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谣范文

长城谣篇1

来自陕西西安的黑撒是“新方言民谣”群体中，风格最接近城市音乐的一支乐队。由80后大学毕业生组成的他们，以年轻、阳光的形象示人，音乐融合了说唱、摇滚、蓝调等多种风格，其内容以青春和爱情故事为主。代表作《流川枫与苍井空》正是以年轻人最为熟悉的娱乐人物为符号，讲述了一段年轻男女的爱情故事。他们在本质上仍然属于流行民谣的范畴，而方言对他们来说仅仅只是一个语言载体。

与黑撒相比，其他一些音乐人则充分认识到方言与地域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们的作品带有浓厚的地域气息和乡土色彩。

来自广东潮汕地区的玩具船长乐队成员年龄与黑撒相仿，而他们的音乐声一响起，来自南方海岛上咸湿的海风气息便扑面而来。黑撒的作品更多是在用方言讲述城市年轻人的喜怒哀乐，而玩具船长的作品则跳出了对自我的关注，把主题延伸到海岛岛民与大海之间的种种故事上。

与玩具船长音乐风格和主题接近的，是同样来自广东海丰的五条人乐队。五条人的两张专辑――《县城记》和《一些风景》，都是在用海丰方言展现这座南方县城里各种各样的人和生活。这其中有倒卖港币的倒爷、拥有文艺内心的电表工、限于文山会海中的基层官员、沉浸于过往回忆中的老阿婆……这两张专辑，也堪称是两部海丰城的地方志，县城万象，尽在其中。

在用方言展现地域乡土文化方面资格最老的音乐人，当属来自西北宁夏的苏阳。60后的他把重金属摇滚音乐和西北方言结合在一起，慷慨激越地去讲述西北民间一个个久为流传的故事。他的作品有的改编自西北古老民谣，另一部分则由他自己创作，讲述西北家乡在近三十年改革开放进程中发生的种种光怪陆离的变化。而无论是他的哪一首歌，字里行间都包含着远离家乡的赤子对风沙与乡土的深情眷顾。

而来自福建莆田的老街乐队则直接把全身心的精力，都投入到对故乡民谣的整理和改编之中。他们的专辑《海谣》，完全根据莆田乡间的童谣改编而成；而在《十音八乐》《阮厝》等其他专辑中，我们聆听到的，则是莆田千百年来各种民间仪式上传唱的古老民谣，这些仪式包括结婚、祭祖、拜祭海神等等。老街乐队用现代音乐形式改编这些民间歌谣，是对福建民间文化的最好传承。

最后要说的就是来自四川宜宾的白水。如果说苏阳和老街乐队的作品象征的是中国传统的俗文化的话，那么白水的作品指向的就是中国传统的雅文化。他的音乐中没有丝毫的浮华与喧嚣，有的只是川南小平凡生活的点点滴滴，以及这些生活细节中透露出的传统中国特有的味道。这一点从他的歌曲名字中就可以看出：顽僧、鸟痴、花台寺、李老头、小船、螃蟹……他用自己沉静的心绪描绘出那个农耕文化主导的传统中国的完美景象。唐人王维曾以“诗画”著称，而白水的歌曲则集诗、画、曲为一体。从那些悠闲自得的乐曲声中，我们能够嗅出晚唐气息，甚至魏晋风度。

新方言民谣与城市独立音乐

新方言民谣的兴起，出现在中国各大城市的独立音乐诞生，并得到充分发展之后。如果把崔健1986年在工体高唱的那一曲《一无所有》，视作中国摇滚乐和独立音乐的诞生的话，那么中国独立音乐的历史，已经有长达三十年的时间。新世纪之前的中国独立音乐，以弘扬、重构传统文化和批判、反思当下社会现实作为两大主题，前者的典型代表是唐朝乐队和“子曰・秋野”乐队，而后者的代表则是崔健、何勇和黑豹乐队。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中国独立音乐在这两大主题上的创作，都进入到一个相对的瓶颈期。唐朝乐队的第一张专辑《梦回唐朝》大获成功，其营造的盛唐帝国气象，刚好契合了国家复兴进程中，中国年轻人对于大国梦想的渴望；而到了1998年（刚好跟国企改革、数千万工人下岗潮开始）推出的第二张专辑《演义》，这种重构帝国图景的尝试，在国企工人下岗、社会贫富差距明显拉大的新时代背景下，已经很难再激起新一代年轻人的共鸣。而对于社会批判的后一种主题来说，大量摇滚、民谣乐队仍在进行创作尝试，但那种简单化、标签化、情绪化的批判，也难免让人有隔靴搔痒之嫌。

从这个角度来说，新方言民谣的出现与兴起，正是对于独立音乐主题雷同、内容空洞现象的一种反动与纠偏。新方言民谣，绝不仅仅就是采取方言作为表达载体，而是在创作主题、具体内容和音乐形式方面，都根据方言这一语言载体的特点，进行了重新的编排与建构。黑撒借助西安方言展现的西安年轻人城市文化的主体性，白水借助宜宾方言对于汉唐典雅中国气象的还原，五条人借助海丰方言表达的都市里的小城青年的困惑与挣扎，都直接跟当下这个时代年轻人的所思所想紧密契合，因而他们都能各自赢得一批忠实歌迷喜爱。

新方言民谣何以为新？

方言民谣在中国当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先秦时期，构成《诗经》三大部分之一的风，就是采集自中国各地的民谣。从那时开始，中国历朝历代政权，一直设有专门的机构，采集、改编各地方言民谣。时至今日，西北地区的花儿、福建沿海地区的海谣、新疆地区各个少数民族的特色民谣，仍然在乡土之间广为流传。那么，笔者所言的新方言民谣，跟传统方言民谣相比，究竟“新”在何处？在笔者看来，这样的“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传统方言民谣的歌唱更多是一种“自在”行为，而新方言民谣的歌唱则是一种“自为”行为。在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全国通行的官话存在，但这种全国通行语言，基本上只会在士大夫阶层当中流通。对于普通乡民来说，方言，是他们从一出生开始，就视为天经地义的交流语言。因而他们用方言歌唱的种种民谣，更多的是出自一种生命的本能。而跟他们相比，前文中所记述的这些新方言民谣的歌者，几乎都有过在中国大城市里学习和生活的经历，讲普通话对他们而言并非难事，而采用方言歌唱，则是一种充分经过自身主动选择、有意识而为之的行为。从“自在”到“自为”，新方言民谣歌者的主体意识，相较传统方言民谣，明显更强。

其次，传统方言民谣的歌唱者与聆听者之间具有高度的同质性。无论是歌唱者还是聆听者，都是身处该方言所在的地域之中，对该方言代表的地域文化无比熟稔的本地居民。而反观新方言民谣，歌唱者跟聆听者之间，异质性程度则体现得非常明显。如果说新方言民谣的歌唱者，还算得上是身处该方言所代表的地域文化之中的话，那么其聆听者则更多是来自中国各大城市、对该方言背后的地域文化有新鲜感、好奇心和亲近感的年轻人。这样的异质性，既让新方言民谣的创作与传播获得了更广阔的天地，也赋予了创作者和聆听者之间一种奇特的互动张力。

最后，传统方言民谣从歌词到旋律，再到编排乐器，都直接源自该方言所在的地域。而对新方言民谣来说，歌词、旋律和编排乐器这样三种民谣音乐的必备要素，也都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异质化变迁。

新方言民谣的歌词，不只会描写歌者童年时生长的乡土景象，也同样会用来描写歌者在大都市里遇到的种种迷茫与困惑。以五条人为例，如果说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县城记》主要是讲述他们在家乡海丰的种种见闻的话，那么到了第二张专辑《一些风景》里，其主体内容就已经变成他们作为小城出身的青年，在广州这座国际化大城市里遇到的种种人和事。

而在旋律方面，老街乐队和苏阳乐队的创作，基本上源自他们在各自家乡所采集的乡间歌谣，因而在旋律上也具有非常强的地域特色。但对于黑撒和五条人这样的创作者来说，他们作品的旋律已经深受西方现代音乐的影响，更多是把现代摇滚乐或民谣音乐形式的旋律，跟用方言唱出的歌词结合在一起，表达自己身处城乡之间双重身份的碰撞与冲突。

正是因为这种旋律上具备的现代性，大多数新方言民谣在编配乐器上，就不会仅仅限于各自家乡的传统乐器，而是会普遍采用木吉他、口琴、电吉他、电贝司、架子鼓等西方现代乐器。因而我们不能将新方言民谣的兴起，简单视为传统和地域文化复兴的推动，而应该充分重视这种音乐形式背后的现代性因素和极强的主体性意识。

新方言民谣何以不同于民歌？

谈到新方言民谣，很多稍微年长一点的听众，自然会想到民歌。对于30后、40后、50后和60后听众来说，他们都可谓是听着民歌长大的一代。藏族民歌《北京的金山上》、蒙古族民歌《呼伦贝尔大草原》等，都是这批年龄段的听众耳熟能详的曲目。那么，新一代年轻人喜爱的新方言民谣，跟老一代听众喜爱的民歌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区分呢？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我们现在听到的中国古代的方言民谣，还是当下所谓的民歌，都来自各自历史时期里，中国政权下设机构对于乡间民谣采集、整理，并加以改编的产物。那么在决定哪些民谣可以流传下来，这些民谣以什么样的方式流传，以及对于这些流传下来的民谣进行哪些修改方面，政权机构都拥有毋庸置疑的巨大权力。就中国古代而言，那些充斥着、低俗和政治暗讽的民谣，很难被政权纳入官方传播体系，进行流传。而对当下而言，上面我们提到的几首著名民歌，虽然其雏形源自各地民谣，但我们现今听到的这个广为流传的版本，则同样是政治力量审定和干预的结果。这当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东方红》这首歌的诞生和审定过程。

《东方红》的旋律参考自陕北民歌《芝麻油》。《芝麻油》本来在陕北就是一首情歌小调，其歌词是：

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我的三哥哥……

《白马调・骑洋枪》则是1938年一个叫安波的人把《芝麻油》歌词修改、重新填词之后改编而成的歌曲。歌词如下：

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嗨哟，打日本我顾不上……

后来1943年，到了延安文艺工作者李锦旗手上，又直接采用《白马调・骑洋枪》的调子，将这首歌改编成了我们熟悉的领袖颂歌《东方红》。而这首歌最初的小情小调的情绪，经过几番改编之后，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跟政治权力介入色彩浓重的民歌相比，新方言民{的诞生与创作，更多是源自创作者自身的自发行为。他们或出于对传统的敬畏与喜爱，或出于对于自身城乡双重身份认同之间的迷茫与困惑，或出于凸显自身作品辨识度的一种功利性考虑，都选择采用方言进行歌唱。与民歌传播之前的多重权力介入与控制不同，新方言民谣作品的诞生，其指向的自由意识和生命能量，可谓是不言自喻的。

边际人的生命之歌：共时态与历时态共生

从德国经典社会学家齐美尔到美国现代社会学家帕克，再到中国当代社会学家周晓虹，他们的论著当中，都曾多次提到“边际人”这一特定群体。按照这些学者的界定标准，新方言民谣的创作者和聆听者，都算得上是中国各大城市里的边际人。他们普遍来自中国各地的小城或乡村，受过较高程度的教育，当下在中国的各大城市里生活、打拼。乡土文化与都市文化之间的差异、矛盾与碰撞，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这样巨大的内心矛盾冲突面前，他们选择了新方言民谣作为精神寄托。仔细分析这些新方言民谣的作品，就能轻而易举地发现这种浓厚的边际人色彩。

相对于喧嚣、热闹、快节奏的现代社会而言，白水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边际人。他的音乐中没有丝毫的浮华与喧嚣，有的只是川南小镇平凡生活的点点滴滴，以及这些生活细节中透露出的传统中国特有的味道。这一点从他的歌曲名字中就可以看出：顽僧、鸟痴、花台寺、李老头、小船、螃蟹……

白水相对于现代文明的反动与边际人色彩，并不仅仅体现在他对笛子、古筝、埙等中国传统乐器的运用上，更因为他的作品直指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因此每当他的音乐响起时，我脑海里总会出现林语堂、梁实秋等人描写中国人生活的经典片段；再往前追溯，明末张岱、清中沈复的那些充满生活情趣的小品文则也与白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上述几人当中，与白水最相像的应该是那位写出过《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的张岱。白水是川南宜宾人，而张岱同为蜀人。张岱历经了明末清初的剧变，家国河山破碎，故只能以梦的形式追忆过往，历数哀愁；而生活在和平年代的白水虽然没有经历改朝换代，但他却亲眼目睹和感受了传统中国在政治和资本的双重摧残下的枯萎和远去。面对伤痛，张岱的选择是齐物思梦，而同样面对理想世界的异化和远去，白水却仍然淡定自如，以自己强大的内心在音乐中构建起一片传统中国的和谐世界。

如果说白水是用悠然和淡定，来展现自己对于边际人身份的从容接受的话，那么五条人传递自己边际人身份的方式，则是对乡土传统变异和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的种种戏谑与嘲讽。以他们的最新专辑《广东姑娘》的压轴曲《请到老祖宗》为例，我们先来看看这首歌的歌词：

一请二请三拜请

敬拜 敬请 请到老祖公

今天是清明节

合族后裔来敬拜

现有 香香 大烛 清茶

酒礼 五牲 银锭 布匹

电视 空调 IPAD 洋楼

美金 港纸 信用卡

老祖公炉前来收领

阿兄呀，你拜啊老祖公是哪个朝代的啊？

唐元宋明清 民国 共和国 都有！都有！

子孙遍布 五湖四海

兴家立业 致富成仙

男的添财又添丁

女的嫁个好家庭

固然是娱乐

无必为之伤感情

喝酒应酬是常态

亲戚朋友勿见怪

老祖公有空来保庇

阿兄呀，你拜祖怎么拜得这么世情？

世情！？现在的人都是跟社会的啦！

这首歌则堪称整张专辑中的绝唱：透过祭祖这一中国人的保留活动，展现历朝历代的传统习俗在这个商业化时代的变异，拜金主义的想象、炫耀式的消费、金钱侵蚀下的人情与面子……堪称是一出生动、鲜活的当代民俗学范本。后半段长达几分钟的电吉他和鼓交织的SOLO魔幻、劲道、精彩，这样的音乐笼罩下，现世和阴间仿佛在此刻相通，隐喻出中国近百年政治、经济大潮下发生的各种光怪陆离的变化。

周晓虹在他的代表作《现代社会心理学》一书中，曾经将边际人区分为“历时态边际人”和“共时态边际人”这样两种类型。按照他的划分标准，新方言民谣的创作者和歌唱者，应该兼具了历时态和共时态这两种边际人的身份。从前者来说，改革开放带来的商业主义、消费主义与传统农耕文明的种种文化碰撞，以及中国飞速进行的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既给新方言民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创作题材，也让这一群体在如此剧烈的社会变化面前感到无所适从和力不从心，这些内心境遇也都原原本本地体现到他们的作品之中。就后者而言，新方言民谣的创作者和聆听者多数都是大都市里小城和乡村出身的青年，城与乡、传统与现代这两种文明的此消彼长和相互碰撞，同样无时无刻不在他们的言行当中得到展现，而新方言民谣作品，正是这种碰撞的集中产物。

边际身份与主体性

正如前文所言，新方言民谣在歌词、旋律和编配乐器这些核心要素方面，都明显受到现代都市文明，或者所谓现代性的影响。然而，在对待都市文明和现代性的态度上，新方言民谣的音乐人各自之间，却不尽相同。

与其音乐的从容、悠然气质相对应，白水对于自身的边际人身份，是非常乐意接受的，甚至可以说，这是他的一种主动选择。出于对古典文化和农耕文明的一种本能的亲近感，白水自觉跟现代都市文明保持相当程度的距离。这不只体现在他没有前往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定居、工作，安然居住于西南宜宾小城之中，甚至就连自身新方言民谣作品的传播，他都抱着一种随遇而安的态度。最近几年，白水很少会在国内各大城市开展巡演，也从来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而据笔者认识的他身边亲近的朋友所言，白水的日常生活除了行医的本职工作之外，就是赏乐、吟曲、写字、垂钓，完全一副隐士做派。

跟白水相比，五条人对于边际人的身份，显得更为纠结。一方面，他们对于在广州的现代都市生活，并不完全满意，也没有给予全盘接受，因而总是站在一种戏谑与嘲讽的角度，看待大都市里那些各色市民的生活。然而另一方面，他又根本没有回到海丰小城生活的打算，他们仍然希望融入现代都市文明，希望过上更好的生活，而这种好生活的内核，则完全跟现代都市文明相对应。

正是在这种纠结身份作用之下，五条人一方面希望继续唱出跟自己一样的边际人的心声，另一方面也试图赢得更大范围内的歌迷，包括真正的都市人的喜爱和支持。他们从独立音乐人身份，转向签约摩登天空，成为大音乐公司的签约音乐人，就是明显的例证。在签约摩登天空之后推出的第三张专辑《广东姑娘》里，摩登天空的介入痕迹无处不在，最明显的两个变化就是爱情歌曲和普通话歌曲的大幅增加。整张专辑一共有七首爱情歌曲，六首用普通话演唱的歌曲，这对于五条人用地域方言歌唱家乡变迁的传统创作风格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这也体现出摩登天空试图让更广阔范围内的听众接受五条人的雄心。

这些普通话歌曲面向的受众对象，自然跟五条人过往的方言民谣有着明显区别。但是，由此得出五条人已经摆脱边际人的角色定位，未免言之过早。在这六首普通话歌曲当中，《像将军那样喝酒》和《走鬼》这两首，就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五条人的原有气质。前者跟中国古代的民俗历史传统无缝对接，嬉笑怒骂，肆意歌唱，各种民谚俚语充斥其中，如同醉鬼般的梦呓；后者则是基于民间立场进行戏谑式的时事调侃，戏曲式的高音唱法赋予了歌曲别样的魅力，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专辑《一些风景》里的《大会》和《曹操你别怕》。《东莞的月亮》则是专辑中时间最短的一首歌，用极为纯真抒情的歌唱，传递出对于这个传说中的“色情之都”的戏谑与嘲讽，歌声越抒情，反讽力度就越大，甚至连歌曲时长五十九秒本身，也不禁让人浮想联翩。

而跟五条人和白水相比，黑撒对于所谓边际人的身份，则是完全不予认同的。黑撒的乐队成员，基本上都是西安本地的大学毕业生。他们一直在西安长大，根本不存在所谓城乡二元冲突的问题。选择用方言歌唱，与其说是表达边际人身份的困惑与挣扎，倒不如说是进一步彰显自身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商业策略。我们看看他们最知名的作品《流川枫与苍井空》，便可窥一斑：

三年前他和她相遇在 师大路的报摊

为了买同一本《灌篮》 两个人对上了眼

从此白天发短信 晚上在网上聊天

半年后在八里村 他们住在了一块

她送他一本淘来的旧书 作者叫村上春树

他送她一瓶廉价的香水 她知道这香水没毒

他们是两个没毕业的学生 日子过得很苦

但青春期有了爱情 就是完美的幸福

为了对未来的憧憬 他和她埋头苦读

他考上研的那天 她拿到华为的签约书

一个去了深圳 一个去了成都

在新的世界里 每天茫然四顾

想念被距离拉远 也被时间冲淡

现实像一块橡皮 擦去了曾经的浪漫

当她鼓起勇气 说出分手的那天

他也只是对着电话 轻轻说声再见

……

三年后他和她相遇在 同学会上

他依然潇洒 她依然漂亮 但眼神都有些沧桑

他的身边带着一位刚刚完婚的新娘

而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子 也站在她的身旁

握手的瞬间 那熟悉的温度 让她突然想哭

她只能挤出一丝笑容 不让泪水流出

所有的回忆 所有的故事 又冲进了脑中

他们站在人群里 像两个孩子一样无助

……

这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典型的城市校园爱情故事，用歌里的原话来说，就是“这样的故事每年都发生在这城市之中”。不只如此，从村上春树到流川枫，从香水到苍井空，都市文艺青年所追捧的诸多典型标签，在这首歌里都有所体现。可以说，西安方言仅仅只是黑撒歌唱的一种语言载体而言，而他们乐队的定位，用“都市流行民谣”来形容，可能比新方言民谣更加贴切。方言在他们作品当中的最大作用，是增强异质性和辨识度，在主题雷同、内容重复的众多民谣作品当中，获得脱颖而出的更大可能。

边缘与主体的转化

如果说在几年之前，新方言民谣的边际或边缘身份，还是不言自明的话，那么在最近几年里，伴随着互联网和电视音乐选秀节目的日益发达，以及经济发展带来的地域文化复兴，新方言民谣当中的佼佼者，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甚至在新方言民谣和流行音乐之间，其边缘和主体的各自定位，甚至可能会发生转化。

“新方言民谣”集中出现的广东、西安、四川、上海等地，要么是目前的经济发达地区，要么就是中国传统的经济文化中心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普遍提升，使得部分音乐人和听众不满足于普通话一统天下的状态，而尝试更多地从生养自己的一方乡土上寻求文化的归属感和力量。

此外，大陆城市民谣的真正起步，要从1990年代的校园民谣风说起。对比此前的主旋律歌曲，@些歌唱爱情、青春和浪漫的校园民谣很容易打动年轻听者的心。然而时至今日，很多民谣音乐人的作品仍然跳不出青春、爱情等这类关键词，这既引发了听众的审美疲劳，也使民谣音乐创作面临严重瓶颈。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民谣音乐人选择回到对古典中国的描绘，唱起唐诗宋词的周云蓬和秘密后院就是其中的代表；而更多的民谣音乐人则选择捡起方言，歌唱自己家乡失落的传统习俗和生活，描绘家乡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的种种变迁。而在电视音乐选秀节目兴起之后，为了提高自身歌唱的新鲜感和独特性，越来越多的选秀歌手，开始选择翻唱独立音乐甚至新方言民谣作品。这在客观上，也为新方言民谣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播，创造了充分条件。

五条人、苏阳和玩具船长都已经先后获得过华语音乐传媒大奖中的重要奖项，而白水的豆瓣音乐小站粉丝数量也早已高达五位数。更值得一提的是，从去年开始，五条人和苏阳等新方言民谣当中的翘楚，已经在中国各大城市走入了剧场，在几千人的场地里演唱，这跟几年前，他们只能选择百十人容量的Livehouse演出时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而相比之下，相当一部分流行歌手和当年大红大紫的校园民谣歌手，反而因为缺乏原创能力、作品内容老套重复，而迅速失去了听众的支持，沦为过气明星。我们有理由期待，新方言民谣这一“星星之火”，再继续得到充分发展的话，即使不能形成“燎原之势”，也足以在中国流行音乐的舞台上，占据重要的位置。

长城谣篇2

关键词：语言习得 客家童谣 基础教育

客家童谣是客家人针对儿童创作的民间歌谣，是客家人在劳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经验的总结和智慧的结晶。通过搜集材料和田野调查，获得来自广东河源市所辖五县一区的客家童谣近200首。该地区的客家童谣内容丰富多彩，客家文化气息浓郁，大致可以分为摇篮曲、游戏、教诲、逗趣、抒情、叙事、绕口令七类。其中叙事、抒情、教诲类的客家童谣数量较多。

近年来，客家地区越来越多的基础教育工作者认识到，把客家文化运用到基础教育，尤其是幼儿教育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基础教育中传播客家童谣是一种积极的尝试。这一点在台湾和广东梅州地区做得比较好，成效显著。目前在广东河源市区，只有一家幼儿园在尝试使用客家童谣进行辅助教学，但是也面临着一些难题，这在下文将详述之。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说的童谣是指河源地区的客家童谣，语言习得是指幼儿的母语习得。

一、河源客家童谣的语言特点

客家童谣用词形象生动，声韵活泼，质朴清新，童趣盎然，读起来朗朗上口，具有独特的魅力。总的概括起来，河源地区的客家童谣在语言上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短句多，语法结构简单

客家童谣大多由短句构成，不仅易记，而且增强了节奏感。如紫金童谣《月光光》：“月光光，好种姜;姜毕目，好种竹;竹打花，好种瓜;瓜盲大，摘来卖;卖到两角钱，学弹棉。棉线断，学打钻;钻断嘴，学织篓;篓颈长，学卖糖;糖唔甜，学卖盐;盐唔白，学吹笛，吹笛难转气，学做戏。做戏气力，学索食;索食难背筒，唔当钻泥窿。”客家童谣里的词多由实词构成，并且句子大多是三字句，只有少数是五字句;语法结构也相对简单，主要以下几种：

1.SV：即主谓结构，比如“月光光”“姜毕目”“瓜盲大”“糖唔甜”“棉线断”“盐唔白”等等;

2.VO：即动宾结构，比如“学弹棉”“学打钻”“学织篓”“学卖糖”等等;

3.SVO：即主谓宾结构，比如“竹打花”“钻断嘴”“吹笛难转气”“做戏气力”“索食难背筒”等等;

这首童谣还包括了两种常用句式：

1.好+VP

例如童谣中的“好种姜”“好种竹”“好种瓜”等等。句式“好+VP”的意思是“应该是做什么的时候”或者“适合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了”，再如例句“好转屋家噜”是指“应该回家啦”的意思。这个句式是客家人在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一个句式。

2.学+VP

例如童谣中的“学弹棉”“学打钻”“学织篓”“学卖糖”“学卖盐”“学吹笛”“学做戏”“学索食”等等。“学+VP”句式的意思是“学着做什么事情”，再如“学唱歌”“学跳舞”等等。这个句式不仅是客家人生活中常用的句式，还告诉我们客家人谋生的手段多种多样：“弹棉”“打钻”“织篓”“卖糖”“做戏”等等。这首童谣还以幽默诙谐的方式教育儿童，如果以上这些都学不会，就去“学索食”，就是去讨饭。

（二）叠音词多，韵律感强

客家童谣声韵活泼，极富节奏感和音乐美，唱起来朗朗上口。其中最大的原因有以下两点：

1.叠音词多

叠音词是重复同一个音节所构成的词。通过叠音词的使用，能够传神地描写出人和物的音、形、情、态，有栩栩如生的表达效果。大多客家童谣里，都会有一两个叠音词，如“月光光”“勾勾勾”“笑哈哈”“村村舞狮子”“屋屋上花灯”“打掌掌”“眼伽伽”“泪垂垂”“排排坐”“食果果”。客家童谣中叠音词的使用大大增加了语言的形象性，增强了童谣的感染力。

2.句式押韵

押韵是客家童谣的基本要素之一。押韵是把同韵母或韵母相近的字，放在某些句子的末尾，使童谣读起琅琅上口，听起来悦耳，容易记得住、传得开。客家童谣押韵的方式比较自由，可以隔句押韵，也可以句句押韵;可以用平声押韵，也可以用仄声押韵;可以一韵到底，也可以换韵。如童谣《槎城妹》：“槎城妹，嫁双下。又有糖，又有蔗。又有红薯芋头搭亲家，又有麻糖做糍粑，又有精肉粘大牙，还有石古（即石头）铺厅厦。”韵字是“下[ha33]”“蔗[tsa31]”“家[ka33]”“粑[pa33]”“牙[nga24]”“厦[ha42]”，这些韵字都有同一个韵母[a]。

（三）句式对仗工整，句式重复

“对仗”是客家童谣常用的修辞手法之一，是把同类或对立概念的词语放在相对应的位置上使之出现相互映衬的状态，使语句更具韵味，增加词语表现力。如源城童谣《月光光》：“月光光，照四方，四方矮，照老蟹;老蟹王，跌落塘，塘中心，两枚针;塘茔下，两条蛇，吓死惹（你）爸俩仔爷。”在“月光光，照四方，四方矮，照老蟹”一句中，“月光光”与“四方矮”互相映衬，“照四方”与“照老蟹”相对应。

（四）善用起兴、拟人等修辞手法

童谣一般使用常见事物来起兴，以一物引起另一物。它一般用在诗章或各节的开头，“借物言情，以此引彼”，它有起情，创造作品气氛，协调韵律，确定韵脚和音步，拈连上下文关系等的作用。其中，最常用“月光光、火萤虫（萤火虫）、禾毕子（小麻雀）、落雨天”等起兴，这种起兴的手法很能启发儿童的想象有助于儿童通过联想思维去认识周围的事物，学习各种生活常识，明白一些道理，还可使语言咏唱自由，行文显得轻快、活泼。

其次，客家童谣常通过拟人、夸张、比喻等艺术手法，形象、生动地启发儿童的联想和想象能力，能够以物引事，以物喻情，对日常生活中的美好和丑恶现象利用童谣给予颂扬和批判，使儿童可以从笑声中获得教育和启迪。如源城童谣《花娇姐转妹家》：“糖罂籽，花，花娇姐，转妹家。正月去，二月转，转来花缸点水。鹅?水，鸭洗菜，蟾蜍烧火猫煮菜，鸡公砻谷狗踏碓，狐狸拉柴凭壁背，猪翻地种蕹菜。”这首童谣通过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生动地描述了一个贪玩偷懒、不做家务活，想象着由动物来帮忙完成家务活的媳妇形象。

5.方言词汇丰富

由于客家童谣是用客家话吟唱的，而且都是反映客家山区的生活，所以客家童谣里有很多独具特色的客家话词汇。如河源源城区的源城童谣《掌牛仔》：“掌牛仔，古怪多，养了花眉养哥。养了哥爱打蜢，牛牯过江食人禾，上屋叔公喊打戍，下屋叔公喊赔禾。戍（屁股）打肿，背打驼，目汁唔干去扶禾。”这首童谣通过描绘一个调皮的放牛娃到处捣蛋的行为，教育孩子要听话。其中，“掌牛”（放牛）、“哥”（八哥）、“牛牯”（公牛）、“禾”（谷）、“戍”（屁股）、“目汁”（眼泪）等等，都是河源源城当地的客家词语。

二、客家童谣在幼儿语言习得中的作用

客家童谣具有形象生动、词少句短、句式重复、叠音押韵等语言特点。从语言习得的研究和理论来分析，这些特点与幼儿语言习得的条件十分契合，有助于幼儿语言的习得。因此，客家童谣在幼儿语言习得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契合儿童语言习得的关键期

1967年，勒纳伯格（Lenneberg，1967）在其著作《语言的生物学基础》（The Biological Foundation of Language）中首次提出了“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该假说认为，个体的语言习得存在一个关键期。在儿童发育期间，语言能力开始时是受大脑右半球支配，以后逐渐转移到大脑左半球，最后才形成左半球的语言优势（左侧化）。并强调这种左侧化发生在2～l2岁之间。2～12岁是儿童语言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儿童的语言学习能力最强，而其中最敏感的年龄则在8岁以前。这一假说不仅适合幼儿母语的习得，也适合幼儿第二语言的习得。因此，教2～8岁这个年龄段的客家儿童念唱童谣可以使他们接触到纯正的客家音，有利于孩子们习得自己的母语。若儿童在这个关键期过后接触一种语言，其流畅性和自然性就会差得比较远。

（二）符合幼儿语言习得的特点

幼儿在刚满一岁时就能说出单词句，用一个词表达不同的意义，但是词汇量相当有限。幼儿大约在两岁左右能说出双词句，大部分是只用实词组成的句子。从这个时候开始，幼儿步入了语言能力快速发展阶段，幼儿逐步可以说出更多的双词句，语言结构开始复杂，而像介词、连词、副词等词仍很少出现。到了3岁左右，儿童的词汇量已接近一千个单词，从他们的言语中几乎可以听到所有的词类。3岁左右的儿童能够理解并直接感知事物的词语内容，会有意识地、创造性地进行组词造句的活动，已经能够使用多种类型的句法结构相对简单的句子。这时，儿童习得语言的过程已基本完成。

组成客家童谣的句子语法结构简单，大多是三字句、四字句和五字句，很适合儿童习得客家方言。其实在幼儿两岁左右、会说双词句的时候，父母教幼儿念一些结构简单的童谣，是可以帮助幼儿习得更多的词语和语法结构的。如河源源城区客家童谣《细佬哥捡田螺》：“细佬哥，捡田螺，捡几多？捡三箩。留箩食，留箩卖，留箩把姐婆（外婆），坐在一起唱山歌。”这首童谣结构简单，篇幅较短，大部分是双词句，而且都是实词但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一个小男孩在池塘里或者小河边摸田螺的场景。如果父母在念童谣时能绘声绘色，声情并茂，幼儿会对童谣产生极大兴趣，而且很容易理解和记忆。

幼儿语言习得在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特征，父母作为孩子的启蒙老师，应该在家庭语言教育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父母在制定语言教育目标时要充分考虑儿童语言发展的规律，针对儿童不同年龄阶段制定不同的教育目标，适时地选择合适的语言材料，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协助儿童习得语言。

（三）为儿童提供大量可理解的语言输入

20世纪60年代，以皮亚杰为代表的认知论者认为，儿童的先天能力和后天客观环境因素是儿童习得语言的两个要素。这种先天语言能力是指儿童大脑里有一种先天就有的语言习得机制，但是该机制需要幼儿在后天成长过程中，不断地接触语言，聆听语句，然后试着模仿，不断地去激活。随着幼儿生理的成熟和认知的发展，最终能大量地说出各种语句。因此，幼儿在大量地输出语言之前首先要大量地输入语言。

大量生动活泼的客家童谣能满足幼儿语言输入的需求。据调查，尽管河源市内各地客家话口音不一，但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丰富的童谣，无论是篇幅较短、结构简单的，还是篇幅较长、结构复杂的客家童谣，大多内容丰富，彰显着地方特色。语音上，反映出当地客家话语音特点。在词汇方面，客家童谣里的词汇非常丰富，这些来自客家人生活中方方面面的词汇，实用性强，契合了幼儿在语言习得中不断扩充词汇量的需求。在语法方面，童谣里同一结构的句式反复出现，句式中的每个要素既可以跟别的要素组合在一起，也可以被其他的语言要素所代替，形成纵向的聚合关系。句式的重复，词语的替换，能让儿童牢牢记住一种语法结构，并且能很快地运用到生活中进行语言创造。语言创造就是对大脑中已输入的语料进行改造，这就是幼儿的语言输出。

（四）激发儿童学习语言的热情

客家童谣内容丰富有趣，适合在儿童玩乐时吟唱。这种生动活泼的语言形式不仅为儿童带来乐趣，还激发了他们学习语言的热情。从篇幅较短、结构简单的童谣到篇幅较长、结构较为复杂的童谣，幼儿在吟唱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就能熟练掌握简单的句法结构，还可以将这些句法结构相互嵌套，组成更长的句子。

三、在幼儿语言习得中运用客家童谣的几个问题

目前在很多客家地区，尤其是台湾的客语区、大陆的梅州，有较多幼儿园和小学使用客家童谣进行辅助教学。但是在河源地区，目前大规模运用客家童谣进行辅助教学的只有源城区机关幼儿园。单单在河源市区，注册的幼儿园有近百家，为何只有一家幼儿园使用客家童谣进行辅助教学？其实有很多幼儿园跃跃欲试，但面临着较多的困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幼儿所处的语言环境复杂

幼儿所处的语言环境分为社会语言环境和家庭语言环境。河源市内的客家话虽然大致可分为两种――水源音和嘉应音，但是各自内部的口音却有很多种。此外，在一个家庭里面，可能也会存在两种及以上不同的客家口音。语言环境的复杂，导致大多数家长选择普通话作为交际语，并且只教孩子普通话。

（二）缺乏语境，幼儿不易理解

客家童谣大多反映客家山区的生活，童谣中提及的很多事物是农村的，在市区出生长大的儿童没有在农村生活的经历，就不熟悉有关农作物、昆虫、动物的词语，缺乏语境，幼儿可能很难理解客家童谣所要表达的意思。

（三）师资力量不足

客家童谣是要用客家话吟诵的，这要求幼儿的第一老师――家长自己要懂客家童谣。但是据我们调查，大部分年轻父母只会几首简单的客家童谣或。在幼儿园使用客家童谣进行辅助教学，幼儿教师应当是会讲客家话的本地人，对客家童谣也要有足够的理解，否则很难生动地教幼儿学客家童谣。由于河源市内各乡镇的客家话口音不同，幼儿教师使用哪个地方的口音教唱客家童谣也是一个问题。

（四）幼儿家长的语言教育困惑

虽然客家人都知道“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但是在现代家庭教育中，尤其是语言教育方面，家长倾向于选择先教孩子说普通话，尽管这些家长相互之间还会用客家母语进行交流。这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目前大多数幼儿有声教材都使用普通话;电视上的幼儿节目讲普通话;幼儿园老师也使用普通话进行教学。如果不教儿童说普通话，家长就会担心自己的孩子落伍，也担心教孩子讲客家话会影响到普通话教学效果。即使幼儿园教唱客家童谣的教学方式得到了很多家长的理解和支持，家庭方言教育也应跟上，否则幼儿会觉得学到了客家童谣、客家话，但是在生活中用不上，效果还是不明显。

（五）缺乏合适的客家童谣教材

河源地区的客家童谣几乎都是口耳相传的，书面记录下来的比较少，《紫金文史》和一些县志里分别记载有三十多首和两三首。一些民间学者的手抄本童谣，大多有音无字。市面上没有河源地区客家童谣的音像教材。有些家长想教孩子念客家童谣，却力不从心。

以上这些问题给幼儿园客家童谣的教学、客家童谣的传承带来困难。

四、利用客家童谣更好地促进幼儿母语习得

客家童谣曾经是客家人用来教育儿童，娱乐儿童，增强家长与幼儿之间感情的重要工具。如今，这些承载着客家教育思想的经验总结的语言精华，在年轻一代中逐渐变得模糊，被逐渐淡忘。河源地区客家童谣只有少数老年人还记得一些，很多年轻人很少会或根本不会念客家童谣，也不记得小时候念过的童谣。再加上目前搜集、整理并记录下来的童谣比较少，这对于河源地区客家童谣的保护和传承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一）幼儿园推广客家童谣的依据

新《学前教育指导纲要》要求为幼儿“提供普通话的语言环境，帮助幼儿熟悉、听懂并学说普通话。”新《纲要》同时指出：“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引导幼儿实际感受祖国文化的丰富与优秀……适当向幼儿介绍我国各民族和世界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使其感知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民间童谣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资源。在客家地区，使用客家童谣进行辅助教学有助于幼儿了解自己的母语文化，适当使用客家方言可以有效地提高教学效果，有助于幼儿的语言习得。

（二）摆正本土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

推广普通话并不是要消灭方言，但方言确实是在萎缩。如何使它们共生共荣，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双言教学无论是在家庭教育还是在幼儿园都值得一试。这里所说的双言教学是指既教幼儿说普通话，也教他们说自己的母语方言。双言教学不会冲突，反而会促进幼儿两种语言的习得。严奇岩（2005）认为童谣是启蒙教育的好材料，应重视童谣在小学课程中的设置，尤其要重视童谣在民族地区双语教育中的作用。通过观察发现，学生在熟读了本民族语言特色的乡土童谣后，再用第二语言（主要是汉语）去翻译并朗读要更容易。在已熟练掌握原歌谣的基础上， 学生掌握第二语言的童谣要容易得多。

（三）挖掘积极的、切合时展需求的客家童谣

在河源地区基础教育中更好地运用客家童谣进行教学，要求教育工作者要融入现代先进的教育观念，使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创新客家教育思想。首先，要求基础教育的工作者加强本土童谣收集、整理的，从中挑选适合幼儿诵唱的童谣，比如可以挑选一些生动有趣、贴近幼儿生活、内容积极向上的优秀的客家童谣进行教学，使幼儿了解当地事物和客家风情。其次，童谣中俗语较多，要求教师通过考证，然后用浅显易懂、符合幼儿学习特点的方式展示出来。第三，在教学方法上以兴趣启蒙为主，多安排一些趣味活动或者游戏，创造轻松活泼的环境，重听说，轻认读。童谣具有游戏性，能增加幼儿学习母语的乐趣。通过教学客家童谣，使幼儿从开始不愿意说客家话，到主动模仿，大声诵读，再到生活中运用客家方言，增强了幼儿的方言表达能力，使他们在生活中能运用客家话进行简单的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传承了客家方言和客家文化。最后，教师可以通过分析客家童谣的特点，结合研究成果尝试创作一些适合现代客家儿童的、与时俱进的客家童谣。

终上所述，在基础教育中发挥客家童谣的作用，挖掘客家童谣的教育功能，不仅可以使儿童从笑声中获得教育和启迪，而且在教学中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还有助于儿童了解周围的事物，培养幼儿良好的习惯和道德情操。儿童幼儿阶段就接触和学习客家童谣，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掌握自己的母语，这不仅不会影响他们习得第二语言――汉语，反而会促进他们普通话的学习。客家童谣内容的生动性、趣味性、知识性、教育性和浓重乡土气息使幼儿乐于接受童谣，有利于幼儿时语言的习得，这也是对客家文化和客家方言的传承。

（本文为河源职业技术学院2013年校级科技项目“河源地区客家童谣研究”[项目编号：2013-kj07]、河源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重点项目“河源地区客家方言词汇研究”[项目编号：HYSK14Z08]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叶宝奎.语言学概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2]张海琰.对语言学习中“关键期假说”理论的评述与思考[J].中

山大学学报论丛，2005，（3）.

[3]莫雷.幼儿期书面语言习得对后续发展的影响研究[J].学前教育

研究，2005，（9）.

[4]Krashen，S.D.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Second

Language Learning[M].Oxford：Pregamon Press，1982.

[5]Lennebcrg，E.H.B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anguage[M].

New York：Wiley，1967.

[6]Stern，H.H.Fundamental Concepts of Language Teaching[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

[7]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解读[M].南

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32，33.

[8]严奇岩.论乡土童谣在启蒙教育中的作用[J].教育研究，2005，

（4）.

长城谣篇3

谣言一：取消农业户口后，就失去了土地

这次取消农业户口不是“农转非”，而是彻底全面地统一城乡居民的身份，消除区隔和歧视，进而逐步实现城乡管理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因此，取消农业户口不会影响附着在农业户口背后的集体土地承包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村集体经济分配权等三权，也就是说，以前承包的土地还继续归你承包。

谣言二：非农业户口不能继承父母农村的老房子

非农业户口不能继承宅基地，但是却可以依法继承父母农村的老房子。房子是个人财产，宅基地是集体所有，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只要父母没有明确立遗嘱说农村的老房子给谁，那么即使你已经进城落户，农村的老房子也依然是可以继承的。

谣言三：鼓励进城落户是要收回农民的土地

《推动一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中明确提出，建立进城落户农民“三权”维护和自愿有偿退出机制。并且明确要求加快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等确权登记颁证的工作进程，不得强行要求进城落户农民转让其在农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或将其作为进城落户条件。所以进城的百姓可以放心，确权完成后，自己的地和房子、宅基地还是自己的，不会随着进城而被夺去。

谣言四：土地确权颁证要钱

根据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中央财政予以补助”的规定，以及《关于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工作的意见》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工作不得向农民收取费用”的规定，新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费用，由地方各级政府列入财政预算，不得向农民收取。

谣言五：确权之后就万事大吉，耕地上也能随便建房屋了

确权是确权，只是明确土地的权属关系，确定之后颁发证书，明确了所有权依然归集体所有。你拥有确权范围内土地的使用权、承包权以及经营权，但这些权力并不会改变土地的性质。所以耕地就是耕地，与确权与否没有关系，以前不让随便改变用途，现在也一样。当然其他地也是这样。

谣言六：土地确权是要重新分地

土地确权是要更加明确土地的权属关系，稳固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并非是要将土地聚合打乱重新分配。近日，农业部表示，2017年要研究起草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意见。

谣言七：继承宅基地不给确权

2011年，国土资源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财政部、农业部联合的《关于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见》第六条明确规定，已拥有一处宅基地的本农民集体成员、非本农民集体成员的农村或城镇居民，因继承房屋占用农村宅基地的，可按规定登记发证，在《集体土地使用证》记事栏应注记“该权利人为本农民集体原成员住宅的合法继承人”。

谣言八：出嫁女不能继承宅基地房

继承权和出嫁以及户口迁移等无关，是法定的权利。《继承法》第九条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如果逝者生前没有立遗嘱，则按照法律规定的继承顺序进行继承。第一顺序继承人中包括配偶、子女、父母。《^承法》中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谣言九：农村宅基地可以随意买卖

宅基地归集体所有，虽然个人可以转让但是条件颇为严苛。宅基地使用权不得单独转让，有下列转让情况之一的，应认定无效：

1.城镇居民购买；

2.法人或其他组织购买；

3.转让人未经集体组织批准；

4.向集体组织成员以外的人转让；

5.受让人已有住房，不符合宅基地分配条件。

所以，宅基地可以随意买卖是谣言。

谣言十：旧宅基地上不让翻盖新房屋了

长城谣篇4

【关键词】中央苏区；红色文化；红色歌谣；分类

中央苏区时期，为配合革命斗争的需要，诞生了数量众多、题材多样的红色歌谣。这些歌谣格调健康、旋律优美、语言朴素、朗朗上口，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当时宣传革命、发动群众、瓦解敌军、鼓舞士气、凝聚军民力量的有力武器。同时，这些歌谣还真实地记录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历史，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教育内涵，是红色文化中不可多得和不可复制的宝贵资源。

一、政治宣传类

强烈的政治性是中央苏区红色歌谣最鲜明的特征。为实现党在当时的中心任务，唤醒民众的革命意识，激发他们参加革命的热情，投入革命的洪流之中，中央苏区红色歌谣的首要任务是进行政治宣传，即对旧社会进行控诉，揭露的反动本质，号召大家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起来打破旧世界，共同创造新社会。

一是诉说穷人凄苦，点燃革命激情。这类歌谣生动形象地描写了社会底层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牛马般的生活，表达了工农群众对生存境遇和社会的不满及改变现状的强烈要求。《血泪的控诉》《工农痛苦实在深》《工人苦》《十二月农民苦》等歌谣，通过对穷人与富人的对比，细说了穷人每个月的凄苦生活，如“有钱之人食酒肉，无钱之人食菜根”；“有钱之人食不尽，无钱之人饿断肠”；“路上几多冻死骨，发财人家酒肉香”。

二是控诉反动派滔天罪行，激发阶级仇恨情感。这类歌谣在“诉苦”的基础上，控诉了及军阀的罪恶本质，揭露了旧制度的不公平，分析了穷人受苦受难的原因。《请看反国民革命歌》以的历史为线索，以具体的历史事实为依据，揭露了的反革命本质，如“国民匪党，一枪不响，投降列强，屈服退让”“一加反抗，便说暴动，捉去枪毙，捉去断头”。而《白军真残酷》则罗列了军队“坏事做绝”的种种表现：“杀工农，烧房屋，捉鸡鸭，抢被服，牵走百姓的牛，抢走贫农的谷。”时任宁冈乔林乡任党支部书记的毛泽覃（胞弟），用通俗的语言写下了《造福人不享福》这首歌谣：“造福人不享福，雇农自己没有谷，砌匠自己没有屋，木匠自己没凳坐，裁缝自己打赤膊。”

三是号召大家旧社会，共同创造新社会。《工人革命歌》从正月写起，一直写到十二月，在刻画工人的苦难生活、揭露控诉旧社会的基础上，号召“大家团结要齐心，夺取政权不容缓，准备武装做斗争”。《革命时调》虽然也恼月一直写到十二月，但是在通过过去和现在生活的对比基础上，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保卫革命胜利果实。

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区政府特别注重利用纪念日、公共集会的机会，进行团体动员，诞生了《“五卅”纪念歌》《国际青年节歌》等许多节日歌谣。《“五一”劳动节歌》《“五一”斗争曲》，尽管内容不同，但都是为纪念“五一”劳动节所作，主题就是劳工团结起来，为解放而斗争，为自由而斗争，为自己权利而斗争。

四是瓦解敌人，规劝白军士兵弃暗投明。为启发士兵认清自己的悲惨身世和备受欺凌的不幸命运，规劝他们弃暗投明，苏区军民在前沿阵地利用红色歌谣对敌宣传、为起义和被俘的官兵举行演出，有力地配合了红军的军事斗争。《告白军士兵歌》《劝俘虏宣传歌》等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歌谣。这些歌谣形象地叙说了白军士兵“爹妈无音讯，大战就在眼前”、“士兵不算人，死伤有谁怜”的凄惨境遇，号召大家“扬斧头与镰刀，把官长杀个光，拖枪一齐跑完”；“调转枪头打你长官”，“迎来暴动当红军”。

对比是策反白军类歌谣的主要手法。如当官的“升官发财、骑马坐轿、好不威风”，当兵的“性命枉送、几月无饷、苦不堪言”；蒋家军“打唐打桂打阎冯”、为的是小集团谋利益、全然不顾老百姓的死活，红军“抗债抗税捐”、“反对富农打土豪”、为穷人撑腰、为穷人谋利益；“红军中官兵夫薪饷一样”，“白军里将校尉饮食不同”。

二、军事斗争类

中央苏区红色歌谣中，有大量反映苏区军民斗争生活的军事题材作品。这些歌谣反映了红军战士坚强的战斗决心和意志以及一心为公的无私奉献精神。

一是描写战争场景，庆祝斗争胜利。从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七溪岭战斗”到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每一次大大小小的战役，都可在红色歌谣中找到相关的记载。

《打五斗江》《打新城》《二打永新胜利歌》《打垮江西两只“羊”》《红军战士像把快钢叉》《端午节》等歌谣均是对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一些战斗场景的描写，生动地记载了冈山斗争的历史过程。如《打新城》详尽地记录了井冈山斗争时期率领革命军攻打新城、建立宁冈县苏维埃、处决张开阳的历史过程：“茅坪出发打新城，连夜布置围好城……东门烧开两点钟，朱连长端枪就冲锋……南门烧到北门转，打开两门就出城……第二天砻市开大会，宁冈县苏就建成，处决狗官张开阳。”

《打吉安》《高虎脑战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歌》《第二次反“围剿”胜利歌》《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歌》《第四次“围剿”胜利歌》《十送朱毛剿匪歌》等歌谣均是反映中央苏区时期重大战役的场景，歌颂了中国工农红军机智顽强、勇于胜利的伟大精神。如《第一次反“围剿”胜利歌》中唱道：“龙冈活捉张师长，东韶打败谭道源，二师白军尽缴枪”；《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歌》中唱道：“诱敌深入不慌忙，放弃黄陂和小布，让出东固和龙冈，决定三月持久战，坚壁清野困敌方”。

二是描写部队行程，记录重大历史事件。《霹雳一声暴动》是1927年所作的一首诗词，反映了秋收起义“修、铜一带不停留，要向平、浏直进”的基本过程。而六首不同版本的《四方英雄会井冈》，虽然篇幅都不长，但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南昌起义余部、秋收部队、红五军汇集井冈山的过程。《红军力量坚又强》《会师桥》《唱个歌子上井冈》《红旗满山冈》《镰刀红旗满山冈》等歌谣，全面地反映了1928年4月朱毛会师的伟大场景。

其二，拥军支前，讴歌人民群众之伟力。没有人民的支持，就没有中央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和壮大。从这个角度讲，中央革命根据的发展史，也是人民群众的拥军参战、扩红支前史。《扩红歌》《当兵就要当红军》《小河无水有大河》《南征北战跟党走》《去当红军打土豪》等歌谣，主要是配合当时“扩红”运动，鼓励青壮年男子积极加入红军。

《慰劳红军》《细编斗笠送亲人》《挑起担子送军粮》《月光谣》《收了谷子送军粮》《弹棉花》等系列歌谣反映了当年苏区人民支援革命战争的动人画面。

《割禾》《免得一心挂两头》《优待红军》《帮助红军家属》《礼拜六的劳动热忱》《共产青年团礼拜六歌》《帮助红军》《红军公田要先耕》等系列歌谣反映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在慰劳红军和优待红军家属方面所做的工作。其中《欢迎小同志》《儿童团》等歌谣反映了儿童团慰劳红军的情景。

其三，舍小家为大家，讴歌崇高的家国情怀。这类歌谣主要描写了中央苏区时期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的依依惜别之情，反映了苏区妇女支持革命的高度思想觉悟。一是劝红歌。如《送郎当红军》《劝郎当红军》《妹送哥哥当红军》《郎带红花去出征》《专心革命走天涯》《妹送哥哥当红军》《打倒豪绅再结婚》《劝夫当红军歌》《十送妹歌》《十劝哥十应妹》《莫念家》《写信歌》《十里坡》《绵水清》等歌谣均是描写妇女动员丈夫、女友动员男友参加红军、支援革命的情形，表现了青年男女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情怀。二是红军别家歌。如《红军十劝妻》《十劝妻》《劝妹歌》《十别妹》《别爱妻》《告别父母》等歌谣描写了年青男子参军离家之前，与父母、妻子、恋人的告别情形。《十劝家中放乐心》描写了一个即将奔赴前线的红军战士对父母、妻子的交待，也表达了在前线英勇杀敌的决心：“十月怀胎娘辛苦，希望爷娘莫挂心。”“叮咛妻儿要决心，莫学反革命被人笑，败坏名声万古存。”

其四，挣脱千年锁链，表达妇女获得人身自由的喜悦。中央苏区时期，妇女翻身得解放，不仅拥有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还有人身自由权，成为苏区建设的主力军。《可怜我们妇女们》《十二月妇女苦》《苦媳妇歌》《做人婢女苦最深》从不同角度描绘了旧社会妇女受苦受难的情景。如《妇女苦情歌》写道：“一周三岁拿来卖，当猪当狗卖给人”，“家娘家官常打骂，拳打脚踏不留情”。而《打碎千年铁锁链》《剪掉辫子缠头巾》《今个世界不相同》《妇女自由歌》《妇女解放歌》等歌谣则描写了妇女们“打碎千年铁锁链，千年规矩一脚翻”，翻身见青天，获得人身自由的喜悦。

《革命工作共分担》《翻身妇女学犁田》《劳动妇女学犁耙》《红军家倮犁耙》《妇女力量大如天》《赤色妇女齐下田》《长冈妇女受称赞》《耕田能手李玉英》等歌谣则描写了苏区妇女翻身得解放、以主人翁姿态参加苏区经济社会建设的火红场面。如《苏区妇女不简单》中写道：“苏区妇女不简单，会种田来会打仗，种田好比绣花巾，打仗好比虎下山。”《政府颁布婚姻法》《婚姻大法好主张》《自由结婚不要钱》《离婚歌》等歌谣反映了苏区妇女挣脱了封建社会的婚姻包办，获得婚姻自由的高兴之情。

五、文化教育类

中央苏区时期，根据地采用了多种形式，对农民群众进行文化教育。《工农兵三字经》《四字经》《识字运动歌》等歌谣反映了中央苏区识字课本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宣传，体现了苏区文化教育的实践性。如《工农兵三字经》开头便写道：“男和女，总是人，一不平，大家鸣。”接着便是细述工农兵如何受压迫受剥削，最后号召大家“入共党，组红军，打土豪，除劣绅，毙军阀。”

长城谣篇5

谣言的历史太古老了。

秦始皇在位期间始终为“亡秦者胡也”一类的谣言困扰，他缔造的帝国在其儿子手中葬送，导火线同样是一句谣言： “陈胜兴、吴广王”。古罗马的皇帝也被谣言折磨得很痛苦，以致不得不任命公共谣言监察，每天到人群中去，从闲谈中发现谣言，进而把握公众情绪。如果必要，谣言监察者还会用自己编造的谣言来发动一场反击战。公元64年的罗马大火中流传了这样一个谣言：暴君尼禄不但不为大火死难者悲伤，还写诗赞美火灾，为火焰燃烧的美丽而陶醉。为了自卫，尼禄迅速放出反谣言的谣言：是比他更不受人欢迎的基督徒在城内放火。于是，民众在做了替罪羊的基督徒们身上尽情发泄怒火，却忘记了这怒火最初指向的是尼禄。中国论文联盟

几千年来，历史中的谣言都不绝如缕。但在古代，因为交通、通讯、传媒、人口等限制，谣言传播的速度与规模都不能与近世相提并论。1768 年，一则关于妖术的谣言竟迅速演化成一场全国性的大恐慌，影响波及数千万人，孔飞力在其名著《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对之作出了精彩的叙述与分析。乾隆帝残酷查处了“叫魂案”，一颗颗人头像韭菜一样被割掉，并且不可能再长出来。乾隆帝恐惧的并非谣言本身，而是谣言导致的社会集体心理波动与行为变异，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谣言案的深入观察，乾隆帝发现自己很可能已经在常规领域失去对官僚的有效控制。上述种种，都对这个异族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形成威胁，统治者必须严肃应对。

乾隆朝是所谓清代最后一个盛世，嘉道之后，乱世来临，大规模的谣言更是泉涌而出。譬如在太平天国与清军的对战中，双方都毫不客气地使用了谣言这种非常规武器。洪秀全曾散播谣言说：“予细查满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产妖人，种类日滋，自相配合，并无人伦风化”、“前伪妖康熙暗令一人管十家，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清军也立即展开谣言反击战，散播说：“（太平军）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虏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据说曾国藩还炮制了民谣，派人四处传说：“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如果曾国藩未能有效化解对方的谣言战术，并在己方谣言之上制造并传播新的意识形态，可能胜利还会来得更晚。

二

谣言的煽动力确实是巨大的。1891年，几乎所有的西方在华传教士都绝望地发现，他们正被洪水般的谣言包围。在谣言里，他们妇女，拐卖儿童，贩卖器官，在井水投毒，挖中国人祖坟等等，以令人瞠目结舌的方式无恶不作。仇恨在谣言中滋长，最后，愤怒的民众冲击了长江沿岸多个城市的教堂，并掠杀传教士与教友，史称“长江教案”，是义和团之前最严重的反教事件。教案中的谣言其实由来已久，只是在 1891年通过书籍、报刊、露布、传单等方式集中传播而已。早在清初，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就载有天主教会烹食小儿之说。至于天主教会挖眼，则可上溯到雍正时吴德芝的《天主教书事》一文，而道光22年魏源写成的《海国图志》，也传播了“夷市中国铅百斤可煎文银八两……惟其银必以华人睛点之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济事也”这样的怪谭。

谣言本身或不能改变历史，但很可能成为历史巨变中的一个关键因素。章立凡说的不错，“社会运动有时不需要真相，一个谣传引发的骚动，也可能改变历史。很多人内心追求的未必是真相，而是一场巨变”。

1911年10月9日下午3点，革命党人在汉口不慎引爆炸药。大约同时，“清政府正在捕杀革命党人”的谣言，正在新军中流传。到了10月10日，这个谣言更加具体了——“清政府正在捉拿没有辫子的革命党人”、“官员已经掌握革命党人的花名册”。当时的新军士兵，不少人都没有辫子，传说中的花名册又谁都没见过，谁知道自己在不在其中呢？恐惧开始在新军中蔓延，恐惧滋生新的谣言，新的谣言反过来又加深恐惧。这时候，参加兵变就成了多数士兵自保的最优选择。10日薄暮，一个排长查哨时的普通纠纷，竟激成哗变，最终引发连锁反应，导致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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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论文联盟　三

谣言为何总是能轻易地使人接受并参与传播？1942年美国两位学者做了一个谣言传播与接受的研究，计算出一个“信谣指数”，结果发现：穷人比富人更易信谣，45岁以上的人比年轻人更易信谣，犹太人比非犹太人更易信谣。穷人更易信谣是因为他们渴望改变现状；45以上的人更易信谣是因为他们的信息渠道与信息分析能力相对落后；犹太人更易信谣则是因为在战时，犹太人比一般人更缺乏安全感，而当时的谣言往往又是让人恐惧的那种。法国学者让-诺埃尔在《谣言 ——世界最古老的传媒》一书中，对谣言有新颖而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谣言经常是“真实的”，它之所以令人不舒服，是因为权力无法控制这种信息。在任何一个地区，当人们希望了解某事而得不到官方答复时，谣言便会甚嚣尘上。谣言是信息的黑市。辟谣往往制止不了谣言，因为谣言不是福尔摩斯，对真相充满感情，谣言是聚集着仇恨的女巫，它只说出人们认为应该如此的“事实”。人们看上去是在传播新的谣言，实际上是在清算旧账。辟谣注定是无力的，因为辟谣会破除人们的幻想，给狂热者当头浇一盆雪水，唤他们回到平庸的现实中来，爱做白日梦的人们当然不肯买账！谣言既是社会现象，也是政治现象，它是一种反权力，揭露秘密，提出假设，迫使当局开口说话。谣言还是社会群体心理结构的镜子，因此不论真假，谣言都是有价值的。

在我看来，谣言不但是社会的、政治的，也是历史的。谣言不但可能成为历史事变的导火线，并且可能成为历史事变的解说者。历史中充斥着太多谣言，有些被当场击毙，有些则轻松逃脱，在漫长的时间河流中演变成都市传奇或历史神话。都市传奇是谣言的连续剧。譬如针刺狂的谣言，1922年在法国巴黎一度盛行，80多年后在中国大陆又化身“艾滋针刺狂”的传说不胫而走。历史神话则是谣言的终极形式。譬如义和团运动，在1901-1920期间曾被认为是愚昧、迷信、野蛮的神话；在1924-1937却被认为是饱含民族自尊与抗击热情的反帝国主义的正义神话；在期间更被指认为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伟大群众运动的神话，且间接为红卫兵哺乳；上世纪80年代以降，它又重返愚昧、野蛮、疯狂的神话，只是不时仍蒙着一层爱国主义的遮羞布。

如此说来，历史真相究竟如何？然而，“绝对客观的历史真相”，本身也许就是一个最大的历史神话。?茭中国论文联盟

（摘编自《南方都市报》）

长城谣篇6

担忧中的大爆炸并未发生，风雪中的仓皇逃离犹如噩梦，万余响水人在度过一个心慌的夜晚后，返回家中，惊魂难定。

这里是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2月10日深夜，有传言称，响水县内一个化工园区发生毒气泄漏，并将发生爆炸。传言导致了一场万人出逃的闹剧。闹剧又引发了悲剧――有4人在逃亡途中，因车祸身亡。

传言最后被证实为谣言，3天后，造谣者被警方控制。随着官方的辟谣与安抚，除逝者带来的伤痛外，当地正在重归平静。

然而对于那些参加逃亡的人而言，一切并未结束。谣言虽已澄清，可他们心中的隐忧，却难以消散。

两线逃亡

潘东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家门外的马路上，私家车、摩托车、电瓶车、自行车排成了长龙，一望无际，拥塞着马路，车流中是一张张惊恐的面容。

2月10日的凌晨3点多，潘东被叔叔的电话惊醒。叔叔在电话中说， “不得了了，赶紧跑吧，化工厂要爆炸了，公路上好多人都在逃命呢！”

事实上，大逃亡始于1个多小时前。一则消息通过电话、网络，以及口口相传在响水县居民间蔓延开来。当夜，响水县的陈家港生态化工园区的环保热线几乎被打爆，询问内容都一致，“是不是氯气泄漏，马上就要爆炸了？”

化工园区内聚集了48家化工企业。园区管委会负责安全的张副主任闻讯后，马上赶到园区，排查后并未发现有氯气泄漏，也无爆炸迹象。然而工作人员的耐心解释，在膨胀的流言面前，开始变得徒劳。

“化工园区要爆炸”成了悬在响水人心头的利刃。没人愿意承担风险，他们更愿相信亲朋的告知，并不断转发此消息，当地的通信网络甚至一度瘫痪。

逃亡大军上路了。他们分为两个方向。处于化工园区西侧的村民，选择向响水县城奔去；而处于化工园区东侧的村民，则一路向东狂奔。向东再行二十里，就是黄海。

恐慌甚至蔓延到距响水县城150公里的盐城市区。一些盐城市民接到响水亲戚的电话后立即出逃，甚至有人开车逃向300公里之外的省会南京。

逃离中，出租车变得炙手可热。当晚从陈家港镇往返响水县的出租车，要价已抬高到每人100元，而平时每趟才要价10元。

在百度响水贴吧里，当地网友记录下逃亡的情景：“人头攒动，大家都在拼命往前挤，有人用两条腿在往前跑，有人穿着大衣，披着棉袄，开着电瓶车，有人开着摩托车还带着老婆孩子，有人开着三轮卡，小小的三轮卡上挤满了人，也有人开着面包车、小汽车、拉货用的大电瓶车，轻卡和重卡上面都是满满的一卡车人，车上有头发花白的老人，有裹着被子的婴儿，都是拖家带口，举家迁徙。”

陈家港镇居民王海（化名）加入了东线逃亡大军，他们一家四口人，骑了两辆电动车跟着大部队向海边跑。在他身边多是背着包裹的妇女，包裹里大都是首饰和钱。

而在西线，从惊恐中回过神的潘东，也决定出发了。

悲剧上演

车流在公路上缓缓挪动，路过的村民冲在院子里发愣的潘东喊：“赶紧逃命去！”

潘东冲回屋，叫醒儿子一家。儿媳匆匆起床，给潘东17个月大的孙子穿上衣服。

潘东隔壁住的是堂叔潘子文。潘子文开来了自家改制的农用车。车停在潘东家门口，堂叔招呼潘东“上车一起走”。

刚出门，潘东儿媳发现忘给孩子带吃的了，顺手把孩子递上车，自己折回取吃的，潘东儿子则回屋拿钱。

驾驶室里除了潘子文，潘冬的孙子，还坐着潘子文的妻子以及一双儿女。路过的一些村民看到潘子文的车斗是空的，索性坐了上去，不一会儿车斗里挤了十几个人。

潘东在院里收拾着东西，想着车流如此之慢，便示意让堂叔先开车，家里人随后赶上。

在东线，王海的旅途遭遇了诸多不顺，雪天路滑，一路上电动车几度滑倒。村民们几乎把所有的交通工具都用上了。每辆车上都挤满了人。

恐慌感，让人们拼命想远离化工园区，往往只要见到车子，村民们就一哄而上。

潘东家门前，挤满村民的农用车缓缓开动了。

离潘东家四五米远的地方有座小桥，是通往响陈公路的必经之路。桥下的河水深近1.7米。车刚行至桥边，由于桥窄路滑，农用车瞬间翻倒，落入河中。

听到惊叫，潘东和儿子立即从家中冲了出来，向桥边奔跑。

“我的孩子！”两人在河水中不停摸索，在救起几位村妇后，终于捞到了被河水湿透的孩子。

孩子救上岸后，潘东的母亲曾把手指放进孩子嘴里，发现孩子还能轻轻咬动。一家人顿时觉得“孩子还有救”。

潘东疯了似地给120打电话，得到的回复是“路上被堵死了，过不来”。直到通知110后，警车才将车祸伤员陆续送往卫生院。

匆匆换上干净衣服，潘东骑着摩托车去了卫生院，可孙子死亡的噩耗随即传来。

在这场车祸中同时遇难的还有潘东的堂叔潘子文、潘子文的母亲以及潘子文年仅9岁的儿子。

这个黑夜显得无比漫长。在悲剧上演的同时，王海等人已经赶到了滨海县城，人们在县城抢购矿泉水和方便面。然而，大部队开始骚动，很快开始调头回行。

王海和家人茫然的随着人群往回走，凌晨5点时，路边已有民警拿着大喇叭高喊：“这是谣言，请大家回家。”

到家后，王海得知政府已经辟谣。随后他从朋友处得知有4人遇难的消息。

恐慌的导火索

和出发时的口耳相传一样，2月10日，清晨6时左右，逃亡大军在相互告知没事后，又蜂拥般返回家中。

他们大都收到了当地政府通过手机发送的辟谣短信。此时，在电视、电台和网络上，当地政府在反复澄清谣言。

事实上，自谣言传播起，当地政府马上启动了应急预案。响水县成立了专门小组，组织了数百名村干部、交警、公安、环保、卫生、安监等相关工作人员，维持秩序，进行辟谣与安抚工作。

2月10日上午，逃亡大军陆续返家后。当地政府一方面继续组织干部深入农户，挨村逐户做好宣传；另一方面，召开新闻会，向媒体说明事件真实情况，以正视听。

有网友在响水当地论坛上，贴出了电视台拍摄新闻会的照片。照片上，几名男子正在布置新闻会会场。随后，一名男子开始读稿子，摄像机全程拍摄。文稿称当地居民大部分人都已经知道凌晨的化工厂要爆炸消息，不过是一个谣言，请大家勿听信谣言。

遇难者的善后工作也同步展开。截至2月11日下午6时，4名死者遗体均已火化。

潘东夫妇对媒体透露，当地政府将会给死者每人25万元的安抚金，“这笔钱据说是政府和化工园区一起给的”。对此，当地官方回应，按照盐城市主要领导的安排，响水县民政局、慈善总会等将对遇难者家属进行人道救助，对此次事故中生活困难的遇难者家属给予补助。

逃亡的骚动在慢慢平复。人们开始追寻谣言的源头。

2月10日下午，响水警方确定并抓获了谣言的源头，当地一位个体土方工程承包人刘某。

刘某今年28岁。事发头一天，他到化工园区一家新建的化工厂送土。期间，他发现厂区一车间在冒热气。

在未核实的情况下，刘某打给朋友桑某，称该厂厂区有氯气泄漏，告知快跑。

桑某正在玩牌，在场有二十余人，氯气泄露马上成为最劲爆的“猛料”。这二十余人又通知了各自亲友转移避难。谣言开始已几何递增的方式传播，风暴就此而起。

事实上，刘某看见的热气，其实是该厂正在试验管道，从管道中冒出的蒸汽因气温较低形成白柱状，故给刘某留下“泄漏”的错觉。

然而在一条条短信和电话的传递中，事件的真相开始扭曲变形。

蒸汽的气柱，被确凿地传为氯气，这家新建的化工厂也被置换成园区内规模最大的企业大和氯碱厂。爆炸的字眼开始在传言中出现，事件程度也在人们口耳相传中愈发严重，最终导致了这场“荒谬”的万人大逃亡。

2月12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的犯罪嫌疑人刘某、殷某已被响水警方刑事拘留，违法行为人朱某、陈某已被行政拘留。

响水官方表示，至于刘某造谣的动机和用意，还有待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

谣言的背后

一则夸张的谣言，为何几经传播，引发了万人逃亡？在谣言背后，是当地居民对生产安全的长期担忧。

其实，响水人已为惊弓之鸟。有村民称，化工园区在他们眼中，如同危险的定时炸弹。

2007年11月27日，位于该园区的江苏联化科技有限公司发生了大爆炸，300平方米左右的车间化为废墟，事故共造成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而在距大逃亡3个月前的2010年11月23日，化工园区内的江苏大和氯碱化工公司发生氯气泄漏，导致下风向的江苏之江化工公司30多名员工中毒。

前几次事故造成的阴影，在村民心头徘徊不去。他们对化工园区可能引发的安全事故，充满忧惧。

“我们的意思就是全部搬走，现在宁愿经济落后一点，也不要这样危险的化工企业呆在我们身边。天天和炸弹睡，你能不怕吗？”当地村民说道。

这是一场经济发展与环保安全的博弈。化工园区的到来，带动了县城的经济发展。资料显示，这座已建成8年的化工园区，每年收入100多亿元，上缴税收4亿元，占到响水县每年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左右。目前，化工企业进入园区的门槛是投资规模1亿元以上。

当地政府介绍，该园区建设严格执行江苏省环保厅批准的方案，完全符合相关数据要求，比如化工园区和居民区之间应最少间隔800米。

然而，有媒体在走访中发现，在响水县陈家港镇王商村五组，400多口人居住在离化工园区最近的地段，与化工园区仅相隔一条马路。

据村民介绍，这里距最近的两家化工厂只有两三百米远。村民反映，空气中经常飘散异味，有蔬菜种下即死。

针对村民对安全的担忧。谣言事件后，响水县对化工园区进行了全面排查。两天内，当地相关部门对企业安全检查已达90余次，检查了81个重点危险源点，当场纠正未持证上岗等违规行为7起，开展环境巡查25次，检查生产企业17家，发现环境隐患7个，并现场责令整改。

当地政府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向群众普及相关安全知识，增强对化工企业的了解，增强群众的应急意识，这也是今后当地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

响水县政府新闻发言人将这次万人逃亡事件解释为“特定环境、特定时间、特定导引、特定人群、特定地点综合作用发生的，或然性很大”。

官方口中，特定环境即冰天雪地，特定时间即凌晨，特定导引是一则谣言，特定人群是留守在农村的大多是认知能力不高的妇女、老人、儿童等，特定地点是化工园区周边。

当地官员认为，万人逃亡是一起偶然事件，不会再发生。

然而，部分村民并不认同这个观点。

在他们眼中，荒谬的逃亡似乎变得符合逻辑，“其实，这也不能算是谣言。村子对面就是生产氯气的厂家，而且这不是第一次泄露了，以前死过人的，要是现在有人给你说毒气要泄露了，你跑还是不跑？”

跑还是不跑？在正月初八的风雪夜，响水县万余人选择了逃亡。可以预见的是，在对安全没信心之前，下一则谣言到来之际，他们又将面临艰难的选择。

长城谣篇7

香港：1974年

许冠杰被誉为香港当代流行歌的鼻祖，1971年，他在主持TVB特别节目《双星报喜》中，首次献唱粤语歌《铁塔凌云》，以香港口语配粤语民间小调的演绎方式开创了香港本地歌曲的新纪元。1974年，许冠杰推出的首张以城市民谣为主线的粤语专辑《鬼马双星》，揭开了香港当代流行乐坛的序幕。1976年，他的经典大碟《半斤八两》则标志香港粤语流行歌的市场正式形成。

“铁塔凌云，望不见欢欣人面。富士耸峙，听不见游人欢笑。”（许冠杰《铁塔凌云》）

台湾：1975年

杨弦和胡德夫在台北市中山堂演唱以余光中的《乡愁四韵》等现代诗谱曲的作品，被视为台湾现代民歌发展的开始。台湾的流行音乐时代亦由此开启。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那酒一样的长江水，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罗大佑《乡愁四韵》）

内地：1979年

1979年12月31日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段播放了电视片《三峡传说》，《乡恋》这首歌随片一起播出。这首歌的演唱会李谷一原是花鼓戏演员出身，中国民族声乐歌唱家的杰出代表，在这首歌中，李谷一打破传统民族唱法模式，首次启用了“气声唱法”，这首歌以及这种“气声唱法”，后来被普遍视为内地流行唱法（通俗唱法）的开端。

“你的身影，你的歌声，永远映在，我的心中。”（李谷一《乡恋》）

初潮

台湾：校园民歌运动

1976年，在台湾淡江大学一场民歌演唱会上，李双泽抛掉可乐瓶，拿起吉他开始唱起自己的歌、改写自蒋勋的《少年中国》，揭开校园民歌的序幕，也在校园里席卷起一片民歌运动。当时著名的民歌手尚有陈明韶、包美圣、黄大城、赵树海、李建复、齐豫、叶佳修、王海玲、王梦麟、苏来与杨祖等人。《龙的传人》是台湾校园民歌的代表作，首唱者为李建复。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李建复《龙的传人》）

除了校园演唱，广播人陶晓清也是台湾民歌发展的重要推手。她开放自己的节目，让年轻的音乐创作者有一个发表的平台。1977年，陶女士邀请朱介英、吴统雄、吴楚楚、杨祖、韩正皓、胡德夫、陈屏、杨弦等八位民歌手灌录了唱片《我们的歌》，大大带动了校园民歌风潮。之后，新格唱片推出金韵奖，海山唱片创办民谣风，这两项民歌创作比赛，将民歌带向商业化。此外电视歌唱比赛节目如五灯奖、六灯奖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以后的台湾唱片市场打下基础。1970年代后期，台湾社会运动风起云涌，人心鼓动，民歌运动有了质的跃进，与初期的淳朴无瑕多了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此时大量的歌词是知名作家的诗作，如三毛、余光中、席慕容、蒋勋等人的作品，而随着侯德建、罗大佑、李泰祥、李寿全的作品的流传，民歌运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人生就像一条路，一会儿西一会儿东，匆匆匆匆。”（胡德夫《匆匆》）

内地：校园歌曲时代

1981年，太平洋影音公司出版发行了王洁实谢莉斯二重唱专辑《何日再相会》，专辑中收录了《外婆的澎湖湾》《踏着夕阳归去》《赤足走在田埂上》等台湾校园民歌时期的重要歌曲，这张专辑的发行，让这对1978年才组成的二重唱组合一下子成为了全国最受欢迎的歌唱明星，之后，他们以二重唱的方式演绎了大量内地优秀民歌作品及翻唱的台湾校园民歌。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有一片海蓝蓝。”（王洁实谢莉斯《外婆的澎湖湾》

而除他们二人之外，著名歌唱家朱逢博亦将齐豫原唱的《橄榄树》带给了内地听众，成为她的代表作品之一，而这一时期崭露头角的新人歌手苏小明翻唱的台湾校园民歌《乡间的小路》、成方圆翻唱的《童年》，不仅成为她们二人的代表作，也成为内地80年代初期最走红的流行歌曲，而由他们翻唱的这些台湾校园民歌，在内地则被冠以“校园歌曲”的名头而风靡全国，亦带动了内地流行歌曲的第一次初潮。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朱逢博《橄榄树》）

1984年，香港歌手张明敏首登央视春晚舞台，除了一首《我的中国心》之外，他亦带来《外婆的澎湖湾》《乡间的小路》和《垄上行》等台湾校园民歌的重要作品，让他一夜之间成为全中国最红的歌手，而后张明敏在内地推出的一系列演唱专辑中，均以翻唱台湾校园民歌作品为主。那一届春晚，香港歌手奚秀兰带来一曲《阿里山的姑娘》，来自台湾的黄阿原则演唱《龙的传人》，在他们的推动下，校园歌曲风潮在内地首次达到高潮。

“笑意写在脸上，哼一曲乡间小唱，任思绪在晚风中飘扬。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张明敏《乡间的小路》）

蓬勃

第一次原创民谣浪潮：西北风

1986年，在《让世界充满爱》正式开启了内地流行音乐发展史之后，内地流行乐并没有马上迎来一个全面开花的局面，相反这一年，仍是以张蔷朱枫等人翻唱自欧美歌曲的迪斯科风潮以及段品章等人翻唱的邓丽君风潮、李玲玉等翻唱韩宝仪的甜歌风潮成为内地歌坛的三大主流。这也是内地歌坛最著名的扒带时期。当然，这一年另有一首重要的歌曲红遍全国，那便是在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崔健首次唱响的《一无所有》。这首歌本是内地摇滚乐的开端，可在那个年月，“摇滚”在内地仍是一个少人知道的词汇，更多人在提起这首歌时，都会把它冠以那几年十分热火的一个名头：西北风歌曲。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崔健《一无所有》）

1987年，根据梁晓声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雪城》在央视热播，而比电视剧更火的，则是新人刘欢为这部电视剧配唱的片头曲《心中的太阳》，“下雪了，天晴了，天晴别忘戴草帽”，这样粗糙却质朴的歌词写作方法，以及刘欢粗犷的吼式唱法，一下子让习惯了种种优美抒情歌曲的内地听众顿觉耳目一新，同时歌曲中表达的东北雪城质朴的民间风貌以及民歌调式在流行歌曲中的运用，让这首歌显得别具一格。同年，刘欢演唱的电视剧《便衣警察》主题歌《少年壮志不言愁》也成为这一年内地最受欢迎的原创作品。

2001年，水木年华《一生有你》

声势浩大的校园民谣浪潮与之前的西北风浪潮一样，也都是在暴红了两三年之后即迅速转入尾声，不同的是，西北风的结束是真正的结束，校园民谣则在1997年之后即开始转入沉寂，但并未完全告终，其实一直在校园的音乐爱好者之间此起彼伏，成为他们发展音乐的一条主线。1999年，来自清华大学的卢庚戌制作了自己的个人专辑《未来的未来》，于2000年签约北京喜洋洋文化公司后正式发行，收得不错反响。2001年，卢庚戌与校友李健成立“水木年华”演唱组，并于当年9月发行专辑《一生有你》，获得当年几乎全部年度最佳新人奖，这算是校园民谣在沉寂数年之后再次打出的漂亮一拳。水木年华从此成为内地原创乐坛最重要的一个名字，但校园民谣却没有因此真正复兴起来。2002年，李健离队，姚勇和缪杰相继加入;2003年，姚勇退出，水木年华固定为卢庚戌缪杰的双人组合，仍然保持着校园民谣时期的创作风格。离队后单飞发展的李健，亦成长为内地歌坛最具代表性的一位民谣诗人气质的音乐人。

“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水木年华《一生有你》）

2003年，林一峰《林一峰的床头歌》

林一峰是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作歌手，未受过正统音乐训练，是靠自学而弹吉他、作曲、写词，学生时代已经常参加音乐表演，从1993年在香港商业电台主持节目出道后，先后作词、作曲、演唱歌曲百余首，2003年又凭个人首张专辑《林一峰的床头歌》奠定其城市民谣代表的地位，他是香港本地独立歌手的佼佼者。2012年4月8日，林一峰获得第十二届音乐风云榜年度盛典最佳民谣歌手。林一峰在香港的成功，也让久违的民谣风在香港歌坛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To hug someone，to kiss someone，the best is yet to come”（林一峰《the best is yet to come》）

2004年，刀郎《2002年的第一场雪》

刀郎本名罗林，本是四川人，1995年随新疆妻子到了她的故乡，成立西北音乐工作室，开始了和新疆民乐的亲密接触，在新疆采风的过程中，见识到当地热情如火的“麦西来普”、幽默风趣的“纳孜尔库姆”、听到悠扬婉转的“拉克”与激情高亢的“刀郎人”的歌声，这才找到自己内心最想要的声音，开始将新疆民族音乐的调性运用到自己的流行音乐创作中。2004年1月6日，刀郎以如此方式打造的专辑《2002年第一场雪》面市，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专辑中的《情人》《冲动的惩罚》《2002年第一场雪》等歌曲相继从新疆火到全国，那时几乎大街小巷，KTV、酒吧、电台、网络，都能听到刀郎的歌曲，这张专辑仅正版销量就达270多万张，可谓当年的市场奇迹。虽然很多新疆人并不认可刀郎的音乐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刀郎”音乐，但不可否认的是，刀郎的音乐是现代民谣风格音乐的一种，只是因为他的音乐具有过高的争议性，因此只能成为他个人的音乐标签，而这种以民族音乐结合流行音乐创作的民谣方式，并未形成行业的风潮。

“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刀郎《2002年的第一场雪》）

2005年，胡德夫《匆匆》

作为台湾校园民歌运动最重要的推动者与参与者之一，胡德夫直到2005年年届55岁时才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匆匆》，并在台北举办了个人演唱会。演唱会的盛况令很多人吃惊：除了大批名流赶来捧场外，台下更汇集了大量政坛人物。他们一起用手打着节拍，跟着台上哼唱――30年前，他们都是听着胡德夫及其朋友们的民谣成长的年轻学子。《匆匆》收录了从他小时候开始唱的《美丽的稻穗》等12首歌，是在胡德夫母校淡江中学小教堂录制的。现在这个教堂已经废弃了，胡德夫带着录音设备和乐器，白天听着蝉声酝酿感情，夜阑人静的时候开始录制―――没有一应俱全的录音间，每首歌都必须一气呵成，两天他们录完了20首歌。 2006年台湾金曲奖，胡德夫获得6项提名，并打败周杰伦，凭《匆匆》获得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作词奖。这是民谣在台湾最重要也最闪亮的一次回身。

“曾是那牛背上的牧童，跟着北风飞翔跳跃。吃掉那山坡，坡上那草原，看那遨翔舞动的苍鹰。终日赤足，腰系弯刀，牛背上的小孩仍在牛背上吗？”（胡德夫《牛背上的小孩》）

2007年，周云蓬《中国孩子》

周云蓬被称为最具人文的中国民谣音乐代表人物，2003年签约于摩登天空旗下Badhead厂牌，同时录制首张专辑《沉默如谜的呼吸》，2005年初获得了《南方都市报》第五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年度最佳民谣艺人奖提名。2007年，周云蓬2007年自费录制唱片《中国孩子》，收录了包括《买房子》《黄金粥》《中国孩子》等耳熟能详的作品，此外，一首素材来自美国垮掉一代的核心人物――诗人艾伦・金斯堡的母亲写给金斯堡的一封信改编的歌曲《金斯堡妈妈的一封信》更是哀婉伤怀。《中国孩子》在保持着周式行吟诗人气质的基础上，周云蓬与该张专辑的制作人小河联手让《中国孩子》的音乐空间感与画面感更为突出。《中国孩子》堪称内地民谣史上最重要的专辑之一，其音乐风格优美伤感而反映社会现实，并一举拿下第八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民谣艺人和最佳作词人两项大奖。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周云蓬《中国孩子》）

复兴

2013年，宋冬野《董小姐》

2013年6月29日晚，湖南卫视2013《快乐男声》首播，而一位抱着吉他上阵的唱吧歌手左立成为了全场焦点，来自凤凰古城的他为女友深情演绎了一首《董小姐》沁人心脾、令人沉醉、催人潸然，感动全场。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节目的播出，《董小姐》立马上升到微博话题榜的前几位，有不少网友被左立的歌声感染，而这首歌的原创作者宋冬野也因此浮出水面，并伴随着《董小姐》这首歌的大火，让这个2009年就开始活跃在豆瓣上的独立音乐人，终于一跃成为华语乐坛最受欢迎的民谣歌手，并且从内地一直红到了港台，身价倍增。同时，由于这一年《董小姐》的大红，同时还有许明明在《中国梦之声》中翻唱的阿肆作品《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也通过选秀节目的播出而被炒热，民谣这种许久被忽略的音乐形式，又通过电视选秀节目获得了更广泛的关注。打那以后，更多的年轻人抱着吉它，以民谣的方式走进各个选秀舞台，民谣终于又成了一种年轻人的时髦音乐风格。

“爱上一匹野马，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这让我感到绝望，董小姐。”（宋冬野《董小姐》）

2014年，首届华语民谣奖成立

引得无数乐迷引颈期待的首届华语民谣奖颁奖音乐节12月6日在广州颐和盛世中心花园举行，胡德夫、低苦艾、山人、蒋明、曾淑勤等八组获奖乐队及音乐人参与演出，更有近日备受热捧的民谣音乐人马作为特邀演出嘉宾鼎力助阵。

在华语音乐泥沙俱下的当下，华语民谣音乐却昂然向前，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原创民谣歌曲在选秀节目频繁亮相，《董小姐》词曲作者及原唱宋冬野、吃炸鸡的少女阿肆纷纷闯入大众视野;《中国好歌曲》中赵照、莫西子诗等一众民谣唱作人的精彩演绎令导师赞誉有加，也令广大电视观众刮目相看;周云蓬、野孩子等老牌民谣音乐人创作力旺盛，剧场演出票房火爆……可以说，当代华语音乐中最具价值的部分就在民谣里。正是为了表彰民谣音乐人对华语音乐作出的贡献、为民谣音乐树立标杆，华语民谣奖应运而生。

首届华语民谣奖由颐和盛世-彼岸花开音乐节主办、大象音乐与网易云音乐联合发起。经权威评审团严格评审得出的首届得奖名单已于日前公布，获奖者不仅包括了宋冬野、蒋明、好妹妹、低苦艾、山人等大陆著名民谣歌手及乐队，还囊括了胡德夫、林生祥、曾淑勤、黄静雅、农村武装青年等来自宝岛台湾的民谣音乐人，其民谣音乐届重量级奖项的地位已得到公认。而首届华语民谣奖颁奖音乐节表演阵容豪华，音乐风格多样，成为民谣爱好者们不能错过的一次音乐盛宴。

前期动作连连

华语民谣奖虽是2014年首创，却在最短时间内引起了乐迷、音乐人的广泛关注。彼岸花开音乐节已成功举办4年，本届与华语民谣奖紧密联动，从9月底以来便动作不断：9月27日新闻会暨启动演唱会，衣湿乐队、小普、拾音社登场表演，莫西子诗前来观礼;十一期间，邵夷贝谈唱会让广州文艺青年争相前往;10月中旬大象民谣音乐季，赵照、贰佰、杨嘉松、五条人等著名民谣音乐人组成强大阵容;10月25、26日的彼岸花开音乐节上，民谣歌手周云蓬、野孩子、莫西子诗、谣乐队等也献上了精彩演出。通过一系列前期活动，华语民谣奖成功将民谣推向了更多乐迷面前，获得了乐迷的一致好评。据悉，民谣音乐人也对华语民谣奖纷纷表示了首肯与支持，众多民谣界实力大腕为华语民谣奖录制视频，对大会给予了鼓励与厚望。

评选结果公布

华语民谣奖采用提名制进行评审，由包括本刊记者卢世伟等数十名资深音乐界人士组成的评审团经过初审、增补、复审、终审四大程序得出最终获奖名单。据了解，终审程序是由终审评审团举行终审会议，经过激烈的讨论和紧张的投票当场表决产生，终审结果经过所有终审评委签名确认，相当具有权威性和专业性。

本届华语民谣奖共设立了最佳民谣专辑、最佳民谣歌曲、最佳民谣歌手等16大奖项。其中在2013年凭借《董小姐》大红大紫的宋冬野乘胜追击，首张个人专辑《安河桥北》以其出色的编曲和细腻的歌词入围了最佳民谣专辑、最佳民谣歌曲、最佳民谣歌手等11个奖项，最终夺得了最佳民谣新人及最佳民谣作曲两项大奖;当代最具文人风骨的民谣音乐人蒋明以其深沉厚重而又云淡风轻的音乐风格，凭借《罔极寺》提名了最佳民谣专辑、最佳流行民谣专辑、最佳民谣作曲等10个奖项，最终被评审团授予最佳民谣歌手大奖;华语民谣骨干力量刘东明、张智、低苦艾乐队、山人乐队等音乐人也分别获得最佳民谣作词、最佳民谣歌曲、最佳民谣摇滚专辑、最佳根源民谣专辑等多项大奖。

据了解，华语民谣奖还特别设立了“卓越贡献大奖”，以致敬华语民谣音乐前行道路上的开拓者。经评审团投票决议，本届“卓越贡献大奖”授予台湾民谣殿堂级人物胡德夫。作为优秀的民谣创作者和演唱者，在华人历史变革期推动民谣发展的亲历者、实践者和领航者，胡德夫捧得“卓越贡献大奖”可谓众望所归。

两岸民谣音乐人联袂出演

长城谣篇8

从社会学角度看，谣言的产生、扩散、接受的过程，也是公众共识的形成过程。知识性谣言、伪科学谣言等，比如“某外资机构做空A股市场”，将会影响到精英群体、成功人士的判断力。因此，如何提高自身免疫，远离谣言惊扰，值得警醒。最关键的是，净化网络环境，让更多的人变得理性，不信谣、不传谣，让真相跑赢谣言，付出再多的努力也是值得的。

生活一点通：你知道吗，谣言的来源是歌谣

谣言的来源

没有相应实施基础，却被捏造出来并通过一定手段推动传播的言论，就是谣言。在古代，谣言本无贬义，南朝字书《玉篇》的解释是“徒歌也”，即民间的歌谣。歌谣多种多样，并不断进化，官府也是想尽办法压制：从西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到秦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等。因此，谣言也是世界最古老的传媒。

谣言的传播

谣言的组成，包括丰富信息、含糊情节、重要任务、广泛传播。美国社会学家希布塔尼曾有一个解释谣言的经典公式：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谣言。很多时候，一个重要的事情遇上一个模糊的状况，就会产生谣言。因此，即使是谣言，它也会有一个真实的核心，即它的信息有一部分是真实的。

生活知识窗：谣言串串烧，你被“忽悠”过吗

微信测试拉黑

事件回放：“删好友省空间”“微信群发清人”“微信新升级，转发不怕发错人”，不同版本的微信测试群发帖子，让朋友圈变成谣言的垃圾场，导致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专家点评：微信测拉黑，已成为一种从众行为，很多人之所以中招，折射出缺乏安全感、渴望与人联系的诉求，也从侧面反映出人际交往的功利性。

一语中的：真朋友根本不用测试。每个人能够处理的有效的人际关系仅有7人，有效维持的朋友最多150人。

抗洪救灾微视频

事件回放：安徽、武汉等多地有人造谣被罚，除了常见的标题党，“男子骑摩托车被冲走”“保三河淹舒城”，以及天河机场塌方，保县城、炸黄泥湖坝泄洪的微视频也在朋友圈疯传。

专家点评：如今，微视频已经成为自然灾害类谣言传播的新形式、新载体，微视频谣言将成为未来舆情应对的重点与难点。因此，媒体应成为社会舆论的压舱石、网络纷乱信息的过滤器。

一语中的：关上谣言的“水龙头”，防汛避雨更要善于辟谣，这是公民应具备的基本素养。

生活放大镜：哪些谣言，最容易击中你

名称：知识性谣言

活跃指数：

现场扫描：“德国禁止学前教育”“黄鳝大都是吃避孕药长大的”等等，类似的知识性谣言充斥朋友圈，很多人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

粉碎妙招：作为扁平化的话语空间，朋友圈的信息传播处于半封闭状态，为谣言提供发酵空间。但是，只要稍有常识，克制从众冲动，就能擦亮眼睛，去伪存真。

名称：文娱圈谣言

活跃指数：

现场扫描：被流产、被出轨、被死亡、被吸毒，被私奔……关于明星的谣言从来都是前仆后继，辟谣赶不上传谣的速度。被中伤的明星或公众人物要想维权，自证清白、洗脱自我，往往有很大难度。

粉碎妙招：文娱圈的谣言可视为茶余饭后的甜点，消费的是公众人物的隐私，愉悦的是大众的精神，认真就输了。

名称：突发性谣言

活跃指数：

现场扫描：交通事故有多少人死亡，车祸现场尸体遍地，寻人启事或孩子走失……围绕突发事件所产生的谣言，已经审美疲劳，很多是利用人们的同情心进行扩散。

粉碎妙招：亟须建立完善的处罚机制，可与社会诚信体系形成联动，轻者罚款并曝光，重者应入刑或刑拘。

名称：营销类谣言

活跃指数：

现场扫描：某某小店开业，转发就送蜜蜡、手串；某某商家开展回馈活动，速加微信赠送礼品……还有一些人气较高的公众号，拿某些花边新闻大做文章，以吸引眼球。营销类谣言最能调动起网友的兴奋点，其被中毒、被忽悠也是水到渠成。

粉碎妙招：有道是，谣言都是对脑洞的精准营销。要想远离此类谣言的诱惑，先学会经营自己，拒绝占小便宜。

生活后花园：你怎么看待谣言

用“断舍离”远离谣言

被访者：祁梅，女，37岁，公关经理

受工作性质影响，我的社交圈子非常广，打交道的人多，遇到的谣言也多。最初觉得没什么，选择不理睬，可很多时候，谣言就像流感病毒一样，不经意间就会传染给你，让人非常无奈。后来，我学会“断舍离”，断掉与陌生人的微信关系，舍去一些不重要的公众号，远离那些谣言的集散地，该屏蔽的屏蔽，该告知的告知，委婉地告诉对方，不要相信谣言。只要你以诚相待，对方也会接受，这本身也是传递公共善意。

不妨善待谣言传播者

被访者：博翰，男，44岁，企业经理

今年初，我退出了朋友圈，就是因为圈子里非正经东西太多，攥取我的注意力，而且行业伙伴之间经常转发的谣言，真的受不了。有位合作伙伴，他很重视公众号的影响力，不惜巨资打造，却把我的公司扯进去了，还造谣我在国外的创业经历，扭曲事实。周围不少朋友纷纷转发，我一气之下把他们都拉进了黑名单，事后后悔不迭。传播者是无辜的，后来我借公司年中答谢会，向大家致歉，得到朋友们的理解。这件事让我明白，要懂得宽容，宽容也是一种社交策略。

学做有辨识力的人

被访者：金鑫，男，58岁，国企老总

久经生意场的人，谁没有经历过被传谣的尴尬。我感同身受的是，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应做有辨识力的人，才能成就大事业。我很喜欢主持人柴静的一句话，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有段时间，黑国企的谣言盛行，不少企业躺着中枪。我比较从容，只有真相才能让谣言死去。而处于变幻莫测的网络时代，舆情生态环境本来就没保障，唯有自己冷静面对，积极辟谣，等待真相浮现在大众面前。

生活后花园：谣言当道，要增智更要增治

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过：“如何让一件事情变成信仰：三步走，断言、重复、传染。”其实，谣言也是如此。

从传播理论学分析，在网络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从信源、信道到编码、解码，每个环节都会出现噪音，这也是谣言容易滋长的原因。所以，在纷乱而复杂的互联网舆论场中，人们要增智，社会更要增治。前者是指应提高责任意识和甄别能力，对自己负责，也要对别人负责；后者是指重建话语秩序，让不同阶层的人，都能在网络空间里拥有自己的麦克风，将完整的信息传递秩序贯通整个社会，就会为正向传播提供最大可能。提高政府部门公信力，实现信息常态化公开与透明，加强对新媒体的约束和管理，逐步落实实名制，创建诚信体系，这些都是亟需直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