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不负有心人的观点范文

功夫不负有心人的观点篇1

老爸的“三个保健大夫”，说来并不特别。他们一个叫“运动”，运动以健身；一个叫“乐观”，乐观以健心；一个叫“读书”，读书以健脑。

十多年来，对“三个保健大夫”老爸始终是尊之有加、敬之有加、爱之有加，不敢有丝毫懈怠之处。

譬如运动。老爸自编项目，无非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老爸还有一个强项——话疗（聊）。说起话疗真奇妙，防病治病都有效。一聊双方误解少，二聊大家心情好，三聊能治高血压，四聊能把肿瘤消……只要碰到熟人，坐下来聊它一两个小时也感觉不到吃力。过去，老爸曾患多种疾病，如高血压、坐骨神经痛、眼底出血等，都是自己治好的。特别是在2011年4月中旬，患突发性耳聋，到医院进行诊治，竟宣告无效。为老爸治疗的医生都说，你八十岁了，耳聋是正常的。回来后，老爸并未灰心，便动员我日夜为他治疗，从头部到耳部精心按摩，功夫不负有心人，半个月后，在耳内竟发出“哐”的一声，突然恢复了听力，人称奇迹。

乐观呢？说到底，就是笑对生活，凡事想得开，既不与别人过不去，也不与自己过不去。在工作中或生活里，别人当面说抬举老爸的话时，他不高看自己；当别人背后说贬低老爸的话时，他不小看自己。我就是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自己最明白。工作顺利时，不得意忘形；工作遇到困难时，不失意变形。老爸平时的心态是：“一贯知足，二目远视，三餐有节，四季不闲，五谷皆食，六欲不过，七分忍让，八分交往，九（酒）绝烟断，十分乐观。”

读书充电。退休前，老爸喜欢读书；退休后更喜欢读书。退休后，要奉献点余热，不读书，就会一事无成。八年多来，老爸在社区内外，负责多个条线的学习任务。2012年1月，县里有三个单位邀老爸去交流学习经验。老爸深知，要给学员一碗水，自己就得有一桶水。这桶水不是“陈年水”，应该是新鲜水、活性水、纯净水，只有在读书上下苦功夫、细功夫、实功夫。平时订阅报刊从原有的2份，逐步增加到15份，并已摘录笔记18本，剪贴报纸300余册。为了增强记忆，从2006年3月开始背诵诗词，到目前为止，背诵诗词750余首。背书，每天就要花四五个小时，老爸采取了一个“挤”字，大都利用路上、车上、床上甚至上厕所的时间去完成。过去晨练用一、二、三、四计数，后来配用诗词了。

在平时生活中，也会有一些闲气。老爸就背书解气，如“一天，乾隆皇帝问纪晓岚，卿在朝为官，赞誉者固多，诋毁者亦不少，何也？纪答曰：春雨如油，农夫喜其润泽，行人恶其泞漓；明月皎洁，佳人喜其玩赏，盗贼恶其光明。天尚不能尽如人意，而况臣乎！”

功夫不负有心人的观点篇2

一、注重加强学习，但在学用结合上仍有较大差距，今后决心在学以致用上下更大的功夫。应当说，对学习的重要性，自己是清楚和明白的，但真正静下心来读书思考却不够。应付着学、泛泛地学多于自觉地学、深入地学，甚至直到有文字任务的时候才去被动地找点相关材料学一学；凭兴趣、凭爱好地学多于有针对性、有目的性地学，甚至直到组织上有要求了才去学一些对修炼思想、促进工作有用的东西。

解剖在学习上出现这些消极情况的原因，自己感到主要有三点：认为长期在部队受正统的思想教育，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基本定型，对政治理论能学多少就学多少，即使不学也不会对自己的理想、信念产生多大影响；认为转业到地方，工作再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对业务知识的学习有的是时间，现在学点入门知识就行了，其他慢慢来；认为如今各方面的创新知识太多，即使再抓紧也难以跟得上，与其费时费劲地学而一时用不上，不如用到什么学什么。这样不讲规律、不讲系统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个人思想觉悟、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的提高。遇到具体问题时，在思想方法上，有的时候就容易产生片面性；在理解把握上，有的时候就容易出现以偏概全；在对策研究上，有的时候就提不出可行的措施；在具体落实上，有的时候就会顾此失彼。认识和解决上述问题，就是根据政协工作的要求与自身的思维层次和知识结构，制定一个长远的学习计划和分步实施办法。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注重在坚定理想信念、提高思维层次上下功夫，与改造主观世界结合起来；学习政协理论，注重在提高服务政协工作、服务政协委员的能力上下功夫，与履职尽责结合起来；学习相关知识，注重在拓宽知识面、适应形势和任务的需要上下功夫，与全面提高自身素质结合起来。

二、注重任务完成，但在质量效益上仍有较大差距，今后决心在提质增效上下更大的功夫。对组织赋予的任务，领导交办的事项，自己在思想上是重视的，也能够尽自己所能去认真完成，但从完成的结果看，却有不少不尽人意的地方。完成事务性工作好于完成文字材料工作，完成有充足时间保证的工作好于完成应急工作，完成一般性工作好于完成业务性强的工作。

解剖工作上不时出现不尽人意情况的原因，自己感到主要有两点：其一，认为凭工作二十多年积累的基本素质，一般的工作任务都能应付，因此精业务、强素质的意识有所淡化；其二，认为很多工作都不是靠自己一个人去完成，即使是以自己为主完成，不到的地方还会有其他同志弥补、领导完善，因此缺乏精业务、强素质的紧迫感。

干工作效益不佳、质量不高，业务能力徘徊不前、原地踏步，不仅严重影响个人的成长，而且还会牵扯领导更多的精力，难以让领导集中心思谋全局、抓大事；不仅严重影响个人敬业精神的培养，而且还会波及其他同志，在工作上出现相互扯皮、形不成合力的现象；不仅严重影响个人的形象，而且还会使单位建设出现缺陷，制约单位的全面发展。

对克服上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自己初步的想法和打算，一是向机关的先进模范学习，学习他们对待工作的姿态、完成任务的方法、精益求精的精神、认真负责的境界，切实使自己在敬业精神上有一个大的进步；二是向周围的同事学习，学习他们对组织负责的观念、对领导负责的意识、对单位负责的行为、对自身负责的举措，切实使对领导负责与对单位负责、对组织负责与对工作负责、对岗位负责与对自身负责在自己的身上达到有机的统一；三是向领导干部学习，学习他们受领任务时的热情、分解任务时的方式、处理公务时的效率、大公告成时的平静，切实使自己以更积极的姿态接受各项任务，以更务实的态度面对各项任务，以更高效的行动完成各项任务，以更谦逊的作风经受新任务的考验。

三、注重团结同志，但在互帮互助上仍有较大差距，今后决心在共同提高上下更大的功夫。对与自己共事的同志，自己有搞好团结的强烈愿望，在实际工作、生活中也十分注意维护与各方面的团结，但团结的层次却不是很高。与人相处，感情上交流得多、思想上交流得少，生活上交流得多、工作上交流得少；奇闻轶事交流得多、政治理论交流得少，社会新闻交流得多、业务知识交流得少。

解剖在团结问题上出现低层次的原因，自己感到主要有三点：一是认为人与人之间感情上互容是最主要的，没有必要把深奥政治理论、复杂思想认识搅和到人际交往当中；二是认为人与人之间生活上互助是最根本的，有事没事谈工作，太显得不食人间烟火了；三是认为人与人之间平时能聊得来是最关键的，聊新奇、话轶事，老少皆宜、上下皆宜，动不动讲业务不太容易让人接受。

如此团结，尽管大家在一起你好、我好、大家好，但由于缺乏共同的理想作基础、缺乏思想上的同频共振、缺乏工作上的互相支撑，在遇到原则性问题时，就可能会放弃原则，说违心的话、办违心的事；在遇到对方有困难需要帮助时，就可能只同情、不相帮，只问候、不援助，甚至寻找各种借口以表示自己无能为力；在相互之间遇到矛盾时，就可能各执一词，不讲同志之间的谅解、只讲自己的道理，不谋求相互之间的共识、只强调各自的分岐。对如何进一步提升讲团结的层次和品味，自己是这样打算的。首先，深化对团结的认识，切实认识到真正团结不只是感情上可以相互寄托、生活上可以相互关照、闲聊上可以相互投机，更重要的是要有一致的政治抱负、一致的思想认识、一致的奋斗目标、一致的探索追求。其次，提高讲团结的能力，切实把握讲团结的方向、掌握讲团结的艺术、巩固讲团结的成果、升华讲团结的境界。四、注重作风养成，但在从严要求上仍有较大差距，今后决心在自我约束上下更大的功夫。对作风养成，自己也是注意的，但仅限于上班不迟到、下班不早退，上班时间坐得住、下班时间不乱跑，正课以内忙公务、正课以外不加班。解剖作风养成一般化的原因，自己感到主要有三点：一是受甘居中游思想的支配，认为自我要求太严了，不是组织和领导与自己过不去，而是自己与自己过不去；二是受甘于平淡思想的支配，认为工作讲积极、生活讲****的年龄已过，现在工作上能够基本称职不出什么错，生活上能够守住党纪、国法和道德的底线不出什么格就行的；三是受自我原谅思想的支配，认为自己工作期间规规矩矩、日常生活老老实实，不与组织闹别扭、不与同事闹矛盾，就已经很不错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的观点篇3

柯云路，以思想见长的当代著名作家，著有《婚姻诊所》等多部作品。

“在漫长的婚姻生活中，男女双方都应将工作以外的全部精力，百分之百地投入到家庭生活中。”这个观点听起来似乎十分在理，然而现实往往并非如此。那么，究竟该如何分配自己的生活呢？听听婚恋专家的观点吧。

阿帆的丈夫年近四十，在同龄人里绝对算是佼佼者。阿帆本人是一名都市白领，有很高的学位，不错的薪水，至今保持着年轻的外貌。读书的儿子成绩优秀，人见人夸。这个家庭看起来挺和美吧？

阿帆却画了一张图，将丈夫的时间与精力加以量化。她说丈夫的工作占了他生命的70％，24％是家庭生活，6％是所谓“摸不清”的灰色部分。而这灰色部分则是丈夫和其他女人的情感与交往。

具体是哪个人，亲密到什么程度，阿帆没有证据。但她感觉到它的存在，很想挑破它，使它消失。她希望自己与丈夫不仅是柴米油盐的物质夫妻，而且能成为一生一世的精神伴侣。然而，她又犹豫，担心丈夫会觉得被冒犯。而且，她感觉那冒犯是肯定的，很可能一发而不可收拾。

于是，阿帆很困扰，为了坚守心目中纯洁的爱情，就可能要现有的一切，重新安顿未来的生活。离婚之类的问题都可能会提上日程。

怎么办？

阿帆是一位有教养有学识的知性女人，这类人通常情感细腻，轻易不会对他人暴露自己的隐私。非到困惑得无法自拔时，才会以一种非常“安全”的方式求得帮助。她不会允许自己熟识的人知道这种隐痛。于是，她隐去了真实身份，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我求助。

客观地看，一个男人70％工作，剩余的30％中，五分之四给了家庭，五分之一用于与其他女往。这是一个相当合理的分配，甚至是很负责任的分配。即使是关系密切的夫妻，也没有权利要求男人除了工作以外，百分百献给家庭。

夫妻之间要有适度的空间。

当然这有一个前提，即6％不是婚外情，只是与异性的一般交往。即使这种交往会产生感情，包括男女间的某些微妙反应，那仍然是正常的。所谓“灰色”，就是不需要向配偶交代的空间，不需要透明的空间。这些活动属于隐私。现代文明要允许双方都有灰色空间，因为每个人都需要这样一个空间，来解除和释放因负责任带来的压力。

这种压力一部分来自于工作，一部分来自于家庭。

我告诉阿帆，作为白领，你一定对工作的严肃、紧张深有体会，那常常是处心积虑的，是消耗人的。然而，你也许没有想到，身心的压力还部分地来自于家庭。家庭当然有休闲享受的一面，有爱情快乐的一面。然而，对于那些已走过很长一段路并早已激情不再的婚姻，除了亲情之外，家庭往往还呈现出责任的一面、严肃的一面和尽义务的一面。

那么，一个成功的男人给自己安排一点儿灰色空间，用于放松和调剂自我是情有可原的。

作为妻子，不要过于敏感，要淡化自己受到的刺激，更宽容达观一点儿。

仅仅从经营家庭的角度，这种大度宽容都是必要的。一对夫妻几十年携手，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再好的感情都不可能永远是一条向上的直线。只有在这个问题上的宽容大度，才可能使夫妻关系更健康更松弛。

我同时建议阿帆，在不破坏婚姻和对方信任的前提下，也为自己留出一点点有趣的空间，这样做会使自己更充实，使自己不那么狭隘，不那么钻牛角尖，同时在更多方面获得女人的自信和成功感，也以此体会一下丈夫的6％是什么样的感觉。

功夫不负有心人的观点篇4

【摘要】一般人都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于是总是选择最有利于自身的策略，大家共同的选择却带来了不好的结果，这就是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应试教育要“增负”，素质教育要“减负”，中国的基础教育 “减负”与“增负”的博弈一直不停地在上演，而且愈演愈烈。

【关键词】基础教育； 减负； 增负； 博弈长期以来，家长和老师一直纠结于是该“减负”还是该“增负”，经常是“减”了又“增”，“增”了又“减”。可目前纵观全国的基础教育，仍然是在“增负”，只是“增”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减负”与“增负”的博弈一直不停地在上演，而且愈演愈烈。

应试教育的弊端为社会公认，要求“减负”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同呼声，教育主管部门也出台多项政策，为学生“减负”，但学校和学生家长却反其道而行之，使“减负”成为一纸空文，为何收效甚微呢？因为全社会都陷入了“囚徒困境”［2］之中，以学生家长为例：每个学生家长都要求孩子得到高分，要想得到高分就要比别人下更大的力气，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这样做会让孩子不能全面发展，身心都会受到损害，学生家长为什么还要这样呢，因为有一个应试教育的制度规定着，没有分数上不了大学，没有高分上不了好大学。在这个规定下，学生家长都想，如果别的孩子下功夫，我的孩子也下功夫也许会上一般的大学，但不下功夫一定考不上大学；如果别的孩子不下功夫，我的孩子下功夫会上好的大学，说不定能考上北大清华。看来，还是让孩子下功夫学习合算，学生的家长都这么想，于是，“囚徒困境”就形成了。同样，学校之间也是这样，如果大家都在下功夫，个别学校“减负”一定会带来学生分数的下降，升学率降低，学校的名利都要遭受很大损失，会“死得很惨”。可以说“减负”是不现实的，“增负”才是稳定的均衡。教育的博弈结构决定利益的分配，获得高分可以进入好的初中、高中，可以考入好的大学，学生的升学率意味着学校和教师名利双收，可见大家都成了“囚徒困境”中的“囚徒”了。

我国的应试教育有错吗？近年来，在西方有很多国家都在学习与深入研究我国的教育方法。其中有一百多个国家的学生来中国留学，学习中国五千年文化知识。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过一份《学习—内在的财富》［3］研究报告，提出了未来教育的四个支柱：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还提出了终身学习和学会学习的目标。因此，我国的应试教育教学方法是；学习学习再学习、认知认知再认知的理念，完全符合文化知识学习思维。在现代学习知识强烈竟争的社会环境中，减负与放松是不可能的，“增负” 才是现实，也是与时俱进的。我始终认为：最根本的问题出在我们教师的观念上，因为教育方法过于陈旧和单一，没有创新意识。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的教育一直都在改革：教学大纲改革、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改革，但最终还是没有把学生的绩效改进。社会在发展、知识在进步，但我国的教育机制和方法还过于传统，没有做到与时俱进的创新型教育机制，无法跟随知识进步的创新型速度。新的知识以一定的速度在成倍增长，旧的知识老化的周期也正在日益缩短。在这社会趋势与传统的教育思想、学习方法、思维模式和教育管理制度就自然会产生尖锐的矛盾。其主要表现在：1、学生的接受知识的能力与增长的知识之间的矛盾。2、学生的有限的学习年限与知识老化之间的矛盾。

教育机制改革要从教育基点入手，教育基点需要战略性转移，是建立在对学习概念的全新理解的基础上。我们将彻底改革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已经习以为常、旧的、传统的教育观念和教学与学习方式，创造出一种在真正意义上尊重事实、与时俱进的主体性、激发人的创造性、相信并注意开发人的潜力、便于人与人交际与合作的崭新的教育观念和教学与学习方式。对于我国教育工作者来讲，教育改革要从自我做起，自己首先要学会“终身学习” 才能懂得“终身教育”［4］ ，终身教育理念要求各级学校教师；应将自己的教育任务与观念置于“终身发展” 的大背景下来考虑和定位。每一阶段、每一学期、每一天的教育都不能欠账，都要为终身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早在两千年之前，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就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5］ 。孔子还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时习之、芜行之”［6］ 。孔子还有一句名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7］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要深入理解古文化的意义来结合自身的教育思想，人的思维潜能是无限的，挖掘与开发出自身的潜力，才能有助于开发学生的思维潜能。

“增负” 是在拓展知识面，不要误认为是一种精神负担，王夫子提出“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则思愈远，思有助于学，而思之困则学之勤” 。没有学习压力就不能拓展知识面，反而有碍于潜力的发挥，不进行潜能的思考，就无法深入理解学习问题，多学习能促进思考，思考有助于学习，这就是“学与思” 的辩证法。我国最早的一本教育专作《学记》中提到：“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8］ 。我们教育老师要深刻领悟其中意义，通过教学过程中的调节与反馈，才会真正发现自己的教学质量不高，懂得自己的知识不够督促自己加紧学习，懂得自己不够才会鞭策自己去努力进修。

2003年同志在党的十六大上郑重提出：应该把“学习型社会” 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和重要的文化目标、文化特征，全民应该高度重视“学习型社会” 这个重要战略目标，每一个人应该自觉树立“学习型社会” 这个重要的战略观念。因此，教育目标的任务自然就落到学校教育的肩上。人类走过了自然经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后，迎来了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在自然经济和农业经济时代里，主要是社会群体保证强壮体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劳动创造了人。进入工业经济年代以后，现代化的机器运用于生产过程，体力得不到充分发挥。今天我们生活在知识经济年代，今天的学习绝不仅仅是单单掌握知识的学习。二十一世纪是信息经济时代，知识的更新已经到了日新月异的地位，单知识的学习已经不能满足当代时代进步的要求了，未来的学习要是一种对学习思维、学习方法、学习策略的学习，要实现的是一种终身学习理念。参考文献

［1］ 博弈，词语解释是局戏、围棋、。现代数学中有博弈论，亦名“对策论”、“赛局理论”，属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 表示在多决策主体之间行为具有相互作用时，各主体根据所掌握信息及对自身能力的认知，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的一种行为理论。目前在生物学、经济学、国际关系、计算机科学、政治学、军事战略和其他很多学科都有广泛的应用。博弈论主要研究公式化了的激励结构间的相互作用。是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数学理论和方法。也是运筹学的一个重要学科。图书《博弈》介绍了博弈的发展。

［2］ 曼昆．经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

［3］ 1996．4．1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正式提交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马约尔的报告．学习—内在的财富 (Learning the Treasure within)［EB/OL］．/show/tougao/2002/e-learning-fenxi.htm,2011-11-18．

［4］ 周友秀．论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J］．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1）：120～122．

［5］ ［6］ ［7］孔子．论语［M］．

功夫不负有心人的观点篇5

已经争论了20年的林毅夫与张维迎，均是中国一流的经济学家，同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创始教授，多年来是对手也是同事。

1952年生的林毅夫和1959年生的张维迎，他们此番关于产业政策旷日持久的争论，不仅是双方为自己坚持的立场辩解正名，更是一场关乎市场与政府命题的大讨论，是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问题。

从1995年至今数度交手

在此次公开辩论之前，林毅夫和张维迎曾就学术观点数度交手。

1995年，林毅夫、张维迎就国有企业改革方向问题发生争论，被外界称为“北大交火事件”。张维迎的论述从现代企业理论出发，强调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称安排的重要性。国企改革的出路是民营化，将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变成债权、非国有资本变成股权。林毅夫认为国有企业私有化后，所有者利用政策性负担为借口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效率会更低。国企的主要问题是承担了太多的社会负担和政策负担，改革的起点应在于剥离战略性政策负担和社会性政策负担，以硬化预算约束，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2004年9月，林毅夫、张维迎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办十周年活动上就中国经济发展预期发表截然相反的观点。林毅夫认为，只要沿着当前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经济再增长二三十年没问题，到2030年经济总体规模一定赶超美国。张维迎则担心在未来的20年里，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将发生根本性转变，这将会使中国企业面临很大的挑战。如果企业制度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非常令人担忧。

2014年7月，林毅夫、张维迎在复旦大学举办的杨小凯逝世10周年追思会上就“政府定位与后发优势”展开争论。林毅夫与杨小凯有过著名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张维迎认为，没有国家和政府参与，市场或变得更好，政府再不退出市场，后发优势就要转变为后发劣势了。林毅夫则认为，后发国家需要政府发现和扶持企业的比较优势，不然就是无效市场。一个月后，林毅夫发文阐释观点，指出他和张维迎乃至国内多数经济学家的差异在于：应该回到亚当・斯密的观点还是回到斯密的研究方法。

此后在2014年11月14日北京大学国发院举办的《中国的奇迹》出版20周年研讨会上，林张二人又围绕着国企改革、产业政策、政府在市场中的角色等问题展开激辩。林毅夫认为，如果没有“绝大多数的正确”，中国不可能持续35年保持每年平均9.8%的增长，也不可能成为现在唯一快速发展的新兴大国，并且没有发生经济危机。张维迎认为，如果研究上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会发现所有事情都离不开国家，但这不能证明没有国家参与，经济发展就不可能。政府要做的就是创造自由、法治的环境及对产权制度的保证。

2016年8月21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研讨会上，林毅夫发表主题演讲，他表示，“尚未见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和保持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8月25日，张维迎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西安峰会上发表演讲“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针锋相对地提出，“产业政策不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 9月13日，林毅夫发表观点鲜明的反对文章。之后，张维迎和林毅夫又分别在多个场合一再阐述各自观点。10月15日，林毅夫在《求是》刊文《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是行不通的》，此轮争论暂告一段落。

林张之争背后的深层问题

此次林毅夫、张维迎激辩产业政策，双方围绕什么是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是否应该存在、该不该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买单、怎样利用比较优势等方面展开交锋。这其实不只是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更深层次地来看，背后是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

在此次现场辩论过程中，张维迎就曾表示，“我和林毅夫对产业政策的分歧，其实是有关市场理论的两个不同范式的分歧”，张维迎说，“林毅夫信奉‘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我信奉‘米塞斯-哈耶克范式’。新古典经济学需要作出非常强但不现实的假设，当这些假设不满足时就出现了所谓‘市场失灵’，包括外部性导致的失灵、不完全竞争导致的失灵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失灵。”对此，张维迎的观点是，这些理论所说的“市场失灵”，其实是市场理论的失灵，不是市场本身失灵，他认为米塞斯-哈耶克发展的市场理论是更好的分析范式。“市场是人类自愿合作的制度，市场竞争是使人们发现和创造新的交易机会、合作机会的过程。”

其实，林毅夫和张维迎都拥有海外教育背景，林毅夫在美国留学期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的学生，而舒尔茨的研究领域是农业经济和人力资本。张维迎早年在英国师从研究企业理论和博弈论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后来他对米塞斯、哈耶克等经济学家的学说十分推崇，他也曾公开表示受杨小凯影响很大。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已经38年，中国的发展一直得益于改革的红利。在当前面对发展中的各种困境时，中国更是要向改革要红利。

以杨小凯、张维迎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取得的经济增长源于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替代，政府应该进一步退出市场、废除管制，要做的就是创造自由、法治的环境及对产权制度的保证。张维迎甚至表示，“凡是协调失灵严重的市场，一定是企业家受到了体制和政策的打压。凡是政府能看到的，自由市场的企业家早就看清楚了；凡是企业家没有看清楚的，政府更看不清楚。”

林毅夫则认为，中国的成功在于抓住了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机遇，因此讨论的重点不应该是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政府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政府协调，有可能失败，但是没有政府协调更失败。他还曾公开表示，政府在其中的做法“95%是正确的”。

如今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正处于爬坡转型的关键时期，原有增长模式遭遇挑战，传统动能作用减弱，新动能还不够强大。而现有产业政策也确实存在不足地方。产业政策之争，与其说是两方各持己见，不如说是对今后经济发展之路的不同思考。

功夫不负有心人的观点篇6

幼儿时期的后遗症

从表现看，抱怨玩的是嘴上功夫；从心理的发展阶段来看，过度使用嘴都是心理发展处于比较原始阶段的表现。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极不成熟。神经性贪食症和厌食症，也都是这类问题的疾病表现形式。抱怨虽然还不是疾病，但离疾病也不太远了。

人一出生，别的“功夫”基本没有，“嘴上功夫”就已经很完备了。天生会吃，是老天给人类的礼物之一。如果心理发展不受阻碍，婴儿会慢慢地练就其他功夫，如手握画笔表达情感等，嘴上的功夫就不再显得那么突出。但是，如果心理发展受阻，比如母亲照顾不周或者照顾“过周”，心理发展就会部分停滞在“嘴上功夫”的阶段，抱怨就是这样来的。

抱怨的目的是为了缓解内心的焦虑。注意观察婴儿就会发现，他们在体验到焦虑、恐惧等负面情感时，会立即不自觉地把妈妈的或者自己的手指放到嘴巴里，一放进去，情绪马上就变好了。抱怨者运动嘴部相关肌肉，实际上也是为了取得吸吮或者指头的镇静解烦的效果。

最具恶性的情绪

从关系角度看，抱怨者是在人格上把自己置于低人一等的境地。在他或者她的想象中，认定有一个高于自己很多的人在安排着与自己有关的一切人和事，但却安排得不好。既然自己低人一等，位置低、力量弱，那就不能用多少有点居高临下的方式如操纵、指责或者辱骂表达攻击，而只能够用小媳妇似的抱怨了。

在所有外露的情绪中，抱怨最具有恶性的特点，而且它的恶性是双重的。第一重针对他人或者环境，它几乎可以给周围的一切染上悲观的、令人厌恶的色彩，并且能够传染给那些本来没那么多抱怨的人。第二重恶性是针对抱怨者自己的，正在抱怨着的人，实际上也是一个正在将自己最弱、最丑的一面示人的人，说他在当中虽然有些恶毒，但却有比恶毒更多的事实。

面对抱怨者

功夫不负有心人的观点篇7

[论文摘要]：探讨婚姻质量的研究现状。方法　在中国期刊网，利用文献检索法复习了近年24篇研究论文，进行归纳分析，从不同侧面探讨婚姻质量与家庭关系。结果①婚姻质量的测量工具较多；②社会阶层较高者、婚前感情基础较好、婚后一致性又较强的夫妻婚姻质量相对较高；婚龄与婚姻质量呈“U”字形曲线相关；③感情生活满意度与年龄变量呈负相关；④结婚年数和婚姻满意度之间其实是一种负相关关系；⑤夫妻共同参与休闲活动有助于增加婚姻的满意度；⑥婚姻质量越高，婴儿发育越好。结论影响婚姻质量的因素较多，如社会地位、文化程度、婚龄、夫妻休闲活动等。

1929年。美国社会学者Hamilton在《婚姻研究》一书中，第一次对婚姻调适进行了实际的度量与估计。1973年，Klein提议用婚姻质量取代婚姻调适概念。婚姻质量研究进入最为活跃的学术时期。中国学者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涉及这个问题的。中外学者分别从社会学、临床心理及女权主义等理论视野对婚姻质量的定义、度量、影响因素以及与婚姻稳定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1　婚姻质量的概念

国外对婚姻质量的研究主要分为个人感觉(inpidualfeelings)学派和婚姻调适学派。个人感觉学派认为，婚姻质量是一个主观概念，它主要表示已婚者对自己婚姻的感性认知和体会，指当事人对配偶及婚姻关系的态度和看法。因此，每对夫妇的婚姻质量就是他们关于自己婚姻的幸福和满意程度，婚姻质量也就是当事人对婚姻的主观感知质量(Satisfac-tion Quality)。相反，调适学派则强调婚姻质量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夫妻之间关系的结构特征或这种特征的具体存在和统计表现。因此，已婚者对婚姻关系的调适性质、方式、频率和效果构成了婚姻质量的基本理论内涵，婚姻质量应该是婚姻关系的客观调适质量。

西方学者对婚姻质量的定义，至少有两点是可取的。第一，他们指出了理解婚姻质量概念的主客观双重尺度，即主观感知和客观描述，既强调了夫妻双方对婚姻主观感受在婚姻质量中的重要性.又为婚姻质量的具体度量留下了一定的空间；第二，他们从概念上把婚姻质量与婚姻调适及婚姻满意、幸福、成功和稳定等区别开来，研究了婚姻质量可能的影响因素，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卢淑华、文国峰把婚姻质量定义为与社会发展相一致条件下的人们对自身婚姻的主观感受和总体评价，倾向于对婚姻质量进行了主观方面的理解和评价。沙吉才等把婚姻质量表述为“夫妻间的各种关系的和谐程度，包括夫妻关系的矛盾，矛盾表现形式已解决方式等”。徐安琪等人则把婚姻质量定义为夫妻的情感生活、物质生活、余暇生活、性生活、夫妻双方的凝聚力在某一时期的综合状况。它以当事人的主观评价为尺度，并以夫妻调适的方式和结果的客观事实来描述。高质量的婚姻表现为当事人对配偶及其相互关系的高满意度，具有充分的感情和性的交流，夫妻冲突少及无离异意向。

2　婚姻质量的测量

从1929年Hamilton进行婚姻调适测试开始，大约有几十个方案被提出并应用于实际研究(Hamilton.1929 Spanier，1976 Sabatelli，1988)。对婚姻质量的测量研究有如下几个特点：①先分别进行主客观婚姻质量测量，后实施主客观综合度量，而且以客观测量居多；②使用的指标数目参差不一，多的包括280个项目(Snyder，1979)，而许多研究又仅用满意度或幸福感一项指标；③一般都以被调查者回答的结果作为资料来源；④大部分都作了可信度和准确性的检验。在这些度量方案中，有Olson婚姻质量问卷(ENRICH)、Locke的婚姻词适测验简称MAT和Waring的婚姻自我表述问卷等。这些婚姻质量的测量尝试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同时也明显地存在一些弊病。首先，许多测量过程事先并没有进行慎重的理论思考。也没有对婚姻质量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加以明确界定。使用多少指标和使用什么指标都带有较大的随意性，甚至只以人口调查中仅有的个别指标为度量依据。第二，不少研究对婚姻质量究竟含有哪些侧面及各侧面之间的关系关心不够，且常把婚姻质量的某些侧面和反映这些侧面的指标放在同一层次上分析。第三，一些研究热衷于为婚姻质量估计一个单一的刻度，忽视了婚姻质量测量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即婚姻质量的不同侧面可能与相同的决定因素有性质各异或强度有别的关系。

国内对婚姻质量研究始多数是用国外的评估工具，而由于文化、国情等的差异，国外的评估工具是否能真实地评价中国人的婚姻质量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于是少数人开始自编的中国人的婚姻质量问卷。

徐安琪等人设计的“婚姻质量多维组合量表”是一个包括6个子量表30多个具体指标在内的完整框架。它是一个由几十个主客观指标有机合成的全面、多元的评估体系；以当事人对婚姻感受的主观评价为主要尺度，并把夫妻调适的客观事实和结果列入指标体系，来对主观评价的缺陷作些补正，同时把物质、余暇生活满意度纳入考察，又根据我国国情在性生活质量指标中增设了多项具体事实和客观结果变量。因素分析结果表明，31个具体指标有规律地聚类复合成“夫妻关系满意度”、“物质生活满意度”、“性生活质量”、“婚姻生活情趣”、“双方内聚力”和“夫妻调适结果”6个侧面，既证实婚姻质量具有多元、丰富、复杂的内涵，也表明所设计的多维组合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程灶火等人则根据Jaekson五步法原则，借鉴国外婚姻质量问卷结构和在婚姻咨询中的经验，确定10个与婚姻质量有关的维度，共计90个条目编制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Chinese Marital Quality Inventory，简称CMQI)。

李思亮(2001)以JWEB模式为主要依据，并参考国内外相关量表以夫妻互动、婚姻幸福、夫妻争执、冲突策略、离异倾向等5个面向来测量婚姻质量。

3　婚姻质量的影响因素

西方关于婚姻质量影响因素的理论解释框架可分为两大类；一是通过对其他影响因素的统计控制来揭示和估计所感兴趣的决定因素对婚姻质量的影响性质和强度；二是建立庞大的理论架构来确定婚姻质量的所有决定因素以及这些因素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对婚姻质量施加影响。

3.1　综合模型　婚姻关系影响因素的综合模型是70年代后期由格林和刘易斯(Lewis and Spanier，1979)等学者提出来的。该研究的学术目标是在一定的理论思考和推敲的基础上把更多的影响因素吸收到模型中来，以提高整个模型对婚姻质量的解释能力，或从更多的角度透视婚姻质量差别的主要原因；同时，通过对各自变量影响强度的相互比较，确定与婚姻质量关系最密切的变量。主要有Glenn的婚姻幸福感多元分析模型和理论界造成极大影响的关于婚姻质量的三段理论架构(and Spanier，1979)。他们认为影响婚姻质量的3个直接因素分别是当事人的社会及个人资源、对生活方式的满意度以及来自夫妻互动中的收获。这3个因素都和婚姻质量呈正相关，即当事人的社会及个人资源越丰富，对生活方式的满意度越高，以及来自夫妻活动过程的收益越大，其婚姻质量也越高。综合模型的出现和发展不仅加深了对婚姻质量时期变化和试点差异的理论认识，而且还推动了一些先进的统计分析方法在婚姻研究领域中的应用，使婚姻质量研究逐步呈现出理论与方法论的良性互动。

卢淑华、文国峰从婚姻取向、性别观念、家庭权利形态等方面对婚姻质量进行多维度、综合性的研究，其中婚姻倾向包括情感性因素、共同性因素、物质性因素；性别观念包括现代性别观念和传统概念；家庭权力心态包括家庭检测分配和家庭劳动分工。便能够更准确地估算所研究的决定因素对婚姻质量的净影响。中国学者徐安琪、叶文振(1996)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建立婚姻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并采用“多维模型”和“综合模型”相结合、分别构建城乡理论模型以及对家庭生命周期的阶段划分采取年龄和婚姻延续年数相结合的方法，从整体上把握各变量对婚姻质量总水平所起的作用，清晰明了地揭示各影响因素与婚姻质量的关系。回归分析结果证实：社会阶层较高者、婚前感情基础较好、婚后一致性又较强的夫妻婚姻质量相对较高；结婚年数与婚姻质量呈“U”字形曲线相关；固守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的夫妻婚姻质量相对较低；现代、开化的性意识和性互动模式诸如对性生活重要性的认同、在性活动中较主动(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均对婚姻质量具有正效应；夫妻元独立居室与婚姻质量呈负相关；谁承担家务较多则与婚姻质量无显著相关等等。易国松则发现影响城市婚姻质量的主要因素是配偶理解程度，其次是家庭关系和夫妻是否为用钱闹不和。

婚姻质量的综合模型的优点是该系统梳理了众多的文献资料，在拓宽理论视野的同时，把大家的学术关注集中到若干个重要影响因素上来，它不仅加深了对婚姻质量时期变化和试点差异的理论认识，而且还推动了一些先进的统计分析方法在婚姻研究领域中的应用，使婚姻质量时期变化和研究逐步呈现出理论与方法论的良性互动。但是它也有许多明显的缺陷。首先，初始变量的选用缺乏实证支持，仅凭主观归类和符合难以排除某些变量的交叉重叠，以及个别项目分类组合的不合理性，进而影响模型的科学性。第二，该模型混淆了婚姻质量测量指标和影响因素之间的区别。尽管婚姻综合模型罗列了许多重要的影响因素，但并没有成功地揭示这些变量怎样对婚姻质量产生影响。

3.2　时间对婚姻质量的影响 主要包括对家庭周期、结婚年数和年龄的研究。上世纪60年代兴起的家庭周期影响的研究以时间为变量。考查婚后不同时间段对婚姻质量的影响。Rollins和Cannon等经过大量研究表明，婚姻满意度的周期变动呈U型状态，即结婚后未育的年轻夫妻的婚姻满意度较高，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开始下降直至孩子离家，然后，在身边无孩阶段又开始上升。

Johnson分别从丈夫和妻子的两个样本观察婚姻幸福感和结婚年数的关系，表明随结婚年数增长而延伸出来的曲线并不呈现规则的U型，甚至从总体来看，妻子的婚姻满意度并不和结婚年数有太显著的相关。不过，在不同的结婚年数中，夫妻婚姻质量最低点都落在结婚后12～15年间。60年代中期一项研究在控制了教育、结婚年龄和性别以及孩子的数量以后，发现结婚年数和婚姻满意度之间其实是一种负相关关系，即随着夫妻生活的时间推延，其婚姻满意度呈下降趋势。有研究考察结婚年数对婚姻质量的影响。Vaillant研究发现，当用夫妻各自年龄或者家庭生命周期取代结婚年数分析时，以上的婚姻幸福感U字型模式依然保持不变。

年龄对大多数夫妻关系满意度指标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力不是很显著。而且各变量的年龄变化趋势大多不是线型和有规律的。其中仅“感情生活满意度”与年龄变量呈负相关。Kirkpatrick and Cotton研究表明，不论是夫妻的绝对年龄还是相对年龄(年龄差距)都不对婚姻调适产生显著影响。从总体上讲，年龄的研究对象对夫妻的自我评价未呈现明显差异。

3.3　工作对婚姻质量的影响 主要集中在分析妻子就业状况对婚姻满意度的实际影响，包括工作或不工作，全职工作和非全职工作的比较，探讨被访者对妻子户外就业的态度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其的户外工作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还是经济的需要，以及妻子个人的就业选择是否是得到丈夫的尊重和认同，还有论证妻子就业和婚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是否意味夫妻的个人社会经济背景不同而有所区别。Frone M，Russell等人发现，长期的工作家庭冲突预示着绝望、抑郁、更差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压力增加等。同样，工作家庭冲突还会对人们的工作满意感、组织承诺及工作生活质量等带来消极影响。若这些状况得不到有效的缓解和释放，会导致医护人员心理健康长期失衡、健康状况不佳、精神功能效率减退，进而影响工作质量，产生一定职业倦怠的问题；与家人，朋友、社会间的关系出现复杂化，造成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影响生活质量，进而降低了生活满意度。

3.4　社会角色对婚姻质量的影响 Luckey认为夫妻在角色界定和理解上的一致性以及角色的主观期望和角色的实际执行之间的一致性都使婚姻更加幸福和美满，而且婚姻高满意度更加幸福和美满，而且婚姻高满意度更取决于男性的角色表现，男性的工具性角色功能在婚姻幸福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角色理解一致性方面，当丈夫和妻子像他所要求或期望的那样，则双方都体会到较高的婚姻幸福感。婚姻幸福还和丈夫的自我印象与他对父亲印象的一致性、丈夫与妻子心目中父亲印象的一致性呈正相关；丈夫和妻子对性别角色理解不一致并不降低婚姻质量，但如果丈夫的性别态度较传统保守而妻子却偏向现代，那么其婚姻则呈低质化。

在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夫妻相比，生活在同一社会阶层里的配偶拥有更和谐的婚姻关系；社会阶层的向上阶层的向上移动有利于改善婚姻质量，相反，社会阶层的下移则给婚姻关系带来更为严重的负面影响；父母亲的社会阶层水平及其差距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但可能通过子女社会经济地位的形成间接地对子女的婚姻质量产生作用。

3.5　休闲方式与质量对婚姻质量的影响 不少研究者发现，夫妻共同参与休闲活动有助于增加婚姻的满意度；而独自休闲方式则和婚姻满意度呈负相关。缺乏高水平的休闲和互动，即使是夫妻共同参与休闲也未必对婚姻满意度具有积极意义，甚至还可能降低婚姻满意度。另外婚姻延续时间并不改变休闲生活与婚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最后，休闲活动会缓解妻子过于沉重的生活压力，进而改进婚姻关系的质量，但这种作用对丈夫不产生影响。

4　不同群体婚姻质量状况

国内外学者对不同的群体进行婚姻质量的研究。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亲密度与精神症状呈显著负相关。患者的阴性症状对婚姻质量的评价产生严重影响，阳性症状仅与男性患者的婚姻评价有关，与女性患者的婚姻评价相关性不明显。Ying调查美国旧金山华裔美国人的婚姻质量发现：华裔美国人一般都比较满意自己的婚姻状况。总体婚姻质量较高，并对于婚姻不同侧面的满意度都高。徐安琪等人对婚姻质量的6个侧面进行排序分等的结果表明，“夫妻关系满意”、“性生活质量”、“夫妻内聚力”、“夫妻调适结果”可评定为中质量，而“物质生活满意度”、“婚姻生活情趣”为低质量，其中“夫妻平等”、“相互信任”和“双方和谐”的得分较高。

国内学者还研究了其他人群，包括：451名教师婚姻幸福度调查分析；241例护士及家属婚姻满意度调查；飞行员婚姻满意度多因素研究.；热带海域某部守礁军人婚姻质量调查；高校教师与服务业员工婚姻质量比较；电力工人婚姻幸福度与生活满意度调查；烟草工人婚姻幸福度与生活满意度的词查结果；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婚姻质量Olson测查；83例复发性念珠菌性阴道炎患者心理状况及婚姻质量调查；神经症患者的性行为及婚姻质量分析；原发性男性木育症夫妻婚姻质量初探等。

5　婚姻质量对家庭成员的影响

离婚是婚姻质量差导致的结果之一，与一直在完整的家庭里长大的成年人相比，孩提时期经历过父母离婚者的教育背景较差，收入水平较低。他们对出生家庭更多地持负面态度，并对离婚更加宽容，或产生不结婚的意识这些孩子还有更大的可能在婚外生育孩子，此外，性行为提前、有更多的性伙伴或婚前同居以及中断学业等非传统行为更多地出现在父母离婚的成年孩子身上。一项对美国孩子的全国抽样调查中，1147个1965～1970年出生或18～22岁年轻人的追踪资料证实了父母离婚的影响不是暂时的，即使到了一二十年以后，对孩子仍有消极作用，它表现为与父母之间的代际关系不佳、较高概率的行为问题、高中逃学以及有更多的人接受心理方面的帮助。

功夫不负有心人的观点篇8

党性是一个政党固有的本质特性，体现了该政党的阶级基础、理想信念和根本宗旨，是一个政党生命所系、力量源泉所在，也反映了一个党员的政治素质，展示了一个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和政治本色。加强党性修养，无论对于每一位党员个人成为“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还是对于我们党永葆党的性质、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都具有重大意义。总书记关于党性修养的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每一位党员不断加强自身党性修养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提出了要求。通过系统学习，结合个人感悟，我认为要按照总书记提出的党性修养五个方面的内涵，扎扎实实重点下足五个方面的功夫，不断加强和提升自身党性修养。

一是加强理论修养，重点在学懂弄通系统上下功夫。

毛泽东同志说过，“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理论是我们思想的基石，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如果缺乏理论思维，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也是难以不断前进的。

加强理论修养，我们应该重点学懂弄通系统上下功夫。在学习理论上，我们需要舍得花精力，全面系统学。这次党校给我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平台和学习机会，是一次非常难得的系统学习机会，有老师辅导、领导报告、同学交流、现场体验，我们要十分珍惜这样的机会，不浪费每一分钟，重点加强理论学习，认认真真上好每一堂课，扎扎实实完成每一项业，仔仔细细思考每一个问题，真正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懂弄通。

二是加强政治修养，重点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

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所以党员干部只有拥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才能真正做到政治过硬、立场坚定。

加强政治修养，我们应该重点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位共产党员必须要牢固树立起远大的理想和追求，知行合一，正真做到入党誓词中所说的对党忠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时刻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某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三是加强道德修养，重点在不断自我改造上下功夫。

德才兼备是正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无德无才是废品,有才无德是危险品。总书记将道德修养放在了党性修养论述的第三点，充分体现总书记对党员干部道德修养的重视，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使用干部要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首要要求。

加强道德修养，我们应该重点在不断自我改造上下功夫。道德水平不是与生俱来的，有一个提升的过程，关键在于不断地自我改造，自我革新，努力做到“每日三省吾身”，自觉弘扬和传承中华名族传统美德，不断检讨自己，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不断内省，在实践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英雄楷模学习，让自己德道的思想水平不断提升。

四是加强纪律修养，重点在强化组织观念上下功夫。

党的纪律是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总书记指出：“要强化组织观念，加强纪律修养。党员干部要始终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遵守组织纪律。要服从党的领导，维护党的权威，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做到守纪律、讲规矩。

”

加强纪律修养，我们应该重点在强化组织观念上下功夫。组织观念的强化是需要一定的组织形式来保障的，就像军队需要通过点名、会操、阅兵、内务等等组织形式来不断强化组织观念，保障和提升部队战斗力一样，这就要求我们要时刻把自己置于组织的管理之中，自觉接受组织的监督管理和教育，通过严格遵守各种党内生活制度，让自己真正成为组织的人，听党的话，跟党走。

五是加强作风修养，重点在日常点滴养成上下功夫。

好的作风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具备的，生活工作的细节反应了一个人的作风，这是需要经过长期的养成才能够变成自己行为的自觉而真正实现的。作风过不过硬最能够真实和直接反映一名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也是最直接呈现在人民群众面前优秀共产党员的精神风貌。

我们加强作风修养，重点在日常点滴养成上下功夫。要从小事做起，从细微之处做起，就像周恩来同志在《我的修养要则》中那样从日常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为自己订下守则、要则；就要像“三严三实”、“八项规定”要求的那样从自己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严格做起；就要像总书记那样率先垂范、深入基层一线，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境界去践行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