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犯罪证明申请书范文
时间：2023-03-04 06:53:59
无犯罪证明申请书范文第1篇
较少力量，迅速查明犯罪行为和犯罪人等事实，及时、全面地发现、收集和保全证据，取得最佳的调查绩效。反之，则可能会使调查工作走上弯路，贻误战机，浪费力量，甚至造成久侦不破、久查无果。每起经济犯罪的案件事实是各不相同的，每个犯罪分子的情况也是千差万别的。但无论什么类型的经济犯罪，与人类的其他行为一样，都是由行为人和行为的时间、地点、动机、手段、结果等基本要素组成的活动过程。
根据经济犯罪在活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行为特点，可以分为两类基本模式，一类是线型行为，另一类是非线型行为。所谓线型行为，是指这类经济犯罪行为的实施过程，往往较为固定和有序，与正当的经济业务行为的运作流程。这类犯罪通常必须按照一定的形式、程序、规则和经过一定的步骤、环节、阶段进行，才能达到其预期的犯罪目的，实现其预期的犯罪结果。这也是经济犯罪隐蔽性和智能性特点的具体表现。如经济犯罪中的欺诈发行、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犯罪，高利转贷犯罪，违法发放贷款犯罪，逃汇犯罪，洗钱犯罪，贷款诈骗犯罪，信用证诈骗犯罪，保险诈骗犯罪，骗取出口退税犯罪等。此外，还有的经济犯罪，表现为几种犯罪行为必须连续进行流水作业，才能最终牟取非法利益。如增值税发票犯罪中的伪造、出售、购买、虚开行为，如果无人购买或虚开，则伪造、出售没有犯罪市场；又如侵犯商标权犯罪，从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到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再到假冒注册商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等。所谓非线型行为，是指线型行为之外的其他经济犯罪行为。这类经济犯罪的具体行为一般来说过程相对较短、环节相对较少，规律性和阶段性表现不明显，没有或无需较为固定有序的作案流程。如虚报注册资本犯罪，妨害清算犯罪，隐匿、销毁会计资料犯罪，持有、使用假币犯罪，泄露内幕信息犯罪，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犯罪，对违法票据承兑、付款、保证犯罪，抗税犯罪，强迫交易犯罪，中介组织人员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犯罪，职务侵占犯罪，挪用资金犯罪，贿赂犯罪等。调查经济犯罪案件，应当针对经济犯罪行为的不同模式，采取不同的取证途径。对线型行为模式的经济犯罪，主要采用“流程顺沿法”调查取证；对非线型行为模式的经济犯罪，主要采用“要素联系法”调查取证。
（一）流程顺沿法，就是以正常的、合法的经济业务活动为参照系，沿着经济业务行为运作的一般流程，亦步亦趋、环环紧扣地开展调查，从而发现涉嫌经济犯罪行为的异常情况和疑点，查明犯罪嫌疑人是在哪一经济运作阶段和部分违反了法律规定、实施了犯罪行为，收集获取完整、系统的犯罪证据。以贷款诈骗犯罪的证据调查为例。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流程一般是：贷款申请———对借款人的信用等级评估———贷款调查———贷款审批———签订贷款合同———贷款发放———贷后检查———贷款归还。调查贷款诈骗犯罪时，应对以上流程中的每个环节，逐一进行调查取证。如在贷款申请环节中，一般情况下，借款人应填写包括借款金额、借款用途、偿还能力及还款方式等主要内容的借款申请书，并向主办银行或者其他银行的经办机构提供借款人及保证人基本情况，财政部门或会计（审计）事务所核准的上年度财务报告以及申请借款前一期的财务报告，抵押物、质押物清单和有处分权人的同意抵押、质押的证明及保证人拟同意保证的有关证明文件，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报告等。这些资料和银行贷款工作人员的证言等，是证明作为借款人的犯罪嫌疑人有无履行借款合同的诚意、实际能力或有效担保，是否采取了伪造项目等虚假理由或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等诈骗方法的直接证据。
（二）要素联系法，就是通过调查经济犯罪人，以及经济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条件、原因、手段、对象和结果等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查明案情、收集证据。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存在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每个事物内部的各个要素之间也有着必然的联系，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不同的要素、以及要素的不同组合，便构成了不同性质的事物。在开始调查每起具体的经济犯罪案件时，一般都是已初步掌握了案件要素中的一项或几项，因此，可以从已知要素的事实、证据出发，通过要素之间存在的特定关系，查明其他未知要素，从而拼出案件全貌，揭露事实真相。调查取证时，可以由人（即犯罪行为人）到案（即犯罪行为事实，含时间、地点、动机、目的、手段、对象和结果等要素），也可以由案到人。经济犯罪中的大部分案件与自然犯罪中的普通刑事案件不同，犯罪人往往比较明确，发案时有关部门、单位和个人就已经知道嫌疑人的基本情况，调查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有关犯罪行为的具体经过、情节等案件事实。因此，调查途径多为由人到案，从已知的犯罪嫌疑人人手，收集有关犯罪时间、地点、动机、目的、手段、方法、对象和结果等事实的证据。也有部分经济犯罪案发时，具体犯罪嫌疑人不明确，需要从犯罪对象、手段、动机或作案条件等着手，进一步深入查明 犯罪人以及其他犯罪行为要素事实，获取相关证据。
无犯罪证明申请书范文第2篇
【关键词】量刑建议书 规范化 量
刑建议 证据开示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05C-
0135-02
2010年10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共同《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下称《量刑程序意见》），该法律文件的标志量刑建议从地方试点到全国试行。作为我国量刑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量刑建议对于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具有积极意义。在检察实务过程中，量刑建议书是具体量刑建议的载体，量刑建议书的规范化能够保证量刑建议的有效进行，更能够促进整个量刑程序的规范。
一、量刑建议的法理依据和量刑建议书的诉讼价值
量刑建议，是指人民检察院对提起公诉的被告人，依法就其适用的刑罚种类、幅度及执行方式等向人民法院提出的建议。涉及量刑建议的法理依据，理论界和实务界主要从义务说、权利说、权力说等方面探讨，观点不一，但较为普遍将量刑建议视为公诉权内涵的必要延伸。《量刑程序意见》第三条规定：“对于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量刑建议。”这是量刑建议的授权性规定，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提出量刑建议。《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下称《指导意见》）则明确指出，“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公诉权的一项重要内容”，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提出量刑建议。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论”，这意味着量刑作为一个独立的程序环节出现在刑事庭审过程中，这为建立量刑建议制度提供依据。可以说，这是量刑建议的最重要法理基础。
按照《量刑程序意见》要求，人民检察院提出量刑建议，一般应当制作量刑建议书。《指导意见》对量刑建议书作出更为明确的要求，量刑建议书从内容上来看涉及对被告人处以刑罚的种类、幅度、执行方式的建议，重点阐明量刑建议的依据和理由等。陈瑞华教授指出：“作为旨在申请法院接受某一量刑方案的诉讼文书，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行使‘求刑权’的标志，也是公诉权的必要延伸。如果说书具有定罪申请书的功能，量刑建议书则带有量刑申请书的性质。”按此理解，量刑建议书则成了“求刑申请书”。随着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量刑作为一个独立的程序存在于刑事诉讼中，量刑建议书的地位将愈发重要。量刑建议书对法院的量刑没有必然的约束力，但量刑建议书提出较为明确的量刑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使律师量刑辩护更具针对性，从而提高公诉和辩护质量，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量刑建议书是否具有启动量刑程序和限定审判范围的效力，学界对此观点不一，但量刑建议书能够促进量刑的公开、公正，规范的量刑建议书对于量刑规范具有重要意义，这点毋庸置疑。
二、量刑建议书中量刑信息不完整问题
准确提出量刑建议，关键在于公诉方在多大程度上还原犯罪事实和犯罪证据。只有获取全面和准确的量刑信息，才能制作出规范的量刑建议书。
（一）量刑建议所需信息。陈光中教授指出，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交锋焦点首先往往集中于被告人犯罪在事实上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其次，在法律适用上是否构成犯罪。只有在这两个问题上控辩双方基本一致的情况下才能谈得上量刑建议。量刑建议的前提在于获取全面的量刑信息，不但要全面掌握定罪量刑的法定情节，还应掌握酌定的量刑情节，如被害人的过错、被告人的社会调查报告、退赃情况、赔偿情况以及与被害人达成谅解的情形，而其中中立方提供的社会调查报告对量刑建议具有重要意义。《量刑程序意见》第十一条规定涉及未成年犯罪量刑的社会调查报告应当当庭宣读，并接受质证。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此也作了具体规定：“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有学者指出：“社会调查报告不仅要考虑有关人身危险性的事实，还要查清楚适合何种处罚进行教育改造的条件，以达到教育改造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对成年被告人而言，社会调查报告同样具有量刑信息和证据功能。笔者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应突破未成年案件的限制，在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同样可以提出社会调查报告。
（二）量刑建议信息的不完整。检察机关主要职责在于公诉被告人，说服法院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是公诉的主要目标。这导致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书中强调被告人构成犯罪的事实，过分关注法定量刑情节，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诸如被告人的认罪悔过、被害人是否获得民事赔偿等酌定量刑情节。当然，量刑建议书的量刑信息的不完整性与侦查机关亦具有一定的关联。通常而言，侦查机关移送的量刑证据是形成量刑建议的基础，而侦查机关侦查工作的重点在于侦查破案，只有收集足够的有罪证据，检察机关才能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进而将犯罪嫌疑人移送检察机关审查，从而忽视全面收集量刑证据。在检察实务中，有的检察官重定罪轻量刑，不重视量刑建议，甚至错误认为量刑建议增加工作量，而不愿提制作量刑建议书。由于目前对量刑建议缺乏行之有效的考核体系，往往以量刑建议的采纳率作为检察官绩效考核的标准，如疑难、复杂案件的量刑建议未被法院采纳，进而引起上诉或抗诉，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检察官的职业风险，使得检察官不愿制作量刑建议书。有的量刑建议书仅提出建议结论，完全不说理，或者采用模板式理由，说理不完全，特别是没有准确反映出量刑情节。究其原因，量刑信息不完整是量刑建议书存在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
（三）量刑建议信息不完整的后果。《量刑程序意见》第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以量刑建议书方式提出量刑建议的，人民法院在送达书副本时，将量刑建议书一并送达被告人”。鉴于我国的刑事审判尚未建立证据开示制度，辩护方在庭审过程中会针对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提出新的事实和证据，这些事实和证据若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查证属实，将对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的准确性产生影响。检察官基于不完整的量刑信息所作出量刑种类和量刑幅度等量刑建议必然是不准确的，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量刑建议不被法官接受，或引发被告人的上诉，从而减低诉讼效率。
三、证据开示对量刑建议书规范化的意义
证据是诉讼的基石，证据的内容都与案件事实存在一定的关联。笔者认为，规范量刑建议，特别是量刑建议书的规范化，可以从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入手。通过建立证据开示制度，检察机关掌握更为丰富的量刑信息，可以作出合乎规范的量刑建议书。
（一）我国证据开示概述。证据开示，源自英国刑事司法实践，其基本涵义是庭审调查前在双方当事人之间相互获取有关案件的信息。在检察实务中，证据开示则要求控辩双方将所掌握的证据材料向对方开示。目前很多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都建立了相对明确的证据开示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虽无明确的证据开示制度，但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为避免突袭辩护，要求辩方将其掌握的无罪和不负刑事责任的证据提前告知控方，在某种意义可以将辩方证据开示视为我国证据开示制度的萌芽。
（二）证据开示的主体。在规范量刑建议方面，负有开示证据义务的主体主要指控诉方和辩护方。有学者指出，控诉方应包括公诉人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原告人及其人，因为后者参加证据开示，不仅有助于解决民事责任的问题，更有助于查清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因被告人对案件的证据最为敏感，其某些意见可能对定案具有重要意义，故辩护方证据开示的主体应包括辩护人和被告人。
（三）证据开示的内容。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由此来看，公诉方开示的证据是全面的，不但包括被告人定罪量刑的法定证据，还包括影响量刑的酌定证据，但涉及国家秘密的证据不得开示。辩方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因此对辩护方而言证据开示是选择性的，按照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的规定，辩方须将其掌握的无罪和不负刑事责任的证据提前告知控方，从而避免突袭辩护。“对于量刑证据的开示，无论是对被告人有利的还是不利的，无论是证明法定量刑情节的还是证明酌定量刑情节的，无论是否属于《量刑指导意见》中规定的量刑情节，只要可能对量刑裁判产生影响，能够反映犯罪行为的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控辩双方准备在庭审时提出的证据，无论是属于何种证据种类，均应事先开示。”这种全面证据开示，要求控辩双方对所掌握的证据进行理性、坦诚地开示，建构合理的控辩对抗合作关系，更有助于量刑建议。龙宗旨教授认为，量刑建议可以采取比较弹性一点的方式，一个案件有不同的情况，有的案件事实必须清楚、检察官内心也比较确信，那么量刑建议就可以确定化；反之，可以提出概况意见。这就要求量刑建议在一定的法定幅度内提出，对于一些特殊案件，可以提出概况性量刑建议。《量刑建议意见》中已对量刑建议幅度作了具体的技术性操作规范，量刑建议的提出必须充分考虑个案的具体情节和因素，做到具体明确和相对明确相结合。
（四）证据开示的意义。证据开示可以保证控辩双方证据材料的知悉权，有利于审判公正、高效进行。“检察机关不能通过证据开示了解辩方的证据材料，在法庭审理中经常受到证据突袭的干扰，从而影响了量刑建议的准确性和稳定性。”这一认识无疑是正确，通过证据开示，检察机关了解辩护方的量刑证据，量刑信息会更加全面，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量刑建议书更趋科学合理。较为客观公正的量刑建议可以对塑造检察机关良好形象具有积极意义，更重要的是，规范的量刑建议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使律师量刑辩护更具针对性，从而提高公诉和辩护质量，能够切实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真正实现量刑规范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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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颜研生（1982- ），男，江苏沭阳人，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法律文书理论与制作。
无犯罪证明申请书范文第3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照本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
第二章 行政赔偿
第一节 赔偿范围
第三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
(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
(三)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四)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四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
(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
(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五条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
(二)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
(三)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节 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
第六条 受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要求赔偿。
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有权要求赔偿。
受害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的,其权利承受人有权要求赔偿。
第七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共同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行使授予的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被授权的组织为赔偿义务机关。
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使受委托的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委托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赔偿义务机关被撤销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没有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的,撤销该赔偿义务机关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第八条 经复议机关复议的,最初造成侵权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但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复议机关对加重的部分履行赔偿义务。
第三节 赔偿程序
第九条 赔偿义务机关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
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
第十条 赔偿请求人可以向共同赔偿义务机关中的任何一个赔偿义务机关要求赔偿,该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先予赔偿。
第十一条 赔偿请求人根据受到的不同损害,可以同时提出数项赔偿要求。
第十二条 要求赔偿应当递交申请书,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受害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和住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二)具体的要求、事实根据和理由;
(三)申请的年、月、日。
赔偿请求人书写申请书确有困难的,可以委托他人代书;也可以口头申请,由赔偿义务机关记入笔录。
赔偿请求人不是受害人本人的,应当说明与受害人的关系,并提供相应证明。
赔偿请求人当面递交申请书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当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并注明收讫日期的书面凭证。申请材料不齐全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当场或者在五日内一次性告知赔偿请求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第十三条 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应当充分听取赔偿请求人的意见,并可以与赔偿请求人就赔偿方式、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依照本法第四章的规定进行协商。
赔偿义务机关决定赔偿的,应当制作赔偿决定书,并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送达赔偿请求人。
赔偿义务机关决定不予赔偿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书面通知赔偿请求人,并说明不予赔偿的理由。
第十四条 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讼。
赔偿请求人对赔偿的方式、项目、数额有异议的,或者赔偿义务机关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讼。
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
赔偿义务机关采取行政拘留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期间,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赔偿义务机关的行为与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的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提供证据。
第十六条 赔偿义务机关赔偿损失后,应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对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责任人员,有关机关应当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章 刑事赔偿
第一节 赔偿范围
第十七条 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的,或者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但是拘留时间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限,其后决定撤销案件、不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
(二)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
(三)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
(四)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五)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第十八条 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
(二)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罚金、没收财产已经执行的。
第十九条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虚伪供述,或者伪造其他有罪证据被羁押或者被判处刑罚的;
(二)依照刑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
(三)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
(四)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
(五)因公民自伤、自残等故意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
(六)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节 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
第二十条 赔偿请求人的确定依照本法第六条的规定。
第二十一条 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依照本法的规定应当给予国家赔偿的,作出拘留决定的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的,作出逮捕决定的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再审改判无罪的,作出原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二审改判无罪,以及二审发回重审后作无罪处理的,作出一审有罪判决的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
第三节 赔偿程序
第二十二条 赔偿义务机关有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
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
赔偿请求人提出赔偿请求,适用本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 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应当充分听取赔偿请求人的意见,并可以与赔偿请求人就赔偿方式、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依照本法第四章的规定进行协商。
赔偿义务机关决定赔偿的,应当制作赔偿决定书,并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送达赔偿请求人。
赔偿义务机关决定不予赔偿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书面通知赔偿请求人,并说明不予赔偿的理由。
第二十四条 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赔偿义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
赔偿请求人对赔偿的方式、项目、数额有异议的,或者赔偿义务机关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赔偿义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
赔偿义务机关是人民法院的,赔偿请求人可以依照本条规定向其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第二十五条 复议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决定。
赔偿请求人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复议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复议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第二十六条 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处理赔偿请求,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
被羁押人在羁押期间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赔偿义务机关的行为与被羁押人的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提供证据。
第二十七条 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处理赔偿请求,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必要时,可以向有关单位和人员调查情况、收集证据。赔偿请求人与赔偿义务机关对损害事实及因果关系有争议的,赔偿委员会可以听取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的陈述和申辩,并可以进行质证。
第二十八条 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应当自收到赔偿申请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决定;属于疑难、复杂、重大案件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
第二十九条 中级以上的人民法院设立赔偿委员会,由人民法院三名以上审判员组成,组成人员的人数应当为单数。
赔偿委员会作赔偿决定,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必须执行。
第三十条 赔偿请求人或者赔偿义务机关对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决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
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生效后,如发现赔偿决定违反本法规定的,经本院院长决定或者上级人民法院指令,赔偿委员会应当在两个月内重新审查并依法作出决定,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也可以直接审查并作出决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发现违反本法规定的,应当向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意见,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应当在两个月内重新审查并依法作出决定。
第三十一条 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后,应当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工作人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一)有本法第十七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情形的;
(二)在处理案件中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
对有前款规定情形的责任人员,有关机关应当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章 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
第三十二条 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
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
第三十三条 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
第三十四条 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
(一)造成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减少的收入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五倍;
(二)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康复费等因残疾而增加的必要支出和继续治疗所必需的费用,以及残疾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按照国家规定的伤残等级确定,最高不超过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造成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对其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三)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生活费的发放标准,参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被扶养的人是未成年人的,生活费给付至十八周岁止;其他无劳动能力的人,生活费给付至死亡时止。
第三十五条 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第三十六条 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返还财产;
(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赔偿;
(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五)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
(六)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
(七)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
第三十七条 赔偿费用列入各级财政预算。
赔偿请求人凭生效的判决书、复议决定书、赔偿决定书或者调解书,向赔偿义务机关申请支付赔偿金。
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支付赔偿金申请之日起七日内,依照预算管理权限向有关的财政部门提出支付申请。财政部门应当自收到支付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赔偿金。
赔偿费用预算与支付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五章 其他规定
第三十八条 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的程序,适用本法刑事赔偿程序的规定。
第三十九条 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时效的规定。
赔偿请求人在赔偿请求时效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赔偿请求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第四十条 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的,适用本法。
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的所属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要求该国国家赔偿的权利不予保护或者限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的所属国实行对等原则。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赔偿请求人要求国家赔偿的,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不得向赔偿请求人收取任何费用。
对赔偿请求人取得的赔偿金不予征税。
第四十二条 本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
无犯罪证明申请书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在刑事侦查阶段中，国家安全价值的实现与公民个人自由价值权利的冲突时有发生，侦查机关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往往需要使用强制性措施，这直接关系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目的的实现。我们必须通过建立我国刑事侦查阶段的司法审查制度来实现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
刑事侦查是指国家专门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为了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重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和查获犯罪嫌疑人，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侦查程序作为刑事诉讼的基础环节，最为直接的体现了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对抗与冲突，直接关系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目的的实现。我国立法、执法、司法机关对此非常重视，在《刑事诉讼法》中对侦查程序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但是，侦查人员违反程序办案的情况仍然大量存在，主要表现在侦查手段的使用不节制，而且在实践中，诸如搜查、扣押等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重大侦查措施的使用，任意性也较大。这严重地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严重损害了刑事诉讼所应具有的人道、理性的程序价值。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侦查机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仅仅是因为部分侦查人员素质低、胆子大吗?我看不尽然。根本的问题在于侦查程序构造不合理导致的侦查权限过大，以及对侦查权的监督机制设置不 科学 而导致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受到侵犯时缺乏有效的救济手段。这就使保障犯罪嫌疑人和其他相对人的基本人权之间失去了有效的平衡。
一、我国侦查程序的构造与侦查权的监督机制
“所谓侦查构造应是基于不同的诉讼构造而形成的，由一定侦查目的所决定的，行使不同诉讼职能的主体在刑事侦查阶段的 法律 地位和相互关系。”英美刑事诉讼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公平的途径解决控辩双方的争端．在这种目的的支配下，侦查程序中的控辩双方通常被赋予了平等的诉讼权利。并且存在中立的裁判方对警察调查权进行控制．这就为控辩双方在审判前实现平等对抗提供了保障。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加强了对国内外刑事诉讼制度的研究，并且在审判阶段实现了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转变，建立了对抗式的庭审制度。但是对审判前程序尤其是侦查阶段的控、辨、裁结构方式却未能给予充分的关注。目前，我国的侦查程序仍然只有控、辨双方而缺少中立的第三者，尽管检察机关担负着监督侦查程序的职能，但由于其本身又是控诉主体，很难做到完全的中立．所以要实现控辩双方的平衡是困难的。
从对侦查权的监督来看．目前我国对侦查活动的控制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内部控制。公安人员、检察官实施有关侦查措施时，须取得其单位负责人的授权或批准．由后者签发相关的许可令状；其二，外部监督。主要指人民检察院对整个侦查过程进行监督，发现侦查行为违法或不当时，可向公安机关提出纠正意见；对于公安机关提交的提请逮捕申请书及提交的有关报告和案卷材料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批捕的决定。那么，这两种监督方式能否发挥侦查监督的作用呢?首先，作为内部监督而言．公安机关的制约是发生在一个机关内部．也就是要利用自己的监督权制约自己的侦查权，这种违背常理的“自己监督自己”并非实质意义上的制约机制。其次，检察监督难保其中立的地位。检察机关行使控诉职能，承担追诉犯罪的任务，而侦查职能实际上是控诉职能的一部分．侦查是控诉的准备阶段，两者在性质上都属于刑事诉讼中的控诉方。因此．站在辩方立场上看，检察监督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同体监督机制。
二、我国侦查程序的构造与侦查权的监督机制在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
人权是每个公民所享有的权利。人权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在刑事司法领域，从侦查所固有的查获犯罪嫌疑人和收集证据的宗旨以及实现这一宗旨的途径看．侦查与人权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一是通过查获犯罪嫌疑人和收集证据．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达到惩罚犯罪的目的，保护公民的各项权利不受犯罪的侵害；二是在侦查阶段中。通过建立各种机制，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诉讼权利不受侵害，使其受到合理的、人道的待遇。目前我围侦查程序的构造与侦查权的监督机制在人权保障方面存在制度上的欠缺。
首先，“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虽然检察机关有权对侦查机关提请逮捕的申请进行审查，但在多数情况下，侦查阶段只有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两方．即所谓的一种线性结构。”这种线性结构导致了侦查阶段中控辩无法实现平等。在侦查阶段，控诉指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及其犯罪事实的活动：辩护指犯罪嫌疑人提出反驳材料和意见。使自己摆脱犯罪嫌疑以及反对刑事强制措施施加于己的活动。控诉和辩护作为侦查阶段巾的两项重要权能，具有天然的对抗性。那么这种对抗要由谁来进行裁决更为恰当呢?在诉讼结构中，法官作为纠纷的裁判者成为适用法律的主体，控辩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控辩双方在法官面前的平等．要求法官在诉讼中保持客观中立、不偏不倚地对待控辩双方，对侦查方向正确与否以及刑事强制措施的运用与否进行裁决。而我国目前的侦查制度是侦查机关自己成了裁决者．即使检察机关担负着监督侦查程序的职能，但由于其职能所限．很难做到完全的巾立，所以要实现控辩双方的平衡是困难的。
其次，从人权保障的角度来看．我国曰前对侦查权的程序设计中缺少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力救济机制。我国《刑事诉讼法》只在总则第14条第3款中规定：“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却没有对控告的具体程序以及受理的主体进行规定，这样就导致了公民自由和权利受到他人，特别是公共权力部门、政府官员侵犯之后，却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济。这种情况的发生一方面是因为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给权力的滥用创造了机会；另一方面就是由于权利救济制度的不完善，诉讼参与人的权益在受到侵害后．很难向有关的机构进行申诉，对侵犯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不能进行有效的制裁。而这种救济机制上的真空．给犯罪嫌疑人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三、通过建立刑事侦查阶段的司法审查制度实现人权保障
(一)刑事侦查阶段司法审查制度概说
司法审查，是指法院发挥能动作用，对国家强制权的使用进行合法性审查，来保障个人的权益不受国家强制权的违法侵害。简要地说。刑事侦查阶段的司法审查就是由法院对侦查机关的行为进行监督．以此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对于司法审查制度的实质。从 政治 角度出发。它是一种国家权力的分权制衡机制．它通过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对行政权进行制约；从权利保障的角度来说。司法审查制度是一种权利救济机制．它在公民权益受到国家权力的强制侵犯时。使公民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对国家权力运行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为公民提供了一条寻求司法救济的途径。
(二)刑事侦查阶段的司法审查制度对于实现人权保障的意义
在 现代 社会巾。人权问题可以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之一．国际社会已经把保障人权确立为刑事司法的基本价值。实现人权保障最主要方式之一是为人权侵犯的受害者提供有效的救济。许多国家都将寻求法院救济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加以规定，当公民的权利或自由受到他人侵犯或者与他人发生争议时．特别是受到国家机关的侵犯时，公民有权要求法院对受到异议的行为进行审查和作出判断，并就违法行为进行纠正。其中赋予公民请求法院对国家机关的违法行为进行审查的权利意义尤其重大。
(三)刑事侦查阶段司法审查的范围
根据司法审查制度的精神，只要是对公民个人权利构成强制犯的国家强制处分行为，不管是实体性强制处分行为，还是程序性强制处分行为。都应当成为司法审查的对象，从而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具体到侦查阶段，则主要针对的是程序性强制处分——强制侦杏措施。强制侦查措施包括人身保全措施和证据保全措施，二者都应当纳人司法审查的范围。
1．人身保全措施
逮捕、褐押等强制措施在国外刑事诉讼理论上也被称为人身强制措施，或人身保全措施。这些强制措施是以限制当事人的人身自由为条件的。人身自由是指 自然 人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利益，自主决定自己的意思和行动，并且不愿受到限制、受到妨碍的状态。人身自由权在人权中有前提性地位，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权意义重大。例如日本《宪法》第33条及第35条规定，没有法官签发的令状，原则上任何人均不得被逮捕，也不得侵入、搜查以及扣押任何人的住所、文件以及所有物品。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97条第1款规定：“为实现侦查的目的，可以进行必要的调查，但除本法有特别规定的以外，不得进行强制处分。”因此，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强制侦查措施必须接受司法审查，我国在建立司法审查制度时，应把对人身保全措施的审查纳入其中。
2．证据保全措施
刑事侦查程序的目的一是查获犯罪人．二是查获犯罪证据。为保障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获取案件证据，在刑事侦查程序中，除了需要采取强制性人身保全措施以外，还需要采用强制性措施以保全证据。这些证据保全措施的适用同样会给公民的权利造成强制犯，因此，也必须贯彻司法审查制度，即必须经过法院的审查批准。例如，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规定，根据警察的书面申请，治安法官如果认为有合理的根据相信存在必要的情形，可以签发证件，许可警察进入并搜查一定的场所。“英国的警察为了能够获得搜查证，除了必须有合理根据外，还必须证明存在应当强制进入搜查场所的紧急情况；对场所的搜查仅限于严重可捕罪，而且不得用于搜查属于特权保护范围内的材料。显然，不能以证据即将被毁灭为由而无证进入场所进行搜查。”
(四)刑事侦查阶段的司法审查的层次
通过对主要国家司法审查制度的研究，笔者认为我国侦查阶段的司法审查制度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1．事前审查
事前审查要求对法定范围内的强制措施．侦查机关在实施之前必须提请法院审查批准，否则该行为将被宣告无效的制度。事前审查是令状主义的具体体现，即追诉机关虽然在客观上存在实施逮捕的需求，但其本身却无权决定逮捕，而只能向独立于追诉机关的第三方提出申请。而且，追诉机关要想取得令状，必须向法官提供合理的根据。这样通过法院的审查来防止侦查机关滥用侦查权，这在客观上为保证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构筑了一道天然屏障。我国在立法时应规定，除了 法律 设定的紧急情况外，侦查机关要实施对公民权利损害较大的强制措施，都必须有法院的许可令。
2．职权复查
职权复查实际上是令状原则的例外，它要求对本应该事前提请法院批准才能够实施的强制措施．由于情况紧急未能申请，侦查机关在实施完毕后立即提请法院进行审查。我们在程序设计时应当注意到价值的衡平，侦查程序的目的并不仅是保障人权，它还承担着查明案情、惩罚犯罪的任务．在强调人权保障的同时，也必须充分考虑惩罚犯罪的需要。确立侦查程序的司法审查制度，并不是对所有情形不加区分，一律只能经由预审法官批准后才能采用强制处分措施，在例外情况下，也允许检察官以及警察机关自行决定。我国立法也应该对职权复查有所规定，这样既体现了侦查程序的合法性又保证了其灵活性，对于有效的打击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3．上诉复查
上诉复查是指应检察机关或利害关系人的申请，由上级法院对预审法庭作出的且当事人不服的决定进行审查，审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预审法庭就侦查机关的违法行为做出的处理决定进行的审查，提起审查的主体既可以是检察机关也可以是犯罪嫌疑人；二是对预审法庭批准的、由侦查机关实行的强制措施，如羁押的决定与执行、不允许保释的决定等，如果犯罪嫌疑人有理由认为是不合理的，它有权向上级法院申请复查。我们可以在第二审法院中设立程序裁判庭，由专门的法官来处理上述情况。
4．申诉复查
无犯罪证明申请书范文第5篇
在这出“无间道”大戏中，内鬼、线人、神秘人、双面间谍等各种角色一应俱全。争斗双方各执一词，整个案件迷雾……
“无间道”是佛教信徒修炼的一个阶段，无间地狱是地狱中最苦的一个，入此地狱者，将永受痛苦，无有间断……
――题记
过去的一年半，对于维B5行业的所有人来说，注定刻骨铭心。
从2006年8月开始，全球维B5价格由每吨6万元飞涨至23万元，涨幅近300％!与之相辉映的是，“2007第一牛股”的桂冠也戴在了行业领头羊浙江鑫富的头上。
然而，自去年10月以来，维B5价格遭遇雪崩，2个月时间就垮了一半。价格风暴席卷之下，风雨飘摇的除了每个从业者的前途和命运，还有行业的全球格局。
只是没人会想到，风暴的中心，竟是源自一件跌宕起伏的商业秘密盗窃案
一场触目惊心的“无间道”大戏
2008年1月4日，新年的阳光刚写在每个人的脸上。《法制日报》一篇名为《安插“内鬼”跨省窃商业秘密上演无间道现实版》的报道，猛烈撞击着人们的眼球。“内鬼”、“线人”、“双面间谍”，各种角色粉墨登场，一件曲折离奇的商业秘密盗窃案，就此浮出水面……
案件发生在我国维生素B5生产领域，主要案情为盗取商业秘密。
浙江鑫富药业是一家生产销售维生素B5及相关产品的上市公司，拥有“产D-泛解酸内酯水解酶的微生物及其制备D-泛解酸的方法”发明专利权，该专利技术在2004年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依靠该专利技术，浙江鑫富的维B5年产量从2002年的1000吨猛增至5000吨，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生产商，掌握了维B5的全球定价权。
好日子还没过上两年，2006年7月17日，突然有人向浙江鑫富举报，称该公司的专利技术，已经被山东新发药业有限公司盗取!
浙江鑫富惊诧莫名，随即向浙江省临安市公安局报案。
警方立即展开调查。经查实，两年间，山东新发药业董事长李新发多次前往临安，通过某宾馆老板娘搭桥，先是结识了浙江鑫富药业生产调度员马吉锋，以10万元报酬买通此人，盗得了一整套“喷雾干燥反应器”的设计图纸。然后通过马吉锋结识了鑫富药业另4名员工。此后，李新发指使他们，通过各种途径盗取鑫富药业的生产操作规程和非标准化设备的设计图纸。
警方查明，李新发仅仅支付10万元买到的“喷雾干燥反应器”技术，浙江鑫富光科研经费就投入了1600多万元。警方还查明，李新发同样只花了2万元就取得了鑫富药业整个的操作规程。
就这样，新发药业老板坐镇浙江，不费吹灰之力，总共只花了26万元，几乎取走了鑫富药业投资几千万元才研发出来的所有核心技术!
有了核心技术，李新发又指使鑫富员工偷盗生物酶样本。第一次由于没有做好保温措施，样本失效，于是再次偷出样本，用保温杯装好，由一个名为姜红海之人直接送到上海某大学研究所，直接进行培育
有了设计图纸，有了生物活性酶，李新发立刻上马生产，公司维B5产量迅速“从原来的200吨飞涨至2000吨”，直逼浙江鑫富。更让鑫富药业担忧的是，新发药业在提高产量后，迅速以低于鑫富药业25％的价格与之展开“贴身肉搏战”，抢占市场份额，导致该生产领域时刻面临全球重新洗牌……
直到有人举报，鑫富药业才恍然大悟，怪不得山东新发近两年势头如此咄咄逼人，于是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浙江临安警方开始暗中调查此案，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证据。李新发很快就发觉事情败露了，不过他并没有收手。他的下一步决定，非常具有情节的戏剧性――他竟然派出公司保安部经理姜红海，潜入浙江鑫富充当内线，为下一步动作埋下伏笔。姜红海在取得了浙江方面信任后，又以“反间谍”身份立即赶赴山东，“收集李新发的犯罪证据”。
事实上，在整个过程中，他把与临安方面的所有接触都进行了录音，从临安回到山东后，他马上就把这些录音全部又交给了李新发。
一场现实版的真正的“无间道”大戏!触目惊心。
报道称，浙江警方介入调查之后，李新发还肆无忌惮地派人破坏浙江鑫富的生产。2007年6月，李新发收买了浙江鑫富水解车间工人，往反应器里倒硫酸亚铁，又唆使成品车间的一名员工将垃圾装进成品箱。同时，李新发还收买锅炉工，要求其设法破坏锅炉，逼迫浙江鑫富停产，报酬是停工一次支付2000元。
更加疯狂的是，2007年9月22日，临安公安局两位民警依法到东营市调查取证时，竟然遭到了暴力劫持。在表明警察身份之后，两人仍被劫持、殴打达1个多小时，致使其中一位民警颈部及腿部多处表皮受伤，眼眶皮下血肿。后来，东营市110民警前来解救，但由于新发保安的3辆车一直尾随追赶，东营警方让临安警察的车上高速公路后，立即强制封闭高速公路10分钟，二人才得以脱身!
整个过程，案情之离奇，情节之曲折，令人瞠目结舌。以致《法制日报》的两位记者采访完成之后，不禁感叹：“比电视剧还精彩!”
另一个版本的“无间道”
罪与非罪似乎已经很清楚了。然而事情其实远没有如此简单。
2007年11月8日，浙江临安市公安局网上通缉李新发，“涉嫌侵犯商业秘密案”。
一切都在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进行，尘埃落定，也似乎是早晚的事。不料14天后，波澜再起，人们看到的新的消息简直不可思议――11月22日，山东新发在公司网站上严正声明，称“以上信息纯属污蔑”，是“与我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个别单位，为彻底搞垮我公司，的惑众言论!”
是非黑白，已经让人分不清了……
2007年12月3日，浙江鑫富向浙江省杭州市中院提讼，要求追究山东新发专利侵权的法律责任。当日，杭州市中院即决定立案审理，同时接受了浙江鑫富提交的《证据和财产保全的申请书》和《先予执行的申请书》。同时，随着事情的日渐公开，新闻媒体也开始介入。
2008年1月3日《法制日报》的文章刊出，一记惊雷迅速传遍全国，山东新发被架到了舆论和法律的火堆上，直接烤上了。
接下来的2个多月内，山东新发公司网站上接连刊出7封声明，披露的消息达到了“戏剧想像力的极致”――“事实的真相，非但不是我们偷了浙江鑫富的技术，反而是浙江鑫富串通浙江省临安市公安机关，盗窃我们的技术!”
关注此事的人，都发出了惊呼声……
在这些声明中，山东新发表示，“2007年9月19日～22日，浙江省杭州临安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工作人员胡鸣飞、金义平受鑫富公司总经理林关羽指使，秘密到东营
(摘掉警车牌照)，进行所谓侦查。到达东营后，他们先给姜红海2万元，令姜红海找到了我公司技术人员邵海廷，利用威逼利诱、重金行贿邵海廷，答应拿到我公司泛酸钙技术资料后给其30万元作为回报。同时，鑫富公司答应姜红海，将新发公司搞倒后再给其300万元、别墅、车子及好的职位，以上贿金均由鑫富公司提供。”
所以，此次事件是“浙江鑫富药业串通所在地的浙江省临安市公安机关违法办案，用刑事手段介入民事纠纷，利用国家公权偏袒私权利益。”
至于山东新发破坏浙江鑫富生产经营、组织黑社会对抗公安调查等情节，“纯属无中生有。”
事实是，“2007年9月21日，临安市公安办案人员胡鸣飞从东营宾馆往外跑，我公司事先安排在此盯守的保安人员上前将其逮住，准备扭送往垦利县公安局，据姜红海讲，当时他已经给了胡鸣飞部分我公司生产车间资料、照片等证据，胡鸣飞系为了保护非法取得的证据而跑的。”
同时，山东新发“近期得到大量客户反映，浙江鑫富对外大肆宣称我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新发被捕、我公司生产规模小，产量不到1000吨／年、产品质量有问题、公司停产等言论，致使我公司客户大量流失。”
最后，山东新发表示“以上申诉均有当事人录音、照片以及口供佐证。”不过，随后山东新发网站改版，以上信息被全部删除。
至此，事件愈发扑朔迷离。双方各执一词，陷入僵局。是非黑白，真的让人分不清了……
有意思的是，在此过程中，身为受害方的浙江鑫富几乎一言不发，只是于12月14日在公司网站上了《重大诉讼公告》。
是网上逃犯，还是人大代表
短暂的平静，往往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兆。
2008年3月11日，杭州《都市快报》的一篇报道，把这场争斗推向了又一个高潮。在这篇名为《山东一网上通缉犯当选代表》报道中称，参加两会的两位浙江代表徐秋芳、于辉达，在参加浙江代表团审议“两高”工作报告时，“炮轰”山东新发药业侵犯浙江鑫富药业商业机密，希望最高人民法院能积极协调和督办跨省执行案件，维护司法权威。
两位代表先后发言，声称山东新发“以26万元买下浙江鑫富的商业秘密”。事发之后，“临安市公安局两位民警去山东调查取证，遭到山东四名民警及其他10余名不明身份人员殴打”。更离谱的是，“2007年10月24日，李新发被公安部列为网上追逃嫌犯，11月18日却被“补选”为山东垦利县人大代表。一个月后，又被“增选”为东营市人大代表。”
“网上逃犯怎么能当选人大代表?”两位代表质疑。
此事随后被杭州《都市快报》、《今日早报》等多家媒体以《山东一网上通缉犯当选人大代表》等为题进行了报道，随后数十家媒体纷纷转载，李新发顿时成了全国瞩目的“逃犯代表”。
不过，事后徐秋芳却表示，事情的起因是“临安市公安局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证明李新发有重大犯罪嫌疑，却用人大代表身份逃脱法律的制裁。所以在两会前找到她，希望她替民请愿。”但由于案情复杂，并徐秋芳没有核实基本情况。
杭州方面的漏洞，很快就给山东新发抓住了。
2008年3月25日，山东新发在济南举行新闻会。会上，山东新发公布了一份《致全国人大代表徐秋芳和于辉达同志的公开信》，称“两位代表没有进行基本的调查核实”、“发表内容严重失实的言论，是极不负责任的”。
对两位全国人大代表所说的“被公安部列为网上追逃嫌犯”的说法，李新发称自己从没有“被公安部列为网上追逃嫌犯”，也没有被公安部以其他任何方式进行通缉。
“这样简单的事实，只要两位代表查询一下公安部官方网站，或者直接向公安部查证即可知晓”，新发公司在公开信中称两位人大代表的做法是“非常错误和不负责任的”。
对于“网上通缉人员怎能当选人大代表”的质疑，新发药业在新闻会上，出具了一份垦利县人大常委会盖章的《关于垦利县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东营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李新发选举情况的说明》，内文说明了李新发被选为县、市人大代表的过程，证实李新发的代表资格合法有效。
在这封公开信中，山东新发还透露说，“浙江鑫富曾提出高价收购新发公司，还想拉拢新发公司建立价格联盟，但均被新发公司拒绝。”于是，浙江鑫富“先后采取一系列的不正当竞争手段，大肆诋毁新发公司的产品质量和企业声誉。”
与此同时，山东新发所在的垦利县委宣传部也郑重声明。声明称，2008年3月11日，杭州《都市快报》刊发的《山东一网上通缉犯当选代表》一文，文中涉及到山东新发药业、东营市、垦利县以及公安部门等单位的报道“严重失实”，损害了该企业、当地和政府机关的良好声誉，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文中，垦利县委宣传部将核实的情况一一作了详细说明：
其一、经查询公安部官方网站并经正式渠道向公安部核实，公安部从未将新发公司董事长李新发同志“列为网上追逃嫌犯”，更没有进行网上通缉，上文中相关内容纯属子虚乌有。
其二，李新发当选垦利县和东营市两级代表，是在2007年县市代表正常换届过程中，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查，并经选举单位正式选举产生，其当选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代表资格合法有效，根本不存在为逃避公安部门的通缉而突击增补的问题。
其三、关于文中所称的新发公司“26万元买下商业秘密”之事，完全是单方面的主观臆断，没有任何证据。在此情况下，临安市警方竟然强行进行刑事立案侦查，属于违法立案、越权干预经济纠纷。
其四、报道中所称“浙江警察山东办案遭打”以及执行抓捕任务遭阻拦一事，与事实严重不符。公安部督察局已经对事情经过进行详细调查，同时搜集了临安市警方违法办案、为浙江鑫富药业公司窃取新发公司商业秘密的证据材料。
至此，事情已是一团乱麻。
并非尾声……
三天之后，案件再起波澜。2008年3月28日上午，李新发在山东垦利接受临安警方询问。主要内容是公司情况以及涉案人员的去向等。整个询问持续了约两个小时。
同一天下午，新发公司接到相关电话称，有人欲申请“新发”的互联网域名，而申请人正是杭州鑫富公司。一旦申请成功，在地址栏里输入“新发”字样，敲回车键，显示的将是鑫富公司网站。
对此，参加庭审的新发公司律师王云成认为，此事最大的受益者为鑫富公司，他判断申请很可能是鑫富公司所为，并称这是一种新形式的不正当竞争。
而浙江鑫富公司董事长过鑫富，则表示对此事一无所知。浙江鑫富公司副总称，新发公司是在欺骗媒体、混淆是非。而此时，备受关注的鑫富公司与新发公司诉讼案管辖权争议二审开庭在即。
整个案件愈发迷雾重重。
截至本刊发稿时，双方的争斗已经进入最为激烈的阶段。记者通过相关途径获悉。目前双方已经将此次纷争的具体材料递交到了北京。“上面要求双方各自提供一些材料和证据，稍后将进行相关调查。”
1月29日，李新发被通缉82天之后，记者试着拨打李新发的手机，几秒后，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响起。对方自称是李新发本人，盛情邀请记者前往山东“看一看”，并称“他本人愿意接受采访”。
两天之后，记者的手机再次响起，电话那头是李新发略带兴奋的声音：“事情今天下午就会有定论，到时候，我第一个通知你。”
无犯罪证明申请书范文第6篇
关键词：非法证据；被害人；申请排除；法理；程序；证明
中图分类号：D9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5?0104?07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56条第2款①赋予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保护被害人权利的功能。这符合世界范围内刑事司法加强被害人人权保障的趋势，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中国特色之一。但立法仅仅作了原则性规定，缺乏操作细则，有关规范性文件也未见详细解释。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法理、程序与证明，仍是一个需要研究的课题。
一、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法理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早产生于美国。“作为对获取证据过程中违反宪法行为的一种回应，排除似乎起源于对第四修正案和第五修正案保护的主旨的混同关注。”[1]（319）“大多数排除规则只禁止在审判中使用不适当获得的证据去证明被告有罪。”[1]（353）因此，在刑事诉讼中，通过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来保护自己权利似乎成了被告人的一项专利。那么，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其正当性何在？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
（一） 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
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世界各国（地区）普遍采用的宪法性权利救济方式和程序性违法制裁措施之一，其理论基础或正当性就在于，对于侦查人员通过侵犯公民
宪法权利的方法所获取的证据，即使具有客观性和关联性，法庭也不应承认其证据资格而予以采纳，从而抑制各种形式的违法取证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宪法权利，维护司法诚实性和社会公平正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Weeks 判决和Mapp判决中从三个方面论证了证据排除规则的正当性：一是宪法权利理论，认为排除规则是为了维护第四修正案所确立的宪法权利的唯一有效的救济手段；二是抑制理论，认为排除规则是防止刑事执法官员继续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有效制裁方式；三是司法诚实理论，认为如果法院要维护其作为司法裁判机构的荣誉，就不能对警察违反宪法的行为视而不见，甚至通过采纳其以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方式所获取的那些受到“污染”的证据，从而成为这种宪法权行为的“共犯”。[2]（112?123）德国证据排除的理论基础是“干净的手”原理，法院排除非法证据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惩戒违法的警察或警察机构，而是为了保护有关的利益和权利，尤其是保护由宪法保障的基本个人权利和利益。[3]立法赋予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允许他们通过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来排除侦查机关通过不正当手段所获得的证据，从而对侦查机关违法行为所导致的错误予以救济，保护包括被害人在内的所有当事人的宪法权利，促进诉讼结果的准确性；另外，还可以惩戒或制裁侦查人员的违法取证行为，防止他们将来继续违反法定程序，从而维护司法的诚实性和法律的尊严。这些都符合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
（二） 被害人的诉讼当事人地位
从域外立法规定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主要有证人、当事人和辅助人三种情况。[4]在大多数国家（地区），庭审由控诉、辩护和裁判三方组成，被害人作为证人参加诉讼，被认为与诉讼结果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他们不是控诉方参加人，也无权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在中国、俄罗斯和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等，被害人作为当事人或辅助人参加诉讼，立法承认他们与案件处理结果存在直接利害关系，能够全程参与诉讼进程，并且是推动诉讼进行的重要因素。因此，他们不仅有权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而且有权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从而保护自己合法权利，维护诉讼程序的正当性。《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235条规定，被害人作为控方参加人之一，与国家公诉人一样，有权参加庭审和提交证据，并且“申请从法庭出示的证据清单中排除任何证据”，包括非法证据。在德国附带诉讼程序中，被害人作为公诉案件附带诉讼的原告人，即当事人，有权参加庭审并且在审判中享有同检察官几乎相同的诉讼权利，包括申请查证权和排除非法证据。②我国《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第58条规定，被害人作为检察院的辅助人，虽然其参与诉讼程序从属于检察院的活动，但有权参与侦查或预审，并提供证据和申请采取视为必需之措施，包括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06条第（二）项赋予被害人诉讼当事人地位，第186～193条赋予被害人在庭审中自主陈述权、参加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权等。被害人作为公诉案件中起辅助作用的控诉方当事人，有权提出不同于公诉的事实主张和法律适用要求，并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应当适度承担证明责任”，立法当然应当赋予他们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因此，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是被害人诉讼当事人地位的重要体现之一。
（三） 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任务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2条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增加为刑事诉讼法的基本任务之一。有学者认为，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问题的核心是，在公民的宪法权利遭受侵犯的具体场合，存在一种足以制裁侵权者和纠正程序法律错误的有效救济手段。[2]（86）世界刑法学协会《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0条规定：“任何以侵犯基本权利的行为取得的证据，包括任何由此派生的间接证据，均属无效，而且在诉讼程序的任何阶段均不得采纳。”我国宪法第二章规定公民享有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住宅、通讯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等一系列基本权利。刑法将侵犯这些基本权利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包括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等。学界和实务界主流观点认为，被害人与被告人都是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主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2010年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将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主体限定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忽视了“刑事上的对立者”――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的同等需要，这显然是不公正的。④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的通常都是不利于被告人的非法证据，而那些有利于被告人的非法证据，包括侵犯被害人基本权利的证据，以及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伪造的证据等，无法进入证据排除的视野。这不仅不利于保障被害人人权，而且可能严重损害司法权威，无法保证司法公正的全面实现。因此，《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既是刑事诉讼法实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任务的具体措施之一，又是实现刑事诉讼中被害人与被告人人权保障平衡，让被害人在个案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客观需要。实务部门有学者反对赋予被害人该项程序性权利，理由是，如果这样，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也将有可能被列入排除的范围，这无疑是对疑罪从无、有利被告等刑事司法基本原则的违背。[5]该观点明显有失偏颇，片面强调被告人权利保护，不仅无法利用诉讼程序内机制解决非法取证这种程序性违法问题，而且司法实践已经反复证明，对违法取证行为进行实体性制裁的效果并不理想。
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具有上述一系列正当性，但它本身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在我国“四方组合”的“控辩式”庭审构造中，被害人作为“私原告”，与检察机关（包括公安机关）共同组成控诉方。在司法实践中，许多被害人担心自己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后，可能失去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保护或降低他们追诉犯罪的热情，因此不愿或不敢提出。从理论上说，被害人申请排除的证据既有言词证据，也有实物证据；既包括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等私人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辩护证据，如辩护人或被告人近亲属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逼迫被害人做出的“虚假陈述”、辩护方伪造的证据等，也包括侦查人员以暴力取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控诉证据。这种控诉证据又可分为三类：一是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包括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二是违反法定程序查封、搜查、扣押所取得的实物证据（包括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三是违反法定程序所取得的各种笔录类证据（包括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笔录等）。④如果这些控诉证据又属于检察机关指控犯罪的关键证据，就可能导致整个控诉失败，使真正有罪的被告人逃脱法网，从而削弱社会公众包括被害人对刑事司法制度的信心。此外，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6条第2款规定，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必须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这对那些“身临其境”又“身受其害”的许多被害人来说，也是一个难题。这些局限性或难题就必须在健全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和完善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证明问题时予以兼顾。
二、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
“证据问题也是程序问题”，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必须遵循正当程序。根据《刑事诉讼法》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规定，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 申请主体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4～56条规定，我国将取证手段的违法性作为判断非法证据的标准，以遏制侦查人员非法取证行为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包括依职权排除和依申请排除两种，前者存在于侦查、审查和审判全过程，后者仅存在于审判阶段。如果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人认为证据是以非法方法取得的，在侦查或审查阶段只能向人民检察院报案、控告或举报，由人民检察院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在法庭审判阶段，他们有权直接向法院申请排除，从而避免侦查人员从非法取证行为中获得任何利益。这里的“被害人”是指其人身、财产、精神或其他合法权利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个人或实体，包括直接被害人中的个体被害人和单位被害人，但不包括间接被害人，和自身基本权利遭受非法取证行为侵害的“非法取证被害人”。诉讼人与被害人之间是一种委托关系，他们参加刑事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被害人的权利，其诉讼行为受被害人意志约束，因此，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也可以通过其诉讼人提出。为了充分保障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检察机关、法院在告知被害人委托诉讼人、听取被害人及其诉讼人意见时，应当明确告知被害人享有该项权利及其行使方式，并且记录在案。
（二） 申请时间
各国有不同做法。美国、俄罗斯都允许庭前提出。在美国，被告人可以在专门的审前动议阶段向法官提出有关排除非法证据的动议。⑤《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第34章设立了专门的庭前听证程序解决有关排除证据的申请。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2条增设了庭前会议制度，规定在开庭审判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就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笔者认为，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应在此时提出，由法院依法通知检察机关、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后者同意排除的，法官应当在庭前会议上促成各方达成排除非法证据的共识，从而将该证据排除出法庭审判阶段；如果各方意见不一致，由于我国庭前程序本质上是一个沟通协商程序，法官只能就审判有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不能独立作出裁判，证据排除申请就要等到法庭调查过程中启动专门的程序性审查程序先行处理。当然，如果非法证据是在法庭开庭后才知道的，被害人在法庭审判过程中直至一审宣判前都可以就全案或者部分证据提出排除申请，此时，法官既可以在法庭调查到某一个证据时进行，也可以待其他证据调查完毕后再对非法证据进行调查，决定是否排除。如果被害人在一审中没有提出排除申请，在二审、再审中仍然可以提出，法院应当参照一审程序处理。
（三） 排除程序
各国做法也存在一定差异。美国、俄罗斯都设立了专门听证程序解决。在美国，法官受理排除非法证据的动议后，会就有关证据的排除问题举行专门的“证据禁止之听证”。在这一听证程序中，有关非法证据是否构成以及应否排除的问题，会成为控辩双方辩论的核心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法官需要引导双方提出证据和证人，被告人也有权出庭作证，控辩双方就此进行交叉询问，法官在听取双方证据、辩论和意见的基础上，做出某一证据的取得是否违反宪法、应否禁止该证据在法庭上使用的裁决。[6]《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234条规定，庭前听证由法官在不公开的审判庭独任进行，控辩双方包括被害人都有权参加。在一方申请排除证据时，法官应当向另一方查明该另一方是否对该申请有异议。在没有异议时，如果不存在进行庭前听证的其他理由，法官应同意申请并作出开庭的决定。根据该法第235条第3项规定，在排除证据的听证程序中，法官有权询问证人并将申请所要求的文件归入案卷中。如果一方反对排除证据，法官有权宣读侦查行为的笔录和其他刑事案卷中现有的和（或）双方提交的其他文件。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排除非法证据的具体程序。参照《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笔者认为，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和法院处理包括五个步骤。
1. 提出申请
被害人申请排除侦查人员或辩护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向法院提出申请，申请原则上采取书面形式，申请书副本由法院转交给检察机关及被告人、辩护人。申请书应当载明被害人申请排除的证据名称，并说明申请排除该证据的理由，包括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从司法实践看，这种“线索或者材料”主要包括被害人出示的遭受暴力取证留下的伤痕、照片、医疗证明、伤残证明、询问笔录、知情人证明，以及侦查人员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取证留下的其他痕迹，或者可以显示非法取证行为发生时间、地点、方式、内容及涉嫌非法取证人员等情节的线索或材料。特殊情况下，被害人也可以口头申请，由法庭记录并通知检察机关及被告人、辩护人。
2. 法庭审查
无论庭前会议还是庭审过程中，法庭受理被害人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查并且听取检察机关和辩护方的意见，分三种情形分别做出处理：如果法庭认为明显没有根据或者不可能存在非法取证的，直接驳回申请，并书面通知申请人，说明理由。如果检察机关和辩护方都对该排除申请没有异议，法庭也认为不存在开庭听证的其他理由，应当同意该申请并裁定排除非法证据；如果检察机关或辩护方对该申请提出异议，并且法庭对该证据取得的合法性存在疑问，认为可能存在《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先行调查处理。
3. 证据收集合法性证明
如果审判人员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存在疑问，对于控诉证据，检察机关应当对此加以证明；对于辩护证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应当对此加以证明。检察机关的证明方法除了现有证据材料外，还包括询问笔录、原始的询问过程录音录像或其他证据，提请法庭通知询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其他证人出庭作证。仍然不能排除非法取证嫌疑的，提请法庭通知有关侦查人员作证。侦查人员应当出庭，而不能由侦查机关出具一份书面的“情况说明”来自证清白。有关侦查人员也可以主动要求出庭说明情况，洗脱自己非法取证的嫌疑。对于辩护证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必须举证证明其取证行为符合法律规定。
4. 各方质证
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属于一种程序性证明。《刑事诉讼法》第56条第1款规定，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可以排除非法证据。而第182条第2款规定的“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是否属于庭前听证程序，还有待相关司法解释明确。笔者主张借鉴美国、俄罗斯等做法，将该款解释为一种庭前听证制度，以便法院能尽量在庭前解决非法证据排除问题，节约庭审时间，提高庭审效率。另一方面，这种庭前听证程序与庭审调查程序应当统一规划，构建一种专门的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性审查程序，由庭审法官以外的法官（或称预审法官）主持，检察机关、被害人及其诉讼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都有权参加，各方可以围绕有关证据是否构成《刑事诉讼法》第54条所规定的非法证据，以及应否排除等出示证据，进行质证、辩论，被害人、被告人也可以陈述并作证。但这种审查听证不应当涉及案件实体问题处理。
5. 法庭裁定
经过法庭审理后，如果法官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依法作出裁定，将被害人申请排除的证据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使其失去法律效力，禁止在庭审中使用或者作为法院裁判的依据。
（四） 救济程序
如果法庭作出拒绝排除非法证据的裁定，被害人及其诉讼人是否可以就该问题再次提出申请或提起上诉等获得救济，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美国、俄罗斯都设立了专门的救济程序。在美国，对于法官拒绝排除某一有争议的证据的裁定，被告人除了可以在法庭审判阶段重新提出排除的动议之外，还可以通过直接上诉和间接复审程序获得救济。[7]《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235条第7项规定，如果法院在庭前听证中作出排除证据的裁决，“在刑事案件进行实质审理时，法院根据一方的申请有权再次审议认定被排除的证据可以采信的问题”。而根据该法第354条第4项规定，如果法院作出拒绝排除证据的裁决，被害人及其人都有权对此提出上诉寻求救济。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如果被害人在庭前会议阶段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遭到拒绝，他在庭审中还有权再次提出。但《刑事诉讼法》第218条仅赋予被害人对一审法院判决不服的申请抗诉权，没有赋予他们对判决或裁定（包括程序性裁判）不服的独立上诉权。如果被害人认为存在《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而提出申请，一审法院裁定予以驳回，被害人此时显然不能申请检察机关抗诉，而刑事诉讼法又没有为被害人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被害人及其家属可能很难接受这种裁判结果，刑事纠纷并未得到最终解决。因此，笔者一直主张立法赋予被害人独立的上诉权[8]，包括借鉴美国、俄罗斯做法，设置专门的程序性救济程序，允许被害人及其诉讼人对法院驳回其排除非法证据申请的裁定不服提出程序性上诉获得救济。
三、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证明问题
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作为一种程序性证明活动，证明对象是作为证据法事实的证据收集合法性问题，被害人及其诉讼人需要提供相应的材料或线索予以证明，这就涉及到证明责任、证明标准、证明方法、证据规则等证据法问题。证明方法以上已经谈及，在此不再重复。
（一） 证明责任
在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分配上，各国（地区）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检控方承担，各国口供合法性的证明都采用该模式；二是申请方承担，实行“谁主张、谁举证”；三是申请方承担初步证明责任，检控方承担最终证明责任。俄罗斯和英国采用前两种模式。《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235条第7项规定，如果辩护方提出排除证据申请的理由是证据的取得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则在审议时，辩护方所提理由的证明责任由检察长承担。在其他情况下，证明申请理由的责任由申请提出方承担。换言之，如果被害人申请排除证据，则由他自己承担证明责任。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76条和第78条分别确立了两种不同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第76条规定，对于被告人口供是否属于警察强迫所得以及口供是否可靠的问题，应当由检控方承担证明责任。第78条规定，如果被告人申请排除某一控方证据，他需要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证明该证据是警察非法所得，法庭采纳该证据将对诉讼的公正性造成不利影响。美国和德国采用后两种模式。美国证据禁止听证程序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比较复杂。一般情况下，提出动议的被告人经常要承担证明某一证据系属非法证据的责任；但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证明责任也会转移给检控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确立了被告人申请排除不同种类证据的证明责任分担和转移规则。[9]而作为一项原则，被告人申请排除证据，必须首先证明其具有相应的法律资格，即其自身的宪法权利受到警察非法取证行为的侵犯。这也是一种初步证明责任。在德国，一般也是先由辩护方承担使法官认为可能存在非法取证行为的初步证明责任，然后由控诉方对此可能的排除加以最终证明。[10]
我国《刑事诉讼法》采用第三种模式，无论被害人还是被告人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都由申请方承担启动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初步证明责任，即提供相关线索或材料证明他具有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资格，这主要是为了防止该项权利被滥用，当事人无根据地行使诉讼申请权，以至于造成诉讼的不合理拖延。法庭经过审查，认为可能存在《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启动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程序，由检察机关或被告人、辩护人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承担最终证明责任。
（二） 证明标准
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所承担的初步证明责任作为一种程序性证明责任，既不同于被害人证明自己提出不同于公诉的诉讼主张而承担的实体性证明责任，也不同于检察机关为了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而承担的程序性证明责任，更不同于检察机关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实体性证明责任。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就在于证明标准的差异。由于这种初步证明责任主要用来解决被害人的申请资格问题，同时为了保障被害人人权，因此，其证明标准不能定得太高，否则，许多被害人遭受非法取证行为侵害后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而可能被排除出该项权利之外。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只要被害人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相关线索或材料，能使法官产生疑问，认为可能存在《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从而说服法官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即达到“表面上成立”即可，而非要求被害人必须提供某一具体种类的证据。否则，该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就可能成为公安司法机关剥夺被害人申请权的合法依据，甚至成为公、检、法三机关相互庇护以阻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工具。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检察机关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必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与该法第195条规定检察机关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实体性证明标准是一致的。如果他们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法官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该证据就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刑事诉讼法要求检察机关承担证据收集合法性的程序性证明标准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有利于加大对侦查人员非法取证行为的制裁，从而更加全面地保护被害人人权。该规定与英国做法一致。⑥但是，笔者认为，立法要求检察机关对所有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都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这与我国目前刑事法律规范尚不完善、全国各地侦查机关人员素质与侦查水平参差不齐等不协调，可能导致诉讼成本的提高和更多非法取证手段的使用，不利于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在美国，一般情况下，提出证据禁止动议的被告人如果需要承担证明责任，这种证明最多只需要达到“优势证据”的程度，而在检控方承担证明责任的场合下，其证明标准一般也是“优势证据”，即使在特殊情况下也仅需要达到“清楚的和令人信服的证据”程度即可，无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有罪证明标准。⑦我国有学者认为，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只要达到“较大证据优势”即可，要求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程度要求过高，不太现实。[11] 笔者主张区别对待，对于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如果属于侦查机关以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即《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强制性排除”的情形，检察机关对其收集程序合法性的证明应当达到“较大证据优势”或“盖然性优势”的程度；而对于侦查机关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书证（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且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即“自由裁量的排除”的情形，检察机关证明只要达到“优势证据”程度即可。因为“自由裁量的排除”规则所针对的违法取证行为并没有侵犯重大的利益，一般也不会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因此，在证明责任的确定上应当与“强制性的排除”有所区别。而如果被害人申请排除的是辩护证据，由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承担证明责任，证明标准也仅需达到“优势证据”程度即可，以区别于检察机关承担证明责任。
（三） 证据规则
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与被告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一样，是一种特殊的程序性裁判，主要是为了解决证据收集合法性问题，而不是被告人定罪量刑问题，因此，通常具有较为简易的程序模式，一般适用自由证明的理念，有自己独立的证据规则，而不能适用实体性裁判的严格证明机制和证据规则。这种证据规则除了前面谈到的特殊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外，还包括有关证据的可采性规则等。对于后者，我国法律至今缺乏规范。有学者提出“证据能力与证明力一体化”的观点，认为对于程序性事实的证明，没有必要严格区分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原则上，只要证据在真实性、可靠性或相关性上没有异议，法庭就可以确认其证明力，也可以因此承认其证据能力。在程序性裁判的证据运用上，即使在取证手段、取证主体或者调查方式上存在一些程序上的瑕疵，只要不影响该证据的证明力，法庭都可以采纳。[12]这种观点总结了英美等国程序性裁判证明的共同做法，比较符合我国刑事司法现状，便于当事人申请和法院更多地解决证据收集合法性争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7条允许检
察机关提交经有关讯问人员签名或盖章并且加盖公章的说明材料作为证明取证程序合法性的证据，就是一个例证。但是，笔者认为，既然包括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在内的程序性裁判实行自由证明机制，立法就不应该对法官探知证据信息所使用的证明方法及其调查程序做出较多限制，也不应再援引严格证明机制中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概念来规范证据准入与采信，而应当赋予法官较为充分的自由裁量权。换言之，在程序性事实证明中，法官原则上可以使用所有可能取得的证据材料来探求证据信息，并且只要形成“很有可能”或“大致相信”，即“表面上成立”的心证即可，不受直接、言词、公开审理等证据法原则和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等限制。对于特定诉讼要件是否存在，法官是否已有足够的心证，也应当赋予他们合乎义务的自由裁量确定。在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性事实证明中，被害人、证人基于猜测、假设、传闻所做的陈述、证人不能指出其信息来源的证言，以及被害人、被告人、证人的品格证据等任何形式的证据材料，只要法官认为真实、可靠，能帮助其形成正确心证，原则上也可以采纳作为证据。
四、结语
被害人作为刑事案件当事人和刑事诉讼中起辅助作用的控诉方当事人，与诉讼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其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具有正当性。但如果被害人申请排除的证据又属于检察机关指控犯罪的关键证据，就可能导致整个控诉失败，使真正有罪的被告人逃脱法网，因而还存在一定局限性。笔者建议立法在庭前会议中增设专门的听证程序，让法庭通过公开听证对被害人提出的排除申请作出裁定，同时，为被害人不服该裁定提供救济。另外，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作为一种程序性证明活动，采用自由证明机制，证据收集合法性的最终证明责任由检察机关或辩护方承担，但只要达到“优势证据”标准即可，并在证据规则上赋予法官更多的裁量权。这样，既能充分保障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权利的实现和处理程序的正当性，又可以有效克服此类申请可能产生的局限性，实现被害人与被告人人权保障的动态平衡。
注释：
① 该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② 参见《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95条第（四）项和第397条第（一）项。
③ 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起草过程中，理论界就被害人是否有权申请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存在争议。起草者认为，被告人是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中心，相对于被害人而言，被告人与审判结果有着最为直接的利害关系，为了避免司法机关的审查偏离重心，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审判效率，更为有效地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暂时没有赋予被害人申请证据收集合法性审查的权利。他们认为，如果在取证过程中，侦查机关的非法取证行为侵害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被害人可以通过申诉、控告、检举等方式获得救济。参见张军主编：《刑事证据规则理解与适用》，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14页。
④ 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不规范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等私人非法取证行为，也没有明确派生证据，即“毒树之果”问题。本文主要研究被害人申请排除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的控诉证据，包括《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以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和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书证（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且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以及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等采取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逼迫被害人提供的“虚假陈述”等辩护证据。
⑤ 关于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详细介绍，参见陈瑞华：《比较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4-137页。
⑥ 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76条规定，凡是对被告人采取“压迫”的手段所取得的供述一律无效，除非检察官能够向法庭证明它不是以“压迫”方式取得的，而这种证明的标准也是排除合理怀疑，与有罪证明标准一致。
⑦ See Lego v. Twomey， 404 U. S. 477（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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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犯罪证明申请书范文第7篇
步骤篇
一、获得美国雇主的雇用
由以下三部分组成：（1）拥有特别杰出才能的专业人士，如在科学、艺术、商业、教育和体育等领域的特别杰出人才；（2）杰出的教授和科研人员；（3）跨国公司的业务经理和行政主管。
该类移民每年的配额为4万个，外加第四和第五类职业移民未用完的配额。该类职业移民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不需要向劳工部申请劳工卡，可直接向移民局申请移民。
01、拥有特别杰出才能的专业人士
所谓“特别杰出才能”系指申请人在科学、艺术、商业教育或体育等领域，拥有高超的专业技能，并在其所属领域里属于占少数顶尖人才，而且其才能和成就在其专业领域里获得国际国内的公认和推崇。
“特别杰出才能”必须具有以下条件中的三项，并提供证明：（1）荣获重要国际大奖；（2）获杰出成就的人士才能参加协会的会员；（3）大众媒体如专业性刊物、国际性、学术杂志，以及电台和电视等对此人的工作或成就的报道；（4）参与对同行业其他人员的成就的评审工作；（5）在科学、学术、艺术、运动或商业等领域里拥有重要贡献；（6）在专业刊物或其他媒体上发表学术性文章；（7）在艺术博览会、展览会上展出过自己的作品；（8）在某声誉卓著的组织或机构担任过领导职务；（9）与同行业其他人员相比，拥有较高的工资待遇；（10）在表演艺术中获得商业性的成功，并反映在票房记录、录音带、录像带或镭射唱片的销量上。若上述标准不适用于受益人的职业，申请人可以提出类似的证明文件，以证明所具备的才能。
02、杰出教授和科研人员
该类人员在移民申请方面的要求，主要侧重于“学术领域”的杰出表现。该类人员申请移民需要有美国雇主提供工作机会。为了证明该人员在学术领域的杰出表现以及提出移民申请的理由，作为美国雇主需向移民局提供下列材料：
（1）申请人确系国际承认的“杰出人员”，具体材料可从下列六项证明中任选两项： A、因杰出成就而获重要奖项；B、系某学术性协会的会员；C、在专业刊物上发表文章； D、以个人或小组成员身份，参与评审同行业其他人的工作；E、在学术领域所作的科研贡献证明； F、出版学术著作或在国际性专业刊物上的证明。
（2）申请人至少有3年的教学或科研经历，由前雇主出具证明，须说明受益人所负责的主要工作。
（3）申请人已获得美国大学或科研机构提供的终身教学或科研的职位，这种职位不是临时性的，并为此提供证明。由该大学或科研机构出具证明，证明该大学或科研机构在学术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03、跨国公司业务经理和行政主管
该类人士的移民申请，也需要由美国雇主提供工作，不同的是，该美国雇主应是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合资企业或关系企业。雇主在向移民局提出申请时，必须说明此人将在美国担任业务经理或行政主管的工作，并须明确描述此人所担负的职责。跨国公司不仅指从事生产和贸易性的企业，也包括服务性的企业，他们在美国的分支机构应有明确的业务活动，而不仅仅是一个点或办事处。
移民局在考查申请该类移民的人员，有一套衡量的标准。主要有以下几点：
业务经理的职责是：（1）管理这个企业，或者是企业内部的某个部门；（2）监督和控制其他管理，主持整个企业或某个部门的基本动作；（3）对部属拥有任免权和其他的人事行动，如晋升或授权；（4）对自己所主管的日常业务运作有决定权。
行政主管的职责是：（1）主持这个企业或某个主要部门的管理工作；（2）制定企业或某个主要部门运作的政策和目标；（3）对主持的工作拥有广泛的决定权；（4）该企业较高级主管、董事会对其工作只做一般性的监督或指标。
雇主在向移民局递交业务经理或行政主管的移民申请时，还必须明确以下几点：（1）受益人至少有1年时间是在公司企业担任主管或经理职务；（2）向受益人提供工作的美国雇主，是此人在其他国家工作时的相同雇主，是属分公司、合资企业及关系企业；（3）该美国雇主经营业务至少已满1年。
二、第二类职业移民
由以下两部分人组成：（1）拥有硕士或更高学位的专业人员：该类移民的每年配额为4万个，外加第一类职业移民未用完的配额。该类移民在向移民局提出申请之前，需向劳工部申请劳工卡。申请人在取得劳工卡后，最好能由美方雇主作为移民的申请人，以特殊人才的名义提出申请。（2）具有特殊才能人员：所谓“特殊才能”是指在科学、艺术或商业领域里拥有优秀才能的人士，其专业水平远远超过这些领域里普通的水平。申请移民时，移民局要求提供下列各项材料中至少3项：A、某大专院校发给此人的学位证、毕业证；B、由现在或过去的雇主证明此人在申请的专业中至少有10年的全职工作经验；C、从事该职业的执照或证书；D、证明因特殊才能而拥有的高薪金；E、为某专业协会成员的证明；F、在专业领域拥有重要贡献，得到同行、政府、专业组织的承认。
三、第三类职业移民
由以下三部分人组成：（1）受过两年以上训练或拥有两年以上经验的技术工人；（2）拥有学士学位的专业人员；（3）非技术工人。
该类移民的每年的配额为4万个，外加第一和第二类职业移民未用完的配额。该类移民在向移民局提出申请之前，必须向劳工部申请劳工卡。
按照移民法的要求，申请该类移民的人士，都必须附有劳工部签发的劳工卡，或是符合劳工部A类目录中规定职业项目，或符合劳工部“劳工市场住处指导计划”中列举的短缺职业。若是申请劳工部A类目录上的项目或证明该人士的专业确系劳工市场信息指导计划中列出的短缺职业，须在申请书上附上一份劳工部ETA750表（即劳工证申请表）。
如作为技术工人申请移民，其美国雇主必须出具证明，证实该人士曾受过两年以上的职业训练或拥有两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并在证明书上注明训练人员或雇主的姓名、职务和地址等。
如作为专业人员申请移民，必须附上该人士具有学士学位的证明，须是大学或学院的官方纪录，上面应有分发学位的日期和专业，并出具该人士是某行业的会员证明。
如作为非技术工人申请移民，申请时， 须附有证据说明此人符合劳工证上关于教育、训练和经验的要求，还须说明此人是具有非临时性或季节性的非技术工作的合格人选。
无论是作为技术人员还是非技术人员，在申请移民时，美国该雇主所提供的工作机会必须是永久性的，而不是临时性或季节性的，而且在美国无法找到此类人员。
四、第四类职业移民
该类职业移民也称为特殊人士移民，主要由以下三部分人组成；（1）具有学士以上学位的宗教人员；（2）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雇员；（3）部分在美受法院保护在外国青少年。
宗教人士的移民申请，其基本条件是：该人士在申请前两年内一直是某宗教教派的成员，而且该教派在美国必须有一个真正的非营利的宗教组织。该人士移民美国的目的只是为了履行该宗教教派的神职，或是应美方组织的要求，在该组织内或其有关的非营利机构内为宗教事业从事专职工作。
关于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雇员，凡为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工作3年以上的职员，均可申请移民美国。而且每年这类人士中最初的500个移民申请可获签证，不受香港地区移民配额的限制，其家属也可一同移民美国。这些家属包括：受益人的配偶、未婚子女、亲生父母、配偶的亲生父母、兄弟姐妹（未婚）。这项对美国驻香港使馆雇员的特殊政策，限在2002年1月1日以前。
在美受法院保护的外国青少年，主要针对那些在美国际机构工作的雇员的子女，只要他们年龄在5-21岁之间时，曾在美国生活了7年以上，他们在25岁之前，均可提出移民申请。
步骤篇
一、获得美国雇主的雇用
作为第一优先职业类第一小类的具备特别能力者和符合“国家利益豁免”类免。如果申请人在美国境外，即需雇主确认该项雇用。如果申请人已在美国境内，支持其申请职业移民的雇主可以是已经雇其工作的雇主，也可以是其他雇主。
二、向美国劳工部申请劳工证
劳工证（Labor Certification）的完整名称是“外国人工作证明”，（Alien Employment Certification）。是劳工部给移民局的一种证明，证实如果该申请人在美国永久性工作并不会因此夺走美国工人的工作机会。
劳工证又分为临时劳工证和永久性劳工证。一般所说劳工证是指永久性劳工证。其他和劳工证相似的有“健康机构证明”和“劳工情况申请表”，这几种均是雇主向劳工部的申请或报告。
永久性劳工证。通称劳工证，是雇主打算支持其雇员申请职业移民而事先向劳工部提出的一种申请。
临时劳工证。是雇主在向移民局提出雇用持H-2B非移民签证的临时性技术或非技术工人时，按规定须事先向劳工部申请的临时劳工证。这种临时劳工证的申请只同非移民签证有关，和职业移民申请无关。
健康机构证明。又通称“劳工缺乏证明”，仅仅指健康机构，如医院、诊所等，向移民局提出雇用持H-1A注册护士非移民工作签证时，必须首先向劳工部申报的一个程序，涉及的也只是非移民签证。
劳工情况申请表。是雇主在向移民局提出雇用持H-1B专业人员非移民工作签证时，向劳工部申请的一个程序，涉及的也只是非移民签证，和职业移民申请无关。
三、正式向移民局提出移民申请
如果劳工证获得批准，雇主则可向移民局提出职业移民的申请。移民局批准与否是最终决定，比劳工证的获准更重要，但从实践上看，劳工证的获准可能超过移民局的批准，因为在通常情况下，移民局对已获劳工部批准的申请案都予以批准。
如果申请人属于职业移民类别中免除劳工证申请，或者是劳工部规定的劳工证豁免职业，雇主即无须申请劳工证，直接向移民局申请。申请应直接向移民局的地区服务中心提出。当申请寄出后，如果被受理，雇主会收到连同收据的受理通知。
四、境外申请签证或境内调整身份
当雇主的职业移民申请获准后，申请人即可申请签证或申请调整身份，但无论是申请职业移民签证，还是申请调整身份，申请人都须核实自己所属类别的配额有无名额，如果尚无名额，则需等到有名额时方可申请签证或调整身份，不过职业移民的大多数类别一般都有现成名额，或者截期不用等候很久。
移民签证申请或调整身份，是职业移民的最后一步，即把职业移民从申请变为现实的一步，如果说劳工证和雇主的陈情申请，重点是审核工作提供及雇主和申请人的资格，那最后一个程序即是对申请人的资格及背景的确认，如果一切符合要求，移民签证或移民身份即会获得批准。
文件篇
一、申请表格
（1）I-140表，即“外籍工人移民申请表”；（2）ETA-750表，即“外国人工作证明申请表”（如果属于劳工部划分的A类职业中的申请人需填写此表），也就是说，只有职业移民类别中的第一优先职业类（优先工作人员）无须向移民局填报此表，其余均需填报此表。（3）申请费。
二、普通类别的证明材料
普通类别指需要首先申请劳工证的所有类别。其需要提交的证明材料：获得劳工部批准的劳工证，向移民局申请时，需要提交该表（即劳工证）的正本；学历证明，必须提交在劳工申请表中所述之申请人的证明，这些材料包括毕业证书，成绩单、学位证书等，如果申请人在美国以外所受的教育，则最好能够提交经过文凭评估的证明；工作经历证明，雇主应提交在劳工证申请表中所述之申请人的工作经历或经验证明，这些材料主要包括：申请人原雇主的信函或经公证的证明、或提交其原有的工资税单或同事工友等出具的证明，申请人本人或其他人出具的、证明申请入具有某种必需的专业知识或技术的叙述性证明。
申请人获得雇用的证明。证明包括雇用合同，其中应阐明申请人的工作职务、职责、报酬等。如果雇用已经发生，则应提交个人工资税单等。但第一优先职业类中的第一小类及第二优先类别中“国家利益豁免”类可免除事先获雇用的要求。
雇主支付薪资能力的证明。不少被移民局拒绝的申请，其主要原因之一即在于提出申请的雇主公司太小，被认为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支付规定的薪资，为证明支付薪资能力，雇主需提交最近两年的公司税单，包括利润、工资税等等，还有资产平衡表、损益表、银行对帐单、银行存款证明等，以说明雇主的财务状况。如果是新公司，则不必要求两年的税单。没有税单的公益性公司则需提交年度报表，当然，证明付资能力系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一般来讲，公司越小，要求提供的证明则越多；公司越大，要求提供的证明则越少；如果是国际著名的大公司（如迪斯尼乐园、环球影片公司），则根本无需提交任何证明。
三、特殊类别的证明材料
特殊类别指免除劳工证申请的类别， 包括移民局规定的豁免和劳工部规定的豁免。特殊类别除上述有关材料须全部提交外，还应按其具体的不同类别提交如下有关材料：
01、具有特别能力者：（在艺术、科学、教育、商业或者体育领域中具有杰出成就者）证明，这种杰出成就的主要证明是其所获之国际性大奖。如果未获得过国际公认的奖励，则应具备以下所列之至少三个条件并提供相应证明：（1）由于其杰出成就获得过低于国际公认大奖的其他全国性或国际性奖励；（2）作为必须具有杰出成就方能加入的专业协会或组织之成员；（3）其专业成就为专门著作、行业出版物或重要谋体所记载或报导；（4）曾经或现在仍然作为其行业评判或评选的评判员或评委委员；（5）在有关领域取得过开创性成就；（6）发表过专业著作或者在行业出版物或主要媒体上撰写过专业文章；（7）其作品参加过艺术展出；（8）身为某一著名机构的负责人或重要人物；（9）身处高薪阶层（年薪至少10万美元）；（10）如果是表演艺术家，其表演的票房价值或者其唱片、磁带、光碟或影带等的销售有极好的商业收入。
02、杰出教授或研究人员：杰出教授或研究人员须从事教学或研究至少3年并应提供原雇主的证明信函，如果是在美国大学担任教授，该学校须证明这一职位是终身职位或者终将成为终身职位。如果雇主是私立机构，则应证明该雇主曾取得过突出的研究成果并雇有另外3名以上的全职研究入员，除此以外，申请人还必须符合下列中之至少两个条件并提供有关证明：（1）因为学术成就而获得奖励；（2）作为必须具有杰出学术成就方能参加之有关学术协会的成员；（3）其工作或成就被他人在专业出版物中予以专门记载或介绍；（4）作为行业评委的成员；（5）在科学或学术研究上取得过开创性成就；（6）其学术著作或登载其学术文章的专业学术期刊为全世界发行。
03、跨国公司行政主管和经理：跨国公司行政主管和经理以优先工作人员类别申请永久居留，无须向劳工部申请劳工证，其向移民局申请所需提交的表格和其他证明材料应按照申请L-1签证时所提交的材料，以证明雇主的资格及申请人的资格。
04、理疗师：理疗师是劳工部划入豁免劳工证申请的类别，以理疗师申请职业移民，除了上述一、二项所列有关表格和材料外，还需提交州一级的专业执照证明或通过州一级执照考试的证明，如果既没有执照又未通过考试，则应提交州一级理疗师执照机构出具的资格证明。
根据1996年移民改革法，从事健康护理工作的人，除了需要通过专业执照考试外，还须通过外国护理学校毕业生委员会的考试并有符合其工作要求的英语水平，健康护理人员（医生除外）主要包括：护士、理疗师、职业辅导治疗师、医疗技术人员、助理医师等。
05、在科学、艺术或商业领域中具有杰出能力者：要证明申请人是在科学、艺术或商业领域中具有杰出能力者，至少应符合下列要求的三项并提交相关证明：（1）具有同其杰出能力有关领域之学术学位；（2）在该领域内从事全职研究工作10年以上；（3）具有该行业的专业执照；（4）属高薪阶层（年薪至少75000美元）；（5）为有关专业协会成员；（6）在有关行业取得了公认的成就或贡献。
06、在艺术与科学领域中具有杰出能力者：要证明中请人属于在艺术与科学领域中具有杰出能力的人，至少应符合下列要求中的两项并提出相关证明：（1）获得过国际公认的奖励或奖品；（2）身为经过挑选方能参加之国际组织协会的成员；（3）其作品在专业出版物上被介绍；（4）作为或曾经作为国际性比赛或活动的评委成员；（5）在科学或学术上取得过开创性成就；（6）在国际性刊物上撰写过科学或学术的专业文章；（7）其作品在至少两个国家展出过。
07、宗教人员：从1997年10月1日起，宗教人员作为职业移民类别仅包括神职人员，如牧师、神甫、修士、修女、和尚、尼姑、传教士等，原属这一移民类别的宗教工作人员。宗教人员申请职业移民，除普通要求的材料外，还须提交其资格证明，这些证明主要包括：其从事该宗教职业的官方证明、执照或其他证明；其宗教领袖或总部所出具的证明信函，证明申请人从事该宗教职业的性质及工作时间。要符合这一类别，申请人从事其职业工作至少超过2年。
在职业移民申请中，对有些案例，移民局除了雇主所提交的材料外，往往还进行独立的调查。其目的主要在于确认雇主及申请人的资格及背景。其时间长短不等，但通常超过1年，有的甚至超过2年。如果申清被搁置很长时间没有音信，又属于可能调查的类别，则一般是正在调查之中。
申请篇
向美国使馆申请移民签证
职业技术移民签证申请获移民局批准后，而且所申请的类别的配额截期也已到，申请人如果在美国境外，则需向使领馆申请移民签证。
当申请人收到NVC寄出的材料后，应将其中的0F-2301表，即“移民签证及外国人登记申请表”的个人履历部分填好尽早寄出。同时，如果材料全部收到，则应将0F-169材料清单表签名后寄出，表示申请人已收到全部材料，开始等候面谈通知。其他表格及材料则在面谈时提交。申请人等候面谈通知的时间会依每个领馆而有所不同，但一般至少超过60天。当面谈时间确定后，申请人即会收到领馆通知。
收到领馆面谈通知后，申请人即应按通知的要求完成各项准备，比如体检、无犯罪证明等，然后在规定的时间参加预约的面谈，即正式申请签证，申请人在申请职业移民签证时，应提交材料：01、“移民签证及外国人登记申请表”的正文部分。如果作为免除工作提供的优先工作人员的第一小类，也已获移民局批准，因此一般不需提交经济担保书。02、移民局的I-797批准通知书；03、向移民局提出申请的全套材料影印件；04、护照，至少6个月有效期。如有随行眷属，每人均需提交。05、照片5张。应按要求拍摄。如有随行眷属，每人均需提交无犯罪证明。06、体检证明，在于证明申请人未患有属不可入境类的疾病。07、防疫接种证明。08、申请费及签证费。
无犯罪证明申请书范文第8篇
“同犯罪斗争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是否善于进行侦查工作”〔1〕(p.1)，因为只有通过犯罪侦查，“才能查明案情、查获犯罪分子，对其追究刑事责任，并为人民检察院的和人民法院的审判提供充分的材料和根据”〔2〕(p.122)。由侦查的任务所决定，侦查机关必须享有拘传、拘留、逮捕、搜查、扣押等对人或对物的强制处分权，即侦查权。但这些强制手段大都涉及公民的各种权利，如果缺乏有效的制约手段或程序保障措施，侦查权的运作就可能成为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威胁公民的安全，尤其是刑事诉讼中的犯罪嫌疑人处于被诉追的地位，其诉讼权利和人身安危更是极易受到国家有组织的暴力行为的侵犯。正如英国上议院大法官丹宁所说，“社会保护本身不受犯罪分子危害的手段一旦被滥用，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3〕(p.36)。因此，如何规制侦查权的行使，防止侦查机构和侦查官员滥用国家权力、侵犯公民权利，就成为现代侦查制度必须面对的课题。
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加强对被告人权利保障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对此已有学者作过深入论述：〔4〕(1)确立了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定罪权，取消了免予制度；(2)规范了各种强制措施的批准权限、使用程序和期限，明确了解除、变更强制措施的条件；(3)取消了收容审查，增设了财产保证金制度；(4)将律师参加诉讼的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并增加了有关法律援助和指定辩护的规定；(5)尤其重要的是，新刑诉法还吸收了无罪推定精神，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
上述改革对于确保被追诉者在诉讼过程中作为诉讼主体主动地参与诉讼，无疑有着深远而重要的意义。不过，这次刑诉法修改虽然动作较大，但对屡出问题的侦查程序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的“超期羁押”、“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滥用强制措施”等侦查权滥用现象，依然无法得到及时的纠正。这从根本上讲，乃与我国宪法和刑诉法对公、检、法三机关相互关系及制度设计上存在着重大缺陷有关。由于中国的侦查权缺乏必要的司法控制，整个侦查程序几乎渲变成为裸的“行政治罪程序”，“被控人面对具备法官绝对权力的追诉人，束手无助”〔5〕(p.121)。尽管律师在名义上可提前介入，但事实上不可能存在实质意义上的辩护。因为，“控诉人如果成为法官，就需要上帝作为律师”〔5〕(p.121)。这是极其危险的。
本文针对我国以检察监督为主的侦查权控制方式之法理缺陷及其在运作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根据西方各个国家侦查权良性运作的经验，拟对侦查权的司法控制机制是否具有内在的正当性进行考察，并就我国侦查权的司法控制机制之建构作一宏观的设计，以规制我国侦查权的行使，保护被追诉人的权利，并为我国侦查程序的改革提供一个思路。
一、西方各国侦查权的司法控制之方式
综观西方各主要国家，尽管诉讼理念有所不同，侦查权的具体运作方式也有很大差异，但大都强调法官对侦查程序的介入，以使侦查权受到司法权的制约，防止其在运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和失误。概而言之，西方各国对侦查权进行司法控制一般通过以下几种方式：
1.司法授权。所谓司法授权，是指侦查机构和侦查官员进行的所有涉及公民权利的活动，必须获得一个中立的不承担追诉职责的机构的授权。否则，侦查机构和侦查人员除现行犯和紧急情况外，原则上无权动用强制手段。在西方，行使侦查权的司法警察或检察官要运用逮捕、搜查、扣押、窃听、羁押或者其他强制性措施，必须事先向法官提出申请，后者经过专门的司法审查程序，如认为符合法定条件，才许可上述侦查活动，并颁布许可令。当然，如果存在特殊情形，侦查机构和侦察人员也可以自行实施，但要立即送交法官或法院处理。在英国，警察要对嫌疑人实施逮捕或搜查、扣押等行为，必须事先向治安法官提出申请，并说明正当、合理的根据。治安法官经过审查许可逮捕或搜查、扣押的令状后，警察方能实施上述行为。在美国，基于宪法上的“正当法律程序”，警察要对公民实施逮捕、搜查、扣押、窃听等强制侦查措施，应首先向法官提出申请，证明犯罪行为的发生存在“合理根据”，（注：关于“合理根据”的解释，请参见李义冠《美国刑事审判制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并说明采取相关的侦查措施是必须的。法官经审查，认为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才签发相关的许可令。德国自1974年刑事司法改革以来，法官在侦查阶段不再直接领导指挥或者实施具体的侦查行为，其职能主要是根据检察官或司法警察的申请许可令。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司法警察和检查官要对公民实施逮捕、羁押、搜查、扣押、身体检查、窃听等强制侦查措施，一般都必须提出申请，由法院通过审查后许可令。在意大利，司法警察或检察官采取所有强制侦查措施，如搜查、扣押、窃听等，也必须首先取得预审法官的许可或授权。日本的侦查分为任意侦查和强制侦查，强制侦查原则上应当依据法官签发的令状而实施，法律规定的强制侦查方法，包括逮捕、羁押、查封、搜查、勘验、鉴定处分、询问证人等。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97条第1款规定：“为实现侦查的目的，可以进行必要的调查。但除本法有特别规定的以外，不得进行强制处分”。可见，日本是将任意侦查作为原则，强制侦查仅限于刑事诉讼法有特别规定的场合方可进行。当然，法国的预审法官是一种例外，根据法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预审法官负担双重职能：一是领导和指挥对现行重罪和轻罪的侦查，二是批准拘留、逮捕、司法管制等强制侦查措施。由于预审法官集侦查权和司法权于一身，职能混淆，缺乏制约，长期来一直面临指责甚至批判。从90年代初期以来，不少学者都呼吁废除预审法官制度，取消预审法官领导和指挥对现行重罪和轻罪的侦查的权力。1993年1月4日的法令废除了预审法官的这项权力，但1993年8月24日的法律又重新确立了由预审法官领导和指挥对现行重罪和轻罪进行侦查的权力。
2.司法救济。（注：司法授权和司法救济的不同有二：其一，司法授权是同步进行的，而司法救济却是事后进行的。其二，司法授权是必经的步骤，而司法救济却未必。）所谓司法救济，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如果对有关强制侦查措施不服，可以向一个中立的司法机构或司法官提讼，在诉讼中，司法警察和原作出强制侦查措施的法官都要承担举证责任，以证明其强制侦查措施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在英国，遭受羁押者可向羁押警察提出保释请求，如遭拒绝，则可以向治安法院提出请求，治安法院举行听审后作出裁断。如果有关保释的申请不被接受，嫌疑人可以将此程序性问题上诉到高等法院。此外，在侦查阶段遭受不当或非法羁押的嫌疑人，还可以向高等法院王座庭申请人身保护令。该法庭一旦接受申请，就将专门就羁押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举行由控、辩双方同时参与的法庭审理活动，并作出裁决〔6〕(p.290)。在德国，被羁押的人不但可以在任何阶段向法官提出撤销羁押的申请，而且还可以直接向德国提出申诉，要求对羁押的合法性进行审理。在意大利，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预审法官作出的有关羁押等涉及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裁决，有权向该法官所在地的省府驻地法院申请复查，对复查结果不服，还可以向意大利的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由后者作出最后裁决。在法国，嫌疑人对预审法官在正式侦查中所作的裁定不服，有权向上诉法院审查庭提出上诉，后者经过审查可以撤销预审法官的裁定。在日本，被疑人对法官作出的有关羁押、保释、扣押或者返还扣押物的裁定不服，有提出准抗告的权力。对简易法院法官所作的裁定可以向管辖地方法院，对其他法官作出的裁定可以向该法官所属的法院，请求撤销或者变更该项裁定。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的刑事诉讼法在加强对公民人身自由的保护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现行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第11条规定了“被逮捕的人有权申诉要求就羁押他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而且“审判员依照司法审查结果作出的释放被羁押人的决定，应当立即予以执行”。在此基础上，现行俄罗斯刑事诉讼法还增设了司法审查程序。被羁押人所在地的法院审判员，在收到公民进行司法审查的申诉申请后3日内，在检察长、辩护人、被羁押人及其法定人参加下的不公开法庭上，对羁押的合法性和是否有根据进行审查。审判员在听取申诉人对其申诉论证和其他出庭人员意见之后，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撤销羁押并释放被羁押人的决定和驳回申诉的决定。
3.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所谓非法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法律授权的官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以违法的方法取得的证据，包括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76条规定了对非法取得的被告人口供的自动排除原则。对于非法搜查、扣押的物证只要与待证事实有关，原则上不予排除，将自由裁量权委与法官。不过英国并不禁食“毒树之果”，对于从被排除的非法证据延伸出来的其他证据，只要被证明具有可靠的关联性，就可被采信。与英国相比，美国的证据排除规则范围较广泛，在适用上也较严格，美国宪法第4条修正案规定，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不得在刑事指控中作为证据使用；对于非法收集的物证，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案例确立了排除规则，并于1961年将该规则适用于各州的刑事诉讼。进入80年代后，联邦最高法院对排除规则的适用设立了“最终或必然的例外”和“善意的例外”两个例外情形，缩小了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不过，法院可以将警察根据非法证据而获得的其他证据予以排除，也就是禁食“毒树之果”。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36条a规定了对违犯禁令所获得的陈述，即使被指控人同意，也不允许使用的原则。对于非法获取的物证，德国以权衡原则为标准予以处理，即侵犯人的尊严和人格自由所得的证据应予禁用，但对于重大犯罪，前者应当让步〔7〕(p.265)。意大利1988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191条规定，法院或者法官发现警察或者检察官通过违反禁令获得的证据材料，不得加以适用。日本宪法第38条和刑事诉讼法第319条均规定非法取得的自白不得作为证据。对于非法取得的物证，日本虽然受美国法影响，采取排除的态度，但又有所保留，为了追求实体真实，而对这类证据材料的排除设定较为苛刻的限制，只有当“重大违法”时才予以排除〔8〕。俄罗斯于1993年12月12日全民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宪法》第50条和现行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第69条也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的效力问题，即“在从事司法活动的过程中不许利用通过违反联邦法律而获得的证据”。在法国，对于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立法和判例也是持否定态度的。
当然，对各国来说，司法权对侦查权的控制还体现在，法院可以通过开庭审理的方式，对侦查机构的侦查结论进行独立的实体裁判，即就被追诉人是否有罪作出权威的结论。
二、侦查权的司法控制之理论基础
侦查权的司法控制的其理论基础是：
第一，这是保护被追诉人权利的现实需要。在刑事诉讼中，国家侦查权的行使不仅有可能侵犯被追诉人的权利，而且也可能侵犯被害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但是被害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保障并不构成刑事诉讼的基础问题。这是因为被害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大都处于协助追诉机构证明案件事实的地位，其权利遭到非法侵犯的可能性极小，而刑事诉讼中的被追诉人由于处于被追诉的地位，其权利最容易受到侦查机构基于打击犯罪心切或对犯罪的仇恨心理而实施的非法行为的侵害。因此，如何保障被追诉人的权利就成为各国侦查程序的重点和难点。其实，对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实质上也是对所有公民的权利保障。因为，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怀疑犯罪而受到刑事追诉。但被追诉人既可能是有罪的，也可能是无罪的。而基于无罪推定的要求，“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与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9〕(p.40)。但是，要保护被追诉人的权利免受侦查权的侵害，既不能靠其自身的反抗来达到，因为任何公民无论其多么富有或担当着多么高的职务，都无法和国家相提并论，也不能靠侦查机构和侦查官员来保护公民权利，因为侦查机构和侦查官员是国家利益的代表，其在刑事侦查中的任务主要是查明犯罪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不可能在侦查程序中兼顾保护被追诉人的权利，其职业特点决定了他无法摆脱其追诉犯罪的心理倾向，因为，“发生了一件非常事件，他就会自然想到那也许就是一起犯罪案件；查获了一个嫌疑犯，他会努力去证明那就是罪犯；查明了一个犯罪事实，他会推测还会有其他罪行；查明了一个轻罪，他会估计还会有重罪事实；查获一个罪犯，他会努力去挖可能存在的同案犯等等”〔10〕(p.188)。而且，“同一官署忽而忙于维护国家利益，忽而又将国家利益弃置一边，忙于维护正义，显然极不协调”〔5〕(p.101)。正是基于上述观念的认识，西方各国都强调法院或法官对侦查程序的介入，使侦查机构对公民的侦查活动纳入司法权的控制领域，以保护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
第二，这是正当程序理论在侦查程序中延伸的结果。正当程序作为一种观念，早在13世纪就出现在英国普通法之中，并在美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其根源于古罗马时代的“自然正义”论。在当时，为了实现自然正义，审判程序上“有两项基本要求：(1)任何人不得作自己案件的法官(neojiudexinpartesua)；(2)应当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audialreempartem)”〔11〕(p.55)。不过，正当程序的观念在英美法中出现和发展不是偶然的。按照日本学者谷口安平的解释，“英美程序正义观念的发展源于三方面的原因：陪审团裁判以及作为其前提的当事人主义诉讼结构；先例拘束原则；衡平法的发展〔12〕(p.27)。二战后，随着比较法学的发展，正当程序的观念不但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而且其适用范围也逐步扩大至侦查程序。而侦查程序的正当化必然要求司法对侦查程序的介入，使侦查结构具备控、辩、裁三方组合。这是因为：诸如搜查、扣押、窃听、逮捕等与公民的各种权益有涉的强制侦查行为的决定权，从性质上说，是一种司法裁判权，法定机关一旦裁定适用上述强制侦查措施，就会相应地设定与其相适应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其适用正确与否，不但关系到嫌疑人的各种权利保护，也与诉讼目的能否公正实现休戚相关。因为，如果承担刑事案件侦查任务的检警机构享有上述强制侦查措施的决定权，不仅可能使该权力成为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而且上述程序性事项的决定权也与检警机构所承担的诉讼职能相矛盾。侦查权在刑事诉讼中行使的是控诉职能，而上述程序事项的裁断权则从属于审判职能的范畴。如果将二者混在一起，将在侦查程序中出现控、审职能不分的可怕局面。这是不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的。因为，尽管正当程序的内涵各国理解不尽一致，但大都承认：诉讼职能的区分乃正当程序最基本的标志。在诉讼活动中，各诉讼主体均有自己独立的利益，都希望通过自己积极的行为来实现有利于自己的诉讼目标。而且，各诉讼主体还承担着与其诉讼角色相适应的功能和作用。在刑事诉讼中，作为侦查权行使主体的检警机构，系国家设立的追诉犯罪的专门机关，承担着控诉职能，并为此从事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活动；被追诉人作为辩护职能的行使者，则从事着申请、辩解、举证等诉讼活动。而作为正义化身的法院，则应在控、辩双方之间保持中立，并对控辩双方有争议的事项作出裁断。为避免诉讼职能混淆，西方各国都将搜查、扣押、窃听、逮捕等与公民权利有涉的程序性事项的决定权从检警机构手中剥离出来，交给中立的不承担追诉任务的法院或法官，由后者通过听审来进行裁断。检警机构即使在法定的紧急情况下，也可以无令状实施强制侦查行为，但必须马上报告司法官或预审法官，由后者作出裁决。
第三，这是“司法最终裁决”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表现。当然，争端不一定都必然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例如，争端各方可以选择和解的方式自行求得争端的解决，也可以选择调解、仲裁途径解决争端。但是，在现代社会，上述各种争端解决方式都不具有最终的效力，有关各方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寻求司法保护，由行使司法权的法院以国家的名义对有关各方已发生的权利、义务作出权威的结论。这个结论一旦生效，就有最后的约束力，各方当事人一般不得再向法院提出重新审判的要求，其他任何个人、组织甚至政府机关均不得再对这一案件进行受理，更无权改变法院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而且有关各方还必须执行，在刑事诉讼中，案件（此处仅指公诉案件）一般要经过侦查、、审判才能得到最终处理。不过，尽管只有审判方能对被告人从实体上做出判决，但作为侦控方的检警部门和作为辩护方的被告人的冲突并不是只发生在审判阶段，其内容也不限于被告人是否有罪和应否负刑事责任。因为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不同，刑事案件在进入审判程序之前一般要经历复杂的审判前程序，在这一程序中，司法警察和检察部门，即承担追诉职责的机构往往要对案件进行侦查，收集有关的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出于犯罪侦查的需要，侦查机构和侦查人员可能会用各种强制侦查手段，如搜查、扣押、窃听、逮捕等。这样，侦查权就和公民的个人权利发生了冲突。一方面侦查机关为有效地追诉犯罪，必然使一般的公民上升为相对确定的犯罪嫌疑人；另一方面，被追诉人不仅追求有利于自己的诉讼结果，也希望在诉讼的过程中受到公平、人道的待遇。因此，侦查机构和被追诉人之间发生冲突甚至激烈的对抗也就在所难免。为使这种冲突的解决符合法治原则，作为侦查权主体的司法警察和检察部门，尽管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就一些有涉公民权利的程序性事项作出决定，但这些决定并不具有最终的效力。有关公民还可以就该程序争端向法院提讼，并由后者通过法定的程序作出最终的决定。
当然，上述几个方面不是截然分开的，相互之间有着包容或竞合的关系。比如，正当程序的发展的内在动因主要是为了保护被追诉人的权利。
三、我国侦查权的控制方式及其缺陷分析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2条的规定，侦查是指“公安机关、（注：此处的公安机关是从广义上来讲的，既包括普通的公安机关，也包括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军队保卫部门等。）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所谓“专门调查工作”，是指刑事诉讼法第2编第2章侦查中所规定的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被害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通缉等诉讼活动。司法实践中还有辨认、侦查实验等调查活动。所谓“强制性措施”是指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在侦查中所采取的刑事诉讼法第1编第6章强制措施所规定的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等。
同西方各国相比，我国的侦查权的运作方式极其独特。在我国，侦查阶段法官是不介入的，从而也就不存在那种西方各国都已确立的由中立的法院或司法官进行的司法授权和司法救济机制。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人民检察院，都可以自行采取几乎所有的强制侦查措施（当然，公安机关在实施逮捕时是要经检察机关批准的，这似乎也有一点司法控制味道，但其中的缺陷是明显的，限于本文体例的安排，容稍后详述）。而且，遭受侦查权侵犯的犯罪嫌疑人也无权向法院寻求司法救济。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司法裁判仅仅是法院对被告人是否有罪进行裁判的活动，而不是针对审判前追诉活动的合法性进行裁判的活动”〔7〕(p.235)。
尽管我国的侦查程序中法官不参与，但无论是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还是司法实践，对侦查权应受到适度控制都是持肯定态度的。一般认为，中国对侦查权的控制主要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的：
首先，由侦查机关对侦查权进行内部控制。在我国，无论是公安人员还是负责案件侦查的检察官，在实施有关侦查措施时，必须取得其单位负责人的授权或批准，并由后者签发相关的许可令状。
其次，我国对侦查权的控制还来自于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这是我国对侦查权进行控制的主要方式。根据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其有权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这种法律监督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检察机关有权对公安人员的整个侦查过程进行一般性的监督，在发现公安人员的侦查行为违法或不当时，可以向公安机关提出纠正意见；二是审查批捕。在侦查阶段，批捕一律由检察机关批准或者决定，公安机关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逮捕，必须首先向检察机关提出逮捕申请书，并提交有关的报告和案卷材料，以证明逮捕的必要性和合法性，然后由检察机关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批捕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发现提请批准逮捕的证据不足或事实不清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审查批捕作为侦查控制的一种重要方式和途经，对于防止滥捕错捕，保证逮捕这项严厉的强制措施依法正确适用，无疑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三是审查。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交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经过全面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才提起公诉；对于不符合条件的，则作出不决定，并终结诉讼活动。而且，通过审查，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的，还可以建议公安部门予以纠正或对有关责任人员进行惩戒。四是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对公安机关以非法手段所获得的几种言词证据予以排除，从而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制约。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中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迅逼供、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手段获取的犯罪嫌疑人口供、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审查部门在审查中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同时应当要求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侦查机关未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的，可以依法退回补充侦查”。
最后，在法庭审判阶段，人民法院也可以通过对几种非法证据进行排除，来制约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获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从我国对侦查权控制的几种方式可以看出，我国侦查权的司法制控，与西方各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这对于充分发挥公、检、法三机关的职能，揭露、证实和惩罚犯罪也许确有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严重背离诉讼规律的客观要求，其缺陷和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1.检察监督的缺陷：首先，检察机关所具有的这种法律监督地位，尽管在确保公安机关遵守诉讼程序方面，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我国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刑事司法体制的设计，在刑事诉讼中，公、检都行使控诉职能，均承担着追诉犯罪的任务，彼此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就使得检察官很难摆脱追诉犯罪的心理负担，往往在监督公安机关时“心太软”，对公安机关逮捕权的制约也常常流于形式。而且，检察机关在我国体制以及在刑事诉讼中该不该定位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无论从诉讼法理上，还是从法治国家制度构建上，都不无问题。其次，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相当有限，也缺乏相应的保障措施，致使监督常常流于形式。例如，检察机关发现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有违法行为的，只能以提建议的方式促使其纠正，假如公安机关置之不理，检察机关通常也别无良法。尽管人民检察院在审查中，对于公安机关通过上述五种手段所获得的三种非法证据，可以拒绝作为控诉犯罪的证据，但由于“配合原则”的要求以及各种法外因素的干扰，司法实践中，人民检察院很少使用这种手段。而且，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和审查的大量工作都是书面审查侦查机关报送的材料，而侦查活动违法的情况很难想象能够全面反映在案卷中。即使犯罪嫌疑人等向检察机关反映警察在侦查活动中有刑讯逼供、骗供、诱供等违法行为，如无明显证据证明，检察机关也不会轻易相信。即使相信，真要查证实际上也很困难。最后，检察机关对于自行侦查的案件，可以动用任何强制措施。那么，谁来监督这个监督者呢？“显然不能由其他检察官进行法律监督，因检察官均要服从检察机关首长的命令，几个检察官所承担的相互矛盾的诉讼职能最终还要集中到检察长一人身上”〔12〕(p.241)。这样，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监督事实上便成了一句空话。
2.以检察监督为主的侦查控制方式在实践中的弊端：由于我国侦查权的司法控制极其薄弱，现行的以检察监督为主的侦查控制模式又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致使侦查实践中出现了不少问题。“整个侦查程序基本上由公安机关一家进行暗箱操作，不仅违法行为层出不穷，司法不公现象普遍存在，加上各种法外因素的干扰，侦查权已成为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法外特权”〔13〕。而“当权力的行使不受制约时，它易于引起紧张磨擦和仓促的变化。此外，在权力的行使不受限制的社会制度中，往往会出现社会上的强者压迫或剥削社会上的弱者的倾向”〔14〕(p.322)。实践证明，刑事诉讼中的非法搜查、扣押、诱供、骗供乃至刑讯逼供，大都发生在侦查阶段。侦查阶段已成为犯罪嫌疑人最可怕的阶段。显然，我国以检察监督为主体的侦查控制模式，客观上存在着权力滥用的可能，不但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制度设计，而且也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想背道而驰。因为，法治社会，“它的要害，在于如何合理地运用和有效地制约公共权力的问题”〔15〕。
总之，改变我国侦查权的控制过于微弱甚至虚无的现状，使侦查程序更加符合程序公平的要求，已成为我国刑事司法体制改革面临的首要课题。由于西方各国为防止公民的各种自由、权利、隐私等权益受到侦查机构的无理限制和剥夺，所建立的由中立的法院对侦查权进行制衡的司法控制机制，反映了侦查权良性运作的基本规律，所以应该成为我国侦查程序改革的发展方向。
四、我国侦查权的司法控制之宏观设计
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目标是公正与效率，构建侦查权的司法控制机制时应关注该两个目标：
1.法官。（注：关于“令状法官”的具体设计，笔者认为，可以参照其他国家的做法，在现行法院系统内设专职轮值法官负责签发有关强制侦查措施的令状，并受理公民对强制侦查措施不服而提起的申诉或上诉。）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介入侦查程序，对于所有涉及公民权益的强制侦查行为，诸如逮捕、羁押、拘留、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搜查、扣押、窃听、通缉等应当由法官司法许可的令状。当然，如果存在“紧急情况”，侦查机关也可自行采取有关的强制措施，但必须在采取强制措施后，立即向法官报告，由后者在听取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双方的意见后，作出相关的书面裁定。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对该裁定不服，应当允许其向原作出强制措施的法官提起一场旨在解决强制措施是否合法的申诉，由法官通过开庭的方式来予以审理，并作出裁决。在条件成熟时，还可以设想赋予被告人对于该裁决的上诉权。这就使侦查活动纳入“诉讼”轨道，从而符合程序公平的要求。
2.对现行刑事司法体制予以调整，确立审判权（司法权）的中心地位和中立形象。这就要求废止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和“检察监督原则”。（注：关于这两个原则的法律缺陷和司法弊端，可参阅：陈卫东、郝银钟：《侦检一体化模式研究》，《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郝银钟：《检察权质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龙宗智：《论配合制约原则的某些“副效应”及其防止》，《中外法学》，1991年第3期。）上述两原则最大弊端，在于降低或破坏了审判权在诉讼中应当具有的权威地位和中立形象，使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与法院成为平起平坐，不分高低的三大司法机关。而且，让法院和公、检配合，也有损于现代法治国家法院的中立裁判者形象。法院作为公正的司法裁判者，应当对国家和被告人一视同仁，不能有所偏向。“公、检、法配合原则”的要求，无疑使法院和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职能混为一谈。如果让这样的法院来承担侦查权的司法控制任务，其效果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不可能有实质的区别。当然，要确立法院的司法裁判者形象，使法院真正能对侦查权进行独立的司法控制，所应改革的事项远不只上述两个方面，但这两个问题带有根本性。
3.实行检、警一体化，并由人民检察院领导、指挥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工作。侦查权的司法控制机制的建立，无疑是对公、检打击犯罪的手段进行了限制。为使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侦查活动既符合程序公平的要求，又不偏离追诉犯罪的高效目标，必须对现行检警关系予以调整。因为，“现行刑事诉讼法对有关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能管辖分工不科学、机构设置重叠和不合理、缺乏竞争机制、程序不顺，相互扯皮严重，致使整个司法体制在不良运作中浪费掉大量的司法资源，并从总体上导致诉讼效率低下”〔16〕。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根本扭转，侦查权的司法控制机制就很难建立起来，即使强行建立，也无法持续运转。
关于检、警一体化的具体设计，可考虑：(1)弱化检察机关的侦查职能，确立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对公安机关的侦查取证行为进行领导、指挥、监督，使之更具准确性、权威性，以保证刑事追诉活动能持续高效率运作。(2)将承担侦查职能的司法警察从现行的公安管理体制中分离出来，划归检察机关领导和管理〔15〕。
4.改革现行法官的选任制度，实现法官的社会精英化。因为，要使司法真正能够成为社会正义和公民权利的庇护者，从而能够对从属于政府的侦查机构进行独立的司法控制，“重要的在于，为司法独立提供坚实的制度环境的同时，应力图使司法阶层成为一个足以向政治社会施加反影响的集团。同质一体将确保它的团结，而良好的职业道德以及对社会流俗的适度超越将更强化它的决定的权威和效力。与社会之间形成这样正常的互动关系，司法才能成为社会关系的有力调整者和社会发展的有力推动者”〔17〕。
目前，我国法官群体的现状，实在令人堪忧。湖南省高院副院长周敦和曾撰文说，“就全国而言，没有达到法律大专程度的法官，大约有一半”〔18〕(p.22)。这种状况已成为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障碍。因此，我们必须改革现行的法官选任制度。大体上可以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如日本的经验，即法学毕业生参加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合格者再接受专门的司法训练，毕业后才有资格被提名或任命为法官。也可学习英美，从优秀的律师中选任法官。当然，与此相应的，应当是法官的数量必须受到合理的限制，法官的薪金待遇必须提高，以使法官享有更大的尊重和威望，从而吸引优秀的人才进入法官职业中来。
5.应当在刑事诉讼立法中确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以使司法权能够在法庭审判阶段继续对侦查权的合法性进行事后控制。尽管我国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也确立了类似的规则，但范围仍嫌狭窄。而且，由于是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权威性也不够高。加上公安部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只规定了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取证，而对非法证据的效力则没有涉及。立法上的不足以及司法解释的不统一，势必导致司法实践的混乱。因此，我们建议：在刑诉法修改或制定证据法时，应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予以确立，即对于侦查机关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无论是通过刑迅逼供行为所获取的犯罪嫌疑人口供、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言词证据，还是通过非法搜查、扣押、查询、冻结、窃听等手段所获得的实物证据，都应当全部排除，即不允许进入法庭调查。如果在庭审中提出后才发现其违法，法官在判决时应排除其证明作用，而不予采信作为定案的根据。
有学者主张，“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违反法定程序获取的物证抹煞其证据能力是不适当的，仅仅因搜查、扣押手续或程序上的小瑕疵而让重大犯罪丧失定罪条件，未免顾此失彼，因小失大，这种做法尤其在我国社会不会被认可”〔19〕(p.457)。上述说法尽管有其合理性，但却是极其有害的，它不但会鼓励警察的程序违法行为，纵容侦查活动对公民权益的侵犯，也不符合刑事诉讼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的双重目的。其实，对违法证据的排除与否，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价值选择问题，我们不能为追求所谓的客观真实而无视一切程序价值。因为，“与纯科学不同，法律的目的并不在于发现真相，并不纯粹在于发现真相。这不但代价过高，而且往往与解决争执的目的不沾边”〔20〕(p.23)。因此，在辩护方明确就某一控方出示的证据提出异议时，法院应当就这一证据采信问题作出专门的裁定。对于该裁定，辩护一方如果不服，还应允许上诉。
6.实行拘留、逮捕与羁押相分离。与西方各国相比，我国侦查机构实施的拘留、逮捕与羁押措施没有实现程序上的分离。即无论是拘留还是逮捕，都必然带来羁押状态。按照西方各国的通常做法，逮捕只是作为保证嫌疑人、被告人及时到案的手段。逮捕后必须“毫无迟延”地将被捕者提交法官，由后者通过开庭的方式作出是否羁押、保释、以及羁押期限的裁定。这种逮捕与羁押相分离的制度，可以保证羁押具有高于逮捕的法定条件，并按照更加严格的法律程序进行，从程序上防止嫌疑人受到不公正、不合理的强制措施〔21〕。
建议在我国实行拘留、逮捕与羁押相分离，并且拘留、逮捕后是否羁押以及羁押期间的长短均应由法院决定。据此，刑事诉讼立法有关检察机关批准延长羁押期限的规定以及侦查机关可以自行决定羁押期间的计算的两种情况（注：侦查机构在下列两种情况下，可以自行决定羁押期间的计算：一是侦查过程中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侦查机构可以自发现之日起重新计算羁押期间；二是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羁押期间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都应予废止。而且，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如果对有关羁押的决定不服，应有权申诉，原作出羁押决定的法院受理后，应当及时通过开庭审理的方式作出裁定。如对该裁定不服，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还应有权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上级法院应当就羁押是否合法与正当作出最终的裁判。
7.应当赋予侦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更多的诉讼权利。因为被告人诉讼地位的先天不足和控方力量的先天强大，如果任其发展，将形成强大的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以强凌弱的局面。诚如梅利曼教授所言，“诉讼权利的不平等以及书面程序的秘密性，往往容易形成专制暴虐制度的危险”〔22〕(p.152)。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至少应有如下诉讼权利：(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享有沉默权。我国理论界对是否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争论很大，主要有肯定说、否定说、折衷说三种观点〔23〕。我们认为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的“肯定说”较为可取。因为，犯罪嫌疑人是拥有辩护职能的诉讼主体，而不是侦查机构用来控诉的诉讼客体。而且，要求一个人自己反对自己，不但在道德上难以成立，也会使整个诉讼法律关系遭到扭曲。正如刑事古典学派创始人贝卡利亚所说，“要求一个人既是控告者，同时又是被告人，这就是想混淆一切关系”〔10〕(p.32)。据此，现行刑诉法第93条必须予以废止；(2)在侦查阶段，应及时保障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的帮助，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考虑立法上将刑事法律援助扩展至侦查阶段；(3)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人时，侦查机关派人监视，应当在能看见但听不见的地方；(4)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有权要求在场；(5)辩护律师应享有与犯罪嫌疑人通信的权利。
当然，要改革我国侦查制度，建立完善的侦查权的司法控制机制，仅仅进行上述改革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上述改革的设计要得到落实也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这其中不但关系到我国司法体制的整体建构，而且关系到执法人员的素质是否能够适应，尤其是执法观念。如果还是把惩罚犯罪的高效作为刑事诉讼的最高目标，侦查权的司法控制便很难获得充分的正当性。因为，军事化的治罪活动效率会更高。但是，现代法治国家几乎很少把惩罚犯罪作为军事镇压活动了。这是现代社会民主、人道、公正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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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犯罪证明申请书范文第9篇
警匪片常有这样一组经典镜头，在一个看似天衣无缝的杀人犯罪现场，黑暗的场景，红色的鲜血舒张画面，警察多天侦查仍苦于无法找到犯罪证据；而后，几枚淡化于肉眼之外的痕迹成了破案的关键；他们在犯罪现场找到并提取了这几枚指纹，带回实验室，一一比对，结果显示，凶手就是之前怀疑的某某某。
每个人都拥有与其他人不同的指纹，代表了人的独特的身份特征。但是，指纹可以伪造，例如再贴上一层指纹，或者干脆把手指上的这一层层脉络去掉。但还有一种东西也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特质，并足以验明犯罪嫌疑人身份。
那就是人的声音。
8月30日，《方圆》记者采访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王宁敏，了解声音的秘密。
王宁敏是一位声纹鉴定专家。声纹鉴定的关键，就是在嘈杂的世界里捕捉说话人声音的细节，而且灵敏度要高，因为它们或是说话人某种特别的语音特征，如他的鼻音、赘语等，或是他说出的某些字的音节，与检察机关所掌握的语音材料暗合，等等――这些细节，往往存在于几分之一秒内。
声纹鉴定击破“零口供”
2009年底，王宁敏曾经接到过一个来自湖南常宁的求助电话。
“这是一起走‘极端’的‘两无’案件，要么无罪释放，要么按照其贪污金额有可能达到无期徒刑。”该办案人员表示。之所以“两无”，是因为关于贪污的所有关键证据都已经被当事人销毁，而案情又只涉及两个人，即使另一位涉案人认罪，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也难以认定贪污行为。 贪污金额达到100万可能达到无期徒刑，但没有证据，嫌疑人将被无罪释放。办案人员一下陷入困境。
涉案犯罪嫌疑人郭衡峰是湖南省常宁市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原股长。2008年年初，南方地区遭受了严重的冰雪灾害，湖南是受灾地区。于是，常宁市政府对受冰雪灾害影响较大的企业实施灾后重建补助。而补助款的审核大权就落在郭衡峰手上。这是一项数千万元的基建专项资金和国债专项资金的审核权。
郭衡峰在审核有着10万元的补助指标的常宁市某民营自来水厂时，虚列其他单位的补助项目，并向该厂法人代表雷延生称，“这些项目虽有补助指标，但是没有公存账户，需要通过你的水厂的账户领取补助资金。”
雷延生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于是，他填写了虚假的财政拨款申请书和用款计划表。
随后，郭衡峰仿冒、骗取有关负责人签字，从2008年7月至12月，分5次共计拨款100万元到该民营自来水厂。
事实上，这100万元中没有一分钱出现在这家自来水厂的账目中，其中的90万元现金分别由郭衡峰以借条、借款的形式陆续提走，余下的10万元现金，则以“过道费”的名义留在雷延生处。
据办案人员统计，自2008年7月至12月，郭衡峰分别从重建基金中贪污近100万元。
但是，自2009年2月接到对郭衡峰的举报，调查一开始便陷入僵局。对于侦查人员的讯问，郭衡峰始终没有回答；对于该案的证据，早被郭衡峰销毁――从雷延生那儿拿到灾后重建的基金后，他称有关负责人安排他帮助雷延生将自来水厂的账目“平账”，将雷延生手中的借条取回，付之一炬。
于是，虽然本案案情清晰，雷延生也认罪，但对郭衡峰的贪污行为的指控却证据不足。
此时，常宁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人员从雷延生处得知，他曾经与郭衡峰交易时保存了一段通话录音，就存在自己的手机里。
很快，办案人员就获取了雷延生手机中保存的通话录音，并将录音送至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司法语音及声学实验室。
王宁敏及其工作团队通过对送检语音材料反复语音辨听和视谱分析，对该录音真实性作出了认定――手机里的电话录音未经过剪辑。录音内容则证明了郭衡峰虽已从该民营自来水厂收回了借条原件，但并未归还“借款”。另外，检察机关也通过技术鉴定证实了借条复印件的字迹为郭衡峰的字迹。
于是，办案人员将声纹鉴定资料及其他资料一同交到法庭。2010年1月，湖南省衡阳市中级法院经审理认为，郭衡峰以借条形式“借”走90万元，在没有归还的情况下又将借条收回并销毁，明显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贪污罪名成立，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五年，郭衡峰没有提出上诉。
最终，这单“零口供”案终于被一份声纹鉴定击破。
“半路出家”学声纹鉴定
声纹鉴定，又叫司法语音及声学检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仅指说话人同一认定，广义则包括了语音同一认定、降噪和提高语音性噪比、语音资料真实性识别、噪音分析和语音人身分析。在郭衡峰案件中王宁敏他们所做的就是“语音资料真实性识别”这个项目。
其实，王宁敏对声纹鉴定的研究是“半路出家”。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将法医活体检验鉴定的工作规定为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实施，之前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从事法医活体鉴定的王宁敏“失业”了，接手了那时刚起步的声纹鉴定。
谈及“声纹”，王宁敏告诉《方圆》记者，“声音具有相对稳定性和个人特异性，它也可以像指纹一样作为个体特异的标识，而目前声纹鉴定的确率能达到99%以上。”
1962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的物理学家克斯塔于《说话人鉴定》中首先提出“声纹”概念，它是人发音器官解剖学和言语习惯的生理心理动力定型。声音的相对稳定性和个体差异性使其成一种认定个体同一的有效方法，与“指纹”类似，故称为“声纹”。
声音只能听，但“声纹”，其实像指纹一样能够被看见。通过声谱仪显示，“声纹”如湖面上粼粼的波纹，只是有的“波纹”被拉长并且排列紧密，一深一浅如夕照之下湖边的树影和湖面反射的光亮；有的“波纹”则被压扁，并延绵成峰。
王宁敏每天的工作就是，把耳朵沉入这些嘈杂陌生的声音世界，眼睛直盯着电脑屏幕里声音图谱进行分析。而分析的依托则是VS-99工作站。
王宁敏打开这个工作站，向记者介绍“声纹”。“它是语音声波的多种声学特征图谱的集合，是通过声谱仪显示的、携带言语信息的语音声波图谱的通称，有带状谱（包括了宽带、窄带）、曲线谱、线状谱和连续谱、分离谱等。”王宁敏说。
“人的声音的个体特异性则来自我们的生理特征和后天的成长环境。”王宁敏接着解释道。
生理特征指的是，我们除了青春期、老年期等的生理性变嗓，或者因为声带损伤等带来的病理性变嗓外，个人语音变化是缓慢的，几乎没有趋向性变化；另外，人的呼吸系统、发音器官的生理结构，如声带生理结构（长度、厚度、张力等）、声道生理结构（长度、截面积）及其状态，在一定时间内也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尤其是在发育成熟后的相当长时期内稳定不变。
并且，由于对人的语音特征的形成起决定作用的是发声系统的解剖学形状和发音方法的动态个人特点，不同人的呼吸系统、发音器官的生理结构及其机能不可能完全相同，再加上后天的作用，就会产生不同的语音特征和言语习惯特征。这就是个人语音特征的特殊性。
王宁敏说，“但也正是因为稳定与个人特殊性都是相对的，与指纹、DNA等稳态特征的研究不同，声纹鉴定更复杂，研究和应用关键在其自身内在的特点和规律上。”
不过，高检院的声纹鉴定专业开展得比较早，在当时检察系统已是先例，也是全国司法鉴定领域的前沿。至今，王宁敏及其实验室共鉴定案例200余件，承办和会检了多起全国有影响的案件。
声音捕手
在声音的世界里，声纹鉴定犹如林中小兔竖起两只耳朵捕捉敌方的信息，敌人的声音夹杂在森林的沙沙风声及其他声音中，稍纵即逝，关键就在于细微处声音与声音的区别。
王宁敏就是嘈杂世界里的声音捕手。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接起电话时听到对方的声音，如果是自己熟悉的人，则能准确猜出对方是谁。在司法实践中，这种通过听陌生人的声音判断其性别、年龄、长期生活的环境的技术，叫语音人身分析。
王宁敏介绍道，这种技术是利用方音、方言、语调、词汇、语法、口头语、职业用语等语音声学特征和言语习惯特征，对未知说话人进行人身状况分析，从而推断未知案犯的性别、年龄、生活地域、职业和文化程度等。
不过，语音人身分析其实在王宁敏的工作中很少遇到，因为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职能不同，它主要是公安机关为侦查所需而进行的工作，如为侦查提供方向或缩小犯罪嫌疑人范围。
与检察机关的控诉职能相适应的，王宁敏常做的项目叫“说话人同一认定”，也就是狭义上的“声纹鉴定”，其鉴定意见常成为检察机关作为呈堂证据的关键。
“这部分工作占了我们工作团队所接受案件中的70%。”王宁敏说。
说话人同一认定即是指，利用声谱仪对未知话者语音材料（检材）与已知话者语音材料（样木）进行听辨、声学分析、言语分析的比对检验和综合评断，作出两者是否同一结论的过程。
最近，王宁敏及其工作团队刚用了一个半月做完一起“系列佯爆”案。犯罪嫌疑人李峰（化名）在过去半年的时间里打了数次110报警电话，称某经营场所有炸弹，让公安机关迅速去排查。公安机关屡次赶到现场并疏散人群，但都寻找炸弹无果。
后来，再次接到李峰的报警电话时，公安机关怀疑李峰为佯报险情，通过警方排查险情达到破坏谎报地生产经营的目的。于是将该案的唯一证据――李峰拨打的110的报警录音送到王宁敏这儿，通过声纹鉴定看这数次的报警是否均为李峰所为。
王宁敏他们拿过公安机关送来的录音一看，发现这是九份检材音频和一份样本音频，在过去的半年里，发生了九起报警，都是声称同一地点有炸弹，让警方去排查。但是报警人有时带方言口音，有时故意加快或减慢语速，单听声音并不能马上判断是不是同一个人。
对于这份该案的唯一证据，王这敏非常谨慎。
她和鉴定人李佳首先进行听觉检验，把录音通过VS-99语音工作站清晰地放出来，辨听说话人的声音有没有伪装，以及寻找声音里的个人语音特征。
接着进行视谱比较，通过VS-99工作站将音频制作成图谱，观察分析检材和样本中说话人的频谱特征，进行视谱鉴别及定量分析检材与样本的相同语音材料（语句、短语、语词、音节、音素）的语音声学特征和声学模式，作出相似或差异程度的评价。
王宁敏介绍道，他们一般通过至少三种图谱分析，韵律特征图、宽带语图和光标间功率谱。“在这些图谱里，在某个音节是多少分贝（表示音量）、多少赫兹（表示声调）都可以测量出来，不仅具体到说话人说的每个人句、词、字，而且必须细化至每个字的每个音节。”王宁敏说。
也就是说，声音捕手必须足够灵敏，因为需要捕捉的不是句、词或字，而是字中的音节。
接着，王宁敏说，“把它们的共振峰参量、振幅曲线参量、基频曲线参量、音节时长、长时平均功率谱参量（30秒以上）、长时平均声调参量等均测量出来，检材与样本一一比对，当两个声音的差别落在特定标准（SPPD-A-1-2008）的某一个范围内时，就意味着声音发自同一个人，得出两者语音同一的结论。”
在这些严格的定量检测下，综合分析结果显示，这九次报警声音具有同一语音的声学特征，均指向该犯罪嫌疑人李峰，报警录音被作为本案的唯一证据在法庭上公诉。
从“捕手”到“教授”
除了上文的语音同一认定，“降噪及提高语音性噪比”这个项目也占了王宁敏他们的工作较大部分。
顾名思义，工作的内容是对环境噪音进行降噪，对微弱语音进行增强处理，但是，对噪声的处理则常常是枯燥、烦闷的。
王宁敏他们需要的是在这些噪声中保持高度的灵敏度，并且因为案件期限的限制，每份声纹鉴定都赶着完成，她曾经处理过来自沿海某地检察院送来的录音资料，就是在规定的两周内，没有休息过一天，甚至在实验室加班至十二点。这一份四个多小时的音频，降噪需要细化至每个字、每个字里每个音节，甚至还必须具体到音节里的韵头、韵腹和韵尾，将它的噪音去掉，而对需要的声音进行加强。
在王宁敏所在实验室，这五个项目均获得国家认可的。2008年她作为司法语音及声学检验专业技术负责人和授权签字人，起草并制定了司法语音及声学检验的作业指导书、鉴定文书、设备评估报告、实验管理制度等文件，也带领本专业人员完成其他需认可的工作，最后，王宁敏所在的声纹鉴定专业成为国家实验室认可的专业。这在全国检察系统是首次，在高检院的专业里，和法医、文证专业也是第一批。
2010年，高检院的司法鉴定中心被评为部级司法鉴定机构，王宁敏及其团队成了声纹鉴定的“国家队”。
早期，捕手仅为捕手，声纹鉴定只是一门技术，但现在，它已发展为包含司法语音和司法声学的综合性学科，司法语音学部分的语音人身分析以及语音同一认定，还有司法声学的内容，如降噪及提高语音性噪比、录音资料真实性识别和噪音分析等。
最近，王宁敏及她的团队刚完成一项科研突破，“利用声纹鉴定技术进行音频信号传输设备性能检测的运用”，同时也申报了2011年高检院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运用声纹鉴定技术对音频信号传输效果定性、定量分析的检测方法研究”重点科研课题，王宁敏担任项目负责人。
这个研究是利用声纹鉴定技术，通过定性、定量分析的方法，对传输前后音频信号进行比对，找出受到影响的音频信号参数，以此建立起评价音频传输效果的指标。
无犯罪证明申请书范文第10篇
一、中立而超然的审查主体
在英美法系国家，一般而言，中立而超然的法官是司法令状制度的主体要求。在强制处分启动模式中，由警察申请，请求法官采取强制处分。在这里，本身也就是一种互相制衡的方式。也即是说，在审前的侦查阶段，采取警察（检察官）申请，法官决定的模式，在法官保留原则下，没有法官的司法审查并决定，警察或者检察官就不能执行刑事强制处分，但是，如果没有警察（检察官）的声请，法官也同样不能自己主动决定强制处分。这是从法官的消极以及超然地位引申而来的，否则，就动摇了司法令状制度的根本。因此，对于司法令状制度的主体而言，关键的是其能否满足“中立、超然的司法官”要求。
在美国，“中立、超然的司法官”要求规定在宪法第四修正案中，在该修正案中，司法官应当具备以下特征：第一，与案件存在厉害关系的人不能做该案件司法审查的主体。无论这种利益是追诉利益还是经济利益。在库利奇诉新汉普郡案件①中，司法令状是由作为治安法官的州检察长签发的，尽管他亲自负责与该令状有关的谋杀案的侦查并且后来在审判中作为首席公诉人。州辩称该检察长实际上是作为一名“中立、超然的司法官”。针对该争辩，联邦最高法院回答道，“几乎没有什么情况比该案更适合于适用本身不适格规则而不是对所有情况进行逐案评价”，因为“不能要求检察官和警察对他们自身侦查的案件保持必要的中立。”因为检察长在本案中有追诉利益，所以，即使其曾经做过该案的法官，也不能保证其地位是“中立、超然的司法官”。在另一个案件中，联邦最高法院从检察机关的属性出发，进一步表明任何检察官在性质上皆非中立及超然，其理由是：根据过去的历史，行政体系官员的行政裁量权几乎不受审查，行政官员常遭受压力而不坚持立场，忽视人民权益，而检察官属于行政体系的官员，负责执行法律、侦查及，检察机关属于行政执法机关，因此，任何检察官均不具有中立性地位。①
而在康纳利诉乔治亚州（Commallyv．Georgia）案件②中，一名领薪治安法官每签发一个令状可以得到5美元，而审查驳回则没有任何报酬。联邦最高法院一致裁定在这种情况下签发的令状违反了宪法第四修正案的保障。因为该法院官员在其决定签发还是拒绝签发令状上有“直接的、私人的、实质的、金钱利益。”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利益导致其不能中立而超然地行使强制处分司法审查权。第二，决定司法官是否满足第四修正案“中立、超然的”的要求并不一定在于其“法官”的身份，而是取决于其在第四修正案中“司法官”身份下的实际能力和行为。譬如，联邦最高法院在沙德威克诉坦帕市（Shadwickv．CityofTampa）中裁定，都市法院的书记员可以违反都市法令合乎宪法地签发逮捕证。最高法院一致决定，第四修正案意义上的“司法官”不必一定是律师或者法官，但是“必须满足两个标准。他必须是中立、超然的，而且他必须能够判断对于要求实施的逮捕或者搜查是否存在合理的根据。”此外，司法官在特定案件中的行为可能表明他不是“中立而超然的。”例如在洛基销售公司诉纽约（Lo－JiSale，Inc．v．NewYork）案件③中，一名镇法官签发了一份没有执行期限的搜查物品的令状，并在执行过程中协助警察，并在当时对特定物品进行是否有合理根据的审查。最高法院通过反驳当场审查弥补了令状瑕疵的主张说明，“开始存在的中立超然地位逐渐减弱”，因为该法官“使他自己成为即使不是领导也是搜查方的一员，其行为实际上是一种警察行为”。［2］183－184这说明，在美国，法官具有中立而超然的地位不是应然的，决定司法官是否中立而超然不一定是其身份，而是在身份的前提下的实际行为或者表现。第三，司法官“中立而超然的”与其文化水平、法学教育程度等没有必然联系，并不影响司法官签发司法令状。在Shadwickv．CityofTampa案件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治安法官多年由无律师资格者担任，而具有功能的陪审团员，或者具有审判功能的陪审员同样没有律师资格，但并不妨碍其行使法律职责。因此，并不要求治安法官一定具有相应的律师资格，这本身并不影响决定强制处分的合法性。
在英国，决定强制处分的治安法官在历史上也不是一开始就具有中立性。早在1361年，《治安法官法》就规定每一个郡任命“一名贵族和三四名在这个郡里最受尊敬并有一定法律知识的人”，其职责将是“追捕、逮捕……并严惩”罪犯和暴乱者，并从那些“名声不好”的人那里收取保证金以保证他们对“国外和他的子民”有良好举止。［3］因此可以看出，治安法官恰如其名称所谓，从事代替国王维持治安的职责，其行为具有典型的行政性。到了18世纪，治安法官具有了广泛的司法和行政权力。然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早期，治安法官的权力被削减，他们的行政职能被转移给了民选的地方政府。在刑事诉讼中，治安法官决定刑事强制处分时的中立性因素也大大加强。虽然在宪法层面上，英国没有对治安法官中立地位作出规定，在《1980年英国治安法官法》等成文法中也未见对治安法官这种地位的明确要求。但是，这并不是说英国对治安法官放弃了中立超然地位的要求。因为治安法官中立性是保证其公正地对刑事强制处分进行司法审查的关键所在，作为民主制度发源地之一的英国也没有理由例外。一方面，这与英国历史悠久、传承悠远的正当程序理念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当程序是治安法官中立性的宏大背景。根据学者的研究表明，程序公正的观念是以发生、发展于英国法所继承的“正当程序”（dueprocess）思想为背景而形成和展开的。［4］
而程序公正的最核心内涵之一就是法官中立。法官中立是程序公正乃至诉讼公正实现过程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因素”。［5］另一方面，这也与治安法官的素质以及社会对治安法官的期待有关。在治安法官的选任中，任何成年人都可以申请担任治安法官。大法官要求其品质为“良好的声誉、理解表达能力、社会洞察力、成熟、良好的气质，敏锐的判断力，守信而可靠。”大法官要求每一名法官都应该在性别、种族、地理范围、职业、和政治倾向各方面代表他为之服务的听众。［6］269虽然这没有明晰地说明对治安法官中立性的要求，但实际上却将这种中立性要求蕴含于其中，成为不言自明之事。一言而蔽之，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鉴于法官独立、中立地位的要求，一般由治安法官或司法官员掌控强制处分决定权，主导令状签发。在没有特殊情形下，对执法热衷的警察，因为不能掌握宪法的精髓而不应当配备这种决定权力。宪法对人民的保护，要求相当理由的判断，必须由中立及超然的治安法官为之，而不由警察为之。因为警察在破案及打击犯罪的竞争上，通常面临极大的压力……若警察可以自行判断而无令状的搜索，宪法对人民的保护，将成为具文，人民住家的安全将完全悬之于警察的裁量……依据一般原理原则，强制处分必须由司法人员判断，而不由警察或政府执法人员判断。①
二、“相当理由”的司法令状实体要件
（一）在美国，司法令状实体要件被称为相当理由
由于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除非基于相当理由，不得签发任何令状”。因此，美国法原则上以“相当理由（也被翻译为合理根据）”为搜索、扣押或者逮捕的发动原因。但是，何谓相当理由，在美国司法实践和理论界存在争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直未进行定义，但曾在一知名的判决书中说明。即所谓的相当理由，并非僵硬的法律规则。应依具体的个案事实评估相当性的程度，系一流动的法律概念。②学者一般认为法院对“相当理由”的心证程度，比判决被告有罪之“毋庸置疑”的程度低，但比“单纯怀疑”（bareormeresuspi－cion）或“合理的怀疑”（reasonablesuspicion）的程度为高。学者认为相当理由所要求者，不是要求百分之百的正确，也不是要求正确的几率比不正确的几率为高，而是比50％的精确率还少一点。③实际上，美国大多数学者及法院将“相当理由”量化为46％。相当理由与人民基本权密切关联。一方面，“相当理由”设定了政府得为强制处分权的最低标准，无超过此一标准的证据，政府不得对人民为强制处分。另一方面，“相当理由”亦为法律对政府在执法过程中可发生错误的容忍程度，若政府的错误超过此一可容忍的程度，则为吾人所不能接受，应予矫正重新调整。［7］75－76此外，美国对于侵犯公民权利严重程度不同的强制处分，对其实体要件的要求是不同的，譬如，对于监听这种侵犯公民基本权（隐私权）比较严重的强制处分，在“相当理由”的基础上，法律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即：法官只有依据提交的事实，有合理根据相信某人正在实行、已经实行或将要实行上述列举的犯罪，或者有合理根据相信通过窃听可以获得关于该犯罪的特定谈话内容，或者运用常规性侦查措施已经失败，有理由显示不可能成功或者过于危险，或者有合理根据相信被窃听的电话或口头通讯所使用的通讯器材和被窃听的场所正在或者将要被用于实施犯罪，或者通常为该人使用或以该人的名字租借时，［2］289才能决定采取监听这种强制处分，并签发令状。
（二）在英国，对刑事强制处分权进行司法审查时，应当满足“合理的根据”的实体要件要求
在决定警察应拥有什么样的权力时，“强制权的运用不能也不应针对个人及其财产或自由，除非已知或在合理的基础上怀疑他实施了具体的罪行。”［6］46在英国，决定是否采取搜查、扣押、逮捕等刑事强制处分都是以“合理的根据”为实体要件的。首先，对于搜查，对其司法审查的实体要件为“有合理的根据怀疑”。这规定在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8条第（1）款中。具体而言，搜查的“合理的根据”指：（a）一项严重可捕罪已经发生；并且（b）在申请书载明的场所存在着可能对查清该犯罪具有重大作用的材料（不论该材料单独还是与其他材料一起发生这种作用）；并且（c）该材料可能成为相关的证据；并且（d）它不属于本条第（3）款所规定的任何条件。并且（e）情况符合本条第（3）款所规定的任何条件。该条第（3）款是指（a）与任何有权同意进入该地的人进行协商是不现实的；（b）尽管与有权同意进入该地人进行协商是可能的，但是与有权同意接触证据的人进行协商却是不现实的；（c）除非令状得到，否则进入场所将不被许可；（d）除非到达该场所的警察立即进入搜查，否则搜查目的的实现可能遇到阻却或受到严重损害。［8］其次，对于逮捕，在英国可以分为有证逮捕和无证逮捕。二者的实体要件都是“有合理根据的怀疑”。有关逮捕的权力的立法反复提及逮捕人合理地怀疑被逮捕者正在或已经实施某一犯罪。对于何谓怀疑，大法官戴夫勋爵在HusseinvChongFookKam［1970］AC942案第948页中将怀疑描述为“在侦查刚一开始或邻近开始时缺乏证据的一种推测或猜测的状态。”它与没有理由的，能被第三方合理评价的纯粹的直觉预感不同。而对于“合理根据的怀疑”整体而言，其虽然并不一定达到的证据要求程度，但是，也具有相当的证据为客观基础依据的，并不是警察仅仅凭直觉的判断。这说明即使是“有合理根据的怀疑”这种似乎比较抽象的法律术语，警察也不是妄为的，并且根据其对案件发生时的具体事实的认识以及经验，必须在一定客观依据的基础上相信自己的强制处分是合理的。“有合理的根据的怀疑”指警察事实上必须相信自己有合理的根据，因此它是一种主观标准，同时这种合理的根据必须事实上存在，因此它又是一种客观的标准。［9］在税务局诉罗斯敏斯特有限公司案中，Wilberforce勋爵说，“‘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这个用语虽然在形式上是主观的，但合理的理由与以它为基础的信念，都是一个事实问题，最后必须由法庭根据相关证据审议。”①对于客观标准究竟如何，英国法律只是予以概括的描述，并没有给出具体固定内容。《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执行守则A》第1．6款是如此规定的，“一个合理根据的怀疑是否存在取决于每一个案件的具体情况，但是必须有客观的基础，警官需要在考虑其他因素诸如时间、地点以及有关人员或相随人员的行为的背景下，考虑被怀疑的携带物品的性质。例如，合理怀疑可能存在，当获知携带物品或嫌疑人的描述信息；或某人被发现行为诡秘或小心翼翼或正试图隐藏什么东西；或某人在不寻常的时间或在近来有许多抢劫和盗窃发生的地方携带某种特定种类的物品出现。但是，责令停止和搜查的决定必须建立在所有关于某一物品将会找到这一可能的事实基础之上。”在英国，对搜查、扣押、逮捕等强制处分的实体要件进行司法审查的最主要法律依据是《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虽然该法是在扩大警察权力的背景下制定和实施的，但是，该法是以《皇家刑事程序委员会报告》的建议为基础的，该建议的基本理念就是在“个人权利和国家利益之间”达成“适度平衡的需要。”［6］46这也说明，即使在特定时期内，基于保护整个社会的需要会对刑事强制处分的司法审查进行调整，但是，这种调整不能突破基本权保障的底限，不能以牺牲公民的基本权为代价。
（三）美国、英国司法令状实体构成要件的比较
虽然英美两国对刑事强制处分实体要件的审查都采用司法令状的形式，但是，基于历史传统、政经结构、法制现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二者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异。第一，在保障的层次上，美国将“相当理由”上升到宪法的层次，获得了宪法的保障，即美国宪法修正案第四条规定：人民不受“不合理”搜索扣押的权利，“除非有相当理由不得签发令状。”而在英国，“有合理的根据的怀疑”尚未在宪法中予以规定。这说明，一方面两国立法结构的不同，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两国对基本权的保障的全面性以及重视程度不同。第二，在搜查理由的证明标准上，［10］美国的“可能成立的理由”与英国的“合理的根据（包括合理的怀疑）”相比，美国的证明标准高于英国搜查理由的证明标准。美国搜查理由的较高证明标准源于对殖民时期警察权力的惊人滥用所留下的痛苦的历史反思。“在英国统治下，搜查权和其他权力一道被长期用做限制新闻自由的手段。”②因为不像似乎已固定的很高的“可能成立的理由”标准那样，“合理的根据”明显地在不同场合中要求不同的标准。［11］等等。为了确保刑事强制处分司法审查的客观合法性，美英两国在刑事强制处分司法审查的实体要件上，也采取了一些相似做法：第一，美英两国刑事司法都采取相应的措施确保“相当理由”或者“有合理根据的怀疑”的准确性，从而避免“相当理由”认定的草率，防止泛滥地侵犯人民基本权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判决中强调，“相当理由”应以客观的标准判断，而非以警察的主观标准判断。所以不论警察主观上多真诚地相信某嫌疑犯为犯罪行为之人，或相信某处藏有应扣押之物，亦不足以构成相当理由。③反之，若警察主观上虽然无十足的信心相信嫌疑犯为犯罪行为之人，或某处藏有应扣押之物，如客观上判断已具备相当理由，不因警察的主观的不相信，即推断相当理由不成立。④联邦最高法院解释，若不采用客观标准，而以警察的主观作为判断的依据，等于赋予警察不受拘束的裁量权，警察可以依个人主观，任意决定何时对公民进行逮捕或搜查，随时侵犯公民的自由及隐私。①而对于英国而言，在判断“有合理根据的怀疑”的标准上，虽然其形式上为主观标准，但是，其内容上为客观标准，必须以合理的根据为依托，并且这种合理根据必须事实上存在。第二，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判断“相当理由”或者“有合理根据的怀疑”的最终裁断者都是法官，而不是警察。在美国，在判断具体个案是否具备相当理由时，警察武断但为释明地指称某嫌犯为犯罪行为之人，或某处藏有应扣押之物，此种指称就相当理由而言，毫无价值。②相当理由应由法院作出最终独立第决定，并非由警察决定。［7］78而在英国，“有合理根据的怀疑”的最终解释者与裁决者也是法官。在Liversidgev．Anderson案件中，主审法官Aikin勋爵列举出13项国会立法，每一项都对警察的逮捕权有所规定，而警察的逮捕权力也都以“合理怀疑”被捕的人曾犯了罪为条件。但Aikin勋爵指出，当这些立法在法庭上被引用的时候，法庭每一次都应当认为“合理怀疑”的存在与否是一个应由法庭决定的问题，如果法庭只研究被告（警察）是否相信自己有合理原因，那么法庭的裁判就是废纸。③第三，无论对美国的“相当理由”还是英国的“有合理根据的怀疑”的判断标准，都应当是综合全案情形进行全面衡量的结果。在美国盖茨案（Illinoisv．Gates）④中，大法官伦奎斯特代表五位多数派大法官撰写了该案的判决。在判决中，大法官伦奎斯特放弃了阿贵拉标准以及由此发展形成的、伦奎斯特所谓的“那套精工细作的法律规则”，并以“传统上用以确定合理根据的综合情形的标准”取而代之……大法官伦奎斯特对此进一步解释说，前一标准僵化程度严重影响阻碍了法律的有效执行。他争辩说，这种不灵便的制度使警察回避令状程序，并由此削弱了地方法官在搜查———扣押活动中的应有作用。［12］在英国，根据《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执行守则A》第1．6款，“合理根据的怀疑”也应当考虑具体的情况，全面衡量各种相关因素。
三、“特定性”的形式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