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犯罪证明申请书范文
时间：2023-09-17 06:04:51
无犯罪证明申请书篇1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日公布,并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修改的决定》(以下简称《修改决定》)共111条,修改内容涉及八个大的方面。其中包括对辩护制度所作的11个方面的修改,即明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犯罪嫌疑人在押的,其监护人、近亲属可以代为委托辩护人;规定辩护人接受委托后应告知办案机关;取消了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的规定;完善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程序;完善辩护律师的阅卷程序;完善辩护人在各诉讼阶段的权利义务;辩护人对阻碍其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申诉控告;对于辩护人涉嫌伪证罪的案件管辖作出特别规定;扩大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辩护人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2012年《刑事诉讼法》)根据《修改决定》作了相应地修改。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诉讼规则》)、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程序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制定的《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等司法解释和配套规定根据《修改决定》、2012年《刑事诉讼法》或者对2012年《刑事诉讼法》作出了相应的修改和调整或者进行了解释。
本文将根据2012年《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和相关配套规定,结合司法实践,从辩护律师的角度,对刑事辩护新规则的理解与适用谈几点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律师同仁。
一、侦查阶段刑事辩护新规则的理解与适用
(一)侦查阶段刑事辩护的新规则
1.律师地位发生变化:由咨询律师变为辩护律师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1款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该条经修改后成为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33条第1款的内容,即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这种地位的变化,其法律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犯罪嫌疑人及其监护人、探亲属或者其指定的人聘请辩护律师的时间推进到侦查阶段;为侦查阶段扩张辩护律师的权限奠定基础;侦查阶段的辩护属于律师的专属辩护领域。
2.辩护律师职责和权限发生变化:强化作用,增加权利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1款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该条经修改后成为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36条的内容,即“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两相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2012年《刑事诉讼法》强化了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作用;增加了“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和“提出意见”两项权利。同时把申请取保候审修改为申请变更强制措施。
(二)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理解与适用
1.申请的方式:口头或者书面方式。建议采用书面方式。
2.申请的主体:接受委托的律师事务所和受指派担任辩护人的辩护律师。
3.申请的类型:主要包括申请强制措施种类的变更和执行方式的变更。前者是指由强度较大的执行措施变更为强度较小的强制措施,如申请将拘留、逮捕变更为监视居住、取保候审;后者是指变更强制措施的执行方式,如由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变更为在犯罪嫌疑人的住所或住处执行监视居住。
特别提示:尽管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36条和第95条仅规定辩护律师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但是,《诉讼规则》和《程序规定》都规定辩护律师有权申请解除强制措施。前者规定在第147条第1款,后者规定在第158条第2款。这些条款都规定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的,辩护律师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
对于应当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而未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辩护律师有权申请侦查机关立即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如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89条第3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七日以内,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通知后立即释放,并且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对于需要继续侦查,并且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依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该条规定的变更从性质上说应当是强制措施的法定变更。对于法定变更而未变更,辩护律师也有权申请变更,可称之为“对强制措施法定变更的变更”。
结论:对于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36条和第95条规定中的“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应作广义上的理解,不仅应当包括强制措施种类和方式的变更,对强制措施法定变更的变更,还应当包括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后强制措施的解除在内。
争点问题:如果辩护律师收集到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证据后,要求侦查机关释放羁押的所谓“犯罪嫌疑人”而提出的申请,从性质上看是否属于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36条和第95条所称的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可能有不同的观点,笔者持否定态度。理由在于,前者是无罪释放,后者则是以有罪为假设前提,以法定强制措施之种类和方式等的变更为内容,两者的不同显而易见。
4.申请的阶段:除了侦查阶段以外,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包括一审和二审阶段)都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
5.申请的根据:(1)各种法定强制措施的构成要件;(2)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
6.申请的理由:《解释》和《诉讼规则》均要求辩护律师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应当说明理由,《诉讼规则》第148条第4款除“说明申请理由”的规定之外,还规定如有证据和其他材料的,应当附上相关材料,即规定最好有事实根据。因此,尽管《程序规定》没有明确规定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要说明理由,但是,从理解与适用的角度应作相同的解读,即不论向法院、检察院还是公安机关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都要提出申请的理由,申请的理由应当包括事实方面的理由和法律上的理由两个部分。如果在侦查阶段有事实方面的理由(通过证据体现)更佳。
(二)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的理解与适用
1.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罪名的途径:(1)通过法律文书知悉。如取保候审决定书、监视居住决定书、拘留通知书、逮捕通知书等法律文书了解罪名;(2)向侦查机关了解罪名。向侦查机关了解罪名要侧重了解侦查的罪名与法律文书确定罪名是否一致。如果发生变化,应当以变化后的罪名作为提供法律帮助和提出法律意见的前提。
2.了解案件的有关情况:按照《规定》第6条规定,了解案件的有关情况是指当时已查明的涉嫌罪名的主要事实。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A)时间点:(了解)当时;(B)对象:涉嫌的罪名;(C)内容:已查明的主要事实。对于何谓主要事实,现行法律、司法解释等都没有作出规定。《修改决定》的起草者认为,了解案件的有关情况,主要是指向侦查机关案件的性质、案情的轻重以及对案件侦查的有关情况,包括有关证据情况等。在不影响侦查顺利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侦查机关应当尽量向辩护律师披露案件的有关情况。[1]最高人民法院专家法官认为,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有权知悉指控的信息,限于案件的基本信息,包括涉嫌罪名、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种类、时间、地点)等。[2]笔者认为,《修改决定》起草者的观点更符合立法意旨,值得借鉴。
(三)关于辩护律师提出意见的理解与适用
1.提出意见的时间:按照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159条规定,在侦查终结前提出。
2.提出意见的方式:从一般意义上看,辩护律师主动提出辩护意见;在特殊情况下,侦查机关或检察机关的侦查人员或检察人员也可以主动要求律师提出辩护意见。如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269条第1款规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和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3.提出意见的形式:口头或书面。建议采用书面形式。
4.辩护意见的内容:既包括案件的事实和证据方面即实体方面的内容,也包括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等程序方面的内容。[3]
特别提示:如果辩护律师收集到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40条规定的三类无罪证据,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建议以辩护意见形式主动向侦查机关提出。这种情况类似于辩护律师在法庭审理阶段的无罪辩护,以律师辩护意见的形式提出,显得名实相符。[4]
(四)关于律师在审查逮捕程序中提出辩护意见的理解与适用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86条第2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据此,辩护律师在审查逮捕程序中有提出辩护意见的权利。
1.提出意见的时间:审查逮捕过程中。
2.提出意见的方式:从一般意义上看,辩护律师应当主动提出辩护意见;在特殊情况下,检察机关应当主动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前引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269条第1款对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的规定就是一个例证。
3.提出意见的形式:口头或书面。建议采取书面形式。
无犯罪证明申请书篇2
关于印发《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为依法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保障律师在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案件立案侦查、刑事案件审查起诉工作中依法执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2003年12月30日经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16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各级检察机关结合实际贯彻落实。
最高人民检察院
二四年二月十日
为依法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保障律师在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案件立案侦查、刑事案件审查起诉工作中依法执业，促进人民检察院严格、公正执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一、关于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
1.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自检察人员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后或者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人民检察院应当将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的罪名及犯罪嫌疑人的关押场所告知受委托的律师。
2.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律师提出会见的，由侦查部门指定专人接收律师要求会见的材料，办理安排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有关事宜，并记录备查。
3.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应当在律师提出会见要求后48小时内安排会见。
对于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的两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件，律师提出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侦查部门应当在律师提出会见要求后5日内安排会见。
4.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安排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和工作需要决定是否派员在场。
5.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案件，律师要求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侦查部门应当在律师提出申请后5日内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批准会见的，应当向律师开具《批准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决定书》，并安排会见。不批准会见的，应当向律师开具《不批准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决定书》，并说明理由。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需要经过批准。
6.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可以了解案件以下情况：
（一）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
（二）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或参与所涉嫌的犯罪；
（三）犯罪嫌疑人关于案件事实和情节的陈述；
（四）犯罪嫌疑人关于其无罪、罪轻的辩解；
（五）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法律手续是否完备，程序是否合法；
（六）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其人身权利、诉讼权利是否受到侵犯；
（七）其他需要了解的与案件有关的情况。
7.在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辩护律师可以持委托书、律师事务所函会见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人民检察院不派员在场。
8.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一律在监管场所内进行。
二、关于听取律师意见
9.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决定逮捕的，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受委托律师认为羁押超过法定期限的，可以要求解除或者变更强制措施。人民检察院应当在7日内作出决定并由侦查部门书面答复受委托的律师。
10.人民检察院在侦查终结前，案件承办人应当听取受委托的律师关于案件的意见，并记明笔录附卷。受委托的律师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
11.人民检察院审查移送起诉的案件，辩护律师认为人民检察院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或者变更强制措施。人民检察院应当在7日内作出书面决定并由公诉部门书面答复辩护律师。
12.人民检察院审查移送起诉案件，应当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律师的意见，并记明笔录附卷。直接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律师的意见有困难的，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律师发出书面通知，由其提出书面意见。律师在审查起诉期限内没有提出意见的，应当记明在卷。
13.人民检察院对律师提出的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意见，办案人员应当认真进行审查。
三、关于律师查阅案卷材料
14.辩护律师以及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委托作为诉讼人的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
15.对于律师要求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的，公诉部门受理后应当安排办理；不能当日办理的，应当向律师说明理由，并在3日内择定日期，及时通知律师。
16.在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和提起公诉以后，辩护律师发现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证据材料向人民检察院提供的，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应当接受并进行审查。
四、关于辩护律师申请收集、调取证据
17.辩护律师申请人民检察院向犯罪嫌疑人提供的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的，对于影响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收集、调取，并制作笔录附卷。
18.辩护律师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请要求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征求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的意见，经过审查，在7日内作出是否许可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人民检察院没有许可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19.人民检察院根据辩护律师的申请收集、调取证据时，可以通知申请人在场。
五、关于律师投诉的处理
20.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发现人民检察院办案部门和办案人员违反法律和本规定的，可以向承办案件的人民检察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投诉。
21.各级人民检察院接到律师投诉后，应当依照有关法律和本规定的要求及时处理。律师对不依法安排会见进行投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接到投诉后5日内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通知办案部门执行。
22.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向投诉人书面告知处理情况。
无犯罪证明申请书篇3
关键词: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行贿行为;廉洁准入
近年来,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作为检察机关运用信息技术预防贿赂犯罪的重要创举得到迅速发展,已经在预防贿赂犯罪、促进社会诚信和市场准入管理,推动惩防腐败体系建设和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社会单位和个人的极大认可,成为检察机关的一项品牌业务。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有必要对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和把握,采取得力措施把这项工作不断完善起来。
一、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的实施情况
最高人民检察院自2006年开始建立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面向社会受理查询,经过三年的探索,在2009年取消了原来录入和查询范围的限制,由原来的建设、金融、医药卫生、教育、政府采购五个领域扩大到所有领域。2011年7月,高检院正式成立行贿档案犯罪档案查询管理中心,11月实行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的全国联网,查询的权限也由市一级院下放到基层院,查询数量呈几何级数上升。2011年全国检察机关向社会提供查询68万余次。2012年截止到10月份,黄埔区检察院共接受查询申请1523次,发现行贿犯罪记录2人次。今年查询总数是去年查询总数的49倍,其中广东火电物资供应公司、区水务局等单位在黄埔区检察院预防部门的推广及建议下,在工程建设及采购领域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进行廉洁准入管理,向黄埔区检察院提交批量查询申请,占2012年度查询总量的93%。
目前,所使用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里面的数据仍以经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构成行贿罪的录入为主,在2012年初,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下发了关于做好行贿犯罪档案信息录入的通知,要求将1997年以来的行贿犯罪、受贿犯罪、受贿行为、行贿行为信息录入系统,目前各基层院正着手补录。但由于人手有限,各基层院补录进度并不理想,一定影响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的运用。该系统还有利用自身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功能,但基层院目前可用数据只局限于本级院,数据的实用性和代表性并不强,黄埔区人民检察院对此功能的利用率并不高。
二、运作过程中的现实问题
(一)行贿犯罪档案录入阶段
1、可供录入信息资料不全
(1)行贿受贿行为信息不全。目前,录入行贿犯罪档案数据库的是以法院判决内容为主的信息。构成行贿受贿犯罪信息收集录入较为方便、齐全。而行贿受贿行为档案的信息录入,除了检察机关作撤案或不处理的,还有一部分行贿行为是在人民法院裁判认定的受贿犯罪对应的行贿行为。而在判决书中,对这类行贿行为人多数会以“另案处理”一带而过,难以全面掌握,如果要录入相关信息,将要花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去翻看案卷。
(2)法律文书的信息与查询系统录入内容有差距。不管是行贿犯罪还是行贿行为的信息录入,相关法律文书上关于行贿人、行贿单位的基本情况信息,比对查询系统及工作规定所要求录入的如机构代码、注册地等内容仍有缺漏,难以全面发挥系统查询及管理功能。
2、各信息系统平台不兼容,重复录入导致资源浪费
(1)检察机关内部系统不兼容。检察机关内部使用的检察机关案件信息管理系统,每个业务部门只能查看各自的数据,无法共享其他业务部门的数据。甚至同一部门的不同数据库也无法实现共享。就预防部门而言,尽管各系统所依赖的基础数据均为职务犯罪,但案件信息管理系统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的数据也无法实现共享。
(2)检察机关与其他职能部门信息资源无法联网共享。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及黄埔区人民法院的官方网站对生效裁决文书公布情况看,几乎没有职务犯罪裁决文书的公布,因此,检察机关即无法通过查阅网上公开的信息来进行便捷录入,也无法与法院共享职务犯罪信息平台。
因此,各系统均需单独人工录入,对法院判决的简单重复录入,一定程度上造成人力、物力资源的浪费。
3、信息录入的滞后性。检察机关应在贿赂犯罪生效判决作出后及时录入系统。目前一般都是由公诉部门收到法院送达的生效判决书后再交由预防部门,基层预防部门难以实时掌握案件的裁决情况。因此,在案件录入上广泛存在延时情形。行贿受贿案件从立案侦查到生效判决短则几个月,长则一两年,到判决生效后才录入信息,明显缺乏时效性。因此有可能出现行贿人已经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但因法院尚未裁决故查不到行贿记录,其得以继续参与相关招标活动①。
(二)查询申请的受理和审核、查询阶段
1、申请主体资格界定不明确
(1)申请查询者的资格问题。工作规定只规范了申请需提交的申请书和身份材料,对于前来查询的个人和单位的资格,并未予以明确规定,难免出现检察机关随意审批或材料审核不严的情况,因此有些地方出现了部分单位个人通过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谋取利益等现象。
(2)受理查询检察机关的不确定性。虽然目前查询系统已实行全国联网,对于查询单位的注册地或个人户籍地是否在查询检察机关所在地,各地也有不一样的做法,要不就是因为地域的限制而给查询单位或个人带来不便,要不就是同一个招标项目,同一个项目负责人在全国各地都有查询记录,导致查询数据的统计有重复部分、精确度不高。
2、查询范围选项规范不明
(1)查询所属行业领域的选择规范不明。由于公司的经营范围并不单一、行业隶属定性标准主观性强等原因,如果是异地查询的话,录入信息地的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对行业领域或单位性质的判断与查询地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判断,难免会出现差异,容易给行贿者漏网机会。
(2)查询判决时间范围的选择规范不明。现有机制对投标人“自证清白”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资料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段规范,因此,有些查询单位要求查询近5年内的档案记录,有些更是从申请单位注册工商执照的年月开始查询。由于缺乏行贿犯罪档案的“退出机制”,有些申请单位或个人为了避开不良记录,有意避开有行贿犯罪档案记录的判决时间年月。
3、对外提供查询的内容有限。尽管目前查询系统正在丰富数据量,但对外提供的查询范围仅限法院作出终审裁判认定为行贿犯罪的案件,查询系统也录入了部分行贿受贿行为信息,由于这部分信息比较敏感、复杂,仅接受纪检监察、组织人事部门、上级检察机关的查询,还不能全面公开接受社会单位和个人的查询,或者只用于检察机关调研分析、领导决策等事宜。
4、告知函内容不规范。目前很多企业都是按照招标方的要求,向检察机关申请查询自身无行贿犯罪记录。因此在现有“查询结果告知函”模板中,抬头收文单位和正文内容的被查询单位均为同一个。但企业通常需将“告知函”随标书提交至招标单位,在招标单位未明确要求提交“告知函”原件或无法审核确定查询用途的情况下,容易导致“告知函”被复印后重复使用甚至做假,不利于保证检察机关出具法律文书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另外,“告知函” 目前只是单纯的查询结果告知,对有行贿犯罪记录的单位或者个人没有预警提示,降低了查询机制的威慑效应和限制准入资格的功能。
5、查询的形式比较单一。目前的形式就是当面接受查询申请,然后当面送达查询结果。这种单一的形式容易受制于工作安排的冲突。按照基层院的实际情况,预防部门的工作人员都是兼职从事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因此在外从事其他工作时,往往会让上门申请查询的单位或个人无法递交申请,给申请人带来不便。
(三)查询结果处置、运用阶段
1、告知函的刚性不足。目前检察机关只是提供行贿犯罪的查询业务,不干预、不参与对有行贿犯罪档案记录的单位或者个人的具体处置。也就是说处不处置,如何处置,检察机关只具有建议权而不具备命令权,告知函没有刚力,只能作为一种评判参考,不能直接引发任何资格罚的后果。这客观上造成了一些地方、部门、单位对提供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视而不见的情况,使其价值无法实现。
2、查询结果处置缺乏法律依据,标准不统一。虽然目前《政府采购法》和《招标投标法》对竞标企业资质查询做出了要求,但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明确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法律地位,目前主要由地方性法规、规章进行规范,不同地方的处置标准也不一,有的废标,有的扣分,一定程度影响了市场主体参与公平竞争的权利。
(四)需要探讨的其它问题
1、被查询者的规避行为。现实中很多因行贿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公司或个人,为规避查询系统,使用“金蝉脱壳”的方法,如成立一家新公司,用新公司开展业务,旧公司不注销也名存实亡;或利用亲戚朋友出面,自己做幕后老板。如何防止已有行贿犯罪记录的单位、个人规避原罪,成为完善行贿犯罪查询制度工作的一项重要课题。
2、对归正者的保护。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是对行贿人有效的规制,目前的行贿档案查询制度实行的仍是档案终身制,即一旦“入档”,就永远背上行贿者的黑名,即使已经弃恶从善,整改完善,合法经营,也可能被永远清除出相应的行业。这显然违背了预防和挽救的原则,也违背了对行贿归正者应有的生存期的保护。
3、查询机制的运用范围。虽然最高检已扩大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的录入和查询范围,但从各地检察机关受理申请查询的情况看,这些公司企业都是因为要参加相关的招投标程序需要提供无行贿犯罪记录,而且主要集中在政府采购与建设工程领域,而在其他领域未能发挥作用。
4、查询机制的执行。由于缺乏配套的行政机制和相关法律规定,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目前尚未从真正意义上成为进入市场准入的必经程序,主动查询的较少,即使有些地方的行政主管部门与检察机关达成共识、制定相关工作规定,但相关部门显示的执行效果并不理想。
三、完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的思考
(一)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自身的完善
1、行贿档案查询系统技术层面的完善,增强实用性。首先在检察机关内部建立半开放式的检察机关案件信息系统数据库,根据业务需要向相关人员授权使用查阅、下载等权限,减少部门内部及各部门间的重复劳动。其次是整合检察机关、法院、公安、纪委等职能部门的信息资源,建立、完善职务犯罪及行为的综合性数据库,形成信息共享机制,有效完成与查询系统相对应的信息收集与录入。
2、完善信息的录入
(1)扩大录入范围并实行分类管理。在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中,在现有录入数据基础上,还可增加向非国家人员行贿档案的录入,从行贿犯罪档案逐渐转变为贿赂档案,实行分类管理,如有针对性地提供不同类档案的查询、设立不同的预警等级。对有行贿数额巨大、多次行贿、向多人行贿等严重行贿行为的个人和单位,以检察建议的形式向有关国有单位或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等进行信息披露和预警提示。
(2)调整信息录入时间。从立案侦查到法院判决生效这一时间段,对贿赂(嫌疑人)人分阶段录入其诉讼程序的信息,如“立案侦查”、“审查”等,但不录入犯罪事实、犯罪数额等实体信息,待到司法认定后再补充相关信息,如果与最后司法认定的有出入,如行贿人的变化,也应及时更新或删除相关记录。
(3)补强潜在规避行为的信息录入。为防治规避行为,加强与工商、民政、公安等部门的联系,可在行贿行为或犯罪事实得到司法认定后,根据工商部门或公安机关提供的行贿单位的法人代表及其近亲属名单或由其注册的新公司名单,将其补录进查询系统,设置一定的观察期,使原行贿单位或个人承担应有的风险。
3、规范查询过程中各选项认定。在高检院完善行贿档案查询系统之前,建议上级检察机关直接规范基层院在查询执行过程中的几个可选选项:如行业领域选择全部领域,判决查询时间根据档案保存年限予以限定。各基层检察院严格按照要求进行操作。
4、合理设置“告知函”模版。对有行贿犯罪(行为)记录的单位或个人,“告知函”的模版设计上除了按照工作规定显示内容外,针对不同的查询对象,可增加不同的预警提示。如是社会单位或个人的个别查询,可作诚信资格风险提示,若是行政部门或单位的批量查询申请,可以用简化检察建议的形式,建议申请单位对有行贿行为的组织或个人采取相应处理措施。
(二)规范查询流程
1、严格申请主体资格,规范申请手续
申请行贿查询主体应限定在以下三种情形:一是公司、企业请求出具本单位及本单位人员无行贿犯罪记录的证明,即“自证清白”;二是招标方请求出具其组织的竞标者的无行贿犯罪记录证明;三是委托第三方查询事宜。申请手续应当齐全,包括申请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介绍信及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招标公告等;如委托第三方查询,则需有委托书及委托人、受托人的相关证明材料。
2、受理查询主体的理想选择。查询系统全国联网后意味着全国各地检察机关都是受理查询的主体,但从经济成本及工作效率来分析,由招标方统一向同辖区的或具体工程项目所在地的检察机关提交批量查询申请较为理想。既为竞标者提供更大的便利,为招标单位保证查询程序及查询结果的真实性和统一性,也有利于检察机关审核,保证查询工作的准确性和权威性,且最低程度保证统计数据的精确度。
3、人性设置查询方式。在现有的技术层面上,可尝试电话查询,主要是满足一般民众对贿赂犯罪情况的了解需求,对于查询结果进行电话答复。而对于需要书面查询结果告知函的单位及个人,可开设查询业务的电话或网上预约,让检察机关合理安排工作时间,便于查询单位和个人及时拿到查询结果。
(三)查询系统与廉洁准入制度的有效衔接
1、提高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机制的强制力。积极推动立法,确定查询制度的法律地位,提高查询机制的刚性约束力。加强与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配合协助,协助其建立市场廉洁准入制度,将查询制度融入行政审批环节,有条件地对一些标的较大或者涉及公共利益等重大工程实行强制查询,并逐渐延伸为所有政府采购等行政行为的必要前置程序。对不主动查询的单位,预防部门可采用检察建议的形式予以纠正。行业主管部门也应制定配套的措施,制定相应的监管规定,设置科学、统一、人性化的处置标准,如仅仅是行贿行为的可以相应扣减评标分;构成犯罪的取消投标资格,情节严重的,依法降低其资质登记或吊销资质证书②。
2、建立档案退出机制。目前,高检院并未对档案保存年限做出规定,但从公司法的规定看,高管人员如有贪污、贿赂等犯罪被判处刑罚,满5年就会解除从业限制。央行的征信系统规定满7年就可以将其不良记录从黑名单抹去。地方上也做出了有益探索。如台州市检察院与建设、发改委联合发文规定从2010年五月份开始在全市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中,查询行贿犯罪记录由资格预审申请书提交截至之日或投标文件提交之日上溯3年③。高检院或各省级检察院,可以借鉴上述规则,对查询系统设立一定的禁业期限。一旦达到“出档”期限,即可不纳入对外查询范围,只供内部掌握。
3、扩大查询系统的应用范围。检察机关应加大推广力度,推动有关部门充分利用查询系统,在数据库不断充实的条件下,将该系统查询服务应用至组织人事、行政执法、行政管理、诚信管理等领域。同时,应尽快实现查询系统同省份甚至全国数据的联网,强化统计分析功能,深入分析贿赂犯罪(行为)的特点、原因、趋势、规律做出分析,为行业或部门预防提出建议。
注释:
[1]熊发南:《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预防商业贿赂的局限性及改进设想》,载于《法制与社会》2010年8月(下),第106页。
[2]陈玉霞、刘颖:《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探讨》,载于《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地12期,第191页。
无犯罪证明申请书篇4
一、检察机关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的角色定位
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检察机关承担着一种什么样的角色？我们认为，检察机关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充当两种角色：一是作为诉讼主体，依法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从而启动没收违法所得审理程序并出席法庭支持诉讼；二是作为监督主体，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法院的审理活动等依法予以监督。
那么，检察机关的请求权（申请权）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权力？我们认为，检察机关的请求权作为一种新增的权力，体现了检察职能的合理扩张，以满足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犯罪的需要。同时，请求权并不归于审查、提起公诉、支持公诉等检察机关传统诉讼职能之中，而是与之并列的一种权力，——但其本质上仍然属于诉讼权。
修改后刑诉法第281条第3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公告期满后对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进行审理。利害关系人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这里，并没有明确检察机关是否需要出庭以及在出庭中处于何种地位。我们认为，利害关系人参加诉讼的，检察机关应当出庭，否则，开庭审理就无法进行下去。检察机关在法庭上的主要职责，就是提出足够的证据证实涉案财产与犯罪事实之间存在关联性，依法应当予以没收。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的，检察机关应根据证据材料进行反驳。
当然，由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设计的目的在于解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定罪的情况下有效地追缴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更好地履行国际公约的义务并防止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程序设计本身偏重于追求诉讼效率而不是诉讼公正。与普通程序相比，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显然是不完备的，这对检察监督无疑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检察监督的目的，一是防止判决前财产没收程序的滥用，维护基本的程序正义；二是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到案或者死亡，其合法权益很容易受到侵犯。因此，检察机关要切实加强法律监督，以更好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财产权利。监督的对象，既包括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外部监督），也包括检察机关侦查部门（内部监督）。
应当说，检察机关的诉讼职能与监督职能是有机统一的。一方面，诉讼职能是基础，监督职能不能脱离诉讼职能而存在。检察机关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对涉案财产的种类、数量、所在地及查封、扣押、冻结的情况有着清晰的把握，对于公告期限、庭审程序也有直接的了解，能够对诉讼活动进行更具针对性的监督。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在立足客观公正义务的基础上，通过纠正违法、提出抗诉等手段，及时纠正侦查、审判活动的违法或错误情况，保障其更好地履行诉讼职能。当然，检察机关集诉讼职能与监督职能于一身，而这两种职能可能存在一定的冲突。如检察官作为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申请主体，在心理上有主动、积极的倾向；而作为监督者则应尽量保持客观中立，超然于控方利益之上，两者可能产生矛盾。因此，检察机关应当正确处理诉讼职能与监督职能的关系，以更好地实现法律监督的总体目标。
二、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检察监督的主要内容
就监督的内容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案件是否符合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适用范围
修改后刑诉法第280条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检察机关在在对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适用范围进行审查时，应当注意：（1）案件是否属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根据立法精神，这里的“等”表示“列举后煞尾”之意，即“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在适用时应仅限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已经死亡。（3）依照刑法规定，是否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根据刑法第64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而根据2012年《关于适用的解释》（下称《法院解释》）第509条、《刑事诉讼规则》第523条第3款的规定，“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实施犯罪行为所取得的财物及其孳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法持有的违禁品；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等等。
（二）调查机关调查活动是否合法、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是否全面、准确
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对公安机关、本院侦查部门的调查活动进行监督，了解调查活动是否存在违法情形，是否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第280条第2款的规定，“公安机关认为有前款规定情形的，应当写出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53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案件，犯罪嫌疑人逃匿或者犯罪嫌疑人死亡而撤销案件，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68条第一款规定条件的，侦查部门应当启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进行调查。”因此，公安机关在侦查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过程中，如果存在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情形，应当写出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移送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申请法院对违法所得的财产予以没收。侦查部门在侦查贪污贿赂等重大犯罪案件中，如果认为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68条第一款规定条件的，也应当写出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一并移送有管辖权的检察机关侦查部门，并由有管辖权的侦查机关侦查部门移送本院公诉部门。检察机关在审查违法所得意见书时，应当注意查明：（1）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国籍、出生时间、职业和单位等；（2）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情况；（3）犯罪嫌疑人逃匿、被通缉或者死亡的情况；（4）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种类、数量、所在地，以及查封、扣押、冻结的情况；（5）与犯罪事实、违法所得相关的证据材料是否随案移送，不宜移送的证据的清单、复制件、照片或者其他证明文件是否随案移送；（6）证据是否确实、充分；（7）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情况等等。
（三）人民法院管辖是否适当
修改后刑诉法第281条规定，“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由犯罪地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可以看出，违法所得案件的管辖，包括地区管辖和级别管辖两个方面。案件的管辖地是“犯罪地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受理案件的法院级别是“中级人民法院”。之所以作如此规定，出于几点考虑：一是犯罪地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便于收集证据；二是有利于通过此类案件的审理，对犯罪地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周围的民众产生警示和法制教育作用；三是此类案件属于重大案件，且多数案件案情复杂，中级法院较基层法院有更强的审理能力。[1]检察机关应当向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法院受理后，检察机关发现法院不应享有管辖权的，可以依法撤回申请，重新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申请。
（四）没收违法所得审判程序是否合法
与普通程序相比，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审理程序不仅增加了一个公告程序，还在诉讼参与人方面，增加了“其他利害关系人”。检察机关在对审判程序进行监督时，应当注意审查：（1）审判组织是否是合议庭。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第281条的规定，在审判组织上，必须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而不可以采取独任法官审理。（2）是否依法发出公告。（3）庭审方式是否合法。人民法院在六个月的公告期满后，应当对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进行审理。利害关系人参加诉讼的，应当开庭审理。无利害关系人参加诉讼的，可以书面审理。（4）是否依法保障利害关系人的诉讼参与权。公告期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有权申请参加诉讼，也可以委托诉讼人参加诉讼。公告期满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申请参加诉讼，能够合理说明原因，并提供证明申请没收的财产系其所有的证据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庭审中，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及他们委托的诉讼人的举证、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
（五）没收违法所得裁定是否确有错误
修改后刑诉法第282条规定，人民法院经审理，对经查证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应当裁定予以没收；对不属于应当追缴的财产的，应当裁定驳回申请，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措施。该条规定了法院审理没收违法所得财产案件后的两种结果：一是“查证属于违法所得的财产”；二是“不能认定是违法所得”。对于第一种结果，“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应当裁定予以没收”；对于第二种结果，“应当裁定驳回申请，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措施”。不管是那种结果，都必须用“裁定”而不是“判决”，也不是“决定”。“由于人民法院并没有对被告是否犯罪、所犯何罪作出认定，所以审理的结果不可以是判决。由于处理的结果是可以上诉、抗诉的，因此即使有行政性处理的特征，也不能认为是决定，而只能是裁定。”[2]检察机关在对法院裁定进行审查时，应当查明：（1）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2）适用法律是否正确；（3）审理过程中是否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需指出的是，没收裁定是否可以超出检察机关的申请范围？对此存在肯定和否定两种对立的观点。[3]我们赞同否定说。法院不能超出检察机关的申请范围予以没收，这是不告不理和司法被动性原则的必然要求，也是一项基本常识。这有利于防止法院滥权，更好地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检察机关经审查发现没收裁定超越检察机关的申请范围，应当依法予以抗诉。
（六）法院终止审理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
修改后刑诉法第283条规定，“在审理过程中，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动投案或者被抓获的，人民法院应当终止审理。”所谓终止审理，是指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遇有法律规定的情形致使审判不应当或者不需要继续进行时终结案件的诉讼活动。修改后刑诉法第15条规定了有关终止审理的法定情形。本条是对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补充规定，即增加了一种终止审理的情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动投案或者被抓获，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即丧失存在的理由，应当立即终止审理，转入继续追诉其刑事责任的普通公诉案件程序。检察机关要注意审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真实身份，以确保其真正到案。需注意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动投案或者被抓获后死亡的，法院应当如何处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法院应当终止审理。但这只是针对其刑事责任而言。而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则是适用该程序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抓获后又死亡的，人民法院如果已经“终止审理”（转为普通程序），则应当恢复审理（恢复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依法对其违法所得予以没收。
（七）执行程序、执行回转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对于人民法院依法没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中的违法所得，检察机关应当依法监督是否返还被害人或者上缴国库。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第283条第2款的规定，“没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财产确有错误的，应当予以返还、赔偿。”“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是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参与庭审的情况下进行的，缺乏本人的直接辩护，在这种情况下，没收的裁定出现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如，经裁定没收的财产，并不属于依法应当追缴的违法所得或者其他涉案财产，而是第三人或者被告人合法所有的财产，等等。因此，对于没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财产有确有错误的，应当予以返还。对于财产已经损毁或者不存在的，应当予以赔偿。检察机关经审查，发现没收违法所得的财产确有错误，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原裁定进行纠正。
三、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检察监督的基本方式
（一）决定是否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对于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有职权也有职责申请启动没收违法所得程序。但是，公安机关不能直接向法院提出申请，只能向对应的检察院移送没收违法所得的意见书。检察机关在接到公安机关移送的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后，应当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的决定。经审查，认为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80条第一款规定条件的，应当依法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经审查，认为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应当作出不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的决定，并向公安机关书面说明理由；认为需要补充证据的，应当书面要求公安机关补充证据，必要时也可以自行调查。
（二）通知公安机关启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刑事诉讼规则》第53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应当启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而不启动的，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在七日以内书面说明不启动的理由。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不启动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启动程序。”这样规定的目的，在于防止公安机关放弃职责，应当启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而不启动，造成国家财产的损失。当然，由于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并不经常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中，对案情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并没有清楚透彻的掌握，因此，要发现“公安应当启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而不启动”有一定的难度。检察机关要在受理群众举报中注意发现线索，也要适时介入公安机关对恐怖活动等重大犯罪案件的侦查活动中，以进行及时的指导与监督。对于本院侦查部门办理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公诉部门认为应当启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而未启动的，应当向检察长报告，由检察长作出决定。
（三）将案卷退回侦查机关处理
如前所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是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一个重要条件。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动投案或者被抓获，都将使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无法进行下去，从而导致程序回转。因此，公安机关将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移送检察机关后，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或者被抓获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通知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应当终止审查，并将案卷退回公安机关处理。同样，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动投案或者被抓获，法院终止审理的，检察机关也应当将案卷退回公安机关处理。
（四）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刑事诉讼规则》第53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调查活动中有违法情形的，应当向公安机关提出纠正意见。”第53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或者审判人员审理没收违法所得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提出纠正意见，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法院进行监督的重要方法。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法院在审判活动中如果有违法行为，如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限制或者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诉讼权利等，检察机关都可以依法提出纠正意见。一般地说，对于情节较轻的违法情形，可以由检察人员以口头方式向侦查人员、审判人员直接提出纠正；对于情节较重的违法情形，应当报请检察长批准后，向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五）依法提起抗诉
修改后刑诉法第282条第2款规定，对于人民法院按照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作出的裁定，人民检察院可以抗诉。《刑事诉讼规则》第536条第2款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同级人民法院按照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所作的第一审裁定确有错误的，应当在五日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第3款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省级人民检察院认为下级人民法院按照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所作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定确有错误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因此，检察机关既可以对未生效裁定提出二审抗诉，也可以对确有错误的已生效裁定提出再审抗诉。二审上诉、抗诉的期限，《刑事诉讼规则》与《法院解释》都规定为5日。我们认为，由于没收裁定是特别程序中一审法院所作的实体性裁定，因此，不宜简单套用普通程序中有关不服裁定的上诉、抗诉期限为5日的规定，而应当参照一审实体性判决，将其上诉、抗诉期限规定为10日。
注释：
[1]樊崇义主编：《2012刑事诉讼法解读与适用》，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388—389页。
[2]印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定性分析》，载《中国检察官》2012年第3期。
无犯罪证明申请书篇5
一、 刑事被害人的范围界定
刑诉法虽然使用了被害人一词，但刑诉法并无被害人的定义。因此对被害人的范围在理解上存在不同的意见。各种教科书以及我国诉讼法学界对被害人一词的概念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解释。比如：《法学辞典》将被害人表述为：“正当权利或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或不法行为侵犯的人。”《简明法学辞典》将被害人表述为：“被害人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遭受损害、侵犯的人。”《大百科全书、法学》将被害人表述为：“被害人是指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许多教科书沿用这一解释。笔者认为，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是指正当权利或合法利益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并因此而参加刑事诉讼，要求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人。这些人包括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自诉案件的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提出反诉的反诉人。这一概念说明被害人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一）为刑法所保护的权益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即在刑法分则中明确予以保护的财产权利、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遭受侵害且这种侵害行为应予处罚的行为。如刑法分则中未明确规定侵害行为系犯罪的，受其行为侵害的主体就不能成为刑事诉讼的被害人。
（二）直接遭受犯罪行为的侵害。被害人应当是当时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必须有犯罪行为对其直接侵害为前提，如犯罪行为对其非直接侵害，而有间接侵害的不利影响，一般不宜列为被害人。因为犯罪行为实施的结果往往对人们间接影响很大，如将所有受影响的人员均列为被害人让其参加到刑事诉讼中来，标准很难把握，也不利于对刑事案件的审理。
（三）享有刑事诉讼法赋予的对犯罪的追诉权和其他诉讼权利。被害人可以依照刑诉法进行追诉，参与诉讼，维护和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被害人诉讼权利的特征
刑诉法将被害人列为一方当事人，赋予其独立的诉讼地位，确保了被害人诉讼权利全面、完整的保护。被害人诉讼权利的特征，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一）权利的独立性。由于被害人是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者，其合法权益罹受不法侵害使其产生强烈的追究犯罪的愿望，并且满足这一愿望以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又是刑事诉讼固有功能的要求。因此，对犯罪的追诉权无疑是被害人重要的诉讼权利，而这种追诉权在刑事诉讼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公诉机关对犯罪的追诉权并不完全包容被害人的追诉权，这不仅是因为被害人的自身权益尽管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会利益，但终究是一种以个体形式具体表现的利益，故而公诉机关代表国家和社会利益以及被害人的利益行使追诉权，并不能排斥被害人具有基于个体立场独立地维护其自身利益的权利。赋予被害人独立的追诉权，可以在当国家和社会利益与被害人个体利益发生局部冲突时，从追诉权的均衡配置上可得到民主、科学、公正、合理的诉讼效果。既承认被害人的追诉权，又认识到被害人追诉权的独立性，对于司法机关在各个诉讼环节加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当司法机关司法不公时，可以通过被害人的追诉加以监督，来防止和纠正司法机关的错误，从而保证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
（二）权利的转化性。被害人对犯罪的追诉权，广义上包括被害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依法享有的一切权利；狭义上仅指被害人的起诉权，包括请求司法机关提起诉讼的权利和依法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权利。前者体现在公诉程序中，后者体现在自诉程序中。在公诉程序中起诉权仅属于代表国家的人民检察院，被害人虽然被赋予了一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但就起诉方面而言，仅有起诉请求权。这种请求权首先表现在，被害人对侵犯其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事实享有向司法机关提出控告和请求依法追诉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的权利。对于司法机关不予立案的，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予立案侦查的，可以请求人民检察院进行立案监督。
（三）权利的完整性。是否赋予被害人完整的诉讼权利，是衡量刑事诉讼机制价值的重要方面之一。刑诉法使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体现了权利的完整性。如刑诉法就被害人报案、控告和自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申请回避、委托、出庭、申诉直至请求抗诉等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显见，我国实行的是国家追诉主义，兼采被害人追诉主义，而使被害人的追诉权有了保障。被害人除对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可以提出自诉外，还可以对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而自己有证据证明被告人侵犯了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提起自诉，从而建立了自诉权监督公诉权的机制，体现了对被害人权利的承认和保护。与修改前的刑诉法相比，增加了被害人申请回避权的规定，确保了刑事诉讼活动的公正性。增加了刑事被害人诉讼的规定，被害人有权委托诉讼人，让人协助被害人行使法律赋予的各种权利，揭露和证实犯罪。公诉案件被害人有权委托诉讼人参加刑事诉讼，不仅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律师制度，而且对惩罚犯罪，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有着重要的作用。赋予了被害人抗诉请求权，被害人及其法定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在收到判决书后，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这也是被害人监督人民法院公正司法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赋予了被害人的刑事申诉权，包括被害人对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不服，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被害人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前者是被害人控诉权的延续，请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依照刑事诉讼程序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后者是被害人请求人民法院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进行再审。这种完整系统地对被害人权利所作的规定，除了能充分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外，对司法机关公正合法地进行执法，也具有积极作用。
（四）权利的受制约性。刑诉法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限制规定，说明了其权利的行使必须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和必要的条件之下，从而反映了其权利的受制约性，这是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和举证责任原则的。如公诉案件中，被害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的，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但无权直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自诉案件中，除了告诉才处理的以外，对于轻微刑事案件和其认为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被害人如果坚持要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必须自己承担提供证据的义务。人民法院对这类案件的审理，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审查被害人所提供的证明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是否已达到不需要侦查或者人民法院调查就可以依法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程度。
三、如何进一步加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
尊重和保护被害人权利是现代刑事诉讼发展的趋势之一。笔者认为，我国目前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
（一）保障被害人对犯罪的独立的追诉权。如前所述，被害人对犯罪的追诉权的独立性，主要体现在其享有独立的诉讼请求权和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诉讼权利两方面。在诉讼活动中，保障被害人对犯罪的独立的追诉权，既是承认被害人享有独立的诉讼地位的体现，又是保护被害人诉讼权利的重要方面。笔者认为，被害人在法庭审理时，可以提出不同于公诉机关的诉讼请求和主张。理由是，被害人独立的诉讼请求权是其作为刑事诉讼当事人身份的体现。既然承认被害人是诉讼一方当事人，享有独立的追诉权，那么就应当允许被害人在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犯罪不当时，提出对被告人有利或不利的独立的诉讼请求的权利。这是被害人全面行使追诉权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保障被害人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刑诉法对于被害人人的诉讼权利虽未予专门规定，但是笔者认为，被害人人充分享有其诉讼的权利，是被害人获取法律帮助的重要途径之，是符合立法本意的。对此，参照刑诉法关于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权利义务的规定，可以允许被害人的人向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有关材料，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等。被害人的人，尤其是律师应当重视刑事诉讼案件被害人的工作，确保刑诉法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实现，为刑事诉讼活动的有效进行发挥其作用。公安机关也应当加强与被害人人的沟通，争取在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问题上取得共识，并在庭审中从控诉的不同角度，发挥各自职能，揭露和证实犯罪，以利于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准确地定罪量刑。
（三）保障被害人参加庭审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刑诉法赋予了被害人在参加庭审中行使的诉讼权利，主要体现在，人民法院应当至迟在开庭三日以前向被害人送达传票，向被害人的人送达开庭通知书；被害人的申请回避权，可以对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公诉人、鉴定人、翻译人员向审判长提出回避的申请；被害人的陈述权，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被害人的发问权，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被告人发问，对证人、鉴定人发问；被害人对证据的意见权，可以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提出意见，以及被害人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权利。在自诉案件中，被害人（原告人）还享有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诉的权利。笔者认为，这些规定无疑是对原刑诉法的一大完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还有一些相关问题需要解决。主要有：
1、起诉书的送达问题。刑诉法规定人民法院开庭审判后，应当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但没有规定要送达给被害人的规定。既然赋予被害人以一方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且被害人作为因犯罪行为直接受害者，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一般来说，比较关注公诉机关追究犯罪的诉讼活动情况，希望司法机关对犯罪人作出应有的惩罚，而司法机关不将起诉书的有关内容告知被害人，显然不太合理。因此，人民法院的开庭审判日期，应当尽量通知被害人，并给予被害人出庭的权利，同时将起诉书副本送达给被害人，以便于被害人更好地行使对犯罪的追诉权，并为开庭审理时进行陈述做好准备。
2、多个被害人的问题。参与诉讼，是被害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在审判实践中，对于决定开庭审判的案件，应当按照人民检察院开具的被害人名单，逐一予以传唤。经传唤，被害人未到庭的即视为放弃诉讼权利。这是被害人自主处分诉讼权利的体现。对于案件中有多名被害人的，由于被害人利益的趋动性和诉讼权利的平等性，可以引导和允许被害人推举代表，由代表参与诉讼，在庭审中行使依法享有的各种诉讼权利。其他被害人无正当理由未到庭的，不影响审理的正常进行。
3、被害人的陈述问题。刑诉法规定，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起诉书后，被害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陈述。被害人陈述，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被害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的内容作出是否同意的意见，以及提出新的诉讼请求，另一种是针对被告人、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所作的陈述。前者涉及的是对起诉书的意见或者说是诉讼请求，后者涉及的是关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或者是庭审辩护意见。当被害人围绕案件事实是否真实进行陈述时，其陈述亦为证据，并必须经过法庭的质证、认证。当公诉人、被告人和辩护人对此提出向被害人发问时，审判长认为必要时，被害人应当接受发问。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审判长应当注意被害人陈述性质的转换。也就是说，被害人陈述作为证据时，可以准许公诉人、被告人和辩护人向被害人进行发问，而被害人陈述是非证据时，不应准许发问。笔者建议，在以后修改立法时，可以补充规定，被害人就案件事实所作陈述时，公诉人、被告人、辩护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对被害人发问。值得一提的是，被害人席位的设置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做法是当被害人的陈述作为证据时，让被害人站到证人席上，而当被害人的陈述是非证据时，又让被害人坐到公诉人席上。笔者认为，尽管被害人就案件事实进行的陈述可以作为证据，证人证言也是证据，但并不能因此而认为被害人的身份可以转化为证人。证人是了解案件情况向司法人员所作陈述的自然人，被害人是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并将其了解的案件情况向司法人员所作陈述的自然人或者单位。证人虽然是了解案件情况向司法人员所作陈述的自然人，但他非受犯罪行为直接的侵害。一名自然人如受直接犯罪行为侵害，其身份只能是被害人而非证人。被害人与证人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受到犯罪行为的直接侵害，前者可以是单位，后才只能是自然人。由此可见，被害人与证人在诉讼中的诉讼权利、义务和地位也所不同。刑诉法将被害人的陈述和证人证言分别列为不同的证据的本意，盖出于斯。为此，笔者认为，有被害人参加庭审的，应独立为其设置席位，被害人与证人的席位不能混用，否则不能体现其不同的诉讼地位。
4、简易程序中被害人提出新的诉讼请求问题。笔者认为，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被害人如提出新的诉讼请求，并且有足够的理由和证据予以支持的，或者被害人对有关证据有疑问，并申请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的，法庭认为确有必要的，发现已不宜适用简易程序时，应当转为普通程序审理。
5、被告人的辩护人向被害人取证问题。对此，刑诉法已作出了限制规定，即必须同时符合下列两个条件，一是必须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二是经被害人同意。在立法上是将司法机关的许可与被害人的同意列为两个必要且并列的条件，旨在切实保障被害人的权利，表明辩护律师不得未经司法机关准许或被害人同意而向被害人调查取证，否则视为违反法定程序，其所收集的证据材料，不具有证据的效力。笔者认为，审判实践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不应准许辩护律师向被害人取证：一是辩护律师没有说明要调取证据的内容的；二是要调取的证据与案件无关的；三是涉及个人隐私的或者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
四、如何实现保护被害人权利与审判效率原则的统一
现代诉讼在追求司法公正的同时必须兼顾司法的效率。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是多方面的，在司法实践中必然会遇到保护被害人诉讼权利与诉讼效率相冲突问题。因为在涉及到被害人的具体刑事案件中，被害人是以多种形式出现在案件里：有一案一名被害人的，有一案数名甚至数十名被害人的；被害人中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有本国的也有外国的；有找得到的也有找不到的；有自然人也有法人。这种存在形式的多样性，决定了保护被害人诉讼权利的难度，稍有不慎，有意无意间便会造成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司法侵犯。笔者认为，要处理好保护被害人诉讼权利与实现刑事诉讼经济效率原则的关系，使二者实现和谐统一，关键是在刑事审判中应坚持以下原则：
（一）允许被害人自由处分诉讼权利原则。对诉讼权利的自由处分权，是被害人诉讼权利中的一项实质性的权能，允许被害人自由处分诉讼权利与尊重被害人参与诉讼的权利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刑诉法的立法意图看，明确被害人为刑事诉讼的当事人，不是说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中，被害人都应参与诉讼，而是说被害人都可参与诉讼，在被害人不参与诉讼且不至影响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应该允许被害人根据自己的意愿放弃参与诉讼。尤其是在参与诉讼将会给被害人造成讼累的情况下，更应尊重被害人自己的选择。但应当明确，由于被害人对于查明犯罪事实的特殊作用，这种权利也受到一定的限制。
（二）参与诉讼的被害人名单由检察机关开具原则。一件具体的案件，有多少名被害人，开庭审判前法院无法知晓，哪些被害人要求参与诉讼，哪些被害人表示放弃参与诉讼的权利，法院亦无数。因此，对于要求参与诉讼的被害人的名单及通讯地址，只能由检察机关在起诉时一并开具，否则，法院的传票则无法送达。
（三）采用现代化通讯手段送达原则。鉴于被害人存在形式的多样性，法律文件的送达如果必须严格执行关于送达的立法规定，既不利于及时保护包括被害人在内的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还有可能使许多案件因送达环节跟不上，导致审判工作的过分迟延。因此，采用现代化的通讯手段送达为现代刑事审判所必需。如传票、通知书的送达，无非是要告知诉讼参与人开庭的时间，以便其早做准备，按时出庭，保证审判的顺利进行，在不违背这一送达目的前提下，运用电话、传真、电报等通讯手段送达，应当得到司法解释的认可，并严格加以规范。
（四） 经传唤未到庭者即视为放弃诉讼原则。被害人要求参与诉讼的心态是多样的，而且也是可变的。被害人在审查起诉环节要求参与诉讼，不代表其以后在法院审判环节仍然要求。出于对被害人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处分诉讼权利的尊重，法院只要根据检察机关所开具的要求参加诉讼被害人的名单逐一予以传唤，便表明法院已依法保护了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被害人亦只需实施不到庭的行为，便足以表明其放弃诉讼的意愿，无需附以任何形式的申请和说明。当然这项原则也只适用于前面提到的不参加诉讼不至影响查明案件事实的被害人。
无犯罪证明申请书篇6
一、侦查阶段的权利。
1、律师有权参加第一次讯问。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往往是警方抓捕犯罪嫌疑人后，立即采取突击审讯，力争固定口供，收集线索，扩大战果。在这个关键时刻犯罪嫌疑人是最需要律师帮助的，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哪些与案件无关，都需要律师从旁指点，更重要的是防止侦查方采用车轮战、刑讯逼供、诱供等手段逼取口供。有律师参加，上述问题不会出现，犯罪嫌疑人也不会翻供，也会节约侦查的资源和经费，可见律师参加第一次讯问利大于弊。
2、律师有权提出是否采取强制措施的意见。
当侦查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当听取律师的意见，如果犯罪嫌疑人有名有姓，有固定的住址，又同父母亲在同地居住，对这样的犯罪嫌疑人不要采取羁押的强制措施，可以采取取保候审（财保、人保）或监视居住的办法，尤其对正在上学的青少年，采取非羁押措施是正确的，可行的。
3、律师有权知悉侦查方掌握的证据。
侦查方掌握的犯罪嫌疑人的有关证据或初步收集的证据有义务向律师展示，使律师对案件有个初步的了解，如能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律师可向他们进行说服教育，促使他们认罪服法，如不能证实他们有罪，律师可向侦查方提出不拘不捕的建议。
4、律师有权查阅检举人向侦查方提供的举报材料。
不论是贪利性的犯罪，或是侵犯人身和财产的刑事犯罪，往往有匿名举报或具名的举报，侦查方是依举报材料而决定的传讯、拘传措施的，为了证实案件的真伪，侦查方有义务向律师展示举报材料，从而使律师对案件有个初步的了解，协助侦查方把握侦查的正确方向。
5、律师有权举报侦查方的刑讯逼供和变相的刑讯逼供。
现在往往是被告当庭向法官辩解，在侦查阶段存在刑讯逼供，因他们是被限制人身自由的，而往往是犯罪嫌疑人同侦查人员处于一个不平等的地位，自己也不能证明自己被刑讯逼供，而他们的申辩往往遭到法官的拒绝。加之律师没有参与第一次审讯，也无法收集到这样的证据，所以律师申辩也显得非常苍白。如果律师发现侦查方的刑讯逼供，律师有权向地方当局举报侦查方的违法行为，建议上级进行调查，一旦调查能证实侦查方的刑讯逼供，案件就应当终止侦查，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权。
6、律师有权在羁押地查看犯罪嫌疑人的真实病情记载。
在现实中往往有老弱病残的犯罪嫌疑人和真正有病的犯罪嫌疑人就住在看守所的病室或托管在当地的监狱医院，对这样的在押人员律师有权在病室会见他们，并在医院查看他的住院记录和真实的病情。
7、律师有权提出保外就医的申请。
在实践中老弱病残的犯罪嫌疑人和真正有病的犯罪嫌疑人，如果不是重大的刑事犯罪，即使离开侦查机关的监管不会再发生危害社会的行为，对于上述人员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提出保外就医的申请，无论是人保或财保均由当事人的近亲属出具保书或保金。这样做既能减轻侦查机关的经费压力，也能进一步体现人权在我国的高度重视。
8、律师有权在侦查阶段多次、单独会见犯罪嫌疑人。
既然是在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已经锁定，并采取了强制措施，那么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侦查人员无须陪同律师一同前往，就是一同前往，侦查人员也不应该和律师同处一室监视律师和犯罪嫌疑人谈话，侦查人员只能站在看得见、听不见距离，这样既能使二者的谈话秘密不被泄漏，也能使我国的人权在司法实践中得以保护。更能符合联合国的有关规定。
二、审查起诉阶段的权利
1、律师有权获得侦查机关向检察院移送的全部卷宗。
现在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只能查看、复印程序卷及鉴定材料和起诉意见书，而对侦查机关移送的其他证据和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是看不到的，尤其是可能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和罪轻的证据根本看不到。这样就给律师的工作增加了难度，甚至耽误了调查取证的良机，往往造成时过境迁，无法取证，对刑事案件充分辩护和最终的公证审判极为不利。
2、律师有权提出取保候审的申请。
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对自己的当事人根据案件情况应当有权向检察院提出取保候审的申请。只要不是重大的刑事犯罪，检察机关都应予以批准，同时能减轻羁押场所的压力，调整好犯罪嫌疑人的心态，对其认罪服法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3、律师有权向证人调查取证。
无论是什么样的证人，甚至是受害人或其他的证人，律师有权向他们再次调查取证，没有必要得到检察机关的批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贯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原则，否则，凡是侦察机关询问过的证人都不准律师取证，或是取得证据内容有利于被告人都视为伪证而对律师进行反调查的行为是不可取的，也是应当绝对禁止的。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减少冤假错案的出现。
4、律师有权向检察机关提出不起诉的律师意见书。
现在《刑诉法》139条的规定只是听取犯罪嫌疑人委托人的意见，我认为这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律师在受理案件过程中发现犯罪嫌疑人有不应当起诉的理由，律师就有权提出不起诉的意见书，检察机关应当就这份意见书在一定期限内作出书面的采纳或不采纳的答复，并及时通知律师。检察机关应当将这份律师意见书和检察机关的答复一并入卷归档或随案移送法院。
5、律师会见、探视有病的犯罪嫌疑人，及申请保外就医的权利同侦查阶段的权利第6、7、8项，故此不再赘述。
无犯罪证明申请书篇7
一、影响会见权效能的因素
1.看守所保障水平低拘留（或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或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因此，律师应当在看守所内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当前看守所的硬件保障水平不高也成为制约律师会见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由于律师会见不畅，看守所为律师会见所提供的物质保障是低水平的。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律师会见数量激增，与原来低水平的物质保障产生比较严重的冲突。尽管各地看守所纷纷扩、改建会见室，努力提高律师会见保障水平，但仍存在部分看守所硬件设施建设难以满足律师会见的情况。如有的看守所律师会见室配置严重不足，律师会见室与讯问室配置比例严重失衡。有的看守所律师会见室隔音效果差，无法保障律师与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交流的保密性。还有的看守所律师会见室设施简陋，与讯问室设施保障水平存在较大差距等等[1]。
2.律师会见权被不正当利用新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实践中律师会见权有时会被不正当利用，即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出现违规违法行为。在看守所会见过程中，私自将该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朋友带进律师会见室与其见面；私自为其的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传递信件，私自将电话提供给其的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让其与所外亲属通话；指示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掩盖犯罪事实、出具伪证等方式干扰侦查活动。会见权被不正当利用会加大办案隐患；加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对抗心理；给侦查工作带来不必要的人为障碍，增加侦查工作的难度和成本，严重扰乱办案秩序。
3.律师会见权救济缺乏可操作性新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辩护人、诉讼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因公安司法机关阻碍律师依法行使诉讼权利提供了救济途径，当律师的会见权受到侵犯时，便可以援引该条，但其所规定的救济缺乏可操作性，措施十分单薄而无力，救济程序的模糊性，使得权利救济的实效性大打折扣。
二、改进措施
1.提高看守所保障水平设置适量的律师会见室，增加律师会见坐席。同时，调整律师会见室与讯问室设置配比，提供相应的工作条件，确保律师能按时会见。看守所设私密单间，更加封闭的律师会见场所。改造的封闭式会见室不但从环境上给嫌疑人和律师以尊严，与在押人员可以面对面单独说话，也不用担心有人听到、看到。看守所紧密围绕“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条主线。在律师会见室被占用的情况下，经律师要求，看守所可以安排在审讯室进行会见，并关闭监听设备。
2.设立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会见过程同步录音录像对律师会见过程有所监督有其合理性。录音录像对律师会见中可能发生的违法行为起到事前警示作用，有助于消除侦查机关的疑虑。律师和犯罪嫌疑人虽放弃了一些隐私权，却可以使会见更易实现；而且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目的是为了合法会见，也不必担心被录音录像；录音录像还可起到对律师的保护作用。对于侦查机关追究辩护律师会见过程中“伪证罪”情况，尽管后来很多律师在律协等有关部门努力下被无罪释放，但律师个人却无法用有效的证据为自己开脱责任。如果我国实行了对律师会见过程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证实律师会见过程中的清白将十分简单。同时，为避免侦查机关掌握律师会见内容，在目前看守所归属公安机关的体制下，看守所不便承担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过程的录音录像职能[2]。此时可以将侦查机关排除在外，由作为独立第三方的司法行政机关负责该项工作。具体的工作流程由侦查机关、看守所和司法行政机关探讨决定。录音录像内容应是保密的，应科学合理设置录音录像的制作、送交、保管、使用等环节。该录音录像不可任意使用，主张律师在会见过程中具有违法行为的一方需要有一定证据证明该事实的存在，才可以使用录音录像。鉴于司法行政机关的有关人员仅负责录音录像录制，不得旁听或实施在线监听，其并不掌握律师会谈内容，故不构成对律师会见权和侦查、羁押机关看管权力的侵犯。同时，结合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的管理权限，在辩护律师会见中的违法行为得到证实时，司法行政机关还可据此对违法违纪律师予以处理。
3.提高律师素质和处罚律师会见权被不正当利用，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定期开展深刻的执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不断提高律师执业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努力树立律师队伍良好的执业形象。加强对律师规范管理，进一步健全制度，狠抓规范执业，不断加强对律师执业的监督管理，努力促进法律服务市场规范有序、健康发展。加强律师与侦查部门、看守所有机配合，相互监督制约，工作相互衔接。发现律师出现违法违规会见的情形，及时制止，开展调查核实，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认真严厉地对其开展批评教育，律师责任是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的人员，不能知法违法，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其违法行为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严重的可吊销律师执业资格。通过提高律师违法违规会见的执业风险来遏制律师会见权的滥用，促使律师行使会见权走上规范化的自治道路。在依法行使其执业权利时，严格遵守有关会见的法律规定。
4.律师会见权救济可以效仿西方国家的“预审法官”或“侦查法官”，在我国刑事诉讼审前程序中建立类似的制度。在侦查阶段，当律师的辩护权受到侵害时，律师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救济申请，人民法院设立预审法官，由预审法官受理上述申请，为保证法官的中立性，预审法官不能再担任该案的庭审法官。律师申请救济时应以书面形式提出，并列出申请的理由及要会见、阅卷、调查取证的内容，预审法官应当在收到书面申请后一定期限内给予书面答复。同意其申请则出具相应证明；不同意律师书面申请，应当书面解释拒绝原因。律师可凭预审法官的书面证明行使阅卷、会见等辩护权，侦查机关应当予以配合。如果侦查机关不予配合，预审法官有权以司法纠正书的形式予以纠正，同时追究相关机关人员的责任。法律赋予律师会见权。“会见难”是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前，律师工作中遇到的障碍；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我们着眼探讨如何行使会见权，并将其效能发挥最大化，还需要相应措施的配套以及各个部门的配合。从对刑事诉讼的整体效果来看，律师通过充分行使会见权熟悉了案情，司法机关对律师的辩护证据更加信任，控、辩、审有机结合，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实现司法文明和社会正义。
无犯罪证明申请书篇8
细则中规定，只要符合以下三项条件，积分入户申请人可以申请子女随迁落户：
1积分入户申请人子女为未成年人；
2积分入户申请人子女已在原籍登记；
3积分入户申请人在津具有合法稳定住所；
在以往办理居住证积分落户时，申请人不可办理子女随迁，只能在积分落户成功后，再去所属地分局申办子女投靠落户。而此次的细则为了方便符合天津市落户政策的随迁子女落户，去掉属地分局二次申报环节，在积分入户公安窗口一次性申报本人及子女落户，真正做到简化办事流程、服务方便群众的工作宗旨。
放宽落户条件
根据细则规定，今后在办理居住证积分落户时申请人需根据个人实际情况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1居民身份证；
2天津市居住证；
3在津具有名下合法稳定住所；
本人在津具有名下合法稳定住所的，提供《不动产权证书》等相关材料；产权归配偶、父母、子女所有或共有的，需提供亲属关系证明材料（结婚证、居民户口簿等）；申请落户集体户口的，提供集体户口簿首页；申请落单位集体户口的还需提供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社保缴费证明复印件。
4有无刑事犯罪记录证明；
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有无刑事犯罪记录证明》。
5申请子女随迁的；
申请子女随迁的，需提供随迁子女的居民身份证或居民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登记证》；随迁子女父母的结婚证（随迁子女血缘关系父母离异的，还需提供能够证明子女抚养权归属的离婚协议或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
此次的细则放宽了落户条件，申请人可落户到产权归配偶、父母、子女所有或共有的合法稳定住所。同时，增加了《有无刑事犯罪记录证明》，以及结合了新实施的子女随迁政策所增加的子女随迁相关材料。相信随着此次细则的实施，会令许多的期待来津落户的群众受益。
公安审核前置确保落户工作的准确高效
伴随着政策的调整，此次细则更加科学、严谨的完善了申报流程：
第一步：申请人到市行政许可积分入户公安窗口提交材料，进行户籍身份、落户地点、违法犯罪、随迁子女审核；
第二步：申请人到人力社保局积分入户窗口审核是否具备申报条件；
第三步：申请人根据自身情况分别到人社局、公安、教委、房管、计生、民政、专利等部门提交材料并打分。
为了保障申请人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落户事宜，根据此次实施的细则规定，施行公安审核前置，由公安窗口先审核申请人相关信息，保证了申办信息准确性，确保了各项积分分值有效性，保障后期发放《准迁证》及落户相关工作准确高效完成。
对登记受理环节进行调整
本次细则的实施，除了对居住证积分落户工作中的一些项目进行了调整外，居住证的登记受理环节也进行了一些调整：
1法人申请人（即单位）不再作为居住证申请人，只针对居住证申请者本人申请办理居住证。也就是说，今后居住证的办理，不再接受单位的集体办理申请，只接受个人提出的办理申请。
2居住证受理单位改为公安派出所、公安人口服务管理中心及受公安机关委托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构。
3在居住证办理和居住证签注业务中不单纯注重文书材料，而是注重实际居住情况，由社区民警核查居住情况，确保居住证申请人（持有人）居住情况属实，人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