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犯罪记录证明样本范文

无犯罪记录证明样本篇1

【关键词】监听　证据　效力

“9・11”恐怖事件后，境内外恐怖活动日益猖镢，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威胁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技术化、隐蔽化、组织化的新型犯罪方式给侦查机关侦破犯罪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传统侦查方式的运用，不仅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而且大大降低侦查的效率。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侦查手段的技术性、隐蔽性提供了基础平台，使得监听成为侦查机关打击犯罪的一项有力武器。然而，由于我国法律对监听证据的适用规则并未加以明确规定，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和探讨，本文仅就监听证据的若干问题谈一些初浅的认识，以达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一、监听记录的证据效力

监听记录的证据效力，是指监听所获得的录音资料是否具有证据资格，能否提交法庭作为直接定罪量刑的证据使用。对此问题，学术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监听所获得的录音资料只能在分析案情中使用，不能在审判中直接作为证据使用。如果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需要在此之前一定时间内告知有关案件各方秘密取证之信息，将其公开化后方能作为合法证据使用。此种观点认为监听资料仅具有参考价值，而不直接具有证据资格，即使需要作为证据使用，也要进行相应的转化，实际上是否定了监听记录直接的证据效力。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监听记录完全符合证据的客观性、相关性和合法性，从性质上讲就是证据，只要公诉机关能够证明其真实性，就可作为定案的根据，直接进入审判程序，不需要什么转化过程。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均过于绝对化，对监听记录是否具备证据效力，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当根据监听记录的具体内容综合考虑加以确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明确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所谓证据，就是证明的根据。这种定义模式，决定了证据是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三者有机的统一体。监听记录是否具有证据效力，就要看其是否具备以上三大特征。

按照实施的时机不同，监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案发之后的监听(如对犯罪嫌疑人家属实施监听，以确定嫌疑人的藏匿地点便于将其抓获)；另一类是在案发过程中的监听(如对绑架犯罪嫌疑人索财电话的监听)。由于实施的时机不同，两类监听记录的证据效力也不尽相同。

第一类监听主要是为了确定犯罪嫌疑人的下落，即是为了“追逃”而实施监听，其仅是提供了侦查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的线索，而与案件事实并无直接的关系，即不符合证据的关联性特征，所以这类监听记录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

第二类监听，即对于案发过程中的监听，由于完全符合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特征，具有证据的证明效力，故无需转化，便可直接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理由是：

首先，虽然监听记录是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获得的，但这正反映了当事人的本意，因而具有客观真实性。监听的实施依赖于高科技设备，只要没有人为因素的介入，其不会发生遗忘、误记之类的情况，也不会受侦查人员感情因素的影响，因而其最后的结论也必然是真实可靠的。监听以录音方式作为记录当事人主观意图、行为方式的载体，其能够通过播放的声音再现案发时的情形，能够为人们所感知，因而也具备了客观存在的形式。所以说这类监听记录具有证据的客观性。

其次，侦查机关在案发过程中实施监听，就是为了收集证明某种犯罪的证据，对犯罪嫌疑人犯罪过程中声音的原始记录，都是与案件情况有直接联系的事实，因此具有证据的关联性。

第三，从证据的合法性上讲，监听作为国家法律赋予侦查机关的特别职责和权力，其所获取证据的主体无疑是合法的。从证据的收集程序上来讲，只要侦查机关严格履行审批手续、严格依法实施监听、对监听证据严格进行审查，就具备合法性。在证据的形式上来看，监听最终所体现的形式是录音，它属于法定证据中的视听资料，因而也符合证据合法性的要求。

由于案发过程中的监听符合证据的三大特征，因此其当然地具有证据效力。

二、同意监听记录的证据效力

同意监听也即一方当事人同意的监听，是指经对话的一方当事人同意，由第三人或其本人在对方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双方谈话内容进行的监听。同意监听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经对话一方当事人同意，由第三人(如侦查机关)实施的秘密监听行为；一种是由当事人一方自行将双方谈话内容予以录音的情形(如在诱惑侦查中线人实施的秘密录音)。

同意监听取得的记录是否具有证据效力，世界各国的规定不尽相同。美国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第2511条第2项第c、d两款规定：如果具有形式上的法律理由，作为通讯一方或事先经通讯一方同意而对双方的有线、口头或电子信息交流进行截取的行为，不认为是非法；如果不具有形式上的理由，该种监听也合法，除非窃取通讯或会话是违反联邦、州宪法、法律的犯罪或以不法侵害为目的。该条款实际上是确认了同意监听的合法性，其法理基础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类似证人证言理论，指同意监听取得的资料，类似于证人证言，录音只不过是当事人利用其回忆出庭作证的另一种方式，其性质与普通证人就其与当事人谈话内容向法庭作证一样。二是误信理论，指双方当事人谈话时，已相互放弃各自的隐私权，意识到可能存在对方会将谈话内容进行泄露的危险，在此情形下，一方基于错误地相信对方而致自己处于不利地位时，其本人应当承担交流被披露的风险。由于美国的成文法和司法实务均对同意监听持肯定态度，所以由此产生的证据也具有可采性。

德国监听法认为：“即使通讯的一方同意警察人员之监听行为时，此监听措施仍需得法官之命令，方属合法。”因为与他人交谈属于人格权范畴，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记录其谈话内容是对他人人格权的侵犯，所以同意监听中无论是第三人监听还是一方当事人自己监听，其取得的证据都适用证据使用禁止规则。但在类似正当防卫的情形中，德国监听法则认为根本未侵害对方当事人的隐私，基于相当性原则的考虑，当事人录音所得证据，仍然有证据利用性。

由此可见，同意监听记录是否具有证据效力，首先要看同意监听与通话双方当事人均不知情的一般监听是否有所区别。笔者认为，虽然同意监听也存在对另一方不知情的当事人隐私权的侵犯，但与一般监听相比，前者更多的表现为当事人对谈话风险的承担，而后者则属于公权力对公民个人隐私权的侵犯。因为在谈话双方当事人之间，并无义务要求相互保守谈话秘密，虽然当事人一方于事后告知和让他人进行监听使得第三方就谈话内容知情的时间不同，但就谈话内容被他人获悉这一点上看两者并无差异。同意监

听一方放弃隐私权允许第三人实施监听，是对自己谈话内容的一种处理，法律上应当允许当事人的这种处理，这也体现了对当事人主体地位的一种尊重。就不知情的另一方而言，其与他人交谈时，应当预见到存在对方可能将谈话内容泄露给第三方的风险，基于对对方的依赖而与其交谈，不知情的一方就应当承担因误信对方而带来的后果。从公民作证义务的角度出发，为了打击犯罪，每个公民对自己知晓的犯罪事实都有如实作证的义务，当其知悉犯罪事实时，无论是直接向侦查机关作出口头供述，还是同意侦查机关以监听的方式记录录音，只不过是方式的不同，两者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均是公民作证义务的一种履行。因此笔者认为，同意监听取得的记录具有当然的证据效力，可直接在法庭上作为证据采信。

这里笔者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同意监听的情况下，各国一般都将决定是否实施监听的权力赋予警察，而无需进行司法审查，为防止警察为规避司法审查而滥用同意监听，笔者认为，同意监听仍然要限定在重罪案件中，且检察官在审查证据时要对同意一方当事人“同意”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同意监听是否违反相关程序作重点审查。

三、意外知情记录的证据效力

意外知情，也称偶然发现、他案监听，是指侦查机关在实施监听的过程中发现不属于监听范围的犯罪事实或犯罪相关信息的情况。这是由于监听侦查措施的连续性和被监听对象通话内容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

以监听对象的不同，意外知情的情况可分为以下两大类情形：

第一类情形是以犯罪嫌疑人为监听对象实施的监听行为。在对犯罪嫌疑人通话实施监听时，可能发现嫌疑人以外的通话对方当事人甚至是第三人犯罪的相关内容，从而产生意外知情记录。

第二类情形是以没有具体实施犯罪行为的相关人(如犯罪嫌疑人的家属)为对象实施的监听行为。在这种情形下，则又可能发现监听令状载明的犯罪以外的嫌疑人实施的重大犯罪，进而获得意外知情记录。

由于意外知情记录超出了侦查机关在申请监听令状时的预想，对此该如何适用或排除，各国法律有不同的规定，理论界也有不同的认识。

美国理论界对意外知情记录的证据效力有三种不同的学说：第一种为严格限制说，该学说主张意外知情的记录可以用于警察调查，但不具有证据能力，不能在法庭上使用。第二种为相对限制说，该学说主张如果意外知情的记录属于法律规定的可以采取秘密监听措施的犯罪，则应当允许该监听材料作为证据在法庭上使用。第三种学说为无限制说。该说主张由于联邦最高法院已经确立了明显可见原则，并且已经在监听法中制定了相关的保障公民隐私权的措施，因而只要执行机关取得了符合监听法所规定为保护公民权利而颁发的监听令状进行监听，意外知情的有罪记录均应承认其证据能力。

我国台湾学者从是否为同一对象的角度出发，认为不管是否为同一对象，意外知情记录均具有证据效力。因为如果意外知情针对的是同一对象，鉴于该监听行为合法，未给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权造成侵害，因此取得的记录具有证据效力；即使意外知情针对的是不同的对象，但由于秘密监听措施也是依法律规定执行的，意外知情记录仍然是在合法的监听下获得的，所以不具有排除的相当性，因而该监听记录具有证据效力。

意外知情记录是否具有证据效力，实际上是关系到如何达到遵循正当程序和追求实体真实两者之间最理想的契合点的问题。如果一畏地追求实体真实而不顾程序规定，必然在监听时对公民人权造成极大的侵害；但如果绝对禁止意外知情证据，又有可能会放纵犯罪，给社会秩序带来严重危害。为此，必须选择一个适当的标准以达到兼顾人权保障和有效司法的平衡。

无犯罪记录证明样本篇2

摘 要 实践中对无身份者指使、贿买、引诱、威胁、教唆者不再以伪证罪的共犯论处，而是根据其身份的不同分别根据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人毁灭、伪造证据罪、妨害作证罪或第307条规定的妨害作证罪定罪处罚。

关键词 伪证罪 共犯

伪证罪是一个非常古老而普遍的罪名。基于伪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古今中外都对之进行了法律规制。根据《刑法》第305条的规定，我国刑法中的伪证罪，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和翻译人对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和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隐匿罪证的行为。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教唆、帮助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和记录人为自己作伪证，能否构成伪证罪的共犯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教唆、帮助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和记录人为自己作伪证的情况，理论上称亲手教唆、帮助伪证犯。关于亲手教唆、帮助伪证犯能否构成伪证罪的共犯，刑法理论上有不同的观点，实践中做法也不同。大陆法系许多国家都持肯定的观点。在日本，理论上有不成立伪证罪的教唆、帮助罪的见解和成立上述犯罪的见解之间的对立。但肯定说是多数人的观点，其根据是：首先，虽然被告人就自己的刑事案件进行虚假陈述的时候不受处罚，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让他人犯罪，是为国民的道义观念所不允许的。其次，即便不可能期待行为人不对自己的行为作伪证，但是可以期待其不让其他人作伪证。再次，日本宪法第38条第1款只赋予了被告人可以拒绝实施对自己不利的供述的权利而没有赋予其可以做虚假陈述的权利。最后，被告人之所以不能成为伪证罪的主体，是因为现行《刑事诉讼法》上存在制度性约束，如果在制度上认可其证人资格的话，当然可以成为主体，根据上述观点，让他人作伪证的行为当然是不允许的。日本判例中肯定构成教唆帮助犯也是基本的立场。日本有一判例，基本案情是：被告人无照驾驶，曾两度被处罚。于是他走访证人，教唆其在审判时虚假证明被告没有驾车的事实。判决肯定了被告人构成教唆伪证罪。“如果被告所教唆的他人受到刑罚制裁而被告却免于处分，这在国民道义观念上是不能容忍的。”

在我国，理论上也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的分歧。“肯定说”的理由是：第一，从形式上看，伪证罪的主体是不能包括犯罪者本人的，但是，在共同犯罪中，有身份者和无身份者不仅可以构成共同共犯，而且可以构成共同正犯。我国刑法第305条之规定，虽然仅指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但是其他人完全可以教唆或者帮助他们作伪证。因此，从形式上虽然可以否定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成为伪证罪的实行犯，但是作为教唆犯或者帮助犯，还是有可能的。第二，虽然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自己实施虚假陈述的行为并不受罚，但是教唆他人实施的行为性质，并不一定比实行者轻。第三，虽然被告人自己进行虚假陈述没有期待可能性，但是，如果被告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使被教唆者陷入犯罪境地，这在国民的道义观念上是难以容忍的。第四，从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判例看，教唆犯得以成立的主张更加有力。“否定说”论者提出了“不可罚的教唆、帮助行为”概念，认为亲手教唆、帮助伪证不成立教唆犯，其理由是：其一，由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本人进行虚假陈述不处罚，那么作为共犯使他人进行虚假陈述的罪责也应当不问，所以亲手教唆不得成立教唆犯；其二，从法理上看，类似教唆行为比实行行为轻，如果处罚的话，会丧失刑罚的协调性和正当性；其三，这种情形缺乏期待可能性；其四，如果惩治教唆伪证罪，可能导致打击范围扩大，这不符合立法的精神，也不为司法实践所支持。

我国刑法理论和实践中的通说是“否定说”。理论上认为：一方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做虚假陈述的行为并不成立犯罪，故教唆、帮助他人对自己实施这种行为的，也不应成立犯罪；另一方面，刑法第307条规定了妨害作证，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符合妨害作证的构成要件，则可以按妨害作证罪处理，不宜认定为伪证罪的共犯。实践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教唆帮助他人为自己作虚假陈述的行为也一般是以妨害作证罪处理的。笔者认为否定说比较妥当，因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教唆帮助他人为自己作伪证，虽然对他人造成了影响，但其行为与自己毁灭证据性质一样，都缺乏期待可能性，不具有可罚性。至于对他本人教唆、帮助他人作伪证、对他人造成的不良影响如何评价，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二、他人指使、贿买、引诱、威胁、教唆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和记录人作伪证的，能否构成伪证罪的共犯

我国刑法中伪证罪是身份犯罪，其主体仅限于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和记录人四种。根据刑法理论，身份犯罪必须是有特定身份者才能构成，但在共同犯罪中，无身份者可以构成身份犯的共同犯罪。因此，无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和纪录人四种特定身份的人，指使、贿买、引诱、威胁、教唆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和记录人作伪证的，也能构成伪证罪的共犯。此时，有特定身份的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和纪录人是真正身份犯，作为伪证的实行行为者，是实行犯；指使、贿买、引诱、威胁、教唆者应是教唆犯或从犯。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此时在理论上构成伪证罪的共犯，但我国刑法第306条、第307条对指使、贿买、引诱、威胁、教唆证人作伪证的行为单独规定了的具体罪名，因此实践中对无身份者指使、贿买、引诱、威胁、教唆者不再以伪证罪的共犯论处，而是根据其身份的不同分别根据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人毁灭、伪造证据罪、妨害作证罪或第307条规定的妨害作证罪定罪处罚。

参考文献：

[1]吴占英.伪证罪若干疑难问题探讨.法学杂志-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2004.

无犯罪记录证明样本篇3

【关键词】讯问；录音录像；保障机制

【正文】

一、问题的提出

自英国1995年建立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制度以来，该制度就在世界范围内广受欢迎，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确立该制度，意图以此遏制侦查讯问中的刑讯逼供等问题。法国2000年6月15日通过的《关于加强保障无罪推定和被害人权利的法律》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在讯问时应当进行录音录像。{1}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同年通过的《2000年警察权力与责任法》（Police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Act 2000）第436条规定，除紧急情况外，警察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采用电子设备进行记录。[1]我国台湾地区1997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100条第1款也规定：“讯问被告，应全程连续录音；必要时，并应全程连续录影。”{2}

在我国，由于刑事诉讼中警察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的问题一直比较严重，因而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更受到法学界以及法律实务部门的高度推崇。人们普遍认为，在近期难以确立沉默权的情况下，建立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是遏制刑讯逼供的有效措施。在这一思路的支配下，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在实践中被迅速推行。先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5年12月下发《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提出了在全国推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同步录音录像的“三步走”计划：第一步，从2006年3月1日起，全国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全程同步录音；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省级人民检察院、省会（首府）市人民检察院、东部地区州市级人民检察院办理贿赂案件和其他职务犯罪要案，讯问犯罪嫌疑人时还必须全程同步录像。第二步，从2006年年底开始，中西部地区州市级人民检察院和东部地区县级人民检察院办理贿赂案件和其他职务犯罪要案，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第三步，从2007年10月1日开始，全国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全程同步录音录像。{3}此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2007年3月9日联合的《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第11条规定，讯问可能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在文字记录的同时，可以根据需要录音录像。

我国司法实践部门期望通过建立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解决长期困扰我国刑事司法的刑讯逼供等问题是值得肯定的，并且录音录像制度如果能得到确立并在实践中良性运作，也应当有利于此类问题的解决。但笔者认为，我国有关部门在推行录音录像制度时忽视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任何制度的建立和运作都有赖于一系列相关制度作保障。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如果在相关保障机制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贸然推行这一制度，不仅可能无法实现对被追诉人权利的保障，反而可能进一步恶化被追诉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境遇。

实际上，在西方国家，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从提出动议到立法作出规定，以及最终在实践中推行，往往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如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叶，英国就有人主张讯问犯罪嫌疑人时进行同步录音。1972年，英国刑事法律改革委员会提出报告，论证了建立讯问录音制度的重要性并建议进行试验。1975年，英国内政部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如何进行讯问录音试验。1976年10月，委员会提出报告，最终确定在小范围内进行讯问录音试验。{4}但直到1988年，英国才颁布《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守则E》，规定自1995年4月9日午夜后，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进行录音。此后，随着录像技术的发展，英国警方开始尝试对讯问过程进行同步录像，但由于录像制度的运作机理与录音制度存在一定的差别，因而英国理论界和法律实务部门又进行了长期的讨论和试验。{5}直到2004年，在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并建立了相关配套制度之后，英国才颁布了《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守则F》，即《会见嫌疑人有声录像操作守则》（Code of Practice on Visual Recording with Sound of Interviews with Suspects），规定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当进行录像。[2]

在美国，虽然早在上世纪中后期，某些州的警察部门就开始尝试对侦查讯问进行录音录像，并将录音录像材料作为证据提交法庭，但由于缺乏相关配套制度作保障，同步录音录像不仅未能防止刑讯逼供，还造成一些轰动全国的刑事冤案，因而对这一制度的质疑从未停止。’本世纪初，美国法律界就是否以及如何对侦查讯问进行录音录像展开了一场大讨论，[3]尽管不少人强烈主张推行录音录像制度，但基于对该制度可能导致不良后果的担忧，实践部门对此一直持谨慎态度。截止2006年，美国只有阿拉斯加、明尼苏达、伊利诺伊和缅因四个州在立法上明确要求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同步录音录像。{6}[4]

那么，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具有哪些特点与功能？为什么这一制度的建立和运作必须有相关制度作支撑？必须有哪些制度作支撑？为建立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应进行哪些改革？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深人探讨，以期为该制度在我国的良性运作贡献一份力量。

二、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特点与功能

研究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建立与运作必须有哪些制度作支撑，首先必须考察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特点与功能，正是这些特点与功能决定了其必须有相应制度作支撑以及有何种制度作支撑。

（一）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特点

讯问录音录像制度是指利用录音录像设备将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过程录制下来，在必要时提交法庭，供法官认定案件事实以及判断侦查人员的讯问程序是否合法的诸项制度的总称。讯问录音录像由于借助高科技设备，因而与传统讯问记录方式相比呈现出很多特点。

第一，承载信息的多元性。传统讯问记录方式主要借助书面材料记载讯问过程。受载体形式限制，传统讯问笔录能够反映的信息非常有限，通常情况下，只能反映侦查人员发问以及犯罪嫌疑人回答的大致内容，除此以外的信息很难反映；不仅如此，受记录速度制约，有时甚至连侦查人员发问以及犯罪嫌疑人回答的内容都很难完整记录，而只能记录在侦查人员看来对证明案情比较重要的内容。录音录像则不同。借助高科技设备的还原和再现功能，录音录像不仅能够毫无遗漏地记录侦查人员发问和犯罪嫌疑人回答的所有内容，而且能够反映其他很多信息，如讯问场所的环境、侦查人员的语气语调及肢体动作、嫌疑人的身体状况及精神状态，等等。

第二，记载内容的全面性。在传统讯问记录模式下，负责记录的是侦查人员。控诉方的诉讼角色决定了他们往往更重视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罪重的信息，而不太注意甚至故意忽略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的信息。这导致在传统讯问记录模式下，书面笔录所反映的往往是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内容，而很少有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内容。录音录像则不同。一旦设备打开并且中途没有停止，就能全面记录侦查人员的所有提问以及犯罪嫌疑人的所有回答，不仅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信息会被记录下来，对其有利的信息同样能得到反映。

第三，再现效果的逼真性。心理学研究表明，动态刺激的印象通常大于静态刺激，复合刺激的印象通常大于单一刺激。在传统讯问记录模式下，动态的讯问过程被简化为静态的文字符号，控方在审判过程中只能通过视觉或听觉一种方式对裁判者施加影响；并且由于文字表述比较呆板，因而通常难以使裁判者产生生动而深刻的印象。录音录像则不同。录音录像对裁判者的刺激是复合的。裁判者不仅能了解侦查人员讯问与犯罪嫌疑人回答的全部内容，而且能听见犯罪嫌疑人的声音，观察到犯罪嫌疑人的表情、动作，感受到犯罪嫌疑人的语气、语调。这意味着，不仅犯罪嫌疑人回答的内容可能使裁判者形成对案件事实的判断，犯罪嫌疑人回答时的表情动作（如惊慌失色、手足无措）、语气语调（如吞吞吐吐、犹豫不决），甚至犯罪嫌疑人的外部特征（如形象猥琐、不像好人）都可能使裁判者形成对案件事实的某些判断。

（二）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功能

我国多数学者认为，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对讯问过程进行监督，防止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口供。如有学者认为：“该项制度的运用，大幅度地减少了侦查讯问中的刑讯逼供事件，极大地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因此，在目前我国国内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时有侵犯的情况下，积极开展该项技术在诉讼中的运用研究，无疑是有益的。”{7}但实际上，讯问录音录像制度对固定和保存犯罪嫌疑人庭前自白，防止被告人在庭审时翻供，乃至保护侦查人员免受被告方的不实指控都具有重要意义。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振川先生就指出，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将有利于及时固定证据，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避免犯罪嫌疑人诬陷干警，加强对干警的保护”。{8}

1．对讯问过程的监督功能

无犯罪记录证明样本篇4

2012年3月14日修正通过，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刑事诉讼法》呈现给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精彩纷呈的画卷，尽管有不少批判的声音，但赞许与欢呼是主流的评判。在这一幅精彩画卷上引人瞩目的亮点之一便是以专章形式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跃然纸上，这一起源于法国的制度被移植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当中。尽管在进行移植的过程中，立法机关将该制度放在我国具体的语境之下进行了调整，使得移植制度与背景的断裂有所消弥。但是，“程序创新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喜欢欣赏规则之完备性的法律人。改革的成败主要取决于新规则与某一特定国家的司法管理模式所根植于其中的文化和制度背景的兼容性。”[1]何况，该规则过于原则性的规定使得其完备性大打折扣。将其放在我国现有的文化和制度背景下加以审视，可以说其宣示性大于实际可操作性。其真正落实到我国司法实践当中，尚需要进一步的细化并扫除与之不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笔者认为，它最终的归宿，应当是蜕变为前科消灭制度。

一、入法根据：理念与实践的双重支撑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纳入我国刑事诉讼法当中，体现了刑事诉讼法对宪法规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理念的贯彻落实，彰显了我国刑事司法文明的进步，给“刀光剑影”般的刑事法律注入了暖暖的温情，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许。①这一制度被我国刑事诉讼法所采纳，具有理念和实践的双重支撑。

（一）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入法的理念基石

“从动物本能上说，人天生具有‘恤幼’的思想。”[2]在我国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可以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尊老爱幼的思想是贯穿始终的，其不但体现在伦理道德层面，在历代王朝的法律当中也不时地闪现。如《礼记·曲礼》记载：“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在我国早期的成文法典《周礼·秋官·司刺》中，便有“三赦”的规定，其中之一便是“赦幼弱”。我国古代成文刑法典《法经》的《减律》篇中规定 ：“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罪行严重）三减，罪卑（罪行轻微）一减。年六十以上，小罪情减，大罪理减。”《唐律》中规定，70岁以上、15岁以下及废疾者，流罪以下，可以赎罪；80岁以上、10岁以下及笃疾者，犯“反逆”“杀人”等死罪可以上请减免，一般盗窃或伤人，可以赎罪； 90岁以上、7岁以下虽犯死罪，不加刑（不追究刑事责任）。《宋刑统》中规定，“老幼不及，疾孕不加”，即刑讯对象排除70岁以上老人、15岁以下少年和孕妇。《元律》中规定，“诸十五岁以下小儿过失杀人者，免罪，征烧埋银。”[3]这种“恤幼”思想一直延续至今，并且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的制定，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司法原则的实施等。

无独有偶，在我国“恤幼”思想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入法提供了本土环境的同时，漂洋过海的“国家亲权”②以及“国家责任和个人权利之间的平衡”等西方理论也在不断地为我国的学者、立法者、司法者和普通的民众所接受，与我国本土理论相互融合，共同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国家亲权”来自于拉丁语，这一传统可追溯至12世纪的英国，其基本内涵是国家居于未成年人最终监护人的地位，负有保护未成年人的职责。其以“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家庭功能不彰的问题，将儿童看作国家将来的资产。坚持未成年人需要国家保护、照管和治疗，应当具有特殊社会地位的基本思想。[4]认为司法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不能机械地强调处理结果与犯罪轻重相适应，而应更加关注处理结果与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的实际需要相适应。[5]而“犯罪标签”的存在往往成为未成年人教育、矫治和再社会化的绊脚石。国家作为未成年人之父母，应当尽可能地消除“犯罪标签”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帮助其重返社会。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根据还在于，它体现了国家责任和个人权利之间的平衡，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6]虽然国家刑事司法目的是保护社会，应当对犯罪的未成年人给予应有的刑事惩戒，但从国家责任的角度来看，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社会病态现象，更多的是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等各方面的责任。国家在通过惩罚犯罪而达致保护社会的目的的同时，更应该承担起由于其本身原因所导致的未成年人犯罪的责任，主动封存或消灭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或前科。

此外，还有学者从“越轨心理”“重新犯罪”“再社会化”等角度论证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正当性。[7]这些都成为我国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理念基石。

（二）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入法的实践铺垫

从成文的法律规定来看。《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第19条规定：“释放时，少年的记录应封存，并在适当的时候加以销毁。”与之相类似，《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第21条规定：“对少年犯罪的档案应严格保密，不得让第三方利用。……少年犯罪的档案不得在其后的成年诉讼案件中加以引用。”很多国家的法律当中也都有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的规定，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770条规定：“对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作出的裁判决定，在此种决定作出起3年期限届满后，如未成年人已经得到再教育，即使其已经达到成年年龄，少年法庭得应其本人申请、检察机关申请或依职权，决定从犯罪记录中撤销与前项裁判相关的登记卡；经宣告撤销犯罪记录登记卡时，有关原决定的记述不得留存于少年犯罪记录中；与此裁判相关的犯罪记录卡应销毁。”《俄罗斯刑法典》第18条第4款规定：“一个人在年满18周岁之前实施犯罪的前科，以及其前科依照本法典第86条规定的程序被撤销时，在认定累犯时不得计算在内。”《瑞士联邦刑法典》第96条第4款规定，被 附条件执行刑罚的少年在考验期届满前经受住考验的，审判机关命令注销犯罪记录。《德国少年法院法》第97条规定，少年法官既可依职权，主动宣布消除犯罪记录，亦可依被判刑少年、监护人、法定人、检察官、少年法院帮助机构的代表等多方的申请宣布消除犯罪记录。这些国际规则和国外法律的相关规定，都为我国引入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提供了参考和依据。同时，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也为该制度的入法提供了立法上的铺垫。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8条规定：“依法免予刑事处罚、判处非监禁刑罚、判处刑罚宣告缓刑、假释或者刑罚执行完毕的未成年人，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7条第三款规定：“解除羁押、服刑期满的未成年人的复学、升学、就业不受歧视。”《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第100条增加1款作为第2款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

从我国司法实践的操作来看。早在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出台之前，我国许多省市就进行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前科消灭）的尝试。2004年，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法院提出《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实施办法》，对初犯、偶犯，且罪行较轻的未成年犯罪人，如果确有悔过表现，遵纪守法不致再犯新罪的，可由法院作出撤销前科裁定，出具前科消灭证明书。2007年，四川省彭州市法院出台了《少年犯“前科消灭”试行方案》，对于在校未成年人的过失犯罪或危害性不大的轻微刑事犯罪，经申请可以裁定撤销其刑事处罚记录，相关刑事法律文书不再记入档案。2008年，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开始对未成年犯实施前科封存制度。[8] 2009年3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明确提出要“配合有关部门有条件地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明确其条件、期限、程序和法律后果”。2010年9月1日起施行的《贵州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第50条规定，对违法和轻微犯罪的未成年人，可以试行违法和轻罪记录消除制度。2010年底，河南省法院系统在平顶山、新乡法院开展了未成年人初犯、偶犯“前科封存”试点工作，对于被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主观恶性不大，不会危害社会的未成年人初犯、偶犯，家人可以申请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犯罪记录的38名未成年人中，已经有10人考上大学，6人返回高中就读，22人顺利就 业。[9]上海市检察机关从2004年开始探索未成年人刑事污点限制公开（即相对不起诉记录消灭）制度，截止2010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时，上海市检察机关共对91名未成年人的相对不起诉记录采取了限制公开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无一再犯，回归社会后均表现良好。其中，顺利就业的52人，顺利续学的37人（已有7人被大学录取），顺利出国的2人。[10]这些有益的尝试，以司法先行的模式为立法工作提供了鲜活的样板，同国内外的相关立法一道，在实践的层面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刑事法领域的诞生做好了铺垫。

二、操作困境：现有规范与制度下的适用难题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被纳入我国刑事诉讼法之后，紧随其后的就应当是对其适用问题的探讨。因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形成，③ “法学界的任务已经由单纯的法制建构更多地转向了对法律解释与适用的探讨。”[11]这不仅仅是因为“造法易、执法难（Facile est ferre leges，tueri difficile.）”[12]，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该法条本身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以及其他法律法规与之存在严重的不协调。

（一） 自身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75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的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通过该条规定，可以看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适用的主体条件是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适用的刑罚条件是被法院的生效判决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封存效力是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一经封存，除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外，司法机关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不允许其他人员查阅、摘抄或者复制。允许查询的例外规定为两种，一是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二是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有关单位依法进行查询之后，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不得泄露。但是，这些规定对于如何在实践中进行具体的操作却显得捉襟见肘，尚存在诸多未竟的课题。

1. 封存的决定主体与执行主体不明确

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进行封存，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决定封存的主体与执行主体，即由谁来决定哪些单位和个人应当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进行封存。2012年10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八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504～507条，2012年12月3日通过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320条和2012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59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90条，分别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应当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进行封存。从执行主体上看，公、检、法三家都是封存的执行主体。但是，可能知晓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主体还包括未成年犯管教所、未成年人所在的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以及刑事案件的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人等，对于这些单位和个人所掌握的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是否应当封存，相关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中都没有明确。在决定封存的主体方面，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75条和相关的司法解释也都并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

2. 封存的程序、内容等不具体

在确定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进行封存后，封存什么、如何进行封存、封存之后档案的保管等具体如何操作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新刑诉法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目前相关司法解释当中只有《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第504条对封存内容及相关的操作程序进行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对封存程序、封存内容等涉及到实际操作的内容都是只字未提。其他可能知晓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未成年犯管教所、未成年人所在的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以及刑事案件的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人等如何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进行封存更是成了“哥德巴赫猜想”。

3. “但书”的规定模糊

新刑诉法第275条第2款但书规定，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第一个问题是这里的司法机关包不包括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因为对于“司法机关”的范围，通常仅指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是不包括在其中的。[13]第二个问题是“为办案需要”如何理解，查询是出于何种目的？是为了在其后的成年人诉讼中加以运用、为了追究漏罪、为了从中查询其他线索，还是为了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以帮助其顺利回归社会？办案的范围是什么，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行政案件，抑或三种案件都可以？第三个问题是“有关单位”究竟是指哪些单位？这些单位应当依照什么样的程序、基于何种理由查询犯罪记录？第四个问题是“国家规定”到底是什么规定？这些直接关涉如何适用该制度的词语意指不明、含义模糊，适用起来没有统一的标准可以参照。

4. 缺乏相应的救济措施

新刑诉法第275条第2款规定，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但是，刑诉法和2012年5月10日“两高三部”④印发的《关于建立犯罪人员犯罪记录制度的意见》中均未规定有关人员和机构违法泄露未成年被追诉者的犯罪信息时应当承担何种责任，未成年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诉讼人通过何种途径来进行维权。再者，如果依法应当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进行封存的主体不封存应当承担何种责任？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没有相应法律责任的威慑，该法律制度就很难得到贯彻落实。

可以说，新刑诉法第275条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抽象、原则、缺乏实际操作性的规 定，注定了该制度在司法适用中存在难以摆脱的困境。虽然说“为便于适用和遵守起见，条文固应力求其少，文字尤力求其短，以免卷帙浩繁，人民有无所适从之叹。”[14]但是，法律的内容确定是刑事法治的基本要求，“不确定性在法律中受到非难（Infinitum in jure reprobatur）”。[12]（5）缺乏可操作性的规范便失去了一项法律规范所应有的指引功能，最终将淡出执法者的视野而被束之高阁。

（二） 系统协调性不够

新刑诉法第275条确立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之操作困境的形成，除了该条文规定过于原则、实际可操作性差的原因之外，另一主要原因就是其与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协调。

1. 与部分法律法规不协调

《刑法修正案（八）》第6条和第19条分别对《刑法》第65条进行修正，在《刑法》第100条增设了一款，该两条关于前科报告义务的免除以及不构成累犯的规定，消除了“前科”这一标签对未成年人的刑事法律评价。但是，其实际效果却是有限的，因为前科标签除了刑事法律上的评价外，还包括民事、行政法律上的评价。如《公务员法》第24条规定：“曾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不得录用为公务员。”《法官法》第10条、《检察官法》第11条和《人民警察法》第26条规定，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不得担任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律师法》第7条规定：“受过刑事处罚的人，过失犯罪除外，不予颁发律师职业证书。”《教师法》第14条规定，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不得取得教师资格；已经取得的，丧失教师资格。其他的诸如《拍卖法》《会计法》《商业银行法》《公司法》《证券法》《执业医师法》等法律法规都对受过刑事处罚的公民进行了从业资格的限制。这些法律法规的存在，将有前科劣迹的“另类人员”阻挡在一些“体面”的工作大门之外，必将使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实施中“大打折扣”。

2. 与部分行政规章不协调

如《公安部重点人口管理规定》将五类20项人员规定为公安机关的重点管理人员。其中第四类就是因故意违法犯罪被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不满五年的。针对这些被纳入重点人口管理范围的人员，公安机关会深入社区、街道等进行调查走访，了解重点人口的相关信息，进行重点控制和定期的帮助教育。再如，公安机关的户籍管理制度详细记载了该公民的违法犯罪情况及服刑情况，而户籍又与每一位公民的出生、上学、结婚、就业、迁移等息息相关。此外，在公民从事特定行业的职业时，都要求公安机关出具有无犯罪记录的证明。这些规定都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实施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三、未来走向：近景与远景的蠡测

（一） 近景：目前条文的完善与协调

1. 增强规范自身的可操作性

第一，明确封存的决定主体与执行主体。首先，在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决定主体上，司法实践做法各异，理论探讨上没有统一的观点。在司法实践中，四川省简阳市和上海市采取的是由检察机关作为封存犯罪记录的决定主体，[10， 15]而在河南省和山东省青岛市则是由法院作为封存犯罪记录的决定主体。[9， 16]在理论探讨上，也存在争论。有人认为应当“由作出生效判决的法院在判决生效时立即封存犯罪记录的决定”，[17]即由作出生效判决的法院作为封存犯罪记录的决定主体。 有人认为检察机关和法院都应成为封存犯罪记录的决定主体，检察机关负责决定相对不起诉和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人案件的犯罪记录封存，法院负责决定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情况。[18?19]其次，在执行主体方面。有人认为进行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封存的主体主要是在司法办案过程中可能接触到未成年人刑事犯罪事实及记录的单位，主要有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19]有人认为所有知晓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机关、单位以及个人都应是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适用主体，包 括公、检、法和未管所，未成年人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以及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人等。[18， 20]笔者认为，封存的决定主体应分为两种情况。案件经过人民法院判决的，由人民法院作为决定的主体；案件在人民检察院被作为相对不起诉和附条件不起诉处理的，由人民检察院作为决定的主体。因为单一的由人民法院作为封存决定主体的话，会使这一制度在实践中面对“真空”地带。⑤在封存的执行主体上，所有知晓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机关、单位以及个人都应当成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执行主体，这样才能保证该制度的实施效果。

无犯罪记录证明样本篇5

【关键词】网络犯罪；电子证据；提取；固定

中图分类号：D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6-106-01

将于2013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新《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进一步完善了刑事证据分类，增加了"电子数据"的证据形式。这在网络犯罪日益猖獗的今天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进一步明确了网络犯罪新兴证据材料的归属，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证据运用效能、提高刑事诉讼效率。

一、网络犯罪证据的收集固定

（一）电子数据

1、在落地侦查后的现场查获时，应制作勘验检查笔录，对主机运行状态进行细致的检查，包括开机运行状态、正运行程序、与案件相关的其他文件或者程序（doc、txt、xls等等）；后应当通过专门的软件对相关内容进行备份保存，并对主机及时封存，以免破坏文件的完整性。

2、远程勘验工作记录应对目标网站的模块构成、登陆网站的程序步骤等进行详细的描述，勘验的同时应制作勘验过程的录像，并对目标网站的性质及功能进行界定。

3、电子证物检查工作笔录中应有所采用的取证软件的简介及功能介绍等（取证大师），对检查的过程进行详细的描述，突出没有破坏原始硬盘的数据，保持证据的完整性。与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相比，其性质为对硬盘中涉案内容的更细致、全面的检查。另外，自犯罪嫌疑人处提取的所有电脑硬盘均应制作电子证物检查工作笔录（即使当时查获时没有发现某一电脑硬盘有涉案内容，但仍要对该硬盘进行检查）。

（二）其他几种证据分类

1.书证

（1）网络犯罪嫌疑人往往较多，在收集书证时，要注意收集犯罪嫌疑人之间的QQ、百度hi等聊天软件的聊天记录，以期证实与犯罪事实相关的内容。

（3）自犯罪嫌疑人的电脑主机等存储介质提取数据作为书面证据时，应注意证据来源等程序性问题，确保证据的合法性、有效性（要注明该份证据的出处、提取日期、犯罪嫌疑人签字确认等）。

2.鉴定结论

对网络犯罪案件的涉案数额（包括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数额等等），对于证实涉案数额的交易明细、交易记录等证据不明确的，应当委托有相关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等进行对涉案数额的审计报告。此时审计报告的性质应属鉴定结论。

3.视听资料

制作远程勘验工作记录过程中形成的勘验过程的录像、制作电子证物检查工作笔录过程中形成的光盘应当同时附案移送，作为视听资料予以审查并举证示证。

4.证人证言

网络犯罪案件中，由于无真实姓名、地域分散等原因，证人证言获取难度大。在此种情况下，还是应该通过网站后台账户、IP地址查询等方式，获取尽量多的证人证言，以期更好地构建犯罪构成要件体系。若最终追查无果，则需侦查机关出具证明。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根据两高、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在网站上的账号设置有下级账号的，应当认定其为网站的。之所以这样规定的原因：基于网络犯罪的跨地域性、虚拟性，很多情况下难以满足上述要求；但网站中的上下线关系是比较明确的，通过网站上的数据证实其账号设置有下级账号的，则可以证明其有下线，进而认定其为网站的。

5、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

由于网络犯罪涉及资金来往的次数、人数往往较多，有时犯罪嫌疑人记忆模糊或者存在侥幸心理，这使得涉案数额往往不能有效地确定。所以，要注意犯罪嫌疑人对于涉案数额、违法所得数额的前后供述一致性，同时注意与支付宝、财付通、网上银行等资金通道的支付明细、交易记录的一致性（可结合审计报告进行综合认定）。

二、对电子数据的进一步阐述

电子数据作为一种新兴的证据分类，在网络犯罪案件的审查工作中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电子数据的获取方式、入罪后的提取程序、真实性的证明方法都是一系列需要深入探讨、研究的问题。另外，在网络犯罪案件的庭审过程中，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合法性问题也往往会是辩护人辩护的重点；在此种情况下如何到达好的举证示证效果也是我们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一）进一步明确具体范围

在网络犯罪案件中，大量的证据表现为电子数据形式，但目前有关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对电子数据的收集、保全和采信缺乏规定，导致有的电子证据收集、保全不规范或者难以被采信。笔者认为，应当对作为刑事证据予以提取、复制、固定的电子证据的范围予以明确。具体应该包括能够证明网络犯罪案件真实情况的网站页面、上网记录、电子邮件、电子合同、电子交易记录、电子账册等。

（二）更加细化程序性事项

应当对侦查人员应当对提取、复制、固定电子数据的过程制作相关文字说明，记录案由、对象、内容以及提取、复制、固定的时间、地点、方法，电子数据的规格、类别、文件格式等，并由提取、复制、固定电子数据的制作人、电子数据的持有人签名或者盖章。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3号）（2005年5月13日起施行）.

无犯罪记录证明样本篇6

［关键词］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证据；思考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识别码］A

一、刑事责任年龄证据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地位

刑事责任年龄是指刑法所规定的行为人应当对自己实施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必须达到的年龄。我国刑法将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三个年龄阶段，只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才是自然人具备责任能力而可以成为犯罪主体的前提条件。由此可知，只有当已满16周岁或者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实施了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才应当负刑事责任。未成年人实施犯罪时是否达到刑法所规定应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关系到是否负刑事责任的问题，同时，关系到适用未成年人特殊处理原则，即我国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定的从宽处罚原则和我国刑法第49条规定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原则。由此可见，查清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是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认定其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是构成犯罪主体的基本要件。

二、目前办案中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证据及存在问题

(一)证据种类及其证明价值

1．法定身份证件与户籍证明。法定身份证件是指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和户口迁移证明，是由具有户籍管理职权的公安机关出具给当事人证明其身份的法定证明。户籍证明则是由当事人原籍公安机关派出所根据其户籍登记情况出具的证明材料。两者均为户籍管理机关出具的证明当事人身份、年龄的证据。根据我国相关的户口登记条例及身份证法规定，唯有户籍管理机关即各级公安机关有权出具公民身份年龄的证明。因此，法定身份证件、户籍证明是有权机关依据法律授权，按照法定程序或方式制作出具的，具有较强规范性，与其他证明身份年龄的书证相比具有更高的证明价值。然而，两者本身又存在一定区别：身份证、户口簿及户口迁移证明是公安机关出具给当事人交其自身保管的证明，在办案过程中由当事人自行提供；户籍证明则是公安机关根据要求出具的证明，由侦查机关调查取证获得。在实践办案中，对于犯罪嫌疑人可能是未成年人的情况无论其是否提供法定身份证件，仍要求公安机关出具户籍证明，以此来印证法定身份证件并证明其主体身份年龄情况，即在证明价值上户籍证明尚要高于法定身份证件。

2．其他证明年龄的书证。主要包括出生证明、计生办证明、学籍证明、居(村)民委员会证明等，这些材料反映着出生情况的原始记录信息。根据原始记录形成时间的差异，其证明价值也不尽相同。出生证明一般伴随当事人出生即予以登记，形成的时间最早，其可信程度最高；计生办与村委会证明一般是在出生后数日甚至数年内进行登记，在此期间内可能存在误报等差错，其证明价值次之；学籍证明是入学时对其年龄的登记，我国大部分地区儿童都是七周岁入学，因此学籍证明形成时间最晚，证明价值也最低。

3．证人证言。证人证言是指父母、邻居等了解未成年人年龄的证人就其出生、年龄等情况所作的证词。由于证言本身具有主观性和不稳定性，因此在整体证明价值上要小于各类书证。具体判断证人证言的价值还要考虑以下两个问题：一是证人与案件或诉讼当事人的关系，即证人是否为关系证人，所谓关系证人是指与案件有某种利害关系或者与当事人有某种亲友关系的证人。如被告人父母、亲戚的证言。关系证人证言的证明价值一般小于无关证人。二是考虑证人本身的感知、记忆、表达能力，如由于感知情况不同，父母、接生人员等能够确切反映出生日期，而同学、邻居、亲戚等可能仅反映基本年龄。又如证人是否已经年老或健忘有可能存在记忆误差等。

4．骨龄鉴定结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虽然属于两种证据形式，但由于其证明力较弱，且两者在没有其他任何主体身份证据的情况下若能相互印证可以以此来认定，因此一并予以分析。骨龄鉴定是通过科学方法利用人手腕部x摄片的不同骨像来判断骨骼钙化程度，以此确定骨龄。该方法能较为准确地反映人体的生物年龄，但由于受个体生长各种客观条件的影响，生物年龄与实际的生活年龄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其价值以参考价值为主，一般不宜作为认定年龄的证据来采纳。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特点是真假参杂，法律明确规定不能仅以口供定案。那么，是否可以仅凭口供就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年龄呢?笔者认为同样不可，仅有口供或仅有骨龄鉴定均不能直接认定被告人年龄，但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若口供与骨龄鉴定可以相互印证则可以认定。这两项证据的证明价值可以在相互补强中达到证明的目的。

(二)证据本身存在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上述各类证据都有可能存在证据形式上的瑕疵或客观、主观原因而导致的实质错误，但目前司法实践中存在问题主要集中在应用面最广且本应证明价值最高的户籍证明及法定身份证件上。这主要包含两方面问题，一是证据形式上的瑕疵，如没有出具机关原籍派出所的盖章，或仅为复印件，二是证据实质内容上的错误。办案实践反映占有相当比例的户籍证明或法定身份证件记录信息与实际不符，且户籍反映的年龄大于实际年龄，尤其是农村偏远地区普遍存在此类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1．户籍管理制度落后，信息采集滞后。各级公安机关派出所负责辖区内的户籍管理，采集辖区内居民出生、死亡、迁移等信息。但由于受客观条件等影响，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居民出生、死亡等户籍信息的采集并非由公安机关户籍警来完成，而是委托当地村委会负责。其操作过程是由村委会及时掌握本村人口信息，然后在规定时间内予以上报公安机关。这就造成公安机关信息采集的不及时，且在信息上报过程中难免会有误差，而部分村委会也不能做到及时采集出生信息。户籍管理的如此现状造成信息不准确的必然存在，这严重影响了法定身份证件与户籍证明的严肃性。

2．农历与公历的混淆。这与我国传统习惯有关，历来农村地区普遍习惯用农历来计算日期，存在出生日期只知农历不知公历的情况，导致报户口时也是以农历作为出生日期来报，这样就无形中将出生日期报大，实践办案中此类情况比较普遍。

3．当事人的瞒报、谎报。由于户籍信息涉及到计划生育等与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特别是当涉及计划外生育问题时，当事人为了自身利益着想很有可能在原始登记时就瞒报、谎报出生日期，以此来逃避计生罚款。农村地区又存在着不去正规医院分娩而在自家接生的现象，导致除了当事人自报就无法取得出生日期。

4．事后改动户籍。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当事人为了提早就业或当兵，希望将自己

的出生日期以小改大提前拿到身份证，经派出所户籍警同意后对户籍作出修改；二是同样为了以上原因，但由于派出所不同意修改，当事人又以其他理由重新办理身份证件，出现一人有两份甚至多份法定身份证件的情况；三是公安机关在户口簿更换时由于工作粗心而导致户籍信息变更，出现新旧户籍登记材料不一致。

由于上述第一、二、三种原因导致的信息错误是原始记录不正确，因此难以判断其户籍证明内容的真实性，而第四种原因由于是事后改动若可以调取原始户籍登记材料则可通过是否有改动痕迹以及新旧登记材料的对比来判断真实性，相对前三种情况而言较有可能进行判断。

三、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证据的审查与判断

(一)法定身份证据、户籍证明与言词证据有矛盾的审查与判断

办案实践存在着一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有多个证明其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即居民身份证、公安机关提供的户籍证明以及相关证人的证词。但证据间存在着矛盾，居民身份证或者户籍证明所证明的年龄大于证人证言反映年龄，主要原因如父母等陈述年龄以小改大或者以农历报出生。对于这类案件不能简单以证据证明力强弱一概而论，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综合判断。

首先要通过详细讯问犯罪嫌疑人和询问其父母，寻找证据的异同点，针对矛盾作进一步补充和核实。其次，对于当事人提出以小改大的情况，应当向原籍公安机关派出所调取原始记录，对原始登记材料进行辨别，对于确有改动的应当要求原籍派出所出具相关证明。但实践中当地公安机关往往不愿就此出具有关证明或者提供有关证词，对于户籍是否修改不做明确表态，那么应当对原始登记材料进行复印、摘录，承办人员签名并加盖公章。再次，对于当事人提出原始登记存在错误的情况，应当向相关责任人进行询问，尽可能调取有关证据。最后，若没有证据证实户籍信息曾经修改，应当综合判断户籍信息与言词证据，若言词证据能够形成相关证据链的应当采信言词证据，否则应以法定身份证件和户籍证明为准。然而对于当事人反映以农历报出生，涉及到刑事责任年龄临界点，又无其他相关证据予以印证时，由于国情确实存在此类情况，且无法合理排除其陈述与辩解，应当以有利于被告人原则按照农历认定。

(二)其他证明年龄的书证的审查与判断

1．出生证明。实践中比较普遍的情况是医院无法提供出生证，但当事人自行提供在医院分娩的病例，在此情况下应当向医院调取当时的住院记录对病例进行核实，能够印证的住院记录和病例应当作为认定出生日期的证据采纳。

2．居(村)委会证明。本文所指其他证明年龄的书证均指各单位根据原始登记材料出具的证明。实践办案发现医院、计生办与学校的相关登记保存情况均比较良好，有原始记录可查，但居(村)委会的原始登记材料或交给当地派出所或时间长久已经丢失，所谓的居(村)委会证明仅是根据当事人记忆写成书面材料并加盖公章。在此情况下笔者认为由于原始材料的缺失，其书面证明已无任何证明价值，不能作为证据采纳，但建议对于承办当事人可以证人证言的方式加以取证。

3．学籍证明与计生办证明。此两项证明由于距离当事人实际出生日期较远，因此一般而言意义不大。但在当事人提出改动户籍以小改大的情况下，可以调取学校与计生办的相关材料，若当事人确实修改则一般改动户籍而不会去改动学籍与计生办登记，因此两相比对就可以判断言词证据的真实性。在原始信息就错误的情况下，则没有调取的必要。

4．非相关单位出具的书面材料。办案中存在的一个特别情况就是关于家谱的问题，由于家谱是家庭内部的记录，而非相关单位的登记，受个人主观影响较大，又难以核实其真实性。因此其虽然具有书证的形式，但笔者认为不宜作为书证来采纳，但对于其反映的相关信息可以言词证据的方式对知情人调取。

(三)言词证据的审查与判断

在这里要探索的问题是在没有任何法定身份证件、户籍证明以及相关书证，仅有言词证据的情况下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证据的审查与判断。实践发现，个别外来未成年人由于是计划外生育的，就一直没有办法报户口，又无法调取其他相关书证或言词证据，因此关于年龄问题仅有父母的证词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的供述。对于这类案件司法实践中只要父母的证词和其供述相一致，就照此予以认定。若双方内容不一致，则以父母证词为准，理由是就证明内容出生日期的了解情况而言，父母无疑比子女更了解，子女了解的信息也是源自父母；同时就证据形式而言父母的证人证言证明力也要高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

(四)骨龄鉴定的审查与判断

采用骨龄鉴定的案件往往是犯罪嫌疑人到案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无法查清的，根据其自报年龄是未成年人，但是涉及刑事责任年龄14周岁、16周岁、18周岁“临界点”的案件，以及虽然不是涉及“临界点”案件，却系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司法实践中往往采用“骨龄鉴定结论”，以印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报年龄。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骨龄鉴定’能否作为确定刑事责任年龄证据使用的批复”规定：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年龄不明的，可以委托进行骨龄鉴定或其他科学鉴定，经审查，鉴定结论能够准确确定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年龄的，可以作为判断犯罪嫌疑人年龄的证据使用。如果鉴定结论不能准确确定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年龄，而且鉴定结论又表明犯罪嫌疑人年龄在刑法规定的应负刑事责任年龄上下的，应当依法慎重处理。批复中的“慎重处理”笔者认为应当按照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做出“就低不就高”的认定。而对于一些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不涉及刑事责任年龄“临界点”的案件，可以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8条第2款规定以其白报的年龄认定。

四、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证据的几点思考

建立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制定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证据规则，解决实践办案中多个刑事责任年龄证据的筛选和对矛盾证据的甄别具有现实意义。笔者结合办案实践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证据规则作出一些思考。

(一)制定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证据的总体要求

1．法律根据

我国尚未建立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目前司法实践中对刑事责任年龄证据采信一是依据《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如《刑事诉讼法》第128条关于自报年龄的规定；二是由地方法律部门共同出具指导性文件，如1996年市高级人民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针对办案中外地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体身份证据矛盾突出联合发文《关于刑事诉讼中外地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份证明的意见》，该文件规定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份首先使用居民身份证、户口簿、户口迁移证明等法定身份证件。没有法定身份证件的，可以使用户政管理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据或者其他能够证明其身份的有效证明材料；三是司法机关内部针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审核提出工作要求，如上海市高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刑事责任年龄审核的有关问题的通知》等。以上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性规定及司法机关内部指导意见在司法实践中均有所应用，且对

实践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在制定规则时应当充分考虑。

2．采信证据原则

(1)最佳证据规则。笔者认为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证据的采信适用最佳证据规则时，应当在优势证据的基础上，综合分析判断运用。所谓的最佳证据即原始的书证，在此所指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籍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明等法定身份证件的原件。在上文提及的本市四机关共同发文的《关于刑事诉讼中外地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份证明的意见》中已经规定认定身份应当首先使用法定身份证件，此外还规定“在法定身份证件未被依法否定之前，仍应以法定身份证件为准。”这样的规定其实已经明确在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体身份时，户籍证明等法定身份证件具有最佳证据的效力。所谓最佳证据效力是指与其他证据相比其证据效力最大，除非其被依法排除，否则认定身份就以其为准。当然，在此所指的户籍证明等法定身份证件必须是具有可采性的。

(2)言词证据补强规则。其实这一证据规则是参考世界各国证据立法的一个普遍做法，即仅有言词证据不足以作为裁判的依据，还必须有其他相关证据予以补强，才可以定案。考虑到我国户籍管理的混乱情况，即使户籍证明完全可采，仍有可能在其原始生成阶段就因为种种原因而造成错误，因此若有能够相互印证、补强的言词证据合理地排除法定身份证明，那么就采纳补强的言词证据作为裁判的依据。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补强要达到如何一种程度?参照各国普遍的立法，一般要求补强需达到与言词证据的一致性，并能保证其证明内容的真实性。这可能会受司法机关承办人员自由心证的影响，但补强的程度应该能使一般人达到确信，从而保证其证明内容的真实性。

(3)不利被告人须由证据证明原则。这其实是以上两个规则后的一个补充原则，且在适用过程中应当优先根据以上两个规则进行分析，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关于年龄的辩解和有利证据，首先应当收集与其相反一面的证据，但是若穷尽所有证据仍无法达到一个高度盖然性的判断，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无合法可采的户籍证明，而言词证据又无法印证或根本没有言词证据，且不存在补充调查取证的可能，可以从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出发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和裁判。但是，在有相关证据的情况下必须先依照上述规则进行判断，而不能直接根据有利于被告人原则进行认定，因此这是两个规则后的一个补充原则。

3．证据要求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涉及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主要有下列四种：书证；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根据该条规定，我国证据法学一般认为，证据必须具有关联性、客观性、合法性。

(二)证据审查与判断的具体规则主要内容

1．证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书证应当提交原件，提交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件，对于复制件应当记录来源，原件与复制件均应加盖公章。

2．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责任年龄证据应当首先使用居民身份证、户口簿等法定身份证件。法定身份证件必须是由公安机关出具给当事人证明其身份的法定证明，非法证据一律排除。如发现法定证件有真伪，应当交由上海市公安局身份证制证中心甄别。

3．有法定身份证件情况下，仍应当向其原籍派出所调取户籍证明，以核实其法定身份证件。若无法定身份证件，必须调取户籍证明。

4．户籍证明必须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公民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以及家庭成员的信息内容。对于公安机关从内网上调取的犯罪嫌疑人户籍信息材料，必须经犯罪嫌疑人所在地公安机关核实，并加盖公章认可。

5．因法定身份证件或者户籍证明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年龄出现矛盾时，应当补强言词证据，及时收集出生证明、计生办证明、居(村)委会证明、学籍证明等能够证明其身份的有效证明材料，从而裁判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年龄。

6．出生证明应当由医院出具原始证明，若无原始出生证明应调取病人病例及住院记录等相关材料，在相互印证的情况下应当予以采纳。

7．居(村)委会应当根据原始出生信息登记材料出具证明，在原始记录丢失的情况下，不应再出具村委会证明，而以证人证言的方式加以取证，并对其证实内容与其他证据综合判断使用。

8．因未报户口没有任何法定身份证据或户籍证明时，应当尽量收集证人证言。并尽量收集无利害关系人且本身的感知、记忆、表达能力较强的证人证词，以印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年龄。

9．因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无法查清的，根据其自报年龄是未成年人，且涉及刑事责任年龄14周岁、16周岁、18周岁“临界点”的，或者系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可以进行骨龄鉴定。骨龄鉴定结论与其自报年龄基本相吻合的，可以作为判断年龄的证据使用。如果鉴定结论不能准确确定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年龄，而且鉴定结论又表明犯罪嫌疑人年龄在刑法规定的应负刑事责任年龄上下的，应当根据不利被告人须由证据证明原则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断。

10．对于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无法查清的，根据其自报年龄是未成年人，案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不涉及刑事责任年龄“临界点”的，可以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28条第2款规定以白报年龄认定。

无犯罪记录证明样本篇7

（一）非法言词证据的概念与范围

非法证据是指侦查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方法而获得的证据。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意见、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可见，新《刑事诉讼法》明确了非法证据的范围，其中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就属于应当排除的非法言词证据。

当然，即便在新《刑事诉讼法》还未施行前，“两院三部”于2010年联合颁布实施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第一条就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该点与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基本一致。

（二）实践中对非法言词证据的认定方法

自从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来，越来越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遭到刑讯逼供为由，之前在侦查机关的有罪供述，但也不乏部分确实存在刑讯逼供的案件，如何辨别真伪，如何在具体案件中来认定非法言词证据，成为非法证据排除的难点之一。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方法入手综合判断：

第一，犯罪嫌疑人对刑讯逼供的描述，被害人、证人对非法取证的描述是否客观。例如，被殴打或者被威胁的时间、地点、方式能否表达清楚。

第二，是否有伤痕。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调取如所体检表来查看，犯罪嫌疑人在入所时是否有明显伤痕，这些伤痕的存在是否合理，与犯罪嫌疑人供述身体被打地方能否印证；此外，有的犯罪嫌疑人身上就有明显伤痕，我们可以拍照固定；还有的情况是犯罪嫌疑人被打入院治疗了的，可以调取相关的入院记录来核实。

第三，公安机关能否对相关情况作出合理解释。

第四，是否有相关审讯录像证实证据收集程序的合法性。

二、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

（一）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规则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可归纳为“非法言词证据强制排除规则、非法实物证据自由裁量排除规则、瑕疵证据补正规则”，其中非法言词证据是要绝对排除的，不能作为意见、决定和判决的依据。新《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不能排除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即存在非法言词证据嫌疑的，也应当予以排除。

由于言词证据不是客观存在的，它受人的意志力、判断力、理解力的影响，外界的力量容易影响当事人的陈述，在身体受到极大痛苦的时候甚至能得到截然相反的言词证据，因此对言词证据的证据能力要求最高，若采用非法手段获取言词证据，无论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的供述和陈述是否与事实相符，一律应予以排除，即非法言词证据的效力为零。

（二）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范围

对于哪个阶段的言词证据应当排除，法律界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应排除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二是认为应排除在侦查阶段的所有供述，包括在公安机关和看守所作的供述，只要是侦查机关在场所作的供述均应排除，但检察环节的供述除外；三是认为审判前的供述均应排除。

持第三种观点的人认为，犯罪嫌疑人被打以后可能会变得很“老实”，在本次交代和以后的交代当中都会保持供述内容的稳定性，甚至案件由侦查阶段转到审查阶段，情况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只排除打了的那一次口供，而对于与被打这一次口供相同内容的其他多次口供无动于衷，那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那种通过规制取证权力滥用或者误用的立法目标就根本难以实现。[1]这种观点对言词证据的要求过于严苛，过宽的排除范围不适用于现今社会，目前我国的刑事犯罪形势不容乐观，过宽的排除范围容易导致纵容犯罪行为的结果，尽管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我们赞成第一种观点，认为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限于在公安机关的供述，而对在看守所的供述（包括侦查机关讯问和检察机关讯问）不应当排除，当然前提是排除在看守所遭到刑讯逼供。这是因为，在看守所内侦查人员和检察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的可能性很小，犯罪嫌疑人在没有遭到刑讯逼供的情况下所作的供述应当是真实的。但是，在实践中还是要根据不同案件的不同情况具体进行分析排除。

三、公诉机关应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措施

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升，社会法制体制的完善，对于非法证据的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各个司法部门的重视。作为一名公诉人，审查证据的合法性是重要工作之一，而要正确应对非法言词证据，做好认定与排除工作亦是当前公诉人应具备的能力之一。为此，我们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在遇到相关案件时采取了相应措施，比如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建议公安机关更换侦查主体、要求公安机关全程录音录像、调取其他部门问话笔录等等。尽管如此，实践中还是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第一，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不到位。在笔者所办理的一宗有刑讯逼供嫌疑的案件中，两名犯罪嫌疑人当庭翻供，该二人的辩护律师提出，该二人在检察阶段的有罪供述均是在刑讯逼供心里阴影下所作，因为检察人员均没有明确告知当事人之前在公安机关所作的笔录已经排除，没有消除当事人的心里障碍，故也应当认为这些有罪供述是非法言词证据，应当全部排除。

第二，部分被害人、证人反复多次接受询问，影响所作笔录的真实性。在存在刑讯逼供嫌疑的案件中，由于案件的敏感性，要特别注意对其他证据的审查。而在实践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部分被害人、证人作了多次的笔录，而部分笔录又会针对不同的问题反复进行解释和更正，这种情况的出现反而影响到证据的真实性，给人以诱导证人、被害人陈述的嫌疑。比如在笔者所办理的一宗此类案件中，侦查机关多次针对案发的时间反复询问被害人，被害人反复进行更正和解释，结果是越描越黑，反而让人怀疑该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

第三，提前介入不到位，部分证据收集有瑕疵。对于存在非法证据的案件，固定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据尤为重要。实践中，主要靠审讯录像来固定言词证据，但是审讯录像的制作往往存在形式上的瑕疵，比如没有相对应的讯问笔录、看不到讯问的侦查人员的数量等，以致影响了该审讯录像的证明效力。

对此，我们认为，对于具有非法证据嫌疑的案件，特别是在侦查阶段就暴露出来存在非法取证情况的案件，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进行应对：

（一）提前介入、引导侦查

对于在侦查阶段就暴露出非法取证情况的案件，提前介入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提前介入不能流于形式，要更加细致，以保障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效固定证据。首先，建议更换侦查主体，严格遵守回避制度。其中要着重强调的是，避免出现在更换侦查主体后，原侦查主体再次介入案件的情况。其次，要求公安机关全程录音录像，并且要规范制作审讯录像，保证审讯录像形式的合法性。最后，在必要的情况下派员到场监督，参与到侦查机关的取证过程中。比如在对犯罪嫌疑人讯问和向被害人、证人询问时，在内容的全面性上进行指导，避免多次找被害人、证人核实，而有损言词证据的证明力。

（二）规范讯问笔录的制作

对于此类案件，在制作讯问笔录时，除了保证讯问笔录的形式合法外，还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注意记录遭到刑讯逼供的情况。对于当事人向检察人员反映存在刑讯逼供情况的，检察人员应当如实记载，并仔细讯问被殴打的时间、地点、人员、方式等，为刑讯逼供行为的调查和非法证据的认定打好基础。检察人员不要特意回避这个问题，有时候明确的记载下来反而增强了该笔录的真实性。

其次，注意记录犯罪嫌疑人对笔录真实性的表态。虽然有人认为应当明确告知犯罪嫌疑人之前笔录被排除，不作为定案依据的情况，但是我们认为，在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是否是非法取证以及是否需要进行非法证据排除还未确定的情况下，检察人员没有必要，也没有法律明确规定一定要告知犯罪嫌疑人上述情况。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弥补。比如，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在被殴打的情况下你作的供述是否属实，今天检察人员是否有违法讯问的情况，你今天的供述是否自愿，是否属实等等。通过这些问题，将犯罪嫌疑人对本次笔录的态度固定下来，防止在审判阶段翻供。

最后，注意记录犯罪嫌疑人对笔录的更改。允许犯罪嫌疑人对所作的笔录进行更改不仅是保障其诉讼权利的表现，同时也是该份笔录真实性的反映。

此外，检察机关也可以尝试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制作审讯录像，进一步保证诉讼程序的合法性。

（三） 细致审查，高度重视非法证据的破坏性

非法证据具有很强的破坏力，当所有的证据瑕疵与非法证据联系在一起时，证据的瑕疵就会无限放大，甚至变成矛盾证据，难以采信。因此，对于此类案件审查要更为细致、更为全面，证明标准要更严格，才能经得起法官、律师的考验。我们认为要着重审查以下几方面：

第一，着重审查每份证据的合理性。比如，两名证人在证实案发时间时均称当时有亲戚的小孩出生，推算出了案发时间，两名证人互不相识却同时出现这样的情况，实在太巧，不符合常情常理。

第二，着重审查主要证据之间的矛盾性。主要是指对于定案的证据一定要审查是否存在矛盾，有多少处矛盾，矛盾能否得到合理解释。比如，被害单位被敲诈的时间2012年1月，但是经过企业登记资料的查询，发现2012年1月被害单位已经注销，这个矛盾就是一个对犯罪事实是否存在的矛盾证据。又比如证人在笔录中称不能辨认出犯罪嫌疑人，而在辨认笔录中，证人又准确地把犯罪嫌疑人辨认出来，这种有罪证据中存在的矛盾要特别注意。

第三，着重审查相关证据的敏感性。比如在更换侦查主体后原侦查机关及原侦查人员是否再次介入该案，在讯问犯罪嫌疑人和询问证人时是否存在诱供的嫌疑等与非法证据排除相关的情况。

注释：

[1]郭天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司法困境及对策》，2012.12《中国检察官》。

无犯罪记录证明样本篇8

关键词：行贿犯罪；档案查询；问题；完善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是检察机关将贿赂犯罪案中行贿人的名单收集、整理，建立行贿犯罪档案后，实行对外受理查询的一项工作，查询的结果是作为限制行贿人和相关单位从事某种领域工作的依据。旨在加大贿赂犯罪成本，发挥更强的警示和震慑犯罪的作用。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设立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管理中心，主要负责行贿犯罪查询工作的指导。我国关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建设逐步得到健全，但是在目前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系统数据更新迟缓、制度规定有漏洞、档案内容录入不完整等突出问题，为预防和惩治犯罪，充分发挥该项制度作用，有必要进一步采取措施进行完善。

一、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中的问题

（一）缺乏配套的行政制度，查询与否存在随意性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的目的之一是保障市场交易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既然市场交易的参与者面向整个社会，那么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便需要遵循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运行。然而目前全国还缺少统一的行政法规对查询制度进行细化规定，各地对开展什么样的工程需要查询、查询结果如何处置的认识大相径庭。例如有的地方的工程项目在招标时规定必须要检察机关出具《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告知函》才有投标资格，而有的地方则没有此项要求。虽然一些地方的检察机关通过积极与相关部门联系，通过出台类似《实施意见》《会议纪要》等形式的文件，规定重点工程项目必须要进行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但由于这些规定尚未上升到立法的层面，相关部门对于不执行规定的行为也无权制裁，也就导致实践中查询工作存在随意性，反而制造了新的不公平。

（二）档案内容录入不完整，影响了系统的可信度

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09年9月1日颁布的《关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了具体的录入事项：对于个人行贿犯罪的，档案录入内容应包括个人姓名、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身份证号、住所、所在单位、职业或职务、犯罪事实、判决结果等；对于单位行贿犯罪的，档案录入内容除按照个人行贿犯罪录入的事项之外，还应包括单位名称、单位性质、注册地和办公场所、法定代表人、营业执照号、犯罪事实、判决结果等。然而，根据我们所查询到的犯罪记录来看，部分档案还存在录入事项漏项和录入事项过于简单的问题，如缺少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犯罪事实、判决结果等内容，这会给档案库搜索结果的准确性带来影响，如无法解决同名同姓个人查询问题，降低了查询结果的可信度。

（三）系统数据更新迟缓，影响了系统的时效性

行贿犯罪信息只有及时录入到档案数据库才能确保查询结果的时效性，更好的发挥查询系统的功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规定》中也作了“及时录入”的原则性规定，但在实践中，由于这个规定条款过于粗放、笼统，导致行贿犯罪的信息录入往往很迟缓。根据目前的做法，行贿案件最早也要等待判决生效后才能将相关信息录入系统，而行贿案件从立案侦查到生效判决短则几个月，长则一两年，到判决生效时才录入信息，明显缺乏时效性。在实际使用中，已出现行贿人已经被法院判决有罪但因为查不到其行贿记录、使其得以继续参与相关招标的情况。

（四）查询结果不稳定，削弱了系统的权威性

我们在使用中发现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本身的稳定性也存在很多问题。目前该系统已经实现了全国联网，但在执行查询时，时常会出现与其它省份无法连接的情况。例如北京、浙江、安徽、广东、海南、贵州、云南、等省份，经常出现“没有响应”的提示。由于这些不稳定情况的存在，客观上无法保障查询结果百分之百的准确性，降低了该系统的权威性。

（五）缺乏相应的退出机制,不利于行贿者改过自新

200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与建设部、交通部、水利部联合颁布的《在工程建设领域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对工程建设领域行贿犯罪档案的删除作了具体规定，然后在新《规定》中却缺少相关规定。实践中凡是经法院判决的案件，不管责任主体行贿的金额多少、也不管法院判处的刑罚是何种类，都一律录入行贿犯罪档案数据库，而且没有规定相应的删除程序。如此一来，不论行贿者情节、后果有何不同，在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问题上承担的是相同的惩罚，这就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刑事犯罪尚且规定有一定的追诉期，对被录入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的行贿人也应当制定出一个相对合理的惩罚期，以保障那些曾经有过行贿行为的单位和个人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二、完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的路径

针对上述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中存在问题，结合目前实际工作方法，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和完善，以利于充分发挥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在预防职务犯罪中应有的作用。

（一）同政府部门加强合作，建立信息联动机制

针对新形势对预防职务犯罪提出的新要求，检察机关预防部门应积极做好建章立制工作，为有效推进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检察机关在党委、政府和预防职务犯罪领导小组支持下，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纳入各单位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年度考核，并作为预防职务犯罪先进单位和个人评选的重要依据，保障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的约束力和执行力。检察机关有力的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真正落实到实处，实现事前监督，将带“病”投标单位拒之门外，防止其破坏正常的招投标良好秩序，有效的从工程、项目的源头上预防职务犯罪和治理商业贿赂，减少政府资金投入带来的风险。

（二）严格落实规定，完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

一方面要依靠检察信息化，深入推进预防工作的技术保障。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应当积极响应和落实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软件在全国推广和应用，做好查询系统所需的硬件设施和网络化建设，完成全国联网和数据库资源共享的目标，实现异地查询行贿犯罪信息的精准性。针对目前部分检察机关查询系统未入网，行贿犯罪档案信息未入数据库而无法查询的情况，按属地管辖原则由被查询人所在检察机关地查询。另一方面加强内部协调和监管，及时准确录入信息。检察机关预防部门制定相应的行贿犯罪档案录入和查询工作内部管理细则，实行分管领导和部门领导负责制，明确相关人员的责任，严格按程序进行录入和查询，进一步完善内部监督机制。预防部门同本院反贪和公诉部门相协调，对行贿犯罪案件的查处和判决信息制定月表，登记行贿犯罪信息和判决生效情况，避免出现工作人员因疏忽大意或因为工作交接出现漏登漏录的情况，提高数据收集和统计服务的效率和准确性。待行贿案件判决生效后在一定工作日内及时将行贿和受贿案件相关档案信息录入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健全和完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档案信息数据库以备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在查询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时能够准确查询到相关行受贿犯罪信息。

（三）完善查询制度，规范查询工作

普通查询程序与简易查询程序的有效结合，规范和完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提高查询工作效率。普通程序：即查询人向检察机关提出查询申请时，单位应当出具书面申请和单位证明及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个人应当出具书面申请和有效身份证件。对以上信息实行单页登记表单独登记的形式作为普通查询登记。登记表和所付相关申请资料单独建档管理。对查询登记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检察机关应当在受理后三日内告知其领取告知函；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及时告知对方并说明原因。单位或者个人对检察机关提供的查询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提供查询的检察机关请求复核。受理复核的检察机关应当在三日内反馈复核结果。简易程序：政府部门统一招投标项目，可以通过简易查询程序进行，在政府部门已初审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可省去对竞标单位或个人的再次单独登记审查，由相应部门提供审查后的单位名称、注册所在地、法人代表及有效身份证号码等信息，以统一的登记表形式进行查询登记，检察机关将告知函通知该政府部门统一领取，被查询人到所报招投标项目的政府部门处领取告知函。

（四）加大查询工作宣传，公众参与监督

一方面，检察机关预防部门在查询工作中可以专门印制具有强制查询行贿档案的范围以及须准备的资料和预防部门电话等内容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注意事项告知卡》分发给驻地单位和企业。充分发挥检察工作点深入基层群众的特点以检查工作点为依托，检察宣传日为重点，就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向广大群众进行普及宣传，帮助单位，企业，公民尽快适应和了解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的相关规定，办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业务提供方便。另一方面，公民有合理的申请理由，带上有效身份证件就可以向检察机关提出参与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公开招投标的单位、企业的行贿犯罪档案进行查询的申请，检察机关对申请人按程序进行审核登记，对符合申请条件的公民提供被查询人有无行贿犯罪记录的告知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