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作文范文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文篇1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历史必然性及其概念界定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的历史必然性

1.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我们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决定着我们对“当前面临什么任务”“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需要制定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等问题的回答。

两次世界大战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过很多争论，不同国家也有着不同的判断和理解，但都缺乏对当今世界主题的正确解释，难以跳出意识形态斗争和国家之间的敌对意识的局限。直到1985年，邓小平同志审时度势，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987年中共十三大相关文件明确提到“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国领导人和学者对这一论断不断发展、创新，最终形成了对当前世界局势的准确判断，世界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判断的准确性。

2.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当今世界科技进步、生产力发展，助推了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往来，使得全球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在经济、政治方面，国家之间显现出相互依存的共生局面：区域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促进了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为不同国家提供了共同的历史发展机遇。在这一趋势之下，我国积极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采取“引进来”“走出去”的发展战略，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造就了国家经济资年的高速发展。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当前的全球化仍是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缺乏公平的全球化，尤其是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低迷，经济危机从一国通过全球化机制传导，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频频抬头，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走向世界带来诸多困扰。对此，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以摆脱经济低迷，促进共同发展。

3.我国国家实力增强、外部考验仍存。伴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改善，对世界的影响力日益提升。经济上，我国人民总体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在区域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引发全球经济低迷的巨大压力下，我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国际政治中，我国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我国文化软实力也在不断提升，民众更具国际视野。汉语、国产影视剧等在国外的成功发展，给世界注入了浓浓的中国元素，让世界感受着中国力量。但同时中国仍面临着新时期的重大考验：霸权主义、南海问题、朝核问题、恐怖势力、互联网危机等都给我国发展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考验。因此，打破这种局面，为我国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的根基显得尤为必要。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界定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党的十报告所提出的概念。报告中对这一概念的界定是：“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从这个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共同发展条件下实现各个支持、参与国利益的共同体，是基于共赢、合作、包容理念，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倡议。简单来说，这一概念包含着立足国内、放眼世界共同发展的战略含义。在这一概念下，各国的行为不再只是国家利益的延伸，还包含着国际利益的延伸。这是对新型国际关系构建和未来人类发展方向的集中构思，符合世界各国和人民的共同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二、新时代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全新的发展理念，有着自身独特的内涵。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多个维度的“命运与共”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是每一个国家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在打造平等互利的“利益共同体”的同时，打造国家之间的“共同体”和今人、后人之间的“共同体”，即“人类命运共同体”兼具横向的空间维度和纵向的时间维度。横向维度上的“命运与共”主要是就世界各国之间的共同发展而言。当今世界人类共处于一个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的现代国际社会体系中，有着共同生存的命运、共同发展的命运、共同安全的命运。这种命运的紧密相连是当今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造就的，资本主义生产和价值的双重全球化导致的普遍异化使人类在国际体系层次上遇到了“同命相连”的潜在威胁，如核威胁、环境危机、能源危机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已经超出了某个阶级或某类国家的能力范围，必须依靠世界各国人民同舟共济才能减缓和化解。纵向上的“命运与共”是就当今世界的人类和未来后辈之间的共同发展而言的。人类的发展是为了文明的延续，而这种延续的继承者和享用者是人类共同的后代，如果站在这个层面思考问题，就要求我们不仅要促进当今人类社会的发展，还要保证未来人类的继续发展，即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面对当今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的现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体现了今人、后人之间的“命运与共”。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着全新的世界发展观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全球价值观，其包含着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义利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

1.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人类发展历史上，权力之争是国家间关系发展的主线，当今社会中亦不乏这种对抗性思维，局部战争也不时发生。即便如此，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在这一主题下，各个国家地位平等，各个国家都享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国际社会应该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使我们的地球村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他还在《俄罗斯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告诉人们，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强权独霸不是人类和平之策，赢者通吃、零和博弈不是人类发展之路。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共赢而不是零和，才是人类社会和平、进步、发展的永恒主题。” 这些都透露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提倡的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

2.义利相兼的共同义利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体现出的共同义利观是中国传统“义利相兼”思想的延续和发展。中国外交部部长说：“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就是要在同发展中国家打交道的时候，坚持道义为先，更好地重视和照顾他们的需求。这传承了中国对外交往的优秀品格，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成为中国外交一面重要的旗帜。”对此中国向世界庄严承诺：“中国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我们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大国之间的相处亦是如此，要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要平等相待、践行正确义利观。主席在韩国首尔大学演讲时指出：“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中国向世界作出这些承诺不是只言义而不言利。中国所奉行的国际主义是不能违背国家核心利益的，当国家正当权益被侵犯时，中国不会置之不理，仍以义相交。对此主席作出明确说明：“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这是我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多边合作的原则和底线。

3.“结伴不结盟”的新型交往观。主席明确指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希望各国都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能够基于自愿自觉形成一种自然聚合。中国主张“结伴而不结盟”，在发展与别国的双边关系时，主张建立具有中国外交特色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这种新型交往观念的指导下，我国已经同诸多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基本形成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不会成为国际冲突的制造者，中国这只醒来的巨狮是一只文明、和平、可亲的狮子。这正是当前我国在国际舞台上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层含义。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世界发展方案

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将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性质的国际主义思想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的大同思想、和合思想相结合，在新的时代主题下生长起淼木哂兄泄特色、彰显中国气派的世界发展方案。

“和合主义”所追求的就是要创造一种体现“类价值”的“国际交往行为”，这种伦理原则和价值范式，虽然历经近代一百多年的战争洗礼，仍然不忘初心。从新中国建立之初一直发展到今天的和平外交政策就是最好的证明。1953年中国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获得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赞同，成为解决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2005年，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阐述了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的立场和决心，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真诚愿望和不懈追求；2012年党的十报告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这是基于当今世界局势，针对未来人类发展提出的中国方案，是我国和平发展道路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是中国传统“大同”与“和合”思想的延续。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意义

（一）是中国大国责任的彰显

党的十报告首次提出“负责任大国”概念，倡导我国在强化国内经济建设的同时，遵守国际准则，信守承诺，与其他国家一起为解决全球性问题共同努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时展大势的产物，是为未来世界发展提供的中国方案，同时让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兼顾世界各国正当利益的前提下，用不同于西方传统国强必霸、殖民扩张的思想，构想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新型世界秩序，彰显了中国的大国责任。大国之所以为大，在于国际影响力之大，而这种国际影响力来源于一个国家的国际威信，而非用强权使他国屈服，而这种威信源自于一个国家为世界所作的贡献和其所积极履行的责任。中国以世界和人类的和平发展为己任，通过推动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及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履行了促进世界繁荣稳定、和平发展的责任。此外，主席在国际交往的多种场合将中国的国际特殊责任诠释为“世界梦”。他说：“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是奉献世界的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为了这个梦，中国正通过一个个务实行动为世界人民筑就这个梦想。

世界人民有目共睹。2013年主席分别倡导建立了“21世纪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打造“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并为此投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出资近300亿美元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互联互通建设，支持沿线国家互利合作。这些举措印证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彰显了中国推动人类发展的大国责任。

（二）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成果

马克思在梳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提出了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真正共同体的思想。

马克思认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关系使得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养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被粉碎了，各个人看起来似乎独立地、自由地互相接触并在这种自由中互相交换。但是，这“只不过是错觉”，是形成了“彼此漠不关心”的货币、资本等“抽象共同体”和国家、阶级等“虚幻共同体”。通过这一“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概念，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这一概念的批判，并认为这是“真正共同体”的异化，而“真正的共同体”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即人的全面发展的共同体。

马克思提出的三种共同体是有一定的层次性的，那么我们就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即我们怎样从“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过渡到“真正的共同体”呢？“人类命运共同体”尝试着给予了这个问题答案。当今社会的国家都属于“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人类发展角度出发，将国家之间的合作注入了新的内涵，并使之提升到了一种新的境界，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共同体的异化，为人类走向“真正的共同体”铺垫了道路。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

（三）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证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以及我国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的积极实践，给我国的外交战略注入了新的活力，为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威信的树立提供了条件。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发展也不能脱离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将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倡导的互利共赢、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理念是中国和世界互相依靠、共同发展的重要保证。着眼于当前局势，“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为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承担大国责任提供了契机，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共鸣，这为我国未来的发展营造了极其有利的国际环境。这种利用共同体理念妥善处理国际社会复杂事务的方式，打开了新时期我国外交政策的新思路，为我国开展公共外交、扩大对外宣传与交流覆盖面、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提供了有利条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保证。

“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是我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新发展，是中国面对当前世界局势为世界未来发展开出的中国方案，它有对我国传统思想的继承，也有对未来国家发展战略的创新。利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把握人类利益和价值的通约性，在国与国关系中寻找最大公约数，对未来我国国家乃至世界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文篇2

我认为，这里所强调的“共鸣点”是说，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要迎接“新文明复兴”;人文主义延续到当代，正呼唤着“新人文主义”。要使我们提出的“命运共同体”得到广泛认同，就必须“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

关于“命运共同体”。党的十以来，多次强调，中国积极倡导、推动建设、努力迈向“命运共同体”。这是来自古老而年轻的中国经过深思熟虑，诚心实意谋求和平发展的诉求。

“命运共同体”表达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愿望。争取稳定繁荣的周边，特别是“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都是为了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延续中国的战略机遇期。“独行快，众行远。”中国的发展，促进周边乃至世界的发展，给国际和平提供助力。

“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人类共同发展的诉求。自1800年以来，全球人口从10亿增长至目前的72亿，但进入发达工业化水平和享受富裕生活的人口占比始终维持在1/6左右。为什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困境？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的主旨演讲中强调，作为大国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以“共商、共建、共享、共赢”为原则，秉持正确义利观，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建立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以此为基础建立国际格局新秩序。

强调：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必须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平等、合作、安全、包容这四个关键词构成“命运共同体”的四个支点。

关于“新文明复兴”。要使“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广泛认同，除了要讲清楚人类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的根本需要之所在，还要有坚实的文化支撑。想人之所想，急人之所急，欲人之所欲，才有共同关切、共同语言。“命运共同体”为当代人类之所想、所急、所欲，与中国文化高度契合。

“命运共同体”强调“命运相连，休戚与共”，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共同愿景，共同应对共同的危机、共同的挑战。各国只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才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进程，肩负着推进这场新的文明复兴的时代使命。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这种“独特思维方法”就是中华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天人合一、允执厥中、仁者爱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众缘和合。其核心是“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我们提出建设“命运共同体”，是为世界谋、为天下谋。这是快速发展的中国“内和乃求外顺，内和必致外和”的逻辑延伸，是中国作为一个对世界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的神圣责任，也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古老民族发自内心的“千年一叹”。

关于“新人文主义”。中华文明在漫长发展中积淀了厚重的人文理念。《周易》所说的“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主张观察研究人文，用以教化天下人，才成其为人类社会。

这是中华文化的人文主义基因。

区别于罗马时期西塞罗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启蒙时代的人文主义，也与18世纪德国人文主义、当代西方的“新人文主义”不同，我们强调的“新人文主义”是基于新时代对人本主义的呼唤，需要对传统人本精神继承吸收，发扬其积极成果，更要因应时代，革故鼎新。西方人本主义多强调作为个体的自由与权利，尊重人的本能欲望，催生了迅猛发展的经济，也造就了膨胀的个人。新的文明复兴，将催生和谐的人。它既要巩固第一次文艺复兴人本主义积极成果，又要克制极端个人主义。这是“新人文主义”的内涵和价值，它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文篇3

摘 要：命运共同体秉承共同体所具有的“共同性”以及目标“高阶性”内涵，在新的全球语境下成为继和谐世界理念之后中国外交战略上新的话语思维体系并同时向内触发中国民族工作新的思考。其显示的历史（历时）性时空逻辑和多层次、跨体系表征能够助推当前及未来中国的多民族国家治理视域向着更为深邃和宽广的方向和路径延展。

关键词：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多民族国家治理；全球治理

中图分类号：D0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7-0076-04

“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4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并强调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一论断也成为新时期民族工作的重要指导理念。

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无论是学界抑或是政界，对于“命运共同体”的探讨和实践更多的是从全球治理角度切入从而将之视为一种全球普遍认同的利益观和价值观并认为其代表着中国外交的新思路。另一方面，对于命运共同体理念引导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治理实践的认识和了解目前并不多，也不够深入。因此，把握命运共同体内涵及其对于多民族国家治理的意义尤为必要。

一、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形成

“命运共同体”由“命运”与“共同体”组合而成，其中“共同体”概念是这一组合式术语和实体存在之基本，至少它在宏观层面上指导着“命运共同体”概念的内涵与框架。

（一）“共同体”的概念与内涵

就像“文化”之于人类学，“共同体”作为社会学的主题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但是又很宽泛的组织型概念……像文化一样，“共同体”既可以指人类事务中广义而普遍的存在，也可以是这本质所在时空中的特殊实体[1]。这一论述基本上呈现了“共同体”的张力，的确，一百多年来，社会学家提出了多达九十多种的“共同体”定义，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从来就没有什么共同体理论，也没有关于什么是共同体的令人满意的定义[2]。但这并不意味着共同体就没有了探讨的意义。相反，学术史上对于共同体的研究如汗牛充栋，在此处仅做一简述。

从一般词学意义上来看，毛渲（2014）在综合国内外多种辞书像《牛津英语词典》《新韦伯斯特国际百科全书》以及《现代汉语词典》等文献后将共同体定义为：“人类的一种团体或集体形态，在共同的地缘区域中或不在共同的区域却拥有共同的历史、信仰、特征，或者出于对共同目的、利益的追求而进行的结合体”[3]。

从学界追根溯源，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对“追求善”的“城邦”这一政治共同体的推崇以及赫尔德对于基于语言这一纽带并在“民族精神”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共同体这一自然的、最契合人之本性的生活形态的迷恋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为“统领原则的共同体”[4]的“应然”一面。

但学界一般认为对“共同体”做最早、最完备表述的是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这一概念也是经滕尼斯的名作《共同体与社会》进入社会理论，并成为社会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他认为共同体是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代表了一种人类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他特别强调了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共同价值观和传统，并有着共同的善恶观念、共同的朋友和敌人，存在着“我们”或“我的”意识[3]。

在滕尼斯的理论体系中，共同体具有历时性特征，他将之分为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三个发展阶段。其中，血缘共同体是最早、最基础的共同体，而后，地缘共同体作为行为的统一体分离出来，并在空间上表现为居住在一起。精神共同体则是其最后、最高阶段，需要长时间的积淀和培育。在此过程中，共同体不仅与特定的社会关系或纽带（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中的任何一个领域）相联结，体现出一定的物质、经济关系，它还像家庭和民族一样，表现出一定的心理的、文化的和精神的关系[5]。由此，可以看出共同体一定的全面性和高阶性。

齐格蒙特・鲍曼对于共同体的定义则进一步深化了其感性的一面：他认为“共同体是一种感觉，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在这个共同体中，我们可以放松起来――因为我们是安全的，在那里，即使是在黑暗的角落里，也不会有任何危险。”[6]这种定义虽然明确了人类对于共同体的某种期待，具体来说是它带来的“安全感”，但无疑这增加了对共同体定义的难度。

然而，螺旋似在向下旋转。随着社会学学科的建立及蓬勃发展，初期以城市问题为主要应用研究对象的芝加哥学派将滕尼斯的共同体概念演绎成了社区概念。这虽然使得当下的共同体概念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共同体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局部实践”，共同体概念在社会理论中的地位自然地经历了一个逐步“降格”的过程[4]――学习共同体、社科共同体、法律共同体、知识共同体、学术共同体等的出现，似乎昭示着共同体的式微，并使在不同语境和话语体系下对共同体的认识和理解往往难以达成一致。

但不管共同体在其学术意义上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弄清楚共同体的内涵所在才是把握其实践的进程和时机的关键。透过上述分析之脉络我们可以发现共同体的内涵集中于“共同认同”的面向即共同体形成、维系的基础及其对于更高目标和层次的追求。在此述为“共同性”“高阶性”。这种基础可以是血缘、地缘，也可以是种族、观念、地位、遭遇、任务、身份、语言，甚至文化等方方面面；共同体的追求可以是当前的共同利益，也可以是共同的“安全感”，甚或是共同的“善”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二）命运共同体的生成与内容

“命运共同体”最早在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提出。2012年11月中共十报告辟专章表述为：“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

之后，又在国际国内多个场合对“命运共同体”进行阐释。2013年4月，于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发表了《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主旨演讲，强调各国应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是年10月，在印尼国会发表《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演讲，表示中方愿与东盟成为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提出从政治上“讲信修睦”、经济上“合作共赢”、安全上“守望相助”、人文上“心心相印”、地区机制上“开放包容”五个方面全方位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紧接着，在2014年11月28日至29日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又提出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进入2015年，于3月28日再度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明确提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他发表的《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主旨演讲强调各国应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亚洲命运共同体”包括四大支柱，即政治上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经济上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安全上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文化上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4月，又在巴基斯坦议会发表《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的演讲，强调中巴要“弘义融利”，实现共同发展。接着，在印尼亚非领导人会议上发表《弘扬万隆精神，推进合作共赢》的讲话，强调依据地缘远近与共同利益大小从“亚非两大洲合作、全球发展中国家合作、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合作”三个层次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综上所述，从思想角度来讲，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倡导的国际问题治理的新理念，是包含平等互信的新型权力观、合作共赢的共同利益观以及包容互鉴的文明观[7]的全球性价值观。它以共同体之共同性为基础，以共同体之高追求为目标，秉承平等之本，强调分享、合作、共赢、包容等关键，合作是手段也是过程，支持从双边到地区到全球，层层递进，其最终目的在于共赢而促进世界之和谐共生，呈现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状态[8]。

从实践角度来讲，它更多的是“在安的时候共同发展、在危机的时候共同应对”[9]的集体合作组织。首先，在集体合作组织内部，各成员地位平等，遵循民主原则。这样一种组织的发展一般是循序渐进的，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多个方面入手，注重每一阶段的制度或组织机制的建立，从而不断加深互信和认同，更好地协调处理国际关系和规范国际秩序，推动并完善全球治理。中国作为这一理念的积极倡导者，提供“一带一路”与“亚投行”两大公共产品是践行命运共同体的达成路径的探索。当然，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更在实在的行动之中，如竭尽所能帮助西非应对埃博拉疫情，迅速大力救援遭受强震的尼泊尔是践行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题中之义。

另外，近年来，“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提法不断出现在中国大陆对台政策的表述之中。从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书面报告到大陆领导人会见台湾政要以及国台办相关的谈话中，“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这一说法都多次提及。2015年5月4日，会见中国主席朱立伦时再次强调，面对新形势，国共两党和两岸双方要坚定信心、增进互信，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携手建设两岸命运共同体。

二、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多民族国家治理

上述命运共同体相关提法之梳理体现了其对于全球治理的意义。那么在这一理念还并未在多民族国家治理领域得到全面实践的当下，把握共同体之内核，结合命运共同体之理念及对外实践，我们或许可以觅得其为多民族国家治理所能提供的方向和路径。

（一）命运共同体意识体察多民族国家治理的深度

命运共同体承自共同体之内核，讲共性、也更注重其历时性。共同体内部具有一定共同性的成员是共同体存在的基础。他们基于彼此共同关心的问题或共同的目标而共事并不断深化彼此的认同。这既显示了共同体横向的联结，也迫使我们追问共同性的所在。笔者以为，这种共同性不仅存在于地缘、血缘中，而且更多的是从共同体之历史之中爬梳而来并绵延开去。它涵盖过去的历史文化记忆，直面当下无法回避的经济财富旨趣，更憧憬人类意志在未来的全面和谐。

首先，命运共同体意识要求我们正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历史渊源。命运共同体倡导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与中国传统“和文化”理念可以说一脉相承。“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与根，是中国文化的原初性基因，是中华民族基础性信仰。“和文化”有丰富的内涵，其核心概念有两个：一个是“和而不同”，另一个是“和实生物”[10]。它们既昭示了世界之如何存在和发展，也为当前我们塑造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找到了主心。所以，从“和文化”出发，走向世界，再回归中国，将其作为多民族国家处理民族关系、协调各民族与国家关系的核心准则也是顺理成章的。

而自近代以来中国遭受的外来侵略和各民族共同抗辱则进一步为当前多民族国家治理提供了构筑认同的因子。孙中山将共同体的内核从“以‘五族共和’为象征的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一律平等、共同发展的民族国家”转变为“各民族融合成一个中华民族”[11]，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观念生成打下了基础。抗日战争则作为国人的历史记忆，进一步将各民族所依托的“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心路历程”升华到了一个成熟的境界。正如费孝通指出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2]从千年的文化基因、从百年的历史记忆里追寻并加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无疑是命运共同体意识最直接的选择。

其次，在当今世界，纵观各类命运共同体的论述，基本都围绕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角度进行阐释，但归根结底，从相关学理分析以及欧共体等地区性组织的发展实践，我们都看到经济利益在维系当前世界和平和通往和谐之路上的关键位置，尤其是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调如“自我实现的预言”般愈演愈烈的情形下，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推崇恐怕只能在官方或者浅层次交流中实现。

三、小结

从多民族国家治理角度来讲，“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内是整合56个民族之间以及56个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核心思维和方向，对外是指导中国进行国际交往、处理国际事务、建构国际新秩序的基本主张。这体现了命运共同体在其内涵主导下的张力。当代世界，国际社会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逐步加强，建立在利益共同体之上的命运共同体构建自是需要国家之间的通力合作，以寻求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在国内社会中同样出现了日益增多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也需要所有行为体之间相互对“他者”秉持厚德载物之胸怀，寻求社会治理的创新优化，寻求合作、互利、共赢，以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命运共同体思维不仅可由外及内、由浅入深，更可促使各个层面共同体成员形成内外联动、层层互动之局面。

可以说，携共同体之内核即“共同性”“高阶性”追求等基因的“命运共同体”思维既内藏于中华各民族、海峡两岸的历史与现实之中；又存在于多民族国家所构建的诸多理想之中，如中华民族复兴梦、中国梦。多民族国家治理需要溯及既往、也要笃定前方，更须沉在当下，触及各方。作为全球治理领域供给的营养，“命运共同体”为体认多民族国家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向和框架，但目前它更多地还是集中于思维层面，还有待学界更为深刻地从其内在机理、认同机制去深化和拓展，而这也同样需要对其实践进程做出更为全面和细致的评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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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M].欧阳景根，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177.

[7]李海龙.中国外交新思路：塑造“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和平发展[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67-72.

[8]李臻，金炳镐.关于中华民族的新论述初探[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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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杨文炯.从民族自在到民族自觉――近代至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的觉醒与国家认同的熔铸[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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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作文篇4

在首届大会贺词中指出，“互联网真正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让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人类社会正在进入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网络时代。面对网络效益，谁都能够从中受益；面对网络威胁，谁也无法独善其身。世界需要建设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抢抓网络发展机遇，关注信息安全风险，强化国际合作机制，完善全球治理结构，网络空间才能从“利益共同体”走向“命运共同体”。

构建网络空间命\共同体，要有发展是硬道理、创新是生命力的正确理念。网络空间是科技创新的直接产物，是人类发展的一片蓝海。未来的发展潜力无可限量，但现实的数字差距亟待弥合。这既需要发展中国家一届又一届政府的不懈努力，也需要发达国家一次又一次的热情相助，以更高的智慧和更宽广的胸怀，不断开拓创新，实现发展共赢。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要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包容精神。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当今世界，当全球互联入网，对待不同文明时，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乌镇峰会就是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网络时代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和谐共处的纽带。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要有维护人类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担当。网络空间利弊并存，他人的“短板”可能就是攻击你的“跳板”。只有共同担当安全责任、管控网络风险，才能提升整体安全系数。当前，世界面临技术扩散带来的网络犯罪和恐怖攻击等威胁风险，网络安全国际合作已是大势所趋。只有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同心协力，我们方能有效掌控网络空间这个由人类创造出来的虚拟世界。

（选自《中国信息安全》2015年第12期，有删改）

本文从三方面说明了“如何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一问题，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1.结合生活实际，谈谈网络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文篇5

中共万源市委第一巡察组：邓明

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要将人类整体作为解决问题的行动主体，凸显了共同体较于个体的优越性。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全球性肺炎中，共同命运为联结主线，将全人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以合作共赢为主旨，我们同舟共济，合力战“疫”。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疫情防控，人类整体，合作共赢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类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当今时代的主题仍是和平与发展，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这时代精神的表达。如今，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让我们更深刻的认识到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仅是对某个国家的考验，更是对全人类的考验。病毒无国界，在抗击新冠肺炎的道路上，我们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我们要在抗疫之中，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权责共担，同舟共济。

一、以人类整体为抗击新冠肺炎的行动主体

（一）全人类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经济落后，交通闭塞的年代，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单调而薄弱，有时一次分别便永远的失去了联系。在那个年代，虽然医疗水平落后，但是疫情基本不可能引发全球性危机。而在经济全球化，交通便利的今天，即使素昧谋面的人之间也可能存在着某种密切联系，远在千里之外的人也能随时相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早已成为了一个命运共同体。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已成为共识，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程度空前加深，早已成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此次新冠疫情，没有哪个国家能作壁上观，独善其身。同病毒较量，只有全人类取得抗疫的胜利，各国人民的生命健康才能得到充分的保证。我们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团结抗疫，合作共赢。

（二）勇于担当，心有大爱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都有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危难当前，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怀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而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逃避心态，或是想着我不是医护人员，不是军人，不是领导，我是一个弱者，就应该被保护。哪有不怕死亡的人，不过是有着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值得人们去捍卫罢了。

新冠肺炎给我们留下了沉痛的记忆。4月中旬，344支援鄂医疗队全部撤离湖北，这也代表了我们挺过了最困难的阶段。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这是他们留给我们的深刻印象。在面对生死之事上，我们每个人都会感到胆怯，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但总有勇士用一己之力守护着我们的家园，这正是源于大爱和担当。在中国抗疫最艰难的时候，国际社会也给予了我们无比宝贵的支持和援助。正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在中国度过最艰难的时刻后，又为其他国家提供医疗物资，分享抗击疫情的经验，我国的医护人员不畏艰险，奔赴海外。

“上善若水，大爱无疆”，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我们更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努力做到胸有大志，心有大我，肩有大任，行有大德。

二、以共同命运为联结主线，协力抗疫

（一）病毒无国界，唯有全人类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

面对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它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新冠肺炎不仅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健康，而且也对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面对这样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都责无旁贷，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身陷疫情困境，看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逝去，要么齐心抗疫，将它彻底打败，要获得全人类的胜利，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人都不能少。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 年年会上发表演讲时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共同发展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符合各国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正确方向，坚持同舟共济，推动亚洲和世界发展不断迈向新台阶。”如今的新冠肺炎更是将全人类的命运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我们万众一心，抗疫胜利指日可待。

（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改变争夺权力和财富的国际关系

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是各国发展的必然结果。虽然各个国家之间难以避免的会产生一些竞争和摩擦，但是在病毒面前，我们应该暂时放下往日的芥蒂，团结一心，着力解决眼下全人类的困境，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是趁火打劫，滋生事端。

中国在此次“战疫”中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我们和世界各国积极分享抗击疫情的经验，提供多种防控和诊治的方案，举行疫情防控经验国际交流大会，并和有关国家开展疫苗、药品研发等合作。但也有人会为了一己之私，而发出些不和谐的声音。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中把新冠病毒演绎成为“中国病毒”，对中国搞污名化。美方毫无根据的称中国正在“窃取”美国病毒疫苗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国外交部作出回应，美方毫无根据，新冠病毒疫苗研发不是中美之争，而是人类与病毒之争。哪个国家率先完成疫苗研发并投入使用都是对人类抗击疫情的积极贡献。在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我国向世界展示了大国的担当，我们用行动证明，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噱头，而是真正的为了全人类更好的发展。

在这场危及全人类的灾难面前，我们应当以大局为重，将全人类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利用疫情做文章，暗中生事的行为实在为人所不齿。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希望各个国家之间多一些合作，少一些竞争，多一些和谐，少一些纷争。

三、以合作共赢为主旨，大获全胜

（一）共赢体现了所有参与者共同利益的实现

疫情当前，我们都有着共同的目标——尽快摆脱疫情的困扰，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新冠肺炎不仅夺取了许多人的生命，更是对国家的经济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害。以中国为例，在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为了更好地控制疫情的蔓延，我国停工停产停学。而这一举措虽然有效的抑制了病毒的扩散，但是也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极大地影响。比如对从事餐饮行业的人来说，春节期间本来是收益的高峰期，但是为了及时控制疫情接触感染，严禁聚餐聚会，很多饭店因此歇业，这不仅减少了店家的收入，还会使食材堆积，带来更大的损失。即使现在饭店恢复了正常营业，可生意也大不如前。国家为了缓解人们的生存压力，也出台了一系列的补助措施，帮助人们共度难关，这对国家的经济实力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而这样的现状并不只是在中国，世界各国都面临着这样糟糕的情况，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有着共同的目标，我们是命运共同体，所以我们必须选择合作共赢。

（二）合作共享的意义在于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上，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实现人类的整体利益和均衡发展，在这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已经成为了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在任何时候，人的生命应该放在首位。在此次在灾难中，中国可谓首当其冲，深受其害。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中国主动分享治疫经验，提出医疗援助，为世界抗击疫情做出了重大贡献。反观某些西方政客，对自己国家抗击疫情不作为，转而借机攻击中国，这样的行为不但不利于世界抗疫的进程，更不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正所谓患难见真情，世界各国在此次疫情中，并肩战斗，团结协作，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会因此而变得更加紧密。我相信疫情全面结束的未来，我们依然能像现在这样，合作共赢，为全人类共谋福利。

参考文献：

[1]史宏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意蕴与历史意义[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

[2]刘佳.“国家——社会”共同在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全民动员和治理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文篇6

    公共艺术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最显著的特征即在于它的公共性。所谓的“公共”，按照现代英汉大辞典中的解释，有如下几个层面的理解：公有的，公众的，公共事务的，社会的，为公的；国家的，政府的，公家的，公立的；公开的，当众的；知名的，突出的；全国的，国际的，普遍的。所谓“公共性”，是基于一定的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公共领域的建立。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1]根据以上的理论诠释以及现代社会的基本情状和未来人类的理想追索，“公共性”应具有如下的基本内涵：

（1）开放性、自由性、交互性。人们在一定的开放的场域相遇，可以自由的交流、碰撞、吸取、磨合，共同谱写人类精神的交响乐章，共同铸就文明的累累硕果。

（2）独立性、批判性、超越性。在公共的场域，每个相对的个体具有独立性，他不依附任何的权力，具有自我表达、自我展示以及对他者进行评判的权利，因而，公共性，从深层次上讲，应该具有一种独立性与批判性、超越性。

（3）民族性与类的融合。在公共时空中的个体是独立的，但不是无所归属的，并且，任何的公共场域都不是虚幻的存在（这里当然不包含虚幻的设计），因而，它首先体现着一定的民族性的精神昭示，而这种民族性又充分蕴涵着人类的终极指向，这即表现为差异性、多元性的共在。

（4）公与私的融合。公与私向来被框架在二元对立的模式中。诚然，按照辩证法的逻辑，二者是对立中的统一，相互依存而又独立，没有公即没有私，反之亦然。但是，在应用和诠释中，二者的对立性往往成为唯一的存在，并内在于人们的行为之中。在真正的“公共性”精神内质中，公与私不应是对立的，而是一种圆融。这种圆融共在的精神内涵，不是得益于西方文化的公私二元的对立，而是受惠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智识慧命：“上下与天地同流”、“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芥子纳须弥”、“壶中自有天地”，在此种“天人合一”、万物圆成自在的生命精神中，个体之“私我”、“小我”即涵纳于宇宙天地之“大我”的境界中，这是一种保存自我而又与他者共生共存的精神理念。

    基于此，我们所谈到的“公共艺术”之“公共性”，应作为广义的理解，它更在于通过艺术的多种形式以进行公共精神的构建。因而，单纯强调“公共性”或“艺术性”都会有失偏颇，从而造成对“公共艺术”的曲解和误读。“公共艺术”首先是一种艺术，只不过这种艺术形式有着一种特有的灵魂构筑，即公共精神的指向和铸就。艺术家有权张扬自己的艺术个性，展示自我的设计理念，但这种设计同时又是面向公众的，具有公共性。因而，通过艺术的感召传达公共精神是进行艺术创作的合理内核和必然归趋。实质上，艺术所传达的公共精神是人性的一种表征和显现，是对人之为人的不懈的追问，是使人最终臻达于真善美圆成自在的精神昭示。人们既可以尽情地徜徉于纯艺术的瑰丽殿堂，又可以有感于鲁迅那种“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精神朗照。在公共艺术的世界中，艺术家在自我展现的过程中与他人相遇，这便构成自我和他者之间的交流沟通，这种交流和沟通，即是自我和他者之间的生命的交流和对话，生命与生命的相沟连、相依偎。公共艺术的生命精神正在于此。艺术家的生命力在这种公共的场域中被进一步的激活，从而得以延续和增盛。汉娜•阿伦特曾谈到：“如果这个世界有一个公共空间，那么它就不只能为一代人而建立并只为谋生而筹划；它必须超越凡人的寿命。……与基督教理解的公共产品不同—一拯救人的灵魂是一种对所有人都相同的关怀一—公共世界是我们一出生就进入、一死亡就弃之身后的世界。它超越了我们的寿命，过去是如此，将来也一样；它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存在，在我们的渺渺一生之后仍将延绵持续。这不仅仅是我们与那些和我们共同生活的人共同拥有的世界，而且也是与我们的前人和后代共同拥有的世界。但这一共同的世界只有出现在公共领域中这一程度上，才能在时代的变迁中经久不衰。正是公共领域的公共性，才能在缠绵几百年的时间里，将人类想从时间的自然流逝中保全的任何东西都融入其中，并使其熠熠生辉。”[2]我们生存的世界将逝去，而人类共铸的灵魂将使这个世界绵延共在。艺术家的使命及其所珍视之处便在于此。

    以奥运景观设计为例。此次北京奥运景观的设计艺术，是一次充分展示自我、彰显民族精神、与世界各国的多元文化交流的绝好时机和平台，在铸就和高扬公共精神的设计理念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省思。北京奥运景观的艺术设计，遵循“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科技奥运”的宗旨，尽情地展现了人们对生命的真情关爱、对和谐世界的心灵企盼、对自然的挚爱情怀。如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设计，吸纳了中国传统园林设计的精神理念，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精神核心呈现出来。在奥运雕塑的作品展中，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艺术家以多种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表达着他们对奥运精神的理解、对文化的解读和对生命的诠释：有抒情的、幽默的、挑战的、可爱的、情趣的，或温润或激情，或内敛或勃发，或传统或前卫，或写实或抽象，尽显艺术家的个性的同时，也在与他者的相遇中进行着自由的交流，公众在这种交流、欣赏、品味和省思中建构着公共精神。

二、诗意的蕴涵

    中国曾是充满诗意的国度，一片云尽知心灵的缱绻，一落叶可涵纳春秋，鸟儿可谛听诗人的吟唱，花儿可饱含愁韵与温情。曾几何时，国人能尽享诗意的精神家园。但这已经成为历史，在现代的生存中，特别是在大都市的生存境域中，浮躁、奔忙、沉郁、疲惫等成为现代人生活的写照，人们在片刻的消遣、娱乐之中渴望的是感性的狂欢、压抑的心灵释放，但这片刻的狂欢结束后仍是精神的困惑与茫然。因而，现代人的心灵充满着乡愁，企盼文化的记忆的苏醒。所以说，现代的生存不是要隔断传统，而是应回归精神家园，在其中诗意的栖居。

    中国的传统文化蕴涵着生命的诗韵，在这种诗韵中的艺术是对生命的诠释与传达、对性灵的言说与展现。徜徉于中国的艺术世界中，人们可行、可游、可居，“应会感神”、“怡情悦性”，进而获得生命的游弋与安顿。现代的艺术创作应从这种生命的哲思中汲取充分的营养来健康自己，从诗意的灵动中获取心灵的慰藉来润泽近乎干枯的艺术生命。海德格尔曾说艺术能够昭示人存在的本真性，而这种本真性就是诗，“艺术的本性是诗”。正是有了这种诗性，艺术才具有塑造、穿透人类灵魂的能力，具有延脉、展示生命的无穷魅力。黑格尔谈到：“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和其他的观念和目的。”[3]因此，作为现代艺术形式的公共艺术，亦应提取本民族文化的精髓，秉承本民族艺术的生命精神，以营建现代人生存的诗意空间。诗性是人内在的一种生命体验，一种心灵的诉求，也是性灵的彰显，而公共艺术的展现正应根植于这种生命体验之中，因此，诗性理应成为公共艺术的一种灵魂主宰，一种理想的精神诉求。

    在北京奥运景观设计的很多作品中，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精神得到呈现，浓厚的诗意萦绕其间。如在建筑景观中，国家体育场“鸟巢”，虽然利用的是现代的建筑材料，但它的视觉形式以及营造的意境却是充满着诗情画意，即古典又浪漫。鸟巢的设计者迪默龙先生说，鸟巢是个形象的比喻，它可以使人联想到一些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事物：棂花窗、冰裂纹瓷器、镂空玉器、新石器时代陶制器皿上的网状图案。而对于一般的公众而言，鸟巢的外观最易使人联想到自然中的一个鸟儿的乐园——那就是它的家，倦了可以休憩的温暖的家；它同样会打开尘封的记忆——儿时游玩的天堂。如此意境，会撩动现代人一种归根的意识，一种激情澎湃后的宁静追求。因而，鸟巢的建筑是现代的，同时又是古典的、诗意的、浪漫的。

    奥运的雕塑景观凝结了东西方的文化因子，其中不乏蕴涵诗意的作品，如《奥运之翼》，男女并肩携手向前奔腾欲飞，奥运五环化为其羽翼高飞飘举，这一情景在蓝天白云无垠天宇的映衬中，展现了人类以自己的奋争来圆梦的激情与渴望，也寓意着人涵纳在宇宙之中，与天地同在的和谐境界。与优雅婉约的诗情相比，此种诗境更增添一种生命的豪情与奔放，亦具一种超越飘逸之感。诗情缘自生命基底的情感，这类公共艺术作品正是巧妙和谐的利用了空间的视觉效果，撩动着人们的内心情感，营造着诗意的空间，从而展现着生命的张力和亲和力，进而触动灵魂的深处。

    但是，颇为令人遗憾，也是值得反思的是，奥运雕塑景观的作品精品甚少，缺乏那种震撼心灵、具有独特审美效果的作品，传统文化的底蕴表现不够，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并没有充分地展示出来。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有些作品明显是没有领会中国艺术的精神内涵，只是摘取一些表层的东西进行装点，因而，作品的表现不仅肤浅，而且显得忸怩做作、搔首弄姿，人为的、强制的、雕琢的痕迹太浓、太盛。不仅是对中国的文化，对西方文化以及对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的理解都有过于表面化的倾向。任何形式的文化都不仅仅是符号、装饰、风格、形式的因袭摹写，她都有着鲜活深邃的源头活水，即她的生命精神，她的生存基底，这只有创作者以其生命来领会、体验、把握到这一文化的精髓，才能够有震撼心灵的、永恒的艺术作品问世。

 

三、意义的生成

    人是一种寻求意义且依凭意义而生存的存在，这是人之为人的最为根本的层面之一，也就是说，人是一种寻求意义生存的物种。何以如此？弗兰克尔认为，人寻求意义缘自人类生命中原始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最基本动因即是“意义意志”，它能够使人超越现世生存去获得终极的意义。弗兰克尔的这种观点很有启发，意义的追问以及求解意义的生存本是人之生命的自然归属，人无法容忍生存的空虚，尽管现代人有时会把意义的追求嘲笑、蔑视，甚至给予抛却、碾碎，但是，他们的空虚的痛苦，心灵的漂泊感正说明“意义意志”之于他们生命存在的意义。

    古往今来的哲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等都在从不同的视角对意义进行关注和叩问，柏拉图认为“意义是永恒的原型”，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考虑人间事务时，不能把人当作原本意义上的人来加以考虑，也不能在凡尘俗世中去探寻什么是会泯灭的，而只能在他们具备永恒的可能性这个程度上来考虑他们。”[4]将意义同永恒性相涵纳，说明人的意义生存贯穿于人类的生命历程，且成为人的最终的形上追求与生命的归依。由此可知，意义的存在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这一过程在艺术领域尤其显著。艺术的意义呈现是艺术家通过艺术创作来传达自我的生命意义以及对于社会的存在意义，正如康定斯基在《论艺术的精神》中所言：艺术创作是为了人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是要“将光明投向人的内心黑暗中去——这就是艺术家的使命。”[5]正是在艺术家的不断的创作中，意义不断地生成，从而照亮并且主宰人的生命行程。因此，我们可以说，艺术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这种生存不懈地追问着生命的真谛。对于公共艺术来说，其所铸就的公共精神、所陶冶的艺术灵魂，都不仅仅是属于艺术家个体的生命存在，彰显其个人的意义生存，而是在用各种公共艺术的符号语言对公众言说着一个意义世界，构筑着一种精神生命的屏障。创作者与公众相遇交流的过程就是一个能指与所指建立意指关系的过程，也就是符号意义生成的过程，这种意义会根据场的变迁不断地变化、延伸、衍生，进而还会生发出新的意义，因此，意义的生成即可看作是生命的不断地提升和超越的历程，进而臻达理想的彼岸。公共艺术的存在的意义正是可通过与公众最亲近的艺术形式，最现实的生存方式进达那种已经被现代人淡化出去的理想境界，能够穿透其灵魂，深入人性的基底。

    鉴于此，如何在公共艺术的设计中使创作者与公众能够达成这种意义的生成共识，是值得当代公共艺术设计应该着力反思和探索的问题，这关系到公共艺术生命力的展现及其存在的价值。应该说，公共艺术不仅仅追求艺术形式和视觉效果的问题，它还关乎场的意识、艺术家的文化底蕴、对公众的理解和挖掘，以及公众的参与和文化的选择等等。美国著名城市学家伊里尔•沙里宁曾经说过：“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说，看看城市的公共艺术，即可知道艺术家的兴趣、追求和使命，即可明晓公众的思想、生活和文化，即可呈现意义是否在生成着、支撑着人们的生存。

奥林匹克运动不仅是一项体育事业，同时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事业等全方位的社会互动活动。《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人生哲学”，“奥林匹克谋求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的融合，创造一种以奋斗为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作用并尊重基本公德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奥林匹克的宗旨要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社会。”[6]可见，奥林匹克运动是提升人的意义生存的一项活动，因而，相应的公共艺术设计也应是以建构意义的生存方式而进行。如雕塑景观《天行健》，由来自台湾的杨奉琛创作，雕塑蕴涵着深厚

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呈现着厚德载物的醇厚博大与天行健的搏击阳刚，张扬着一种独特的生命之美。一些具有历史记忆的作品也会使人们在历史的行程中、在文化的积淀中回味、省思自己的生存。

    艺术的真谛在于艺术给予人的不仅是视觉上的瞬间感受，而且是契入灵魂深处的生命的意义体验，从而臻达有灵魂相守的人生境界。精神生命获得永恒，艺术亦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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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作文篇7

【2017党员干部学习一带一路心得体会范文一】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近年来，财政部配合有关部门逐步扩大对外援助支持力度，安排实施了一批公路、铁路、光缆、电力等基础设施项目，有力促进了受援国的经济和民生事业发展。同时，支持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通过设立境外股权投资基金、境外人民币专项贷款、多双边产能合作专项贷款等方式，重点围绕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能合作和金融合作等项目。

一带一路建设资金需求巨大，单靠政府投资满足不了需要。肖捷表示，在这方面，财政部一直坚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同时注重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实际上，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各类投资主体参与建设的潜力巨大。如果政府有关部门做好引导服务工作，提高政策透明度，除我国各类投资主体将积极参与外，沿线国家各类投资主体也将积极参与进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肖捷认为，在充分调动国内外各类投资主体积极性的同时，还要切实推进金融创新，深化金融领域合作，构建多边多元的融资机制。多边开发机构在发展融资方面经验丰富，可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已与有关多边开发机构达成共识，共同加大对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项目的支持力度。

肖捷介绍，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财政部、人民银行将共同主办促进资金融通的平行主题会议，会议主题是建立多元化投融资体系，促进一带一路建设。代表们将着重梳理近年来一带一路项目的融资实践和经验，分析机遇和挑战，进一步凝聚共识，推动构建长期、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多元化融资体系，更好地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融资支持。

【2017党员干部学习一带一路心得体会范文二】 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相互依存空前加深，历史性机遇与全球性挑战复杂交织，能否实现共同发展梦想牵动着各国人民的心。中国以首善其身、兼济天下的大国胸怀，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倡议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共圆发展梦想之路。提出的一带一路，是中国为促进人类共同发展所倡导的高屋建瓴的中国方案。

回顾的外交思想，必然忆及他就任国家主席后主持的首次主场外交，也就是2013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在这个立足亚洲、面向世界的重要国际平台上，主席发表了题为《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的主旨演讲，提出应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勇于变革创新，同心维护和平，着力推进合作，坚持开放包容。这为中国同各国一道以创新共谋发展、以合作共谋繁荣指明了方向。同年9月和10月，主席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社会予以高度关注和积极响应。20XX年，主席在亚信峰会、APEC会议、G20峰会等重要国际场合，进一步阐释了命运共同体、亚洲安全观、一带一路、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和观点，体现了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使中国倡议、中国方案更加深入人心。在2017年3月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主席再次发表题为《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的主旨演讲，强调世界好，亚洲才能好;亚洲好，世界才能好，要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欢迎沿线国家和亚洲国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也张开臂膀欢迎五大洲朋友共襄盛举。与会各国代表纷纷表示愿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分享中国和亚洲发展红利，实现共同繁荣。一带一路稳健推进，精彩可期。

的外交思想脉络清晰、自成体系、富有创见，体现了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是从国际大局出发推动各国携手共建命运共同体的宏伟韬略，反映出独特的东方智慧。一带一路正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是共圆亚洲梦、世界梦的当下之路和现实载体。纵观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一带一路植根于中国厚重的文化积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实意义。一带一路传承中国历史文化精髓，秉持讲信修睦、弘义融利、协和万邦的理念，致力于再筑东西方利益交融、文明辉映的盛世。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对接、优势互补，推动更多国家和地区共同应对全球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推动相关各方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开展广泛、深入、持久的交流与合作，建设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构建更强劲、更有效、更具亲和力的区域一体化合作大格局，实现人类和平发展与共同繁荣。一带一路强调包容发展、开放合作、互联互通、文明互鉴、和平友谊，将助力人类社会在新时代实现共同发展的美好梦想。

一带一路是包容发展之路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基因和宗教信仰，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家无论大小，选择何种道路，经济发达与否，都是平等的国际社会主体，只有彼此尊重、相互包容、休戚与共，才能走向共同发展与繁荣的美好明天。但令人遗憾的是，冷战结束20多年来，冷战思维依然存在，一些国家推行价值观外交，制造不和谐声音。与此同时，人类通向共同繁荣的道路上仍存在重重障碍：发展不平衡，南北差距仍在不断拉大;贫困问题突出，全世界仍有约12亿绝对贫困人口;资源环境瓶颈制约增强，气候变化、疾病传播、恐怖主义等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等等。应当说，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也更有条件朝共同繁荣的目标迈进，而一带一路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途径。一带一路倡导包容发展的理念，强调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作的原则，在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基础上，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构建多领域合作体系，打造多层次合作格局，发展多渠道合作框架，开辟一条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文化传统、不同资源禀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开展平等合作、共享发展成果的有效途径，为最终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创造条件。在全球经济整体低迷的背景下，建设一带一路将为世界提供一种全新的发展构架和合作模式，它不仅是一条贸易通道，更将成为一条为全球繁荣创造新机遇、激发新活力的增长通道。

一带一路是开放合作之路

当今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各种形式和范围的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数不胜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区域性制度性安排正在谈判，特别是涵盖东亚和南亚16个国家(10+6)的RCEP有望于今年底初步达成。这些投资贸易安排有利于促进区域内相关国家的经济融合，但对于区域外经济体则相对封闭，彼此之间又缺乏协调，难以相互兼容，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全球经济碎片化的趋势，不利于经济全球化发展。一带一路始终坚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该框架下的合作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完全向区内外所有国家开放，不搞封闭机制，不预设合作条件和门槛，不排斥和针对任何第三方，欢迎任何国家和国际、地区组织广泛参与，成为一带一路的支持者、建设者和受益者。中国不谋求主导，更不是为一己私利。一带一路开放合作取得成功的基础是坚持互利共赢，强调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体现各方智慧和创意，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各方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世界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发展，应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在发展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

一带一路是互联互通之路

当前，全球基础设施仍显薄弱，不连不通、连而不通、通而不畅现象普遍，贸易投资安排趋于分散，国际资金融通依旧困难，互联互通建设滞后成为制约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障碍。人类需要做好互联互通这篇大文章，拉近各国在地理空间、物理空间和制度空间上的距离，保障全球生产要素自由流通，深化和扩大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全球发展打通经络、舒筋活血。一带一路致力于加快沿线地区的互联互通建设，推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实现全方位、立体化、网络化的大联通。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相关各国应就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对接，共同为务实合作及大型项目实施提供政策支持。设施联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通过共同打造若干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和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能够形成连接沿线国家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贸易畅通是互联互通的重点内容，应着力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共同商建更为宽泛、兼容的贸易合作体系。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通过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评价体系建设，能够打通融资贵、融资难的瓶颈。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通过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合作等活动，能够奠定双多边合作的民意基础。

一带一路是文明互鉴之路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推动文明互鉴是解决全球发展面临的共同难题，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不同文明需要在平等对话中增进理解，在竞相展现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一带一路传承和弘扬了古丝绸之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倡导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文明互鉴取代文明对抗、文明冲突，把世界的多样性和各国的差异性转化为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使文明之花成为增进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进步的纽带、维护世界和平的润滑剂。一带一路将推动沿线国家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文化交流合作，推动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

一带一路是和平友谊之路

当今世界，地缘政治因素更加突出，局部动荡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和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特别是一些国家和地区民生困苦，求和平、求稳定的心情迫切。加强全球安全合作，实现世界和平，是各国的现实需要和人类的共同愿望。一带一路倡导经济发展与和平安全并重，两者相辅相成，通过经济发展为解决安全问题、巩固安全成果提供坚实基础。随着沿线各国经济的共同发展，本地区的人民生活将得到明显改善，这有利于增进各国的社会稳定，为地区和平创造条件。经济交往与合作所营造的互助氛围和命运共同体精神，将为解决政治安全领域的复杂矛盾奠定更好的互信基础，确立可持续的互利共赢模式，不断增进有关国家之间的友谊，促进政治合作意愿，共创有利于地区和平的环境。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文篇8

摘要：在政府公共职能强化的背景下，从人类自身发展的角度重新理解体育公共服务的历史使命，无疑对体育公共服务的供给内容与服务特性有更准确的把握。文明的发展将人类身体的文化性发挥到极致的同时，也导致人类身体自然性的无助与退化，而体育运动作为身体运动的特殊形式，是人类阻止肉身自然性退化的艺术结晶和科学成果，为了不让人类的身体在文明进程中退化，为了积极应对现代文明病带给人类的巨大威胁，体育公共服务应承担起救赎与养护人类自然身体的历史使命，切实保障每个公民的身体养护之需，在提供与公众身体养护密切相关的有形产品中，加强国民体育强身观的引领与培养。

关　键　词：体育文化；体育公共服务；身体退化；身体文化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3）01-0024-05

远古时代，人类主要靠自己的体力和身体技能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那时人类最受重视的是体力与身体表达的技能。而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知识经济带来的信息化、自动化与机械化却使得人类体力的价值几近于零。文明的发展与人类的发展严重失衡，这是我们追求文明时万万没有想到的，它不仅造成生存环境的异化，还导致人类身体的弱化。人类运用发达的智力筑起的物质社会，犹如温室般使人类失去了自然环境的磨练，人类在与自然疏远的过程中，身体的运动能力受到限制与弱化，甚至退化。“运动不足”、“肌肉饥饿”等导致的现代文明病严重影响人体健康，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WWW.133229.COM

为了应对现代文明病带给人类的巨大威胁，各国政府加快推动体育公共服务以干预全民健康，努力创造使公民形成和保持体育生活方式的社会和体育环境。与此同时，理论界也掀起一股探索体育领域公共服务的热潮，但现有成果大多从公共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将之囊括到服务型政府职能内部予以讨论，而鲜有从人类自身发展的角度去重新理解体育公共服务的历史使命与基本要求，即对体育公共服务缺少形而上的哲学关怀，这无疑阉割了体育公共服务具有的多重价值和人类学意义，从而无法对其供给内容与服务特性进行有效研究。

1　身体的自然性在文明进程中退化

作为人最本原、最真实的存在——身体，首先是各器官相互协调共同构成的有机生命体。在这一点上，身体的自然性与动物的躯体是无差别的。它们具有相同的本能，即生存与繁衍的需要，正是这种需要使生命得以存活、延续。

身体是有生命的，因此时间是有限的；身体是由器官构成的，而器官的机能是有限的。虽然我因这身体成为有限性的在者，但所幸的是身体的器官结构与机能在相应的自然条件下是非专门化和未确定性的。这种非专门化和未确定性没有给身体的活动与能力的发展设置最后限定，身体也因此不是停留在某种既成的因素所限制的范围之内，而是处于发展之中[1]。相比之下，动物的机体器官的结构和机能被自然界定型而具有专门化的效力和范围，这就是动物的本能，动物通过遗传把本能代代相传，动物因此无需意志与创造。同样是运动，对动物而言只是消极适应自然的本能行为，而对于人，如英国的叔本华研究者詹纳维[2]所言：“我身体的运动则是我意志的表现。”意志成为身体的内在规定性，也正是意志使身体的自然性超越于动物，成为人高于和优于动物的“类本质”和“类特性”[3]之所在。

卢梭[4]指出，人类真正恐惧的东西有3样，那就是幼弱、衰老和疾病。前两种人与动物一样共同面临，都有幼弱与衰老现象，谁也无法抗拒。但是人类的疾病与动物的疾病就不完全相同，“人类的不幸大部分都是人类自己造成的，同时也证明，如果我们能够始终保持自然给我们安排的简朴、单纯、孤独的生活方式，我们几乎能够完全免去这些不幸。”动物每天都在奔波，它们每天都要通过各式各样的运动，努力从自然界中获取能量，它们没有退化，与日俱增的反而是它们的凶悍与力量。相反，只有人类才有进步中的退化与现代文明病这样的苦恼，在与自然疏远的过程中，受损失最大的就是能运动的人，好在人类选择了另一种补救措施，体育运动作为一种阻止退化的力量诞生了。“正是这样，世界上出现了一种最大的盛会，那就是无人不知的体育盛会——奥林匹克运动会。文明的人类历史中再也没有比这种返朴归真回到动物状态的体育游戏更有魅力”[5]。享受着空调、汽车、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成果的人类，却时时不满自己的处境。他们徒步来到海边，跑进森林，攀上高峰，他们更喜欢在山林中舒筋活络，像动物一样或跑或跳。告别野蛮的人类，总要在文明的空闲中继续着自己的原始天性，恢复他们逐渐失去的身体能力。

西方文化中的“身体”指个体性肉身，他们热衷身体锻炼，尊崇肉身的自然性，在身体锻炼中注重体力、体能、体质，强调力量和速度，肯定生命的活力、充沛的体能与不避苦的勇敢品质。相比较之下，中国文化对身体的自然性不够重视，关注的是在你、我、他交互关系中的“文化身体”。中国之身体“修”的是“身心”的个体和谐、“上下”的人际关系和谐、与“天地”的自然关系和谐[6]。可见，中国“修身养性”、“肉身成道”，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为了身体的文化性而扼杀了自然性。

2　体育运动是摆脱异化、回归自然的身体行为

体育运动是人类根据生活和生产的实际需要，运用身体活动来改善与促进自身的身心发展的一种特殊实践活动。毛泽东[7]65在《体育之研究》中对体育运动作了科学的诠释：“体育者，人类自养其身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体魄来自锻炼，锻炼必需体育。体育运动作为身体运动的特殊形式，是人类摆脱异化回归自然身体的行为。体育运动让身体在主动和被动中接受着力量与意志的磨练，“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7]69，使身体在获得功能性的改善过程中增进健康、形成各种身体技能、改善精神世界、培养意志力量，使得人类的身体更加适应生存的需要。体育之所以具有哲学的研究价值，简单地讲，就是体育是一种防止人种退化和机能衰竭的活动[8]。体育运动依靠身体的自然性获得存在意义，但并不表示体育运动是灵肉对立的物质化躯体改造活动。

2.1　体育运动促进身体感觉的全面且充分发展

人类身体的知觉系统，有持续不断接收来自外部世界和自身内部环境的感觉输入的需求，当感觉信息输入持续减少时，系统反应与功能也会随之减弱。人类在体育运动中，各类感官均有可能获得最充分地刺激和感受。这些刺激和感受正是人类身体的本能需求，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体育运动还涉及到人的价值、能力、情感、道德、审美，只有在体育运动中，身体才可能成为全方位展示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各种维度的一个平台。为此，体育被赋予所有教育方法中最原始、最基本与最重要的方法，是一种最具美学意义的身体教育。

2.2　体育运动摆脱文明对身体意志的腐蚀

体育运动除了促进身体经验的丰富与对各种感觉机能的充分滋养外，还具有培养身体的意志力量。在古希

腊文化中，希腊人重视体育运动更多是为了培养公民坚韧不拔的品格和忍受巨大痛苦的能力。亚里士多德[9]曾说：“一个人避开肉体快乐为快乐，这就是节制，而沉湎于享乐的人就是放纵。一个人在危险面前坚定不移，保持快乐至少并不惧怕，这就是勇敢，如若痛苦不堪，就是怯懦。”在先哲亚里士多德看来，勇敢是排序第一的品质，因为勇敢的意义在于能经受痛苦，经受痛苦比回避快乐要困难得多，而体育则是培养勇敢的最好教育。从希腊到罗马，勇敢品质与尚武精神一脉相承，体育运动与勇敢在民族无意识中融为一体，而这恰恰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所缺少的东西。

文明的发展进入了现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了解人类身体自然性所具有的生理极限与意志极限，而竞技运动的魅力也正在于此。“当人们对一个被突破的极限感到喜悦的时候，并不意味着这个极限在将来不会继续存在，而恰恰相反，这个特例到来之时进行庆祝反而进一步强调了这个极限的存在。这也是人们看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取得优胜的时候，会无比兴奋和激动的原因之一”[10]。

体育运动是人类身体的基本需求，而身体运动的需求，不仅是人正常生存的基本需要，更是满足享受和发展需要的前提条件乃至表现形式。促进身体的参与、丰富身体的经验、培养身体的意志，在未来，体育运动将更加体现人类对自身前途和命运的关怀。

3　体育公共服务是对全民身体的养护

“体育公共服务”产生于一定的经济社会背景下，有其特定的理念与内涵。首先，政府是服务型的而不是统治型的，政府愿意且有能力提供体育公共服务；其次，政府和体育行政部门在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中一直占主导地位，而享有体育公共服务权利且具有体育公共服务需求的全体社会公民均是体育公共服务的对象[11]；第三，体育公共服务的供给是以需求为导向，其供给目标是满足人们对公共体育有形产品和无形服务的需求；第四，体育公共服务的价值取向是为公众提供优质、差异化但相对均等的公共服务，以保证公众的体育权益[12]。随着公共服务理论的完善，我们对体育公共服务的供给主客体、供给目标与价值取向的认识逐渐明晰，但是与其它的公共服务相比，体育公共服务应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内容，需要满足公众哪方面的需求，是强健身体，还是娱乐活动，或是休闲放松，还存有一定的误区。

3.1　体育公共服务提供的是“身体养护”的服务

把公众的身体纳入到公共事务的范畴，要求人们尊重身体、养护身体。这意味着身体意识的一种理性觉醒。在《理想国》中，柏拉图[13]对只以健康长寿为目的的身体、追求锦标主义的身体进行了批判。因为无论在和平年代还是战争年代，为了发挥有节制的勇敢，有道德的力量，依靠身体某方面的特长并不现实，必须具备各个方面和谐的卓越性。具备各个方面和谐的卓越性，即万能的身体，不分时代、不分国家、不限定于某个特定行为，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

由于国民体育健身观念淡薄，体育运动未能进入到多数人的休闲生活。据相关调查显示，我国多数居民首选的休闲方式并不是体育运动，而是看电视、电影，阅读书报，玩麻将等；我国青少年学生的余暇生活方式也不是体育运动，而是上网聊天及游戏、听音乐学唱歌、看电视。国人自古以来对体育心存偏见，在重文轻武、重智轻体的传统文化背景中，仓促移植了西方体育运动的技术形态，却忽视最为尊崇的文化精神，轻视体育运动对人的身体自然性的救赎与发展，无视体育运动对人的自然生命改造过程中的精神超越作用，从而偏离了体育运动是一种对自然生命尊重与超越的本原认识。

基于对问题的深刻反思，我国政府在实施新一周期的《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中，明确将“城乡居民体育健身意识和科学健身素养普遍增强”作为新计划的首要目标提出。“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体育自觉不可”[7]64。要培养国民的体育健身意识，政府除了提供健身路径、现代化体育场馆设施等“有形”服务外，还需要更具影响力的“无形”服务加以引导。如何充实与提升我国公共体育文化服务的影响力，创建出能够引领国民健康生活方式的新型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是不得不面对的严峻问题。

人类对自然身体的救赎与解放决定了体育公共服务的性质与方向，政府是否在提供公众身体养护所需要，就构成了体育公共服务的供给目标与服务内容。政府或其他公共部门所提供一切物化或非物化的服务，均是为满足公众的身体运动需求、强壮公众的身体力量、丰富公众的身体经验和维护公众的身体养护权益。也就是说，第一，体育公共服务提供的是强身健体的服务，而不是一般的休闲或娱乐的服务，政府或其他公共部门应以公众的“身体养护”利益为导向，强调公众的“身体养护”权利；第二，资源的分配重心集中在全体公民而非体育爱好者的身体运动需求上，切实保障每一个公民的“身体养护”之需；第三，服务的供给内容不管是物质产品的提供，还是非物质产品的提供，都必须与公众的“身体养护”密切相关。

3.2　使“养护身体”的体育强身观深入人心

“养护身体”具有基本水平与最高水平两层涵义。运动是生命之源，运动是身体的本能需求，身体养护就其基本水平而言，意味着要满足公众基本的身体运动需求。体育运动作为身体运动的特殊形式，是人类阻止肉身自然性退化的艺术结晶和科学成果，是身体养护的坦途。从这一意义上说，体育公共服务就是要满足公众的基本体育运动需求，做到“低水平、广覆盖”。关于这点，已有学者建议政府今后工作重点应由“评先进”转到“补后进”，由“树榜样”转向“扶弱势”，以协调各区域体育公共服务的相对均衡提供[14]。

在满足公众身体基本运动需求、促进公众身体机能健康发展的基础上，“养护身体”就其更高水平而言，还意味着对公众身体的感觉经验的丰富与发展，即对公众身体之美育。体育运动对身体的美育，“不仅关注身体在运动中的外在形式或表现之美，而且关注运动状态和身体机能的改善，从而致力于改善人们对运动状态和感受的意识”[15]，以增进我们的感觉经验并丰富我们的生活，使得“我们可以像分享我们的心灵一样，分享我们的身体和身体愉快”[16]。因此，对公众身体感觉与经验的尊重与发展，意味着体育公共服务应为公众提供全面且充分的体育运动。

养护身体不仅关乎个人的生命健康诉求与和谐发展，还关乎整个国民素质乃至人类这一物种的生存能力。政府与体育部门必须结合不同人群特点，以提供体育设施为基础，以体育组织建设为龙头，以体育规划制定和活动组织为引领，大力促进全民养护身体活动的开展。即政府有责任利用媒体的强大力量，加大对全民健身目标与意义的宣传教育，将“养护人类之自然身体”、“不让身体之本能在文明进程中退化”的体育强身观以多种方式多种途径渗透到不同人群中，将体育强身意识深植人心。对于青少年学生，政府有责任强制学校保证学生在校期间每天参加1小时体育活动，并且教育学生不能单从兴趣来选择体育项目，而要勇于选择能磨练自己意志的体育项目并督促其长期坚持。对于广大农民，体育主管部门有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力量开展各类体育运动。体育主管部门有责任组织免费健身指导服务，体育指导员有责任加大传统体育如民间

体育、民族体育与民俗体育的宣传和开发，有责任讲解养护身体的体育思想和锻炼方法，给予健身者较全面的指导；公共体育设施有责任向公众免费开放。每个公民有责任将健身意识渗透到关爱家人、强壮国民素质之中，把热爱生活、关爱生命的热情转化为积极投身于全民健身的活动中去。

3.3　提供与公众身体养护密切相关的产品

提供体育器材、体育活动场所、体育经费等是体育公共服务的核心，基础设施决定体育公共服务的规模、种类及其活动的开展。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与体育部门实施的全民健身路径工程、雪炭工程、景观工程等，不断加大了对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但是居民对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满意度仍然不高。由于一方面产品提供总体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另一方面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以至闲置浪费的现象比比皆是，导致公众的基本体育需求得不到满足，供需矛盾依旧突出。

如果是基于满足公众的基本身体活动需求，需要的则不是造价昂贵的现代化体育场馆与设备，而是可以让学生安全且充分跑跳攀爬的校园体育乐园；可以让市民步行或骑自行车上下班的安全路径与便捷措施；可以让锻炼人群方便健身的体育场地；可以让人们自由嬉戏攀爬体验各种身体感受的拓展空间……而在健身内容的选择上，无须拘泥于西方的体育项目。中国传统体育蕴含着合理的养生理念、适宜强度的有氧运动，审美化的动作招式，加之对器材场地依赖较少，对体育健身普及程度的提升和全民身心健康的促进是显著的，也是无法取代的。

如果是基于对公众身体的感觉经验的尊重与发展，政府所提供的体育公共设施或开展的活动，是否有利于公众获得丰富的身体感受，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由于身体的感觉经验是丰富且不断追求新鲜的感觉，决定了人们对体育设施与活动内容有着多样的要求。tangen[17]的研究指出：不同的体育设施对使用人的体育行为有着重要的暗示效应：一方面已有的社会期望以形状、标记、设备的形式物化在体育设施中，决定了个体在众多的选择中可以选择什么，如体育场馆开放的时间，对体育行为起着调节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当个体观察到体育设施中的社会期望，会在意识层面和身体层面激起反应，形成喜欢或者不喜欢的感觉，以及是否使用这个体育设施的决定，而这种反应是基于多年的一手或二手经验。因此，tangen认为当物化于体育设施内的暗含期望和平常人的体育能力的间隙越大时，意味着只有小部分人才有能力满足这些体育设施的期望，而大多数人只能放弃。

从上述研究中我们得到如下启示：体育公共的设施与健身活动不需太专业化的技能水平，否则会让缺乏这一技能的人们感到无助并放弃；体育公共设施与健身活动应考虑能否让身体感官更多参与，而不是局限在部分运动器官上；体育公共的设施提倡一物多用，这种多用指能够提供多种运动方法，从而有利于产生丰富的身体经验。对此，政府应组织体育科研人员，根据城市居民与不同地区农民的生活条件，开发研制一些功能、造价、应用范围符合实际身体运动需要的大众体育健身器材和科学实用的健身方法。最后，学校体育的学习经历也会影响大众体育的参与程度，体育公共服务如何与学校体育有机联系也是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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