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概念范文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概念篇1

关键词：健康管理专业；健康管理学；人才培养

健康管理（Healthmanagement）是对个人或人群的健康危险因素进行全面管理的过程，其宗旨是调动个人及集体的积极性，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来达到最大的健康效果。健康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是健康管理行业快速发展的根本保证。然而，目前我国拥有的健康管理人才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加快培养健康管理专业人才是当前发展健康管理服务行业的重中之重。

1国内外健康管理学科发展概况

1．1国外发展情况

健康管理理念源自20世纪50年代末最先在美国保险行业提出的概念（ManageCare），其初衷是为了控制客户的患病风险、降低健康医疗费用支出的可能性。1969年美国政府将健康管理纳入国家医疗保健计划，并开始出现区别于医院等传统医疗机构的专业健康管理公司，提供系统专业的健康管理服务。迄今为止，健康管理学已经形成涉及医学、心理学、管理科学、社会科学、环境科学、公共政策和法律等多个学科为一体的新兴学科。在欧洲很多国家，健康管理早已经发展成为完整、系统、规范化的学科体系。美国很多高等院校都开设有健康管理专业，多数在设立在公共卫生学院、公共政策／事务学院下，健康管理专业也多以卫生政策与管理或健康管理与政策的名称出现。学位从大专、本科、硕士到博士4种，学时也分别从2年到5年不等。但无论哪个层次的人才都是专业的医疗管理人员，都必须遵从严格的从业标准方能执证上岗。与美国不同，英国的健康管理的生源则相对较广，拥有市场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等教育背景的人也同样可以学习健康管理专业。日本在亚洲国家中健康管理发展较快。其本身很重视居民的健康教育，在每一级别的卫生保健服务组织中都有健康管理人员的身影。其服务内容也比较广泛，诸如目前正在实施“健康日本21”的健康行动计划，服务内容大到诸如规划、指导和协调医疗卫生服务、医疗设备区域管理，小到为个人提供健康评估服务、制定健康计划、提供专业的疾病管理服务等。相对而言，欧洲国家健康管理就业岗位也很多，有医疗保健管理、医疗保健操作监督、医疗行政（如医疗保健经理等）不同岗位。

1．2国内发展现状

中国的健康管理思想古已有之，最早可追溯到《素问》中的“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论点。防患于未然，防止疾病的发生是古人对健康管理最朴素的理解。但健康管理一词在国内出现才10余年的时间。健康管理行业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首家健康管理公司注册于2001年。迄今为止，国内已设立了6家部级的健康管理协会或学会。2007年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分会成立，同年《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创刊。《健康管理师国家职业标准》也在同年颁布，“健康管理师”成为被政府部门认可的新兴职业。2009年中国健康管理专家达成《健康管理概念与学科体系的中国专家初步共识》。2016年，“健康中国2030”以及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等一系列文件的出台也对发展健康产业提出了更确切的要求，健康管理服务产业及健康管理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体系框架日益清晰。但总的来说，我国目前所谓的健康管理服务尚未形成全面的服务体系，服务机构中常见的健康管理公司也多是涉及产业链的一小部分，比如健康体检、健康养生等，多是偏重健康管理的某个环节。在服务和产品设计覆盖了健康管理整个环节的服务机构少之又少。

2我国健康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状况

2．1专业挂靠院系

国内高等院校对于健康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尚属于起步阶段，大部分高校健康管理是作为一个方向挂靠在公共管理或是公共卫生专业下。杭州师范大学设立有我国首个健康管理学院，2011年由医药卫生管理学院更名而来。除此之外，我国高校中的健康管理人才培养多以健康管理作为一个专业方向，挂靠在公共卫生专业、医药／卫生管理专业、临床医学、社会工作专业、公共事务管理专业、家政服务专业等专业下面［5］。如江苏建康职业学院的公共卫生管理专业（健康管理方向）、重庆医科大学的临床医学（健康管理方向）、安徽医科大学的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健康管理方向）、广州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公共事务管理专业（食品安全与健康管理方向）、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的社会工作专业（健康管理方向）、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家政服务专业（健康管理方向）等。目前，也有休闲体育专业在探讨开设健康管理方向的可行性，安徽宿州卫生学校也在尝试开设“健康管理”专业课程。

2．2学历教育层次

与美国高校的健康管理专业多为硕士学位不同的是，我国的健康管理专业则以职业教育和高等院校的本科教育居多，研究生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较少，毕业后一般授予管理学学位。健康管理的职业教育一般学制3年，重点是培养其岗位胜任能力。如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开设有健康管理专业，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2015年开设健康管理大专班。江苏建康职业学院、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广州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等则都是将健康管理作为专业方向。截止到2016年初，国内有5所院校（浙江中医药大学、广东药科大学、成都医学院、滨州医学院等）成立健康管理专业。杭州师范大学健康管理学院是全国首个健康管理学院，并拥有健康管理学硕士点和博士点资格。浙江农林大学是全国第一所开设健康管理本科专业的高校，与2007至2013年招生健康管理专业本科生。2009年重庆医科大学率先在全国医学院校招收临床医学（健康管理方向）学生。海南医学院、新疆医科大学、辽宁医学院等医科院校也充分利用医学教育的资源优势，在公共事业管理下开设健康管理方向。安徽医科大学2015年开始招生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健康管理方向）本科生。

2．3专业课程设置

各校对健康管理的内容及其外延尚未形成统一、明确的认识，所以专业课程设置上差异较大。目前，开设健康管理专业的高校的课程一般可以分为三大类：人文社科类课程、专业基础类和专业核心课程。相对来说，人文社科类课程的差异较小，基本都是围绕如管理文秘、人际关系等课程。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程由于各院校的特色和教学优势不同，差异较大。专业基础课程多以公共管理类和基础医学类课程构成，前者包括社会工作理论、组织行为学；后者则包括临床医学概论、预防医学概论、中医学概论、医疗保险、卫生经济、流行病与卫生统计等。专业核心课程则主要围绕健康管理类展开，如健康管理概论、健康教育、健康法规、健康信息管理等。另外每个学校还会开设一些特色课程体现自身院校特点的职业性，如社会工作类（社会工作的理论与方法，社区、老人、青少年等特殊人群的社会工作实务）；家政服务类（护理、信息、保健）；食品监管类（营养与食品安全、食品监督检验）；旅游管理类（如旅游健康、休闲养生保健、旅游信息学）；或者是休闲养生类（中医养生、运动健康管理、针灸和推拿学等）。

2．4毕业去向

健康管理产业涉及医药、保健养生、疾病预防、健康保险等多个方面，所以毕业生就业岗位也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四类岗位。第一类是健康产品生产及监管机构，包括医药／器械生产及经营企业、药品监督部门等，从事药物检测／检验、医疗器械生产、化妆及保健品生产经营、医药及企业营销、新药研究和开发、药物制剂生产与管理等工作。第二类是医疗卫生服务及行政管理机构，如基层卫生服务中心、医疗预防机构、社区卫生服务、健康体检机构、计生部门、医药监管部门等，从事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指导咨询、健康状况调查、健康标本采样和卫生事务管理。第三类是健康服务业，如在健康会所、养老院、休闲／饮食中心、护理中心等机构从事健康保健服务、健康咨询、健康指导指导、私人健康维护、健康信息管理、食品安全监管、员工健康档案馆和健康状况监测等。最后还有健康保险企业或管理机构，从事健康损害保险理赔，健康救助、社会健康保证服务等。

3我国健康管理学科建设思考

3．1鼓励高校尤其是医学院校设立健康管理专业

从目前的培养院校看，我国的健康管理专业尚未形成相对独立、成熟的专业。健康管理人才必须通过建专业、立学科的规范教育培养体系以保障合格的人才的培养。应在坚持学历、职业和继续教育多层次培养基础上，加大学历教育力度。医学院校拥有医学、公共卫生、健康保险等相关教育资，在设立健康管理专业上更具优势和责任。“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提出要推动医疗、养老、旅游等行业的深度融合以促进健康产业的发展，随着健康管理的外延不断扩大，临床医学、预防医学、营养保健、护理康复、疾病预防、健康保险、卫生管理等基本知识和技能等应成为健康管理人才培养的基本知识体系，着重培养其在健康保险、健康咨询服务、健康服务和产品生产、康复保健、养老护理领域的岗位胜任力，以提供医、养、护为一体的健康服务。

3．2规范化课程置，完善学科体系

相对国外，我国健康管理专业的设立院校层次偏低，缺乏研究生及其以上的高等教育模式，即使本专科的教育模式也尚不成熟，所以在课程设置上也未达到系统化和规范化，促使教学质量和水平的参差不齐。目前学者对健康管理学的共识是该学科应该集医学、管理学与信息科学为一体，所以在核心课程中这几类课程是必不可少的。总体上相应的课程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设置，首先是人文类课程，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人文素养。第二类是医学类，如基础医学概论、临床医学概论、预防医学概论、中医学、护理学、康复医学、食品卫生和营养、行为心理学等课程。第三类是管理类课程，对以后从事相关健康产业的管理方面工作有积极意义，具体课程可以包括医院管理、社区卫生服务、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健康法规、卫生监督、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卫生经济、医药营销等。第四类健康管理类课程作为核心课程是必不可少的，可以包括健康信息管理、健康测量与评价方法、健康风险检测技术、健康评估技术、健康管理服务提供途径等内容。开设院校可根据自身专业特点、师资情况对课程设置和课时安排进行调整，在保留基础核心课程的基础上提出自身学术特色。

3．3强化教材建设，促进专业人才细分由于我国健康管理的理论研究滞后于工作实践和应用，专业的教育师资与教材体系也比较缺乏。虽然不同院校的培养在充分利用自身教育资源的同时突出专业特色，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健康管理教育缺乏统一的理论和教材体系。健康管理相关专业众多、知识面全而散，一本教材远不能满足教学需求。所以根据专业特色细分教材，培养专项人才是大势所趋，如专业营养健康师，儿童健康师、医疗行政助理等。相应地教材也可以根据不同的健康管理师就业岗位编写更具专业性的教材。在目前笔者接触到的教材中，郭清主编的全国“十二五规划教材”以及王培玉主编的《健康管理学》，可供卫生管理及相关专业使用。对于没有相关医学背景知识学生参考使用的黄建始和陈君石主编的“健康管理师”。另外还可根据不同的职业特点，选择使用武留信主编的“健康管理师社区管理分册”，以及王陇德主编的卫生行业职业技能培训系列教程用书。

3．4开拓示范基地，强化实践教学

如今的健康管理体系的建设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应倡导健康管理的学院理论教学和基地实践教学的结合统一，注重学历教育和职业胜任力的培养。同时随着人们对健康关注度的提高，健康管理已经不再局限于保险行业的风险控制，还包括疾病的预防、健康保健、疾病防控等内容。可与居民社区、大型企业、职业场所、保险公司、健康管理公司等不同类型机构开展合作、设立教学基地，完善健康管理职业培训体系和继续教育体系的发展。依托产、学、研一体化平台，在理论与实践中不断发展壮大，以期形成全面系统的健康管理学科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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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熊伟平，余刚．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开设健康管理方向的可行性探讨［J］．当代体育科技，2015（5）：186．

［3］于建琳．美国高校健康管理专业的发展现状探析与思考［J］．环渤海经济瞭望，2016（5）：56－59．

［4］苏连久，邹世清，靳鸣．我国医学院校健康管理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医学与社会，2014（11）：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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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瑞菊．关于培养健康管理专业化人才的思考及路径研究［J］．环渤海经济瞭望，2015（5）：45－47.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概念篇2

一、全球健康的学科概念与内涵

全球健康实际上是公共卫生与国际卫生两个概念的延伸与扩展。苏小游等[2]在综合了WHO健康促进部前主任Kickbush、新西兰W克兰大学的Beaglehole和Bonita教授、埃默里大学Koplan教授等，以及《全球健康概论》教材编委会的意见后，提出了全球健康中文版的定义：全球健康是致力于改善全人类的健康水平，实现全球人人公平享有健康的一个跨学科、兼具研究和实践的新兴领域。全球健康本质是一个跨学科兼具研究和实践的领域，以实现“人人公平享有健康”为主要目标，其关注的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健康问题及其决定因素，以及解决方案和全球治理”，参与的主体包括“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超越国界和政府的国际组织，动员并协调各方力量”，涉及的学科包括“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和卫生领域其他各学科，以及卫生领域学科之外的政治、外交、社会、经济等学科，倡导跨学科参与和合作”。学科主要体现了全球化的思维和多学科交融的特点。

二、全球健康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与专业素养

武汉大学率先在国内开展了全球健康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系统研究，凝练出我国全球健康学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和专业素养[4-7]。我国全球健康专业人才主要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多学科知识结构，能够从全球视角识别全球主要健康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制定符合国际规则的全球健康治理策略、行动计划和具体措施，具备跨文化、跨国界团队工作精神，善于沟通、协作，致力于改善全人类的健康公平性、提高全人类健康水平的复合型人才。专业素养体现在核心知识的掌握和核心能力的培养。要求掌握的核心知识包括：熟悉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和管理学基本理论和方法，掌握全球健康学科目标、任务、研究内容和方法以及主要全球健康问题治理的原理、策略和措施，了解其他相关学科如健康伦理学、文化人类学、国际政治与经济学、国际法学等基础知识。需要具备的核心能力包括：具备预防医学学科基本能力，以及在全球化视角下识别、评估和解决全球重大健康问题的能力；具备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团队工作，协调与合作、领导和管理，促进健康公平性的能力；具备多学科背景，善于运用多学科方法理论，分析和解决复杂健康问题。

三、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公共卫生预防医学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的主要问题

2003年非典的出现，我国公共卫生预防医学领域第一次接受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暴露出国内预防医学专业人才培养上的不足和缺陷。随着全球化不断推进，我国公共卫生预防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暴露的问题不断呈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科教育体系落后。目前，我国已经有60多所院校开设了预防医学本科专业。但是，我国公共卫生预防医学人才的培养模式仍沿用前苏联模式，毛宗福等[8]认为该模式的主要缺点为学科背景以“医学”为主，培养目标只定位于各级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这种主要针对“疾病预防与控制”专业机构单一的培养模式和知识结构，最终造成预防医学人才思维视野狭窄、个性能力不足，难以胜任全球化带来的公共卫生新议题。二是专业素养中缺乏全球化思维。全球健康的理念的建立与发展已经历经最少20年的历程，代表着目前公共卫生发展的主要方向。我国全球健康学科虽起步较晚，但继2012 年北京大学成立我国第一个全球卫生系之后，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昆山杜克大学等陆续成立了多家全球健康研究机构。中国全球健康大学联盟（CCUGH）于2013 年成立，至今成员已经发展到23所高校。然而，仅有的几所高校预防医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体现全球化的思维，如复旦大学着力培养“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和人文情怀以及深厚的科学素养和实践精神的品学兼优的预防医学领军人才，关注各类影响人群健康的因素，探究成因和规律，研究保护整个人群安全的技术方法和对策”；武汉大学明确提出了“国际化-复合型公共卫生创新人才的培养”。

四、全球健康学科发展下公共卫生预防医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思考

武汉大学虽然已经开始全球健康本科专业招生工作，一些院校也开始了硕士专业招生工作，但是，未来我国全球健康专业人才在很长一段时间仍然十分紧缺。纵观全球健康学科的概念与内涵、人才培养目标和专业素养，全球健康专业人才的培养强调：①预防医学和临床医学的专业背景；②全球化的思维方式；③多学科交叉应用的能力。国内公共卫生预防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一向兼顾临床医学的专业背景，应该大胆创新改革，胜任全球健康人才的需要，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4.1 调整原有学科体系，做好顶层设计

针对原有预防医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知识单一，缺乏全球化思维的缺陷，应及时调整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科学引入全球健康的方法和理论，如可以精简原有预防、基础和临床课程，增设全球健康相关方法和理论，其他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健康伦理学、国际法学、国际政治与经济学等基础知识。

4.2 培养或引进全球健康学科人才，改变原有知识结构

综合性院校可以通过整合原有相关学科骨干，如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拓展预防医学教师学科背景；医学院校可以通过引进相关学科人才或派遣青年教师到海外全球健康相关院校进修，提升自身全球健康教学培训能力。

4.3 增加国际交流与合作，扩展国际视野

全球健康人才的培养，其根本在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丰富国际经验，增强全球意识，最终能以开放性的思维，从全球的视角观察和解决健康问题[9]。可以通过加强与美国等全球健康学科发展较为先进的高校交流与合作，提升本校的全球健康学科水平。另外可以通过聘请国外教师给学生系统授课、国际学生交换、学生出境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全球健康夏令营、远程培训课程学习和联合培养等的方式，开阔学生国际视野，提升参与全球健康问题管理决策的能力。

4.4 建全球健康实践的案例，提升实践能力

公共卫生预防医学人才一个重要的素养就是应对公共问题的实践能力。我们可以结合自身所处的地域特点，现有的国际交流合作等条件，构建全球健康实践的案例，鼓励学生、教师的参与，提升实践能力。

综上所述，在全球健康学科发展的背景下，公共卫生预防医学学科应该根据全球健康学科内涵与人才培养目标，及时调整自身人才培养目标和学科体系，引入全球健康的理念和方法，提升全球化思维的能力，弥补自身的缺陷，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 罗秀，李健.全球健康的内涵与学科发展[J].现代预防医学，2017，44（6）：1070-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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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肖海燕，王培刚，毛宗福，等.中国全球健康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J].西北医学教育，2015，23（3）： 406-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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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毛宗福，毕勇毅，陈华，等.国际化―复合型公共卫生创新人才培养的实践[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13，17（6）： 542-544.

[9] 向浩，李菲菲，李滔，等.国际化-复合型公共卫生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西北医学教育，2015，23（3）： 420-423.

基金项目：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应急型预防医学人才培养模式研究（课题编号 2016JGB176）

作者简介：刘顺（1984.1-）男，硕士学位，讲师，广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概念篇3

【关键词】 心理健康；中介作用；新兵；应对方式；自我概念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Self-Concep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ping Style and Mental Healthy. Sun Liyun, Xu Aiping. Educational Department,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4, P.R.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mediating effects of self-concep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ping style and mental health. Methods 1110 recruits were selected and Tennessee Self -Concept Scale(TSCS),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and 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 were adopted to evaluate the recruits self-concept, Coping style, mental health. Results Positive coping style affected recruits' mental health by self-concept. Conclusion By Improving self-concept, we can improve the recruits' positive coping style then improve mental health level.

【Key words】 Mental health; Mediating effects; Recruits; Coping style; Self-concept

自我概念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和体验，它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应对方式是在应对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应对活动，积极的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存在正相关，而消极的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存在负相关[1]。有的文献也表明自我概念和应对方式也存在显著相关[2]。但是三者之间的关系缺乏进一步的研究。此外已有的文献对于自我概念，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生这个群体上，缺乏其他对象的研究。因此本文以新兵为研究对象，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随机抽取某部队1110名新兵，全部为男性，年龄在16～23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8.76±1.10岁。回收有效样本1110份，回收率100%。

1.2 工具 ①临床症状自评量表(SCL-90)[3]。②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4](Tennessee Self-Concept Scale Tscs，1965)共70个项目，第一部分包括自我总分和自我批评，第二部分包括内容维度和结构维度。其中内容维度包括生理自我、道德自我、心理自我、家庭自我、社会自我，结构维度包括自我认同、自我满意和自我行动共10个因子。③肖计划编制的应对方式问卷[5]。应对方式问卷有62个项目，分为问题解决，求助，自责，退避，幻想和合理化。

1.3 统计方法 搜集的资料在SPSS for Window 13.0上进行分析，采用层次回归分析等分析方法。

2 结 果

2.1 自我概念总分在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分析 根据中介分析的方法[6]，首先以应对方式各维度(问题解决，自责，求助，退避，幻想，合理化)为预测变量，做心理健康(SCL-90因子分)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问题解决，自责，求助，退避，幻想的回归系数显著(P

2.2 具体自我概念在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分析 分别探讨生理自我，心理自我，社会自我，道德自我，家庭自我在积极应对方式(问题解决和求助)和心理健康之间是完全中介还是部分中介作用。方法同上。结果表明，生理自我在问题解决和心理健康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4.36%)；生理自我在求助与心理健康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12.08%)；心理自我在问题解决和心理健康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33%)。心理自我在求助与心理健康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10.5%)；道德自我在问题解决/求助与心理健康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6.47%，23.35%)。家庭自我在问题解决/求助与心理健康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25.8%，17.3%)。社会自我在问题解决/求助与心理健康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42.6%，37.3%)。

3 讨 论

很多研究表明积极的应对方式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而消极的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7,8]。然而缺乏应对方式是如何具体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的研究，本文的研究表明积极的应对方式（问题解决，求助）通过自我概念间接地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这与自我概念对心理健康有间接影响的研究一致[2]。

此外自我概念中的社会自我，生理自我，心理自我在问题解决与心理健康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表明个体是否会采用问题解决应对方式是受个体对自己身体、生理状态的认识，个体对自己心理活动、个性特点、心理品质的认识以及对他人心目中自己形象的认识的影响。因此通过塑造个体的健全的自我概念可以使新兵形成积极的应对方式从而提高新兵的心理健康水平。

4 参考文献

［1］王珍,陈雪峰,时勘.大学生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6,14(4):378-380

［2］孔祥车.大学生自我概念与防御方式的相关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6,14(1):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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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邦杰.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之修订.中国测验年刊,1980,27:71-78

［5］肖计划,许秀峰.应对方式问卷信度与效度研究.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6,10(4):164-168

［6］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心理学报,2004,36(5):614～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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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明富,朱卫红.三类家庭初中生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的比较研究.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3,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概念篇4

【关键词】健身 健康 体育 关系

大多数的人都会将体育认为是通过各种运动而现实发展体力、增强体质的目的。其实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还有一部分的人把体育当成是一种游戏，瞧不起体育。因此，直到现在，体育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就在此时，体育理论界又出现了健身与健康的使用词汇，从而更加混乱了人们对于体育的认识。对此，加快理清这三者的概念，并掌握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促进人们的身体素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健身

所谓的建设主要是指通过饮食、卫生手段、身体运动等途径，对人们的身体进行锻炼、培育、养护，从而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在一般情况下，体育运动主要是以健身为主，它所表现出来的锻炼身体意志、促进身心良好发展的整个过程都包含着健身的所有规律和特点。可以说健身是对体育手段、体育目标以及体育效果最公平、工作的检验和评价。建设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最重要的表现内容，在人类完善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纵观健身的发展历史，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健身都拥有悠久的历史，分别以锻炼和养身的方式作为健身的基本形式，并且成为了社会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地区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例如政策、体质、生活水平、教育程度、卫生状况等，其健身观念、健身运动也有所不同。因此，应该建立积极的生命观，提高人们的健身观念，鼓励人们主动参与到健身的实践活动中，从而提高全民的身体素质。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人们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从而使得“现代文明病”的严重性日益突出。对此，应该呼吁人们珍惜生命，维护健康，从而使得健身价值有所体现。

二、健康

健康要求人们身体的各种机能与其性别、年龄、社会环境等相符合，各种机能都属于正常，并且还能够保持在稳定和平衡的状态中。其实健康从本质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动态概念，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想要提高人们的身体健康，最为科学、有效的方法就是进行全民卫生保健和体育锻炼。健康不仅是一种社会的普遍现象，而且还是社会的共同目标，因此要求每个人不仅需要树立健康意识，促进自身的健康，而且还需要对他人、集体甚至是整个社会的健康有着责任和义务。而健康教育主要是指卫生保健教育，其目的在于促进人们的身体健康。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健康教育已经变成“三维体育”，即健康服务、健康环境以及学校健康教育，同时这也是素质教学的重中之重。从目前来看，由于各个地方的文化传统、经济发展、保健要求以及卫生政策等有着一定的差别，因此对健康教育的理解和要求也有所不同。随着人们的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等的不断增大，人们的健康问题已经引起了各个国家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多个国家的健康教育代表和专家对健康教育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分析，认为健康教育并不是像一般的卫生知识，只需要进行简单的宣传、动员便可以了，它的着手点主要是以人们的行为习惯和方式为主。目前，根据我国的卫生水平、经济文化、社会结构等实际情况，可以将健康教育定义为促进教育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卫生知识有效的传播给人们，培养人们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行为，促进人们身心健康的的发展，成为提高我国人们的身体素质的重要手段。

三、体育

体育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对于体育的起源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出于人类生存的需求，有的说是各部落之间的战争需要，还有的说是一种娱乐的要求。而本文更加赞同体育是出自于人类生存的需求，这主要是因为在原始社会，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去猎捕食物。基于生存需求，人们便会在不知不觉间进行某些体育运动，并在以后被冠上“体育”的名称。在这过程中，关于体育的概念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统一，因为体育自出现以来，它的内涵就在发生不同的变化，由原先单纯地生物学观点演变到生物、社会、生理等综合学科，从而形成一种复杂的现象，因此用简单话语进行概述是不可能的。但是无论怎样，体育的主要目的是促进身心健康，加强身体素质，因此其具有健身和竞技两种特点。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业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工作节奏不断加快，加之机械化、电子化、信息化、工业化、城市化等发展，使得“现代文明病”的影响越来越突出，从而让体育成为人们迫切的一种需要。同时体育中的竞技运动对于体育本身来说有着促进的作用。目前的体育教学仍然是以竞技运动的有益成分而进行的，但前提是需要处理好健身与竞技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体育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体育现象，其根本任务是加强人们身体素质，提高身心的健康水平。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人们必须要树立科学合理的“体育”意识，从而为我国的快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条件。

四、结束语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对体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促进了体育与各个学科之间思想、操作等内容的进步和更新。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不仅需要有健康心理、向上的生命力，而且还需要有健美的体态和健康的体制，从而为我国现代化的发展提供重要的保障条件。

参考文献：

[1]翁孟迁.体育锻炼习惯的本质及运动健身信念模型[J].体育学刊，2014，（3）.

[2]牟利明.美国“总统青少年健身计划”的启示[J].体育文化导刊，2013，（7）.

[3]禹玲玲.健身，让残疾人生活更美好――首届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图片纪实[J].中国残疾人，2011，（10）.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概念篇5

关键词：健康；概念；解读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7-3612(2007)05-0618-03

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健康是人类的共同愿望，作为万物之灵的人，谁都想活得健康、潇 洒，度过幸福而短暂的一生。对个人来讲，健康的好坏不仅直接影响生命长短，而且直接影 响在生命的全过程中对社会的贡献大小。人类的健康状况或国民的健康状况将直接影响人类 、国家和民族的繁荣和昌盛。随着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健康的概念也几度更新。在竞争 日益激化的今天，人们该如何正确理解健康的内涵，是谋求健康和评价健康的基础。

1健康概念的历史演进

1.1建立在疾病基础上的健康概念 健康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健康的认识主要围绕着如何抵抗疾病这一核 心，先后出现了依赖巫医、医疗治病、求长生之道和预防疾病等多种形式。远古时期，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对自然界的认知还处于感性阶段，不能正确解释疾病的实 质，只能用“上天和神灵的力量或惩罚”来认识疾病。把人类的健康与并不存在的鬼神联系 在一起，形成了唯心的不科学的健康观。随着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医药学以及相关学科的不 断发展，人们开始认识到健康是可以把握、不依赖于天命的。并逐渐形成了健康就是能正常 工作或没有疾病的机械唯物论的健康观［1］。

19世纪末，人们开始对疾病的原因有了一定了解，形成了健康就是保持病原、人体和环境之 间的生态平衡的健康观。同时这一时期也出现了通过炼丹术和养生之道等途径来达到预防疾 病、长生不老的做法，这反映出了当时人们对健康的极度需求程度。

18世纪以来，不少学者提出健康就是没有疾病，疾病就是健康受损，在形式上形成了健康的 循坏定义，只反映了健康的负向作用，是健康的消极定义。这类定义既没有回答健康的实质 ，也没有阐明健康的特征，只是借助健康的对立面――疾病来证明健康。这对于人们正确认 识健康、谋求健康和评价健康实际意义并不大。事实上健康和疾病以及亚健康都是人体生命 过程中的不同的质态。从健康到亚健康再到疾病都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以，这种 建立在疾病基础上的健康概念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和健康的发展。

1.2四维健康新概念的出现 尽管人们在治疗和预防疾病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但事与人违，疾病往往悄悄缠身，使人感 到生、老、病、死的痛苦和人生旅途的艰难，有的人因此而英年早逝，有的成了长期“专职 ”病患者，给家庭、社会增加负担。随着时代的发展，疾病谱也越来越宽，新病、奇病、时 代病、富贵病不断袭来。人们在与疾病不断抗争中，慢慢地认识到健康不单纯是肉体无痛无 病，还与精神状态有着密切的联系。

进入20世纪中期以后，健康的内涵不断发展，由过去单一的生理健康（一维）发展到生理、 心理健康（二维）又发展到生理、心理、社会良好（三维）。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WHO ）提出了著名的健康三维概念，即“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不虚弱，而是身体的、心理的 和社会的完美状态。" 1989年，世界卫生组织进一步定义了四维健康新概念，即“一个人在 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健康和道德健康四个方面皆健全"［2］。

四维健康新概念是WHO对全球21世纪医学发展动向的展望和概括，要求当前的生物医学模式 必须向生物-心理-社会新模式改革发展，要求由单纯治疗疾病的cure medicine变为预防、 保健、养生、治疗、康复相结合的care medicine，要求药物治疗与非药物、无药物治疗相 结合,与环境自然和谐发展，与科学和社会协调协同可持续系统化发展。四维健康新投稿日期：2005-08-26作者简介：曾承志（1966-），男，湖南新化人，副教授，研究方向学校 体育学。 概念同时也为体育科学在健康事业中发挥巨大作用提供了空间，指明了方向。

2健康新概念的内涵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健康的最新概念把道德修养纳入了健康的范畴。健康不仅涉及人的体能方 面也涉及人的精神方面。将道德修养作为精神健康的内涵，其内容包括：健康者不以损害 他人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具有辨别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荣与辱等是非观念，能 按社会行为的规范准则来约束自己及支配自己的思想行为。把道德健康纳入健康的大范畴， 是有其道理及科学根据的。巴西医学家马丁斯经过10年的研究发现，屡犯贪污行的人 ，易患癌症、脑出血、心脏病、神经过敏等症而折寿。善良的品格、淡白的心境是健康的保 证，与人相处善良正直、心地坦荡，遇事出于公正，凡事为别人着想，这样便无烦恼，使心 理保持平衡，有利健康。继1990年提出健康新概念后，世界卫生组织还提出了“健康"应具备的标准。它们包括：① 有 足够充沛的精力，能从容不迫地应付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压力，而不感到过分紧张；②处世乐 观，态度积极，乐于承担责任，不挑剔事物的巨细；③善于休息，睡眠良好；④应变力强， 能适应环境的变化；⑤能抵抗一般性感冒和传染病；⑥体重得当，身材匀称，站立时，头、 肩、臀位置协调；⑦眼睛明亮，反应敏锐，眼睑不发炎；⑧牙齿清洁，无空洞，无痛感，齿 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⑨头发有光泽，无头屑；⑩肌肉、皮肤富有弹性，走路轻松［3］。

健康不仅仅是指没有疾病或身体不虚弱的状态，而是包含心理、社会适应能力和道德的全面 的状态。影响健康的四个主要因素有：①环境。包括由于微生物和寄生虫这些病原生物作用 下致病的生物因素；人们生活和工作环境中接触到的各种物理条件，如气温、湿度、气压、 噪音、振动、辐射等超过限度时影响人体健康的物理因素；天然或合成的化学物质导致中毒 的化学因素；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②生活习惯。包括饮食、风俗习惯、不良嗜好、交 通事故、体育锻炼、精神紧张等。③卫生医疗条件，指社会卫生医疗设施和制度的完善状况 。④遗传因素。⑤教育程度和道德修养水平。

最新的健康概念包含生理、心理、社会适应性和道德健康四个方面,其实社会适应性归根结 底取决于身体和心理的素质状况，而道德健康则取决于自身教育和社会风气的影响等。因此 ,健康新概念的核心是由消极被动的治疗疾病变为积极主动的掌握健康，由治身病发展到注 重治心病、治社会病、治道德缺损病。现代社会由于竞争激烈，工作繁重、风险多、压力大 ，人们烦恼丛生，旧烦恼刚刚消除，新烦恼又产生，无论高官还是平民，无论富者还是贫者 ，无论在岗还是下岗，差不多都有大大小小的烦恼，许多疾病包括身病心病、社会病、道德 病大多由烦恼伴随而生。社会发展了，科学进步了，生活条件改善了，为什么烦恼反而越来 越多。这就告诉我们人的贪欲并不因为物质文明的进步而减少，精神滑坡导致道德缺损是现 代病的重要根源。因此，预防疾病单单注意衣食住行和加强个人卫生、体育锻炼是远远不够 的，现在看来首先要从完善道德做起，治愈道德缺损症是健康之本。一个道德完善的人，他 必然是心理健康者，心理健康心地善良、心态安定就能与社会和谐，家庭和睦，就能适应社 会的变化，又不会随波逐流。道德完善、社会安定、心理健康必然净化自然环境，促进生理 健康，达到“仁者寿”的目的。

3对新概念的理解和补充

3.1新概念忽视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 世界卫生组织的“四维”健康观念虽然较为全面和合理，但是忽视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 人与自然界是在不断求得统一中而维持着人的生命和健康，从而循着生命规律而发展。人体 必需适应四时气候的变化，与四时气候求得统一而维持生命［4］。因此，要想保持 健康，首先要致力于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

环境在提供人类赖以生存的水、大气、土壤和食物等物质条件的同时，也存在大量危害健康 的因素。生活饮用水、居住环境、饮食、生产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等都和健康密不可分。随着 科技水平的发展，各类环境污染充斥着现代人的生活，这其中不仅包括化学、噪声等方面的 污染还包括电波、微波、辐射方面的污染。 例如“手机综合症”，手机对人们的生理、心 理、社会、环境各个方面都有影响，它正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手机在人生理和环 境方面的影响主要是其产生的电子雾对人身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长时间的自己使用手机或 接触手机使用者会有恶心、头痛、疲劳无力等症状。因此，要保护环境，减少自然污染和人 为污染的发生。

3.2体育锻炼是促进健康的重要手段 体育锻炼可缓解心理障碍，有益于人的心理健康。研究者推测：充满活力的体育锻炼，可以 促进脑内有益化学物质的分泌，比如“内啡肽"。这种物质可以使人心情振奋、精神愉悦。 体 育锻炼还能改进对自我形象的把握；得到团体其他成员的帮助；分散对日常忧虑担心的过分 关注；提升对所遇问题处理的自信心。所有这些作用都有利于情绪的改善。

《哈佛心理健康通讯》在总结了大量的研究后得出结论：体育锻炼对缓解抑郁、焦虑和其他 慢性的心理障碍有很好的帮助。哈佛大学教授米勒举例说：经过3个月的严格体育锻炼程序 后，参加锻炼患者的抑郁症状有明显的改善，与接受标准抗抑郁药物治疗的其他患者效果相 似。即使对中学生的研究也发现，参加体育锻炼多的同学抑郁症状相对较少。虽然目前还没 有明了体育锻炼有益于抑郁症和其他心理问题的具体作用细节，但是很多研究都证实了锻炼 的良好作用，而且丝毫没有不利的影响。其他研究也发现：锻炼可以改善诸如惊恐障碍、心 理创伤和其他焦虑性心理问题。

体育活动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交往的情景，因为它包含有等级观念、流行时尚、服装潮流、法 律精神、基本道德行为规范、商业关系等许多社会交往中常见的要素，它就像一个“价值容 器"盛载着社会上主要的、流行的价值观念［5］。在学校教育中，体育课教学和课外 体育活动 的开展，以及学校对体育的政策，都对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社会化过程起很大影响，尤其是 体育课教学，除了增强学生体质、增进学生健康外，还教授学生掌握有用的社会知识和陶冶 其个性，培养学生优良的道德品行。参加体育活动能满足人的交往需要，并使人的性格得到 改善等要点。体育活动的角色扮演和规则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角色、法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而这种相似性有利于提高人的社会适应性和道德规范。因此，体育活动有利于提高人的社 会适应能力和道德水平。

因此，必须采取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推行防治结合、以防为主，倡导全民健身与全民 健心并举，西医、中医、心理医以及运动医学一起上，各自扬长避短，互相取长补短。

应全民健身健心的需要用无药物的替代疗法，主要让人学会如何调正心态避免疾病和长期保 持健康的方法和技术，在这里体育和现代心理学传统养生方法都得到用武之地。凡对人类净 化心灵疗疾保健有用的技术方法，都应该弘扬，通过实践来自然扬弃，适者不断发展，精益 求精，不适者自然淘汰。

3.3身体强壮不等于健康 发展力量素质、耐力素质与柔韧素质的确是满足“有足够充沛的精力，能从容不迫地应付日 常生活和工作的压力，而不感到过分紧张"的重要条件之一。通过体育锻炼，可以增强人的 体质，从而进一步促进人的健康可以认为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过分强调身体强壮并非 有利于健康。

如今，我们的体育界也开始关注运动员的身体健康，将它看成体育之本，将运动员的身体 健康价值看得高于奖牌价值，这的确是一个进步。可是，当这种正常的价值取向诉诸公众时 ，却能成为新闻事件，这本身就非常耐人寻味。所以，在进步的背后，也要看到我们的体育 精神，还必须不断呼唤人性的回归。竞技运动与荣誉只有唤起全民参与运动的热情，并提升 一个民族和身体素质时，职业运动的价值才能体现出来；如果运动越来越职业化、局限在一 部分人中间，是无益于全民健康的，职业运动模式也注定会失败，因为体育没有回归到全民 运动之“本”上。健康比金牌重要，这是常识。只有时刻铭记这一常识，运动员的健康与体 育精神的健康才能两全。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概念篇6

摘要：

传染病预防和控制不但关系个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还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密切相关。目前，传染病预防和控制策略是预防为主，加强传染病监测，实现全球化控制，具体的预防措施主要包括传染病监测和针对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等。探讨了传染病的具体防控措施及可能存在的伦理冲突与道德风险，论述了传染源管理和易感人群保护措施中可能面临的道德争议和风险，强调传染病防治应在尊重公民基本人权的底线标准前提下，关注公正与补偿、信息公开透明以及社会动员与合作等核心价值。

关键词：

传染病，隔离，免疫，知情

传染病是指传染性病原体或它们的毒性产物所致的疾病。病原体通过感染的人、动物或储存宿主直接或间接地发生传播，感染易感者。传染病的流行过程，是病原体从已受感染者体内排出，经过一定的传播途径，侵入易感者机体而形成新的感染的过程。传染病不仅破坏人类健康，而且浪费医疗卫生资源，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20世纪70年代以来，约有40种新发现或原因不明的传染病相继发生，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成为各国乃至全球的重点。新发传染病（emerginginfectiousdisease，EID）涉及病原体种类繁杂，传播途径各异，感染方式复杂多变，容易造成跨国界、跨洲界，甚至全球性传播。由于人类普遍缺乏相应的免疫力，且此类疾病的早期发现及诊断较为困难，并缺乏特异的预防和治疗方法，因此，新发传染病的发生、出现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等特点［1］。此外，全球人口流动加剧、生态环境破坏、全球性温室效应、经济和生活条件改变、病毒抗药性增强等原因也导致了许多再发传染病（re－emerginginfectiousdiseases，REID）的流行。目前，预防为主，加强传染病监测，实现全球化控制是传染病预防控制的基本策略，具体的预防措施主要有传染病监测和针对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的预防。为有效应对传染病防治形势的改变，许多国家都逐步建立并完善了以强制申报监测网络、公共卫生预警与应对、疫情死亡通报为主要内容的基础综合性传染病防控体系［2］。传染病的全球化让国际社会认识到一个国家对传染病防控的延误都可能会造成全球性的灾难，因此，促进国际多边防控合作、完善全球监测和监控网、加强全球重点疾病防控及疫苗研发普及成为当前国际社会传染病防控的发展趋势［3］。同时，为有效控制人畜共患传染病病原体的传播，涵盖动物－人的宏观健康理念正逐步形成，疾病监测、生态学、兽医学、医学等多学科在传染病防控领域将面临深层次的合作，并将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4］。

1传染病防治可能面临的道德风险和伦理冲突

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不但威胁个体健康和生活质量，还会破坏社会的安定与发展。在传染病防控实践中，个人权利与群体健康、信息公开与隐私保护等问题往往会出现冲突，相关的伦理争议经常发生。随着文明和科技的不断进步，现代语境中的“健康”已经由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成为个体权利和责任的共同载体，于是，在一种伦理规范框架下对传染病防治进行反思是非常有必要的。亨利•舒尔（HenryShue）强调身体安全、生存以及自由是人的三种基本权利［5］，其中，健康权包含在“身体安全的权利”与“生存权利”之中，是获得其他权利的前提和基础，因为“一个因身患疾病，又没有支付手段来得到治疗的成年人，不仅是可以防治的疾病和可能避免的死亡的受害者，而且也被剥夺了为自己或者为别人做各种事情的自由，而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人，他本来可能是希望做这些事的”［6］。因此，每个人都有一种避免去侵害他人的责任。这里的“责任”作为一种“事前责任”，需要与“事后责任”进行区分：（1）事后责任往往归因为过去某一行为或要对行为结果负责的特定责任主体；事前责任则更倾向于用责任的话语来表达某些应尽的规范和义务。（2）事后责任需要对“作为”和“不作为”负责；事前责任则主要是对“作为”负责。（3）事后责任强调针对已经出错的某个行为或事件负责；事前责任则“总是以阻止不希望出现的事情发生为目标”［7］。基于此，本文中的“健康”不仅仅是一个事实概念，更是一个包含主体权利和责任义务的价值概念。对健康概念的这一扩展性理解是笔者对传染病防治可能面临的道德风险和伦理冲突进行反思论证的前提和基础。如前所述，传染病预防控制的主要措施包括传染病监测和针对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的预防。传染病监测是长期不断，有计划和系统地收集、整理、核查、分析和解释传染病在人群中的发生、发展、动态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的数据资料，并将监测所获得的有关信息及时发送、报告和反馈给相关行政部门以及业务机构，以用于制定、调整、评价和采取适宜的传染病控制策略和措施。近年来，主动监测、医院监测、社区监测、实验室监测、哨点监测、症状监测等新方法相继得到实施，以长期、连续、完整、准确收集并反映传染病动态信息。传染病监测主要涉及信息安全、保密以及与之相关的个人隐私问题与公众知情问题。尤其在由传染病疫情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信息公开与公众知情尤为重要。

传染源管理包括早发现、早诊断、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对病原携带者做好登记、管理和随访等工作；对与传染源有接触并有受感染可能者开展检疫；对危害大且经济价值不大的动物传染源应予以彻底消灭。在相关管理措施中，争议最大的是“隔离”。医学意义上的隔离主要指将传染病患者与健康人或其他非传染病患者在医院、家庭等场所分开居住，避免接触，从而防止疾病的传播。隔离包括强制隔离与自愿隔离两种形式［8］。强制隔离作为一种特殊的强制手段，主要适用于公共卫生领域，需借助行政公权力，“将检疫传染病病人收留在指定的处所，限制其活动并进行治疗，直到消除检疫传染病传播的危险”［9］。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相关规定，医学检查结果是决定是否实施隔离以及确定隔离期限的标准和依据，这就强调对各种疾病，尤其是新发性传染病本身的了解是不可逾越的前提和基础。然而，只有通过深入研究，在对特定疾病具有相当了解的基础上，才能在审慎原则的指导下对检查结果做出科学判断。对“隔离”相关伦理问题的争论，除了对医学检查结果可能存在质疑之外，更多集中在隔离是否以“公共健康”之名侵犯了个人自由的权利。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必须承认个体享有自由的权利，然而，对于个体行为的后果却存在着诸如对与错、好与坏、无所谓对错、无所谓好坏的价值判断。对传染病患者进行隔离，是出于对患者行为相关后果（可能威胁其他个体健康）的考量，并非是对患者本身个体自由权利的否定。在这里，权利存在的事实判断和对权利事实的价值判断之间应当加以区别。换言之，必要时对个体患者实施隔离，不是对其自由权利的否定，而是防止其权利的滥用导致损害他人健康利益的后果，正如密尔强调的“对他人利益的伤害或可能伤害这一点单独就能构成社会干涉的正当理由”［10］。由此，强制隔离作为传染病防治主要策略所引发的个体自由权利与公共健康之间的冲突并不像直观所表现出来的那般尖锐。保护易感人群旨在提高群体对传染病侵入和传播的抵抗力。计划免疫可提高人群对传染病的特异性免疫力，降低人群易感性。此外，当传染病流行时，被动免疫可以为易感者提供及时的保护抗体，如注射胎盘球蛋白和丙种球蛋白预防麻疹、流行性腮腺炎、甲型肝炎等。“2007年，中国实施扩大免疫规划，由过去的‘4苗防6病’增加到‘14苗防15病’。

2010年全面实施扩大国家免疫规划，继续维持无脊髓灰质炎状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活动，继续实施15岁以下人群补种乙肝疫苗项目。”［11］经验证明，预防免疫是传染病防治的有效措施之一，在针对不同疾病的疫苗研发与预防免疫的推行逐步得到重视的同时，相关伦理问题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一方面，疫苗研发本身与公共卫生研究伦理密切相关，研究的风险与获益，临床试验中人类受试者的保护等都是科研伦理绕不开的话题；另一方面，疫苗作为一种稀缺的卫生资源，在其生产能力和供应能力都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公平地实现最佳分配是相关免疫政策面临的又一根本性难题。这个问题首先涉及疫苗合理的注射剂量：在生产总量一定的前提下，如果较少的剂量就能使人体获得足够的免疫保护，那么确定这样一个合理的剂量对于实现成本收益最大化就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定位标靶人群，确定接种的优先顺序是提高疫苗利用率，实现疫苗资源最优配置的核心策略之一。2009年，耶鲁大学简•梅德洛克（JanMedlock）和艾莉森•盖尔特纳（AlisonP．Galvani）在《Science》杂志发表文章“优化流感疫苗资源配置”（OptimizingInfluenzaVaccineDistribution）［12］，通过数学建模分析，建议将5岁～19岁的孩子和30岁～39岁的成年人作为接种H1N1流感疫苗的首要标靶人群，因为他们是H1N1流感最主要的传播人群。此外，预防免疫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还必须兼顾疫苗资源的有效利用及其合理配置问题。

2传染病防治应强调的核心价值框架

有效预防、治疗和控制传染病的流行是传染病防治工作的直接目的，其根本目标在于保护公众健康，提高公民生活质量。由于资源稀缺、个体敏感性差异等问题的存在，传染病防治总是面临一系列来自理论和实践的冲突与挑战。一方面，各种新发传染病的出现不断挑战人类的认知极限及其对疾病的驾驭能力，对传染病相关的基础研究水平和科研进程提出较高要求；另一方面，传染病防控策略的具体实施不但受到多样化的社会因素的影响，还会遭遇资源短缺的瓶颈，面临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公平分配等诸多问题的困扰。对于理论难题，可以通过高质量的科学研究和临床试验等进行突破；对于实践困扰，则需要不断反思和建构一个实用的核心价值框架，在其指导下更有效地探索合理的、道德的实践策略和应对措施。首先，作为传染病防治核心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引入一个基于正义的底线标准，即个体的基本权利，如个人尊严、人身自由、隐私等在传染病防治实践中必须得到起码的尊重与保护。传染病防治，尤其是传染病疫情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最主要的矛盾是代表群体健康利益的公共善和个体权利之间的冲突。此类冲突在实践中面临的最大问题主要体现在人们对功利主义的直觉性诉求往往导致对预想后果的过分强调以及对个体权利的忽视或不合理侵犯。而且事实也证明，无条件强调群体的健康利益将不排除这样的道德风险———让那些脆弱的少数人为社会大众买单。这将是任何一个正义的社会都无法容忍的，正如丘卓斯（JamesChildress）指出，“如果以公共健康之名侵犯了自由或正义，但却不太可能实现其预期的公共健康目标，那么这种公共健康政策就得不到伦理辩护”［13］。

其次，补偿作为一种矫正的正义，应和公平原则一样在传染病防治核心价值体系得到关注和强调。在公共卫生的语境中，公平不仅体现为每一个人，无论其社会经济地位、种族、性别、信仰如何，都应平等享有医疗保健和救助的机会；而且公共卫生资源配置也要充分考虑区域、城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向高危人群（如流动人口等）和资源匮乏地区倾斜，体现对弱势人群的充分关注。对于一些稀缺的公共卫生资源（如疫苗等），公平分配的考虑需要与资源的有效利用紧密结合。对于传染病防治，需要更多更好的科学研究为有关策略的有效性提供循证基础，在确保有限资源充分利用的前提下强调公平。此外，传染病防控的既往经验还证明，有必要将“事后补偿原则”作为“公平”原则的引申和补充，因为在实践中常常不可避免地会对个人权利造成或多或少的侵害。由政府、社区、企业组织等对那些公共卫生管理（如卫生应急）实践中权利和利益遭受损失的个人进行经济的或非经济的补偿，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现实意义。这里，补偿作为一种矫正的正义，是为保护个人权利而设定的又一措施，形成了对社会正义的必要补充。

第三，在传染病防治及相关疫情防控中，信息公开透明作为各项防控措施得以施行的主要保障之一，是传染病防治核心价值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的公开透明主要涵盖信息公开和公众知情两方面内容。就信息公开的重要性而言，公民的健康信息与疾病相关信息的收集、使用、保留和传播贯穿传染病预防与治疗的整个过程。这些信息不但有利于提早发现和预防疾病的发生，控制其蔓延，优化卫生资源配置，评估公共卫生政策措施的效果，还能促进政府和公民之间的沟通和理解，进而加强双方合作。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信息包含大量个人隐私，在强调信息公开的同时势必会危及个体的隐私权。尤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中，往往是在未经个人同意的情况下获取并收集个体的健康信息（疾病筛查），还要随时向社会公众通报相关情况（疫情报告），有时甚至会曝光个体的详细信息，这些都可能会对个体的隐私构成严重侵犯。甚至在一些只公开匿名健康信息的情况下，也不可避免地会对社会某一群体、种族或团体的隐私权构成侵犯。因此，政府需要代替医务人员作为信息公开的责任主体，在强调信息透明的同时，尽可能保护个体隐私及其相关权益。此外，通过信息公开，确保公众知情，既体现了对公民知情权的尊重，也保障了公民被平等对待的权利，有利于社会正义。而且，公众知情可以减少公民和政府之间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误解，避免不必要的恐慌。因此，政府要实事求是地公开信息，这里的信息内容包括疾病、疫情等信息，也包括政府采取的应急政策和措施的相关信息。政府对相关信息做出必要说明和合理解释，才能通过沟通获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促成合作，提高效率。此外，信息公开既要强调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还要关注信息之间的整合，以正确地引导社会舆论，维护社会稳定。第四，社会动员与合作，作为建构传染病防治新型模式的指导原则，尤其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传染病防治核心价值框架的重要策略，应当在当代公共卫生领域得到更多的重视。现代社会，健康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没有疾病”的概念，而更多地强调人们的社会功能的体现以及适应其所生活的社会环境的良好状态。随着健康内涵的扩展，世界卫生组织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逐渐得到人们的关注。人们出生、居住和工作环境中的社会分层、社会基本结构以及社会条件等都可能会对人们的健康状况、疾病暴露、易感性和患病结果等方面造成影响。

尤其是人们的居住环境、职业环境、受教育水平、获得卫生服务与社会保障的可及性以及具体途径等因素，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群在易感性和疾病风险方面的差异。随着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越来越多地作用于传染病流行的各个环节，传染病防治策略也应当更多地考虑相关社会决定因素。这些因素的多样性及其作用机制的复杂性决定了传染病防治本身的系统性和综合性，因此，传染病防治应当形成社会相关各方积极动员并广泛合作的社会体系。世界卫生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就强调公共卫生不仅是政府为人们提供服务，还是政府与人们共同行动促进健康。《阿拉木图宣言》也强调了人民有个别或群体地参与其卫生保健的权利和义务。2008年，世界卫生组织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用一代人时间弥合差距：针对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采取行动以实现健康公平》，该报告提出健康不公平深受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呼吁从健康的社会影响因素方面进行全球动员，并且确立了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的概念框架和行动领域［14］。在传染病防治中，社会各方，尤其是公众，不应仅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更应该主动地承担起合作监督的责任和义务；其他社会团体也应当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发挥作用积极推进多方合作。在信息公开透明的前提下，公众知情使得社会合作成为可能。首先，充分及时的信息公开，可以使各级政府、专业机构及相关人员和广大社会公众随时了解疾病的进展情况、危害程度及相应的防治知识和技能，为各方在知情基础上的进一步沟通和合作做好准备；其次，信息的透明化也要求社会各方在积极合作的基础上主动承担起相互监督的责任，不断结合疾病的发展状况对现有政策措施进行反思和更正，以确保疾病防治和相关卫生应急的有效性。此外，社会动员和合作还有其自身的价值。一个真正良序的社会，不仅是社会正义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还应是一个公民积极主动参与促进健康与福利的社会。将社会动员和合作作为传染病防治核心价值框架的重要策略，不但希望能通过社会动员，集中多方力量有效地防控传染性疾病，也希望借助社会参与增强公众保护和促进社会公共健康的责任感和主体意识。

3结语

21世纪以来，公共卫生、全球健康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关注和重视，传染病防治以及疫情防控已在世界各国提上日程。因此，对传染病及其防治进行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不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疾病发生的一般规律，探索其发生、传播的影响因素，更有助于制定相关政策措施预防、干预和治疗相关疾病，保护个体健康。长期以来，针对传染病的研究一直比较侧重于医学、社会医学、历史学和人类学方面，伦理学相关的研究很少，还存在很大的空白。而健康作为人类的基本需求，是一项基本人权，是一个关涉人类根本价值的问题。传染病作为人类健康的主要威胁之一，需要对其进行多学科、多视角的综合研究。本文则是从伦理视角研究和探讨传染病防治相关问题的一种尝试。作为概述性研究，笔者在文中只是截取了传染病防治中最可能引起争议的几个伦理问题进行探讨，简要分析了保护易感人群和传染源管理的相关措施可能面临的道德风险和伦理冲突，强调在传染病防治中应尊重公民基本人权的底线标准，关注公平与补偿、信息公开透明以及社会动员与合作等核心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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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概念篇7

1“五星级医生”概念的提出

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卫生人力开发教育处Boelen博士提出了“五星级医生”（five star doctor）的概念，在医学教育界引起较大反响。该概念反映了医学发展的趋势，体现了大众的需要，亦为医学教育指明了方向，目前已经被许多国家和地区所接受。所谓“五星级医生”，即指未来医生应具备以下五个方面的能力：

（1）卫生保健提供者（Care Provider）：即能根据病人预防、治疗和康复的总体需要，提供卫生服务；

（2）医疗决策者（Decision Maker）：即能从伦理、费用与病人等多方面的情况，综合考虑和合理选择各种诊疗新技术；

（3）健康教育者（Health Educator）：即医生不只是诊疗疾病，更应承担健康教育的任务，主动、有效地增强群体的健康保护意识；

（4）社区领导者（Community Leader）：即能参与社区保健决策，平衡与协调个人、社区和社会对卫生保健的需求；

（5）服务管理者（Service Manager）：即协同卫生部门及其他社会机构开展卫生保健，真正做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

2目前的社会背景和改革的必要性

夏真芳（海南医学院流行病学教研室）：

传统的医学教育观以医学知识的多少作为衡量人才质量的唯一标准，培养目标及教学方法与2l世纪人才要求不相适应。在培养模式上不注意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强调共性，忽略个性，对有创新精神的学生扶持不够。体现在教学方法上主要是教师上课“满堂灌”，学生被动地学，很少有让学生独立思考、开拓思路的时间和机会。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与世界科技的迅猛发展不相适应，抑制了大学生创造力的发挥。医学生的评价体系不适应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教学管理模式不适应时代需要。

马金凤（新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医疗费用猛涨,极大地加重了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首先是资源的浪费，很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顾患者经济上是否能够承受，无节制地滥用医疗资源,开大方、用贵药、让患者做昂贵的检查或检验,这些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就是造成医药资源的极大浪费。其次是滥用药物，特别是抗生素的滥用,极易形成耐药菌株, 使得细菌性感染越来越难对付。再者，在当前经济体制转型时期，把医院推向市场，这给人民群众造成了极其沉重的经济负担，很多人“小病拖，大病抗，重病等着见阎王”。这种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非患者身心的康复行为与现象的泛滥，无疑把这些不良现象与行为推向了极致。这是一种医学价值观的扭曲, 是医学教育的悲哀。

正是在这种现状下，首先第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百姓对医务人员、医疗机构信任的危机，医患关系中的合作性与和谐性被弱化了，医疗纠纷与诉讼层出不穷。第二个后果，我国高等医学教育中很多不健康的风气也在盲目滋生，很多人在选择医生这个行业时，不再是所谓的“救死扶伤”，而是盲目追求高昂的经济收益。

谢娟（天津医科大学）：

进入2l世纪以来，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的营养不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再燃及新发现的传染病等世界疾病流行模式均在我国有所体现，我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软肋”。特别是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的爆发和肆虐，给人民群众的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危害。SARS危机突显了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深层次问题，暴露出我国在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时所表现出的不足和缺陷，特别是医护人员的预防意识欠缺、应急处理不当、疾病人群意识淡漠以及发病早期的高感染率，迫使我们对过去的预防医学教育特别是针对临床医学生开展的教学进行认真的全面的反思。面向21世纪，我们究竟以培养什么样的医学人才为宗旨，才能适应高科技时代和瞬息万变的公共卫生形势呢?

随着医学科技的飞速发展，医学正日益变成一个复杂的、依赖器械设备、按患病器官划分的专业性科学。医师所关心的是病人的某个器官的病理过程，即疾病而不是患病的人。临床分科越来越细，技术越来越先进，但医疗的过程被“物化”，整体的预防医学观念被逐步淡化。基于提高临床服务质量的良好愿望和理念，确立适合我国21世纪医学人才培养的目标以及如何培养的问题已经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王任群（沈阳医学院）：

在高等医学教育中，人文素质教育应该摆在第一位。近年来，“以人为本”、“医乃仁术”的呼声渐高。在国外，医学被看成是最高尚、最美好的技术；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医乃仁术”是一种人道的技术。随着医学服务模式的变化，也对人才培养模式适应这种变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进入21世纪以来，现代生物、心理和社会医学模式的建立，医疗卫生服务将彻底走出学科和服务高度分化的“象牙塔”，向多样化、社会化、个性化、终身化、现代化、国际化的方向迈进。我国的医学教育要顺应卫生服务发展的特点以及未来医生应具备的能力，可参照“五星级医生”的要求，培养未来的医生。

3“五星级医生”的特点

周少平（湘南学院）：

我们所倡导的“五星级”服务标准是，以医生为首的医疗服务人员，都应当是人们的“健康保护士、健康管理员、健康指导师、健康理财人、健康协调者”，给所有服务对象提供全方位、高水平、人性化的医疗保健服务。除了治病救人，还要通过自己的宣教和服务，让健康者永葆健康，生命之树常青；使亚健康者重返健康，再铸生命辉煌。同时还要考虑到客户的经济承受能力。可以借鉴汽车4S店的理念为客户提供终身全方位的立体服务。所以作为医生还应该是人们的健康管理员，为每位到访的客户建立永久健康档案，随时与客户联系，如随访征询、提醒提示、资讯传递等，为客户(甚至其亲友)健康提供更好的服务。任何一位负责任的医生，对前来就诊的患者都要全面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除了姓名、性别、年龄等基本情况外，特别要了解其与体质和健康相关的信息。除病史外还要了解既往病史、婚育史、家族史等。这些费时耗财得到的重要信息，我们医院和医生为什么不能给予记录整理而保管保存呢?近来经常谈到“资源共享”，如此记录保存在案，不但复诊时本医院的首诊医生方便， 同时也为其他接诊医生提供了方便。现代社会中， 很多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无知。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对许多国家人们的死因调查后得出的结论。像目前人类健康的主要杀手心脑血管病、恶性肿瘤、糖尿病等都和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关。如何保健，如何养生，特别是如何看病等问题，作为医生都要经常不断地给前来求助者以耐心的讲解，所以医生还应该成为人们的健康指导师。

李嗣生（安徽省巢湖职业技术学院）：

医学模式的转变要求医学教育必须面向社会。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要求培养的医师能全面系统地从生物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认识人类的健康与疾病，并能根据病人的预防、治疗和康复的总体需求，提供卫生保健和健康教育。

社会的发展要求医师培养必须向广度与深度拓展。社会的发展不仅要求医师具备有创造能力、专业能手的深度，更要求医师具备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自然科学基础(包括数、理、化、生命科学、信息科学、外语知识和电脑化情报信息知识)。

“五星级医生”的培养目标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同时，“五星级医生”的培养目标要求广度与深度并重，知识、素质、能力并重，包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自我设计、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能力；组织能力、表达能力和社交能力。

未来的临床医生，不仅仅要精于医术，同时应胜任服务于个体和群体的，承担集疾病预防、保健、康复、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综合服务的职责。

吴磊（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院预防医学系）：

健康的心理素质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合理的认知、良好的情绪和适应的行为。其中交谈是主要形式，而交谈又是建立良好医患关系的必备条件。病人对医生是否满意往往并不根据医生所给予治疗的优劣，而是取决于医生是否具有同情心、良好的服务态度和高尚的医德。良好的沟通可使病人感到受到重视、亲切、有信任感。

许珊丹（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院）：

对学生的评价要打破传统的“分数挂帅”做法，将掌握大纲要求的知识水平与创新思维能力的考查结合起来。一要考试方式多样化，采取闭卷与开卷相结合，综合评定课程成绩。二可试行自主选择考试,即学有余力者可免修直接参加考试，打破课程结束统一考试模式。三要大力推行非考评价，即通过写专题报告、创新思维测评、撰写学术论文等多种形式评价学生。要使考试测试有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挥，有利于学生个性化发展，使教学评价成为创新教育的外在着力点。根据学习态度、思想品德和操行表现对学生综合素质所起的巨大作用，探索一套科学的评价学生综合素质的指标体系，以正确的导向来指导学生学习和综合发展。新的评价体系不能把“一切量化”当成绝对原则，因为有些方面是不能靠量化来说明的，如学习态度等，尤其在当今应试教育的影响尚未彻底消除的情况下，它易引起误导，不利于学生素质评价观念的更新。

马金凤（新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2002年初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出台了《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包括“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医学科学基础知识”、“沟通技能”、“临床技能”、“群体健康和卫生系统”、“信息管理”和“批判性思维”7 个领域的60 项反映教育结果的指标,在承认各国家、地区和医学院校自身特殊性的基础上，强调了全球医学教育的核心内容。

目前，我们在总结初级卫生保健的经验和引进全科医学的观念基础上，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建立健全以基层卫生机构为主体，全科医师为骨干，合理使用社区资源和适宜技术，以人的健康为中心，家庭为单位，社区为范围，需求为导向，以满足人们基本的卫生服务需求为目标，融预防、医疗、保健、康复为一体的高效、经济、方便的基层服务体系。加快培养和建设一支以全科医师为骨干的社区队伍,这是社区服务持久、深入、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我认为“全科医生”的培养目标就是对“五星级医生”的培养要求的形象化。

向兵(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院)：

要遵循全科医疗的原则，全科医疗是根据初级卫生保健的需求和社区可能利用的卫生资源，开展以个人为主体，以家庭为单位，以社区为范围的基层医疗服务，是集预防、医疗、康复、保健为一体的综合性医疗服务，是持续性的、协调性的第一线医疗服务。要遵循面向社区、面向农村、面向基层的原则。

刘婷婕（杭州师范学院）：

根据对专家及工作在社区卫生服务一线的医生的访谈结果，当前我国社区卫生服务中最需要和最缺乏的业务力量是既精通临床又熟悉预防的高级临床医学人才。在“环境与健康”方面，社区临床医生对居室内空气污染感兴趣比例较高；“营养与健康”方面，大部分的调查对象对特殊人群的营养、营养与疾病感兴趣；其他感兴趣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老年保健，尤其是老年人的居家安全、慢性病的三级预防等方面。该结果表明了现代临床医生对预防医学知识的需求。

预防医学是医学的一门应用学科。它以个体和确定的群体为对象，目的是保护、促进和维护健康，预防疾病、失能和夭折。预防医学以预防为主的思想，运用基础科学、 临床医学、 医学统计学、流行病学、环境卫生科学、社会和行为科学以及卫生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探查物质社会环境和人的行为及生物遗传因素对人群健康和疾病作用的规律，分析这些主要致病因素对人群健康的影响，以制定防制对策；并通过公共卫生措施，达到促进健康和预防疾病防制伤残和夭折的目的。作为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要求所有医生，除了掌握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常用知识和技能外，还应对预防医学各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有一定的了解，包括医学统计学、流行病学、环境医学、社会医学、健康促进、卫生管理学（包括规划、组织、实施、筹集资金和健康措施评价），以及在临床医学中运用三级预防措施。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概念篇8

[关键词]　民众；健康素养；危害分析；对策思考

[中图分类号]　R193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2）12（a）-0156-03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作节奏的加快以及贫富分化的加剧，公众的身心疾病日益增多，对健康的需求也日益增强。“张悟本事件”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对健康需求的旺盛程度。当公众的健康需求得不到满足时，由于他们健康素养较低，极其容易被“江湖骗子”所蒙蔽。为此，提高公众健康素养，不仅是个人健康问题，更是个需要全社会关注的社会问题。

1　健康素养概念的提出

关于“健康素养”概念，文献可追溯到1974年，其内涵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而不断丰富。美国医学会（AMA）把健康素养定义为“在医疗环境下执行基本的阅读和计数等相互影响的一系列能力”[1]；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提出的健康素养概念是　“个体获得、理解和处理基本的健康信息或服务并做出正确的健康相关的决策的能力”[2]；世界卫生组织（WHO）认为：“健康素养代表着认知和社会技能，这些技能决定了个体具有动机和能力去获得、理解和利用信息，并通过这些途径能够促进和维持健康”[3]；2008年1月，我国卫生部了《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试行）》，从改善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普及公众应具备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促进国人健康素养水平的提高的角度对健康素养进行了明确的界定，成为世界上第1份界定公民健康素养的政府文件。综合以上定义，可以认为：健康素养内涵应具4个层次：一是具有健康意识；二是具备健康基本知识；三是具有一种维护自身健康的能力；四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从而达到提高自身健康水平的目的。

2　低健康素养的表现与危害

2.1　低健康素养的表现

目前公布的我国首次居民健康素养调查结果显示，城乡民众健康素养水平普遍偏低，每100人中不到7人具备健康素养[1]。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健康意识较薄弱，对于身体发出的警告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给予足够的重视，并确保自身健康得到保障。二是对于健康的认知存在缺陷且相关知识和技能的知晓率偏低，仍旧认为“无病即健康”。三是健康素养低的人群容易养成较为消极的健康行为，例如吸烟、饮酒、滥用抗生素、久坐不起的生活方式。尽管不少公众知道要运动，要限盐、限油，却对具体的做法认识不清或者懒得去做。四是有些人一旦出现健康状况，或者是“病急乱投医”；或者是任其发展，比如，人们在对待高血压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所采取的处理方式问题时，有24.30%的人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这都归因于公众健康认知能力与医疗信息采集能力欠缺。

2.2　低健康素养的危害

2.2.1　低健康素养可导致民众对自身健康的管理失败 根据Sudore等在1999～2004年间，对2　000多位使用英语的老年人进行研究发现，那些低健康素养的老年人比具有健康素养的老年人有较高的死亡率（19.7%　vs　10.6%）[3]。在美国，低素养人群仅有一半的人了解低血糖的症状，而且他们很少知道血压可以通过控制自身体重来降低，而且低健康素养的老年人要比高健康素养的老年人卧床久坐的可能性更高。在我国每年320万人死于心脑血管疾病，这个数字相当于全世界的1/6。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类病是完全可防可控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很多患者健康素养水平较低，缺乏一些基本的健康知识和技能。低健康素养的公众，不仅造成自身健康的管理失败，给自己的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而且还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研究表明低健康素养的人群与普通人群相比住院和使用急救服务的比率要更高一些。

2.2.2　低健康素养妨碍医患沟通，导致医患矛盾加剧 2007年，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显示，占84.7%的民众对医学与健康信息最感兴趣[3]，但是大多数公众承认他们缺乏必要的医学与健康知识。由于医患双方知识信息上的不对称，医患之间不能有效的沟通，在对疾病诊治的认知水平和决策能力上通常会以医方为强势或主动方，患者对自己的权利义务不能充分了解，从而造成医患关系紧张。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出现医疗纠纷，处于劣势的患者，由于缺乏足够的健康素养，不能正确判断产生纠纷原因，寻求恰当的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即采取过激的行为，使医患矛盾上升为医患冲突，甚至导致刑事案件的发生。

2.2.3　低健康素养加重国家卫生资源的浪费，加剧国家医疗卫生体系发展的不平衡性 由于公众普遍缺乏健康素养，在日常生活中不能维护自身健康，一旦出现健康问题，只能求助于国家卫生保障体系，造成各国卫生医疗费用急剧澎涨。研究显示，1998年美国的医疗系统对低健康素养人群的额外支出高达730亿美元[4]。2003年，我国第3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公众存在着就医方式、选择医院、用药等不合理的行为，人们无论生什么病，都选择“最好的”医院、医生，“最贵的”药，而非“最合适”治疗方式[4]，这不仅会增加治疗的费用，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而且加剧城乡之间、大小医院之间卫生资源配置的不平衡性。总之，健康素养对公众的健康结局、医疗支出及国家的卫生资源分配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2.2.4　低健康素养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引发群体性社会事件 低健康素养还会造成社会危害。如，非典时期我国出现了大规范的抢购板蓝根事件。再如，日本地震导致核泄漏后，一时间美国碘化钾被抢购一空，中国更是上演了轰轰烈烈的“抢盐”闹剧。一些城市的超市、商场、商店的食盐被抢购一空，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海带、海藻、海鲜等富含碘元素的产品脱销的情况，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不法商贩囤货居奇、哄抬价格的现象，每包1.3元的食盐卖到5元至10元不等[4]。这些群体性社会事件如果处理不当，极易诱发群体性社会冲突，危害社会安全。

3　健康素养养成的影响因素及对策思考

3.1　文化程度与健康素养

2007年，我国城乡居民健康素养调查结果表明，文化程度是影响健康素养的一个重要因素[5]，低文化程度的个体往往具有较低健康素养。在医疗环境中，患者低文化程度会妨碍与医生的交流，从而影响医生的诊断；文化程度还会影响个体获取关于自身健康相关的权利和护理方面的关键信息，如低文化程度的慢性病患者不能很好理解关于自己所患疾病治疗和管理的基本信息。反之，文化程度高的人在对治疗方案准确的理解、按照规定服药的信念、对疾病较少的恐慌、阅读瓶子上标签的能力和对医嘱的理解上均优于低文化程度的个体，从而可能更易于采取主动寻求健康知识的行为。但是，这并不表明具有高文化程度的个体就一定具有较高的健康素养[5-8]。显然，文化程度与健康素养的养成呈正相关，但并不具有可逆性。为此，我们应将公众文化程度的提高与个体健康素养养成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起系统的、渐进的学校健康课程体系；同时在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过程中，通过学校教育、社区教育、医患教育和大众媒体传播等措施，提高公众的健康认知能力，促使公众形成良好的生活方式。

3.2　政府行为与健康素养

随着科学发展，人类对人体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健康知识也就越来越专业化，加之，国家卫生保健系统的复杂性，使公众提高健康素养难度不断增加，政府有责任担负起开展公众健康教育，提高公众健康素养的职责。从另一角度说，就是政府行为是影响公众健康素养高低的另一重要因素，公众低健康素养，不再单纯是个人的不足，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9-13]。

为此，首先，政府应鼓励卫生医疗机构与卫生教育机构等利益相关者将健康素养教育纳入日常工作中，开展健康咨询、行为指导、健康管理、健康传播和健康教育工作，切实发挥健康教育的作用；其次，政府应把健康素养普及纳入社会发展规划，建立长期、稳定、有效的机制，确保政策到位，措施到位，工作到位；再次，各级政府要加大经费投入，建立健全健康教育机构和工作网络，提供规范优质服务，促进城乡居民平等享有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确保全民健康素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最后，针对一些“群体性社会事件”，政府在进行应对性处置的同时，应借机开展相关性健康普及活动，将危机转化为全民普及卫生健康知识的大好时机，例如，针对突如其来的“抢盐风”，政府不仅保证食盐供应，稳定市场，抑制公众恐慌心理；而且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健康知识普及活动。

3.3　社会文化与健康素养

前一阶段，网络上有个“段子”流传很广，说是奥巴马访华时将中国文化总结为吃文化。比如谋生叫糊口，岗位叫饭碗，受雇叫混饭，花积蓄叫吃老本等等。尽管“段子”借奥巴马之口博人一笑，却从另一个偏面反映了“吃”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特殊地位。于是，“神医”的一句“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一时间蛊惑了大众，人们怀着美好而简单的愿望，希望就着饭菜就把病防了、身也健了。这两个事例用事实证明了：一是公众的健康素养亟待提高；二是“社会文化”是传承与传播健康素养的重要载体。国内外学者也从不同视角论证了社会文化因素对人类健康具有泛影响性、累积性、交互作用等特征。

如何充分运用“社会文化”这个载体去提升公众的健康素养呢？一要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良好的舆论环境是公众不断增强健康素养助推器[14]。应发挥传媒的宣传效果，借助大众传媒的影响力，开展健康知识的普及和宣传活动，使公众在轻松愉快的形式中不知不觉地得到健康知识的灌输。二要倡导一种“让健康走进生活”的新理念。让健康知识走进公众生活，让公众增强健康意识，使公众成为传播健康知识的主体，让健康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文化、一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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