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23 16:15:44
关键词：信赖规则；适用范围；表见；合伙企业法
2006年，我国对《合伙企业法》进行全面的修订，首次确立了有限合伙这一新的合伙企业形态，标志着有限责任在我国由公司法人向非法人企业的转变。从修订后的《合伙企业法》实施情况来看，我国立法以“信赖规则”限制有限合伙人有限责任，在实践中主要存在两个方面问题：一是“信赖规则”在我国适用的范围问题，即适用于有限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所有行为，还是部分行为？二是“信赖规则”适用的结果问题，即有限合伙人与第三人实施交易行为的法律后果如何承担？本文尝试以有限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为视角，结合美国“信赖规则”立法本意，探究我国“信赖规则”的本质，以此为基础，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以期有益于我国“信赖规则”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对我国《合伙企业法》限制有限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解读
我国《合伙企业法》在2006年修订之前，我国合伙企业其实只有普通合伙企业一种形态，关于普通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对合伙事务的经营问题，无论《民法通则》（第30条）还是《合伙企业法》（第2条）都采取强制性限制的立法原则，即合伙人对合伙事务必需“共同经营”。实践中，合伙协议如约定部分合伙人只“共同出资、共享利益、共担风险”，而不共同经营合伙事务，则视为是对限制合伙人“共同经营”的强行法的违反，通常将合伙企业与没有实际经营合伙事务的合伙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视为借贷关系，即只出资而不共同经营合伙事务的合伙人则不具有合伙人身份。立法之所以作出此种限制，显然是对“隐名合伙”的否认。立法对合伙人共同经营合伙事务的强行性限制，并不表明合伙人必需亲自执行合伙事务，合伙人可以将对合伙事务的经营委托给其他合伙人或者非合伙人，如《民法通则》第34条之规定。
2006年，修订后的《合伙企业法》对于合伙事务的经营问题仍然实行限制的原则。但对有限合伙与普通合伙人经营合伙事务的限制，则分别采取强制性限制和禁止性限制两种截然相反规定，即合伙事务由普通合伙人执行，而有限合伙人不参与合伙事务的执行。我国《合伙企业法》第67条和第68条即为限制有限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具体法则。但是，我国立法对于有限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禁止性限制规定，只是表明有限合伙人对于合伙事务并不享有“法定执行权”，而不是说明有限合伙人不能成为合伙企业的“实际执行人”。 “在有限合伙法中，普通合伙人拥有合伙事务的经营管理权以及对外代表权，有限合伙协议或者普通合伙人一致同意、追认、默认可以重新分配有限合伙的经营权，从而使有限合伙人获得有限合伙法明确认可之外的经营权。”[1]。 “法定执行权”与“实际执行人”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理论上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1）享有“法定执行权”的合伙人可以不需要另外授权而当然成为合伙企业的执行人，其代表合伙企业对外实施的行为对合伙企业具有绝对的法律效力。但享有“法定执行权”的合伙人不是必然成为合伙企业的“实际执行人”，因为“法定执行权”可以依法放弃或转托他人。因此，“法定执行权”与“实际执行人”两者可以一致，也可以不一致。（2）对于合伙事务的执行，无论从执行合伙事务自身的正当性，还是执行合伙事务的法律后果对合伙企业的约束性，无疑均应要求执行人以享有执行权为必要条件。但“实际执行人”所享有的执行权，可以直接来源于法律规定，即“法定执行权”，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所享有的执行权即属于此类。也可以来源于享有“法定执行权”的合伙人共同授权，即委托执行权。
综上所述，对于《合伙企业法》第68条立法目的，仅对法条进行文义解释，该条的立法本意似乎是限制有限合伙人“法定执行权”，此种解释符合执行有限合伙事务的基本法理，即有限合伙人没有“法定执行权”为世界各国之通则。但是，有限合伙的“法定执行权”规则，《合伙企业法》第67条已经有明确的规定，即使立法为避免实践中对有限合伙人“法定执行权”问题理解出现分歧，确有进一步立法必要，对于同一性质的问题也不亦用两个法条重复规定，应该将《合伙企业法》第68条的内容作为第67条第2款，这样才能更准确的理解其立法本意。我国立法之所以用两个法条对相关问题进行规制，立法目的应该非常明显，即《合伙企业法》第68条立法目的并非“法定执行权”规则。所以，结合《合伙企业法》第67条之规定，对《合伙企业法》第68条的内容进行体系解释，《合伙企业法》第67条、第68条立法目的应有所区别，前者的立法本意是有限合伙企业中只有普通合伙人才享有“法定执行权”，即“法定执行权”规则。而后者的立法本意是有限合伙企业中有限合伙人特殊情况下可以成为“实际执行人”，即“实际执行人”规则。所以，《合伙企业法》第68条规定：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应该修改为“有限合伙人未经授权不得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
二、我国“信赖规则”适用范围面临的困惑
有限合伙人有限责任的范围属于立法价值选择问题，不同国家可以宽严不一，同一国家不同时期亦可有所不同。我国《合伙企业法》对有限合伙人有限责任的限制主要是两个方面：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以有限合伙企业的名义对外为交易行为。前者不在本文探讨的范围，对于后者，在美国1985年《统一有限合伙法》中被称之为“信赖规则”。所谓信赖规则，即只有债权人因信赖其交易对象是普通合伙人而进行该项交易，该有限合伙人才承担个人责任[2]（P58―61）。我国《合伙企业法》第76条规定：第三人有理由相信有限合伙人为普通合伙人并与其交易的，该有限合伙人对该笔交易承担与普通合伙人同样的责任。此为合伙企业中信赖规则在我国立法中具体体现。根据我国《合伙企业法》第76条之规定，信赖规则的适用必需同时具有两个客观条件：一是有限合伙人以合伙的名义对外实施交易行为；二是该交易行为的法律后果对合伙企业有约束力，并因此产生合伙企业的债务。但是，信赖规则在我国适用首先面对的困惑是适用范围问题。即，实践中，有限合伙人以合伙企业的名义对外实施交易行为存在被授权交易和未被授权交易两种形态，信赖规则的适用范围对有限合伙人对外交易行为形态是否需要区别。为此，有必要结合美国“信赖规则”立法本意，探究我国“信赖规则”的本质。
（一）美国1985年《统一有限合伙法》创设信赖规则的目的
美国1985年《统一有限合伙法》中信赖规则的创设，源于有限合伙中有限责任制度。但是有限责任制度并非源于合伙企业，而是源于股份制公司。有限责任作为一种与传统债权理论相悖的责任形态，之所以最终能够于19世纪在股份制公司中普遍确立，其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资本的巨大需求。所以，我们对有限责任的基本法理的理解，自然不能脱离股份制度。20世纪后期，在美国，有限责任开始突破公司法人，向非法人的合伙企业扩张，于是有限合伙作为一种新的合伙形态出现。同时，公司制度确立的“两权分离”原则，被严格的移植到有限合伙企业，并由此演变成为有限合伙关于有限责任的一项基本原则：有限合伙人参与对合伙的控制（执行）即丧失有限责任。在美国创立有限合伙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有限合伙人承担有限责任是以不参与合伙事务的经营为条件，或者说以此作为享有有限责任隔断其投资风险的对价。没有一项法律制度会长生不老、亘古不变，其中实践的发展是促使法律制度演变的动力。有限合伙人有限责任作为一项法律制度自然也不例外。当有限合伙人有限责任积聚资本的功能开始减弱，当合伙人管理合伙事务与承担有限责任的需要同时并存，有限合伙制度确立的关于有限责任的基本原则，随之悄然改变。因此，美国1985年《统一有限合伙法》创设信赖规则，字面可以理解为对有限合伙人有限责任的限制，但实质是对有限合伙人有限责任适用范围的扩张。
（二）揭开我国“信赖规则”的面纱
在美国，有限合伙人参与合伙事务的控制（或执行）即丧失有限责任，作为一项法律原则或制度被执行，无疑是信赖规则创立的制度基础。我国《合伙企业法》中的信赖规则可以说是对美国1985年《统一有限合伙法》创立的信赖规则的移植，理当存在相同的制度基础。但我国《合伙企业法》第67条和第68条虽然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有限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进行了明确禁止，但对有限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法律后果却缺少明确的法律规定，以至于“信赖规则”在我国适用的结果，与美国法创设“信赖规则”的目的相去甚远，即我国创设信赖规则的目的不是专门对其他合伙人和合伙企业债权人利益的保护，而是对有限合伙人有限责任的限制。
要清楚我国“信赖规则”适用结果与美国法创设“信赖规则”的本意相去甚远的原因，对我国“信赖规则”的制度基础与美国“信赖规则”的制度基础进行比较，自然十分重要。我国立法明确禁止有限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同时，允许有两个例外：一是安全港条款（《合伙企业法》第68条第2款）列举的行为；二是被普通合伙人授权执行合伙事务的行为。因此，有限合伙人违反《合伙企业法》第68条之规定，执行合伙事务的法律后果，在我国，实为有限合伙人未被授权执行合伙事务法律后果。根据我国法律适用规则，民事特别法可以优先于一般法（或民事基本法）适用，但是民事特别法没有规定的，仍然可以适用民事一般法。在《合伙企业法》对有限合伙人违反规定执行合伙事务的法律后果缺少明确规定时，对其法律后果确定自然可以适用《民法通则》关于无权的规则，德国法对相关问题的处理规则也是如此[3]。依据我国制度的相关规则，有限合伙人未被授权执行合伙事务有三种法律后果：一是事后被全体普通合伙人一致追认，合伙企业承担责任；二是事后未被全体普通合伙人一致追认，有限合伙人个人承担责任；三是未被追认但构成表见，合伙企业可能承担责任。综上所述，作为信赖规则存在的制度基础，我国法与美国法并不相同。在美国，有限合伙人参与对合伙事务控制（或者执行），其法律后果是确定的，即有限合伙人丧失有限责任。而在我国，有限合伙人参与对合伙事务的控制（或执行）的法律后果却是不确定的，或者由合伙企业承担（如追认或者表见之构成），或者由有限合伙人个人承担（如未被追认）。因此，在我国，由于设立信赖规则的制度基础的多样性，确定信赖规则适用范围必然成为适用信赖规则的先决问题。
根据《合伙企业法》第68条之规定，有限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第三人基于其为普通合伙人的信赖并与其交易的，可以适用信赖规则对有限合伙人有限责任进行限制。据此不难解读信赖规则适用以有限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为前提，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因为有限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在我国有两种表现形式：被授权和未被授权。有限合伙人由于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其对合伙企业事务并不享有“法定执行权”，其要执行合伙事务必需被授权，被授权的有限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行为，从法理上完全可以视为合伙企业自身的行为，有限合伙人有限责任如果因被授权执行合伙事务而受到限制，不仅法理不通，也有失公平之原则。“有限合伙人基于此而获得的权利是法中的权，应当适用法的一般规则而使其保留有限责任。”???据此，只能认为信赖规则在我国适用的前提为“有限合伙人未被授权执行合伙事务行为”，但事后被追认的除外。其实，对于有限合伙人未被授权执行合伙事务行为的法律后果，由于《合伙企业法》缺少明确的规定，可以用“无权”相关规则加以解决。根据“无权”之规则，有限合伙人未被授权，以合伙企业的名义对外实施交易行为，没有被普通合伙人全体一致追认的，属于有限合伙人个人责任，不会产生合伙企业债务。由于信赖规则适用的条件不具备，自然没有适用信赖规则的余地。只有在有限合伙人未被授权执行合伙事务的行为构成“表见”时，其法律后果依“表见”之规则由合伙企业承担时，有限合伙企业对外因此产生债务时，才完全具备了信赖规则适用的条件。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有限合伙人以合伙企业名义对外交易且构成“表见”是“信赖规则”在我国适用范围。
在中国法和美国法中，信赖规则虽然具有相同的字面含义，由于我国《合伙企业法》信赖规则的制度基础不完整，或者说异于美国法，导致信赖规则在我国适用的结果成为限制有限合伙人有限责任的枷锁，完全违背了美国法创设信赖规则的本意。同时，我国立法对并非生于本土的信赖规则法律制度的规定简单、粗糙（仅有一个条文），以至于信赖规则在《合伙企业法》中，始终有轻纱遮面之感觉。通过对信赖规则在原创国本意的探究，以及信赖规则在我国适用范围的确定，信赖规则始露庐山真面目：我国信赖规则其实是我国有关“表见”之规则在有限合伙制度中的发展。
三、我国 “信赖规则” 适用的法律后果及完善
（一）我国“信赖规则”存在的法律价值
“信赖规则”在我国的适用，其实是“表见”制度适用于有限合伙的发展。但“表见”制度适用于有限合伙只能在“第三人”与“有限合伙”之间发生法律关系，即，有限合伙人以合伙名义对外实施交易行为，如构成表见，第三人可以选择有限合伙企业对交易的结果承担责任。但不能直接使第三人与该过有限合伙人发生法律关系。虽然第三人也可以不主张“表见”，而直接主张“无权”要求该有限合伙人承担个人责任，但其不足之处是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对该笔交易的无限连带责任因第三人主张“无权”而消灭。因为，根据“表见”规则，有限合伙对第三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该交易的行为人（有限合伙人）主张赔偿，但交易行为人（有限合伙人）并不会因“表见”对第三人直接承担个人责任。尽管有限合伙债务最终可以转化为其投资者个人责任，如有限合伙资不抵债时。但对有限合伙来说，对有限合伙债务承担个人责任的仅限于普通合伙人，因为有限合伙人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合伙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并且有限合伙人承担的有限责任为法定责任。但有限合伙人以合伙名义对外实施交易行为，第三人有正当理由要求行为人和合伙企业对交易后果承担共同责任，如果这种请求在法律上具有正当性，显然“表见”制度并不能满足上述要求，这正是“信赖规则”独立于“表见”在我国存在的法律价值。
（二）我国“信赖规则”适用的法律后果及完善
“信赖规则”在中、美两国法中的立法表述并无区别，即第三人（或债权人）有理由相信有限合伙人为普通合伙人，其基于此种信赖与之交易的，有限合伙人对该笔交易与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但是，在美国，“信赖规则”适用的范围与有限合伙人是否有权以合伙名义对外实施交易行为无关，即包括有限合伙人有权行为和无权行为。那么，“信赖规则”在我国适用的范围是否也可以解读为如美国相同，显然不可以，因为对有限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法律后果，美国《统一有限合伙法》有明确规定，而我国《合伙企业法》却存在漏洞，根据我国法律适用的规则，依据民事一般法对《合伙企业法》相关漏洞的补充，其结果只能对“信赖规则”在我国适用的范围采取限制性解释，否则，会造成对我国现有民事法律制度的破坏。当然，这并不能证明“信赖规则”在我国适用范围不可以改变，即对“信赖规则”在我国适用范围进行扩张，但其前提条件是《合伙企业法》必需首先弥补其自身存在的漏洞[4]。
基于上述分析，“信赖规则”在我国适用的条件或范围，依据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仅限于有限合伙人以合伙名义对外实施交易行为且构成“表见”之情形，因此，“信赖规则”适用结果是第三人不能直接要求该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对该笔交易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是第三人需先请求有限合伙清偿有限合伙人交易行为对其发生的债务，对不足部分方可以请求该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承担连带无限责任。从立法体例来看，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两种：一是并存连带主义；二是补充连带主义。我国《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属于后者。同时，这也符合“表见”之规则。
四、结 语
相同的法律制度在中、美两国的适用，其功能却截然相反，除中、美两国的法律体系、法律渊源以及法律适用等方面存在差异外，我们需要对移植“信赖规则”的行为过程进行反思：我国民法体系与大陆法系相近，与英美法系存在较大差异，对诞生于美国的“信赖规则”的移植，必需考虑其与我国现有法律体系的兼容性，不亦对他国法律条文机械照搬，否则，会对我国现有民法法律制度的破坏。因此，对移植于美国的“信赖规则”，我国立法可以修改为“未被授权的有限合伙人以有限合伙企业的名义与他人进行交易，依据表见之规定对有限合伙企业产生的一切债务，第三人有理由相信有限合伙人为普通合伙人时，该有限合伙人承担与普通合伙人同样的责任。”
参考文献：
[1] 张辉.有限合伙人的责任庇护―美国经验与中国实践[J].法治论从，2010，（6）.122―129.
[2] 袁碧华.论有限责任的扩张[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3] 刘畅.关于有限合伙人的德国法典[J].资本市场杂志，2004，（3）：57―58.
1913年，美国著名建筑设计师弗兰克・赖特应日本政府邀请，在东京的一大片空地上，设计建造帝国大饭店，一个与以往的设计完全不同的地方是，邀请方着重提出了“抗震”这一独特的要求。赖特曾经设计了众多的各式各样的建筑，有着丰富的设计经验，但唯独没有设计抗震建筑的经验，而且，也没有同类建筑可供借鉴。赖特的至交劝他不要承接这项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以免损害他如日中天的名声。“畏难而退不是我的风格。”赖特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好友的建议，他一面让助手前往世界各地寻找最新的高强度建筑材料，一面亲赴东京，实地勘查地貌地况。
赖特在勘查中无比惊讶地发现，在地表八英尺（2.4米）之下，是一个厚达60英尺（18.3米）的软土层。建筑设计的同行们无不认为，赖特面临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请求更换建筑地址，要么辞去这项任务。赖特没有打算在这必选其一的两个选项中做出选择，东京湾上来来往往的大小船只，使他产生了一个奇妙的设想，为什么不让帝国大饭店像船只一样悬浮在又厚又软的泥浆上呢？那又厚又软的泥浆不正是上帝赐予的最有效的抵御强大地震冲击波的吸收层和缓冲层吗？
赖特近乎异想天开的设想，立即遭到来自各方的诟谇，“疯子”、“视人命为儿戏”、“让美国佬滚开”等指责和辱骂铺天盖地般向他扑来，赖特顶着巨大的压力，顽强地坚持着自己的设想，经过反复实验和论证，赖特的构想终于在1917年开始付诸实践。四年多后的1922年，在不绝于耳的批评声中和随处可遇的嘲讽中，舒适豪华、空间优美、结构独特的帝国大饭店竣工，巍然屹立在东京城内。
仅仅一年后的1923年9月1日，东京地下发出雷鸣般响声，大地剧烈震动，继之延续三个半小时的强烈余震，东京如同筛子一样作上下和水平方向筛动，地上建筑物纷纷坍塌。坏消息不时传到远在美国的赖特耳中：帝国大学塌了！帝国剧场塌了！帝国医院塌了！赖特自信地预测道：“如果东京地面上还留有一座建筑物，那一定是帝国大饭店！”他所料没错，在到处都是恐怖的废墟中，帝国大饭店醒目地耸立在东京地面上，成为东京为数不多的一个安全岛。
帝国大饭店成为赖特的一个经典作品，也为赖特赢得了更为显赫的名声。它巍然不倒的事实，也告诫世人，面对无比强大的外在力量或对手，强对强，硬碰硬，并非唯一之选，以柔克刚，以软制胜，或许是更加智慧、更具效果的选择。
关键词：建筑学；建筑教育；赖特
中图分类号：TU-098；G649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52909（2012）06004605一、学科概述
美国建筑学学科下设建筑学（Architecture）、城市、社区与区域规划（City/Urban，Community and Regional Planning）、环境设计（Environmental Design）、室内设计（Interior Architecture）、景观建筑学（Landscape Architecture）、建筑历史与理论（Architectural History and Criticism）、建筑技术科学等（Architectural Technology/Technician） 7个专业方向①。建筑学学科的硕士学位分为科学学位和专业学位，即：建筑学硕士学位（Master of Science in Architecture，简称MA/MS）和建筑学专业硕士学位（Master of Architecture，简称M.Arch.）［1］。其中，专业学位中又有Professional Degree和PostProfessional Degree之分，亦即M.Arch I和M.Arch II，前者是针对本科学位为非建筑学专业的学生，学制3年；后者则是针对已经拥有建筑学专业学士学位的学生，学制2年。上述7个专业方向中，只有建筑学与景观建筑学设有专业学位。
目前，美国设有建筑学专业的高校有154所，其中123所设有专业学位，具有建筑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的有95所②。美国建筑学专业学位是以培养建筑师为目标。只有通过美国“国家建筑学专业认证委员会”（National Architectural Accrediting Board，简称NAAB）专业认证，才能申请美国注册建筑师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Architectural Registration Boards，简称NCARB）的注册建筑师考试，取得执业资格。
二、学校简介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建筑学校（Frank Lloyd Wright School of Architecture，以下简称赖特建筑学校），是由世界现代建筑四大元老之一的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1867—1959）于1932年10月，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爱荷华县Spring Green镇的塔里埃森创建。1937年，赖特又在亚里桑那州马里科帕县Scottsdale市郊，创建了西塔里埃森（Taliesin West）校区。
赖特建筑学校，最初名为“Taliesin Fellowship”，是一所类似于中国古代书院或民间的私塾。1960年，赖特去世后，易为现名。1987年，该校经美国“中北部院校协会高等教育委员会”（Higher Learning Commission of the North Centr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and Schools，HLC）评估、认证，其学士学位（B.A.S.）与硕士学位（M.Arch.）获得认可。。1996年，其硕士学位经美国NAAB评估、认可。。
三、办学理念
12高等建筑教育2012年第21卷第6期
刘征鹏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建筑学校建筑学专业硕士学位教育研究
赖特建筑学校从创建伊始就确立了“Learning by Doing”（在做中学）的教学理念。这一学习方式，源自德国福禄贝尔的幼儿教育理念，在20世纪80年代由美国大卫·科尔布（David Kolb）全面上升为一个理论体系—体验式学习理论。赖特早年受福禄贝尔式教育，是在“Learning by Doing”理念下成长的典型范例。高中辍学后，赖特曾在Allen D.Conver（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工程系教授）的事务所做学徒，大学辍学后又辗转于阿德勒（Dankmar Adler）和沙利文（Louis Sullivan）的事务所，最后自主创业，终成一代大师。
早在1901年发表的《机器的艺术和工艺》一文中，赖特指出，“艺术学校应把工业和美术结合起来，……学生定期在工厂里工作，从而取得实践机会”，并且“这种学校不需要举行任何考试，也不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2］。赖特还认为，“任何具有创造性认知的艺术可能包含在工作中，也可能在工作中得到训练，但决不会仅仅来自书本”［3］。因此，赖特在1931年发表的“The Hillside Home School of the Allied Arts：Why We Want This School”一文中写到，其有机建筑的理念，只有与他一起生活、工作的“Fellowship”，才能充分认识、理解/web/Chronology.html。。在塔里埃森校区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正式课程，所有的一切，包括学习、工作、生活、管理均采用“在做中学”的模式，学生通过“在做中学”而成长为一名职业建筑师。
20世纪80年代中期，赖特建筑学校面对现实，开始全面转型，主动纳入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之中。但是，其“在做中学”的理念不但没有抛弃，而且与时俱进。塔里埃森与西塔里埃森分别于1973年和1974年被美国内政部列入“国家古迹名录”。。
七、教学方法
教学以教师“工作室”为教学单位，以“课程设计”为核心，以讨论、实践及评估的方式完成每一门课程。
赖特一生共设计了1 141个项目，其中完成的有532项，现存的有409项。。在赖特所完成的项目中，主要为中产者设计其私人住宅。这一特征体现在赖特建筑学校的“课程设计”中则表现为：该校的学生必须住校，这一点有别于美国其他院校。新生入学后，先在早期无水、无电的户外“居所”居住数月。这些简陋的住所，迫使学生以建筑师的角度，了解住宅的本质特征，然后在教师的指导下，按照课程安排、根据需要自行对其进行重新设计、施工。
课程设计既是赖特建筑学校的传统课程，也是建筑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它贯穿于3年硕士教育的全过程。课程设计共有6项，其中最后1项为毕业设计。该校以培养执业建筑师为终极目标，故其学位论文仅作为选修内容。
课程设计题目由学生根据学校制定的教学大纲，自行拟定。在4个月的时间里，学生相互观摩，再以师生共同参与讨论的方式，最后完成其设计。最终成绩并不采用分数制，而是由38个评估指标组成，由教师、学生、建筑师及来访者，包括访问学者、游客等作评价。
八、馆藏文献
赖特建筑学校的图书馆是基于美国“国家建筑学专业认证委员会”的评估要求，在威廉·韦斯利·彼得斯（William Wesley Peters，1912-1991）私人藏书的基础上于80年代创建彼得斯，1932年由麻省理工学院转入塔里埃森，后娶赖特继女为妻，1985—1991年为赖特基金会董事长。。该馆设有两个分馆，即塔里埃森Hillside图书馆与西塔里埃森William Wesley Peters图书馆，其馆藏主要分为三大类，即建筑与艺术类藏书4.4万册；赖特建筑学校的档案，包括学生个人与学校的档案，以及30年代以来的5 000余份学生的设计图纸；赖特事务所的档案，包括1959年以来10余万份项目设计的施工图、渲染图、原始文件视频资料等，其中，包括赖特自1887年至1959年设计的2万余份图纸、19万份文献、600份原稿等。
该校图书馆馆藏丰富、有特色，为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提供了有力保障。相比之下，中国高校文献资源保障率则无法与之相比。根据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规定，人均图书合格标准为70～100册。据2009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全国普通高校人均图书为72.3册根据教育部2009年教育统计数据整理，。。
九、结语
赖特建筑学校在办学理念、办学方式、办学规模上均有独到之处，其执着、务实、具有鲜明个性的方式、方法值得学习与借鉴。但是，该校繁琐的日常事务、过多的社会活动无端地消耗了学生的时间与精力。长期以来形成对赖特的崇拜氛围，使年青学子的创新意识受到一定局限。虽然赖特鼓励学生要具有创新意识，可实际上赖特拒绝持有异议者［8］。正如布鲁斯·戈夫（Bruce Golf）婉言谢绝赖特邀请其加盟塔里埃森时所说“我认识那些在橡树园以及后来与您供事的人们，他们好像分成两类：一种人认为您毁了他们的生活，因为您窃取了他们的思想，所以您是一个魔鬼；另一种人则认为您是上帝，绝无差错。他们的生活如不奉献给您就毫无他用。我不想以这两种看法去看待您，我也不会成为这样的门徒，我要远远地离开您，使自己有恰当的见解”。而赖特的回答则是“我希望别人也能像您那样理解我”［9］。凯文·林奇（Kevin Lynch）也曾说过：“你若留在那里，你只能成为一名小赖特先生”［9］。
曾师从赖特的较为有名的建筑师有：理查德·努特拉（Richard Neutra，1892—1970）、埃德加·塔费尔（Edgar Tafel，1912—2011）、凯文·林奇（Kevin Lynch，1918—1988）、保罗·索莱里（Paolo Soleri，1919—），但是，努特拉在塔里埃森呆的时间仅有区区几个月，且其进入塔里埃森时，就已经是一位小有名气的建筑师；林奇于1935—1937年在塔里埃森学习，但其之前在耶鲁大学学习，之后去了伦斯勒理工学院，最后从麻省理工学院城市规划专业毕业。；保罗·索莱里进入塔里埃森时已于1946年获得都灵理工大学的博士学位。。确切地说，只有塔费尔才是赖特的弟子。张良皋先生曾经说过：“赖特建筑学校并没有因此培养出什么优秀的建筑师”［10］。或许，赖特所创办的事务所在2003年6月15日的关闭是很好的诠释http：///newsletter/volume12.pdf。。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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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我的人如生就像是在经历一场大雪，我无可奈何地站在雪地里，不是不怕冷，只是暂时找不到温暖。
小赖，她告诉我温暖一直在，不曾离开。
初次相逢，让我有种被拒之门外的冷落，我不知道世界上会有一个这样的女孩子以这样莫名其妙的语言闯入我的世界，正因为如此奇怪便轻而易举地打乱了我的生活。一直到现在的充满了感激，感激她给我的人生送来了阳光。
人与人之间或许有一种天生的神秘感，这种神秘感就是把自己武装的相当陌生。初次相逢的小赖是安静的，陌生的。陌生是最专制的。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本能的隐藏了自己的心，但是长期的生活相处总是将这些最初的陌生化为了虚无。
来到重庆，我陌生的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现在，也不知道时间对于我到底意味着什么，而现在的我又拥有着什么，一切就像是脱离实际的无所谓。我无所谓白天，无所谓黑夜，无所谓我的生活，无所谓我身边存在的一切，当然，也包括她。
这个夜晚，是我度过的最无知的一个夜晚。因为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完全弄清楚那时的自己在想些什么，想不起那个夜晚发生的故事，甚至与那个夜晚稍有关系的细节都不曾找到。属于那个夜晚的记忆就这样莫名地在我的大脑中消失了，而且是彻底的不见了。就像那段时间不曾有我的参与，尽管，那夜，我，小赖，同时存在。
我不知道命运的安排有何其意，也不知道记忆的褪色有何遗憾，不知道空白的开始是否注定充满了遗憾，但是我还是相信小赖，相信小赖的眼睛，相信空白的开始不会有遗憾。
天亮了，重庆的新一天，真正属于我在重庆的第一个日子。虽然有些逃不掉的孤单，但是细细品味，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艰难。
人是不是一转身就会忘记很多东西，而我到底转过了多少次了呢！完全忽视了那时的我和她，没有任何理由，唯一还算清楚的是，那天是她陪着我在下面的市区里转了一圈。
那天的太阳很美丽，就像她一样，很温暖。
我们一路小走，边走边聊，我开始让自己尝试着去听懂另一种语言，真不知道怎么来说，虽说普通话是一种最容易让人接受的语言，但是小赖的方言倒是比她的普通话说得干脆利落多了。其实我是真的很乐意去接近她的，只是她那种奇怪的语言给了我一道很难跨越的障碍。
她完全脱离南方女孩子那种“小家碧玉’’,但是也不难找到南方女孩子特有那种体贴温和，而且她的身上还有一种北方女孩子的自然爽快，在她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种熟悉而亲切的美，这不是一种单纯的美，而是一种和谐的自然。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描绘她，总是觉得庸俗的词会缩减她的特别。因为她就像这里的山，天空，长江，山峡一样的简单自然，没有装饰，更无需装饰。
最值得纪念的是，我们两个人一起买了两把相同的雨伞，不知为何，我的心里很甜，就像那不是仅仅的一把雨伞，就像是两种陌生走向亲密的一种距离。或许雨地中不仅仅会有两把伞的故事，也是风雨中共同守望的一片晴天。在我的雨天里有我的晴天，在她的雨天里也会有我守望的那方天。
这一天真的很值得纪念，因为它完完全全是属于我的，而在我看来它更值得珍惜，因为她是小赖借给我的。如果不是她的出现，怎么有倾听晴天。
小赖，我该用什么还你，因为这么美的一天。
[关键词]信赖，交易安全，逻辑结构，强制执行力，对价
在依常态法或正统法当事人所实施的法律行为不应具有法律效力的场合，受表意人信赖表意人的意思表示或所表现出来的权利外观，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以致发生信赖损害，为了使受表意人不至因信赖而遭受损害，令当事人之间的法律行为发生有效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因保护信赖而受不利益之人须履行法律行为约定的义务，否则，信赖一方当事人可以向法院，请求以法律上的强制力予以救济的规则，为信赖规则。它是现代私法的产物，英美契约法称之为允诺禁反言规则，或不得自食其言规则（the doctrine of promissory estopple），大陆法系民法称之为信赖责任规则（vertrauenhaftung），或权利外观主义（rechtsscheintheorie）。关于信赖规则的性质，学界有人主张为法律原则，称之为信赖原则，笔者认为其性质为法律规则，非法律原则，故称之为信赖规则。本文探讨信赖规则的逻辑结构，意在证成这一主张。
一、信赖规则逻辑结构之界定
我国法理学通说将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法律概念作为法的三大要素，并将法律规则作为三大要素之首。关于法律规则的涵义学界有多种不同的观点。张文显先生主编之《法理学》认为：法律规则“是法律中明确赋予一种事实状态以法律意义的一般性规定”，“所谓赋予一种事实状态以法律意义，指的是某种事件或行为发生之后，可能会导致某种权利或义务的产生、变化、或消灭，也可能引起某种法律责任的出现，此时，法律要素中的规则成分所发挥的作用，就是将这些事件或行为的法律意义明确下来”[1]（P64）。本人赞同此种观点，认为，法律规则是对于一定的事实状态予以确定，并赋予相对应的法律后果的一般性规定和指示。在现代法律体系的诸要素中，法律规则在数量上占据绝对多数[2]（P49）。可以说，法律规则，无一不与主体的权利义务有关，要么赋予当事人一定的权利，或消灭一定的义务，要么赋予当事人义务，乃至责任，或消灭一定的权利，前者可概称为权利性规则，后者可概称为义务性规则。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义务，或法律所消灭的权利义务有时是由法律规范明文规定的，有时隐含在法律规则的逻辑之中，或者可以从法律精神中推导出来[2]（P309）。
基于上述对法律规则基本含义的认识，本人认为，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是指构成法律规则的要素和成分及其相互之间的逻辑联系。具体要素包括假定事实（或称假定条件）与法律后果两部分。假定事实是指法律规则中对适用该规则的事实状态、前提条件的设定和描述部分。法律后果是指法律规则中指示符合事实假定的情况而产生的法律结果或法律反应的部分。法律后果有制裁性、处罚性法律后果，有获益性、授权性法律后果，亦有复合性的法律后果。
信赖规则既然是法律规则，它是在诚实信用原则指导下的对特定事件、特定行为予以处理的一般方法和准则，于法律规定的情形发生，并在条件具备时，便产生它预先确定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及当事人的责任的法律后果；而法律规定的情形未发生，或虽发生，但并不完全具备法律规定的条件时，便不会产生它预先所确定的法律后果。信赖规则的法律后果，一方面赋予受表意人一定的权利-接受对方履行的权利，以及遇有对方不履行义务的情形时，请求对方给付或请求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另一方面又赋予对方当事人一定的义务-不得反悔其诺言，以及以法律行为有效的样态履行义务，实现信赖一方当事人预期利益的义务。因此，信赖规则的法律后果非单纯的制裁性、处罚性，或单纯的受益性、授权性法律后果，而是一种复合性的法律后果。
二、信赖规则之假定条件
信赖规则是对正统法律理论与法律规则的合理背叛。同一情势发生，适用信赖规则与适用正统法的一般规定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依正统法完全无效或无法律上强制执行效力的合同，依据信赖规则合同完全有效或合同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效力。既然信赖规则是法律固有正统理论的逆向规定，适用该规则应具备的事实条件便是保证裁量结果公正、避免法官裁量权滥用的一个有效的操作规程。
（一）须有外观事实的存在
外观事实的存在是指表意人载负权利外观，并为赋予对方权利或与对方发生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可见，外观事实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权利外观和意思外观。所谓权利外观是指表明表意人为真正的权利人或真正权利人授权的人的外观事实。例如，表意人占有动产或是不动产的登记名义人，表明其为交易关系客体的所有权人，具有处分财产的权利。意思外观是指表意人向相对人所为的赋予对方权利、放弃自己权利或与对方发生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可以书面文字、口头语言为之，也可以行为为之。行为既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沉默）。但构成此种意义上的意思表示，其内容必须具有合法性。若表意人所为之意思表示为不法，尽管受表意人信赖，并有信赖损害的发生，此种权利或此种法律关系仍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信赖规则是在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在动态的财产关系和静态的财产关系之间进行的价值评判。评判的结果是，以牺牲静态财产关系为代价保护动态的财产关系的安全。如果意思表示的内容本身是违法的，则不存在对动态财产关系及静态财产关系予以价值评判及价值选择的问题。
（二）须外观事实与内向事实不一致
内向事实是指表意人的真实权利以及表意人真实的内心意思。信赖规则实际上是在外观事实与内向事实不一致时，以外观事实的内容确定当事人之间的允诺、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效力的规则，如果外观事实与内向事实完全一致，依正统法律以一致的事实内容决定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内容及法律关系的效力，不存在信赖规则适用的问题。信赖规则的适用所指之外观事实与内向事实的不一致是指表意人所表现出来的权利外观或意思外观不符合内向事实的真实状态，例如，表意人以所有权人的姿态对标的物进行处分，实际上对标的物没有任何权利；表意人以完全行为能力人的姿态与他人实施法律行为，但实际上并未成年等等。当事人表示意思与内心意思的不一致，有时是善意的，有时是恶意的，有时发生在意思表示的当时，即表意人为意思表示时，表示意思与内心意思即不一致，有时发生在意思表示之后，即表意人向对方为意思表示时，表示意思与内心意思并非不一致，之后，内心意思有变化导致不一致，意思保留常属此种情形。
（三）本人或表意人对导致相对人信赖的该外观事实有可归责的原因
所谓有可归责的原因包括两方面的意义：
1.在表意人非本人的情况下，本人对外观事实的成就实施了协助行为，如，本人将动产交付表意人占有，本人将空白支票交付表意人等等。
2.表意人即为本人的，表意人实施与其内心意思不一致的表示意思后，预见或应当预见其意思表示将导致对方的信赖而仍与之实施法律行为，此为表意人主观上有过错。所谓预见，是对信赖损害之先前心理感知或认识。但是判断表意人是否应当预见，则并非依表意人“主观之心理反射，而系通常人对同种事实应有之认识”[3]（P289），“质言之，决定预见之可能性，应依客观之合理性人（a reasonable man）之认识及依通常事理（ordinary course of thing）以为判断。”[3]（P289），故表意人事实上并未预见，但一般理性人处于表意人的角度可以预见，即认定表意人应当预见，并由此对无效的法律行为承受有效的法律后果。关于预见的时间，究竟以法律行为发生时，还是以损害发生时为准，英国法采契约订定时为准之原则，此原则为美国判例所承袭，日本通说均认为以损害发生时为准。笔者认为，原则上应以表意人为意思表示时为准。理由是，第一，“以损害发生时为准”对表意人过于苛刻。因为，表意人为意思表示时，若客观上并未具有表意人合理预见对方信赖的情势，表意人根本不可能预见到对方的信赖，待损害发生时，表意人方“预见”到信赖损害的发生，令表意人对无效的法律行为承受有效的后果，则与信赖规则不以表意人的“预见”为条件并无区别，加重了对一个无效行为的保护，无法利用此要件来均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第二，“以损害发生时为准”，于“损害发生时是否得预见，举证上甚为苦难徒增纷扰”[3]（P290）。但是，在表意人为意思表示时，双方当事人的关系并未达到一方的许诺足以导致对方信赖的程度，一般理性之人站在表意人的立场上不可能预见受表意人的信赖，但表意人为意思表示后，对方当事人信赖损害发生前，双方当事人关系的发展，及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进一步了解，使得受表意人对表意人的信赖有充分的事实和理由，任何一个一般理性人均能预见受表意人的信赖及信赖损害的发生，亦应推定表意人应当预见，对无效之法律行为承受有效之法律后果。
（四）受表意人信赖了与内向事实不符的外观事实
受表意人的信赖包含以下两层意思：
1.确实信赖，即信赖不仅仅是受表意人信服、相信的一种内心活动，还必须是基于这种内心活动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并由此遭受一定的财产损失-信赖损害。
有信赖损害的发生是判断确实信赖的重要因素。信赖损害有积极的信赖损害和消极的信赖损害之分。受表意人因信赖而为积极的行为-作为，致使其财产直接减少的，为积极的信赖损害。具体有：第一，订约成本的支出。如，到现场查看标的物、对法律行为的内容进行可行性研究，对当事人的履约能力进行调查、就法律行为的内容双方当事人反复进行磋商、为订约顺利完成积极筹措资金以交付定金等等，均为订约的必要成本支出，属信赖损害的范围之内。第二，准备履约的成本支出。如，因准备履约再次与他人发生法律关系而再次产生的必要的订约成本，或预交的定金、预付款。第三，履约成本的支出。如因履行合同将标的物异地运往目的地；接受标的物的一方当事人前往异地接受标的物的费用等等。第四，因信赖而导致的其它损害，如，因信赖而辞去自己现有的工作或拆除现有住房所遭受的损失等等。受表意人因信赖表意人的意思表示而不为一定行为，致使应当增加的财产而没有增加，或应当得到的利益而未得到的，为消极的信赖损害。消极的信赖损害主要是因为信赖表意人的意思表示，丧失其它订约机会，可得之预期利益而未得到的情形。
信赖损害还有现实的信赖损害和未来的信赖损害之分。受表意人因信赖表意人的意思表示而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致使其现有财产已经因实际支出而减少的，为现实的信赖损害。现实的信赖损害，实际上是一种交易成本，无论是否适用信赖规则，法院是否借助信赖规则强制合同的履行，都难以避免。适用信赖规则，不过是通过强制执行一个本无效力的合同，使信赖的一方当事人获得预期利益，并以当事人所获得的预期利益吞并、抵消已经发生的信赖损害，从而达到公平地保护当事人利益的目的。受表意人基于对表意人意思表示的信赖，而实施一定行为，但现有财产尚未实际减少，将来有减少的可能性的，为未来的信赖损害。未来的信赖损害将来能否真正发生，取决于表意人与受表意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效力。不以法律的强制力令表意人履行其诺言，未来的信赖损害具有发生的确定性和必然性。而以法律的强制力令表意人履行其诺言，则未来的信赖损害完全可以避免。
2.信赖合理。一般理性人站在受表意人的立场上能够信赖表意人的意思表示，或表意人所表现出来的权利外观而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并遭致信赖损害的，为信赖合理，它与确实信赖一起构成完整意义上的信赖。信赖合理依据个案提供的具体情事，及社会一般正常的人对该情事的正常认识来加以判断。通常，判断信赖合理所依据的情势有：第一，表意人的行为能力。表意人有必要的行为能力是判断合理信赖的首要因素。很难想象，一个未成年人许诺赠与成年人一万元，会导致成年人的合理信赖；第二，表意人的品质。表意人一向品质良好，为人诚实，未有犯罪、欺诈、违约等劣行。对此类表意人的意思表示予以信赖应属合理信赖；第三，表意人与受表意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表意人与受表意人一直相处良好，彼此相互信任，受表意人的信赖应是合理信赖；第四，法律行为的性质及表意人的履约能力。当事人所为之法律行为若涉及内容复杂，标的额巨大，根本非表意人能力所及，则受表意人的信赖非属合理；第五，表意人为意思表示所使用的语言及文字。表意人为意思表示时所使用的语言文字表明其意思表示具有真实性和确定性，受表意人的信赖具有合理性。
（五）须有以期待利益满足的方法补偿信赖损害之必要
信赖规则的本质在于，当事人所遭受的信赖损害，以期待利益的满足予以补偿。因此，当信赖一方当事人遇有信赖损害发生时，是以期待利益的满足予以补偿，还是以信赖利益损害赔偿之方法予以补救，最重要的问题是，于个案的具体情形下是否有以期待利益满足的方法予以救济之必要，而判断有无“必要”取决于：（1）公平之需要。因信赖损害的发生导致了当事人之间利益的不平衡的结果，一方当事人无任何损失，而另一方当事人损失惨重，只有通过以法律的强制力令当事人就无效的法律行为承受有效的后果方可以避免这种不公平，是为公平之需要。（2）安全之需要。当事人的信赖不仅使自己遭受一定的财产损失，还将涉及到其它法律关系是否有效或是否完满履行，威胁到其它法律关系的安全，只有以法律的强制力令当事人对无效的法律行为承担有效的后果，才能保证其它交易关系的安全，乃至保证整个社会的交易安全的，为安全之需要。
三、信赖规则之法律后果
于信赖规则产生之初，在英美法上，适用该规则的法律后果是使因欠缺对价而不具有法律上强制执行效力的合同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效力。在大陆法上是使动产的善意取得人依据更加合理的理由取得动产所有权。但在今天，这种表述已经远不足以对信赖规则的法律后果予以概括。
（一）信赖规则对法律行为效力上的法律后果
信赖规则的适用使依据法律的一般规定而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具有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合同义务时，法院可以司法上的强制力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使尚处于订约阶段的法律行为发生有效合同的强制执行效力。要约人向受约人发出要约，受约人信赖该要约，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并有信赖损害的发生，要约人不得擅自撤销要约，该尚处于订约阶段的法律行为发生法律上的强制执行效力。法律行为内容的确定视情况不同而定，若当事人双方仍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法律行为的内容可依双方协商的结果加以确定。若当事人不可能再心平气和地进入协商程序，则法律行为的内容依要约的内容予以确认。[4]（P147）
2.使尚未成立的合同发生有效合同的强制执行效力。当事人双方就合同的内容已经达成协议，但因为合同欠缺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要式，或者合同的必要内容而不能成立的，因为一方当事人的信赖，令合同发生有效成立的法律后果，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效力。
3.使因欠缺对价而不具有强制力的合同具有的强制执行效力。这是英美法上信赖规则最原始的法律后果。欠缺对价的合同，有可能已经具备合同成立的所有要件而成立，也有可能尚欠缺合同成立的要件，但无论是那一种情况均可因当事人的信赖而适用信赖规则。易言之，欠缺对价与欠缺要式竞合的，不影响信赖规则的适用，仍发生适用信赖规则的法律后果。
4.使无效的法律行为具有有效法律行为的法律效力。无代表权、无权、无处分权的行为人为虚伪的意思表示与相对人发生法律关系，依法律的规定，对本人不发生法律效力。但相对人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表权、权、处分权，而与之实施法律行为的，适用信赖规则，法律行为对本人具有法律效力。
5.使效力不完全的法律行为发生绝对有效法律行为的法律效力。当事人双方实施一定的法律行为，遇有法律规定的情形的，一方当事人享有法律赋予的撤销权，该法律行为一经当事人行使撤销权，即自始归于无效。与完全有效的法律行为不同，可撤销行为属于效力不完全的法律行为[5]（P194），只要当事人的撤销权存在，一个具备了全部成立条件的合同即有被宣告为自始无效的潜在危机。无行为能力人所实施的法律行为，其效力依各国法规定多为可撤销，无行为能力人以诈术与相对人实施法律行为，使相对人合理地相信其为合格的行为能力人，而与之交易的，无行为能力人的撤销权丧失，由此，一个效力不完全的法律行为变为完全有效的法律行为。
（二）信赖规则对当事人的法律后果
1.信赖规则对信赖一方当事人的效力
信赖规则的适用相对于赋予了合理信赖的一方当事人而言，其法律后果是使该当事人获得其预期得到但依据正统法律的规定不可能得到的利益-期待利益。在此，期待利益应作扩大解释，不仅仅指履行利益-履行一个完全有效的合同所应得到的利益，还包括当事人于特定的法律关系中所获得的权利，如于供役地所有权人与需役地所有权人之间的地役权关系中取得的地役权或取得的供役地不受他人使用、利用的完整所有权等等。当事人所得之履行利益须借助有效合同的请求力与执行力来实现，于此场合，信赖规则是当事人，主张合同执行力的理由与根据，是进攻的武器，是矛；而当事人所获得的地役权、不受他人使用利用之完整所有权等无须借助合同的法律效力，可以自行取得。于此场合，信赖规则是对他人诉讼请求予以抗辩的理由和根据，是防御的工具，是盾。
关于当事人借助合同的强制执行的效力所获得的履行利益在多大范围内可以实现，即信赖规则的救济范围问题，许多国家均未有明文。美国法学会第一次编撰的《合同法重述》和第二次编撰的《合同法重述》有不同的解释。依据第一次《合同法重述》，既然许诺人的赠与许诺因受诺人的信赖而完全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效力，那么，该许诺应当全额履行，受诺人应当获得许诺人许诺给付的全部，而不论当事人因信赖所致之损害有多少。例如，叔叔向侄子许诺，给他1000美元买部二手车，侄子信赖叔叔的许诺，花钱买了一部二手车，但很幸运，仅用了500美元。依据第一次《合同法重述》的解释，于叔叔不自动履行诺言时，侄子有权向法院请求给付1000美元，即在叔叔许诺的全额范围内具有法律的强制执行效力。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对此类问题作了新的解释，即许诺人的许诺仅在受诺人信赖的范围内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当叔叔未履行诺言时，侄子仅有权在500美元范围内向法院请求强制执行。其理论依据是，信赖规则是主张公平正义的衡平法衍生的一项规则，公平正义是它的追求目标和理念，这就要求它必须以保护公平之必要为适用规则的前提，更要求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均衡为适用规则的结果。如果适用信赖规则的结果是一方当事人受益颇丰，而另一方当事人受损惨重，与信赖规则的公平理念背道而驰，法律是决不允许的。
2.信赖规则对导致信赖的一方当事人的效力
信赖规则的适用相对于导致信赖的一方当事人而言，其法律后果是，该当事人丧失依据一般法律的规定其应当享有的拒绝权、撤销权、主张权等权利。丧失拒绝权是指一方当事人依据信赖规则对本不成立、无效的合同主张强制执行的效力时，导致信赖的一方当事人丧失以合同不成立、未生效、无效，或可撤销为由予以拒绝履行的权利。经法院判决仍不自动履行的，须承受强制执行措施的制裁。丧失撤销权是指，一方当事人基于信赖规则对无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法律行为主张法律上的执行效力时，无行为能力人不得以行使撤销权为由对该法律行为予以撤销。丧失主张权是指，一方当事人应当以法律规定的方式为一定的意思表示，而未为该意思表示的，对方当事人对此赋予了信赖，该方当事人丧失再为该意思表示的主张权。无论是导致信赖的一方当事人丧失拒绝权、撤销权，还是主张权，均以在诉讼中丧失胜诉权为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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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赖声川 即兴创作 “合”与“变” “传统”与“现代”
赖声川的即兴创作最初是从西方借鉴过来的，但是他回到台湾以后，在西方即兴创作方法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的思考，注入了“赖氏”独特的文化特色，这个文化特色里面既包含了西方即兴创作的基本原理，也融入了中华文化的哲学思辨；既有对传统即兴的传承，也有自己独到的革新；既有即兴创作在戏剧艺术中的独特运用，也综合了其他门类的即兴创作方式，博采众长，博古通今，融汇贯通，自成一家。
一、“合”与“变”的辩证统一
这里所说的“合”与“变”主要是将赖声川的即兴创作与西方当代剧场里的即兴创作相比较而言的。赖声川的即兴创作是“变”中求“合”，是“合”与“变”的辩证统一，而西方当代剧场中的即兴创作主要是求“变”的。赖声川是在西方即兴创作求“变”的基础上，“变”中求“合”，从而将即兴创作提高到一个哲学的高度，达到了“变”与“合”的完美统一。
赖声川的即兴创作是为舞台呈现服务的，但是不等同于舞台上的搬演。因为在即兴表演生成剧本以后，赖声川还有一个具体的环节就是二度加工和创作整理。简言之，赖声川的即兴创作是创作戏剧作品的一个过程和方式，不同于西方当代剧场中直接在舞台上进行表演的戏剧。前者是一种创作方法和方式，后者是一种戏剧形态。
即兴剧在演出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在舞台上出现失误，对于西方即兴表演的这种方式而言，是必然会出现的情况。西方当代即兴剧的演出形式，大体包含如下方式：
1、观众既是观看者，又是参与者；
2、行动与事件同时发生，像生活中一样；
3、表演区实际上不加限定，舞台与观众席没有间隔；
4、表演带有相当份量的即兴因素。
这种即兴戏剧是一种无样板的演出，这种演出不顾传统戏剧中的时间、地点、人物塑造的限制，表演也不想创造某种虚构的世界，具有易变性和间断性的特点。这样的特点决定了在舞台上演员总会或多或少的出现失误，这种“失误”在体现了西方当代即兴戏剧追求“多变”与“不确定”的同时，也损伤了戏剧艺术本身所应有的美感。赖声川的即兴创作，在经过了整理加工以后，既避免了上述情形，又可以将即兴表演中的真实自然体现出来，同时将艺术的美感也呈现在舞台上。这也许就是赖声川的智慧所在，传承中有发展，借鉴中有革新，两方面结合起来，必然会产生不一样的舞台效果。就赖声川自身的整个即兴创作过程而言，他的整体追求是“变”中求“合”，而西方即兴创作的形态和目的本身是为了求“变”。 赖声川的即兴创作时规范大于自由，而西方的即兴创作为自由大于规范。
赖声川即兴创作中这种求“合”的艺术追求，从观众角度而言，是符合了中国观众的审美取向和审美需求的。“合”的特质也符合了中国观众求“稳”求“美”的接受心理。西方的观众在观看戏剧的时候，有一种求“变”心理，这和西方的民族无意识审美追求有关。西方民族起源于游牧部落，生活方式逐水草而生，多变的生活环境养成了西方民族对于多变性的习惯和追求，也养成了他们主动拓展与寻求新事物的特点，这与中国最初的农业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最初的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农民在固定的土地上以耕种为生，农耕方式决定了固定的生活模式，并且由于农业更多的依赖于天时地利等因素，养成了中华民族被动与求稳的生活方式和心理。西方的观众喜欢参与，喜欢主动的去接受事物，喜欢积极地去欣赏甚至创作艺术作品，而中国的观众相对而言更喜欢被动的接受，同时对于艺术作品本身，希望是完美的、无可挑剔的。西方的审美趋向于一种自由多变的感觉，中国的审美则趋向于一种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所以西方的即兴戏剧很多情况下是演员与观众在情感上双向对流，关系密切。尤其是当下的戏剧舞台，有进一步探索缩短演员与观众之间的距离的趋势。
在欧洲戏剧舞台上已经出现一种演员与观众同台演出的所谓“即兴剧”。在演出时，观众可以走上舞台与演员一起表演某种动作或剧情。有的观众甚至与演员抱成一团，弄得台下乱哄哄的。1977年南斯拉夫某剧团上演布莱希特的《小资产阶级的婚礼》，戏是在一家旅馆的餐厅演出的，观众坐在餐厅四周的桌子旁边，新郎、新娘和他们的父母邀请参加婚礼的观众，给宾客观众上菜，还请观众与他们一起跳舞。戏剧动作都在餐厅里进行，演员和观众站在同一空间，即使有个别观众不参加跳舞，但是在这种演员和观众共同活动的戏剧实验中，观众也会感觉到新鲜和刺激。这种方式，是契合了西方观众的心理特征和“活在当下”的人生追求的。有“当代即兴戏剧之母”的薇奥拉・斯波林和“当代即兴戏剧之父”的基斯・约翰斯通，虽然在即兴创作方面的看法有所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认为即兴创作的重心应该是激发演员感性的一面，让演员遵从自己的感觉，并且带动现场的观众也进入这种“感觉”，跟着“感觉”进行。而相对而言，中国观众更喜欢“规范”与“合理”。
西方的即兴创作是偏感性的，赖声川在此基础上注入了更多的理性成分。赖声川的二度创作与统一排练，避免了即兴表演过程中粗糙的成分，从台词到舞美，从人物动作到整部戏的作品风格，都精心准备，严格把控。舞台下利用即兴表演的方式创作，力求以此种方式生成自然真实不造作的作品；舞台上呈现给观众的是经过二度加工以后的完美精致的作品。说到底，艺术终究不是生活本身，是需要再加工的，否则，完全的将演员毫无准备地置身舞台，即使再训练有素的演员也会有出现纰漏的时候，而“艺术”本身应该是一个严谨的术语，赖声川的即兴创作，在借鉴了西方即兴表演手法的基础上，大胆地与中华文化和审美习惯进行了融合，他的这种在西方看来略显保守的即兴创作方式，却能够在中国的艺术土壤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二、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目前，即兴创作的方式在国内各大剧场都有所运用。国内的很多剧场目前也正在运用这种即兴创作的方式来进行创作。从北京方家胡同46号园区的艺朗森培训机构推出的“即兴工作坊”到一些戏剧高校内部的即兴表演训练，即兴创作被广泛运用到戏剧创作中：“在戏剧界，有这样一种表演形式，不仅吸引着专业演员，也吸引着民间戏剧爱好者、国外留学生和培训机构的眼球。‘即兴戏剧’这个戏剧界的舶来品，正以‘当红炸子鸡’的形态，逐渐成为都市人减压娱乐的新方式。”这些“即兴剧场”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演员与观众的互动。前几年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食堂里演出了《挂在墙上的老B》，演区舞台伸向食堂中间，三面围坐着观众，在演出过程中，观众与演员你问我答，互相答应，有不少观众当了临时角色。在演出中有位观众走上演区向演员发问，与演员一起讨论该剧的表演形式问题，演出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增添了戏路，浓郁了剧场热闹、亲切的气氛。
对于即兴创作中的这种演员与观众的互动，褒贬不一。格洛托夫斯基在《迈向质朴戏剧》一书中说：“电影和电视不能抢走戏剧的，只有一个元素：接近活生生的形体组织……所以，利用废除舞台，挪开一切障碍来消灭演员和观众的距离是必要的，让热烈的场面和观众面对面的展开，以致观众离演员只有一臂之隔，能够感到演员的呼吸，闻到演员的汗味儿。”他还断言，新戏剧，将是“一种演员和观众直接对话，直接交流思想的戏剧。”但是，尽管如此，格洛托夫斯基的看法并不是完全消除演员与观众之间的界限，他的主张是尽量缩短演员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而不是取消演员与观众的区别。演员与观众的“一臂之隔”也是一种距离，完全没有距离，观众与演员一体化，也就没有什么演员与观众之分、也不存在戏剧表演了。
当前国内的这些即兴创作与即兴表演大都受西方现代戏剧流派的影响，重心在调动演员与观众之间的互动关系上，意在反叛传统观演方式。赖声川的即兴创作与之不同，他并没有把即兴表演当作一种舞台呈现，而是把即兴表演运用到创作过程中，即兴表演在赖声川的戏剧创作中只是一种方式而非形态，赖声川借鉴了现代即兴表演这种方式，运用的传统的戏剧形式中，在舞台上呈现作品的时候，依旧沿用的是传统的观演方式。赖声川吸取了现代即兴中的互动原则――重视观众，他的《如梦之梦》采取了圆型舞台的设计，将观众置于舞台的中央，突出了观众的主体地位，但是赖声川的即兴创作舍弃了现场互动的环节，这又能够避免舞台呈现与艺术偏离的太远，相对于现代剧场中一般的即兴表演形态，赖声川的戏剧更加精致，更加符合戏剧的艺术真实。赖声川的即兴创作过程，是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是将现代戏剧的创作方式融入到传统戏剧的呈现方式中，是对传统的一种发展而非背离。而国内的大部分的即兴创作都是反传统的，并且都是一些先锋派戏剧工作者所尝试运用的创作手段。其中尤以孟京辉最为典型。孟京辉作为九十年代新崛起的青年新锐导演之一，他的先锋戏剧受到业界和观众的关注。他除了在舞台表现手法上进行大胆的革新和尝试，在创作手法上也运用反传统的方式，即兴创作便是他进行革新和尝试的一种。他的即兴创作大体包含以下几个特点：反剧本、反传统、反规则。在他的即兴创作中，是以“反叛”为基点的。以《思凡》为例，《思凡》的整个过程都是即兴创作完成的，但是孟京辉在《思凡》的即兴创作过程中，不但抛弃了传统意义上的剧本，而且抛弃了传统的导演在剧本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的排演模式：
《思凡》的排演开始完全抛弃了斯坦尼现实主义戏剧的排演模式，抛弃了传统意义上的剧本，抛弃了传统的导演在剧本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的排演模式。运用了全新的即兴的集体排练方式。在排练场中没有事先写好的剧本，只是把昆曲场次和《十日谈》的小说拿来，演员念一段，根据这一段即兴表演，集体进行创作。
孟京辉本人对于传统有着一贯的反叛态度：“我们将确立自己另一种眼光注视世界……使我们身上新鲜的东西从陈陈相因的桎梏和毫无才气的恶习中解放出来，使我们心灵里高贵的东西在自由的空气中畅快的呼吸。”除了在创作方式上完全背离传统以外，在观演方式上也把重心放在了观演互动上。《两只狗的生活意见》直接把剧场当成了演员自由出入行走的空间，将表演空间和观看空间的界限消除，演员甚至与观众调笑打闹，整个表演基本上是一场演员与观众的互动表演。观演互动的过程，也是即兴表演和即兴创作的过程。
即兴表演在赖声川的即兴创作和孟京辉的即兴创作中的运用是有所不同的。首先，孟京辉的即兴创作是建立在反传统的理念之上的，因此他的戏大部分都是把重心放在形式的革新上：“我的理论实际上叫形式创作方法，我是怎样创作的呢？我不是通过社会，我也不是通过历史的判断，我完全是通过形式来进行我的创作步骤的。”孟京辉尤其注重形体表现力和观演关系的互动上，注重形式的结果便是戏剧内容上的肤浅。汪继芳曾这样评价孟京辉的戏：“从我个人的戏剧欣赏口味来讲，我不喜欢他（孟京辉）的戏，他的戏不成熟。我觉得都是一些作业，我要求看戏要从表面感觉到背后对世界感受到的东西，可是我在他的戏里看不到。”
赖声川的即兴创作并非是反传统的，而是对传统创作方式的一种发展，在传统的创作方式中注入了即兴创作和即兴表演的成分。他的即兴创作甚至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致敬，如他的相声剧系列，就是运用即兴创作的方法对传统的相声艺术进行推广和发展。也正因如此，无论是赖声川的相声剧系列还是他的经典作品，都能够透出作品背后所蕴含的生命思考和人文关怀。赖声川的戏剧作品从创作之初一直到现在，都秉承了一贯的“赖氏”风格，无论是当初的《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还是最近的《如梦之梦》，内容上都饱含赖声川本人对人生、对生命、对生活的深刻体悟和人文关怀；无论是他的相声剧系列还是极具荒诞风格的《乱民全讲》《变奏巴哈》，都一脉传承了赖声川内在的严谨结构和内在逻辑。赖声川的创作历程一路走来，看似题材多样，但是内在的创作理念和外在的作品风格一直都在延续，未曾改变过。其次，赖声川的即兴创作并非完全摒弃剧本，他只是打破了传统的由编剧编写剧本的方式，代之以演员的即兴表演集体创作剧本，但是最终还是要根据剧本来进行统一排练和导演。他与传统戏剧的创作方式的不同在于对剧本的创作过程的方法不同，而不是在于完全舍弃剧本。因此说，赖声川的即兴创作并非是反传统的，而是对传统创作方式的一种革新，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发展，而非完全的背离和抛弃。这也决定了两人的不同的发展轨迹：孟京辉一直在否定自己，赖声川一直在延续自己。孟京辉到最后发现自己的先锋实验戏剧开始找不到出路，而赖声川则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提升，推出一部又一部好的作品，并且越来越受欢迎。
出发点的不同决定了作品高度的不同。孟京辉作品是从反叛传统出发的，赖声川是为了从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出发的。形式革新和实验探索的追求让孟京辉忽略了艺术所应反映的生活本质，在即兴表演过程中太过注重演员的形体表达而忽略了内心感受，赖声川的即兴创作始终扎根于真实自然的生命本体中，让演员从内心出发，摒弃当前“先锋戏剧”或者“实验戏剧”中演员在舞台上浓重的表演痕迹，而是让演员从自己的亲身感受出发，让作品始终贴近生活，还原生活的“真相”。这也是赖声川不同于孟京辉及当前诸多实验戏剧或者先锋派戏剧的地方。赖声川的即兴创作是将传统艺术与现代文化有机融合，是将传统的即兴创作与当下的戏剧创作理念结合起来。虽然赖声川在运用即兴创作之初，被誉为是戏剧界的一大创新和尝试，但是赖声川本人从来都没有对传统的创作方式以及观念有过过激地反对。赖声川的创作方式是大胆的，但是却不是反叛的；是让人耳目一新的，但却不是离经叛道的；是即兴创作的，但却不是任意胡为的。
哲学凭借理性获得真理，艺术靠感性获得真理，宗教靠直觉获得真理。赖声川将三者融合，用即兴创作的方式创造真实，用理性判断思索真实，用验证真实。赖声川的即兴创作让演员的感性发挥基于理性基础之上，让现代观念融于传统理念之内，将生活艺术呈现在舞台艺术之中，将哲学、宗教与生活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创作融为一体。“我们做创作的人像神经病一样，自己出题目，自己做答”[ 赖声川：《赖声川剧场》（第二辑）：编导的话。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8月版，第152页。]，虽然是把传统的创作程序给倒过来，但是与传统的艺术追求殊途同归，最终呈现到舞台上的，还是符合艺术与生活双重标准的戏剧作品。
三、在传承中发展
西方的意大利即兴喜剧开启了即兴创作的大门，但是由于当时即兴喜剧本身的限制和缺陷，最终没有被完全的传承下来。中国戏曲和戏剧发展过程中也不乏即兴创作的成分，但是只是零散地存在于一些民间剧种和比较古老的戏剧形态中，并没有形成系统和定型的创作方式。赖声川的即兴创作借鉴了古今中西这些即兴创作的元素，并通过自己的思考和二度加工，最终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即兴创作方法，他的“集体即兴创作”已经作为一种成型的创作模式被广泛地学习和研究；他的“表演工作坊”以独特的的“即兴表演”方式和“赖氏特色”广受海内外欢迎。赖声川的即兴创作，是借鉴中的革新，传承中的发展。
对于即兴创作最初的形态――意大利假面喜剧，18世纪初哥尔多尼曾经对其做出过重大的改革。哥尔多尼对于即兴喜剧的改革主要在剧本和舞美方面。在剧本方面，哥尔多尼取消了即兴喜剧中的幕表制，代之以由专人来写有固定台词的剧本；在舞美方面，他取消了即兴喜剧中的“假面”传统，让演员去掉面具，使人物更加生活化和自然化。哥尔多尼对于即兴喜剧的改革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他将即兴喜剧中庸俗粗糙的成分去掉，代之以精良的剧本模式，但是另一方面也使得意大利即兴喜剧这一戏剧形式渐渐的销声匿迹。西方现代的先锋戏剧流派将即兴创作的方式引用到创作中来，作为一种新的戏剧形态实验搬演到舞台上，格洛托夫斯基的质朴戏剧、阿尔托的残酷戏剧、谢克纳的人类表演系领域都对即兴戏剧有所推广和应用，但是并没有作为一种完整的戏剧创作方式完全的应用，同时也没有意大利假面喜剧中的喜剧成分。赖声川的即兴创作并没有完全否定意大利时期即兴喜剧的传统，而是借鉴和发扬，他的即兴创作有很多成分都是借鉴了意大利假面戏剧的元素在里面。
首先，传承了意大利假面喜剧中的喜剧元素。赖声川的作品无一例外都有喜剧的成分在里面。《暗恋桃花源》中两个剧组的阴差阳错所构成的喜剧效果在剧场中会引起一阵又一阵的笑声；《宝岛一村》中每一个人因为语言的不通所造成的误会让观众忍俊不禁；《千禧夜，我们说相声》中“小桃红”和“贝勒爷”的一段表演，让观众捧腹的同时也呈现了历史的镜像。这些即兴创作中所生发出来的喜剧元素与即兴创作的传统是分不开的，意大利假面喜剧所注重的滑稽和喜剧效果在赖声川的即兴创作中得到了传承和运用。哥尔多尼虽然对意大利假面喜剧进行了重大改革，去掉了假面和粗糙的成分，但是却继承了假面喜剧中的搞笑成分。赖声川本人非常喜欢哥尔多尼，尤其是他的作品中的喜剧成分。为了表达对于意大利假面喜剧的喜爱，同时也表达对哥尔多尼喜剧作品的敬意，赖声川重新将他的喜剧搬上舞台，包括《威尼斯双胞案》、《一妇五夫》、《图兰朵》等，这些作品都是向哥尔多尼的一种致敬和怀念，也是对意大利即兴喜剧的一种缅怀和传承发扬。
其次，赖声川借鉴了意大利假面喜剧中方言的运用。意大利假面喜剧当时是用方言表演的，每个人物都有自己各自的口音，浓重的方言能够带来不一样的喜剧效果。他们有时候还根据演出地点的不同来变换口音。比如对于“潘塔隆”这个角色的要求，必须精通威尼斯方言，因为威尼斯是出商人的典型之地。而对于“博士”这个角色的要求是“熟悉波龙那方言”，因为那儿是文化城，大学区。方言的运用不仅能够充分体现人物的性格，并且还能够增强喜剧效果。
赖声川的很多作品中都是运用方言来凸显人物性格，增强喜剧效果的。其中尤以《宝岛一村》最为典型。《宝岛一村》里面的老朱和朱嫂，一个是浓重的山东口音，一个是浓重的闽南口音，两个人一开始谁都听不懂对方说话，后来结为夫妻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吵架的时候彼此也是用家乡话指责对方，虽然有时候观众也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但是却能够会心一笑，此时的运用不但能够将人物的历史背景交代清楚，更能够起到很好的喜剧效果。尤其是那个在大槐树下讨论国家大事的“叔叔”，自始至终都在说方言，而且自始至终都没有一个人听清楚他在说什么，但是正是这种让人从来都听不清楚的方言却极大的增强了整部戏的喜剧效果，每次“叔叔”一出场，方言一出口，喜剧效果便明显的表现出来。而老朱身上那种山东人所特有的直爽坦率的性格单单从他的口音里就可以让观众感觉到。
再次，赖声川的即兴创作借鉴了意大利即兴喜剧里的民间特色。意大利即兴喜剧在当时深受广大下层社会群众的喜爱，原因是它的创作方式和演出方式是贴近大众的，很有生命力。赖声川在即兴创作之初，确立人物和立意的时候，很少把重心放到大人物或者大的时事上，而是从小人物出发，“人物”是来自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状况”的设定也是平常百姓家里所发生的事情。从《台湾怪谭》到《宝岛一村》，从《暗恋桃花源》到《我和我和他和他》再到《红色的天空》，主人公都是一些小人物，贴近百姓，贴近大众。即使是在有些作品会牵扯到一些大的政治历史事件，但是也是作为百姓生活的一个背景来呈现的。如《我和我和他和他》中的北京天安门政治事件，《宝岛一村》中的生活变迁，都是当做呈现百姓生活的背景来描述的。与此相应，大人物在赖声川的作品里都是用来被小人物调侃的。《宝岛一村》中关于和谁应该赔那块儿碎掉的玻璃，《回头是彼岸》中老刘说的：“当年孙中山和马克思就在同一个图书馆里坐着聊天，而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图书馆里的管理员，他那时候是负责打扫卫生的。”现在这个时代，悲剧和喜剧已经不再像传统戏剧观念或者古典主义戏剧观念里面所理解的那样泾渭分明，悲剧和喜剧可以同时存在于同一部戏剧里，英雄人物也可以被调侃，小人物也可以有自己的悲哀与无奈。在赖声川的戏剧里，上层阶级的人物往往都成了小人物口中嘲笑的对象，赖声川在即兴创作过程中始终坚持民间立场，抒写小人物的故事，表达日常生活中的所思所感，这种民间传统与意大利即兴喜剧所特有的民间特色一脉相承。
赖声川在借鉴了意大利即兴喜剧的上述几点的基础上，对意大利即兴喜剧和即兴创作也进行了自己独到的革新和发展。
首先，赖声川的即兴创作在演员的即兴表演中融入了更多的人文思考和关怀。他的作品似喜似悲，将即兴喜剧时代的纯粹的滑稽搞笑发展为悲喜一体的正剧。意大利假面喜剧的即兴表演在给观众带来阵阵笑声的同时，也会有很多粗糙和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的时候因为过分的取悦观众而显出粗糙和肤浅的一面。“当时的即兴喜剧是幕表制，情节和内容都比较单薄，人物是定型化的，因此势必性格和形象上也比较单薄。并且由于演出场所往往在街头巷尾，面对的观众是下层的平民大众，难免用一些粗俗下流的东西来吸引观众，即兴喜剧中大量穿插的用来逗乐观众和填充幕表提供的简单情节的‘拉错’就往往比较庸俗不堪。此外，由于许多演员本身素质不高，即兴表演能力不强，不得不用许多琐碎而没有意义的对话和表演来填充本来就比较单薄的情节，让许多即兴喜剧显得很空洞和脱离现实”。哥尔多尼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决定对即兴喜剧进行改革。
赖声川的戏剧又不完全是喜剧，对于即兴表演的一个重要贡献便是将发源于喜剧的即兴表演发展到正剧甚至是悲剧当中来，让舞台作品在看似搞笑滑稽的背后，多了一份对人生的思考和关怀。看完他的作品，观众会在笑完以后想流泪，刚刚流完泪，又禁不住笑起来。《暗恋桃花源》中的搞笑气氛颇为强烈，老陶前去桃花源打渔的一段，以滑稽搞笑的方式来表达，但是从桃花源回来以后发现物是人非，不禁悲从中来，让人在笑的同时也感慨世事无常；江滨柳与云之凡病房告别一场戏，所有人看完都会潸然泪下，但是当看到两位台上的导演互相调侃的时候，又会忍不住大笑起来。“桃花源”的导演说：“我看了你的悲剧想笑，你见过有谁得了癌症还从病床上跑下来去荡秋千的吗？”另一个“暗恋”的导演则说：“我看了你的喜剧想哭，你看看你把陶渊明的作品糟蹋成什么样子了！”这也许正是赖声川的意图所在，让你悲中带笑，笑中含泪。也许这才是生活的本质：酸甜苦辣，五味杂陈，赖声川用艺术作品来告诉大家生活的本质是什么，又或是一种人生的态度：生命本苦，但是即使生活再苦，也要笑对人生。这既是一种创作理念，也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赖声川独具一格的艺术表达方式。
其次，假面喜剧很少使用布景，虽然在有条件的时候也乐于使用，“演员更多的习惯于在最简单的舞台上演出，戏剧中运用的造型因素主要在面具和服装上。”赖声川则是将意大利即兴喜剧时代的这种简单的创作理念与现代戏剧创作融合起来，既继承了假面喜剧中的即兴幽默成分，又用现代化的舞台表现手法丰富了即兴创作本身的表现力。赖声川在创作过程中非常重视舞台上的舞美效果，从灯光到服装，从音乐到造型，都是经过精心思考和设计的。
再次，以“人”为本的创作理念。意大利即兴喜剧中的人物性格都是定型的，人物性格永远都没有变化，永远都戴着同一张面具，表情是静止的，人物性格更是静止的。这种扁平的人物性格缺少丰富性，因此时间长了也容易让观众产生厌倦情绪。赖声川即兴创作时尤其重视人物性格的发掘，每一个人物上场之前，赖声川都会和大家一起讨论人物性格和人物动机，上场之后，人物的性格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直处于发展中。以《我和我和他和他》为例，简如静当初是一个为了爱情宁愿放弃富裕的家庭背景跟一个穷小子去浪迹天涯；二十年以后的简如静，竟然为了能保全在公司的一席之地而委身于现在的商敌。这种性格的转变淋漓尽致地反映了生活的残酷，暗示人的品格在金钱和时间面前的不堪一击，既有时代特色，又有人生内涵，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戏剧张力。 （责任编辑：晓芳）
参考文献：
[1]郑洁：《即兴戏剧正流行》，发表于《光彩》杂志2011年第7期，第66页。
[2]尹庆一：《从先锋反叛到与大众狂欢――论孟京辉先锋实验戏剧》，2001年5月上海戏剧学院硕士生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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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九十年代初期“京城四大自由撰稿人”之一，主要报道娱乐圈人物和现象，其中尤以批评见长。
[6]汪继芳：《20世纪最后的浪漫――北京自由艺术家生活实录》，北方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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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聂奔：《哥尔多尼的即兴喜剧改革》，《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0年11月第6期，第46页。
最初的梦想
萨莉・赖德曾经只是一位普通的美国女性。1951年5月26日，她出生于加州洛杉矶市的恩西诺，而小时候的她似乎并没有怀揣着航天梦。相反，赖德十分热衷于网球运动，从10岁开始她就练习打网球，后来甚至不惜辍学开始职业网球运动员生涯，她梦想有一天能成为驰骋赛场的网球精英。然而，美丽的梦想背后总是有太多的阻碍因素，她最终还是放弃了自己最初追逐的网球梦。因为经过三个月的职业网球训练，赖德明白网球不是一项简单的运动，它需要有那种灵魂上的契合，而她发现自己并没有那种天赋和爆发力，于是赖德只能忍痛割爱。网球生涯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梦想的结束，随后赖德又以惊人的毅力刻苦学习。考入了斯坦福大学，并拿到了物理、英语硕士学位和天体物理学博士学位。然而，和很多人一样，赖德的人生道路充满的坎坷，虽然她拥有如此多通往成功的试金石，但是她仍没找到“用武之地”。机会和运气总与赖德擦肩而过，她也曾经历着黑暗、挣扎和彷徨。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生命中纵然有无数坎坷，但赖德也有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时候。1977年，正在寻找与天体物理学有关的工作的赖德，偶然在斯坦福大学报纸上看到一则NASA征聘航天员(包括女性)的公告，她似乎能预感她的人生即将开始新的起航，知道自己一直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临了。在8000多名候选人中，最后只有35人入选，其中包括6名女性，赖德凭借强健的体魄和深厚的专业知识名列榜首。这与她早年的网球训练和大学时的勤奋刻苦是分不开的。如果说角逐的过程是激烈的。那么坚持的过程则是惨烈的。真正的进入航天领域后，赖德才发现。无论是体能上还是技能上，都要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赖德接受了高强度、跨领域的航天员课程培训，其中包括：跳伞、水中救生、重力和失重训练、无线电通讯和导航等等，可谓“十八般武艺”样样得精通。高强度的训练连许多男性都很难忍受，何况是较为弱小的女性。但赖德挺过来了。赖德凭借出色的训练成绩和实践表现，以及对航天事业执着的热情。终于在1983年，被NASA指派搭乘“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发射升空，执行STS-7太空任务。
太空铿锵玫瑰
成功的花儿，人们只惊羡她绽放时的明艳!只有她自己清楚，这其中浸透了多少奋斗的泪水。对赖德而言。这不是从天而降的惊喜，是她自己过去无数次的失意再奋起，茫然再清醒的积淀，也是她人生中一座崭新的里程碑。
赖德大概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天，当“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徐徐升向太空时。她知道自己正在完成的是一个开创历史新篇章的使命，太空将赋予她一个全新的人生。在短短的时间里，赖德要和另一名航天员共同操纵一个长达15米多的机械手，把一个特制的科学仪器箱从航天飞机的货舱中取出抛进太空，9小时之后再回收入舱。此外，她还负责在航天飞机发生紧急状况时向机长提出纠正飞行的措施。
这些任务看似简单，但是真正做起来要克服很多困难。有时，一个小小的事件可能会产生致命的危险。赖德就碰上了这样的事故。当她在进行例行观察时，突然发现航天飞机一个观察窗的外层玻璃被打破。查明原因后，才发现是一粒在太空游荡的油漆袭击了航天飞机，这个几克重的油漆的威力不小于一粒步枪子弹。而在太空中，比油漆质量大得多的东西数不胜数，是否能顺利躲避太空碎屑的侵扰与航天员有关。所以，在太空执行任务要接受智力和勇气的双重考验，赖德没有退缩，她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也明白这一切的意义。不负众人所望，赖德果然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当“挑战者”号顺利降落在肯尼迪航天中心时，“萨莉・赖德”这个名字一下子传遍了美国乃至全世界。
我心飞翔
这次航天飞行给赖德带来了许多荣誉，她多次荣获国际宇宙科学家冯・布劳恩奖。她的名字也多次出现在全球女性名人榜以及航天员名人榜上。成名后的赖德并没有沉醉在这些荣耀与光环中，她依然坚守在自己的航天事业中。1984年10月5日，赖德和另一名女航天员凯西・沙丽文结伴，乘坐“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再度进入太空，飞行时间为8天，创造了航天史上两名女航天员同飞行的记录。1986年，当“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发生空难时。赖德被派去调查这起使全体机组人员丧生的爆炸事件，并成为NASA太空领导规划小组的一员，负责着手NASA的空间计划。1987年赖德离开NASA，返回斯坦福大学，成为美国加利福尼亚洲帕洛阿尔托国际安全与武器控制中心的科学会员。不过，飞天的梦想其实始终伴随着她未来的岁月，她明白没有什么比飞往太空来得更实在。她的心始终是和淼茫的太空联系在一起的。
【关键词】 美沙酮维持治疗；家庭功能；干预-随访研究；海洛因依赖者
中图分类号：R749.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7)03-00155-03
2003年8－10月，云南省药物依赖防治研究所针对美沙酮维持治疗的可接受性和可行性，对云南省个旧市部分海洛因依赖者、家属、社区居民、公安、卫生部门进行了调查。在此基础上，2004年4月，云南省个旧市健康门诊作为全国首批美沙酮维持治疗试点启动。只要符合相关规定，接受美沙酮维持治疗的海洛因依赖者，每天只需缴纳比较低廉的费用，就可以根据接受治疗前的海洛因用量服用足量的美沙酮以替代海洛因。
2004年4月至2005年5月，项目组每月为入组的海洛因依赖者进行两次小组活动，并定期或不定期进行个别心理辅导，为美沙酮维持治疗病人提供沟通技巧、应对不良情绪、处理负性生活事件、行为矫正等方面的培训。本文报告海洛因依赖者美沙酮维持治疗前后家庭功能的变化并和未参加美沙酮维持治疗的社区海洛因依赖者比较。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干预组：2004年4－5月间个旧市参加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DSMIV）海洛因依赖诊断标准且至2005年5月仍接受干预的入组病人150名，共收回有效问卷96份。对照组：2004年11月该市社区内符合DSMIV中海洛因依赖诊断标准、从未接受过美沙酮维持治疗和其他干预项目的海洛因依赖者50名，剔除2004年4月－2005年5月间接受过其他干预项目的海洛因依赖者，共收回有效问卷37份，假定对照组在未接受任何干预的情况下一年内家庭功能无明显变化。
1.2工具 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mily Assessment Device, FAD）［1］ 共60个条目，分别将家庭功能概括为以下七个方面：问题解决、沟通、角色、情感反应、情感介入、行为控制和总的功能，各分量表的分值范围为1～4分。量表作者对FAD的信、效度作过反复测定，均提示FAD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翻译后的问卷也同样具有较好的信度［1］。得分越高表示家庭功能越差。
1.3治疗方法 对参加美沙酮维持治疗的海洛因依赖者每天按吸毒量给予相应剂量的美沙酮，维持剂量为80－100mg/日。每月定期举行两次两小时左右的小组活动，采取培训、小组讨论、互动游戏、头脑风暴（Brain Storm）等多种形式，内容主要有沟通技巧、应对不良情绪、处理负性生活事件、行为矫正等方面的培训，由云南省药物依赖防治研究所一名精神科主任医师和一名药物滥用副研究员主持完成。平时进行不定期的个体心理咨询和辅导，由门诊工作人员完成。海洛因依赖者美沙酮维持治疗和心理干预前及接受美沙硐维持治疗和心理干预12个月后评定。评定前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社区海洛因依赖者对照组也由同一批工作人员完成FAD的评分。
1.4统计方法
采用χ2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和配对t检验。
表1 干预组和对照组人口学特征比较，n（%）
项目干预组（N=96）对照组（N==37）χ2/t值P值
2结果
2.1人口学特征
干预组和对照组人口学特征见表1。表1显示，干预组和社区对照组在性别、平均年龄、婚姻状况、民族、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方面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2.2 干预组和对照组家庭功能各分量表评分比较
表2 干预前后干预组与社区对照组家庭功能各分量表评分比较（x±s）
分量表干预组前（N=96）①干预组后（N=96）②社区对照组（N=37）③①③t值②③t值①②t值
表2显示在接受美沙酮维持治疗和心理干预前，干预组的问题解决、沟通方面得分优于社区对照组，但在行为控制方面则比社区对照组差。干预组接受美沙酮维持治疗和心理干预12个月后，在沟通、角色、情感反应和总的功能方面得分均优于社区对照组。接受干预后，干预组较干预前在问题解决方面得分增高，而在沟通、角色、情感反应、情感介入、行为控制、总的功能方面得分均明显降低。
3讨论
干预前，干预组的问题解决、沟通方面得分优于社区对照组，但在行为控制方面则比社区对照组差。作者认为，由于参加美沙酮维持治疗需要取得家属的支持，所以在家庭关系方面，能取得家属支持参加美沙酮维持治疗的海洛因依赖者（干预组）比不能参加的海洛因依赖者（即社区对照组）要好，因而干预组在问题解决、沟通方面得分更优。国外研究也显示，家庭因素是影响患者接受美沙酮维持治疗的重要因素［2］。在行为控制方面两组存在差异，可能因为社区对照组的年龄稍高于干预组。
经过一年的美沙酮维持治疗和相应的心理、行为干预后，干预组各分量表得分均优于社区对照组，尤其在沟通、角色、情感反应和总的功能方面明显优于社区对照组。干预组在接受干预后家庭功能总体取得明显改善，更趋于健康。但干预后问题解决得分较干预前增高，
有关研究发现，海洛因依赖者的心理健康水平明显低于正常人群，存在不同的个性心理障碍［3］。作者通过与干预组访谈、分析后发现，干预后，干预组在心理健康水平方面和正常人尚有一定差异；并且接受干预后，随着心理、社会功能的恢复，干预组往往要面对就业、家庭等方面的压力，需要应对更多的问题，然而干预组解决问题的能力尚有所欠缺。因此，作者认为，干预后干预组解决问题的得分增高，并非是更不健康，相反是干预组回归正常人群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在这方面，还需要不断的心理辅导和支持，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更需要家庭和社会给予足够的支持。
研究显示在对美沙酮维持治疗病人进行心理干预后，病人在使用、性乱、涉及违法事件方面均有显著下降，而在家庭功能、就业、酗酒方面则改善不明显［4］。作者认为这与国外海洛因依赖者大多为街头流浪者有关，短期内家庭功能很难改善。而东方人家庭关系相对较为稳定，因而海洛因依赖者参加美沙酮维持治疗经过相应的心理干预往往家庭功能短期内就能出现明显变化。家庭功能与一些精神疾病和行为偏差密切相关［5，6］。由于长期吸毒，海洛因依赖者和亲人的沟通交流以及情感都受到极大影响，进而影响了家庭的稳定与和谐。家庭的稳定与和谐对海洛因依赖者保持操守又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7，8］。心理和行为干预，促进了海洛因依赖者的家庭健康，有利于降低参加美沙酮维持治疗的海洛因依赖者的脱失率，减少海洛因依赖者的使用，促进海洛因依赖者的生理、心理健康。国外一些已经开展美沙酮维持治疗的国家和地区，往往都是在对海洛因依赖者提供美沙酮维持治疗同时，也进行系统的心理干预，取得良好的干预成效［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