形式的一个组成部分：“用语言来说话是某种行为举止的一部分．或某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由于语言游戏与生活形式的联系．语言的意义也与生活形式紧密相连。因此理解意义。就要深人理解生活。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如果一头狮子会说话．我们也不能理解它。这是因为它的生活形式(不管是广义还是狭义的)对于我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即使它所说的是我们的话语，我们也无法理解它。

最后．我们还要注意到．作为游戏的语言活动具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没有规则就没有语言游戏．语言符号就失去了意义。语言游戏的规则具有实践性，正如我们不是在岸边学会了游泳规则再下水．而是在下水后才懂得如何遵守游戏的规则一样，我们是从语言游戏活动中感受规则的存在，并在语言游戏中体现对规则的遵守的。语盲游戏的规则具有多样性，不同的规则带来不同的语言游戏。也会使语言符号具有不同的意义。语言游戏的规则也是易变的．在我们玩游戏时．“我们不是也有‘边玩边制订规则’这样的情况吗?而且也有我们边玩边修改规则的情况。借助于语言与游戏的类比，维氏说明了语言使用规则的不确定性和可变性。给语言制订新的规则实际上就是使语言在新的情况下具有新的用法，而新的用法则意味着字词具有新的意义。

有规则，就有遵守的问题。人们如何遵守规则呢?维特根斯坦在此提出了一个悖论在他看来．人们往往“盲目的遵从规则：因为语言游戏是在我们不了解规则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我们又只能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才能从事语言游戏遵守规则成了一个进退维谷的问题悖论如何消除呢?我们还需诉诸于上面提及的实践。“遵守规则’是一种实践”在生活形式的实践中，在每个具体的语言游戏的活动中来显示遵守或违反规则的情况。“规则悖论”只是脱离语言游戏，抽象的静观规则而产生的问题。总之．在其后期．维特根斯坦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语言哲学观：语言游戏观．否定了奥古斯丁关于语言与实在一一对应的精致的语言图画．摈弃了追问语占本质的企图，而且在意义、规则等问题上提出了崭新的观点。与前期语哲观相比，他从理想语言观转为后期的lt-常语言观，从追求意义转换为观察用法．不求本质，但求相似．摈卉了《逻辑哲学论》中严格的埋辑形式而转向流动的生活形式。

2后期维氏语言观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影响

言语行为理论由奥斯丁首创，他指出．“说话就是做事”，人们借助于语言表达式可以完成各种各样的行为。其学生塞尔继承了他的言语行为理论，并在分类等一系列问题上作了重大补充与修改，使理论进一步系统化、严褂化仔细分析这一理论，不免发现其与后期维氏语言哲学观之问的相似之处。笔者拟在下文深入分析言语行为理论对后期维氏哲学的继承与发展。

(1)日常语言分析。奥斯丁与塞尔属于鼎盛一时的日常语言学派，他们的言语行为理论是关于日常语言的理论。奥斯丁说：“我们所拥有的日常词汇体现了多少代人所发现的各种值得注意的区别与联系。”。因此．他认为语言哲学的目的不是七制造“理想语言”。而应该从人们惯常使用的日常语言出发，研究现实语青现象．研究日常语言的功能。塞尔继承了奥斯丁的日常语言分析法。

他们所持的这一日常语言观是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青观一脉相承的。维特根斯坦说：“我们踏上了光滑的冰面，没有摩擦，因此往某种意义上条件是理想的．但我们也凶此无法前进。我们要前行；所以我们需要摩擦。回到粗糙的地呵上来吧!”从这里我们町以看出。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茜定了“光滑”“没有摩擦”的理想沿青．要求回到日常生活语言。他呼吁：“我们把语词从形而上学的川法重新带回到日常用法。”“他展示了对符合常识的日常语言的充分信任，认为日常语言不仅是合适的研究对象．而且是有效的表达手段：“我要对语言(词、句等等)有所说．我就必须说日常语言。”维特根斯坦还认为，日常语言并非如罗素、逻辑经验主义者、甚至他前期所言的那样，全是混乱与迷障．阻碍了人们对世界对生活的正确认识#而是相反．由于它嵌进了我们各种各样的“生活形式”中，因此更加接近，更加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生活。维氏的日常语言观颠覆了索绪尔等人确立的“语言”的统治地位．将抽象的语言还原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具体的“言语”活动。奥斯丁与塞尔等人继承了这些观点．认为日常语言本身是完美的、正确的。奥斯丁相信：“对一种自然语言．比方说英语的某些表达式的日常使用方式进行艰苦的研究具有肯定的价值”正是在这种日常语言的分析上，奥斯丁才首创了后来卓有影响的言语行为理论。

不过．需要注意．维特根斯坦与奥斯丁、塞尔等人对日常语言分析在研究动机上是不同的。维特根斯坦“没有而且也不希望对日常语言作出语言学或逻辑上的技术分析，他的日的只俏送ü吻寤蛎枋鋈粘s镅缘闹谷酚梅ǎ瘟拼?a class=content_a href=http://www.lunwentianxia.com/class_free/21_1.shtml>哲学的语言疾病’，而言语行为理论则是描述某些语词所能完成的各种不同的功能以及完成这些功能的条件。维氏也曾洞察到．日常语言学派的成员“与其说是哲学家，不如说是语言学家”。

(2)行为角度。言语行为理论的核心在于“说话就是做事”。“一段育语的发出正是一个动作的实施”。这一点从奥斯丁的著作名“howtodothingswithwords”即可见一斑。后人对这一“说话即做事”的角度评价极高。当代德国哲学家施太格缨勒在《当代哲学主流》一书中曾写过：“说起来这正是荒唐。而且对于过去2500年问所有那些以任何一种方式研究语言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件令他们感到麓耻的荒唐事，即他们竟然没有远在j．l．奥斯丁之前就作出这样一种其本质可以用一句很简单的话来表示的发现：我们借助与语言表达可以完成各种各样的行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到有一位哲学家发现存在象言语行为这样的东西时，已经是现代哲学中‘语言转向’几十年后的事了”。施太格缪勒充分肯定了奥斯丁在创立言语行为理论方面的功绩，但对奥斯丁之前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所做的批评却不免偏颇其实。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中就有与之相近且比较明确的“行为”论述。维特根斯坦说：“语言游戏’这个用语在这里是要强调．用语言来说话是某种行为举止的一部分。“词语就是行动”。他把语言与活动紧密相连．

将无主体的语言分析引向有语言主体的言语行为分析。把维氏与奥斯丁的思想对比一下，我们不难发现两者庄主张方面的共同点．这充分说明了言语行为理论中的“维氏烙印”。当然，不可否认，奥斯丁、塞尔等人对言语行为的研究要比维特根斯坦在这方面的论述深入、全面和系统得多。．

(3)初步分类：述谓句与施事句。奥斯丁早期将日常语言的基本功能分为述谓式和施事式两种。相应的，就有述渭句与施事句。述谓句的功用在于描述情况和报道事实．施事句则在交际过程中直接利来施行某种行为．例如：许诺、命令、命名、感谢等等。维特根斯坦虽来做明确的分类．其论述却是与奥斯丁异曲同工。他要求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别认为语言始终以单一的方式起作用．始终服务于同样的目的传达思想。”这一决裂实际上是区分了语言的描述功能和其他功能。“我们称之为‘符号’、‘语词’、‘句子’的．所有这些都有无数种不同的用法”，略举一些，各种各样的语言游戏包括：下达命令以及服从命令、演戏、唱歌、讲笑话、把一种语言翻泽成另一种诳言、请求、感谢、谩骂、问候、祈祷等等，这又是何其相似的论述。与奥斯丁不同的是。维特根斯坦以“多样性”来指这各式各样的功能，而“多样性”是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对“语句描述事实”这个传统观念的冲击不太明显，而奥斯丁则明确提出了“施事”的概念，矛头直指传统。在此之后，他还作了更系统的分类：评判行为、施权行为、承诺行为、论理行为、表态行为；塞尔进一步修改，分为：指令行为、承诺行为、断言行为、表情行为、宣告行为。言语行为由此得到广泛关注与研究。

(4)言语行为三分法。奥斯丁在其言语行为理论后期提出了著名的言语行为三分法．分别为“说话行为”(1ocutionaryact)，。施事行为”(illoeutionaryact)和“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act)(也有学者把它们相应的译为“言之行”、“言之的”、言之果”)。通俗的说，说话行为是指说出合乎语言习惯的、有意义的话语；施事行为指在特定的语境中赋：有意义的话语一种。言语行为力量”(illocutionaryforce)}墩效行为则指说话行为或施事行为在听话者身上所产生的某种效果。例如：a说话行为——他对我说：“你不能做这件事。”；b施事行为一他抗议我做这件事；c墩效行为——他使我清醒过来，不让我任性下去或他使我烦恼等等。如果我们把上述三分法与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对“板石!”的分析对比一下．便不难看出奥斯丁的三分法与后期维特根斯坦对具体交际中语言意义的分析的相通之处。维特根斯坦假设一个在建筑工地上建筑师和其助手的对话过程。a——建筑师对助手喊出；。板石!”“在喊‘板石!’时．我(建筑师)所要的却是他(助手)拿给我(建筑师)一块板石。阻助手把板石递过来(“一方喊出语词．另一方依照这些语词来行动”可以说，相通之处。显而易见。不过．维特根斯坦如此分析的目的是为了提出语言游戏说．以反驳奥古斯丁为代表的传统语言观，也因此并未沿着行为这条线深入下去，而奥斯丁则志在从行为角度对日常语言的分析，三分法的提出，使其言语行为理论进一步趋于系统化和精确化。

(5)间接言语行为。塞尔继承了奥斯丁的理论并作了重大补充。其中间接言语行为理论是其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塞尔区分了说话者话语中旬子的字面意义与他交际的话语意义。句子的字面意义与话语意义一致的是直接言语行为；字面意义与话语意义不一致，则为间接言语行为。“在间接言语行为中，通过完成一种以言行事而间接的完成另一种以言行事行为。”例如．你能把盐递给我吗?”字面上只是一个询问，实际上却是一个命令。其实．维特根斯坦早就在二十年前就注意到，句子的结构和功能之间存在着问接的关系。维特根斯坦说；我们可以设想一种语青，其中所有的断言都具有设问的形式和语调；或每个命令都具有‘你愿意这样做吗?’这样的提问形式。这样一来，人们也许会说；‘他说的句子具有问句的形式．实际上却是个命令。’一一即在语言实践中具有命令的功能。维特根斯坦在此揭示了语句的结构与功能间存在的非直接的多元关系。不过维氏旨在以此说明语言游戏的多样性、复杂性，而塞尔在这方面比他走的更远，明确区分了结构与功能问的直接对应和间接对应关系，使得言语行为理论更为完善．

3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