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种姓制度范文

印度种姓制度篇1

关键词：泰戈尔 种姓制度 原因 批判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3）03-0095-02

在印度雅利安人从部落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逐渐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前三个等级是“再生族”，有权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处于第四等级的首陀罗不在雅利安人公社以内，由于没有公社成员身份，不能参加宗教礼仪，也没有在政治、法律、宗教等方面受保护的权利。种姓制度具有四个特征：一是各等级职业世袭，父子世代相传；二是各等级实行内部同一等级通婚，严格禁止低等级之男与高等级之女通婚，若不同种姓通婚的话，所生子女被视为“贱民”“不可接触者”，地位比首陀罗还低，但另一方面低种姓女子被强烈鼓励嫁给高种姓男子以提高种姓的地位；三是首陀罗没有参加宗教生活的权利；四是各等级在法律上是不平等的。

出生于商人兼地主家庭的泰戈尔，属婆罗门种姓的亚种姓，即低等婆罗门。以高种姓自诩的纯正婆罗门不愿与其联姻，因而在婚姻问题上这个家庭可供选择的范围极为有限。在父亲的安排下，泰戈尔娶了一个陌生的刚满十一岁且无文化教养的姑娘为妻。泰戈尔对民众生活的深入体察反映在具体作品中，体现了他对种姓制度的无情批判。

在故事诗《婆罗门》中，苏陀伽摩渴望在圣者乔达摩座下诵习圣典《吠陀》。因为传授和学习《吠陀》经典是婆罗门的专利，所以圣者乔达摩问询他的种姓。苏陀伽摩在回家后得知自己是连父亲是谁都不清楚的首陀罗，于是在第二天找到圣者，坦白了他的身世。圣者的婆罗门学生一致骂他是“的非亚利安贱种”，但圣者“为孩子的坦白深深感动……离开坐席伸出双臂，把苏陀伽摩抱在怀里说：‘孩子，你不是一个非婆罗门，你属于再生种姓里最高的种姓，你生于一个从不欺骗人的婆罗门家庭。’”并将他收为弟子。

这首诗对于种姓制度的批判首先表现在对正面人物并没有一味赞美：在初见苏陀伽摩时，圣者说：“只有婆罗门才有权利诵习圣典《吠陀》”，这是对婆罗门特权的下意识捍卫。被苏陀伽摩打动后，圣者一再强调的不是苏陀伽摩的个人品格，而强调他“不是一个非婆罗门”“生于一个从不骗人的婆罗门家庭”。从圣者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到，他接受苏陀伽摩为其弟子的前提并未改变，圣者认为凡是真诚的人都应该是婆罗门，便赋予了苏陀伽摩新的种姓。再看苏陀伽摩，他不知道只有婆罗门才能诵习《吠陀》，也不知道自己所处的等级；在得知自己的身世后，他也没有失望和悲伤的情绪；在对圣者诉说身世时，只是照搬母亲的原话――可见他对种姓制度毫无了解，也对自己所处等级的劣势不以为意。这与其说是“坦诚”，不如说是“天真”。成为婆罗门之后的苏陀伽摩，在有了种姓意识之后会不会和其他弟子一样排斥低种姓人，是值得担忧的问题。

同时我们要看到，种姓制度的悲剧是高低种姓人共同造成的。首先，低种姓人竭力往高种姓圈子里钻，不惜以亲人的牺牲为代价：短篇《素芭》中，女主人公素芭出生于农村，相亲的男子家住加尔各答。这一居住地的差别含蓄道出了双方等级的差别。文中素芭的家长安排她相亲时还提到一句“他们的种姓和来世都有了保障”，一针见血地指明素芭这桩由父母包办的婚姻，目的就在于提升家庭的地位，她只是作为等级制度的牺牲品，以个人幸福换取家庭种姓的保障。

其次，高种姓人竭力排斥低种姓人。《偏见》中种姓制度的维护者科莉卡说：“你常说，你不同意把人分成各种种姓。可你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们穿没有染过的白色手工织的粗布衣服，实际上取消了差别的面纱，也就抛弃了种姓差异的外表。”即主张从衣着这一外在开始，显示高种姓的优越感。“我”的种姓意识并不鲜明，曾试图反驳妻子：“种姓差别，口头上，我不接受，甚至我还会喝穆斯林做好的鸡汤！这就不仅是口头上说说而以，而是口头上的事实。这是运动的核心部分。”在看到可怜的爷孙后想让他们坐自己的车离开，但“我”的态度仅止于同情，他的一番话只是“本想说”，事实上没说，他的车也只是“打算”停，事实上没搭载爷孙俩。因为“我生性懦弱，一点也承受不了多余的压力”“我生性胆怯，我沉默了”“我失败了，我是胆小鬼”。这是作者对“我”的矛盾心态的开脱。事实上，“我”对种姓制度的抗争一点儿也不坚决，这种心理和言行难以统一的矛盾让“我”痛苦又无奈，最终以沉默收场，无法做出任何改变。这样心怀矛盾的观望者，又何尝不是种姓制度另一种形式的推波助澜者呢？

第三，种姓制度所依附的印度教让人们陷入在印度教内部排斥低种姓人，在外部又一同排斥异教教徒的层层束缚中，愚昧又势利。但人们对种姓制度的维护和对其依附的印度教的虔诚只保持了和谐的表象，实则虚伪不堪。《赎罪》中的奥纳特般图利用种姓制度及其依附的印度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印度《摩奴法典》规定：凡是漂洋过海去异国他乡的人，就被认为失去了种姓。所以他在英国学成归国后，必须通过举行赎罪仪式恢复种姓，才能为社会所接纳，进而施展自己在法律上的才能。他对自己的亲密朋友们说：“既然社会喜欢听假话，那么，顺应这种潮流，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对。凡是吃过牛肉的人，他的舌头就要用牛粪和谎话这两种秽物进行清洗，这是当今我们社会的规矩。我不想违反这种规矩。”之后的赎罪仪式像一场闹剧，人们根本不介意他在英国是否做了有损婆罗门名誉的事，一个口头承诺即可了事。大家更关注的是奥纳特般图的个人光彩、一顿盛宴和实惠的赏钱。轻易恢复种姓的奥纳特般图对他的婆罗门同胞更加蔑视，在客厅公然搂抱亲吻了英国姑娘――他们所谓的异教徒。这一讽刺辛辣无比，奥纳特般图是假虔诚，其余的婆罗门何尝不虚伪？

泰戈尔对种姓制度的思考不止于表面批判，在长篇小说《戈拉》中，他还考虑种姓制度在当时社会为诸多年轻人推崇的深层原因，并通过各式人物的激烈论辩，将该问题全面展开。冷静的观察者梵社成员帕瑞什，始终站在“人”和“人性”的角度一针见血地指出：“种姓制度使一个人如此轻视和侮辱另一个人，我们怎么能不谴责它呢？要是这还不算罪过，我不知道什么才算。”在这些年轻人中，斗争与自我斗争最激烈的是爱国斗士主人公戈拉。但即使像戈拉这样一个博学多识、热爱祖国、时刻追求真理的人，都是通过身份的改易才从种姓制度中获得解脱，况且这种拥有平等意识的方式显然无法在真实的印度社会中适用，可见戈拉的思想转变不得不说是泰戈尔的理想寄托。他在《戈拉》中向我们透露了美好的希冀，同时留下了本质问题――如何才能在现实社会中，让人们在固有身份下不介意种姓制度，真正拥有平等意识，拥有对祖国的共同信仰？甚至这个共同信仰是否有可能冲破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界限，冲破国家间的界限，成为一个更高的共同信仰？这是值得我们世代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泰戈尔.泰戈尔全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印度种姓制度篇2

所谓“预留制度”，是印度为消除种姓制度带来的社会不公而制定的一项制度。众所周知，数千年来印度一直实行种姓制度，将人分为几个等级，即第一等级婆罗门，主要是僧侣贵族，拥有解释宗教经典和祭神的特权;第二等级刹帝利，是军事贵族和行政贵族，拥有征收各种赋税的特权;第三等级吠舍，是雅利安人自由平民阶层，从事农、牧、渔、猎等，没有政治特权，必须以布施和纳税的形式来供养前两个等级;第四等级首陀罗，绝大多数是被征服的土著居民，属于非雅利安人，从事农、牧、渔、猎等业以及当时被认为低贱的职业。这种等级制度造成首陀罗及大量贱民阶层长期生活在极端贫困的最底层。

印度建国后，政府从法理上废除了种姓制，将长期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的低种姓、贱民与部落改称为“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为了给予这些社群以更多的机会，印度在宪法别规定了“照顾贫弱人民，特别是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的教育和经济利益”。为此，政府强制性地在各级议会、政府部门、公共事务部门和教育机构中，为表列种姓与表列部落预留了席位，后来又把给予特殊照顾的范围扩大到不属于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但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处于底层的“其他落后阶层”（OBC），这就是所谓的预留制度。由此，所有印度人都被按照社群分成了四大类：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其他落后阶层”与先进种姓。根据2006年的印度政府统计，“其他落后阶层”所占人口达到了印度总人口的41%，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则分占22.2%和9%。尽管宪法并没有对预留制的名额做出具体规定，但根据1990年负责对预留制度进行调查的蒙代尔委员会的建议与印度最高法院的判决要求，“其他落后阶层”的人应在教育与公职上享有27%～50%的预留制名额。具体到每个邦，预留情况又各有不同，比如马哈施特拉邦的预留名额达到了49%，安得拉邦达到了46%，而古吉拉特邦的比例则为49.5%。这次帕蒂达种姓抗议者的诉求，就是要求政府将帕蒂达种姓列入到“其他落后阶层”中去。 新“种姓制度”的缺陷引发抗议

此次举行抗议的帕蒂达种姓是个经济富裕、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种姓，不是需要政策照顾的落后社群。尽管传统意义上的帕蒂达属于首陀罗（传统四大种姓中最低的劳动者阶层），但从英治时期开始，这一种姓便因柴明达尔制度占有了大量土地，逐渐变得富裕，后来还有许多人从事宝石加工业和服务行业，名人富商辈出。时至今日，这个种姓在印度西北部、特别是沿海地区已经有了相当的政治与经济话语权，他们甚至将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属于刹帝利（四大种姓中排第二位的武士种姓）的“帕蒂尔”（意即拥有土地之人）。既然如此，为何还要抗议呢？

这要从古吉拉特邦的经济结构和就业问题说起。发起和参与这次抗议运动的大多是帕蒂达种姓中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他们的不满主要是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古吉拉特邦虽然是印度经济增长最快、投资环境最好的邦之一，但是它更注重制造业，经济部门吸收的主要是大量的底层劳动力。IT业和服务业在古吉拉特邦GDP中所占的比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满足不了帕蒂达种姓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白领年轻人的就业需求。帕蒂达种姓的抗议者认为，政府的预留制让大量低种姓人群占据了公职和各个经济部门的岗位，导致他们的族群丧失了很多就业机会。为此，要求政府要么彻底取消保留制度，要么就把帕蒂达种姓也归入受到照顾的“其他落后阶层”中去。

虽然这次抗议缘起于古吉拉特邦的“邦情”，但保留制造成的社会问题绝非仅此一地。1990年，因为害怕蒙代尔委员会将马拉提种姓从落后社群中划出而失去优惠待遇，马拉提人也曾大肆宣扬自己的“落后”，从而引发当地真正落后的社群贱民们的极度愤怒和谴责。同年，还由于蒙代尔委员会建议政府扩大预留制度的范围，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浪潮，造成多起流血事件;2008年，拉贾斯坦邦的古加尔种姓也曾“自降身价”，要求政府把自己从“较好的OBC社群”改为表列部落，最终同样造成了骚乱;2011年宝莱坞曾拍摄影片《预留风波》批评现行的教育预留制，称其根本无法实现社会公正，反而成了某些人谋取私利的工具。该影片推出后遭到了贱民团体的激烈抨击，被要求在多个邦禁演。 印度是一个多种族和多文化的国家，拉梭尔人将自己家刷成蓝色――梵天的颜色，以示其出身高贵。

预留制度没能起到其构想之初扶助落后阶层实现适度平等的作用，反而成了印度发展道路上绕不过去的泥潭。印度宪法起草人之一、贱民平权运动领导者安培德卡尔曾说，种姓制度极端不平等的情况，“将打碎制宪议会所努力建立起来的政治民主结构”。例如，今天印度绝大部分的奖学金都给予了预留制度受惠者，只有0.7%的奖学金是根据成绩发放的;低种姓的考生只需要普通人一半的分数就能进入大学，而高种姓的社群则需要为低至30%的高等教育配额争得头破血流。另外，由于预留制的教育机会和政府职位“分配”往往由掌握落后社群话语权的政客和“代言人”来决定，由此在落后社群里造就了一个掌握大量社会资源的特权阶层，这很容易造成贪腐、寻租和利益交换。在印度社会，现在出现了一种很奇特的现象，那就是过去为了改变被歧视的局面，低种姓社群往往会通过迁徙、改姓等手段设法跻身高种姓之列;如今却是各个社群为了获得政策照顾，争先恐后地“哭穷”，要求政府将自己列入落后种姓;本来在落后种姓中的社群，还会进一步要求把自己归入更加落后的表列种姓与表列部落的范围内。 被大选和利益裹挟的“预留制”

将印度人根据其社群出身分为不同的阶层，每个阶层对应不同的特权，这和传统的种姓结构并无根本的区别，依旧是不平等的制度。其实，在当今的印度，一个人可能既是表列种姓，又是享受特权和手握财富的贱民党派党魁;一个人可能既是婆罗门，又是贫困潦倒的穷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曾经探访过居住在贫民区的婆罗门，他意味深长地指出，婆罗门的社群传统已经随着经济变化而徒有其表。国内也有学者指出，“过去，印度社会相信团体的优秀而否定个体的价值，造成了极大的错误，种姓制度也因此成为印度最大的社会罪恶，如果今天的印度社会又否定个人的权利，将平等政策的基础定为种姓，显然犯下了同样的错误”。真正的平等，应当是无论有怎样的出身，都能得到公平的待遇。

但是，在印度任何被认为伤害到低收入人群的改革措施，都会遭到反对党乃至政府一些人的激烈反对。另外，由于民主政治给予了各种社群中的“代言人”极高的话语权和政治资本，他们或是本族群中的成功人士，或是政党领袖，或是本地政客。所以，他们对本社群的选民有着极高的动员能力，可以随时鼓动本社群的选民变换投票方向来左右选举与政局（这也是印度底层民众参与选举的比例高于中产阶层和工商阶层的原因）。因为，任何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政党与政府，都不能不考虑和顾及这些社群的要求。执政党与政府，也由于担心丧失这些社群的支持，不愿或不敢冒政治风险对弊病重重的预留制度开刀，反而为了讨好拉拢这些社群的选民，放宽原先的标准，将更多社群纳入到享受优惠待遇的范围内。

曾有民众认为，莫迪是唯一有勇气和能力彻底终结预留制的人，因为他本人就出身于OBC种姓，这一次骚乱又发生在莫迪的家乡和政治大本营古吉拉特邦。然而，在骚乱中和骚乱后，莫迪只是公开谴责了抗议中的暴力行为，对预留制本身并未做出任何表态。有人认为，这是因为预留制之弊还未成为莫迪政府的燃眉之急;要解决预留制，不仅需要政治决心，还需要更加强大的社会治理能力和一个全新的社会公平政策体系。而目前莫迪政府还在忙于推行税法、征地、劳动法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能力已经捉襟见肘。但正如这次古吉拉特邦帕蒂达抗议运动的发起者哈蒂克・帕蒂尔所言，“要不就把这个国家从预留制里解放出来，要不就让所有人都变成预留制的奴隶”。对于谋求印度发展的政策制定者们而言，若要让印度社会变得更加公正、公平、有效率，预留制是他们必须直面的难题。

印度种姓制度篇3

这一系列乱象无不反映了当今印度多元统一社会所面临的双重冲击：受到民粹主义包装的、以“印度教特性”为旗号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对世俗主义原则的挑战；种姓社群政治下的社会碎片化。以上两种因素在印度立国之时就已然存在，但其并没有随着印度经济的增长而消弭；恰恰相反，印度教民族主义与种姓社群的分裂是在印度开始市场化改革、走上快速增长轨道的时期发展起来的。

“神牛十字军”：世俗主义受到挑战

印度多元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维系政治与文化多元的世俗主义原则正受到印度教民族主义与教派主义的严重冲击。这使得印度社会出现了从多元化向两极化转向的趋势。世俗主义即宗教与政治、经济等社会活动的分离，建国初期印巴分治爆发的大规模，以及圣雄甘地遭到印度教极端分子杀害的现实，都让民众倒向了反对宗教极端的一边，也让国大党坚定了新生的印度共和国走世俗主义道路的决心。1950年，印度制宪会议通过的宪法确立了“政教分离”与平等尊重所有宗教的原则。1976年，“世俗主义”被正式写入印度宪法的序言。“世俗主义”成为印度开国政治家们所留下的最宝贵遗产之一。

然而，随着印度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笔政治遗产却出现了被削弱乃至动摇的倾向。20世纪80年代，“印度教特性”运动蓬勃发展，其政党正是今日在印度执政的印度人民党（BJP）。“印度教特性”声称印度教教徒是一个同质的民族，主张复兴印度教传统价值观，并将之作为社会治理的准绳。它们要求非印度教民众必须接受印度教文化的“驯服”。只有在这种前提下，其才能享受与印度教教徒同等的社会、经济待遇。“印度教特性”的最终目的是构建一个以“印度教特性”为唯一基础的民族与国家。这种理念毫无疑问与世俗主义相悖，但却靠着标榜民族自豪感吸引了一批好斗的政治团体，也吸引了很大一部分对社会现状感到失望的中下层民众。

“印度教特性”不断上升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杀牛禁令”的推行。其实在历史上，印度教社会对杀牛和食用牛肉问题并不严格，但在“印度教特性”运动的大力推动下，它还是成了一个社会禁忌。莫迪在古吉拉特邦执政时期就曾禁止牛肉交易的命令，屠牛者最多可被判入狱7年，罚款5万卢比。自BJP上台以来，马哈拉施特拉邦当局将屠牛禁令扩展至公牛和阉牛，哈里亚纳邦则就违反保护牛法例颁布了更加严厉的惩罚规定，以穆斯林居民为主的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也被最高法院强迫执行了一项禁牛肉令。在政府的引导下，整个社会的“不宽容”氛围加剧。在各种暴力事件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神牛十字军”（Cow Crusades）――那种将“护牛”视为“保卫信仰”而攻击非印度教群体和低种姓人群的行为。2014年6月至2015年12月，印度北方邦一地就因为屠牛问题发生了330起社会冲突事件。2015年9月，北方邦一名穆斯林村民因为有传言称其杀死了一头小牛犊而被数百名村民用砖头砸死。

印度社会印度教民族主义兴起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持相关理念政治势力的壮大――当今的执政党BJP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传统上，BJP的主要支持者查特、亚达夫、阿西尔和拉吉普特等种姓都来自新中产阶级和地主阶层，其特点是一方面反对精英高等种姓，另一方面又歧视和打压低种姓。随着20世纪70年代低种姓政党的崛起，BJP不得不开始拉拢低种姓，打出“印度教徒是一家”的旗号。1998年在BJP首次赢得全国大选后，印度教原教旨主义开始借助官方途径向社会的各个层面渗透，例如在当时新编排教科书中加入印度教宗教内容，为了证明雅利安人“自古”就在次大陆而捏造“虚构之马”的事件等。莫迪政府还公开推行一系列和印度教相关的文化活动宣传，例如大规模推广瑜伽，将瑜伽列为中央政府公立学校的必修课程，大力推广印度教的宗教用语梵文教育等。2015年1月，印度共和国日前夕，在政府提供的一份以印度宪法序言为背景的广告中，竟然“遗漏”了其中的“世俗”一词。2月，BJP领袖拉维・山德卡・普拉萨德竟然公开提出要进行全国性辩论，决定是否把“世俗主义”和“社会主义”一起从宪法序言中拿掉。

以湿婆军和国民志愿团（RSS）为代表的极右团体则长期以来一直宣扬保守排外意识形态，部分言论甚至体现出反现代特征，例如称古代印度已经研发了飞机和高级外科手术，吹捧中古时代印度教政治军事领袖，贬低妇女和其他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等。RSS的高级领导人甚至还多次宣扬牛的粪便和尿具有独特的“医疗保健”功效。一些极右翼团体还试图为刺杀甘地的印度教极端右翼分子凶手古斯“正名”，称其为“殉教者”和“爱国者”。BJP对这一类印度教极端右翼势力缺乏约束力，因而也难以阻止他们袭击少数族群。印度教族群和少数族群之间的紧张氛围加剧，酿成了所谓“低度暴力”的社会氛围。

印度教右翼保守势力的兴起也引发了其他教派和少数群体的反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其他少数教派和群体的原教旨主义言论与行为也日益猖獗。各种极端主义行为出现了争锋相对的状况。随着冲突的加剧，许多原本持中立、理性或较温和观点的普通民众，也会主动或被迫选择更加激进和极端的方向，导致了原本多元共存、和平共处的印度社会越来越走向极端分裂的状态。

“恩庇政治”：社会碎片化加剧

在现代印度，种姓制度的危害主要源自于它成为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基础。当种姓与政治利益和宗教利益相结合而成为“种姓协会”时，种姓政治必然成为印度社会被割裂、碎片化的最大决定性因素之一。

根据相关调查，目前印度农村中有高达51%的表列种姓――即低种姓、所谓“贱民”和部落民生活在贫困线下，城镇中生活在贫困线下的表列种姓占34%。这些贫困人口是社会边缘人群，缺乏基本权利的保障，缺少教育和就业机会。持续的不平等造成了种姓之间长期的社会裂痕与相互仇恨，构成了种姓政治的民意基础。在2009年的印度全国大选中，参加选举的政党有1000多个，其中全国性政党有6个，邦一级的政党有42个，其他则均为地方性族群政党。种姓因而成为“政治动员的无穷资源”。

印度的族群政治已经形成了新形态的庇护―依附关系。传统上，印度的农民依附于地主，下层种姓依附于上层种姓，前者用劳动力与服从交换后者给予的工作机会、土地或保护――即所谓的“义务交换”。随着印度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下层民众转而依附政治组织以及种姓政党、工会或地方性民族政党。这和西方的政治组织形态截然不同。例如，以孟买为基地的右翼组织湿婆军就是一个严厉的“父权”草根组织，其更类似“黑帮”或者“大佬”制度。这些政治组织又通过从政府获得公共资源来向其依附者施以恩惠，此即所谓“恩庇政治”。这种恩庇网络遍及印度社会，严重割裂、分化了社会群体之间的纽带。很多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让位于了政治斗争；以公权力作为交换买卖的商品，也使得印度的公共治理长期效率低下；公共资源完全以族群为单位进行分配，其依据更多的是族群政治组织的活动能力和发言权大小，这些都加剧了印度社会的碎片化。

催化剂：快速的经济增长

印度大部分社会问题的根源――其多元性受到挑战，是与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步的。传统上，印度各个社群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流动的”，一个人的身份往往是多重的，但现在这种边界却有了固化的倾向：每个人被迫只能在多重身份中选择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大量研究显示，经济的繁荣增长并不必然或自动导致社会或政治问题的解决，甚至可能成为不稳定的根源。在印度，快速的经济增长带来的生产方式变化、产业变迁和城镇化削弱了阶级、种姓、家庭组织的纽带。社会变革使底层民众摆脱了传统的依附关系，但社会变迁又使得他们不管是否愿意都必须参与到政治中去。由于缺乏政治教育和公民意识，他们无法靠自身建立起集体认同，因而只能寻找新的人或依附相关组织。经济增长也意味着更多的经济竞争和政治竞争，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更容易寻求某种动员结构维护自身利益。于是，很多印度人只能依靠摇身变为种姓党派、“种姓协会”的政治组织。

经济增长也不一定意味着更多的平等。自1991年经济改革以来，在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为导向的政策下，印度经济增长的主要受益者是新成长起来的城市中产阶层和工商阶层。由于印度并没有足够规模的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和进行，大量底层民众和农民被经济增长的过程“抛弃了”。在族群政治的背景下，劳动力市场高度割裂：各地方主义或族群势力都把控着工会，确保职位不会被“外地人”和“其他人”抢走。难以被正式经济部门吸纳的大量失业、无业青年成为各种极端势力的冲锋队和打手。与此同时，印度政府主持的平权项目、补贴、公益和福利计划却在族群政治的背景下起到了强化族群身份边界的作用。在印度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获益及受损的人是如此的泾渭分明，这就使快速的经济增长进一步分化而不是统一了社会的共同利益。

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社会变迁还使得许多人的经济地位与其社会地位相分离。“传统的现代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例如通过现代化交通长途朝圣，获得从前被婆罗门阶级垄断的宗教知识，通过电视、报纸和收音机了解教义等。在印度，很多前低种姓出现了“梵化”现象，即模仿和学习传统上高种姓生活方式的社会行为，包括改变职业、习俗、宗教习惯和饮食习惯等。例如，传统的低种姓亚达夫声称自己是黑天神的后代，而帕蒂达种姓则改姓以“攀附”刹帝利身份。这些梵化的低种姓在学习高种姓行为的同时，却又将高种姓视作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竞争对手，这导致了梵化群体对其他社群的对立乃至敌视。传统价值观的传播也使得今日印度的新兴中产阶级成为印度教右翼民族主义的社会基础。

现任的莫迪政府更多地将精力集中于经济增长，而对多元化社会所面临的挑战束手无策，有时甚至火上浇油。尽管BJP为了扩大执政基础，已经转变成了一个有发展主义色彩的、更具包容性的执政党，但其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仍带有明显的教派主义色彩。可以说，BJP承诺给选民的“增长与发展”，其附赠品必然是“神牛十字军”。BJP的“同盟者”，如全印学生联合会与“猴神团”这样的组织极端和好斗的性质也没有改变。BJP没有能力约束它们的行为，甚至在很多场合还向它们屈膝投降。作为BJP社会基础的新兴中产阶级也日益成为“印度教特性”思想的支持者。莫迪政府受困于自身的矛盾和局限，想对目前印度多元化社会面临的挑战有所作为，是比较困难的；它若指望靠经济增长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也是不切实际的。莫迪打出的“印度制造”，最后“制造”出的会不会一个更加极化和碎片化的印度社会，这是值得警惕和思考的。

印度种姓制度篇4

美国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人员认为，印度的种姓制度来源于最早的“雅利安血统是最高贵的血统”的理论。18世纪欧洲对语言学的研究发现，梵语同希腊语、拉丁语、克尔特语、日耳曼语、斯拉夫语等有很多共同点，因此统称这些语言为雅利安语，即如今所称的印欧语系。讲这种语言的民族则统称为雅利安人。早在5000年前，雅利安人就自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实施“雅利安计划”更强化了这种理论。

研究结论表明，在5000年前，雅利安人进入南亚次大陆时便建立了等级制度，这便是印度种姓制度的雏形。这些东欧来客与当地土著人通婚，并把少量的土著人吸收到他们的高贵社会等级中。在绵延的历史中，印度便形成了建立在种族、职业和社会经济地位上的种姓制度。

欧洲移民以及他们的后代，成为了社会中的上层人，包括婆罗门(神职人员)、刹帝利(国王和武士)和吠舍(商人)。而当地土著人和亚洲人成为了首陀罗(农民和手工业者)和贱民(奴仆和服务业人员)这些下等人。印度社会一直严格地按这种种姓的高贵与低贱来划分，例如：同一种工作等级决定工资、下层人不得与上层人通婚。

基因和文化为种族观念做出了双重的解释。文化和制度的解释证明，印度的种姓制度是来源于欧洲人，确切说是来源于所谓的雅利安人的高贵血统，而基因的解释也证明印度的种姓制度也确实有血缘的区分。虽然血缘的区分并不能证明哪一种血缘就高贵一些，但人为的制度和文化造成了种族差别。

基因的传递

基因研究表明，印度的种姓制度的确源自西方人的介入。

美国盐湖城犹他大学的米切尔・巴姆萨德等研究人员研究了不同阶层的265名印度男性的DNA，并把它们与750名欧洲、非洲和亚洲的印度男性DNA进行比较，得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结论。基因研究的结果，为雅利安人在南亚建立种姓制度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对这些人的Y染色体(男性性染色体，即基因)的研究表明，上层社会人的基因与欧洲人更相似，下等阶层人的基因与亚洲人的相近，中等阶层人的基因与欧洲人和亚洲人的差距大致相等。

对只来自于母系的线粒体DNA研究发现，大约20%～30%印度人的基因与欧洲人相似，尤其在上层社会的男性中,这种相似的比率最高。此外研究人员还检测了其他染色体上的40个基因片断，结果也发现，印度上层人的基因与欧洲人最相似。这说明，在较早的历史时期欧洲人移民印度之后，就把他们以及少数他们与当地人婚配的后代规定为上等人，并把这一制度巩固和沿袭了下来。直到今天在印度的现实生活中,还有这种种姓差别的存在。实际上印度的种姓制度是欧洲移民者自我的一种优越感，并以殖民征服者的胜利姿态规定他们是上等人。

肤色与种族

震撼人心的泰坦尼克悲剧从发生至今，人们每每提及时，在感叹悲剧和悼念死难者的同时，也在称颂人性的崇高与伟大，因为在获救的人中绝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所以也有人称赞英国人是绅士，因为这只船是英国人造的，船员绝大部分是英国人，是这些船员把生的希望和机会留给了妇孺老幼。

但是后来有人反驳说，在沉船的时候也有并不绅士的船员，他们甚至争夺妇孺手中的救生衣。他们当然也是英国人。在这一闷棍的打击下，英国和西方舆论不得不沉默了，但突然又出现了另一个挽回面子的说法：不错，有人争夺妇孺手上的救生衣，但那不是白人船员，而是黑人船员。

对这一说法也有人嘲讽地说，即使那些船员是黑人，他们也是英国人啊，因为他们已经在英国生活并加入了英国籍。不是有淮南为桔，淮北为枳的说法吗，同在英国这块肥沃的土地上，为什么会有桔和枳的差异呢？

类似欧洲、印度种姓制度那样,种族优劣、种族歧视观点和行为真的有基因理论作为基础吗？换句话说，基因真的能确定人种之间的优劣吗？其实人类基因组的研究已对这个问题作了坚决的否定。人类基因组测序的结果表明，人种与人种之间的差异极小，约为1%，而人与人之间基因密码的相似程度高达99%。

更为惊人的是，白人与白人同一种族之间的基因差异甚至比白人与黑人、黄种人之间的基因差异还要大。反过来也就是说，其实白人与黑人、黄种人是最亲近的近亲，而白人与白人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是远亲，因此白人并不比其他人种高贵。

从基因角度看，肤色与智商无关，也与体能表现无太多关系，而且基因并不能说明种族的优劣，甚至相反只能证明人与人都是相同的。千百年来“贵族”的说法，只不过是一些人的自我陶醉和孤芳自赏而已。

印度种姓制度篇5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拉许多国家相继独立。它们都面临着选择何种政治制度立国的问题。最终，印度选择的是民主制度。

印度的民主制度，是从英国移植又吸收了本国文化传统，经过长期磨合而形成。它对印度独立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尽管印度的社会、宗教、民族、语言、种姓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等矛盾异常复杂尖锐，但社会秩序基本上得以维持，统一的中央政令大体上可以畅通全国。在这些方面，政治制度功不可没。

1990年代摆脱计划经济体制之后，印度的发展愈来愈快。

长期落后的印度经济终于崛起于世，经济增长率在2007年便达到9.5%，增长率排名全球第二。据世界银行资料，对比1994年与2005年的数据，印度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已从36%降至27.5%。世界上许多学者都认为，未来十几年印度的发展速度将有可能超过中国。

此外，印度的犯罪率很低。在全球有统计的62个国家中，印度的犯罪率处于倒数第二。

印度大选被媒体称为“穷人的狂欢节”，因为此时是穷人通过选票表达民生诉求的最好时机。沿袭了几千年的种姓制度在近60年的全民普选中日趋瓦解。

印度堪称新兴国家中最完善的民主体制范例之一，被誉为“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

国情相近

印度和中国是两个接壤的亚洲大国。两国的国情最为接近，因此，印度的社会发展经验，对中国的借鉴意义颇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与中国一样，古印度也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距今都有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

1398年突厥化的蒙古族人由中亚侵入印度。1526年建立莫卧儿帝国，成为当时世界强国之一。随后，欧洲列强相继入侵这块土地。1600年，英国殖民者成立东印度公司，逐步在印度沿海建立殖民点，至1849年占领全境，英国政府接管东印度公司，直接统治“英属印度”。1947年英国公布《蒙巴顿方案》，实行印度与巴基斯坦分治。1950年1月26日，印度宣布成立共和国，为英联邦成员国。

印度雄踞印度次大陆，国土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在亚洲仅次于中国。

印度人口长期居世界第二，人口增长率和人口密度一直高于中国。印度人口2011年已达12.1亿，预计2050年将超过中国而成为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

印度和中国都是多民族国家。中国有56个民族，其中汉族占总人口90%。印度则有300多个民族，其中人数最多的印度斯坦族占全国人口46.3%左右，其他如泰卢固族、孟加拉族、马拉地族、泰米尔族、旁遮普族等，分别占总人口的8.6%至2.3%。

印度境内有180种语言、700多种方言，使用人口在百万以上的语言有33种。其中，宪法上承认的正式语言就有15种，讲印地语的人占人口总数40%。官方语言为印地语和英语。

印度是一个多教兼容的国家。约有80.5%的居民信仰印度教，其他宗教有伊斯兰教（13.4%）、基督教（2.3%）、锡克教（1.9%）。此外还有佛教和犹太教等，其信徒各占人口的1%左右。

总之，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多宗教及多重文化背景的国家。

印度和中国在建国前经济基础都比较落后。且印度遭欧洲国家侵略始于16世纪初，比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要早几百年，灾难更为深重。

按照某种传统的理论观点，在一个人多地广、民族复杂、国民素质低、历史包袱重、经济基础落后的国家是不可能实行民主的。然而，印度正是在这些条件下建立起了民主制度，使自己最主要的弱点转变成了优势，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发展，以事实否定了上述“传统”观点。

宪法完善

1950年的印度宪法一直沿用至今。截至2002年12月议会虽已通过86项宪法修正案，但从未发生整体推倒重来，制定“新宪法”的事。印度宪法虽长，它的中文译本长达12万字，但其要点十分突出。

印度宪法是印度民主政治的标志。它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三权分立、多党竞争、议会民主、新闻自由的制度，同时规定公民的平等权、自由权、文化教育权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

印度是一个由若干个邦和中央直辖区组成的联邦。印度各邦皆有自己的立法议会。立法议会的所有成员都是由本邦全体成年选举人选出。各邦首脑称作邦长。与中央政府相同，各邦也有自己的内阁，由首席部长领导，并对民选的邦立法机构负责。

选举机构是集中于中央的一个依法设立的独立机关，称选举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监督、指导和控制所有的全国议会选举和邦立法议会选举的选民造册工作，并安排实施选举事宜。

此外，印度全部新闻媒体均属于民办，不允许任何官方主管部门对于媒体的编辑方针进行限制和干涉。

这种体制决定了印度媒体一向以思维活跃著称。他们抨击时弊、揭露丑闻，成为印度三权分立之外的第四种政治力量。对于监督政府运作，增加国家管理的透明度起着重要作用。在同业竞争中生存发展的新闻媒体，由于有了公信力和信誉度，因而在印度社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也非常大。

报纸和杂志在印度具有独立地位，均为私人和财团所有。截至2007年底，印度有35595种以上的报纸，每天用100种以上的语言发行，总发行量9900万份，居世界第2位。其中有150种是大型报刊。印度还发行近4万种期刊。

“全印广播电台”（AIR）和“国家电视台”(DD)归于一个由著名人士组成的独立团体经营，24小时通过卫星自由地向全国各地播放。

在议会民主制度下，印度各党派为了争取权力，目标直接指向议会议席的竞选，而不是通过抓枪杆子、笔杆子夺权。

印度议会民主制把各种政治力量纳入了合法的政治斗争轨道，从而避免了大规模暴力革命的发生。

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从1952年至2009年，半个多世纪的历次大选从未中断。每一次选举都保证了国家政权的平稳更迭和政府组成的合法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民主政体对社会矛盾的缓解和调节能力。印度在国家的政治活动中较好地保持了文官治国和军不干政的传统。军队始终保持了对整个国家而不是个别政治势力的效忠，成为保持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的重要力量。

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像印度这样复杂，有着这样多的种族，相互之间无法用语言交流；宗教和文化习惯千差万别；各地的地形、气候和经济发展水平也大不相同。但印度却把自己最主要的弱点变成了优势。印度的办法是“多样并存的民主”。印度没有借国家团结的名义对多样性进行压制，却在制度安排中认可了这种多样性。所有的团体、信仰、爱好和意识形态都能和平共处、公平竞争。

从圣雄甘地开始的印度领导人一直是民主的忠实倡导者，这一点对印度产生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印度第一位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理尼赫鲁用他全部的政治生涯向人们灌输民主习惯――那就是鄙视独裁者、尊重议会程序以及对宪法体系保持信心。

60年来，印度历经重重挑战但仍能生存下来并蓬勃发展，就是因为它找到了一个真理：如何在没有单一的权威的意识形态下管理国家。

曾经有人预言印度实行民主会导致国家各民族、种族大分裂，并乐观其“败”。但是，时至今日，已经没有人再认真谈论印度分崩离析的风险了。泰米尔纳德邦和米佐拉姆邦等边远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被一个简单的方法平静地化解，昨天的分离论者变成了今天的首席部长和反对派领袖。

从更为广义的角度讲，选举广场的逻辑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团体可以支配其他人。在这里，只有选票可以决定权力的更替。

民主定型

印度制度走向巩固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其政党政治逐步发展成熟。

从印度独立到印度人民院1989年第9次大选之前的这段时间，国大党长期控制着印度议会（人民院）的绝对多数，独掌政权，因此被称为国大党一党独大制。但印度宪法和法律并不限制其他政党的存在及其谋求执政的活动，在一党独大的同时可以多党并存和竞争。1957年，印度喀拉拉邦出现了第一个共产党执政的邦政权。在西孟加拉邦， 1977年开始，左翼阵线连续执政28年，是印度执政时间最长的地方政府，其首席部长巴嗒，是印共（马列）中央政治局委员。这种多党并存的合法状况，为印度独立以后长期保持政治稳定，并为印度最终实现从一党长期执政到多党交替执政的转变提供了法制环境。

1964年5月27日尼赫鲁去世。不久，尼赫鲁的女儿英•甘地当选为第三任总理。她利用民众的支持，排除国大党的元老，代之以绝对效忠和维护她个人的官员；这些人同样在低一级上任命效忠于自己的人。致使原来国大党自下而上选举党的领导人的做法被自上而下层层任命党的各级领导的做法所取代。此举严重侵蚀了国大党地方领导人的民主基础。1975年6月26日英•甘地宣布全印度“紧急状态”，中止公民的民利，实行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逮捕了大多数反对派领导人。紧急状态持续19个月，导致国大党支持率急剧下降，并导致国大党部分裂加剧。1977年大选惨败，使得国大党及尼赫鲁家族执政链条中断。

1989年，由于国大党在处理地区教派和外交事务上的失误，以及陷入“博福斯丑闻”，最终导致国大党在第9次大选中落败。印度进入国大党、印度人民党和全国阵线三足鼎立时期。多党制终于宣告了印度一党独大体制的结束。

1999年10月印度第13次大选中，以印度人民党为首的全国民主联盟在人民院543个竞选席位中占有356席。人民党及其联盟稳定执政，一直到2004年。

2004年4月20日至5月10日印度举行了第14届人民院选举。以印度人民党为核心的全国民主联盟只赢得了人民院543个议席中的185席，而国大党及其盟党赢得了217席。根据印度宪法中的简单多数原则，国大党重新获得了联合其他党派组阁的权力。

2009年4月至5月，印度进行第15届人民院选举。选举结果是由国大党领导的联合进步联盟获得262个议席，以十分明显的优势胜出，再次组成联合政府。印度人民党只赢得116席，成为最大的在野党。

这样，经过50余年的长期发展，民主制度经历了初期的不确定状态，在印度基本上是根深叶茂了。多党竞争、胜者轮流执政，标志着印度民主制度已经成功定型。

低种姓觉醒

种姓制度在印度已经沿袭了几千年，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因此它们自然成为政治势力重要的社会基础和政治斗争的工具。

在印度社会的等级结构中，宪法上的表列种姓和表列部族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苦民众，也是两支人数庞大的选民队伍。据1991年的人口普查，表列种姓人数为1.38亿，表列部族人数6780万，两者之和达两亿多，占了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1/4 。 教育的普及、媒介的扩大和选举制度的实行，大大促进了低种姓政治意识的觉醒。他们越来越认识到政治权力的重要性，要求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获得平等权利和地位的呼声越来越高。高等种姓“大人物”逐渐失去了在政治上支配中、低种姓的能力。

由于低种姓在人数上占有优势，因此很快就形成了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并能够在邦议会选举中获胜成为执政党。低种姓的崛起和参政是印度民主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将对印度未来政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沿袭了几千年的种姓制度构成了致命的挑战。

如今一些不了解印度社会进步现状的邻国人往往还用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来描述印度“很落后”，殊不知，南亚早已旧貌换新颜了。种姓制度不仅自印度独立之后即被宣告废除，而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变迁，对低种姓的歧视行为已经变“臭”，为人所不齿。低种姓人群的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譬如说，印度宪法规定为“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按其人口比例保留上大学和进政府机构工作的名额。这种“优惠”甚至发展到有可能被滥用的地步。据《印度时报》2011年6月26日报道：在印度德里大学招生环节中，爆出一些考生为获得学校录取而假冒“低种姓”的事件。

优势

在民主建设落后的国家，对于民主制度了解不多、顾虑重重，往往有一种谈虎色变的落后意识。有些人误以为一搞民主就会导致民族分裂、经济发展缓慢，引发社会动乱。而印度的现实恰恰否定了这种落后意识和误解。

如今，民主体制已在印度的政治生活中扎根，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新兴中产阶级的广泛认同。印度的经验再一次表明，民主体制具有较大的弹性，对缓解社会矛盾有较强的协调能力。印度仰赖这样一种制度，得以通过事前充分协商和社会各集团的利益诉求，使社会矛盾适度释放，不至于因长期积累酿成不可收拾的大动乱，从而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政府作为定期获得人民授权的公仆，也不得随心所欲、胡作非为、折腾社会。因此，民主被各界视为印度长期发展的可靠的制度性保障。

当然，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天然完美无缺的。民主的推行，难免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印度也不例外。例如，印度民众对于尼赫鲁家族权威崇拜的传统，正是在多党竞争中才得以逐渐淡化。

由于开国领袖尼赫鲁在经济体制上偏好苏联模式，印度搞了四十多年的计划经济，导致庞大的国有经济长期效率低下，政府管制无孔不入。在苏联瓦解之后，通过艰苦的经济改革，印度经济才摆脱了旧的模式。

从1991年开始，印度经济逐步从政府管制中松绑。印度宪法从来就保护私有财产，并拥有较完备的法治体系，故私有经济的发展如鱼得水，没有体制性的障碍，没有“所有制歧视”问题。在印度国内，服务业和高科技领域生机勃勃的私有企业正在逐步获得全球竞争力。目前印度私有企业产值已超过GDP的60%。

印度政府在“十五计划”中，将2002―2007年的经济增长率定为8%，已经实现。2008年印度增长率高达12.7%，后来受到世界金融风暴的影响，有所回落。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6.1%，而印度为8.9%。

此外，印度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创造了诸多优势。

印度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2003年便已达到5%，远高于中国（2006年尚不足3%）。印度高等教育规模在世界上名列第三。印度从幼儿园到高中，全部免费，公立大学有补贴，私立大学学费与世界各国相比也很便宜。

印度全民享受免费医疗。国立医院不但基本治疗全部免费，而且治疗期间，还可以享用医院提供的免费食物。私立医院虽然要收费，但按照一般国际标准衡量，价格仍然是相对便宜，以致于大批西方国家的患者不远万里前往印度求医。

印度种姓制度篇6

关键词：印度教；等级；种姓制度；政权

一、印度教文化的研究背景

最近几年，每每关注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时政新闻，总不难发现有关印度的各类报导，关于中印关系，关于印度经济发展，关于印度军事力量，关于印度官方或民间或明确或模糊的现状等等，几乎是连篇累牍。

为此，笔者曾亲赴印度进行学习考察。所有去过印度的外国人无不为印度处处闪耀着宗教的光辉和影响力叹服，笔者也不例外。为了证明自己存在，每个教派都有它独有的方式，而印度之所以能表现出人们所看到的表象也正因为有这些存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萨缪尔·亨廷顿提出：“宗教是区别文明与文明之间最鲜明的标志。”由此可以看出了解印度的宗教文化对于了解印度也具有重要意义。

二、印度教的起源及其发展过程

印度的宗教传统深厚，几乎人人笃信宗教，宗教构成也非常复杂，有“宗教的博物馆”之称。既有土生土长的印度教、佛教，又有伴随帝国征服和领土扩张传入的伊斯兰教、基督教，也有本地宗教结合外来宗教形成的锡克教。其中印度教的信仰者最多，占印度总人口的83%；其次为伊斯兰教，信徒约占总人口的11%；基督教徒和锡克教徒各占总人口的2%左右；剩下的佛教、耆那教和其它宗教的信徒共占2%左右。

印度教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产生的最早的印度宗教：吠陀教。吠陀教的是对于多个不同的神的崇拜。世界上的宗教大多数都是因为人们恐惧无形的命运，因而对具体、有形的事物崇拜，例如在印度教中，梵天、毗湿奴和湿婆这三个主神，他们均为有形之神。印度教没有统一的组织机构，是一种多元宗教，与一些宗教类似，具体表现为一神信仰和多神崇拜的特点，任何人，只要以崇拜主神为基础，都可以崇拜具有不同形态的多种神。

毋庸置疑，在这个方面，明显的文化鸿沟存在于我国和印度之间。与印度不同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能做到这几点，是中国人的理想状态。其中平天下是最高抱负，即“入世”的人生态度，而印度则只强调修身、齐家，即遁世。解脱，是大多数印度人寻求的最终理想。对于他们而言，来世才是他们最看重的，因此，为什么许多印度人有着比较散漫的性格。

公元8世纪，婆罗门教在吸收、综合各种信仰和神学观点的基础上，经过改革最终形成了印度教。众所周知，某个宗教要能够发展，是否能够拥有一个影响力巨大的创立者是一个重要前提，然而与众不同的是在这点上印度教它没有明确的创立者，没有类似耶稣、释迦牟尼这样的圣者以及传教士，在构成上，印度教基本上是婆罗门教以及零散的佛教内容、耆那教教义和印度民间传说结合的产物，依靠沿袭和修改吠陀教的传说流传至今，其宗教谱系十分古旧，但它就是这样主宰着印度人的精神世界。

印度依靠维系着社会基本结构，在这个国家里，宗教极大地发挥了稳定政权的作用。极不平等的印度社会在偏刚性的印度教的存在下，竟显得形式和谐，印度教本身能得以延续，与这个社会结构在一直以来，并未有各种内力或外力将其打破是密切关联的。即使印度也拥有一定的民主制度和规章，但是是由英国殖民统治者所制定的，英国人之所以能够统治印度，很大程度上与利用了印度教对于印度社会的整合作用有关，印度教根深蒂固的不平等一直持续到甘地的出现甚至也未能消除。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一些暴力冲突和骚乱事件中，低种姓人群的诉求并不是要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是企图强化自己的种姓身份，以获取社会资源，这便是“种姓政治”的结果。对于印度的政党而言，是否能够有效地利用“种姓”这一工具，成为每一个政党能否得到足够选票，成为执政党的关键。显然，这给种姓制度涂上了一层厚厚的糖衣，透过现实我们可以看到种姓制度和社会发展的极大矛盾。

“国家生命所系，实所系于文化。”在由文化而统一的国家里，印度是其中一个，印度的宗教文化在国家统一上，有着促进的作用，但同时，印度的“隐性”分裂问题也因此产生。来自于婆罗门种姓的政治家得益于印度教对印度人民的绝对影响而屡战屡胜，印度的政党制度则继续强化了印度教对于国家现代化的不良影响。从国家政治的角度看，印度是一个有着沉重的宗教包袱，并使其现代化发展受阻的国家

三、结语

拥有辉煌的历史的印度亦拥有着堪称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多个对世界影响深远的宗教也起源于印度，也曾多次建立起庞大的帝国。然而，印度又是一个复杂的多元民族国家，正如西方学者所说：“印度本身只是一个历史和文化的概念，更多体现的是精神层面的文化集合，而非物质层面的国家和政府。”印度的宗教文化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容，印度的明天将走向何方，值得我们共同关注。（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学院金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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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种姓制度篇7

大约从公元前1500年开始，黑海附近的雅利安人一波又一波地南下，寻找新的居所。这群来自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翻过伊朗高原，越过兴都库什山口，进入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北部地区。马蹄声惊醒了缓缓流动的印度河河水，白皮肤、高鼻梁的入侵者扰乱了黑皮肤、塌鼻子的土著居民达罗毗荼人的平静生活。“雅利安”出自梵文“Arya”，意即贵族，从种族来说，这些人是当今地中海人的同胞，同属印欧语系。由于他们还处在野蛮状态，所以在早期吠陀时代，尽管这些入侵者自称为“雅利安”，意即高贵的人，而当地人被他们蔑视地称为“达萨”或“达休”(男女敌人)，但他们的社会经济是十分落后的。雅利安人侵入印度河流域后，集中居住在旁遮普有大片草地供放牧牲畜的多雨地带。后来。他们渐渐地扩散到森林茂密的恒河流域。他们的扩张最初很缓慢，因为手头可用的工具只有石斧、青铜斧和铜斧。但是，约公元前800年时，铁得到采用，扩张的步子大大加快了。这时，主要活动由畜牧业改为农业。此外，恒河流域的季风气候也使栽稻成为可能。在旁遮普，栽稻比种小麦和大麦的产量要高很多。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仍占有一定地位，这是野蛮人的遗风。手工业较前有一定的发展，文献中提到的职业比较多。如木匠、铁匠、金匠、珠宝匠、弓弦匠、织席匠、陶匠等，甚至还有制饮料的人、剃头匠、送信人、摆渡人、鼓手等。这表明，劳动分工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商品交换还处在物物交易阶段，母牛为大笔交易中的价值单位，也出现了放贷牟利之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密度的中心从西北部转向东部，东部成为最初的强大王国的所在地，恒河平原的部落让位于王国，旁遮普和喜马拉雅山山麓的部落让位于共和国。在这些早期国家中，恒河下游区域的摩揭陀王国由于地处两条主要的商队路线上，又控制着铁矿丰富地区，故而很快强盛起来，超越其他国家。摩揭陀凭借自身的有利条件，后来成为孔雀帝国和笈多帝国形成时的基地。

在早期吠陀时代。雅利安人是原始社会式的自然崇拜，信奉原始的吠陀教，对象征自然力的神灵表示敬意，崇拜的主神竟多达3399位。到后期吠陀时代，即约公元前7世纪，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和国家的出现，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婆罗门教也形成了。婆罗门教有一套比较系统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教义，其具体内容是：一、最高信仰为梵天。认为梵天是宇宙的最高主宰和创造者，宇宙万物和人的“自我”(即灵魂)都来自梵，人们只有通过抑制七情六欲，超脱现实的苦和乐，虔诚信仰梵天，才能使自我复归于梵天，即达到婆罗门教的最高理想境界――“梵我一致”。二、吸取了土著居民灵魂轮回转世的宗教观念，创造了“业力轮回”的理论。所谓“业力轮回”，就是人在现实生活中必造业，一造业必有果报，有果报就要经历灵魂的轮回转世。而轮回转世的好坏，则取决于前世的善行或恶行，即现世的境遇都是前世善行或恶行的果报。三、婆罗门教为各等级制定了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达摩”(法)。认为凡是遵守达摩的，死后可升天，不遵守者则转生为首陀罗或动植物。此外，婆罗门教还大力宣扬神创四种姓说，力图说明四种姓是神意决定和永恒的。

种姓制度是古印度的特产，西方人通常称此为“卡斯特制度”，印度人称此为“瓦尔纳制度”，瓦尔纳意即颜色、品质或肤色。这种制度在早期吠陀时代就萌芽了，进入次大陆的雅利安人，自称为“雅利安瓦尔纳”，即把自己当成贵族集团，而把当地居民称为“达萨瓦尔纳”，意即敌对集团。随着雅利安人的内部分化，部落中出现了平民与贵族的差别，平民称为“吠舍”(Vis，氏族成员的意思)，贵族称为“罗舍尼亚”(Kajanya，意即发光，引申为显贵的意思)，后贵族内部又分化为军事贵族和祭司贵族，这样就形成四个种姓的胚胎。

第一种姓是婆罗门(Brahmana，意即梵天所生)，他们主管宗教祭祀，属特权贵族阶层。他们垄断了宗教和文化等方面的权力，而且其中一些人参与政权。第二种姓是刹帝利(Ksatriya，权力的意思)，他们是从“罗舍尼亚”发展而来的军事行政贵族集团。他们的基本职能是充当武士，国王也属于这一种姓。第三种姓是吠舍，他们是雅利安人的一般平民，主要从事农、牧、工商。吠舍中有富人，也有穷人，他们在政治上无特权。第四种姓是首陀罗(Sudra，可能是“小人”或“陷入悲哀处境的人”之意)，主要由被征服居民组成，但也有一些失去公社成员身份的雅利安人。这一等级的人主要从事农、牧、鱼、猎及各种低贱的职业，他们不受法律保护，不能参加宗教仪式，属于“一生族”，即不能得到第二次生命，而前三个等级属于“再生族”。再生既然具有人教性质，也就具有相应的人教手续。再生的标志是在手腕上缠上丝线，印度传统婚礼中必然有给高种姓新娘缠上丝线的仪式。再生后，高种姓的印度人便宣告成为吠陀信仰者，开始了人生的四阶段历程。第一阶段是学习期，男孩子将跟从一位婆罗门种姓的导师学习梵文、《吠陀经》、礼仪以及他所在的种姓应当遵守的教规德操，女孩子则将丈夫视为导师跟从学习。第二阶段是家居期，这个阶段同样要接受严格的指导，遵守达摩，并且要履行三项职责：一是报答祖先，结婚生子；二是报答神灵，进行祭祀，供奉牺牲；三是报答导师，教育自己的妻儿。第三阶段是林修期，当一个人头发白了，额头皱纹深了，孙子孙女出世了，他就可以将家产托付给儿子，携妻子进入森林归隐、修道。第四阶段是苦行期，这是人生修行的最高阶段。一个林修中的男子如果想要苦行，他就得将妻子遣回家中(因为女人既不能单独林修，也不能长途苦行)，让家人为自己举行葬礼，脱离与家庭的关系，从此成为了无牵挂的人。由于达到苦行阶段的人已经能“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所以他们不再被达摩限制，也不被种姓限制。苦行之人甚至比神还受尊重，因为印度的神祗还有配偶，他们超越了神的存在。他们每到一个地方。一座神庙，会受到当地印度教徒的优待和朝拜。

印度种姓制度篇8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东方奴隶制法，古代印度法具有东方法和奴隶制法的共性，比如维护君权、夫权、父权，维护奴隶主的特权，诸法合体，缺乏抽象概念和规则等，但它又独树一帜，有其自身的特点。

一、古代印度法的基本特点

作为一种东方奴隶制法，古代印度法具有东方法和奴隶制法的共性，比如维护君权、夫权、父权，维护奴隶主的特权，诸法合体，缺乏抽象概念和规则等，但它又独树一帜，有其自身的特点：

（一）与宗教密不可分

古代印度是一个宗教社会，宗教的强烈光芒覆盖一切。 法律 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宗教的附属物，它缺乏独立的规范体系，没有独立的作用范围，没有独立的立法者和执法者，宗教的任何变化都会引起法律的渊源及其内容的相应变化。

首先，宗教众多，使古代印度的法律渊源异常复杂。婆罗门教的产生使四吠陀、法经、法典等各类经典成为古代印度法的重要渊源，它们以婆罗门教义为 哲学 基础，对教徒的言行乃至思想都作了严格规定；它们不仅对教徒的宗教生活进行约束，而且对教徒的世俗生活进行限制和调整。佛教的产生使古代印度法的渊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藏以其完全不同于婆罗门教法的形式和内容规定了教徒的行为准则，它们紧紧围绕“五戒”等佛门戒律来展开。印度教的产生则使婆罗门教法得到极大的更新，融入了佛教法的某些精华，使法律渊源进一步复杂化。

其次，法律的内容和编排体例都深受教义的影响。有关法律的内容如何受宗教影响的问题已有详细介绍，法律的体例受宗教影响的典型即《摩奴法典》。该法典以婆罗门教的“四行期”来安排其体例。如《摩奴法典》共12卷，始于“创造”，终于“行为的果报一转世与解脱”，中间插入的几部分内容中，再生族的法律占5卷，分别为“梵行期的法”、“家居期的法”、“林居期的法”和“遁世期的法“，依次规定了再生族在人生各阶段应遵循的行为准则。

（二）严格维护种姓制度

除佛教法外，古代印度法的基本内容都贯穿着种姓制度，几乎所有条文都是对各个种姓权利义务的直接规定。为了强调种姓制的神圣性，婆罗门教及其法律将其产生说成是造物神梵天的安排：“为了诸界的繁荣，他从口臂、腿和脚生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正因为婆罗门是从梵天口中生出的，所以最高贵最洁净，应该把崇高的职责赋予他们，这就是学习和宣传经典；刹帝利从梵天的双臂生出，所以最有力量，应该掌握军权；吠舍是从梵天腿中生出的，所以最为勤奋，其职责就是不断增殖财富；首陀罗生于梵天脚下，所以最低下最肮脏，生来就是为了伺候和服从前三个种姓的。法律就是这样根据各种姓的不同地位来规定他们的权利义务的。正因为古代印度法以种姓制贯穿始终，所以有人将它称为“种姓法”。

（三）是法律、宗教、伦理等各种规范的混合体

古代印度法的主要渊源并非国家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的法律，而是宗教僧侣们根据社会习俗和自古流传的圣人言行，从其自身利益出发编纂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将现在人们看来不是法律规范的那些内容包括进去。以婆罗门教法而言，从四吠陀、法经到诸法典，没有一部是纯粹意义上的法典，往往在法律规范中夹杂着宗教戒律、道德说教甚至神话传说、宗教玄谈和哲学论述。就连公认的法律性质最明显的《摩奴法典》也是如此，在其所有的条文中，纯粹法律性质的条文仅占1/4强。即使这些内容也不是都能得到切实执行的，它们包含了编纂者婆罗门的美好愿望和理想，不少规定都是一厢情愿。阿育王的岩石法虽为国王敕令，但其内容却在 现代 意义上的法律规范相去甚远。从字面上看，它很少带有强制性，而是劲导人们如何安排道德生活，如何行善，完全是佛教教义和戒规的混合体。阿育王在一段敕令中这样概括他的佛法：“少行不义，多作善事，慈悲，布施，真诚，清净。”

二、古代印度法的 历史 地位

（一）在印度法制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古代印度法是 政治 、 经济 、宗教、社会文化诸种因素共同 发展 的产物，它凭借宗教的强大凝聚力和延续性对印度法制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世纪中后期，随着穆斯林的入侵，伊斯兰法成为印度占主导地位的 法律 ，但是，这并不影响印度教法在印度教徒中间的适用。古代印度法的许多内容不仅藉印度教法的适用而得以幸存，甚至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出现了一批古代法典解说集，使古代法典中的基本原则能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相协调。英国人统治印度时期，印度教法作为一种主要的属人法对印度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摩奴法典》仍是解决印度教徒之间某些纠纷的重要法律依据。印度独立后编纂的《印度教法典》也是以《摩奴法典》等古代权威法典为基础的。

（二）对周边国家的法律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