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23 01:47:21
随着信息全球化及各种外史等书籍涌入我国，使我们更多、更深地了解了外部世界、了解了外部世界的历史观、文明观、及人类起源等种种学说。
笔者发现，由于种种原因，外部世界未能全面、深入地了解黄河河谷与黄土高原，以及由此产生的黄河文明。我们也未能就黄河文明与外部世界进行深入、广泛地交流与研究，等等原因导致了外国学者撰写的史书忽视或遗漏了人类最主要、最重要的一部分，造成全球历史文明观的片面性、人类历史的失实性、人类起源的多样性。
现在，外国史书，特别是西方的人类起源论、文明观、传播观已作为大学教材以全球史的面目出现在我国，并占据了一定的市场。而我们的史书，除采用传统的理论与观点外，更多地是照搬外史观点，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全新的、科学的、站在全球高度的人类起源论，人类文明起源及传播观。
因而没有各种文明参与讨论的史书，是不准确的史书。
每种文明都是全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而黄河文明的古老性、连续性、广泛性且黄种人占全人类的大多数，足以说明黄河文明的重要性，但我们的史书一直沿用外国人的观点。
如达尔文的人是由古猿演变而来的观点，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思想，而我们没有全新的理念推证人类进化，我们也很少怀疑人类的直系先祖是古猿。古猿真是人的直系先祖吗？
现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编著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定论全人类最早出现文明之光的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最早的文明是苏美尔人创造的两河文明。人类文明由此向全球四面八方传播。现斯氏的史书已作为中国大学的教材，我们能相信这种文明起源与传播观吗？人类文明之火真的就是苏美尔人点燃的吗？其文明何以产生？苏美尔人从何而来，又到何方去？没有答案。
如今，全球范围内又提出现代人类起源地在东非，这种以化古或基因的推证观点正确吗？古人类历史以新旧石器和铜器为标准划分科学吗？
而上述这一切，很难听到黄种人的声音，很少有黄河文明的参与，没有全人类大多数人及黄河文明为依据，现编的史书科学吗？客观、公正吗？因此我们有必要结合中外一切考古发现及现有的一切科学知识，深入研究人类历史，论证人类起源。
二、现人类起源学说不足之处与起源地必具条件
人类起源有二层含义。一个是人类的起源，指的是从古猿怎么演变成人或者是人是何种动物演变而成的问题。是从猿到人或猿是否是人的先祖之问题，这在时间上要久远的多。另一个是现代人的起源，指的是现地球上黄、白、黑、棕四色种人是何处、如何起源的。也就是说早期人类是如何演变成现代人的问题。这一段虽是整个人类进化中离现代最近的、局部的一个阶段，但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只有弄清现代人类的起源才有利于弄清整个人类的起源，因此，应首先论证现代人的起源，然后再推证人类的起源。
关于现代人的起源，有二种理论。一种是“同源论”，另一种是“多源论”。同源论认为现代各色人种均为同一先祖，是人类早期智人，从某一地区起源，渐渐渗入世界各地。多源论认为现黄、白、黑、棕四色人种是由当地的早期智人以至猿人演变而来的。
持同源论观点的学者根据古化石及人类基因推测，现人类起源于东非，但各自理据不足。
如考古发现的化石中缺少古猿与南猿之间400万年化石证据及南猿与猿人之间20万年化石证据。因而无法证明达尔文提出的人是由古猿——南猿——猿人——人类的演变过程，即证据链缺少关键必要的环节。用片面的、单一的某地区化石的古老性寻找人类起源地，违背了人类是迁徙动物，有四处游走之规律，因而让人难以信服。另外，一旦证实人非猿而变，那么再多的古猿化石就不再是人类起源的主要证据。再多的古猿化石若非现代人的直系先祖化石，也就不能做为现代人类起源的证据，所以，用化石推断人类起源是片面的，由于用古猿化石推证前提的不确定性，一些推论往往是徒劳的。因而化石可做为人类起源的证据之一，而非唯一。
用基因推测人类起源，亦可做为证据之一，但不能是唯一。因为同一先祖，其后代在若干万年后不同分支在同一时期内的遗传基因差异甚大，进化慢的（即生育繁衍周期长的）其基因虽更相似先祖，但环境产生的基因变异往往也会影响判断的正确性，更不能以现存的进化慢的基因视为各色人种共同先祖的基因，也不能将进化慢的地区定为人类起源地。再说进化慢的人类也存在着迁移规律。按哺乳动物迁徙规律，常常是最落后的类型被排斥散布在中心之外，而最强盛的类型则留在发源地或附近继续发展。基因判断法与此规律相悖，因而其推证也难让人信服。
多源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不符合同类同宗的规律，只要是同类，归根结缔是同一先祖，四色人种无论从哪一方面推证都是人类，是一类必定是同一源头，差异只是进化的结果，其本质是一样的。
基于人类同源论，四色人种先祖在全球范围内，应曾有一个生存发展，生育繁衍后代的共同区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人类的发源地——人类最古最大最好的家。三者缺一不可，比如，石器时代人类几百人或上千人群，彼此在相距较远的热带或温带草原、河边，狩猎、游牧游走不定，人类文明难以产生。即使有一处可容纳近百人的人类曾经生活过的自然山洞，后来种种原因被废弃，即使考古年代十分遥远（如上百万年），仍不能视为人类的起源地。人类起源地必须同时符合最大、最好、最古并具有产生人类早期文明的物质环境，且要有相关的综合证据佐证此区域为人类文明源头（人工取火与铜器的产生地），同时这个区域必须具备家的特性，即有人类不断繁殖物质条件。源地的人口在石器时代至少保证在三百万左右。最古时间应定在新旧石器时代即20万年前后。最大面积应在50万平方公里以上，且周边生态环境、交通条件较好。最好应定为有良好的居住环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可产生文明、传播文明的优良的地理、气候条件，且此区域一直是人类居住地，文明的产生地，即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中途成为荒漠、荒原的、或文明从未产生、或很迟产生，或外来传播产生、或中途中断的等。都难以认定是人类地起源地或人类文明的源头。
三、划分新旧石器人类历史还应参考的几个标准：
划分人类历史以石器为标准是最次、最小、最片面的标准。即是以考古发现的石器为标准，而考古未被发现的木器、土窑洞等，这些远古时代的确存在，现无论从各方面推证是客观事实的，却视而不见。这也是导致人类起源论、文明观混乱、片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是否深入地想过，在石器时代人类“穴居”的年代，人类居住的山洞，有几个是人工挖凿的，天然石洞有多少有多大可容纳众多的人类居住，石洞是否在水源附近。严格的说，人类是伴着木器进化而来的，进一步说，没有木器就没有人类的进化，人类的文明，无论是保存火种、人工取火、狩猎、建房、取暖、熟食，以至建造金字塔，无一不与木器有关。而木器的可燃性，易毁性，使人类历史学家忽视了它的存在，等等。所以，划分古人类历史不能单一用石器作标准。笔者认为划分人类历史，应综合参考以下标准：
（一）近水源时期与远水源时期
远古人类几乎每天都生活在水源附近。狩猎、游牧远涉他方，要有相应的容器盛水，而容器的大小，又取决于运输工具，离水源生活近远，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如现在的航天飞机上的宇航员在太空生活，是最远水源的时代。
古文明均产生于水源边，之后人类才以高原的人工池泊、水井为水源，以此定居、农耕、游牧。这都说明水源的重要性。利用天然水源与人工开凿水源，是近水源时期与远水源时期的分界线。
（二）旧木器时期与新木器时期
旧木器时期可使为人类对野果的食用，以木棒对野兽、利用木棒挖凿洞穴，利用木柴保存火种、取暖、熟食等时期。新木器时期即用木器为原料人工取火或种植，建房等时期。
（三）旧火时期与新火时期
旧火时期可视为人类只会利用天然火来保存火种。新火时期可视为人工以各种方式取火，且或利用煤炭作燃料。
（四）近热、温带时期与远热、温带时期
人类最大的特点是没有可御寒的体毛，古人类只能在热、温带生存，人类能否在零下10度渡过寒冷的冬天，是这两个时期的分界线。能够在低寒带生存，标志着人类居住、御寒的技术提高。
（五）旧冶炼时期与新冶炼时期
土陶器的烧制可称为旧时期，青铜器冶炼可视为新时期，陶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对水的保存与扩大利用，铜器的出现，使人类对矿石有了新的认识，锋利的铜刀等武器出现，使人类有了对付猛兽，征服同类的物质基础。
（六）食物采集时期与食物生产时期
狩猎与采集野果为食物采集时代，游牧、农耕为食物生产时期。狩猎、游牧、农耕三者互相影响。农耕范围的不断扩大，标志着游牧和狩猎范围的缩小。
（七）旧居住时期与新居住时期
旧居住时期就是人类利用天然洞穴或建造简陋的草、木、石房时期。新居住时期即人类可以人工挖洞，建造较好的草、木、石房。居住环境对人类的生存繁衍，人类文明的产生、发展传播，意义十分重大。人类无体毛的特殊体质，使人类从古至今一直追求良好的居住环境。任何动物的生存，除自身占有一个空间外，第二个空间（区域）就是休息、生育的栖所。第三个空间是觅食的活动区域，这些区域的优劣、大小决定其生存、兴衰之命运。人类也不例外。利用天然洞穴与人类能否建造成片居所以保证大规模农耕生活，是这两个时期的分界线。
（八）新旧石器时期与金石并用时期
这两个时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虽然石器不如木器轻便多用、但其特殊作用是可以保存几十万年，有利于考古研究。铜器的出现具有划时代意义，又使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以上八项标准，各自的作用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大小不一。任何一个旧时期进入一个新时期，都标志着文明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所以划分人类历史应综合各种标准，不能单一的以某一类器物为标准。
四、从火或青铜的出现探寻现代人类起源地
在古人类不会利用天然火的时期，人类的无体毛之特殊体质，表明其只能生活在热带、亚热带或温带的夏季。人群的规模不会很大，从人的牙齿上看人非食肉动物，人以采集野果、昆虫为生，茹毛饮血的时代几乎不存在。狩猎活动应是从人类会利用火的时期开始。因此，人类在无火的旧石器时代，移动采集野果、昆虫生活，不会产生太大的人群，人群太大食物没有保障。随着火与铜的出现，人群规模不断增大，人类的文明产生有了一定的基础。
从人类用火取暖观点看，越炎热的地区，人类对火的需求越不强烈，故对天然火的利用及人工取火产生，距寒带愈近，可能性愈大。但人工取火产生于寒带几乎不可能，因为彼时的人类不能在寒带生存。故人工取火最大可能性是人类在温带冬季时因取暖利用天火，产生人工取火。
人类从利用天然火，保存火种发展到人工取火究竟跨越了多少万年，我们现在难以定论，但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洞穴内有用火的遗迹。一万八千年前的山顶洞人会人工取火。在七万年前消失的尼安德特人也会人工取火。在十万至二十万年前，尼安德特人的足迹遍及亚、非、欧、美地区，在中国南方，也曾发现过尼安德特人的遗骸。何时起尼安德特人会人工取火呢？我们可设定为二十万年前后。
人工取火是人类进化中最具有质的飞跃。推证人工取火年代意义十分重大，究竟是何种人在何处发明了人工取火，这应是现代人类起源及文明产生的关键环节。用自身器官使用工具及靠近火源取暖是许多动物都有的本能，但人工取火使人类彻底地与其他动物分开，具有划时代意义。
现代的基因科学依四色人种已知的线粒体dna突变速度研究证明推算各色人类的共同先祖生活年代在距今14万—29万年，平均为20万年前后。现代各色人种及可能产生于那个时期已掌握人工取火的先祖群体，因此，结合考古发现的尼安德特人，我们设定人类会人工取火的年代在20万年前后。
那时这群先祖住在何处？在20万年内如何生存、繁衍，度过漫长的冰期发展到现在？首先一点，离不开火，没有火，生活在寒、温带的人类在漫长的冰期里，是难以存活的，故我们应首先从火的利用论证现代人类起源。
从利用火、保存火到人工取火，人类可能经历了几十万年，在利用火的过程中，产生人工取火，农牧生产，使人类由食物的采集者变成食物的生产者，进入文明时代。
在几十万的利用天然火，保存天然火的漫长历史中，人类为了度过漫长的温带冬季，肯定会无止境的滥伐木材，以保证火种延续，保障取暖、熟食，所以凡能用作燃料的树木，都会被人类无情地摧毁。特别是冬季的火源会将万顷森林化为乌有，使之成为荒漠、戈壁。热带草原也会成为沙漠。曾经是草原的撒哈拉沙漠和曾经是森林的塔克拉玛干就是明证。被毁掉的草原、森林由于地理、地质、气候等原因无法成为耕地，使人类不能从食物的采集者变成生产者，失去了植被就失去了野果、野兽，人类只得再去寻找植物再去烧林取暖。
几百万年前的黄土高原上植物茂盛、物产丰富，而如今黄土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整个高原黄秃秃一片。其地层内有大火烧焦的土层，说明也曾遭过大火的浩劫。但由于黄土的特性，高原未变成沙漠，黄河与黄土高原又塑造出华北平原，平原又成为草原牧场、农耕良田，同时高原已可发展农耕、牧业，这一特性也是全球绝无仅有的。这一特性使此区域的火从50万年前至今就没有熄灭过。
自从人类掌握了人工取火技术后，一部分人类持火种可以走向低温带甚至寒带。北京人、山顶洞人、尼安德特人的火无一不是在低温带发现。火的发展表明人类可以顺水源成群的走向寒带或热带狩猎、游牧、农耕。
有了人工取火技术，持火种的人类可以征服植物，战胜严寒，走遍全球大陆有水源的各个地区，但是却难以在低寒带或热带发展农业。持火种的人类可以使同类（可能被称作野人的未掌握火技术的人类）逃离原住地、或者同化同类，但难以消灭同类。同时，更不能征服猛兽，仍需与猛兽作顽强的抗争。猛兽仍是人类的主要天敌。而人类的近亲（或远亲）—猿类的生存也受到威胁，由于人类对火的扩大利用，使其他不会用火的人类及其它动物的生存、发展的区域进一步缩小。
当某一区域的人类造出铜器并会驯兽、种植时，动物界、植物界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手持火，一手持刀的人类在地球上所向无敌，更加大胆地走向全球。火毁的土地上可以发展农耕，可以去茫茫的草原上放牧，去原始森林狩猎、征服猛兽，以至在资源枯竭时，残杀猿类或落后的同类，以保证其生存、发展。现考古发现众多的猿、原始人后代在哪里呢？是自行消亡了吗？北京猿人头骨上均有打击伤痕，难道是别的动物所为吗？我们只能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寻找答案。
黄河地区出现的青铜炼技术在全球遥遥领先（摘自《全球通史》语），青铜器的出现表明煤的发现与利用，使燃料从地上发展到地下。虽然会人工取火的尼安德特人消失了，但黄河地区的火却一直未灭，且越烧越旺。“火”又象征着光明，没有火产生的明，也就不会产生所谓的文，“文明”是以明为前提、为基础。文明之一的明在黄河地区，历史十分悠久。现黄河区域内山西芮城西候渡遗址发现最早人类用火遗迹，以及黄河地区内考古发现的陕西大荔人、山西许家窑人均为20万年—1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晚期智人（距今10万——1万年间）的柳江人和山顶洞人（形成中的黄种人）均在这火的周边，这一切均说明此区域火源、人种及产生的青铜器具有古老性与连续性，是世界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以此佐证黄河谷地是现代人类主要发源地。
五、最早铜源地及其作用与意义
人类进化史上两次质的飞跃，一次是人工取火，再一次是青铜器出现。其各自的重要作用，上面已做了简要论述。探寻现代人类起源地，应首先着眼这两个源地。
全人类最早的火源，是否在黄河河谷出现，笔者不能肯定。因为天然火的可见性、随机出现性，以及树木的广泛性，其它地方均有可能最早出现。也许在此之前或之后，地球上出现过许多火源，但其持续燃烧的时间及强度，远远不及黄河河谷。因此，相对的说，黄河河谷可视为现代人类最早的火源地。
但黄河河谷古代青铜冶炼技术在全球遥遥领先，以及保存至今的青铜器，几乎近万年，这都证明黄河河谷是全球冶炼技术最早的源地。其烧制土陶，冶炼青铜年代，可推定为三万年前或更早。铜器用于狩猎、游牧年代，可推定为两万年。大规模使用铜器至少在一万年前。从考古发现及人类五万年内的活动情况，也可印证此推断。
之所以在这一地区最早产生铜器，是因为此区域有许多全球唯一的，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条件。是优越的环境使此区域人类迅速从旧石器时代跨入铜器时代。
黄土高原与黄河均处在北温带。黄土高原面积60万平方公里。黄河近万里长，从西向东横跨亚洲大陆，流经黄土高原时，在疏松的黄土层上冲刷形成宽大的河谷。黄土高原地层内有优质丰富的煤炭，时常被冲刷散落在河滩上，古今皆有。而黄河流经中条山西端，中条山上风化散落的铜矿石，随地可见。石器时代，利用天然火或人工火，以煤炼铜是很容易的自然的，这就是此区域成为全球最早产铜的主要原因。
黄河冲击形成的黄土岸崖，土质疏松。在石器时代，石木皆可在黄土岸崖挖凿洞穴。窑洞冬暖夏凉，且可成片开发（这一点也极为重要，在旧时期时代，此类居住环境全球是唯一的）。此区域周边生态环境良好，植物茂盛，物产丰富，有利于采集野果，或狩猎。取暖用材除两岸高原森林外，逆河上游，森林密布，煤炭丰富，且航运便利。人类在此生存发展是必然的、迅速的。
故此区域在旧时期时代，以至铜器时代中期，可称作是古人类的人间天堂。自现山西河津禹门口到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几百公里长的河谷中，窑洞成片，两岸鸡犬相闻，氏族部落和睦相处，河水清澈，两岸农耕、狩猎、游牧、制陶、炼铜迅速发展。人类的各种生活技能、知识，迅速提高，并传播。导致人口激增、膨胀，迫使人类不断向四周扩散迁徙。由于铜器出现，人类可以手持铜器，扩散到陆地上每一处可以生活的地方。这次扩散可推定是二万年前短暂暖期时的事情，随后是漫长的冰期。冰期过后，世界面目全非，地球上出现了四色人种（另节再论）。
此区域最早出现铜，表明火的利用扩大，人类的农耕、狩猎、游牧、居住等等，由于铜器的出现，均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铜器使人类有了征服世界的物质基础，人类可以走向更远的地方，所以说最早的铜源即为现代人类除上苍造物之源之后的人类自身再造的又一次生命之源。
六、从考古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分析推证现代人类源地
依据化石对古人类有多种划分法，鉴于猿是否为人祖之问题，故笔者认为划分应以类人的动物可否用火为标准，会用火的基本上可肯定为人类。现证实会利用天然火或人工火大致有五十万年前的北京人、十万年前后的尼安德特人、一万八千年前的山顶洞人。尼安德特人因1856年发现在德国的尼安德特谷底而称为“尼人”，“尼人”分布在亚、欧、非、美等地区，从现存的“尼人”骸骨看“尼人”粗壮结实、体格和高度与现代的爱斯基莫人有几分相似，我们可视其为黄种人。“尼人”生活在北京人与山顶洞人之间的年代，在几万年前到十几万年前会人工取火的“尼人”手持石器狩猎，足迹几乎遍及天下，但在七万年前“尼人”销声匿迹，现有人认为“尼人”成为后起智人的旁支，有的认为进化成中东人或欧洲人，有的认为其成了野人。
根据我们分析的火与铜的产生使用发展及黄河地区的中心位置以及“尼人”近似黄种人，我们有理由推认“尼人”应是掌握了人工取火的从黄河河谷走出的人类。
关于印第安人来源，美国学者派克斯（henry.bamford.parks）研究认为美洲的印第安人在人类学上近乎蒙古人种（黄种人）—至少主要特征是如此。在1.5万年或2万年前冰期时代，从冰峰的白令海峡由亚洲地区进入美洲地区，苏联学者也持相同的观点，这一时期正是山顶洞人生活时期，也是“尼人”消失之时期，同时又是一部分人类有了铜器的时期，因此，“尼人”消失，山顶洞人出现、印第安人东迁与黄河河谷人类有一次持火铜扩散有一定的联系。印第安人与黄河地区人居住的地理气候相似，在一、二万年进化中仍彼此相似，若印第安人来自亚洲，其源也应在黄河河谷。
大洋洲的古化石爪哇猿人距今90—60万年。昂栋人距今20万年，而中国的元谋人距今170万年，蓝田人距今70万年，北京人距今50万年。中国的早期智人（20万年—10万年）有陕西大荔人、辽宁金牛山人、山西许家窑人。晚期智人生活的时代为 10—1万年前，印度尼西亚群岛，至今没有发现早期智人，而只有晚期智人尼阿人、瓦杰克人（距今4—2.5万年）、菲律宾的的塔邦人（距今2.3万年）、澳大利亚的凯洛尔人、塔尔盖人和科胡那人（距今1万多年），而中国的晚期智人更多，如周口店山顶洞人和四川资阳人。从南亚地区没有发现早期智人遗骸及学者对两地区古化石分析研究南亚地区的晚期智人来自中国的大荔人等为代表的早期智人。因此，用化石分析黄河地区人种在不同时期又分批向南扩散。
七、从黄、白、黑、棕四色人的人口数量、历史分布，特征、进化过程分析现代人类起源地。
依据同源论观点，全人类应当是同一群先祖。黄、白、黑、棕四色人种，各有各的先祖群，各先祖群仍应有一共同先祖。四色人种共有六十多亿，而黄色占大多数，其它各色均为少数。
从四色人的历史分布看，一万多年前，黄种人分布在亚洲地区、欧洲部分地区，南、北美洲等广大的温带地域。黑种人在非洲热带大陆。白种人在欧洲温带草原上。棕种人在南太平洋热带岛屿上。
黄种人在地理分布上范围最广，时间最长。白种人在寒冷漫长的冰期中受严寒影响，其活动区域更小，只能在欧洲南部。从居住环境上看，白种人远没有温带的黄种人与热带的黑种人、棕种人条件好。在冰期中，有限的自然洞是白种人最好的御寒栖身之所。而黄种人在黄河谷地的人工窑洞可成千上万，成片随意开发。热带的黑人、棕人居住环境也较好。
冰期中，三分之二的陆地被冰雪覆盖，冰雪隔绝各区域各色人种的往来。各色人种只能在特定的地区内顽强的独立发展，漫长的数万年或十多万年冰期，使特定地区、特定环境的人种进化成不同肤色的人种。
各色人种的肤色受环境影响而形成不同的肤色，这是各自进化产生的结果。这四色人种的共同先祖肤色应当是特定的、不同于现四色人种的肤色。我们可以设定其为近水色的肤色。将四色人种的共同先祖推至二、三万年前或十几万年前冰期间的暖期。然后用进化论观点，分析四色人种肤色、体高、毛发等形成原因。
首先，黄种人的先祖为生存，破坏了黄土高原的植被，黄土流失严重，黄河成了混浊的黄水河。常年饮用含黄色素的水，食用桔子等黄色食物，栖于黄土洞穴，成天生活在黄土环境中，遗传基因从内改变了人的肤色。因此，此区域的人类随黄土环境形成黄色人种。黄种人与黄土高原及黄河变黄有密切的关系。
白种人的肤色是因为其先祖常年在阳光照射不足的低温带游牧生活环境中形成的，特别是冰期，若干万年的洞穴生活更加剧肤色发白，基因也随之改变。“碧眼金发”是低寒少光导致的。而非先祖生来如此。
黑种人先祖在若干万年的强烈阳光辐射下，皮肤变黑、基因改变也是必然的。棕色人种形成亦同比理，两者的差异与饮食有关及阳光照射时间长短有关。黄种人在强烈的阳光下很快变黑，离开阳光又渐渐发白，说明人的肤色与阳光照射有很大的关系。
关于人的毛发。过去许多人曲解了达尔文的人是类似于猿的动物演变而来的观点。达尔文的本意是人的先祖形态象猿。但人是古猿进化而来没有得到证实，且基因学证实人与猿是近亲，非人类的直系先祖。如古猿是人类的直系先祖，那么人的体毛如何进化退去的，这一基本问题都难以解释清。现我们只能说人的先祖形态象猿但决非猿类。人类在与猿类分支时，身上的毛发仅有现在的头发、腋毛及细微的汗毛等，不可能有厚厚的、长长的御寒体毛。进一步说，如果我们先祖有厚厚的御寒体毛，锋利的牙齿及发达的四肢，那么，现在的人类也许是猿、虎、豹、熊等其它类的动物。人类对天然火的利用与人工取火就不能产生。
各色人种的毛发是在原始先祖原有的毛发基础上各自进化而来的，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哪一色人种毛发少就进化快，毛发多就进化慢，现四色人种的毛发，是同一先祖在不同环境中进化的结果。
比如，白种人毛发最多，那是白种人为适应低寒环境的自然选择产物，鼻子长是为了保持其体内温度长期进化的结果，作用如同我们现在为了保持室内温度加长烟筒。而生活在炎热环境中的黑种人、棕种人毛发，鼻子正好与白种人相反，且黑、棕人种毛发较黄种人毛发更少，其头发弯曲、蓬松、胡须卷曲如波，鼻子宽大，何也？环境使然！炎热的天气无须毛发御寒，便逐渐消退。头骨的发孔变细，导致头发弯曲，鼻子鼻孔宽大其作用恰好与白人长鼻左右相反，使为了散除体热进化的结果。而黄种人的毛发、鼻子介于黑、白两色人种之间，这也是温带环境影响形成的。
白种人长期游牧，黑种人长期狩猎，运动量大于农耕的黄种人，其身高于黄种人，也是长期进化形成的。
现基因学证明，七、八千年前，亚洲众多的黄种人，由黄河谷地向亚洲边缘地带扩散(应与炎帝、黄帝、蚩尤大战有关)。
所以依据前几节的论证，黄种人的起源地应为黄河河谷，鉴于前一节的对化石论述，棕色人种的起源地也在黄河河谷，白色人种生活在低温带，其历史主要为游牧生活，是铜器前期的历史，该地区也没有最早古文明产生，其来自亚洲地区可能性最大，非洲地区没有产生过最早的古文明，难以认定其为现代人类起源地，所以说黑、白、棕三色人是数万年前或十几万年前黄河地区人群向全球迁移途中遇冰期而长期进化形成的，其源地也在黄河河谷。
八、从各地区古文明产生的时间、原因等方面分析推证现代人类起源地。
我们知道的四大文明古国的文明均产生于各大河的可发展农业的流域，说明定居农业是文明产生的基础。
《全球通史》作者认为人类古文明出现最早的时间是从苏美尔人公元前3500年创造的两河文明开始，其它文明出现的时间依次是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文明，公元前2500年的古印度文明，黄河文明为公元前1500年的商朝文明，中美州和秘鲁文明为公元前500年。其对文明的定义是以制度、文字、阶级等为特征。笔者认为这些特征是人类古文明的后期特征，是生产关系的特征。如果以人工取火、青铜冶炼技术等生产力为特征，那么，从火与铜出现最早，黄种人最多，早期活动区域最广等证据推断，黄河文明要领先其它文明几千年或上万年，且黄河文明独立发展并持续到现在。《全球通史》作者认为苏美尔人的文明是最早文明，其是以文字、制度定义的，是古文明后期的特征，但苏美尔人是何种人，来自何方，又去何处？来去匆匆，仿佛是外星人似的，故以其为文明源头，理据不足。
从上几节论证的观点看，黄河文明在对天然火的利用时间，掌握人工取火、青铜冶炼技术时间上，均远远早于其它各古文明的时间，且一直没有中断。这一切说明，黄河文明的早期文明是其它文明的源头。是人口众多的黄种人（文明的载体）引燃了黄种人周边的文明之火。我们不排除其他人种在其地区有一定的文明基础，只是说在各人种接触的边缘地带，由于文明的相互交流，新的文明之火更旺，发展更为迅速，这是文明传播的基本规律。其文明的中心点、起源点在黄河谷地。
结合上几节的推证，我们不难想象出这样的历史画面：
在十多万年前，会人工取火的人类先祖，以黄河为源地，向全球扩散，遇冰期，文明发展受限。在二、三万年前，又一批掌握青铜冶炼技术及农耕技术的人类，再次向全球扩散，又遇冰期，形成四色人种，各自文明独立发展。由于环境的差异，文明结果不一，以黄河文明为最好，发展最快，人口最多。最后一次冰期后，也就是一万多年前，黑、白、黄三色人种在其所处的边缘地带，即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尼罗河流域相会，以黄河文明为主导，产生了更新、更辉煌的文明，以及新的人种。这一点推论是基于黄河地区火与铜产生最早、农耕最为古老，黄种人最多而言的。
而古印度的微黑人种亦为黄河人种一分支，是人工取火年代迁至印度河流域发展农耕的人群，其在黄河文明的基础上，创造了古印度文明，直到白色人种雅利安人入侵后，而形成新的人种。
属于黄种人的印第安人则在美洲地区以黄河文明为基础独立发展。
棕色人种（亦为黄河人种分支）在南太平洋岛屿上，由于种种原因，文明难以产生发展。
不难看出，黄河谷地为所有古文明的重心、中心、源头。
黄河文明在古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兴起之时，相对落后了。其原因有三：一是其为中心位置，与边缘文明交流机会少；二是此区域内人口众多，发展文明的物质资源有限；三是此区域内发生了古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争——炎黄之战、炎黄与蚩尤之战。此后，时常内战，从未中断。
所以，黄河文明为世界各地区文明的源头，以此佐证现代人类起源地在黄河河谷。
九、从中国古代传说中分析推论人类起源地
关于古人类的传说，虽神话成份颇多，但除去神话部分，仍能印证人类起源过程中每一阶段的变化与发展。虽然传说不如文字准确，但“口碑”也是极为重要的证据。代代相传的“口碑”除去神话等成份，并结合人类起源进化中发展每一时期的基本规律，仍能看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轮廓。
首先，中国人说自己是龙的传人，这是人是由何种动物演化产生的问题，如同我们现在认为人是由猿演变而来的假说。也就是说，中国人先祖也曾考证过人类起源于何种动物，或者说龙是人的先祖是中国人先祖用语言代代相传的“人类起源学说”。至于“龙”是何模样，后代人在想象中描绘形成现在的四不像动物—“龙”。
其次，关于盘古一手持凿，一手持斧开天辟地的传说，可以推证为旧石器时代（或更早的年代），古人类在黄河河谷开辟生存活动空间—人工造穴，砍伐树木，放火烧荒，混沌初开之时，人们与天地作斗争的情形。
女娲造人是人类母系社会的表现。
有巢氏建巢时代是人类“穴居”转为“房居”时期。
燧人氏钻木取火表明人类进入人工取火、制陶、冶炼时期。
伏羲氏时期是人类进入渔猎、畜牧、八卦、算术、天文时代等。
神农氏（炎帝）时期是农耕、医药、大规模用煤冶炼铜、铁的时代。
黄帝时代象征着人类进入了文字、宫室、船车、货币、弓矢、指南针等更为文明的时期。
嫘祖发明蚕丝象征着女性进入纺织时期，等等。
当然还有更多的传说，比如炎帝、蚩尤与黄帝大战。
这些传说除去神话、政治、迷信等因素，基本事实是存在的。因为人类就是从这些阶段发展而来的，只是在时间上太模糊，很不准确，每个阶段也许就是成千年、或上万年，离现代愈远时间跨度愈大。
现代科学技术用碳14测定，炎帝时代距今七、八千年，黄帝时代迟于炎帝时代500余年，蚩尤与黄帝同代。
有必要在此进一步分析这一时期黄河河谷周边发生的炎、黄、蚩尤大战。炎帝时代农耕已很发达。“炎”又是火的象征。炎帝死后葬于山西高平，高平附近的煤及高平人的手工铜铁业至今流传不衰，说明当时煤的广泛使用与铜、铁冶炼技术发达。
蚩尤的生活地在山西运城盐池南边中条山下（有蚩尤村为证），中条山的铜矿遍山都有，蚩尤应是铜业的代表。彼时蚩尤又管理着盐池，又为盐业的代表。蚩尤部落为炎帝部落一部分。而黄帝最初的部落在陕西北部，亦属炎帝部落。黄帝死后葬于陕西，也说明黄帝最初部落在此区域游牧生活。黄帝部落后顺洛水南下，由黄河河谷进入河东，战胜炎帝后代部落蚩尤后，从游牧转为农耕定居。
黄帝部落先与炎帝其它部落发生激战，最后与蚩尤部落决战，将蚩尤在山西运城解州杀死肢解，“解州”以此得名。传说蚩尤血流入盐池使池水变红，说明这次战争异常残酷、规模巨大。传说战争中蚩尤部落人铜头铁额，会铸刀造戟，会施用烟火雾气战术，而黄帝部落作战工具为驯养的虎、熊等野兽。最后黄帝打败蚩尤。蚩尤余部纷纷南逃，后发展为南方的苗、黎等少数民族。
从作战双方使用武器说明这次战争性质是手工业部落、农耕部落与游牧部落之争。
这次战争导致此区域及周边人群向更远的四周扩散。人类基因测定，在距今七—八千年间，黄种人以黄河河谷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形成了西藏人、蒙古人、朝鲜人、日本人、东南亚人及中国南方等许多少数民族人。
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这一地区发生的战争从未间断过，如匈奴与汉朝、蒙古族与宋朝、满族与明朝等等，所以上述分析炎黄蚩尤大战性质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这次人类的扩散是基因学证实的，那么在此之前还有多少次不同或相同原因，导致人类扩散，我们只能依靠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与基因科学进一步推测论证。
上述这些传说在中华大地广为流传之时，达尔文的进化论尚未出世。历史是按其规律发展的，无论有无学说，人类仍然按照既定的规律变化、发展。
为此，笔者多次去黄河地区考察人类有无穴居时代。在考察中，发现了大量的古窑洞，虽大都是很晚期的窑洞，但人类“穴居”的遗迹仍清晰可见。同时，发现几处有考古价值、旅游价值应发掘的土陶时代遗址。
并发现了清代咸丰二年石碑，某姓先祖旧居被称为“故穴”。雍正二年的石碑将黄土窑洞称为“佛洞”，这“佛洞”应是后来所有神庙的邹形。等等
中国古代传说及现实证据说明，人类从黄河河谷的“洞穴”，一步、一步地艰难而顽强地走上高原、平原或更遥远的地方。人类是由此谷地起源向远方发展的。
十、用全新的方法综合分析探寻现代人类起源地
我们已从不同方面（人工取火、青铜冶炼、四色人种、古化石、古文明、中国的传说、黄河河谷的遗址等）分析论证人类的起源地在黄河。
由于其它的起源说往往是以单一的证据，从某一方面片面地从古向今顺向推证，因而难以探寻到人类客观存在的源地。现我们采用已知的各科知识，以全人类的四色人种及整个人类历史活动的痕迹、遗迹为证据，采用达尔文的进化论，严格遵循历史发展规律，从现在向远古逆向论证。这样的论证，如果关键环节无误的话，就一定能寻找到人类的起源地。
现在，我们已经从人类最大部分的黄种人为主线，结合其它方面证据，推论出主要人类的起源地—黄河与黄土高原形成的河谷。就是说这些黄种人，无论其为何国、何族、何姓，其先祖在石器时代，均生活于黄河河谷里的某一洞穴。
其它三色人种先祖也极可能出自黄河河谷。为此再做进一步的分析推证，一般认为，在距今4、5万年前，晚期智人形成的时候，四色人种也开始形成，参照地球最后一次冰期时间（18000年前的山顶洞人所处的时代正处于冰期高峰，当时气温比现在低7-8度），再依据美国人类学家洛林·布雷斯认为人类在特定的条件下，5000—10000年时间就可以形成新的群种之观点。（这是他推认中东智人和欧洲智人是由尼安德特人进化时所持观点）。笔者认为在二、三万年内形成四色人种更是有可能的。
非洲起源说认为距今4—5万年前的现代智人（即四色人种的先祖）起源于10万年前的非洲，并从非洲扩张到世界各地，取代了当地的直立智人和远古智人。走出非洲的这一部分人进一步演化成现代智人。其证据主要为化石资料，认为最早的智人化石都出现在非洲（即6—13万年的化石较多）。问题是这些化石是哪一色人种的先祖？没有定论。
中东地区以色列加尔默山的斯库穴发现的智人遗骸，碳14测定也为1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比法国的克罗马人和德国的尼安德特人要早三倍年代。且各方面论证这遗骸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人。这遗骸的先祖来自何方？又是何种人先祖？也无定论。
如果说四色人种的先祖在非洲产生，就是说在5—10万年前，四色人的先祖就生活在炎热的非洲，至少在此又生活了5—10万年。也就是说四色人种的先祖已经是黑色的。那么其后代又是如何演变成其它三色的？
我们不妨借用笔者第七节四色人种形成法，那就是说，在四、五万年前或二、三万年前黑色人种由非洲扩散到寒带或温带，由于冰期相隔，形成了白色人、黄色人。现问题是基因已改变的黑人是否能在寒带、温带形成白色人种或黄色人种？黄色的变白色或黑色相对容易，但由黑变黄或白，相对困难。再说非洲当时没有早于黄河谷地的铜、火技术，热带黑人又如何成批去寒带狩猎、游牧？又如何在温带的冬季生存？再有，白人与黄人的传说中也没有提到他们的先祖是黑人。纯黑的人种在二、三万年内形成白、黄、棕人种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我们不排除五万年至十万年前非洲有黑种人，但现在的黑人可能是黄河地区人祖与当地土著人形成的新的人种。况且，黄河地区也有许多古化石，如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50万年前的北京人、20万年前的大荔人等。几乎与元谋人生活的年代相当的山西芮城西侯渡遗址，发现了更明显的用火痕迹。西侯渡就在黄河谷地。这说明黄河谷地人类用火年代比我们想像的要早的多，是非洲等其他地区难以相比的。
有的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因关闭自守自认为其是“中央之国”，是对世界不了解的表现，这是片面的看法。正如每一个人的乳名，不可能是自己所起，是先祖与别人叫起的。“中央之国”说明黄河谷地是黄河地区与外部人在几乎跑遍地球陆地后认为的。如十多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足迹遍及全球，表明不只有现代人才可以走遍全球，古人类同样用自己的双脚可以走遍全球任何可到达的地方，且没有什么国界阻隔与限制。只要有火与铜器，凡是有水有食的地方，古人类均可到达、生存。因此，当时的人类认为黄河谷地及周边地区是“中央之国”是可信的。并且“中”含有“源”之义。
非洲有许多古老化石，只说明古人类或古猿在此生活过。若其化石若是猿的话，或古人类化石已无后代，就难以用化石的最古、最多来认定是人类的起源地。再从地理位置上看非洲其实是亚欧大陆凸出的一个半岛，其中动物与亚欧大陆密切相关。亚欧大陆的原人类迁居非洲是完全有可能的。
根据美国底特律市维恩大学古德曼教授与其他生物学家，一道分析人与巨猿的基因构造时发现：人与大猩猩、黑猩猩这两种巨猿只有1%的差异，这说明，人类与巨猿仅有亲缘关系，猿不是人类的直系先祖。在500万年—1000万年间或更早的年代，人与猿分开了。
仅用化石的古老与多少，推证人类起源是片面的。只有用现在人类所有的证据向远古人类逆向推证，且每一步论证都环环相接，才有可能找到人类的起源地。
用化石证明东非是人类的起源地，不能令人信服。
有的学者认为中亚是人类的起源地，其理据亦不足。因为人类是热带或温带动物，地球上的几次冰期有的长达数万年、十几万年或几十万年。冰期中，这一地区冰天雪地，人类难以生存。所以中亚是现代人类的起源地，也令人难以信服。
也有的学者认为，南亚次大陆是人类的发源地，其理据是基于南亚的褐猿与人类比非洲的黑猿和大猿与人类亲缘关系更近等。基于非洲起源说理据不足，南亚次大陆也难认为是人类的起源地。
所以说，黄色人种之外的三色人种来源于黄河谷地可能性最大。
那么，黄河谷地的人种是从哪里来的？是自生的，还是外来的？外来的，是从何而来？是自生的，又如何产生？是猿变的，还是其他动物变的？综合上述论证，结合古猿变人假说及海猿变人假说，现笔者提出新的假说，人的先祖为“水龙猿”，且产生于黄河谷地。
十一、新的人类起源说—“水龙猿”假说
笔者之所以将人祖定为“水龙猿”，其理据有如下几点：
关于古猿变人说，因发现的古猿化石到现代的人化石的所有的证据链中有的环节未证实，以及人的毛发、体毛是如何进化的，用进化论难以解释，加之基因科学证实猿非人先祖等等，故我们不能再坚持猿变人之说。
有的学者根据人是喜水动物，发现人的许多的生理特征是存在于海豹、海豚等水生哺乳动物身上的。比如，所有的灵长类动物都是浑身有浓密的毛，而人与水兽一样，皮肤裸露没有体毛；再有，灵长类动物是没有皮下脂肪的，人却与水兽极其相似，人是有皮下脂肪的；第三，人类眼腺分泌泪液以及排出盐分的现象，也是水兽所具有的特征。这在灵长类动物中是绝无仅有的；还有，妇女在水中分娩是没有痛苦的，婴儿天生的喜欢水，并有游泳的本领，这些都说明了人类与水的关系是非同寻常的。
因而提出“海猿说”，其根据是在800—400万年前，非洲曾有大片的陆地被海水淹没，推测部分“古猿”被迫下海生活，进化成“海猿”。几百万年后，海水退去了，海猿重返陆地，成为人类的先祖。这一学说仍是基于古猿变人学说为基础的。虽然这与笔者提出的“水龙猿”有相似之处，可借鉴参考。但其仍没有脱离古猿变人说，且部分海猿下海生活，理据不足，所以视其为古猿变人学说的延伸。
笔者提出的“水龙猿”。其中的“水”是借鉴“海猿说”人与水有密切关系而言。“龙”则是基于中国人（黄种人）言其是“龙”的传人，以及几千万年前出现在地球上的恐龙虽大部分灭绝，但仍有个别品种生存下来，如鸡、鳄鱼等仍是恐龙的后代而言。人类的先祖也有可能是恐龙时代生活在水边的两栖动物进化而来的。“猿”是因为基因科学证实人与猿有亲缘关系，且人的先祖形态像猿猴而言。
那么，我们可以推测一千多万年以前，我们的先祖形态相似考古发现的18000年前的普罗猿形态。他们生活在温带或热带的海洋、河、湖边，是水陆两栖动物，大如猴子，身上无体毛，但有头发、腋毛等。常年在水边捕食昆虫、采食野果，不时与有亲缘关系的猿、猴在河滩上嬉耍。也许他们是某种恐龙的后代，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先祖—“龙”。
其头发的作用是为隐蔽、保护自己，为捕食需要而生长出来的。腋毛等是为防止水中生物侵扰而生。均是生来具有的。其毛发如同虎、豹身上的花纹，或青蛙身上的颜色，是适应环境的产物。由于其是两栖动物，且生活在温带，身上无需体毛。他们每天在水中捕食，然后上岸采食野果，晒晒太阳，有的找个洞穴，生儿育女，与其他动物一样，正常繁衍生息。
只是后来有一天，气候发生变化，天气变冷或海水突然落潮，被迫走上陆地，为御寒迫使他们本能地钻入岸边洞穴。他们为了寻找温暖的地方生存，本能地接近火、利用火，后又发明人工取火，一步步进化成现代人类。
人类只所以能成为万物之灵，除本身素质外，说明人类在进化中还有许多特殊的环境突变。因人类适应了环境才演变成了现代人，这也是进化论中的观点。
综上所述，人类进化的路线图为：
一千多万年前，在黄河与黄土高原形成的河谷中生活着现代人类的先祖—“水龙猿”。由于气候、地理等环境变化，生活在水中的人祖，在五百万年前后，被迫生活在陆地上。由于其特殊的怕冷体质，只得寻找洞穴、接近火源。二百万年前后，人类会利用天然火取暖、熟食，一百万年前后会人工取火。五十万年前后，持火向全球扩散。二十万年前后，现代四色人种之先祖开始形成，并分批分期再次走向全球。十万年前后，炼铜技术出现萌芽。五万年前后，铜器用于狩猎、游牧、农耕。人类再次大规模地向全球扩散。由于冰期的影响产生了四色人种。一万年前后，四色人种的分布区域基本形成，且文明出现萌芽。而黄种人分布地域最广、人数最多及产生的文明一直遥遥领先。在黄河文明的影响下，其他各地文明进一步发展。
结束语：
人类历史中横躺着人类未来的秘密，探寻人类起源是为了人类更美好的明天。
人类从何种细小的细胞演变成现代的人类，其中有无数的秘密。宇宙中无数之谜，其中最大的秘密就是人类的起源。我们在探索宇宙的同时，更应深入研究探索人类的起源，特别是寻找现代人类起源发展变化之规律。因为这规律对现代人类的发展仍起着巨大的作用。人类按照自身发展的规律（如进化论）向未来不可逆转的前进着。
在当今国际社会各种文明不断冲击、交流、融合，历史潮流浩浩荡荡。得道者昌，失道者亡。所以，我们应参考大量文献资料、考古发现，并结合最新研究成果，积极探索人类起源及人类发展规律。
[中图分类号]R 783[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673-5749.2012.06.026
Application of Herbst appliance in treatment of skeletal ClassⅡmalocclusion in adultsWang Honghong, Chen Rongjing.（Dept. of Orthodontics, The Ninth People’s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11, China; Shanghai Key Laboratory of Stomatology, Shanghai 200011, China）
[Abstract]The Herbst appliance was proven to be a powerful and effective fixed functional system in the treatment of ClassⅡmalocclusions for adolescents. At present, the evidence of scientific studies demonstrated the Herbst therapy was also reliable and efficient for adults. Several changes, such as dental and skeletal changes, improvement in lateral profile, long-term stability, were found when the Herbst appliances were used in adults.
[Key words]Herbst；adult；ClassⅡmalocclusion；fix functional appliance
!!!!Herbst矫治器是正畸临床治疗下颌后缩的常用矫正装置[1-2]，目前已有许多文献[3-9]报道证实，Herbst矫治器是矫正成人边缘性骨性Ⅱ类错畸形行之有效的选择。本文将对Herbst矫治器矫正成人骨性Ⅱ类错畸形后造成的骨性、牙性、软组织和颞下颌关节的改建以及长期稳定性等进行综述，评估Herbst矫治器在成人咬合前导功能性治疗中的临床效果，为临床合理应用提供参考。
1硬组织改建
1.1髁突和关节窝
Herbst治疗Ⅱ类错畸形的组织学基础是颞下颌关节改建。通过观察髁突骨折治疗[10]、下颌骨切开术[11]以及关节盘前移位治疗中下颌骨前移[12]等的影像学变化，可以得出结论，成人的颞下颌关节仍具有改建的能力[8]。
下颌的正常生长发育始于髁状突，随着下颌升支后缘骨的增生，下颌会向下向前不断生长。而当下颌被Herbst装置限制在前伸位时，髁突从正常的位置被引导至前下方，从而使附着在髁突和关节窝后端的关节盘及韧带等组织被拉伸。动物实验[13]证明，当髁突软骨中的软骨细胞增殖活跃时，关节窝后方的骨沉积显著增加。位于髁突表面的关节层中的间充质细胞是新骨形成的主要来源。为了解释下颌前伸所引发间充质细胞增殖与分化的机制，Rabie等[14]对SD大鼠下颌前导后颞下颌关节髁突后方的细胞变化进行了观察发现，间充质细胞因下颌位置前移而被定向拉伸，这可能触发了间充质细胞分化成为软骨细胞并进一步向成骨细胞分化的生物生理学通路。
Xiong等[15]运用影像学及数字化图像测量体外下颌骨的方法证实，成年SD大鼠在30 d持续性下颌前导后，可产生髁突及下颌骨的适应性形态学改变，新骨在髁突头后部产生，故而改变了髁突及下颌骨长度。此外，McNamara Jr等[16]通过研究发现，戴用Herbst矫治器的成年恒河猴短期内即出现髁突软骨的适应性改变，软骨面积随着实验时间的持续而逐渐增大，明显的骨沉积只发生在关节后结节的前表面。该研究也在组织学上得到证实，Herbst矫治器对髁突生长及关节窝改建的刺激，在成年动物中的变化与生长发育期动物相似。猴通常含有大概10万种人类蛋白的90%以上，牙齿数目和颞下颌关节组织类型及解剖结构与人类极为相似，故该研究结果对考察临床上成人Herbst矫治器治疗后髁突和关节窝改变有一定参考价值。Meikle等[17]对已有的动物实验研究报告进行了综述后也认为，在灵长类动物模型中，下颌功能性前导将改变髁突表面形态、关节窝及关节结节结构，从而改变髁突的生长方向。
Popowich等[18]就Herbst矫治器对Ⅱ类错患者颞下颌关节改建进行文献综述，他们认为髁突后上边缘以及关节窝是主要反应性改建区域，但仅有一项X线断层片研究支持该论点，另4项磁共振成像研究无法提供确实证据。Ruf等[8]分析了25例平均年龄12.8岁的青少年Ⅱ类错患者及14例平均年龄16.5岁的年轻成人患者，通过磁共振成像观察证实了，戴用Herbst矫治器7~8个月能刺激髁突生长及关节窝改建，且在成人中的变化与青少年儿童相似。Herbst矫治器治疗成人Ⅱ类错产生的骨性改变，正是由于髁突及关节窝改建及颞下颌关节反应性生长而造成的[16]。
Ruf等[8]认为，成人戴用Herbst矫治器使下颌长度增加的原因是髁突及关节窝的改建，但由于成人下颌骨的生长速率不及青少年，故其颞下颌关节的有效改建量也比青少年少。他们还发现，Herbst对下颌骨生长的刺激及改建在水平向上大于垂直向。在这两位学者的文献报道中，所有39例患者未出现颞下颌关节紊乱的临床症状、体征及影像学改变，相反的，一些治疗前关节盘前移位的患者，在戴用Herbst矫治器结束后，关节盘的前移位量有所减少。
1.2下颌骨和牙齿
已有前瞻性研究[4]表明，Herbst矫治器对下颌骨、牙性及骨性各项头影测量指标有显著影响。Flores-Mir等[19]对以往用Herbst矫治Ⅱ类1分类错的文献报道进行了综述，总结出下颌骨主要的影像学改变为：下颌骨矢状向上长度增加，升支垂直高度增加，面下1/3高度增加，下颌角及髁突位置无显著改变。牙性改变为：下切牙唇倾度增加，位置前移且伸长，覆覆盖减小，上颌磨牙远中移动、轻度压入及后倾，下颌磨牙近中移动、无前倾及伸长。需要指出的是，该综述的研究对象是有生长发育潜力的青少年Ⅱ类患者。
Chaiyongsirisern等[6]对16例平均年龄22岁戴用Herbst矫治器的成人Ⅱ类患者进行X线头影测量对比分析，结果发现应用逐步前导法使下颌前导平均进行14.3个月后，骨性变化主要表现在下颌及硬组织颏部均前移、下颌角增大、前下面高增加、Wits值下降；牙性变化主要表现在覆覆盖减小、磨牙关系纠正到Ⅰ类或者超Ⅰ类关系、下切牙唇向移动。Purkayastha等[7]将成人Ⅱ类患者随机分成2组，通过X线头影测量对比分析证实了，Herbst矫治器逐步前导法纠正的骨性改变量显著高于一步前导法。
Ruf等[3]也用X线头影测量对比分析了25例平均年龄12.8岁的青少年Ⅱ类错患者及14例平均年龄16.5岁的年轻成人患者，证实了采用Herbst矫治器治疗成人Ⅱ类错后，矢状向上的切牙及磨牙关系都得到了纠正，这种改善主要由牙性因素造成，骨性改变量小于25%，低于青少年儿童的41%。另有研究[9，20]也指出，Herbst矫治成人时的骨性改变小于矫治青少年时的骨性改变。
2软组织改建
颌面部软组织包覆于骨组织外表面。在大多数情况下，个体的矢状向面型与骨型是一致的。研究[3，7]证实，用Herbst矫治成人Ⅱ类错，前导下颌不论是一步到位还是逐步前导，软组织凸度均有明显下降，软组织侧貌得到改善。主要改变为上唇内收、下唇前移、唇缘与美线的绝对值距离减小、软组织颏前点前移。58%的软组织凸度下降归因于骨性改变[6]，但牙性因素对软组织侧貌也有一定影响，尤其是Ⅱ类1分类错畸形经Herbst矫治后，上前牙唇倾度减小，鼻唇角增大，软组织凸度下降。
3保持和复发
正如前文所述，用Herbst矫治器治疗期间矢状方向的磨牙和切牙关系的改善主要是下颌生长增加、远中移动上颌牙齿和近中移动下颌牙齿的结果。任何治疗后的复发主要是由于上下颌牙齿变化所造成的。矫治后稳定的功能性咬合关系会防止这种复发。然而，治疗通常会导致由不完全的牙尖交错造成的过矫治的矢状牙弓关系。因此积极的保持阶段是必须的，直到建立咬合或必须开始用多托槽矫治器进行第二期阶段矫治。牙面结构的肌肉协调平衡对治疗效果的稳定无疑是极其重要的，Andresen肌激动器是一个适合的活动保持装置。
!!Bock等[21]的研究证实Herbst矫治器的短期治疗效果与Ⅱ类患者的垂直向面型无关。但是对Herbst矫治结束3年后的跟踪观察发现，Ⅱ类患者中离散型较聚合型的下颌呈现出了更为不利的生长趋势。如果治疗未达到Ⅰ类咬合关系，则离散型Ⅱ类患者关系复发的风险更大。
16例平均年龄22岁的成人Ⅱ类患者经历了6至8个月的Herbst矫形期后，在固定托槽矫治器矫治期间，通过石膏模型及X线头影测量对比分析发现，下颌后退及上磨牙近中移动会导致磨牙关系有一定程度的复发；下切牙舌向移动则导致覆覆盖增加。这些复发现象是由于治疗中上下牙列不稳定的尖窝关系造成的[6]。固定托槽矫治结束后，在稳定的磨牙Ⅰ类关系框架下的紧密尖窝锁匙将减少复发倾向。
Bock等[20]分析了24例11~16岁的青少年Ⅱ类错畸形患者及13例16~36岁的成人患者，运用石膏模型及X线头影测量对比分析，该研究表明，成人Ⅱ类1分类患者Herbst矫治结束戴用保持器2.5年后，关系稳定，仅有不到10%患者的磨牙关系出现明显复发（磨牙关系改变大于1/4牙尖）。成人Ⅱ类2分类患者Herbst矫治结束戴用保持器2.5年后，仅4%的患者磨牙关系出现明显复发，19%尖牙关系出现明显复发，关系相对稳定，但复发倾向大于青少年患者。同时，有学者研究证实，下颌固定保持可使覆盖更稳定[22]。Bock等[9]通过石膏模型分析26例平均年龄21岁的成人Ⅱ类1分类患者发现，Activator加下颌舌侧保持对磨牙关系及覆覆盖的稳定性有显著效果。Chaiyongsirisern等[6]证实，应用Herbst逐步前导法矫治结束后戴用舌侧保持器，矫治后3年所有患者均未发生显著复发。
4与其他成人骨性Ⅱ类错矫治方法的比较
在以往的文献报道中，对轻度及重度骨性Ⅱ类成人患者治疗方案的选择鲜有争议，轻者选择掩饰性治疗，重者选择正颌手术。但在临床上很多骨性Ⅱ类成人患者为中重度骨性不调，对这类错用固定功能性矫治器来治疗已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Ruf等[5]认为，骨性Ⅱ类边缘病例的矫治方案的选择取决于以下3点：1）患者对颜面部改善的要求；2）Herbst和手术这两种方案分别可以达到的效果；3）两种方案的风险及代价。大多数学者都同意成人寻求矫正治疗不仅是为了改善口腔功能，也是为了提升牙列及颌面美观[23]。很多严重骨性Ⅱ类患者倾向于单纯正畸而不是手术治疗，他们更愿意花最少的代价、选择伤害性最小的方法解决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治疗方案的选择并不是仅仅取决于牙颌骨性不调程度，更多地也取决于患者对自己面貌的看法[24]。由于60%~75%的治疗费用由手术产生，因此成人骨性Ⅱ类错如选择Herbst矫治方案，其费用可显著减少。另外，正颌手术风险及失败率均高于Herbst矫治方案[25]。
然而，若患者主诉是改善外貌，正畸医师必须认真考虑选择手术。Chaiyongsirisern等[6]认为手术纠正骨性Ⅱ类后，各项骨性及牙性参数的改变量显著大于Herbst矫治结果，而且磨牙关系及覆覆盖的纠正更多的归因于骨性位移。同时，软组织面型改善较Herbst矫治方法更为理想，面凸度下降更明显，上唇更内收。矫治结束后3年稳定性良好，同Herbst矫治方法无统计学差异。
Herbst矫治器的主要目标是刺激下颌生长，因此尤其利于骨性Ⅱ类错（包括1分类和2分类错）患者的生长。但这一治疗方法要非常慎重地用于已经停止生长的患者。骨骼的改变将是最小的，治疗效果限制在牙槽区域。此外，增加了发生双重咬合的危险，可能结果导致颞下颌关节功能紊乱症状，但目前已有的文献报道尚无法支持该论点。
5结语
在成人颞下颌关节具有改建能力的前提下，Herbst矫治器前导下颌，通过刺激髁突生长及关节窝改建，达到骨性改变，并结合牙性改变，纠正磨牙及覆覆盖关系，最终使患者软硬组织凸度下降，侧貌得到了显著的改善。这种方法不仅改善了口腔功能，也提升了牙列及颌面的美观，并避免了正颌手术较大的风险及失败率，远期疗效较稳定。Herbst矫治器的治疗是矫正成人边缘性骨性Ⅱ类错畸形行之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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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美学人类学；学科性质；学科构想
[作者]张佐邦，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昆明，650091
[中圈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1-0039-004
随着文化人类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等学科研究的纵向深入和横向拓展，以及探索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生成及其文化表现形态奥秘的需要，我认为，在这三门学科的边缘交叉处建立一门新兴的多边缘交叉学科――美学人类学，既有可能，又有必要。因为，它已经具备独立的学科性质、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同时，也是人类学学科发展的时代要求。
一、美学人类学的学科性质
随着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扩展和深化，各学科领域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巨变：一方面，一些层次更高、综合性更强、视野更广阔的新兴学科应运而生，一系列突破原有疆界而实行新的分化与整合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不断涌现，跨学科研究盛行；另一方面，同这种高屋建瓴、覆盖极广的宏观把握相对照，学科分类却越来越细，探索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生成及其原始文化表现形态的奥秘，越来越成为当今人类学研究的热点。
美学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文艺心理学和文艺美学的边缘交叉而产生的新兴学科。文化人类学与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有不解之缘。一方面，人类进化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人类审美心理(精神)的生成史，人类审美心理的生成是文化人类学研究必须涉足的领域；另一方面，人类审美心理的研究成果，能给文化人类学、文艺美学以巨大的启示。而人类从感知自然环境和打制第一件石器开始，就和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因而，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与文化人类学的这种相互依存、相互渗透、边缘交叉的必然存在，使“美学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多边缘交叉学科，必然产生出它不朽的生命力。
美学人类学作为文化人类学、文艺心理学和文艺美学的一个跨学科研究的领域，其内涵十分丰富，外延相当广阔，涉及多种学科研究的知识。但在文化人类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这个边缘交叉领域中，它既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又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美学人类学。
所以，所谓美学人类学，就是研究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生成及其文化表现形态的一门新兴的多边缘交叉学科。其目的在于：主要运用文化人类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的方法和成果来研究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生成规律及其原始文化表现形态，揭示出文化艺术最原初因而有可能是最本质的规定性，而这种规定性又恰恰是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被遗忘了的，或者是被某些文化现象所遮蔽了的，甚至是被某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和学说所歪曲了的。从而，最终揭示出原始人类之所以要创造出这些原始文化艺术的原始动机、审美心理状态、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原始文化艺术的本质。从而，初步建构起一个较为科学系统的美学人类学的学科体系。
二、美学人类学的研究对象
一门学科能否独立存在，还取决于其是否具有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美学人类学是多边缘交叉学科，其中最主要的是文化人类学、文艺心理学和文艺美学的边缘交叉。可以说，正是以这三门学科为主线的多边缘交叉处成为美学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从这里入手，运用文化人类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的研究成果，去探索、推测、揭示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生成及其文化表现形态，发现原始人类隐藏在原始文化艺术中的艺术生命的核糖核酸和遗传密码，揭示文化艺术的本质，这是美学人类学应该承担的责任。
在美学人类学研究对象中，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生成是一个核心的命题，是贯穿美学人类学的一根“中轴”。从研究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生成这一中心命题出发，美学人类学的研究任务主要包括两大内容：
(一)人类审美心理生成论。主要包括人种进化对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奠基、自然环境对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滋养、图腾崇拜对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培育、宗教巫术对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模塑、神话传说对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浸润、伦理民俗对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规范等内容。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原始人类的审美心理潜伏于高等动物(人猿)的种族先天生理遗传之中，发端于原始人类时空观念的形成和对自然美的感知体验，表显于第一件石器工具(也是第一件艺术作品)的制作，生成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宗教巫术、神话传说、伦理民俗等后天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影响。
(二)人类原始文化形态论。主要包括原始宗教文化的表现形态、原始文学的表现形态、原始表演艺术的表现形态、原始造型艺术的表现形态、民族服饰文化的表现形态、民族节日文化的表现形态等内容。通过这些内容的研究，我们得出第二个结论：原始文化是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外化。原始文化表现形态是原始人类审美心理外化的表现形式，原始人类审美心理与其原始文化表现形态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对应同构关系，原始文化起源于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生成的地方。我们不同意国内外学者认为原始人类审美心理与原始文化艺术同步生成的观点，认为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生成在先，原始文化艺术起源在后。没有先在的审美心理图式，原始人类的第一石器工具(也是第一件艺术作品)是无法打制的。只是原始人在打制过程中(相当于现今的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审美心理结构图式又得到了提升，达到新的审美结构层次。如此循环往复，直达现今。
三、美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学科的研究方法是由学科的性质和研究对象所决定的。美学人类学作为文化人类学、文艺心理学和文艺美学的多边缘交叉学科，它的研究方法必须采用综合研究的方法。其中主要是：
(一)文化人类学方法。即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成果探讨原始人类审美心理发生发展的轨迹及其文化表现形态。文化人类学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是原始人实践活动的产物，是历史的见证，可以作为我们探索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生成及其文化表现形态的直接依据。因为每一件石器、每一幅原始壁画岩画、每一件原始工艺品，以及刻绘在这些工艺品上面的花纹、图案，不管它是粗陋的还是精细的，都是原始人类实践的产物，都是他们的审美心理外化或物态化的表现形态。只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些原始文化遗存留给我们的，还只是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物化形式和产品，而不是他们的审美心理结构和活动过程本身。只有对这些物化的审美心理成果进行科学的分析，才能透视原始人类在制做这些物品时的审美心理的活动特征和美学水平。此外，世界近代特别是中国西南一些较好地保留着原始文化的特殊的少数民族，它们如同“活的社会化石”，从一个个横断面上生动地再现了原始文化的发展史，从而为我们研究原始人类的审美心理及其文化表现形态提供了可以直接观察的经验材料，弥补了史前资料的不足。这就主要牵扯到两种田野作业方法：一是社会田野作业。即亲身参与到研究场城里，观察体验、调查搜集各种素材；二是文本田野作业。即在文本
里搜集自己所需要的研究素材。被称为“坐在安乐椅子上的人类学家”的弗雷泽的《金枝》，就是其范例。
(二)文艺心理学方法。其中包括两项内涵：(1)将“审美心理”和“审美意识”明确区分。“审美意识”是审美心理的自觉部分，它与理性思维密切相关，是审美心理的表层部分，与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切合点极少。“审美心理”则充满审美思维内在空间结构的全部，特别是占审美心理绝大部分空间的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种族无意识)，对研究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生成及其原始文化形态极为重要。因为，在发生学研究中，我们面对的是原始人类非自觉、非理性的和深层的心理整体以及各种心理机能的综合形式结构，因而采用“审美心理”才能准确、贴切地指称原始人类的精神整体。(2)采用文艺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主要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荣格的分析心理学、阿恩海姆的格式塔心理学、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和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心理学的理论及相关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推测的方法、内省体悟的方法、问卷的方法、心理测试的方法等。使我们的研究进入到目前文化人类学尚未深入到的深层领域，逐步接近原始人类的精神特征和生命本质。
(三)文艺美学方法。文艺美学是对文化艺术现象和形态作形而上的宏观阐释的美学的分支学科。它着重研究文化艺术活动这一特殊审美活动的特殊规律以及审美活动规律在文化艺术领域中的特殊表现。文艺美学把审美主客体的关系、文化艺术的本质、文化艺术的审美构成、文化艺术形态、文化艺术阐释接受、文化艺术审美教育等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文艺美学方法最大的优点在于：将美学与诗学统一到人类的诗思根基和人的感性审美生成上，透过文化艺术的创造、文本、接受这一活动系统去看人自身审美体验的深拓和心灵境界的超越。文艺美学方法的发展趋势是：(1)对创作主体的研究，主要采用精神分析和直觉主义等方法；(2)对作品文本的研究，主要采用格式塔心理学、结构主义、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等方法；(3)对接受主体的研究，主要采用接受美学、读者反映批评等方法。从而，达到对文化艺术多层次审美规律的把握和文化艺术生命底蕴的深拓，探寻人类文化艺术的生命意义和人类感性审美生成的奥秘。
(四)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其中包含四个内涵：(1)跨民族比较。这就需要我们真正借助文化人类学的宏观视野，走出民族自大或民族虚无主义的怪圈，采用比较方法阐释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生成的共同特征及族群间审美心理的个性差异。(2)跨文化比较。原始人类的各族群由于人种遗传、自然环境、宗教伦理等不同，必然形成不同的审美心理特征和文化形态，美学人类学研究必须进行跨文化比较，才能祛除单一文化视野的盲视，增加和扩展理论推演的准确性和涵盖率，使美学人类学的研究取得理想的效果。(3)跨学科比较。除对文化人类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进行比较研究，较好地实现它们的边缘交叉外，还要吸收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的体质人类学、考古学、人种学、思维学、脑科学、生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近邻学科”的洞见。(4)跨时期比较。即将原始人类与文明人类的审美心理和文化形态进行纵向比较，以说明两类审美心理与文化形态的传承和区别。其中必须鲜明地确立起三个参照系统：一是高等动物灵长类特别是人猿的审美心理特征。这是人类原始思维和审美心理由此发生的自然前提。二是文明人的审美心理特征。这是原始思维的历史终点和审美心理的崭新层次。以此为参照，我们将容易判断原始人类的原始思维、审美心理和文化艺术在其各个阶段的特征和所达到的美学水平。三是儿童心理的发生过程。这属于人类个体心理的早期阶段，它和原始人类的思维和审美心理是一种个体与种系的关系。以此为参照，也将有助于我们具体把握人类审美心理各个阶段的特征。由此，建构起一种文化人类学式的整体观和整合观。
(五)理论思辩与实证分析有机结合的方法。美学人类学研究还必须坚持理论抽象思辩与考古实证分析的有机结合。美学人类学要研究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生成及其文化表现形态，离开了理论思辩和逻辑推演，考古学和人种学的材料就会失去它们科学上的意义。但是，美学人类学的方法毕竟不同于文艺美学和文艺心理学，它要求研究者必须掌握大量的实证材料，甚至进行实地田野考察，以此作为理论阐释和逻辑推演的依据。所以，学者们强调：“田野调查是文化人类学了解人类行为的基本方法，人类学家必须是‘田野工作者’。”尽管这一点实际上连许多大师都未曾做到，但实证精神却是他们进行文化人类学研究时一以贯之的。所以，我们应该遵循胡适提出的“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的原则，将理论思辩与实证材料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使我们的立论建立在运用多学科、多方法视野综合考察考古学材料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也要运用我们的非理性直觉和大胆的推测想象来关注和理解原始人类的非理性审美心理现象及其文化表现形态，从而较好地实现“人类历史的‘还原”’和“文化原理的实现”。这将是我们完成美学人类学研究任务的保证和前提。
绪言
1．把“红山玉猪龙”看作人类胚胎象形的观点，与中华人文文化、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文化传统相一致。
2．把“红山玉猪龙”看作人类胚胎象形的观点，与“太极五行八卦”的文化系统相一致。
3．把“红山玉猪龙”看作人类胚胎象形的观点，与中华文明重视生育、养育和养生的文化主旨相一致。
4．把“红山玉猪龙”看作人类胚胎象形的观点，与中华文化的寻根文化、归根文化、祭祖文化相一致。
5．把“红山玉猪龙”看作人类胚胎象形的观点，与传统的龙文化并不冲突。
正文
一、“红山玉猪龙”是人类胚胎的象形，是性生殖崇拜图腾
“红山玉猪龙”的“猪首龙身”与人类胚胎的形状很相似。
图1．是人类受孕第四周的胚胎图。
图2．是人类和几种脊椎动物的胚胎发育图。其中，最右一列是人的胚胎发育图，最左一列是鱼的胚胎发育图，右二列是猪的胚胎发育图。
可见，人类和这几种脊椎动物胚胎发育的早期形状是相近的。
图3至图5是“红山玉猪龙”玉饰的图形。
它所以被取名叫“红山玉猪龙”，因为其形象可以被看成是“猪首龙身”。
通过将“红山玉猪龙”的图形与人类(包括几种脊椎动物的)胚胎的图形比较，可以明显的发现，他们的形状很相似。
也就是说，如果从胚胎象形的角度讲，“猪首龙身”和“人首蛇身”可以被看作是对同一个器物(胚胎形器)的不同命名。
因此，这里可得出初步结论：“红山玉猪龙”的“猪首龙身”可以改称为“人首蛇身”，它的型制是人类胚胎的象形。
胚胎的产生是新生命萌发的象征。史前人类用象形胚胎的图式(“红山玉猪龙”)来作为性生殖崇拜图腾。
二、“伏羲女娲”的“人首蛇身”是人类胚胎的象形，是性生殖崇拜图腾
“伏羲女娲”的“人首蛇身”与红山玉猪龙的“猪首龙身”的型制很相似。
图6是出土的春秋时期的“伏羲女娲”的“人首蛇身”玉饰。
如果将“伏羲女娲”的“人首蛇身”玉饰与红山玉猪龙的“猪首龙身”玉饰的图形进行比较，可以容易的发现：它们的型制很相似。它们都是胚胎象形器。
也就是说，如果从胚胎象形的角度讲，“猪首龙身”和“人首蛇身”可以被看作是对同一个器物(胚胎形器)的不同命名。
因此，“伏羲女娲”的“人首蛇身”也是人类胚胎的象形，是性生殖崇拜图腾。
三、“人首蛇身”，作为人类胚胎的象形和性生殖崇拜图腾的文化解读
1．“伏羲女娲”是华夏民族的共同始祖
史传，“伏羲女娲”被推崇为华夏民族的共同始祖。因为他们对民族、部落、人类种群的繁衍生息，对人类的延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2．“伏羲女娲”与性生殖真相
“伏羲女娲”之所以可以作出贡献，可能是发现了重要的性生殖真相。
比如，发现了胚胎，发现了生命产生的迹象，并用来作为保护生命的手段。
3．史前先民的性生殖崇拜
古代讲性生殖崇拜，大概包括三个内容：
其一，性器官和交媾权的崇拜。
其二，对新生命诞生和生殖权的崇拜。
其三，对受孕权的崇拜。
新生儿的诞生，是保证族群和种群延续的重要事件。
由于史前人类的性卫生和妊娠卫生的缺乏，成功受孕、成功妊娠、成功分娩的很少，新生儿的成活率也很低。这对人类种群的繁衍生息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这又激发和导致了另一个矛盾，即交媾权、生育权和受孕权的冲突。因为不正当的交媾会影响受孕和生育。
因此，发现成功受孕真相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是保护新生命诞生的重要技术。
而胚胎发育成形(猪龙形)是成功受孕的标志，为发现受孕成功提供了标志物。
因此，“红山玉猪龙”的形象，是古人崇拜性生殖技术的标志。此其一也。
而后，胚胎形(猪龙形)器就成为古人保护新生命，祈祷新生命的标志。
因此，“红山玉猪龙”的形象，是古人崇拜新生命的标志。此其二也。
交媾权、生育权都是可以人为控制的。但是，受孕权却是不能人为控制的，是神秘的。
因此，对受孕权的崇拜，并以胚胎形(猪龙形)器为媒介，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红山玉猪龙”的形象，是古人崇拜受孕权的标志。此其三也。
应该说，因为“红山玉猪龙”的形象，反映了人类(或动物)胚胎的形象，是新生命诞生的重要标志，是新生命诞生的象征。因此，如果古人将“红山玉猪龙”作为图腾，那么它反映了古人对新生命诞生的崇拜。
因此，“红山玉猪龙”的胚胎象形，是古人对新生命诞生的崇拜图腾，即性生殖崇拜图腾。
4．“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与性生殖崇拜图腾
“伏羲女娲”发现了重要的性生殖真相，为民族、部落、人类种群的繁衍生息，对人类的延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人自身的繁衍和发展，是当时的人类最重要的成就。掌握先进的性生殖技术，是维护人类种群繁衍下去的最重要手段。由此，人类才具有抵御自然等因素灾害的最重要的力量。
史前先民为了纪念这些，把胚胎图形，也就是“人首蛇身”图形，看作是“伏羲女娲”的形象。把对性生殖崇拜图腾与对“伏羲女娲”的崇拜统一了起来。
伏羲文化在大约6000―9000年前，红山文化在大约6000―8000年前。
“红山玉猪龙”与“伏羲女娲”崇拜很可能是有关系的。甚至可以设想，“红山玉猪龙”就是史前先民的“伏羲女娲”的“人首蛇身”。“红山玉猪龙”就是史前先民对“伏羲女娲”崇拜的产物，即“红山玉猪龙”就是“人首蛇身”器。他们都是胚胎形器。
四、“太极”的“阴阳鱼”是人类胚胎的象形，是性生殖崇拜图腾
“太极”的“阴阳鱼”与人类胚胎的形状很相似。
图7、图8是太极图。
关键词：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3-0084-01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很大的作用，音乐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活动，有很强的非物质性，尤其是在情感表达、交流等方面，承载着人际关系、人与神、人与大自然等多种因素，对于整个文化发展脉络的研究，尤其是在历史音乐、地域音乐等方面，对于整个音乐文化与中国历史文化的联系性有着很大的效果。
一、简述加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性
（一）艺术表达的整体功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种独立的音乐表演形式，在整个价值的表现中，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结合舞蹈、曲艺、依戏剧等多种因素的过程中，突出在地方性、时序性、时令性等特点，在融人音乐礼仪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独具特色的的音乐表现形式，在这些音乐艺术中，融入了更多的情感元素，并在多种乐器的基础上，对于整个音乐的艺术魅力有很大的作用，
（二）继承发扬的重要载体。在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尤其是对于其中不同的艺术表达方式，在挖掘民族特色音乐，并通过对于不同音乐文化中的传统节会、礼仪等文化方面的人文内涵，并在唤起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年龄阶段的音乐文化自觉表现，形成本民族、本地区的特有音乐类非文化物质遗产的保护氛围，对于其中涉及到的生产方式、人文习俗等多种音乐表达形式的继承与发展，并对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相关的音像、曲谱、乐器、服饰等形成文化背景的研究资料，将更有利于对整个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发展。
二、分析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
（一）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生态环境塑造。对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构成生态环境的整体氛围，尤其是在音乐中表现出来的不同群体的生活环境与特定生产方式的表达，在孕育音乐类非物质文化的过程中，这些各民族、各地区独有的生产模式与音乐的发展史分不开的，有些地区在文化活动中，呈现出宗教祭祀有关的音乐文化，譬如傩戏等，也可以在江南民族音乐的发展中，呈现出同宗民歌的演绎方式，这些都是与地域文化分不开的，尤其是其中涉及到的生态化音乐环境，对于整个保护将很大的要求，尤其是在资料整理、现有音乐表现形式的创新继承，这些都要更好呈现出与时展相吻合的环境。
（二）外来文化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的保护要求。随着现代化音乐文化鹅丰富性与多样性，在多中音乐文化的冲击中，形成改革的力度与发展方向，对于整个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更高要求。因此，在整个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要最大程度的继承传统的音乐艺术形式，抛弃一些洋化、商业化的炒作形式，并深入的挖掘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返璞归真。
三、多角度的加强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一）音乐本体风格的文化气质保护。在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本体风格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具有群体文化的基础上，这些文化遗产具有很强的音乐性，尤其是具备有地理、宗教、生产生活、习俗等相关的艺术形式，这些独有的群体音乐文化，形成独特的音乐审美观念，这些审美艺术同时还能与整个乐音的高低、长短、色彩、格调等形成完整的统一。因此，在整个艺术表达过程中，对于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于不同乐器的取材、制作、演奏技巧等都能形成有很大艺术魅力的形式，并且在地域性的表达中，形成音乐的不同旋律、曲调、节拍、节奏等，对于音乐的表达速度、主题展现等都有很强的艺术性。
（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进行保护。对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继承人具有很强的个性代表，尤其是这类继承人不单是技术上的继承，更多的是讲文化表达形式融入其中，这些痴迷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整个音乐的研究中，既能与以往的音乐表达方式相融合，也能与现代化的表现技术进行创新突破突破。
（三）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充分认识不同人类群体音乐文化之间存在“各美”的必然性，善于待已，更善于待人，充分发挥音乐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过程中所能够起到的独特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四、结语
关键词：宠物家具；功能；设计；造型
现在人们对宠物的感情不仅仅是对于动物的饲养，更多的是作为生活中的“陪伴”而存在，所以人们对宠物的关注也越来越高，人们在宠物身上的开销花费也逐渐在增多，宠物的家具市场也会逐渐受到更多人的设计与追捧。所以进行宠物家具的造型设计方法的探索是有一定必要的。
一、中国目前市场宠物家具造型分析
目前中国的宠物家具种类不多，市场上的宠物家具造型形式功能及用途也十分单一,且造型通常以“垫子”或“笼子”等形式为主,材料也主要是软体材质、塑料、铁等材质等。且无论是功能还是形式都与室内人的居住空间没有任何联系，而且并不能达到人们对宠物家具的预想要求。
二、家养宠物的基本特性分析
目前中国家庭饲养的宠物的种类繁多，例如龟、蛇、蜥蜴等两栖爬行类，猫、狗类，鱼、虾等水族类，鸟类等。每种不同的宠物都有自己的特性，每一种动物其表现出来的状态也是不同的。
1、宠物体形大,“笼子”类家具占地面积大在众多的家养宠物中,犬类的形体是较其它宠物类别来讲是偏大的,且对于庞大体形的宠物来说，单一的“窝”家具的造型或者“笼子”在空间的利用上是绝对不合理的。容易造成空间的混乱,而且与周围的空间设计毫无联系性。
2、宠物的依赖性强，愿意与人接触很多家养宠物由于自身的特点,愿意与人接触,例如大部分猫、犬类宠物，愿意和人在一起，伴随人的左右，所以很多宠物的家具会凌乱的摆在主人床附近、沙发附近，甚至部分宠物希望和主人在一张床上睡觉。
3、宠物需要的空间具有一定的私密性及特殊性两栖爬行类、水族类、鸟类等动物由于情况特殊，需要特定的家具才能满足其对于生存空间的需要，此类宠物的家具一般都以独立的形式存在，功能及造型单一。
三、基于宠物特性分析下的家具造型设计寻找
1）提高家具的使用率，增加家具的组合化功能，减少不必要的空间浪费。橱柜类家具的种类繁多，但是一般家庭用柜主要有衣柜、书柜、餐具柜、床头柜、电视柜等。橱柜类家具主要起贮藏功能，由于人的身高限制，大部分的橱柜类底部空间的利用率及使用率都不高，所以橱柜类家具可以进行组合化的功能设计。很多家庭的宠物需要一定的使用功能空间,利用率低占地面积大的橱柜类家具就可以进行组合化的多功能设计,运用柜体内的空间与一定的宠物生活空间相结合,将人使用的家具的基本储藏功能不变，加入动物对空间的使用要求，达到一物多用的效果。利用橱柜类家具的大尺寸底部空间，增加一些与宠物相关的功能，增加橱柜类家具的利用率的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相应的规划宠物的使用空间，达到人机家具与动物家具相结合的基本设计目的。2）减少人的家具与动物家具之间的功能形式的分离，合理组织空间功能关系，进行“一物二主”形式的家具设计。坐卧类家具是人在生活中使用率最高的家具类型之一,包括椅凳类家具、沙发类家具以及床榻类家具等。家庭生活中大部分的宠物种类集中在猫、狗等宠物类型，相比较来讲，猫、狗类宠物是非常“粘”人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围绕主人周围进行自己的一系列活动。例如运用椅凳类家具的底部空间设计成猫、狗等宠物的“窝”空间，在秉承着“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的同时也增加家具使用的灵活性，进行功能上的穿插与碰撞，形成新形式的家具设计。让主人和动物一起使用相同的功能，从而达到“一物二主”的新的家具设计形式。3）利用传统的家具形式，进行家具材料的物质技术创新，提高家具的灵活性与艺术性。桌台类家具由于其功能上的局限性，基本形态无法进行更多形式的创新，材料的运用也很单一，基本以石材及木材为主，且在空间的视觉比重上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在家养宠物的类型中有一些种类是需要私密性及特殊性空间的，例如鱼类、两栖类。从宠物的客观需要出发，运用物质技术手段将宠物需要生活的私密及特殊空间与桌台类家具进行一定的融合设计。例如将原有的旧的桌几的家具形式保留，运用一些宠物需要的材料或生活功能空间将原有的造型进行替换，从而符合鱼类、两栖类等宠物对于功能上的特殊要求，且满足人的精神、视觉感官和宠物物质生活需要的新的家具造型形式。
四、总结
本文对于宠物家具的造型设计方法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意在对家具的造型进行新的功能及形式的添加设计，让家具从单一的功能形式走向多元化的家具发展道路，从而达到满足人、物的双重高空间利用率的要求。
作者:吕祉桥 单位:辽宁财贸学院
参考文献:
[1]《家具设计与工艺》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2014年9月，彭亮许柏鸣著
1.形成权的含义
所谓形成权，是指权利人得以自己一方的意思表示而使法律关系发生变化的权利。形成权是我国民法上的一个概念。德国著名学者埃米尔.泽克尔(EmilSeckel)在其名著《民法上的形成权》一书，以其创造性的文字第一次提出了形成权概念。概念并非是僵化的，空洞而抽象的，其实“概念才是一切生命的原则”。形成权与请求权、支配权、抗辩权一同占据民法中重要地位。
2.形成权的特点
形成权具有以下特点：①形成权的行使表现为单方行为;②单方意思表示一经到达对方即为生效(是故，行使形成权的意思表示可以撤回但不得撤销);③效力的产生不需要另一方作出某种辅助行为或共同的行为，按一方意志即可形成法律关系;④形成权不能与所依附的原权利分割而单独转让;⑤形成权的存在有一定的除斥期间，形成权不得附条件和期限(《合同法》第95条)。
二、形成权的起源与现状
1.形成权的历史起源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法学家在进行实体法与诉讼法体系的划分中，发现有一些诉讼形式，诸如撤销婚姻之诉、撤销收养之诉、撤销诈害行为之诉等，当事人就其法律关系虽不可自由处分，却可自由向法院提出请求，由法院判决后生效。此种诉讼形式，在实体法上的依据何在?对此，法学家用既存的权利体系中的权利很难去解释这些问题，无法从既存的权利体系中找到一个合理的支点，以支撑该权利的主张。
因为它既非请求权，也非支配权，更非抗辩权，而在诉讼法上却有因其而产生的诉权，并能由此而发生法律效力。基于对此现象的发现，德国法学家开始从实体法上寻找理论依据。最终，由德国法学家泽克尔于1903年以其独特睿智创造性的概括为“形成权”。从此，形成权诞生了。随着形成权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它的地位正逐渐上升。
2.形成权的现状
形成权是学理上的概念，在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并无形成权的字眼，只是以撤销权、解除权、追认权等多种权利的形式进行规定，多数在现行的《合同法》中具体规定。由于形成权的行使对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都影响极大，司法实践中因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发生争议而寻求法律救济的案件时有发生。因此形成权的地位日益显著。
3.形成权地位之意义
由于社会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对各种权利的使用也有轻重缓急之分，形成权、请求权、支配权等权利在立法、司法中的地位均不同。立法者在立法时分析当时各种各样的因素之后，根据立法价值取向决定哪些权利应给予优先的保护，哪些可以兼顾，哪些应予限制。从我国的情形来看，形成权的重要性正不断上升。撤销权、解除权、变更权、追认权等权利发生争议的案件越来越多，涉案的标的越来越大，案件的复杂程度也与日剧升。
但是，在我国《民法通则》中规定的形成权方面的内容却过于简单，《合同法》也基本上只是一部债权，我们很难从中对形成权做出系统的整理。所以说形成权的规范问题尚待与未来民法典细化。由此可见，我国形成权地位尚低，没有得到立法者、司法者等一些相关人员的重视。
学理上关于形成权是否应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利，仍存在否对的声音。对于形成权与其他民事权利如请求权的关系也存在很大的争议。这也是各国立法通见的。形成权自1903年由泽克尔提出以来，已近百年，但形成权在各国的立法仅有零星的规定。
笔者认为，形成权发展慢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认为形成权地位低，不重视，缺乏研究。对比请求权，我们很容易看出它在各国民法典中都有较高的地位，均有案可稽。更有甚者，一些权利虽然公认为是形成权，却冠以请求权的名称，如租金升降请求权，共有物分割请求权等。
三、种类财产权上形成权
(1)债权性形成权，包括追认权、买回权、选择权、解除权、撤回权、抛弃权、撤销权、免除权等。
(2)物权性形成权，包括物权的抛弃、典物的回赎权等。
(3)身份法上形成权。包括：a.纯粹身份法上的形成权，包括婚姻撤销权、请求离婚权、监护资格辞去权、遗嘱撤销权等。b.身份财产上的形成权，包括继承人/受遗赠人对继承权/受遗赠权的抛弃等。
(4)程序上形成权。以是否需要经过法律程序确认为标准，可以将形成权分为单纯形成权和形成诉权。单纯形成权是指行使认将意思表示通知相对人即可产生法律关系变动效力的形成权。形成诉权是指法律关系的变动须经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根据相应的法律程序进行判决、认可。法律将利害关系重大者定为形成诉权。
(5)法定与意定形成权。从法定和意定的角度，可以将形成权分为法定形成权和意定形成权。法定形成权是指依法律规定而直接产生的形成权，只要法律事实就成的情况下即可行使。意定形成权是指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成就约定内容时即可行使的形成权。意定形成权除合意创设的形式外还包括一方单方创设的例如承诺权。
形成权可以以默示的方式行使。形成权的类型化形成权之类型从不同角度观察有多种分类，作一分析：其一，法定形成权和约定形成权。这是依据形成权的产生原因而作的分类。法定形成权指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产生的形成权，可以说，民法上的大多数形成权属于此类。约定形成权指基于当事人双方的约定而产生的形成权，如合同解除权。
约定解除权基于私法自治可有较大自由空间。其二，产生法律关系形成权、变更法律关系形成权和消灭法律关系形成权。这是根据形成权行使效力而作的分类。产生法律关系形成权，又叫积极形成权，如法定代理人的追认权。也有学者认为取得无主物也属于此类。笔者认为，取得无主物的行为为事实行为，而形成权之行使属于法律行为，故取得无主物的行为主体虽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可以，但作为形成权的主体则必须具备完全行为能力。
变更法律关系形成权，如选择之债请求权。消灭法律关系形成权，又叫消极形成权，如撤销权。其三，财产法上形成权和身份法上形成权。这是依形成权的内容或法律规范所作的分类。财产法上形成权包括债权性形成权和物权性形成权。
前者如撤销权、追认权、解除权、抵销权等，后者如物权抛弃、典物回赎权等。身份法上形成权也包括两类：一类是身份财产性形成权，如遗产分割权等;另一类是准身份形成权，如离婚形成权、婚生子女否认权、撤销收养与终止收养权等。其四，单独形成权与形成诉权。这是依据形成权行使方式所作的分类。单独形成权指权利人的意思表示于相对人了解或到达相对人时发生效力，大多数形成权属于这种类型。形成诉权指权利人须提起诉讼由法院作出形成判决而创设形成权的效力。
如台湾地区民法中的暴利行为的减轻给付，否认子女之诉;大陆民法中的受欺诈，胁迫行为的撤销之诉。其五，直接形成权与间接形成权。这种分类与单独形成权、形成诉权在实质上是一致的。直接形成权，亦即权利人可自行创设(权利的设定、移转、终止、内容变更及负担)的形成权;间接形成权，亦即透过法院创设的形成权，如离婚等。
关键词：生态文明；文明形态；整合性；建设性
Abstract:Theintegrativenatureofecologicalcivilizationreferstotheintegrationofcomplexity,ecologicaltransformation,synchronismanddiachronism.Theconstructivenaturereferstotheruleoflogicandcirculation,humanintrospection,“sentimentandreason”inhumanisticecology,andaffectivesynthesisof“humanfactor”.Thediversepatternsofecologicalcivilizationaremanifestedinsymbiosis,integration,reciprocity,multiplicity,complexity,poeticnatureand“grandbeauty”incivilization.
Keywords:ecologicalcivilization;civilizationpattern;integrativenature;constructivenature
一、生态文明的整合性
从深生态意义上看，生态文明不仅是治理与环保问题，更是一种观念、机制、形态及人类文明运行的终极性问题。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自然与人这两个维度的错综交织、多样融合及系统构成。生态文明作为人类的文明形态，要通向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未来，必然以活化人的维度为主导。活化人的维度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这表明人是人的活动的目的又是手段。作为目的，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人的自由及和谐地生存与发展；作为手段，人的一切活动方式，人为自身创设的一切生存条件都能够体现出工具性，具有技术性的操纵取向。而人之所以能够活化自身存在的维度，不惟人自身，而必须是深生态性的，作为系统化的文明构成形态，生态文明成为润化多样机能的交叉互补的整合机体。
首先，复杂性整合。生态文明依据生态系统演替的节律而表现过程性与整合性、线性与非线性、有序与无序的复杂性，并且也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整合性。生态系统的演替本身既是一个进化的又是非线性的过程，在向人类生存活动的“化成”中，必然促使人类自身的进化与演替，同时就表现出“自然的人化”这个人类文明生成过程的线性与非线性、有序与无序的复杂特性。在这样的历史与逻辑序列中，生态文明必然整合与融括自然进化、人类文明的生成和发展的一切结果，体现人与自然生态同体进化的生态节律。其次，生态转换性整合。生态文明在人与自然生态互为工具和目的的关系中体现，是带有转换性特征的文明形态。对人类的生存活动来说，自然是人生成和发展的手段，也是目的。就其手段性而言，人不仅需要自然的生态价值支持，还需要借助自然的力量发展自身，获得自身生态优化生存的条件；就其目的性而言，自然是人类发展的目的。一方面，人类发展的未来形态是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文明构成；另一方面，人类自然之身的活动状态，必然依据和谐、生态化的自然形态，并且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最终结果，必然集中体现在人自然之身的优质化存在。对自然生态的和谐性结构来说，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既是工具又是目的，一方面，人类发展的程度可以映现自然的状貌；另一方面，人类发展的终极形态，也可以润化出自然生态的和谐形态。
再次，历时性整合。生态文明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由不同文明形态的历史性、韵律性及有序化的转换而表现了整合性。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多种形态，以及当下我们进行的后工业文明等，那么，生态文明作为新型的、面向未来的文明，辩证地汲取、有机地整合了一切文明的积极与合理因素，涤除其非合理因素及危及人的生态化生存的因素，并且通过最佳体现人与自然生态和谐一致的关系，而使人能够始终居于永续发展节律中。
最后，共时性整合。从现实的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人类已经结晶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文明形态，这些文明结出了“人文化成”的累累硕果。物质文明筑就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成为发展的物质前提和保证；精神文明作为人的本质的体现，致力于构造人的精神—心灵结构，引领人们积极主动地追寻生存活动的自由，提升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魅力；政治文明通过建立社会运行中的约束机制与体制，而使人们能够合理而有效地从事各种活动。生态文明作为多种文明形态的整合性文明，依据生态整体性的运行节律和方法，使多种文明形态形成辩证的统一体，并从中合理而有效地发挥各种文明形态的职能。
二、生态文明的建设性
生态文明是建设性的（广义）：其一，它表现为生成性、合成化的人类文明形态。作为生成性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建立在历史的演替和延续的脉系中，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不同文明形式的最高层次、最终极形态的展现；作为合成性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既整合了文明形成中适宜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诸多文明样式，同时也成就了自身的多样形态。其二，它表现为建设性（狭义）、和谐性的人类文明形态。所谓建设性（狭义），是针对人类对自然家园的变异及破坏性而言的；所谓和谐性，是指生态文明要通过重建自然生态的和谐环境，引领人们能够在和谐关系的演进中去享受和谐生存。
生态文明与人类其他文明形态的不同点在于，它建基于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条件下，并不断建设性地完备这种和谐机制。显然，生态文明的建设性并不排除人类活动的工具性和技术性，更不排除科学活动及人的主体意识，同时还充分肯定了“人文性”，肯定了人类的自主生存意识，并立足于运用人类历史演替中形成的一切积极成果发展自身，进而使人类自身能够永久性地构建和谐自由的社会存在关系。但生态文明的建设性还要求，由人类的智慧与能量而成就工具性与技术能力，在不断地创造人类文明成果的同时，更要致力于创造生态恢复及补偿性的文明成果，必然需要设定对于自然环境及人的生存的生态安全，要不断生成深绿色之思，将工具与技术不断地转换为建构生态及绿色生境的技术。为此，我们可以从多重角度审视生态文明的这种建设性。
首先，从逻辑及演绎节律看生态文明的建设性。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关系是生态文明进程的逻辑起点，也是终点，而最终成就与完善的是人的生态和谐性的生存。但在起点与终点的逻辑转换节律中，终点形态的关系，必然是对起点形态关系的超越，是在更高层次，在更加深刻的意义上，在更自由、更和谐的情境中展示人类的文明，必然是体现人类在更高层次上的生态和谐性的生存。从这种意义上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关系的本质及价值就表征着一种和谐与循环性的路向，或者说，这种关系的韵律特征是创生和谐与循环性价值形态的展示，同时也使生态文明呈现着这种和谐与循环性的价值形态，并且在肯定与超越性节律运行中体现辩证否定的过程。
其次，从人的自省性看生态文明的建设性。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力量是能够积极主动地认识、体验人与自然生态和谐关系的人，是能够把人的生存与发展机制放在这种关系去构建的人。生态文明的建设性总是向未来迈进的，以“生态人”为主体构成的建设性的文明形态，需要人们有基本的反思力和自省力。人类要构建生态整体性文明机制，以完备自身的生态性生存能力，并有效地促合那种“深绿色”生命体验形式，就必须要求人的反思与自省。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人类的自省力要求人们应该完备自身的生态创生性能力，强化生态协调能力，进而激活人们的生态性生存能力。所谓自省力，无非就是要科学、合理且生态化地思考及把握人们这一系列能力的机能性和节度性。这种自省力不可能撇开自然生态力的作用。因为人类生存于自然生态系统中，受到“盖娅”母体的呵护，对生存资源的获取不可能超脱自然力的供给，人的一切生命活动机能无不来自于自然生态力，这基本是一种顺向的力的递进。但当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力图寻求最大化的利益，满足自己最大化的财富需求时，在向自然生态进行最大化的索取时，就必然造成自然生态力的反向作用。这实际表现了自然生态力及环境支撑力的有限性与人的欲望追索及扩张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像福斯特所言，“在有限的环境中实现无限扩张本身就是一个矛盾”[1]。这就警示人类必须反思自然力的负重程度及承载能力，必须思考人类如何才能在永久的程度上保持自然力永远处于跃动的状态，能够持续地、稳定地为人类提供生命力的资助，为人类永续发展不断注入生命的活力，进而优化人类的生存结构，构建人类的未来。
再次，从人文生态的“情理”构合看生态文明的建设性。生态文明以演奏“生生”的韵律而突出“合”与“和”的机“理”，由生态系统的“合理”本性及合“理”的作用，组构成网络化、系统化并且是情意化的文明结构。生态学家王如松说：“复合生态系统不仅遵从自然界的‘道理’，也遵从人类活动的‘事理’和人类行为的‘情理’。”[2］97在这三重“理”的构合中，人的行为的“情理”不仅是溶解剂、剂，更应该是不同“理”的形态转换的中心。因为在人类文明的构成中，除了意识与观念、制度与律令等因素的导向性及规范性以外，主要是由人的行为来体现，即人的行为方式，往往可以体现出人的文明程度。显然，我们对“情理”的认同，一方面要符合人类生存活动的“情理”，另一方面要符合自然生态的“情理”。之所以称自然生态的“情理”，是因为人类认识和体验的自然生态必然是经由人对多种“理”的构合而展开的，这多种“理”的渗透便润化着由“情理”到“事理”再到自然之“道理”的转换韵律，其建立的运行模式的最终趋向，应该是在更高的意义上使人类行为的“情理”符合自然生态运行之“理”。
最后，从“人力”的情意合成看生态文明的建设性。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因素在人，在人类自身而不是自然。复合性生态系统的运行机理在于人来掌控，是由人依据生态的律令及规则来调控，是要通过生态人格的塑造而不断地构建人与自然、社会及人与自身多重关系的自由融合，需要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的平衡机制，需要文化生态自组织系统所构建的人文基础。王如松说：“复合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最大差别在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人这个超级生物可以通过技术、组织和文化在大的时空范围内操纵系统行为，使其为少数人的短期利益服务。因此，怎样调节人口、人力、人文、人气的关系，诱导人的温饱、功利、道德、信仰和天地境界，协调个体与集体、局部与整体、眼前和长远、物质和精神间的生态关系，是复合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前提。”[2］97“三理”的情意合成必然彰显人的主体化力量，其行为及其“情理”必须顺化这种系统化、逻辑化之“理”的序列。在调节人口、人力、人文、人气的关系中，更重要的，还应该有“人情”，或者说，“人情”更是活化人口、人力、人文、人气关系的血脉，因为没有“情”、没有爱意的人的行为是干瘪的，无生命的。马克思认为，人能够以激情、热情“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3]，其实，这种情意追寻同样构成人的本质力量，我们可以将这“五种”生存状态的合成视为广义的“人力”，而其连接的线就是“人情”。事实上，“人情”也促成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的有机融合，并且富有深情地演奏这种“化”性转换的交响曲。从这个意义上看，“人情”可以被赋予双重内涵：一是在人类的生命序列和社会生活序列中表现人情，包括亲情、友情、爱情、道德之情、对弱势群体的关爱之情等；二是在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序列中表现“情”，主要是人类活动及人的行为方式对于自然的情，既有对自然生物又有对无机状态及无生命的自然物的情。
三、生态文明的多样形态
生态文明是有情意的文明形态，情意必然蕴含诗意性、融合性，必须是合理、科学、协调、统筹、全面及可持续地融通，并能够调控人的需要，消解人的欲望性的利益追求及非可持续性的财富观念。因为利益与财富的最大化作为功利性的追寻，往往是弱化“情意”的，是非生态性的，也是非“理”性的，必然背离诗意及融合性。生态文明的“情”应该通“理”，在“情”与“理”的构合中把爱施放于全人类，施放于与人类生存活动朝夕相伴的大自然，施放于生命共同体，施放于大地之母；不仅施放于当代人，更应该施放于我们的子孙后代，并以人类的“大爱”展示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大美”之境。
第一，共生性、融合性文明。生态文明不同于人类历时性发展中凝结的其他文明成就，因为迄今为止，人类所成就的一切文明成果作为历史性存在，尽管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同样也存在历史局限性及独有性，或者说，各自关注了自身文明存在的建设性领域。生态文明必然是全面、合理、可持续性的，是希求与自然生态、生物多样性，在共在家园中同体共生的人类文明形态，并且是整合及有机地融合了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成就的一切文明成果。
第二，互惠性文明。生态文明的审视角度更应该立足于生存论的向度，需要通过人在自然天地中的整体性生存而呈现生存质量向度。人的生存质量并不只是以物质生存质量体现，也不是脱离自然和现实生存而以虚幻的精神性生存质量来体现，而必然是整合性、融合性、共生性的，是以全面、科学、合理的生态性生存质量来体现。人的生存质量还需要以人的物质肌体的存在质量作为显示器，通过肌体的活力及能量输出，信息传递的速率、活性程度和质量来显示生存状况。人要求“生”固“命”向自然获取的首先是物质能量与信息，以完善肌体的存在，而当前人们面临的环境危机状况所危及的首先是人的物质肌体及其延续。这同时显示，人的生存理应同自然、环境构筑互惠互利的能量与信息的转换机制，同时还不可忽视代际互惠，即“为了能让未来世代有平等的机会从土壤、净水、森林、海洋和气候取得财富与福利，我们现在就不能任意破坏这些自然资源，以免后代子孙再也无法有效进行利用”[4]。只有在这种多重互惠状态下，才能保证共生性与融合性的生存机能，才能使人类文明的根基牢固。
第三，复合性文明。共生、融合及互惠互利性的文明构成的人类学基础应该是复合性的，即体现人类复合性生存的文明系统。复合性生存的基础是复合生态系统，它使自然与人（社会、经济、精神/文化）以复合性存在结构呈现着生态性构成。其中起码存在两套系统，一是人类“自体”性的生态存在系统，一是人类与自然“共体”存在的生态系统。由此也使复合体成为两套，即一是人类“自体”性的复合体，一是人类与自然“共体”性的复合体。两套系统和两套复合体是错综交织的，但必须相互支撑，呈现支持结构，这种支持性凸显和谐程度，各自机能得到优化、能量得到最优发挥实际就是文明的呈现。
第四，复杂性文明。复合生态系统是复杂性结构，生态文明同样是复杂系统结构。复杂系统构成了自然生态和人类生态的基本样态，必然使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的世界中，文明也同样处于这种复杂且非线性的构成中。复杂性现象主要是通过有序与无序的交织，多样性的存在状态，以非线性、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体现自然生态、生命共同体和人类文明，体现人类存在的“自体”与“共体”不断形成与发展的基本特征。这使得生态文明在“多”与“一”的统一，“异”与“同”的统一，无序与有序的统一中，形成复杂的、自组织性的并且是处于永久性演替节律上的系统结构。同时生态文明较之人类构建的物质文明在偏于物质基础性的建设方面，精神文明偏于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建设方面，政治文明偏于对社会规范体制与系统的建设等方面，也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整合性及复杂性。
第五，诗意性的文明。生态文明演绎人类的诗意生存，将人类的生存律动调适在诗性的节律中，使人的生存质量呈现为诗意的质量，也祈望将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化生为一种“诗性综合体”。同时，生态文明还力主拯救沉浸在那种被生存欲望及无限扩大的财富欲念所“遮蔽”的人的精神，促使人们不仅能够构筑“自体”性的诗性生存节律，更要和谐地润化“共体”性的诗性韵律，并使那种所谓神性的“诗性乌托邦”转换为现实、具体的生存场域，将生命的本真“敞开”，从而让人们真正且深度地体味到“诗意地栖居”的韵律。
第六，生态文明是“大美”的文明。生态文明作为塑美的文明形态，是不断地构筑系统整体性及和谐美的文明形态。显然，生态文明不仅要构建人类“自体”性的美，更要注塑人类与自然“共体”性的美，即“大美”。因为生态文明是在“大道”及“大化流行”之境中生成，所以它呈现的美的形态就必然是在宇宙自然之“大”以及在生生化育中显现着美的状态。同时，生态文明的整合性、融合性、共生性、复合性及其复杂性都必然是通向“和”的，是“大美”之“和合”及“生化”的神韵之境的显现。
四、结语
生态文明全面、整体、可持续性地，并且是绿色地集合与融聚人类那种无限的创生性机能，希求与自然生态、与生物多样性，在共在家园中同体共生、互惠互利，呈现了“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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