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10 14:47:38
关键词：全真教；诗歌；诗学观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2）05—0048—04
全真教的创始人王重阳及马钰、孙不二、丘处机等全真教中人，不仅是狂热的道教徒，还是热心的诗歌作者。长期研究道教的学者詹石窗先生指出：“在全真道的组织中，文学素养相对于其他道派来说是比较高的。”初步统计，王重阳（1113—1169年）存诗550余首，马钰（1123—1183年）存诗530首，王处一（1142—1217年）存诗520余首，刘处玄（1147—1203年）存诗500余首，丘处机（1148—1227年）存诗420余首，姬志真（1192—1268年）存诗420余首。这么多的诗歌足以说明这些全真教徒重视诗歌这一文学样式。由于这些诗歌多以宣教悟道为主要内容，有些诗歌索然无味，所以长期以来没有引起文学研究者的足够重视。通行的文学史著作，基本上不论及全真教的诗歌，只有专题研究的著作，如詹石窗《南宋金元道教文学研究》设立专章研究“金元全真教之诗词”，左洪涛《金元时期道教文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研究全真教王重阳和全真七子的词作，学术界对全真教教徒的诗歌关注得比较少。这些诗歌的文学成就当然有限，研究价值不高，但它们能够体现出全真教教徒独特的诗学观，还是值得我们加以研究的。
一、以诗悟道传道
任何宗教都会利用文学样式来传播其教义。佛教有讲唱文学、僧诗，主张不立文字的禅宗也有禅诗，道教徒也有诗词创作。到唐宋时期，宗教文学已成规模成谱系。全真教虽然是新兴的宗教组织，但教派中人懂得利用诗歌发挥其优势。全真教作者诗词的一大宗内容是以诗悟道传道，其中少数诗歌借比喻、写景等文学技巧来言道，略具形象性和文采。如王重阳下列两首诗歌：
磨镜
磨镜争如磨我心，我心自照远还深。
鉴回名利真清净，显出虚无不委沉。
一片灵光开大道，万般莹彩出高岑。
教公认取玄玄宝，挂在明堂射古今。
春雨
一泽如膏贺太平，天垂荫祐洽民情。
行云作盖三光射，和气呈祥万汇生。
涤出慧心尤寂静，洗开道眼愈分明。
携筇便踏云霄路，请个清闲倒玉觥。
两首诗看似咏物，实际上都是借咏物来言道，只是侧重点略有差异。《磨镜》中的铜镜并不是一般咏物诗的咏吟对象，而是一喻体。第三联兼顾咏物与说教，开阔高远，气象不凡，最具诗意，其他几联都以说道为目标，不免干枯。《春雨》一诗以咏物为基础，以言道为导向，以抒怀结束，文学性相对较强，“携筇便踏云霄路”，清新健拔，“请个清闲倒玉觥”，类似士大夫的放达情怀。
诗言志的观念虽然是儒家的思想主张，但并没有将“志”局限在儒家思想之内。如果宽泛地理解，以诗歌传播全真教未尝不属于“诗言志”的范畴，全真教教徒的诗歌客观上拓展了诗歌的传“道”言“志”功能。但由于重在宣扬道义的目的与重在抒感的诗歌存在着天然的矛盾，所以大量以言道为目的的诗歌，抽象枯燥。下面再以王重阳的诗歌为例：
修行十二首（其一）
这个修行总不知，元来只是认真慈。
赤衣上士游山水，乌帽先生入火池。
白马嘶时金亦吼，青牛耕处玉无玼。
冲天柱地霞光照，笼罩翁婆最小儿。
示学道人七首（其一）
虚夸修炼炼何曾，只向人前街已能。
难晓儒门空怯士，不通释路却嫌僧。
色财丛里寻超越，酒肉林中觅举升。
在俗本来无一罪，盖缘学道万重增。
类似诗歌用浅显通俗的语言，夹杂一些宗教术语，宣扬全真教教旨，几乎就是全真教布道的韵语讲义，很难激起一般读者的兴趣。全真教中人大量创作这类诗歌，发挥诗歌喜闻乐见、易于传播接受的特点，其目的是宣扬其教义，将一些对全真教感兴趣的人发展为全真教教徒。
值得注意的是，宣扬道义、诱化他人并不是全真教教徒创作诗歌的唯一目的。另一重要目的是道友问交流教理、联络感情。王重阳与马钰之间反复唱和，结集为《重阳教化集》、《重阳分梨十化集》，宣扬“刳心遗形，忘情割爱，啬神挫锐、体虚观妙”的教旨。在这种往返唱和中，必然会有思想、语言交锋带来的乐趣。王重阳有首诗《见丹阳每和诗词，篇篇猛烈，有凌云之志，然未识心见性，难以为准，故引古诗云》：“一种灵禽舌软柔，高枝独坐叫无休。声声只道烧香火，未尽心头似口头”，作为教主，王重阳对马钰的道心提出质疑，用灵禽作比喻，可马钰不予承认，接过话头，自我辩解，发出誓言：“口善心慈性亦柔，万种尘缘一旦休。若是心口不相应，愿受铁钳拔舌头”。可以料想，王重阳读后应为之会心一笑。在现存全真教教徒的诗歌中，有不少诗是道友之间的交往、酬赠之作，其本质与士大夫之问的唱酬没有多大区别，依旧发挥着“诗可以群”的古老功用，只是将这种功能扩大到传统士大夫之外的宗教界。
二、抒发道情与诗情
全真教教徒在借诗歌悟道传教的同时，常常能与抒怀相结合，抒发一些人生感怀。王重阳甘河遇仙后，假托疯病，自掘一穴，修炼其中，号为“活死人墓”，写下多首题咏之作，宣扬自己的道教思想和人生态度。如《活死人墓赠宁伯功三十首》其一日：“活死人兮活死人，自埋四假便为因。墓中睡足偏惺洒，擘碎虚空踏碎尘。”他摈弃现实人生，摈弃肉体，从而走向全真养性的精神世界。诗中有宣道内容，也有抒情内涵，特别是末句“擘碎虚空踏碎尘”，态度决绝，果断有力。再比如王重阳著名的《自画骷髅》“此是前生王害风，因何偏爱走西东？任你骷髅郊野外，逍遥一性月明中”也是将肉体与真性灵对举，伫隋率性，如果不是“王害风”“骷髅”这类损害诗意的词语，该诗倒不失为一首洒脱优美的诗篇。
借诗抒怀一直是全真教教徒爱好写作诗歌的原因之一。全真教主张割绝世俗感情，“悟道全在绝尘情”（王重阳《唐公求修行二首》），与诗缘情的传统格格不入。道旨与诗情之间有时产生激烈矛盾。姬志真将自己喜欢作诗的冲动称为诗魔，一再克制诗魔。其《诗魔二首》称：“诗魔潜迹懒看书，拙讷忘情若太愚”；“诗魔今已竖降旗，又著南华故纸痴”，似乎道情一时战胜了诗魔，可是诗魔仍然没有消失，难以否定、废弃。全真教教徒一方面沿袭“诗言志”的传统，将“志”集中在道的范畴中，大量创作悟道诗、传道诗。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完全绝弃七情六欲，也需要抒发感情，同时，他们不可能完全置诗缘情的传统于不顾，不可能不受诗缘情的传统惯性影响。承安二年（1197年）冬，蒙古侵扰北方，在家乡山东隐居的丘处机心系边关，其《承安丁巳冬至后苦雪时有事北边》日：“冬前冬后雪漫漫，淑气消沉万物干。出塞马惊山路险，防边人苦铁衣寒。虽愁海北生灵苦，幸喜山东士庶安。日费国资三十万，如何性命不凋残”，表达对民生的忧虑。他像很多有良心的士大夫一样，由苦雪联想到边疆战事，联想到百姓凋残，尾联感情强烈。全诗几乎没有全真教的话语和背景。另一首《悯物》因天灾而发，寓有呼天抢地般的悲怆：“天苍苍兮临下土，胡为不救万灵苦。万灵日夜相凌迟，饮气吞声死无语。仰天大叫天不应，一物细琐枉劳形。安得大千复混沌，免教造物生精灵”。他觉得，“最苦有情物，难当无善心”（《悯物二首》），苍天如此不顾民生，还不如回到没有生命的混沌状态。他晚年怀着“我之帝所临河上，欲罢干戈致太平”（《中秋抵河上，其势若黄河……》）的理想，远赴边关，朝见成吉思汗，途中亲眼目睹尸横遍野的惨况，有《出峡复有诗二篇》日：“水北铁门犹自可，水南石峡太堪惊。两崖绝壁搀天耸，一涧寒波滚地倾。夹道横尸人掩鼻，溺溪长耳我伤情。十年万里干戈动，早晚回军复太平”。峭壁急流，百姓遗体，都触目惊心，激发出作者对太平的由衷期盼。在这些诗中，丘处机不但没有借宗教来麻痹自己，压抑感情，反而不加掩饰，直抒胸臆。
全真教教徒在诗中抒发得最多的自然是所谓的“道情”——既是道，也是情。丘处机中秋赏月，夫子自道：“云去云来不暂停，朝昏恍惚变阴晴。今宵幸对婵娟质，剩作新诗畅道情”（《八月十日，自昌乐县还潍州城北玉清观，作中秋诗十五首》）。由景及情，清幽雅洁。他有许多流连光景的诗歌，表明他经常借创作诗歌来打发时光。他的《答虢县猛安镇国》诗曰：“酷爱无人境，高飞出鸟笼。吟诗闲度日，观化静临风。杖策南山北，酣歌西坂东。红尘多少事，不到白云中。”诗中超越红尘的超脱悠闲，倒很有些陶诗的境界。他在赴牢山（鳌山）途中，“闲吟二十一首”，其中有诗曰：“咫尺洞天行不到，空余吟咏满囊诗”，“修真野客非才子，行到鳌山亦有诗”（《东莱即墨之牢山三围大海……》）。他是全真道师，不以诗人才子自居，却一路吟诗，以诗写景纪行抒怀，“满囊诗”、“亦有诗”体现了作者的自得之意。丘处机的弟子尹志平（1169—1251年）则干脆将诗情与道情并列。其《山中雨过赏月》日：“山静云收入夜清，月光澄彻九霄明。照人肝胆无他虑，惟有诗情与道情。”诗情由此前其他全真教作者中的潜在状态一下子变得明晰显豁起来。诗歌给尹志平带来了很多乐趣，“我今信步亦闲游，诗赋长吟兴未休”（《秋阳观作三首》），俨然是位专業诗人。正因为丘处机、尹志平等人承认和重视诗情，所以他们的诗歌感情更浓，文学性更强，优秀的诗篇也更多一些，即使是说道诗，也常常能将道情与诗情结合起来，“观物体道与审美感兴相融合”。如丘处机《幽居》：
台边水谷尤清旷，野外山家至寂寥。
绝塞云收天耿耿，空林夜静月萧萧。
扬眉瞬目开怀抱，散发披襟远市朝。
自解偷生岩嶂窟，谁能阐化桥。
该诗写其幽居的道人生活，前两联写野居清幽之景，第三联过渡到抒怀，暗含道情，但与士大夫的隐逸之情仍然并无二致，直到末句才以议论点明道情，露出全真教的面目。丘处机也有一些纯粹写景的诗歌，洒脱轻快，不见道情痕迹，如《春日登眺》：“残花冉冉飞红雨，落日依依散白毫。遥望西山官堠子，倚天孤耸一拳高”。类似诗歌很好地展现了这位全真教宗师的诗意情怀。
三、游戏文字
很多文人都有游戏文字的创作表现，游戏文字可谓是文学创作的动因之一。与传统文人士大夫相比，全真教教徒游戏文字的特点更加突出。他们大量创作次韵诗、组诗、杂体诗，将作诗当成消磨时光的游戏工具，用姬志真的话来说，就是“经卷诗囊闲戏具，药炉丹鼎老生涯”（《随流》），鲜明地体现出游戏文字的创作态度。
从体式来看，次韵诗和组诗都不新鲜。王重阳与马钰之间以及其他道友之间的往来唱和，大量运用次韵诗，正如其诗题所云：《余在终南太平宫，会京兆府运副陈公同众官一时以诗相困，予走笔应和二首》，“以诗相困”、次韵竞技、炫才逞博是这类诗的重要创作意图。有时他们还次韵古人之诗，如王重阳有七首次韵东坡《登州海市》的诗作，分别是：《腊日海上见海市用东坡韵》、《宁海军判官乌延乌出次韵》、《次韵》、《复用前韵》、《癸卯四月行化，道过福山，因借坡公（海市）诗韵以述怀，赠诸道友》、《予行化芝最，特承蓬莱道众见访，相别索诗，为借坡公韵藏头叠字赠焉》、《黄邑修设黄籙邀予作度师，既至，加持于全真庵，借东坡（海市）诗韵以示道众》。这七首诗并非同时所作，而且后两首诗还是藏头拆字诗，难度更大。王重阳、刘处玄、丘处机等人普遍爱作组诗，动辄数十首以上，如王重阳有《修行十二首》、《述怀三十六首》等组诗，谭处端有《述怀十一首》、《示门人七首》等组诗，刘处玄有《五言绝句颂一百六十首》、《五言绝句颂一百八十九首》等组诗，丘处机有《示众三十七首》、《修道二十首》等组诗。有的组诗还是次韵组诗，如马钰《和岐阳镇赵殿试十首》、《继綦大成韵七首》等，有的组诗是类似于次韵诗的同韵组诗，如王重阳《活死人墓赠宁伯功三十首》韵脚都是“人”“因”“尘”三字。有的虽然形式上不是组诗，一诗一题，但多首同韵。
王重阳、马钰等人还热衷于写作一些花样别出的藏头诗词、藏头拆字诗词、数字诗等杂体诗。王重阳所作的藏头诗是将诗歌首句的第一字暗藏于末旬最后一字中，《重阳全真集》卷二收录其藏头七律30首，藏头七绝30首。兹举一首《赠莱州平等会首徐守道》为例：
来乞觅意何如？口言公善事舒。
内珠珍常自守，心先祖姓其徐。
这是首七言绝句，如果不补齐每句所藏的首字，就无法释读。按照规则，首句第一个字隐藏在末句的最后一个字中，其他几句的首字隐藏在上一句的最后一字中，据此补齐后全诗当如下：
余来乞觅意何如？口口言公善事舒。
舍内珠珍常自守，寸心先祖姓其徐。这样的诗主要是文字游戏，既有写作难度，不能自如地表情达意，又有阅读难度，让读者费一番猜谜功夫。拆字藏头诗性质与此类似，区别在于指定一拆字对象，作为首句的第一个字，他们常常称为“拆起某字”。试举王重阳《七言诗》为例：
人姓马字宜甫，劝便将精紧固。
禀心依肯自匡，风欢喜庵中住。诗末自注：拆起主字。全诗读法如下：
主人姓马字宜甫，一劝便将精紧固。
口禀心依肯自匡，王风欢喜庵中住。他们创作、阅读这类诗歌，应该体会到智力游戏的乐趣。他们还创作一至七言体，字数随着句子逐渐由一字增加到七字，此前白居易等人有这类诗作，王重阳亦有多首这样的诗歌，如《酒》：
酒，酒，恶唇，脏口。性多昏，神不秀。损败真元，消磨眉寿。半酣愁腑肠，大醉摧心首。于己唯恣猖狂，对人曼没惭忸。不如不饮永醒醒，无害无灾修九九。
王重阳、马钰等全真教教徒似乎对诗歌体式有着特殊的偏好，对各种体式都有探索的兴趣。除前引七律、七绝藏头拆字之外，还有三言律诗、七言连珠等特殊样式。前者如王重阳《三言律诗四首》，其一日：“王风子，总不求。分子午，旭春秋。炎离坎，出虎牛。铅与汞，结成休”。后者如马钰《连珠颂》：“我心有病我心医，人是人非人岂知。搜妙搜玄搜获正，不争不竞不修持。常清常净常生善，要道要行要拯危。怀玉怀仁怀救度，起心起念起慈悲”。
全真教教徒这些游戏文字的杂体诗，其影响主要局限于全真教道友之间，而且以全真教前期教徒居多。丘处机等中后期宗师则放弃杂体诗，转而注重以诗言道抒怀。
【论文摘要】韩偓的自传诗是诗人生命历程的一个生动的展示。诗人在他人生的每一个时期都留下了许多动人的篇章，有着鲜明的特征，都反映了他的生活和思想经历。总体上都体现了一种感伤的情调。纵观他的全部诗歌，我们发现“诗史”性质是他诗歌有别与同时代诗人的最大特点。
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作自传的传统由来己久。在诗歌领域内，早就有了像蔡琰的《悲愤诗》这样的自传性的作品。“与西方诗歌比较……自传性是中国文人诗歌创作乃至除小说、戏剧之外的其他文体创作的一个首要特征。”中国诗人常常把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件、经验及由此产生的情感、思念一一写进诗作中。即使不是叙写了诗人人生的全部，至少是写了一部分。如果诗的叙事以很长的时间为对象，就自然地形成了诗体的自传。我们将诗人的这样的作品称为“自传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晚唐诗人韩偓正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自传诗人。他的各个时期的诗作连缀在一起就是诗人人生完整的自传。韩偓生活在唐末易代之际，韩偓以他的全部诗作，真切地展示了他感性的人生体验过程，他的诗歌和他的个人经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通过他的诗歌我们可以清楚地窥探到诗人心灵发展的历史乃至晚唐社会生活的真实图景。
一、韩偓自传诗的内容
韩偓的自传诗，根据所反映的情感世界和社会生活内容，分为以下四类：
1．儿女情怀、怅惘意绪。《香奁集》是韩偓自传诗的第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常常被认为是描写艳情之作，贬多褒少。但细读全集，似乎还隐含了诗人一段早年刻骨铭心的恋情。
《香奁集》刻画了一个对爱情执着追求抒情主人公形象。从这些小诗中，我们看到诗人将纯真专一的爱情奉献给了自己所倾心的女子，其热切爱恋，历数十年而不衰，甚而更显其深沉真挚、惆怅而婉约。《寒食日重游李氏园亭有怀》一诗以怅惘感伤的心情，借寒食游园一事，追忆了若干年前与某女子相会时的温馨缠绵，对天各一方的情人表示了深切的追念。《倚醉》写一帘之隔、两处相思，纯从人在室外的感受、动作和周围的环境景物来烘托那种“咫尺有如天涯”的惆怅心理，特别婉约而深情。《寒食夜》首句“恻恻轻寒翦翦风”，先使诗篇笼罩一层凄迷的气氛；次句“小梅飘雪杏花红”，更为诗篇染上一层张艳的色彩。有了这两层烘染，才能托出第三句中“那人”不见的空虚之感和“纤手香凝”的绮丽之思。诗的结句“楼阁朦胧烟雨中”，直接从第三句发生，把诗人的一腔柔情推向夜雨朦胧的楼阁之中，让人感到情意隐约，余味无穷。
徐增的《而庵说唐诗》对《效崔国辅体四首》中“淡月照中庭”一诗评得最好。他说：“无人作伴月也淡了，‘照中庭’是月下寂然也，海棠花无人去欣赏她，只合自落而己。室中月映，户外花落，银缸屡剔，睡又不能，乃独身悄然立于帘前，低头看阶，只见冷风飕飕秋千架影两条摇动而己，未免有情，何以堪此。”其实海棠花开也好，落也好，有人关切也罢，无人欣赏也罢，分明只有一颗孤独而寂寞的心。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只要有生命的存在，就有爱情的缠绵。对爱情的追求真诚而执着，诗人一往情深，情深处，即伤心处，于是深情的倾诉纠结为一腔儿女情怀、怅惘意绪。
2．翰苑承旨、雍容自适。光化三年，刘季述等发动兵变，囚禁昭宗，宰相崔胤定计策迎昭宗复位。韩偓参与定策有功，于天复元年受翰林学士、迁中书舍人。从光化三年到天复三年，苑翰生活的三年成就了韩偓其人其诗，是真正改变韩偓人生的重大经历。
翰苑生活使他感到肃穆崇重、雍容适意，他在《与吴子华侍郎同年玉堂同值，怀恩叙恳，因成长句四韵兼呈诸同年》一诗中写了声名的显赫与身份的富贵。《雨后月中玉堂闲坐》也流露出了这一心态。这首诗后有一段小注：“禁暑严密，非本院人受讫，授院使，院使授学士。”诗人写下这一翰苑制度是颇有用意的。诗中写了时雨洗暑，凉月在空，既无闲事，又无余暑。更有冰盘果子、绿香熨齿，水殿风吹、侵人肌肤。加之受宠重的地位，诗人此时的心情我们不难想象。这种生活、心态情感也同样表现在他的另外一些诗歌中。如《六月十七日召对，自辰及甲，方归本院》，这一次召对，《资治通鉴》卷二六二天复元年六月条记载：“上之反正也，……丁卯，上独召偓，问日：‘赦使中为恶者如林，何以处之?’对日：……上深以为然，日：‘此事终以属卿’。”诗人这一次被皇上召对，时间长达四个时辰，而召对的内容是重大机密事件对这次的召对诗人的心情是极为愉快的，诗中用了东方朔只能以诙谐取悦汉皇的典故来反衬自己“处可机密，率与帝意合”的受宠的地位和得意的情态。《中秋值禁》描绘了他于草制毕，“紫泥封后”，登楼凭栏，那种“露和玉屑金盘冷，月射珠光贝阕寒。天衬楼台笼苑外，风吹歌管下云端”的舒适愉悦心情。《赐日宴作》《朝退抒怀》等诗都生动地描摹了受恩宠的自适。以至晚年漂泊流寓闽地时，想起这一段生活时，仍不禁潸然泪下：“相逢莫话金銮事，触拨伤心不愿闻。”(《赠僧》)“金銮岁岁长宣赐，忍泪看天忆”(《湖南绝少含桃，偶有人以新摘者见惠，感事伤怀，因成四韵》)
《十国春秋》载诗人到晚年谪居南安时，还珍藏着当年保留下来的烧残龙风烛和金缕巾作纪念，可见翰苑的生活在他一生中的重要地位。
3．天涯迁客、悲愤深挚。韩偓是晚唐一个很有气节的大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总结了韩偓忠义亮节：“予尝谓偓有君子之道四焉：《诗》日：‘风雨如晦，鸡呜不已。’偓之谓矣。“晁公武的赞赏，正是韩偓遭贬流寓的最主要的原由。韩偓对朱全忠不肯曲意逢迎，极力维护昭宗的皇帝威仪，这于朱全忠蓄谋篡夺帝位的行动，无疑是一大障碍，朱全忠当然要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了。
韩偓一生一共遭到三次贬谪，第一次贬官在乾宁四年六月，做诗《余自刑部员外郎为时权所挤，值盘石出镇藩屏，朝选宾佐，以余充值掌书记，郁郁不乐，因成长旬寄所知》。这次贬官对韩偓影响不大。第二次贬官在天复二年风翔行在。因宰相韦贻范居丧求起复，韩偓拒不草麻一事，这一次也只是官职略降，皇帝的信任并不稍减，所以这次贬官对韩偓打击仍然不大。
韩偓的第三次贬官导火线是因为韩偓“侍宴无辄立，二公将以我为知礼”触怒了朱全忠，其实朱全忠厌恶韩偓已经很久了。所以韩偓的这次贬官可以说是偶然中的必然，归根到底是由韩偓忠梗的气节所致。
诗人被贬后，朝廷很快被朱全忠、崔胤所控制，昭宗被逼迁都洛阳并被杀。韩偓遭迫害，又在贬谪途中经历了这一段残暴血腥的历史沧桑，作为李唐皇室的忠耿大臣，他对权奸们充满了憎恶，常常将这种心情流泻于笔端。《故都》以“掩鼻计成终不觉”，讽喻朱全忠伪装效忠唐皇室，但终难掩盖他们弑君篡位的丑行。《八月六日作四首》以联章，伤悼昭宗被杀一事。诗中对叛臣篡逆的猖狂，宗国将亡的悲惨以及自己回天无力的悲愤，都进行了真实的描写。作于后梁太祖开平元年的《感事三十四韵》记下了唐将亡时权奸误国篡权、谗害忠良的鬼魅横行的政局：“恭显诚甘罪，韦平亦恃权……谅直寻钳口，奸纤益比肩。晋谗终不解，鲁瘠竞难痊。只拟诛黄皓，何曾识霸先……中原成劫火，东海遂桑田。”诗人对权奸们既痛恨，又充满了蔑视的讥笑和诅咒。全诗笔势纵横，辞气淋漓，字字血泪，声声悲愤，简直就是一首唐末的政治史诗。诗的最后四句：“郁郁空狂叫，微微几病癫。丹梯倚寥廓，终去问青天。”写出了诗人的无奈和激愤，使全诗平添了一丝悲凉的色彩。
诗人还写了很多表示伤悼唐亡的诗，表现了诗人深沉的故国之思。《故都》一诗中，诗人以他杰出的想象，展现了一幅长安衰败凄凉的图景。全诗前四句极写故都长安的衰败，天祜元年正月，朱全忠胁迫昭宗东迁洛阳，毁掉长安“公室百司”及“民间庐合”，长安于是成为废墟。到诗人写作这首诗时，已经快三年了，想起来景色当更加凄凉、萧条。“天涯烈士”是作者自指，“地下强魂”指崔胤，崔胤引狼入室，借朱全忠之手想消灭朝中宦官，结果导致了唐王朝的覆灭，自己也为权奸所害，身首异处，所以诗人称他“欲噬脐”。最后两句用了两个典故揭露了朱全忠的阴谋和自己内心的愧疚与自责，语意极为沉痛。“《唐宋诗举要》：吴汝纶日：此国亡后作慷慨欲报之意，情见乎词，至意旨之悲哀抑郁，与《离骚》、《招魂》异曲同工矣。”
诗人怀念故都之情，在其他诗中也有流露，像“忍泪看天忆”“去国正悲同旅雁，隔江何忍更啼莺”“魂断方惊魏阕赊”汉陵魂断草连天”等等。
4．玉山樵人、隐逸情怀。中国传统文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人生理想，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们还未步入仕途，却都有一种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准备着日后要有所作为；而当他们掌握了一定的权利后，他们更是愿意大展宏图，要协助帝王实现“民胞物与”的理想；但是当他们在官场上屡屡失意，甚至受到重大的挫折和打击，他们便自然地产生了归隐林泉、终老沧州的隐遁思想。
韩偓的《汉江行次》第一次向我们展示了诗人的遁世思想。诗歌用“幡竿“残日”“青林”“白鸟”“牧笛”“渔歌”等意象，为我们展示了家乡明净、和谐的景致。最后一句“痛忆家乡旧钓矶”，既是思乡，更表达了渴望回家乡做一个垂钓江边的隐士的愿望。污浊的现实和官场的蹭蹬，使诗人对当时政治现实的险恶已经洞若观火，优游林泉无疑成了他最终也无奈的归宿。
这样的想法在韩偓此后的诗作中，屡屡可见。如“宦途险难测，稳泊渔舟隐姓名。”
再如《即目二首》“……宦途弃掷须甘分，回避红尘是所长。”值得注意的是，诗人用了“须甘分”，可见诗人心中并不甘心，所以须时时告诫自己，同时还得安慰自己：“回避红尘是所长”，避开纷扰的尘世当是最好的选择。从诗句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其实还未平静的心。所以在诗中，又有“格卑尝恨足牵仍，欲学忘情似不能。”《格卑》)尽管知道回避红尘是最好的选择，可是诗人仍旧不能忘情。这种“欲去更迟留，心中久交战。”(《暴雨》)的矛盾心理当是他一段时期以来的思想主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唐室的覆亡，年龄的老迈，他隐逸的心理逐渐地趋于平定，坚定地走向了隐居之路。《小隐》《卜隐》《闲居》《南安寓止》《幽独》《秋村》《夜船》《息虑》《野钓》《醉着》等等都是他贬谪以至入闽后，表现他隐逸生活与情感的诗篇。
韩偓晚年自号“玉山樵人”，从这四个字中我们隐隐约约可以读出诗人坎坷而无奈的一生。
二、韩偓自传诗的特点
1．深情和感伤。韩偓的自传诗歌，无论哪种题材都充满着深情和感伤的特点。“香奁诗”抒写男女之情中融入身世之感，透出浓郁的感伤情调；离家在外，思念兄弟，则“襟怀凄怆鬓苍然”“其奈而今更长年”(《寄上兄长》)；《秋霖夜忆家》：“背灯愁泣到天明”“一滴秋霖白一茎。”则表达了对家人的深情，《对床夜语》卷五评它：“凄楚可悲”。(《韩偓诗注》28页)怀念故国时，“故都遥想草凄凄”、“宫鸦犹绕女墙啼”(《故都》)；感念皇帝时，“心为感恩惨戚”(《秋郊闲望有感》)、“忍泪看天忆”(《湖南绝少含桃，偶有人以新摘者见惠，感事伤怀，因成四韵》)、“指座深恩刻寸肠”(《感旧》)；诗人甚至将召对时龙风残烛“悉数收藏”。韩健所处的时代正是唐王朝混乱崩坏、农民起义频发、军阀战乱不断的时代，诗人对国家和人民并没有忘怀，他常常用诗作反映混乱局面和亡圈的哀痛，抒发心中的无奈和感慨。“曾向天涯怀此恨，见君呜咽更凄凉”(《见别离者因赠之》)、“雄豪亦有流年恨，况是离魂易黯然。”(《流年》)。像“伤心”“惆怅”“凄然”“离魂‘垂泪”“长叹”“黯然”一类的字眼在韩诗中常常可以见到。
2．诗史特点。韩偓自传诗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它的“诗史”性质。“诗史”一说始于晚唐孟柴《本事诗》。他在《本事诗·高逸第三》中论述了杜甫诗歌的“各叙其事”和“尽得其故迹”，即以史笔入诗的功能。宋·胡宗愈《成都草堂诗碑序》则称道杜诗忠实地记录了自己人生与情感的历程，深刻反映了时代社会面貌。“诗史”提出后，后世评论家加以沿用推行，逐渐成了一个较为确定的符号了。杜甫的诗歌反映安史之乱时的社会现实、真实地记录诗人的人生与情感历程，韩偓亲自经历了唐末的战乱，特别是昭宗时期、朝廷的多次，韩偓或目睹或参与，期问许多事在他的诗中都有所反映，这些诗都可以说是“推见至隐”的“诗史”。
韩偓任朝官期间的诗是直接反映唐室衰颓、社会动乱的作品，情景真切、风格沉郁，充分表现了诗人关注时事与民生疾苦的拳拳之心。《乱后却至近甸有感》写了乾宁二年昭宗躲避李茂贞和王行瑜之乱，自终南山回京后诗人的感受。诗用“狂童”比“韩全诲”，形象地说明了三镇叛军把祸乱京城视同儿戏，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百姓家家户户都离家逃难、魂散他乡，终于导致户生茂草，渠溢园荒。《瀛奎律髓》评其：“唐僖、昭以来，其乱如此。”(见《韩偓诗注》230页)可见，韩诗所记，均为史实。
韩偓政治诗场面逼真如见，“仗剑夜巡城，衣襟满霜霰。贼火遍郊炯，飞焰侵星汉。”《乾宁三年丙辰在奉天重围作》)描绘了战火分飞下拒守围城的艰辛；《辛酉岁冬十一月，随驾幸歧下作》，写于唐昭宗天复元年，《新唐书·韩偓列传》：“及胤召朱全忠讨全诲，汴兵将至，偓劝胤督茂贞还卫卒。又劝表暴内臣罪，因诛全诲等；……偓夜追及鄂，见帝恸哭。至风翔，迁兵部侍郎，进承旨。”即是写作此诗的直接背景。“晓题御服颁群吏，夜发宫嫔诏列侯。”再现了劫乱骤起之际、仓皇应变的宫廷场景。《冬至夜作》题下注明：“天复二年壬戌，随驾在风翔府。”据《资治通鉴》天复元年十一月记载，这时候朱全忠引兵七万，目的在于入京从韩全诲手中夺得昭宗。“壬子，韩全诲等陈兵殿前……全诲等逼上下楼……庭无群臣，旁无侍者……回顾禁中，火己赫然。是夕，宿鄂县。”可见这首诗正是有感于上一年冬至夜昭宗为韩全诲等人所劫持幸风翔之变故，诗人抚今追昔，以冬至为题，深慨成咏。韩惺以政治家的敏锐，已经预见了时局的变动。末句唯恐勤王之师又将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尾联之所谓“惨舒无定”“蚊响成雷”之忧，不幸皆成谶语。前文提到的《感事三十四韵》历叙初入翰林、昭宗反正、沥心庶政、风翔劫迁、全忠篡唐等史实。《八月六日作四首》以联章、伤悼昭宗被弑一事。诗歌对叛臣篡逆的猖狂，宗国将亡的悲惨以及自己回天无力的悲愤，都进行了真实的描述。
一 看诗题，明白题意
拿到一首诗，首先要引导学生看标题，大体明白题意，确定诗歌是写什么，读懂诗歌的感情基调。有的标题点明了事由，如陈与义的《怀天经，智老，因访之》；有的标题点明了时间、事由，如李华的《春行即兴》；有的标题点明了时间、地点、事由，如白居易的《邯郸冬至夜思家》；有的标题可以流露诗人的感情，如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个“送”字，说明了此诗表现的是惜别之情。明白了诗题大意，就抓住了该诗的总纲、确定了思考方向以及诗歌所涉及的范围。
二 看作者，把握风格
每个作者都有各自不同的风格，了解诗人的相关资料是鉴赏诗歌形象的前提。诗人的相关资料主要包括生平经历、代表作、所处时代特征、作者的政治主张、诗歌具体的创作背景等。托物言志的诗更需关注诗人的生平经历。如赏析陶渊明的诗歌，就必须了解他的一生，抓住“隐者”、喜爱、向往自然、厌倦官场等生活关键点；看到李白的诗，就想到豪放飘逸；看到杜甫的诗，就想到沉郁顿挫；看到刘禹锡的诗，就想到意气纵横，情深语健；看到李贺的诗，就想到奇丽、变幻莫测。
三 看注释，明白缘由
有些诗作，会对诗题或作者，或诗中的某个词、句做出相应注释，从这些注释中能进一步提取相应的信息，使读者对诗的理解更加具体化、明晰化。如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新课标全国卷《雨雪曲》一诗，诗后就有注释，从这个注释中，能够了解到作者江总的简单情况，联系作者的时代背景，有利于诗句的理解和把握。这和学诗要“知人论世”是相通的。如杜甫的诗句：
江畔独步寻花
黄四娘家花满溪，千朵万朵压枝低。
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注释：杜甫居成都草堂，历经离乱之后，开始有了安身的处所，诗人为此感到欣慰。春暖花开时节，独自散步在江边，情随景生，就写出了这首诗。
要正确地把握杜甫在这首诗中所表露的对生活的态度，即思想感情，我们只要读一读诗的注释，就不难看出诗人对生活的态度是积极的、思想感情是欣喜的。
四 看意象，构建意境
这是读懂诗的关键一步。意象是诗歌中表现诗人情、思、意、趣的感性对象（或是作者在诗中选取的熔铸作者思想感情的事物），是构织诗歌形象的主要因素，其关键在于把握“象”；意境是诗词艺术美的集中表现，它是诗人强烈的主观思想感情与生动形象的客观事物相契合，是诗词创造出来的一种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是探知诗人感情的重要途径，其关键在于把握“境”。在意境的创设上，有不同的风格，同时蕴涵着不同的情感，关键在于把握蕴含其中的“意”。如杜甫的《登高》，意象：风、天、猿、渚、沙、鸟、落木、长江等；意境：沉郁悲凉，雄浑开阔。
古代许多写景诗具有“诗中有画”的特点。欣赏诗的画面美，主要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物象的组合方式，二是画面色彩，三是动态，四是静态。如李清照《声声慢》中的“黄花”、“梧桐”、“细雨”、“黄昏”就是词人以凄清萧索的环境来烘托凄惨悲切的心境。在词中，无论满地的黄花，还是窗外的梧桐和黄昏的细雨，都是生愁、助愁的。可以说是景景含愁、处处成愁。
一般而言，色调明丽、画面鲜活，诗人的情感就高昂乐观；色调阴暗、画面凄凉，诗人的情感就低沉伤感。如赏析2010年新课标全国卷的考查材料《雨雪曲》时，只要抓住“寒”、“暗”等词，就能品味出诗中的凄凉。古代诗词常是感情深沉、含蓄不露、富有哲理，在表面意义之下，还可以挖掘到其深层含意，这正是作者要表达的主题。如李白的《早发白帝城》，从字面看是写一段行程，水流急、船行快，实质是写心情的轻松和愉悦。诗歌中的湖光山色、田园桑林、大漠孤城之类的景物，因往往不再是纯自然界的景物，而是融合了诗人主观情感的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所以它们常常寄托了诗人对社会生活的感悟和看法。
五 看诗眼，把握情感
所谓诗眼，就是一诗或一句中最警策的字，一字锤炼得好，足使全句生色。诗眼集中体现了诗人的情感和文章主题。如唐代诗人柳宗元《与浩初上人同看寄京华亲故》一诗中第四句“散向峰头望故乡”中的“望”字即诗眼，虚写置身峰头，收束全篇。即表现了对故乡的思念，也表达了对“京华亲故”一为援手的急切期待。
中图分类号：I207.7文献表示码：A文章编号：1003-2738（2011）12-0102-01
摘要：陈义芝是中国台湾著名的诗人，活跃于当代台湾诗坛，著有诗集《青衫》、《新婚别》、《我年轻的恋人》、《不安的居住》，诗歌中融会传统与现代于一体，以“诗如练剑，正道大法”为创作宗旨。其诗歌创作中有深深的思乡情愁，其对川渝三峡的一系列诗歌，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对巴渝三峡的书写，洋溢着一种别样的思乡具有深深的中华三峡血统。
关键词：文学；陈义芝；川渝诗歌；思乡愁情；三峡情
陈义芝，是活跃于台湾现当代的诗人，在诗坛上享有很高的威望。同时，其根其宗，却在我们三峡大地：重庆忠州，可以说是大半个重庆娃儿！其著有多部诗集，在其诗歌中，有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以描写川渝、三峡为主要内容，抒发其浓浓的思乡愁情，具有浓厚的中华民族情。主要包括：《出川前记》、《川行即事》（又称返乡诗诗十首）《新婚别》、《一种茶》、《回音》等。总之，其这类诗歌倾注了自己满腔的思乡愁情，具有浓厚的故乡情、三峡情！
一、忠州之子――陈义芝
陈义芝，1953年出生，祖籍重庆市忠县，其父于1949年漂泊台湾，于1953年出生于台湾花莲，三岁移居彰化。毕业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香港东亚研究所文学硕士，高雄师范大学博士候选人。1980年进《联合报》，1997年任副刊主编，曾获台湾教育部散文奖、时报文学推荐奖、图书金鼎奖、出版资讯金鼎奖、中兴文艺奖、中山文艺奖、台湾诗人奖等。虽然其名声远扬海内外，但却并没有忘却自己是忠州三峡的孩子，虽未在三峡出生，但仍然可以说是“在长江母亲的怀抱里喝着川江水长大”[2]的，只不过这是超越时空限制，虽身在台湾但却心系三峡的无数三峡人，用血泪汇聚的血色长江，足以温暖三峡海岛诗人那颗受伤的心，慰藉那种思愁别情。
二、川渝诗歌中的乡愁别情
自古以来，“思乡”一直是历代文人诗歌中的不老主题，陈义芝亦是如此，其诗歌中，有道独特的风景线：以三峡川渝为内容，抒发自己思乡愁情的诗歌，在这类诗歌中充分的体现了诗人作为三峡之子。以下我们就从陈义芝的几首描写巴渝故乡诗歌，进行具体的分析，一起去领略那份独特的三峡思乡情！
《新婚别》是诗人于1989年出版的诗集，和诗人杜甫诗歌《新婚别》同名，诗集充满了人间之爱、泥土之情、乡里之思，三者行成一有机整体。体现了诗人一贯的创作风格；拥抱抒情传统，重视语言创新、强调形音义的化合，不标新立异、不随波逐流。其中的《新婚别》一诗，采用“古体新写”艺术处理方法，在诗的序中，写到“去年回四川，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妇托我带信来台，寻当年形势仓皇中她一去无音讯的丈夫”，全诗以此展开，书写了大时代下川渝人民的悲苦命运，令人刻骨铭心。
《四川水患》是诗人心系川渝人民的又一很好的证明：
该诗的开头这样写道：
四川，深陷的一只独眼|留下三行泪|地图上从右起|嘉陵江、沱江、岷江。
结尾写道：
我掏出那副新配的眼镜|在台湾八月的早报上|在多雾的蜀地|梭巡|一个字一个字|悚悚惕惕|寻找家乡的消息。
诗歌开头，通过意象的选取，给人一种悲壮的气氛，奠定了全诗的感情基调；结尾点明了该诗的主旨“寻找家乡的信息，反映了这位三峡诗人虽身处海岛，却依然心系多难的家乡，可以说是：“有范仲淹的先忧后乐的遗风”[3]。
《出川即事》（又称返乡诗十首），具有鲜明的三峡地域特色，全诗另设的十个小题节段，以《西飞重庆》为始、《待决的课题为终》，想象时密时疏，体现了诗人深厚的诗歌功底该诗另设的十个小题节段，全诗叙事与乡愁之情有机的融为一体，体现了深藏诗人心底的那份乡愁别情。我们仅以其中的两节作简要的分析：
川行即事之一《西飞重庆》
一、高空俯瞰 三、一张张亲切的脸在眼底闪过
大地是一张脸 其实是一座座村落，不知名却倍感熟悉
棱线分明，五官清楚 如我儿时远足行经的台湾乡下
凸起苍额，隆准和 隔世重逢
丰润的唇，呼喊我去看那 始信江山如画
生在山川长在山川时间的烟幕起起落落不能改变它
化成泥依山川的同胞云间是中国云和还是
二、一千六百公里，自上海飞重庆 四、三十年前岛上，田间小路舔舐棉花糖
俯瞰河流蜿蜒 而今在另一陌生的路上
如掌纹为大地注入生命 辽天以棉花糖海迎我
牵引我痉挛的血管 唤我，带着童稚的心
凌风拖住遏抑不住的 尽管沧桑早已成形像皱纹无法消除
奔突的心 难以成眠的夜正以我奔向家乡的速度
奔向我
《西飞重庆》作为《川行即事》中的第一首，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为《川行即事》奠定了一种思乡的感情基调，全诗讲述了自己从上海飞至重庆，从上空俯瞰自己魅力的故乡重庆时的所想所感。诗人因太过激动兴奋，夜不能寐，一心只想回到自己的故乡重庆忠县！早日踏上那块熟悉而又陌生的忠州故乡，去品尝忠县的《麻辣小面》，有诗为证：
川行即事之五《麻辣小面》
天刚亮就在炉子上烫面
土陶碗实实的土
而花椒确实正宗的麻
胡椒，正宗的辣
卖五角钱一碗
我唏哩唿噜趁热吞下
像长江水一样久长的麻辣面哟
吞下历史的龙蛇，文化的水怪
将我心扎紧
不教痛，但教堵住胸口
说不出一句话
全诗采用生活化的语言，简单朴实，以故乡（重庆忠县）的麻辣小面作为自己情感的载体，以“麻辣”写出了作者心中的那份火热的激情，全诗洋溢喜悦之情，作为三峡海岛诗人不忘故乡，时时心系故乡。诗人在“乡愁的古老弦上，弹奏着麻而且辣的新声。”[2]。
当然以上四首诗只是三峡海岛诗人陈义芝川渝乡愁诗歌中的一小部分，但却足以表明诗人时时心系三峡川渝、心怀思乡愁情，具有深深的三峡文化情结。
三、浓浓的故乡情、三峡情
众多如陈义芝般的海岛诗人用笔墨，加上那颗火热的心，筑起了一道乡愁诗歌的桥梁，拉近了无数三峡海岛人的距离，在陈义芝的带领下，听着那首唱遍全球的乡愁之歌，走向我们巴渝、三峡！
总之，诗人陈义芝，虽然远在我们的海岛：台湾。但他却没有忘记他的第一故乡重庆忠县，没有忘记川渝、三峡，始终心系三峡川渝、心怀思乡别情，给我们创造的思乡别情的诗歌，宛如一首首伤感而又悦耳的歌谣，唱响了一代代无数远在海岛台湾的三峡人的心中的那份乡愁别情！
参考文献：
[1]沈奇.《时间、家园与本色写作――评陈义芝的诗》［D］.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卷，1997年第1期（总第9期）。
[2]陶德宗.《论台湾文化的中华血统》［D］.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4期。
[3]李元洛.《传统与现代的交融――略论陈义芝的诗》［D］.台湾文学之窗。
[4]陈义芝.《陈义芝自选诗集》［M］.台北.udn数位阅读网，2011年2月8日。
[5]陈义芝.《不尽长江滚滚来》［M］.台北.幼狮出版公司，1993年。
每一个有独特性的诗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创作意象。在艾青的成长历程中，太阳成为他诗歌创作的永恒主题之一。在“太阳”的意象里，流露出诗人对光明、理想、美好生活热烈的不息的追求和向往。诗人说：“凡是能够促使人类向上发展的，都是美丽的，都是善的，也都是诗的。”在《黎明》一诗中，艾青写道：“我永远不会绝望/却只以燃烧着痛苦的嘴/问向东方/‘黎明怎不到来?’”，表达了诗人对“黎明”的焦灼盼望。现实关怀和人民意识是我们解读艾青诗歌创作无法绕开的话题。可以说，在抗战烽火的推动下，艾青将中国知识分子的个人意识融入了人民意识，用眼睛与心昭示一个民族的苦难历史和痛苦的黎明。艾青是中国现当代最富有理性精神的诗人。现代教育培养了他高度的理性精神和深厚的中西文化素养，他对现实的紧密关注和深刻思考，使他的诗具有很好的阅读张力。
在《黎明的通知》一诗中，诗人赋予“黎明”全新的意义。本诗写作于1942年初，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但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抗日力量、坚持抗战思想的领导下，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请他们来欢迎我/白日的先驱/光明的使者。”“趁这夜已经快完了/请告诉他们/说他们所等待的就要来了!”在诗里，诗人化身为“黎明”，呼唤光明和希望的到来，表现了诗人对抗日战争必胜的坚定信心。诗人从重庆奔赴延安，以敏感的眼光看到了即将到来的曙光，因而他在诗中要叫醒“女人”、“男子”、“情人”、“少女”、“母亲”、“婴孩”、“产妇”、“负伤者”、“难民”等等，他要请“一切的不幸者”、“一切爱生活的人”全去迎接黎明的到来。诗豪情满怀，有一种血与火之后的胜利和新生，强化了诗人对民族崛起的信心，不免使我们想起郭沫若的《凤凰涅》。
诗以情成篇，以情动人。艾青曾说：“诗人只能以他的由衷之言去摇撼人们的心。”“并不是每首诗都在写自己；但是，每首诗都由自己去写――就是通过自己的心去写。”《黎明的通知》就是诗人“通过自己的心”写出的诗。全诗以“黎明”和诗人的对话口吻来写，诗中的“我”就是“黎明”，“你”则是诗人，“他们”是指渴求光明的人们。诗人有意赋予“黎明”以生命，这就使全诗充满人性化的美，格调清新、活泼。诗中采用第一人称口吻叙述，使描写的画面和抒发的情感显得真实动人，也便于产生联想和想象，使诗人能与“我”融为一体，纵横诗情。全诗大量运用排比，反复铺陈，层层递进，给人以行云流水之感；节奏鲜明，琅琅上口，有珠走泉流之妙，从情绪、语言到节奏构成了诗的内在旋律，具有一种迷人的艺术美。
作为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艾青继承了所奠定的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和忧患意识，生活经历的苦痛，使他沉重地思考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他把自己的生命融合在一个民族必将新生的信念中，他的一生和他的诗一样，丰富而沉重。
一、它符合人们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认识的规律认为， 我们认识事物一般总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这样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从初步感知诗歌大意， 到深入理解诗句， 再到体味诗歌的艺术境界， 符合人们的认识过程。
二、它符合语文阅读教学一般过程， 即“从初读课文整体感知到局部讲读加深理解， 最后到总结课文整体研读”。因而这种教学结构更符合语文阅读教学的规律， 更具有科学性， 在教学过程中更能收到好的效果。
一、知诗意这是古诗教学的第一步， 教师着眼全诗， 引导学生通过多种方式获取全诗有关的概略性信息， 初步地感知诗意。1.从插图入手感知诗意。现行小语教材中， 几乎每首古诗都配有插图， 这些图往往从某些角度揭示了诗意， 教师必须充分地利用“图资源”。教学时， 可先指导学生观察图画， 在观图中让学生了解诗歌大意。如《游园不值》的插图是诗人在春日去访友没碰上， 却见友人院内已是春色满园， 一枝红杏探出院墙。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观察图画， 明确: 图中画的是谁? 什么季节? 他在干什么? 看到了什么?这些问题有机地联系起来， 就是这首诗要表现的基本内容。2.从诗题入手感知诗意。有的诗题就揭示了诗的基本内容， 学生只要懂得了诗题的意思， 就能初步感知全诗内容。如《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一诗， 可引导学生先弄清“九月九日”、“山东”、“忆”等词语所指的意思， 这首诗的内容大体上就了解了。3.从旧知入手感知诗意。学生学习过一段时间古诗后， 就会逐步储备积累一些古诗的知识， 这时教师就可以调动学生已有的旧知，促进对新授诗的感知。教师要善于寻找到恰当的“知识停靠点”， 如教学《泊船瓜洲》时， 让学生在初读的基础上， 引导他们回忆以往学过的古诗， 哪些诗的诗题与此诗相似， 如《宿建德江》， 这样的诗一般是写什么的? 猜想一下， 要学的这首诗可能是写什么的?对于小学生来说， 初步感知诗意是学习一首古诗的起始， 因而，其认识是粗浅的、表层的、概略的。这时教师应该允许“不求甚解”，不必提过高的要求， 甚至对某些认识上的偏差， 教师也可以暂时放一放， 而在以下几个环节的学习中再来解决。二、解诗句学生对全诗大意有了整体上的感知后， 接下来可以指导学生学习诗歌的词语和句子， 通过对诗歌词、句的进一步理解， 深化对全诗的理解， 纠正初步感知时可能出现的偏差， 为体味诗情、进入诗歌意境做好准备。解释诗句要围绕阅读目标进行， 因而首先必须明确阅读目标。抓住诗歌大意， 教师指导学生思维发散， 引导学生提出疑问， 最后师生共同确立阅读目标。如《泊船瓜洲》的诗歌大意是诗人瓜洲夜泊时的所见所思， 那么当时诗人看见的是什么呢?想到的又是什么呢?这样一疑一思， 诗歌的基本阅读目标就明确了。接着， 教师就应该启发学生在字里行间寻找答案。具体可以通过以下一些操作来完成:1.再现形象。诗歌其实是以形象来说话的， 读诗也就是要把握住诗人创造的形象， 再现于自己的头脑之中。基本方法就是教师指导学生抓住关键词句， 通过想象实现语言符号到脑屏形象的转化，如“一枝红杏出墙来”、“草色遥看近却无”等， 可以要求学生用自己的语言描绘诗句表现的形象。2.填补丰富。诗歌语言是凝炼的、含蓄的、富有跳跃性的， 诗人也往往只撷取生活中美丽的“碎片”加工成诗， 因而要再现诗歌形象， 就要求读者作必要的补充丰富。教师要指导学生调动自己的生活知识， 把一些隐含在字里行间的内容挖掘出来， 把“碎片”还原成完整的形象。如“松下问童子”， 问的是什么? 再如“独钓寒江雪”，应是老翁独自一人， 在满天雪中， 在凄寒的江上垂钓， 理解时需要作调整和补充。3.联想深化。联想是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进行理解的一种很好的方法。诗歌中的弦外之音、象外之旨就可以通过联想读到。如学生想象“四海无闲田”的景象后， 接着引导他们联想， 按诗歌所描写的， 农夫们照理应该怎样? 按常理， 农夫应丰衣足食， 但诗歌最后却写“农夫犹饿死”， 启发学生通过对比， 思考深化。
三、悟诗情在逐一理解诗句的基础上， 学生的认识又较初步感知阶段深化了。这时， 教师应该及时地把学生带回到全诗的把握上来， 着重体会诗人所表现的思想感情或明确诗歌所表明的道理。例如， 为什么诗人在泊船瓜洲时会在内心问自己:“明月何时照我还?”这是怎样的一种感情? 为什么看到庐山千变万幻的峰峦， 诗人就会说“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他讲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究， 引导学生悟情明理， 把古诗读懂读好读活。具体可采用以下方法:1.依“象”悟情。即引导学生以第二环节通过诗句的想象形象为基础， 进一步体验象中之意、象中之情。学了“一枝红杏出墙来”，教师可以让学生体会， 诗人为什么要特别描写一枝红杏? 诗人看到这一枝出墙来的红杏， 是怎样的心情?2.读诵深化。学生有了情感体验后， 立即趁热打铁， 有感情地朗读、甚至背诵诗歌， 加深对诗人情感的体味。
论文摘要：孟荣首先提出杜甫诗歌是“诗史”的观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全面反映杜甫此时的生活，也表现了杜甫的感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诗史”。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杜甫诗歌“诗史”观在北宋中期基本建立。
杜甫诗歌一向称为“诗史”，而杜甫的什么诗是“诗史”，却众说纷纭。因此，追溯杜甫诗歌“诗史”说之源就尤其必要。用“诗史”称杜甫诗歌始于晚唐孟架，改于北宋宋祁，成于北宋胡宗愈。孟桨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是“诗史”，这些诗全面表现了杜甫此时的生活，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宋祁认为，杜甫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孟架规定“诗史”的乱离背景，宋祁限定“诗史”的律诗体裁，胡宗愈扬弃两家，揭示“诗史”的内涵，至此，杜甫诗歌“诗史”说基本建立。
“诗史”最初是两个词，分别指前人的诗歌创作和历史记载，不是一个词，不指杜甫诗歌。《宋书·谢灵运传论》云:“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
作为一个词而指杜甫的诗歌，始于孟架。孟架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据现有文献，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始于孟架o马茂元说:“把杜诗称为诗史，最早见于晚唐孟桨的《本事》。”“从‘当时号为诗史’这句话看来，诗史这个名词好像是在杜甫时代已经存在了，—纵使不在杜甫时代，也应该在孟桨以前。可是就我们能够看到的唐代的记载中，除了《本事诗》外，却没有其他的地方提到诗史。”
孟桨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并不是指杜甫所有的诗歌是“诗史”，而是指杜甫的部分诗歌。孟桨认为，杜甫遭遇安史动乱，流落陇、蜀，此时所写的诗歌才是“诗史”，其他时间、其他地方所写诗歌不是“诗史”。“诗史”的写作背景是逢安史之难且流离陇、蜀，也就是说，安史之乱以外的诗歌不是“诗史”，就是安史之乱期间却不是在流离陇、蜀时写的诗歌也不是“诗史”。孟桨的“诗史”说严格地限定了杜甫诗歌的范围。
孟桨严格限定“诗史”作品写作背景，又明确规定其内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动乱、流离陇、蜀时的诗歌全面反映了他遭遇安史动乱，流离陇、蜀的生活，抒写了他的感情，没有什么大事遗漏。“诗史”是杜甫动难时代痛苦生活的全面表现，也是其情感的自然流露，通过他的诗歌还可以了解他的时代。例如《秦州杂诗》、《月夜忆舍弟》、《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送路六侍御人朝》、《将赴成都草堂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等，不仅反映了杜甫个人在安史之乱中流离陇、蜀的苦难生活和感情，也表现了当时社会的动乱。写于安史动乱，流离陇、蜀时的杜甫诗歌表现了杜甫自己，也折射那个时代，这样的诗歌才是“诗史”。
按照孟桨的“诗史”说，杜甫许多诗歌都不“诗史”。例如安史之乱爆发前的诗《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在长安所写的诗《悲陈陶》、《哀江头》、《曲江二首》，在解州所写的诗《北征》、《羌村三首》，在洛阳所写的诗《洗兵马))，由洛阳途经渔关赴华州所写的诗《新安吏》、《石壕吏》关吏》、《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还有安史之乱平息后所写的诗《释闷》、《天边行》、《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草堂》、《题桃树》、《登楼》、《宿府))、《忆昔二首》、《三绝句》、《昔游》等等，甚至还有寓居成都时所写的诗《蜀相))、《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南邻》、《狂夫》、《江村》、《野老》、《恨别》、《客至》、《绝句漫兴九首》、《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这些诗很多是当代学者视为“诗史”的典型作品。《北征》“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与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淹关吏》、《新婚别》等“三吏”、“三别”是杜甫在乾元元年冬“由洛阳经过撞关，赴华州任所，途中就其所见所闻。”《三绝句》“有高度现实主义精神，可以说是绝句中的‘三吏’、‘三别’。”这样的诗不是杜甫逢安史之乱、流离陇、蜀之时写的，自然不是孟桨所说的“诗史”。可是这些诗歌的“诗史”性质很浓。例如:“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二十一家同人蜀，惟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殿前兵马虽晓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三绝句》)“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磋”(《负薪行》)。“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坳哭秋原何处村?”(《白帝》)孟桨的“诗史”说不包括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所写的诗歌，范围何其狭小。
可是，孟桨“诗史”说强调杜甫诗歌首先是杜甫自己苦难遭遇和痛苦感情的表现，所以特别强调其写作的动乱时代背景和苦难的个人生活。孟桨对“诗史”说有不可磨灭的首创之功，他创造性地将“诗史”与杜甫诗歌联系在一起，赋予杜甫诗歌以全新的认识，也赋予“诗史”以全新的意义。孟桨为杜诗“诗史”说奠定了以安史动乱、苦难生活为背景的学说基础，当代杜诗“诗史”说基本沿着他的方向发展。例如，袁行需主编《中国文学史》说:“杜甫用他的诗，写了这场战争中的重要事件，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他的诗，被后人称为诗史。
因为其外延的问题，孟桨的“诗史”说到北宋中叶时被修改。修改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宋祁，一个是胡宗愈。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所有诗歌都是“诗史”。宋祁的修改从旧“诗史”说的背景限定走到体裁限定，胡宗愈取消一切限定，范围过大，没有突出安史动乱对于杜甫诗歌的意义。
宋祁说:“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宋祁认为，杜甫诗歌“善陈时事”，格律精深，气魄宏大，是“诗史”。宋祁所谓的“诗史”是指杜甫律诗。宋祁把“诗史”的诗体规定为律诗，是一个创新。在宋祁之前，虽然大家称赞杜甫的律诗，却没有人将其与“诗史”联系起来。杜甫1400多首诗中，律诗约有910首，古诗414首，绝句127首。律诗所占比例重，而且成就高。元棋比较李白与杜甫，说:“余观其壮浪纵态、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元棋应杜甫之孙杜嗣业之邀而作杜甫墓系铭，难免有溢美之词。可是，刘响说“自后属文者，以棋论为是”。白居易《与元九书》也说:“至于贯穿今古，貌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可以肯定，从元棋到刘响，杜甫的律诗一直得到好评。元棋、刘响他们高度评价杜甫律诗多是肯定其对仗、声律等的艺术技巧，而少有把杜甫律诗与反映现实联系起来。与此不同，说到杜甫的古诗时，元镇、白居易往往称赞其即事名篇，反映现实的特点。元棋《乐府古题序》说:“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赞杜甫律诗之尽工尽善，不及其内容;赞杜甫古诗之即事名篇，少谈其艺术。中唐对杜甫的两种体裁的诗的称赞各有侧重。
可是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陈时事”。杜甫“善陈时事”的律诗，其“善”有二，一是“律切精深”，二是“至千言不少衰”。这是对杜甫律诗的新认识，更是对“诗史”说的新解释。所谓“律切精深”，是指对仗工整，声律和谐。以七言律诗为例，《曲江二首》、《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阁夜》、《登高》、《又呈吴郎》等，对仗十分精工、声律非常圆熟，己达到随心所欲，无所不能的化境。如“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曲江二首》其二)。“穿花峡蝶深深见，点水蜻蜒款款飞”(《曲江二首》其二)、“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秋兴八首》其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自来自去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句，都能曲尽声律与对偶之美，精工典雅。“香稻啄徐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一联，“鹦鹉”与“凤凰”后置，平仄声律吻合，语言奇警，意象超忽，一箭双雕。
所谓“至千言不少衰”，是指杜甫的排律结构严谨，气魄宏大。像《赠特进汝阳王十二韵》、《赠韦左济》、《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投赠歌舒开府翰二十韵》等，大都是二十韵的大篇，不仅格律严整，对仗精工，用典雍容，词藻典雅，而且结构紧，规模大，尤其是《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是百韵大篇，无与伦比。
总之，“杜甫在律诗上是个全才，无论五律、七律、排律等方面，都是唐代的第一作手，是集大成式的人物。”
无庸置疑，杜甫的律诗艺术精湛，而且有许多律诗即事名篇，善陈时事。《秦州杂诗二十首》既关切国家的时局和命运，又注人深刻的身世之感。《登岳阳楼》既写诗人即将老死时的处境，也写仍在战乱中的黎民百姓。《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写平定安史之乱的胜利消息，也写诗人夫妇的欣喜欲狂。《恨别》、《登楼》、《野望》、《蜀相》忧心时局，感啃身世，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与漂泊支离的身世之感水乳交融。如“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恨别》)、“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野望》)、“出身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等，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对时局变化的关注、对英雄人物的呼唤、对外族人侵者的憎恨及自己强烈的忧国之心，都做了尽情完美的表达。《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表现那已经走到了极端贫困的绝路人生，也表现国家与百姓的命运:“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宋祁之“诗史”说不可怀疑!“杜甫许多著名的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都是把自然景象和个人遭遇与时代灾难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在杜甫写景兼抒情的诗中，这种情、景、事的密切融合，非常丰富，多种多样，而且越到晚年，这方面的艺术成就越大，像五言律诗《客亭》、《江上》、《江汉》，七言律诗《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脍炙人口的名篇都是著名的例证。
但杜甫其他体裁的诗歌也具有即事名篇，善陈时事的特点，“三吏”、“三别”，《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兵车行》、《丽人行》，《羌村》等及时反映时局、战乱，不能将其排除在“诗史”之外。例如胡小石说《北征》:“就篇末数韵探之，知与天宝末年安禄山称兵、太子即位灵武、玄宗内禅有关;且预测将来玄肃父子之恩不终，封建伦常道之不足恃，于此宛转致其讽喻之旨。特词义简晦，不敢详陈。说《羌村》:“篇幅虽寥寥，而天宝末年之大乱，人民所受之苦痛，皆反映于字句中。非仅为一人发愤抒怀已也。
宋祁从诗体的角度确定“诗史”的范围，肯定了律诗的“诗史”价值，却忽视了古诗的“诗史”价值，顾此失彼，其问题比较严重。
胡宗愈针对孟、宋二家之说过于限制“诗史”范围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诗史”说，他说:“凡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
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全面表现他个人的生活和情感，他的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全见于诗;也折射出那个时代，读之可以知其世。所以，学士大夫认为是“诗史”。胡宗愈紧紧抓住杜甫诗歌内容的全面性、抒情性和社会性，是对孟柴“诗史’‘说的完美阐述。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的叙事与抒情融合，而且其出处、动息劳佚的经历，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的感情，不仅是其一己之私事、隐情，也是时事、民情的再现，因此意味深长，激动人心，耐人寻思，远非历史记载所能比拟，是具有艺术美的历史，赢得了“诗史”的称号。这种认识为当代学者接受。马茂元说:“在动乱时代里暴露出来的重大问题，都成为杜甫大部分的诗里的主要内容。他观察的范围之广，认识之深，并能以高度的艺术手腕把他观察、认识的所得在诗歌里卓越地表达出来。”“也就是这个原故，杜诗才获得了千百年来被人所公认的诗史的称号。”“杜甫诗反映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事迹和人民的生活，同时也渗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使人感到诗人的性情活跃在诗的字里行间。
胡宗愈对杜甫“诗史”的范围没有像孟茶和宋祁那样去机械规定，在他看来，所有杜甫的诗歌都表现了杜甫的生活，抒发了杜甫的感情，而且“读之可以知其世”，就都是“诗史”。不分体裁，也不限背景，其范围远比孟茶和宋祁的广。当代学者也不分诗体，马茂元就说杜甫的古诗和律诗一样:“他的诗，尤其是长篇的古体诗，‘多纪当时事’，里边却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同时他的写景兼抒情的诗(多半是近体诗)也经常联系时事。这两大类诗是他的诗集中最主要的部分，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占有很大的比重;也就是这些诗千古传诵，感动无数后代的读者，使杜诗得到了诗史的称号。
但是胡宗愈的杜甫诗歌“诗史”说不特别限定写作背景，与现在的杜甫诗歌“诗史”说相距较大。现在的杜甫诗歌“诗史”说虽然不限诗歌的写作背景，但侧重安史动乱的背景意义，突出其对杜甫诗歌所烙印的乱离色彩。章培恒、骆玉明说，杜甫的诗歌是“乱离时世的悲歌”，“杜甫不只是一个时代的观察者、记录者，他本身的遭遇是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的”。
关键词：朦胧诗 本土诗学 土地情诗 诗歌比较
一、“朦胧诗”中的“土地情诗”
十年，诗歌饱经政治风霜，出现了特殊时期的“地下诗歌”。这些诗歌中，“土地”经受着“冰冻”， 1979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标志着文艺界的全面“解冻”。“朦胧诗派”开始登上诗坛，书写着“迷惘一代”的心绪。朦胧诗派的代表人有北岛、顾城、舒婷、多多等。与舒婷和着“土地情诗”的是多多的“北方的土地”，而海子笔下的“土地”被引申为“麦地”。由此可见，七八十年代的大陆诗人与土地结缘颇深。
舒婷笔下的“土地”母亲是“亲爱的祖国”，诗人对土地的爱在《土地情诗》中表现得尤为热烈而直率。多多的“情诗”写给了“北方的土地”，诗人笔下的“土地”打着北方的烙印，这块“北方的土地”是“金黄的玉米地”、“鲜红的辣椒地”，是秋收后“无家可归的田野”。 如果说“北方的土地”是诗人的“家园”，“田野”则是诗人的大学，多多常常在傍晚细细体悟这本心书。
海子是八十年代诗坛的一个焦点，“这一诗人形象所张扬的一种抵御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的高贵的诗歌精神。”[1]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诗歌中“大地”的意象是由“麦地”、“土地”和“泥土”等支撑起来的。即使在城市文明冲击下，海子写给土地的“情诗”也保持着乡村的淳厚与纯净。海子笔下的“土地”是“农村的土地”，这块土地充满着疲倦、忧伤和苦难。他笔下的“土地”多以“麦地”的形象进入我们的视野。海子写给“麦地”的情诗充满了感恩，“麦地”是海子心中的一块温暖地带。海子生活于农村，他的生命深深植根于大地，他曾说：“农村生活至少可让我写上十五年。”[2]诗人笔下的村庄很破旧，但是“遮住的贫穷很美”。
二、“本土诗学”中的“情诗”
70年代台湾开始出现对现代诗的怀疑。成立于1964年的“笠”诗社，创社人有林亨泰、桓夫、白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70年代以后台湾诗坛的格局。之后70年代台湾的“关怀现实”，具有“乡土色彩”的诗歌不断发展，“本土意识”不断增长。这里诗人的写给土地的诗，不再是寄给“大陆”的“明信片”，而成了写给“台湾”土地的“情书”。“如果说70年代初，本土意识还连接着中国意识，那么到70年代接近尾声之时，已开始浮现‘中国结’和‘台湾结’的分歧现象。”[3]
70年代“新生代诗人”兴起，以“龙族”、“草根”、“大地”、“绿地”等诗社为标志，它们是对“笠”诗社的继承和发展，更鲜明地提出了“本土诗学”的理念，某种程度上与大陆80年代的“寻根”潮流相呼应。台湾的“寻根”潮流在1971年成立的“龙族诗社”中就有所展现。由陈芳明和施善继起草的《龙族诗社宣言》如是说道：“我们敲我们的锣，打我们打鼓，舞我们的龙。”可见台湾“新生代诗人”初期的“本土意识”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崇拜，而后来诗社的“纯粹”本土意识将台湾与大陆分割开来，使台湾诗歌与大陆诗歌之间的隔膜愈来愈大了。
早在60年代成立的“笠”诗社的诗作中，就开始了“乡土诗”的探索。70年代的吴晟的《稻草》是“乡土诗学”的代表作品，吴晟诗歌多写台湾农村土地上的人们，《稻草》中诗人以“稻草”的一生喻“吾乡人”的一生，表达了对故乡土地上人们的生命的敬畏和沉甸甸的爱。“草根”诗社的罗青也写台北的“小小的车”“小小的人”和“小小的动物”（罗青《请立刻闭上一只眼睛》）。出生于花莲的陈义芝在这一时期也写下《雨水台湾》，展现了对台湾“徽记”的钟情。在许多诗人争先恐后地创作台湾“乡土”诗歌的时候，仍有一些诗人抒写对大陆故乡的怀念，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洛夫。洛夫早期诗作注重诗歌现代性的探索，80年代的作品多为写对湖南故乡的思念，诗风更加明朗。
三、两岸“土地情诗”比较
七八十年代，大陆以“朦胧诗派”为代表，“土地情诗”吟唱的对象“土地”多为抽象的“土地”，是一种精神载体。而台湾则以新生代诗人为代表，“土地”多为具体的“台湾”这块热土，多提及台湾的独特的自然风物。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
首先，政治因素方面。大陆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召开，文艺界全面“解冻”，诗人可淋漓尽致地抒写诗情。台湾，则政治反对运动高涨，出现“中国结”和“台湾结”的分歧。
其次，诗人队伍的静与变。大陆诗人队伍，是前一时期的延续和发展，没有质的转变。台湾七八十年代诗人，多为台湾本土诗人，与五六十年代的大陆来台诗人形成鲜明对比。
最后，海峡两岸诗人，都受到“寻根”文流的影响。大陆80年代的“寻根”潮流在小说界掀起了高潮，但对诗歌影响不突出。台湾“寻根”思潮，在70年代不仅影响到小说界，诗歌界的反响也很大，形成的“大地”、“龙族”、“草根”、“绿地”诗社即是见证。
七八十年代两岸诗人产生了“断裂”，对“土地”的书写也产生了分歧，凸显了对立。然而，当代两岸诗歌虽有一定独立性，却也渴盼着交流。七八十年代台湾“创世纪”杂志出版的“大陆朦胧诗特辑”，也使两岸诗坛有了一次亲密接触。
参考文献：
[1]赵晖.海子，一个“80年代”文学镜像的生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崔卫平.不死的海子.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