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制造撑起德国

国际金融风暴最肆虐的2009年，129年历史的德国家族企业舒特公司做了件破天荒的大事——向银行申请贷款。

由于全球性危机，这家机床设备制造商的订单锐减90%。“在当时情况下，无论你之前多么强大，都会感到环境的残酷，”卡尔·韦尔克是公司的决策人。1880年，韦尔克的曾祖父创办了这家位于科隆的公司，到韦尔克已是第四代。

他还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联邦政府的“迷你工作”项目：减少工人的劳动时间，降低薪金标准，但不裁员。工人收入损失的一部分由政府补贴。

“我走到工人面前，对他们说：‘我们一起渡过难关，公司不会解雇任何人’，”韦尔克说。

很快，德国经济开始走出低谷，公司迅速恢复生产，工人又忙碌起来。2010年，舒特公司的销售额翻了一番，大大超过危机前水平。

一家不到700人的企业，在短期内起死回生，堪称奇迹。舒特公司危机中的经历，在德国企业中颇具代表性。

10年前，德国为积弊所累，外号“欧洲病夫”；10年后，却已成为欧洲之巅。这个连续从两轮经济寒潮中率先复苏的国家，有着怎样的特殊之处？

“隐形冠军”

奇迹并非偶然。舒特公司名不见经传，但掌握着世界顶尖的多主轴自动车床技术及多项专利。在德国，这样的中小企业成千上万。

经济学家称之为“隐形冠军”。这类企业，不追求“大而全”，专注于“小而特”，看重技术研发，善于经营“缝隙市场”，产品虽是小部件，但技术上独一无二，制造上精细高质，功能上不可或缺。公司一般规模不大，在不少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直面客户需求，许多是代代相传的家族企业，极少上市和介入金融市场，扬名于业内而隐身于外界。

官方数据显示，如果以年营业额低于10亿欧元为标准，德国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5%以上，创造了近70%的工作岗位，完成了德国40%的出口，总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左右。它们是德国工业真正的基石。

研究德国中小企业20余年的管理咨询师贝恩德·费诺尔说，德国中小企业有一套特有的经营哲学。它们的目光更长远，希望将公司一代代传承下去，而非单纯谋求短期回报。

“这些企业会尽可能地留住熟练员工，花大笔钱用于研发，以保持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企业主与工人都把自己看做大家庭的一部分，在危机时结成命运共同体，”费诺尔说。

德国历届政府重视发展中小企业，不仅制定了《反限制竞争法》、《中小企业促进法》、《中小企业研究与技术政策总纲》等政策法规，还在联邦和地方层面成立中小企业促进机构。在不影响正当竞争前提下，时常推出针对中小企业的联合科研项目和减税政策。

费诺尔的一项调查表明，眼下大约1300家德国中小企业处于行业领军地位。它们既保留了百年前手工作坊的精细考究，又有工业时代的高效率和强大创新力，借助其全球网络和产品优势，为德国经济复苏注入巨大推力。

实业兴国

一次，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向德国总理默克尔询问德国经济成功的秘诀，默克尔回答说：“我们至少还在做东西，布莱尔先生。”

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过去15年中，制造业占德国GDP的比重始终维持在23%左右，稳居欧盟第一。

2011年岁末，大多数德国人放下工作准备享受圣诞时，慕尼黑附近的宝马车间里却依然忙碌——为如期完成订单，宝马公司宣布将圣诞假期缩短为7天。戴姆勒－奔驰、奥迪等公司也宣布了类似的假期缩减计划。

德国机械制造业全球市场占有率达17%，员工约100万人，是德国劳动力最多的工业部门。在31个门类中，德国在模具制造、数控机床等17个领域保持全球领先。欧债危机下的2011年，德国机械制造业产值达1880亿欧元，产量比上一年增加14%。汽车业、化工制药业和电子电气业等优势产业也逆势上扬。

“德国制造”因成为高品质和高技术的代名词而获全球追捧。2011年，德国出口增长8.2%，并首次突破1万亿欧元大关。过去10年间，德国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二都得益于出口。

“迄今为止，德国是全球化浪潮的最大赢家，”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托马斯·梅耶说，“它既受益于国际分工的细化，也得到了强大的需求支撑。”

与先前人们预计新兴国家将凭低成本挤垮德国出口相反，中国、印度等国家为“德国制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商机。德国工业联合会的数据显示，去年德国机械制造业对华出口增幅高达33.9%。“中国或许是世界工厂，但德国是世界工厂的制造者，”这是德国管理学大师赫尔曼·西蒙的经典名句。

科教并重

德国的可畏之处不仅在于坚持科技创新，让本土企业占据产业链高端，还在于培育出大量高素质的工人和科研人员，以确保生产环节的严标准和高质量。

企业是德国最活跃的创新主体，其科研投入占全国总量的70%。欧盟企业研发投资排名中，前25位就有11家德国公司。排名第一的大众汽车公司一年研发经费高达58亿欧元。

马普学会、亥姆霍兹联合会、莱布尼茨联合会和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等德国四大公共科研机构的研究方向从基础到应用各有不同，科研员工均超过万人，年度预算在13亿至30亿欧元之间，与全国近300所高校和地方科研机构织成一张统筹互补的科研网。

由于一线工人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产品的品质，职业教育则实施德国著名的“双轨制”——由学校和企业联合培养。这种从普鲁士时期便已定型的半工半学体制，既保证了工人的高素质和动手能力，也在潜移默化中使德国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职业操守得以代代相传。

对于更高层次的硕博士培养，德国大部分理工科硕、博士研究生都会拿出一年左右到企业实习，在一线生产实践中确定选题完成毕业论文。此外，一些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建立定期联系，将部分研发人员送往高校进行再培训。

自我革新

如今德国经济在危机笼罩的欧洲独领，而十几年前，却是另一番光景。

两德统一引发东西部失衡，大批工人失业。从1995年到2003年，德国经济年增长率徘徊在0.5%左右，低于欧元区平均水平。

面对低迷的经济和一系列社会顽疾，施罗德政府提出包含30项具体措施的《2010行动纲领》：合并失业补助和社会救济金，为企业松绑和减负，放宽创办公司和手工业者上岗条件，在公平基础上放松解雇保护限制，并提高退休年龄。

政府与工会组成的“劳动联盟”达成关键协议：工会同意限制薪酬增幅，但政府和企业必须尽最大可能提供就业保障。短时工、迷你工作等制度就此成型，在以后多次经济危机发挥调节作用。

改革引发社会强烈反弹，随后施罗德在大选中被默克尔打败，黯然离职。然而经过短暂阵痛，改革将德国引向正途。自2006年起，德国失业率开始下降，政府赤字逐步缩小，劳动成本从此被控制在较低水平。默克尔后来也灵活地延续了前任的治理思路。

至金融海啸袭来时，昔日“欧洲病夫”已大体恢复健康。“迷你工作”等制度使德国劳动市场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弹性，缓解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为日后快速恢复产能储存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