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犯罪记录证明申请书范文
时间：2023-12-04 03:42:51
无犯罪记录证明申请书篇1
一、未成年人前科记录消灭的概念
未成年人前科记录消灭（以下简称前科记录消灭）是指因犯罪曾受法院有罪宣告或被判定有罪的未成年人，经本人、法定人或者其他监护人申请，由有关部门作出决定，将其犯罪卷宗材料由相关司法机关和有关部门予以封存保管，限制对外公开，免除其前科报告义务的制度。但法律、法规、规章明确应当报告的除外。
二、建立“前科记录消灭”制度的必要性
1、是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客观需要，前科是一个人不光彩的历史纪录，永远保留前科会使一个人因为一时的失足，承受一生的惩罚，这对于那些有前科的人是不公平的，也是极其不人道的。美国学者Siegel将其称为“犯罪标签理论”。 这种标签化的影响对未成年人尤为突出，表现在：其一，前科会造成未成年人的权利歧视，未成年人一旦被标有“污点”将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升学、就业、劳动等在民事、行政、政治等方面的资格或者权利受到限制或者剥夺。其二前科会影响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未成年人正处于自我人格和价值观形成的时期，若因一时无知而被贴上“犯罪人” 的永久性标签，一成不变甚至几乎是无法取消的烙印会将犯罪人锁在永远是犯罪人的历史阴影中，极易产生自卑心理，自暴自弃，自我放纵，容易滋生“破罐破摔”的心理，重新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不可避免地会成为社会新的犯罪隐患。
2、是保证未成年人发展社会化的首要前提。大量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例都表明，未成年犯罪在主观上都具有动机单纯、随意性大、主观恶性不大等特点。这些特点说明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在行为方式上随意性强，只要社会能给其恰当而又有效的教育、挽救措施，未成年犯罪人是能够较容易地“改邪归正”，做一个健全的社会人。加拿大副检察长鲍勃.克卜在其著作《少年犯罪法五》中说：虽然少年罪犯要对他们的非法行为负责，但施加于他们身上的后果却不能像一般法庭对成年犯所施的那样严厉，因此，一个少年罪犯如果已经结束处罚，而且在一定时间内未再犯罪，其档案就得销毁。因为，当他的表现已经证明值得这样做的时候，就应给予重新做人的机会，以保证在“法律上”承认这个少年没有罪了，他就不会因为犯过罪而面临各种的“丧失资格”。而且未成年人在稳定的人格状态形成之前，对新生事物有极强的吸引力，易接受新的观念、新的事物，并不断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随着其年龄的增长、社会阅历的增加，其自尊心、独立意识也随之增强，他们越来越强烈地需要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尊严，渴望有一个充分的表现机会。如果因其一时冲动，而终生贴上“犯罪人”的标签，等于切断了其回归社会的路径，迫使其逐渐演变成一个“反社会者”，使今天的未成年罪犯，变成明天的成年犯罪。
因此，对未成年人实施有条件的前科消灭制度已是迫在眉睫。
三、建立“记录消灭”制度的可行性
1、国外立法借鉴：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在许多国家的未成年人刑事立法和诉讼程序中都有规定。比较典型的如日本1948年《少年法》第60条规定：“少年犯刑期执行完毕或免予执行，适用有关人格法律的规定，在将来得视为未受过刑罚处分。”澳大利亚《青少年犯罪起诉法》规定，警方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不能保留到其成年之后，18岁后必须销毁，以便使其以无罪记录的身份进入社会，过正常人生活。《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英国的《前科消灭法》也规定了撤销犯罪记录的制度。
2、国内立法端倪：我国现行法律中有关于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立法端倪。《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依法免予刑事处罚、判决非监管刑罚、判处刑罚宣告缓刑、假释或刑罚执行完毕的未成年人，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七条规定，解除羁押、服刑期满的未成年人的复学、升学、就业不受歧视。这些条款虽没有明确说未成年人前科可以消灭，但确认了有前科的未成年人在回归社会后，法律地位和人格不应受到歧视的原则，其法律效果已接近前科消灭。
3、国内实践探索：2003年底，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法院在全国首开先河，制定了“未成年人前科消灭”试行办法，规定犯罪时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初次犯罪、犯罪情节轻微、被判处管制、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犯罪人，在刑罚执行完毕后的一至三年考察期内无再违反和犯罪行为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前科消灭”。2008年1月10日，四川省彭州市法院率先制定出台并实施了《“前科消灭”制度实施意见》，并于不公开裁定我国首例未成年犯“前科消灭”案件。2009年3月10日山东省乐陵市在全省率先实行失足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2010年8月20日，我县法院也联合县检察院等11家单位出台了《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实施意见》。
可见，当前在我国建立未成年前科记录消灭制度不论是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有经验可借鉴。
四、未成年人前科记录消灭的条件与程序
1．未成年人前科记录消灭的罪质要件
笔者认为，前科消灭制度仅适用于未成年人出于偶然、过失等恶性较小、社会危害不大的轻型犯罪，而不应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累犯、惯犯、杀人、强奸、抢劫、放火和爆炸等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犯罪以及其他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严重刑事犯罪。
2．未成年人前科记录消灭的程序要件
(1)申请主体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申请人，可以是犯罪人本人提出，也可以是其监护人或法定人，如果上述人员未提出申请，其申请人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或者当地民政机构在征得本人或者法定人、其他监护人意见后可以代为申请。
（2）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应包括申请书、未成年犯罪人的思想认识和实际表现情况、户籍证明、判决书、裁定书，若不是本人提出申请的，还应提供申请人与未成年人犯罪人的关系证明等相关材料。申请书应包括未成年人的基本情况、申请人与未成年犯罪人的关系、刑事处罚情况、申请理由等。
（3）受理机构
申请一般提交由第一审人民法院审查较为可行，因原审法院掌握未成年人的案情、未成年人个人、家庭等情况，对正确判断是否取消前科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既可以避免重复劳动，以节省司法资源与成本，也使裁决结果更符合社会观念。
(4)调查核实
第一审法院应对申请书中所提及的被判刑者的身份、前科情况、申请消灭的事实与理由以及申请人的思想状况、实际行为进行调查核实。同时，认真听取未成年人本人及其法定人或监护人的意见以及学校、单位的意见，以保证决定的客观和正确。
(5)裁定确认
法庭经调查核实后认为符合未成年人前科消灭条件的，则裁定消灭该前科。如果认为条件尚不具备，可以决定暂缓裁定，再考察一段时间，但考察期间最多不超过1年。对于消灭前科的裁定，除送达本人外，还应当及时送达其所在学校、工作单位及所在居委会、村委会等。相关单位在收到法院裁定后，应及时将该未成年犯罪人档案进行封存，实行专门管理以及更加严格的保密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借阅、复制、摘抄、泄露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档案。不得懈怠，否则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3．未成年人前科记录消灭的形式要件
前科记录消灭的期限，也即时间条件，根据非监禁刑和监禁刑两种情形，可以区分几种情形：非监禁刑中免处的情形，可由法律规定视为没有受过刑事处分；非监禁刑中的其他情形，可在缓刑考验期满或刑罚执行完毕后一年申请取消前科；监禁刑中判处三年以下刑罚的（包括拘役），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二年申请取消前科；监禁刑中判处三—五年刑罚的，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三年申请取消前科。
无犯罪记录证明申请书篇2
行贿犯罪档案是检察机关将有关行贿案件的法院判决收集汇总成可供查询的资料库。其中收录有1997年10月以来由检察院立案侦查并经法院作出生效判决的行贿、单位行贿、对单位行贿、介绍贿赂犯罪案件信息。
一旦单位或个人被查出有行贿前科，其招投标等资格面临被取消的可能，因而行贿犯罪档案被形象地称为“行贿黑名单”。
该查询平台被视为运用信息网络技术与预防犯罪制度建设相结合的范例，源于十年前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在建筑领域的实践。在得到检察系统内部广泛认可后，推广成为职务犯罪预防的重要工作内容。
最高检职务犯罪预防厅厅长宋寒松告诉《财经》记者：“全国联网消灭了‘信息孤岛’，顺利实现了全国数据共享和异地查询，大大增强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威慑力。”
据统计，从2006年检察机关正式接受社会查询以来，总共受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量达到139万次，有关部门和单位对经查询有行贿犯罪记录的1983家单位以及3075名个人进行了处置。这些处置主要包括限制准入、取消投标资格、降低信誉分或资质等级，以及中止业务等。
该制度是检察机关发挥职能作用，从源头治理腐败，预防职务犯罪和商业贿赂的重要措施，并希望借此健全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不过，由于司法实践中大多数行贿人不会追究刑事责任，“黑名单”制度由此呈现查询者众、“中枪”者少的局面；又因缺乏强制力，其效用被打折扣。与此同时，“二次处罚”面临法理困境。
“门槛”高低
此前2006年初，最高检出台《关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暂行规定》，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由建设领域推行到金融、教育、医药卫生和政府采购领域，由试点地区推向全国。
2009年，最高检又取消原来录入和查询范围的限制，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由上述五个领域扩大到所有领域；升级后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软件在全国推广和应用。
2010年，华东六省一市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实现了互联互通。
宋寒松说，全国联网前，受限于只能查询本省（直辖市、自治区）范围内的行贿记录，使得一些行贿者或行贿单位采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办法，到其他地方继续通过行贿方式竞标，获得项目或工程，“一方面，对于申请查询人来说，这是一项便民工程；另一方面，‘行贿黑名单’的震慑网已经都织密织全，对于行贿人来说逃脱更难了”。
宋寒松介绍，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是面向社会公众“零门槛”的免费服务。不过，《财经》记者发现，在实际运转中，“门槛”仍在。
目前，有电话预约查询和到检察院查询两种查询方式。
依最高检文件，需提供单位介绍信、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或者公司、企业的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法人代表和项目经理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方可查询。
对于个人查询则有更多限制，当个人查询个人是否有行贿记录，需要提供双方身份证原件。
对符合查询申请条件的，检察机关应当在受理后三日内书面告知查询结果；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及时告知对方并说明原因。
而查询条件这一“门槛”的高低，具体到各地方检察院，又有升降的变化。以北京市检察院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规定为例，申请人还需提供被查询单位的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以及具体的招标公告，且公告中需有提供查询告知书条款。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工作人员介绍，平均每天需要处理数十起查询申请，“工作相对繁忙，主要的精力在审查材料，和敦促申请者补充材料上”。
江苏省常州市某区级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科工作人员受访时表示，尽管华东六省一市联网已有两年，但具体招标公告中又往往要求投标方提供注册所在地检察院出具的无行贿犯罪记录证明。现实情况多是常州的投标单位拿着上海的招标公告前来查询，由于对招标方无法审核，难以确定招标公告是否真实，故而实质审查较难落实。
与其下各级检察院不同，最高检并不接受来自社会的查询申请。在全国联网同时，最高检正式启用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专用章，专门受理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企业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就在2月28日，最高检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管理中心首次受理了涉及建设领域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在这次查询中，在对申请所列200余家企业名单进行批量查询后发现，3家企业存在单位行贿犯罪记录，2名个人存在个人行贿犯罪记录。
在实践中，往往是投标方主动向检察院申请自查，以自证清白。对于符合查询条件的，检察院会向对方提供“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告知函中包括行贿的时间、数额、法院判处的刑罚。
近年来，在广东、河南、河北等地陆续出现伪造“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案例。
2011年8月，深圳福田区公安机关侦破一起伪造“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案。当年7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中心致电福田区检察院，表示在宁夏中阿经贸论坛设施建设项目室内装修工程招投标过程中，发现深圳市某装饰公司提供的告知函印章异于深圳其他公司所提供，请求鉴定，该案由此引发。
而据河南省焦作市的公开数据，2010年至今，焦作市两级检察机关相继发现13件伪造检察机关查询行贿犯罪档案结果告知函案件线索，移交公安机关以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立案侦查8件16人（其余5件线索移交异地检察机关处理），其中5件共11人被法院做出有罪判决。
海淀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副处长陈美君向《财经》记者表示，为遏制类似行为，北京市检察院于2010年3月给全市所有基层检察院制作了统一的电子印章，“告知函由市一级检察院统一出具”。
最高检职务犯罪预防厅工作人员对此也表示，将统一采用二维码防伪标志，防止和减少发生伪造查询告知函的现象。
“黑名单”大小
宋寒松介绍，2011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查询63万次，被处置单位553家，个人887人。
其中，福建省检察机关自2006年以来，共接受查询28232次，发现有行贿犯罪记录35件次。
另外，从2008年到2011年，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处理行贿犯罪记录查询申请从135件飙升至1720件，尚未查出有行贿犯罪记录者。
据最高检披露，从其2010年5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大查办严重行贿犯罪力度的通知》至2011年4月，一年内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行贿犯罪案件3729件4336人，占贿赂案件总人数四分之一强，为27.5％。在查处的这些行贿犯罪案件中，检察机关向法院2630件3226人，一年内全国2030人因行贿获罪。
由于行贿犯罪档案数据库是法院判决书的信息化处理，而在司法实践中，大部分的行贿人根本不会被判罪，这使得查询结果有限。
据宋寒松介绍，一方面原因是《刑法》中对行贿罪限定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行为，通过行贿谋取正当利益者以及被索贿者都不以行贿罪判罚；“另外，行贿罪起刑点为1万元，较起刑点相对高。”
此外，一位基层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科工作人员称，贿赂犯罪是“一对一”的犯罪，查处难度相当大。“我们侦查案件很大程度都是依靠行贿人”，因此，许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甚至被检察机关发现后，只要主动配合，充当“污点证人”，也往往作不处理。据他介绍，近年来该区同级法院裁判的行贿犯罪固定每年一起。
以中国石化集团原总经理案为例，2009年7月15日，一审被法院认定受贿1.9573亿余元，并最终以获刑死缓。该案中六名行贿人曾以证人身份出现，均未被追究刑事责任。
由于行贿罪裁判少，对于行贿犯罪数据库更新的具体期限与操作流程尚未明确制度化。实践中，一般由各检察院负责跟进、录入同级法院的裁判。
2011年，南京市检察院共录入行贿犯罪案件6件。
回溯制度源头，在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2002年的设计实践中，“行贿黑名单”并不限于行贿犯罪。《北仑区人民检察院行贿人资料库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显示：行贿人资料库内设置行贿人“黑名单”，符合下列四类条件之一的行贿人列入“黑名单”：（一）因行贿罪而被法院判刑的；（二）虽未判刑，但法院判决认定的贿赂事实中行贿数额达5万元以上的；（三）被检察机关查实有两次以上行贿记录的或行贿三人以上的；（四）检察机关已有确凿证据证明其有行贿事实，但本人未主动交待或拒不承认的。
上述“办法”还规定，虽符合上述条件，但行贿人主动交待全部行贿事实，配合检察机关办案的，可以不列入行贿人“黑名单”。当时，北仑区检察院的“行贿人资料库”里共有70余人，其中18人被列入“黑名单”。
2006年，最高检在全国推行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在讨论黑名单范围时曾有多种意见。有意见认为，“即便是那些检察机关认为行贿证据确凿无误的行贿案件，没有经法院裁判，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不能搞有罪推定。”
宋寒松表示，检察院对于上述非罪行贿行为、受贿犯罪的信息都有所统计并建档，但这部分资料目前只是作为检察机关内部信息掌握。
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规定》第十一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裁判认定的受贿犯罪对应的行贿行为、检察机关作出撤案和不处理但有证据认定的行贿行为信息，应当由预防职务犯罪部门集中实行严格管理，不得纳入查询范围对外提供。”
宋寒松同时认为：“对于上了‘黑名单’的企业，检察机关还要及时跟踪更新。而有些企业可能开始有行贿记录，但后来经过内部整改，又变成良好的企业了，今后，这些信息也要在行贿犯罪档案资料库中得到体现，提供给申请查询方。”
“过去，只有纪委调查案子时向我们调取过非罪行贿行为的信息，对于这部分信息究竟怎么管理，迄今缺乏统一的制度。”上述职务犯罪预防科工作人员表示。
强制惩处争议
虽然行贿犯罪档案在地方试行多年，但缺乏强制力使其威慑力打折。
“失灵”的案例包括造成13人死亡、14人危重的2010年南京“7・28”爆燃事故。据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通报，初步认定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施工安全管理缺失，扬州鸿运建设配套工程有限公司组织的施工队伍盲目施工所致。该施工队老板邵殿军曾因行贿罪，于2008年12月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
早在2004年，江苏省检察院等四部门颁布文件，要求建设项目的项目法人应查询有关参与工程投标等活动的从业单位或个人有无行贿行为记录。不过，据南京检方介绍，上述项目中，没有接到过任何单位对邵殿军“行贿犯罪查询”的申请。
2012年3月1日起，上海《政府采购和建设工程招投标领域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实施办法(试行)》正式施行，这在省级地区尚属首例。依照该办法，“行贿黑名单”的查询范围为：申请加入该市政府采购供应商库的供应商和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依法进行公开招标或者邀请招标的建设工程；依法可以直接发包备案和以暂估价形式包括在总承包范围内的分包工程。一旦申请政府采购的供应商被查询出三年内有行贿犯罪行为记录，上海市财政局将不予入库。而参与公开招标或者邀请招标的建设工程，一旦被查询到两年内有行贿犯罪记录的在沪建设工程企业和相关执业人员，也将依据国家《招标投标法》的规定取消其投标资格。
此外，该“办法”还要求对已经登记入政府采购库的供应商进行定期复查，如发现有行贿犯罪记录的，三年内不得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并要求建设工程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采用“集中查询、集中反馈”的方式。
不过，这种“黑名单”制度本身亦面临质疑。已经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行贿人，再度被列入行贿黑名单并限制其准入是否属于二次处罚？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琳认为，若检察机关强行限制行贿犯罪档案上的行贿人或单位做某个行业，实际上等同于给这些行贿人或单位以一种有别于刑罚的“资格刑”，而国内目前的刑罚体系中并无此种罚则。
宋寒松认为：“检察机关就是搭建一个服务平台，提供查询服务，对于是否据了解查询，以及对经查询有犯罪记录的单位和个人如何处置，检察院不干预。”
无犯罪记录证明申请书篇3
最高检的统计数字显示，2011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行贿记录查询63万次，533家有行贿犯罪记录的单位和887名个人受到了限制准入、取消投标资格、降低信誉分或资质等级、中止业务关系等处置。
“在工程建设领域和政府采购中，涉及招投标环节的行贿多发易发，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可以成为阻止此类犯罪、确保工程质量的一把利剑。”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厅长宋寒松对《望东方周刊》说。他对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的运作模式和实际 成效等问题作了解析。
选择1997年作为节点
早在2002年时,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等一些基层检察院就开始探索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尝试在建筑工程等招标活动中，对有不良记录的行为人的投标活动进行限制。
2004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建设部、交通部、水利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工程建设领域开展行贿档案查询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在江苏、浙江、重庆、四川、广西五省区试点。
2006年1月1日，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在全国各级检察机关正式启用，与之配套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受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暂行规定》于2006年3月4日施行，对行贿犯罪档案的录入范围、申请程序、查询内容、处置办法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
该规定向社会各界明确了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可供查询的范围，即：1997年刑法修订实施以来，由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并经人民法院裁判的，发生在建设、金融、医药卫生、教育和政府采购五大领域的个人行贿、单位行贿、对单位行贿、介绍贿赂犯罪四类案件的档案。
“选择1997年作为节点，主要是刑法修改后，在犯罪认定上有很多变化。”宋寒松说，而选择建设、金融等五个领域，“主要是它们的需求最大。当时系统也在初创期，担心出现不良现象，就考虑先在特别需求的领域试一试，看看效果到底怎样。”
2008年中共中央颁布《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明确指出“建立和完善商业贿赂犯罪档案查询系统，把是否存在不正当交易行为尤其是行贿行为作为市场准入和退出的重要依据。”
据此要求，最高检将三年多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情况进行总结，认为取消行业领域限制的时机已经成熟。“经过试验看到效果很好，社会确实需要，虽然出现个别的比如伪造查询告知函等现象，有些人成立中介，号称专门做查询的，拿这个卖钱，但整体试点过程没有太大的不良反应，而对威慑行贿犯罪却起到很大作用。”宋寒松说。
2009年9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规定》实施。新规定取消原来对录入和查询范围的限制，由建设、金融、医药卫生、教育、政府采购等五个领域扩大到所有领域。
突破局域限制
在全国联网查询前，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还一直受到地域限制，各地档案系统仅能查询本省、市、自治区范围内的行贿记录，不能查询全国其他地区，致使一些行贿者或者行贿单位转到其他地方继续通过行贿方式竞标。
“比如一家黑龙江企业曾有行贿记录，跑到四川去竞标，四川当地要查清楚就非常费劲。这是网还没织密，还有逃脱的可能。”宋寒松说，而如果全国联网的话，就能堵住漏洞了。
为此，最高检一直尝试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实现全国联网。2010年1月1日，华东六省一市行贿犯罪查询系统完成了区域联网，实现了互联互通。
两年之后，2012年2月16日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终于实现了全国联网。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得到很好响应，一些地方行业主管(监管)部门陆续出台文件或规定，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作为招投标和政府采购的必经程序，要求凡是参加投标或政府采购的企业必须经过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这一关，比如山东省济宁市检察院与济宁市金融部门联合规定凡100万元以上的贷款，全部纳入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范围，一旦发现行贿劣迹，一律拒绝放贷。
申请程序不是门槛
“一般是电话咨询，这几天主要以常识性咨询为主，有人打电话过来问如果人在外地，是不是要到北京来查，有的问要提供哪些材料，有的问多长时间能够答复。”最高检行贿犯罪档案管理查询中心的工作人员对《望东方周刊》说，目前还没有接待具体的查询。
“最高检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管理中心主要职责是管理，当然也受理部分查询，主要是中央部委机关、中央企业的查询。”最高检行贿犯罪档案管理查询中心主任柳春对本刊记者说。
目前使用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软件由高检预防厅组织研发，系统包括所有的行业和领域。所有社会单位和个人都可申请查询。查询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到人民检察院查询，二是申请人可通过电话预约查询。
查询人向检察院申请查询，需要提交相关材料，如书面申请要包括查询事由和查询内容，同时单位查询要提交介绍信，公司、企业应提交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个人查询需提交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等。
对申请查询的程序设置，有人质疑存“门槛”之嫌，认为行贿犯罪记录不属于个人隐私范围，而是公共信息应该公开的一个组成 部分，应直接全部公开，让公众知晓，没必要设置“申请查询”环节，对此宋寒松认为：“不能是凑热闹或出于好奇来查询，首先要有查询需要，申请程序是为明确查询需要而设，我们不设其他门槛。任何人或单位提出申请，比如要参加政府采购或者竞标投标或者贷款等，然后出具身份证明，就可以来查。”
“但是来最高检查询是有一定限制的，主要向中央国家机关开放查询。我们也不是特意设门槛。北京市所有招投标项目在北京市都能进行查询，最近的是东城区，没必要非到高检来。”宋寒松说。
“不得纳入查询范围”的内容
对于符合查询条件的，检察院会向对方提供“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告知函中包括行贿的时间、行贿犯罪的数额、法院判处的刑罚。目前系统开放查询的信息主要是1997年10月以来经法院生效裁判确认构成行贿罪的单位和个人，系统还包括一些行贿行为、受贿犯罪的信息，但这部分资料目前只是作为检察机关内部信息掌握，有关主管（监管）部门在干部管理监督、市场主体诚信状况调查监管等方面内部掌握使用。
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规定》第十一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裁判认定的受贿犯罪对应的行贿行为、检察机关作出撤案和不处理但有证据认定的行贿行为信息，应当由预防职务犯罪部门集中实行严格管理，不得纳入查询范围对外提供”。
宋寒松解释：“这个系统叫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有些是行贿行为，可能因为行贿数额小，或认罪态度好，或是他人索贿，自己被逼无奈，不行贿就办不成事，存在‘被行贿’的情况，这些不构成犯罪，但也录入系统，仅是作为一种分析资料使用，这就不宜纳入公开查询。”
“检察机关只提供查询服务，对于查询之后的处置，属于行政管理的职权范围，检察机关不作干预。”宋寒松说，行政监察部门、行业主管监管部门和业主单位通过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发现某单位和个人有行贿犯罪记录，会根据不同的情况，依法、依规作出处置，“目前处置办法主要包括：取消投标资格、中标资格，降低资质等级，扣减信誉分，一定时期内限制准入，吊销资质证书、营业执照，以及中止业务等等。”
2011年，江苏省吴江市检察院参与对全市513家中介机构信用评级，其中21家因有行贿行为而被禁止中介服务，对31家建筑企业和38名从业人员做出降低信用分或纳入“市场准入黑名单”的处分。
这是行贿犯罪查询系统起到作用的例证，但宋寒松认为，仅有一个查询系统是不够的，还需要各项制度形成体系，“查询系统建起来了，有关部门要是不用，照样使那些有过行贿犯罪记录的人或单位参加竞标等，这就起不到作用。”
为了避免只查不用的现象，最高检已与住建部、交通运输部等9个部委形成纪要，规定在相关行业和领域内，例如招投标、贷款和政府采购等关键环节，有关部门和建设单位将向检察机关进行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作为监管工作的必经程序之一，并将处置的结果反馈给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将主动对应用情况进行跟踪。
堵住漏洞
虽然最高检与其他部委形成纪要，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作为监管工作的必经程序之一，但最终如何避免这种程序流于形式，宋寒松认为，查询工作逐步法制化是努力方向。
“现在有17个省级人大都做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把行贿档案查询作为一个内容纳入条例当中。但覆盖全国的立法规定现在还没有，还要进行推进。”宋寒松说，比如通过国家预防腐败联席会议机制，协调推动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纳入到相关法律法规之中。
“立法推进之外，还是要立足查询系统本身。”宋寒松说，比如跟踪监督“行贿黑名单”，“有的企业十年前有过行贿记录，经过这些年的变化，建立了完善的企业制度，也很守法，但实际中还遭到壁垒，无法参与竞标或采购，若能将这些信息也纳入查询系统，就可以为相关主管部门考察企业能否参与竞标时提供更全面的参照。”
除了避免将某些企业“一棍子打死”，堵住一些被列入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的公司“洗白”犯罪记录的漏洞，亦是防范重点。南京市检方曾对“行贿犯罪档案”中3家犯有单位行贿罪的企业进行了跟踪，结果发现，其中有两家重新成立了新的公司，并以新公司的名义开展经营。
“其实我们很早就已经注意到有些公司可能会采取重新注册的方式来掩盖自己的行贿历史。”最高人民检察院预防厅副厅长陈正云曾公开表示，最早对单位进行查询主要根据单位名称，现在逐渐推行单位查询以组织机构代码为准、以单位名称为辅的方式，不再完全根据单位名称来查询，以保证被查询单位的唯一性，便于进行甄别，只要公司没有注销，就无法通过改名的方式逃避查询。
“此外，我们很注重与工商、税务等部门的联系和配合，及时了解企业或个人的背景信息，关注有行贿犯罪记录的个人或单位申请注册公司、公司名称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等情况。”陈正云说。
无犯罪记录证明申请书篇4
辩护人的权利是司法资格考试的重点内容。《刑事诉讼法》第36、37、38、39、41、45、47、159、160条对辩护人的权利作了详细规定。辩护人的权利可以分为14种
(一)辩护律师专有:
1、了解案件情况权利(辩护律师专有)
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
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
2、核实证据权(辩护律师专有)
辩护律师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
3、不被监听权(辩护律师专有)
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4、调查取证权、申请调查取证权(辩护律师专有,对不同证人也不同)
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
5、保密权(辩护律师专有)
辩护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但是,辩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
(二)非律师辩护人不独立享有(需要批准)【律师辩护人不需要批准】
1、会见、通信权【非律师辩护人不独立享有】
会见的手续:①三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②看守所至迟48小时;③三类案件——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侦查期间应经侦查机关批准,并且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
2、阅卷权(非律师辩护人不独立享有)
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
(三)律师辩护人和非律师辩护人平等享有
1、申请调取证据权
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
2、获得通知权
(1)侦查终结案件移送情况的通知(辩护律师)
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同时将案件移送情况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
(2)开庭相关情况的通知
人民法院确定开庭日期后,应当将开庭的时间、地点通知人民检察院,传唤当事人,通知辩护人、诉讼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传票和通知书至迟在开庭三日以前送达。公开审判的案件,应当在开庭三日以前先期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开庭时间和地点。
3、提出辩护意见权
(1)侦查终结前(律师辩护人)
在案件侦查终结前,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侦查机关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并记录在案。辩护律师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
(2)审查起诉
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的意见,并记录在案。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人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
4、参加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权
5、拒绝辩护权
6、上诉权(经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人同意)
7、其他权利(申诉和控告权、获得相关的法律文书权、申请回避及复议权)
无犯罪记录证明申请书篇5
一、严控信用卡申领环节防范恶意透支犯罪
近年来各发卡银行之间竞争激烈，一些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部门为了追求业务数量，增加经济效益，对申领信用卡对象的基本情况、资信状况等审查不严，把关流于形式，致使不法分子有机可乘。以杨某信用卡诈骗案为例。被告人杨某为归还因而欠下的高利贷，向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提供了虚假的工作单位、住宅地址以及联系方式，申领了该银行商旅白金贷记卡一张，信用额度为人民币十二万元。杨某在明知没有还款能力的情况下，将该卡交于高利贷放贷者透支消费、取现，于2012年5月3日最后一次还款人民币11800元，后再未还款。经发卡银行多次催收超过三个月仍未归还，截止案发时止，共计拖欠该发卡行本金人民币99243元。被告人杨某犯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三万元。[1]
被告人杨某出于归还赌债的目的，明知自己无资金归还能力，仍使用欺骗手段从银行骗领信用卡，杨某获取信用卡后并未自己使用，而是直接交由他的债主使用，由债主以透支消费、取现的方式抵偿杨某所欠的债务。通常的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都是由持卡人自己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拒不归还。本案中的被告人杨某将申领的信用卡交由他人使用，虽然不是自己本人亲自使用，但其主观上从申领信用卡时起就没有按期归还卡债的意愿，客观上对申领后的信用卡的使用情况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放任他人任意透支消费和取现，以此冲抵自己的赌债，这种行为在本质上与一般的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并无差别，都是为了非法占有银行的资金。因此，司法机关对被告人杨某信用卡诈骗罪的认定是准确的。本案也提醒社会公众，应当珍惜自己的社会信用，必须合法使用以本人名义办理的信用卡，对信用卡的透支情况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终将为此承担严重的刑事责任。
二、采取有效措施保障高透支额度信用卡还款安全
根据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发卡银行应当对信用卡申请人开展资信调查，充分核实并完整记录申请人有效身份、财务状况、消费和信贷记录等信息，并确认申请人拥有固定工作、稳定的收入来源或可靠的还款保障。相关金融规章制度也要求银行在核准发放信用卡时应对申请人的还款信用进行多方考察，但是实际执行中情况并非如此，实践中高透支额度信用卡恶意透支案件并不鲜见。
被告人王某某于2010年11月至2011年6月间，分别向上海市三家银行申领了4张信用卡，后持卡消费、取现，共拖欠三家银行本金人民币56万余元，数额巨大。检察机关在审理该案时发现，被告人王某某申领的信用卡透支额度较高，在申请该高透支额度信用卡时，王某某向银行提供了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所在公司的工作证明、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及在本市的房产证复印件。[2]从该案来看，仅要求申请人提供相应的不动产证明并不一定能确保信用卡的还款安全，建议银行进一步采取其他多方面的措施，监督持卡人依法用卡，尽量减少信用卡恶意透支风险。
一是落实好信用卡第二还款人。第二还款人是在第一还款人因特殊情况而无法及时归还信用卡债务时的补充还款人，对申请高透支额度信用卡的，要求申请人提供第二还款来源，银行必须对第二还款来源是否真实进行审查，取得第二还款方的书面还款承诺。书面审核外，银行还应派员实地考察，了解掌握第二还款方是否有能力及是否有意愿帮助持卡人还款。本案案发后，司法机关曾联系过王某某的亲属及王某某提供的某商会人员，这些人员或表示没有能力或不愿帮助王某某向银行还款。
二是明确资产信用证明的作用和意义。申请人在申请高透支额度信用卡时，银行方面往往会要求申请人提供相应的资产证明，例如房产证、汽车行驶证等。这些资产证明所起到的作用是表明申请人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有按时归还大额透支款的能力。但资产证明并非资产担保，当持卡人无法按时归还信用卡债务时，这些证明资产并不能被用于归还信用卡债务。被告人王某某在一审判决其犯有信用卡诈骗罪后，认为自己有房产、机动车等资产证明作为担保，因而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显然是故意混淆资产证明与资产担保的概念。被告人王某某在办理信用卡时向银行提交的名下房产、机动车等资产证明文件，仅起到证明其经济实力的作用和意义，由于王某某并未与银行方面签订正式的抵押或者担保合同，因此不能因为存在这些资产证明就否定其行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犯罪。
三是严格执行信用卡授信管理制度。根据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第50条的规定，发卡银行应当建立信用卡授信管理制度，根据持卡人资信状况、用卡情况和风险信息对信用卡授信额度进行动态管理，并及时按照约定方式通知持卡人，必要时可以要求持卡人落实第二还款来源或要求其提供担保。银行方面尤其要重视对高透支额度信用卡持卡人资信状况的掌握，根据其资信变化情况及时调整授信额度，减少透支偿还风险。
四是完善信用卡业务风险管理制度。根据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第52条的规定，发卡银行应当建立信用卡业务风险管理制度。实际上各家银行均设有专门的银行卡业务部门管理相应的风险，但风险管理制度需要根据实际经营情况不断作出修正调整。发卡银行从公安机关、司法机关、持卡人本人、亲属、交易监测或其他渠道获悉持卡人出现身份证件被盗用、家庭财务状况恶化、还款能力下降、预留联系方式失效、资信状况恶化、有非正常用卡行为等风险信息时，应当立即停止上调额度、超受限额度用卡服务授权、分期业务授权等可能扩大信用风险的操作，并视情况采取提高交易监测力度、调减授信额度、止付、冻结或落实第二还款来源等风险管理措施。针对实践中不法持卡人多持有多家银行信用卡或在某家银行持有多张信用卡的情况，发卡银行对本行多卡持有人还款能力情况应予以特别关注，对持卡人在其他银行持有信用卡的，如出现拖延还款情况，应及时通过公安司法机关、银监局等机构查询了解其透支情况，以进一步采取有效止损措施。
三、提高公民法制意识预防涉卡偶发型犯罪
如果使用ATM机时发现他人遗忘于取款机内的银行卡，因一时贪念而取出卡内金额，将可能面临触犯刑法承担刑事责任的严重后果。2013年4月的某日，被告人王某某在本市某区工商银行ATM机取款时，发现被害人胡某某遗忘在取款机内的银行卡，便冒用该卡取款人民币5000元。事后，王某某回到家中，担心其取款行为被发现，便拨打110报警投案自首。王某某犯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拘役一个月，缓刑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3]
王某某案提醒人们，当发现ATM机中他人遗忘的银行卡时，应及时告知有关银行或者通知公安机关，而不能将银行卡视为路边他人遗忘的财物，将卡内资金取现据为己有，否则触犯了刑法以至追悔莫及。即使是捡拾他人遗忘的财物也应及时交还失主，在一定条件下如果拒不返还可能构成刑法中的侵占罪。
冒用他人信用卡，是指非持卡人以持卡人名义使用持卡人的信用卡而骗取财物的行为。包括四种情形：（1）拾得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2）骗取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3）窃取、收买、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并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等使用的；（4）其他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构成冒用他人信用卡的犯罪，行为人必须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信用卡资金的犯罪故意。只有主观上具备诈骗的犯罪故意，客观上实施了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例如，实践中有的信用卡持有人将自己的信用卡借给他人使用，虽然这种借用行为违反了信用卡使用规定，但只要使用人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持卡人财物的主观故意，就不能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本案中，王某某使用持卡人胡某某的银行卡取现，并且将该钱款带回至家中，其客观行为与主观故意均说明其行为已经具备了冒用他人信用卡的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性质。假设王某某在使用ATM时系一时疏忽而取出了胡某某银行卡中的资金，随即发现该卡并非本人的银行卡，如果其及时告知银行或者公安机关，并返还该资金的，王某某的行为就不能被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遗憾的是，王某某发现他人遗忘的银行卡后，并没有选择通知银行或者报警，而是冒用他人取现，并将所取资金带至家中，之后虽有自首及退赃情节，但司法机关也只能依法对其定罪从轻处罚。
四、依法规范认定信用卡欠款催收行为
发卡银行对透支信用卡进行催收是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成立的必备要件之一，有必要以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加以规范认定，以确保发卡银行依法准确实施催收行为，公安、司法机关能够依法规范认定催收行为，从而达到准确定案、合理定责的刑事追诉目的。
某区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张某信用卡诈骗一案，认定其在2010年至2011年期间，先后向中信银行、交通银行、上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银行申领了信用卡，并使用上述信用卡透支消费、取现。后上述银行多次以电话、信函等方式向张某催款，但其仍不归还欠款。至案发，张某拖欠上述银行本金共计人民币11万余元。案发后，被告人张某的家属代其向上述银行退还了拖欠的全部本金。张某以其有两节事实不够成恶意透支为由上诉至中级人民法院。[4] 二审检察机关经审查后认为，上诉人张某使用其中两家银行信用卡的行为尚不符合恶意透支的条件，应将相应的透支数额剔除出犯罪数额。依据在于：一是相关银行实施催收的证据尚不够充分。银行仅简单记录电话催收的时间和次数，但缺乏其他证据予以印证，难以满足刑事诉讼证明必须具备的证据之间相互印证的证明要求。二是催收期限不符合刑法的规定。一家银行的第一次催收函时间为2012年9月11日，第二次为2013年1月15日。期间，上诉人张某于2012年11月5日归还欠款2196元。一家银行于2012年9月11日将催收函分别寄至张某的户籍地、上海居住地及工作单位，但只能算是一次催收，第二次催收时间为2013年1月11日。但上诉人分别于2013年4月1日和4月8日在其家属的帮助下将所欠该两家银行的钱款还清，因此两家银行的第二次催收时间距上诉人张某还款的时间尚未超过三个月。二审法院对二审检察机关的意见予以确认，将一审判决认定张某信用卡诈骗的数额予以扣减，并改判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实践中，发卡银行催收方式各异，对催收次数、期限、效力等要素的认定标准并不统一，且与刑事认定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影响了刑事司法的质量。建议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统一的信用卡欠款催收规定，对信用卡催收权限、流程、方式、时间、地点、次数等事项作出具体规定，依法规范各银行部门的催收工作。
一是选择有效的催收方式。催收是发卡银行向持卡人主张信用卡债权的一种民事行为，其具体实施方式基本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可以依约定实施的催收方式，实践中常见的有信函催收、电话催收、当面催收等。另一种是依民法、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可以单方面实施主张债权行为的催收方式，实践中常见的主要有公证催收、公告催收、民事诉讼催收等。这些催收行为既可以单独行使，也可以配合行使。需要强调的是，发卡银行应当首先按照约定方式实施催收，当持卡人逃避催收，或按约定无法催收时，才能使用其他合法方式实施催收。实践中发卡银行较常采用电话、信函、上门催收的方式，其中以电话催收和信函催收居多。有的发卡银行还会采用更加方便快捷的短信方式进行催收。短信催收系单方面发出催还信息，持卡人是否有效收获存在一定不明确性，原则上建议不将短信催收评价为刑事认定中的催收，但发卡银行可使用短信方式作为催收的辅助方式，从而增加提醒、追缴欠款的频率和力度。二是准确计算催收次数。发卡银行为了确保催收信息及时到达持卡人处，往往同时采取多种催收方式，或者一次向持卡人的多处处所发出催收，要注意避免将“一次多个催收”或者“一次多个地点催收”重复计算。对在同一个工作日内或者相隔很短的时间内使用电话、短信、信函等催收方式进行催收的，应当视为一次催收。对一次向持卡人的户籍地、经常居住地、工作地等多处处所发出催收通知的，也应视为一次催收。三是合理认定催收的期限。“两高”《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规定，构成恶意透支必须是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实践中要注意合理认定3个月，避免将尚未超过3个月的未归还欠款行为也作为恶意透支来处理。如果持卡人只有一笔透支不还款行为，则发卡银行在还款期限之后的首次催收即为第一次有效催收；如果发卡银行对多次透支的持卡人的每一笔的透支款都有催收行为，则持卡人最后一笔透支的还款到期之后，发卡银行对持卡人全部透支款的首次催收即为第一次有效催收；如果发卡银行没有对全部透支款进行一次总催收，而是对每一笔透支款进行催收，可对每一笔透支款分别进行认定，对同一笔透支款经过两次催收而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计入恶意透支的犯罪数额，对已经归还的款项则不予计入。四是注意收集证据证明催收的有效性。如果持卡人否认收到催收信息，又缺乏证明催收的相关证据时，可能难以达到认定刑事意义上的催收行为证据确实充分的刑事证明要求。发卡银行在进行催收时，应当强化收集证据证明催收行为的意识，避免因单一证据证明催收而导致刑事证明不能的后果。例如，对电话催收，除了要有催收记录外，还应有履行催收职责的银行员工的书面催收记录，对催收过程进行电话录音。六是从实质与程序两方面认定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解释》采用列举的方式说明恶意透型信用卡诈骗犯罪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践中除了有符合《解释》规定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情形之外，还需要发卡银行对持卡人行使两次催收行为，且要求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才能认定持卡人系信用卡诈骗犯罪。例如，持卡人透支后逃匿、改变联系方式，逃避银行催收的，发卡银行仍应向持卡人留存的住址等寄发催收通知，且应当催收两次，不能只要持卡人无发联系就直接认定其构成信用卡诈骗犯罪。认定透支信用卡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必须具备催收次数和催收期限的形式要件证据，也要收集相关证明其非法占有目的实质要件证据，形式要件证据与实质要件证据相辅相成，缺乏其中一方面证据都可能导致刑事证明不能。
五、依法适用禁止令预防信用卡诈骗罪犯再犯
从司法实践情况看，信用卡诈骗犯罪案件中有信用卡诈骗犯罪前科记录的犯罪分子占有相当比例，司法机关在适用刑罚时应当注意惩罚与预防并重，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犯罪分子适用必要的带有预防性质的刑罚执行方式。被告人丁某先后向平安银行、中信银行、中国光大银行申领信用卡并透支使用，后上述银行多次向其催款，但丁某仍不归还欠款，至案发，共拖欠银行本金共计人民币近两万元。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丁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恶意透支信用卡，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应予处罚。鉴于被告人丁某有自首情节，并已向涉案银行归还拖欠的大部分本息，可予以从轻处罚。判处丁某犯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禁止被告人丁某在一年内申领、使用信用卡。[5]
禁止令是《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一种刑罚执行方式，对判处管制、缓刑的犯罪分子，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禁止令适用于特定犯罪对象，即判处管制、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社会化矫正的过程中，为确保刑罚执行安全和执行效果，从促进犯罪分子教育矫正、有效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出发，在管制、缓刑考验期限内确有必要禁止其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场所，接触特定人员。信用卡诈骗犯罪分子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滥用个人信用，骗取银行资金，须对其予以必要的刑罚处罚，同时对某些犯罪情节轻微符合适用缓刑条件的犯罪分子，依法禁止其申领、使用信用卡，既是对其恶意透支信用卡的一种惩罚，也是预防其再犯类似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适用禁止令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禁止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管制、缓期考验期限内，如系实施证券犯罪、贷款犯罪、票据犯罪、信用卡犯罪等金融犯罪的，禁止从事证券交易、申领贷款、使用票据或者申领、使用信用卡等金融活动。如果犯罪分子积极悔改，在宣告禁止令期限内遵守法律，在禁止令期限过后，可恢复申领信用卡。
注释：
[1]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3）浦刑初字第1590号刑事判决书。
[2]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3）浦刑初字第1825号刑事判决书。
[3]参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3）闵刑初字第1143号刑事判决书。
[4]参见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3）徐刑初字第425号刑事判决书。
无犯罪记录证明申请书篇6
摘要：现阶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犯罪嫌疑人在侦察机关第一次询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但是在实施过程中，无论是刑事机关还是律师对贯彻这一制度都存在不同程序的问题，关键就在于其对这一制度的内容、程序和意义都缺乏了解。为此，笔者就该项目制度的内容、程序和意义谈谈自己的见解。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七日颁布的经过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察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察机关批准。"这一规定在法学理论上被称为"侦查阶段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制度。"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无论是刑事侦察机关还是律师,对贯彻落实这一制度都存在许多问题:在侦察机关方面表现为:不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有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后,律师请求侦察机关安排会见时,侦察机关不在法定期限安排律师会见;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在场的侦查人员不允许律师向犯罪嫌疑了解案件情况。在律师方面表现为:怕担风险,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不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件情况;不知道从哪些方面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有的律师甚至认为律师在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有风险,不愿意接受委托。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对刑事诉讼法设立侦查阶段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制度的内容和意义缺乏了解。为此,笔者拟就侦查阶段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制度的内容、意义、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内容和程序谈谈个人见解。
一、侦查阶段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制度的内容
从法学理论上讲,任何一项法律制度都是由一系列法律关系构成的体系,侦查阶段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制度也是如此。法律关系指的是受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参加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才制成侦查阶段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制度的法律关系,就是侦察机关、犯罪嫌疑人、律师参与侦查阶段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相关活动时,彼此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他们彼此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九六《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和《关于律师在侦查阶段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规定》作了明确规定,从而构成了侦查阶段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制度的完整体系。
(一)侦察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侦察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指侦察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就侦查阶段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侦察机关的权利义务有:一是有在第一次讯问后或者在采取强制措施后告知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义务;二是有将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请求及时转达给犯罪嫌疑人的亲属或者相关的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协会的义务;三是对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要求聘请律师,侦察机关有权不予批准,但有告知不批准的理由的义务。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义务:一是有权利申请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二是有权要求侦察机关将聘请律师的请求转达给自己的亲属或者有关的律师事务所、律师协会;三是侦察机关不批准聘请律师的,有权要求侦察机关告知不批准的理由;四是侦察机关不告知或者剥夺自己聘请律师的权利,有权提出控告。
(二)侦察机关与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之间的法律关系
侦察机关与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指侦察机关与律师就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而存在的权利义务关系。侦察机关的权利义务:一是有义务向律师介绍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二是有义务在法定期间内安排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三是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有权派员在场;四是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侦察机关派出的在场人员不得阻拦律师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五是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需要聘请翻译人员的,侦察机关应当准许;六是有权查验律师的律师执业证、授权委托书和律师事务所公函;七是对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申请会见时,有权不予批准,但应向律师说明不批准的理由;八是有告知律师遵守会见场所规定的权利义务;九是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违反法律规定或者会见场所规定,在场民警有权制止,必要时有权决定停止本次会见,并有权通知律师管理部门.十是对律师提出的取保候审申请,有权不予批准,但应说明理由。律师的权利义务:一是有权向侦察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罪名;二是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三是有权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四会见犯罪嫌疑人时有权要求侦察机关派员在场;五是有权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六是有权犯罪嫌疑人申诉、控告;七是有权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八是会见犯罪嫌疑人时有权聘请翻译人员;九是会见犯罪嫌疑人时有遵守法律规定和会见场所规定的义务;十是不得为犯罪嫌疑人传递物品、信函的义务;十一是不得将通讯工具借给犯罪嫌疑人使用的义务;十二是对在会见中了解的案件情况,有保密义务。
(三)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就是律师与犯罪嫌疑人就在侦查阶段提供法律帮助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义务:一是有接受或者拒绝亲属为自己聘请的律师的权利;二是有辞退已聘请的律师另聘请其他律师的权利; 三是有向律师咨询法律问题的权利;四是要求律师申诉、 控告的权利;五是有要求律师帮助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六是有向律师如实陈述案件情况的义务;七是要求律师申诉控告时,有向律师如实陈述理由、提供证据的义务;八是不得向律师提非法要求;九是有向律师缴纳服务费用的义务。律师的权利义务:一是有权要求犯罪嫌疑人如实陈述案件情况;二是有义务向犯罪嫌疑人介绍和讲解与其涉嫌犯罪的相关法律知识;三是有义务向犯罪嫌疑人告知其在侦查阶段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四是有义务应犯罪嫌疑人的要求其申诉、控告;五是有义务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六是对犯罪嫌疑人提出的非法要求,有解释的义务和拒绝的权利,七是有权向犯罪嫌疑人或者其亲属依法收取服务费;八是有义务对在会见中了解到的犯罪嫌疑人的隐私保密。
二、设立侦查阶段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制度的意义
设立侦查阶段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制度,对于加强对侦查活动的监督,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完善刑事诉讼法治,拓宽律师业务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对侦察机关的侦察活动实行监督
过去,我国刑事侦察机关对刑事案件的侦查都是在封闭和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不允许侦察机关工作人员以外的人员介入。这种暗箱操作的弊端使侦察人员的侦察行为难以受到有效监督。这是过去经常发生刑讯逼供和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设立侦查阶段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制度后,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通过会见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犯罪情况,了解侦查活动有无违法行为,告知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向犯罪嫌疑人讲解相关法律知识,在了解到犯罪嫌疑人无罪或者侦察人员有侵害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行为后,可以犯罪嫌疑人申诉、控告。这就无疑于是给侦察人员戴上了紧箍咒,设置了违法防线,使侦察机关的侦查工作增添了监督机制,它对于促使侦察人员自觉增强法制观念,提高依法行使侦察权的自觉性,预防侦察违法行为的发生,具有重要的意义。九六《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随着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增多,刑讯逼供现象大大下降,侦察工作的质量大大提高,充分说明了,侦查阶段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制度,有利于加强对侦察活动的监督。也充分说明了这项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二)有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一个人因涉嫌犯罪,被侦察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羁押,人身自由被剥夺,但是他仍然是公民,仍然享有宪法赋予的某些公民权利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权利。但是过去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人们总认为一个人只要涉嫌犯罪被抓起来后,就什么权利也没有了。侦察人员在这种错误认识指导下,在侦察活动中,任意侵害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屡见不鲜。此外在我国,由于多种原因,人们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法律知识欠缺,一旦成为犯罪嫌疑人之后,根本不知道在侦察阶段自己享有哪些诉讼权利,了解一点的,也不知道怎样行使诉讼权利,加之畏惧心理,也就不知道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设立侦查阶段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制度后,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通过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途经,不仅可以向律师咨询与涉嫌犯罪有关的法律问题,了解自己在侦查阶段享有的诉讼权利,以及怎样行使权利,维护这些权利,而且可以委托律师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这样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就能够得到有效的维护。
(三)延伸了律师的刑事业务,有利于充分发挥律师在刑事诉讼全过程的作用,健全了刑事诉讼法治。
按照七九《刑事诉讼法》的规定3刑事案件被告人在审判阶段才可以委托律师辩护。这种把律师的刑事业务范围仅限制在审判阶段的规定,不利于发挥律师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作用。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不仅仅是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还可以对侦察、检察、审判机关起到制约监督作用。九六《刑事诉讼法》在设定侦查阶段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制度的同时,又将被告委托律师辩护的时间由审判阶段提前到审查阶段,这样就使律师的刑事业务的范围大大延伸了,从而有利于律师在刑事诉讼全过程中发挥监督制约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刑事诉讼法治的重大进步和完善。
三、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内容
根据九六《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和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实践,律师在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
法律咨询的方法,一是向犯罪嫌疑人讲解有关的法律知识,包括其涉嫌犯罪的有关法律规定,构成要件;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定罪原则的规定,刑法关于从重、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的规定;刑事诉讼各阶段办案单位的办案期限的法律规定,有关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程序、期限的法律规定。二是解答犯罪嫌疑人提出的相关法律问题。
(二)告知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享有下列权利:一是申请侦查人员回避的权利;二是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三是委托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四是自行辩护的权利;五是申请鉴定、重新鉴定的权利;六是对侦查人员与本案无关的问话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七是有核对讯问笔录的权利;八是超过法定羁押期限,有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利;九是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有申诉的权利;十是对侦查人员侵害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行为有控告的权利。在向犯罪嫌疑人告知诉讼权利的同时,也要告知其应履行的义务:一是如实陈述案情的义务;二是遵守监规的义务。向犯罪嫌疑人告知权利义务时,要进行必要的解释使其真正懂得各项权利义务的含义。
(三)申诉
犯罪嫌疑人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存在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并提出申诉请求时,申诉。
(四)控告
犯罪嫌疑人要求控告侦察人员的违法行为时,可以控告。
(五)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六十条、七十五条规定和公安部的有关规定,犯罪嫌疑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帮助申请取保候审:一是可能被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二是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害性的;三是犯罪嫌疑人患有严重疾病的;四是犯罪嫌疑人正在怀孕或者哺乳未满一周岁婴儿的;五是超过法定羁押期限的;六是拘留后证据不符合逮捕条件的;七是提请逮捕后,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的。
四、律师办理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案件的程序
(一)接受聘请,办理委托手续
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自己聘请律师,也可以委托亲属或者所在单位聘请律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普通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不需要经侦察机关批准,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应当经侦察机关批准。
律师接受委托人委托应以律师事务所名义与委托人签订《委托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协议》并由委托人签署《授权委托书》。协议书主要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和律师服务费，《授权委托书》主要是委托人就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权限给予明确授权,一般应写为:“律师的权限为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
（二）与侦察机关联系
律师在与委托人办好委托手续后,应及时与侦察机关取得联系,向侦察机关提交《授权委托书》、律师事务所公函,并出示律师执业证。侦察人员接待律师时,律师应向侦察人员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主要犯罪事实及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并向侦察人员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具体要求,请侦察机关安排会见。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要求会见,应向侦察机关提出书面申请,并经批准。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要求后,侦察机关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安排会见,对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或者走私犯罪、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的两人以上共同犯罪案件,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侦察机关应当在五日内安排会见。侦察机关不予安排会见的,律师可以向上级侦察机关的督察部门反映,请求解决。
（三）会见犯罪嫌疑人
会见犯罪嫌疑人是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主要途径。会见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在羁押场所进行。前往羁押场所会见犯罪嫌疑人,应携带《委托协议书》、《授权委托书》《律师事务公函》、《律师事务所会见犯罪嫌疑人专用证明》,经看守所值班工作人员办理会见登记手续后,由看守所工作人员将犯罪嫌疑人提到会见室会见。会见时应有侦察人员在场,会见完毕,将犯罪嫌疑人交还给看守所工作人员收监。会见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在其住所、工作单位或者律师事务所进行,会见时也应请侦察机关派员在场,以预防会见的风险性。会见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或者聋、哑、盲人的,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应当在场。
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首先应向其介绍自己的姓名、执业的律师事务所,征询其对自己担任他的律师提法律帮助的意见,如果犯罪嫌疑人同意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再开展后续会见。如果犯罪嫌疑人不同意自己为他提供法律帮助,即中止会见。
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的谈话内容如下:一是询问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情况,包括姓名、年龄、民族、籍贯、住址、职业、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状况;二是询问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三是询问犯罪嫌疑人以前是否受过法律处分;四是询问犯罪嫌疑人是否知道自己涉嫌的罪名,是否参与了涉嫌的犯罪,如果犯罪嫌疑人供认参与了涉嫌的犯罪,可以要求其简要陈述参与涉嫌犯罪的主要事实和情节;五是听取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的辩解和理由,六是了解侦察人员有无侵害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诉讼权利的情况;七是向犯罪嫌疑人讲解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解答犯罪嫌疑人提出的问题;八是告知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享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
（四）申诉控告
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如果犯罪嫌疑人要求申诉、控告、要详细询问申诉、控告的理由,并作好记录、记录完毕后,交给犯罪嫌疑审核后签字按手印。申诉、控告理由不充分的,应向其做好解释教育工作。申诉、控告理由充分,并提供了相关证据的,应及时向律师事务所主任汇报,经律师事务所 主任批准后,代犯罪嫌疑人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控告,以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五）申请取保候审
会见犯罪嫌疑人后,如果认为犯罪嫌疑人符合取保候审条件,向律师事务所主任汇报并获得批准后,应与犯罪嫌疑人亲属商谈准备取保候审保证金或者提供保证人事宜,商谈妥后即向侦察机关提交取保候审申请。侦察机关批准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的,协助其亲属办理取保候审的有关手续。犯罪嫌疑人被取保候审后,应教育其在取保候审期间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
五、 侦查阶段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中的取证权问题
九六《刑事诉讼法》对侦查阶段律师接受委托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时,是否可以收集调取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材料,未作明确规定。因此,有的学者和律师认为，律师在侦查阶段没有收集调取证据的权利.笔者认为,这种观点缺乏法律上的根据。因为无论是《刑事诉讼法》还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公安部《关于律师在侦察阶段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规定》都没有关于律师在侦查阶段收集调取证据的禁止性规定。从法学理论上讲,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行为,人们就有实施的权利。正是基于这一原理,律师在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时,是有收集调查证据的权利的。
但是侦查阶段毕竟不同于审查和审判阶段,审查和审判阶段,侦察机关已经完成侦查工作,犯罪事实基本查清,犯罪的基本证据已经固定。而侦查阶段,侦查活动尚在进行中,犯罪事实尚未查清或未完全查清,犯罪的证据尚未完全固定。因此律师在侦查阶段收集调取证据材料的权利,就应当受到必要的限制,即只能就犯罪嫌疑人提出的无罪或者不应追诉的理由和证据展开调查,而不应就全部案件事实展开调查。保障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同时对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作必要的限制,即有利于律师在侦查阶段更好的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又不至于因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整取证而干扰侦察机关的侦查活动。
为了更好规范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活动,建议由立法机关在修订《刑事诉讼法》时,对律师在侦查阶段用调查证权限做出相应的补充,或者由公安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就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限做出具体规定。
注释
①根据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原来的单一的以律师辩护形式参于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使律师业务范围比以前增加了。
②这种提前介入不同于以往律师的刑事辩护业务，应当说是在新形势下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新的业务。
③对于这一新型业务的实践与探索仍然存在，而且将来仍将会出现一些问题。
参考文献资料
1、1998年4月25日第一次修订的《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三章《在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
2、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七日颁布的经过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
无犯罪记录证明申请书篇7
说起来也很丢人，学法律两年了，不知道抓捕人还需要检察院的批准，学了一大堆的法律条文，总觉的自己学了很多东西，其实一到工作的岗位上什么都不会，能判断是什么罪行只是法律工作的第一步，还必须准备写大堆的材料，逮捕意见书，逮捕登记卡，每月报表，逮捕书，检察院认为要提请批捕公安局没有提请批捕的要询问批捕理由，检察院认为不该提请批捕的公安局在押的要求说明批捕理由。
实习第一天,为了不迟到给别人留下好影响我起了个大早,上路,注册,报道,检查长问我要选择什么科室的时候我说不知道因我真的不知道检察院有什么科室以及各科室是干什么的。最终被安排在了Xx县人民检察院的侦监科也就是以前的批捕科。我跟着才检察长认识了肖科长、张明住检察长和张辉几个志愿者。第一天的工作,科长让我自己看着学，看看案卷，一整天下来所有没有装订的没装订的只要是在办公室的案卷都被我看完了。发现Xx县2009年死了很多人，不是杀人就是故意伤害、不是抢劫就是、不是盗窃就是、案由一个比一个离奇，一个比一个可笑，一个比一个没道理，但我想大部分是真的，于是形成了检查院有鬼的理论，晚上渴的要死就是不敢一个人来办公室喝水。第二天的任务是整理档案卷宗并进行装订，在学校时也学习过档案整理，但着实不知道从哪里下手，都说档案整理十个枯燥的事情，但“新官上任三把火”，检察长说这个枯燥的机械性工作是我们法学专业的学生实习的必经科目.性质有点像后勤，说来似乎是很简单的归类,但每个卷宗都包括了目录表、审查逮捕提请书，审查逮捕登记卡，案件线索登记表，审查逮捕意见书、当事人身份证明、证据材料、笔录、送达回证等文书，要按照规定顺序放置，剔除不需要的文书。案卷依目录的顺序按照A4纸的大小排好顺序，打好页码，打好封皮，然后装订成册（装订要拿电钻打孔，线也有自己独特的穿法，觉得人很聪明）签字盖章，填好档案盒，将案件基本信息输入电脑存档，准备移送市人民检察院。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就是一些繁琐而重复的工作。而且好像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边整理边看，我发现在这些提请的案件中有很多典型案例，大家犯案的动机千奇百怪，比如李某就因为前妻不让其看孩子便将前妻娘家人全杀了；在整理卷宗过程中，我也对对刑事案件从立案到审结的程序，各种该归档的文书的分类有了详细的了解。实习的第二天就在埋头苦干悄然而逝，没有特别的感悟，没有动人的事迹，一切都非常的顺其自然。能够尽快的融入庭室的工作，尽快进入角色，对我来说，是实习之初最重要的事情。就这个意义而言，第二天，很是成功。
我刚去检察院不久，由于控申科的志愿工作人员请假回家，反贪局又拘留了四五个贪污犯罪嫌疑人，每天大家都要轮流看守，又是年末各科的工作都很忙，所以我在实习过程中，有时也在控申科值班解答来访人员的问题。一部分人是对一审判决不服要求上诉，一部分人要求检察院公诉，很大部分人是找错机关了，该找公安机关，法院，或民政部门的案件都被当事人找到检察院来了。检察院各部门也相互推辞，大家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来访案件能不受理就不受理，但我每次都会耐心的给他们说，实在不会的我就带他们去长各科检察长。
在实习的过程中我从侦监科学到审查逮捕程序要求大概为：审查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认为证据存有疑问的，可以复核有关证据，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必要时可以派人参加侦查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审查下列案件应该讯问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需要予以逮捕等关键问题有疑点的，主要包括：罪与非罪界限不清的，犯罪嫌疑人是否达到刑事责任年龄需要确认的，有无逮捕必要需要确定的，犯罪嫌疑人对案件主要问题的供述前后矛盾或者违背常理的，据以定罪的证据存在重大矛盾的，犯罪嫌疑人系未成年人，侦查活动可能存在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的等违法行为的，犯罪嫌疑人要求讯问的，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该依法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认真听取其供述辩解。未讯问的应当送达《听取犯罪嫌疑人意见书》由犯罪嫌疑人填写后及时收回审查并附卷。办理审查逮捕案件时，发现应该逮捕而侦查机关未提请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应该建议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如果侦查机关不提请批准逮捕的理由不能成立的，人民检查院可以直接做出逮捕决定，送达公安机关执行。对于不批准逮捕的案件，应当说明理由。
这次实习，我学会了很多东西，好的不好的又有，把理论和时间结合了起来，也开始更深刻的思考一些现象。要求自己以后在司法从业中要公正严明，为百姓办实事。
无犯罪记录证明申请书篇8
关键词：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必要性；可行性
中图分类号：df7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3.04.03
如果政府不认真地对待权利，那么它也不能够认真地对待法律。——德沃金[1]
一 、问题的提出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修正后的新《刑事诉讼法》第121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
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实施为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在我国的统一建构提供了法律依据，注入了鲜活动力，指明了前行方向。
笔者拟构建的统一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是指公安机关在侦查讯问阶段，人民检察院在办理自侦案件侦查讯问阶段、审查批捕阶段、审查起诉阶段以及在办理公安机关立案移送的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案件时对讯问过程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以及人民法院在庭前会议或者法庭审理过程中播放使用同步录音录像应当遵循的有关同步录音录像的实施主体、适用范围、实施程序、法律责任等规范的总称。
二、统一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建构之正当性证成
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起源于英国。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60条及第60条a、《诉讼规则e》、《诉讼规则f》、lane大法官的《诉讼指南》对警察讯问犯罪嫌疑人适用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以及法庭审判阶段同步录音、录像的使用进行了详细规定[注：详细内容参见：熊志海，等.英国成文证据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171-256. ]。经过长达20余年的论争和反复试验，英国最终于1988年通过了《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守则e》（以下简称《守则e》），即《会见嫌疑人录音操作守则》，正式从立法上确立了讯问录音制度[2]。2002 年，英国又通过了《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守则f》（ 以下简称《守则f》） ，即《会见嫌疑人有声录像操作守则》，确立了讯问录像制度[3] 。目前，美国、加拿大等国家都有对侦查讯问进行同步录音的规定，并且在这些国家中有的还进行了同步录像[4]。
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在这些国家的成功实施为其侦查程序的法治化提供了保障。对于法治理想尚未实现的中国来说，法治国家的既有经验自然不可忽视。站在新《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的逻辑起点，构建统一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是中国走向侦查讯问程序改革“拐点”的必由之路。
（一）统一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构建之必要性阐释
1.构建统一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是限制侦查权力、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推进法治文明的现实需要。“对于一个正在走向法治社会的国家来说，政府侦查行为的法治化和对涉嫌犯罪的公民个人人格权的充分尊重与保障，对于树立全社会的法治信念，无疑具有重要的表率作用。”[5]限制侦查权力、防止侦查权力过度膨胀，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已经成为国际刑事司法发展的主流。各法治文明国家的宪法原则和刑事诉讼法典的立法宗旨无不体现着这一主流价值。[注：例如，美国联邦宪法第4、5、6、14修正案以宪法的形式对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进行了规定；《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的《执行守则》c中规定了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待遇和讯问规则；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63条第1款对警察的权力作了较为明确的限制；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79条、第80条通过共和国检察官以及预审法官对侦查权进行限制。 ]我国在2004年修改《宪法》时也确立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作为“小宪法”的刑事诉讼法理应体现这一理念。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在第1编总则第2条中增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表述，将《宪法》的精神和原则落到了实处。在当下的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侦查权力的过分膨胀表现在诸多方面[注：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侦查权力的过分膨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第一，剥夺或者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可以由侦查机关自行采取，无需经过司法审查和批准；第二，限制或者处分公民财产权的侦查措施也由侦查机关根据办案需要自行采取，无需经过司法审批；第三，在办案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违规行为；第四，与公民隐私权和通信自由的保护密切相关的技术侦查措施的使用较为随意，通常由办案机关自行申请自行批准，缺乏外部监督。 ]，但是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刑讯逼供。在侦查讯问阶段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能够将讯问过程完整、准确地记录下来，在此过程中，侦查人员的言行举止、犯罪嫌疑人供述或辩解时的语音、语速、语调以及表情、神态都能够动态、直观地展现出来。这无疑增强了对侦查人员实施刑讯逼供的威慑。侦查人员的违法成本势必增加，刑讯逼供发生的机率必将减小。如此，侦查权力势必得到控制，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现状势将得到极大改观。
2.构建统一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是顺应刑事司法国际潮流的理性选择。《世界人权宣言》第5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7条规定：“任何人均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第14条第2款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第14条第3款第7项规定：“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2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采取有效的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他措施，防止在其管辖的任何领土内出现酷刑[注：《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1条规定：“为本公约的目的，‘酷刑’是指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状，为了他或第三者所做或涉嫌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或为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纯因法律制裁而引起或法律制裁所固有或附带的疼痛或痛苦则不包括在内。” ]的行为。”第4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保证将一切酷刑行为定为刑事罪行。该项规定也应适用于施行酷刑的企图以及任何人合谋或参与酷刑的行为。每一缔约国应根据上述罪行的严重程度，规定适当的惩罚。”第11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经常有系统地审查对在其管辖的领土内遭到任何形式的逮捕、扣押或监禁的人进行审讯的规则、指示、方法和惯例以及对他们的拘留和待遇的安排，以避免发生任何酷刑事件。”第12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有适当理由认为在其管辖的任何领土内已发生酷刑行为时，其主管当局应立即进行公证的调查。”[6] 《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这三个国际公约规定了“禁止刑讯逼供”、“无罪推定”以及“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中国是这三个国际公约的签署国，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尚未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之外，另两个国际公约早已对我国生效。[注：1986年12月12日，中国政府代表签署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88年9月5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批准该公约，中国政府于10月4日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了批准书，该公约于1988年11月3日对中国生效。 ] 我国作为公约的签署国和负责任的大国，理应采取积极措施为公约的批准创造条件、保障已生效的公约在我国得到切实有效的实施。在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的体制不健全、机制不完善、有效措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构建统一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就显得更加必要和紧迫。
3.构建统一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是我国转变侦查模式的必由之路。目前，中国的侦查模式正由传统走向现代。在传统的侦查模式之下，侦查机关通常采取“由供到证”的办案模式，即先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然后根据口供去收集其他可以证实犯罪成立的证据。然而，“几乎所有的供述都不可能完全基于自愿。犯罪嫌疑人在诉讼中的特殊地位，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讯问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了讯问在通常情况下不可能是一场轻松友好的对话，而是侦查人
与被讯问者之间心智和意志的较量过程。”[7]侦查讯问中讯问人员与讯问对象之间的这种天然“张力”使得侦查人员在难以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情况下就会“铤而走险”——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于是，传统的侦查模式便陷入了“侦查水平落后—依赖口供—刑讯逼供—阻碍侦查水平提高”的恶性循环。
同步录音、录像可以对侦查人员进行实时、动态监督，迫使侦查人员苦练内功、提高自身侦查能力和素质，从而提高侦查讯问水平。同时，为了兼顾侦查讯问工作和录音录像工作的顺利进行，侦查人员不得不更加重视讯问前的证据收集和固定工作，进而逐步降低侦查对于口供的过度依赖，促使侦查工作走出“侦查水平落后—依赖口供—刑讯逼供—阻碍侦查水平提高”的怪圈，加快我国侦查模式的转变。
（二）统一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构建之可行性分析
对统一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构建之可行性考察，不能仅仅局限于物质基础层面的探讨，其还应涵盖社会实践、文化土壤和法制环境等层面。为此，笔者将在下文作详细分析。
1.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能够为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建立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不断增加。从1978年至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了约109倍和78倍，同期国家财政收入也增长了近78倍。其中，从2001年至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约2.7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约2.5倍，同期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近4.5倍。而从2001年至2010年，检察机关人数仅增长了约4.4%。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而言，检察机关的人数增长速度明显较缓。换言之，国家财政部门对司法机关[注：由于笔者在《中国法律年鉴》中查阅的公安机关以及人民法院数据极为不全，因此，此处仅以检察机关人数为例，对公安机关以及人民法院人数没有涉及。 ]的经费投入不足。因此，笔者以为，目前我国某些地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办案经费紧张主要是由于中央及地方政府财政部门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所致。只要中央及地方政府转变认识，加大在这方面的投入就完全可以解决新制度建立所需要增加的资金。
另外，从2001年至2010年我国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数增长了约34%，检察机关决定提起公诉的案件数增长了约34%，人民法院受理的一审刑事案件数增长了约24%。而同期我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数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因此相对于大幅增长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国家财政收入，我国犯罪率增长速度相对较缓。[注：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仅以文字的形式对相关数据进行阐释，而不列表格。 ]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有能力为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建构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障。
2.法治国家和地区的既有经验以及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本土实践能够为统一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建立提供借鉴和参考。英国是最早建立侦讯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国家，继英国之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也建立了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我国香港地区和我国台湾地区也正积极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的试点。法治国家的既有成功探索无疑为我国建立统一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制度蓝本。另外，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本土实践也同样不可忽视。如果自樊崇义教授2002年与珠海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合作，开展讯问犯罪嫌疑人同步录音录像起算，学界的试点已经10年有余。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本土实践显然为我国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统一构建及推广奠定了扎实的社会实践基础。
3.公民民主权利意识的觉醒、国家和社会对程序正义的追求以及对人权保障的日渐重视为统一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构建孕育了肥沃的文化土壤。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公民民主权利意识开始觉醒，公民的权利表达逐渐从偶然走向必然。特别是近几年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公民的这种权利表达更加活跃。公民民主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网络时代下权利表达的普遍化形成了一股自下而上的压力，迫使政府重新审视以往的执政理念和方式，开始寻求新的治国谋政方略。在此过程中，程序正义[注：程序正义源于古罗马时代的“自然正义”理论。近现代意义的程序正义理念起源于13世纪的英国。后来，美国在继承英国程序
正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正当程序”理念。美国的正当程序包括“实体性正当程序”和“程序性正当程序”。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程序性正当程序是指“任何权益受判决结果影响的当事人都有获得法庭审判的机会，并且应被告知控诉的性质和理由…合理的告知、获得法庭审判的机会以及提出主张和辩护等都体现在程序性正当程序之中”。 ]和人权保障理念逐渐成为国家关注的重点并最终进入政府决策层的视野。
程序正义、人权保障理念与刑讯逼供等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权的现象格格不入。限制侦查权力、遏制刑讯逼供是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设立的初衷。因此，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建构契合了正当程序和人权保障的价值追求，而来自民众自下而上的权利愿望之“涌动”与来自政府自上而下的程序正义之推动无疑为统一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之建立提供了不竭的内在动力。 4.既有法规的立法积淀、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实施以及未来配套规定的出台为统一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建立创造了有利的法制环境。 在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立法方面，我国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其中既有中央司法部门颁布的相关规定，也有地方公安司法机关的文件。早在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就颁布了《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地方公安司法机关也在司法实践中进行了“立法[注：此处的“立法”为广义的立法，既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也包括公安部、高检院、最高院颁布的司法解释或者部门规定，甚至还包括地方公安司法机关出台的一些实施规定（文件）。 ]”探索。如郑州市公安局、郑州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制定、颁布的《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尽管这些规定立法位阶比较低，但却为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正式立法埋下了伏笔。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以立法形式初步确立了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自此，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站在了新的立法起点。应当指出的是，新《刑事诉讼法》对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规定还比较原则和笼统。但是，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在全国人大法工委的指导协调下，在中央政法委的统筹安排下，就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具体适用联合出台与新《刑事诉讼法》配套的实施细则来进一步明确同步录音录像的证据属性、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适用范围、实施主体和地点、操作程序和规范（包括录音录像操作人员的操作规程、录音录像设备的技术要求、录音录像资料的复制和管理）、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与保障、监督制约机制的建立与完善、违反法定程序的法律责任和后果等。
三、统一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之具体建构
如上所述，统一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具体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其内涵十分丰富，外延也非常宽广。限于篇幅，笔者仅就以下几个主要方面进行阐释和论证。
（一）同步录音录像的适用范围
1.明确规定同步录音录像的适用范围
在我国，检察机关办理的自侦案件在所有公安机关以及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犯罪案件中仅占较小比例。因此，检察机关办理的所有自侦案件在侦查、审查批捕、审查起诉阶段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的讯问都应当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根据法律规定应当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捕以及审查起诉阶段的讯问应当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案件虽然不属于法定的应当同步录音录像的范围，但是犯罪嫌疑人在讯问前明确提出要求的也应当同步录音录像。由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数巨大，且案件种类繁多，要对涉案的每个嫌疑人都实施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可能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案件，强奸案件，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案件以及经济犯罪案件在侦查阶段的讯问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是必须的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注：可能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案件因案情重大、处刑重，案件的处理质量和结果直接关涉犯罪嫌疑人的生命和自由，同时此类案件因影响重大，在外界的压力下，在现行的考核机制下，侦查人员出于破案的动机，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刑讯逼供的可能性极大；强奸案件、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庆打黑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冤假错案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以及经济犯罪的侦破对口供的依赖较大，因此在侦查讯问阶段也极易发生
刑讯逼供等违法侦讯行为。因此，法律应当对这类案件的同步录音录像作出刚性要求。 ] 例如，在我国香港地区，可能被判处3年以上监禁的犯罪嫌疑人和强奸犯罪嫌疑人会被建议同步录音录像[8]。至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其他案件，可以根据需要自由裁量。
2.设置同步录音录像适用的情况排除规则
英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都对同步录音录像的适用范围作了除外规定。例如，英国《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守则e》第3节第2条规定：“《2000年反恐怖主义法》专门规定了对根据该法第41条逮捕的人或该法附件7拘押的人的讯问进行录音的诉讼规则。本规则不适用于此类讯问。”第3条规定：“如发生下列情形，拘押警官可以批准讯问人对讯问不予录音：（1）由于设备故障或没有合适的讯问或录音设备，且拘押警官有合理根据认为，讯问不得拖延；（2）案情清楚，没有起诉可能。”第4条规定：“如果被拘押者拒绝进入或留在适宜录音的讯问室，（见规则c第12节第5条）且拘押警官有合理根据认为不得拖延讯问，则拘押警官可以决定在羁押房间进行讯问，并使用移动录音设备。如果缺乏相应的设备，则应按规则c第11节予以书面记录，且应记明使用书面记录的原因。”《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守则f》第3节第2条规定：“《2000年反恐怖主义法》专门规定对根据该法附件7或第41条拘押在警察局的人的讯问进行录像的行为规则。本规则不适用于上述讯问。”第3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时，拘押警官可以批准讯问警官不使用视频录制：（1）由于设备故障或没有合适的讯问室或摄录机，无法进行视频录制，且有权批准的警官有合理根据认为，不能拖延讯问。在此情形下，拘押警官可以批准讯问按照规则e的相关规定，采用音频录制讯问；（2）案情清楚，不可能起诉的案件；（3）由于被拘押者拒绝进入能够进行视频记录的讯问室或其他场所，且有权批准的警官有合理根据认为不得拖延讯问。”第4条规定：“根据规则c，自行到警察局且受到警告的人，对其讯问应予以视频记录。但是，拘押警官根据本节第3条的规定批准不予视频记录的除外。”[9] 可见，英国成文立法中规定的同步录音录像适用的排除情形主要包括：恐怖犯罪案件、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根据相关规定不得录音录像；因设备故障、没有可用的 、合适的会见室或录音机、摄录机致使录音录像制作不可行的情况可以不对会见录音录像；案情清楚、犯罪嫌疑人从一开始就确定地不会受到起诉的案件也可以不对讯问录音录像。我国台湾地区于1995年颁行的“刑事诉讼法”第100-1条修正案规定：“讯问被告，应全程连续录音，必要时，并应全程连续录影。但有急迫情况且经记明笔录者，不在此限。”第100-2条规定：“本章之规定，于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时，准用之。”[10] 此处立法并没有对“紧迫情况”作出规定，然根据台湾学者黄东熊的解释，此处的“紧急情况”是指“乃应认为指临时无录音设备或录影设备可用，且如不即时侦讯，恐不能阻止新犯罪发生，或犯罪结果发生、加重或扩大，或共犯脱逃等情形而言，始妥当。”[11] 由于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对同步录音录像适用范围的规定采取的是强制加裁量的立法方式，（即立法只对极少数案件规定了必须适用同步录音录像，除此之外的其他案件是否适用同步录音录像由侦查机关根据办案实际需要自由裁量决定），因此同步录音录像的排除适用规则也可以采用强制排除加裁量排除的立法方式加以构建。具体来说，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恐怖犯罪案件[注：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不宜同步录音录像，否则容易暴露国家安全部门人员、泄露国家秘密给国家安全保卫工作带来不必要的担忧；恐怖犯罪案件多为有组织犯罪，其组织严密，人员众多，大多数情况下反恐人员抓获犯罪嫌疑人后必须立即进行讯问，另外，反恐是一项对抗性极强的工作，在此条件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不仅不利于反恐工作的开展可能还会造成不必要的危险，因此对于恐怖案件也不宜进行同步录音录像。 ]应当绝对排除同步录音录像的适用；对于立法规定应当进行同步录音录像但符合以下情形的，经过法定批准机关事先授权或者紧急情况下履行简易报告义务[注：此处的简易报告是指，在法定的紧急情况下侦查人员不具备履行事先批准手续的条件，可以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向法定批准机关履行简易报告义务即可先行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排除同步录音录像的适用，待紧急情形消失后
补办批准手续。 ]可以裁量排除同步录音录像的适用：第一，讯问即将开始或讯问过程中，录音录像设备突然出现故障且短时间内难以修复、恢复使用，又必须继续讯问的，经法定批准部门批准并在笔录中记明情况经犯罪嫌疑人、侦查讯问人员签字确认后，可以不对讯问过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第二，紧急情况下[注：例如，侦查机关获知某犯罪嫌疑人在某地安装了定时爆炸装置并已将其捕获控制但不知道爆炸装置安放何处，爆炸装置随时可能发生爆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处于极度危险之时；又如绑架案件中，侦查机关抓获了犯罪嫌疑人但不知道人质下落，如不即时讯问可能无法成功营救人质或者可能造成人质重伤、死亡等严重后果的。笔者认为，在这两种情况下，虽应兼顾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价值，但更应倾向于惩罚犯罪的价值目标，故该情况下排除适用同步录音录像是可以容许的。因为，此时通过打击犯罪可以保障更多人的人权。 ]，临时无录音录像设备（包括移动录音录像设备）可用，且如不即时对犯罪嫌疑人讯问，不能有效防止新犯罪发生，犯罪结果发生、加重或扩大，或共犯脱逃等情形，侦查人员可以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即时报告有权批准机关，在履行了简易报告义务之后即可排除同步录音录像的适用直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
（二）同步录音录像的实施主体
统一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之构建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其牵涉公、检、法、司等多部门的利益，因此同步录音录像的实施主体应当具有相当的权威性，能够有效调处多家的利益。笔者拟将同步录音录像的实施主体统一为同步录音录像实施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同监委”）。
1.机构组成
“同监委”由同级党委政法委、司法行政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组成。“同监委”为同步录音录像的组织实施机构，负责同步录音录像的申请与受理、人员选配与培训、组织实施、动态监督与惩戒。委员会设主任1人，委员10人。主任由同级党委政法委书记兼任，委员由政法委副书记2人，公、检、法、司正副职负责人担任。“同监委”下设同步录音录像受理与实施处、技术与装备处、人事培管处、监察与惩戒处、存档与保密处。
2.职权配置
受理与实施处负责受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提交的同步录音录像实施与监督申请以及人民法院提交的调取使用同步录音录像申请。同时，受理与实施处还负责同步录音录像的具体组织实施。技术与装备处负责同步录音录像设备的采购、安装、检修、维护，技术支持与保障。人事培管处负责“同监委”工作人员的招录选拔、考核评级、技术法律业务能力培训、人事档案及组织关系管理。监察与惩戒处负责对同步录音录像实施情况进行执法监督检查、对 “同监委”工作人员违纪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处理。存档与保密处负责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的保存、管理、保密与销毁。
3.人事选拔与培管
“同监委”工作人员主要从公、检、法、司系统选调招录。[注：“同监委”工作人员主要从事同步录音录像工作，该工作既需要法律知识更需要技术业务能力，而公、检、法、司系统中的技术人员大多能满足这一要求，因此从上述系统中抽调选调优秀骨干充实到 “同监委”部门能够节约培训时间和成本，保持同步录音录像的工作完整性和衔接性。 ]优先选拔政治原则强、法律素养高、业务能力强的技术人员。从公、检、法、司系统抽调、选调的工作人员其知识背景与技术水平不能完全满足工作需要的，可以面向社会公开招录事业编制、合同编制工作人员。“同监委”选调或公开招录的工作人员隶属于 “同监委”，受其领导、监督并对其负责。其（“同监委”工作人员）工资待遇、行政级别由 “同监委”确定，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其人事档案及组织关系由 “同监委”管理。
“同监委”应定期对新选调或者新公开招录的工作人员进行技术和法律轮训，着力提高其技术业务能力与法律素养，努力培养其程序正当与人权保障理念，不断深化其对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构建意义的认识，从而增强其自觉、认真履行职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三）同步录音录像的操作程序和规范
“同监委”根据公、检、法机关办案需要及侦查部门申请向各部门派驻工作人员。[注：此处 “同监委”向公检法机关派驻同步录音录像实施工作人员是指 “同监委”根据公检法机关办案实际需要以及侦查部门申请，将其统一选调招录的工作
人员派驻到公检法机关，专门负责同步录音录像的实施工作，由公检法机关提供办公场所。公检法机关内部原来负责同步录音录像的技术人员不再负责这项工作。 ] “同监委”派驻的工作人员直接对 “同监委”负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在侦查讯问阶段的讯问需要同步录音录像的由 “同监委”派驻在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负责；在审查批准阶段以及审查起诉阶段的讯问需要同步录音录像的，由 “同监委”派驻在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负责；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在侦查讯问、审查批捕、审查起诉阶段需要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的，由 “同监委”派驻在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负责；人民法院在庭前会议或者法庭上需要播放同步录音录像或者需要对同步录音录像的真实性进行调查质证的，由 “同监委”派驻在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负责。对此，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侦查部门、技术部门以及人民法院的相关部门应当予以配合。具体程序如下： 1.同步录音录像之申请与审批
公安机关决定立案侦查的案件，根据法律规定在侦查讯问阶段需要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的，侦查部门应当制作《公安机关提请同步录音录像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由拟参与讯问的侦查人员、侦查部门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公安机关印章后移送给 “同监委”派驻在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进行审查。《申请书》中应写明犯罪嫌疑人的姓名、涉嫌罪名、拟参与讯问的侦查人员、提请同步录音录像的法律依据和理由。 “同监委”派驻人员收到侦查部门移送的《申请书》后应当立即进行审查。对于符合条件的，应当当即作出批准决定并做好同步录音录像的准备工作。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应当立即退回侦查部门补正。“同监委”派驻工作人员应当将《申请书》复印件以及审批情况报 “同监委”备案。[注：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阶段需要对讯问过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的，其操作程序可参照适用上述程序；人民检察院决定立案侦查的案件在侦查讯问、审查批捕、审查起诉阶段需要对讯问过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的，其具体操作程序同上；人民法院在庭前会议阶段或者法庭审理阶段需要调取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的，其操作程序也可参照适用上述程序，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不再详述。 ]
2.同步录音录像之启动与实施
“同监委”驻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批准实施同步录音录像的，应当制作《 “同监委”同意同步录音录像通知书》，由拟参与实施同步录音录像操作的工作人员签名并加盖 “同监委”印章。《 “同监委”同意同步录音录像通知书》应当同时制作两份，一份即时移送相关申请部门，一份报 “同监委”备案存档。《 “同监委”同意同步录音录像通知书》中应写明申请部门、批准部门、案件承办人、审批人、犯罪嫌疑人姓名、涉嫌罪名、法律依据或者理由、拟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的时间、地点。相关申请部门在收到《“同监委”同意同步录音录像通知书》后应当立即与本部门 “同监委”派驻工作人员联系协商，共同制定同步录音录像的具体实施预案。“同监委”在收到《“同监委”同意同步录音录像通知书》后应当进行复查、即时备案并及时安排2名监察与惩戒处工作人员派员监督。“同监委”派驻工作人员对讯问过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的，相关部门应当提供便利和支持。必要时，“同监委”工作人员有权要求所在部门技术人员予以协助。[注：“同监委”驻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批准人民法院调取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的，其具体操作程序参照适用 “同监委”驻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批准实施同步录音录像的操作程序。笔者在此不再赘述。 ]
3.权利及相关事项告知
同步录音录像正式开始前应当由讯问人员向犯罪嫌疑人履行权利告知义务。权利告知的内容应当包括：有权申请侦查讯问人员以及同步录音录像录制人员回避；有权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有权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保持沉默；如实供述可以获得从宽处理；有权对不属于法定应当录音录像的案件向“同监委”申请录音录像；有权要求律师在讯问时在场；在无力聘请律师时有权向侦查机关提出法律援助的申请。另外，讯问人员在第一次讯问时应当告知讯问人员的姓名、身份、职务，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以及实施同步录音录像工作人员的姓名、身份。告知情况应当在录音录像中予以反映，并应载明于讯问笔录。
4.同步录音录像之中止与终止
讯问过程中，同
录音录像设备出现技术故障不能录音录像的， “同监委”派驻工作人员（实施同步录音录像的工作人员）应当立即通知侦查讯问人员停止讯问，待故障排除后再行讯问。讯问停止的原因、时间和再行讯问开始的时间等情况，应当在录音录像中予以反映，并载明于讯问笔录。录音录像设备一时难以恢复正常工作而又必须继续讯问的，经公安机关负责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同监委”主任批准并征得犯罪嫌疑人同意后可以继续讯问，但 “同监委”派驻工作人员在讯问时仍应在场。未能录音录像的情况应当在讯问笔录中载明并由犯罪嫌疑人签字确认。 “同监委”派驻人员也应将该情况记载于《同步录音录像工作说明》中。[注：笔者认为，此时如果 “同监委”派驻工作人员因客观原因不能在场，侦查人员应当提醒犯罪嫌疑人可以申请律师在场，犯罪嫌疑人提出申请的，侦查机关应当批准并及时转达。 ]
讯问结束后，录制人员（ “同监委”派驻工作人员）应当立即将录音录像资料复制件（复制盘）交给讯问人员、犯罪嫌疑人或者其辩护律师，并经讯问人员、犯罪嫌疑人或者其辩护律师签字确认[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通常采用向犯罪嫌疑人全程播放的方法对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原件进行确认。并且，播放确认的过程都不计入讯问时间。在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连续讯问已接近法定时间的情况下，再连续播放相当时间的同步录音录像对于犯罪嫌疑人而言其体力将难以承受。笔者以为，可以在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讯问室、办案区或者看守所讯问室安装与同步录音录像设备相匹配的显示屏，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的同时能够观看到同步录音录像，如此，讯问完毕播放确认也结束，从而可以省去犯罪嫌疑人播放确认这一环节，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可能更为有利。 ]后当场对录音录像资料原件（母盘）进行封存，将其装入 “同监委”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密封袋中，暂存于 “同监委”派驻工作人员处。待侦查终结，全部讯问及同步录音录像工作结束后再由 “同监委”存档与保密处指派专人将其集中取回，整理归档。
同时，“同监委”录制人员应当及时制作《同步录音录像工作说明书》一式两份，一份交侦查机关保存，另一份经讯问人员、犯罪嫌疑人或者其辩护律师、录制人员签字确认后，单独立卷交 “同监委”派驻工作处暂存，待侦查终结、集中整理后移送 “同监委”存档与保密处保管。
《同步录音录像工作说明书》应当载明讯问的具体起止时间、讯问地点，参与讯问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翻译人、录制人员的姓名、职务、职称，犯罪嫌疑人的姓名、涉嫌罪名或案由等情况。讯问在押犯罪嫌疑人的，讯问人员应当在说明书中注明提押和还押时间，由看守所监管人员和犯罪嫌疑人签字确认。犯罪嫌疑人拒绝签字的，应当在说明书中注明。 侦查部门在移送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案件时，应当将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复制件连同案件材料、《同步录音录像工作说明书》一并移送审查。检察机关审查批捕部门、审查起诉部门以及侦查监督部门审查结束后，应当将上述资料一并送还侦查部门。
5.同步录音录像资料之使用、查阅与技术处理
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审判人员、被告人或者辩护人对侦查机关讯问活动提出异议的，或者被告人翻供的，或者被告人辩解因受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而供述的，公诉人应当提请审判长当庭播放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对有关异议或者事实进行质证。审判长应当宣布休庭并制作《人民法院调取同步录音录像通知书》移送本院 “同监委”派驻工作人员。派驻工作人员收到《人民法院调取同步录音录像通知书》后应当立即指派专人将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复制件移送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被告人或者辩护人对当庭播放的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移送的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复制件的真实性、客观性、完整性等提出异议的，公诉人应当提请法庭向“同监委”调取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原件并当庭启封质证。公诉人未提请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有权提请。被告人或者其辩护人提出申请的，审判长应当准许并宣布休庭。休庭后，审判长应当立即制作《人民法院调取同步录音录像通知书》移送“同监委”驻本院工作人员。“同监委”驻本院工作人员审批后应当立即通知“同监委”存档与保密处指派专人将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移送人民法院，“同监委”监察与惩戒处可以派员对调阅过程进行实时监督。
非办案部门或者人员需要查阅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的，应当报经公安机关负责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同监委”主任批准。录音录像资料需要公开使用的，由“同监委”决定。启封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原件时，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或者其辩护人应当在场并签字确认。
为了研究案情、挖掘有价值的犯罪线索或证据，出于侦查工作的需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可以提出申请，经公安机关负责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同监委”主任批准并征得犯罪嫌疑人或者其辩护律师同意后可以在“同监委”派驻工作人员的主持监督下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内部技术部门对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复制件进行复制，并对新的复制件进行必要的剪辑。[注：当然，对新复制件进行剪辑应当保证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的客观性、真实性、相对完整性，严禁借剪辑之机对同步录音录像进行篡改。 ]“同监委”监察与惩戒处应当对复制和剪辑过程进行监督。
为了提高审查效率、节约办案时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在移送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时也可以按照上述程序对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复制件进行再次复制、剪辑，新复制件和剪辑后的同步录音录像资料也应当保证其客观性和真实性。
为了提高法庭审判效率，节约举证、质证时间，人民法院在播放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前可以申请“同监委”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移送的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复制件进行必要的剪辑。“同监委”同意的，应当指令“同监委”驻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召集合议庭成员、公诉人、侦查人员、辩护人。剪辑过程由“同监委”驻本院工作人员主持，由本院技术人员负责实施，由“同监委”监察与惩戒处监督。
为了保守侦查秘密，防止因泄密而导致于侦查不利之后果，讯问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检举揭发的与本案无关的犯罪事实或者线索，在移送审查逮捕、移送审查起诉时，是否将录有检举揭发的录音录像资料一并移送，由公安机关负责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决定。公安机关负责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决定一并移送的，应当申请 “同监委”对录有检举揭发内容的声音进行技术处理后移送。“同监委”同意进行技术处理的，应当指令“同监委”驻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实施。实施过程由“同监委”派驻人员主持，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技术人员协助实施，由“同监委”监察与惩戒处实时监督。
6.同步录音录像资料之存档、保管
案件办理完毕，办案期间录制的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原件及复制件应当由 “同监委”驻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向“同监委”存档与保密处移交归档。“同监委”存档与保密处工作人员应当将《“同监委”同步录音录像工作说明书》等文书材料制作成同步录音录像技术协作卷宗予以保存。技术协作卷宗编号按照档案管理部门相关规定执行。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的保存期限与案件卷宗保存期限相同。
（四）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之监督制约机制
目前，各地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开展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试点工作虽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但也暴露出诸多问题。[注：关于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试点工作所存在的问题，笔者已在上文进行了阐释，故在此不再赘述。 ]笔者以为，外部监督制约机制的缺失是其最大的硬伤。尽管检察机关和部分公安机关要求同步录音录像工作实行审录分离的原则，但由于侦查讯问人员与录制技术人员同属于检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因此，审录分离的原则和要求在司法实践中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抑或彻底的贯彻。[注：实际上，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内部的技术人员会受到侦查人员很大程度的影响。司法实践中，负责录制的技术人员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侦查讯问人员配合有余，监督制约不足。录制工作仍然要服务和服从于侦查讯问工作。 ]如此，录制技术人员中立地位的缺失，必将导致同步录音录像客观性的减损。是以，为了保障同步录音录像的全程、全面、全部，客观公正以及安全保密，必须对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之监督制约机制进行重构。
1.充分发挥“同监委”监察与惩戒处的内部监督作用
“同监委”内部的监察与惩戒处应当对“同监委”派驻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以及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实施同步录音录像的活动进行监督。“同监委”监察与惩戒处组织监督时应当指派2名工作人员进行。“同监委”监察与惩戒处工作人员在监督过程中发现 “同监委”派驻工作
员在同步录音录像过程中有下列违法情形的，应当立即制止[注：对于违反法定程序的轻微违法行为， “同监委”监察与惩戒处工作人员应当立即制止并责令立即纠正。 ]并将其违法情形报送至“同监委”监察与惩戒处备案审查：（1）“同监委”派驻工作人员为配合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侦查讯问，故意对讯问过程进行有选择性的录制的；（2）“同监委”派驻工作人员以同步录音录像为由无故干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侦查人员正常侦查讯问活动的；（3）“同监委”派驻工作人员实施同步录音录像违反法定操作规程和技术要求的。“同监委”监察与惩戒处收到监督人员反映的“同监委”派驻人员违法、违纪线索或者证据的，应当指派专人进行调查核实。调查核实期间，对于涉嫌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或者操作规程、技术要求的，经“同监委”主任批准可以暂停其职务并更换录制人员。经调查，上述违法、违纪情形属实的，“同监委”监察与惩戒处应当视情节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注：此处党纪、政纪处分应严格依照《中国共产党党员违纪处分条例》以及《公务员法》的规定视情节分别给予批评教育、书面检查检讨、警告、记过、记大过、留党察看、开除党籍、降级、开除公职等处分。 ]，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2.建立健全外部监督制约机制
第一，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人民监督员制度，扩大人民监督员监督案件范围，将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且需要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的案件纳入监督范围。为此，笔者建议将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权从检察机关手中剥离出来，统一交给地市级以上人大常委会，以保障其监督的中立性。各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定期提请本级人大或者人大常委会对同步录音录像工作进行监督。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也可以主动组织人民监督员或人大代表对同级或者下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实施情况开展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执法检查。对于在执法检查过程中发现问题的，人大常委会有权通报相关单位，并责令其限期整改。第二，重塑侦查、羁押关系。在国外法治国家，羁押机构独立于侦查机构，两者互不隶属，羁押机构能够对侦查机构形成强有力的制约。例如，在英国，在提起诉讼以前，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在警局的内设拘留室内，但是该羁押由警衔高于侦查警官的羁押官（custody officer）和审查官（review officer ）负责。在起诉以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被羁押在监狱（prison）、或被羁押在拘留中心（remand center）或被羁押在看护中心（the care of a local authority ）。[注：详见：瓮怡洁.英国的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j].现代法学，2010，（3）：67. ]但是，上述监狱、拘留中心、看护中心都不隶属于侦查机构（警察机构），而是隶属于内政部[12] 。由于羁押官和审查官都不介入侦查活动，也不对侦查的成功负责，因而其能够对侦查活动保持中立和超然的态度[13]。
然而，在我国，负责羁押犯罪嫌疑人的看守所仍然隶属于公安机关。尽管公安部相关部门规章也对看守所规定了独立于公安机关侦查部门的职责，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看守所却一直肩负着深挖线索、思想改造和协同破案等侦查职能。如此，看守所对公安机关侦查讯问之监督制约可谓名存实亡。这无疑为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全面推广、实施埋下了制度隐患。如何破解这一制度困境？笔者建议借鉴法治国家的先进经验，将看守所这一羁押机构从公安机关中剥离出来，由司法行政部门独立管辖、垂直领导并赋予其中立的法律地位和职能。同时，其还应承担羁押犯罪嫌疑人、维护犯罪嫌疑人在押期间合法权利的义务、监督和制止侦查讯问人员违法侦讯行为的职责，但不应再承担侦查职能。[注：笔者认为，现阶段为了实施新刑诉法，减少来自公安机关的强大阻力，促进统一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尽早确立和全面推广实施，可以暂缓对看守所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其中立性问题可以通过强化看守所的监管、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职责以及改革现有看守所的考核机制予以解决。例如，公安机关可以在对看守所的考核机制中增加看守所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实施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监督制止侦查人员违法侦讯行为等方面的考核权重；减少甚至取消看守所在侦查打击犯罪方面的考核。 ]
四、余论
新《刑事诉讼法》为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统一建构提供了逻辑起点。以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为契机，迎风而进
，破冰前行，强力推进统一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构建是中国刑事法治进步和人权保障的必由之路，也是当下学界和高层实务部门的共同努力方向。笔者在撰文时虽竭尽全力、务求准确，希冀通过本文勾画我国统一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理想愿景，为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之建构尽绵薄之力，然囿于学识和水平，许多问题似乎还可以做更为深入的研究。例如，同步录音录像的法律地位和属性，统一同步录音录像的实施主体，同步录音录像的监督制约机制等问题还可以做更为广博和深入的探讨。而这些无疑将是未来学界研究的重点，也将是司法实务部门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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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瓮怡洁.英国的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j].现代法学，2010，（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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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陈瑞华.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84.
unified theory of synchronous recording system buil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points”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wang zhongliang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1120，china）
abstract：
from the material security， and social conditions， cultural factors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legal environment， etc， the reality is unified synchronous record and video system to establish the feasibility. clear synchronized video recording system， the applicable scope of the unified synchronized video recording system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in body， establish and strictly implement synchronous recording of operational procedures and norms， to build the supervision system of synchronous recording system is unified synchronized video recording system construction is feasible path.
key words： synchronized audio and video recording system； necessity； feasi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