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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同点
1．背景相同。19世纪中期，德意志、意大利还处在严重的分裂之中。德意志在形式上是34个邦国和4个自由市的松散联合，其中最强大的是南部的奥地利和北部的普鲁士。意大利不仅处在分裂中，而且大部分地区和邦国受外国控制。19世纪，发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向欧洲大陆扩展，德、意资本主义经济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是，国家的分裂状况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障碍。经济的发展要求把统一问题提上日程，又为统一创造了条件。
2 都有一个中坚力量。有可能完成德意志统一大业的只有奥地利和普鲁士，但是普鲁士具有更大的优势，如：资本主义发展迅速，经济发达；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普鲁士是一个纯粹由日耳曼人组成的国家，统一决心坚定；统治阶级实力雄厚，野心勃勃，最后，统一的旗帜终于落到了普鲁士的手中。
撒丁王国是意大利惟一独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它位于意大利北部，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意大利力量最强经济最发达的邦国，政治也比较开明，是意大利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中心。同时，资产阶级民主派发动的旨在自下而上完成统一的多次武装起义连连受挫。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希望撒丁王国来领导意大利的统一大业。
3 都有一个中心人物。1862年，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他在德意志统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认为要实现德意志统一，最终要靠武力解决问题，他推行“铁血政策”，号称“铁血宰相”。1852年，加富尔出任撒丁王国首相，他推行富国强兵政策，撒丁王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大为增强。
4 都通过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德意志统一是通过三次战争实现的，先后爆发了普丹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1871年初，德国终于完成统一。1859年，撒丁王国争取了法国的支持，联合对奥地利作战。第二年基本完成了北部意大利的统一。
5 都有一个共同的敌手奥地利。德意志通过普奥战争将奥地利排挤出德意志联邦；意大利借助于普奥战争摆脱了奥地利的控制。
6 统一后都保存了大量封建残余。德意志的统一结束了德意志长期分裂的状况，为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铺平了道路，但是统一后的德国继承了普鲁士的旧制度，特别是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使德国成为欧洲最富于侵略性的国家。意大利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国家，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意大利的封建残余势力仍然很顽固，自然资源又缺乏，资本主义发展困难重重。
二、不同点
1 意大利统一过程中人民群众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资产阶级民主派曾多次发动争取国家统一的武装起义都失败了。在争取意大利统一的运动中，出现了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加里波第。他在1860年独自率领千人组成的“红衫军”远征两西西里首府那不勒斯。不久，他交出政权，两西西里王国合并于撒丁王国。
关键词: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同盟国;影响
中图分类号:K14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8(c)-0168-01
1914年6月28日奥地利皇太子弗朗茨•斐迪南被塞尔维亚爱国青年炸死于萨拉热窝(萨拉热窝事件),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普鲁士1866年战胜奥地利、1870年战胜法国,排除了内外阻力,统一了德意志,成为德意志帝国。意大利原本是分裂的国家,从19世纪中期开始以撒丁王国为核心逐步扩大,普法战争时,法军撤出罗马,意大利军队进入罗马,成为统一的意大利王国。德意的统一,及普法战胜中的失败使得近邻法国感到严重不安;德国认识到必须在法俄间保持一方紧密联系,以避免两面树敌,而奥匈帝国与其文化相同,拉拢其才能在中欧有一席之地,于是1873年,德、奥、俄建立起“三皇同盟”。后来,俄因巴尔干冲突推出“三皇同盟”。1882年,意大利为了取得在边界问题和巴尔干半岛利益上德国的支持,加入德奥联盟,于是“三国同盟”形成。法国面对崛起的德、意,需要寻找同盟来减轻对自己的威胁,当时英国奉行“均衡政策”,不愿意结盟,法国找到退出“三皇同盟”的俄国,于1894年签订“军事协定”,规定法俄一方在遭到“三国同盟”军事打击时,共同应对。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目的、过程及结果:发动一战的各个国家都是为了各国自身的利益。德国是为了建立一个大德意志帝国,扩充领地,并且打垮英国的欧洲霸主地位,以及和老牌殖民国家抢夺殖民地;意大利是为了称霸地中海;奥匈帝国的目的是征服巴尔干,控制塞尔维亚,扩大其在东南欧的势力;英国是为了稳定其欧洲乃至世界霸主的地位,打击德国,以及得到更多的殖民地;俄国为了建立“斯拉夫帝国”,夺取土耳其等国,瓜分中国,建立东亚霸权,以及取得巴尔干霸权;法国是为了收回阿尔塞斯和洛林,打击德国,取得鲁尔区,在欧洲大陆建立霸权。一战分三线作战,东线是俄国和德奥作战,西线是英法和德国作战,南线是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作战,其中西线作战尤为激烈,如著名的马恩河战役、凡尔登战役。1914年7月奥匈帝国在德国的支持下与塞尔维亚断交并对其宣战,俄国支持塞尔维亚,引起德国的不满,向俄宣战,随后英国对德宣战,奥匈帝国对俄宣战。西线:1914年德军对比利时不宣而战,成功占领比利时,随即攻打法国,占领巴黎。9月,德军于英法联军在巴黎近郊展开马恩河战役,两败俱伤,接着双方在海边进行运动战,德国取胜,随后的战争双方势均力敌。1915年7月,英法与德军爆发索姆河战役,连续三月,无重大胜利,但是战争的主动权开始转移到协约国手中。1917年美国加入一战,对德宣战,英法对德国西线战事仍胶着状态。东线俄国爆发十月革命,退出战争,德军集中力量于西线,力图1918年夏打败英法,发动五次大规模战役,无果,美军到达欧洲,协约国力量增强,德军只能做消极防御。东线: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断交并宣战,俄国支持塞尔维亚,德国不满,对俄宣战,英国在此时对德宣战,8月6日,奥匈帝国对俄宣战。俄国从东线对德发动进攻,进入东普鲁士,德军不得不从西线调兵增援东线,使得东线战局发展受到德国控制,9月11日,德军直逼俄国境内,俄军损失25万人。俄军开始时在加里西亚和布柯维纳屡次击败奥匈帝国,但德国给奥匈帝国以支持,战事进入胶着。德军由于马恩河战役的失败,决定先结束东线战事,集中力量攻打俄国,结果交战八个月,德军虽胜,但损失很大,且俄军主力未消灭。一战中的其他国家:土耳其于1914年10月29日参战,于俄国在高加索战斗;意大利因英法答应其战后分地转投协约国,与奥匈帝国开战;保加利亚加入同盟国一方,配合德奥占领塞尔维亚;日本为了获得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向山东宣战,出兵占领青岛;拉丁美洲各国跟随美国向同盟国宣战,但基本都是只宣不战;中国,段祺瑞统治下的北洋政府,在英法的支持下,参加协约国。1918年8月-9月,德军损失15万兵力,失败的消息加剧国内矛盾,11月9日柏林发生十一月革命,威廉二世退位,德国社会成立共和国,11月11日,德国签订《贡比涅森停战协定》,德国投降,一战结束。统计资料显示大战中交战双方军民的死亡人数的比例,协约国士兵占36%,协约国平民占20%;同盟国士兵与平民各占22%。
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30多个国家卷入了这场战争,历时4年多,对整个世界的发展都带了了深重的灾难。一战削弱了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美国参战时间迟,时间短,战场不在本国,从而一跃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世界的金融中心;日本经济开始崛起,上升到世界经济第三的位置;一战对军事学术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军事学在一战的经验教训上出现很多理论;新技术得到发展,例如飞机数量不断增加,马车被汽车替代。一战中,沙皇俄国、德意志、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覆灭,新兴的民族国家崛起;十月革命使得俄国退出大战,并且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后来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有深远意义;《凡尔赛合约》无视中国也是协约国成员,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激怒了中国人民,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学生和群众们进行了游行、罢工等对抗政府的爱国运动,对我国政治文化领域产生重大影响;战后签订的《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制裁特别严厉,德国陆军不得超过10万,不准拥有空军,使得德国国民有着强烈的复仇情绪和反感情趣,日耳曼民族为了摆脱《凡尔赛条约》,走上了法西斯发展道路,随着战后各国经济的恢复发展,这种政治上的不平衡必然要被打破,这就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应用文理学院
作者简介:许帆(1986年-),男,汉族,江苏句容人,北京大学应用文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徐铮,《祸遍全球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关系》,1983年《世界知识》,第23期
关键词: 二战 西班牙 原因 影响
在多年的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当讲到二战那一段风云际会的历史时,我曾多次被学生问到一个相类似的问题:西班牙作为一个典型的法西斯国家,而且是被德国、意大利一手扶植起来的,为什么没有加入轴心国投入战争?坦诚地讲,起初我对这一问题真的知之不详,查阅手头的参考资料似乎也得不到满意的答案,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于是迫切地想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这一现象对于二战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一、西班牙为何不参战
1936年,佛朗哥挑起西班牙内战,他建立的叛乱政权同年便首先得到了德、意的承认。在接下来长达三年的内战中,佛朗哥在德、意的武力帮助下最终建立起对西班牙的法西斯统治。高中教材中这一段很明晰的史实昭示西班牙和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当二战爆发直至结束,西班牙却始终没有加入轴心国集团参加战争,哪些原因导致了这一反常的现象呢?
1.西班牙对国家利益的考虑是主要原因
西班牙是否参战应该是取决于它的国家利益。英国前首相哈默斯顿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即“敌友定律”:国家与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正是这一根本问题使西班牙在参战问题上的态度呈现明显的变化。
二战爆发前夕和初期,西班牙是有明显参战倾向的。1939年3月,西班牙与德、意、日三国共同签订“产国际协定”。1940年6月,西班牙取消“中立”,更向轴心国靠拢;同月,西班牙不顾西欧国家的抗议出兵占领丹吉尔国际共管区;还是当月,法国投降前夕,佛朗哥通知德国政府,他已做好战争准备。德国的拒绝使西班牙的利益要求落空,没多久它的参战态度便发生了很大变化。1940年10月,佛朗哥和希特勒在法国昂代会晤,他暗示说西班牙将不参战,作为这种转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同年9月德国“不列颠空战”的失利。佛朗哥曾私下对其心腹将领表示:“只要英国还没有被征服,除非绝对必要,我不愿意让刚夺得的政权遭遇危险。”或许350多年前发生在英、西之间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覆灭之战令他对英国强大的海军力量惊恐不安。法国投降后佛朗哥曾认为德国征服英国为期不远,因而一度参战的态度比较积极,试图为西班牙谋取重大利益。
昂代会晤期间西班牙的表态清楚地表明其是否参战以其国家利益为转移。在之后的战争岁月中,尽管德国曾多次鼓动西班牙参战,西班牙只是在一份与德国的议定书中表示,准备加入轴心国,并且最终将参战,问题是这里的“准备”和“最终”没有明确时间。我认为这是佛朗哥自保于德国的“拖”字诀,观望形势决定参战与否,同时保持和德国的“亲密关系”,避免激怒德国。
以后随着德国在北非的失利,随着军事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轴心国,西班牙也随之调整与盟国和轴心国的政策。不言而喻,西班牙此时参战失败的可能性更高,付出的代价更重,我们也能理解其为何不参战。从另一角度看,随着战局对德国逐渐不利,西班牙不参战而遭受德国的压力甚至报复的可能性也日趋降低,从国家利益看,佛朗哥的这种自保策略相当成功。
2.德国对西班牙参战影响力的变化
德国要求西班牙尽早参战,不仅可以壮大轴心国集团实力,更重要的是西班牙可以控制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直布罗陀海峡,切断英法和其海外殖民地尤其北非殖民地的联系。如果西班牙保持中立,英国海军可以自由通航直布罗陀海峡进出地中海,这对德国和意大利的侵略扩张是个严重威胁,所以从战略角度看德国积极要求西班牙早日参战,但它对西班牙参战与否的影响力也是有变化的。
战争初期,德国要求西班牙参战,但并不急迫。希特勒为德国于二战初期在欧洲和北非的巨大胜利所陶醉,甚至认为英国指日可下,在这种情形下西班牙参战反而会阻碍德国利益的最大化,也因此拒绝了西班牙的参战条件。侵略英国失利后,尤其随着北非战事逐渐陷入困局,德国要求西班牙参战变得急迫起来。但随着德国在战场上失利的出现和增加,德国对西班牙参战与否的影响力也在不断降低,再加上佛朗哥颇为高明的自保策略,使得西班牙没有明确答应参战。随着非洲战局的日益败坏,控制直布罗陀海峡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德国高层有人提议干脆用军事力量逼迫西班牙参战。德国海军元帅雷德尔提出德军进驻西班牙,由德国直接控制住直布罗陀海峡。希特勒此时忙于苏德战争,拒绝了这一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意见,只同意派优秀将领隆美尔赴北非收拾残局。隆美尔最初倒是不负所托,在北非一度扭转战局,几陷英军于绝境,但最终因为德、意海军没能控制地中海海权而失败,德、意的军事力量也于1943年秋被最终逐出北非,后面将会分析这一结果对整个二战战局的重大影响。
由上述可以看出,德国影响西班牙参战的能力是随着战局的失利呈衰减趋势的。起初是德国动员西班牙答应参战但拒绝了西班牙参战条件;然后迫切希望西班牙参战,但一方面,战局的不利增加了西班牙对参战前景的疑虑,另一方面,随着德国侵苏战争的开展,德国也确实不具备满足西班牙的条件和占领西班牙的实力,苏军对德的牵制实在太强了;以后随着侵苏战争的节节失利,西班牙更不可能参战了。
3.英国成功力阻西班牙参战
前文已提到直布罗陀海峡的重要性,因此西班牙参战与否对英国可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在法国被占领的情况下,英国即使不能在西欧登陆,也可以通过击败对地中海和北非的军事力量威胁较弱的意大利,由南欧对德国展开反攻,这恰恰是英国在二战中的整体战争策略,而这一战略的前提就是英国要能自由进出地中海。
时任英国驻西班牙大使的塞缪尔・霍尔担负起了力阻西班牙不参战的主要任务,为实现这一目标,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首先是经济上援助西班牙。战时西班牙一度曾出现过严重饥荒,物资短缺,西班牙向德国开出的参战条件便包括大量的物资和粮食。其次是尽力向佛朗哥和西班牙高层宣传英国抗德的决心和战绩。英国获得“不列颠之战”的胜利,并且在以后的反德战争中尤其北非再次击败德国,展示了坚强的抵抗决心和相当强大的军事实力。霍尔配合英军的胜利,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向西班牙高层大力宣扬倒向德国的黑暗前景,这类活动对西班牙参战态度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英国甚至还玩起了“金钱外交”。1997年英国爱丁堡大学历史学教授斯培福德在研究丘吉尔二战时期最新解密的信件时揭开了这一秘密。丘吉尔拨出1000万美元专项资金用于收买对佛朗哥有影响力的高级军官,比如被认为是佛朗哥继承人之一的阿兰达将军(当时担任西班牙军事学院院长)一个人就得到了200万美元。受贿的军官们则如同英国人般,向佛朗哥多次进言不可参战的种种理由和参战的可怕前景。我们虽不清楚“金钱外交”是否起了关键作用,但可以肯定确实起了作用。
英国以上的种种运作没有白费心血,从以后的发展来看,英国确实成功地阻止了西班牙加入德国阵营参战,这对英国乃至整个二战战局影响深远。
二、西班牙未参战的影响
众所周知,整个二战进程的宏观战区可分为三大块:远东和太平洋战场、欧洲和大西洋战场、北非和地中海战场。轴心国集团中最先崩溃的是意大利,它就是处于北非和地中海战场。而意大利的首先投降使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进一步坚信,法西斯必定灭亡。
由于西班牙始终未能参战,英国得以在整个战时自由出入直布罗陀海峡,保住了本土和北非(特别是控制苏伊士运河的埃及),以及中、远东的交通顺畅,保住了英国对德、意的海上优势。意大利的海军力量和战斗力都偏弱,英国成功地掌握着地中海的海权,英、美正是通过这一优势获得北非战役的胜利,以北非为跳板,登陆西西里岛,再以西西里为跳板,登陆意大利本土,逼迫其首先投降。
目前,主流观点认为二战的转折点是斯大林格勒战役,而英国史学界长期以来则认为是北非战役。我们姑且不论孰是孰非,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即西班牙是否加入轴心国参战是影响二战全局的一个重要战略因素。
最后提及的一个影响对西班牙也不知是福是祸。西班牙未参战使它和佛朗哥得以保全,二战后德、意、日法西斯均遭到清算、惩罚,但西班牙的法西斯统治却又延续了整整30年之久,直到1975年佛朗哥去世才告结束。二战后的西欧,民主化浪潮汹涌,唯独西班牙这边风景独“好”,好耶?坏耶?
参考文献:
[1][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
[2][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时代文艺出版社.
[3][法]马塞尔・博多等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百科全书.出版社.
[4][美]约翰・托兰.从乞丐到元首:希特勒一生.远方出版社.
作为德国最大的商业银行和华尔街排名前十的知名投行，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最近的日子并不好过。2015年在运营上出现了巨额亏损，各级监管机构对其的调查和法律诉讼无止无休，各种媒体揭露其商业模式漏洞和潜在风险的负面报道铺天盖地，市场恐慌引发了对其股票的抛售狂潮……
德意志银行，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华尔街巨人、日耳曼民族的骄傲，怎么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它又是否会重蹈昔日华尔街资深投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覆辙呢？ 内忧
引起德意志银行眼下的这场危机的一个导火索，便是其2015年全年业绩的披露。
尽管德意志银行2015年的年报还没有正式，银行总裁克里恩 （John Cryan） 在今年1月底已经向外界非正式地宣布：德意志银行2015年全年亏损高达68亿欧元！这不仅是德意志银行自2008年以来出现的第一次亏损，同时也是德意志银行100多年的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亏损。
消息公布后，市场一片恐慌，全球都掀起了抛售德意志银行股票的狂潮，其股价也呈自由落体式的下跌。两天内，德意志银行的股价就跌了近15个百分点。从今年年初到现在，股价已经跌了近四成。曾经每股股价高达100多欧元的香饽饽，到现在已经跌成只有十几欧元还嫌烫手的山芋。
针对当前的危机，克里恩一再强调，造成这次巨额亏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多项法律诉讼和各级监管机构的罚款，德意志银行业务本身并没有大的问题。德国财政大臣沃尔夫冈也高调表态，表示德意志银行业务稳定，资本充足，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但事实上，并不尽然。正如有些分析师所指出的，德意志银行现在虽然业务众多，但是却找不到一项好业务。
比如，在传统的信贷方面，德意志银行一直都很活跃。2008年从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也让德意志银行深陷其中。美国的那些银行，在美国监管机构的督促下，迅速地补充资本金，充实资产负债表，应付不良资产的能力得到了迅速的提升。可是，德意志银行和其他欧洲银行，由于是外国银行，所以美国监管机构的那些措施对他们并不适用。这样的一个后果就是，与美国的同行相比，欧洲银行应付不良资产的能力明显差了一大截。如果一切正常，问题不会显现出来，皆大欢喜。可是，一旦这些不良资产收不回来，欧洲银行出问题的概率要比美国银行大得多。最近，意大利的几家银行都濒临破产的边缘，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从最近披露出来的资料来看，德意志银行在欧洲有大量的信贷业务，其对象有许多是那些欧洲经济危机中的重灾区，像西班牙和意大利等。这些贷款，很有可能颗粒无收。据估计，德意志银行在西班牙所面临的信贷风险是120亿欧元，在意大利更是高达180亿欧元！对于这些巨额不良资产，德意志银行不仅没有披露，更没有充足的资本金来应付，因此有可能产生的突发危机。一旦出问题，德意志银行怎么办？市场出现恐慌，不是没有道理的。
再比如德意志银行颇引以为豪的“有条件可转换债券”业务（Contingent Convertible Bond）。作为德意志银行的一项金融创新，“有条件可转换债券”给予投资者每年6～7个百分点的固定收入，但作为交换条件，在情况不好的时候，德意志银行可以停止支付利息，甚至将债券转换为股票。目前全球来看，“有条件可转换债券”的市场规模大约在1000亿美元左右。但是，“有条件可转换债券”的流动性却比不上其他金融产品，这直接影响了“有条件可转换债券”的价格。德意志银行的“有条件可转换债券”，从发行至今市价已经跌到不到面值的70%，但是每年还得支付3.5亿欧元的利息。德意志银行能否有充足的现金支付利息？如果一旦现金不足，它是否会将债券转换为股票，让投资者长期套牢？正是由于在设计上的不成熟和过于乐观，“有条件可转换债券”不仅没有给德意志银行带来预想的丰厚回报，反而加剧了市场的恐慌情绪，对这次的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德意志银行的业务本身没有问题的话，这场危机根本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甚至根本就不会发生。正是由于德意志银行自身有问题，才会让危机有了继续发展的机会。 外患
目前市场上针对德意志银行而出现的种种恐慌，除了德意志银行自身的原因之外，当然也有外部因素的作用。
首当其冲的便是德国经济增长的低迷。作为德国最大的银行，德意志银行与德国的那些企业巨人休戚与共，息息相关。德国整体经济的状况，对德意志银行的业绩有着直接的影响。可是德国这台欧洲经济的发动机，现在的表现是差强人意。2015年德国的经济增速为1.4%， 这不仅远远低于美国同期的经济增速，还低于同在欧洲大陆的英国的增长速度。不仅如此，业界估计2016年德国的经济增速会继续下跌到1%。德国宏观层面经济增长的低迷，会直接影响到德国企业的经营业绩。而业绩的下降，又会迫使德国企业缩减融资、投资活动，而这恰恰是德意志银行所严重依赖的。所以，德意志银行势必会受到牵连。
欧洲央行目前的超低利率，对德意志银行的持续经营也提出了挑战。利率越低，银行的利润空间就会越小，对银行的挑战也会越大。目前，业内人士估计欧洲央行为了刺激欧洲的经济，将会在3月份再次调低利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对于已经深陷困境的德意志银行来讲，无疑会是雪上加霜。正是基于对欧洲央行的这种预期，广大机构投资者预期德意志银行的情况会继续向坏的方向发展，从而引发市场的恐慌。
另一个不得不提到的外部因素，便是全球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的放缓。作为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对华出口是德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德国许多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严重依赖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可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放缓，而且这种态势，估计还会持续下去。中国经济的放缓，对进口的需求就会降低。对于那些依赖出口的德国企业，这无疑是当头一棒。据报道，德国的有些企业已经因此在经营上出现了困境，而这又会连锁性的影响到服务于这些企业的德意志银行。
国际能源市场，特别是原油市场持续的价格低迷，对德意志银行的业绩也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德意志银行的许多客户，是那些跨国型的能源巨头。德意志银行公司信贷业务的近一成，来自于能源板块。可是由于国际原油价格持续在每桶30美元左右的历史低位徘徊，许多石油企业现在是入不敷出，财务上捉襟见肘。这些企业付息还贷的能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德意志银行在这上面所面临的信贷风险大大增加。一旦一家或几家企业出了问题，德意志银行的贷款很有可能就会打了水漂。这也正是一些机构投资者所担心的。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阴雨”，就在德意志银行被自身的问题所困扰的时候，宏观层面的诸多因素不但没有起到缓解危机的作用，反而使得德意志银行的情形变得更糟，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恐慌心理，在全球范围了引发抛售的狂潮。 官司
在宣布2015年年度业绩的时候，克里恩反复强调在这68亿欧元的巨额亏损里面，有53亿欧元是由于为了应付监管机构的罚款和各种官司、诉讼而提留的特别储备所造成的。暂且不管克里恩这个解释的可信度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各种官司在德意志银行的这场危机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
从2012年至今，德意志银行被全球各级监管机构开出的罚单就高达120亿欧元。这其中比较典型的包括2015年4月份，因为操纵伦敦银行间拆借利率（LIBOR Scandal）而被英美两国的监管机构所处以25亿美元的罚单，以及2015年11月份因为违反美国的制裁条例而被纽约州和美联储所开出的2.6亿美元的罚单。
然而，针对德意志银行的法律诉讼还远远没有结束。德意志银行现在正在配合各级监管机构进行调查的主要案件包括：涉嫌俄罗斯的洗钱案;违反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案;涉嫌操纵欧洲银行间拆借利率（Euribo）案;银行员工集体严重逃税案;等等。德意志银行为了应付这些案子的诉讼费用和可能的罚款，又专门预留出了48亿欧元的资金。
针对德意志银行的调查和诉讼，从2012年开始就没有间断过。每当结束了一个案子，更多的案子被扯了出来。德意志银行在这上面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这似乎就像一个黑洞，永远不能见底。在这旷日持久、代价高昂的诉讼战中，德意志银行到底能否坚持到最后，这是令广大机构投资者所担心的。
更重要的是，在各级监管机构的调查中，德意志银行的许多违规、甚至违法的操作被逐渐地披露了出来。暴露在广大投资者眼里的德意志银行，就是一个为了追求利润，不惜以身试法，铤而走险的投机分子，完完全全的一副赌徒嘴脸。德意志银行在这些案件中的所作所为，让许多的投资者寒了心，毁掉了大家对其莫大的信任，这是造成这次德意志银行股价崩盘的一个重要原因。 出路
德意志银行的这场危机发生后，许多人将之与 2008年申请破产的华尔街投行雷曼兄弟作对比，发现二者之间有许多的相似之处。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问题就是：德意志银行是否会重蹈覆辙，成为第二个雷曼兄弟？
必须看到的是，德意志银行所面临的内忧外患，依然存在。从自身来讲，经营模式和产品上的问题，还没有得到纠正，所以风险还在;从外部因素来讲，宏观经济短期内难有大的起色，中国经济的疲软态势还会持续下去，能源价格还会在低位徘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德意志银行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很严峻;从官司的角度讲，德意志银行还有一系列的案子正在接受各方的调查，到底还需要多长时间，需要支付多少数额的罚款，还未可知。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德意志银行的这场危机不但不会马上得到缓解，相反还会继续下去。
但尽管如此，德意志银行重蹈雷曼兄弟覆辙的可能性仍不是很大。与雷曼兄弟不同的是，德意志银行不仅是德国最大的商业银行，同时也是服务众多德国企业在海外业务的主要德国投资银行，目前还没有其他一家德国银行已经强大到能够替代德意志银行。正是由于德意志银行在这方面的超然地位，决定了它不会像雷曼兄弟那样倒下。否则的话，受伤的不仅是德意志银行本身，它还会牵连到德国其他企业，甚至整个德国经济。
现在来看，一个可能的结局，就是监管部门会要求德意志银行募集资本，充实自己的资本金和资产负债表。如果德意志银行能够轻松筹集到足够的资本金，皆大欢喜。但鉴于目前投资者对德意志银行缺乏信任和信心的情况下，德意志银行无论是募集股权资本，还是筹集债券资本，都不会容易。一旦德意志银行筹集不到足够的资本金，为了生存下去，就不得不与另外一家德国银行合并，或被兼并。随着德意志银行股价的跳水，其市值已经缩水到200亿欧元左右，兼并德意志银行并不是什么难事。
很多人都说德拉吉的解说词过于学究和枯燥，不比他的前任们个性风趣，但他本人却似乎因集意大利人的风度翩翩与德国人的严谨于一身，因此也颇受记者欢迎。如今说起“超级马里奥”，人们首先想到的已不再是日本任天堂公司那款游戏的主角，而是这位67岁的经济学家与银行家――马里奥・德拉吉。
学生时代
德拉吉1947年9月出生于意大利罗马的一个金融世家，殷实的家境让他度过了快乐的孩提时代。德拉吉在年少时经历过人生的低潮。上高中时，他的父母在几个月内相继去世。作为家里3个孩子中的老大，德拉吉承担起了“长兄为父”的重担，在弗朗哥・罗基教父那里接受了教会教育。罗基教父是一位哲学教授，喜欢在学生说出答案后问“为什么”，在意大利很有知名度。苦难让人早熟，德拉吉从那时起便开始对人情冷暖有了深刻体察，这也被外界视为形成他处事冷静、敢于担当性格的主因。
在意大利罗马Liceo Massimo高中的篮球场上，少年时代的马里奥・德拉吉总是模仿当时在米兰奥林匹亚队打球的比尔・布拉德利的动作。布拉德利是NBA的传奇巨星、美国篮球名人堂成员之一，曾当选为美国参议员。德拉吉曾经的队友说，布拉德利打球时以积极和对细节的专注著称，这同样也是德拉吉的特点。虽然篮球生涯没有布拉德利那么辉煌，但在之后的工作岗位上，德拉吉丝毫不逊色于布拉德利。
“读书的日子很艰苦，他每天总要起得很早，晚上睡得很晚。”德拉吉的同学、现在意大利国营电视台RaiSpA主持一档脱口秀节目的詹卡洛・马加利说。他眼中的德拉吉“是个很懂礼貌，受过良好教育、风趣的人”。
法拉利汽车公司总裁卢卡・科德罗・蒙特泽莫罗也是德拉吉的同学。在他的印象中，德拉吉是个“严肃的男孩”，同学们遇到了困难总是找他帮忙，但又会取笑他穿衣服过于讲究。
蒙特泽莫罗说：“马里奥从来不会头发乱蓬蓬的，他总是收拾得整整齐齐。坐在他后面的同学总想找出他衣着上的漏洞，可他对每个细节都很在意。”
高中毕业后，德拉吉进入罗马大学攻读经济学，师从推崇凯恩斯理论的经济学家费德里科・凯夫。20世纪70年代初，不甘平庸的他漂洋过海，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求学深造，成为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兰科・莫迪利安尼和罗伯特・索洛的弟子，并于1976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读博期间，其导师索洛就曾预言：“德拉吉日后会成为一名大学教师”。索洛的预言果然得到应验。完成学业后的德拉吉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后又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
走马上任
1984年，德拉吉走出校门，作为意大利的代表，被派驻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出任世界银行执行董事达6年之久。其间，他与美国、德国等多国财长建立了密切关系，也为自己培养了丰厚的人脉。
1990年，德拉吉返回罗马，在意大利财政部担任国库部总干事。德拉吉走马上任几个月后，一场货币危机就席卷了意大利，迫使意大利里拉贬值百分之三点五，意大利被迫放弃欧洲的汇率机制。作为应对之举，德拉吉开始出售超过700亿欧元的国有资产，并修订相关法案，推行欧洲力度最强的私有化进程，改革财政部内部结构。事实证明，这些措施卓有成效。
2001年，贝卢斯科尼上台后，德拉吉离开意财政部前往美国高盛投行担任副总裁兼执行董事。当时德拉吉的办公地点在伦敦，他常常乘坐地铁上班，而不是乘坐公司为他配备的豪华轿车。由此，外界对他称赞有加，认为他的言行更接近勤奋节俭的德国人，而不像一般那种背负“地中海懒汉”恶名的意大利人。
2005年底，意大利出现财政危机，央行面临破产，时任总理的贝卢斯科尼紧急将德拉吉召回，接替涉嫌丑闻的安东尼奥・法齐奥，出任意大利央行行长。上任伊始，德拉吉精兵简政，削减了法齐奥时期设置的一些分支机构。之后，他改变了意大利央行的办公地点――建于19世纪的柯克宫的内部风格，允许员工把电脑接入互联网，上班时携带黑莓手机。德拉吉国际化的视角和开放的处事方式，使意大利央行面貌焕然一新。意大利媒体为德拉吉的这些任职业绩和不凡举措频频叫好，并亲切地称他为“超级马里奥”。
同事们对德拉吉的评价是：聪明、冷静、做事专注，尤其擅长分析问题。他表情冷峻，不爱夸夸其谈，衣着讲究，不管天气多冷，他都穿着无可挑剔的高档西服。
自2006年起，德拉吉成为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的成员。
德国总理默克尔声援德拉吉，称他是一个“非常有趣且阅历广泛”的男人，有着“与德国人一样的稳重”，“实行稳定的经济政策”。
“他是个完美主义者，当然也很好胜，是一个注重团队合作的人。在从事过的所有工作中，他总是很果断。”意大利电力贸易公司Acquirente Unico SpA行政总裁保罗・维杰瓦诺说。维杰瓦诺曾是高中时德拉吉的篮球队友，维杰瓦诺打中锋，德拉吉打后卫。
“马里奥能坚定且有礼貌地把他的看法表达出来。”以色列央行行长斯坦利・费希尔说。费希尔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书，德拉吉的博士学位便是那时在该校取得的。费希尔说：“马里奥不会用拍桌子来表示坚定，但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捍卫欧元
2011年11月1日，德拉吉接替任期届满的让・克洛德・特里谢，正式出任欧洲央行行长一职，但他上台的经历并不顺利。在遴选工作刚开始时，德拉吉不被外界看好，主要因为他是意大利人，而该国正是欧元区国家中除希腊外债务状况最糟糕的国家，同时意大利的通胀水平也一直比较高。对于以维持物价水平为第一要务的欧洲央行来说，由一位来自“超级债务大国”的央行行长来拯救欧元，似乎不能让人放心。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亲信就曾对媒体说：“一个南欧人出任行长将不是个好信号。”
然而，世事难料，由于排位在前的两位候选人突然撤退，德拉吉最终进入了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考虑范围。2011年5月11日，默克尔公开表态声援德拉吉，称他是一位“非常有趣且经验丰富的人”，有着“与德国人一样的稳重”，“他非常接近于我们有关稳定性文化和可靠经济政策的想法”。
除了德国人这一关，法国人也另有算盘。在法国人特里谢任内，包括行长在内的欧洲央行执行董事会的六名成员中，仅比尼・斯马吉一名意大利人。然而，如果特里谢卸任而德拉吉当选，将使执行董事会中的意大利人增至两名，而法国的代表将减为零。为此，法国曾要求斯马吉辞职，以便给法国人空出一个席位。斯马吉当然不情愿，他以任期未满为由拒绝，法国也不肯为德拉吉“放行”。后来，还是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亲自出面做通了斯马吉的工作。贝卢斯科尼当面向萨科齐表示：“如果法国支持德拉吉，作为交换，意大利将把斯马吉的位置让给法国人。”得到这个保证后，法国才表态支持德拉吉。
坐上欧洲央行头把交椅的德拉吉并没有时间庆祝，当时正是希腊债务危机闹得沸沸扬扬、面临系统性风险之际，德拉吉曾对朋友说“自己并没有十足把握成功拯救欧元”，但他将“放手一搏”。
德拉吉没有食言，他的第一步就是推出银行的长期再融资计划（LTRO）。通过提供长达三年的短期流动性融资，欧洲央行帮助抑制了债务和信用衍生品市场上的利差。不过，这并没有解决欧元区的主要问题。到2012年中，南欧诸国与德国为首的债权国借贷成本之间的差距日益增大，甚至威胁到了借款国的生存，希腊将退出欧元区的讨论甚嚣尘上，欧元的存续命悬一线。
2012年9月，德拉吉在伦敦向外界释放出足以载入央行历史的讯号――“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欧元”。市场很快明白，德拉吉意指将在可能时随时开启直接货币交易（OMT）计划，即可无限量购买三年期以下国债。在此预期下，重债国国债利率水平迅速下滑，欧元区由此度过了最为动荡的时刻。
一年多后，有记者问为何美国与日本都在费力买进卖出债券，而欧洲央行只动动嘴就达到了相似效果，德拉吉以其惯有的幽默说：“如果不夸夸我自己，这个问题就太难回答了。”
2013年下半年到2014年初，欧元区形势趋稳，经济复苏也逐渐到来，许多人以为欧元区的危机已逐渐远去。但到了10月份，形势却急转直下，区域内通货膨胀率降至历史新低，经济复苏前景也岌岌可危，加上欧元区诸多危机国家迟迟未能解决的高失业率，人们开始担心欧元区变成像日本通缩时期的样子。
关键词：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思想品德课；教学
公民意识，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颇多关注的一个问题。学者们纷纷从政治学、社会学以及法学等各个不同的视角来解读其概念、价值与意义。虽然学者们关于公民意识概念的阐释不尽相同，但是在公民意识对于建设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意义上却是认识统一的。在公民意识培育和提高的过程中，高校应担负起自身的责任。本文主要从高校思想品德课，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的角度，谈谈对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几点粗浅看法。
一、公民意识教育与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
公民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存在形式，不仅内容十分丰富，而且是一个具有层次性的体系。学理上对于其含义的理解并不一致，简单地讲，公民意识主要是指自然人对于自己作为公民在国家和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所享有的权利和所承担的责任等的自觉意识。
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优良成熟的公民意识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思想基础，而具备优良成熟公民意识的公民又是现代法治国家不可缺少的主体要素。在我国，建设法治国家已成为时代的诉求；而法治国家制度的建立，不仅要以完善的法律体系作为前提条件，而且要有普遍的公民意识作为人文心理基础。［1］因为，只有具备优良成熟的公民意识的公民，才能更好地理解自己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并积极地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管理，才能树立起对法律的坚定信仰并正当地行使权利和自觉地履行义务。所以，民主政治的实现和法治秩序的建立离不开公民意识的支撑。另一方面，公民意识也是社会个体成为现代社会主体的重要标志。只有具备现代公民意识的社会个体，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同并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
然而，公民意识并不是公民零散的个人意识，不可能在社会生活中自发形成。作为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公民意识，是理论化、系统化的社会意识形式。［2］所以，必须通过公民意识教育加以培育和提高。实施公民意识教育的途径是多方面的，有学校的、家庭的和社会的，等等。其中，学校教育是实施公民意识教育的主渠道。
大学生群体作为公民，而且是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公民，其公民意识水平如何，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整体公民意识水平。总体而言，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他们关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和一定的平等意识、权利意识、民主意识、参与意识、责任意识等现代公民意识。但是，我国大学生的公民意识现状距离现代社会理想状态的积极公民还有很大的差距，［3］部分大学生的公民意识仍然处于一种不自觉的或模糊的状态，以致现实中出现这样一些消极的意识倾向，例如：不能正确认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关系，当面对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冲突时往往过分强调个人利益而忽视国家利益或社会利益；不能正确理解权利义务的关系，片面强调权利的享有而忽视义务的履行；不能正确把握自己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定位，缺乏充分的政治参与热情和社会责任感，对国家政治活动和社会管理事务关心不够、参与不足；不能正确处理知行统一的关系，公民行为意识差甚至出现知、行错位的现象，等等。上述现实状况，说明大学生的公民意识需要进一步的培育，而高等教育特别是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应承担起这一责任。
二、高校思想品德课与公民意识教育的契合
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高等教育的目标不仅是培养各个领域的专业人才，更重要的是培养社会需要的合格公民。高校思想品德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渠道之一，同时应成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重要平台。而且，从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看，高校思想品德课与公民意识教育是契合的。
第一，教育目标的契合。一直以来，我国的学校教育都非常重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从小学起到大学，都开设思想政治类课程。尽管不同教育阶段的课程名称有所不同，但实质的教学目标却是统一的。高校思想品德课，相较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系中的其他课程，更侧重于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以及道德观和法制观的培养，侧重于学生理想信念的塑造和爱国情操的提升，根本目标定位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这使高校思想品德课在目标上更接近于公民意识教育，而后者，更是以培养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合格公民为直接追求。
第二，教育内容的契合。综观高校思想品德课的教学内容，如果从关系的角度分析，主要涉及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从规则的角度分析，则主要涉及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公民意识教育，一般来说，主要包含主体意识教育、权利意识教育、责任意识教育、规则意识教育等内容，其中自然涉及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关系、涉及涉及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可见，两者在内容上也是契合的。
高校思想品德课与公民意识教育在目标和内容上的契合，为两者在教学中的结合提供了现实可能。此外，长期的高校思想品德教育实践所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和庞大的教育资源，也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教学中实施公民意识教育的基本思路
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总体规划、统一部署。对于高校而言，只有将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理念渗透到教学与管理的方方面面，并为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培养营造良好的学校环境，才能使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产生实效。高校思想品德课作为高校实施公民意识教育的重要平台，应充分发挥自身在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中的作用。
第一，注意教育目标的凸显和教学内容的融合。目前，我国高校基本没有设置专门的公民教育课程，因而，须将公民意识教育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对于高校思想品德课来说，虽非专门的公民教育课程，但在课程教学计划中也应凸显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目标。为此，高校思想品德课应基于与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契合，重点加强主体意识、关系意识和规范意识等方面的公民意识教育，并将其融合到各个章节的具体教学内容中。首先，加强对大学生的主体意识教育。公民作为参与或监督现代国家权力运行和社会管理的独立主体，是现代国家的基本要素之一。一个公民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主人身份，是公民意识的前提、基础。［4］为此，高校思想品德课须重视对学生的主体意识教育。教学中，可以结合“继承爱国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及“增强国家安全意识”、“我国宪法规定的基本制度”等章节内容，使学生理解“公民”的丰富内涵，确立公民角色的自我意识。只有具备明确的主体意识，学生们才能树立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增强参与意识，才能以国家主人的姿态积极参与国家管理，才能具有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才能自觉维护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其次，加强对大学生的关系意识教育。作为社会个体，公民始终处于与国家、社会、集体及他人的关系之中。公民的清晰的关系意识，有助于化解冲突、促进和谐，从而保障社会安定和国家安全。教学中，可以结合“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加强道德修养，锤炼道德品质”、“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秩序”、“培育职业精神，树立家庭美德”、“增强法律意识，弘扬法治精神”、“了解法律制度，自觉遵守法律”等章节内容的教学，帮助学生明确自己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定位，把握各种关系的处理原则，从而在具体行为时作出正确的选择。再次，加强对大学生的规范意识教育。道德与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两种基本规范。对于公民而言，只有具备良好的规范意识，才能尊重道德、遵守法律，才能依照道德和法律的要求选择正确的行为。教学中，可以结合道德和法律部分的具体教学内容，帮助学生正确理解权利和义务的含义、明确权利和义务的关系，理解道德的基本要求和现实意义，从而使其确立正确的道德意识、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在实际生活中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做一个有道德的守法公民。
第二，积极探索提高教学实效性的方法和途径。我国的大学生群体，基本上处于18到22岁这一年龄阶段。这一年龄阶段的大学生，价值观基本形成但尚不稳定，自我意识较强但社会实践能力不足，有一定的认知能力但尚不深刻、全面；并且，经过长期的思想品德教育，他们对公民教育的内容有一定的了解。所以，为提高教学实效，在教学方法和教学途径的选择上必须考虑大学生的个体特征。首先，要考虑教学方法的多样化。虽然说必要的灌输仍然是需要的，但单一的灌输和重复的说教易引发学生的反感，影响教学效果。所以，可以尝试通过讨论、恳谈、对话、辩论等方式，寓教于理、寓教于情，实现教师与学生的双向互动，激发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热情，从而在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中孕育和提高大学生的公民意识。其次，要重视教学途径的实践性。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活动，不仅需要通过实践活动提升教育效果，而且需要通过实践活动检验教育效果。因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锻炼学生的公民行为能力；也只有通过学生的实践表现，才能体现公民意识教育的效果。所以，在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方面，实践教学的意义非同一般。然而，事实上，实践环节恰恰是教学的薄弱之处。虽然高校思想品德课的教学计划中设置了一定的实践环节，但是，实践教学并未在较大范围和较多层面上展开。为此，一方面，应增加高校思想品德课实践教学的课时比例，另一方面，应拓展公民意识教育实践教学的渠道。要努力寻求校内有关部门和校外社会资源的配合，使实践教学在校内和校外通过多渠道在更多层面上展开，让学生在各种各样的实践中实现自我教育，生成和提升公民意识。目前来说，可以鼓励学生参与校内的公德实践活动、参与学校事务管理活动，也可以引导学生走出校园，参加青年志愿者、社会服务、参观考察等社会实践活动。
总之，公民意识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大学生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此，高校思想品德课应担负起对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责任，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将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融入到思想品德教学中，为社会输送具有强烈公民意识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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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整中国当代社会新型的同质性人际关系
中国正在进入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工业化和信息化的生产是大批量生产。城市的企业员工来自全国各地，事业单位和政府工作人员也来源于全国各地，他们相互之间少有血缘上的联系。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传统上因血缘关系聚族而居的农村劳动力大量涌人城市，他们周围的人际关系也越来越摆脱了血缘上的联系。在中国真正步人工业化和信息化社会以后，纯粹意义上的农村劳动力将大幅度减少，缺乏血缘联系的城市人口将占人口的大多数。另外，随着国际间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日益增多，中国人也逐渐走向“世界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之人。因此，中国未来的人际关系交往范围将要大大突破传统的血缘关系局限，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交往将要弱化，人们将要更多地同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他人进行交往，而且交往的频率和范围也将更为频繁和广泛，从而形成了团体型的交往格局。
在公共领域无血缘关系的人际交往中，每个人都需要把其他人看作是同质化的人来对待。在这样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价值是人们之间的相互尊重，即自尊尊人。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每个人得到他所应该得到的，失去他所应该失去的，任何人都无需通过牺牲自己来满足他人，也不能通过牺牲他人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每个人都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这正符合正义的基本含义“得其所应得，失其所应失”，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没有偏私。正义可以调节各种人际关系，不但可以调节仁爱所难以调节的与非血缘关系的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即使是在血缘关系和熟人关系内，每一个人也都需要得到尊重，正义也可以在其中作为调节仁爱的品质来发挥作用。“复杂的社会不能单靠情感(比如同情和信任)来加以维系，因为情感只在小范围内有效。对待陌生人的道德行为，要求有‘人为的’德行，特别是正义的秉性”。因此，正义所调节的人际关系范围广，普适性非常强，正可以作为调节日益走向“世界历史”之人的人际关系的最基本价值，符合个体现实的伦理交往需要。
同质性新型人际关系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从伦理学来看，人类的道德生活主要涉及到两个领域的关系，一是生产领域内的人际关系，二是生活领域内的人际关系，这两个领域内的人际关系的本质是利益关系。“道德起源于人类社会调整利益关系的需要。所调整利益关系，无非是按照一定的原则或规范，规定人们各应占有多少利益、各应承担多大责任，这也就是分配人们的权利和义务。”而正义产生的客观条件正是利益调整的必要性，只有正义才能够恰如其分地处理好这种利益关系。因为正义是人为之德，是由于利益划分的必要而出现的，它的作用在于平等地分配权利、自由和财富，恰当地处理财产所有权问题。道德的根本任务是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在诸德性中，正义能最恰当地处理和调整团体型人际交往关系中的利益关系。所以，正义最符合个体在团体型人际交往中处理利益关系的需要。
二、平衡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关系
道德教育既要重视道德义务和道德责任的培养，又要重视道德权利意识的启蒙。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只重视道德义务感的培养，而忽视了道德权利意识的培养，这种道德教育模式虽然适应传统社会培养“臣民”人格的需要，但是，在当代社会却无法适应培养“公民”人格的需要，并有悖于民主和平等精神。中国当代道德教育之所以重视培养公民的道德权利意识乃是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生存方式变迁的回应与契合，是和主体性意识不断萌发、个体性价值不断得到尊重相一致的，也是对于个体权利意识和契约精神不断凸现的良序公共生活的追求，是对于公民社会和公民伦理不断发展的理论自觉和实践引导。中国当代道德教育自觉培养公民的道德权利意识是公民主体性意识的需要，是公民人格的主体性的向度。公民的道德义务是维系公共生活良序与规范的需要，是公民社会中“契约精神”的体现与内化，是公民人格的“主体间性”的向度。中国当代道德教育之所以要确立起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相对等的教育理念，是为了建构现代公民伦理精神与价值范式、培养现代社会健全的公民人格。
正义的最基本含义是“得其所应得，失其所应失”，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原则是正义最为普遍的原则。传统观念认为。权利更多地是从法律的角度讲的，义务更多地是从道德上讲的，但实质上权利与义务是不能分开的，只有完成责任义务才能赋予个人权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评价的标准，最基本的取决于一个人能否遵守正义的价值和原则。正义原则体现了一种契约精神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它表明了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正义体现了在承认个人应得的权利的同时也要承认对社会和他人应尽的义务，也体现了在承认个人权利的同时也承认别人的权利。在克鲁泡特金看来，正义感或公正感把别人的权利看作等同于自己的权利，更高的道德感就是在这个广泛而必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正义包含着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相统一的特征，它有助于唤醒个体的道德权利意识并促进个体主动保护自身的道德权利。正义价值与现代社会的民主和平等精神相契合，有助于培育现代社会所需要的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相统一的公民人格，符合现代公民社会的需要。
三、构建中国当代道德教育主导境界
当代中国正处于多元价值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每一种价值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人们应该以宽容的态度对待每一种价值观念。从道德境界上看，既有高尚的价值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也有底线伦理存在的根据。人们觉悟程度的高低、道德水平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很难急于求成地要求所有人在短时间之内都达到比较高的水平，因此，只能通过长期的、耐心的社会教育和舆论引导，使高尚的道德情操逐渐为广大公民所接受。“一个人不应该伤害别人，但是一个人并没有义务对别人采取友善的态度。换句话说，友善行为虽然得到社会认可，但不被看作是强制性的。为了促进这类非义务性的行为，父母、老师等通常会赞赏和表扬这类亲善行为”。纯粹的利他主义把自我牺牲当作道德的必要条件，但事实上“真实的、自觉的而并非献祭式的、懵懂无知的自我牺牲，是道德意识发展到较高水平的人在面对自身利益同他人
利益的冲突时可能作出的选择。利他主义把自我牺牲这种道德的崇高境界当成道德的必要前提，由此造成的道德在理念上的苛刻性，使得一般人很难真诚地奉之为行为准则，往往是敬而远之”。
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道德行为的权利和自由，任何人都不能强求别人达到所要求的高尚道德境界，道德教育只能起着引领作用。道德教育通过对高尚道德境界的赞扬来引导受教育者的行为，而绝不能强行控制、规定如何行动。我国传统上提倡的“先人后己”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一类要求本身就包含着逻辑上的矛盾，因为当“先人后己”的原则应用于自己时，他应该后于别人考虑自己的利害得失，可是当同一个原则应用于别人时，他又成了别人，他的利益又应该先于别人(另一个自己)得到考虑。这样同一个社会成员的利益究竟应该先于别人还是应该后于别人，就陷入了矛盾，所以，这一类原则不可能真正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础，但这并不是说不应该鼓励这种精神或者这种精神不高尚，而是说这种原则不能成为社会成员中利益关系的普遍基础。
我国已经接受了市场经济，市场的运作动力来自于参与市场的各方追求自利的动机。我们既然将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必须肯定追求自利是正当的行为，如果我们继续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作为信条，这就等于抽掉了市场经济的发动机，市场将无法运转。当然这种自利并不等于我国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自利行为，市场经济中的自利或者说利已是正当的，但它有着严格的界限，就是不能损害别人的利己行为。所以说市场经济与以前历史阶段相比较，自利行为的根本不同点在于自利是否同时尊重了别人的自利，市场是以无例外地尊重每个人的自身权利为特征的。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价值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之下，道德上能够达到崇高境界的只是少数人，大多数人只能达到中等程度的道德境界，市场经济也要求把中等程度的境界作为基本境界，因此，中国当代道德教育的主导境界应定位于大多数人能够达到的境界，不能把只有少数人能够达到的境界强制要求多数人也要达到。适合大多数人的道德境界是利己心和利他心相结合的境界，也就是中等层次的境界。正义是在有限的仁爱之心基础上产生的，是利己心和利他心相结合的产物，在道德境界上属于中等层次的价值。正义的境界是绝大多数人都能够达到的境界，正适合构建中国当代道德教育的主导境界。
综上所述，正义具有调整中国当代社会新型的同质性人际关系的功能，满足了个体的现实需要；正义具有平衡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关系的功能，满足了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需要；正义具有构建中国当代道德教育主导境界的功能，充分考虑到了现实中个体道德心理发展的限制。上述三个方面，使正义能够并正在成为中国当代道德教育新的核心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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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会昌，道德发展心理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关键词：俾斯麦 现实政治 政治协定
1891年8月法俄间《法俄政治协定》及军事协定的达成是19世纪末甚或一战前国际关系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些协定的签订打破了俄、法两国政治上孤立的局面，改变了普法战争后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国际政治格局。一定程度上讲，俄法的接近是俾斯麦及其辞职后的德国新政府和其他欧洲大国对俄法的一步步孤立造成的。
一、俾斯麦对俄法的外交政策
俾斯麦在1890年3月去职前一直主导着欧洲的外交。他在领导德国的近二十年间，始终围绕其外交核心――孤立法国，约束俄国或把欧洲其余的强权团结到德国周围，以超乎寻常的谨慎和小心，执行自己曾大力鼓吹的现实政治，至少欧洲的权力均衡始终不曾破坏。［1］
在位期间，俾斯麦针对俄法建立了一系列同盟，如德奥同盟、三国同盟、奥塞同盟、奥罗德同盟和两次地中海协定。他利用德奥意三国同盟实现了德奥意三国的紧密团结和合作；利用奥塞同盟、奥罗德同盟承认并保障了奥地利在近东的利益；又利用两个地中海协定使得三国同盟与英国在维护地中海、近东现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共同遏制俄法野心的非同盟性联合；［2］1887年6月18日与俄国签订的《再保险条约》，牢牢地拴住了俄国，确保了俄国不会与法国建立任何形式的反德同盟及俄国在法国对德战争中的中立。19世纪80年代后期形成的这些同盟体系构建了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国际政治格局，“法国被彻底孤立了，眼下，至少在莱茵河两岸的两个强劲对手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了。”［3］
但是，俾斯麦的体系所促成的对德有利的均衡局面本质上是脆弱的，它的外交归根结底仍只能是一种拖延问题的权宜之计。［4］因为在体系内部，欧洲国际政治中的基本矛盾如法德矛盾、奥俄矛盾等都没有得到解决。但是，俾斯麦至少客观和理智地分析了当时德国在欧洲政治格局中的地位。
二、德国新政府的亲英反俄的“新路线”
1890年3月俾斯麦由于与德皇威廉二世的矛盾辞职，威廉二世等人终于扫清了推行亲英反俄“新路线”的唯一障碍。这一外交“新路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拒签《再保险条约》。俾斯麦下台后不久，俄国驻德大使帕维尔・舒瓦洛夫向德国提出续订《再保险条约》6年的要求。新宰相卡普里维拒绝了俄国的要求，德俄联合关系由此中断。德国放弃《再保险条约》就等于失去了控制俄国或俄法关系的机会；对于俄国来说，透过这一举措它看到俾斯麦下台后德国外交政策的转向，从而联系法国以改变俄国的外交环境不仅成了必须的，也成了可能的。
2. 对近东问题的变化。德国在近东问题上一改俾斯麦时期在保加利亚问题上与俄国合作的态度，不再支持俄国的保加利亚政策。德国也明确反对俄国在没有与德国和奥匈帝国取得一致的情况下对海峡有任何的改变。在所有有关近东的问题上，德国新政府似乎正越来越明显地站在奥匈帝国一边，并且还希望与英国建立共同反俄的阵线，而俄国不可能不对这些变化视若无睹。
3. 对英示好。1890年7月，德国新政府与英国签订《赫尔果兰条约》，德国在非洲殖民地问题上向英国作出重大让步，以东非的桑给巴尔换取了英国在北海的赫尔果兰岛。德国认为此条约的签订不仅“消除了英德之间可能的冲突的根源，并且还结束了彼此间日益增长的不满”。［5］俄国认为，德国放弃《再保险条约》后，不惜代价地寻求与英国的合作，正是为了反对俄国的。
俄国的外交面临着窘境，似乎只能把眼光转向法国。同时，《赫尔果兰条约》的签订对法国震动也非常大，法国外交政策的目光似乎也投向了俄国。1890年5月30日法国突然逮捕了一大批流亡巴黎的俄国革命者的举动即是法国外交政策变化的明证。长期以来，法国政府对流亡法国的俄国革命者的容忍一直是法俄关系中的一根利刺，沙皇对此耿耿于怀。因此，法国的举动确实获得了极好的效果。亚历山大三世对法国的做法非常赞赏，以至于他立即向法国表示了正式的谢意。8月份，应亚历山大三世的邀请，法军总参谋长布瓦代弗尔访问了俄国，并且与支持法俄同盟的俄国国防大臣万诺夫斯基和俄军总参谋长奥布鲁切夫进行了会谈，由此打开了两国的对话与接近的渠道。
在德国为两线作战做准备时，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加强三国同盟。1891年5月德奥意《三国同盟条约》提前一年实现了续订。受三国同盟条约续订及随之而来的英德奥意四国友好的影响，在1890年改善了关系却没有能够走得更近的法国与俄国终于走到了一起。
根据1891年德奥意《三国同盟续约》，德国和意大利同意共同确保北非地区的现状。这一条约对意大利在北非和西地中海的扩张给予了支持，从而增强了意大利在这一地区的扩张。德国希望利用支持意大利在北非的扩张来换取英国在北非助意反法的承诺，从而实现联合英国，建立四国同盟的目标，同时，防止法国把意大利拉出三国同盟也是其考虑之一。
然而，英国虽拒绝了意大利的英国加入三国同盟的提议，却做出了友好的表示，派出舰队访问了奥匈和意大利的港口。7月4日至13日，德皇威廉二世携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等人对英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威廉二世热情地宣布他将尽可能确保德英两国的传统友谊。马沙尔与索尔兹伯里主要就俄国对土耳其的野心和近东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都表达了共同反对俄国对土耳其采取军事行动以及在近东问题上进行合作的意愿。德国明确地告之英国，无论何时，当英国的利益受到威胁时，英国将可以依靠德国的支持。最后，作为这一系列大规模亲善事件的终曲，意大利在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访问了英国。
三国同盟条约的续订，英德、英意奥之间的友好和接近，表明了欧洲这四大国的相互支持。这种使俄法两国孤立的国际关系格局，也使俄法更加感到有接近的必要。对于法国来说，首先，三国同盟续订是法国长期以来企图使意大利脱离该同盟的努力的彻底失败；其次，三国同盟续订对意大利在北非的扩张行动给予了全力支持，使得法国在北非的处境变得极为被动；再次，英国与三国同盟之间的不是同盟的同盟使法国在北非、地中海，甚至是在近东和欧洲大陆都将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式，如果法国不能走和三国同盟乃至与英国妥协的道路，那么它唯一的选择和希望就是实现与俄国的联合。对于俄国来说，让俄国真正担心的是英国与三国同盟的亲善和合作。这种亲善和合作预示着英国已经与三国同盟携起手来在近东共同对付俄国，不仅会使俄国在近东寸步难行，而且还面临着节节败退的可能。这种形势刺激俄国积极起来，为了避免“在一个敌意联合面前的孤立”，［6］不得不与法国牵连起来。可以说，正是1891年三国同盟续订以及随之出现的一系列特殊情况成了俄国和法国接近的决定性因素。［7］
1891年7月，法国舰队访问俄国喀琅施塔德时，亚历山大三世脱帽聆听马赛曲成为俄法接近的先兆。8月，俄法两国外交部互致信函，沟通结盟的思想，缔结了政治协定。
俄法的接近对当时欧洲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两国接近及结盟使俄国和法国打破了政治上的坚冰，建立了合作的关系，这种俄法间的亲善是普法战争以来欧洲国际关系中从未出现过的现象，也是俾斯麦竭尽全力避免的事情。另一方面，二者结盟使当时的欧洲国际格局出现了正在构建中的两大军事政治集团相互对峙的局面，从而使世界处于一种空前紧张的状态之中。
参考文献：
［1］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26.
［2］郑功.1891年《法俄政治协定》―写在《法俄政治协定》达成110周年之际［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6）：84.
［3］William L.Langer.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1890-1902［M］.Vol.Ⅰ.New York，1935.3.
［4］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第三卷（1871―1918）［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