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02 00:30:08
隔着几千年的长河,请出勾践、刘禅两位政治明星同台“走穴”,因为他俩有相似的前半生,迥异的后半生,以及截然不同的教材意义。
范蠡曾告诫主子,擅动兵器,必遭天谴。这话得到了印证,先是老吴王阖闾动兵遭越军射杀,后是越王勾践欲先发制人反被阖闾的接班人夫差困于会稽。面对败局,曾经呼风唤雨的勾践,像具备超凡适应能力的变色龙,不为玉碎,宁为瓦全。他哭着鼻子求吴王夫差,您就答应收我做奴仆吧,还有我的妻子,那么美艳,您要不嫌弃就让她做您的侍妾吧。昔日不可一世的对手,成了卑躬屈膝的丧家犬,夫差心一软,没听伍子胥谏言,放了勾践一条活路。
国仇家恨对任何有血性的男人来说,那叫一个切肤之痛,帝王怎不耿耿于怀?为雪奇耻,勾践尝粪问疾、卧薪尝胆,如此熬过二十年,终于创造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伟迹,一举成为忍辱负重、发奋图强的精神典范。只是吴王夫差冤大了,人家犯在他手里,他饶了人家性命,而他犯在人家手里,想得到同等待遇,门都没有。一个意志被磨炼得比冷铁还坚硬的人,往往有人所不能之力,人所难为之举,乃至人所共耻之忤。也许范蠡是这方面的学问家,帮勾践完成霸业后,逃得比兔子还快。他的战友大夫种,下场则是以生命作代价,为“兔死狗烹”再添个案。然而,那些镶嵌于勾践体肤上的暗斑,在卧薪尝胆的光环下,一一丧失了话语权。
成则英雄,败则狗熊,若对号入座,勾践当仁不让占着前排,刘禅就只能掩面往后面钻了。在历史的股掌之间,蜀汉后主刘禅是个不折不扣的窝囊废。乐不思蜀,这辛酸复无奈的四个字,像一锭松烟墨,纵借天河之水,都洗不干净。
翻开《汉晋春秋》,曹魏的铁蹄急如骤雨,刘禅的帝王梦也寿终正寝。虽被赐封为安乐公,但已沦为人臣,赐封无非一记扇了不许喊的耳光。家国不存,威仪扫地,苟安敌手,只能在梦里神游故国,只能在梦里宠幸宫妃,也只能在梦里发号施令,这岂是做了四十一年皇帝的刘禅能接受的?我相信,彼时的刘禅应该动过殉国的闪念,但为了蜀汉臣民的安危,他必须咬紧牙关,韬光养晦,屈辱偷生,幻想能重整旗鼓,伺机让东山再起成为现实,像勾践一样痛雪前耻。所以,当司马昭借宫中舞宴测试刘禅有无野心时,他说:“此间乐,不思蜀。”没料想,一语既出,“雷倒”世人。其实,与勾践投降时的媚态比,刘禅更值得尊重,如果老天爷也眷顾他一次,谁说那不是特殊情势下的过人智慧?不信,看看南唐后主李煜,仅凭一句“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脑袋就搬了家。我想,历史之所以把刘禅刻画成“扶不起的阿斗”,除了他没有勾践的幸运,如此盖棺定论还可以收到反衬的艺术效果,以利凸显诸葛亮的威名。
千百年来,诸葛亮的化身大抵是忠义神,是工作狂,是大智囊。当年,蜀汉先主刘备托孤于他,进一步巩固了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牌坊。如履薄冰的他,也许是谨慎有余,即使刘禅能当家作主了,仍把持朝政、事必躬亲。诸葛亮如此尽忠,雄心勃勃的刘禅就为难了,虽有国君之名,却无帝王之实,为避免内廷起火,祸及黎民,他只能顾全大局,一次次松开紧攥的拳头,维系君臣手足之谊,并慢慢养成谦恭、忍让、理智的个性。无奈当时实力本就最弱的蜀汉,最终没有实现以弱胜强的大逆转,这个责任总得理论一下吧,而且总不能说是诸葛亮辅佐不力吧,找谁背黑锅呢?最合适的人选非刘禅莫属了――谁让他留下乐不思蜀的口实!
草木一荣枯,身后本无事,但这不是谁能左右的,千秋功过只能听任历史摆布。特别是那些被笔墨侍候的君王,帽子上总会标着或明或昏或仁或暴的标签,宿命地接受历史的褒贬。其实,不单勾践和刘禅,即使是渺如草芥的芸芸众生,都逃不过历史偏激的势利眼。一些人被美化,一些人被丑化,像水洇的老照片,在时间深处面目全非。
虽然说是“参考答案”，但教师的精力、学识，考试的严酷、刻板，都让老师学生不敢随便怀疑教学参考，不敢坚持自己的体会和主张，到最后，老师都不能保证自己的是正常人了，这样教书育人，能教出正常的学生吗？
的确，有不少这样理解的学者甚至大家。例如：
张惠言《词选》：此章述蜀人劝留之辞，江南即指蜀。中原沸乱，故曰：“还乡须断肠。”
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端己奉使入蜀，蜀王羁留之，重其才，举以为相，欲归不得，不胜恋阙之思。此《菩萨菩》词，乃隐寓留蜀之感。“江南好”指蜀中而言。皓腕相招，喻蜀主縻以好爵；还乡断肠，言中原板荡，阻其归路。“未老莫还乡”句犹冀老年归去。
唐圭璋《唐宋词简释》：此首写江南之佳丽，但有思归之意。……“春水”两句，极写江南景色之丽。“垆边”两句，极写江南人物之美。皆从一己之经历，证明江南果然是好也。“未老”句陡转，谓江南纵好，我仍思还乡，但今日若还乡，目击离乱，只令人断肠，故惟有暂不还乡，以待时定。情意宛转，哀伤之至。
但我们读诗更要看具体情况，正如如唐圭璋先生《唐宋词简释》中所论：《论语》上说过：“可与言而不与之言，谓之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谓之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对于诗词的欣赏，也应该做到不失人也不失言。对于诗词的作者，如果他有深意，而你不理会，你便对不起他，如果是他的作品没有深意，你要强加于他，则是你的错误。
那我们再读此词：
菩萨蛮（五首第二）
韦庄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一看景色，“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写春水一碧，水天一体，明净开阔，有如画境；“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写女子如月，手腕如雪，人物美丽，冰清玉洁。上阕从自然山水角度，下阕从人事角度，描绘“江南好”这一主题。
二看关键词，有人关注“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众口一辞的说江南好是别人劝词人的话。其实跟“谁不说俺家乡好”一样，是肯定是强调。至于说“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其实是用游子思乡的常情，来衬托出自己不愿意返乡，突出江南美好至极，可以抵消掉对家乡的思念。
请注意“未老”莫还乡，为什么老了就可以还乡？应该是在年轻可以享乐的时候尽情享受江南的美好。老了，享乐的年龄过了，可以不那么在乎美景和美女了，再离开这美景与美色的江南。否则，就要遗憾断肠了。如果依据那种认为自己家乡战火乱离，那么年轻时回乡看战火会痛苦断肠，年老的时候回乡看见战火就不痛苦了吗？
三看韦庄另一首《菩萨蛮》（五首第三）：
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 翠屏金屈曲，醉入花丛宿。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
这首词回忆自己在江南一段快乐浪漫的生活，一位春衫舞风、春风得意的“年少”，立马在横斜水面的桥头，风流倜傥，引起满楼的“红袖”为之招手。然后，美女如云的“花丛”，精美的画屏，曲折围护，他在这个温柔乡里陶醉，决意终老在江南，发誓即使到了“白首”也不回去。
前一首写自然山水和女子美丽的江南好，这一首则更直接写“年少”与江南女子沉浸爱河的江南了，而且程度更加深，不是“未老莫还乡”了，而是“白头誓不归”，老了也回去了。
对这首词争论已久，前人有很好的论述了，例如蔡义江先生曾论：
其实，张惠言注的错误是很明显的。韦庄五十九岁才中进士，在这之前，长期过着浪游漂泊的生活。六十六岁始仕前蜀，七十二岁助王建称帝，建立前蜀割据政权，七十五岁就死了。他做前蜀吏部侍郎兼平章事的“晚达”生涯，是最后一二年的事。（参阅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及《论韦庄词》）而这首词中自言“未老”，下一首则曰：“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更可见他游江南，确是在“年少”时期，所以才有“红袖招”之；如果冯唐已老，哪能得到红袖的垂意！再说，诗文中称蜀为江南的，亦少见。大概是受张氏解此词末句为有感于“中原沸乱”的影响，又有人说：“此词为韦庄避乱南方时所作。”（《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黄巢起义军攻破长安时，韦庄陷兵火中大病几死，后逃出长安，流浪各地，已年过半百。无论从时间或情调上看，都与词所写不合，所以也不可信。总之，此词是韦庄早年浪游江南时的作品。（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唐宋词鉴赏辞典》，唐圭璋主编，第80―81页）
其实正如唐圭璋先生所论：对于诗词的欣赏，也应该做到不失人也不失言。对于诗词的作者，如果他有深意，而你不理会，你便对不起他，如果是他的作品没有深意，你要强加于他，则是你的错误。
例如李白是浪漫飘逸的代表，但李白《宿五松山下荀媪家》（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叙述他夜宿山村的过程，谈他的亲切感受，语言清淡，风格极为朴素自然，不能强加“浪漫飘逸”的评语。
例如杜甫是沉郁顿挫、悲愤满怀的，但作于上元元年（760）夏天《江村》（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多病所需惟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写当时靠亲友资助在几间草房，暂时的安定生活，使饱经忧患的杜甫感到愉快、宽慰、轻松，对此诗也不能强加“沉郁顿挫、悲愤满怀”的评语。
例如辛弃疾一向是怀才不遇、报国无门，但《清平乐》（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以一幅栩栩如生、有声有色的农村风俗画，流露作者对农村生活的喜悦之情，看不出怀才不遇、报国无门。
我们读诗歌应该“以意逆志、知人论世”，更应该“置身诗境、缘景明情”，从诗文本身去体会诗歌用意旨趣。尽力防止随意联系，尽力防止过度阐释。
总之，我们应该成为正常人，正常的理解，正常的坚持我们的主张，正常的得到评判。
我们还应该把诗人当正常人来看。正常人不是一个面目，不是一天到晚就一种心情，不是什么时候都背着自己时代的国家大事。
（浙江省湖州市第二中学；3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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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辛苦了，欢迎到四川来观光旅游，我姓X，是大家这次旅行的全程导游，有着多年山区行车经验的X师付是我们的全程驾驶员。相识是我们共同的荣幸，从现在起，车上的大朋友小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你们在四川遇到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一定告诉我，我会尽我的全力帮助大家，同时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的工作。
今天是200X年的X月X日，在坐的你也开始了四川之旅。四川简称蜀，三国时，蜀国被司马昭灭亡以后，后主刘禅被安置在魏国首都洛阳，过着豪华的生活。一天司马昭在歌舞宴上问他还想不想蜀国，他回答说：“此间乐，不思蜀。”乐不思蜀，乐不思蜀，后来泛指在新的环境中得到了乐趣，而不在想回到原有的环境中去了。各位朋友来自XX省，XX省简称X，所以也希望大家通过在四川的几天时间里，发出“乐不思X”的感叹。当然这并不是贬意，只是希望大家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在这里，我先将行程作一下简要的说明~~~~行程大致就是这样。
我们的旅行车再走十多分钟就要行至成都市区了。地球人都知道，中国公认的三大城市是北京、上海和广州。在新一轮的城市赛跑中，谁将是京、沪、蕙之后的中国“第4城”？许多城市都渴望这个位置。而这个“第4城”又必须和北京、上海、广州一样，财富、生活质量、文化魅力、城市声誉一个都不都少。北、东、南的注意力都被京、沪、蕙所占去，人们将目光投向了西面。占中国幅员56%的西部，如果只经济实力最强、生活水平最高、人文气息最浓，声誉最久远的城市，它就是成都。成都的发展速度凝聚着历史积淀的势能和当前西部大开发的推力。它的经济总量占全四川的32%，它的人均1.2万元的年GDP名列中西部省会城市第一。它的企业，托普、地奥、全兴、国腾、新希望等构成为新一轮发展的“成都概念股”。它还是全国私家车拥有量第2位的城市。成都还是时尚之城，姑娘们的时髦穿着连广州人都自叹弗如……围棋讲位势，成都是中国大棋局中当之无愧的“天目”；象棋讲攻防，成都是新一轮国民经济发展的“当头炮”！成都该有的都有了，欠的就是一个响当当的名份－－第四城！那么这第四城对于在座的各位来说，真的有如此大的魅力吗？
－－李白来了，他说“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中。”成都像画一般的美丽；杜甫来了，他说“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是一座花的城市；陆游来了，他说：“二十里路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花香四溢，二十里不断。怎么样？这就是答案！
不过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成都是中国乃至这个世界上最悠闲的城市。在北京，时间就是机遇；在上海，时间就是时尚；在广州，时间就是金钱；而在成都，时间就是生活。中国的大城市，数成都人活得最另类，最没有压力感。成都就是成都，上天赋予“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的天府之利。比别的城市更懂得享受生活。因为富足，所以悠闲。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位四川的作家说，在全国各大城市，成都人的平均起床时间可能是最晚的，在街巷中步行的速度是最慢的，而茶馆的营业时间却是最长的。“天上晴天少，地上茶馆多”，凡是到过成都的外地人，无不为成都茶馆之多，成都人的饮茶风气之盛而感到新奇。据说，成都现在已成为一座每天有20多万人泡在茶馆里的盛大的名副其实的休闲场所。泡茶馆，看川剧变脸，滚灯，吐火，相信每位团友这次都是有机会的。
杂言几句我们还是来谈谈成都的概况。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首批中男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双拥模范城。近几年，又以城市建设和生态环境方面的成就，先后荣获联合国颁发的人居奖和最佳范例奖两项殊誉。成都又是一座融古代文明与现代都市文明于一体的特大城市，它是稀世珍宝大熊猫的故乡，也是天府之国的中心和窗口。以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风光绚丽多姿和名胜古迹众多而文明于世。“锦城”和“蓉城”是成都的别名，芙蓉和银杏是成都的市花和市树。
成都位于四川省中部，四川盆地西，境内平原广袤，西高东低，平均海拔500米左右，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年平均气温16摄氏度上下，降水度1000毫米，素有“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之誉。加以土地肥沃，水利先进，物产十分富饶，历来被称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明珠。
成都早在一万多年前就已成为蜀族先民活动的中心和舞台。在市区和广汉三星堆出土的文物表明，至少在四千年以前，古蜀族先民们就用自已辛勤劳动的双手，在这里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古蜀文明。大约2500年前，古蜀国开明王朝把国都从樊乡迀到此处，取周太王迀歧“一年成邑，两年成郡，三年成都”这一典故，定名“成都”。这时成都已经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城市。公元前316年，秦国把四川纳入版图，成都是蜀郡的首府。自此以后，成都一直是四川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代皆为郡、州、省一级行政区治所和军事重镇。其间，曾有7个割据政权的都城设在成都，它们是西汉末年的公孙述“大成政权”，公元二世纪时“三国”的蜀汉王朝，三世纪的“成汉”政权。九世纪前后的“前蜀”和“后蜀”政权，北宋时期农民起义的“大蜀”政权和明末张献忠建立的“大西”政权。
成都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工商发展历史。特别是丝织业的发达，名冠中华，远销国外。西汉时期，成都因经济繁荣成为当时中国的五大都会之一，织锦已成为汉朝的重要国库收入来源。成都是蜀锦的织造中心，朝廷在此设置了“锦官城”，派有锦官进行管理。这也是成都又称为“锦城”，绕城而过的南河又称为“锦江”的原因了。蜀汉时朝，诸葛亮在四川实行了休养生息，扶持农商的经济政策，成都作为蜀汉首都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唐代，成都有“扬一益二”之誉，说它的繁华仅次于江南的扬州。到北宋时期，成都已成为仅次于汴京的大都会。这时的成都，由于在晚唐五代的纷争中处于相对安宁的情况下，工农商业都有所发展，商市贸易突破了传统的坊市格局，发展了专门的交易市场，不仅有城内东南西北的综合市场，也有了专营产品的市场，如草市、糠市、盐市、骡马市等等，闹市区还有了“夜市”。此后的成都历经元、明、清诸朝和民国时期，其间虽有多次的兴衰起落，但她作为四川省经济中心的地位并无多大变化。
成都也是历史上著名的工艺之乡。蜀锦、蜀绣名满天下，列为中华四大名锦，四大名绣之列；成都的漆器以制作精美，工艺独特成为历代的传世名品，近代汉墓出土的文物中许多成都漆器可以作证；唐代成都产的雷琴，载誉全国，被声乐界视为珍宝；成都的印刷业在宋代是全国三大印刷业基地之一，有“宋时蜀刻甲天下”的赞誉。伦敦博物馆所藏敦煌文书避有五代时期成都的木刻“历书”，是世界最早的木刻历书印本；成都的造纸业也很著名，唐代成都造的“益州麻纸”是官方规定的诏书、册令用纸；女诗人薛涛制作的“薛涛笺”，被文人诗客视为上品。另外，成都的金银丝制品，竹编、草编，你别看他小，也都有着数百上千年的历史。
成都是灿烂的蜀汉文化发祥地之一，也是四川文化教育的中心城市，拥有辉煌的文明历史。早在公元前140多年，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兴学，开办了中国第一所正规的官办学堂。为四川的文化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汉赋四大家”，成都市有司马相如和扬雄两位，晋代史学家<<华阳国志>>的作者常璩，唐代女诗人薛涛、音乐家段安节，五代诗人欧阳炯、绘画大师黄筌、宋代学者<<资治通鉴>>的副主编范主禹、理学家魏了翁、医学家唐慎微、明代文学家杨升庵、清代著名的“儒将”岳钟祺，加上现代文学巨子巴金、艾芜、李劼人、沙汀等都是成都人仕。当然，造就成都文明历史的还有历史上众多的外来名臣，文士的巨大贡献，成都是历史上文化名流汇集之地。大诗人李白、杜甫、岑参、高适、韦庄、陆游、大文豪苏轼等人都曾寓居这里，为后人留下了大批的文化遗产，使成都的发达文化享誉国内外。
（走完了高速）
有关成都的历史沿革的发展史话，我们就说到这儿，让各位久等的成都就在眼前，加上我330万热情的成都人欢迎您的到来。现在你们看到的这座雄伟壮观的斜拉钢索立交桥就是成都南大门的最新标志性建筑成都南站立交桥.随着观看距离的渐渐拉近大家可以看见这座桥的上方有一个金光闪闪的太阳形标志.它可是大有来头的，名为“凤凰涅磐“，4只凤凰逆时针旋转，外面是12到火焰顺时针旋转，代表蜀国生生不息，因为它是2000年7月于成都西郊金沙遗址出土的金萡环形太阳，所以专家们推测它可能是古蜀先民的图腾标志.它代表了3000多年前古蜀国最灿烂的文明和当时最先进的冶炼加工技术,金沙遗址被发现以前我们成都的历史只能追溯到2500多年前的张仪筑城,谁都不知道在此之前成都还有一个如此辉煌的时代.今天一个古老文明的标志与最现代化的建筑结合在一起正预示着成都这座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城市正以其无尽的潜力迎接着另一个即将到来的辉煌时代。
横跨在我们前方这条是市区2环路，全长28公里，和北京的城市布局一样，成都也有着1环路、2环路、3环路及绕城高速，所不同的是北京是以天安门广场为市中心，而成都则是以天府广场为中心，现在我们走这条人民南路就是成都的南北主干道，正前方就是成都的中心－－天府广场。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车右边这条领事馆路，因为1986年建成的美领馆就在这个路口上，和其它城市的美领馆一样，在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以后，这里也遭遇了不幸，被砸得稀巴烂，更确切得说是罪有应得。就连领事馆旁边的一家叫做“美国烧烤”的餐厅，也被砸了，老板气急败坏得说：“关我什么事，我又不是美国佬，早知道我把店名改一个字，改成‘爱国烧烤’，那生意肯定好！”
其实我后来也细想了一下，其实改不改都一样，因为本来任何一方饮食想要打入四川都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四川有川菜！川菜是四川菜肴的总称，是中国的4大菜系之一，发源于古代的巴国和蜀国，在汉晋时已初具轮廓，隋唐五代，川菜有较大发展。两宋时，川菜跨越巴蜀疆界，进入京都，驰名华夏。明末清初，川菜运用辣椒调味，对早期形成的“尚滋味”、“好辛香”的调味传统有了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大批外籍官员带头厨师入川，带来各地名馔佳肴和饮食风尚。川菜吸收南北名家烹饪之所长，逐渐形成一套成熟而独特的烹饪艺术，与京菜、苏菜、粤菜并称为中国四大菜系，影响遍及海内外，有“味在四川”，“吃在四川”之美誉。川菜一贯讲究“色、香、味、形”，尤其注意一个“味”字，以味多、味广、味道变化无穷著称。除麻辣味外，尚有鱼香味、白油味、荔枝味、椒盐味、麻将味、蒜泥味、家常味、烟熏味、卤汁味、糖醋味、姜汁味、酸辣味、五香味、香甜味、豆瓣味、咸鲜味、白汁味、红烧味、芥末味、烟香味、香糟味、怪味。不仅味道多样，而且浓淡有致，往往浓中有淡、淡中有浓、浓而不腻、淡而不薄，让人看在眼中、闻在鼻中、吃在口中都觉其味无穷。酸、甜、咸、麻、辣五种调味品的灵活应用，五味调和百味出，故川菜有“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赞誉。
李白是盛唐时代精神的传达者和代言人。当代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曾有言：李白“绣口一吐，成就半个盛唐”。常言道，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而唐诗则是中国诗歌的巅峰，站在这个巅峰上引吭高歌的，就是蜀中“青莲乡”人李白。历经巴蜀文化哺育熏染的李白，无论身在何处，浓浓的故乡情结终难排遣，因而，他的诗歌必然呈现出或显或隐的巴蜀记忆。
时代思潮造就李白
唐代是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一个盛世标杆，一直被中外历史学家称为“最辉煌的朝代”。它的疆域甚至超过汉朝。唐朝在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控制整个塔里木盆地，并越过帕米尔高原，控制奥克苏斯河流域各国，以及阿富汗、印度河上游地区。另外，南部的、西北的蒙古、东北的朝鲜等广大地区，这时也被迫承认中国的宗。陆地和海上贸易路线的重新开放，致使外国许多宗教思想和大批传教士以及商人涌入中国。
李唐皇族的“膻腥”血统，自然难以忍受儒家那一整套伦理规范，他们也崇尚儒学但并不“独尊”之，也弘扬佛学，却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限度。他们更喜欢注重个体生命完美实现的道家思想，把老子奉为自己的始祖。老庄道家对完美人性和自由的追求，就成为李唐皇族及其所统治的社会时代精神。儿媳可以被提升为妾妃，牝鸡可以司晨称帝，内宫可以与外臣晤面……那是一个充满着精神自由和恣意妄为的时代，甚至是一个权威消解的时代。人们无需戴着镣铐跳舞局囿于宫廷。“天涯何处无芳草”，建功边塞是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游历名山大川状景抒怀亦是“不朽之盛事”，唐代作家把文学引向更广袤的大地人生，呈现出昂扬奋发的盛唐气象和蓬勃的青春朝气。如李白游成都时的作品《登锦城散花楼》所展示的大唐盛况：“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金窗夹绣户，珠箔悬银钩。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
大唐诗人在盛世风潮的激励下，爆发出万般外向而且高昂激越的气概，不管是“张扬”还是“内敛”，都不再是大汉帝国文学那种流金溢彩、殿堂宫阙，而是更具体的现实生活状貌和切实的人生苦乐绘写。热情、爽朗、乐观、天真、富于幻想和进取精神、繁复多姿的人生内容与表现技巧相适应，形成一种浑然美――李白所说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唐代文学流派纷呈，元白、韩柳、王孟、郊岛等诗歌流派竞繁，诗歌体式建构如古风、歌行、近体、格律和曲子词等诗体的多元实验，文学诸体式如小说传奇、杂剧、散文等，都得到淋漓尽致地尝试。在这个自由的时代，自先秦以来中国文学所有的历史积淀都在此得到了一次全新的发展和再创造。
唐代巴蜀，在全国诸多方面保持着领先地位，当时就有人将之概括为“扬一益二”。王朝一旦发生危机，巴蜀就必然地成为皇室的避难之所。仅举唐朝皇帝的避乱之所为例：唐玄宗避安史之乱（公元756年）奔蜀；公元784年，唐德宗避李希烈、朱之乱，奔避汉中，且急欲西幸成都；公元880年，唐僖宗避黄巢之乱，幸蜀至成都；公元886年，僖宗再幸汉中欲奔蜀。由此可见，巴蜀地区实为关系到大唐帝国安危存亡的战略大后方。所以明代的于慎行说：“唐都长安，每有盗寇，辄为出奔之举，恃有蜀也。所以再奔再北而未至亡国，亦幸有蜀也。”
正因为巴蜀在全国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唐王朝多以重臣贵戚出镇巴蜀，而且这些人日后入朝拜相者极多。据统计，自唐宪宗元和元年至僖宗乾符六年，在巴蜀大地担任三川节度使的93人中，大约每2名节度使中就有一人成为宰辅。出镇西川的历任节度使中，严武、韦皋、武元衡、段文昌、李德裕、杨嗣复、白敏中、李景让、高骈、陈敬u等人，皆为唐世重臣，声威显赫，或位居宰相，或爵至封侯，所以史书上有“西川为宰相回翔地”的说法。
正是巴蜀在唐代有着如此地位，导致“天下诗人皆入蜀”的盛况出现，“成都街头的登徒子”（闻一多语）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引发唐代文学的开始，而蜀人陈子昂则为唐代文学的奠基人。杜审言（杜甫祖父）和杜甫、刘希夷、沈俭期、张说、孟浩然、王维、崔颢、白居易、元稹、贾岛、岑参、李商隐等著名诗人都有过入蜀的经历。唐代诗人或漫步巴蜀大地，或抒写巴蜀前贤故事，或歌咏巴山蜀水。即如白居易《长恨歌》的“蜀江水碧蜀山青”、韩愈的“蜀雄李杜拔”等，最突出的是杜甫，世人对其“沉郁顿挫”诗风完美成熟的概括，指的就是他入蜀后的诗风大变。也就是说，杜甫诗歌中占篇幅最大、艺术成就最高的，还是他的“蜀中诗”。歌吟巴蜀，几乎成为唐代文学创作最时髦的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李白的出现就是一种必然。
巴蜀文化哺育李白
“天府之国”丰厚优裕的物质条件，“水旱从人，不知饥馑”致使巴蜀人悠游卒岁。川主、幕僚、乐妓沉浸在酒席樽前，高歌低吟，舞文弄墨，互竞才智，各领。成都的浣花溪、摩诃池（今天府广场一带）、张仪楼、合江亭、西亭、北池、武担寺等地，成为唐诗中显赫的艺术意象。《隋书・地理・志二十四》称：巴蜀地区“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人文风习则是“其人敏慧轻急，貌多蕞陋，颇慕文学，时有斐然，多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贫家不务储蓄，富室专于趋利。其处家室，则女勤作业，而士多自闲，聚会宴饮，尤足意钱之戏。”唐僖宗在成都时，共举行了三次全国科举考试，中和元年（公元881年）户部侍郎韦昭度知贡举，放进士十二人，中和二年礼部侍郎归仁绍知贡举，进士二十八人，中和三年礼部侍郎夏侯潭知贡举，进士三十人。巴蜀地区成为实实在在的唐朝临时中心，成都确实起到了首都“南京”的政治作用。李白的《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就满怀激情地歌唱过成都的繁华景象。
李白是在巴蜀文化哺育下获得成功的。他少年时读蜀中先贤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感概数多，共鸣强烈，飘飘然有凌云之气。他自己承认说：“每思欲遐览蓬莱，极目四海，手弄白日，顶摩苍穹，挥斥幽愤，不可得也。”（《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他直至津津乐道的是昔日蜀中人生的完美：“忆惜作少年，结交赵与燕。金羁络骏马，锦带横龙泉。”（《留别广陵诸公》）友人为53岁时的李白画像还是：“袖有匕首剑，怀中茂陵书。双眸光照人，词赋凌子虚。”（崔宗之《赠李十二白》）这种饱受巴蜀文化熏染的地域人文性格，就是他在《与韩荆州书》所回顾的：“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皆王公大人许与气义”，“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
文学创作最需要的是独创，需要的是“写出自己的真实情感”。巴蜀地域人文性格早有“蜀先称王”与“戎狄之长”标新立异传统。从司马相如对齐国与楚国“乌有、亡是”的蔑视，到李白苏轼的“嘲鲁儒”等，都属于“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讥刺”流风使然。李白在蜀中青少年时代所受到的影响是：“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上安州裴长史书》）所以才有“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仲尼且不敬，况乃寻常人”（《送鲁郡刘长史迁弘农长史》）等大胆骄狂之语。
李白称老子为“吾祖”，诗云：“至人洞玄象，高举凌紫霞。仲尼欲浮海，吾祖之流沙。”（《古风五十九首之二十九》）。道家哲学之祖“西出函谷关”时，是否真的留下“子行道千日后，于成都青羊肆寻吾”话语，还有老子是不是真正地进入过巴蜀，我们不必深究，但“巴蜀半道，尤重老子之术”的社会风习浓郁，则是事实。正因为有这样的社会基础，东汉时期的“张天师”，在进入巴蜀大地后，依凭蜀中浓郁的道家哲学氛围和仙道思想，借助巴蜀大地“巫风盛行”和多种驱鬼除魔法式，终于创立了“中国本土宗教”――道教。
李白对老子、庄子以及道教神仙等的孜孜以求，终身寻觅，确实与他早年所受家乡民俗风习熏染有关，也和他青少年时期与蜀中方士大量密切交往有关。以至于杜甫曾对症下药地规劝他多注意修仙练道养生之术，个性不要太张狂：“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赠李白》）李白眼中的神仙形象（实为现实中的道士）众多，如“中有绿发翁，披云卧松雪。不笑亦不语，冥栖在岩穴。”（《古风五十九首之五》）等。他自己也说“一樽齐死生，万事固难审。醉后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乐最为甚。”（《月下独酌》）
李白笔下的巴蜀意象
李白的诗歌作品蕴涵着深厚的道教文化内涵。近千首诗歌中，有一百多首与道教神仙信仰有关，其仙道思想或直接表现于游仙诗中，或蕴于山水诗中，或潜藏于送赠诗中。表达方式便是大量神仙故事、道经典故和术语的运用。这都是他“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等蜀中生活意象的再现。他作品中经常出现对其一生构成影响的仙道术士如司马承祯、吴筠、元丹丘、胡紫阳、赵蕤、贺知章等。其《元丹丘歌》唱道：“元丹丘，爱神仙。朝饮颍川之清流，暮还嵩岑之紫烟，三十六峰常周旋。常周旋，蹑星虹，身骑飞龙耳生风，横河跨海与天通”；《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又说：“云台阁道连窈冥，中有不死丹丘生”。还有“吾与霞子元丹、烟子元演，气激道合，结神仙交，殊身同心，誓老云海，不可夺也。历行天下，周求名山，入神农之故乡，得胡公之精术”（《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等。李白在《汉东紫阳先生碑铭》中说：“因遇诸真人，受赤丹阳精石景水母；故常吸飞根、吞日魂，密而修之。”李白甚至告诉元丹丘，自己已经修炼成功仙道养生法：“我有锦囊诀，可以持君身。当餐黄金药，去为紫阳宾。”（《颍阳别元丹丘之淮阳》）司马承祯曾说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
李白游仙访道，烹炼并服食过金丹，潜心修炼过内丹，佩过符，主要修炼法门大都实践过，晚年正式入道，是地道的道徒。他自述说“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沦落”、“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如《古风五十九首之十九》的“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他对巴蜀自然风物的歌咏，往往蕴含着或隐或显的仙道内容。如《登峨嵋山》：
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周流试登览，绝怪安可悉？青冥倚天开，彩错疑画出。泠然紫霞赏，果得锦囊术。云间吟琼箫，石上弄宝瑟。平生有微尚，欢笑自此毕。烟容如在颜，尘累忽相失。倘逢骑羊子，携手凌白日。
漫步华夏大地，却时时回眸故土，致使李白作品充盈大量巴蜀意象。如“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宣城见杜鹃花》；又如“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尤其是“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的骄傲豪气。而《早发白帝城》已经成为世人认知巴蜀自然景观的一个标本。他耳畔常常回荡的则是“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馀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听蜀僧溶弹琴》）
李白笔下歌颂蜀中文人的作品也比比皆是。如描写他文学启蒙“老师”司马相如的“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感叹扬雄的“赋达身已老，草玄鬓若丝”；而“正见当垆女，红妆二八年。一种为人妻，独自多悲凄……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以及“桂殿长愁不记春，黄金四屋起秋尘。夜悬明月青天上，独照长门宫里人”等，都是咏吟蜀籍才女卓文君之作。
这是一百多年前，一个名叫山川早水的日本人到成都后，在自己游记中描绘出了外国人眼中的川人气质。
另一个叫中野狐山的日本人，则谈到了四川近代和古代官场上的风气，“爱说空话、假话，竞争意识不强”。
加之民国时期富顺人李宗吾一本洋洋洒洒的《厚黑学》问世，让读不懂的人误认为“四川官场上的人尤其会动鬼脑筋”。
古代四川的官场文化果真是如此不堪吗？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说，四川人原本是全国各地移民的后裔。自秦灭蜀开始，一直到“湖广填四川”，移民在数量上早就超过“土著”，随着移民的进入，必然发生的是不同地域文化的碰撞，这有点类似一个慢煮火锅的过程。
四川的官场文化在各种碰撞，或者说是融合的过程里，自然而然的产生出一种有别于中原官场文化的独特文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四川官员的性格就不能不出现异质并存、错综复杂的现象。
巴有将、蜀有相
历史有证：巴蔓子“献头”
春秋战国时期，巴国发生内乱，将军巴蔓子向楚国借兵平乱，并答应回报三座边远地带的城池。平乱后，楚国使臣来要城池，巴蔓子不忍割让，于是割颈自杀，头被楚国使臣带回交差，以向楚王致歉。
四川亦称巴蜀，东晋时期的蜀郡人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说蜀人是“君子精敏，小人鬼黠”，《巴志》中则讲巴民“质直好义，天性劲勇”，简而言之就是蜀人好文，巴人好武。
巴蜀是一个看似落后的内陆腹地，但这里却人才辈出，“巴有将，蜀有相”是对古代四川地区的为官者特性的描述。
重庆师范大学教授鲜于煌认为，巴人少有圆滑避趋之术，他们认死理，即便掉脑袋也要去做，这是一种为真理而牺牲的精神。而《汉书·地理志》所载的“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柔弱偏狭”，应是蜀人的个性写照。在秦并巴蜀以前，由于蜀地自然条件十分优越，蜀人无须衣食犯愁，故民神思幽远，华而不实，崇尚神仙。
蜀在西南，按五行家的说法，属于坤位，而《易》称“坤为文”，因此多“斑采文章”，历史早就证明，蜀地从不缺文人、才子。古蜀之星宿分野在“舆鬼”，鬼的性情颇狡黠，故蜀人也很机灵。
四川地区的官员以笃学博学著称。据《华阳国志》统计，两汉蜀郡士人（知识分子）达60人，巴郡48人。蜀地士人多德行高尚、文学出众，多出任朝廷文臣，其中任为郎的士人占多数。而巴郡士人却多忠贞烈士，以文学著称者极少。
有人曾评价到，如果说巴是一本《水浒传》，蜀就是一本《三国演义》。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表示，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巴人和蜀人都能将迥不相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品味整合、融铸在一起，相反而又相成，形成巴蜀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的整体性，整合为有别于其它区域性文化的巴蜀文明统一性。
离经叛道，标新立异
历史有证：陈子昂摔琴
陈子昂当年到长安后，和众举子一样四处行走，投献行卷，却收效甚微。
一天，陈子昂在长安故意当众以百万钱买下了一把胡琴。随即宣布，第二天在宣阳里用这把胡琴为大家公开演奏。
这一消息很快就传遍了长安城。次日，前来观看演奏者聚满了宣阳里。陈子昂将胡琴高高举起，对众说道：“这把胡琴值价不非，其音一定非同凡响。但演奏之事，那是乐工那些下等人的职业，我陈子昂满腹经伦，将来要为国家效力干大事情，怎么能干一般乐工的事呢？我的文章比起这把胡琴的价值要大的多。”言罢，将那把胡琴摔得粉碎。围观者全都被这一举动惊呆了。
陈子昂随即将自己准备好的文章当众散发，人们争抢着阅读。“一日之内，声华溢郡”。建安王武攸宜即辟陈子昂为书记。
离经叛道，是一部分四川官员身上的固有标签。巴蜀文化中有着巫祝文化，也有着原始的野性和独立意识。谭继和指出，三星堆、金沙文物形象的神秘、夸张与浪漫，形成了四川人身上独有的飘逸、淡定、自由、富于想象与创造的独特个性。
中国本土神明谱系中的两大最具智慧和浪漫主义想象的主神都源自于巴蜀。主宰文运、功名利禄的文曲星君是蜀中梓潼人；英武而“纵目”的二郎神杨戬是岷山人。这些都流露出四川对英雄性格和英雄崇拜的意识。
但文曲星君这位老乡显然对四川人并没有过多的眷顾，四川历史上共有状元25人，作为一个大省，这个数量并不算多。如安徽共有状元41人，山东的数字是39人，而江苏仅苏州一地在明清时期就达到了惊人的35个状元。
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的毛晓红教授则认为，巴蜀地区具有厚重的原始宗教的神秘氛围，同时也深受儒家文化的修身入仕思想的影响，从而造成了巴蜀士人离经叛道、胆大妄为、标新立异、无所顾忌、敢想敢为、敢说敢干的审美进取精神。
由于四川长期远离国家政治中心，封建礼教相对松驰，人们主观精神昂扬奋发，强调个性张扬，推崇人格独立。尤其是在古代四川文人官员身上，普遍存在一种重义轻财，好勇尚武的侠士风度，它与一些文人官员们宣泄怀才不遇的抑郁不平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那种慷慨激昂却又离经叛道的精神特质。
一生决不做官、只以占卜和教书为业的严君平，带来了中国古典文学审美巅峰的李白、苏轼，率先反传统的儒学内部异端、康有为变法的精神导师廖平，说破几千年文明史潜规则的厚黑教主李宗吾，毫无疑问都属于离经叛道这个群体。
由于“山高皇帝远”，巴蜀人的叛逆性格使他们不愿随波逐流，他们特立独行，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自汉代以来，巴蜀士人的奇特异行一直震惊着世人。
川人向有“嗜好语言”的传统，但是这种传统不同于中原地区。班固在《汉书》中评价蜀地时就用“好文讥刺”一词形容，通过充满幽默讥讽的文字来评判人事，这与中原官场上的衣冠楚楚、一本正经相比，确实另类。
闲散，天性使然？
历史有证：宋祁的游乐
宋祁生性喜欢游宴，当宋仁宗打算让他去成都当太守时，宰相曾试图阻止：“蜀风奢侈，恐非所宜。”果然，宋祁来到蜀中如鱼得水。他带头游宴，并用他的才智增设了许多项目，将游宴推到最高潮。
宋祁在蜀中倡导游宴，以其过于频繁且趋于奢侈，到了朝廷难以容忍的地步，包拯就对此专门向皇帝提出质疑。但宋祁被调离蜀中后，流风依然存在且影响极大，历届成都太守都仍主持并带头游宴。
川人历来“尚滋味”、喜宴饮，尤其在五代时四川饮食业空前繁荣，游乐宴饮之风盛行。北宋名相韩琦说：“蜀风尚侈，好邀乐。后人谨而从之则治，违之则人情不安。”意思是四川地区的风俗喜好游乐，以至于后来的官员觉得改了这个风俗会感到不安。
宋朝赵抃任成都地方官时，就整治了蜀地官员常常以酒食互相吃请馈赠的陋习，把过去郡衙旁边开的酒家全部关停。不过话说回来，四川人爱吃的特点看来是自古流传下来的。
《宋史·王觌传》称成都附近“蜀地膏腴，亩千金”，而盆地四周群山环抱，交通困难，人们多数时间只能在盆地内进行商业贸易，很难大规模扩展到盆地之外，因此只需将一部分财富投入再生产即可，剩下的大部分财富便被用来消费了。
丁宝祯是个聪明，并颇有手腕的官员，在入川赴任以前，即先期对四川的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他在光绪三年（1877年）三月上报朝廷关于“沥陈川省败坏情形”的奏本中称：“凡遇蜀中人士及他省官绅之自蜀中来者，均谓川省吏贪民玩，势成岌岌；初以为言之过甚；自入川后；即沿途悉心体察，始知该省现在情形，真有江河日下之势，人言非虚语也！”
曾有一个浙江商人，每天都在自己店铺前看见一些四川人神态悠闲地漫步。他对四川人工作生活的慢节奏大为不解。一天，他忍不住问一个路人：你们四川人的节奏为什么这么慢呢？反过来是这个四川人觉得奇怪了，他不假思索地回道：快又怎么样？慢又怎么样？我们都会到达同一个地方。
四川人说的同一个地方，指的是死亡，人的最后归属。
有人说四川是中国的缩影，“小富即安”更成为他们批评四川文化的一个着力点。但四川人，尤其四川官员一旦刚烈起来，不会输于任何群体。
从历史上四川的发展例证来看，四川在顶尖精英输出、首创“交子”、官制改革等方面均曾走在全国前头，创造了全国第一的纪录，但这些纪录一是持久性不强，二是整体性滞后。谭继和认为这是巴蜀文化长期积累形成的消极因素，需要整体性思想和大局观念来加以整合和消除。
抱团，但非一根筋
历史有证：蜀汉的党争
蜀汉自建国以来就一直陷入党争，并因党争而亡。诸葛亮代表荆州集团一直在压制益州集团，包括国家时刻处于战争状态，这样就可以把军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中。
益州集团对此非常不满，李严对诸葛亮的军事行动就不予支持。刘备自己也是外地人，很注意和益州豪强势力结好，重用法正、李严等人，与吴懿结亲来示好。但造成荆州集团对此不满，诸葛亮死后，继任者也不是益州人（蜀国四相没有益州人）。
魏国攻入蜀国腹地后，益州土著（马藐，谯周）接连投降，拼死抵抗的是姜维、诸葛瞻等外来户。
由于古代中国政治中心在中原或江南，蜀中属于偏安之地，官员“出产”比例较北方和江浙要少，因此蜀地官员常常有浓厚的危机感，笃于乡谊，喜欢抱团，讲袍哥文化。
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以张松、法正、谯周等为代表的蜀地官员，先是和刘焉父子，继而和刘备、诸葛亮以北方寓客和荆州人士为主的官僚集团，不断进行既合作、又摩擦的周旋，蜀地官员和荆州官员间的明争暗斗，贯穿了蜀汉历史的始终。
唐代韦皋、崔宁治蜀，都采取了“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措施，将以蜀人为主的幕僚集团用轮流做本地地方官的方法团结起来，轻易不放到外地或朝中，形成了庞大而牢固的本地官僚同盟；北宋以苏轼、吕陶等为首的“蜀党”，是所谓朔、蜀、洛三党之一，尽管在三党中声势最弱，但凝聚力却相对更强；明、清两代，蜀中官员尚乡谊也是出名的。这种抱团未必都是好事，却是蜀地官员的特色之一，三国的重义文化和袍哥文化在里面的用力尤其深。
专栏作家陶短房称，重视本地利益，而相对不执著于某种理念也是蜀中官员的一大特点。
谯周和范长生都是蜀中名臣，在当地德高望重，以博学和爱民著称，但他们却因“操守”被史家讥评，谯周先劝刘璋投降刘备，又劝刘禅投降曹魏，范长生身为晋臣，却和“非我族类”的巴氐李氏合作。
五代十国时，前后蜀许多名臣曾先后出仕两朝、三朝甚至四朝五朝，李昊因先为前蜀后主王衍修降表投降后唐，后为后蜀后主孟昶修降表投降北宋，被蜀人在门上题写“世修降表李家”的文字嘲讽；北宋的蜀党虽然抱团，但在政务方面却以柔和不偏执为人所熟知。
这些历史上有争议的名宦共同的思维模式，是以维护地方和乡亲利益为第一出发点，而相对不太在乎其它“大道理”，如谯周几次投降的理由，都是避免蜀中蒙受刀兵之祸，范长生和李氏合作，是为了保护青城山附近的饥民，苏轼在政治上的灵活务实，也和洛党二程在政治理念上的僵硬、刻板形成强大反差。
四川历史上少巨贪
历史有证：蔡京入蜀被拒
北宋范祖禹在《论李之纯蔡京札子》中曾讨论李之纯、蔡京谁入蜀更合适的问题，范祖禹认为蔡京不能被派任知成都府，原因有两个：一是蔡京“附会奸臣”，“虽有才能而年少轻锐，非端厚之士”，品德上有缺点；二是因为任职成都的文人回京后多成为执政，升迁为朝廷的重要大臣，执掌重权，如果蔡京知成都后，将会有此升任，后果不堪设想。
范祖禹的札子上呈后不久，蔡京改江淮发运使，李之纯再任成都。
也许后世的很多四川人都该感谢范祖禹，正是因为他的折子，让四川免于遭受蔡京这个后世公认的奸臣、巨贪执政。
绵阳师范学院副教授伍联群认为，如果排除范祖禹和蔡京在政治上的争斗因素，可见宋朝廷对选派的入蜀官员，在才与德二者之间，更倾向于后者。
从汉代开始，蜀人就被认为其性“轻易淫泆，柔弱褊阸”。晋代张载则说“蜀人恃险好乱”，“世浊则逆，道清斯顺”。此后，“蜀人乐祸贪乱”，“蜀土习乱”，“蜀人性善柔，自古称兵背叛”也被大肆夸大，似乎蜀人特别喜欢犯上作乱，不易顺服。但历史早已证明，四川官场上从未出过杨国忠、蔡京、秦桧或者贾似道、严嵩、和珅那样的大奸大恶之徒和巨贪。
古代朝廷对四川官员的选拔，向来重德甚于重才。而在北宋时期，为了削弱蜀中地方势力，统治者对蜀人的任职也有明确限定。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特颁诏令：“西蜀、岭表、荆湖、江浙之人，不得为本道知州、通判、转运使及诸事任。”既是朝廷对蜀人不能在本地为官作出明确规定。后来随着赵宋统治的巩固，选任官员的地区回避有所放宽，但朝廷对巴蜀地域的任官仍然有特殊规定。
从宋神宗熙宁年间针对巴蜀地域官员选任连续发出的诏令，可窥知其对蜀人仍存疑忌。
即使任用蜀人担任本地官员，也是有特别的规定：“蜀人官蜀，不得通判州事”。宋初朝廷不仅对巴蜀地域的高级地方官员选任比较慎重，就是对一些比较低级的地方官吏的选任也很谨慎。
有宋一朝，出任蜀地州府之官员，临行之时，皇要亲自诏对，加以劝戒，授之便宜从事。任满之时，皇帝也要面询巴蜀事宜，亲加慰勉，加以擢用。
正是因为巴蜀地域的稳定关系着天下的安定和中原朝廷统治的稳固，统治者才如此看重巴蜀一地官员的任免。
宋朝哲学家袁燮说：“有才而无识者，不足以为蜀帅。有勇而无谋者，亦不足以为蜀帅。”这正是宋代对入蜀官员个人能力的特殊要求。入蜀官员的选定，都必须同时具备这两个要求。如果只具备较强的才干但缺乏忠厚的品性，照样不会被选任蜀地官员。而这些德才兼备者入蜀，对四川地区的官风和民风都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改变。故四川历史上出现的本地籍贪官和奸臣不能说没有，但都较少。
其中,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也是我敬仰的历史人物之一。“三顾茅庐”“草船借箭”“火烧赤壁”“七擒孟获”等脍炙人口的故事家喻户晓。“收二川,排八阵,六出七擒,五丈原前,点四十九盏明灯,一心只为酬三顾;取西蜀,定南蛮,东和北拒,中军帐里,变金木土爻神卦,水面偏能用火攻”的绝世对联,概括了他传奇而辉煌的一生。世人甚至将诸葛亮推上了神坛,赋予他以超自然的神奇力量。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诸葛亮的功绩虽然彪炳史册,但他毕竟只是一个人,并不是无所不能的神,他的身上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不足:
诸葛亮明明知道关羽性格高傲、刚愎自矜,却把镇守荆州的重任托付给他,最终造成荆州失守,使从两路出兵北伐的设想落空,导致蜀国在此后与魏、吴的对抗中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马谡自幼熟读兵书,很受诸葛亮器重。但刘备觉得马谡名不副实,临终前曾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诸葛亮却不以为然,经常和他通宵达旦地讨论兵法。北伐时,他派马谡镇守军事要地――街亭。谁知马谡只知纸上谈兵,临阵指挥时却犯下了许多用兵大忌,致使街亭失守。痛心疾首之余,诸葛亮只得挥泪斩马谡。后因失去了该军事重地,蜀军主力侧翼受到严重的威胁,最终被迫撤军。诸葛亮在辅政期间,更是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甚至连任免县令这样的小事也要亲自处理。如此事必躬亲虽很令人钦佩,但实际上却限制了人才的发展。结果诸葛亮死后,蜀国的人才青黄不接,形成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的窘境。
诸葛亮的忠心可昭日月,但他的忠诚近乎愚忠,造成了他人生的悲剧。先帝在白帝城托孤时曾立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的遗言。后来,刘禅昏庸无能,屡次耽误大事。明知如此,诸葛亮却为报答先帝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而忍辱负重,殚精竭虑,辅佐后主,从无取代之心。面对扶不起的阿斗,诸葛亮明知不可辅而辅之,最终因殚精竭虑而死于五丈原。后来,蜀军举降幡,后主成了乐不思蜀的“安乐侯”。试想,诸葛亮若能在关键时刻废庸帝自立,三国的历史又该如何书写呢?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虽然诸葛亮的身上有着一些不足之处,但客观地说,瑕不掩瑜,诸葛武侯的旷世奇才和赤胆忠心会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一代代华夏子孙一定能从中获取无尽的精神财富。
(指导老师:孔维红)
【简评】自古以来,诸葛亮就是智慧的代名词,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也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对于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人物,我们很容易找出千百个理由来仰慕他、赞颂他,可是否能看到他身上的缺陷呢?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小作者以辩证的眼光看待诸葛亮,透过一个“多智近妖”的诸葛亮,看到了他身上的一些不足之处,看到了他作为一个寻常“人”可能犯的错误,为我们展示出一个真实的诸葛亮。能够独辟蹊径、亮出新颖的观点,是本文最闪光的地方。
故事的主要内容是以智和勇来依次展开的，但是我认为智永远是胜过勇的。比如：在西城，孔明用空城计吓退了司马懿率领的十五万大军。此种例子举不胜数。
可是在故事中也有“智不划谋，勇不当敌，文不拿笔，武不动枪”的。像汉室刘蝉，整日饮酒作乐，不理朝政，心甘情愿的把蜀国献出，最后竟然上演了让天下人（笑逐言开）耻笑的事情，乐不思蜀。谁会想到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能做出这样的时移俗易的事情来呢？
有勇无谋，大敌当前，只能拼死征战。吕布，颜良都是典型的例子：如果吕布在白门楼听从谋士的计策，何必被曹操吊死在城门上呢？如果颜良把刘备在河北的事情和关羽说清楚，哪儿至于被义气的关羽所砍呢？古人云：大勇无谋，祸福占其，祸居上，福临下，入阵必中计，死无不目。
再谈谈国家，魏，曾经煊赫一时；蜀，曾经功成不居；吴，曾经名震江东。这么来看，从国家就可以反映出国君的性格。曹操，欺压百姓；刘备，爱民如子；孙权，称霸江东。
如果说魏国在三国里智谋最强，一点也不为过。曹操的用兵堪称举世无双，司马懿就更是用兵如神。但是两个人都有自己致命的弱点：曹操多疑，司马懿太过阴险。再说蜀国，首当其冲的必定是伏龙；诸葛亮。他那过人的机智，娴熟的兵阵，无不让后人叹为观止。还有像凤雏；庞统、姜维、徐蔗等等一些人物，但是我认为都不如孔明。吴，一个占据三江六郡的国度，能算得上是有谋略的，也就是周瑜了，少年时期的周瑜就熟读兵书，精通布阵。经过一番刻苦的努力，终于当上了水军大都督，总统水兵。不过他太过于嫉妒，死时年尽二十六岁。
从这些人物和国家我们不难看出人的性格的重要性。性格关系着成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只要踏踏实实，仔仔细细地走好追求成功过程中的每一段路，相信成功一定会不远的。当我们羡慕地看着别人成功时，往往忽略了他在成功的道路上付出的艰辛。就像冰心说的：
成功的花。
人们只惊幕她现时的明艳！
然而当初她的芽儿，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怀着激动的心情,我翻开了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
曹操的诡诈,刘备的谦逊,孔明的谨慎,周瑜的心胸狭窄,每一个人物都具有不同的性格,作者刻画的淋漓尽致,细细品味,让读者仿佛进入了一种境界。
故事的主要内容是以智和勇来依次展开的，但是我认为智永远是胜过勇的。比如：在西城，孔明用空城计吓退了司马懿率领的十五万大军。此种例子举不胜数。
可是在故事中也有“智不划谋，勇不当敌，文不拿笔，武不动枪”的。像汉室刘禅，整日饮酒作乐，不理朝政，心甘情愿的把蜀国献出，最后竟然上演了让天下人耻笑的事情，乐不思蜀。谁会想到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能做出这样的时移俗易的事情来呢？
有勇无谋，大敌当前，只能拼死征战。吕布，颜良都是典型的例子：如果吕布在白门楼听从谋士的计策，何必被曹操吊死在城门上呢？如果颜良把刘备在河北的事情和关羽说清楚，哪儿至于被义气的关羽所砍呢？古人云：大勇无谋，祸福占其，祸居上，福临下，入阵必中计，死无不目。
再谈谈国家，魏，曾经煊赫一时；蜀，曾经功成不居；吴，曾经名震江东。这么来看，从国家就可以反映出国君的性格。曹操，欺压百姓；刘备，爱民如子；孙权，称霸江东。
如果说魏国在三国里智谋最强，一点也不为过。曹操的用兵堪称举世无双，司马懿就更是用兵如神。但是两个人都有自己致命的弱点：曹操多疑，司马懿太过阴险。再说蜀国，首当其冲的必定是伏龙诸葛亮。他那过人的机智，娴熟的兵阵，无不让后人叹为观止。还有像凤雏庞统、姜维、徐蔗等等一些人物，但是我认为都不如孔明。吴，一个占据三江六郡的国度，能算得上是有谋略的，也就是周瑜了，少年时期的周瑜就熟读兵书，精通布阵。经过一番刻苦的努力，终于当上了水军大都督，总统水兵。不过他太过于嫉妒，死正中年时。从这些人物和国家我们不难看出人的性格的重要性。性格关系着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